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哲理故事精选(九篇)

第1篇：经典哲理故事范文

关键词：学习兴趣；求知欲望；理论视野；理论思维

哲学对高中学生来说，学习的过程中确有许多困难。这就特别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结合具体的教学内容，选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其他哲学家和思想家的名言、哲学故事、典型观点和哲学思想对它进行分析，不仅可以使学生学到理论观点，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更可以使他们感受到哲学思维的境界。

一、哲人故事导入新课，先声夺人

常言道：万事开头难，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如果教师能恰到好处地链接哲学家的故事，导入新课，就会一扫课堂的沉闷气氛，唤起学生的求知欲望，强化学习动机，起到先声夺人的效果，从而为新课讲解定下基调。

在教学“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一框时，教师可首先讲述战国著名哲学家公孙龙的“白马非马”的哲学故事，然后引导学生分析公孙龙“白马非马”论为什么是错误的诡辩论？白马与马到底是什么关系？让学生带着强烈的求知欲望进入新课的学习之中。

二、引用哲学家的经典名句，强化信度

经典哲学名言是人类认识上的宝贵财富，其思想是非常深刻的。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善于结合教学内容，不失时机地使用教材所提供的哲学名言，强化教学的可信度。

例如，在学习量变与质变的原理时，可引用荀子的名句：“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让学生明白量的积累的重要性。

哲学课本上每一章节及课后思考与练习题中，都大量的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思、列宁、等古今中外哲学家的名言。用好这些教学资源，可使枯燥的理论富有趣味，乏味的东西变得生动，也可拓展学生思维空间，挖掘学生创新潜能。

三、介绍哲学家的基本思想，启发思维

中学哲学课教学过程就是要根据高中学生的常识水平，把深刻的哲学道理转化为学生可以接受的“常识”。而哲学则是把古今中外的哲学家丰富的哲学思想进行高度概括和总结，因而它的概念和原理是比较抽象的，对于刚刚接触哲学的学生来说，理解哲学的基本概念、感受哲学的思维还是有一定的困难的。如果在教学中，教师能把课本内容适当加以扩张，结合课本内容介绍一些哲学家的思想，就可以把晦涩的内容形象化，把抽象的概念具体化，使学生在亲近哲学家的过程中感悟哲学家的思想，理解基本哲学概念。

四、列举哲学家的典型观点，泾渭分明

比较是贯用的教学手法之一，比较方法运用得当，能启迪学生思维，开拓学生思路，帮助学生明辨是非，使新课教学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哲学教学中，会遇到许多相似的概念、不同的哲学观点和派别，教师可以在简单明了的对比中，加深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强化对唯物主义的理解。

如在教学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根本分歧时，可以列举下列两组不同哲学家的观点：

第一组：唯物主义代表人物及观点：

①荀子：“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

②王充：“人病则忧惧，忧惧则鬼出。”

③范缜：“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

④王夫之：“气者，理之依也。”

第二组：唯心主义代表人物及观点：

①孟子：“万物皆备于我”

②陆九渊：“吾心便是宇宙，宇宙便是吾心。”

③王守仁：“心外无物。”

④贝克莱：“存在即被感知。”

通过以上两组不同代表人物及哲学观点的比较，就可以轻松地总结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根本分歧是围绕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展开的，而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就是哲学的基本问题，根据哲学的基本问题可以将哲学划分为两大基本派别。

五、讲叙哲学家的趣味故事，引趣激思

心理学研究材料表明：爱听故事的高中生占85%以上，这可看出中学生是很喜欢听故事的。教师可以将中学生爱听故事的心理倾向引向课堂，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他们的求知欲和兴趣，开拓学生思维，活跃课堂气氛，来创造教学佳境。

例如，在教学“矛盾的对立统一”时，可采取故事式设疑：传说孔子曾带领一班学生找老子请教，老子很老了，正在闭目养神，大概听到了响动，抬起眼皮看了看，孔子赶快请安说：“弟子孔丘特来候教。”过了很长时间，老子才张开嘴，用手指着自己的嘴问：“你看到我的牙怎么样？”孔子说：“已经全掉了，又问：“我的舌头怎么样？”孔子说：“还好。”老子又合上眼皮，静养去了。请问，老子教了孔子及弟子们什么道理？在有趣的故事中提出疑问，紧紧地吸引了学生的注意力。待学生回答后，教师补充总结，老子的意思是牙齿是刚强的，却是柔弱的，舌头是柔弱的，却是刚强的，看起来刚强的牙齿，敌不过柔弱的舌头。孔子向老子请教的故事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事物内部都存在着矛盾。世界上没有纯而又纯的东西，看问题要用矛盾的观点。

结合教材内容精选一些哲学故事进行教学，使学生在情趣盎然中掌握知识、增强能力、提高觉悟。

总之，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只要注意不断提高自己的哲学素养，注意运用灵活多样的方法引导学生“亲近”哲学家的思想，便会激发他们学习哲学的理论兴趣，拓宽他们的理论视野，撞击他们的理论思维。那时，学生就会发现哲学家其实就在我们的课堂中。

参考文献

第2篇：经典哲理故事范文

一、用历史典故提高学生辨别是非的能力

哲学教学中恰当地运用历史典故,会使哲学变得鲜活而有趣,能很好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教学的信度,让学生在以史为镜的思考中得到智慧的启迪,从而提高学生辨别是非的能力。如,在讲“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时,我首先讲了我国历史上的“四大美人”,她们都被称为美人,但四个美人又各自都有自己的缺陷:西施耳朵特小,王昭君脚特大,貂蝉有狐臭,杨玉环形体过于丰满,以至于走路的响声不堪入耳。如果是你,你将如何评价这四大美女?这些历史人物,特别是美女让学生兴趣盎然,争相发表见解,最后得出结论“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在讲到“矛盾普遍性”时,我列举了历史上对一些伟大人物:如对牛顿等的评价,他们虽然都对历史地发展作了巨大的贡献,但在晚年也起了一定的消极作用。引导学生认识到:既然伟人都是如此,何况我们这些凡人?所以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一样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因此,我们每个学生都要正确认识自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同时,也要有一颗宽容的心,正确对待别人的优缺点。

二、用动听歌曲激励学生奋勇前进的斗志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音乐,抽象的哲学教学同样需要音乐。主题鲜明的歌曲能塑造学生美好的心灵,陶治学生的情操,更能通过歌曲主题使教学内容得以升华。在哲学课堂教学中恰当地运用一些学生喜欢的通俗动听的歌曲,不仅能激发学生兴趣,启迪思维,开发非智力因素,更能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把知识掌握牢固,促进青少年正确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形成。收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如在讲“事物发展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时,为了让学生能正确对待人生道路上的曲折。此时,我自己唱了一首歌曲《蜗牛》:“寻找到底哪里有蓝天,随着轻轻的风轻轻的飘,历经的伤都不感觉疼,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等待阳光静静看着它的脸,小小的天有大大的梦想…‥ ”歌声展现了一幅蜗牛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不畏困难的景象,打动了每一位学生的心弦,在歌声中引发大家思考:人生之路有困难也有喜悦,为了实现人生的奋斗目标,那你的人生之路该怎幺走?此时无声胜有声。学生从歌声中深深感受到蜗牛历经伤痛后沐浴在阳光下的幸福,激发了他们战胜挫折的动力。这样,在播放、歌唱富于哲理的曲子的同时,能够带给学生以思考与启迪,让学生如同品味千年陈酿,历久弥香,回味无穷,明确肩上的重任,催人奋进。

第3篇：经典哲理故事范文

哲学在古代称为“玄学”，被人为的披上了一层神秘面纱，有人说：哲学如同夜空中的星星，美丽但又遥不可及。对于初接触哲学的高中生来说，刚开始对哲学充满了好奇，可是由于逻辑思维、抽象思维能力较弱，面对哲学抽象的概念、深邃的原理、理性化的观点，很多学生学习中慢慢地心有余而力不足，对哲学课产生了恐惧心理而望而却步。为了提高学生学习哲学的兴趣，教学中我不断学习别人经验，总结课堂教学，反思自身不足。经过多年的探索，结合学生实际，结合教材特点，结合个人教学风格，通过通俗易懂的故事、俗语、诗句、名言名句、日常生活的现象、时政热点、生活热点等学生易于接受的方式，打造了趣味性、生活性、思辨性、历史性的“四性”哲学课堂。“四性”课堂化抽象为具体，课堂洋溢思辨的氛围，闪耀智慧的光芒，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真正达到了“哲学就在我们身边”和哲学“指导人们生活得更好”的效果，让很多学生受益匪浅。

一、讲叙故事，引趣激思，打造趣味性哲学课堂

趣味故事孕育哲理，通俗易懂，回味无穷。心理学研究表明：爱听故事的高中生占85%以上。教师可以将学生爱听故事的心理倾向引向课堂，结合《生活与哲学》教材内容精选一些趣味故事进行教学，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他们的求知欲和兴趣，开拓学生思维，活跃课堂气氛，来创造教学佳境。

例如，在教学“矛盾的对立统一”时，可采取故事式设疑：传说孔子曾带领一班学生找老子请教，老子很老了，正在闭目养神，大概听到了响动，抬起眼皮看了看，孔子赶快请安说：“弟子孔丘特来候教。”过了很长时间，老子才张开嘴，用手指着自己的嘴问：“你看到我的牙怎么样？”孔子说：“已经全掉了”，又问：“我的舌头怎么样？”孔子说：“还好。”老子又合上眼皮，静养去了。孔子带领众弟子退了出来。在故事中，老子教了孔子及弟子们什么道理？刚开始学生会认为什么也没有教，让学生再思考讨论。待学生回答后，教师补充总结，老子的意思是牙齿是刚强的，却是柔弱的，舌头是柔弱的，却是刚强的，看起来刚强的牙齿，敌不过柔弱的舌头。孔子向老子请教的故事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事物内部都存在着矛盾。世界上没有纯而又纯的东西，看问题要用矛盾的观点。

又比如在讲“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这个难点知识时，可以用古代的“白马非马”的故事导课，讲完之后，不忙着分析，可以再讲个幽默笑话：“黑马向白马求婚，说：如果咱俩结婚，一定能生出一个黑白相间的什么活也不用干的斑马。”学生一听肯定哄堂大笑，紧接着提问：“白马是马么？”“黑马和白马结婚后能生出一匹斑马来吗？”继续启发“为什么”，学生讨论回答后，由此得出，马是白马、黑马的共性，白马、黑马是马的个性。一个很难的知识点就在这个有趣的故事中解开了，而且学生的印象会很深。

总之，以寓言、笑话、典型故事、历史故事、哲理趣文等的讲述和分析来帮助学生理解哲学道理。这类材料学生比较容易接受，既能引起学生的兴趣，而且还可以逐步地吸引学生参与到材料的分析中来，使学生慢慢地改变学哲学难的认识，从而提高学习参与的积极性。

二、结合热点，联系实际，打造生活性哲学课堂

夸美纽斯在《大教学论》中指出：“一切知识是从感官开始的”。学生需要生活化的哲学课，需要让学生用感官感触社会生活，通过体验生活、感悟生活，最终习得《生活与哲学》课的观点、技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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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价值观。教师要努力创设情境，采用切实可行的方式、手段，引领学生在实践中学习，在生活的实境中感悟。

例如在教学第一课第一框“生活处处有哲学”时，可以这样导入。电视剧《武林外传》热播以来，男女老少都爱看，影响面很广。播放视频《武林外传》第29回“吕圣人智斗姬无命”中那段吕秀才说死姬无命共3分钟的视频。学生看完了很兴奋，教师借机分析：为什么一个书生能把一个武林高手说死，用的是哲学思维，靠的是知识力量。视频中的经典名句“谁杀死了我”，“我杀死了我”，用到的哲学思维是人的个体人格是由本我、自我、超我三部分构成……学生一听，太有意思了，从而很想了解哲学这门学科。哲学到底是什么？把学生引进来，让他们在兴趣中自己找答案。

哲学课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在哲学教学中，我们可以选择现实的时事素材作为背景，设置一定的情景展示给学生，让学生自主的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以利于锻炼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例如在教学“实践和认识的辩证关系”时，播放10分钟视频呈现我国的探月进程，让学生自己结合理论来分析讨论，从而真正领会实践是认识的基础。

三、循序诱思、展开辩论，打造思辨性哲学课堂

哲学问题也需要在思辨、争鸣、对话和交流中加深理解。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母亲是个接生婆，他努力追随母亲的足迹，做一个精神助产士，帮助别人生产出他们自己的思想。苏格拉底通过盘问的方式向别人提出问题，诱导别人思考、回答，使被问者不断否定错误，从而不断接近真理，这个方法被称作“苏格拉底接生术”。如果我们能在哲学教学中学习苏格拉底的接生术，善于循序诱思，必将会为哲学课堂增色。

在“哲学的基本问题”教学中，播放《林黛玉进贾府》片段设置了三个问题：（1）唯物主义认为是存在决定思维还是思维决定存在？(2)但是林黛玉、贾宝玉从未谋面，却为何在他（她）们的心灵深入处先有了对方的影子？（3）那么倒底是先有我的观念，还是先有我看到的那个心灵之外的真实世界呢？这三个看似矛盾的三个问题，却非常好地引发了学生的讨论、争鸣，达到了教学目的。

在“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教学中，可以运用教材p67中的漫画《悬挂在山崖上的两个人》设置以下问题：（1）他敢烧断绳子吗？为什么？（2）他真的不敢烧断吗？在什么情况下他就敢烧断，而且非烧断不可？（3）这体现了什么哲学道理？这种循序诱思打破传统，善于进行逆向思维，不仅启发了学生的思维，也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体现了哲学的魅力。

四、追寻历史，理清轨迹，打造历史性哲学课堂

学习哲学历史，就是要知道古今中外的哲学家是如何看宇宙，如何看人生，如何思考自己所面临的时代问题，并给出解答方案的。不学哲学历史，就很难真正讲授好哲学，也就谈不上课堂教学的实效性了。因此，我们有必要去认真学习哲学历史，去追随哲学大师的思维轨迹，去了解他们内心世界的真正所想。在《生活与哲学》教学中适当穿插一些哲学家的介绍，让学生慢慢理清哲学发展的线索，唯如此，我们高中哲学课才有可能真正成为哲学课。

例如在教学第三课“时代精神的精华”时，我通常先用2个课时给学生简单介绍西方哲学发展线索及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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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性的哲学家。西方哲学发展史中，从古希腊哲学说起，早期的泰勒斯、赫拉克利特（我寻找我自己）、毕达哥拉斯（世界上最有趣而又最难理解的人），到中期的苏格拉底（认识你自己）、柏拉图（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亚里士多德。中世纪基督教哲学（哲学被神学所奴役）。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代表人物但丁、哥白尼、伽利略、马丁路德等。近代西方哲学包括：17世纪英国经验论哲学，代表人物培根（知识就是力量）、笛卡尔、贝克莱（存在即被感知）、休谟等；18世纪法国启蒙哲学，代表人物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代表人物康德、谢林、黑格尔、费尔巴哈等。然后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现代西方哲学，代表人物叔本华、尼采、罗素等。通过这种简单的介绍，能让学生明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绝不是偶然，它是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哲学是社会变革的先导，推动时代的步伐，指导社会变革。

第4篇：经典哲理故事范文

一、当前的两种教育方式及其困境

当前我国哲学教育的主要方式有两种: 一是以权威教材为纲的教育方式; 二是以经典原著为纲的教育方式。这两种教育方式，分别源自不同的元哲学( meta - philosophy) 预设和教育教学目的预设。以权威教材为纲的教育方式，通常包括这样一些程式化的环节:

( 1) 统一编订权威的教材;

( 2) 组织哲学教师进行教材培训;

( 3) 哲学教师严格按照教材讲授每一条哲学原理或众多哲学家的主要思想;

( 4) 讲授的方式主要是灌输式的，对于哲学原理的讲授，先阐明基本原理，再以通俗的事例作为例证; 对于哲学史的讲授，先是哲学家的时代背景、生平、思想渊源等，再是概括其主要的哲学思想;

( 5) 学生的学习主要是记诵哲学原理或大哲学家的思想史事实;

( 6) 以单选、多选、简答、辨析、论述、材料分析等题型进行标准化的考试，这些题目都可以在教材上找到标准的答案，记诵的准确性是考试的法宝。这种以权威教材为纲的哲学教育方式，或明或暗地做出了如下的一些预设:

( 1) 哲学研究等于探究到关于自然、社会、人类思维之确定不移的原理或规律;

( 2) 历史上的大哲学家要么已经发现了这些原理或规律，要么已经部分地认识到了这些原理或规律;

( 3) 哲学教育就是传授关于这些原理或规律的知识，或者是传授大哲学家探究这些原理或规律的历史事实，即思想史的事实;

( 4) 学生学习哲学就是理解并记忆这些原理、规律或思想史的事实;

( 5) 这些哲学原理或思想史的事实可以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而指导他们过最有价值的生活，或者指导他们在改造世界的活动中获得成功。这些关于元哲学和教育教学之目的的预设都是非常富有争议的，倘若要仔细分析，会陷入无穷回溯的难题，从而难以达成普遍的共识。为了避免陷入关于元哲学的争论，我们姑且先假定这些预设都是合理的，倘若能够揭示出由这些预设所决定的教育方式的困境并找到走出困境的路径，那么相关的元哲学问题也就可以得到一个间接的答复。以权威教材为纲的哲学教育方式究竟存在何种困境呢? 有学者曾将这种教育方式的困境归纳为三种幻象和三种缺失: 第一是真理化身的幻象，即哲学教师在哲学教育活动中仅将哲学简单地视为真理，把自己看成真理的代言人; 第二是人生导师的幻象，即哲学教师自以为是掌握了人生智慧的人，试图通过哲学课为学生指点人生的迷津; 第三是知识大全的幻象，即视哲学教育为最高层次的知识教育，哲学教师乃无所不晓的万事通。三种幻象导致三种缺失: 一是主动性的缺失; 二是针对性的缺失; 三是适应性的缺失。这些幻象和缺失又共同导致了哲学教育的三种错位: 一是灌输而非启迪; 二是说教而非理喻; 三是型范而非陶冶( 《论语子张篇》) 。这些概括比较实事求是地反映了哲学教育的现状，但我们认为如下的三个困境才是尤其值得强调的: 一是以知识的传授代替了严格的思维训练，即学生成了既定结论或思想史事实的被动接收器，当然不可能有主动探索的积极性; 二是将理性的事业转变成了信仰或崇拜的事业，即思维的批判本性被消耗在日复一日的宣教或记诵之中，观念或理论的创新能力受到巨大的打击; 三是以独断论式的教条代替了理性的推理论证，即学生被告知那就是真理或事实，却没能提出详细的证据和理由。相对于以权威教材为纲的教育方式而言，以经典原著为纲的教育方式得到了更多人的倡导或赞赏，而且国外的哲学教育也多采用这种方式。教育家罗志希在上个世纪初谈到治哲学时讲: 想要治哲学的人，我一定劝他不要看了哲学史或对于某种哲学的评论( commentary) 去谈哲学。我们且不要管某人说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怎样说的，我们只先问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自己怎么说的。学者们之所以看重经典原著，这是因为: 无论这些史家多么公允，总免不了带上自己的某种哲学见解，这是哲学解释所不可避免的; 或者为了读者能够清晰明白地理解，或者为了合于自己的哲学系统，或者因为关注的重点不同，哲学史家、评论者或解释者有时可能尽力放大某些方面，而忽略其他方面，甚至竟在原著模糊不清的地方下确定的判断。英国哲学家柯林武德亦讲: 教授哲学的方式是阅读、阐释、注解哲学典籍。此乃牛津大学教授哲学的古老传统。倘若以经典原著为纲的教育方式做出了哲学即哲学史的元哲学预设，进而假定哲学教育就是哲学史的教育，哲学史的教育就是关于哲学思想的历史事实讲授，那么，这种哲学教育的价值就会受到极大的贬损，并带来诸多的困境。以经典原著为纲的哲学教育，有学者认为存在如下的困境: 第一，对中国哲学而言，也许说十三经是经典，但子部中相当多的著作又为何不是经典呢?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也许说《巴黎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是经典，但《资本论》、《1857 -1858 经济学手稿》又为何不是经典呢? 对西方哲学而言，经典的数量更是多得惊人，比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阿奎那、笛卡儿、休谟、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胡塞尔等人的哲学著作都可算做经典。经典的数量何其多、内容又何其难，学生的精力何其有限，而人生又何其短，若不在经典之中加以遴选，整个经典阅读计划就根本不可操作。第二，以经典阅读为纲已经或可能带来诸多的副作用，比如: 读经典对提高学生的通用智力没有多大帮助，对于就业市场来说，牢记经典内容的求职者是缺乏价值的，因为市场更需要能够灵活、主动地制定问题解决程序的脑力劳动者 大部头的老经典往往很难啃，尤其是学生在学习西方哲学时还会碰到语言、文化方面的困难，啃经典会挤占他们学习更基本的知识技能的时间资源 经典阅读的训练方式需要大量的记忆，因此这也就占据了学生记忆其他更重要的通用知识的资源 啃经典还会使学生一头钻进故纸堆，渐渐失去对现实世界的敏感度，丧失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能力。这些分析和担忧确有道理，但仍有待商榷: 其一，经典的数量非常庞大，但经典阅读并非必须要读完所有的经典原著，既可以按哲学史分期选一部分经典慢慢啃，也可以按人物或流派选一部分经典仔细推敲，因此，在哲学学者中，常有古希腊哲学专家、德国古典哲学专家、海德格尔专家、现象学专家，等等，而学习物理学的，却完全不需要成为爱因斯坦的专家，哲学学习的经典阅读计划并非一定不可行。其二，经典阅读训练确实会占用学生大量的时间资源、记忆资源，还会遇到语言文化障碍，但不能说通过阅读经典原著训练出来的学生一定缺乏市场竞争力，更不应是与世隔绝的老古董，因为读经典的目的并非是牢记经典内容，而是要去领悟经典原著所欲解答的问题、问题得以产生的时代脉搏、对问题的理性分析和论证解答等，培养学生的通用智力和艰苦探索的毅力正是经典阅读训练应题中之义。因此，我们认为，国内以经典原著为纲的教育方式，其主要困境正在于: ( 1) 将思想的历史事实等同于哲学本身，哲学教育被理解为向学生展现思想的历史事实; ( 2) 学生的哲学训练主要变成了记忆力的训练，埋头于故纸堆而不从现实生活中引出哲学问题，仔细研读某个哲学大师的著作，其目的似乎是要变成了他的狂热粉丝 ( 3) 将理性分析的事业转换成了盲目崇拜的活动。概括地讲，当前我国哲学教育的两种主要方式，虽然各自有其预设，并各自存在一些问题，但其共同的主要困境及其根源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缺乏问题意识; 二是缺乏严格的论证训练。因此，我国哲学教育的改造，必须将问题意识和论证训练放到中心位置。倘若这两个方面都得到了足够的重视，究竟是以权威的教材为教学依据，还是以经典原著为教学的依据，自然就不会显得那么对立了，因为，无论是教材还是原著，都可能在新的教学方式下培养起学生敏锐的问题意识和严格的论证习惯，但相比之下，我们还是会偏向于直接以经典原著为依据的教育方式。

二、问题意识:哲学教育的中心

倘若哲学问题对于哲学思想而言居于首要地位，那么哲学教育的首要目标就应该是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没有问题意识，就不可能开始独立的哲学思考。因为，任何一种理论皆是问题的解答，先有问题，然后才有理论。在哲学上问题乃是始祖。没有问题，就没有哲学，哲学的核心在于一些特定的问题。倘若不明白某个哲学家所要解答的特定问题，也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他所提出的理论，理论不外乎是特定问题的解答方案。问题的产生是有条件的，同样的现象呈现在不同的观察者面前，有的人提出了极富价值的问题，有的人只是将其当做理所当然的现象而一概接受。多数人都有洗澡的经历，但发现浮力定律的却是阿基米德; 大家都见过物体下落的情景，但万有引力定律却偏爱牛顿，其核心在问题意识。问题意识至少有四个成分: ( 1)理解，( 2) 不理解，( 3) 觉察到不理解，( 4) 寻求理解。因为理解了某些事物或某事物的某些方面，而对其他事物或某事物的其他方面不理解，对这种不理解有一种理智上的自觉，并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要寻求彻底理解那尚未被理解的东西，据此，问题就产生了，对问题的高度敏感或执著思索，即是问题意识。有的问题是原初性的，有的问题是派生性的; 有的问题是封闭性的，有的问题是开放性的。原初问题是直接观察自然、社会或思维现象而得出的，其答案直接关涉的是实在，而非对思想史的理解; 派生的问题并不直接出自尚未理解的现象，而是直接出自前人的思想或理论，旨在寻求对先哲之思想的理解。抽象地讲，原初问题比派生的问题更有价值，但是，在哲学上，试图提出前人从未讨论过的原初性的问题，其难度应该是相当大的，凡重大的哲学问题，无论是本体论的、知识论的或价值论的，在哲学史上也许皆有不同程度的讨论，所以分析或解答派生性的问题，对哲学研究仍然具有相当的价值。封闭性的问题是在既有思维框架之下产生的问题，对思维框架本身并不提出疑问，且问题的答案具有确定性，比如，孔子的仁究竟是什么意思? 对这一问题，虽然不同的研究者会得出不同的答案，但都认为这个问题应该有一个理性的、可理解的、通过分析论证而确定的答案，人们在回答这一问题时并不需要先探讨何谓理性、人如何可能有理性等框架性的问题; 开放性的问题是对基本的思维框架本身提出了疑问，比如，不问孔子的仁究竟是什么意思?而问有能力提出这种问题者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派生性的问题多为封闭的问题，而原初性的问题多为开放性的问题。哲学教育就是要循着先哲所思考的问题，理解他们对问题的分析和解答，从而训练自己的思想。这种训练到达一定的程度，自然会产生如下的结果: 对于别人尚未分析过的现象，他逐渐会分析，对于别人尚未解答的问题，他将渐渐地学会解答，这正如临帖练字一样，临摹到一定的程度，对尚未临摹过的字也自会比临帖前写得高明。哲学思想的内容不外乎是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进行论证，从而形成观点。问题的提出是起点，论证是问题的分析和解答过程，答案是问题的暂时终结。

问题乃是整个哲学的中心，因此，哲学教育也必须围绕问题转，以问题意识为中心。但是，思维的过程与写作的过程是不一样的，思维必须从问题开始，哲学家们的写作却不一定从问题开始，因为，在写作之前，问题必然已经经过了一番思维，并有了大致的解答方案，所以写作可能直接从论证开始，甚至从结论开始，反而使得问题晦暗不明。另一种情况就是，哲学家的论证乃是针对当时思想界比较公认而心照不宣的问题，因而没有必要在文中直接而明白地陈述其问题，但随着时代背景的变化，今天的读者并不能一见其论证就立即明白他所针对的问题。因此，在哲学教育过程中，通常需要重新明确地构造出哲学家们的问题。保持高度敏锐的问题意识，并重构出哲学家所欲解答的问题，这对哲学教育是异常重要的。除非你知道一个命题所回答的问题是什么，否则便不能说出它的意蕴。如果你误解了这个命题的问题，也一定会误解它的意蕴。当然，问题往往是复数的，而非单一的; 问题亦有层次上的分别，最高层次的应该是其总问题或首要问题，其余乃是处于不同逻辑层次的分问题或具体问题，具体问题之下亦有细小问题。最难以重构的当然是总问题或首要问题，每一种理论本质上都是一个总问题，发现其总问题或首要问题是从整体上正确理解某个哲学理论的前提。恰如柯林武德所言: 一个哲学家的思想是他对自己提出的某些问题的解答，不知道这些问题是什么的人就不可能理解这位哲学家的思想。任何人都可以理解任何一位哲学家的思想，只要他能够把握这些思想所针对的问题。问题不需要是他自己的，它们可能属于某个与他自己头脑里正思考的问题完全不同的思想体系。但是，这种差别不应该妨碍他对问题的理解，也不应该影响他的判断，判断那些对此问题有兴趣的人是否以正当的方式回答了它们。可以说，一旦你发现并理解了某个哲学家的问题，对于理解其整个思想而言，你就成功了一半。因为，哲学知识 =问题 +答案。只有答案，如同一些死的空话。学生也不可能因为见着这些死的空话而振奋。只有明白了其各个层面的问题，哲学家的思想才能在学生的心中复活，进而激发他们的兴趣，并获得真正的哲学素养。举例来说，孔子哲学思想的总问题，我们可以重构为: 天下大乱，怎么办?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总问题，乃大家熟悉的知识是否可能，如何可能?黑格尔的总问题也许是: 整个世界为什么是合乎理性的?马克思的总问题可能是: 资本为何会带来一系列的二律背反?其必然后果是什么?只有先让学生对这些总问题有了真切的体会，并找出了其分问题和具体问题，然后才能真正理解其相应的具体论证。无论以教材为纲，还是以经典原著为纲，首先必须要重构或发现哲学家们提出某一理论所欲解答的问题，倘若问题未能得到澄清，那么哲学教育就难以摆脱教条式的宣讲或记诵，学生亦无法体验到探索问题的乐趣，更没有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答问题的成就感，势必对哲学教育感到厌弃，学生的通用智力亦无从培养。

三、论证训练:哲学教育的精髓

第5篇：经典哲理故事范文

怎样加强哲学课的趣味性？我们得从中学生的思维特点去思考问题。中学生的思维特点之一，就是他们的思维活动还具有很大的形象性，他们常常凭着具体直观的感性材料去思考问题。我们所讲的生动，就是让学生在如临其境，如见其形，如闻其声的感受中，加深印象、引发思维，从而获得更佳的教学效果。要生动，就必须用形象说话，对于初学哲学的中学生来说，更需要形象化的讲解，而博引趣例法就是其中的一种有效方法。

“趣例”可以是哲学寓言故事、成语故事、生活中的故事，也可以是哲理诗，名人名言等。心理学研究材料表明：普通中学的初中生爱听故事的占95%以上，高中生占85%以上，这可看出中学生是很喜欢听故事的。我们就将中学生爱听故事的心理倾向引向课堂，来搞好哲学常识的教学。结合教材内容精选一些寓言故事、成语典故、生活故事进行教学，可将枯燥问题趣味化，抽象问题具体化，复杂问题简明化，深刻问题通俗化，从而学生在情趣盎然中掌握知识、增强能力、提高觉悟。而哲理诗却寓哲理于艺术形象中，意境、诗情、理趣交融，使人获得艺术上的享受，也得到思想上的启发。还有名人名言，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经典作家的名言，在教学中适当引用，可使学生加深对哲学内容的理解。在教学实践中，博引趣例法可从以下三个角度去把握、应用。

第一，

以趣引题，定好基调。常言说，良好的开头是成功的一半。开头为何那么重要？这就是心理学所说的“首因效应”、“第一印象”的作用。成功的开头，有如乐章的序曲，使学生一开始便受到强烈的感染；又像打开了殿堂的大门，引导学生竞相登堂入室。在哲学教学中如果我们能恰到好处地用趣例引题，导入新课，就会一扫课堂的沉闷气氛，唤起学生的求知欲望，拨动其思维之弦，为新课的讲解定下基调。

如在讲“联系”这个概念时，先播放哲学寓言故事“唇亡齿寒”的录音。说明虞国和虢国的关系，如唇齿相依，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即“联系”。那么，什么是“联系”呢？同学们就会抱着极大的兴趣去阅读、去探讨。又如在讲“矛盾的对立与统一”时，先叫一个学生讲“自相矛盾”的成语典故，进而引导学生分清“逻辑矛盾”与“辩证矛盾”，然后引入正题。

第二，以趣言理，深入浅出。哲学反映的是万事万物的共同性质和共同规律，它是具有高度概括性的理性认识。但从认识过程看，感性认识才是认识的起点，人们的认识总是从对具体、生动的个别事物的认识开始的。因此，教学应遵循从个别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的认识规律，引导学生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总结出带有哲理性认识，使教学过程和认识过程相一致。运用趣例组织哲学教学，能够为学生提供必要的感性材料，化抽象为具体，变呆板为生动，深入浅出地阐述原理，从而使哲学理论变得通俗易懂。

如在讲“必须按规律办事”时引了寓言“挤牛奶的故事”，说的是：有一户人家，养了一头母牛。这家主人因事要请客，准备挤些牛奶下来，供招待客人之用。使但他转念一想——现在离请客还有一个月，如果预先把牛奶挤下来，积存多了，牛奶容易变质发酸，也不便于保藏，不如就利用牛肚皮暂时储藏一下，临到请客时一次挤出，到时牛奶既多又鲜，岂不妙哉？于是，主人就把母牛和那头小牛隔离开来，停止了挤奶。转眼间，请客的日子到了，客人们纷纷光临。主人把母牛从牛棚里牵出来派用场，却什么也挤不出来。讲完故事后引导学生思考：为什么母牛的奶不给小牛吃，也不去挤它，就会自然没了呢？通过思考、广义，引导学生自己得出结论：母牛的造奶是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要每天挤，才能促其新陈代谢，也才有源源不断的新奶产生出来，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在起作用。而挤奶人违背了规律，就必然使母牛造奶系统的生理机能紊乱，造成奶的枯竭。接着，再举一例“达尔文和表姐埃玛结婚终生悔恨”去印证。这例说的是生物学家达尔文和表姐埃玛结婚，结果十个子女中有三个很小就夭折了，其他七个都有程度不同的精神病。后来，达尔文语重心长地对人们说：“奉劝那些表兄姐，千万不要走我的路而近亲结婚，就当知心朋友吧！”最后选用谚语“强扭的瓜不甜”让学生分析。这样，“规律的不可违抗”这一难点内容就容易理解了。

第三，以趣结尾，余音缭绕。好的结尾，有如咀嚼干果，品尝香茗，令人回味再三。一堂好课的结尾，不仅可以对教学内容起到梳理概括，画龙点睛和提炼升华的作用，而且能延伸拓展课堂教学内容，取得“课虽尽而趣无穷、思未尽”效果。在哲学课的结语中，选取一些趣例作为结尾，往往令人萦怀难忘。

第6篇：经典哲理故事范文

【关键词】中国；古代寓言史；《淮南子》；寓言特色

在我国浩瀚如海的文化典籍中，保存着大量的寓言故事。中国是世界三大寓言发源地之一，诞生于西汉初年的《淮南子》寓言便是这汤汤长河中一朵绚烂的浪花。它们像一颗颗珍珠，散见在各代文史著作中，而寓言故事中深隽的哲理和宝贵的经验，如同薄荷草散发出的淡淡清恬，绵延千年，意蕴无穷。世易时移，这些古老的寓言代代相传，给予人们新的启迪历久弥新。

一、对前代寓言的继承

我国早期的文论，推崇文章表达“委婉含蓄”，而这也适应了先秦大变革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表达需求，在此条件下，先秦寓言应运而生。相对于平铺直叙的生硬表达，先秦诸子为了增强语言表达的生动形象性，提高游说的安全性，他们选择了形式更为活泼有趣的寓言故事作为思想情感的表达方式。一方面增强了学说的论辩性，另一方面又具有较高的保险性，这便使寓言由偶一为之发展到自觉的大量运用，因此形成了中国寓言史上的第一座高峰。先秦寓言中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在世界寓言史上都是罕见的，而这也为以后各代寓言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尤其是紧随其后的两汉寓言。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将诸多典籍付诸一炬，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巨大的雾霾始终笼罩着文化园地，文人的文学创作在现实的压抑下很难有所创新，“百家争鸣”的文化盛宴一去不复返，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钳制了寓言的发展，因此两汉时代的理论著作多沿袭先秦，很少有独创性。

在这样的政治背景和文化背景下，两汉寓言有两个显著的特点，其一是多沿袭先秦的寓言，尤其在题材方面，如汉代的寓言专著《说苑》《新序》在题材和体制上都沿袭先秦的《韩非子》和《吕氏春秋》，《淮南子》寓言是两汉寓言的重要作品之一，其作品尤为明显地体现出两汉寓言的特点。

1、对《庄子》寓言风格的借鉴

在先秦寓言中，成就较为突出的有《韩非》和《庄子》，以《韩非子》寓言为代表的一类寓言故事将思想和理论根植于现实的土壤，以敏锐的洞察力和犀利的笔锋展现了活现的世态，其作品尖锐的批判性和战斗性，表现出现实主义风格；而以《庄子》寓言为代表的，则多通过夸张怪诞的手法，奇幻迷离的境界和恣肆的文风来阐释哲理思想，表现出浪漫主义的风格。

庄子特别擅长借用另外的故事来说理，言在此而意在彼，其寓言中，多以民间故事为题材，主人公多为下层人物，寓言中大量运用拟人手法，想象丰富、夸张大胆、词汇富丽，具有恣肆的浪漫主义风格。《淮南子》寓言站在现实的土壤中，但是和大多数两汉的文学一样，失去高度的战斗性，而在部分程度上继承了《庄子》寓言这种夸张、宏大、广泛又充满想象力的浪漫主义色彩。

2、对《韩非》寓言的继承

在对《庄子》寓言借鉴的基础上，《淮南子》寓言的作者群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写作风格。《淮南子》对韩非子现实主义和庄子浪漫主义取舍采纳，形成自己独特的朴素的浪漫主义手法。无论是治国用兵还是修身处世，《淮南子》寓言立足现实，但弱化韩非子寓言尖锐的战斗性和批判性，较多的采用了庄子浪漫主义的手法，委婉地表达自己的见解和美好愿望，同时又不乏寓言所必需的深刻性、反思性；但不同于庄子的细节描写和无人物塑造，作者浪漫主义的写法仍以现实为基础的，以国家、民生为中心，围绕多个主题，组织情节，表达自己的思想主张。

二、寓言故事的整体特色

1、巧妙的表现形式

《淮南子》寓言从前代古籍中汲取吸收了大量故事，全书以历史寓言和民间寓言故事为主，有少量的神话寓言故事，其大多出自先秦典籍，有直接引用故事，然后赋予明确的说理论证寓意，使之为作者所用；有的稍加改动，使之更符合论述说理的主题思想。如出自《吕氏春秋》的故事，城濮之战中晋文公用咎犯之谋而先赏雍季，《淮南子》对原文措辞稍加改动，对“或无功而先赏，或有功而后赏”的思想进行了恰当的正反论证，传达出深隽的哲理意义，便有了“先赏雍季”的故事。

同样是寓言篇，作选择材料也不尽相同，在哲理思想深奥，寓意不易领悟的《道应》中，作者首先讲故事，或是人物对话、或是记叙简单情节，最后再引用老子名言来对寓言故事进行概括总结；而在思想哲理相对浅显，易于理解的《人间》中，作者首先提出论点，然后再用寓言论证，或正面描述，或反面烘托，有的则正反结合，来证明哲理。深奥难懂的先演绎后归纳，浅显易懂的先归纳后演绎，张弛有度。由此可见，作者在寓言的设置方面的精巧用心。

2、丰富的题材来源

除了巧妙恰切的形式，《淮南子》寓言的题材来源也较广泛。相对于外国寓言多采用民间动物故事，中国古代寓言的题材来源则要广泛的多，在深厚的文化底蕴下，脍炙人口的民间故事、丰富悠久的历史故事都是寓言发展成长的沃土。此外中国古代寓言还广泛的借鉴其它题材，如神话传说、鬼怪故事、笑话等来充实作品，如《韩非子》寓言中大量改编援引历史故事，成为传颂不衰的历史寓言。《庄子・逍遥游》中的“鲲鹏和斥燕”，则来自志怪的民间故事集《齐谐》。

《淮南子》寓言正是继承了中国古代寓言，尤其是先秦寓言的这一特色，同西方以动物寓言为主的素材不同，其寓言多以人物为主，以历史故事作为素材。《淮南子》全书140余则寓言，仅有“狡狐搏雉”（《人间》）等为数不多的是动物寓言，其余寓言都是人物故事。如“女娲补天”（《览冥》）、“黄龙负舟”（《精神训）等一类的神话寓言中，故事的主角都是人物。作者往往一两笔，就画龙点睛的刻画出某个人物的性格特点，准确的描绘人物的鲜明形象，凸显了故事的生动性和趣味性，也极大地增强了寓言的深刻性和论辩性。

民间故事、历史故事、神话寓言故事都是《淮南子》寓言的题材来源，如沿袭了《韩非子》寓言群“说林”之名的《说林》，以及与之类似的《说山》中，部分寓言既没有情节，也没有人物，但是依然包含着深刻的哲理思想，《淮南子・说山》中“一目之网”的寓言简明的告诫读者，局部只有在整体中才能发挥作用，脱离整体的局部是没有意义的。诸如此类，作者巧妙地采取各类不同的独特形象，运用生动的笔触，用妙趣的故事来间接地影射当时的社会现实，启发人们去掌握运用正确的思维方式，深入思索、吸取经验教训，不断前进。

中国古代寓言是我国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些还成为后世文学作品的题材来源，为文学创作提供丰富的素材，更值得一提的是，古代寓言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的语言词汇，在现代汉语中，仍有大量的成语、格言是出自古代寓言，“化干戈为玉帛”、“塞翁失马”等成语格言，精警凝练、含义深远，几千年来，一直被广泛使用，有着强大的生命力，成为古代汉语中的精华。

【参考文献】

[1]刘康德.淮南子直解[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2]刘康德.淮南子鉴赏辞典[M].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

[3]陈静.淮南子译注[M].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

[4]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786.

[5]陈蒲清.中国古代寓言史[M].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

第7篇：经典哲理故事范文

一、 中国哲学典籍的性质、范围、特点

及其英译的重要性

成中英先生在《中国哲学与中国哲学文化》一书中曾指出哲学是民族文化中的核心部分，而中国哲学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产物。我们生为中国人，浸濡在中国民族文化生活的基本方式里，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进一步的认识这种文化的精神这种文化的意义呢？作为一个慎思明辨的中国人，我们是无法逃避发掘及发扬自己历史智慧与民族智慧的责任。[1]（P3）可以说，中国哲学典籍承载着中国哲学的核心价值，作为经典文本，维系着一个民族得以安身立命的根基。它主要是指周代，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元典文本，如后代所称的《五经》《四书》《荀子》 《老子》《庄子》《墨子》《公孙龙子》等，及汉以后相关的子集，同时也包括魏晋南北朝之后传入中国的佛学典籍。以儒、释、道三家为主体，兼及其他诸子百家的中国哲学典籍，不仅集中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亦如西方的《圣经》以及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的经典哲学著作一样，更是全人类共同的宝贵精神财富。因此，中国哲学典籍的英译是关乎一个民族哲学文化的传承、交流、发展的大事， 是“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文化参与全球文化交流的一个极好途径。”[2]（P3）能够促进中西文化的会通，从而构建“和而不同、相得益彰”的文化多元化的全球文化格局。中国哲学典籍兼及儒、释、道三家。如果按照冯友兰[3]的观点，把中国哲学史大致分为子学和经学两个时代的话，那么，自孔子到淮南王的子学时代主要是中国哲学的原创期，这一时期产生的经典都是元典，以儒学典籍为例，主要是《五经》《论语》《孟子》《荀子》等；而自汉代的董仲舒以来，中国哲学就进入了对元典的持续性的阐释过程，不断创造新的经典。如宋明理学中，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近思录》，王阳明的《传习录》《大学问》等。这些经典首先是“产生经典的那个时代的各种典章制度、社会活动、文化观念的历史记载”[4]（P74），是经典作者在特定时空的产物，而经典的诠释者又处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其诠释必然带有时代特征。经典诠释者的历史性既能帮助诠释者更好地发掘元典隐而未发的内涵，从而构建新的哲学体系，产生新的经典，但也有可能会曲解或过度诠释元典的内容，正如刘笑敢先生所言：“中国哲学诠释传统的典型形式是以经典诠释的方式进行哲学体系的建构或重构，这一方式包含着‘客观’地诠释经典的‘原义’和建立诠释者自身的哲学体系的内在矛盾和紧张。” [5]（P31） 由此可见，如何安顿好诠释者的历史性是一个严肃的方法论问题。国内许多学者都意识到中国哲学典籍的特殊性质，从而提出了相应的原则和翻译方法，如崔永禄（2007）提出中国经典外译的几个原则性问题：一是注意保留中国文化的特征和原貌；二是译文要能体现中国文化艺术和语言创作的水准；三是注意语言流畅，具有较大的可读性。[6]（P43～46）郭尚兴（2010）指出中国哲学典籍的英译原则应该是保持文化个性，力求形神兼备，减少文化亏损；平衡语用效果。[7]（P138～142）杨平（2012）认为中国哲学的译介应该避免基督教化、西方哲学化或文化利用型翻译途径，采取文化还原式的翻译策略如音译、创译和综合翻译等方法来彰显中国哲学的特质和财富。[8]（P77～87）作者认为，中国哲学典籍的英译方法以对经典的正确解读为前提，而后才是如何把这种解读的含义更恰当地转换成英语。而在解读的过程中要以概念史和思想史相结合的方法，一方面要对关键的哲学概念或术语进行历时的考据：包括音读、训诂和名物的考辨，并且比较同一概念术语在相应体系内不同的发展阶段的诠释意义，以及同其他哲学体系内同一术语的诠释意义的差别；而思想史的诠释方法则强调从诠释者所处的历史脉络中把握经典的具体含义。在对经典的正确解读的前提下，要从比较哲学的视角出发，注重把体现中国哲学思想特色的概念转换成能与西方哲学文化平等对话的概念体系，使中国哲学可以早日真正成为世界哲学文化的大家庭中的一员，从而形成“和而不同、相得益彰”的全球文化格局。

二、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诠释方法

（一）概念史和思想史相结合的诠释方法

对中国哲学典籍的正确解读，是翻译的第一步。首先要求我们对中国哲学发展史的整体脉络有较为清晰的认识，特别是要认识到中国哲学典籍正是在对元典的持续性的阐释过程中不断产生的经典文本。因此，从哲学概念和诠释者的历时性上考察经典文本，把握元典文本的“客观原义”以及在其后历代诠释者的“诠释意义”。要把经典还原到相应的历史背景中把握其含义，即采用“概念史的研究方法”和“思想史的研究方法”[9]（P20）。所谓“概念史的研究方法”，以儒家经典为例，是指紧扣儒学史中的重要概念或术语，一方面潜回元典对这些术语进行音读、训诂以及名物的考辨与疏通，理解其基本的概念意义，即是中国传统的考据之学，另一方面观察同一概念或术语在儒学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的诠释意义，及其同其他哲学派别之间的差异。“思想史的研究方法”是把对经典的诠释，放置在诠释者所处的历史脉络中加以分析，“从而将经典诠释者身处的时空情境，及其诠释言论的历史背景与具体含义加以解明。”[9]（P15）下面就以如何理解朱熹的著作为例，用概念史和思想史相结合的方法，具体探讨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诠释方法。

（二）对朱熹理学的“概念史”诠释

朱熹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功不可没，他通过对《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元典的重新诠释，才有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四书》，并且建立了以“天理”为核心概念的哲学体系，是儒学发展的新阶段。朱熹也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位明确提出解经方法的哲学家，他不仅注重义理的发掘，同时也没有摒弃对章句的训诂，潘德荣[10]（P57）认为朱熹把“意义整体的圆融和谐确立为对经典的理解之方法论的基本原则”。朱熹的哲学著作包括《四书章句集注》《近思录》《朱子语类》等，都是在对元典文本的深入阐释的过程中，发展出的新的哲学理念，因此，诠释朱熹的哲学思想，必须要潜回到相应的历史背景，把握儒学动态的发展过程。作为典籍英译者，从某种意义上，我们也是典籍的诠释者，特别是经典的跨文化诠释者，但我们的任务不是像朱熹那样的哲学家，要去发展或建立新的哲学体系，而是要努力做到如何忠实地再现不同历史阶段的哲学典籍的内涵，并且要立足当下，使中国哲学典籍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参与世界哲学之间的对话，使中国文化的精神在异域发扬光大。

朱熹把理学的主要概念：理、气、心、性、天理等都全部融入对《四书》的注解之中。如《论语?为政》中，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朱子的解释是：“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赋于物者，乃事物所以当然之故也”[11]（P56）此处朱子以“理”解释天命。又如朱子对《中庸》第一章“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一句的注解是“命，犹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形成，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意味建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率，循也。道，犹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则其日用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行之路，是则所谓道也。”[11]其中，朱子以“理”来解释性，从而树立了一个由理主宰的形而上学的世界。对朱熹所说的“理”这一基本概念的理解一定要放在整个哲学发展史的背景下进行，这就是黄俊杰先生所说的“概念史的研究方法”。

《四书章句集注》中出现了高达364个“理”字。而“理”字并未在《论语》中出现，直到战国中后期，孟子才将“理”“义”并举，“心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木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 “...What is it then of which they similarly approve？ It is， I say， the principles of our nature， and the determinations of righteousness.”[12]（P478～479）可见，孟子将“理”与“义”并举，同时作为道德的准则来理解。荀子也讲“Propriety is unchangeable Principle.”肯定物之理是可知的。《庄子?内篇》中庖丁解牛的故事，有“依乎天理”的说法，所谓天理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理。但是荀子和庄子并没有提出对“理”的解释。《韩非子》的《解老》篇对“理”做出了解释：“理者，成物之文也。”又云：“短长、大小、方圆、坚脆、轻重、白黑之谓理。”[13]（P40）所以，韩非子对“理”的解释是物体的外表形式的区别所在，这可以理解为“理”的基本含义，与《庄子》中的“天理”不同。魏晋玄学家郭象则认为“物各自生而无所出焉”“物物有理，事事有宜”[13]（P41），郭象认为每一个事物都是独立存在的，此物是此物，彼物是彼物，都是必然的，这个必然性就是理。在宋代儒学家那里，“理”变成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哲学范畴。张载认为“气”的聚散攻取中“顺而不妄”者就是“理”，阴阳之气的相互作用和推移就是“理”。可见张载以“气”为根本，“理”是气化过程的产物而已。二程则认为“理”为世界的最高本原。所谓“天者理也”。朱熹继承了二程的观点，认为理是世界的本原。“太极只是天地万物之理”， “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有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14]（卷一），同时，朱子又说：“如阴阳五行错综不失条绪，便是理。”（同上）“理”此时又有了自然规律的意义，又说，“理则为仁义礼智。”（同上）可见，朱子的“理”又有道德标准的意义。郭尚兴先生在《汉英中国哲学辞典》中对“理”的翻译如下：“理：Principle， Logic， Truth [15]（P561） 理学：Neo-Confucianism[15]（P563）程朱理学：The School of Principle represented by Cheng Yi and Zhu Xi [15]（P563～564）。”

作为当代的中国哲学典籍英译者，我们一方面先要回归元典，从中找到核心概念的训诂学意义，其次要从典籍中的核心概念的演变发展史中把握其丰富的内涵，这也是黄俊杰教授所说的概念史的研究方法。除此之外，还要注意经典诠释者是在哪一种具体的历史脉络或情景脉络中解读元典的，这对经典的理解大有裨益。

（三）对朱熹理学的“思想史”诠释

朱熹所处的南宋时期，经过了唐末的藩镇割据，君臣父子的篡夺残杀，儒家的伦理纲常早就受到了极大的摧毁。加之，宋朝之前佛道两家的本体论思想皆有阐述，而儒家思想却恰恰缺少某种本体论思想的提炼和系统阐述，在汉唐时期主要停留在训诂、注疏的层面，很难与佛老思想从本体论上抗衡，儒家文化的主导地位十分被动，时代呼唤有人担当此重任，为儒学的发展披荆斩棘。朱熹的“天理”论正是在新的形势下，通过对《大学》《中庸》《孟子》《论语》《周易》等儒家经典的注释，在二程思想的基础上，进行了理论创新，建构了一个以“无极”“太极”“天理”为最高哲学范畴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系，大大丰富了中国儒学的本体论思想。可以说，朱熹对经典的阐释是当时时代的要求，是带着他所处时代的思想文化问题而质询于经典，是用他所处时代的思想文化观念来理解、复述经典中的思想文化观念。他把《礼记》中的《大学》和《中庸》两篇单列出来，并与《论语》《孟子》合并，称《四书》，虽然也遭到许多学者的批判，但无法否认的是《四书》经过朱子之阐释，已经成为儒家乃至整个中国哲学文化的核心经典文本。究其原因，朱子对儒学经典文本的重新选择和编排，正是应时代之要求，对儒学之新发展。与汉儒以《五经》为核心经典的儒学体系不同，《四书》的主要内容涵盖了更为广泛的政治、伦理、教育等方方面面，囊括了天道、纲常、心性等概念，而朱熹就是根据时代的要求，对这些理念进行了更加系统化和哲理化的阐释，构建了一个以“理”为最高哲学范畴的思想体系。“理”既是作为整体的“理”，抑或是“太极”，所谓“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同时，理又存在于借助于“气”而派生的每一具体事物里，所谓“本是一太极，而万物各有禀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极尔。”[14]（卷37） 朱熹的理学无疑是应时代的要求对经典的合“理”化阐释，体现了对经典的继承性及其自身鲜明的时代特征。朱熹因诠释《四书》而建构的理学思想，体现了作为中国思想文化主干的儒家学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复兴的时代要求，同时也实现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综合创新，使儒家学说上升到一个更高思想理论层次的社会需求。[4]（P79）

三、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转换方法

（一） 回顾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方法

理解之后，就是表达，即如何把原汁原味的中国哲学典籍所蕴含的中国文化精神转换成以英语语言为载体的哲学文本，这是中国哲学进入当代世界哲学体系的时代诉求，同时也是弘扬民族文化，稳固中华民族固有的文化身份的重要步骤。回顾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主要方法，受到英译者本身文化身份的局限（20世纪之前大多由传教士和汉学家完成），他们的翻译方法从带有传教目的的某种“儒耶杂糅”的方法，再到学术性的研究方法，20世纪50年代之后，更多的是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方法。根据安乐哲的总结，中国哲学典籍，早期是以“天主教化”和“基督教化”的形象被西方读者所熟知的，后来又被“东方化”，到现在又套进了某种“诗化、神秘化的框架里。”“The Chinese philosophy that Western readers are familiar with at the beginning was ‘Christianized’， and then in more recent times it has been ‘Orientalized’， but even more so it has been poeticized， mystified， and infused with mysterious perspectives.” [16]（P81）迄今为止，西方哲学研究视野中关于中国哲学的探讨，“往往是将中国哲学置入与其自身毫不相干的西方哲学范畴和问题框架中加以讨论。”[17]（前言P5）作者也认为：把中国哲学典籍视为一种西方哲学传统的附属物，就完全遮蔽了中国哲学的特质。因此，我们要探讨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方法，首先要从认识论上避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负面影响，强调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差异性，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我们的哲学典籍不能只局限于自身文化内部的发展，更要参与到当代哲学的对话中，既要找到对话的共同背景，也要对差异性保持敏感。作者注意到安乐哲和郝大维提出的比较哲学的翻译方法正符合这种认识论。进而观之，比较哲学的研究方法同时也体现了一种哲学的诠释方式：一方面通过对元典的解读，构建《论语》的哲学语境，再在该语境中进行文本的诠释和翻译。这种翻译并不是传统的从文本诠释到文本翻译的线性过程，而是先从文本出发构建出理论体系，再返回文本结合已构建的体系进行诠释和翻译。[18]（P135）朱熹在对经典的阐释过程中构建了一个以“天理”为最高范畴的哲学体系：他从元典文本出发构建理论体系，再在该语境中返回元典，结合理论体系对元典进行诠释。既有训诂的发掘，又有义理的阐释。这和安乐哲比较哲学的翻译方法的确有异曲同工之妙。

并且，安乐哲还在这种认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具体的翻译“策略性框架”，尤其是对中国哲学概念或术语的翻译，具有启发意义。

（二）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策略性框架”

安乐哲在《和而不同：中西哲学的会通》中，提出了翻译中国哲学典籍的一套完整的策略性框架：“包括阐释性的介绍，不断演进的关键哲学术语词汇表，校对过的中文原文，以及与原文相对应的自觉自明的译文。”[17]（P6）其中，阐释性的介绍是指在译文之前的序言部分，对典籍文本所体现的中国哲学的特色的介绍，对文本本身的成书背景、作者及其主要哲学思想的介绍。哲学术语词汇表是该典籍中出现的关键哲学术语的中英文对照表。而自觉自?的译文主要是强调，虽然译者本意是要尽可能地从中国哲学语境出发，忠实地传达中国哲学的原始内涵，但是，由于译者自身受到特定时空的局限，总会带有某种伽达默尔式的偏见，这是理解异域文化的一个前提，而不是对文献的曲解，由于缺乏自觉自明的意识，翻译者意识不到他们自身伽达默尔式的偏见，所以不得不求助于辞典。辞典自身是渲染着严重文化偏见的油彩。这样的译文不是背叛了他们的读者一次，而是两次。“正如每代人都会有选择地继承先哲们的思想，并以其自身的形象来重塑先哲，每代人都会根据其自身的需要来重构世界古典哲学经典。当然我们也毫不例外地受到特定时空的局限。即使对中国古典哲学文献最浮光掠影的理解，哪怕只是谱系式的合历史主义的理解，也要求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局限。这种自觉自明绝对不是要曲解文献，反而恰恰是要去理解文化的基本前提。” [17]（P6）

（三）关键哲学术语的翻译方法尽管许多西方学者，如史柏嘉（Schaberg 2001）、郑文君（Cheang 2000）等都对安乐哲的哲学术语翻译方法进行了批评，但作者认为无论结果或效果如何，安乐哲的方法都是对中国哲学术语翻译的一次有益尝试，开辟了新的翻译之道。

[JP+1]安乐哲认为“现存翻译模式是建立在使用标准英汉词典和默认一个未经反思的假设的基础上的，这个假定就是‘字面的’翻译必定是准确的。那些不假思索，最先跃入脑海的感觉很舒服的，最符合西方语言习惯的，被大家视为最贴切的翻译，其实都是给中国哲学典籍强加上了与其文化无关的西方文化预设，有意无意地将一个文本从其历史和人文背景中剥离出来，移植到一片哲学水土完全不同的土地中，这是在任意利用该文本，并且完全不在意篡改其根本。相反，将文本置于其自身环境中相对保守地加以定位，即使不能尽善尽美，亦可心向往之。”[17]（P7）安乐哲拒绝使用传统的词典中的词汇表，选取了一些具有颠覆性的，不符合西方这哲学传统的日常语言词汇，从而更好地保留中国哲学的特质。[JP]

“德”的诠释和转换，安乐哲首先认识到该词在中国哲学语境中具有表达某种事物和个人的个别特征，而带有某种本质主义的西方哲学式的词汇“virtue”不能表达此种含义，并且容易令人联想起“freedom”等词汇。而用“power”则有“强制”的意思，与儒家的德制社会理念不符，因此，安乐哲选择了用“excellence”来译“德”，较好地体现了儒家道德的实践性和过程性。关于儒学的核心概念“仁”，安乐哲和罗思文的理解是：“仁”必须先事“礼”，有威信的人必须是一个探路之人，成“仁”之路是一个把传统化为自身品质的富有创造性的过程。因此，他们并未使用“humanity” 这一传统译法，因为humanity 是一个普适概念，与罗马的 humanitas 相关，意指唯一的、普遍的、本质性的对象。若将“仁”视为一个普适性概念，就会破坏它的个别性。“仁”的另一个传统译名 benevolence 只是表达一种狭窄心理态度的简单词汇。因此，译者们选择了 authoritative person 作为“仁”的译名。作为以英语为母语的学者，安乐哲认为 authoritative 一词具有“礼貌”“创作”“权威”等含义。[19]（P114）

同样，“心”被安乐哲翻译成“heart-and-mind”，保持了中国哲学中认知意义的“心”（mind）和情感意义的“心”（heart）的整体性。“礼”习惯上翻译成“ritual， rites， customs， etiquette， propriety， morals， rules of proper behavior， worship”这些翻译都只翻译出了一种含义，“what is appropriate”，而没有译出“doing what is appropriate”。这个复合的表意文字，《说文》中，被定义为“履”，意思是“踏于道上”，因为也意味着“品行”“行为”，安乐哲翻译为“ritual propriety”，强调充分参与一个由“礼”组成的社群，把各种习俗和价值个人化。同样，在安乐哲这里，“义”不是“righteousness”而是“appropriateness”“a sense of what is fitting”；“正”不是“rectification”“correct conduct”而是“proper conduct”；“政”不是“government”而是“governing properly”。安乐哲在翻译文本中所提供的新的术语表，并不是要用一套中国哲学术语来取代原先不完善的模式。而是要把这些关键术语翻译成一些具有提示性的符号，以便读者可以回到词汇表中，重新检讨这些属于本身的意思，并且希望他们自己能够恰当运用，可见，安乐哲并没有忽略西方读者的接受能力。

第8篇：经典哲理故事范文

[关键词]艺术教育　诗教、乐教　艺术精神　传统　经典

古今时域差异所体现出来的各类文学艺术的提纲统领者可谓艺术之精神，它成为贯串各类文艺的主旋律。对这类文艺主旋律――艺术精神的把握，也正是大学艺术教育所追求的目的。

大学艺术教育的范畴较广，其含涉音乐、美术、文学等多科领域。通常认为艺术教育内容应指音乐、舞蹈、曲艺、戏剧、杂技和绘画、建筑、雕塑、织造这类表演艺术和造型艺术，却忽视文学这类含有更广泛更深层含意的艺术教育。表面上，音乐、美术类艺术教育似乎多呈现于技术层面的教育特性，事实上，艺术教育并非仅是一种技术的培训，也是一种美育和德育范畴的人文素质教育。音乐、美术教育本身也含有对作品的鉴赏能力培养等美育教育目标。文学既同样具有这类美育教育目标，也具有德育教育的义务。在对文学作品进行鉴赏教育的同时，也必须有对技术层面的教育培养。没有对文体技术层面的认识，也就不可能有准确而恰当地对文本的深层艺术精神的领略。而且，最高的艺术创造，必须通过精神与技巧的修养而始能达到。从这一点来讲，文学艺术教育与音乐、美术等艺术教育便具有某种共通性：一是都具有美育德育的双重目标：二是都具有技术与艺术层面相结合的双层面功效：三是都具有一种相通共融的艺术精神。但这种“艺术精神”从艺术教育的角度观照，文学艺术较其它艺术更为显性直观。这种感性直观的语言能够在技术层面上直接传达哲学的意味(艺术精神)，而且文学(诗歌)艺术既有其他艺术所具有的空灵性，也有其他艺术所不具有的言说性，又加之能有语言余留的空间作为思维联想的系带，以把握藏在语言文字后面的真精神，这恰如“轮扁斫轮”的喻意。人文素质教育课程(或通识教育)作为当代大学艺术教育的主阵地，必须重视和深掘文学教育的内涵。作为艺术教育重要内容的文学，历来论美论道多标举古典，其古典传统诗学兼有其艺术性和哲学性，但文学艺术教育的内涵也并非仅此而已，其文学艺术和古典诗学中超越于技术层面。由技而进乎道的理论，是对艺术哲理的深刻揭示。孔子所谓的“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庄子《达生》)，也是对艺术欣赏和艺术精神把握中自证、自觉过程等深刻的哲理分析。从文学发展的时域和文学自身演进的规律看，论美论道的精品也不乏其代。所以，在大学艺术教育行为中，我们必须贯通古典与当今、传统与现代、经典与流行的关系，真正把握其艺术精神之所在。

艺术教育，既要从时域上通观古今，也要从流派和对艺术精神的把握中去体认传统与现代，传统的艺术流派和艺术精神会随着人类对文学、艺术、科技，乃至自然的认知的不断进步而有所差别。所以随着文学观念的演变、艺术精神的不断超越，经典与流行也必定贯注着各自时代的文艺精神。“流行”的艺术应是当下文化体系中的大众化的文艺形式，但经典可能是曾经的大众的流行的文艺形式或文本，也可能随着时代的演进而成为“阳春白雪”式的“雅”文化艺术代表。往往这类经典具有超越时代时尚，其优越性为大众所公认，故《尔雅・释言》谓：“典，经也。”而“经”也涵盖典范的意义，故刘勰《文心雕龙》称：“经正而后纬成。”显然这些经典之作应有引领时尚的意味，而且应是作为大众的通常的典范，正因为经典的流行性和大众性，在一定程度上通过艺术教育的途径在当下完全可以复原其流行的品质，即还原经典的文化内涵和经典的流行性和时尚性，又将其融入时代的精神特质，为当代文化注入新的血液。此亦有助于艺术精神的把握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

从中国传统的古典文学艺术来看。诗教、乐教的艺术理论地位颠扑不破。正如前文所说，艺术既有技术层面的内涵，也更应升华到哲学或精神层面的品质。古代社会礼乐活动的主要形式是歌，而“歌的主要内容可能即是诗。诗在当时是与乐不分的。”故《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从而《诗》、《书》、《礼》、《乐》成为公认的古代儒家教典。所以诗教、乐教也成为艺术教育所不可缺失的内容。尽管后来艺术的分类派别逐渐齐全，有文学、音乐、舞蹈、曲艺、戏剧、杂技等，但古典的诗教、乐教理论可以说已经涵盖万象，成为后来表演艺术和造型艺术，以及其它艺术形式的理论源泉。文学作为一门综合的艺术形式，从艺术表现的特性上看，可以说既具有表演艺术的特性。也具有造型艺术的特性，如对情节、抒情、叙事方式精心安排、语言的铺陈夸张、典型人物事件的塑造和描写。无不体现出其综合的艺术特性。从中国古代较早的诗教、乐教文艺理论中也可窥出其综合的艺术理论特质，可以说从中是绝对可以找到后来音乐、美术、建筑、戏曲等艺术形式的理论来源的。

传统诗学理论一开始就将生活、艺术与精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艺术是“在人们精神的发现中才存在”的，因而古代艺术与当代艺术也便存在其共通性，这种共通性便是艺术作品所具有的艺术精神。在大学艺术教育任务中，除开诗、词、歌、赋、画具体作品的鉴赏形式外，对艺术精神的把握理应成为艺术教育的本质和重心所归。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代，艺术教育皆应追求艺术精神的崇尚，这种艺术精神的反映，正是通过潜移默化的教育活动，从而达到美育、德育的体认、融合和实践。对艺术精神追求的绝佳效果便是达到“物我合一”、“物我两忘”的艺术的境界，即心灵受文本的启迪和触发，其心智得以完美的融入和升华。要达到这种艺术的境界，美育和德育的目标皆可同时实现，故艺术境界与道德境界往往是可融和的。朱子在《论语集注》中以道德精神的最高境界，来解释曾点在当时所呈现的艺术的人生境界。而且孔子为“大乐与天地同和”的这种艺术境界深致喟叹，实际正是感动于这种艺术境界。这种艺术境界不是纯然的艺术境界，而是包涵政治社会理想的道德境界，从而成为将美(艺术)善(道德)结合的艺术的人生境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这也成为文艺作品中所反映的艺术精神的最本质的内核。大学艺术教育的任务，最重要的也应是对这种本质内核的揭示，对古今艺术作品中对艺术的人生境界的宣扬和对艺术精神的追求，并从而实现大学美育和德育的双重教育目标。

在古代的诗教、乐教理论中，便曾积极的主张美善结合。《论语》上有“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八佾》)，可见，“美”“善”的统一，是孔子由对音乐的体验而得出的对音乐、对艺术的基本规定和要求。“美”属于艺术的范畴，“善” 属于道德的范畴。艺术作品本身要求达到“美”“善”统一，而在古典文艺作品中所反映的艺术的人生境界也同样要求达到“美善合一”。在古代诗教、乐教的文艺理论中，实际是通过对文艺创作者的“美善合一”的要求。来达到对文艺作品受众的“美善合一”的影响。从而艺术作品归源其社会性。成为艺术教育的范本，艺术教育也就通过艺术的方式，来达到教育和人格修为培养的目的。如传统儒家和儒家经典中以音乐(诗歌)为中心的“为人生而艺术”的性格，对古今知识分子的个人修养而言，其功用都较为明显，而且这类理论在整个古代文艺理论中也是特别突出和明显，如：

“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礼记》卷三十七《乐记》)

“君子日，礼乐不可斯须去身。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谅之心生，则乐。乐则安，安则久。久则天，天则神。天则不言而信，神则不怒而威。致乐以治心者也。”(同上)

“故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乐极和。礼极顺……”(同上)

这种理论主张对个人修为的要求，也是艺术教育所追求的结果。此结果是一种“融情于我”、“融我于物”的心灵震动和感触。当今大学艺术教育所追求的实质也便是这样一种积极、乐观、振奋和正影响的艺术精神释解效果。对艺术精神的充分而精当的释解，可以合理建构和达到艺术教育的最佳效果，故徐复观称：“我们可以把一切的艺术追溯到艺术精神的冲动上去。”

当然，只有对艺术精神脉络的清晰把握，对艺术作品“物我两忘”的感知，才可能达到真正艺术教育的目的和最佳效果。然而“物我两忘”感知实效的难于产生。也是众多艺术教育媒介流于形式和肤浅化亟待摆脱的困境之一。

此外，对艺术流派渊源发展的认识，以及对艺术精神脉络的清晰把握和体认，也要求我们必须认知和借鉴“古典”，有足够的艺术素养。“物我两忘”的艺术感知实效之难与对此实效的不断追求似乎是一种窘难。显然。这种窘难只有靠艺术(乃至科技)自身才能解决，艺术授人以“物”(知识、思想、精神等)，而人又反以“物”观照艺术。所以艺术在传承中同艺术创作主体和艺术受众一样重要，往往呈现出循环复杂的关系。这种传承链关系，使艺术在艺术教育中又理所当然被分离为两个层面，一是作为认知形式层面的素质阅读，二是作为精神感悟层面的艺术精神境界享受。只有在第一层面的素质无限累积和丰富的时候，才能无限近地接近或达到第二个层面。

对艺术感悟的自觉、自证过程，自然也离不开艺术创造主体或艺术感悟主体的素质积聚和涵养。文化、艺术本身是一个历史的系统，既具共时性亦具历时性，无疑更需要我们阅读传统和古典、现代和流行。“古典诗学”传统对人文素质教育的作用显然又是可见而有效的。更应倡之于首位。有学者便认为要化解当今大学教育惫机非“古典诗学”莫属，西方教育的源头是《荷马史诗》，其教育开端是诗歌而不是哲学。我国古代教育的基本内容以诗、艺为主，其中诗是教育基础。经学四教，以《诗》为宗。孔子先作《诗》，故《诗》统群经。读诗可以培养人的心性，提升眼界，让我们看到更美好的幸福与更深切的不幸。显然，这种被受众阅读的幸福和不幸，即是艺术精神或对人性人文关怀的浮现，也便是“为人生而艺术”的性格品质的折射或反映。甚至有学者说“学习古典诗学是一种生命行为，其当下性可近可远……”便透过艺术精神，将艺术、诗学与政治接上了关系。

不过，在处理古典与当代、传统与流行的关系中，必须明确：首先，传统并不局限于古代，它尽管有地域的差别，但并不完全受时间的限制，“传统是在世代相传渗透在思想文化、艺术道德等各方面的东西，不仅是古代，还有近现代”。中外就有各自体系的文化传统，这种表面所呈现的地域性差别，实际主要是因受了各自文化体系、社会形态和意识、以及社会生活习俗的影响所形成的，因为承载这种文化体系和文化传统的社会人又是以各自较大或较小的地域结成“显”层结构上的联盟的，而真正的文化体系、传统、意识形态等，却是其“隐”层结构上的真正联盟的关键所在。在对经典与流行、古典与当代的把握中，从大学艺术教育的宗旨出发，也不应排斥外来优秀文化传统。而力争融汇中西，取长补短，因为人文、艺术、科学之类人文素质教育的最终目的不应仅仅停留于认知，而更应是发展。

其次，受西方实学特别是西方哲学的影响。一些追求实利性的学科对我们的教育制度产生了冲击，较早的苏格拉底就认为，哲学败坏教育。有学者便承此认为一味追求现代化，主张实利性学科，便是教育之败坏，恐怕这只是揭示的表象。传统与现代是可以融通的，现代中也有精品艺术，现代除开实利性追求外，也涵有人性化人文情怀内涵，其艺术精神绝非实利性所涵盖。此外，一些讲求现代性的实利性学科，从本质上来看，也是出于对人文、社会的关怀而讲求实利，只不过将实利性主张和追求大文化。而掩盖了人性关怀的艺术精神或艺术哲学内涵。并且实利性学科也有其自身学科特点的哲理内涵，哲理是能使人的精神新生的原理或概念。既然具有哲理内涵，就理应是一种精神的诉求。

第9篇：经典哲理故事范文

关键词：仁义 大戒 说 道

直到有一天，当一个人作出表示说，他已经发现书中存在着什么问题的时候，那么他的自我才开始苏醒并脱颖而出了——题记。

引 子

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1]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书籍是语言（language）的载体，但它同时却又客观地存在着一定的边界，不可能把所有的话语（speech）都承载下来；虽然语言是用来表达思想的，而且同样道理，它也不可能把所有的思想都表达出来。这倒让人马上联想起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这样一句话，“语言的界限就是我们思想的界限”；换言之，实际上我们可以运用语言来表达思想的空间是极为有限的。而且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孟子才要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2]吧？但其中的问题却是，“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3]既如此，那么书籍何为？而且我们经典/原著（canon），又有什么用呢？

然而遗憾的却是，无论是孔子还是维氏，他们的话无疑是对的；也就是说，在用来表达思想方面，语言的确存在着某些致命的边界，而且有时甚至是无能的；否则，人就不会有“无法形容”、“难以言表”、“有口难言”等等的无助与无奈了。此外，即使在语言的内部，在古典哲人及其话语边界之间——在其语言与话语、言与说以及对话与独白之间亦存在着太多的分别，而且这种分别又并非仅仅只是一种语言学现象。但这显然并非语言本身所固有的客观边界问题，而是古典哲人为稳妥表达自己的思想而有意预设的话语边界。毋庸讳言，人类语言的能力的确是十分有限的，但语言本身却永远只是人用以表达其思想的工具而不是或不可能相反——而且这一点在古典/前哲人那里，即使在人与禽兽之间并没有分别，因而也不应当成为人之成为人、成为其所是的一条基本边界；而只有当古典哲人面对非哲学的大多数（the unphilosophical many），面对自己到底该说什么、说多少以及怎么说时，它才不幸或有幸地最终成为了一条边界；换句话说，这条边界既是十分多余的，更是极为必要的——无论是对哲人及其哲学还是对非哲学的民众及其人伦日用。而为其所预期和企盼达至的应当说就是《易系辞上》中在谈到“一阴一阳之谓道”之余所具体指陈过的这样四种结果：“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以及“百姓日用而不知”。当然，这同时也便带来了另一种更不幸的结果：“君子之道鲜矣”。但这种不幸，显然早已为哲人所料定；毋宁说此正是其初衷之所在——因为哲学、真正意义上的哲学，毕竟是极少数人、极少数“继之者”尤其是更少的“成之者”的事情。对此，多数人只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绝大多数的人则是“日用而不知”——既不知其然也不知其所以然；也就是说，至此哲人们的目的无疑已经完全达到了，因而他们不可能为此而感到过于失望。

从哲学的角度上说，业已逝去的20世纪显然是一个“语言哲学”的世纪。在此期间，西方哲学中出现的“语言学转向”是明显的；而在中国，哲学的反思却很少能触及到语言的问题甚至往往要陷入到语言表达上的种种困惑之中。然而，只有从发生学的角度、从的源头处直面并自觉反思语言表达中的种种困惑，哲学思考才能由此而全面跟进。众所周知，中国的哲学“开端于春秋末年的孔子和老子”[4]。因而本文之作即在于以《老子》和《论语》为文本，尝试性地对此问题加以和探讨，在于从语言学的角度通过对老子和孔子等古典哲人及其话语边界的语义学与语用学双重考察明确提出，中国的哲学，在其源头或者开端之处，其语言的问题便既是语义学的又是语用学的，既从语词、句子和文本的含义入手探讨问题又从语言使用的角度出发切入问题，既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但在更多的情况下又用言语/话语来掩饰自己的思想。并且提出，这并非语言本身所固有的客观边界问题，而是古典哲人为稳妥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而有意预设的话语边界——若一言以蔽之，或可称之为“语言学转向”之“转向”。

一、“人”的界定及其语言的基本边界

一个人只有将其放在之中并将其作为自然的一部分，才可能得到很好的理解；反之，“一个人如果没有被放在他作为一部分的自然的背景中去看，（那么他）就不可能懂得（什么是）人；上天也不可能被不理解上天的观察者的人所懂得。（而且）并不存在从不同的前提出发、采用不同的、到达不同的‘真理’的两个世界。”[5]而从自然的角度上说，从人“作为一部分的自然的背景上”看，其存在显然是相对的，显然是相对于宇宙间所有一切、万事万物的存在而存在的；换言之，人不是孤立、片面、静止的，它总是与人世间的其他生物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尤其和那些与自己既有似而又无似的禽兽。因而古往今来、古今中外的哲人们在探讨人事和人尤其在对人本身尝试着加以界定之时，才总是要将人与禽兽平列起来予以比较，总是以语禽兽而论人事和人；甚至在比较之余，还十分悲观地要得出这样一个惊世骇俗的结论：“人之所以异于禽于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6]——并且不以此为对他自己乃至于对人本身的大不敬。

然而“几希”并不等于没有区别，而只意味着这种区别很小、很细微而已。但问题是这种很小、很细微的区别又是什么？于是乎，“人与禽兽之别”或者说“人禽之辨”遂成为中外古典哲人一度曾共同关注过的一个最核心的话题。

为此，亚里士多德曾煞费苦心、绞尽脑汁地对“人”下过这样一个在他看来也是十分蹩脚的定义或命题：“人是两足的（无羽的）动物，人是理性的动物”。然而这个定义或命题中的谓词，则只能说明人与其他动物间相区别的固有属性，还不能完全说明人的本质与核心。于是在作过若干次理性尝试后，最后在他看来，只有“人是政治的动物”，才可以称之为对人的最本质的定义[7]；并且在他看来，“人如果不生存在中，就不算是真正的人”[8]——对此马克思曾给予过很高的评价，“人即使不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天生是政治动物，无论如何也是天生的社会动物”，因为社会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说，就等于是政治关系，所以“确切地说，亚里士多德所下的定义是：人天生是城市的市民。这个定义标志着古典古代的特征，正如富兰克林所说的人天生是制造工具的动物这一定义标志着美国社会的特征一样”[9]——人的确可以说是“社会的动物”、“政治的动物”，因为他不可能离群索居，不可能全然脱离开其群体而独立生存和发展；与此同时，也许正惟如此，孔子才用这样一个字来概括和表述这一关系曰：“仁”而非仅仅只是一个单纯的“人”字。并且当弟子樊迟问“仁”之时，孔子曾一言以蔽之曰：“爱人”[10]——而“爱”，即使时至今日，依然是为这个“社会的动物”/“政治的动物”们所始终不渝地追慕着的一个最持久而永恒的人类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