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教育差异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东西方教育差异论文范文

一、中西方教育思维的差异

（1）中西方教育思想中，对知识获取方式的界定不同。中西方自思想文化产生以来就存在了强烈的对比和差异性，同时也为教育理念的不同埋下了伏笔。中国古代有著名的教育家孔子、墨子、孟子，在古希腊同样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三大哲学家。孔子提出了“因材施教”的教育主张，他尊重学生“材”的多样性，针对学生的特点实施不同的教育方案。而苏格拉底认为人的一切知识均从疑难中产生，教师的作用是“助产”，通过不断地引导和诘问，用剥茧抽丝的方法使学生逐渐发现自己的错误，从而建立正确的知识观念；（2）中国教育求“稳”，而西方教育求“变”。季羡林教授认为。东西方思维模式的不同在于东方文化体系的思维模式是综合，而西方文化则是分析。东方人思维缜密做事谨慎，西方人个性张扬直截了当，反映到教育思维模式上就表现为东方教育重“和谐、统一、稳定”，而西方文化重“竞争、创新、变化”。中国人都有较强的群体文化心理，很注重“别人怎么看”，这种从众倾向的思维模式导致了在教学过程中，很少有学生主动表明观点，很少有学生敢反驳老师。与中国文化求“稳”截然不同，西方的个体文化鼓励独特、推崇个性、倡导变革。

二、中西方教育内容上的差异

傅斯年认为，由于中国与西方的社会结构（性质）不同，所以形成了中、西方教育内容上的不同。中国是一个政治型的国家，其教育内容首先是为政权、为政治服务的。这就形成了中国的教育重视人文学科而轻视科学技术的传统。而欧美等西方国家以工商立国，加之它们的实用主义哲学和抽象思辨的民族思维方式，它们的教育内容也就以科学技术和实用技能为主。

三、中西方课堂教学方法的差异

（1）中西方课堂教学中知识的讲授顺序不同。顾泠沅教授曾用一个学游泳的例子来说明中西方教育的差异，西方：先把学游泳者全部扔入泳池中，他们相信总有一部分人会浮出水面，当然也有部分会淹死，然后捞上来进行动作教学。中国：在学游泳前将动作要领说清楚，然后将学习者扔入泳池，绝大部分人不会淹死，然后继续进行巩固。从学游泳例子中可以看出中西方课堂教学最大的不同是理论与实践的先后之别，中式的课堂教学当中，虽然学生的探究性学习能力差一些，但学生所学内容都已经总结成纲，这要比探究性学习更节省时间、效率更高，而且中式课堂教学的最大好处就是低错误率。这两种课堂教学模式都有其精妙之处，但这样的教育模式是在固有的文化思维模式和教育思想及背景下产生的，别人的方法固然优秀，如若生搬硬套拿来就用必然会造成自身的不适应，因此中西方教育者不断地寻求两者之间的融合，以提高教学效果；（2）中西方课堂教学中信息的传递方向不同。本研究按照中西教育思维的不同，将这些教学方法进行分类，即中式课堂教学法和西式课堂教学法，中式课堂教学法更侧重于讲授式、解说式、示范式教学，其知识信息是从教师向学生单方向传递的，教授顺序是先理论归纳后实践练习；西式课堂教学方法更偏重于讨论式、探究式、提问式、情境式教学法，其知识信息是在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双向传递的，教授顺序是先实践练习后理论归纳。

四、教学目的的差异

中国教育重视基础知识的巩固，西方教育重视创造力的培养；中国教育注重知识的灌输和知识的熟练掌握，重视“精”和“深”，西方教育注重对知识的灵活应用，重视“广”和“博”。西方人比较重视儿童自我意识的自然发展，鼓励儿童自由且自然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与情感，力图使儿童通过自身的体验和经历发现自己的存在和认识与开发自己的能力。中国人认为孩子都是富有可塑性的，其必须经成人的帮助才知道去发现社会的存在和要求，于是老师和家长比较注重通过不断引导孩子了解自己的位置和调整自己的行为来成为适应和符合社会需要的人。

五、教学活动的差异

第2篇：东西方教育差异论文范文

【关键词】初中教师；绩效工资；满意度；差异分析

义务教育学校教师实施绩效工资后，对教师绩效工资的研究，也引起教育工作者及社会各界关注。“对于该问题的研究，之前的文章大多集中于对绩效评价标准的建构和分析等问题的研究，或对该问题进行理论上的概述，以调查东西部实施现状为基础并加以比较分析的文章较少。”本文希望通过对两地初中教师绩效工资实施现状及教师满意度差异的调查和分析，在此方面有所突破，并以调查的实际状况为基础，对未来绩效工资的实施提出改善建议。

一、东部A省、西部B省初中教师绩效工资实施及满意度差异的调查

该调查采用问卷法、访谈法进行。问卷调查采用自编的初中教师绩效工资满意度调查问卷，问卷的信效度都达到了可接受的水平。问卷调查中抽取西部B省5所初中发放问卷共计160份，回收有效问卷147份，有效回收率为91.8%；抽取东部A省7所初中发放问卷160份，回收有效问卷136份，有效回收率为85.0%。

通过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和差异检验，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了两地初中教师对绩效工资政策的了解情况、学校绩效工资实施现状，以及教师绩效工资满意度。差异检验反应出两地区初中教师满意度存在显著差异（p

（一）对国家绩效工资政策的了解

87.1%的西部B省初中教师表示对国家的绩效工资政策有所了解；88.2%的东部A省初中教师表示对国家的绩效工资政策有所了解。两地初中教师对国家绩效工资政策了解情况均良好。

另外，通过差异性检验，分析初中教师对国家绩效工资政策理解是否具有地区差异，通过χ2检验，χ2值为4.532，p >0.05，显示两地初中教师对国家绩效工资政策的了解程度无显著差异。

（二）学校绩效工资实施状况

根据统计显示，仅有21.1%的西部B省初中教师表示了解学校绩效工资分配方案，学校虽然征求教师意见，但仅有少量意见被采纳；51.4%的东部A省初中教师表示了解学校绩效工资分配方案，并且学校在方案制定过程中公平、公开，多采纳教师意见。

在学校实施绩效工资过程中，72.0%的西部B省初中教师认为所在学校未实现“教师平均工资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64.8%的东部A省初中教师认为该原则未能实现。两地初中教师在该问题的反应上较为一致。

对所在学校奖励性绩效工资分配方案存在的问题，仅22.9%的西部B省初中教师认为“没有什么大问题”，教师认为问题集中在“教师和管理人员差距太大”，“没有体现多劳多得”；48.9%的东部A省初中教师认为“没有什么大问题”。

（三）绩效工资实施的效果

本调查从客观变化与主观变化两方面，反映绩效工资实施的效果。客观方面调查了工资变化；主观方面调查了绩效工资对教师工作态度的影响。

1. 工资变化。2009年实行绩效工资之后，初中教师年收入与2008年相比，52.7%的西部B省初中教师工资无明显变化；28.0%的东部A省初中教师工资水平无明显变化，46.4%的东部A省初中教师工资增加了1000～5000元。与东部A省相比，西部B省初中教师绩效工资涨幅较小。

通检验过χ2检验，χ2值为84.306，p

2. 绩效工资对教师工作态度的影响。实行绩效工资后，一半以上西部B省初中教师表示个人对工作的态度和以前差不多，大多数教师认为自己周围教师对待工作的积极性也无明显变化，但认为该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不公平现象。而在东部A省，选择想把工作做得更好的教师比西部B省高出18.8%，并且对周围教师的反应也更加积极乐观。

（四）对绩效工资政策的态度

统计显示，75.2%的西部B省初中教师和84.4%的东部A省初中教师表示对国家绩效工资政策的支持。西部B省初中教师对学校绩效工资分配方案的满意度较低，态度有所保留，东部A省初中教师对学校绩效工资分配方案的满意度高于西部B省初中教师。

对绩效工资政策重要内容的调查显示，调查所涉及政策的大部分内容，两地教师的认同情况均较高。但西部B省初中教师对“70%基础绩效工资和30%的奖励性绩效工资构成的合理性”上，仅25.5%的教师认为合理，对奖励性绩效工资的比重仅有31.5%的教师认为合理，认为“太多”和“不够”的教师各约占30%。东部A省教师对该问题的认同情况较好。

对待校长及其他学校领导干部的绩效工资的合理性，西部B省初中教师表示还是合理的或是可以接受的，分别占8.2%、58.5%；东部A省初中教师认为该状况合理或可以接受的比例更高，分别占23.1%、44.1%。

二、东部A省、西部B省初中教师绩效工资实施及满意度差异分析

根据调查，无论是对政策的满意度还是对实施现状的满意度，西部B省初中教师均低于东部A省初中教师。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实施绩效工资后，东部A省初中教师工资涨幅高于西部B省初中教师，这对两地初中教师不同的满意度有直接影响。

第二，两地初中教师对绩效工资政策的了解状况差异不显著。教师对政策的关注表明该政策对教师的重要性，政策的有效实施将有利于发挥对教师的激励作用。

第三，东部A省在绩效工资实施过程中，民主程度高于西部B省，这对满意度有积极影响作用。

第四，较高的满意度与教师积极的工作态度相关。东部A省初中教师满意度高于西部B省初中教师满意度，差异显著，这与东部A省初中教师对待工作的态度与西部B省初中教师相比更加积极，表示愿意将工作做得更好相符合。

第五，两地初中教师对实施绩效工资后仍存在的问题关注点的差异体现了提高教师收入确实对教育的发展有积极作用。收入得到保障，教师会积极地将更多的精力投入教育本身。

第六，东部A省初中教师对待工作比西部B省初中教师更加积极，这与教师满意度的差异相关，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绩效工资政策对教师的激励作用。我们应当认识到要发挥绩效工资的激励作用，就要落实绩效工资政策，使它最大限度的发挥积极作用。

“教师绩效工资制度是国家为大力发展教育，吸引人才投入教育事业的重要举措。实行绩效工资是为了提高教师待遇，建立激励机制，用物质待遇的提高激励教师的工作主动性，积极性。”国家依法保障教师权利，也希望在这样一个长期的过程中，能够培养出真正热爱教育事业，愿意投身教育事业的优秀教师，使教师队伍不断壮大，教育事业不断发展。

参考文献

[1] 王大磊.美国教师绩效工资制度及其对我国师资队伍建设的启示[J].外国中小学教育，2009（4）：48.

第3篇：东西方教育差异论文范文

关键词：教育投入；经济增长；东西部差异

一、引言

教育对于经济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发展，现在是知识经济时代下，教育为我国培育了大量的人才。在当下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情况下，必须着重利用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对于经济社会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政策下，西部地区的特别是西北五省的经济社会和教育科技投入都有了很大的增长。关于教育投入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国外的学者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卢卡斯（Lucas）指出，教育的内部作用是“个人的人力资本对其生产力（率）的作用”并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国内的研究，毛洪涛等通过对高等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长间的因果检验发现经济增长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原因。陈霞利用格兰杰因果分析教育投入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但是目前研究区域的教育投入与经济关系差异的实证研究较少。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

本文选取了东部有代表性的省份和西北五省来分析东西部地区的差异，运用了2004到2013年的数据，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

（二）指标选取

本文利用GDP作为经济增长的指标，用人均GDP作为被解释变量，利用教育投入中的人力投入和经费投入作为教育投入的指标，人均教育经费投入和教师人数作为解释变量。分别记人均GDP为Y，教师人数为X1，人均教育经费为X2。

三、实证研究

（一）单位根检验

首先我们进行单位根检验看数据是否平稳，运用ADF检验得知：

从检验结果我们可以得知三者水平值和一阶差分都是不平稳的，只有二阶差分都是平稳的，可以进行下面的协整和回归分析

（二）协整检验

通过上面的单位根检验发现不存在单位根，在三者都是二阶单整的前提下，就需要对其进行协整检验，以确定变量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联系。我们主要是用Group PP-ADF检验协整。

我们可以看出的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协整以后我们可以进行回归分析。我们通过Eviews7.2回归分析发现，我们运用的是面板数据模型分为东西部两个部分我们先分析东部地区的回归方程发现。

y=-41133.20+0.0014x1+2.36x2+1.05

（0.023） （0.319）

其中R2=0.9930，DW=1.752。

由于存在一阶自相关所以我们加入滞后得到上述方程，通过分析回归方程我们可以得到教师人数的t检验没有通过。说明东部地区的教师人数目前对于经济的增长影响不显著。东部9省的高等教育经费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为2.36，标准差为0.319；教师人数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为0.0014，标准差为0.023，在长期关系上，人均高等教育经费投入每增加1%。引起经济增长（人均GDP）增加2.36%

西北五省的回归方程如下

y=824.2237+-0.136x1+3.57x2+1.14

（0.06） （0.52）

其中R2=0.9849，DW=1.704

从回归方程看出，西北五省的高等教育经费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为3.57，标准差为0.52；，教师人数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为-0.136，标准差为0.06，人均经费投入和教师人数在10%和5%的显著性水平上均拒绝原假设，统计检验结果显著。教师人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负，在长期关系上，人均高等教育经费投入和教师人数每增加1%。分别引起经济增长（人均GDP）增加3.57%、减少0.13%。综上来看西部地区经费的增长对于经济的促进作用大于东部地区，教师人数对于经济为负影响，应该进一步关注东西部的投入产生的效率差异。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结论

通过实证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的高等教育投入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者长期的均衡关系。另外发现教育投入中的经费投入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较为显著，而人力投入中的教师人数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还有待提高，另外通过东西地区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西部地区的经费投入对经济发展的弹性系数更大，说明西部地区的经费投入对于经济的贡献率要高于东部地区的。

（二）政策建议

在区域经济发展的背景下，我们要更加关注高等教育的本土化，高等教育被视为区域经济发展及创新建设中的关键因素。特别注重教育资源的合理分配。

1、增加高等教育经费的投入。区域经济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坚实物质基础。经济投入为高校的软硬件实施的建设提供长期的建设。特别是西部地区的经费投入，进一步缩小东西部地区的差异。

2、充分利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政策优势，将西部地区的资源更好的转化为生产力，带动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是高等教育提高的物质保证。

3、教师人数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还有待提高，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仅在于对通过培养学生为各层次劳动力市场提供人才，高校教师开展科研活动并通过一定渠道进行市场价值、社会价值的转化也是高等教育推动经济发展的路径，并在开展科研的同时“寓教与研”来提升教学质量和学生质量也是需要关注的方面。

（作者单位：新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 石晓铭.四川省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研究[D].成都：西南交通大学，2010.

[2] 李子奈，叶阿忠.高级应用计量经济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174-175.

[3] 刀福东，李兴仁，王天玉.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的计量分析[J].学术探索，2004，（2）：51-54.

[4] 魏晓栋.中国普通高校生均教育经费变化分析与国际比较[J].出国与就业，2011，（5）：123.

[5] 王莹.政府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分析[J].财贸经济，2000，（6）.

第4篇：东西方教育差异论文范文

【关键词】学前教育；发展水平；影响因素

一、我国地区学前教育发展水平与主要影响因素

（一）我国地区学前教育发展水平

我国很多地区由于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影响，人们的消费观念存在不同，同时也影响到了学前教育发展水平，导致两者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如果将我国分成东部、中部、西部，那么就可以看出三者在经济发展上的差别，我国东部经济较为发达，学前教育发展水平也就很高；其次为中部，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相比于东部发展较为缓慢，落后于东部，其学前教育发展水平与东部相比也较为滞后；最后为西部，西部地区属于我国经济发展最为缓慢地区，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较差，也就导致其学前教育发展水平较差，很多适龄儿童都没有接受过学前教育，也有些和没有接受过正规学校教育。如果从具有指标看，就会看到，我国东部地区无论是在幼儿入园率上，还是幼师数量上都有具有明显优势，不仅比其他地区高出很多，还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很多，对于中部地区来说，由于地方财政支持力度较为薄弱，也就使公办幼儿园数量难以得到提升，而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较为缓慢，城市与农村之间差异较大，对于学前教育发展水平上的差异就会很大。

（二）影响学前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

由于我国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不同，也就导致了学前教育发展水平出现差别，总的来看，影响学前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一般在于学前教育供求情况。如果从供给上看可以得知，经济发展水平能够决定财政拨款的多少，以东部地区为例，由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较快，人们生活质量较好，生活中各种基础设施也很完善，政府在其他方面上需要投入的资金也很少，这样一来就有了足够资金用于支持学前教育，而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差，需要财政拨款的地方也很多，要是故意加大对学前教育的投入，就会使本身就有限的财政资金更高减少，地方政府所面临的压力也很大。从需求上看，主要影响学前教育发展的因素是地区人力数量和经济发展水平，对于东部地区来说，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也就带动了人口数量的增长，使得适龄学前教育儿童也就明显多于其他地区，因此对于学前教育资源的需要也在增多，政府为解决适龄儿童入园难问题也就加大了对学前教育的投入。

二、提升地区学前教育发展水平的主要措施

在我国，影响地区学前教育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是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特别是东西部地区教育发展差距较大，导致两地区在学前教育发展水平上的差距也很大，不仅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能够影响地区学前教育发展水平，人口结构。财政资金投入也会影响教育资源的实际分配情况。因此，要提升地区学前教育发展水平应从改变政府投入模式、加大教育经费以及做好贫困补助工作等三方面入手。

（一）改变政府投入模式

通常情况下，政府财政拨款的多少将直接影响到办学体制，两者具有紧密联系。一般而言，政府所提供的财政支持仅局限于公办幼儿园，尤其是重点幼儿园是其主要投资对象，因此，过度投资于公办幼儿园，使其总体建设越来越好，但非公办幼儿园其建设情况则会越来越差，这样一来就使少数幼儿园无论是在入园率上，还是在教育质量上都会得到提升，但毕竟是少数，同时这样的投入模式也不利于学前教育机会的增加，使学前教育机会受到限制。所以，对于政府来说，一定要转变这种投入模式，不仅要对公办幼儿园给予财政支持，还要对民办幼儿园给予财政支持，平衡两种不同归属幼儿园的款项，不断提升幼儿园教育质量与基础建设，从而全面提升幼儿园教育质量。

（二）地方政府应适当加大学前教育经费

对于学前教育来说，政府对其发展影响较大，因此，地方政府一定要予以教育经费支持。这就要求地方政府根据地方实际情况，适当的教育经费进行改革。地方政府应成为学前教育的主要从投资体，并根据当地实际经济情况给予财政支持。所以，对于上级政府部门来说，在对学前教育进行投入以前，一定要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当地适龄儿童数量作为主要参考对象。尤其是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的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一定要适当加大对其投入，以便转变因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和人口结构不同而出现适龄儿童受学前教育机会不均等的情况。

（三）做好贫困补助工作

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还是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地区都有经济条件好和经济条件差的家庭存在，这就需要地方政府和幼儿园根据自身情况做好贫困补助工作。对于政府来说，应设立学前教育专款，主要用意补助经济困难家庭和弱势家庭的适龄儿童，让他们与其他儿童一样享有受学前教育的权利，对于幼儿园来说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每年定期收入免费学前教育儿童，确定数量，这样不仅可以提升幼儿园在社会中的形象与地位，还能使幼儿园发展得更好。此外，政府和幼儿园也可以通过宣传形式，让社会爱心人士赞助贫困适龄儿童，通过他们的帮助是适龄儿童接受学前教育中，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学前教育机会，还是能受教育儿童数量得到提升。

结 论

在我国城乡生活水平与东西部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也就使学前教育发展情况出现了不同，学前教育对于国家未来发展有很大影响，尤其是教育备受重视的今天，学前教育也受到了国家的重视，但由于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学前教育发展水平出现的差异，这样也影响到了国家的发展情况。为此，本文研究了地区学前教育发展水平及其影响因素，并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提出了一些合理有效解决办法，希望能够被相关人士采纳。但其中一定会有不足之处，希望能够得到专业教师或学者的指引，以便完善论文。

参考文献：

第5篇：东西方教育差异论文范文

关键词:地方政府教育支出;影响因素;区域差异;截面分析

一、引言

教育支出占国民收入比值达到4%的目标于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首次被提出,15年来,此目标依旧没有实现。到底哪些因素在影响着中国政府教育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以及这些因素对中国政府教育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的影响在区域上有没有差异性,是文章在这篇文章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政府教育支出影响因素:已有研究

从内容上来看,诸多因素影响着政府教育支出,现将主要影响因素一一列出:收入:最早提出收入会影响政府教

育支出的学者是瓦格纳;人口规模:Alesina和Wacziarg(1998)曾以各国为分析单位,实证验证了人口规模和政府支出总量以及政府教育支出之间的负向显著关系;财政分权:国内外许多学者曾对财政分权与政府教育支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政府腐败指数:Mauro (1998)的研究发现,各国的政府教育支出占GDP比例、政府教育支出占总的政府消费支出的比例与腐败指数呈负的显著的相关关系。此外,影响政府教育支出的因素还扩展到人口结构、经济结构、城市化程度等。

从研究方法上看,关于哪些因素影响政府教育支出的问题,定性的规范分析较多。相对于已有的大量意见性建议,迄今为止相关的严格的实证研究十分缺乏。在可获的国内已有研究文献中,仅看到两篇相关的实证分析。文章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来分析是文章亮点之一。此外,本文在分析单位、分析方法变量选取上不同于前人研究。文章采用地级市为分析单位,相比于前人以省为分析单位,以地级市为分析单位使文章的研究更微观,更具针对性;分析方法上,文章采用横截面数据来考量具体某一年政府教育支出行为受哪些因素影响;变量选取上,文章将在模型中加入区域虚拟变量,并进一步深入分析这些影响因素在区域上是否存在差异。此为本篇文章的增值性所在。

三、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和模型设定

文章中选取的是2007年243个城市的横截面数据来做实证分析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以各地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rateedu)为因变量,上述变量做解释变量为了体现准确性,分别用地方政府预算内收入占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和地方政府预算内支出占中央财政总支出的比重表示财政分权建立模型:rateedu-+β1avergdp+β2scalgov+β3ratepri+β4rateagri+β5rateagipop+β6rateinc+β7pop+β8dest+β9stud+β10teac+μ

(二)实证分析

消除异方差,通过软件回归可以得到如下的一些结论:影响政府教育支出占比的因素主要是产业结构和财政分权,且这两个因素对政府教育支出占比存在正的影响。那么在不同的地区,这两个因素对政府教育支出占比的影响有何差异呢?以东部为对照组,在上述模型中加入中部和西部区域虚拟变量以及区域虚拟变量和解释变量的交叉项,得到如下结论:相比于东部和中部而言,在人均GDP增长的过程中,西部政府教育支出占比受影响的幅度小;相比于中部和东部而言,西部政府规模对政府教育支出的占比的影响更大;产业结构和财政分权对以及总人口对政府教育支出占比的影响在东中西部差异不大。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通过分析可知,政府教育支出占比受政府规模、产业结构、财政分权以及总人口的影响。其中,政府规模、产业结构和财政分权对政府教育支出有正的影响,总人口对政府教育支出占比有负的影响。除了政府规模在西部地区对教育支出占比的影响较大外,其他因素在地区之间的作用效果差异不大。依据结果,给出如下建议来提高政府教育支出占比:适当的扩大政府部门中教育工作人员的数量,为教育工作的实施提供人员保障,尤其是西部地区;各地区有效的落实财政分权,切实利用好政府的信息优势,为民众提供更多的教育服务;虽然一些占比较重的地区的政府教育支出占比较高,但是我们依旧要积极推进产业结构升级。

参考文献:

[1]郑磊.财政分权、政府竞争与公共支出结构――政府教育支出比重的影响因素分析[J].经济科学,2008,2

[2]王蓉,杨建芳.中国地方政府教育财政支出行为实证研究[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7

第6篇：东西方教育差异论文范文

一、准确定位，确立复合型人才培养目标

培养目标是人才培养的标准和要求，是人才培养模式的核心，对人才培养教学与实践具有调控、规范和导向作用。一般而言，高校应结合区域实际，立足于本校的教育资源和生源状况，以人才市场需求为导向，以通识教育为基础，以能力培养为本位，科学定位，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确立人才培养标准。东盟各国的实际情况及广特的自然、历史环境，决定了其在面向东盟发展中人才培养的特殊性。东盟由10个国家组成，不仅各国地理、文化差异大，民族众多，而且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极不平衡，因此，中国—东盟自贸区发展对人才需求体现了多元化和差异化特征。广西作为边疆民族聚集（自治）区和“革命老区”，经济社会教育等发展相对滞后，历史上与东盟各国常有来往，这决定了国际区域合作及地方基层人才需求缺口较大。这些特殊性，确定了广西财经类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是构建“立足广西、面向东盟、基础扎实、口径适中、注重实践、强调应用”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即除了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勇于奋斗的追求外，必须具备在复杂区域环境中工作的综合素质。

二、对照目标，建立多元化人才培养体系

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是实现培养目标的关键。一般而言，人才培养体系包括专业设置、课程体系、教学运行与管理、教学方法与手段等内容。其中，专业设置是基本，课程体系是核心，教学运行与管理是保障，教学方法与手段是路径。

（一）多元化的专业设置

从当前中国—东盟自贸区的人才需求来看，涵盖了外语、经贸、物流、文化教育、法律等各专业。因东盟各国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宗教、语言等各方面差异较大，因此专业设置上应体现多元化、差异化和细分化。对于财经类高校而言，经济、贸易、管理类专业是主干专业，但应该兼顾学校特色和市场需求，互为依托，力求专业的全面化和均衡化发展。首先，外语是开展国际交流的通行证，只有开设语言类专业，才能与东盟进行广泛的合作；其次是加强法律专业，国际合作中难免会出现法律问题，为避免此类问题产生，就要有懂得东盟诸国法律的法律人才；再次，重视文化相关专业，培养熟悉东盟各国历史文化、民俗国情的经贸人才。

（二）组合化的课程体系

课程设置需紧密围绕培养目标，以能力素质培养为导向。应该按照“宽口径、厚基础、强能力、高素质”的人才培养要求，构建了“四平台+四模块”的组合化课程体系。在原有“通识教育平台、专业教育平台”基础上，增加“职业教育平台和个性发展平台”。公共基础课，除了教育部要求开设的课程外，各专业均开设“东盟—自贸区概论”“广西地方史”等地方特色课程；专业课，适当压缩理论课学时，增加实践课学时。

（三）差异化的教学运行与管理

东盟各国国情的多元化及学生素质的差异化决定了广西财经类高校教学运行与管理的差异化。具体来说，学校需根据学科专业特点和学生成绩实行分层次、分类型教学，按照“加强基础、重点突出、兼顾专业特点”原则，实现因材施教。

（四）国际化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国际化、信息化、合作化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广西财经类高校在保证国内培养质量的同时，应该鼓励教学方法与手段的国际化、信息化、合作化。在国内加大东盟“情景式教学”培养力度，与合作机构开展探讨教学改革。另外，除按照国家要求派遣的留学生外，广西财经类高校可根据需要，加大外派力度，鼓励更多的在校生到东盟诸国自费学习。加大对东盟的宣传力度，加大对东盟商机和以后就业优势的宣传。

三、保障质量，构建合理的人才培养评估机制

质量是人才培养的生命线，合理的评估反馈机制是人才培养质量的制度保障。因此，广西财经类高校应结合专业特色和人才培养目标，构建合理的评估反馈机制，包括定性与定量相结合，个性与共性相结合，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等，以此实现“理论、能力、素质”相统一，确保人才培养质量。除对日常教学环节经常性检查与监管，组织教学督导，以优化人才培养质量外，必须依托现代教学技术，以考试方式、方法改革为契机，推动培养对象理论、能力、素质的考核评估改革。如适当增加平时成绩、作业、课堂互动等在最终评定中的比例，以此激发培养对象理论知识学习的积极性。对部分考试、考查课程，允许实行“开卷”、“调查报告”、“研究综述”、“参加比赛”、“作品设计”等考核方式综合运用。为避免出现人才培养眼高手低局面，需突出能力的培养，加强实践类课程建设。一般采取“操作”与“实验报告”相结合的考核方式，减少验证性实验，增加综合性和设计性实验，培养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

【参考文献】

第7篇：东西方教育差异论文范文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 和谐校园 人文精神

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新型而又重要的文化思潮，全方位地冲击着西方社会占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思想方式、价值观念及生活方式，在文化、艺术、哲学、美学及教育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后现代主义关于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一些重要论述；关于教育的多元性、多样性、差异性及人文性的论述；关于大学课程设置及实施方法的论述等对我们今天构建和谐校园都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一、和谐校园应该有和谐的客观环境

构建和谐社会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要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在人与自然方面，后现代主义认为自然中的一切事物都是主体，它们之间都有内在的联系，都具有一定存在的目的；所有生物都具有平等的内在价值。后现代主义主张在人与自然之间建构内在的、本质的和构成性的和谐关系，并以人与自然的和谐为旨归。后现代主义明确把生态主义维度引入后现代主义，认为后现代是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时代。构建和谐校园同样也要实现校园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而后现代主义提出的一种在本质上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天人合一”类似的有机主义整体自然观对我们今天构建和谐校园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构建和谐的校园客观环境，一是要加强和谐教育，培育和谐意识。二是要加强校园环境建设实践，养成保护环境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的行为习惯。三是要促进高校发展与自然的和谐。

二、和谐校园应该有和谐的人际关系

建设和谐的人际关系，首先，要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在学校，教师和学生的关系是最基本的人际关系。建立民主平等、相互理解、彼此信任、融洽相处的和谐师生关系是校园和谐人际关系的核心内容。

其次，建立和谐的生生关系。由于学生的家庭背景、价值观、行为模式、思想意识、态度观念、行为习惯、性格爱好及生活方式等存在着差异，同学之间难免会出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甚至产生矛盾和冲突。当矛盾和冲突发生时，他们处理事情往往会感情用事，轻者不理不采，重者拳脚相加，严重的会造成身体侵害和生命危险，本应和睦友爱的同学关系变得紧张起来。要建立和谐的生生关系，一是要求同学能理性地、辩证地看待问题，同学之间相处要有爱心、耐心，要真诚相待，出现问题要换位思考，要站在对方的立场去考虑一下别人的感受。二是要有合作精神，树立正确的竞争意识。要求他们正确对待竞争与合作的关系，要明白“合则两利，不合则俱伤”的道理，用合作、共赢、双赢代替你死我活的斗争和恶性竞争。三是要求大学生大力弘扬集体主义精神，反对个人主义，正确处理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

再次，建立和谐的教职工之间的关系。教职工之间的人际和谐也是校园和谐人际关系的重要内容。作为领导层来说必须民主依法治校。要实现民主管理必须做到让教职工参与管理决策，这就需要进一步完善教代会、学术委员会等制度，增加其实质性内容。另外还需实行校务公开制度。校务公开的重点应在权力运作的公开上，对晋升晋级、人事调动、招聘人员、财务管理、内部津贴发放、后勤社会化改革、收费、工程项目招标采购、招生就业等涉及权力运行的事情，都应该实行公开制。

三、和谐校园应该是公正和平的

后现代主义推崇“本体论的平等”，“本体论上的平等”要求摈弃一切歧视，接受和接收一切有区别和有差异的东西。因为后现代主义强调的平等是一种异质的平等。后现代主义认为，任何存在的东西都是真实的、平等的，没有什么东西比别的东西更真实、更具有实在性。这种平等要求体现在师生关系上强调一种全方位的交互式的师生关系。认为教师不再是教学过程的权威和和学生心目中高高在上的专制者，只是教育中的一个领导者，是作为平等个人给受教育者提供教育，是作为学习者团体中的一个平等的成员，是“平等中的首席”。学生则成为一个独立的，在人格上与教师平等的社会个体。

四、和谐的校园应该是有差异的和多元的

后现代主义强调的是多元性、多样性、差异性和他者性。现代主义在课程设置、课程实施等方面提出了差异性的观点。在课程设置上，后现代主义认为课程也不是封闭的、固定的，而是开放的、可调整的、随活动情景而变化的。

后现代主义强调差异性，要求人们尊重差异，提倡差异的重要性，认为崇尚差异就象征着公正与创新。目前的中国社会已出现了严重的分化和重组，经济结构、分配结构、就业结构的变化冲击着每个大学生；社会关系、行为方式、心理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改变，大学生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明显增强。

辩证法认为，一切事物的矛盾，不但是相克的，而且也是相生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我们今天提出建设和谐校园不是也不可能消灭校园内的一切差异、矛盾和冲突，而是整合各种利益、调整差别、进行价值整合、实现公正和平等。

五、和谐校园应该是具有人文精神的

后现代主义认为，现代的“人类中心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的极端发展，会造精神的严重失落。当然，后现代主义并不是单纯地否定、反对现代化，而是要“割断科学和祛魅看似必然的关系，使祛魅的科学变成附魅的科学，即后现代科学”；是面对人类理性的发展和科技发展把人文远远地抛在后头的整个人类社会生活的反思与焦虑，强调人自身的价值和意义，提倡人文价值、人文精神。

我国的传统教育重知识的传播与灌输，而忽视人性的养成与人格的塑造；重视技术训练，忽视对价值、情感、信念、意志等的引导；重视个人利益的发展，忽视整体的、社会利益的发展。所以，后现代主义批判了传统的现代课程观重理轻文的倾向，认为这种对科学主义、工具主义教育目标的追求是危险的，它是造成科学主义盛行和人文主义衰落的根本原因，最终造成了科学教育的严重异化。所以，必须树立一种以人的全面、和谐发展为基本目标的教育理念。要把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结合起来，确立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相互补充、相互支持、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的整体观念；要树立大学科思想，实现文理的渗透，加强人文素质课程建设，在以科学理性为基础的前提下，关注学生的主体价值，重新寻求人文主义关怀。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相融合的科学人文主义教育模式应当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1]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精神[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2] Freire：Pedagogy of oppressed．New York, Continuum，1970．

[3]江怡．走向新世纪的西方哲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第8篇：东西方教育差异论文范文

本文实证检验了人力资本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力资本结构优化，提高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劳动力相对占比可以显著降低城乡之间人均工资收入比，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技术进步水平提高，可以有效减小中、西部各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但在东部地区却呈现出扩大效应。

关键词:

人力资本结构；全要素生产率；城乡收入差距

中国经济发展正在转入新常态，发展动力正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经济发展动力更加注重加强教育和提升人力资本素质，更加注重科技进步和全面创新。经济新常态下，城乡收入差距如何调节，必须首先厘清人力资本结构与技术进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因此，本文将人力资本结构、技术进步引入城乡收入差距分析框架之中，并使用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与分析，考察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与效应。

一、文献综述

人力资本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影响。库兹涅茨(Kuznets，1955)认为低收入社会的劳动者大多受教育水平低下，主要从事农业工作，随着劳动者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教育分布不平等会随之加剧，农业社会的城镇化进程会加快，但是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会扩大［1］。然而，卡诺依等人(Carnoyetal．，2013)经过实证数据的检验，发现库兹涅茨提出的倒U型理论在一些地区并不适用，劳动力的教育分布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并不大［2］。在中国，由于城乡教育差距的长期影响，陆铭和陈钊(2004)以及陈斌开、张鹏飞和杨汝岱(2010)认为城乡之间人力资本积累存在明显的城市化倾向，导致城乡间人力资本积累与结构存在显著的二元特征［3－4］。马丁•卡诺依和罗朴尚(2013)认为虽然随着高等教育扩张，城乡间教育分布更加平等，但是由于城乡人力资本结构存在差异，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同时伴随着教育收益率的升高，城乡间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反而加剧［5］。此外，侯风云和邹融冰(2005)认为由于政府投资的城乡差异，人力资本结构具有明显的城乡差异，其收益也表现出巨大的城乡非对称性，在市场理性选择的作用下城乡收入差距必然持续扩大［6］。因此，郭剑雄(2005)提出城乡收入差距的关键决定因素，是城乡间人力资本的差距［7］。

技术进步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相关研究，大多集中在全要素生产率(TFP)的视角。奥特等人(Autoretal．，2006)基于有偏技术进步理论，考察了有偏技术进步对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发现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是导致美国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原因［8］。阿西莫格鲁(Acemoglu，2007)也通过借鉴技术进步偏向思想，重构了有偏技术进步模型，分析了美国劳动力市场技能溢价变动，发现技术偏向型技术进步会提升技能型劳动者的相对工资，进而拉大收入不平等程度［9］。彭国华(2005)使用省级数据分析了中国1982—2002年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收敛检验，结果表明TFP解释了中国省区收入差距的主要部分，并发现是TFP而不是要素积累对省份收入差距起关键决定作用，且TFP的收敛导致了收入的收敛，因而对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分析是更好地理解地区收入差距的必要条件［10］。杨新铭和周云波(2008)利用1995—2005年分省数据进行了面板分析，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中国城镇技术进步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缩小作用，而农村技术进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不明显，原因可能是农村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的不相匹配［11］。刘凤良和易信(2013)基于中国1999—200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从偏向型技术进步的视角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引起资本和劳动要素边际生产力提升非对等，致使资本要素在初次收入分配中更为有利，因而由城乡要素积累差异所导致的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被偏向型技术进步进一步放大［12］。通过文献梳理，可以发现诸多学者在研究城乡收入差距的成因与影响因素过程中，研究视角已经涉及人力资本结构与技术进步，但并未对人力资本结构、技术进步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机理进行探讨。而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经济发展更加注重人力资本结构优化与技术进步驱动，分析这两个因素对城乡收入差距所产生的影响，就显得更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本文尝试建立人力资本结构、技术进步与城乡收入差距据之间的关系模型，并对两个因素对城乡收入差距所产生的具体效应进行分析。本文剩余部分的结构安排是:第二部分构建面板回归模型，并设定模型变量含义;第三部分首先平稳性检验本文数据，然后回归检验省级面板数据，并对影响机理进行探讨;第四部分归纳总结研究结论。

二、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一)模型设定阿西莫格鲁(Acemoglu，2007)从柯布－道格拉斯CES生产函数出发，构建了一个连接经济技术前沿与劳动力供给同工资形成关系的基本分析框架。

(二)数据说明本文选择2002—2012年作为样本期间。若不特别说明，本文所使用的省级数据均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以及各地历年统计年鉴。本文整理相关数据得到2002—2012年30个省级区域的面板数据(自治区由于数据缺失严重，故不包括在内)，进行面板回归实证检验。在面板回归模型(6)中，GAPit为被解释变量，定义为城乡人均收入比，由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各地区城镇居民平均每人全年家庭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计算得到。解释变量设定如下:LABit表示人力资本结构，定义为城乡劳动力中大专及以上从业人员比重与高中及以下从业人员比重的比值。TFPit为全要素生产率，本文采用DEA方法通过曼奎斯特指数分解法分别计算获得。其中，投入数据包括物质资本存量与人力资本存量。物质资本存量估算采用永续盘存法进行估算，测算公式为:Kit=Iit+(1－δit)Kit。公式中Kit表示省份i第t期末的物质资本存量，Iit表示省份i第t期的新增固定资本实际投资，δit表示固定资本经济折旧率。本文采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作为新增固定资本的估算值，δit取无差异固定资本经济折旧率9．6%，分别测算城乡物质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存量数据使用城乡平均受教育年限。产出数据使用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与城乡总人口的乘积作为代替。此外，由于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既可以反映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技术水平，也可以反映地区人力资本状况，所以本文选择城乡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作为控制变量。在全要素生产率测算过程中，资本类数据均使用GDP环比指数平减为2002年不变价实际值，以消除各年价格因素影响。各省级区域城乡全要素生产率的统计概况，见表1。为了比较人力资本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地区间差异，本文采用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划分方法，将30个省、市、自治区划分为东、中、西三个区域，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福建、海南、山东11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8个省市;西部地区包括广西、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重庆、内蒙古、青海、新疆、宁夏11个省市区。各个地区的主要变量的数据概况见表2。由上表数据，可以发现:(1)城乡人均收入差距最大的地区的西部地区，城乡人均收入比的平均值为10．78，远高于东中部地区及全国平均水平，在2004年新疆的城乡收入差距达到全国的最大值46．26，即城镇人均工资收入是农村人均工资收入的46．26倍。2002—2012年，东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均值为4．61倍，中部地区为6．64倍，全国层面城乡收入差距的平均值为7．412倍。(2)城镇人力资本结构均值表明，东部地区大专及以上学历劳动力比重与高中及以下学历劳动力比重的比值最高，西部地区略低，中部地区比例最小。而农村人力资本结构的均值表明，东部地区农村中大专及以上学历劳动比重与高中及以下学历劳动力比重的比值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大体上是中、西部地区的3倍多，中部地区居中，西部地区最低。(3)2002—2012年，城镇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呈现出明显的东、中、西部地区依次降低的阶梯状趋势，而西部地区农村TFP水平略高于中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TFP水平低于东部地区。(4)城镇生均预算内经费均值表明，东部地区最高，大体等于中、西部地区的2倍多，西部地区略高于中部地区。农村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在中、西部地区表现出高于城镇地区生均经费的特点，东部地区农村生均经费则低于城镇地区，并且接近中、西部地区的2倍。西部地区农村生均教育经费高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农村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全国最低。

三、面板数据实证检验

本文选择LR似然比检验与沃尔德检验，对面板模型(6)进行异方差检验，检验同方差条件是否成立。检验结果见表3。为了消除异方差对面板模型回归结果的影响，本文选择使用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进行回归。在面板数据处理分析过程中，确定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是一个基本问题。豪斯曼检验假定在原假设“H0:ui与xit，zit不相关”成立的情况下，随机效应模型是最有效率的，即RE(随机效应模型)比FE(固定效应模型)更有效。但是如果原假设不成立，则RE不一致，需要选择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而无论原假设成立与否，FE都是一致的。本文使用Stata12．0软件进行豪斯曼检验，以此为基础选择效应模型。

使用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对各个地区所选择的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对双对数面板模型(6)进行实证检验，各个变量的估计系数见表4。根据双对数面板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得出人力资本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作用:(1)城镇人力资本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各地区以及全国层面的城镇人力资本结构的优化，提高劳动力中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占比可以显著缩减城乡之间人均工资收入比，加入城乡生均教育经费控制变量后缩减作用系数有所减小，但仍然有利于减小城乡收入差距。其中对中部地区各省份的缩减作用最为显著且影响系数最大，在东部地区的影响程度小于中部地区，在西部地区这种缩减作用不显著。(2)农村人力资本结构优化可以显著缩减各地区呈现收入差距，但是加入生均教育经费控制变量后，中部地区的缩减作用发生逆转，呈现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趋势，只有东部、西部以及全国层面的农村人力资本结构在加入城乡生均教育经费前后的影响方向保持一致，均表明提高农村劳动力中大专及以上学历与高中及以下学历的相对比例可以显著减小城乡间人均工资收入差距。(3)城镇地区TFP对中、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系数显著小于0，说明在中、西部地区城镇技术水平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对城乡人均工资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减小作用，加入控制变量后缩减作用的程度有所减小。而东部地区城镇技术水平的改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扩大作用，虽然这种拉大效应并不显著。(4)农村地区TFP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较为复杂。对中、西部地区以及全国层面的城乡收入差距，农村全要素生产率具有缩小作用，但加入城乡生均教育经费作为控制变量后，中、西部地区农村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减效应发生逆转，表现出扩大收入差距的趋势，尽管系数估计结果并不显著。东部地区农村全要素生产率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作用则一致地体现为显著的扩大影响。(5)城镇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具有显著的缩减收入差距的作用，在全国层面与东中西地区的面板模型估计中其系数均显著小于0，说明提高城镇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可以显著缩小城乡间人均工资收入比，且缩减程度最显著的是在中部地区。而农村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的系数在各地区以及全国层面均大于0，表明农村生均教育经费的提高，反而会拉大城乡收入差距，特别是在中部地区。统计结果表明，城乡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表现出与直观预期截然相反的作用方向。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第9篇：东西方教育差异论文范文

关键词：迁移人口；受教育程度；人力资本；经济增长；地区差距

基金项目：[F]013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中国省际间迁移人口素质差异对地区差距的影响研究”；01年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中国省际人口迁移对地区差距影响的研究”（01005B）

作者简介：[F]段平忠，男，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湖北 武汉 430074）

中图分类号：F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013）03011507收稿日期：[F]01305

一、文献综述

国内目前对跨省人口迁移与经济增长和地区差距关系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不考虑迁移劳动力的素质差异。假定中国的劳动力是同质的[1]，此时，中国省际人口迁移在多大的程度上对经济增长和地区差距的形成产生影响？这并没有形成一致的结论。一部分经济学家认为人口迁移能够引导经济按照自身的收敛机制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并最终以东、中、西部经济俱乐部的形式构成地区差距的基本布局，因此更倾向于认为人口迁移可以有效地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收敛，并因此可以促进地区差距的进一步缩小[3][4][5]（P5）。然而也有一部分学者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他们认为，由于中国劳动力迁移规模宏大，一旦不同地区生产率存在差异，由于要素边际收益并不总是递减的，必然吸引劳动力由边际收益较低的地区向较高的地区流动，而各地区之间强烈的“资本追逐劳动”现象[6]也最终将带动更多的资本从边际收益较低的地区向更高的地区流动，这两种要素流动的结果将导致新古典意义上的要素报酬均等化的趋势不复存在[7]，从而最终也不会使各地区的经济到达新古典意义上的收敛稳态。这意味着如果经济中没有其他导致收敛的机制，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非但不能促进经济增长的收敛，反而会加速发散。因此，在不考虑素质差异前提下，中国省际人口迁移将最终导致地区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而不是缩小[8]，而这与前述结论是矛盾的。

第二个层次是考虑迁移人口中劳动力的素质差异。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省际人口迁移对经济增长和地区差距的影响趋势和程度又是怎样的？现有文献大多数认为具有素质差异性的迁移人口将会扩大中国经济增长的差距。李玲认为，我国东西部地区差异的81%是由以人力资本为依托的知识、技术、信息等相关因素造成的[9]（P83）。刘乃全认为，由于异质型劳动力的迁移使落后地区人才更加匮乏，而对于发达地区来说，尽管外来劳动力对这些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始终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但是这种贡献可能也会因边际产出水平下降而降低，因此中国劳动力的迁移并不会缩小地区差距[10]（P96）。沈坤荣也研究了存量劳动力异质性对地区差距的影响，他认为具有较高人力资本存量的东部地区，通过人力资本的外溢效应扩大了地区的发展差距，但是他并没有说明异质性劳动力迁移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也没有指出人力资本迁移对地区差距的影响程度。朱国宏测度出了195—1986年中国人口质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约为5%～6%[11]（P45），但他主要是基于存量人口质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而没有涉及流量人口素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相比较而言，段平忠从流量的人口素质差异角度入手，得出的结论更贴近现实：迁移人口的人力资本显著地促进了东部地区、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但同时为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带来了消极影响，并因此造成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的扩大[1]。

二、数据的处理

本文的样本期间为00—008年，面板数据（Panel Data）计算所用的DP总量数据、就业人员数据、固定资产投资数据、总人口数据均来源于《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13]（以下简称《60年汇编》），其中，i省份在t年份的实际DP总量可以换算各省份实际的DP增长率，劳动力投入量用各省份从业人员数据代替。资本投入量的计算比较复杂，本文拟用各省份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来代替。[JP]

在《60年汇编》中可以查到各省完整的以上年为100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Ip），但是只能够查到一部分省份以1990年为起始年份的上年为100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价格指数（Id），还有一部分省份的以上年为100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价格指数起始的年份并不是从1990年开始的。本文计算各省份缺失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方法为：按照各自的起始年份在起始年份至008年期间分别拟合方程：Id=α0+α1Ip，然后再结合各省份名义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分别计算出各省份缺失的1978年价格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从而得到各省份样本期间完整的1978年价格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数据。本文的分析不包含海南和。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段平忠：中国省际迁移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差异对经济增长及地区差距的影响分析

本文计算我国各省份净迁移人口的数量采用宏观计量的方法，即i省份在t年份的年终总人口减去t-1年年终总人口后，再减去该省t年份的自然增长人口数，即得到该省在t年份的净迁移人口数。由于《60年汇编》中各省的年末人口数在1990年以前主要是户籍人口数，1990年以后是包括非户籍人口的常住人口，因此相比较而言，1990年以后各省份的迁移人口数可能更准确，但由于中国早期人口迁移的规模和数量都相对较小，且主要以户籍人口迁移为主，直到1990年前后才由户籍迁移逐渐转化为户籍迁移与非户籍迁移并存的状态，因此笔者计算的各省份1990年以前的人口迁移数据误差应该也不是太大。

在考虑劳动力的素质差异时，本文对一个地区存量人力资本的考量，主要是基于劳动者受教育程度的学历层次，即：将存量就业人员的受教育年限（N）分别区分为小学（N1=6年）、初中（N=9年）、高中（N3=1年）、专科（N4=15年）、本科（N5=16年）、研究生（N6=0年）六个层次，其中研究生包含硕士阶段和博士阶段，因此假定取值0年。则i省份在t年份存量的人力资本水平即为：[JP]

[JP3]第一种情况假定劳动力是同质的，第二种情况假定劳动力是异质的，因此实际上隐含这样一个假设，即：从总体上来看，一个地区存量的全体劳动者的劳动应该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无素质差异的简单劳动（h1），这部分劳动在任何两个个体劳动力之间没有差别，本文将用就业人员（L）来代替；另外一部分是受教育程度不同的智力劳动（h），存量的智力劳动与简单劳动组合在一起就构成一个地区存量劳动力的人力资本（=h1+h），存量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小将会因为劳动者受教育程度的不同而不同。特别的，当不考虑存量劳动力的素质差异时，此时h=0，则=h1，即存量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就等同于其本身的简单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在实证的研究中，笔者将各地区的总产出分解为固定资产投资的贡献（）、存量劳动力投入的贡献（L）、以及一个剩余的贡献（A），与此相对应的是，也可以将各地区的产出分解为固定资产投资的贡献（）、存量人力资本投入的贡献（）、以及一个剩余的贡献（A）。然后，通过比较无素质差异的存量劳动力数量投入（L）对经济的贡献与包含人口素质差异的存量人力资本（）对经济的贡献二者的差额，来说明人口素质的差异对各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趋势和程度。为此，建立如下两个模型：[JP]

下面就中国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区[ZW（][BF]中国东部地区：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海南1个省份；中部地区：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9个省份；西部地区：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10个省份。[BFQ][ZW）]建立一个基于流量的迁移人口数量和质量的总产出剥离框架，比较各省份的总量DP在分别去掉迁移人口的数量影响因素和迁移人口的质量影响因素前后东、中、西部地区差距的变化。

设Mi，t为i省份在t年份的净迁移人口数，杨云彦认为中国的流动人口是以青壮年为主的[1]，因此年龄小于15周岁的孩子和年龄大于65周岁的老人不应该被计入影响地区经济增长的迁移劳动力中，根据“六普”数据笔者这里假定迁移人口的90%是可以参与劳动的适龄人口，因此净迁移人口中仅有09Mi，t为适龄劳动人口。如果一个地区简单劳动对产出的弹性系数为β1，而包含简单劳动和智力劳动的完整劳动对产出的弹性系数为β，则劳动每增长1%，将会分别引致DP增长率数量为β1、β的增量，那么在不考虑劳动力素质差异的前提下，i省份在t年份数量为09Mi，t的存量劳动力的增长，所引致i省份在t年份DP增长率的增量为：

但是，如果考虑劳动力的素质差异，迁移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差异将引致不同的DP增长率增量。笔者假设：i省份在t年份的迁移有效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是相同的，并且是同步改变的，即：该地区09Mi，t个迁移劳动力整体的受教育程度均为小学、初中、高中、专科、本科、研究生学历，再来分别研究这六种不同受教育程度的09Mi，t个有效劳动力的迁移对该省DP增长率的分别影响趋势及程度。由此，i省份在t年份的六种不同受教育程度的流量劳动力的增量所引致的DP增长率的增量百分比即为：依据这个结果，笔者不仅可以分别计算出去掉流量的迁移人口数量及其质量影响因素后的东、中、西部各自的DP总量、全国的DP总量，再结合各省份的实际人口总量，最终可以得到去掉人口迁移影响因素后的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带间以及全国整体的heil指数（计算方法见段平忠（01））。通过比较去掉人口迁移数量因素和质量因素前后的heil指数的变化，可以发现因人口迁移而引致的各地区存量劳动力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变化分别对中国地区间差距以及地区内部差距产生的显著性影响作用。

五、不同受教育程度的迁移人口对[3]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

由方程（48）笔者可以计算出00-008年期间各地区跨省迁移人口受教育程度的差异对地区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为了行文的方便，取各年份数据的平均值列在表中，这个平均值分别代表了各地区迁移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提高任何一个层次对本地区00—008年期间DP增长率的改变量。

根据前文假设，各地区迁移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在整个研究过程中被假定为是同步改变的，因此表中λn（n=1，，…，6）表示各地区迁移人口的受教育程度由第Ni层次提高一个层次到更高的第Ni+1层次。

表的数据展示了一种趋势：一个地区迁移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在任何一个层次上的提高，都将有效地促进本地区DP增长率的提高，只是提高的程度是递减的。以北京地区为例，按照迁移人口受

教育程度同步变化的假设，如果该地区迁移人口的受教育程度由小学层次提高到初中层次，北京地区的DP总量增长率将会提高575%；而迁移人口受教育程度从初中层次到高中层次的提升，将直接导致北京地区的DP总量增长率提高1975%；依次类推，从高中到专科的提升，将促使DP总量增长率提高1344%；从专科到本科的提升，将促使DP总量增长率提高348%。显然，DP总量增长率提高的程度随着本地区迁移人口受教育程度的层次提升而保持逐渐递减趋势。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表中任何地区的迁移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在由本科层次到研究生层次的提升中，其DP总量增长率有一个相对较高的提高，笔者认为，这主要是因为这部分迁移人口的生产产品是知识，不同于其他受教育程度迁移人口的主要产品是生产资料，而知识具有“溢出效应”，这种知识的溢出效应足以保证这部分迁移人口受教育程度的层次改变可以转化为本地区的经济增长，从而有效地提高经济增长率。

显然，迁移人口受教育程度的高低总是与地区经济增长率的高低高度相关。一般而言，迁移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在越低的层次上得以提升，对地区经济增长率提高的促进作用就越强；但迁移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在越高的层次上得以提升，其对地区经济增长率提高的促进作用反而越弱。但是，当迁移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达到研究生层次时，这部分人口的迁移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非常明显，能够极大地提高本地区的经济增长率。

六、不同受教育程度的迁移人口[3]对地区差距的影响

根据方程（410）计算的各地区去掉迁移人口不同受教育程度影响因素后的东、中、西部各自的DP总量，结合各省份的实际人口总量，最终可以得到去掉人口迁移影响因素后的东部heil指数（U1）、中部heil指数（U）、西部heil指数（U3）、三大地带间heil指数（U4）以及全国整体的heil指数（U5），笔者仍然取各heil指数样本期间的平均值（如表3所示）。

表3中0、1、、3、4、5、6分别代表00-008年期间各地区的实际heil指数均值、以及分别去掉具有小学（1）、初中（）、高中（3）、专科（4）、本科（5）、研究生（6）学历层次迁移人口影响后的各地区heil指数均值。实际上，0反映的是有人口迁移的地区差距情况，而1、、3、4、5、6反映的是假定无人口迁移的地区差距情况。与有人口迁移的实际heil指数相比较，无人口迁移时各个heil指数的变化随着迁移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变化：无人口迁移的heil指数低于有人口迁移的实际heil指数时，可以认为人口的迁移扩大了地区差距；而无人口迁移的heil指数高于有人口迁移的实际heil指数时，可以认为人口的迁移缩小了地区差距。

显然，在由无人口迁移向有人口迁移转变的过程中，各种受教育程度的迁移人口对地区差距形成的影响作用是不相同的，假定迁移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是同步变化的，不同受教育程度的人口迁移对地区差距的改变程度可以通过（0-i）/i （i=1，，…，6）得以体现，表4反映了不同受教育程度的迁移人口对地区差距的影响趋势和程度。

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在迁移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小学程度）时，人口迁移将促使其内部差距呈缩小的趋势，而在迁移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达到或者超过初中层次时，人口迁移将使东部的内部差距呈逐渐扩大的趋势，并且随着迁移人口受教育程度的逐步提高，其内部差距扩大的程度逐渐增加；中部地区的内部差距总是伴随着人口的迁移而

逐渐扩大，并随着迁移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其内部差距虽持续地扩大，但是扩大的程度呈逐渐下降趋势；西部地区是人口迁移的受益者，任何教育程度的迁移人口都能够促进本地区内部差距的缩小，且随着迁移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地区差距缩小的趋势越明显。总体而言，三大地带间的差距和中国整体地区差距与迁移人口的受教育程度高度相关：迁移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越高，三大地带间的差距就越大，中国整体的地区差距也越大，并且随着迁移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三大地带间差距和中国整体地区差距扩大的幅度也将逐渐加大。

七、结论

事实上，表展示了样本期间各地区迁移人口受教育程度差异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因此笔者还认为，各地区迁移人口的智力劳动对DP总量增长率的影响主要有两种趋势：第一种趋势是，迁移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智力劳动对本地区DP总量增长率的提升速度就越快；第二种趋势是，迁移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智力劳动对本地区DP总量增长率的提升速度就越慢。这说明从总体上来看，对任何一个地区来说，迁移人口已经成为一个地区经济增长不可忽视的重要触发因素，而迁移人口的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将可以直接决定本地区经济增长速度的高低。

迁移人口受教育程度的高低总是与地区经济增长的提高高度相关，一般而言，迁移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在越低的层次上得以提升，对地区经济增长率提高的促进作用就越强；但迁移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在越高的层次上得以提升，其对区经济增长率提高的促进作用反而越弱。这客观上说明了知识尽管具有溢出效应，但是这种溢出效应是边际递减的。但是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当迁移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达到研究生层次时，这部分人口的迁移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非常明显，能够极大地提高本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因为任何地区的迁移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在由本科层次到研究生层次的提升中，其DP总量增长率有一个相对较高的提高，笔者认为，这主要是因为这部分迁移人口的生产产品是知识，而知识具有“溢出效应”，这就足以保证这部分迁移人口受教育程度的层次改变可以转化为本地区的经济增长，从而更有效地提高经济增长率。

而迁移人口的受教育程度高低对地区差距形成的影响会因地区的不同而不同。西部地区的内部差距总是在缩小，不会因为迁移人口的素质差异而改变趋势；中部地区的内部差距总是在扩大，任何受教育程度的人口迁移都将导致本地区内部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东部地区的内部差距对迁移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敏感性较高，在迁移人口受教育程度较低时，本地区内部差距将会缩小，而在迁移人口受教育程度较高时，本地区内部差距将扩大。此外，三大地带间的差距总是随着迁移人口的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不断扩大，迁移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越高，三大地带间的增长差距扩大的幅度将越大；与此类似的是，中国整体的增长差距也是随着迁移人口的受教育程度的逐渐提高而逐渐扩大的，并且随着迁移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中国整体增长差距扩大的幅度也将逐渐加大。

参考文献：

[1]易纲，樊纲，李岩关于中国经济增长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思考[J]经济研究，003，（8）

[2]沈坤荣，马俊中国经济增长的“俱乐部收敛”特征及其成因研究[J]经济研究，00，（1）

[3] 姚枝仲，周素芳劳动力流动与地区差距[J]世界经济，003，（4）

[4] 王德文，朱玮，叶晖1985—000年我国人口迁移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均衡作用研究[J]人口与经济，003，（6）

[5] 林毅夫，王格玮，赵耀辉中国的地区不平等与劳动力转移[A]蔡昉中国转轨时期劳动力流动[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006

[6] 许召元，李善同区域间劳动力迁移对经济增长和地区差距的影响[J]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008，（）

[7] 沈坤荣，唐文健大规模劳动力转移条件下的经济收敛性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006，（5）

[8] 段平忠，刘传江中国省际人口迁移对地区差距的影响[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01，（11）

[9] 李玲人力资本运动与中国经济增长[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003

[10]刘乃全劳动力流动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005

[11]朱国宏人口质量的经济分析[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12]段平忠人力资本流动对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的影响[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007，（4）

[13]中国国家统计局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010

[14]国家统计局、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中国劳动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003

[15]国家统计局、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中国劳动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004

[16]国家统计局、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中国劳动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005

[17]国家统计局、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中国劳动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006

[18]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与就业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007

[19]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与就业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