大国崛起中国精选(九篇)
第1篇：大国崛起中国范文
中国必须是依法治理的中国，司法无权威，法院无地位，就无法显示和验证中国国力的强大。田成有所论述并非抽象的理论问题，而是现实的发展问题：一条大国崛起中的借鉴西方法治精髓、又沿袭本土人伦智慧的法治之路。
中国是个正在崛起中的大国，大国必须实现依法治国的方略、理路，法治必须在国家中有统一、尊严、权威，法律必须在国家和社会的治理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否则，中国就不能算真正的大国，中国的崛起也不是真正的崛起。
法治最早源于西方古罗马，而中国并没有民主法治的传统。自鸦片战争以来，一些仁人志士为了改变国家和民族的苦难命运，一直在思考学习西方的法律，并试图将近代西方国家的法治模式移植到中国。由此，中国的法治走向从一开始就受到西方法律文化、法治观念和司法制度的深刻影响。
法律传统的虚无和法制建设的落后，令很多人产生了一种西化情结：“自不如人，甘拜下风”，这成了一种思维的定势和习惯，从而大量引进西方先进的法律制度、法治思想和运行机制，这种做法曾一度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应该肯定，对西方国家的法律经验、制度和措施的吸收、融合、借鉴和移植，的确大大促进了我国立法和执法水平的提高，西方的法治模式和法律文化成果对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发挥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钱穆老先生曾说：“我认为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自生。纵使有些可以从国外移来，也必然先与其本国传统，有一番融和媾通，才能真实发生相当的作用。过分强调西方法治的优点，对其弊端注意不够或者视而不见，以膜拜的态度来仰视西方法律，以批判的、自卑的心态来对待本国法制实践，这样的心态搞不好法治，对本土法律资源或司法实践喜欢用挑剔、批判的眼光去看待，对其优点和精华欠缺总结、挖掘与转化，这样的做法也搞不好法治。”
忽视对不同国家具体情况的背景和历史考察，忽视对特定的法律传统、社会条件和文化基础的差异把握，忽视因西法移植的水土不服而给中国法制进程所造成的窘境，中国法治发展的最终后果只会是制度移植，却少社会根基；只能机械模仿，却无整体共进；只有先进理念，却缺民众基础。
法律发展的背后，一定存在着制约它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因素。梁漱溟先生曾说，中国自秦代以来两千多年的社会几乎停滞不前，未像西方那样衍生出现代科学、经济、民主等，但国家仍屹立不倒。在他看来，这实在是中国文化之功。中国传统法文化中的情理、道德，作为五千年的文明智慧结晶，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丧失其合理性，因其渗透着的深邃的人伦智慧，体现的民族美德更具有世界性、人类性意义。
脱离中国的国情和实际，脱离中国的传统，对法律发展的自然演化过程、文化底蕴视而不见，而只致力于西方法律的“移植”“克隆”，这根本行不通。按西方人的要求和模式去从事中国的法制建设，企图依靠其他民族或国家的法律来脱胎换骨，完全照搬、移植西方的法律，不仅不会被人看好，在感情上也更让人难以接受。亦步亦趋地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失却了自己文化的主体性，那就注定要付出代价，没有出路。
中国不仅是发展中的大国，而且是崛起中的大国，对于这样一个正在急剧转型的大国，忽略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精髓，会使法治失去中国根本、历史基础和文化前提。正在崛起的中国必须是依法治理的中国，司法无权威，法院无地位，就无法显示和验证中国国力的强大。中国的法治之路不一定非要尾着西方跑，也不一定非要从西方找到灵感。如果对中国司法与传统的法律文化、社会经济、政治的综合关联性及司法制度变迁背后的历史逻辑吃不透，或对西方的司法制度充满迷信和崇拜，又或者对西方司法制度运行的历史背景及其演进过程思考不深，从而迷糊了本国的现实真相，那么对当下的历史、现实和国情就会拿不准，法治的发展道路也将会行偏走歪。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在加入WTO之后，中国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改革，不仅引致了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当今世界政治的基本格局。如今，中国国内的市场总值已经超过日本，名列世界第二；中国当前的GDP相当于2000年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荷兰七国的GDP之和。经济之崛起，国力之强大，已取得了举世瞩目和不容置疑的伟大成就。然而目前中国司法公信不高，权威不足，法治的进步远不如经济的进展。如果让法治与经济一样腾飞出彩，既是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和责任，也是一个需要我们在发展的过程中轻GDP、重法治转型的新的思考方向。
处在历史变革、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伟大时代，国家和人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对法治提出如此广泛、如此迫切的要求和希望。与历史上的任何时期相比，中国的法治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机会。解决和回应转型期中国社会出现的新问题，无论如何都要推动法治建设，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坚决维护国家法治的统一、尊严、权威。法院要多一些历史的视角、开放的气度和全球的思维，保持从容、大气的心态去审视、去推进。司法有权威，法治才有地位；法官有地位，法治才有尊严；中国有担当，对全球才有所作为有所贡献。
第2篇：大国崛起中国范文
入世后，外贸额从2001年的5000亿美元到2006年超过1．5万亿美元；出口市场从以美国、日本、东亚和西欧为主扩展到拉美、非洲、中东和中亚，在全世界铺开；从吸收外资进入到中国企业走出去；在国际事务中成为积极参与的利益相关者。即使从《大国崛起》的播放本身看，中国主流社会终于以更正面的眼光接受、了解中国之外的世界。相对晚清之前的中国，甚至跟1980年代相比，今天的中国已是世界上一个举足轻重的成员。
过去5年的成就当然可以列出很多，但在这里我们不妨把视角放在中国所面对的未来世界。在中国进一步走进世界之时，挑战是必然的。那么，今天的世界跟过去28年有什么差别?外贸格局有哪些变化?哪些因素会阻挡中国的进程?中国的国际理念到底应该是什么?
自由贸易理念面对挑战
随着中国出口市场的扩大，国际阻力和国内压力同时在上升，贸易保护主义在国际和国内都呈抬头趋势，最近多哈回合谈判失败，重新控制美国参众两院，西欧失业率上升；在中国，2006年围绕国家经济安全争论的再现，这些都是对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挑战。但是，中国的就业压力不仅要求保住现有的国际出口市场的份额，而且必须扩大外部市场，必须有更自由的国际与国内贸易环境，否则，在内需难以上升的情况下，连现存的制造业以及相关行业的就业都难以保住。
当然，如何向世人解释自由贸易的好处，这本身是中国政府面对的永久挑战，在国内外都如此。比如，不只是在中国、美国和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抱怨全球贸易对他们的影响，而且连一直靠国际贸易谋生的香港地区也都有人抱怨全球化给世界带来的不平衡。2006年5月在香港的一次会议上，笔者跟一位叫热娜的耶鲁大学校友聊全球化的问题，热娜女士50岁出头，她在香港做基金经理20年左右，身在全球化的前沿行业。但，她对全球化非常不满，说全球化只是让西方受益(当然，西方人会认为他们也是全球化的受害者，说他们因全球化失去工作，等等，那又是一个话题)，而没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好处。我要她举例说明，哪些国家没有从全球化中受益。
热娜女士举的第一个例子是柬埔寨，说柬埔寨根本没有因全球化而使其处境改善。我说，柬埔寨的遭遇正好说明全球化的好处，因为是柬埔寨选择不参与全球化，所以柬埔寨没有发展，继续在中世纪社会中挣扎，而中国的经济在腾飞。
热娜女士的第二个例子是中东国家，说中东国家的石油被这么便宜地卖给了西方国家，所以他们在全球化中吃大亏。我说，正好相反，这恰恰证明了中东国家从全球贸易中得到太多好处，因为如果不是西方从16世纪开始的跨国贸易，如果不是从18世纪末开始的工业革命，储存在中东地下的油怎么会那么值钱，一桶油值60多美元?而中国地下的水和其他东西则几乎一文不值，中国要靠制造业打工才能赚钱，而且是赚那么一点薄利?!从这个角度讲，中国、印度、韩国人才更应该抱怨，这些国家的人要那么辛苦才赚一点钱，而中东人几乎什么都不必做却这么富!
“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这句大白话真是再确切不过了。贸易的好处这么难以理解，这当然不是新鲜事，我们中国人抑商几千年，原因也是总认为市场交易是零和博弈，买方赚的必然是卖方亏的，反之亦然。如果要说我们对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好处已有共识，对西方给中国的贡献也有共识。那么，中国从全球化中得到的好处有多少呢?这种好处当然很难精确量化，最简单的办法是看一些大的变化。
今天中国需要一个全球自由贸易环境，我们面对的挑战跟1800年英国面对的一样：一方面需要从国外进口各种资源，另一方面要继续开发海外出口市场。再者，中国跟当年的英国一样，也已积累了相当的经济实力，有能力面对国际竞争。不同的是当年英国的出口压力是由于新的机械化大生产所致，它的人口很少，需要国际市场购买其工业产出；而中国是由于有世界上最大的廉价劳动力。仅仅为了解决就业问题，中国也必须保证有极大的出口市场。
如今，美国已是世界经济最强，从某种意义上讲，它需要做的是守住其经济地位，甚至可以在某些行业或企业中采用贸易保护政策，这也不一定对其经济有太多伤害；而中国则不同，中国有了目前的实力之后，更应该希望其他国家都开放，自己当然要坚持开放，“己所不欲，勿施与人”。
中国应该以自由贸易定义未来的外交政策，寻求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域，跟东南亚、刚刚跟巴基斯坦签署的自由贸易协议就是一个极好的起点。只有这样，中国的经济才能进一步增长，也才能在国际竞争中磨炼出真正有实力的中国企业，并在国内进一步推动有利于市场持续发展的制度变革。
中国企业在走出去
2001年入世后最大的变化之一应该是中国企业走出去，在海外投资并购，2000年时中国的境外并购额为18亿美元，2004年为48亿美元，2005年62亿美元，2006年要超过140亿美元。在海外并购规模上，200；5年之前没有一个项目超过10亿美元，而过去一年时间里有4个超过10亿美元，尽管中海油对尤尼科的收购不成功。2002年前的并购90％以上在能源和资源行业，但现在不到一半在这些行业，制造业、电信和零售业也在并购范围之内。在并购结构安排上也有大的变化，以前是中国公司独资现金收购，而且喜欢收购100％的股权，但现在也开始用中国公司的股权作部分支付(比如，联想收购IBM个人电脑就如此)，海尔虽然收购美国的梅泰戈公司未成，但其创意较大，当时有美国两家私人股权基金参股一起收购，这些结构创新不仅在管理经验、资金以及风险分摊方面帮助中国企业，而且对于在美国或其他目标国的政治攻关以及文化方面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这些安排可以大大增加中国公司海外并购的成功概率。这些新趋势象征着中国公司的海外并购正在走向成熟。
不过，虽然1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正等着被投资使用，中国公司的海外路还很漫长，全国2006年才有140多亿美元的海外并购，中国企业成为有规模的跨国公司还需些时日。但是，过去两年中国企业的海外经历已足以显示出中国正面临的挑战。首先，中国目前有足够规模出去的还是 国有企业或国有背景企业，而且银行都是国有的。从2005年中海油收购尤尼科的争论中看到，这给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政客提供了将中国企业的收购运作政治化的理由，他们指控这种并购非商业行为，而是企业作为国家人的国家行为。解决这一挑战的办法有几个，其一是进一步将国营企业民营化，这本来也是中国的国策，只是进程应加快；通过政府建立专项基金以贷款形式支持民营企业走出去，最近要成立的50亿美元非洲发展基金就是一个好开端，其他专项基金也可出台。
因此，政治文明是从根本上提升中国国际软实力的办法，除此之外，其他的运作都难以改变中国国际形象的基本面，政治价值上的趋同也是人类的必然趋势。这跟封闭时期的中国不一样，那时不管中国有什么制度、是怎样行使权力的，对别国人来说只有道义上的兴趣，但没有直接涉及别国利益。可今天不仅有道义上的兴趣，其他国家更有直接相关的利益。
中国金融业的开放
中国金融业在逐渐对外开放，金融企业也在寻求海外机会。在银行业，经过几年改制，交通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在近三年分别在香港上市，以此带功国有银行的根本性结构改革，提升它们的商业化程度、效率和竞争力。深发、浦发、广发等银行也相继引入海外战略投资者，以改变管理层格局和银行经营风格。基金管理业、保险业、证券业通过合资形式引入境外合作伙伴，将国际基金、保险、证券业的商业模式带入中国，加快中国相关行业的发展速度。这些举措也并非没有争议，但是，即使是在改制、在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过程中中国要付出一些代价，如果在发展时间和速度上中国能赢得时间、快速提升中国金融企业的竞争力，这种代价当然值得。
在通过引进境外合作伙伴加快中国境内金融业和证券市场发展的同时，中国利用境外资本市场的速度和程度也在2001年后有很大改变。2001年中国企业从资本市场上市融资1251亿美元，其中从香港股市融资8，5亿美元。在2002年共融资961亿，其中从香港股市融资22亿美元。在2003年共融资1357亿，其中从香港股市融资65亿美元。在2004年共融资4361亿元，其中从香港和美国股市融资452亿美元。2005和2006年，境外融资的占比超过85％。
由此我们看到，在境内股市加快发展的同时，中国企业不能坐等，创业者也不能等境内资本市场发达了再说。从现代化程度上，日益上升的金融开放度让中国企业能搭上香港、美国已发达的资本市场的便车。我们知道，发展资本市场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社会成本极高，让中国企业更多、更快进入国际资本市场融资的机会可大大加快中国企业商业模式的转变，加速提升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特别是在境内股市优先照顾国企上市、对民营企业不太开放的情况下，给私人企业境外上市的机会尤为重要。
给中国企业、创业者提供更多境外上市机会的意义在哪里呢?其意义远非只是给他们提供融资机会，实际上，股权市场有着鼓励国人特别是年轻人的创业精神、开拓全新的创业文化的根本性作用。如果能到活跃的股权交易市场上市，创业者不仅能立即发现财富的价值，而且如果他们想要，还可随时变现一部分、甚至全部。这种加快了的财富实现手段不仅催生了美国过去一百多年的创业、创新文化，而且也正在改变中国的创业创新景象。如果没有股票市场这一加快财富实现速度这样的机器，美国不可能有20多岁就成亿万富翁的盖茨、戴尔等等这样神话般的财富故事，过去100多年里是一个个这样的故事激发了千千万万个美国年轻人去创新、去创业，美国人的创新精神不是天生的，而是靠股市激励出来的。
也正因为中国创业者在过去几年也能到美国、到香港上市，才有了33岁成为亿万美元富翁的江南春、57岁成为亿万美元富翁的李彦宏，还有施正荣、张朝阳、沈南鹏等等新一代中国财富故事，他们是中国经济的未来。如果没有到境外上市的机会，不仅仅他们的亿万财富可能要许多代才能实现，也可能永远实现不了，更不可能激励千千万万个中国年轻人去挖空心思想去创业、去创新，他们都想试一试。自主知识产权就是这样创造出来的。
在刚播出的《大国崛起》中，我们看到德国、前苏联也崛起过，跟美国、英国式的崛起相比，前者靠的是银行，而且是国有银行和国有制，不是像美国、英国那样靠民间自由的资本市场，结果是德国和前苏联的科技创新都用于军事，用于发展对世界有破坏性的国力上。尽管当年苏联的科技也很强，但到今天我们见不到前苏联留下的任何科技，他们的科技没有提升人类的生产力，也没有帮助改善人们的生活。
以史为鉴，我们要避免德国、前苏联的故事在中国重演，进一步让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向民营投资者开放，建立良序的民间资本市场(而不是国有控制的金融体系)，也进一步把境外资本市场对中国企业开放，这是避免那些坏的历史故事在中国重演的具体步伐。
中国的希望
第3篇：大国崛起中国范文
阎教授既有知识分子的清高，又在意自己的观点对政策的影响。他曾说，不当官并不等于不想改变政府的政策。他不介意成为政府的智囊，一份承担社会责任的工作，比学术研究的社会意义更大。
作为国际关系学界的著名学者，他曾成功预测1998年巴基斯坦核试验，2000年下台和当选、连任。他坦言预测是让自己享受的过程，像玩股票又像天气预报。在清华大学，阎学通建立了一个定量预测小组，在双边关系定量衡量方面，已经处于世界先进水平。
阎教授语言犀利、观点鲜明，在表达政治立场方面从不随波逐流。在他看来，一个学者若是没有倾向性，要么是学术底气不足，对事件判断没有把握；要么是政治上患得患失。他不怕犯错，会为个别预测错误道歉，对国际形势预测乐此不疲。
2013年7月，阎学通新书《历史的惯性——未来十年的中国与世界》出版，他又做了一次大胆预测——10年内中国将成为一个标准的世界超级大国，2023年世界上将有中美两个超级大国，这将改变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世界上只有一个超级大国的格局。
如果预言成真，意味着到2023年，中国的对外战略将完成从地区大国战略向全球性大国战略的转移。这样的战略转移，需要中国如何转向？且听阎教授慢慢道来——
中国成为超级大国，恐怕十年都用不到
《中国青年》：你在《历史的惯性》里预测，2023年有可能形成中美两超的国际格局。这个预测振奋人心，对于预测者也会有风险，因为十年毕竟不算长，书出版已经半年，你对于自己在书中的预测是更有谱呢，还是有一丝担心？
阎学通：半年时间里发生的所有国际事件，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否定这本书预测的方向。而且，外部世界对于中国将在十年内成为超级大国的看法，比我还要乐观。一个中东学者对我说，中国不是将来成为超级大国，而是已经成为超级大国。《参考消息》翻译过来的国外媒体的文章，越来越多使用的词汇是，新超级大国。
《中国青年》：这个预测基于怎样的科学判断？
阎学通：2012年中国的综合实力已经超过美国的1/3，这意味着只要中国综合实力的增长速度是美国3倍，中美之间的综合实力差距就会缩小。未来十年，如果美国经济年增长率为2%左右，中国为7.5%以上，那么到2023年底，美国的GDP将为19万亿美元，中国的GDP按照目前的汇率计算为17万亿美元，按当年汇率计算将超过美国。
当然，国家的实力不仅表现在经济实力，还表现在政治、安全和文化。到2023年，中国经济实力可能达到美国的水平，但军事实力、文化实力难以赶上美国，中国无法全面超越美国。不过，今后十年中国改革力度大于美国的状态不会改变，因而2023年可能形成中美两极的国际格局。
我写这本书的时候，还没人能够想到中国的航母能到南海进行演习，发生中美军舰对峙，迫使美国军舰转向；没有人会想到中国宣布识别区，美国同意其民航向中国报飞；没有人能够想到美国政府会接受“新型大国关系”这个概念，去年11月，美国安全事务助理赖斯正式使用这个词汇，描绘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所有这些，在半年之前看，人们感觉都是不可能的。
《中国青年》：说到中美南海对峙，在你预测的中美关系中，这样的事件是一个可以忽略的细节，还是一个强烈的信号？
阎学通：它不是一个强烈的信号，将来这种事情会经常发生，中美之间的冲突、摩擦只会越来越多。很多人关注的都是这次对峙，他们没有关注事情积极的一面。双方对峙之后，居然在500米距离没有发生碰撞，后来美防长又说只差91米。对于大型军舰来说，这是个非常近的距离。其实，这次事件最值得讨论的不是对峙，而是居然双方没撞上。
《中国青年》：没撞上，是不是彼此心中都有底线的？
阎学通：不是，是说明中美建立竞争但不全面对抗的关系是有可能的。未来十年，中美的假朋友关系有可能会终结，变成真对手。冲突是必然的，会经常发生，关键看双方能不能管控冲突，能不能使冲突不发展成为全面军事对抗。
从韬光养晦到奋发有为，突破崛起困境
《中国青年》：随着崛起，中国面临的威胁会更严重，会有哪些困境在制约着中国？
阎学通：主要是崛起困境。随着实力增长，国际体系的压力会越来越大，中国的海外利益从经济领域向非经济领域扩散，安全利益和政治利益面临的威胁会越来越大。
要克服崛起困境，就得像在周边外交工作讲话中说到的，要采取奋发有为的外交政策，也就是说外交政策要由过去回避冲突转向利用冲突、从等待机遇转向创造机遇，从适应国际环境向塑造国际环境转变。国际环境是变化的，崛起困境决定了外部环境的自然变化是困难越来越多，因此战略机遇是维持不住的，只能靠我们自己去争取。
《中国青年》：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曾经这样说中国，“那个躲在树后面的大象再也藏不下去了”，下一个十年，中国要扮演怎样的全球角色？
阎学通：中国不要考虑自己要扮演什么角色。中国应考虑的是制定外交政策要符合自己的地位。外交政策符合自己的地位，才能最有效地维护国家利益。制定超过或低于自己实力地位的政策，都是不利的。很多人以为，应制定一个弱国的外交政策，来维护一个强国的国家利益。韬光养晦这个策略曾经是有效的，现在已经不适用了，继续坚持就成了错误。
关于今后的外交，要改变那种靠不承担或少承担国际责任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的想法。这个想法是不可能达到目的，而且会害了自己。对所有大国来说，能否保持国际地位与国际责任之间的平衡，与其国际环境的好坏基本是正相关的。一个完全不承担国际责任的大国，它的国际环境一定是极差的，它是不受别国欢迎的。一个承担超过自己实力的国际责任的国家，他受欢迎的结果将是伤害自己的利益。维持两者之间的一致最重要。
《中国青年》：制定符合实力的政策，当前，中国的外交政策需要有哪些改变？
阎学通：的周边外交工作会议讲话非常明确，我们的外交政策的目标是服务于实现民族复兴。这不同于经济建设，其政治原则是交友而不是扩大海外经济利益。他还提出了惠及周边的原则，这不是和周边国家搞经济平等互利。
这就要求我们的外交政策由经济导向转为政治导向，把战略信誉和政治影响力而不是经济利益作为首要考虑。
《中国青年》：由韬光养晦到奋发有为，这样的转变会有哪些困难？
阎学通：只要思想观念改变了，没有什么困难。韬光养晦造成了外交领域中无过就是功思想，维持现状就可以了，而奋发有为的标准是无功就是过。要改变现有环境，要把不利环境变成有利环境。思想观念不变，就会觉得难度很大。思想观念变了，外交工作人员都主动改革创新，就没什么难的了。
例如，把安倍参拜靖国神社使中日关系无法改善的环境利用起来，在全球范围宣传日本二战罪行，唤起全世界对安倍政策的警惕，并借此加强与俄韩的战略合作，强化日美同盟的不正义性。这就是利用冲突和创造机遇。
《中国青年》：就你的观察，十以来，中国外交已经有了哪些看得见的改变？
阎学通：十之后，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理论思想，一个是中国梦的政治思想，一个是正确义利观的外交思想，还有一个越前进困难越多的哲学思想。这些思想和韬光养晦的思想不同。
韬光养晦的理论思想是，将来强大了，问题就好解决了。这观点显然不符合客观世界，因为国家越强大面临的困难会越多、越难以解决，而非相反。两极格局的趋势意味着国际体系压力会越来越大，因此才有主动塑造国际环境的战略，而不是等着国际环境的自然改变。
将来国际关系的好与坏，取决于我们塑造成什么样。我们主动去塑造，才有可能变好，不主动塑造，百分之百只能变坏。
比自我膨胀更严重的是缺乏自信
《中国青年》：转回头来看国内，十年之内成为超级大国，似乎短板不少，贫困、教育、科技、腐败，你在书中说，只要中国政府能够有效抑制官僚腐败，尽管问题不少，仍有可能成为超级大国。为何如此强调抑制腐败呢？
阎学通：历史上所有成功崛起的大国，都是在国内问题极其严重的情况下崛起的，而且崛起之后国内问题依然非常严重。美国到上世纪60年代还存在种族歧视问题。目前的基尼系数高、校园安全、枪支泛滥、党派权力之争甚至导致一些政府部门被迫关闭十多天。
未来十年，中美都会面临着严重的国内困难。中国面临的是崛起困难，美国面临的是相对衰落的困难。但是，崛起大国有实力迅速增强的优势，可供政府解决国内问题的物质实力呈大幅增长趋势，而美国则是物质实力增长速度远小于困难增长速度。国内困难导致奥巴马无法参加APEC会议，我看还没面临这么大的国内困难。
对于中国来讲，只要能解决腐败，才能保证政府的领导力是强有力的，才能保证改革的持续，中国才能成为超级大国。反之，腐败会导致领导力削弱，改革无法进行，不进行改革中国就成为不了超级大国。中国的腐败不是贪婪型的，而是社会型的腐败，连护士、停车管理员都收红包。如果不治理，改革是推进不下去的。
《中国青年》：这本书出版后也有一些批评声音。很多人的心态是飘忽不确定的，有时候觉得中国很强，有时候又底气不足。
阎学通：在网上，批评是主流，肯定的是少数。批评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对国际关系不懂，以为国内情况决定一国在国际上的地位。第二种是不希望中国好，认为国家强大就得让他们成为百万富翁，他们自己成不了富翁，国家就不应该强大。这些人把国家不强当作自己一事无成的借口，因此担心国家强大，没了借口。
《中国青年》：也有声音说我们成为超级大国，这种预测未免自我膨胀，盲目自信。
阎学通：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自满吗？是萎靡不振、是没有自信。不自信的结果将是以屈辱求和平，以尊严换财富，以失去了血性获得奢靡。现在对中国人来说，是膨胀过度还是萎靡不振？是我们精神要求太高还是物质主义太盛呢？我们缺的是什么呢？在物质主义是主流社会思潮的情况下，我们更需要担心的是自我膨胀还是缺乏自信呢？
《中国青年》：预测国际关系，对国内形势的清晰洞见是前提，能预测未来十年的中国改革图景吗？
阎学通：我很有信心。十年之后的中国，将是现在大多数人想象不到的。我们不能想十年之后的手机是什么样，医保条件是什么样，军队作战能力是什么样，中国的国际地位是什么样。在某种程度上，现在就像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当时谁也想象不到以后的中国能有今天这个地位。邓小平当时也低估了中国崛起的速度，没想到中国GDP能在32年内达到世界第二。
《中国青年》：你用了这么多的“不能想象”，为什么如此有信心？
阎学通：是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写得很清楚，只要那些改革政策都落实了，一定会有非常好的结果。现在我担心的只有一件事，这些政策能否得到实实在在的落实，因为国内抵制改革力量很强大，但我相信知青一代的领导能力。
《中国青年》：你跟这届中央领导同龄，有着相似的知青经历，你觉得你们这代人的特质是什么？
阎学通：我们知青这代人就是永远对国家的进步和发展不满足，希望有生之年国家能崛起，成为超级大国。这跟我们的上一辈和下一辈都不一样。上一辈认为他们自己赶不上看到国家实现崛起的那一天。下一辈中的多数不在乎国家能否成为超级大国。我们这一代人则是盼望在自己活着的时候看到中国成为超级大国。
《中国青年》：你们是家国情怀比较重的一代。
阎学通：这跟我们上山下乡的经历有关系。我们看到老百姓有多么困苦，我们知道奋斗是多么重要，改革开放让我们知道，只要去干，就能改变这个世界，改变命运。我们这代没有依靠别人的想法，但随时准备被别人依靠。胆大、有毅力和生存能力强是这代人的集体特征。
《中国青年》：刚才你说你的下一代不在乎国家崛起，你的感觉中80后这代人在乎什么？
阎学通：我觉得很奇怪，不能理解为什么下一代会认为国家好与坏与他们自己无关。这应该是教育的失败。知青这一代不管个人持什么样的政治立场，他们很少有人认为国家强弱与自己无关的。也许知青一代的世界观是责任重于享乐，而现在很多年轻人是享乐重于责任，很多人连对自己家庭都不愿意负责任，别说国家了。
第4篇：大国崛起中国范文
作者简介：常胜泽（1986-），男，山东淄博人，南京大学政治学院硕士生。
摘 要：2010年的英国议会大选出现了一个极富历史意义的结果――“悬浮议会”与联合政府的出现。二战之后尤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国中产阶级的崛起是导致本次大选出现这一结果的最重要的原因。具体而言，英国中产阶级的崛起引起了政党趋同现象和政策性投票模式的加强，这两者的共同作用促使大选出现了如此特殊的结果。而二者要发挥作用必须要以英国特殊选举制度下选民对两大党的“偏爱”为前提。
关键词：2010年英国大选；大党情结；中产阶级崛起；政党趋同；政策性投票
中图分类号：D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2）02－0022－06
2010年英国议会大选的结果颇为“奇特”：一方面连续执政13年的工党在本次大选中下台；另一方面，大选之后出现了自1974年以来的首个“悬浮议会”（即在本次大选中工党、保守党和自民党均未获得议会下院过半数的席位，不能单独组阁），并产生了由保守党和自民党组成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首个联合政府。本文认为，英国中产阶级崛起所引发的一系列“化学反应”是此特殊结果最重要的原因，但这一切都要以英国特殊的选举制度下选民的“大党情结”为前提。
一、英国特殊选举制度下选民的“大党情结” 英国是世界上首创议会制的国家，其议会被称为“议会之母”，也是世界上最早实行选举制的国家。早在12世纪初威斯敏斯特立法就有了关于选举原则的宪法性规定。英国议会一直以来都实行两院制，分为上院和下院。其中，上院议员不经过选举产生,而是由具有贵族身份的人组成，其中一部分议员是执政党政府建议英女王授封的终身贵族，另一部分则是世袭贵族。因此，议会上院又被称为贵族院。而所谓的议会选举实际上是议会下院议员的选举。
按照英国宪法惯例，议会下院议员选举每五年举行一次。英国议会选举所实行的制度叫做单一选区相对多数制或简单多数制，又被称为小选区制和简单多数代表制相结合的制度。这种小选区制将全国划分为650个选区,650名议员议会下院。每逢议会大选,英国工党、保守党、自由三个主要政党以及参加竞选的部分小党便在这650个选区确定自己党派的议员候选人，然后逐个争夺每一个选区的议席。下议院选举的原则是“每一个选区只能选出一个议员，每一个选区都有数目相等的选民，每一个选民只能投一票给一个候选人，每一个选民都有平等的选举权”。概言之，“一人，一票，一价”。选举采用的计票方法是“简单多数票当选”，即在这个选区内获得最多数票（不必超过全部选票的半数）的候选人当选为本选区的下议院议员，其所在政党获得本选区议席。最终获得下院过半数席位的政党为执政党，获得次多数席位的政党依法成为反对党。这种选举的计数方法被称为“赢者全得”，是有利于大党的一种计数规则。根据著名的“迪韦尔热定律”，在简单多数当选原则的影响下，由于“机械效应”和“心理效应”的作用，在选举中选民往往倾向于把手中的选票投给实力最强的两个政党，而不愿意浪费自己的选票去投其他小党派[1]（pp240256。数百年来，英国选民对两大党的这种“偏爱”几乎没有改变。虽然2010年的大选出现了背离“迪韦尔热定律”的结果，但是选民“偏爱”两大党的倾向并没有改变：在2010年大选中，保守党、工党和自民党的最终得票率分别为36%、29%和23%，其他小党得票率总共不足14%，显而易见，保守党和工党这两大政党依然是获得选票最多的党派。因此我们可以说英国的选民有一种“大党情结”，这正是本文立论的前提，中产阶级崛起所产生的一系列反应对本次大选的影响正是在这一前提下才得以发挥作用的。
二、中产阶级崛起
“我们没有预见到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不仅对政党的政治行为，而且对政党自身的性质都产生了直接的冲击……今天的政党已经与几十年前的政党完全不一样了。”[2]拉帕隆帕拉的这段话为我们清晰地揭示了社会变迁对政党政治的深刻影响。但是，实际上社会变迁对政党政治的影响是间接的。20世纪以来，急剧且广泛的社会变迁使英国的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在社会科学方面首先表现为英国社会结构的重组，而社会结构的重组又直接地表现为阶级结构的变化。在英国，阶级结构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工人阶级力量的下降和新兴中产阶级的崛起。
绝大多数学者认为，英国的中产阶级形成于18世纪后叶和19世纪早期[3]，其迅速的发展壮大却是从二战后的50年代开始的，至今方兴未艾。与之相随的是，工人阶级的力量逐渐下降，而大资产阶级基本没有什么变化，“战后以来,英国的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最突出的两点：其一是传统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即产业工人)的人数相对减少；英国选民中工人阶级所占的比重，1964年时为47%，到1983年时降为34%；其二是……中间阶级或阶层日益庞大”[4]。“如果说19世纪和20世纪初英国社会阶级结构是极少数富人高高在上，少数人是中等收入，绝大多数人为无产阶级的三角形结构的话……20世纪50年代后,由于中产阶级的加强,使这一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大资产阶级人数未变,但无产阶级人数大大减少,中产阶级人数大大增加……”。“英国中产阶级1870年时占全国人口的15%左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按照白领阶层“中产阶级化的标准，到1970年，英国人口中已约有55%的人属于这一阶级，发展很快”[5]。另外，收入水平和职业在一定程度上也被作为衡量中产阶级力量壮大的依据。据英国“‘关税总署’统计，2004-2005年，该国纳税人总数约3027万，其中年收入在15000英镑以上的中间收入阶层人数达到1672万，为全部纳税人的5525%”；而“如果以专业人员、职员和技术工人作为中产阶级，那么他们在就业人员中的人数比重从1968年的615％上升到1986年的66.2％，而如果把专业人员、职员和经理及主管等非体力劳动者都作为中产阶级，那么中产阶级的人数比重从1968年3359%上升到1997年的65％左右”[6]。
由此看来，二战后的英国正在形成一种以中产阶级的力量为主，辅之以工人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两头小、中间大的阶级结构，这一变化趋势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尤为迅猛。中产阶级的崛起对英国的政党政治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它又到底是如何对2010年的大选结果产生影响？笔者认为，英国中产阶级的崛起导致了政党趋同和政策性投票模式这两种现象的出现和增强，此二者的共同作用是2010年大选出现特殊结果的最重要原因。
三、政党趋同
由于“从产生的那一天起，阶级与政治就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阶级问题归根到底是政治问题，政治在阶级分析中一直具有核心地位”[7]（p236)，阶级结构的变化，尤其是中产阶级的强势崛起无疑对英国两党政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直接表现被称为“政党趋同”，政党趋同具体又体现为英国两大政党的阶级基础、政策主张和竞选纲领以及政治意识形态的趋同。
（一）阶级基础的趋同
二战后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后的英国正在形成一种以中产阶级的力量为主，辅之以工人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形阶级结构。这种变化倾向严重地冲击了英国政党政治原有的阶级基础格局。
第一，工党的阶级基础发生了很大的转变。1959年的大选，81%的体力劳动者支持工党，1964年体力劳动者对工党的支持率达82%……1959年大选非体力工作者支持保守党的达57%，1966年上升为60%，1970年仍达57%[8]。也就是说，20世纪前六十年，中等及以上阶级偏向于支持保守党，工人阶级偏向于支持工党。截至20世纪70年代，由于这种稳定的阶级基础，两大政党都有自己的“基础选票”或者“安全选票”，历届大选基本被它们所掌控。但是后来工人阶级不断萎缩，“为工党支持基础的庞大的工人阶级队伍日渐分裂，越来越多富裕起来的工人成为新的中间阶层”[9]（p150）；“1961年测验显示：40％工人自称中产阶级，他们比自称工人阶级的工人更喜欢投保守党的票[10](p228)。”这样一来，以往仅仅依靠传统的工人阶级选民来赢得大选的工党尝到了前所未有的苦果――1979、1983、1987和1990年4次大选失败，连续在野18年。痛定思痛，工党逐渐认识到了争取到日益庞大的中产阶级乃至资产阶级支持的重要性，于是开始了由“阶级的政党”向“包括一切人的政党”的转型之路[11]。为此，工党实行了一系列吸引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利益的政策，尤其是布莱尔上台之后，强调要走“第三条道路”，在“新工党”的口号下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甚至力排众议，废除了工程第四条关于公有制的内容，主动向私有化靠拢等①。工党实施的一系列措施确实使它赢得了中产阶级甚至资产阶级的支持，结果便是1997年工党重新赢得大选并连续执政13年。工党的转型也从事实上使得它不再是那个仅代表工人阶级的旧工党，而是逐步转变为了一个“跨越民族、跨越阶级、跨越政治界限”的“多数人的党”[12]（p474)，阶级基础彻底地改变了。
第二，就保守党而言，虽然它与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是工党争取中产阶级支持的一系列举措抢走了原本支持它的很大一部分选民，导致了它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数次大选的失败。1997年后，由于保守党提不出有价值、有别于工党的政治理念和政策主张，党内矛盾又不断加剧，致使其连续在野13年。这使得保守党逐渐地认识到了英国阶级结构变化的问题。于是，保守党也开始了由“阶级的党”向“包括一切人的党”的转型。它不再把眼光局限于原本的大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身上（但仍然以争取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支持为主），开始实施一系列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政策（例如实行同工党一致的福利国家政策），以图争取支持。保守党的政策也确实赢得了工人阶级的认同，因此，阶级基础也发生了变化。
事实上，中产阶级日益发展壮大，为了争取这一阶级在选举中的支持，英国两大传统政党都进行了由“阶级的政党”；转向“包括一切人的政党”，致使它们的阶级基础出现了明显的“中间化”――工党的阶级基础由原本单一的工人阶级扩展为现在的工人阶级、中产阶级乃至资产阶级，保守党的阶级基础则由原本的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扩展为现在的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至此，“英语各国中，政党关系遵循阶级划分的强烈程度唯英国第一”的历史再也无法挽回了。
(二）政策和竞选纲领的趋同
中产阶级迅猛壮大、人数众多，是一个“难以形成自己阶级意识形态”或者说“阶级意识相对薄弱”的阶级，他们倾向于实用主义，选举只针对政党的竞选纲领和具体政策进行投票。为了争取他们的支持，两大党都倾向于实行一些符合他们利益的“中间化”倾向的政策和纲领。而这种“中间化”的倾向进一步表现为两大党政策和竞选纲领的趋同。
实际上，从二战结束至今，西方国家的主要执政党在政治、经济等政策上都出现了不断趋同的现象，英国只不过是较为典型的其中之一罢了。概言之，英国两大党的政策趋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两党的政策都出现了向对方倾斜的趋势。二是两党政权交接后政策的连续性。“每次政权交接后，执政党一般不会轻易抛弃上届政府的政策，而是以继承为主，还重提很多上届政府因大选暂时搁置的议案。例如1945年工党政府的外交、防务、经济、移民、治安、教育、福利、非殖民地化等政策，就为后来的保守党政府所继承。1970年的保守党政府重提了上届工党政府搁置的23项议案中的14项。此后的工党政府则重提了被保守党政府搁置的22项中的15项。”[10]（p222)
除了在执政时的政策主张趋向于一致外，两大党在每次大选中的竞选纲领也渐显趋同。2010年大选中，保守党和工党的竞选纲领不论是在经济、国民保健、社会治安方面，还是在教育、能源以及对欧盟的态度方面，即使谈不上相差无几，也可谓异曲同工。正如费多洛夫所言：“……保守党和工党纲领的许多论点实际上是毫无区别的……两党纲领的区别，往往在于：它们为了达到目的所采取的方式不同。”[13]（pp113114)
当然，两党政策和纲领的趋同并不是它们公开协商达成一致的结果，相反，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彼此消极默许、“心照不宣”地奉行某种共同的指导原则的结果，是两党为了争夺执政权，对当时占有主导地位的政治主张和治理框架被迫认同的结果。
（三）政治意识形态的趋同
“至少从柏拉图时代开始，政治观念就在政治学研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据说，观念具备改变我们这个世界的能力。与一种正当其时、大行其道的观念相比，其他任何事物都会黯然失色、相形见绌[14]（p81)。”在此，考克瑟揭示了政治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政治意识形态实质上就是一定阶级的人们关于政治生活、政治制度、政治关系，包括阶级、国家、政党、政治集团、民族、社团等在政治体系中的地位、作用及其相互关系的观点的总和。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类型主要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法西斯主义等[15]。
一般来说，先有了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认同才有了政党，任何政党的产生和存在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前提；而政党则是政治意识形态的载体，意识形态光谱上的每一种意识形态都可以找到与其相对应的政党。按照政党意识形态光谱分布理论，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位于光谱的左侧，与这两种意识形态相对应的政党被称之为“左翼”政党；保守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位于“右侧”，与这两种意识形态相对应的政党被称之为“右翼”政党；而“自由主义者们（包括英国自由在内）还是处于政治光谱上中间的位置”[14]（p85)。
在英国，由于人们对政治系统的认知、情感、评价存在着相当高的共识性，主流意识形态是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在英国政党政治史上，这三种意识形态明显地与三大党派保守党、工党以及自由相对应――保守党属于信奉保守主义的右翼政党，工党是信奉社会主义的左翼政党，而自民党是信奉自由主义的中间政党。
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迁，二战之后英国两大党的意识形态出现了严重趋同的现象：传统左翼政党工党的意识形态开始向右转，传统右翼政党保守党的意识形态开始向左转。在意识形态的转型中，两党的几位杰出领袖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作为传统左翼政党的工党原本只是代表工人阶级的政党，立志实现社会主义和公有制，意识形态彻底而单一。20世纪中叶，工党的意识形态开始右转。1945-1951年执政的工党政府实行了福利国家和混合经济的“和平革命”政策，意味着工党当时的目标不再是彻底实现公有制，而是渐进地维护和改良之；到了90年代，布莱尔上台之后废除工党第四条关于公有制的规定，更使工党抛弃了工会在意识形态上把持的传统。而保守党在意识形态上的转型开始于20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从那时起保守党不再单纯地维护和发展私有制经济，还开始跟工党一样地实行福利政策，以争取工人阶级的支持。从1997年开始，保守党在政策和意识形态上更加积极地向左转。2005年大卫・卡梅伦当选党魁之后，在党内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使得保守党的政策主张和意识形态进一步趋左。曼特・比奇在分析了卡梅伦到底属于哪一种保守党人后指出，虽然他的理念和价值观仍然属于保守主义的范畴，但是“诸多中间偏右的理念和价值观的混合体……卡梅隆似乎故意要让保守党的政策和观念向左转，以便寻求一种中间立场”[15]。而国内学者也认为“如果说布莱尔完成了工党的中间化，卡梅伦则完成了保守党的中间化过程”[6]。
就这样，在保守党与工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别变得比他们分别同自民党之间的差别还小了。笔者认为，英国两大党意识形态趋同的原因有二：直接原因是两大党为了赢得大选所采取的临时策略；深层原因便是英国阶级结构的变化。
第一，对于政党来说，政治意识形态既是宣扬自己政治信念的工具，也是区别于其他党派的标签。而在选举政治学中，意识形态更被看做是一种争夺政治权力的手段。具体来说，在选举中，在需要彰显与其他党派不同的时候，两大党就会刻意地强调自己的政治意识形态；而在需要求同存异的时刻，两大党也会毫不犹豫地向意识形态光谱的中间倾斜，只不过有时这种倾斜是不自觉的。那么，什么情况才会使得政党采取意识形态向中间倾斜的策略呢？根据安东尼・唐斯的“中间选民理论”，“如果选民了解自己的偏好，也了解候选人的政见和立场，社会比较同质化，没有激烈的意识形态冲突，选民的偏好将呈现单峰形态”③[10]（p229)。就意识形态而言，这种状态下的大部分选民会在意识形态光谱的中间地带游动，他们没有很强的阶级意识和党派认同。而要争取这部分中间选民的支持就意味着两大党的意识形态必须向中间靠拢、向对手靠拢，而向中间靠拢就意味着两党不会标榜太极端的思想和言论，各自的意识形态色彩会越来越淡化。总的来说，二战后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至今的英国基本符合唐斯所说的这种社会同质化、中间选民人数众多、选民对选举知情的状态。因此，两大党不得不将意识形态“中间化”当做竞选手段，这种中间化倾向进一步体现为意识形态的趋同。
第二，英国中产阶级的崛起。中间选民至少绝大多数属于新崛起的中产阶级。也就是说，两党意识形态中间化的竞选手段争取的正是中产阶级的支持。而且中产阶级的强势崛起导致了两大党阶级基础的趋同。事实上，保守党和工党政治意识形态的趋同正是它们阶级基础趋同在思想意识上层建筑方面的表现：传统的左翼政党工党认识到了争取有产阶级，特别是二战以后迅速扩大的中产阶级支持的重要性，不再一味地坚持社会主义信念和政策，因此工党在意识形态方面出现了向右转的倾向；而传统的右翼政党保守党要想获得大选胜利也不能再把自己的立足点仅仅放在少数有钱人身上，而是需要努力争取劳动大众的支持，原先单一的保守主义政策和信念也有所改变，于是我们说它在意识形态上出现了向左转的倾向。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虽然两大党的意识形态都发生了向本党在意识形态光谱上的传统方向的相反方向的转变，但是这种转变的程度不是很高，它们还都没有丧失作为左翼政党和右翼政党的本色。
四、政策性投票模式
像英国大选这样的选举活动都可以简单地看作是由主体和客体共同构成的，其中主体是选民，客体就是政党（或者各选区的候选人），任何结果都是主客体共同作用的结果。2010年英国大选的特殊结果正是选民对各党派进行选择的结果，其中政党趋同只是造成这种结果的客体方面的原因，要想搞清楚到底为何会出现该结果，还需要对主体方面进行分析。笔者认为，主体方面的原因是二战后选民中政策性投票模式的增强。
所谓政策性投票模式，指的是“选民将选票投给政纲最符合他们的政策主张的政党的选举倾向”④[10]。按照时间维度，政策性投票模式在英国选举史上明显出现是在二战之后，它的出现首先表现为选民阶级意识和党派认同度的下降。二战前，英国的阶级结构单一，选民的阶级意识和政党认同度高。但是二战后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选民的政党认同程度明显降低。“研究表明，尽管认为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属于某一政党的选民数量一直保持相当稳定，只从1966年的90％下降为1987年的86％，但是他们的这种隶属感的强度明显降低了……在1964年大选中，有48％的投票人表示自己对某一政党有‘非常强烈’的认同感，但到1987年大选，这一数字降到了23％，下降了整整一倍还多。而表示这种认同感‘不很强烈’的投票人比重，则从1964年的12％上升到1987年29％，几乎提高了一倍半。”[7]（p244)
政治学家克利维的研究证明了政策性投票在英国是确确实实存在着的。他把1974、1979、1983和1987年选民关注的问题和选民对政党的倾向性进行了比较，证明了与选民政策倾向性一致的党派获得了较高的信任分，继而在大选中获胜(见下表)[10]（p229)。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选民党派认同度和阶级意识的减弱呢？换句话说，造成政策性投票模式出现和加强的原因是什么呢？根据上文所阐述的英国中产阶级崛起的一系列问题我们不难联想到，正是因为二战后中产阶级的不断发展壮大，才导致了选民政策性投票现象的出现和加强，因为他们是一个“难以形成自己阶级意识形态”或者说“阶级意识相对薄弱”的阶级，他们没有坚定的政党认同，而是更加倾向于实用主义，在选举中往往只针对政党的竞选纲领和具体政策进行投票。
综上所述，在英国选民数百年未变的“大党情结”的前提下，二战后英国中产阶级崛起引发的政党趋同和政策性投票现象共同发挥作用，促使2010年大选出现了特殊的结果。具体而言，第一，由于选民对实力最大的两党的“偏爱”，无论出现什么样的情况，选民们都更加倾向于把选票投给这两大党。第二，由于政策性投票模式的出现和加强，很大一部分选民不再根据原来的阶级和党派认同来投票，而是根据各政党的具体政策主张和竞选纲领来决定把选票投给哪个党。第三，英国两大政党在阶级基础、意识形态和政策纲领方面的趋同使得它们在选民眼中越来越同质化，使选民变得无从选择或者认为选哪个党都无所谓。在以上三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选票就会倾向于集中在实力最大的两个党手中，同时集中于两大党派手中的选票分布也会变得过于分散化和均匀化。因此，两大党得票率都不高，小党派又“不足为患”，导致没有一个政党能够获得足够的议席来组阁的情况，“悬浮议会”也就出现了⑤。
注释:
①英国工党的章程产生于1917年，1918年年会获得通过，其中第四条集中体现了工党以实现公有制社会为奋斗目标的宗旨。这条规定长期以来被视为党的社会主义象征，同时它也是工党推行国有化和社会福利政策的理论基础。
②广义的意识形态还包括女权主义、无政府主义、环境保护主义等。
③所谓单峰偏好，就是投票者在一系列的备选方案中，最偏好某一个方案，离开这个方案向其他方案变化时，偏好会持续下降，从而选举和投票人的偏好在几何图形上表现为单峰。杨云彪：《公民的选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
④根据政治学家巴特勒和斯托克斯的定义，政策投票有四个前提条件：（1）选民了解选举中所涉及的政策问题；（2）选民自己对这些问题持有确定的态度或意见；（3）选民知道各党对这些问题所持政策的不同；（4）选民投票选举其政策最为符合他们的要求的政党。聂露：《论英国选举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9页。
⑤在此需要说明的是，2010年的英国大选会出现特殊结果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中产阶级崛起及其产生的一系列“反应”只是这些原因的其中之一，仅这一点不足以导致本次大选的特殊结果。本文仅仅是就中产阶级崛起对本次大选的影响进行了浅显的探讨，其他方面的原因不是本文的研究对象，要想搞清楚所有的原因，还需要广大专家学者的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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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大国崛起中国范文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使祖国母亲彻底摆脱了被压迫的境地，中国这头东方睡狮开始慢慢觉醒，但却步履维艰，直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从此改革开放的春风使中华大地再次焕发了活力，中华民族终于踏上了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30年的征程，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30年的沧桑巨变，30年的光辉历程，铸就了一个民族近百年的梦想!改革开放的30年，是中国经济迅速蓬勃的30年!幢幢高楼拔地而起，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1978年到2007年问，中国经济总量迅速扩张，国内生产总值从3645亿元增长至21，0871亿元，增长近60倍!中国的经济成就不仅写在了中国历史之上，也在世界历史上刻下了辉煌的一页，过去25年全球脱贫所得成就中，近70％的成就归功于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是中国社会和谐稳定的30年!自粉碎“”以后，中华民族犹如钢铁长城一般坚不可摧!97年香港回归，99年澳门回归：1998年面对南方历史罕见的特大洪水，2003年面对让人闻风丧胆的非典疫情，2008年面对十几个省份百年不遇的冰雪灾害，中华儿女众志成城，手挽手将一个个磨难阻击在脚下!改革开放的30年。是教育事业稳步发展的30年!1983年，邓小平同志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对世界，面对未来!高考制度恢复之初，全国有570万人参加高考，却仅录取27万名：而到2007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报名人数达到1010万，录取新生达567万名!伴随着教育规模的发展，更有越来越多的中华儿女在世界高精尖人才中占据着日益重要的位置!改革开放的30年是中国航天事业不断创新的30年!从1979年远程火箭发射试验成功，到2003年“神五”升天，首次载人航天飞行成功，再到2005年神舟六号及2008年的神州七号载人航天卫星顺利返回，中国航天人在摸索中让祖国一跃成为航天科技强国!今年初，我国首颗探月卫星“嫦娥一号”发射升空，炎黄子孙的千年奔月梦成为了现实!改革开放的30年，也是我国体育事业蒸蒸日上的30年!从1984年许海峰摘得奥运首枚金牌之后，中华体育健儿奋勇争先：2000年悉尼奥运会，中国代表团收获28枚金牌，取得了金牌榜和奖牌榜均名列第三的佳绩；2004年雅典，中国军团更是将金牌总数扩增到32枚，位列金牌榜第2位!而今年的第29届奥运会大幕在中华大地上拉开，我国奥运健儿勇夺得101枚奖牌，荣登世界第一的好成绩。
改革开放的30年是中华民族更加具有凝聚力的30年，是政府与人民心年心的30年，汶川大地震党和政府与震区人民心连心高层牵挂党和政府在行动党员干部在一线全力以赴抗震救灾风雨同舟，政府爱人民，人民拥护政府。爱国教育的30年!
我们坚信，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必将出现一个又一个辉煌的30年!中华民族的崛起，必将让世界为我们自豪，我也希望大家能够说出这30年来，大家自己以及身边发生的变化。
第6篇：大国崛起中国范文
关键词：1000家大银行；中国银行业；崛起
中图分类号：F8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0-0-01
一、总体情况：新兴地区银行业快速发展
7月初，《银行家》杂志了2013年全球1000家大银行排行榜，中国工商银行历史上首次排名第一位。全球前25名银行的总资本增长了10.8%，这主要是中国的增长拉动的；资本与资产比例持续上升，达到5.16%。全球1000家大银行一级资本总体增长了13.4%，总体资本与资产比例达到5.48%。过去十年中，进入前1000名的一级资本门槛除2011年之外，一直都在不断增长，今年首次突破了3亿美元，达到3.42亿美元。
除了美国的Tompkins金融公司外，新进入1000家大银行的全都是来自新兴市场，尤其是拉丁美洲和亚洲。变化最明显的是哥伦比亚的GNBSudameris银行，因其收购了汇丰银行在南美的很多业务，今年排在榜单的第888位。
全球1000家大银行的税前利润今年增长了6.7%。由于资本增长持续超过利润增长，虽然资产回报率有小幅提升，但今年一级资本的回报率连续第二年下跌。实际上，新兴市场的利润增长很大程度上掩饰了西欧银行业的灾难性表现。这一点在去年的排名中就已经有所体现。尽管欧债危机在2012年有所缓解，但西欧银行的危机仍在持续，相比去年21亿美元的税前利润，今年欧元区银行累计亏损490亿美元。英国银行业依然盈利，但盈利数字也从去年的329亿美元急剧下降到今年的196亿美元。
上述变化使欧洲银行业今年在全球利润占比仅为1.59%，为2008年来最低值。亚太地区银行业利润则实现了持续增长，在今年的排名中占比达到56.7%。欧洲银行业的去杠杆化问题更为严重，欧元区银行资产一年下降了将近四分之一。相比之下，主要新兴市场（如巴西和中国）银行业的总资产上升了16%左右，美国和日本地区的增长率相对比较平缓。
非洲地区成为表现最好的市场，尽管总资产只占全球的0.8%，但其利润占全球总利润的2.3%，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了欧洲银行业的份额。另外，非洲银行业税前利润增长率超过30%，是中国的两倍。非洲银行业的资产回报率达到2.1%，也远高于亚太或者拉美地区。中国和巴西银行业的资产回报率今年均低于1.6%，巴西银行业的总利润实际上还有所下跌。肯尼亚是非洲地区资产回报率表现最出色的，达到了5%，肯尼亚合作银行也进入了今年1000家大银行排名。另外，孟加拉国是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银行业资本回报率达到43%。由于人均资产不到40美元，孟加拉国成为进入1000大银行榜单中最不发达的国家。
今年的排名还反映了中欧和东欧地区银行业的变化，由于欧元区银行业在该地区占有大量的市场份额，该地区此前成为欧元区银行业危机的主要受害者。不过，尽管塞尔维亚和乌克兰的问题依然很棘手，但该地区已经成为继非洲之后资产回报率第二高的市场。在资本增长最快的10个国家中，有4个来自于中欧和东欧地区，俄罗斯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市场。即使在俄罗斯本国，不同的细分市场也有很大区别。俄罗斯的零售银行部门在去年的资本回报率可以超过20%，甚至达到30%，而大规模的企业银行却很难将资本回报率推至两位数以上，有些部门甚至面临亏损。
在拉丁美洲，安地斯地区的表现显然比巴西好，秘鲁和哥伦比亚都是资产增长方面排名世界前十位的地区。在2013年的排名中，哥伦比亚的利润增长率超过50%，秘鲁也增长了将近20%，两个国家的资产回报率都达到了2.5%。在大型市场中，墨西哥似乎取代了巴西，成为拉美地区银行业发展的引擎，达到了32%的利润增长率和将近2%的资产回报率。
二、中国银行业日益崛起
2012年以来，内生增长、海外并购、人民币升值和欧美银行去杠杆化等因素推动工行总资产、一级资本、税前利润和总市值等指标首次全部名列榜首。因此对1000家大银行榜单而言，2013年颇具历史意义，《银行家》称其为震撼世界的变化，因为历史上全球大银行榜单始终是发达国家占据榜首。
2013年，全球前10大银行中，中国银行业占据4席；随着交通银行排名上升，中国前5大银行首次全部进入全球前25大银行名单。中国96家上榜银行总资产规模、盈利规模和总市值均超越美国银行业，成为全球最大的银行业市场，而一级资本水平也正在接近美国银行业。事实上，即便以存款规模、贷款规模等其他核心指标相比较，中国也在2012年末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大银行市场，这比此前许多机构预测的时间表要提前数年。当然，中美银行业榜单的比较，与中美金融体系的结构有很大联系。到目前为止，中国银行业的贷款仍然占据社会融资规模的半壁江山，加上银行机构所购置的债券类资产，银行体系仍是中国金融体系的核心；而美国则相反，整个金融体系以债券与股票市场融资为主导。
但是，中国银行业正崛起的“中国梦”还有如下方面的结构性现实与隐忧需要正视：第一，中国金融资源过度集中在银行业，银行业过度拼规模。第二，银行收入过度依赖利差保护和传统信贷产品。第三，银行业过度依赖国内市场，国际份额较低。第四，不容忽视潜在的风险隐患。第五，产品创新、服务效率仍有待提升。因此银行业崛起的“中国梦”仍然任重道远。
第7篇：大国崛起中国范文
中国古典文化在新世纪里新经济条件下在中国大地上崛起。它对中国企业品牌发展将起到深远影响，我们通过这种文化在社会表现出的形式和特色，探索性提出古典文化对品牌经营的指导作用。
大红灯笼高高挂，不仅表现在一部电影之中，更多的在中国老百姓的生活中已经成为了一种风俗。尤其在中国人的传统节日——春节，中国大地红灯高挂，充满了温暖之色，就连可口可乐也在今年又推出一题为“龙腾吉祥到，马跃欢乐多”的剪纸新年贺岁广告，主角“小阿福”依然延续去年可口可乐广告中中国民间的泥娃娃形象。去年，小阿福和全家一起喜贴对联，欢度春节，广告播出后，深受大众喜爱。今年可口可乐采用了高科技手段，由世界老牌广告公司麦肯光明主持制作，在万家灯火的壮观景象中小阿福喝着可口可乐时悟出灵感，即兴剪出一条腾飞的巨龙，伴着“龙腾吉祥到，马跃欢乐多”的欢声笑语，共迎新春。可口可乐公司为了更完美地实现这一宣传主题，实施了全方位的市场配合。一夜之间，各地超市搭起了焕然一新的堆头。在一个具有中国传统建筑的模型中不仅有生动可爱的小阿福，还挂满了春节对联、灯笼、福字等极具中国古典文化特色的装饰。小阿福形象契合了近几年可口可乐推行的当地化策略，融合了传统与现代化资源，焕发了品牌的活力，是可口可乐糅合国际品牌与中国古典文化的良好例证。麦当劳在每年的这个时刻，都适时推出充满中国民族特色的广告片和各种营销活动，借中国古典文化大发利市。尤其是万马奔腾的2002年，摩托罗拉公司极尽中国风俗色彩，完全以大红色调进行市场促销，红红火火闹中国。
众多的世界巨头企业不约而同地采取当地文化进行市场营销，除了这些企业发展战略所要求的以外，更重要的是中国古典文化在新世纪的崛起所带来的影响造成的，使得这些具有敏锐商业嗅觉的世界巨头们纷纷抢鲜，充分利用古典文化对老百姓的巨大影响力大显品牌营销的身手。在语言方面，突出“花开富贵”、金玉满堂”、“喜庆”“乐融融”等中国传统文字对消费者的感染力；从色彩上，采取大红、金色、古铜色等怀古色调，烘托出中华民族团结和睦的大家庭气氛；从象征物上，选择红梅、水仙、威风锣鼓、剪纸、儿童、唐服等传统形式，唤起中国人对美好往事的回忆；并且迎合南北各地消费者的情感需要，用浓浓的中国画式的笔墨描画出品牌的鲜明形象，映衬出品牌独有的强烈的亲和力。中国人历来就是讲感情的，这些强势品牌紧紧抓住这点，“讲情感、讲文化、讲服务”，不战而屈人之兵。
相反，中国企业品牌对古典文化的悄然崛起而浑然不觉，即使所做的类似营销，也使老百姓感觉照猫画虎，不伦不类。像非常可乐所做的“有喜事当然非常可乐”广告片就没有真正传达出中国古典文化的神韵，仅仅是一出人为的闹戏，只给老百姓一点皮毛印象。品牌的亲和力和独有的形象没有很好的聚焦凸显，更难以抵达消费者心中。
古典文化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受到中国企业和社会的过多冷落而束之高阁，但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发展，尤其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种文化需求越来越受到老百姓的欢迎，并且在国家提倡的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的国策指引下，如雨后春笋，绽露头角。唐服成为了代表中国古典文化的象征物，甚至有的企业还专门策划了“唐服文化节”，应当说，中国古典文化对品牌的影响力尚没有真正表现出来，原因是由于这种文化在企业和社会各个阶层中并没有形成群体效应，更没有像历史上所产生的那种牵一发而动千钧的精神力量，所以，包括国外品牌基本上仅仅是在利用它的一点表面形式，包装自己的品牌，诱惑消费者，实现商业利益。
中国古典文化的实质就是中华民族崇尚自然、崇尚礼仪、崇尚祥和的精神表现。在不同社会层次中，尤其是在大众文化消费层次中特别盛行。流行文化在年轻一代中崇拜程度的状况也流露在大众对古典文化的崇拜之中，比如APEC上海会议不仅在政治经济上给中国人带来许多期许，在文化上更是带来深刻影响，唐装就是会议效应之一。引得许多中国老百姓和企业纷纷效仿，商场上有卖做工精良的唐装、服装加工店里有量身订做的唐装，卖面料的也发了。唐装卖了4个亿，就是最好的例证。这股唐装之风来势甚猛，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刮起了古典文化风潮。
是文化自己的再生还是社会发展的需求，这个问题不仅仅是文化学者和经济学家们的研究课题，更重要的是作为企业经营者在经营管理品牌之时需要将其当作企业文化的一项核心内容加以实施。 二、品牌需要企业文化，企业文化需要什么
作为企业经营者都知道，品牌需要企业文化的指导，而企业文化需要什么做指导那？除了一个企业的良好的企业价值以外，是什么能构成这种价值的内核，我们认为只有产生在企业每个员工身上的文化素质才能为企业价值的健康成长提供优质土壤。
现在的小学生从一年级开始强化古典文化的教育与培养，这是中华民族复兴的象征。恢复重建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让每一个炎黄子孙从伟大祖国的古典文化里汲取精神食粮。DEC创始人肯。奥尔森把基督教原则运用于商业，他们的经营原则便是取于《圣经。新约》中关于为人原则“你想要人如何待你，你就要如何待人”。对于西方企业，《圣经》是西方文化的经典同时更是他们的精神依托；对于中国企业，我们的文化经典是什么？就是中国古典文化。企业文化源自于中国的古典文化，企业员工的精神依托就是这些几千年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古典文化。通过古典文化的滋养，每一个企业员工都能够得到精神食粮。围绕企业发展的目标品牌的方向，作为企业经营者不应该忽视中国古典文化的影响作用。中国缺乏具有生命力的品牌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企业经营者把古典文化对人的潜移默化、对品牌成长的滋养作用完全忽视，导致标王盛行，流星企业众多现象层出不穷。
发展品牌不是仅仅靠广告、促销、媒体炒做就能够真正实现的。最近，新浪与搜狐两大网络门户网站的官司就是典型的媒体炒做。作为企业经营者把精力放到何处完全能够体现一个企业经营本质的好坏。阿里巴巴公司在经营步步为赢的进行着，媒体和大众就很少看到他们的广告、促销炒做等等表演式的经营活动。品牌经营不是戏剧表演，更不是演艺圈那种风风火火的你方唱吧我登场的青春活报戏。演艺靠的更多是表面的东西，所以每一个演艺人员的演出生命很短暂；而企业经营却是关系着成千上万员工的生活与生命，岂能把经营当作儿戏。恰恰在这上面，许多企业不仅把品牌经营当成儿戏来耍，更有甚者把消费者利益当成戏法，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样的企业在市场大潮中除了毁灭别无后路。像春都、一些月饼黑生产企业，在害了消费者的同时也让自己身败名裂了。
古典文化使企业精神长青，也使企业文化丰满，更使企业品牌形象具有强烈的亲和力，能够牢牢吸引住目标消费者。康师傅、统一两大方便面品牌采取了中国古典文化的卡通形式，把《三国演义》、《水浒英雄传》等古典文学人物搬到品牌营销中，引得众多中小学生趋之若鹜。他们把购买方便面看成是一场寻找自己心目中偶像英雄的历程，和这些卡通式的英雄们对话，与同学和朋友互相交流，不知不觉中企业品牌在这些小消费者心中扎下了根，产品畅销自然水到渠成。
当今中国企业内忧外患，入世并不是一个让所有企业腾飞的契机，相反，大浪淘沙，把过去多年靠种种不轨手段暴富的企业从市场上剔除，也让他们来一个凤凰涅盘。这是世界经济发展的规律，也是消费者的呼声。
中国古典文化要求企业经营者以忠恕做人，经营企业既要对企业本身内部的员工负责，更要对与企业相关联者负责。品牌经营带给企业的不仅是消费者的忠诚度，关键还有品牌在文化滋润下所产生的美誉度。没有古典文化的支持，中国企业品牌真正成功的并且能够长青的不会很多。像海尔，也是在“质量是品牌之母”这种企业经营观念指导下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惊险跳跃。从白色家电品牌延伸到黑色家电再延伸到金融界，产融结合依靠的是海尔企业文化的精明指导。海尔做品牌的概念是：完整的规划确保所有的营销传播活动都反映、建立并保有品牌的核心价值和精神，不断打造海尔品牌，“海尔——中国造”、“海尔——真诚到永远”已成为海尔集团的企业文化核心。
海尔在接管红星电器公司后，将它改组为海尔洗衣机总公司，在输入成套管理模式的基础上，以对人的管理为重中之重，把海尔的“名牌战略”、“用户永远是对的”、“真诚到永远”、“向服务要市场”、“卖信誉不是卖产品”、“高标准、业绩化、零缺陷”、“创造市场”、“人人是人才”等一系列企业经营理念贯注于员工身心，由此来统一企业的思想，锻造员工的意志，重铸企业的灵魂，这些理念像一只无形的手将原来的几乎溃不成军的职工队伍凝聚起来，并提升到一种有序、自律、迅捷的作业状态，使其勃发出强大的生命力，使企业获得了超常发展。当时，海尔派去的第一个部门，不是财务，不是科研，而是海尔企业文化中心。海尔企业文化，其精髓就是“先造人才，再造名牌”，“造物先造人”，正是用这种独特的企业文化无形资产来盘活有形资产，海尔由此创造了中国大企业资本运营上的新思路、新模式。海尔通过向被兼并企业注入海尔企业文化和管理模式，从根本上改变员工的思想，把海尔企业精神“敬业报国，追求卓越”以及“迅速反应，马上行动”的工作作风灌输到每个员工心里，使整个企业的精神面貌有一个质的飞跃，使企业形成一种凝聚力。也就是说，海尔进行企业兼并重组，并不是把几个企业简单相加，而是通过向被兼并方输入海尔文化，转变观念，转换机制，实现精神变物质，从而提高企业的整体战斗力。
企业需要企业文化，有了企业文化就需要像海尔这样把企业文化深入贯彻落实到企业经营行为之中，把从古典文化汲取的精华通过企业文化的规范操作滋润在每一个员工心灵中，促使员工们产生积极的进取行为。海尔就是实现这一企业文化转换力的经典案例之一。如果海尔能够把中国古典文化更多的汲取到企业文化中，相信海尔品牌将成为世界级的领导品牌。 三、中国古典文化对品牌的影响
随着中国加入WTO，全球各种文化和品牌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力度冲击国内企业和社会，国内消费者也将从不同角度接受这些外来企业文化的面对面的洗礼。国民的自由出入国境，对国外民族文化的直接的更多的学习和潜移默化，将造成国内企业文化和品牌的竞争加剧。只有加深中国古典文化对国民的教育和引导，并在目前古典文化兴起之机趁热打铁，才能实现中国企业品牌的发展，用句套话：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古典的才是文化的。企业品牌经营成功需要企业文化，这在世界级品牌中已经得到印证；企业文化就必须采用古典文化做精髓。否则中国企业文化只会是一座永远找不到矿脉的金矿。
我们研究发现，中国古典文化对企业品牌的影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提升品牌的企业赢利境界
（2）提升品牌的消费影响力
（3）提升品牌的社会领导力
关于中国古典文化对品牌境界提升的三大能力，将是企业经营者孜孜以求的目标。那么，中国古典文化将如何影响中国企业品牌的三个方面？
首先，从目前中国企业赢利能力来看，以1000多家上市公司为参照，赢利企业廖若星辰，取得可观利润的企业更是如凤毛麟角。2002年2月8日 < 证券日报>报道：截止到2月6日，沪深两市共有326家上市公司预告了2001年的经营业绩。其中有87家称利润增长将在50%以上，40家有望扭亏为盈，100家预亏，95家预告利润将下降50%以上，还有4家公司业绩尚无法确定。也就是说，已有195家公司预警预亏，约占上市公司总数的16%以上；有127家公司业绩大幅增长或扭亏，约占上市公司总数的10%以上。
已预告上市公司业绩大幅滑坡的原因包括，主营业务未能得到改善、财务负担过重、新财务制度导致费用过高、委托投资理财造成巨大损失、涉讼赔偿带来的损失以及外部环境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等等，这些因素都直接影响到上市公司的业绩。主营业务收入少是众多上市公司出现业绩大幅下滑或预亏的重要因素。由于种种原因，主业经营没能得到正常的展开，致使主营收入较少，从而直接影响到公司业绩。作为中国企业的优秀代表，上市公司很多都是中国的名牌企业。难道如此众多的品牌都没有自己的企业文化吗？难道他们的经营企业水准都如此差劲吗？客观地讲，主营业务收入减少实际上与企业品牌的市场竞争力降低有着直接关系。缺乏创新，缺乏深受消费者欢迎的品牌是致命因素。用中国古典文化弥补这种经营缺陷是当务之急。“己所不欲，勿施与人”，这是和《圣经》所代表的西方文化经典相一致的文化规律。而在西方企业界倍受推崇的文化规律却在中国大地上寸步难行。所以说，接受中国古典文化的洗礼与熏陶是提升企业品牌赢利境界的秘密武器。
第8篇：大国崛起中国范文
其主要的投资逻辑包括以下几点：
1、社保与QFII双双大笔增持中国石化
数据显示，社保基金2013年二季度末出现在27只个股前十大股东名单之列，其中6只为二季度新进，增持力度最大的为中国石化。社保之所以增持中石化，事实上是因为，中石化股价大幅低估凸显其长期投资价值。
2、中石化股价较内在价值低估60%以上
首先，中石化是现金奶牛，分红高。每年的经营现金净流量高达1 500亿元，公司市值也不过5000亿。动态市盈率6.62倍。市净率0.95倍，市销率0.18倍（按照2013年8月的数据计算）。
从绝对价格来看，内在价值的估计尤为重要。对此，我们可以细分中国石化各业务单元的内在价值。由于其最赚钱的业务就是“勘探及生产”，我们将中国石化上市以来12年的数据汇总后发现，过去12年当中，勘探及生产业务的经营收益占公司整体经营收益的比例高达35%。
假设油气资产价值就是中国石化勘探及生产业务的价值，按照过去12年的历史数据来看，这一业务价值占中国石化整体业务价值的比重为35%左右。以公司每股油气资产价值4.72元计算，则中国石化每股内在价值为4.72/35%=13.48元，因此，2013年8月15日4.50元的收盘价相对公司内在价值已经打了3.3折。如果我们将假设条件降低，不考虑201 3年油气资产增长带来的内涵价值增长部分，即以2012年年底的标准化量度计算，公司每股油气资产价值亦达到4.41元。按照该项业务对公司整体内在价值贡献比例35%来计算，公司目前的内在价值亦高达12.6元。所以，无论如何，中石化当前的股价至少低估了65%。这完全符合巴菲特要求的低于内在价值一半的安全边际的要求。
3、市场对中国石化的盈利前景过度悲观
从业绩增长角度而言，中国石化是全球第二大炼油公司，拥有世界第二的加油站。在目前中国城镇化不断升级和汽车保有量不断上升的前提下，中国消费者对能源的需求量仍然较大，增长较为稳定。因此，中石油的盈利增长能够维持较为稳定的水平。其次，成品油定价的改革对中石化的炼油公司的业绩波动有较大抑制。市场预期炼油业务长期亏损的局面有望扭转。这对公司内在价值的提升长期有利。
最重要的是，在炼油行业和石化行业都具备基本需求巨大的前提下，行业壁垒非常高的特点。即便考虑到高额的暴利税，这些企业的长期回报也能达到15%的ROE水平，估值却躺在1倍净资产附近的位置，这次才是机会。
最后，从短期催化剂角度来看，中国石化拟从母公司收购三项上游资产，预计将使探明石油储量扩大9.1%，原油产量扩大11.2%；另一方面，傅成玉接任中国石化董事长后，中国石化希望通过慷慨的派息政策来回报股东。
总体来看，如果未来中国石化能够继续下跌，则意味着安全边际会进一步提升。以目前的价格来看，价值投资者完全可以实施“买入并持有”的策略。
自2013年第三季度至今，我们一直倡导买入低估值的中国石化，包括在去年12月份《石油股为何成了股神的头号重仓股》这篇文章再次提示大家关注A股的石油大亨――经济低谷期。能源价格相对便宜，或许当下又到了投资石油股的时点。回顾目前全球市场最便宜的石油大亨无非在A股。不用我说明。大家都知道是谁了。
如果投资者坚持“买入并持有”的策略，无疑可以从4.50以下大胆买入，持有至今，累计收益已近20%。
当然，尽管中国石化股价仍然被低估，但相比4.5元以下的买入价而言，现在5.3元的价格，其安全边际稍显不足。目前的评级仍可以定义为“持有”。而2月份股价上涨的催化剂，主要来自于国企改革的因素。
本次两会之前，中石化就已宣布就把油品的零售业务通过引入民营资金作为混合制改革的试点。这一消息的释放，在2014年市场上影响极其深远，被市场人士看作是具有标志性的意义。随着中石化打响国企改革的第一枪，包括煤炭、铁路、电力、电信等其他领域的国企改革也在铺开。
而按照中国石化董事长傅成玉的说话，市场和投资者是非常关注中石化的进展的。包括与特斯拉合作在加油站设置充电桩、30500个加油站继续增加零售点及其他的创新措施，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另外，中石化本身也存在做大市值的动力。通过引入其他类型的资本，也有利于做活存量资产，盘活存量；通过引入混合所有制和市场化机制，改变国企考核账面价值的做法，引入考核市值的做法，更能够调动国企经营管理者关注市值的积极性。
第9篇：大国崛起中国范文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教授､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助理
中国崛起与中国威胁,为何是一对孪生兄弟?
“崛起”似乎成为对中国想当然的定位｡随着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的热播,崛起热更是有了历史的､比较的视角｡在全民大谈崛起之时,老外颇有些莫名惊诧｡《金融时报》刊文讽刺“中国的大国情结蠢蠢欲动”｡更有人不断寻找蛛丝马迹,为中国做出自己的诠释｡
中国崛起与中国威胁,似乎是一对孪生兄弟｡仅仅怪人家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或者说人家不懂我们文化?于是有“弃龙说”――不要再把龙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以免人家误会｡但问题恐怕没那么简单｡无论我们如何做人家的思想政治工作,中国还是不绝于耳｡常言道“菩提本非树,何处染尘埃”,也许自省比责怪更能展示中国文化｡
和平崛起,我们强调和平,人家盯住崛起;我们强调过程,人家想到结果｡
更何况,“崛起”似乎已成为大国的专有名词,其他国家的心里自然不是滋味儿｡其实,不崛起,又如何?崛起了,又怎样?瑞士､瑞典等国并不崛起,不是挺好的吗?日本､美国等国在快速上升时期,也并无“崛起”之类的议论｡一国在世界上受尊敬的程度,并非与国家强弱成正比,而是以其文明程度,尤其是国民素质为标尺｡
大谈“崛起”,难免让人为中国捏把汗――如果不能崛起,或者崛起过程不顺畅,怎么办?尤其重要的是:崛起后怎么办?这才是问题的根本｡
中国的国家利益,并非“崛起”目标所能涵盖｡如果对自然､历史和时代负债式崛起,便是崛起赤字｡若能使中国人和世界多数人从中国崛起中长远和最大限度得益,我们对崛起的解释才能使人信服｡
因此,“崛起”并非中国的发展目标――“三步走”也好,科学发展观也罢,都是对崛起目标的不同表达方式｡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便丧失了其传统身份｡转型中的中国,无论崛起,还是复兴,都只是阶段性目标｡中国应以平常心看自己､看世界,使中国成为自我――中国崛起只是改善和提升的必要条件,是和谐世界的根本需要｡
大国兴衰律:自我实现的预言
历史地､辩证地看待中国崛起,会给我们以启示｡不少历史学家认为,大国兴衰是有定则的,《大国崛起》似乎要阐释这种兴衰律｡其实,大国兴衰律不能穷尽大国衰落的定势,至少不能解答大国的气数和兴衰之周期,只是在偶然中追求必然――而且并非历史的必然｡重要的是,大国兴衰律的逆反命题并不成立:大国衰落原因并非崛起原因的反面｡换言之,竭尽全力避免崛起失误､小心翼翼避免重蹈衰落覆辙,并不能确保兴盛永世;大国崛起的神话难以诠释大国衰落的悲剧｡这就是国际政治的魅力之所在,也是世界历史的诡谲之处｡
大国兴衰,变化莫测,尽管有些看起来类似的方面,但绝非本质原因｡正如意大利历史哲学家克罗齐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样,大国兴衰史也是当代史｡对于《大国崛起》所阐释的道理,我们千万不能迷信｡
被神话的中国崛起
有关中国崛起有两种典型的解释:一是中国崛起意味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二是中国崛起是全球化的杰作｡如果是前者,难以逃脱国家兴衰的定势;如果是后者,崛起只是一种幻觉｡比如,中国巨额外汇储备,只是全球化导致的全球藏汇于我的真实写照｡
历史上,美国崛起超越了西欧民族国家崛起的任何一种模式,是全球财富和创造力向美国的集中;今天,中国崛起也不同于历史上任何大国崛起,而是全球产业向中国转移的结果｡
中国崛起,是一个被过度解释的概念,蕴涵了过多的期望与联想,急需软着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