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企业文化差异精选(九篇)

第1篇：东西方企业文化差异范文

关键词：R&D效率 DEA模型 σ趋同检验 差异测度

目前，我国各省区间技术创新能力的发展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这种差异不仅不利于区域资源的合理配置，也会影响我国工业经济运行的速度和质量（卢方元、焦科研，2008）。因此，本文从工业企业R&D（研究与实验性发展活动）效率角度对我国区域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进行比较分析及差异测度，探索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演化规律，对各省区制定相关促进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措施提供研究基础。

工业企业R&D效率测定方法及指标的选取

（一）DEA方法介绍

数据包络方法（DEA）是一种通过非参数数学规划求解来测定相对效率的非参数方法，其中最基本的分析模型为CCR模型和BCC模型。

1.CCR模型。CCR模型在假定规模收益不变条件下，测算评价单元（DEA中称为DMU）的综合技术效率（TE）。假设有N个DMU，每个DMU有K个投入（由X表示）和M个产出（由Y表示）。则基本CCR模型可由以下数学规划进行描述：

（1）

其中μr是r第个输出的权重，νt是第t个输出的权重。则描述了第j个单元的综合产出，为第j个单元的综合投入，该数学规划在限定投入产出比小于1的条件下求解投入和产出的最优权重μr和νt。那么对于每个DMU，我们都可以利用求解所得权重测量其所有产出关于所有投入的比率，即综合技术效率（TE）：

2.BCC模型。BCC模型释放规模收益不变假设，通过对CCR模型增加凸性约束实现规模收益可变的目的，测算DMU的纯技术效率（PE）。该模型可由下述数学规划进行描述：

（2）

由于模型中实现了规模收益可变，故对技术效率的测算排除了规模效率的影响，较之CCR模型获得的技术效率要高或者是相等的，所以称其为纯技术效率（PE）。

3.DEA模型在效率测度中的使用。通过比较两个模型结果，可以测算DMU单元的规模效率（SE）。若DMU单元在两个模型的测算结果相等，则认为DMU单元的规模投入实现了最优，是规模有效的（SE等于1），处于规模收益不变状态；反之，若DMU单元由两模型测算的技术效率（TE）小于纯技术效率（PE），则认为DMU单元的规模未实现最优，是规模无效的，规模效率SE小于1（可用CCR模型的TE值除以 CCB模型的PE值得到）。

（二）评价指标选取

选取R&D人员全时当量占从业人员比重（%）、人均R&D经费（万元/人）为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投入指标。产出指标分别从创新成果数量和经济效率方面选择人均拥有发明专利数（件/万人）和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两个指标。

区域大中型工业企业R&D效率比较分析

（一）分省份进行比较

收集全国29个省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及与海南省）大中型工业企业2006-2010年的R&D活动投入和产出指标，利用DEAP2.1软件计算得到R&D活动的综合技术效率（TE）、规模效率（SE）和纯技术效率（PE），分别绘制基于区域和时间变动的效率散点图（见图1）。

图1最左面板中综合技术效率变动显示，省际间大中型工业企业R&D效率从2006开始不断分化，到2009年为止，两级分化格局已十分明显。图中平滑趋势线的不断下滑正是这一特征的直接反映。直接揭示了与DEA技术有效省份相比，DEA技术无效省份创新差距的不断增大。最右面板中纯技术效率散点变动显示，从2007年开始，省际间大中型工业企业R&D纯技术效率水平在不断趋同，因此，模效率水平差异的不断扩大是造成综合技术效率两极分化的主要原因。

借助一个额外的非规模报酬递增的DEA模型对各省份大中型工业企业R&D规模无效的形式进行确定，包括规模有效省份在内可将29个省份按规模收益变动趋势划分为4类，具体如表1所示。这四种类型综合反映出大中型工业企业R&D规模效率呈现出一个“规模递减规模不变规模递增”的演变规律，显示出我国工业企业R&D活动普遍呈现出投入规模增长期滞后于技术进步的发展特征。

（二）分区域进行比较

将29个省份划分为东、中、西部三个区域进行比较，其中东部省市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中部省份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分别计算出各区域大中型工业企业R&D平均效率值（见表2）。

比较表2中三大区域各年效率值，不难发现东部地区的领先地位正在被中、西部地区不断逼近，三大区域间大中型工业企业的R&D效率差异正在逐年缩小。分别将位于规模效率前沿和纯技术效率前沿省份作归类分析（见表3），可以发现，工业企业技术创新前沿面正在从东部地区向着中西部转移，其中，西部省份在纯技术效率上表现突出，而中部地区以规模效率占据优势，中西部两大区域先进省份均对东部地区形成明显的赶超。

区域大中型工业企业R&D效率差异测度

σ趋同检验通常使用人均GDP对数值的标准差来表示，反映经济发展的收敛特征。本文使用R&D效率对数值的标准差来计算σ趋同，考察我国东、中、西部三大区域R&D效率的局部趋同特性。σ趋同值定义为：

（3）

各区域大中型工业企业三项R&D效率的σ趋同值分布如图2、图3和图4所示。

可以看出，无论是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之间，还是各区域内部，工业企业三项R&D效率值均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差异，差异化程度各不相同。其中，三大区域综合技术效率差异和规模效率差异水平从小到大排列均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且随时间变动呈明显扩大趋势，直到研究期末才有所收敛。而纯技术效率差异变动呈现出不同的变动特征，三区域纯技术效率差异水平随时间变动呈现交替变动式收敛。

结论

本文采用DEA模型和σ趋同方法考察了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R&D效率整体和区域间差异的变动趋势。实证结果表明：第一，2006-2010年间，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R&D综合技术效率空间差异明显，且随时间推移呈两极分化态势；第二，将综合技术效率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分别研究显示，纯技术效率空间差异随时间推移呈收敛态势，规模效率空间差异随时间推移不断扩大，后者是综合技术效率两极化态势形成的主因；第三，分区域比较显示，东部地区平均效率水平高于中、西部，但中西部地区先进省份对东部地区存在明显的纯技术效率“赶超”，使得三大区域平均效率水平差异不断缩小；第四，大中型工业企业R&D规模报酬形式变动显示，各省份R&D规模报酬形式均演变为规模报酬递增形式，R&D投入规模增长滞后于R&D技术增长。

参考文献：

1.卢方元，焦科研.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创新区域差异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08（2）

2.M.Frotsch.Interregional Differences in R&D Activities—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J].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2000，8（4）

第2篇：东西方企业文化差异范文

论文摘要：企业文化这一概念来自西方，企业文化的内容却形成于东方，企业文化理论的提出又使得西方管理理论得以更新。探究东西方文明的差异，我们就不难理解西方企业文化之间存在的诸多不同，从而也就有利于我们国家从自身国情出发，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

?

?前言?

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一些有远见的学者就已经看到社会轴心正逐步由政治、经济转向文化。文化越来越成为社会财富的源泉，成为社会组织经营和管理的有效工具。而作为专门研究文化现象的学科即文化学，也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它的出现也不过只有一百五六十年的历史。?

任何一种文化的形成都与本民族的、历史的背景密切相联系。企业文化作为众多文化现象之一，它的形成和发展也必然来源于民族传统文化，同时也是各民族不同传统文化的反映。正如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威斯勒在《人与文化》一书中指出的那样：各个地区的文化具有不同的历史渊源，由于文化特色存在差异，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类型和文化区域。企业在一定的文化类型和文化差异中从事生产经营活动，长期受到这种文化氛围的熏陶，不能不深深打上这种文化特色的印记，形成与该文化类型和文化区域相适应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及行为方式，创造出具有民族特色的企业文化。?

东西方企业文化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两大企业文化比较发达的国家：处于西方基督教文化圈的美国和处于东亚儒教文化圈的日本。它们两国不同的民族文化传统早就了性格迥异的企业文化。?

1东西方文明的差异?

1.1民族心理的差异?

民族心理是指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思维方式、民族性格、情感、爱好、习惯等精神因素的总和。东方文明注重综合，整体思维比较发达，但具有直观性和朴素性的时代局限性，细节容易被忽略。而西方文明注重分析，还原论和原子论的方法发达，分析的精密达到了十分深入的地步，但是具有形而上学机械的时代局限性，整体容易被忽略。东方文明注重和谐、同一，西方文明强调个体、对立。东方文明重系统、综合、内倾，西方文明重个体、分析和外倾。?

1.2地理文化的差异?

日本地处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多发地带，经常出现火山爆发、地震、海啸、台风的自然灾害，这使得日本人形成了一种能处变不惊的良好心态。日本国土狭窄，可耕地只有十分之一，自然资源缺乏，国内市场狭小，经济发展的自然条件十分不利，这就使得日本国民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民族危机意识，促使日本人不能固守本土而生存，而必须学习外来文化，包括科学技术和管理等，这也是日本国民教育的宗旨之一。?

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它的文化根基本来就很浅，但正是这样就使得美国文化中缺少思想的禁锢和僵化的传统。美国幅员辽阔，人口较少，由于人口密度小，具备多次改变居住地的条件，多数美国人平均三到四年就迁徙一次。因此，美国人养成了喜欢多变的性格。另外美国有着丰富的经济资源和矿产资源，给美国人择业和创业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使得美国人可以通过个人努力求得生存。?

1.3文化渊源的差异?

日本在整个弥生文化时期都是以农耕文明为积淀的国家，被界定在中国文化圈内。但是四世纪末，外来民族带来的游牧文明的闯入打破了这一局面。来自东北亚的骑猎民族进入日本，建立了所谓的“征服王朝”，形成了日本二元性的国家结构。农耕文明所具有的和平、内倾等特征与游牧文明的战斗、外倾等特征并存又形成了日本文化的双重渊源。双重的文明渊源既造就了日本人的农耕文明的“柔性”，又造就了游牧文明的“刚性”。正如美国作家本尼迪克特所认为的：“菊花和大刀，是日本文化的象征。”说日本人是具有矛盾的国民性的民族，既喜欢菊花又崇拜大刀，既老实又狡猾。这种双重文明的社会结构也使得日本易于接受变革，这对日本文化以及属于亚文化的企业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现在的美国人大部分是当年移民的后裔，所以美国文化传统是当时最先进的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文化。美国在整个移民过程中文化的整合，是以先进的欧洲文化对其他外来民族、外来文化的“熔炼”过程。可以说，美国人在建国伊始就站在一个相当高的文化起点上，而美国对欧洲传统的继承是一种高度选择后的继承，美国人吸收了欧洲文明的精华，而又摆脱了欧洲古老的制度束缚，这使得美国文化的发展一开始就具备了一种得天独厚的优势。从旧大陆到新大陆的移民运动到十九世纪的西进运动，美国人都曾与恶劣的环境进行了十分艰苦的抗争。

2东西方企业文化的差异?

上世纪八十年代，很多西方学者试图突破传统观念，对现代企业经营管理方式做出更为深刻和合理的分析，提出了一种新的企业管理理论——企业文化理论，这也是西方管理理论在上世纪的最大突破。于是，西方管理理论经历了科学管理思想、行为科学管理理论和企业文化管理理论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管理思想的特点是强调科学和制度管理，企业文化管理作为新兴的管理思想和管理哲学，是将科学的制度管理同尊重人的主体及价值相统一基础上的人本管理。西方学者的众多研究表明，成功企业与失败企业之间真正的区别在于：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了人的最大能力和天赋，如何帮助人们找到共同的奋斗目标，如何在外部环境与企业内部条件的千变万化中把共同目标一直继承下去。也就是说，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企业文化。?

被称为“蓝色巨人”的IBM公司在1990年盈利达60多亿美元的情况下，1991年一年就亏损了将近30亿美元，1992年亏损达50亿美元，1993年亏损居然高达80亿美元。然而，Lou Gerstner1993年接管公司后，对公司进行了全面整顿和改革，公司1994年便扭亏为盈，2001年便跻身于全球500强并居于前10名。Lou Gerstner对公司进行改革除了对企业的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外，主要在企业文化塑造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得力措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2.1东西方企业行为文化差异?

企业的行为文化主要表现在企业领导的行为和员工的行为两个方面。在企业行为文化方面，东西方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在决策方式上，日本企业大都采用自上而下并充分听取职工意见的集体会议制。美国企业则大多采用强硬的个人主义的领导方式。?

在员工行为方面，由于日本采用长期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因此企业凝聚力很强，对企业也有很强的归属感，愿意维护企业的利益和声誉。而美国企业员工普遍对本企业的归属感差，一旦有了更好的就业机会，他们会毫不犹豫地跳槽，以寻求更好的发挥才能的机会。因此美国员工的责任心一般比较差，不如日本员工有工作积极性。?

2.2东西方企业制度文化的差异?

上世纪的企业文化理论的研究非常重视对企业管理模式的研究。美国学者Pascak和Athos在《日本管理艺术》一书中提出了美国企业管理模式和日本企业管理模式的问题。他们认为，美国管理模式注重的是3个硬性的S指标，即：战略Strategy、结构Structure和制度System。而日本企业成功的秘诀则是在3S管理模式上增加了4个软性的S指标，即：技能Skill、最高目标Supreme Goal、员工Staff和风格Style。?

在选择和利用人力资源制度方面，美国以短期雇用方式为主，始终保持着50%左右的职工补缺率。在提升制度上，美国的做法是，只要认为某人具备某项能力，或者在某项工作中做出了成绩，就给予迅速的提升，把他提拔到相应的位置上，而不考虑这一举动对其他人的心理影响方面。其干部提升路线也是走的专业化经营道路。而日本企业在干部提升制度上采取缓慢的升级和评价制度，职工晋升采用员工序列制。日本员工享受终身雇佣制与年功序列一方面造就了员工在企业内的凝聚力和责任感，两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员工的依赖性。?

2.3东西方企业精神文化差异?

精神文化是企业文化最核心的层次，是一个企业文化的灵魂。日本企业一直是重视企业文化建设的典型，企业文化管理的实践也是从日本企业开始的。日本企业文化主要受到本国武士精神和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所以，日本企业文化主要是内部团队、社团精神和创新精神。?

在企业的价值取向方面，日本在企业内部提倡团结和团队精神。企业上至最高领导，下至基层员工，都以公司的目标为奋斗方向，形成了企业内部家族式的归属感和亲和力，通过全体员工的共同参与更能够激发员工的智慧和力量。日本几乎所有大企业都充满了集体主义协作精神和精诚团结的气氛。日本企业认为个人贡献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集体的团结合作，集体的合力远远大于个人的力量简单相加。?

第3篇：东西方企业文化差异范文

关键词：东西方文化；差异；创新；创业；融合

一、文化的概念、层次及东西方文化差异

（一）文化的概念及层次

根据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1871）的定义，文化是指一个包含知识、信念、艺术、法律、道德和作为社会一员的人这个个体所获得的能力和习惯。由此可见，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包括知识、信仰、道德等人所创造的一切精神性的成果。

文化对群体内人们的心智模式和行为方式产生深刻而持久的影响。首先，文化具有群体共性和普遍性。它广泛存在于社会群体的各个层次之中。其次，文化是一种长久的历史积淀，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因而它对生活其中的人群的影响全面、深刻而且长久。第三，文化具有重要的导向性，它是群体中人们判断是非与优劣的标准。[1]

社会文化决定着人们的思维和言行。一个民族的行为，就是这个民族文化的具体化和物质化。东西方的价值观、文化、信仰、风俗习惯等方面都存在极大差异。

同时，文化的内容是不能遗传的，是通过后天学习而来。人们习惯于在本民族文化熏陶下习得的交往准则、行为规范、价值观，总是把自身文化作为参照标准去理解、评价其他文化，这就形成了文化的差异和冲突，从而妨碍了不同文化的人的沟通与交往。

研究者们对文化的层次划分有各种分析，比如有研究者提出了“文化的洋葱模型”：表层称为象征物（Symbols），如服装、建筑，语言等，人的肉眼易见，就像洋葱的皮；中层是英雄人物性格（Heroes），在一种文化里，人们崇拜的英雄的性格，往往代表了该文化大多数人的性格；最里面一层是核心层，即价值观（Values），指人们所理解和相信的关于真、善、美的观念，这是文化中最深邃、最难理解的部分。[2]

（二）东西文化的差异性

1.价值观的差异

东西文化在价值观上存在着诸多区别，且有着本质的不同。例如，在人性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国文化认为人性本善，强调天人合一，西方则认为人性是善恶的结合体，强调人控制自然；对于时间观念，中国文化珍惜过去，西方则重视未来；在社会活动，中国文化重视身份，西方文化则重视所作所椋辉谏缁峁叵捣矫妫中国文化讲究上下等级观念，而西方注重个性和个体性。

2.思维模式的差异

上文提到东方文化讲求天人合一，表现在思想意识、思维模式方面就是倾向于整体性、综合性和垂直感，体现在语言表达方式上就是按时间和事理发展顺序先因后果、从前往后、由小及大，由整体再到具体和局部。

西方思维模式将人与自然分离开来，崇尚“人物分离”，征服和改造自然，比较讲究理性。西方思维主要表现为习惯于分析事物、抽象思维和重形式逻辑的思维以及求精确的语言观，在语言表达方面，先概括后分解，先总结后列举，从结果追溯到原因。

二、东西方文化对创新创业的影响

（一）中国传统文化对创新创业的影响

几千年的中华文明灿烂辉煌，在世界不同文化中显示着强大的生命力，并不断为世界其他文明学习和借鉴。兼容并蓄、和谐思想、人本精神、辩证思维等，这些都对建立创新型国家有积极作用。[1]

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代大学生的创业有着积极的影响。例如，传统文化以“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引导大学生确立积极进取、奋发有为的创业态度；传统文化崇尚诚信经营，重视构建公平竞争商业准则，对今天创业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而积极的意义，丰富了其内涵。

当然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也有一些糟粕，比如“重义轻利”、“重士轻商”等思想严重影响阻碍了创业者的创业意愿。同时，传统就业观念根深蒂固，挫伤创业动力意志。长期封建历史条件下，某些价值标准和核心追求带来的影响是泯灭个性和扼杀创造性，从而形成了诸如“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和“学而优则仕”等封建专制意识浓厚的就业观念，对此我们应该坚决摒弃。

（二）西方文化对创新创业的影响

西方文化以基督教为立国之本，强调科学进取和民主法制，重视发展和个性化。西方文化下的管理以“法”为主，强调严格的制度、理性决策和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等等。在对人的行为的研究上，西方管理思想主要放在对物和组织的管理上，主要偏向于对人的行为的研究。

以西方文化的主要代表之一美国的文化为例，主要内容有强调创新、创业和主张积极尝试的文化；容忍缺陷、宽容失败与多元化的价值观；以及诚信基础上的合作创新文化等等。同时它也存在一些缺陷，如奉行个人财产的保护和利益为上的宗旨，在创业时更加注重利益的获取而忽视了创业风险，往往因一味攫取利益而忽视了其他重要的因素。

三、东西方文化融合创新的发展趋势和创新文化建设

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和以欧美国家基督教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是当今世界两大主流文化，两者因起源不同而存在很大差异。西方文化是以基督教为立国之本，强调科学的进取和民主法制，重视发展和个性化；而东方文化是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强调的是关系的协调，重视家庭和群体的利益。

表现在管理思想上，西方文化体系下的管理是一种制度化的管理，存在“管理有余，领导不足”的情况；而东方化体系下的管理，缺乏规则，失去了管理的科学性。[3]两种思维和管理体系各有优势，侧重的角度不同，他们是互补的、兼容的，只有相互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施行管理，东西方文化思想的发展趋势是在融合的基础上实现创新。

全球化是东西方文化融合与创新的前提，不同文化的差异和冲突，为融合创造了条件。因为差异导致的互补性产生了融合创新的基础，而差异越大，在客观上存在着互补性和融合的倾向也越大。

所以东西方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应该是互相借鉴，取长补短，把西方的法制、法规融入到东方的文化中，使东方文化也加入定量的元素，走向规范；西方也把东方文化中的对群体利益的关注和关系的协调等元素融入西方的文化，使得西方文化在规范中更加人性化，这样文化的发展就更加能适应我们现在社会的发展。

研究者指出人类社会的一切创新活动都是深深根植于社会的文化氛围之中的。在创新的各种要素中，文化是各种层次创新体系的灵魂，具有最终的影响力和决定力。长期看，创新能力的提高有赖于包含制度建设在内的优良创新文化的形成。文化是提高创新能力的关键。[1]随着我国踏上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伟大征程，建设与之相适应的创新文化显得尤其重要。

当代大学生们受到来自东方的传统文化和西方外来文化的双重熏陶，作为创新创业群体的中坚力量，如何顺应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发展趋势，加强思考，从而为自身创业意识、创业综合素质的培养创造更好的条件，这将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四、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存在的问题及其对大学生创新创业思想的启示

（一）文化传承和融合中的一些存在问题

文化作为创新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创新创业活动有着深远的影响，不同文化环境下的创业活动互不相同。[4]因此，忽略文化差异的创新创业注定是要失败的。

在文化融合的趋势中，研究者们发现了存在的一些问题，巴斯丁（2014）指出传统的中国文化依然深受儒家文化思想价值观中的诸如“尊重权威”、“顺从”等思想的影响，与典型的企业家思想价值观不相契合。中国的教育体系是儒家思想的产物，与有效的企业创新教育所需的方法并不相吻合。[5]

与此同时，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并不是做得很好。通过我们的调查和访谈发现：在当代大学生的成长环境和过程中，现代化的思想和理念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传统文化在他们的认知观念中有逐渐淡化的倾向；同时，课堂教育作为大学生获得传统文化和历史知识的主要途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网络信息时代的到来以及社会环境日益多元化，使他们对传统文化和历史的关注越来越少。而另一方面，一些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兴趣，但没有与自身发展的需求结合起来，没有将其内化为行动。

反过来，西方企业在东方文化环境下的生存，一定要考虑到文化差异性下的特定文化环境。巴斯丁（2014）指出，培养未来的企业家必须紧紧围绕对特定民族和地方文化的联系和探讨。若无对中国消费者文化的深刻洞察，美国本土企业成功的模式在中国是无法被轻易复制的。[5]

张骁等（2006）研究者指出：正如知识的创新来源于不同知识的相互碰撞一样，如果不存在文化差异，文化的融合创新是不可能发生的，文化冲突是文化融合创新的根源及动力。文化冲突的发生同时也带来了创新的机遇，因此为了实现文化创新就必须直面文化冲突现象，正确对待和处理文化中的冲突和矛盾。[4]

（二）东西方文化融合对创新思想的启示

1.“取长补短”是东西方文化融合创新的途径

研究者指出一国的创新文化与传统和社会大环境密不可分……发达国家在创新文化方面有很多可取之处。我们应在扬弃的基础上大胆采取“拿来主义”的策略，遵循以我为主、兼收并蓄、融和提炼，螺旋上升的原则来逐渐优化我们的创新文化。[1]

对于可取之处应积极借鉴，结合自己的特点加以整合，发展出适合自己的新的文化思想。比如在人的行为的研究上，西方文化体系下的管理主要放在对物和组织的管理上，主要偏向于对人的行为的研究，从理性思维出发。而东方文化影响下的管理则强调人的社会性，往往是由道德在约束人们的行为，缺少完善的规章制度和执行体系，缺乏契约精神。所以若将西方的理性思维与东方文化中的和谐思想相结合，加强对人的研究，应该会起到很好的互补作用。

2.跨文化管理是东西方文化融合创新的倾向和趋势

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创新在企业的跨文化管理中表现尤为显著。西方文化下的管理以“法”为主，强调制度、理性决策，重程序、重法理。而东方文化中，管理则是以“情”为主，注重发掘人的内在的价值和积极性，对制度管理较松懈，重态度、重情理，理性精神不足。[3]

在今天文化交融的时代背景下，现代西方企业很注重社会效益和人力资源的开发和稳定，而东方文化下的企业也重视强化竞争机制，强调能力提升的重要性。跨文化管理会使得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创新在实践中得到加强和提升。

五、结语

Y合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发展趋势，当代大学生应加强思考，把握好创新文化的关键环节，即对不同文化差异和冲突的认识，加强对文化差异和冲突的性质及类型的认识，判断其发生领域、涉及层面以及造成的影响，从而正确选择处理文化差异和冲突的对策，为自身创业意识、思维、技能等各种创业综合素质的培养创造更好条件和机遇。

参考文献：

[1]吴金希.创新文化：国际比较与启示意义[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5），151-152.

[2]孙洪义.民族文化对国家创新能力影响的元分析[J].创业创新管理国际期刊，2009（10）.（3/4），353-360.

[3]张浩.东西方管理理念融合的理论与实践[J].南都论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04（2）.

第4篇：东西方企业文化差异范文

一、引言

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起始于改革开放。改革初期，我国经济建设主要侧重于吸引外资来华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并不多，更缺乏对海外直接投资的政策鼓励。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目标之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才得到了较快发展，投资的区域和行业逐渐呈现出丰富、多元的态势。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和企业的发展壮大，近年来我国境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内生动力日益增强，进入到了稳定、高速增长的阶段（图1）。根据《2014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ODI净流出804亿美元，同比增长10%。反映出中国境内企业“走出去”步伐总体上仍在加快。

近年来，对于我国企业“走出去”的相关问题，中央政府从战略层面上愈益重视，希望通过推动扩大开放，以提升我国经济发展竞争力。十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快走出去步伐”，增强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培育一批世界水平的跨国公司。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走出去”作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举措之一，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我国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并建立亚投行，一起助推“一带一路”建设，初步估计，每年投资于“一带一路”的资金将超过2000亿美元。2015年3月5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让我国企业走得出、走得稳，在国际竞争中强筋健骨、发展壮大。在此背景和现实需求促动下，我国企业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跨国经营活动，对外直接投资也呈现出新的增长态势，逐渐成为全球对外直接投资领域的一支新生力量。但同时我国在对外直接投资中仍存在着许多的问题，如对外直接投资滞后于经济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绩效指数低、对外直接投资行业和区位分布不合理等，尤其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着严重的地理分布不平衡，东、中、西对外投资水平差距明显。以2014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为例，东部对外直接投资750亿美元，占全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总额的88%，而中部和西部的对外直接投资，所占的比重分别为7%和5%。从我国内部各个省份来看，对外直接投资地区来源分布的差异性非常突出（图2），其中，江西属于中部发展较慢的省份地区，占全国总量比不足1%。江西企业在“走出去”方面虽然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但由于依然存在资金、投资信息、投资主体能力欠缺和龙头企业带动力不足等诸多制约瓶颈和发展瓶颈。江西“走出去”一直在全国排名较后，与东部地区省份差距较大。若江西能抓住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机遇，努力扩大境外投资，提升对外投资的规模和档次，在条件成熟的沿线区域增加投资，必将加快江西企业集群式对外投资的步伐。基于我国ODI地区分布存在巨大差异，本文立足于地区差异视角研究江西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分析地区差异的分布特征和演变态势，并找出地区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根据分析结论，从境内投资主体的角度出发，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促进区域经济和境外投资协调有序发展。因此，本文具有较强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对外直接投资地区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一）对外直接投资总体差异的地区构成分解1.测算方法及数据说明本文基于研究需要主要选取了Theil指数来衡量ODI来源区域差异的事实。由于泰尔指数具有把整体差异性分成组内与组间差异的特性，被广泛应用于区域整体差异以及区域间差异的实证研究，因此Theil指数不仅可以用来解释ODI来源区域差异变动的现状，而且对于差异来源可以进行区域内部和区域间的分解，从而较好刻画ODI来源区域差异的演变轨迹，此外，Theil指数公式中总存在同一类型指标的比值，可以消除量纲的影响，便于数据处理，同时Theil指数更容易分解。由于大部分文献中使用的ODI数据为来自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但公报中分地区ODI数据只有非金融类数据，因此本文根据数据可获得性选择使用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国际收支数据；GDP数据来自于国家统计局。2.我国ODI分布地区差距及分解根据上述公式计算1998~2014年中国ODI整体分布的Theil指数，从图3中可以看出，整体Theil指数呈下降趋势，但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波动阶段：①从1998年到2000年期间，呈现上升趋势，表明这段时期我国ODI的来源分布越来越不均衡；②2000年~2006年期间，Theil指数先小幅上升，随后下降，再呈上升趋势，至2006年达到峰值，说明2006年我国的ODI来源分布极其不均衡；③2006年~2014年期间，Theil指数期间虽有小幅上升，但总体呈下降趋势，这表明我国的ODI区域差异逐步呈缩小趋势。其次按照东、中、西三大区域对我国ODI的Theil指数来源分布的地区差距进行分解，结果如表1。结合表4，通过Theil指数分解发现，地区间差距呈现出波动下降趋势，1999~2000年地区间差距最大，地区间Theil指数达到0.53，表明极其不均衡状态，地区间普遍存在较严重的不均衡现象，在2001~2002年，表现出下降的趋势，2002下降至0.16，相比前一年降幅达54.2%；2003~2006年，地区间Theil指数呈现上涨趋势，2006年地区间Theil指数为0.42，同比上涨30%，地区间差距呈扩大趋势，但随后地区间差异指数总体表现为下降趋势，这表明随着“走出去”政策的实施，我国地区间的差异正逐步缩小。1998~2014年期间，东、中、西部地区区内差距整体波动较大，但呈现下降趋势。在东部地区内差距呈缩小趋势，但特殊年份波动幅度也很大；在中部地区内，Theil指数总体呈现出一种波动中下行的趋势，中部地区相对于东部地区整体Theil指数偏小，说明中部地区内指数分布相对均衡；在西部地区Theil指数总体呈现出较小幅度的波动下降趋势，从表1可以看出，西部地区内Theil指数贡献率与东部和中部相比，西部地区Theil指数明显要小，西部地区内差距最小。

（二）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理论界一直存在着争论。目前国内外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基于不同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展开分析。从中国的ODI受到自身经济发展水平、企业技术水平、能源消耗情况、利用外资情况、进出口贸易、经济开放程度、劳动力成本等影响因素入手，结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特点与实践开展相关实证分析。本文从投资国角度出发，结合研究目的，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和有效性，选取我国31个省份为研究对象，并选取了2013年的17个经济变量，指标归类见表2。其中所有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国家外汇管理局相关统计数据整理而来。研究多变量问题时，变量个数太多就会增加研究问题的复杂性，希望能够使得变量个数较少而得到的信息较多。在多数情形，变量之间是有一定的相关性，根据上述指标选择可以看出，本文选取的指标间都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因此当两个变量之间有一定相关关系时，可以解释为这两个变量反映此问题的信息有一定的重叠。而主成分分析是设法将原来变量重新组合成一组新的互相无关的几个综合变量，同时根据实际需要从中可以取出几个较少的综合变量尽可能多地反映原来变量信息的统计方法。基于以上优点，本文将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来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问题。从表3可以看出，变量相关阵有四个最大特征根，分别为9.069、3.634、1.305和0.999，其累计贡献率达到了88，274%，解释了总方差的85%以上，因此前四个主成分提供了原始数据的足够信息。从表4可以看出，17个变量的因子共同度均在0.75以上，这表明因子提取效果很理想，所有的变量都很好地被四个主成分解释。由于经过因子变换的负荷矩阵的四个公因子得分区分度不大，所以要经过变换，表5是经过变换旋转因子负荷矩阵。从表5可以得出结论:第一主成分是包括经济发展、资源、经济开放度、制度因素在内的11个指标的综合反映，把第一成分命名为潜力因子。第二主成分在第二产业占GDP比重、地区技术市场交易额、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这3个指标上有较大载荷，命名为制度因子。第三主成分主要依赖于地区能源工业投资和人力资源存量这两个指标都是资源因素，因此可以命名为资源因子。第四主成分主要依赖于居民消费水平指数，该指标反映了各地区居民的消费水平，体现了地区经济的发展实力，因此可以命名为实力因子。

三、基本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基本结论通过上述实证分析，结合综合评价结果，可以看出，综合得分为正说明对外直接投资水平处于全国平均水平之上，得分为负说明对外直接投资水平处于全国平均水平之下。从表9看出，综合得分为正的省市有9个，其中大于1的有3个，分别是广东、江苏、北京，都在东部地区；大于0小于1的省市有6个，分别是山东、浙江、上海、四川、河南和辽宁，其中东部地区4个，中部地区1个，西部地区1个。其余的22个省市的综合得分均为负，除了4个东部地区省市外，全部处于中西部地区，并且西部地区综合得分较低。为了更直观地描述我国三大经济区域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本文按照综合得分大小，将31个省市分为三类:第一类综合得分大于1，第二类综合得分小于1大于0，第三类综合得分为负。从表6可以看出，东、中、西部地区分布不均，有很大差异，同时验证了前文的泰尔指数关于对外直接投资地区差异与地区间差异有关的结论。东部地区都占有一定份额，这说明了东部地区11个省市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水平差距很大，能够较好地解释前文得出东部地区内部差异较大的结论。分析江西省的对外直接投资各项因素，从综合得分来看，全国排名第26位，只有资源因子排名尚前（排名第10），其余的潜力因子（排名第20）、制度因子（排名第29）和实力因子（排名第27）得分较低，这表明江西在经济发展、制度支持和经济开放程度各方面都缺乏明显优势，同时也表明在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因素的各个方面江西地区都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和提升空间。江西与我国其他地区相比：①江西的境外投资企业原本就起点晚，发展慢、投资领域虽不断扩大，但低技术特征明显，同时在经济发展、科技投入、经济开放度和制度支持方面都远不及发达东部城市，造成潜力因子排名较后；②江西属于传统农业大省，在工业和服务业方面跟不上上述地区省市发展速度，此外，虽然近年来江西对外直接投资地区逐渐表现出多元化，但投资地区单一，并且境外企业发展相对缓慢，投资资金多闲置以及投资主体综合实力欠佳，境外生存能力有待提高，这也导致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逆向溢出效应大大降低，不能较好地助推本省产业结构升级，使得制度因子得分排名较后。

第5篇：东西方企业文化差异范文

[关键词]外商投资；经济区域；区位优势

[中图分类号]F832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2095-3283（2013）09-0055-03

[作者简介]王帅（1989-），男，汉族，河南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贸易。

一、外商对华投资发展历程

（一）第一阶段（1992—1996年）。1992—1996年，外商投资总额由1992年的168482亿美元增长到1996年673372亿美元，增长了3倍。外商在华投资企业登记数大幅度增加，从1992年的84371户增加到1996年的239763户，增长18倍。1992年，邓小平在市场经济姓“资”姓“社”问题上一锤定音，不但解放了思想、加速了中国的对外开放步伐，也加速了对内开放、对民企开放的步伐。在这一期间，各类外资企业在我国相继设立，特别是1993年，年末新注册外资企业83136家，几乎和1992年以前累计注册外资企业的数量持平。

（二）第二阶段（1997—2001年）。1997—2001年我国外商投资总额由1997年的723091亿美元增长到2001年的810142亿美元，增长了2148%，在这一阶段外商投资总额相对第一阶段增幅放缓。外资企业的注册数量由1996年的239763家减少到1997年的234975家，到2001年减至201653家，减少了1589%。主要是由于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各投资国回笼资金，导致在华投资企业数量下降。随着危机的减缓和各国政府各项救济措施奏效，在华投资外资企业数量减少势头有所缓和。

（三）第三阶段（2002—2008年）。2001年中国加入WTO，为实现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中国相继开放各种市场，积极吸引外资企业在华投资。外商投资总额快速增长，2002年外商投资总额累计907409亿美元，外资企业数量从2002年的207378家增加到2008年的434701家，增长率10962%。

外商投资总额快速增长，由2002年的907409亿美元增长到2011年的2775567亿美元，增加2倍多，

（四）第四阶段（2009年至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世界各国把目光都投向中国。在这期间，2009年外商投资总额达9454亿美元，这一阶段外商投资总额增速相对于2002—2007年放缓，但仍高于1991—2001年。除了2009年末注册企业比2008年减少了692家，其他年份外资企业数量都在增加，说明中国吸引外资受到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但是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影响程度较小。

根据商务部统计，2012年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4925家，同比下降1006%；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11716亿美元，同比下降37%。其中，亚洲十国/地区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19890家，同比下降1082%，实际投入外资金额95737亿美元，同比下降476%。美国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1374家，同比下降822%，实际投入外资金额313亿美元，同比增长45%。欧盟27国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1698家，同比下降258%，实际投入外资金额6107亿美元，同比下降38%。其中，外资主要投向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批发和零售业，采矿业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投入。

从表1可以看到，2011年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比1997年增长近76倍，其次是批发、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业，农、林、牧、渔业。而在采矿业，建筑业和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则出现了负增长。

二、外商在我国四大经济区域的投资情况

据统计，全国外资企业注册数量由1992年的84371户增长到2011年的446265户，同全国外资企业注册数量发生同步变化的是东部地区，东部外资企业数量由1992年的66128户增长到2011年的340265户，增长4倍多，全国外资企业注册增长约43倍，两者几乎持平。而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外资企业注册数量分别由1992年的6428户、6160户和5656户增长到2011年的39336户、38747户和27917户，分别增长了51204%、529%和39358%，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外资企业注册数量年均增幅均大于全国和东部，但是东北的外资企业注册数量年均增幅略小于全国和东部地区。

以上分析只是简单从外资企业注册数量方面来考察外资企业在我国四大经济区域的分布状况，还应考虑外资企业的大小以及投资额度的大小，图2是1992—2011年外商投资总额的注册登记情况。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3—2012年）整理得出

从图3中，看到三条趋势线，分别是全国、东部和中部地区的趋势线。这和图2中外商注册数量的变化趋势大致相同。但是在增速方面的差异较大，1992年的外商投资总额是168482亿美元，2011年外商投资总额较1992年增长了15倍多，东部地区外商投资总额由1992年的133058亿美元增长到2011年的2097784亿美元，也增长了近15倍，然而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外商投资总额分别由1992年的12089亿美元、12296亿美元和11039亿美元增长到2011年的243070亿美元、224549亿美元和210163亿美元，仅分别为19、17和18倍。

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在外商投资企业数量和外商投资总额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外商在我国四大经济区域投资严重失衡。

三、外商在我国四大经济区域投资差异的原因分析

（一）战略和政策导向作用的结果

改革开放后初期我国实施重点开放沿海地区，逐步向内地开放的经济发展战略。强调效率、市场机制和相对优势的对外开放，20世纪80年代初继4个经济特区正式批准后，又开放沿海港口城市和沿海经济开放区，这种

沿海倾斜型对外开放政策对特区和沿海其他地区开展对

外贸易、吸引外资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我国的中部、西部和东北三个经济区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政策倾斜。1992年以后，逐步形成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相继开放沿边口岸城市、内陆边境城市和内陆省会城市。1999年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由于地区开放政策不同造成各地区对外开放时序的差异。加上不同的经济、历史发展基础及环境背景值更导致各地区对外开放程度的差异。这是导致外商在中国四大经济区域投资差异的主要原因。

（二）区域经济差异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我国幅员辽阔，地区间自然条件迥异，决定了不同地区发展存在“先天性”差异。东部以平原为主，气候宜人，土壤肥沃，交通便利，占据先天发展优势，东部沿海城市和港澳台距离较近，和东南亚国家交往频繁，能够较快接受外界信息及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接近港口和对外联系的便捷运输条件。我国在吸引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初期，主要是发展外向型的直接投资，在这种政策的指引下，投资者的理性选择是在有利于对外经济贸易的地区进行投资。中部、西部及东北地区交通相对闭塞，交通运输条件与东部地区存在巨大差距。如西部多为山地丘陵和戈壁沙漠，与外界的信息交流及贸易往来受到限制，经济社会发展不利因素多，外商直接投资在注重一般性规律的前提下，导致了我国在地区分布上吸引外资的差异状况。

（三）投资回报率存在差距

东部地区产业链条完整，吸引的投资企业基本包含有一个行业的上、中、下游企业，其投资效率相对较高。其他三个地区投资企业关联性较小，产业链很短，投资效率这也是造成地区之间引资差异的一个明显因素。

四、优化外商在我国四大经济区域投资布局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人力资源队伍建设

若想改变现在外商在华四大经济区域投资不均衡的现状，首先要制定人才吸引措施，实现人才的跨区域流动。使东部的高精尖人才向中部、西部和东北转移，同时加大吸引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和高级人才的扶持力度。在此基础上，推动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形成独特的区域经济特色，吸引外商到中部、西部和东北投资。我国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在积极吸引外来人才基础上，也要加大对当地人才培养力度。将引进东部和外来的高精尖人才和实现高素质人才的跨区域流动作为一项长期战略。改变中部、西部和东北与东部的人力资源结构差异，逐步吸引更多的外资企业到中部、西部和东北投资设厂。

（二）充分利用区域资源优势吸引外资

中部、西部和东北可以利用资源优势缩小与中东的引资差距。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有大量的劳动力资源，自然资源丰富，土地资源充裕，蕴藏大量的煤、石油、有色金属和森林资源等，拥有吸引外资的资源条件。但是在吸引外资时，也要注意不能一味地求多求大，要有选择地引进外资，坚持不以牺牲自然资源和环境换外资的原则，结合本地区的实际，引进具有污染小、附加值高的产业，努力实现本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缩小与东部的差距。

（三）政府不断完善引资政策

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应积极争取国家的政策支持，国家应在宏观层面更好、更快地协调好中部、西部和东北与东部的协调发展，缩小引资差距。注重制定招商引资的引导性政策，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优化投资环境。积极利用财政资金，支持招商引资工作的进行。坚持“企业为主体，政府定政策、创环境、破瓶颈、搞服务”的引资指导思想。

[参考文献]

[1]周民良论我国的区域差异与区域政策[J]管理世界，2004（1）

[2]李小建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变化及中西部地区引资困境[J]经济地理，2004（3）：304-308

[3]周玉翠，陆玉麟，邓祖涛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差异[J]经济问题探索，2006（3）：41-45

第6篇：东西方企业文化差异范文

笔者使用1999年～2007年的中国工业企业面板数据，运用动态面板模型，在考虑企业生产率的基础上，估算出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各区域企业出口值的影响。研究发现：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每升值1%，西部、中部、东部及东北部企业出口值将分别减少1.07%、4.89%、1.14%和3.64%；当生产率增加一个标准差，出口值将分别下降1.02%、4.86%、1.09%和3.61%，即企业生产率越高，出口汇率弹性越小，汇率波动对其冲击越小。在汇率波动时，中部地区的低生产率企业受到的影响最大，而西部地区的高生产率企业受到的影响最小。

关键词：实际有效汇率；区域；出口；异质性；生产率

作者简介：陈婷（1986-），女，湖北天门人，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汇率、异质性企业、出口等方面的研究。

中图分类号：F74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4）05-0056-06收稿日期：2013-12-18

引言

近年，人民币汇率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人民币升值问题最早由日本政府在2003年提出，之后，部分美国国会议员也开始指责中国的汇率政策增加了中国的出口、使美国贸易出现巨额逆差、抢走了美国国内的就业机会（林毅夫，2007）。在巨大的外界压力下，人民币汇率呈现稳步升值趋势，汇率的这种波动增加了中国出口企业的成本，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汇率对我国出口的整体影响已经有目共识，但对每个地区的实际影响却不甚明了。经历三十多年的成功发展，中国终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中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无论如何强调也是不为过的。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不平衡，也达到前所未有的严重程度（余永定，2010）。尽管各地区在改革期间都有不同程度的经济增速，但就总体而言，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率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王小鲁 等，2004）。在此背景下的汇率与区域出口研究，对认识不同区域的异质性企业在汇率波动时的真实反应有重要意义。本文把所有省份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标准分为4个区域：西部、中部、东部和东北部，进而研究汇率波动对各个地区的出口影响有何差异，加入企业异质性之后，汇率波动对每个地区不同生产率的企业有何不一样的影响。

汇率对区域出口贸易的影响是以汇率对价格的传递机制为基础的。Burstein等（2013）认为对汇率传递程度长、短期影响的研究不仅对于理解价格、而且对于理解数量及福利有重大意义。汇率传递被用于描述贸易品价格因汇率波动而变化的现象（毕玉江，2013）。Dornbusch（1987）首次从产业组织的角度，研究汇率和价格的关系，发现在劳动成本用各自国家货币表示且计价的前提下，价格对汇率的调整程度取决于产品的替代性、国内外公司相对数目及市场结构。Krugman（1986）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汇率对价格影响中的“依市场定价”现象，用德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进行研究，发现“依市场定价”现象确实存在，但并不普遍，德国的出口价格证据显示进口价黏性大部分局限于机械与运输设备行业。有很多学者在这两篇论文的基础上做了一些实证研究。有人发现进口价格的汇率弹性较低（Gopinath et al，2008）。施建淮等（2010）对汇率传递的理论文献进行了较好的概述。卢向前等（2005）对1994年～2003年人民币对世界主要货币的加权实际汇率波动与我国进出口之间的长期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对我国进出口存在着显著的影响，ML条件成立，J曲线效应存在。陈学彬等（2007）认为各行业面对人民币汇率升值时的出口价格传递是极不相同的，表现出不同的盯市能力：具有传统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具备超强的盯市能力，在人民币升值时出口商能降低本币出口价格；而以加工贸易为特征的一些高科技制造业存在不完全汇率传递现象。这些文献的研究多涉及总体层面或行业层面，很少用出口商层面的数据研究依市场定价、汇率及出口量。Imbs等（2009）认为异质性公司或部门的总量会导致在估计汇率波动的出口弹性中出现总量偏差。最近有学者开始将Melitz（2003）的异质企业贸易模型用于汇率传递的实证研究中。如Berman等（2012）则首次在汇率传递的研究中引入企业异质性进行实证研究，用法国公司层面1995年～2005年的数据分析了出口企业对汇率的异质性反应。Fitzgerald（2012）用爱尔兰生产者价格的微观数据说明在不同制造业部门的依市场定价行为。这些研究表明汇率波动对异质性企业整体的出口有显著影响，但均没有对区域的出口差异进行分析。李宏彬等（2011）利用2000年～2006年的中国进出口企业面板数据，估计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我国各地区企业出口值的影响。其中东部企业出口值受汇率影响最大，西部和中部企业的出口值受汇率的影响次之，汇率对东北部企业的影响最小。但它是从行业异质性层面进行的汇率影响研究，而笔者是通过计算单个企业的生产率水平进行的异质性研究，因此结论是有差异的。

笔者从异质性角度，研究汇率波动对不同区域不同生产率企业出口的影响。本研究的贡献：第一，在研究汇率对企业出口的影响中加入了异质性因素。以往的研究在考察汇率波动对企业出口贸易的影响时，几乎都是把所有的企业看成是同质的，没有考虑异质性企业是否会对企业出口汇率弹性产生影响。本文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不同来代表企业异质性，检验了企业异质性对于出口汇率弹性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企业生产率增加一个标准误的出口汇率弹性变动情况。第二，笔者重点研究了汇率对不同区域出口企业的异质性影响。以往的研究都是对国家整体的出口情况进行分析，没有考虑到区域发展不平衡导致的汇率对区域影响的不一致性问题。

一、估计模型

本文首先从基准模型开始，考虑企业的异质性，估计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波动对于中国工业企业出口值的影响。

lnEXPit=α+β1ln（REERit）+β2ln（REERit）×ln（TFPit）+β3lnEXPit-1+μi+ψt+ξit（1）

本文采用动态面板模型来进行估计，在（1）式中，EXPit是企业i在t期的实际出口额，EXPit-1是企业i在t-1期的实际出口额，本文用工业企业数据库中企业的出货值来衡量，并对其取对数形式。REERit是企业i在t期面临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它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CPI作为调整指数，使用中国与各贸易伙伴国的贸易额占中国总贸易额的比重作为权重加权计算得到的，它以2005年作为基期，基期的取值为100；由于是采用间接标价法，REERit增加表明人民币在升值，反之，则表明人民币在贬值。TFPit表示企业i在t年的全要素生产率。μi是难以观测的企业特征，它不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ψt是难以观测的随时间变化的变量，α是截距项，ξit是残差项。

本文研究不同地区的企业所面对的出口汇率弹性，检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波动对我国不同地区出口企业的影响。把所有省份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标准分为4个区域，分别是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部。东部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中部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西部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东北部包括：辽宁、吉林和黑龙江。根据企业所在的省份把企业划分到4个不同的区域，然后根据企业所属的区域不同，分别按区域对（1）式进行4次回归，得到不同区域企业所面对的出口汇率弹性。

二、数据

本研究的主要数据来源于1999年～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调查数据库，该数据库的统计对象为规模以上工业法人企业，包括全部国有和年主营业务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的非国有工业法人企业，与《中国统计年鉴》的工业部分和《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的覆盖范围一致。截至2007年底，该数据库共收录了中国31万多家企业，占中国工业总产值的95%左右。为使结果可靠，选取了其中的制造业企业，并结合鲁晓东等（2012）、余淼杰（2010）的做法，对数据作了筛选：一是去除了遗漏变量的样本，例如删除了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从业人员等数值为零的样本；二是去除了总资产小于固定资产净值、或者累积折旧小于当期折旧、或者销售额小于500万、或者实收资本小于等于0的企业。借鉴鲁晓东等的做法，对于企业层面的固定资本存量的核算，笔者也采用中国工业企业调查数据库所提供的固定资产合计指标作为基础，这是因为按照会计记账原则，这个指标包括了固定资产原值、工程物资、在建工程、固定资产清理、待处理固定资产净损失等项目，所以相对来说较为准确地刻画了企业的资本状况。由于中国工业企业调查数据库中没有固定资产投资这一指标，笔者参照了宏观资本存量的核算方法，根据Iit=（Kit-Kit-1）+δ・Kit进行估算，其中K表示固定资产总值，δ为固定资产折旧率。所以在后面使用OP方法估算企业的TFP时，要利用上一年的资本存量来控制当期不可观测到的生产率的冲击。由于只有1999年～2007年的相关数据，因而无法估算出1999年企业的TFP，最终进行回归的是2000年～2007年的数据①。

表1是在对样本企业进行筛选后的出口企业的一些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从表1中可以看出，在2000年～2007年间，出口企业的平均出货值为7901.6万元，出口企业的平均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工业中间投入合计、固定资产合计和长期投资分别为1.96亿元、4991.6万元、1.51亿元、6297.7万元和623.8万元。而这些企业的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和企业平均年龄分别为508.5人和13.12年。

三、实证结果

（一）用3种不同方法对企业TFP进行估计

对企业TFP进行估计最为传统的方法是普通最小二乘法（以下简称OLS法），即把TFP理解为扣除要素贡献后的“剩余”生产率水平，或者是由于技术进步以及制度改良等非生产性投入对于产出增长的贡献。利用OLS法对企业TFP进行估计，首先要设定生产函数的形式，其中在实际运用中最为常用的就是柯布-道格拉斯（CD）生产函数，本文也采用这种生产函数。OLS法存在着诸多的缺陷，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又相继出现了一些新的估计TFP的方法，如固定效应估计方法（以下简称FE法）、广义矩方法（以下简称GMM法）、OlleyPakes方法（以下简称OP法）、LevinsohnPetrin方法（以下简称LP法）。鲁晓东等对这些方法一一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这里不再赘述，可以参考他们的论文。本文借鉴了鲁晓东等的方法，选取OLS法、FE法和OP法对企业TFP进行估计，在估计TFP前，先对生产函数的估计结果进行初步分析，从而确定各种投入要素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情况。3种不同的估算方法得到的资本和劳动估计系数如表2所示。

与OLS法相比，采用FE法估算的资本和劳动投入弹性系数差异不大，说明该方法并未很好地克服OLS法估计中存在的问题。而采用半参数OP法估算的CD生产函数中投资投入的系数，要低于OLS法以及采用FE法所估算的资本投入要素的系数，而OP法估算的CD生产函数中劳动力投入要素的系数，要稍微高于OLS法所估算的劳动力投入要素的系数，但是低于FE法所估算的劳动力投入要素的系数，这表明OP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OLS法存在的问题。

（二）回归结果

首先根据前面的基准模型，并分别使用OLS法、FE法和OP法计算出的企业生产率进行回归。由于模型中存在交互项，模型两边对实际有效汇率（REER）求导可以得到：出口的汇率弹性=β1+β2×ln（TFPit），即企业的出口汇率弹性跟企业自身的生产率相关。为了更好地展示企业的出口汇率弹性的大小以及企业生产率对汇率弹性的影响，本文分别计算出了企业生产率取平均值时的出口汇率弹性和企业生产率增加一个标准差后的出口汇率弹性，两者的数值如表3倒数第三行，其中箭头前面的数值是企业生产率取平均值时的出口汇率弹性，箭头后面的数值是企业生产率增加一个标准差后的出口汇率弹性。按照OLS法、FE法和OP法计算生产率，滞后一期的出口值lnEXPt-1前面的系数分别为0.65、0.645和0.642，并且都非常显著，这表明前期的出口对后期的出口会产生影响，即存在出口的持续性。生产率取平均值时，人民币每升值1%，出口值将分别下降 2.209%、2.084%和2.179%，3种方法的结果差别很小。如果生产率增加一个标准差，人民币每升值1%，出口值将分别下降2.167%、2.041%和2.132%。可见，不论用哪种方法计算企业的生产率，企业生产率越高、汇率波动对其出口的影响则越小，但是生产率对出口汇率弹性的影响作用非常有限。

根据划分的4个区域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见表4。从表4可以看出，西部、中部、东部和东北部企业的滞后一期的出口值lnEXPt-1前面的系数分别为0.649、0.851、0.599和0.428，并且都在1%水平下显著，这表明前期的出口对后期的出口会产生影响，即存在出口的持续性，其中中部地区企业的出口持续性最强，而东北部企业的出口持续性最弱。西部、中部、东部和东北部企业的平均出口汇率弹性分别为-1.072、-4.894、-1.141和-3.642，即中部企业受到的汇率冲击最大，东北部企业和东部企业受到的冲击次之，西部企业受到的冲击最小，而且对于西部企业来说，实际有效汇率前面的系数并不显著。当企业生产率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后，4个区域出口汇率弹性分别为-1.022、-4.864、-1.096、-3.618，即企业生产率越高，出口汇率弹性越小，汇率波动对其冲击越小。人民币升值对中部出口企业的冲击最大，对东北部出口企业的冲击次之，对东部出口企业的冲击更次之，对西部的企业冲击最弱。另外，对于所有区域的企业，企业的生产率越高，汇率的出口弹性越低，即生产率越高的企业受到人民币升值冲击的影响越小。通过对比不同区域异质性企业出口汇率弹性的变化，可以发现中部地区的低生产率企业受到的影响最大，而西部地区的高生产率企业受到的影响最小。汇率对不同区域异质性企业出口的影响程度从大到小的排序为：中部低生产率企业、中部高生产率企业、东北部低生产率企业、东北部高生产率企业、东部低生产率企业、东部高生产率企业、西部低生产率企业及西部高生产率企业。因此，有关部门在制定相关政策时要分清主次，对不同区域的企业采取的措施也要有所区别。提高企业生产率依旧是促进企业更好地应对汇率波动的一种有效方式。

四、结论

汇率对不同区域异质性企业出口的影响研究是在汇率对一国企业出口贸易的基础上进行的，而国内外学者对于汇率变动对一个国家或双边及多边国家之间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从来没有达成一致性的结论。Krugman（2010）指责中国的汇率制度损害了其他国家的利益，指出全球经济失衡是由人民币汇率低估造成的，并指出这种扭曲的人民币汇率制度将影响其他国家的经济和就业，从而引起更多贸易摩擦。而余淼杰（2011）认为欧美国家不能一味地把失业等问题归结为人民币的低估，人民币升值会减少中国的出口，抢走中国工人的饭碗，但增加不了美国的就业。所以，对美国来讲，人民币升值是典型的“损人不利己”行为。从2005年7月汇改开始，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稳步升值，而汇率升值对出口的影响，由于J 曲线效应的存在，将会滞后一年左右时间。随着人民币升值幅度的加大，汇率升值对出口的抑制作用将逐渐显露。这种基于总体出口数据得出的汇率对出口贸易的结论没有考虑到每个企业的个体差异，得出的结论容易造成总体偏误。在考虑企业异质性之后，可以研究更微观层面的企业反应，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微观面板数据，分别采用OLS法、FE法和OP法计算出口企业生产率，在此基础上来估算企业的出口汇率弹性。研究结果发现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每升值1%，企业的实际出口值将会减少2.209%、2.084%和2.179%，这表明我国企业对汇率波动反应非常敏感，人民币大幅升值将会严重打击中国企业的出口。而出口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出口的大幅衰减将会产生严重影响就业和经济增长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在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这个问题上，要保持小心谨慎，关键是看国内经济在这种汇率制度和汇率水平下的运行状态和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进一步研究发现，如果生产率增加一个标准差，人民币每升值1%，出口值将分别下降2.167%、2.041%和2.132%。即企业生产率越高，出口汇率弹性越小，汇率波动对其的冲击越小。这表明生产率是影响企业出口汇率弹性的一个因素，生产率越高的出口企业的出口汇率弹性越低、汇率波动对其的冲击越小。因而，通过一系列有效的措施、制定一套有效的机制来提高企业生产率显得尤为重要。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宏观经济一直运行良好，但经济增长在地区间却突出地表现出非一致性（Wei，1999；刘夏明 等，2004）。汇率对各个区域的影响也表现出了非一致性。由于企业所属的区域也是影响出口汇率弹性的一个重要因素，为了更加全面准确地检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波动对我国不同区域企业出口的影响，在基础模型上，本文按照企业所在区域的不同分别估算了出口汇率弹性。结论显示人民币升值对出口企业的冲击东部企业的最大，东北部企业的次之，中部企业的再次之，最后是西部的企业，西部、中部、东部和东北部企业的平均出口汇率弹性分别为-1.072、-4.894、-1.141和-3.642。在对不同区域企业的出口汇率弹性研究的基础上，加入企业异质性因素，更加深入地进行了汇率对区域异质性企业出口影响的探讨。异质性企业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有着各自不同的生产率水平，因此汇率波动对每个区域的每个企业出口的影响是不一样的。企业生产率每增加一个标准差，4区域的出口汇率弹性分别为-1.022、-4.864、-1.096和-3.618，中部地区的低生产率企业受到的影响最大，而西部地区的高生产率企业受到的影响最小，因此不同地区的不同企业在人民币汇率波动时所受到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在当前中国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现实情况下，实证结果显示汇率对各个区域生产率不同的企业的影响有显著的差异，因此有关部门在制定相关政策时，要考虑企业的不同特征，在实施过程中使有关政策能够发挥更大的效果。

①由于在使用OP方法估算企业的TFP时，要利用上一年的资本存量来控制当期不可观测到的生产率的冲击，我们拥有1999年～2007年的相关数据，因而我们无法估算出1999年企业的TFP。所以最终进行回归用到的是2000年～2007年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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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校：薛平）

The Influence of Exchange Rate Volatility on Regional Export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Heterogenousfirm

CHEN Ting

（School of Economic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第7篇：东西方企业文化差异范文

关键词：日本 企业文化 管理思想融合

西方管理学从泰勒、法约尔开始，逐渐架构成完备的体系，又衍生出众多的流派。与此相对，中国古代诸子百家，虽观点各异，但都离不了理国治邦，他们的文化精髓既是人生哲学，也是管理思想。东方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思想不乏深邃闪光之处，却沧海遗珠，散见于经、史、子、集，缺乏系统的整理。于是，学院教授的“正统”管理学“言必称希腊”，基本是西方管理学一统天下

一、西方管理学分析

西方管理在直接为现代市场经济服务中积累出明显的优点：善于运用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在试验和逻辑分析的基础上进行严格地控制和严密地管理，注意引进竞争机制，提高整个管理活动的效率，不断根据管理实践的结果来变革管理模式和创新管理理论，重视发挥个人的能力和专长，充分利用法律和契约在管理中的作用等。而其缺点也是明显的：重视对管理的理性分析，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管理技术片面追求数学化、模型化和计算机化的倾向，无视了人的心理情感因素和管理艺术的丰富性；对管理中某一要素进行深人地、科学地分析，总结出的某一方面的规律，却往往把局部的规律看成是一个管理活动的普遍法则，产生了以偏概全，走极端的弊病；现代西管理日益趋向复杂化，复杂也带来新的矛盾。组织结构复杂常常使各种矩阵结构相互牵扯，扼杀了创造行为。

二、东方管理思想的内核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人文精神，重视社会人生。所以东方管理文化也是以人为核心，具有浓烈的人本主义色彩；协调各种组织、群体问的关系，强调整体协同，而且这种协同不仅是在人与人之间，而且包括人与自然之间。

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管理哲学在很大程度上解决的是“愿不愿、想不想”的问题，是如何激发员工“心愿”的问题；而西方则注重员工“会不会、能不能”，是针对企业管理制度和方法方面下工夫，各有侧重。一个企业家，如果没有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不断提升境界的养料，把企业当成一个大家共同发展的平台，而不只是个人财富积累的木桶，那他前进的动力在某些阶段会受到限制和影响。

相对于西方系统的、并在某种程度上已发展起来的科学监督和统计制度，东方管理思想更注重人的自我约束、修身养性的自我管理，通过高度的自律适应自然。从“性善论”出发，通过自身修养来解决问题。这些和现在比较流行的“人本管理”思想有共通之处。儒家讲究的是“宽容和谐内部环境”，但在管理中的感性成分较大。极端的感性管理也会导致具体管理者无所适从、无所凭依，管理走型。

三、日本企业文化的示范意义

建立共同的价值理念.提倡以人为本的全员团结协作精神

日本企业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很好地把企业以人为本与员工以企为家有效地结合起来，灌输企业的命运就是员工命运的意识，建立起共同的价值理念，人企合一，实现了企业和员工的共同发展。也正是这种企业文化精神的渗透力、感染力和激励力，使日本企业成为生机勃勃的活力整体。

从历史上来看，日本民族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颇深，具有较强的合作精神和集体意识。他们把这种团队精神也渗透到企业文化和管理方法上，在实际工作中从各方面切实做到肯定、认可、关心、支持员工，激发员工的忠效觉悟；同时员工与企业间保持着较为深厚的血缘关系，对企业坚守忠诚、信奉规则，有着很强的归属感。正是这种双向力使得日本企业成为一个个真正充满活力的有机整体。

现代化背景下，日本企业为了保持员工队伍的稳定和企业的凝聚力，除了传统的“终身雇用制”、“年功序列制”的制度保障外，还积极开拓海外市场，不断优化员工的生产生活环境，为企业的发展创造条件。与西方企业的组织机械化相比，日本企业和员工结成的这种同舟共济关系更具有勃勃的生机和创造力。

四、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企业与日企对比

1. 要了解日本与美国企业文化的差异，首先要从两个国家的地缘差异来了解。

日本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不但有大量的海底火山，平坦和适宜发展农业的土地也几乎没有。在山坡上开垦出的梯田利用每一寸适于耕种的土地。同时日本还饱受地震和飓风等自然灾害之苦。为此，民众富于忧患意识和危机感。历史上与中国的长期交流，使得日本接受了儒家学说的等级观念、忠孝思想和宗法观念。民族单一，内聚力强，战后从西方引进了先进的管理方法，从而形成了东西方融合的独具特色的企业文化。

2.美国的管理文化，沿袭了其非东即西、黑白分明的美国文化，在社会交往人的个性鲜明，以及在企业管理中的是非明确、有章可循，因此，美国公司的管理制度非常细化。

五、结语

不可否认的中西方文化和思维差异，既不能消灭它，也难以统一它，因为世界需要五彩斑斓的文化，问题的关键是应当在差异彼岸构筑起一座沟通的桥梁。搞洋务运动的张之洞在他的《劝学篇》里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许少用片面的观点看问题，而是着眼于东西方文化融合在管理思想上的体现，用在现代管理中，仍然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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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金雄：中日企业文化之比较延边大学学报，2005年3月第1期

第8篇：东西方企业文化差异范文

论文摘要：创新是我国现阶段发展战略的核心，也是区域寻求发展的第一要务。通过选取有效专利存量、专利存活率、有效发明专利比例、企业有效发明专利比例和职务有效发明比例5个有效专利相关指标，运用熵值法，从专利质量层面对我国内地31个省市区的创新能力情况进行评价，并在区域差异比较基础上进行分析。

引言

斯特恩等(stern，porterandfunnan)认为，区域创新能力是由生产一系列相关的创新产品形成的ⅲ；国内学者倾向于把区域创新能力看成是一种各项指标的综合能力，魏后凯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认为区域创新就是特定地域范围内发生的所有创新活动和创新成果的总称，区域创新能力即是开展这些创新活动的能力和创新成果的产出[21。

由于专利比较接近创新的商业应用，且专利数据能比较全面地反映各地区发明和创新信息，故专利常被选作衡量地区创新能力的指标f31，在研究中常采用发明专利的申请数和授权数[41。

相比于一般专利指标，有效专利指标因其更能反映出专利的质量特征而逐渐呈现出诸多优势。有效专利是指截至报告期末，专利权处于维持状态的专利。国家知识产权局简报称：专利的有效状况，特别是发明专利的有效状况，可以体现专利技术的运用情况和市场价值，是衡量企业、地区和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的一项新指标嘲。

杨中楷描述了有效专利的存量模型，认为有效专利数量的变化表现为一个连续的“生产一失效”过程，生产包含着专利申请、授权过程，是正向的流量；失效包含着撤销和放弃的过程，是负向的流量。

这2个方向的流量决定着有效专利存量的动态变化网。可见，有效专利指标的考察范围由专利申请授予的暂态过程拓展到生命周期的尽头，具备一定的时间连续性。香克曼(schankerman)则解释说，从专利个体的特点来看，技术含量高的专利会带来较高收益，也会具备较长的寿命同，这是一般专利申请和授权指标所无法体现的。综上可以认为，有效专利指标更能准确和全面地反映出区域的暂态和累积创新能力，将有助于对创新能力的考察从静态拓展到历时态的过程中。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将采用有效专利的相关指标，对我国区域创新能力进行评价，进而对我国经济区的创新能力差异进行分析。

1指标选取与研究方法

1．1有效专利相关指标的选取

本文参考国外常用的专利衡量的做法，采用有效专利这项新指标来对我国内地3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创新能力进行综合评价和分析。

我们选取有效专利存量、专利存活率、有效发明专利比例、企业有效发明专利比例和职务有效发明专利比例作为分析指标。有效专利存量反映专利有效数量特征。专利存活率是有效专利存量占专利授权量的比值。由于维持专利权需要缴纳专利年费，一般来说专利权人只会对有价值的专利续费，因此该指标可在一定程度上衡量专利的重要性和技术水平『81。例如，某地区可能有效专利存量很高，但专利存活率并不高，那就证明该地区专利产能相对过剩而专利质量不高，核心专利不多。所以专利存活率指标可以看作是对有效专利存量的有益补充。由于专利中发明专利的技术含量最高，因此，在进行评价中选取有效发明专利比例指标更具有实际应用价值。企业是地区创新的主体，企业拥有的有效专利不仅体现出企业创新成果，还体现出企业知识产权的市场化水平、市场价值和产业化程度。职务发明专利比例指标则能体现研发机构与个人之间的合作，往往比个人独立研发的专利的质量要高，更容易实施。

本文采用国家知识产权局2007年统计年报[9l有效专利部分数据，计算得出相关指标值(见表1o

1．2熵值法

目前．国内外建立的评价方法有数百种之多，其中熵值法是一种客观赋权法，而且计算过程相对简单．因此，本文采用熵值法进行赋权。在信息论中，信息熵被定义为

()=一∑p()1(蕾)

，=i

(1)将各指标同度量化，计算第j项指标下第i个方案指标值的比重p

p=_，i=1，2，…，m；=l，2，…，n

∑

f=i

(2)计算第j项指标的熵值ej为

ej=一k2pl叩，j-1，2…，n

f l

(3)定义权数

q=ll-旦一=—

，

=

———。——一’，1i’，2…，’，nz

∑(1一e)／1一∑e

j=l j=1

(4)计算综合经济效益系数

∑

j=l

即是第i个方案的综合评价值

2我国内地31个省市区创新能力分析与评价

2．1测度结果

对原始数据矩阵作标准化处理后，根据表1中有效专利相关指标数据，运用熵值法计算各指标的熵值ej，进而确定出各指标的权重(见表2)。

最后，用综合评价值的计算公式得到各地区创新能力综合得分及排序(见表3)。

2．2我国内地31个省市区创新能力的总体分析与评价从表1可以看出，我国专利存活率普遍较低，平均存活率仅为30．6％，平均有效发明专利比例则为17．69％，这说明我国专利总体水平还不高，高质量核心专利数量不多，创新能力普遍不强。从表3的测度结果可以看出，我国各省市区创新能力呈等级分布，区域发展不均衡现象仍较为明显。创新能力居于前列的分别为广东、上海、北京、浙江、江苏、山东、天津等，多为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排位靠后分别为广西、海南、内蒙古、江西、新疆等，多为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我国东部板块囊括了排名前7位的地。广东一直是我国专利申请量最大的省份，其有效专利存量也高居第1，超过l2万件，是我国自主创新能力较强的省份之一，其企业有效发明专利比例高达95．21％；其创新领域主要集中在高新技术领域且以大型企业为主，而其他领域以及多数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力则相对不足。上海作为我国另一开放阵地和国际大都市，生产力发展水平高，科技与人才资源丰富，市场发育程度高于其他省份，创新综合能力较强。北京是我国传统的科技创新中心，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集中，不少大型企业的总部和研发中心也设在北京，研发基础好、实力强，北京的有效发明专利的比例达到42．27％，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39倍。浙

江、江苏、山东地处我国东南沿海，经济发展较快，其中浙江市场活跃，中小企业研发创新活动较强；江苏和山东大中型工业企业的自主创新投入水平在全国处于领先。天津的职务有效发明专利比例达66．42％，在31个省市区中最高。福建、河北和海南分别排在第16、22和28位，需要加大科技投入，依托地理优势，充分发挥人才的创新能力。

中部板块中湖北、陕西的排名相对靠前，分别为第9、11位。这2个省份的共同特点是大学和科研机构较多，但产学研结合不够紧密，需要进一步完善人才机制和专利转化渠道。山西、河南、内蒙古、湖南、江西、安徽等省区与经济和文化实力较强的省市仍有一定的差距，区域创新能力有待提升。

东北板块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分别为第l2、26和21位。其中辽宁科技资源较为丰富，创新能动性较强，每年的专利申请和授权量都较大，但专利存活率并不高，仅为23．5l％，应该着力提高专利的质量，使投入和产出尽可能相符。东北三省是我国老工业基地，需要通过调整和升级产业结构来实现经济再增长，而人才匮乏成为其提高创新能力一大瓶颈，需要制定相关政策吸引科技人才。

西部板块中重庆和四川2个地区较为突出，分别排在第8、10位。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重庆于1997年成立直辖市，而有效专利的统计是从1985年计起的，所以重庆的创新能力得分的实际值应该比计算值略高些。西部其他地区，包括云南、贵州、广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省区经济总体水平较低，科研投入及科技人才较为匮乏，因此科技创新能力较弱。其中和云南排名靠前是受到指标中比例类指标影响的缘故，这2个地区专利产量较小，可以将其作为特殊值考虑，不作具体讨论。

2．3区域间及区域内创新能力差异分析

在对我国内地31个省市区创新能力总体评价的基础上，进行区域间及区域内的差异比较。以往在进行区域差异研究时常把东、中、西三大地带作为地域单元，但由于地域范围太大，划分过于粗糙，这种方法已经不合时宜。本文采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提出划分中国大陆经济区域的新方法，即把中国大陆划为经济区域，即东北、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南部沿海、黄河中游、长江中游、西南和大西北地区。这种划分方法已经逐渐被学术界所接受，成为新的研究分析框架。

这里选择的区域差异测算方法主要是标准差系数(sn)和变异差系数(cv)，分别对区域内部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进行测度。具体公式如下：c导通过对经济区域的标准差和变异系数的测算，将其同度量化，并结合平均得分得到测算结果(见表4)。

从平均得分来看区域间差异，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和北部沿海这3个区域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东部沿海地区得分最高。也就是说，我国区域创新能力较强的地区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并且东部沿海地区的创新能力最强。相对而言，内陆与西部地区之间的创新能力较为接近，与沿海地区仍存在明显差距，其中西北地区创新能力最弱。

从标准差来看区域内差异，南部沿海地区和北部沿海地区的标准差高于全国平均值，说明这2个地区内部差异较大，其中南部沿海地区的区域内绝

对差异最明显，创新能力差距最大。其他6个地区的标准差均小于全国平均值，其中东部沿海地区和东北地『jl(的区域内绝对差异最小，说明上海、江苏和浙江省市以及东北三省这2个区域内的创新能力比较接近。通过变异系数来分析区域内相对差异，得到的结论与上述分析相同。

第9篇：东西方企业文化差异范文

关键词：乡镇企业；西部大开发；战略定位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以邓小平同志“实现共同富裕分两步走”的大战略为理论依据，选择了一条由区域非均衡发展到有重点的区域协调发展的发展道路。在这一转型时期，伴随着东部沿海地区社会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我国西部内陆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差距进一步扩大，而造成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东西部地区乡镇企业发展水平与发展速度上的差异。因此，在新一轮的西部社会经济的大发展中，应充分重视乡镇企业对区域内农民收入提高的贡献率及对区域内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率，正确界定乡镇企业发展在西部大开发中的战略目标。

一、东西部地区乡镇企业发展的差距分析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乡镇企业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异军突起，迅速发展壮大，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一大支柱。据统计，1997年我国乡镇企业实现增加值20740亿元，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在农村社会增加值中来自乡镇企业的增加值近60%，农民人均纯收入中的38％来自于乡镇农业。作为我国经济新的增长点，乡镇企业发展的快慢，直接影响着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据测算，全国乡镇企业增长速度增加或减少3．7％，就会影响GDP增加或减少1％；乡镇企业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每增加或减少2．7％，就会带动整个工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增加或减少1％。但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乡镇企业的发展速度明显放慢，新增从业人员减少，从而进入了分化、改组的结构性调整阶段。在乡镇企业二次创业时期，适逢西部大开发正式启动，因而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乡镇企业如何充分把握这一历史机遇，发挥自身独特的作用来提高对西部大开发的贡献率。

由于国家对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倾斜政策效应以及其它历史的原因，东部地区乡镇企业发展与西部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发展水平上的差距。据统计资料显示，从1980年到1994年，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工业总产值的差距扩大了近100倍。这一期间，东部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速度平均为48%，而中西部地区则分别为29％和16．5％。90年代初，东部地区（12省市）乡镇企业产值占全国的66％，中部地区（9省市）乡镇企业产值占全国的24．7％，而西部地区（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9省区）产值只占全国的9.3％。造成东西部地区乡镇企业发展水平差距的原因有：第一，自“六五”计划时期以来，国家对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给予了政策倾斜，从而促进了东部沿海地区农村工业化的进程。如“六五”到”八五”计划时期，国家批准的部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经济特区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从而使得这一区域内的乡镇企业的发展同西部相比，能够享有更多的发展机会和优惠条件，尤其是区域内外商投资企业的关联效应，无论从管理、技术、资金还是观念、意识、企业文化等各方面，都极大地促进了乡镇企业的发展。第二，东部沿海地区的历史文化积淀，造就了技术与人力资源的良好禀赋。再加之东部国有企业力量雄厚，其先进的技术和产业链形成向周边乡村辐射、发散的格局，带动了区域内乡镇企业的崛起。第三，从西部地区乡镇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看，尽管从“六五”到“九五”期间，国家持续增加对西部地区能源、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与基础产业的投资，但这些产业的关联度不强，加之企业大都为中央直属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因而难以为乡镇企业提供更多的分工协作的机会，限制了乡镇企业的拓展空间。

2．农村劳动力中乡镇企业从业人数的差异。乡镇企业从业人数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比重，直接影响着农村居民收入的增加。“八五”期间，农民人均纯收入净增部分的50％来自乡镇企业。从1978年到1996年，我国乡镇企业就业人数从2827万人增加到1．35亿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30％。从区域间配置状况看，1996年，东部地区乡镇工业企业从业人员占农村劳动力总数62．2％，西部地区乡镇工业企业从业人数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比例为17．5％，东西部地区间乡镇企业从业人数比例上的差异，可用表显示出来。

表11995年我国东西部部分非农劳动力及乡镇企业工人平均工资

技术工人和普通工人平均工资（元）

非农劳动力（万人）

劳动力（万人）

技术工人和普通工人占劳动力比重

非农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比重

江苏

413.84

353

1349

0.162

0.262

浙江

503.37

242

1035

0.158

0.234

山东

347.14

215

1877

0.059

0.115

广东

549.33

239

1383

0.065

0.173

陕西

313.82

61

730

0.015

0.0894

甘肃

370.00

34

872

0.002

0.039

贵州

250.00

31

841

0.001

0.037

云南

300.00

16

930

0.001

0.017

3．结构差异。首先表现在东部地区乡镇企业产业结构转换升级快。目前，东部乡镇企业致力于发展高科技产业和两高一低产品（即高技术起点、高附加值、低能源一原材料消耗）。产业结构已从劳动密集型为主向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为主的方向转化。而西部地区，本着发挥劳动力、土地筹资源优势，加之发展起点低，因而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其次表现为，东部地区乡镇企业大部分已进入集体产权改革的制度创新时期，新的产权制度、经营者激励约束制度和新的政企关系初见端倪，从而为东部乡镇企业新一轮增长打下了制度基础。而西部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受制于区域内人才、资金的短缺和观念意识的保守，多元化产权的主体严重缺位，因而在乡镇企业的财产制度上以及经营管理机制上，保留着传统的形式，成为制约乡镇企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二、乡镇企业在西部大开发中的战略定位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制订和实施，为东西部地区乡镇的大发展提供了千载一逢的历史机遇。对东部乡镇企业发展而言，西部地区资源丰富，尤其是丰富的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以及相对低廉的生产要素价格，为东部地区乡镇企业解决普遍存在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生产成本相对上升的困难，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利用东西部乡镇企业产业结构上的差距，东部地区乡镇企业可以向西部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从而为自身结构调整和资产重组的实施降低制度成本。因此，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为东部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空间。从西部地区的角度看，可以充分利用中央政府为西部大开发制订的各种优惠政策，大量引进东部地区乃至外国的资金、技术、管理和人才，促进区域内乡镇企业的大发展。同时，随着西部大开发所带来的市场化和国际化的发展，势必形成乡镇企业同外商投资企业以及民营企业等非国有经济成份相互支持，相互促进，有利于强化西部乡镇企业的市场生存能力和竞争能力。从总局来看，中央政府为实施西部大开发，加大了对西部交通运输、通信等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投入，并组织实施了科技大行动和人才大战略，所有这些都为乡镇企业在西部的大发展创造了重要的制度环境。

西部大开发战略目标的确定，决定了乡镇企业发展在西部大开发中的战略定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西部大开发目标定位为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该目标作为一个体系，包括以下内容：第一，经济增长率目标。它是衡量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效率指标，确定一个稳健可行的经济增长速度，是西部大开发的题中应有之意。第二，收入公平分配目标。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只有和公平的收入分配体制有机统一起来，才能使西部经济得到收入分配得以改善的增长。西部大开发应以富民开发为基点，并在开发过程中努力实现西部地区人均收入同东部地区在增长速度上同步。第三，人的全面发展目标。东西部地区间的差距深层次地体现在区域间教育发展水平、科技创新能力、人力资源素质、医疗卫生及社会福利等制度上的差异。因此，西部大开发应坚持以人为本的宗旨，重在提高人民的知识吸收、交流和应用能力，促进区域科技创新能力以及增强社会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第四，生态建设与保护目标。要把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放在西部大开发的首要位置，再造秀美山川，是实现西部乃至全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中之重。

以上目标的确立，决定了乡镇企业在西部大开发中的战略定位。

1．乡镇企业发展的空间定位。即要把西部乡镇企业的发展同推进西部城镇化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二者的协调发展。从整体上看，目前我国农村工业化进程同农村城镇化进程严重脱节，表现为我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与非农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之间差距过大。1997年，我国非农产业产值占CDP的比重为81．7％，而城镇人口比重仅仅为29．9％，二者之间的差距大大高于5％一20％左右的一般值。造成这一差距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我国乡镇企业发展的分散化程度过高。据我国第一次农业普查资料显示，1996年我国建制镇镇区的乡镇企业只有538428家，从业人数为2007．3万人，分别只占全国乡镇企业总数的2．7％和从业人员总数的15．4％，大部分的乡镇企业分散布局在自然村一级。从地区分布看，在全国16126个建制镇中，东部地区占46．4％，西部地区占24．6％。乡镇企业过分分散化布局，不利于乡镇企业综合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及生态效益）的提高，具体表现在：企业信息不灵，交通运输不便，投资环境极差，资产运作不畅；同时亦造成占有土地过多，环境污染严重等不良的社会效果。借鉴我国乡镇企业发展历史中形成的经验和教训，西部乡镇企业发展必须走城镇集中化发展的道路。首先，乡镇企业城镇集中化发展，有利于提高乡镇企业的整体素质和综合效益。小城镇具有供水、电力、管道、道路、通讯等基础设施完备以及交通运输、信息沟通、技术交流、市场体系和人力资源等软环境良好的区位优势，从而能够使乡镇企业降低创业“门槛”，减少成本支出，得到规模经济效益。另一方面，乡镇企业通过自身的制度创新和结构调整，又会拉动农村城镇化进程。随着独立于社区政府的企业主体的产生，相应要求能为企业提供支持和服务的各种市场关系和市场中介组织的配套发展。随着乡镇企业增长方式的转变，乡镇企业发展更多地依靠技术进步，更多地依靠规模的扩张，更多地依靠聚集效应，从而更有力地拉动城镇化发展。

2．乡镇企业发展的产业定位。从宏观整体上看，西部大开发中乡镇企业的产业发展方向应重点放在发展特色农副产品加工业和第三产业。这样，一可以避免与城市工业同构，二可以充分依托自身的资源优势。但由于参与西部大开发的主体即东部地区的乡镇企业和西部地区的乡镇企业二者在制度结构、技术结构和产品结构上的差异，东西部乡镇企业的产业发展方向应各有侧重，同时亦应相互支持，协调发展。首先，从参与西部大开发的东部乡镇企业的投资方向来看，应用足用好国家为支持西部大开发所提供的优惠政策及其他有利条件，发挥自身在资金、技术、管理和外向型发展方面的优势，重心倾斜于发展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同时在与西部乡镇企业共同发展农产品加工工业和第三产业时充分运用资本重组手段，共同组建企业集团等各种形式的利益共同体，促进共同发展。而对于西部地区本土发展的乡镇企业来说，应大力发展以农业产业化为中心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时在农村城镇化进程中，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以有利于充分发挥劳动力资源的优势，提高非农产业就业人数比重，增加西部地区农民的纯收入。

3.乡镇企业发展的环境保护定位。从我国乡镇企业（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看，乡镇企业在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带来的最大的负效应是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据统计，从80年代以来，我国污染源中乡镇企业的数量及其占乡镇工业产值的比重均有上升趋势（参见表2）。

表2全国乡镇企业环境污染状况变动情况

单位

1984年

1989年

1995年

有污染的企业

万个

18.16

57.15

121.60

占乡镇企业总数的份额

%

11.00

3.00

5.50

占乡镇工业企业的份额

%

20.20

7.80

16.90

污染企业工业总产值

亿元

/

10004.00

19260.00

占乡镇工业总产值份额

%

/

35.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