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结构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贸易结构论文范文

一、中美贸易现状

中美自建交以来，双边贸易高速发展，优势互补明显，贸易结构日趋多元化。贸易的飞速增长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惠，给两国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但贸易摩擦也在增加。2001年底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以来，中美贸易出现了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问题、反倾销问题、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人民币汇率、纺织品配额问题以及贸易发展不平衡问题等。例如，2002年美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实施钢铁保障行动；2003年美国对华纺织品实施特别保障；2004年，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中国彩电和寝室木家具征收反倾销税，美国商务部还明令禁止美国进口中国购物袋，美国主要纺织品服装协会和工会要求推迟取消纺织品配额。

二、中美贸易现状原因分析

（一）美国的对华贸易限制制约了其比较优势的发挥

在美国可以自由进口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同时，美国却对其国内企业向中国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设置了诸多限制。这种贸易的不对称无疑是导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两国居民的需求结构也存在着巨大差异。在人们的收入水平很低时，人们的绝大多数支出都将集中在食品等必需品上，即此时的恩格尔系数非常高。而当收入水平比较高时，除了购买生活必需品还可以购买高端产品来提高其福利水平。而中国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大多是生活必需品，美国一般是高技术高档产品。显然，不管人们的收入水平高低生活必需品都是必须购买的，这就导致美国会大量进口中国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而由于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比较低，对美国生产的高端产品的需求却非常低。这种由于收入水平的巨大差异而导致的两国对贸易产品需求的不对称是造成美对华贸易逆差的长期因素。

（二）美国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

美国总统大选每四年举行一次，自冷战结束以来的历次美国总统大选中，美国对华政策都是两党总统候选人相互攻击的重要议题，这也是赢得选举最方便的武器之一。20世纪90年代至今已经举行的美国总统大选共有三次，从这一时期的情况看，每逢大选临近，两党总统候选人就会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各种问题显示强硬立场，发表颇具贸易保护色彩的言论，这几乎成为一种规律性的现象。

（三）世界经济不景气导致美国出口的下滑

美国的统计数据表明，美国贸易逆差增加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出口贸易额的下滑，而不是进口贸易的激增。据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透露，在过去两年中，美国制造业的出口贸易额减少了850亿美元，主要原因在于海外需求的疲软。相反，中国对美国的进口却在增加。

（四）中美两国彼此对外直接投资（FDI）比例极不对称

中美两国间的巨额贸易顺差，在很大程度上与两国之间的接投资结构相关。美国近年来对华直接投资额均在40亿～50亿美元以上。美国对我国的直接投资代替了前者对后者的出口，中国吸引的美国直接投资又促进了前者对后者的出口。因此，如果中国具有同美国同样发达的对外直接投资的能力，直接在美国设厂，生产美国原本要从中国进口的商品，那么双方的贸易差额将会大幅度下降，贸易摩擦的几率也会随之降低。因此，中国资本国际化程度应大大提升。

（五）中国出口商品结构低下，出口市场范围狭小

现阶段我国处于国际分工价值链条上的低端，具有竞争力的产业主要为劳动密集型和附加值较低的一些加工工业。由于缺乏技术含量和自主品牌，许多产品在消耗了大量资源出口后换回的只是少量的经济利益，甚至还不断地被指责为低价倾销。我国向美国出口的商品主要为纺织品、服装、鞋类等。这些价格竞争力较强的商品一旦大量出口极易引起美国的警惕，导致我国出口产品遭遇种种限制。

（六）中国企业自身和政府部门一些做法也有不当之处

中国企业有“薄利多销”的传统，再加上中国长期对外贸企业进行出口补贴，导致不少外贸企业为完成出口指标对出口产品定价过低，因而经常被控倾销。甚至还有企业为了换取出口补贴和出口退税无利也要销售，造成不规范的定价行为，结果为美国指责中国破坏公平竞争和公平贸易的准则提供了口实。另外，中国国内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阻碍了中国政府全面履行世贸组织协议的进程。

三、促进中美贸易的相关对策

（一）早日争取“市场经济国家”地位

对中美双方来说，“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它代表着美国对中国经济性质的理解以及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所取得成绩的认可度。因此，中国应在政治层面上对美国等采取歧视性措施的主要成员施加压力，使其早日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二）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完善市场经济运作方式，使中国最终成为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体，从而缩小中国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体制差异。这种差异的缩小可以使得信任程度增加和缩小美国对中国出口技术产品的控制范围，使中美贸易实现平衡，从而使中美贸易在进出口平衡的基础上实现健康发展。

（三）改变中美两国相互依赖的不对称性，由外贸拉动向内需拉动过渡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下，中美两国经济相互联系、彼此依赖的程度达到前所未有的状况，但这种依存是不对称的。因此，从长远发展战略来看，我国应将宏观调控的着眼点更多地放在扩大内需上。我国拥有13亿人口，国内市场十分庞大，而且经济发展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潜在的市场需求是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在现阶段，扩大内需应将满足内需作为前提，满足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包括贫困群体的要求。

（四）建立完善的预警机制解决贸易摩擦

有效的反倾销预警机制包括三个部分：市场预警，政策预警和政企沟通。一个完善的预警机制，需要加强三个主体的作用：1、政府，政府有关部门要跟踪一些产品的进出口贸易，尤其是进口与出口激增，进口与出口价格急速变化的产品驻国外新闻记者也应具备极强的经济意识，及时跟踪和报导国外反倾销或限制进口的动向性信息，特别是对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国的一切限制进口措施要进行详细报道。2、建立对政府有影响力的全国性行业协会组织，以发挥其协调，谈判和行业约束及服务的功能行业协会，积极主动地应对，指导、协调涉案国内企业参与应诉，力争取得对我有利的结果。3、国内企业不但要学会规则解决国际贸易摩擦，更要学会如何避免摩擦。我国应借鉴国外成熟的贸易救济机制，进一步完善我国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及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法规，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贸易救济体系，健全应对贸易摩擦的快速反应机制

第2篇：贸易结构论文范文

一、世界服务贸易发展趋势

1、服务业的跨国转移促进了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

服务业跨国转移是当前经济全球化新的显著特征。促进服务业跨国转移的动因主要有：一是生产的国际化带动了服务的国际化。二是以IT为主导的高新技术在世界服务业中的应用，取得重大突破，从而为服务业国际分工的全面深化打下基础。三是WTO将服务贸易纳入了全球贸易自由化体系之内,全球服务市场自由化不断加深为服务业转移提供了前提条件。服务业跨国转移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

2、世界服务贸易结构调整加快，新兴服务贸易快速增长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服务贸易的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服务贸易结构日益向知识技术密集型方向转变。运输服务和旅游服务在世界服务贸易中的比重呈下降趋势，以电子信息技术为主和以高科技为先导的一系列新兴服务，将成为未来各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柱和强大动力。

3、服务外包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20世纪90年代以来，服务外包国际化（又叫离岸服务外包或海外服务外包）得到快速发展，服务发包市场仍是传统的美国、欧洲和日本，但接包市场除了澳大利亚、加拿大、爱尔兰和印度等被视为发展最为成熟的离岸ITO与BPO接包市场之外，中国、菲律宾、墨西哥以及中东欧地区逐渐参与进来，成为强有力的竞争者。服务外包的国际化（或离岸外移）及与其相伴的服务贸易全球化，已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之一，并将对全球经济版图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现状

1.服务贸易总量增长迅速

在国际服务贸易快速发展的同时，中国的服务贸易也得到了蓬勃发展。从规模来看，中国的服务贸易总额从1982年的44亿美元增长到2006年的1917亿美元，24年间增幅超过43倍，占全球服务贸易的比重从0.6%增长到3.6%。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的世界排名由1982年的第28位上升到2006的第8位，进口世界排名由第40位上升到第6位。从服务贸易增长率看，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年增长率一直保持着领先的增长趋势，不仅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高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2006年中国服务出口年增长率达24％，远高于美国的10％，英国的11％，服务进口增长率为31％，也高于英国和美国的14%。

2.服务贸易仍集中于传统的资源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

无论出口还是进口，中国服务贸易都以传统的旅游、运输等行业作为支撑，其主要属于资源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国在这方面的比较优势在服务贸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资本密集型服务如航空、通讯、建筑以及技术、知识密集型服务如金融、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等部门对中国服务贸易的贡献微弱，中国的服务贸易仍以传统的落后方式增长，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差距较大，严重制约了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现代服务产品的需求迅速扩大，而中国在这些行业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无法满足日益扩大的需求，大力发展资本密集型、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的现代服务业不仅是应对国际服务业对中国服务业冲击的需要，也是满足中国服务业发展的需要。

三、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对策

1.优化调整产业结构，努力提升中国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

中国服务贸易总体水平落后，服务贸易结构不合理，其中，最大的制约因素就是中国第三产业规模和比重较小，服务业发展水平较低，服务部门、种类和设施尚不健全。为此，必须大力发展服务业，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稳步推进消费需求结构升级，提高服务消费比重。培育生产者服务市场，大力发展服务外包。加强产业链的连锁作用，加大相关产业的协调与支持力度，完善交通、文教、能源等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特别是加强新服务业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技术和服务创新，创造新的竞争优势，努力提升中国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

2.推进新兴服务贸易出口，优化服务贸易结构

按照积极推进新兴服务贸易出口与扩大传统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出口相结合的原则，重点扩大工程承包、设计咨询、技术转让、金融保险、国际运输、教育培训、信息技术、民族文化等服务贸易出口；充分利用外资，利用外资企业在新型服务贸易部门的示范、人员培训和产业前后向关联等途径实现的技术外溢效应，提高我国服务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手段，优化服务贸易结构。

4、积极培育国内服务外包市场

一是要积极稳妥地开放服务市场，放宽对服务贸易领域市场准入的限制，为跨国企业来我国开展服务外包业务创造条件。二是制定鼓励承接服务外包的专门政策措施，进行外包企业认定，仿照给予高新技术企业的支持政策，为外包企业提供低息信贷，减免企业开展离岸外包的所得税和营业税，对用于提供外包所需的进口设备可以免征关税及进口环节增值税。三是积极推进服务外包商务环境建设，外包模式的出现和迅速发展将不断对现有的市场环境和商业法规提出新的要求，这就需要不断研究新问题，采取新措施，建立服务外包的行业标准和信用体系，形成有利于外包市场发育的商务环境。

【参考文献】

第3篇：贸易结构论文范文

【摘 要】产业结构是贸易结构的基础，决定了一国贸易结构的水平，而贸易结构是产业结构的反映，并引导着一国产业结构的变动。本文在两者的互动关系基础上，对我国现状进行分析并提出建议。 【论文关键词】国际贸易 产业结构 开放结构 一国的产业结构不应是一种封闭结构。各国的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与对产业结构的影响越来越深，这主要体现在一国产业结构在运行中通过贸易和投资等方式相互重组和整合。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产业结构的优化离不开国际因素，而国际贸易则是国际因素影响国内产业结构优化的“通道”。 一、国际贸易与产业结构相互作用的因素分析 (一)国际贸易影响国内产业结构的形式 1.进口 借助于进口产品来开拓国内市场， 引发该产业在国内的发展。当该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 规模经济得到充分利用， 生产成本显著下降时， 再利用本国某些生产要素禀赋比较优势， 出口该产品， 并通过国际市场的开拓， 进一步促进该产业的发展。 2.出口 即使本国的工业生产面向世界市场， 并以制成品出口逐步替代过去的初级产品出口， 其主要目的是利用扩大出口带动整个工业结构调整。具体做法为: 首先在国内开发新产品， 形成国内市场， 以此促进该产业的发展。当国内市场趋于饱和时， 便开拓国外市场，扩大出口。随着国外市场的形成， 进一步出口有关技术和输出资本。当国外生产能力形成之后，再把这种产品以更低价格打回本国市场， 以此促进国内这一产业的收缩， 乃至转向其他新产品的开发。通过这样一个周而复始的过程， 该国的产业结构便不断发生变动， 从而获得动态比较利益。 3.贸易二元化 一国既需要由出口产业，也需要有不出口的产业，这样国内产业结构才能均衡发展。同时，一国的出口产业会对不出口的产业产生影响。 综上，国际贸易能有效调整产业间各种耦合方式， 提高产业协调性， 强化结构聚合效应。 (二)产业结构影响国际贸易的形式 1.在自由贸易中，产业结构的差异决定了各国贸易机会成本的差异 产业结构的差异，不管是阶段性差异还是部门结构差异，都会体现为边际转换率的不同。产业结构层次较低的国家，由于其技术层次较低，那么为了换取它所需要的工业品，就不得不动用更多的资源，所丧失的机会成本就会很大。对于产业结构层次较高的国家，由于技术层次高，转换率高，因而用较少的资源生产工业品就能换取较多资源生产的初级产品，这就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资源的一种变相掠夺，即使贸易条件均衡的情况下，这种掠夺也是存在的。 2.产业结构的阶段性差异与国际贸易条件 产业结构的阶段性差异是由生产技术体系的差异决定的，是技术层次差异的表现。技术的不断进步，意味着边际转换率的不断提高，从而改变某些资源的相对稀缺性。边际转换率的提高，对于既定的贸易条件，就意味着贸易条件的相对改善，而对于技术停滞或进步缓慢的国家来说，就意昧着它对于技术进步国的贸易条件相对恶化了。 3.产业结构的部门性差异与国际贸易中适应经济波动的能力 产业结构较完全的国家，其适应经济波动的能力强于产业结构单一的国家，并且可以通过向它国输出这种波动来稳定自己的经济。而产业结构单一的国家由于对国外市场的依赖性使它在适应经济波动上显得极其脆弱。 二、我国产业结构与国际贸易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产业结构总体现状 我国的产业结构经过长期的调整得到了较大改进 ，但与世界各国相比差距仍然很大 ，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产值结构突出地表现为总体水平低下 ，结构严重失衡:第一产业严重滞后 ，第二产业过度超前 ，第三产业发展不足。而且第二产业的超前发展 ，是建立在大量消耗不可再生性自然资源为代价的。 (二)我国国际贸易的现状 我国国际贸易实践中的以进养出当属于这一类型。以进养出是指利用国外原材料和技术加工生产成品再出口。在国内生产有潜力，国外销路较好，而在原材料和零部件短缺的条件下开展以进养出业务，可以充分发挥劳动力丰富的优势，挖掘设备、技术潜力，扩大出口商品生产，形成劳动密集型要素组合方式。 (三)应注意的问题 1.结构开放的负效应 国际贸易有可能在没有改善国内产业结构甚至导致国内产业结构恶化的情况下也会带 来短期的经济增长，这种增长是以国内资源的大量低效使用为代价的，最终仍会阻碍经济增长。 2.注意深度开放结构下的国际产业分布与产业转移。在各国生产要素禀赋差异基础上的国际分工分业格局，必然是发达国家主要发展尖端产业，中等发达国家主要发展现代产业，而发展中国家主要发展传统产业。作为发展中国家，一方面，这一产业分布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种完整的产业关联，然而从每一国家来说，其产业结构则是“残缺不全”的，有必要提防国民经济由于国内产业结构“空心化”，造成国民经济内部机制失控;另一方面，还应注意借助于某种力量(如政府扶植等)发挥潜在要素禀赋优势的产业潜能。 3.我们应根据世界贸易结构的变化趋势，以科学技术为先导，以动态比较利益为着眼点，坚持可持续性、资源效益性和竞争性原则，在提高劳动密集型产品附加值和竞争力的同时，扩大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在保持传统产品竞争优势的同时，创造新的优势，促进结构升级。 4.优化资源配置就要发挥资源比较优势，建立主导产业群，实现经济规模化。必须运用财政金融的“整合力”，促进企业广泛开展分工与协作，使企业从“各自为阵”、“封闭全能型”向“市场牵动型”、“产业拉动型”、“群体联动型”转化，推动产业优化组合。 5.应以新兴产业的发展带动整个产业结构的跨越式成长。在国际贸易中，逐渐强化第三产业的开放，发挥我国劳动力和旅游资源丰富的优势，加强国际间长短期资本的输出入管理，鼓励跨国公司的国际经营，大力发展国际服务贸易。 6.把技术化作为发挥后发优势的战略目标，促进和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按传统的方式建立起的低技术含量的经济成长方式，会因能源和物资等的匮乏，非但没有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反而扩大了差距。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的渗透性和增值性，提高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生产能力和经济效益，才能加速产业结构的成长。

第4篇：贸易结构论文范文

一、茶叶：18世纪中西贸易的核心商品

在20世纪以前西人所寻求的中国商品中，唯有茶叶在中西贸易中长期居于支配地位。茶叶为西方贸易商带来了巨额利润，使他们认为：“茶叶是上帝，在它面前其他东西都可以牺牲。”〔1〕虽然早在公元前2世纪中国人就开始种植茶树，但直到16世纪中叶才为西方人所知。1559年，威尼斯商人拉莫修（Giambattistaramusio）在其出版的《航海记》（NavigationeetViaggis）才首次提到茶叶。〔2〕1606年，荷兰人首次从万丹将茶叶输往欧洲。〔3〕在此后一百余年间，茶叶并未成为输往欧洲的重要商品。1704年英船“根特”号（Kent）在广州购买470担茶叶，价值14000两白银，只占其船货价值的11％，而所载丝绸则价值80000两。〔4〕1715年，英船“达特莫斯”号（Dartmonth）前往广州，所携资本52069镑，仅5000镑用于茶叶投资。〔5〕1716年，茶叶开始成为中英贸易的重要商品。两艘英船从广州携回3000担茶叶，价值35085镑，占总货值的80％。〔6〕18世纪20年代后，北欧的茶叶消费迅速增长，茶叶贸易成为所有欧洲东方贸易公司最重要的、盈利最大的贸易，当时活跃在广州的法国商人RobertConstant说：“茶叶是驱使他们前往中国的主要动力，其他的商品只是为了点缀商品种类。”〔7〕

从17世纪20年代起，英国东印度公司（EIC）在绝大部分年份中，所购买的茶叶都占其从中国总进口值的一半以上。在1765—1774年十年平均每年从中国进口的总货值中，茶叶占71％。在1785—1794年中，这一比例提高到85％。〔8〕虽然瓷器、漆器、丝绸和其他中国商品的需求由于欧洲“中国风格”（Chinoseries）的流行仍在增长，但公司宁可让这类商品的贸易由其船长和船员利用他们的“优待吨位”（Privilegetonnage）去经营，本身则集中全力经营茶叶贸易。〔9〕19世纪以后，英国东印度公司每年从中国进口的茶叶都占其总货值的90％以上，在其垄断中国贸易的最后几年中，茶叶成为其唯一的进口商品。

茶叶贸易不但对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存在生死攸关，而且对英国财政也至关重要。从1815年起，公司每年在茶叶贸易中获利都在一百万镑以上，占其商业总利润的90％，〔10〕提供了英国国库全部收入的10％。〔11〕

荷兰是18世纪西方各国中仅次于英国的最重要的对华贸易国。荷兰人对中国商品的需求主要有五类：茶、瓷器、粗丝、纺织品（包括丝绸、南京布等）、药材杂货等。〔12〕虽然荷属东印度公司（VOC）最早将茶叶从中国运往欧洲，但直到18世纪40年代初，其输往欧洲的茶叶主要购自来到巴达维亚的中国帆船。在18世纪最初的十年间，荷印公司在与巴城中国帆船的易货交易中每年尚有10—50万盾的盈余。〔13〕随着欧洲对茶叶需求的迅速增长，荷印公司已不满足于中国帆船运往巴城的茶叶数量。1728—1734年，在巴城茶叶贸易继续进行的同时，荷印公司从荷兰派出11艘船，直接前往广州购买茶叶。其中两艘船中途遇难，另外9艘船运回总共1350000荷磅（1担＝125荷磅）的茶叶，价值1743945荷盾，占全部货值的73.9％，获纯利2334459荷盾。〔14〕由于用来购买茶叶的白银短缺，1734年以后，荷印公司董事会放弃从荷兰直接派船到中国的努力，改为每年从巴城派两艘船到广州购买茶叶，同时仍鼓励中国帆船在巴城的茶叶贸易。1740年，荷兰殖民者尽屠巴城华人，巴城华商贸易网络破坏无殆，〔15〕茶叶贸易随之衰落。到18世纪50年代，巴城茶叶贸易停止。〔16〕1757年以后，荷印公司重开对华直接贸易，直至1795年荷人因拿破仑战争而退出对华直接贸易。从18世纪20年代到90年代，茶叶均是荷人从中国输出的最重要的商品。在这一时期的大部份年代中，茶叶占荷人输出的中国商品总值的70—80％，有些年份甚至超过85％。

资料来源：Jorg,Prcelain,P.217-220.

从第一艘美国船到达中国起，茶叶就是其寻求的最重要的商品。1784年，美船“中国皇后”（EmpressofChina）号首航广州，带回3002担茶叶，价值66100两白银，占该船总货值的92％〔17〕然而，美船并不象同期的欧洲船只那样几乎主要从事茶叶贸易。1792年，6艘从广州回航的美国船的总货值为317270两白银，其中茶叶11538担，价值为165440两，略高于总货值的一半。〔18〕1840年，美船在广州购买货物总值2766240两白银，茶叶价值1411391两，仍是略高于总货值的一半。〔19〕在19世纪初到30年代的大部分年份，美船在华出口货物中，茶叶价值约占30—40％。至1837年，美船的茶叶货值首次超过60％，达到65％。〔20〕1840年，美船购买19333579磅茶叶，占其在华购货总值的81％。〔21〕

在18世纪其他欧洲大陆国家，如法国、瑞典、丹麦、美国的对华贸易中，茶叶所占的中国货值比率也高达65—75％不等。〔22〕由于英国茶叶进口税高达100％，欧洲大陆国家购买的茶叶历来靠走私进入英国获利。1784年英国国会通过抵代税条例（CommutationAct），英国本土茶叶消费税由100％降至12.5％。〔23〕欧洲大陆国家的白银来源逐渐枯竭，加上走私茶叶入英国已无利可图，他们在1885年以后逐渐退出茶叶贸易。广州的茶叶贸易为英人所支配，小部分为美国商人分享。鸦片战争前几年，广州每年出口茶叶350000担，价值94450000银元，占中国出口货值的70％。〔24〕二、白银：西方购买茶叶的主要支付手段

当18世纪20年代以后欧洲各东方贸易公司竞相从事对华贸易时，他们均面临同样的问题，如何来支付购买茶叶的费用？欧洲产品几乎在中国找不到销售市场！18世纪的中国经济建立在手工业的农业紧密结合的基础上，发达的手工业和国内市场使中国在经济上高度自给自足。一百多年以后主持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人赫德（RobertHart）在其《中国见闻录》（ThesefromtheLandofSinim）中仍写道：“中国有世界最好的粮食——大米；最好的饮料——茶：最好的衣物——棉、丝和皮毛。他们无需从别处购买一文钱的东西。”〔25〕经济上高度自给自足和相对较低的购买力使欧洲产品的中国市场非常狭小。然而，唯一例外的是中国对白银的需求。亚当·斯密（AdamSmith）说过，当社会财富增长时，对白银的需求有两个层面的动力，一是作为货币促进商品的流通，二是作为奢侈品的标志。〔26〕在当时的中国，对白银的需求主要源于第一种动力，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作为主要通货的铜钱越来越不能适应市场交易，世界上尚无第二个国家象中国这样如此迫切地需要白银。而欧洲人对茶叶的需求仅能用白银支付。大规模的中西贸易由此找到的支点：西人用白银交换中国的茶叶！

甚至早在古罗马时期，西方已需要用贵金属购买丝、丝绸与香料。〔27〕16世纪末以后，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从日本、欧洲和美洲运来大量白银购买中国丝绸。〔28〕18世纪60年代以后，英国成为最大的茶叶买主，18世纪末，美国成为第二大茶叶买主。从18世纪20年代至鸦片战争前，流入中国的白银绝大多数由英、美人输入，主要用于购买茶叶。

17世纪中叶以后直到18世纪末，银元一直是英国东印度公司输华的主要商品。也如其他西方国家一样。英人的银元源自西班牙的美洲属地。银元通常被装箱输往中国。每箱一般装4000个银元，1637年英船首航广州，就携带62000西班牙银元（realsofeight）〔29〕在18世纪初，中国贸易规模尚小，英人对华输出只相当于对印度输出的十二分之一。〔30〕167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及其官员在和印度的贸易中投资430000镑，其中实物部分为111000镑，白银320000镑，其投资的利润率为100％。〔31〕在1708－1712年间，英人每年对华出口商品值仅5000镑，而出口白银则高达50000镑。〔32〕从18世纪中叶，白银占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输出货值的90％。

资料来源：1760-1799年的数字见：Pritchard,P.399;1800-1823年的数字见：W.ECheong,"MandarinsandMerchants,JardineMastheson&Co.aChinaAgencyoftheEarlyNineteenthCentury",p.19,Bangkok,1979.

1700—1753年间，英国东印度公司共有178艘船前往中国贸易。我们已知其中的65艘船共载7099068两白银或每船平均携带白银109226两。〔33〕若以109226作为178艘英船每船携银的平均数，则在1700—1753年，英船共运19440000两白银到中国。

18世纪中叶以后，英国东印度公司扩大对华的货物出口，主要是铅、锡和棉花，白银在总货值中的比例有所下降。然而，由于对华贸易，特别是茶叶贸易迅速增长，白银输华的绝对量仍持续增加。1758—1762年，公司每年对华输出货物值174000两，白银219000两。〔34〕1760—1770年，公司对华输出总值中，白银约占50％。到1795-1799年，这一比例下降到13％。〔35〕但由于每年对华输出总值高达5373015两，白银输出每年平均仍有739994两。

如果1754—1759年英人平均每年输华白银与1758-1762年相当。即每年219000两，则在1754-1759年间，英人共输1314000两白银到中国。通过以上推算，我们可估计，1700—182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共输53875032两白银到中国。1823年以后，英人已无需再运白银前往中国了。荷兰人在18世纪也输出大量白银到中国。但在18世纪50年代以前，相对于其他西方人，荷人是唯一无需主要依靠白银来购买茶叶的。虽然荷印公司也曾从事过荷兰与广州的直接贸易。由于荷兰开拓了大片东方殖民地，拥有在中国市场上畅销的热带产品，如胡椒、锡、香料等。荷兰人坚持对华易货贸易的战略，以热带产品与中国帆船交换茶叶，这一战略在巴城中国帆船贸易时期似乎实行得相当成功。随着欧洲市场对茶叶需求迅速扩大，荷人拥有的胡椒之类热带产品在中国市场之外也相当畅销，因此，荷人不得不从欧洲或亚洲其他地方商馆调运白银到巴城，其中一部分用来购买茶叶。〔36〕从18世纪初到19世纪30年代，每年从荷兰运往巴城的白银多达6800000—7900000荷盾。〔37〕1728—1734年，有9艘荷船从荷兰直接驶往广州，其总货值为2533359荷盾，白银占96％。〔38〕1735年后，荷印公司决定放弃荷兰与中国间的直接贸易，改为每年从巴城派两艘船到广州，购货资本为每船30万荷盾，〔39〕其中部分资本用来在巴城购买胡椒等产品以便销入中国，换取茶叶。在18世纪30年代后期，荷人每年在广州销售胡椒约50万荷磅，在40年代，每年在广州销售胡椒达150—200万荷磅。在50年代的某些年份，胡椒销售额高达300万荷镑。〔40〕300万荷镑胡椒约值180000两，相当于荷人在广州购买的茶叶价值。由于三角贸易使荷人在巴城购买的茶叶费时较长，茶质也差，难以在欧洲市场上与其他西方公司竞争。1757年以后，荷印公司重开荷兰与中国之间的直航贸易。然而，正如其他西方公司一样，荷兰产品也无力在中国打开销路，因此公司决定，从荷兰出发的船只每艘携带30万荷盾的银元前往中国。〔41〕从此以后，荷人也象其他西方人一样，主要以白银购买中国茶叶。

虽然美国商船迟至1784年才到中国，但不久之后，他们已成为中国第二大茶叶买主和最大的白银供应者。在中美贸易初期，美商提供的大量洋参与皮毛在中国销路颇佳，其货值足以支付所购买的中国商品的货值，19世纪初以后，美商的皮毛来源逐渐枯竭，其在广州的皮毛市场也受到英人的激烈竞争，白银成为美国支撑对华贸易主要手段。美船在欧洲购买制成品销往拉丁美洲，换取白银后，绕南美合恩角前往广州购买茶叶、丝绸和瓷器。在1805—1840年间，美商共运61484400两白银到广州，每年平均1607899两。

根据以上估算，在1700—1840年间，从欧洲运往中国和美国人运往中国的白银约17000万两。〔45〕

欧人和美人输华的白银都来自西属美洲。美洲白银生产集中于两个地区，即上秘鲁（UpperPeru，现玻利维亚）和新西班牙（现墨西哥）。从16世纪70年代到17世纪30年代，秘鲁所产白银占西班牙属美洲输出白银总量的65％。〔46〕1581—1600年，仅是上秘鲁的波多士银矿（Potosi）每年就生产白银254吨，约占全世界产量的60％。18世纪初以后，黑西哥成为世界最大的白银产地。1803年，黑西哥所产白银占全美洲的67％。〔47〕从18世纪以后，80—90％的美洲白银都由西班牙的“银船”运往欧洲。由于欧亚贸易的迅速扩大，从美洲输往欧洲的白银大部分又转输到东方。研究美洲白银流通史的著名学家威尔逊教授（CharlesWilson）指出，“毫无疑问，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欧洲出口的白银至少与其接受的白银一样多。”〔48〕

欧洲对华贸易，特别是茶叶贸易的迅速发展导致西班牙银元大量持续流入中国，银元在中国，特别是在沿海地区，越来越多地取代银块作为通货使用。广州的商务交易主要用西班牙银元结算。美洲白银持续流入欧洲成为欧人对华贸易的基础。然而，西属美洲的白银产量与迅速增长的西方对华贸易所需的银元数量并不同步增长。由于很多银矿枯竭，从1790年以后，美洲白银产量开始下降。1811年，西属美洲爆发独立革命战争。这场持续15年的革命战争摧毁了很多银矿，美洲的白银产量大为减少。

另一方面，欧人的殖民扩张活动的费用也增加了白银的消耗。1784年以后的20年间，英人在印度扩张直接统治地盘，在美索尔（Mysore）以及和马哈拉特（Maharattes）的战争使英属印度政府财政支出，对现金需求愈为迫切。〔49〕180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停止从伦敦运送白银到广州。白银的短缺使其他欧洲国家逐渐退出对华贸易，将地盘留给英国人和美国人。因为前者在19世纪初以后找到了以鸦片取代白银作为对华贸易的支柱，而后者除部份鸦片贸易外，依靠他们与西属美洲革命者的友谊，在西属美洲独立战争期间及以后仍可获得白银。

三、鸦片：取代白银交换茶叶

就如其他麻醉品如吗啡、海洛因一样，鸦片也是罂粟属植物果实（PapaverSomniferum）的制成品。鸦片种植的起源时间和地区尚未确定，但在欧洲出现之前很久，就已在中东种植。古埃及人保存了最早有关鸦片的记载：6000多年以前中东的苏美尔人（Sumerian）就已种植罂粟花作为观赏之用。公元一世纪，鸦片经希腊传入欧洲大陆。在小亚细亚，种植鸦片已成为一种行业。〔50〕在中世纪，作为东西方贸易中介的阿拉伯商人将鸦片种植及其功能的知识传遍东方各个角落。鸦片于唐代经阿拉伯商人传入中国。中文“阿芙蓉”，“鸦片”，“芙蓉”等名称即源于阿拉伯语“Afyun”。在西方向中国的商务扩张过程中，葡萄牙人最先将鸦片作为商品输入中国。葡人以澳门为基地，将印度麻洼产的鸦片运入广州，葡人对华鸦片输出规模尚小，在1767年以前，每年输入中国约200箱。〔51〕可以说在英人于18世纪60年代开始其鸦片贸易之前，中国稍具规模的鸦片贸易尚不存在。

18世纪60年代以后，英国对华进出口贸易迅速扩大，贸易逆差也日趋严重。1765—1766年度。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输入的商品是对华出口商品值的302％。在1775—1776年间，这一比值是256％。英国国会通过替代税法后的1785—1786年度，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值（主要是茶叶）比对华出口的商品多328％。〔52〕尽管其间英人不断输入白银，但仍不足以弥补迅速扩大的中国商品进口造成的贸易逆差，导致公司在广州资金周转屡屡发生困难。1784年公司在广州的财库尚有214121两白银的盈余，到第二年，就出现了222766两的赤字。1786年，赤字高达864307两。1787年，更达904308两。〔53〕为了平衡茶叶贸易造成的巨额逆差，公司不惜采取任何手段，无论其合乎道德与否。从英属孟加拉运送鸦片到中国的计划最先由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高级职员华生上校（ColonelWatson）提交给公司的加尔各答董事会，并得到该董事会成员，公司重要官员惠勒（Wheeler）的支持。该计划的初衷原为增加税收以弥补英属印度政府的财政。〔54〕由于公司的广州财库日益支拙，公司驻广州监理委员会（Supercargos）要求英属印度总督给予财政援助。其具体作法是：英属印度政府鸦片批发给有鸦片特许经营权的散商，这些散商在广州出售鸦片后将收入纳入公司的广州财库，广州财库支付散商伦敦汇票，后者可于英国将汇票兑换成现金。〔55〕英属印度总督和公司董事会接受了这个计划，东印度公司专门成立鸦片事务局（OpiumCorporation），垄断印度鸦片生产和出口。

麻洼（Malwa），比哈尔（Behar）和比纳莱斯（Benares）是印度主要的鸦片产地。比哈尔和比纳莱斯处于英国印度政府的直接管辖地，因此英人较容易地建立起一套鸦片强迫种植制度。公司每年丈量种植鸦片的土地，确定其地界，再通过中介人和居住在鸦片种植区域的农民签订合同。根据合同，鸦片种植者可得到公司的预付款，收成时再将产品以合同确定的价格卖给公司。如当地农民未和公司签订合同就擅自种植和出售鸦片，其财产就立即被没收。〔56〕农民交付公司的粗鸦片尚需在公司专设的鸦片工厂里精炼、干燥、称重、装箱，每箱约重140英磅。〔57〕强迫种植制度使公司仅以每箱300卢比的价格得到鸦片。〔58〕这两个地区所产的绝大部分鸦片都沿冈吉斯河（Ganges）运到加尔各答港，以便出口到中国。1779年，鸦片在广州的售价每箱为500—600银元，三倍于其最初的价格。〔59〕鸦片运销中国原由公司船只进行。由于中国政府于1800年明令公司的广州监理会，禁止他们输入鸦片，公司船只进行。由于中国政府于1800年明令公司的广州监理会，禁止他们输入鸦片，公司船只遂不再直接经营鸦片在中国的运销。转而在加尔各答拍卖给向公司申请到鸦片经营特许权的散商，由他们具体经营运销鸦片往中国。〔60〕麻洼则在印度土邦政府的管辖下，在其境内，鸦片就如稻米和棉花一样，可以随意种植与买卖。麻洼鸦片少部份由葡人运至葡属狄莫恩（Demaun）港出口中国，大部份由当地人运至孟买出口。孟买为麻洼鸦片的主要集散地，距麻洼约400—500英里，从麻洼到孟买须经过英属政府的直接管辖地。公司在其管辖地实行一种“鸦片转运税”缺席制度（Transitaduty），每箱鸦片过境需付200—400卢比。通过强迫种植和“转运税”制度，英国东印度公司不但基本上垄断了印度的鸦片生产和运销，而且也解决了在广州的金融问题：印度鸦片在中国销售的收入用于代替白银，支付购买茶叶的款项。

在18世纪最后十年中，每年从印度销往中国的鸦片约为2000箱。〔61〕1800年以后，每年输入中国约4000箱。1822年以后，英人加速对华鸦片输出，当年输华鸦片7773箱。1832年达21605箱，到1838年更高达到40000箱。

美国商人也不择手段地为弥补其对华贸易逆差及与英国人竞争而努力，虽然美船在世界各个角落寻求能在中国销售的产品以便购买高利润的中国商品，但仍无法获得足够的商品来代替白银以平衡对华贸易。当美国商人获悉可带来巨额利润的鸦片后，也毫不犹豫地加入对华鸦片输出。印度是鸦片的主要产地，但却被其对手英国人牢牢控制，美国人因此转向土耳其的士麦那（Smyrna）——其地所产鸦片虽质量稍次，但仍为中国瘾君子所接受。在英国东印度公司于1834年解除对鸦片运销的垄断之前，是美国人获得鸦片的唯一地方。美人何时开始对华输出鸦片尚不清楚，但至少不迟于1805年。当年三艘美船从士麦那携带120箱鸦片前往中国。〔62〕两年以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已警觉美国人在鸦片贸易上的竞争。〔63〕1805—1808年，美船每年从土耳其运出的鸦片不少于200箱。1816年，美船“狮子号”（Lion）携带11万银元和60箱鸦片来到广州。〔64〕1817年，土耳其出口的鸦片高达1900箱，次年的数量更多，主要为美人贩运。〔65〕由于英人垄断了鸦片主要产地，美人输华鸦片数量远远落在英人之后。1818—1833年，美人总共输入中国的鸦片价值4925997银元，平均每年307875元，只相当于对华出口的10％，而同期英人输入中国的鸦片价值104302948银元，平均每年6518934元，〔66〕等于东印度公司从中国的全部出口商品总值。〔67〕

根据马士的统计，1800—1838年，输入中国的鸦片达422676箱，每箱平均价约750银元。〔68〕18世纪最后十年共有20000箱鸦片输入中国。因此，从1790—1838年，输入中国的鸦片价值239045040两。

对于美国人，鸦片贸易收入可部份取代用于购买中国商品的白银。1827年以后，美人加紧对华输出鸦片。输华的白银随之剧减。1821-1830年十年中尽管中美贸易有所扩大，输华白银则仅有4064400两，只相当于，前十年的21.5％。

对于英国人，对华鸦片输出使他们平衡了50多年以来持续的对华贸易逆差，再也无需运送白银到中国。相反的是鸦片贸易的收入不但扭转了对华商品贸易逆差，还有大量盈余可换成白银运出中国，正如当时一位美国商人抱怨：“鸦片贸易不但使英人有足够的钱购买茶叶，而且使他们能把美国人运到中国的白银运回英国。”〔69〕1807年，英属印度总督指示孟买、马德拉斯槟榔的英国殖民地首脑，原先各地准备运往中国的白银都改运加尔各答，因为公司广州监委会已有足够财力应付交易。当年，从广州运抵加尔各答的白银有2431000两。〔70〕此后公司不断从广州运出白银。

从1812年以后，公司为英国散商提供汇票服务，以转移其鸦片利润，运送盈余白银的事务主要由散商进行。

对于中国、鸦片非法输入导致严重的后果。首先是对人民身心、财产和社会安全的损害。19世纪初以后的30年间，吸食鸦片恶习从沿海迅速扩展到内地，从城镇到乡村，从士农工商到达官贵人，无处不在。“一经嗜烟，刻不可离，中人之家往往破产。”〔71〕由此激发的罪案更不可胜数。其次，导致白银外流。这又引起银贵钱贱。19世纪初银一两约合铜钱1000文，到鸦片战争前夕，银两竟达钱1600文。农工、手工业者和高人平时所得为铜钱，交付各种赋税则需折成白银，负担大为加重，各省拖欠赋税日多，造成清政府财政危机。第三，破坏工商业的正常发展。吸食鸦片使社会购买力降低，白银外流引起金融混乱，这些都直接影响了市场交易。1838年林则徐在调查苏州、汉口等商埠后上疏，“近来各种货物销路皆疲，凡二三十年以前，某货约有万金交易者，今只剩得半数。问其一半售于何货，则一言以蔽之曰：鸦片烟而已矣。”〔72〕鸦片对中国的危害深为朝廷有识之士所悉，他们激烈主张朝廷应严禁鸦片。1839年道光皇帝派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往广州禁烟。既然鸦片贸易提供了英属印度政府七分之一的财政收入，既然鸦片能代替白银，维持每年给英国政府提供了300—400万英磅财政收入的茶叶贸易，既然鸦片是英印中三角贸易的基石，英国总理鲍美斯顿爵士（LordPalmerston）对中国政府禁烟的反应是毫不迟疑地诉诸武力。

结论

在工业革命以前，西方人不能为其东方贸易提供除白银之外的任何有较大市场的产品。直到18世纪后期，英国人运往中国的印度棉花才在中国市场上有一定销路，然而，销售印度的产品收入远不足以购买中国商品。为了购买以茶叶为主的中国商品，从事对华贸易的西方国家都在18世纪运大量的白银前来中国。当西属美洲白银产量下降以及西方的殖民扩张费用增加时，欧洲大陆国家难以维继贸易平衡，纷纷退出对华贸易行列。只有英国人依靠印度的鸦片重建其对华贸易结构，在对华贸易中获取巨大利润。当中国政府厉行禁烟的措施使以鸦片为中心的中英贸易结构面临崩溃危险时，英国政府立即诉诸于战争。鸦片战争并非象西方的中国学权威费正清所说的“是一场根源于中西方间不同的经济形态、政治制度与国际秩序观念的文化冲突”，〔73〕而是英国追求经济利益而强加给中国的战争，与西方在殖民扩张时期于印度、美洲、非洲发动的战争在性质上并无任何不同：从商务扩张到武力征服。当时的一位善品中国茶叶的英国人是这样评述这场用武力强迫中国接受鸦片交换茶叶的战争的：“一场从一开始就是非正义的、不择手段的，使英国人蒙受长久耻辱的战争……。不列颠的旗帜从此成为保护交通的海盗旗帜。”〔74〕

注释：

〔1〕EarlH.Pritchard,"TheCrucialYearsofEarlyAnglo-ChineseRelations,1750-1800",p.163,Washigton1963.

〔2〕这位威尼斯人所知的“茶叶”并非目睹，而是从一位到过中国的威尼斯人处得知。“ThemaThee"p.13.museumboymans-vanbeuningenRotterdam,1978.

〔3〕乌克斯（Ukers）则认为荷人在1610年从日本和中国输入茶叶。WilliamUkers,"AllaboutTea",vol,1.p.23,p28,NewYork1935.

〔4〕H.B.Morse,"TheChroniclesoftheEastIndiaCompanyTradingtoChina1635-1834",vol,1.p.144.Oxford,1926.

〔5〕Morse,"Chronicles",vol.1.p.148.

〔6〕其中“苏珊那”号（Susanna）所载货值54000两白银，茶叶1565担，价值45000两，见：Morse,vol,1,p.157,K.N.Chaudhuri,"TheTradingWorldofAsinandtheEnglishEastIndiaCompany",P.538,Cambridge,1978.

〔7〕LouisDermigny,"LaChineetl''''Occident.LeCommerceaCantonauXVIIIeSiecle,1732-1833",3vols,vol,2.p.545,Paris,S.E.V.P.E.N.1964.

〔8〕Pritchard,"CrucialYears"p.395-396.

〔9〕MichaelGreenberg,"BritishTradeandtheOpeningofChina,1800-1842",p.3.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51.

〔10〕A.J.Sargent,"Anglo-ChinaCommerceandDiplomacy,P.51,Oxford,1907;Prichard,"GrucialYears",p.163.

〔11〕Greenberg,"BritishTrade",p.3.

〔12〕C.J.A.Jorg,"PorcelainandtheDutchChinaTrade",p.217,TheHage1982.

〔13〕KristofGlamann,"Dutch-AsiaticTrade",p.215,TheHage1958.

〔14〕DeHullu,"OverdenChinaschenhandelderOostindischeCompanieindedertigjaarvande18eeeuw",in"BijdragentotdeTaal-,Land-enVolkenundevanNederlandschIndie(BTLV),vol,73,P.42-43,TheHage1917.

〔15〕如：巴城华人甲必丹，大茶商连富光即在1740年被荷人逮捕流放。见：B.Hoetink,"NiHoekong,KapiteinderChinezenteBataviain1740",inBTLV,vol,74,1918.

〔16〕LeonardBlusse,"StrangeCompany:ChineseSettlers,MesizoWomenandtheDutchinVOCBatavia",p.137-138,Leiden1986.

〔17〕Morse,"Chronicles",vol,2.p.95.

〔18〕Morse,Chronicles",vol,2.p.204.

〔19〕茶叶的数量与美国船货总值数字引自：FosterRherDulles,"TheOldChinaTrade",p.210,NewYork1970,茶叶货值系推算而出，从19世纪初到30年代，广州茶叶价值每担在23-26两之间，在此以中章价245两计算。

〔20〕Yen-pingHao,"TheCommercialRevolutioninNineteenth-centurychina:TheRiseofSino-WesternMercantileCapitalism",p.16,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Berkeley1986.

〔21〕TimothyPitkin,"AStatisticalCiewoftheVommerceoftheUnitedStatesofAmerica",Harford1816,Reprintedin1835,NewHaven,P.301.

〔22〕ZhuangGuotu,"InternationalTradeinChineseTeain18thCentury",p.30-33,APaperPresentedtothe34thInternationalCongressontheAsianandNorthAfricaStudies,HongKong,1993.

〔23〕该条款同时也规定，英国东印度公司必须供应本土足够的茶叶，并以不超过成本加法定利润的价值出售见：HohcheungandlornaH.Mui,"TheManagementofMonopoly;aStudyoftheEastIndiesCompany''''sConductitsTeaTrade,1784-1833",p.xi,UniversityofBritishColumbiaPress,Vancouver1984.

〔24〕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70－1875》，卷1，第258页，北京，1962年。

〔25〕Greenberg,"BritishTrade",p.5.

〔26〕AdamSmith,"AnInquairyintotheNatureandtheCausesoftheWealthofNations",p.188,NewYork1937。

〔27〕H.A.CrosbyForbes,JohnDevereuxKernanandRuthS.Wilkins,"ChineseExportSilver1785to1885".p.22.MuseumoftheAmericanChinaTradeMassachusettes,1975.

〔28〕参见：庄国土《明季中国丝绸的海外贸易》，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中国和海上丝路国际讨论会论文集》，1991年，福建人民出版社。

〔29〕Morse,"Chronicles",vol,1.p.21.p.307.

〔30〕Sargent,"CommerceandDiplomacy",p.49.

〔31〕Morse,"Chronicles",vol,1.p.71.

〔32〕Sargent,"CommerceandDiplomacy",p.49.

〔33〕Morse,"Chronicles",vol,1.p.307-313.

〔34〕Sargent,"CommerceandDiplomacy",p.49.

〔35〕Prtichard,"Crucialyears",p.394,396,399.

〔36〕C.C.F.Simkin,"TheTraditionalTradeofAsia",p.231,NewYork1968.

〔37〕Glamann,"DutchAsiatictrade",p.243.

〔38〕ibid,p.69.

〔39〕Jorg,"Porcelain",p.27.

〔40〕Glamann,"DutchAsiatictrade",p.243.

〔41〕Jorg,"porcelain",P.35.

〔42〕Dermigny,"Canton",P.521-524.

〔43〕18世纪下半叶欧洲商船较以前大，但所携白银在输华货值中的比例也稍低，这两方面出入可能大体互相抵消。

〔44〕在对美国1805-1944年对华商品和白银输出额估算时，各家所据资料不同，其结果也稍不同，Yen-PingHao引用的是参议院档案（U.S.SenateExecutiveDocument31.19thCongress,lstSession）以及Homans所著《历史统计资料》（HistoricalandStatisticalAccount）。Morse引用的是K.S.Latourette所著的《1784-1844年美中早期关系史》（TheHistoryofEarlyRelationsbetweentheU.S.andChina1784-1844）载于"TranslationsoftheConnecticutAcademyofArtsandScience",vol,28,NewHaven1927,Cheong在其所著的“MandarinsandMerchants”（P.54）也引用相同资料。

〔45〕这个数量不包括西班牙人经马尼拉输入中国的白银。

〔46〕D.A,Brading,"MexicanSilver-MiningintheEighteenthCentury:TheRevivalofZacatecas".LatinAmericanseries,No.277.UniversityofCalifornia,Berkeley,Reprintedfrom"TheAmericanhistoryReview,vol,L.No.4.Nov..p.666.1970.

〔47〕A.Kobata,"TheProductionandUsedofGoldandSilverinSixteenth-SeventeenthCenturyJapan",in"EconomicHistoryReview,"SecongSeries,vol,18.No,2.p.247.August,1965.

〔48〕CharlesWilson,"Trade,SocietyandtheState",inE.E.RichandC.H.Wilson,eds,"TheEconomyofExpandingEuropeintheSixteenthandSeventeenthCenturies",p.511,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67.

〔49〕W.E.Cheong,"TradeandFinanceinChina:1784-1834",in"BusinessHistory'''',p.40,January,1965.

〔50〕J.m.Scott."TheWhitePoppy:AHistoryofOpium",p.5,London1969.

〔51〕"ChineseRepository",vol,5.p.546,April,1837,Morse,"TheInternationalRelationsoftheChineseEmpire",vol,1.p.173,Shanghai1910.

〔52〕Prichard,"CrucialYears",p.143.

〔53〕Morse,"Chronicles",vol,2,p.95,100,118,135.

〔54〕M.D.NathanAllen,"OpiumTrade",p.12,reprintedinBoston1973.

〔55〕Prichard,"CrucialYears,"p.217-218.

〔56〕"ChineseRepository,"vol,3.p.238,Feb,1837.

〔57〕CarlA.Traocki,"OpiumandEmpire:ChineseSocietyinColonialSingapore,1800-1910'''',p.53-55,CornellUniversityPress1990.

〔58〕Allen,"OpiumTrade",p.10.

〔59〕"ChineseRepository",vol,5.p.546-547,April,1837.

〔60〕Dulles,"Old,ChinaTrade",p.115.

〔61〕〔62〕Morse,"InternationalRelation",vol1.p.238.

〔63〕TylerDennette,"AmericansinEasternAsia:ACriticalStudyofUnitedStates''''PolicyintheFarEastinthenineteenthCentury'''',NewYork1992,reprintedin1963p.115.

〔64〕Dulles,"Old,ChinaTrade",p.147.

〔65〕Dennette,"AmericansinEasternAsia",p.115,120.

〔66〕Dulles,"Old,ChinaTrade",p.147.

〔67〕Dulles,"Old,ChinaTrade",p.148.

〔68〕严中平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第11页，北京，1955年版。

〔69〕Morse,"IteratioalRelatios",vol,1.p.238-240.

〔70〕Dulles,"Old,ChinaTrade",p.147.

〔71〕Morse,"Chronicles",vol,3,p.54-56.

〔72〕御使章沅奏折，《史料旬刊》第9期，天字第311页。

〔73〕《林文忠公政书》，《湖广奏稿》卷5，第11页。

第5篇：贸易结构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本文通过分析中国与东盟之间贸易商品构成发现，双方总贸易额的增长伴随着半成品在总贸易中比重的不断上升和制成品比重的不断下降。其次，本文分析了双方贸易在世界整体、美国、日本和欧洲的竞争商品种类，发现双方的竞争商品结构与相互贸易结构及产业内贸易指数比较高的商品的结构非常类似。这说明双方间的竞争仍然处于比较低的层次，而这种低层次的竞争导致了双方贸易条件的恶化。 论文关键词：中国；东盟；半成品比重；竞争商品种类 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与东盟的政治互信不断增强，经济交往日益密切，合作越来越富有成效。目前，东盟已成为中国第五大贸易伙伴，中国是东盟的第六大贸易伙伴。2001年协定的中国——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也于2002年11月正式启动。在今年10月举行的中国东盟第七次会议上，中国正式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这些都是双方关系不断深化的表现。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与东盟之间的竞争关系二十几年来一直是影响双方合作的一个重要障碍，也一直是政治家和学者们争论的一个热点问题。从“中国贸易出口的扩大是否会减少东盟国家的出口”到“中国是否在抢东盟 的外国直接投资”，从“东南亚金融危机是否源于中国1994年的汇率调整”直到现在十分热门的“人民币升值论”，都涉及两者之间的竞争问题。这些是经济问题，但同时也是政治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势必会对双方在21世纪的政治经济交往产生严重的不良影响。 在学者们的研究中，竞争与互补是两个热点问题。在研究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从一个新的角度分析了中国与东盟间贸易合作与竞争的有关问题。因此，该研究不但在理论上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实际问题的分析及政策制定也很有价值。 二、双方相互贸易的特点 1． 相互贸易的高增长性。 近年来，中国和东盟的双边贸易增长速度很快，自20世纪80年代起双边贸易年均增长20％，自1995年以来，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额年增长速度均超过15%。2000年，在金融危机结束不久后，中国—东盟贸易额达到创纪录的395.2亿美元，比1996年中国成为东盟全面对话伙伴国时翻了一番。现在东盟已经成为中国第五大贸易伙伴，而中国则是东盟的第六大贸易伙伴。 2． 商品结构中制成品比重在下降，而半成品的比重在上升。 这里所指的商品结构是指在总出口商品中半成品与制成品的比重。这种分类有助于更好分析双方贸易内容，还可以分析双方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及相互关系。 总起来说，由于都是经济增长迅速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同时有先进与落后两种特征，即商品种类高级化与实质的低层次并存。所谓商品种类高级化是指中国与东盟的贸易商品种类中自然资源及原料的比重在不断下降，而工业制成品的比重在不断上升。而所谓的实质上的低层次是指双方的贸易商品中半成品的比重较高。 从1995年~1999年，中国到东盟的总出口商品中，制成品的比重从43.40%下降到32.97%，而半成品的比重从56.40上升到67.19%，在东盟到中国的总出口商品中，制成品的比重也在下降，从40.53%变成37.16%，半成品比重从59.47%进一步增加到62.84%。从中可以看出，在双方的贸易商品中，有一半以上是半成品，而且半成品的比重还在进一步增加。 再从各具体产业看，在1995年，中国只有纤维产业及装置型产业出口商品的半成品比重超过50%，但到了1999年，初级产品产业、纤维产业、装置型产业、耐用消费品产业及生产资料产业的出口产品半成品比重均超过了50%。东盟在1995年的除耐用消费品产业外，其他产业的半成品比重均超过了50%，有的还相当突出，如纤维产业的半成品比重竟然高达91.67%。尽管基数很高但到了1999年大多数产业的半成品比重还是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这一现象可从双方国际分工中所处的地位来加以解释，双方都是所谓的东亚“雁型模式”中最后的一环，在双方的经济发展中都大量接受了日本及其“四小龙”的投资，成为受这些国家支配的国际产业生产组装业务中的一环。因此更多的为这些国家的跨国公司生产中间品，最后将这些中间品在跨国公司的调配下来出口到其他国家。这样表现在双方的贸易出口中就是半成品的比重很高。 三、中国东盟贸易竞争的低水平性 在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经济贸易关系上，二者是竞争也是一个热门话题。许多学者 用不同的方法对双方的竞争关系进行了分析。本文则从双方在主要出口市场上的产品重叠来进行分析的。 中国与东盟的竞争之所以如此激烈，内在原因在于双方有着相似的资源禀赋、相似的历史背景，从而导致双方竞相采用相似的以外贸出口为特征的工业化策略，在发展过程中有均吸收了许多外国直接投资。直接原因在于双方出口的产品种类很相似， 同时主要出口市场重合，二者都以美、日、欧等为主，出口区域都较窄。 表1考察了双方在整个世界市场及美国市场、日本市场、欧洲市场上出口居前十位的产品种类。从表中可以发现，85类电机、电器设备、机器零件及84类核反应堆、锅炉、机器、机械器具机器零件都是双方的最主要出口产品，在各自出口中占有很高的比例，不论从整个世界看，还是从美国、日本、欧洲市场看均是如此。其他产品的竞争相对于上两类则轻一些，如62类非针织或非钩编的服装、61类针织或钩编的服装、27类矿物燃料，矿物油及其蒸馏产品等。主要出口商品的高度重叠，使得双方的竞争十分激烈。 但这些机电产品并不能被简单认为是高技术含量产品，如前所述，由于加工贸易的存在，这些产品真正的技术含量并不高，因此仍应该被认为是低技术含量的产品。 因此可以说，双方之间的激烈的竞争实际上是一种低技术含量产品的价格竞争，是一种低水平的竞争。这种低水平竞争非但不能提高效率，反而会对效率产生负面影响。价格竞争首先导致出口产品价格下降，进而使得贸易条件恶化。这又使得国内企业的效益下降，可用于科研、技术改造、产品创新的资金减少。从而产品技术含量得不到提高，缺乏特色的问题也无法解决，最后为了扩大出口，不得不仍旧采用价格竞争的方式。从而二者在国外市场的低水平竞争更加激烈，双方贸易条件都发生恶化。不仅如此，如果一味采用价格竞争的手段，还会面临国外反倾销制裁的危险。同时，在发达国家越来越高的“绿色壁垒”面前，如果不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即使不被反倾销制裁，也很难打入国外市场。低水平的竞争只会使双方都遭受很大的损失，而不会对本国福利和竞争力产生促进作用。竞争的越激烈，对双方的损害也就越大。 四、结论 本文通过对中国东盟间半成品的在总贸易中比重的不断上升和制成品比重的不断下降。这反映出双方比较高的产业内贸易不是基于产品差异化而是源于双方在国际分工中处于同一层次，在国际产业转移处于同一阶段。其次，双方贸易在世界整体、美国、日本和欧洲的竞争商品种类，发现双方的竞争商品结构与相互贸易结构及产业内贸易指数比较高的商品的结构非常类似。这说明双方间的竞争仍然处于比较低的层次，而这种低层次的竞争导致了双方贸易条件的恶化。 从东亚发展模式看，传统的雁型模式——一种垂直分工体制已不再适合各国的国情，逐渐被各国摈弃，逐步走向瓦解。欧盟各国一体化市场的表明，建立在高水平横向分工基础上的市场扩展，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面对和国际分工新潮流，东亚区内分工模式有必要进行相应的转变。这具有许多有利条件，但也有许多的困难。能否成功，不仅取决于经济因素，也取决于各国的政治态度以及美国等外来势力的政策。

第6篇：贸易结构论文范文

[摘 要] 国际贸易基础是国际产业分工，一国对外贸易基础依赖于其要素禀赋。从要素禀赋结构变化来看产业的发展趋势，进而研究对外贸易的方式的转变的规律以及其必然性，论证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可能性。 【论文关键词】 对外贸易方式 要素禀赋 产业基础 加快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是可持续发展大计的具体形式，是加快对外贸易发展的必由之路。这就要求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要求认清产业和对外贸易发展的关系及其发展规律性。 1.贸易增长方式的含义。对外贸易增长方式可以简单理解为一国对外贸易的量的增长和质的增长这两种不同方式。量的增长表现为单纯外贸进出口总额的数量上的扩张，出口结构不合理，国际分工地位低，可能以较大的投入和资源的浪费为代价，且贸易利益和国民福利增加的效果不佳。总之量的增长是一种粗放型的增长。 2.贸易增长方式演进的一般规律。贸易增长方式的演进规律可以用贸易四阶段论来表述:贸易四阶段论很好的说明了贸易增长方式的一般规律，它是关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对外贸易商品结构的演变主要依赖于它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的理论。它认为，一国的比较优势会由初级产品依次向劳动密集型工业制成品和资本、技术密集型工业制成品转移。 3.贸易增长方式的产业结构基础及其相互关系。产业结构对贸易结构具有决定作用。按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建立在要素禀赋基础上的产业结构决定了比较优势结构，比较优势结构又决定了贸易增长方式。 从出口方面看，生产结构向高级转换，会带动出对外贸易方式的质的提高。从进口方面看，国际分工发展的结果，使一国生产越来越依赖国际市场。由此，国际贸易己成为生产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生产结构决定了进口结构。 一、目前我国的对外贸易增长方式 目前，加工贸易出口总额已经占对外贸易出口总额的60%，已经超过一般贸易成为我国贸易出口的主要方式。发展加工贸易符合我国要素禀赋结构，密集使用廉价劳动参与国际分工，利用比较优势参与国际贸易并从中获益，增加了劳动者的就业和收入。但同时生产扩张过分依赖廉价要素的投入的增加，结构不合理，增长方式粗犷，经济效益低，能耗多，污染重;而且我国以廉价劳动承接的这些加工贸易普遍技术落后，效益差，位于“微笑曲线”两端的低附加值部分。 服务贸易在23年间增幅达35倍，年平均增长16.92%，大大超过了中国同期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而且服务贸易逆差自1999年首次降至94亿美圆，可以说服务贸易较过去在不断发展，这是事实。但是同时事实还有另一面，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发展不协调，形成了“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发展形态，还表现为2005年我国货物贸易额达14219.1亿美元，服务贸易额为1582亿，服务贸易占贸易总额的10.9%，这个比重低于19%的世界平均水平，服务贸易的发展空间很大。但服务贸易的发展的不平衡却让我们看到了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现实途径。 产业产值上，服务业和制造业已非常接近。为什么贸易上差距如此之大？原因是我国服务业能够出口的服务大多附加值低，属于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壮大的同时并没有让服务产品有更多的国际市场空间，出口的服务创造的价值也低。产生诸多问题的加工贸易能否向集约型的服务贸易转变，下面从产业的要素供给角度分析问题。 二、基于要素的产业结构基础分析 分析服务贸易和加工贸易的产业基础着手，两个要素资本（K）和劳动(L)，要素只在两个行业间流动，假设服务业和制造业分别有一个生产函数Fs和Fm。为了分析服务业和制造业间的要素流动以及要素价格发生变化对产业发展的影响，为了方便分析问题假设:资本和劳动的总量不变，技术不变，现实中的要素的增加减少抽象为模型中要素价格的下降和上升。 如图1所示，制造业和服务业在各自的约束条件下选择最优的生产，m约束表示的是制造业的约束条件，s约束表示的服务业的约束条件，这里的约束可以理解成是行业在一定时间内所能整合的总的资源，或者是发展经济所付出的成本在一定时间内是一定，可以是环境成本，可以是资源成本，也可以是一定时期内的发展规划的约束。Fm=ym表示的是制造业产出是ym的等产出线，Fs=ys表示的是服务业产出为ys的等产出线。资源数量某时期一定，形成均衡状态，劳动力和资本得到充分利用，制造业和服务业最优化生产。在(K’m，L’m)点时形成新的均衡。从(Km，Lm)到(K’m，L’m)均衡位置的转移表现了服务业吸 收要素，发展壮大的趋势。制造业产出水平有下降的趋势，而服务业有产出水平上升趋势。 三、结论及建议 1.从要素禀赋理论以及运用最优规划模型能够得出制造业的资源向服务业转变的趋势，国家产业部门应该促进这种趋势的进一步发展。改变制造业的增长方式和发展现代服务业是题中之意。 2.转变制造业的粗放型的增长方式，着力发展技术含量高的高技术制造业，对于资源浪费型的产品要严格限制，加工贸易产品从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 3.服务业的发展要靠制造业和服务业的配套，同时促使产业升级加快其进程，服务业中的高技术和高知识密集型产业依赖于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加快技术引进，合理配置各种生产要素，提高经济效益是服务业和制造业共同发展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刘志彪.发展现代生产者服务业与调整优化产业制造业结构[J].南京大学学报，2007(4） 张二震:国际贸易学[M].南京大学出版社.第三版

第7篇：贸易结构论文范文

当国内有些军工企业还在疲于转换机制和扭亏为盈时，周边环境已经推着这些企业必须迈出新的步伐，在加快军工企业改革的同时，适时地研究和调整企业发展战略，在不可避免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中，调整国内军工企业，拓宽民品开发的路子，在开发生产成套设备产品的同时，积极开展对外加工贸易，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尽快提高军工企业参与国际竞争、适应国际分工、占领国际市场的能力。

一、加工贸易是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的重要链条

从一般意义上讲，对外加工贸易是指一国从国外进口主要原材料、零部件，在国内加工、装配后再出口的一种贸易方式。在发展中国家，加工贸易通常是外国企业以合资、合作方式，把某些生产能力转移到东道国，或者利用东道国的已有生产能力为自己加工、装配产品，然后行销到全世界各有关地区的一种贸易做法。我国加工贸易的发展，是参与亚太区域乃至世界产业分工的重要链条，符合当今世界贸易发展的潮流。例如发展“两头在外”的轻纺、机电产业，通过对外加工贸易扩大了出口，适应了国际市场，有力地增强了国际竞争能力；同时也加快了国内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的进程。

我国航天系统对外加工贸易的发展显得不太平衡，地处内陆的企业发展比较缓慢，而地处沿海的企业，有的已通过对外加工贸易形成产值数亿元的规模。例如八院的上海仪表厂，就是抓住了日元升值、日本企业急于寻找海外生产厂家谋求发展的机遇，同美能达公司签订了多批合作生产复印机组件的合同，第一年产值就达1亿多元，第二年接近3亿元，出口创汇达2500万美元，产品直接销往欧美等国家。这在当今不少国有大中型企业举步维艰的情况下，无疑是一个奇迹。上仪厂通过对外加工贸易，不仅使企业生产经营快速增长，而且还通过组织结构和产品结构调整，建立了一家新的专门发展对外加工贸易的企业--航仪控制工程有限公司。这就是抓住了国际产业分工的机遇，通过对外加工贸易有力地激活了企业，同时增强了军工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

二、加工贸易的结构已发生很大变化

从加工贸易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加工贸易是我国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的重要一环，符合当今世界贸易发展的潮流。加工贸易的发展实际是我国通过对外开放承接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转移出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某些中等技术产业，充分发挥了我国的优势，包括廉价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成本低廉、以及有一定工业和技术基础等，加快了国内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的进程，增强了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90年代以来，我国加工贸易的结构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外商投资的合资企业逐步取代了小型企业和乡镇企业，成为加工贸易的主体；二是加工贸易产业结构也在发生变化，由过去的劳动密集型为主导，逐步向技术、资金密集型产业发展；三是加工贸易的技术档次在逐步提高，出现了一批批技术先进、规模领先的大型项目；四是加工贸易企业相互之间的配套程度在提高，不少企业使用国产原材料和国产零部件的比例在不断提高，加工贸易与国内产业的协作联系正在加强。从这些情况看，加工贸易升级的步伐在明显加快，今天的加工贸易同改革开放初期的加工贸易已产生了质的差别。事实上对外加工贸易已成为我国现代工业生产和流通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加工贸易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加工贸易迅速发展后，其经营格局对海关监管和整个经济管理形成了日益严峻的挑战；二是加工贸易的外向循环与国内产业的循环，未能形成有机的联系，因此制约了加工贸易对国内产业带动作用的发挥；三是走私漏洞现象增多，这对国内的生产经营和市场竞争，都形成了不小的冲击。因此，置于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大背景下来认识加工贸易，并在此基础上理顺加工贸易的政策，加强和改进加工贸易的管理，仍是当前一项紧迫的任务。

三、加工贸易将发展到一个高级阶段

从当前世界贸易的发展趋势看，经济全球化的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加快，必将推动全球加工贸易以更大规模、更高水平，并在更大范围得到发展，并有可能成为未来国际贸易的一种主要方式。当前，发达国家高新技术产品贸易发展迅猛，高新技术产品贸易的增长速度已大大超过其他非高技术制品。高新技术产品的部分加工组装业务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速度也在不断加快。

发达国家在高新技术研究与发展领域的突出优势，不仅将加剧其产业向国外转移的过程，并且也将以具有较大接纳能力的市场，作为其转移的目标。在这个发展趋势中，中国将成为未来高技术产业结构转移的主要目标。其次，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具有成熟技术的产业，也将逐步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在我国加入WTO以后，对外加工贸易将会获得进一步发展，机械、电子、石油化工、汽车、建筑等支柱产业，以及信息、生物工程、新材料、核能、航空航天、海洋工程等高新技术产业的加工贸易，均会有一个长足的发展。

像日本与韩国等国家一样，我国的加工贸易今后必将经历一个从初级形式向高级形式发展的过程，在加工贸易内涵、市场营销和科研开发等环节，不断优化和升级。实现这个转变，需要一系列政策保障，特别是外贸制度与政策环境面临重大抉择。其中国有企业(尤其是军工企业)经营机制难以适应

激烈的国际竞争需要，自主技术开发能力和国际市场营销能力极为薄弱的状况，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改变。

第8篇：贸易结构论文范文

关键词：出口贸易结构问题优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快速增长，去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量超过14000亿美元，同比增长超过23.2%。其中，出口7620亿美元，增长28.4%，实现贸易顺差110.1亿美元。目前，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继美、德之后的第三大贸易国。平稳而且快速增长的出口贸易，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我国出口贸易结构的主要特点

1.从出口商品结构上看，我国工业制成品在出口中的比例不断上升，但高技术产品的比重仍然偏低。改革开放后，工业制成品在我国出口中的比例逐步上升，技术含量较高的高新技术产品一直是拉动中国对外贸易出口快速增长的主要商品。2005年我国工业制成品出口总额达7,129.6亿美元，同比增长29.0％，占出口总额的93.6％，成为我国出口的主导产品。高技术产品出口额为2,182.5亿美元，同比增长31.8％，仅占出口总额的比重的28.6％。据世贸组织（WTO）统计，早在2000年，世界前十大出口国和地区的产品平均高新科技含量已达40％。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在工业制成品中所占比重偏低。

2.从贸易方式上看，加工贸易仍然是我国产品出口的主要贸易方式，但出口效益不高。我国出口效益不高，这种低效益是由于我国出口大部分为加工贸易出口。近年来，加工贸易一直占我国出口总额的一半以上。2005年加工贸易额为4,164.8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54.7％。我国出口规模的扩大主要是靠大量低附加值的初级加工制成品的出口，出口商品中技术含量高和附加值高的产品的比重偏低，特别是机电产品出口额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3.从出口贸易国别结构来看，出口市场过于集中。2005年,我国前四位出口市场是美国、欧盟、中国香港地区和日本，其总和达到了出口总值的67.6％。其中，美国占21.4%，欧盟占18.9%，中国香港地区占16.3%,日本占11%。由于香港主要以转口贸易为主，其中又以转口到美国、欧盟和日本为主，因此，我国的主要出口市场集中在美国、欧盟和日本。

4.从出口主体类型来看，私营企业上升较快，外资企业仍占主体。2005年，我国私营企业的出口激增，同比增加62.1％，但只占出口总额14.7%；外资企业同比增加31.2%，占出口总额的58.3%。从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来看，外资企业占88%，部分行业的核心技术和产品被外资企业所垄断，我国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对外资企业的依赖程度相当高。

二、我国出口贸易结构的问题

1.出口商品结构还是比较低级，没有摆脱依靠低成本竞争的老路。虽然工业制成品出口的比例已占有绝对的优势，但是高技术产品的比例仍然偏低。我国工业制成品主要依靠大量的资源投入和低廉的价格优势来扩大市场。这不但会导致能源浪费、环境破坏、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同时随着我国劳动力等成本的上升，低级的产品结构将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不利的地位。2.加工贸易仍以初级形式为主，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品比重偏低。加工的多为劳动密集型产品，产品的加工过程短，加工深度不高，产业关联性偏低，产品附加值偏低。这表明，我国承担的只是这种高技术产品增值链条中附加价值较低的加工组装环节，我国在高技术产业的国际分工体系中还处于较低层次。

3.出口市场过于集中，贸易风险较大。出口市场主要集中在美国、欧盟和日本三大地区。出口市场过于集中，将带来东道国贸易失衡、加大国内就业压力等问题，是引发贸易摩擦的重要原因。

4.外资企业的出口份额占主体，一定程度上挤占了我国民族企业的发展空间。外商直接投资带来了技术进步，但主要是一般技术进步，而不是先进技术进步。外资企业垄断核心技术，主导了我国高技术产品的出口。跨国企业到我国投资办厂，主要是利用我国的成本优势和巨大的市场，凭借着品牌优势和技术优势，挤占了我国民族企业的利润和生存空间。

三、优化我国出口贸易结构的对策

1.充分发挥我国的劳动力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助于解决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金缺乏问题和劳动力过剩的问题。同时，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和高技术含量，增强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2.实施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吸引跨国公司把高技术水平、更大增值含量的加工制造环节转移到我国，提高管理水平，引导加工贸易企业加强企业配套，逐步从代加工向设计和自创品牌发展；引导加工企业根多采用国产料件，延伸产业链条；加强对加工贸易的产业指导政策，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产品的加工贸易。

3.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保护和巩固已有市场，积极开辟新的海外市场。我国与东南亚、非洲、南美、中亚等地的国家经济互补性较强，具有了技术、资源方面一定的比较优势，而我国现代化所需的能源、原材料等正式这些国家的优势所在。因此在这些国家实施有效的海外投资带动战略，既有利于扩大我国的出口市场，减低外贸风险，实现“边际产业”的国外转移，又有利于利用海外资源满足国内生产需要。

4.合理引进FDI，提高民族企业的技术水平。引导FDI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型、知识含量高和资本密集型领域转变。从注重数量转向注重使用的质量，并合理制定优惠政策引导外商投资在地区结构、行业结构和单位面积投资密度的优化。通过FDI的“溢出”效应，提高行业技术水平，带动民族企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财务司网站:/tongji.shtml

第9篇：贸易结构论文范文

摘要 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厦门对外贸易结构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但是，在大力发展对外贸易，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同时，贸易结构上的不尽合理及其存在的其他潜在问题，也随着厦门贸易地位的上升而逐渐显现出来。本文通过对厦门外贸结构的现状分析，提出了厦门对外贸易结构优化的目标取向，以利于更好地认清对外贸易形势，更好地指导和促进对外贸易又好又快地发展。文中着重从3个方面对此进行了分析研究。首先，对厦门对外贸易结构变化特点进行分析；其次，指出了当前厦门外贸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最后，就厦门对外贸易结构调整思路，提出了对策建议。 关键词 外贸结构；特点；问题；对策 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和厦门新一轮跨越式发展的需要，近几年来，厦门市按照中央提出的“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增强国际竞争力”的统一部署，大力发展对外贸易，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2006年，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300亿美元大关，外贸总量占全省的52.3％。随着厦门对外贸易迅速发展，对外贸易结构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就其不足方面而言，贸易结构上的不尽合理及其存在的其他潜在问题，随着厦门贸易地位的上升而逐渐显现出来。鉴于此，本文通过对厦门对外贸易结构现状分析，提出了厦门对外贸易结构优化的目标取向，以利于更好地认清当前形势，指导和促进厦门市对外贸易又好又快发展。 一、厦门对外贸易结构变化特点 对外贸易结构是指构成对外贸易活动的要素之间的比例关系及其相互联系，它包括对外贸易商品结构，对外贸易方式结构，对外贸易模式结构，对外贸易区域结构等。改革开放特别是近几年来，厦门市大批贸易型企业正在转向工贸结合；创品牌、搞研发成为相当部分企业的自觉行动；不少企业开始结合厦门的口岸优势，发展现代贸易服务业，外贸结构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 1、出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工业制成品在出口商品中所占的比重，是衡量一个国家(地区)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改革开放以后，厦门同其他贸易伙伴组织一样，采纳和推行了出口导向战略，极大地促进了厦门市工业制成品出口，使工业制成品出口有了长足发展，工业制成品与初级产品之比达到93：7。这一比重不仅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60：40的平均值，也高于发达国家或OECD成员国80：20的平均值。 2、出口市场结构进一步合理化。随着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出现，国际间贸易摩擦和贸易纠纷不断增多。为应对这一复杂局面，化解国际贸易风险，厦门市积极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不断拓展贸易空间，新兴市场出口增势强劲。2011年，厦门市对新兴市场、重点新兴市场的出口增幅分别达到82.84％和61.98％；2005年，对北美洲出口410，568万美元，增长35.04％；对南美洲出口87，121万美元，增长28.96％；对东盟出口112，711万美元，增长31.61％。2006年，对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东盟、海湾六国、南方共同体和南部非洲五国等经济合作组织出口1，083，698万美元，增长16.50％，增幅明显高于传统和发达市场。目前，厦门市出口市场已形成以美国、日本、韩国、德国、英国、法国、荷兰、新加坡以及港台地区为重点，遍布全球的多元化格局。 3、经营主体日趋多元化。随着出口经营权的逐步放开和招商引资规模的扩大，越来越多的集体企业、民营企业和三资企业逐步加入到出口贸易队伍中来，经营主体结构形成了国有企业、三资企业、集体企业、民营企业的多元化格局。在1998年以前厦门海关的统计资料中，没有民营外贸企业的出口数据。这是因为受国家政策的限制，民营企业无法进入外贸领域，这一政策直到2000年后才开始放松。而实际上，厦门外经贸主管部门利用特区的政策优势，从1998年就开始有意识地引导民营企业进入外贸领域，到2006年12月底，厦门市已有民营外贸企业4153家，民营企业的进出口值也从1998年的4552万美元增至52.5884亿美元，增长了近116倍，成为厦门市最富生命力的外贸经营实体。 4、贸易方式多样化。改革开放之初，厦门市对外贸易方式为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和其他贸易形式比较少。近年来在国家鼓励“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的对外贸易指导思想下，厦门市加工贸易从较为单一方式逐步发展到多种方式并存。如今，以家电、电子、信息、通信、航空、化工等技术含量高的产品为主要增长点的加工贸易，已经占到出口总额的半壁江山，成为厦门最主要的贸 易方式。据统计资料表明，2006年厦门加工贸易出口87.25亿美元，占当年厦门出口总额的42.60％。从具有较高技术资金密集度的机电产品出口看，增长势头也日益强劲，高科技产品出口也呈现出可喜的增长势头。 二、当前外贸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 1、贸易顺差逐步扩大。在我国以“出口创汇”为基本贸易战略指导原则的指导下，厦门的对外贸易长期维持出口大于进口的“顺差”状态，2006年全市对外贸易顺差额达到82.25亿美元。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了扩大出口，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出口的优惠政策，如为出口企业提供优惠贷款、贴息、出口补贴、退税等，这些措施的实施使得厦门外贸出口连续20多年保持高出厦门GDP增长的速度。统计资料表明，2000年至2006年7年间，外贸顺差平均增幅为39.9％，其中最近三年的顺差平均增幅达到51.39％。但是，这种带有浓重的“重商主义”色彩的贸易增长方式带来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鼓励出口的优惠政策扭曲了经济的资源配置，也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特别是出口退税已经成为外贸发展的巨大成本和代价。另一方面，持续的贸易盈余也会使得外汇储备居高不下，对汇率稳定和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2、外贸经营主体出现两极分化。近年来，厦门市进出口规模较大企业的外贸进出口发展形势良好，对推动厦门市外贸增长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大企业进出口的良好增势与平缓的总体增势相比显示，厦门市外贸两极分化格局显现，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差距在不断加大。2006年，全市对外贸易企业5121家，其中，戴尔、太古等前50家外资企业和厦华、建发、国贸、夏新等前50家内企业进出口值占全市进出口总值的64.58％，其余5071家中小企业仅占35.42％，增幅也明显低于大企业，拉低了全市外贸整体增幅。 3、不同性质企业进出口贸易不平衡。厦门市进出口贸易中，外资企业的进出口贸易额占全市进出口贸易总额一半以上，而国有企业所占比重小且不断下降。2006年，厦门市外资企业出口1，178，964万美元，占全市出口总额的57％；国有企业出口289，781万美元，仅占14％，而且，还呈现出口靠内资、进口靠外资拉动的格局。2006年，厦门市内资企业出口87.2亿美元，同比增长33.2％，高于全国5.7个百分点；外资企业出口117.9亿美元，同比增长10.0％，远低于全国26.9％的增长水平。进口则正好相反。内资企业进口全年累计增幅仅5.4％；外资企业进口增幅为10.2％。这种不同性质企业进出口贸易不平衡的局面已持续多年。 4、加工贸易增速缓慢。2005年，厦门市加工贸易进出口增速仅17.6％，比全国平均增速低了7.7个百分点。其中出口低了10.3个百分点，进口低了4个百分点。2006年，厦门市加工贸易增速进一步放缓，出口增速仅7.0％，进口增速仅6.1％，远远落后于全国平均17.4％的增速。 5、对台贸易优势弱化。改革开放以来的很长一段时期，厦门利用自身的对台优势，努力发展对台经贸，取得了很大成绩。但近年来，厦门的对台经贸优势正在丧失，面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一是对台进出口增幅低。从2002年起，厦门市对台进出口额增幅逐年降低，2006年，对台进出口21.0454亿美元，增幅为－0.97％，比同期全市进出口增幅低了15个百分点，比全国同期对台进出口的增幅低了近19个百分点，而且对台进口额还出现负增长。二是比兄弟省市对台进出口贸易发展慢。2006年，许多兄弟省市对台进出口增幅高于厦门市，厦门周边地区与台湾地区金马澎直接经贸往来也走到厦门的前面，厦门市在省内对台贸易的龙头地位逐渐丧失。 三、厦门对外贸易结构调整的对策 1、重视外贸增长方式转变。因为人民币升值、美国次贷危机等因素影响，厦门应该是注重外贸增长方式转变，强化企业自身品牌战略的时候了。厦门外贸要摒弃那种不惜代价追求扩大出口的传统战略，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依靠科技进步走内涵式发展之路，尽快实现从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转变。同时，修正或取消不合时宜的出口鼓励政策，从出口创汇型的指导政策向出口创利和维护公平贸易环境的外贸指导政策转变，着重开发新产品、新款式和采用新技术、新工艺生产的商品，使出口贸易增长由主要依靠价格竞争、数量扩张及片面追求速度转向提高质量、效益和优化结构的方向上来，以实现厦门市对外贸易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2、加快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厦门应根 据国内产业升级的需求，对加工贸易商品分类目录作动态调整，引导加工贸易向高技术、高附加值方向发展。同时，要以改善外商投资软环境为重点，完善吸引外商投资的法律法规，引导跨国公司把更高技术水平、更大增值含量的加工制造环节和研发机构转移到厦门市；要大力推动国内企业的加工贸易更多地进人先进制造技术和新兴制造业领域，重点发展电子信息技术和新材料、环保型高新技术产业的加工贸易；进一步优化加工贸易产业结构，提高传统加工贸易产品档次和附加值，增强开拓市场、技术创新和培育自主品牌的能力，扩大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全面提高出口竞争力。 3、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服务贸易是现代经济中最具增长潜力的领域。厦门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的严重失衡，已使货物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受到贸易服务业或贸易支援业发展不足的制约。同时，片面追求货物贸易的数量型增长也受到了资源及外贸易环境的约束。因此，协调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发展的关系，拓展对外贸易新的比较优势，积极发展传统与现代服务业，已成为提高厦门市货物贸易出口效益的必由之路。要加强政策协调和指导，普及服务贸易知识，开展多层次、多领域的服务贸易培训；在巩固货物贸易优势的同时，制定鼓励政策，大力扶持文化产品出口；建设服务外包示范园区和国家服务外包培训中心，培育和壮大服务外包主体，打造服务外包龙头企业；高水平搭建国际会展平台，办好已形成的品牌展会，积极引进世界著名会展机构来及办展，推动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相互促进、竞相发展的新格局加速形成。 4、加大科技兴贸力度。近年来，厦门市加大了科技兴贸的力度，高新技术产品已成为厦门市外贸发展新的增长点。但是，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规模及其在厦门市外贸中所比重来看，仍未成为出口贸易的主导产品。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在于，企业长期实施粗放性经营，导致利润率不高；缺乏长远发展理念，不重视也无力进行技术研发，致使技术发明与技术创新严重不足。只有实现对外贸易的质量效益增长，才能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研发资金的投入力度，促进技术发明及技术创新，推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品出日发展。在此基础上，逐步走上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长带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促进出口贸易整体竞争力提高的良性循环轨道。这样，才能逐步实现十六大提出的新兴工业化，即“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 5、进一步扩大对台贸易。发挥厦门特区的优势，在对台贸易方面有更大作为，既是党中央、国务院赋予厦门经济特区的历史使命，也是当前厦门外贸发展所面临的现实要求。要营造良好的对台经贸环境，加强对台经贸的政策引导，积极拓展两岸贸易渠道。一是要充分利用“投洽会”、“台交会”等载体，延伸展会的活动内容，扩大展会的联系作用，加大两岸经贸界的交流和交往。二是鼓励企业“登台”寻找商机。多组织赴台经贸团组，让更多的企业赴台寻找商机，开拓市场。三是加快发展与金门的经贸往来和合作。继续支持并推动对金门直接货物贸易，促进货物从金门中转台湾或出口。四是采取积极措施吸引台资在厦门设立贸易型公司。大陆即将开放外贸经营权的政策已引起一些台湾中小企业的关注，不少台资企业已不再大规模投入资金在大陆建厂，而准备转型进入外贸领域。所以，应抓住先机，制定可行的操作办法，利用多种渠道扩大宣传，吸引台资到厦门设立贸易型企业。 6、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创新金融服务举措，着力解决外贸企业融资难问题。如，采取贴息和资助办法，鼓励外贸企业开展出口退税质押贷款；开展进出口信用保险保单融资以及国际保理和出口押汇业务。鼓励金融机构制定并实施适应外贸企业特点的信用评级办法，确定服务外贸企业的专业担保机构，疏通外贸企业融资渠道。鼓励商业银行创新产品，进一步丰富中小外贸企业抵押、质押等小额贷款业务。加强组织引导，鼓励外贸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开展创业融资、股权融资、中小板上市等直接融资业务；鼓励外贸企业发行集合企业债券，拓展融资渠道。各金融机构应针对当前汇率市场变化情况，围绕外贸企业不断推出规避汇率风险的新产品。 7、积极扶持中小企业发展。要努力营造有利于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环境，增强对中小企业的政策扶植。加大对中小企业财税金融支持力度，引导中小企业在技术、管理和制度上的创新，提高中小企业自主创新和市场竞争的能力，充分发挥外贸发展资金的引导作用，鼓励中小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发展出口。对中小企业境外推销、境外商标注册、出口产品研发、产品境外认证和投保出口信用险等 给予扶持；对中小企业参加应对“两反两保”(即反倾销和反补贴、一般保障措施和特别保障措施)及贸易壁垒培训给予支持；对利用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开展对外贸易的中小企业给予扶持；在“广交会”、东盟博览会等境内外大型展会的展位分配上继续向中小企业倾斜；鼓励外贸专业公司帮助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推动中小企业做大做强，保持可持续发展，为厦门市的外贸及整体经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