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他社活动总结精选(九篇)

第1篇：吉他社活动总结范文

论文摘要:阐述了安东尼·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的针对性，认为他的结构化理论是他的“双重解释学”的具体运用，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是其结构化理论所要给出的最终答案之一。吉登斯的理论缺乏某种系统性，给人的印象是众多概念的堆积，这些概念所形成的命题没有内在的必然性。他赋予了“结构”及“结构化”概念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含义，但没有说明这两个概念在内容与形式方面何以能够统一。

英国当代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可以说是一位划时代的社会学理论家。他提出的结构化理论，启发人们从新的视角来审视个人与社会、能动与结构之关系，在社会学研究中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在社会学发展史上，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主要有两种相互对立的取向，即方法论的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吉登斯不满于传统社会学流派对上述关系的割裂，认为在生活世界中社会系统与个体行动是非常自然地结合在一起并形成互动，在社会学理论中不应将它们割裂开来。

一、结构化理论的针对性

要认识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必须首先了解他的“双重解释学”。“双重解释学”是吉登斯关于社会学元理论问题的一种表述，其基本涵义是:社会科学观察者必须从解释学角度掌握生活的各种描述，然后将这些描述转化成社会科学的话语范畴，这些话语范畴同时也为普通的行动者解释与掌握，并重新纳人到社会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中。

吉登斯深刻地探讨了作为结构化理论前提的社会学元理论的核心问题，即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异性，批判了社会学中从孔德到涂尔干等人形成的“自然主义”和“功能主义”倾向，在解决生活世界与社会科学专业性世界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科学的基本性质与任务等问题上，提出了“双重解释学”。以此为出发点，通过广泛的批判、借鉴其他社会学流派以及心理学、历史学、地理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形成了他的结构化理论。“双重解释学”划清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本质差异，指明了社会科学的实践内涵及与日常生活世界的紧密的互动关系。

与自然科学的“技术性”应用比较起来，社会科学的发现似乎只具有较少的原创性。但吉登斯认为，这并不能说明社会科学较之于自然科学不重要，相反，正是因为社会科学具有本质上的实践性品格，所以它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某种持续不断的过程，因为它参与到了社会生活的反复不断的建构过程中。比如没有社会科学“”、“民主”等现代概念，现代国家是无法想象的。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针对社会学传统中的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努力实现二者的统一。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或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是传统社会学理论中两个相互对立的方法论研究取向。秉承孔德“社会物理学”研究理路，迪尔凯姆认为，社会学应当而且能够像自然科学那样研究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他称这样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为“社会事实”(socialfact)。在迪尔凯姆看来，“社会事实”具有客观性、强制性以及社会性。而在吉登斯看来，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及其理论传统，对社会学来说本身就是错误的，它们仅仅是哲学二元论思维方式在社会学领域里的一种深层反映。因此，这样的社会学方法论必然无法解释、说明和把握社会的真实结构，必须用一种新的社会学理论去超越上述方法论的对立。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也是针对帕森斯、墨顿等人的功能主义社会学方法论的。他试图努力打破功能主义神话，在关注社会宏观结构中实现宏观与微观的有机整合。其实，针对社会学方法论中的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二元论研究倾向，很多社会学家表示出越来越多的不满，试图用一种新的理论统一社会学二元论。同时，社会变迁的现实也需要对传统社会学方法论进行变革。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也针对“二战”以后欧美各国社会变迁的实际。他试图超越“左”和“右”，寻求社会变迁的“第三条道路”，以真正实现现代性的自我认同。与哲学方法论所追求的形而上学不同，社会学始终关注社会现实问题，注重“经世致用”。因此，社会发展道路、社会发展模式以及社会发展动力等社会发展问题也就成了社会学关注的对象。

二、概念建构和理论批判的结果

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中将心理学、人类学、语言学等领域的成果融合起来，构建了一些具有一定解释力的概念，并在对社会学理论内部的各派理论进行大清理的基础上形成了他的结构化理论。这一过程与他的“双重解释学”思想是有内在呼应的。

吉登斯提出了结构的二重性，进一步阐明了结构和人的能动之间的互相生成的关系。结构，一方面是人类行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人类行动的中介。在这种社会实践之中，结构实现了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这就是所谓的结构化。因此，结构并不是对人的行动的一种制约，它更多的表现为某种使动性。可以看出，吉登斯是试图重新界定结构的概念，以“二元化”来代替“二元对立”，以实现社会学方法论中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统一。

吉登斯认为，个人所生活的社会本身是丰富多彩的，其中既有社会从宏观结构层面上对个体的制约，也有个体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这两者相互统一于社会有机体中。她主张抛弃个体与社会的二元论，因此行动就必定是一个核心概念。更重要的是，行动不仅仅是个体的特性，也是社会组织或集体生活的要素。吉登斯认为:“在社会研究里，结构指的是使社会系统中的时空‘束集’在一起的那些结构化特性，正是这些特性，使得千差万别的时空跨度中存在着相当类似的社会实践，并赋予创门以‘系统性’的形式。”这样一来，吉登斯就将这样两对关系化约为一对关系—社会结构与个体行动的关系，并试图在这二者之间实现架通。他主张用结构二重性代替二元论。认为行动者和结构二者的构成过程并不是彼此独立的两个既定现象系列，即某种二元论，而是体现着一种二重性。由此，吉登斯逐渐开始撩起他结构化理论的神秘面纱。他承认结构在整体上对作为个人存在的社会行动者及其行动具有某种“强制性”和某种意义上的不可选择性，但却不像涂尔干那样，强调前者对后者具有决定性的制约作用;他承认无论思考多么宏观复杂的社会问题，都要对主体以及主体的能动性有精微确切的理解，但却不像许多解释社会学家一样，一味强调个人是社会的惟一构成要素，埋头于人的具体行为、动机而不顾整个社会系统的反应。他坚持认为在社会理论中“结构”是一个必须的概念，但他关于这个概念的观点与英美功能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中的结构概念不同。英美功能主义中的“结构”概念是作为一个“描述性”术语出现的，法国结构主义是以还原的方式来使用这个概念的。他认为“结构”概念的这两种使用方法将导致从概念上模糊能动的主体。

吉登斯认为，不应该将行动看作是分散的实体。理性、动机和意图等，不是互不联系的单个行为的总和，而是一种不间断的行动流，一个我们不断地加以监控和理性化的过程。反思性指“持续发生的社会流受到监控的特征”，反思性展示了实践将能动者与结构、主体与客体联结起来的过程。人的行动是有意图的，但结果却并非是完全可以预期的，意外后果也是行动的结果。而正是存在着意外后果，才使得社会的再生产与系统的再生产有了存在的意义，保证了社会与系统生产的非复制性，同时也可以解释人类历史不断演进与社会的变迁。因此“能动行为”和“行动”的问题就在吉登斯的整个分析中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所谓社会再生产，主要指的是行动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即双方都在场的交互作用;系统再生产则是群体和群体之间的交互作用。吉登斯希望用这两者来化解微观和宏观的对立。系统整合的机制是以社会整合的机制为前提的，时空的伸延与扩展将二者联结起来。

在吉登斯看来，社会整合主要指的是行动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即双方都在场的交互作用，也就是面对面的互动，而系统整合则是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交互作用。行动者具有反思能力，社会整合就是建立在行动者的反思性监控与互动的例行化、区域化的基础上的，行动的例行化与区域化保证了跨越时空条件下社会互动的有序完成。吉登斯认为.在前现代社会中，由于时空的有机统一以及国家和市民社会的统一，使得系统整合从属于社会整合;而在现代性社会中，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社会交往活动的扩大化，产生了时空分离以及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民族国家的兴起。在吉登斯看来，宏观社会结构的力量使得系统整合成为可能。

总之，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是吉登斯结构化理论所要给出的最终答案之一，他的结构化理论的形成是他的“双重解释学”的具体运用，即用“敏感的”概念框架来解释社会世界，而不是寻找永不褪色的规则和定律。

第2篇：吉他社活动总结范文

论文关键词：结构化；现代性；全球化

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西方社会学界出现了两种新的理论倾向，一种是新的理论综合的潮流，另一种是研究的视野不断突破民族国家的限制向全球化扩展的倾向。

近年来，在全球化的背景与语境下，有不少学者呼吁要倡导一种社会学理论研究范式的变革“面对全球化，许多宏观社会学研究仍以国家为分析单元，将国家间的互动视为世界社会的主要动态，因而已经走到认知和解释的极限，社会结构的跨国化和全球化这种本体论的转换，要求进行某种认识论的转换，”伴随着这种呼声，各种研究全球化的社会学理论也竞相登场，吉登斯结合其创建的结构化理论，将全球化与现代性的分析紧密地连在一起，认为全球化是现代性的一种必然结果，是现代性的各种制度维度在全球蔓延的结果，吉登斯用结构化理论中的时空要素的延伸机制将二者连结起来；吉登斯的这种全球化观，被认为是一种“制度转变论”。

本文试图系统评述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现代性”与“全球化”分析的内在逻辑关系，对他的理论有失偏颇的地方，也给予了几点相应的质疑。

一、结构化理论：试图超越“二元论”

一种新的社会学研究方法论在认识他的结构化理论之前，必须首先分析一下他的“双重解释学”——一种认识论，它是吉登斯关于社会学元理论问题的一种表述。

1．“双重解释学”：它划清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本质差异，指明了社会科学的实践内涵及与日常生活世界的紧密的互动关系。“双重解释学”的基本涵义是：社会科学观察者必须从解释学角度掌握生活的各种描述，然后将这些描述转化成社会科学的话语范畴，这些话语范畴同时也为普通的行动者解释与掌握，并重新纳入到社会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中。因此和自然科学的“技术性”应用比较起来，社会科学的发现似乎只具有较少的原创性。但吉登斯认为这并不能说明社会科学较之于自然科学不重要，相反，正是因为社会科学具有本质上的实践性品格，所以它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某种持续不断的过程，因为它参与到了社会生活的反复不断的建构过程中，比如没有社会科学关于“主权”、“民主”等现代概念，现代国家是无法想象的。

2．结构、结构化、结构二重性、时空。吉登斯把结构界定为规则和资源，因为规则和资源本质上具有可转换性，所以在他的笔下，结构根本就不是某种固定的东西，它只是在人使用它们的时候才具有某种意义，这和帕森斯的相对稳定、外在于人的行动的结构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结构的二重性进一步阐明了结构和人的能动之间的互相生成的关系，结构一方面是人类行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人类行动的中介，而在这种社会实践之中，结构实现了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这就是所谓的结构化；因此，结构并不是对人的行动的一种制约，它更多地表现为某种使动性，可以看出，吉登斯是试图重新界定结构的概念，以“二元化”来代替“二元对立”。

为了让结构具有更强的伸缩性，解决日常活动与更大范围的社会制度的构成问题，吉登斯将时空因素正式引入理论的分析框架中。吉登斯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时，并未夸大这种能动性，他也认为，人的活动也受到一定的客观因素的制约，而最主要的客观因素就是时间和空间。

3．行动、反思性、意外后果、区域化和例行化。吉登斯认为，不应该将行动看作是分散的实体，如理性、动机和意图等，它不是互不联系的单个行为的总和，而是一种不问断的行动流，一个我们不断地加以监控和理性化的过程。反思性指“持续发生的社会流受到监控的特征”②，反思性展示了实践将能动者与结构、主体与客体联结起来的过程。人的行动是有意图的，但结果却并非是完全可以预期的，意外后果也是行动的结果。而正是存在着意外后果，才使得社会的再生产与系统的再生产有了存在的意义，保证了社会与系统生产的非复制性，同时也可以解释了人类历史不断演进与社会的变迁。

4．社会再生产、系统再生产。所谓的社会再生产主要指的是行动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即双方都在场的交互作用，而系统再生产则是群体和群体之间的交互作用，吉登斯是希望用这两者来化解微观和宏观的对立，系统整合的机制是以社会整合的机制为前提的，时空的伸延与扩展将二者联结起来。

笔者认为，吉登斯的确进行了某种很有成效的理论综合，他敏锐地发现了位于客体主义和主体主义两极的重大理论缺陷，可是他的理论综合最终化解了这种裂痕吗?①吉登斯回避了结构与能动谁是第一位的问题，而主要从二者之间的关系人手进行分析，详细地分析了二者是如何互动的。正是这一点构成了他的结构化理论吸引人的地方。但是吉登斯否认了外部客观世界规律性，化解了“结构”的稳定性，那我们的外部世界又是从何而来，吉登斯似乎倾向于将这些问题悬置起来，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时，这些问题又是无法回避的。如果没有稳定性的“结构”的存在，那么他对现代性的几种制度维度的分析(下文还要具体讲到)又如何解释呢?如果“结构性原则”或“结构性特征”能解释现代性的制度维度，那么这岂不是帕森斯的结构观的重现吗?只不过是以一个新的“结构性原则”来代替原来的“结构”概念而已。②正如很多学者指出的一样，吉登斯的理论缺乏某种系统性，给人的印象是众多概念的堆积。他的理论的前后逻辑也存在很多值得质疑的地方。因此，吉登斯有没有解决二元对立的理论难题还有待进一步的商榷。

二、反思性的现代性

吉登斯在提出“结构化理论”的大纲之时，就试图融合反思现代性和全球化视角，这两种视角构成了他的理论具体分析运用。吉登斯用制度反思性分析现代性，时空因素同时将现代性与全球化联结起来。在这样一种解读中，吉登斯的社会学理论的整体性面貌凸现出来。

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对现代性是这样界定的：“现代性指的是社会生活或组织形式，大约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他认为当代社会不过是现代性高度发展的产物，认为我们正进入一个高度现代性的时期——反思性现代性，他将反思性看作晚期现代性的一个内在特征，并且试图用反思性现代性来化解现代与后现代之争。

1．现代性的断裂性：相对于前现代社会，吉登斯强调强调现代性的断裂特征，是与他的理论旨趣相关联的，即，要为解读现代性，特别是高度现代性，找到合适的理论思维支持，因此他在他的很著作中，不遗余力地批判了主流社会学的各种进化论思想。

2、现代性的动力机制：吉登斯用“时空分离”、“社会制度的抽离化”和“反思性的制度化”等三个因素来解释现代性的变迁动力。

前现代社会的时间总是与空间位置联系在一起的，但到了现代社会，随着机械钟的发明和使用，日历在世界范围标准化，时间从空间中分离出来了；与此同时空间与场所也出现了脱离，在场的东西的直接作用越来越为在时空意义上的缺场的东西所取代。时空的分离进一步促成了“社会制度的抽离化”，这种抽离化类型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象征符号，一类是专家系统。

现代性的反思性是制度化了的反思性，它发生在跨越时空的抽象系统再生产的层面，而不仅仅是个体行动者对共同在场的互动情景的监控，在现代性条件下，反思性由于抽象系统的发展得以制度化，与传统相比，个体行动者或社会行动者不再以本地的经验和传统为中介，而以来自不在场的专家系统的知识为中介对社会活动进行反思性监控，现代性，就在人们反思性地运用知识的过程中被建构出来。

3．多维度的现代性分析：作为对现代性的单一维度分析的挑战，他提出了一种多维的分析视角。吉登斯把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看成是现代性制度的两个不同的制度维度或组织类型；监督机器成了与现代性兴起相关的第三个制度维度，监督可以是直接的，如福柯讨论过的很多例子，像监狱、学校以及露天工作场等，更重要的是间接的监督，建立在对信息控制的基础上的监督。第四个制度性维度是对暴力工具的控制，军事力量始终是前现代文明的主要特征，然而在那些文明中，政治中心从来就不能长久地获得来自军方的稳固的支持，但在现代社会中，国家实现了在领土明确的边界内对暴力工具实行成功的垄断。

4．现代性的后果：“去传统化”、“自然的终结”和“自我认同”的改变。时空分离和脱域的制度化反思促使传统全面而快速地从现代生活中撤离，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毁灭传统”，不断被修正的科学知识成为反思的中介，习俗和日常实践受到严重的改变，它们远离地方性情景，由不在场的抽离系统主导行动。同时，反思性现代性也带来了“自然的终结”，人的生活环境越来越由先前的自然环境转变为某种反思性地制造出来的“人造环境”，人与自然的主导关系转变为人与社会为主导的关系。人类遇到的最大风险不再来自于自然，而来自于由高度现代性所带来的各种风险：经济秩序的崩溃、生态的灾难性破坏、极权的增长和核战争的爆发等。

现代性的制度化反思不仅出现在社会的结构层面，而且延伸到自我的核心部位，带来自我认同的某些变化，“在现代性的情景下，自我认同的形成越来越为行动主体的一种积极建构过程，他们依据大量来自抽象系统的知识以规划理想中的自我及其发展。”④自我反思也成为现代性制度化反思的一部分，个人的决策和行为模式受到专家知识的指导和干涉。

以上是吉登斯关于现代性分析的大致解读，同样，笔者感觉到他的某些看法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它们是：①将反思性的制度化看作是现代性的高级阶段的特性似乎有点不妥，难道在前现代社会中就没有反思性吗?现代性的反思性是制度化了的反思性，它发生在跨越时空的抽象系统再生产的层面，笔者认为在前现代社会也有跨越时空的抽象系统的存在，这种区别引起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现在的通讯与交通的便利促成了抽象系统的再生产在速度与强度方面优先于前现代社会。②对高度现代性的“断裂”特性的分析也有偏颇之处。依据吉登斯的社会变迁观，历史都是由一系列的片段组成的，每一个阶段与前一个阶段都应该具有“断裂”性，既然如此，“断裂”也就不是高度现代性的唯一特性了，历史是一系列偶然性事件的产物，而这很难解释现代性与传统的关系。③对现代性后果的分析中，吉登斯始终未对现代性造成的全球范围的区域、集团、性别和个人的不平等进行分析，而这些问题却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争鸣。“全球化不平等的扩大，这是事实，全球化伴随着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而且几乎每个国家内部的差距也都扩大了。”④吉登斯对现代性的分析首先是从对社会进化论的批判起步的。他反对将历史的演进看成是一个规律的推进结果，但是他将现代性划分为早期现代性与高度现代性，是否也有重归进化论的嫌疑呢?

三、全球化：现代性制度的延伸过程

吉登斯总结了两种关于全球化的观点，一种是关于国际关系研究的文献，一种是沃伦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前者将注意力集中于民族一国家体系的发展之上，分析它在欧洲的起源及在世界的扩散，当欧洲的国家体系成熟起来，相互依赖性也日益增强，这不仅表现在国际领域中国家间彼此的关系，而且体现在政府间组织的迅速发展过程之中，出现了一种朝“一个世界”发展的运动；吉登斯认为这种分析仅仅涉及到全球化的一个方面：国家间的合作，这种观点的缺陷在于：如果把国家当作国际舞台上的主体行动者，就很难处理那些既不是国家间也不是国家以外而仅仅是跨越国家界限的那些关系。吉登斯将沃伦斯坦的世界体系论总结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全球的扩张，吉登斯认为沃伦斯坦成功地摆脱了许多正统社会学理论关于社会变迁的阐释中存在着的“内发型模式”倾向，但是吉登斯同样认为这种理论的不足之处在于把现代社会的转变归结为一种占支配地位的制度性关系：资本主义。基于以上的分析，吉登斯总结出了全球化的四种维度：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民族国家体系、世界军事秩序和国际劳动分工，它们与现代性的维度相对应。

全球化的第一个制度性维度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世界经济的主要权力中心集中在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国家的经济组织也相对独立于政治，尤其是跨国公司，公司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着主导性角色，而民族国家是全球政治秩序中的主导者。

吉登斯将民族国家体系的主权存在理解成某一受反思性监控的东西。在《民族国家与暴力》一书中，他详尽地分析了民族国家与传统国家相比出现国界的观点，民族国家在领土内拥有自主性并受到别国认可。

在全球化的第三个维度一世界军事秩序中，吉登斯指出战争的工业化特性，军事力量和战争也都表现为全球化趋势。全球化的第四个维度涉及全球劳动分工体系方面。现代工业内在地基于劳动分工之上，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劳动分工的全球性依赖有了很大加强。

正如其他一些学者指出来的，吉登斯将战争或暴力纳入现代性与全球化的基本分析框架之中，具有很强的时代感，将社会学理论的分析触角伸向了更为直接和敏感的现实问题，使他的理论更具有立体感和现实感。

第3篇：吉他社活动总结范文

［关键词］ 喜剧；悲剧；《堂吉诃德》；人物特点塑造；分析

《堂吉诃德》原名《奇情异想的绅士堂吉诃德•台•拉•曼》，作者在序言中申明：“这部书只不过是对于骑士文学的一种讽刺”，目的在于“把骑士文学地盘完全摧毁”。但实际上，这部作品的社会意义超过了作者的主观意图。在这将近一百万言的作品中，出现了西班牙在16世纪和17世纪初的整个社会，公爵、公爵夫人、封建地主、僧侣、牧师、兵士、手艺工人、牧羊人、农民，不同阶级的男男女女约七百个人物，尖锐地、全面地批判了这一时期封建西班牙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文学、艺术以及私有财产制度，使它成为一部“行将灭亡的骑士阶级的史诗”，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名著。作品主人公堂吉诃德是一个不朽的典型人物。

一、骑士精神的双重形态

在近百万字的作品中，作者通过堂吉诃德的视角，描绘出了出现在西班牙16世纪和17世纪的整个欧洲社会的大致情形，对当时文坛盛行的骑士精神进行了一种批判。书中作者将堂吉诃德设置成为一个面带愁容的小贵族，迷恋骑士文学，为了寻找自己心中的理想国度，骑着一批瘦弱的老马，握着一柄生了锈的长矛，带着破了洞的头盔，出去游行，一路上，堂吉诃德锄强扶弱，为人民打抱不平，他甚至还雇佣了附近的一个农民做他的随从，这个名叫桑丘•潘沙的侍从骑着驴儿跟在老马后面，跟在一个帮邻村挤奶的姑娘取了一个长长的名字叫托波索之达辛尼娅并将她想象成为自己的女恩主的瘦弱骑士后面。

作品讲述了堂吉诃德几个滑稽的部分，在一切准备结束以后，他和侍从两人骑着同样老弱的坐骑出了城，在一路的幻想中，他将乡村的小客店当做了一座城堡，而老板就是这里的国王，并且要让老板加封他为骑士。店老板则很乐意利用这次机会来捉弄他一次，随即拿了记马料账目的本子当做是圣经，并且用堂吉诃德的刀，用其刀背在堂吉诃德的肩膀上狠狠打了两下，并让自己身为补鞋匠的女儿为妻挂上了佩刀。自以为受到骑士封赏的堂吉诃德随即走出客店，将正在旋转的风车看作是一个巨人，冲上前去进行了一次惨烈的战斗，结果弄着满身的伤；他将羊群看作是一列军队，他冲上去展开厮杀，结果让放羊的牧童用石子把脸给打肿了，牙齿也给打落了。桑丘•潘沙一再纠正他，他总不信。他又把一个理发匠当作武士，给予迎头痛击，把胜利取得的铜盆当做有名的曼布里诺头盔。在堂吉诃德的骑士世界里，风车是可怕的巨人，所以为了战胜它，他兴冲冲地和风车大战了一场，受伤之后，他依旧没有任何的改变，紧接着又将羊群认为是军队，对羊群进行了攻击，遭到了牧童的报复。一次又一次的嘲笑，堂吉诃德最多认为是对他的行为的不满，却从没有想过，人们看的是他的笑话，是他的失败。他从来没有想过，为什么其他人见到风车，见到羊群，不会有害怕的反应，不会有骑士出现去履行骑士应该尽的职责，他没有想过当他的所作所为与众不同时，是不是要重新思考一遍，从没怀疑自己是否有可能做出错误的选择。这一切强大的动力，仅仅来源于他做骑士的梦想。所以说，信念可以造就强大的动力。尽管堂吉诃德的信念十分荒谬，但是堂吉诃德从来没有因为别人的反对而打消过做骑士的想法，他永远一直荒诞地执著下去，即使他的侍从会在面前想尽办法提醒他，但是他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是不是能够成为骑士。他不但不相信桑丘•潘沙并且怀疑他没有对自己说实话，把胜利取得的铜盆当作有名的曼布里诺头盔。他把一群罪犯当作受迫害的绅士，杀散了押役救了他们，他生活在自己的心理建设的世界里，这个世界里，理发匠也有可能成为武士，所以他又兴致勃勃地跟理发匠搏斗了一回。牙齿掉了，受伤了，遍体鳞伤，他从来不去管那些伤口，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不管条件有多恶劣都选择骑士这个世界。直到朋友们绞尽脑汁，联合起来费好半天的精神，才把他弄回家。

这个具有双重性格的人物，将喜剧和悲剧都连接到了上面，他的神志不清体现在他无尽的幻想中，正是他代表着高度的道德原则、无畏的精神、英雄的行为、对正义的坚信以及对爱情的忠贞等。他越疯疯癫癫，造成的灾难也越大，几乎谁碰上他都会遭到一场灾难，但他的优秀品德也越鲜明。原本是为了做上总督而来的侍从即使在知道自己无法做上总督后依然是追随在堂吉诃德的身边，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堂吉诃德的人品，让他觉得不舍。堂吉诃德受到过多次打击，但是他想的更多的是，如何解救被压迫的农民和弱者。作品中，多处用热情的语言，歌颂自由，表达对压迫的社会的不满。而那正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会形态：旧的信仰解体、新的信仰（资产阶级的）尚未提出的信仰断裂时期。这种信仰的突然丧失，让他失去了期待，失去了渴望，失去了信心。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更悲剧的是，他通过想象一个世界来安顿自己。

二、性格丰富多彩的表达方式

《堂吉诃德》有两卷，整部作品有多重表达方式，看似疯癫的主人公，总在适当的时候加以其心理状态，在最后受到欺负时，他总是表现出不服气的性格的一面，书中，作者还特意安排了堂吉诃德与侍从的对话，用热情的语言表达了对当时社会文学情况的看法，书中还充满了口头述说形式的文字，将文中人物的关系复杂化。整体篇幅中，书中运动了大量的叙述方式来描写骑士精神的国度。在描述堂吉诃德的不正确时，书中提到他把羊群当作魔鬼大军，把非洲狮当成冤家对头，把装红酒的羊皮袋当作敌人的头颅，东冲西突猛杀猛打，认定这是骑士的英雄行为，尤其是为了向意中人表示爱情的矢志不渝做的疯疯癫癫的傻事，更是令人啼笑皆非。桑丘则一心一意想当海岛的总督，而当他当上海岛总督时，他也实践了自己的诺言。他办事利索，断案公正，拒收贿赂，更不贪污，对贵族只有嘲笑与蔑视，对封建统治阶级也给予无情批判。这种故事叙事模式，体现了文本中“轻”的特点。

通过对话的形式反映人物的心理状态，也是书中的表现手法之一，当堂吉诃德在等待心上人时，突然感叹到：“天啊！我就选中这块地方来哭号自己的苦命了！我刺心入骨的悲痛，要在这里留下痕迹。我的泪水要涨满这条小溪，我一声声的长叹要把这片森林里的树叶吹拂得不得停止。荒野里的诸位不知名的山神啊，我这个情挚缘槛的可怜虫和意中人分离多时……杜尔西内亚•台尔•托波索啊!我黑暗中的光明！痛苦中的快乐!前途中的北斗星！命运的主宰！我求天保佑你称心如意，我离开了你，到了这种地方，落得这步田地，求你顾怜我，不要亏负我的一片忠贞！”桑秋在一旁觉得堂吉诃德在表达的是骑士爱情。把堂吉诃德为心爱的女人吃苦受罪的行为直接地荒诞化。

骑士精神的描述现实，是堂吉诃德将知识转化为实践的过程，在时间轮回中，堂吉诃德无时不听到时间之箭穿过空气时在耳边留下的寒冷而恐怖的声音。在逐渐积累起来的恐吓中，一切皆归于彻底的沉寂。在堂吉诃德对“骑士精神”的一生的追逐中，他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以及时间所带来的事情的向前发展，当他在时间的流逝中逐渐明白自己所追求的以及自己所奋斗的东西，已经在慢慢地趋于瓦解的时候，塞万提斯也终于达到他扫除骑士精神的目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时间瓦解了“骑士精神”。“骑士精神”本有其产生的特定历史条件和时代特点，是某个具体历史时期的产物，然而时间的线性发展，使得这种本来属于某个时代的“骑士精神”，到了塞万提斯的时代，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

三、悲剧与喜剧的完美结合

作者开篇给读者描述的堂吉诃德是一个五十多岁依然想要做游侠仗义的骑士的老头儿，对于骑士书籍里面描写的东西，都认为是正确的，这说明堂吉诃德的性格是简单的、天真的、幼稚的。在现实与想象的世界里，堂吉诃德没能像《盗梦空间》一样，用一个陀螺就让自己学会清醒。悲剧的是，堂吉诃德在受到一次又一次的伤害时，他只是出于单纯的理想，结果却成为别人的笑料。

在描写一系列的探险故事的过程中，堂吉诃德的语言是优美的，热情的。他认为：“天叫我生在这铁的时代，是要我去恢复那金子的时代。”因此，他自觉地去扫除暴行，承担艰险，完成自己的使命。碰到挫折失败，就看作是对游侠骑士的考验；餐风饮露，宿野岭卧荒原，也看作游侠骑士道的热情，偏偏始终不减。他想到做到，总是把思想付诸行动。这里体现的是其性格可喜的一面，为了梦想，能够坚持。一直表现出忠于理想的特点。其次，在现实生活中，他们都有成为强人的愿望，但理想与现实是矛盾的。当理想不能实现时，他们的头脑中便产生了虚幻的精神上的胜利。于是，“精神胜利法”成了他们生活中的法宝，构成了他们性格的核心。

堂吉诃德敢用自己的行动、甚至生命来捍卫道德、正义和信仰，即使大多数情况下都以失败而告终，但他这种不屈不挠、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实在是足可令人敬佩的。唐吉诃德的两重性，侧重表现在进步的理想与落后的现实的矛盾，高尚动机与过时手段间的矛盾。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的人文主义思想影响了塞万提斯。这部小说整体使用的是悲喜交融的写作手法，运用悲剧的美感来创造人类真善美的艺术想象，在堂吉诃德心目中，游侠骑士是理想化了的，骑士精神也是理想化了的。他对自由平等、宗教、美德、法律的评价，闪耀着人文主义的思想光辉。但他的行为却又是荒唐的。由于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美的事物在荒唐的无价值中毁灭，就更显出其悲剧的深刻。

［参考文献］

［1］ 郑克鲁.外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

［2］ 曹文轩.小说门［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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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丹麦］易德波.关于中国说书的“具体记录”［J］.中外文化交流,2009（02）.

［5］ ［美］罗德•霍顿，文森特•霍泊.欧洲文化背景［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6］ ［英］约翰•斯特罗克.结构主义――从列为斯特劳斯到德里达［M］.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7.

［7］ 孟越.堂吉诃德与阿Q艺术形象的差异［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8.

第4篇：吉他社活动总结范文

关键词：社会结构；行动者；结构二重性；反思性存在；结构化再生产

中图分类号：C91-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0-0105-02

社会学理论的建构首先要解决的是结构与能动性的问题，即“人”的问题。吉登斯是行动理论的集大成者，他综合了多种不同的理论传统，对形形的社会理论的科学假象进行批判和反思，以此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关于行动者与结构关系的解释，并在《社会的构成》一书中集中阐述了结构化理论。结构化理论旨在揭示社会结构与行动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强调的是行动者而不是抽象的“社会结构”。在吉登斯看来，行动者的主体性及反思性存在才是社会学理论最需要关注的。因此，本文主要围绕“人”的问题展开对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探讨。

一、反思人：个体价值何以实现

吉登斯十分关注行动者及其行动的意义与价值。在他看来，人类行动者不仅能在日常行为的常规状态下监控自己及他人的活动，还有能力在话语意识层面上“对这种监控过程本身进行监控”。要理解行动者的意义和价值，关键得在时间、空间、结构制约这三维空间所构成的具体社会情境中去理解人和反思人，这也就是结构化理论中所谓的“化”。结构二重性强调行动者的反思性行动，这时，规则不再是制约性因素，而是一种资源，人也不再是被动的对象，而是能够利用结构进行社会再生产、具有主体价值和反思性存在的行动者。结构既要理解为行动的结果，也要理解为行动的媒介；行动者的行动既维持着结构，同时也改变着结构。在书中，吉登斯通过“使动性”和“反思性监控”来理解行动者的主体性存在。

行动的反思性监控以理性化为基础，根植于行动者所展现，并期待他人也如此展现的对行动的持续监控过程。行动的反思性监控是日常行动的惯有特性，它不仅涉及个体自身的行为，还涉及他人的行为。然而，行动动机的激发过程，不仅有“有目的”的需要，而且有“无意识”的潜在可能，从而有可能产生行动的“意外后果”，即结构的产生。吉登斯借鉴戈夫曼的“前台”和“后台”概念，实现了行动到“结构”的飞越。他认为由于行动者在共同在场环境下反思性地采用那些例行性规则，使得行动者的行动不局限于特定的日常接触，从而形成跨越时空结构的社会再生产。

在分析行动者和社会的关系时，吉登斯特意强调了行动者的使动性。他认为，不存在行动者和结构性特征二者明显分开的界限，只有重视结构的二重性，这两种分析方式才能充分完成他们各自的任务。在这里，吉登斯指出了“策略性行动分析”和“制度分析”的区别，认为我们不仅需要对行动者的策略行为进行分析，即行动者是如何主动参与社会构建的，还应该重视对社会制度的分析，即分析结构的制约性和使动性。对策略行为的分析，关注的焦点是行动者在构成社会关系时，以何种方式利用了各种结构性特征。吉登斯通过威利斯的实验证明，行动者并不是某种外在力量驱使下的被动接受者，只有相关行动者积极主动地参与，制约才会发挥作用。而在制度分析中，结构性特征则被视为社会系统周而复始再生产出来的特征。在制度分析的基础上，吉登斯指出了结构的二重性特征。吉登斯认为，传统社会理论没能抓住行动者与社会结构之间关系的实质，社会结构并不是外在于人的，而是体现在各种社会实践中，“内在于”行为者的行动中。结构化理论将行动者与社会结构的关系放置在相互依存的、具体的历史场景中进行分析，强调行动者的主体价值及其反思性监控的重要性，进而调和了结构与行动的二元对立。

二、肯定人：社会变迁的主体

结构化理论关注人类如何使用“反思性”对行动进行监控，从而更好地利用规则和资源去突破结构的限制，从而成为社会变迁的主体。由于行动者的主体性和反思性存在，行动者及其行动的价值得以在社会变迁中体现和延伸。社会变迁的理论依据来自结构二重性，即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他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而行动者的“自我认同”既是个体反思性投射和建构的结果，也是社会结构性建构影响的结果，是社会的结构性建构和个体反思性建构互动的过程和产物。

在对传统变迁理论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吉登斯认为，社会变迁要放在“具体情境”中去理解，即要从时间的角度去理解行动者在社会变迁中的主体价值。吉登斯认为，人类创造自己历史的过程是在他们认识到自身历史的情况下进行的，也就是说，人类作为一种反思性的存在，是通过认识来把握时间，而不仅仅是“度过”时间。吉登斯特别强调反思历史进化论。历史进化论是一种对应压缩的时间观，但从具体的社会实践来看，社会进化与个体人格发展之间并无绝对联系，虽然急剧的社会转型对人格的异化造成影响，但更多的个体还是照常生活。在历史进化论中，完全看不到个体主体性价值的存在，个体更多的成为历史发展的牺牲品。历史进化论容易造成规范错觉，将“历史”和“历时性”混为一谈。因此，吉登斯认为，物质资料的丰富并不代表历史的进步，单一绝对的因果机制的进化论观点忽略了人类生活的反思性存在，历史进化论是一种单线压缩的历史观，而历史事实远比单线压缩要复杂得多。

三、何为人：结构化理论再思考

以时间的延展性及其同时间的遭遇为基础去研究行动者与社会结构的互动，是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基本原则。在结构化理论中反复出现的一个理念是，时间也意味着秩序的生产。《社会的构成》一书似乎隐含着循环往复的社会再生产的意思，但最终还是回到了结构化后果的问题：结构、结构化、社会再生产。正是由于这种模糊的循环，笔者以为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存在以下几点值得我们继续探讨。

首先，吉登斯以“时间”为基础来研究当代社会，理论旨趣突出一个“化”字。然而，正是因为如此，使其理论有进一步思考的空间。“化”的优势在于能够将时间与空间、结构与行动者的关系放在一个具体的情景中去解释和分析，因而能够更好地将行动者与社会这看似不能调和的矛盾综合到一起。然而，吉登斯似乎在卖弄着这种理念，社会科学潜在地是解放的，但是他不能够履行他自己的诺言。要在逻辑上找到结构化理论中的漏洞或矛盾是困难的，但吉登斯在关于行动的意外后果的描述和分析中，行动者日常生活的绵延固然是作为意图行动流发生的，但行动还是产生了意外后果。吉登斯刻意强调了行为意外后果的重要性，强调人的认识能力始终是有限的，在《社会的构成》一书中，似乎潜伏着对行动者主体性的忽视。

其次，在结构化理论中，其关于行动者的主体性和反思性的分析和讨论，主要围绕行动者的选择意志展开，认为那些无意识的行动动机也有着内在的等级秩序，这种动机是行动者日常生活中例行性特征的反映，这使得他自己难于逃脱制度还原论和意识还原论的本质主义之嫌。再者，虽然吉登斯一直致力于强调突破具体的情景限制，达到一种世界性的时间和空间，并提出了所谓的“第三条道路”，但是他关于无意识行动的讨论，其前提就是有具体的情景限制。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吉登斯和其结构化理论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不过，也正是因为这种局限性，为后继学者进一步反思提供了新路径。

四、结论

行动者与社会结构的关系是社会学理论讨论的核心问题之一，作为具有行为动机和行为能力的行动者，永远是社会学理论中最为活跃的因素。在《社会的构成》一书中，吉登斯在对各种西方社会学理论进行批判和反思的基础上提出结构化理论，全面系统地分析和阐述了自己的行动理论观，并强调了行动者的反思性存在以及人在社会变迁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结构化理论通过对人的意义与价值的理论重构，弥补了社会结构与个人能动性之间的张力，为西方社会理论在当代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也为社会理论的继续发展提供了新的途径。该理论不仅打破了自笛卡尔以来社会科学方法论上的二元对立局面，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行动者与社会关系的全新理论视角和方法论路径，并进一步重构了人们关于时空观念的认识，革新了社会学理论的面貌。

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现代社会，行动者的反思性监控并不总是有利于个体主体性地位的提升，相反，有时甚至成为威胁人类作为社会变迁主体地位的因素。由于反思性过度发展、干预自然，人类社会进入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行动者的反思性监控越来越使得人类成为社会变迁的客体。另外，在个体的生活世界中，面对风险的增长，反思性监控能力得到全面提升，但是，我们发现自己并没用上解放和自由，相反，反思性的增长使得行动者的自我认同越来越倾向于一种“集体性认同”。因此，在社会急速变迁的背景下，如何寻求突破，这或许才是吉登斯及其结构化理论给我们留下的最为宝贵的财富。

参考文献：

[1]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大纲[M].李康，李猛，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

第5篇：吉他社活动总结范文

发奋苦读，寒门中走出清华高材生

刘吉，1937年出生在辽北铁岭县一个只有百十户人家的小屯里。四五岁的时候家乡遭遇大灾，粮食颗粒无收。父亲挑着弟弟妹妹和破烂家计，母亲背着他，沿路乞讨，一步一步向北逃荒，最后在现在的吉林省洮南县黑水乡落了脚。全家安顿下来不久，刘吉的母亲便因病撒手人寰。作为家中的老大，刘吉小小年纪便帮父亲扛起生活重任，给人家放猪、放羊赚钱养家。

刘吉自幼好学，求知欲望十分强烈，每天看着别人家的孩子上学念书，心里时常涌动着“我要读书”的渴望。但为了家庭的生活，他只能将这种渴望深深埋在心底。直到11岁时见家庭生活有了起色，他才鼓足勇气央求父亲让他上学读书。深明事理的父亲思量再三终于答应了他的要求，并为他凑足了学费，刘吉连蹦带跳地上了小学。岂料好景不长，刘吉上学不久，父亲又因病去世。面对家庭巨变，读书和干活抚养弟妹成了刘吉面前的两难选择。倔强的刘吉誓死不放弃学业，他白天上学，早、晚、休息日拼命干活养家。刘吉在用稚嫩的双肩担起家庭重任的同时，更加刻苦地学习。

刘吉知道自己读书不易，因此非常珍惜比金子还贵重的时光，夜以继日，争分夺秒，发疯似地苦读，学习成绩在班级里一直名列前茅。新中国成立后，刘吉家的生活有了保障，使他能挤出更多的时间读书。1952年夏天，刘吉以全县第一的优异成绩考入洮南一中。1955年考高中时，全地区几千学子，他又一举夺魁。进了高中，他的学习劲头更足了，在艰苦磨难中形成的勤朴、刚强品格，使刘吉的德与才都像高温下的水银柱一样直线上升，高中还没毕业他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于品学兼优，1958年，刘吉被保送到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

走进清华，刘吉知道这里是人才聚集之地，精英荟萃之所，因此学习更加勤奋，整日徜徉在浩瀚的知识海洋中，如饥似渴地汲取着丰富的营养，始终保持着优异的成绩，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思维风格。后来刘吉做了学生辅导员，当同学们就如何做人，如何处事，如何开拓事业等一系列问题与他讨教时，他总能给出令人满意的回答。刘吉回忆起清华生活时感慨地说：“如果说儿时对于读书的渴望和狂热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笼统而模糊的理想，那么来到北京踏进清华园，特别是经过一段辅导员生活的锻炼，自己才真正看到了真实而又清晰的希望。清华6年既是我学生生涯的结束，也是自己走向成熟的开始。”可以说，清华的6年，是刘吉一生中的重大转折。

出类拔萃，才气引起各界关注

社会是人生的舞台。1964年毕业后，刘吉告别美丽的清华园，被分配到核工业部某研究院。站到社会舞台上，他始终不忘为民族之崛起，为中华之昌盛，拼搏、奋斗、献身的人生追求，默默地努力工作。

1978年，刘吉走出四川大山中的研究院，从研究室书记、副主任的岗位上调无锡市市委，任政策研究室主任兼体改委主任。来到太湖之滨的无锡，他顾不上欣赏南国秀美的湖光山色，马上全身心地投入了工作。他以敏锐的视角，发现了中国农村刚刚兴起的乡镇企业崛起的现象，并立即进行调研。通过历时100天，对120多家乡镇企业的调研、思考，刘吉写出了洋洋20万字的调研报告――《江南农村经济曙光》。此报告一出，立即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吸引了国内众多经济学家、政治家的目光。

一年后，刘吉被调到全国闻名的“老大难”企业――无锡协新毛纺织染厂任党委书记。上任后，他率领一班人积极改革，经过3年的努力，使这个企业起死回生，跨入了全国先进的行列，受到中央领导的好评。一时间，全国各种报刊对无锡协新毛纺织染厂进行了大量的报道，参观考察者纷至沓来。然而就在这个过程中，刘吉与一批来访学生的一次对话引起了全国的轰动，他又从另一个角度成了人们关注的新闻人物。

事情源于1984年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一群年轻大学生来厂考察，年轻的学生们知道了协新毛纺织染厂转变的过程后，非要看看刘吉是个什么样的人物，要求和刘吉对话，刘吉欣然应允。对话开始前学生们对刘吉约法三章，要求他：不做政治灌输：要讲真话：当场回答提问。刘吉痛快地答应了学生们的要求，同时对他们也约法三章：满足不了的地方请原谅；一时回答不上的请给时间考虑：回答可能会有失言处，不要抓小辫子。这样，在和谐的气氛中，刘吉和学生们一问一答，进行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对话。学生们提出了“你是怎样当上党委书记的?”“你处理青年问题的秘诀是什么?”等一系列敏感问题。当时学生们问得问题尖锐泼辣，题题较劲：刘吉答得果断坦诚，字字珠玑。学生们在千奇百怪的问题中有探究，有讨教，有测试，也有“将军”，有时好似云雾涌合，气氛凝重，让人觉得黑云压城。刘吉的回答以一挡十，有哲思、有学识、有雅趣、有文采，恰如心灵花雨，甘露泼洒，令人豁然明朗，茅塞顿开。学生们满意，刘吉欣慰。后来记者将对话中的100多个问题整理后刊登在1984年12月13日《工人日报》上。文章一见报，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新华文摘》、《人民日报》等60余家报刊争相转载。一时间反响热烈，名家评论、读者投书、百姓谈议，好评如潮，一股“刘吉热”扑面而来。人民日报社社长胡绩伟称《问答》“是奉献给思想政治工作者的一束鲜花”。而且谁也没想到，当年刘吉的《问答》和《小平您好》那张照片一起被评为1984年特等新闻奖。这顶许多新闻记者梦寐以求的桂冠，竟戴在了一个企业党委书记的头上。

临危受命，紧急转行力挽狂澜

刘吉在无锡表现出的纵观大局的敏锐思维能力和思想政治工作领导才能，很快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重视。1985年6月，身为地方干部的刘吉，突然接到中央军委的急电，召他立即进京。从未与部队打过交道的刘吉，怀着忐忑的心情来到北京。中央军委有关领导见到他后，当场向他宣读了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发的命令，任命他为国防科工委某基地政治部主任。刘吉做梦也没想到，他竟然成了一名光荣的革命军人，又一次与思想政治工作结缘。

3个月后，刘吉作为“远望号”舰队最高政治首长，率队远赴南太平洋执行我国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任务。此次任务历时数月，刘吉和全船人员同心协力，圆满完成了任务。就在他们胜利返航途中，却遭到了强台风的袭击，海上狂风肆虐，暴雨倾盆，水天一线，白雾茫茫，船舶剧烈颠簸，随时都有被汹涌的波涛吞没的危险。面对极为恶劣天气和海况，作为船上的最高政治首长，刘吉和官兵们一起搏风斗浪，与死神抗争。狂风暴雨渐渐平息了，战胜了死亡的官兵们纷纷围到刘吉身边，想听听他有什么样的豪迈之言，岂料，刘吉并没有夸夸其谈，而是拉着船长大吼一声：“把船上所以的茅台酒统统打开，大家一起为 生命干杯!”此时此刻，这充满人文关怀的一句大实话，胜过千言万语的说教。“为生命干杯!”刘吉的话音刚落，官兵们一起呐喊相应。“远望号”返回祖国后，军委授予他们一等功。

1986年，正当刘吉逐渐熟悉了军队生活的时候，安徽发生的又改变了他职业的轨迹。中国科技大学的学生串联合肥其他高校3000多人上街游行，造成了非常恶劣的社会影响。中央领导想到了刘吉，迅速调他任中国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与彭云、滕藤等同志一起组成科大新领导班子，主抓学生思想教育工作。刘吉到科大当天，“美国之音”立即冠他以中共派进科大的“大军阀”之名，说他是专门来镇压学生的。面对各种谣言和情绪激动的学生，刘吉不急不躁，以真诚的态度和学生们展开面对面的座谈，推心置腹地回答学生们提出的问题。有学生问他：“为什么要开除方励之的党籍?”刘吉回答：“方教授不同意中国共产党的，因此不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学生又问：“方教授可以不是党员，为什么不能当中国科技大学的校长?”刘吉再答：“中国科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办的大学，必须执行中国的教育方针，方教授不执行，所以不能当科大校长。”还有的学生问他：“你是否认为我们上街游行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他语重心长地回答：“我认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极个别的人，有同学告诉我，趁上街游行去逛街，去买本书，你能说这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吗?”这样的座谈、对话，进行了多次，每次他都耐心细致地说道理，讲原则，用真诚的春风拂去一张张稚嫩脸庞上的冷漠，用真理的力量拨动起一颗颗躁动不宁的心弦。渐渐地，刘吉的话语打消了学生们的抵触情绪，座谈、对话结束时，学生们开始用掌声回报刘吉。再后来他成了学生们尊敬的领导、信赖的师长、能够敞开心扉的朋友。两年后当刘吉调离科大时，得知消息的同学们自发地为他送行，很多同学骑着自行车跟在他的车后送行10余里，场面非常感人。刘吉用他的真诚赢得了学生们的真心爱戴。

1988年底，刘吉被调到国防科技大学任政治部副主任，再一次穿上了军装。1989年，在春夏之交的那场动乱中，他紧握思想之剑固守着神圣的知识殿堂，富有哲理地宣讲着党的大政方针，竭尽全力做着学生们的思想政治工作。一次，少数学生搞骚乱，一名来自农村的18岁大学生失去理智，用头向学校的大铁门猛力撞去。守在门口的刘吉见状，立即奋力扑上前抱住了他，不料竟遭到这个学生猛烈地袭击。然而风波过后，当追查这名学生责任时，有人主张开除他的军籍、学籍，刘吉却以这个学生当时失去了理智可视之为精神出现问题为由，为他年轻的政治生命筑起了一道呵护的屏障。

担当重任，殚精竭虑报效祖国

两所国家重点高校的处理，使刘吉的才能得到了进一步展现，尤其他看问题、处理问题时的大视角、大智慧，令人瞩目。1989年底，国家主席签署命令，将刘吉从国防科技大学领导的位置上调到国家体委任副主任。

岗位再次转换，又一场艰苦的跋涉。刘吉是个注重调查研究的人。他的大思路、大主意、大举措从未离开过调研。在国家体委工作期间，刘吉负责全民健身工作。为了搞清全民身体状况，他经常出现在田间地头、车间矿山、大专院校、部队营房。通过调查他了解到：当时中科院科技人员平均寿命只有53岁，高考中身体全部合格的学生只占总人数的15％，高校新生中身体较弱、很弱和多病者竟占86.5％。特别是一批批著名学者、科学家、作家、音乐家、教师英年早逝，令人扼腕!而在快节奏、高强度中运转的普通工农百姓，更是多发病伤神，常见病缠身，职业病裹足。面对调研结果和一串串数字，刘吉仿佛听到了国民体质状况的报警笛声，这声音尖锐、急促，令他不安!经过反复思索，他脑海里迅即形成了“应该构筑一个全民健身工程”的想法。这个构想在他脑海里一萌生，他立即感到心胸亮敞，天高地阔。他的这个构想，马上得到了时任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的肯定和大力支持，立即投入了实际操作。为了早日实现构想，刘吉组建了工作小组，先后召开了30多个城乡座谈会，亲自组织起草了若干文件。在精心制作这篇大眼光、大计划、大手笔文章的日日夜夜里，刘吉夜以继日地加班工作。一天，他突然想到：既然计划生育是一项基本国策，那全民健身无论从它的着眼点、立足点、归宿点，还是从它的顺乎大潮，合于民意，荫及子孙，造福后代的功德之处，也应该是一项基本国策。计划生育解决的是优生优育――人的前期生育问题，而全民健身则是解决优成优长――人的后期发育问题。一个是生好，一个是长好，两者缺一不可。如果只顾生，不顾长，把孩子们都育成胖墩或豆芽菜，那样，我们的民族岂不弱不禁风让人耻笑，再蹈被人欺凌的覆辙!

刘吉对自己这个大胆的想法很兴奋。为了慎重起见，他找到在中国科技大学共过事、时任国家计生委主任的彭云，彭云听了刘吉的观点连连点头称好!这使刘吉信心大增。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刘吉的构想从朦胧到清晰，从部分构造到整体框架，历经22稿，终于以《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形式完成。很快这个《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在国务院总理办公会上通过，于1995年6月颁布实施。当促进中华民族体质建设的这一伟大工程序幕拉开时，专门为其题词：“全民健身，利国利民，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刘吉对竞技体育也作了大量调研，1990年亚运会之前他为北京市和中央机关干部作过一场《为了熊熊燃烧的火炬》的报告，轰动一时。中央电视台多次全程播放录音，为亚运会的召开，为我国体育健儿参加竞赛，作了很好的舆论准备。亚运会上中国体育健儿充分发挥，夺得了184块金牌，历史空前。在全国向体育健儿学习的过程中，他又高度地概括出“中华体育精神”：即祖国至上、敬业奉献、团结协作、科学求实、遵纪守法、顽强拼搏。“中华体育精神”被主席称为中国体育成功的基石。

除此之外，刘吉还为我国《体育法》的出台，体育的发行，对运动员进行高额奖励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用他的聪明才智推动了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

1998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刘吉又接受了新任务，国务院总理朱F基聘他担任国务院稽察特派员，代号007，主抓建筑和电力行业，他再次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刘吉和以往一样，迅速用一种全新的姿态投入到工作中。履职期间，这位共和国部长级领导，率领四位助理跑遍了分管的所有企业，出色地完成了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

很多人认为：人在岗位转换时，虽然有几分投入新生活的激动，但通常在一段时间里是很难受，甚至很痛苦的，因为情感中总会有对昨天轻车熟路惯性运动的留恋：有对陌生面孔与生疏工作的忧虑。而刘吉面对事业对自己的一次次选择，都是以服从为神圣天职，几乎没有犹豫，没有惶惑，常常今晚接到调令，明早就打点行囊迎着曙光上路了，而且干一行总要干出些名堂来。当青年人问刘吉：你主张干一行爱一行，还是爱一行干一行?刘吉回答：当职业选择了你，你就要干一行爱一行。当允许你选择职业，你就要爱一行干一行。我主张爱一行干一行，因为爱是最好的老师。但我经历的时期，社会环境与条件决定了我们只能干一行爱一行。共产党员是一块砖，革命一生认党搬，搬到哪里就在哪里发芽、生根、开花、结果。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李永田在写给刘吉的一首五言诗中，对他的经历做过精辟的描述：

君本农家子，传奇并不奇。

清卑食智果，矢志核物理。

政府任公务，企业管经济。

不惑年已过，投笔着戎衣。

奔科大，亚运又从体。

十载八调动，受命危难际。

农工兵干体，行行争第一。

第6篇：吉他社活动总结范文

继2005年3月吉尔吉斯斯坦发生“郁金香革命”,时任总统的阿卡耶夫被反对派逼出国门之后,2010年4月,现任总统巴基耶夫重蹈前任覆辙,避难白俄罗斯。有意思的是,当年正是巴基耶夫为首的反对派将阿卡耶夫推倒,从而使自己成为新一任总统。现在,当年与巴基耶夫站在同一战壕的战友奥通巴耶娃又走到了巴基耶夫的对立面,担任了吉尔吉斯斯坦临时政府总理,并对巴基耶夫等发出通缉令,致力于追究他“屠杀”示威者的罪行。吉尔吉斯斯坦政权在五年里两次变更,而且变更情况几乎如出一辙,值得深思。

吉尔吉斯斯坦政治局势动荡的主要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经济长期处于低迷状态,增长缓慢,国民生活艰难。

国内一半以上的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之下,通货膨胀经年在20%以上,劳动者月平均工资不到120美元,最低月工资只有数美元,而灰色经济比重占到GDP的60%～70%。本国生产的消费品只能满足国内需求的30%,为填补缺口大量进口,贸易逆差超过40%。吉尔吉斯斯坦每年生产的电力在140亿度左右,一半满足国内消费,其余用于出口,但油气产品依赖进口,随着国际油价不断上涨,吉尔吉斯斯坦面临调整油气价格的严重压力(这成为此次国内政治动乱的直接诱因之一)。吉前农业和水利部长朱马卡德尔・阿克涅耶夫说,2008年吉国内生产总值为55亿美元,以此推算,这个国家的人均GDP应该在1000美元以上,不属于世界上最贫困国家之列,而吉很大比重国民的贫困化表明,这个国家的贫富差距巨大,贫富不均使这个孱弱的国家的众多居民生活艰难。

第二,国家机关官员腐败状况严重。

在贫困状态下,官员手中的权力更容易被用作交换金钱和利益的工具,国家经济从而处于更为艰难的发展境地。巴基耶夫政权亦曾数次建立反腐败机构,采取了包括建立社会监察员和举报志愿者网络等在内的一系列反腐措施,但在低收入状况下,官员反腐只是一种摆设,难以取得实际成效。有关统计表明,吉尔吉斯斯坦从农业部到司法部,从教育部到税收机关,腐败案子数量在几年里急剧增加,腐败程度进入世界前十五位之列。如果把国家比作人体的话,官场腐败就是,它腐蚀机体,使生命体征萎缩。

第三,国内种族间现实和潜在矛盾不断。

虽然上海合作组织加大对的防范和打击,使吉尔吉斯斯坦激进民族主义和宗教势力影响趋于减弱,但的威胁依然存在。除此之外,因政府施政不当,国内民族间关系复杂化。例如,吉政府确定每年的9月23日为吉尔吉斯斯坦“国家语言日”,却回避了在吉的俄胞组织提出的将每年12月4日定为“官方俄语日”的建议。与此同时,吉尔吉斯斯坦国内也出现了排斥土耳其人和犹太人的现象。这也使巴基耶夫政权与一些邻国的关系复杂化。

第四,巴基耶夫对国家的管理具有家族色彩。

在巴基耶夫担任总统的五年时间里,除了他已经于2009年因病去世的一个哥哥生前没有接受过职务任命外,另外五个兄弟都担任了重要的或一定的国家和地方职务,此外,他的两个儿子也受到重用。其中,他的弟弟拉内什・巴基耶夫担任国民警卫署的领导人(原任国家安全署副主席),马拉特・巴基耶夫被任命驻德国大使(曾任司法厅负责人),阿克马尔・巴基耶夫为吉尔吉斯斯坦驻中国大使顾问(亦为吉驻中国的贸易代表)。他的大儿子马拉特成为“国家安全和利用国内最富有者影响国家委员会”管理局的副局长。他的小儿子马克西姆则控制着国内“最大的银行”和企业,掌控最有利的经济项目。显然,即使巴基耶夫的兄弟和儿子真具有担任国家重要职务的能力,这样的安排客观上亦让人们产生利用职权谋取家族利益的印象。事实也是如此,除巴基耶夫本人外,他的弟弟拉内什和儿子马克西姆也因被指控下令对示威群众开枪和贪污俄罗斯提供的贷款遭临时政府通缉。

由此得到的警示和结论在于:

第一,对曾经在独联体一些国家内发生的“”的理解需要重新定位。

如果说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在2010年2月尤先科下台、亚努科维奇上台而宣告终结是一个偶然事件,那么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也陷入覆灭的命运,就不能说五六年前在前苏联大地上发生的“”具有“民主样板”的积极意义和作用了。这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试图在前苏联地区推行西式民主的失败,证明西式民主并不是解决世界各国发展问题的万能良药,而西方国家当年对寄予的巨大期待和希望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破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吉尔吉斯斯坦当年的领导人现在成为被反对派“革命”的对象,当年为西式民主而奋斗的坚定革命者却在自身执政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培植起自己的,西式民主则在其领导国家的过程中成为“鸡肋”,用不上,舍不得。值得一提的是,上一任总统阿卡耶夫执政时,吉尔吉斯斯坦曾一度被西方誉为“民主岛”,但曾几何时,这位积极推行西方民主的总统却在2005年3月的“郁金香革命”中被,而吉尔吉斯斯坦也并没有因为取向于成为民主国家而变得富足。

第二,对吉尔吉斯斯坦制度转型需要重新评价。

虽然吉尔吉斯斯坦近二十年的制度转型已经使国家从高度集权的政权体制转向总统―议会结构形态的多党民主政治制度,但它给吉尔吉斯斯坦带来的实际成果并不多。国家较少经济潜力和经济发展的滞后产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造成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不稳定。无论是阿卡耶夫还是巴基耶夫执政,他们的本意是推进自由民主改革进程,但实际上,为了能够保证自身的执政地位,保持自己领导国家应该具有的权威,他们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更多偏向于总统地位的加强,倾向于获得对立法机构更多的控制条件和机会。作为执政党的领导人,他们同样会利用这一特殊身份加强自身的总统权威。但同时,只要政局相对稳定,他们也会出台或准备出台一些具有民主风格和色彩的治理国家的方针、政策和措施,乐意推动民主进程,以此换取西方的好感和支持。

无论阿卡耶夫还是巴基耶夫,他们的执政都超过一届任期。阿卡耶夫从前苏联末期起就担任吉尔吉斯的共和国首脑,独立后又接连三届当选,其后任的巴基耶夫虽然执政时间较短,但也于2009年7月成功连任。问题是,如果他们有重大的执政过错或选举舞弊,反对派在大选时对他们连任的抵制会有胜算,如果他们的执政并无大错,那么为什么他们会在连任后迅速?有一点可以肯定,处在现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中,吉尔吉斯斯坦执政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明显增加。

第三,类似事件在吉尔吉斯斯坦是否还会发生值得研究。

显然,按照吉尔吉斯斯坦制度转轨进程和政权变更事件的逻辑推理,如果吉尔吉斯斯坦的执政基础和条件不发生大的变化,就不排除将来出现新的政局变动的可能性。不过,政权的两次变更和期间夹杂的无数次的群众抗议和集会,直面体验民众生活的艰难和苦痛,隐约感受国家在动乱中可能产生的分裂等现实和政治风险将促使新政权改变执政方针,从而有可能改变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发展的方向,使得制度转型变得更符合自身国情,闯出一条新的发展之路。

相关链接

让吉尔吉斯斯坦

一夜变天的反对派三领袖

综合美联社、路透社等媒体报道,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反对派“人民信任政府”领导人、前外长奥通巴耶娃,在首都比什凯克成立临时政府,接管国家政权。除奥通巴耶娃担任总理外,临时政府还设有几名副总理,其中阿坦巴耶夫负责经济事务,捷克巴耶夫负责宪法改革。

奥通巴耶娃

昔日的盟友巴基耶夫

奥通巴耶娃上台后,新政府推行一系列政治改革,并声言在半年之内对国家宪法、选举法和政党法进行修改,以符合民主发展的需求。

1950年8月奥通巴耶娃出生于吉尔吉斯斯坦的奥什市。1972年,她从莫斯科国家大学哲学系毕业,此后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大学担任高级教授及哲学系主任职位。1981年,奥通巴耶娃正式进入政坛,担任吉尔吉斯斯坦列宁地区议会内共产党的第二任秘书。苏联解休后,她在吉国一直身居高位。1994年,奥通巴耶娃被当时的总统阿卡耶夫任命为外交部长,成为吉尔吉斯斯坦历史上第一任女性外长。1997年,通晓英文和法文的她辞去外交部长职位,担任吉尔吉斯斯坦驻欧美国家的大使。21世纪初,在奥通巴耶娃担任联合国秘书长驻格鲁吉亚特别副代表时,其名字经常与2001年发生的格鲁吉亚与阿布哈兹之间的冲突联系在一起。一家俄罗斯媒体曾经刊登她在格阿冲突期间手举步枪的照片,以此表明她与该冲突有关联。

2004年,奥通巴耶娃回到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成立反对党,准备角逐第二年的大选。但是,她在大选中败给了阿卡耶夫。2005年3月,“郁金香革命”在吉尔吉斯斯坦爆发,该行动直接导致了吉前总统阿卡耶夫的下台。

“郁金香革命”后,巴基耶夫成为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任命“革命盟友”奥通巴耶娃出任政府外交部长。但是,吉议会拒不承认她的职位,使奥通巴耶娃与巴基耶夫的关系开始破裂,成为社会的领导人。

2010年4月8日,奥通巴耶娃以吉尔吉斯斯坦反对派所组建的“人民信任政府”负责人的身份,宣布临时政府成立,自己担任政府总理一职。为在第一时间争取民众支持,她宣布政府将把水费、电费和取暖费等公共服务费率降低50%。

虽然目前奥通巴耶娃已成为吉国临时总理,但俄罗斯政治信息专家米赫耶夫认为,奥通巴耶娃之所以能成为临时政府首脑,主要是因为她是为数不多的具有影响力且未被政府拘押的反对派领袖。

阿坦巴耶夫

曾遭政府官员下毒

吉尔吉斯斯坦临时政府成立后,阿坦巴耶夫作为副总理,率领代表团飞往莫斯科,与俄罗斯方面进行会谈。阿坦巴耶夫曾经担任吉尔吉斯斯坦总理,目前在临时政府中主要负责经济事务。

阿坦巴耶夫生于1956年9月,是吉尔吉斯斯坦社会的领导人,曾参加过反对派“支持改革”运动。后来,参与创建新的反对派组织“统一吉尔吉斯斯坦”,主张与政府对话,进行宪法改革。2005年12月,阿坦巴耶夫出任政府的工业、贸易和旅游部长。2006年11月,他曾领导反对派进行反政府抗议活动。

2007年3月、阿坦巴耶夫被总统巴基耶夫任命为政府总理,在反对派举行集会的前夕组建联合政府,以避免当时国内的政治危机不断升级。他也成为吉尔吉斯斯坦历史上第一个来自反对党派的总理。不过,许多反对派成员拒绝加合政府,称此举没有任何意义,而阿坦巴耶夫也遭到了巴基耶夫支持者的嘘声。

当年5月22日,阿坦巴耶夫在议会会议上发言时爆料,他于“5月11日在办公室遭人下毒”,喝了一杯水后,便迅速失去知觉,昏迷了2天。此前,他的生命也多次受到威胁。

2007年11月,阿坦巴耶夫辞去了总理职务。2009年4月,阿坦巴耶夫宣布参加吉尔吉斯斯坦的总统大选。

阿坦巴耶夫访问俄罗斯,主要是为了向俄罗斯寻求经济援助。因为奥通巴耶娃已经表示,希望阿坦巴耶夫能从俄方那里获得包括石油制品和资金在内的援助。目前,阿坦巴耶夫声称,俄已经承诺给予吉国经济援助。

捷克巴耶夫

怀疑政府陷害其携毒

第7篇：吉他社活动总结范文

[论文摘要]　本文认为，在研究现代性的诸多理论流派中，吉登斯的现代性理论可谓是独树一帜的，并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述评:现代性的性质与动力机制、现代性的制度性维度及全球化、现代性的“风险”、现代性的超越———后现代性。

女东尼·吉l斯(Anthony Giddens)是当代英国著名的社会理论家和社会学家.在现代性力一而.他否定了‘，而现代性社会’的来临.认定当今社会处于一种‘高度现代，h} "AJc "}，期现代性叮内状态.并把现代性视为当今社会学研究的个基本问题.他深刻闻述了现代性的本质.追溯了现代性产生的动力机制.并考察了现代性的四个重要的制度性维度.从某种意义讲.吉f斯的现代性理论让我们重新发现和认识了现代性.在研究现代性的诸多理论流派中‘吉斑斯的现代性理论司谓是独树一帜的。

一、现代性的性质与动力机制

与那些从"}}!}h} ".“自山”.理性’来解释现代性的学者小同.作为社会学家吉斑斯主要是从自己专业的角度来看待现代性的.囚此.他总体上把现代性看作为一种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在((}J}}代性与自我认同》中他是这样定义现代性的:“已首先意指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起来的而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向的行为制度与模式”.而后.他在一次访谈中.进-步将这个现代性的概念细化。他是这样回答自己关于现代性的理解这个问题. "}+其最简单的形式中.现代性是现代社会与工业文明的缩略语。比较详细的描述涉及:(1)对世界的一系列态度.关于世界向人类十预所造成的转变开放的想法二(2)复杂的经济制度.特别是工业生产和市场经济:(3)一系列政治制度.包括民族国家和民主。’既然吉"r斯把现代性大体看作是一种政治经济制度.那么.这种制度与传统有什么小同呢?现代性与传统区别币在?毫小夸张地说.这个问题是任币致力于现代性研究的学者必须回答和而对的问题.吉"r斯的回答是:现代性是一种‘反思性"I内制度.在传统社会中.‘反思’因受到时问地域的限制小得小与社卜_的时空组织融为一体.而在现代性社会中.山于信息传播手段和交通工具的革命性变革.使这种反思能够从传统中分离出来.对社会行为与实践进行新的认识.并在此基础建构整个社会系统。

在对现代性的性质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吉斑斯明确提出了现代性的动力机制问题.某种意义上说.他关于现代性的反思性也是以现代性的动力机制为基础的。这个动力机制一是时空的分离.二是‘脱域”L制。吉斑斯敏锐地捕捉到了现代性所带来的人类时空背景的革命性变革.他谈到.时空的分离使人们小丙受‘旅场"I内限制.而这无疑为人们拓展实践活动领域提供了可能.小仅如此.时空分离还为现代生活的独特特征及其介理化组织提供了运行的机制。现代社会可以在此基础上以以祠人们难以想像的力一式.将各种囚索连接起来。在时空分离的基础上，现代性的另一个动力机制—‘脱域’得以形成.所谓`脱域”.就是‘`}1会关系从彼此匀_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小确定的时问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吉}i斯把脱域机制区分为两种小同类刑.其一为符号标志(symbolic tokens).其二为专家系统(exp errs system s).二者统称为抽象系统(abstract systems)。这些机制都内在地包含于现代社会制度的发展之中。在符号标志中.吉"r斯以货币为例子.讨沦了符号标志在脱域机制中的角色和作用。他采纳凯恩斯和森西尼的观点.将货币与时问紧密联系在-起.认为货币是卖力一和买力一川以共同给子信任的符号.囚而是一种延迟的力一式.在产品小川能H.接交换的情况下.将债权和债务连接起来.成为将交易从具体交换环境中抽脱出来的手段.进而成为重构买卖关联的工具。在专家系统中.吉"r斯举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场景.描述了人们怎样被各种专业知识所包围.而同时又怎样与之相分离:走出家门.无论是乘坐公共汽车.还是自己驾车.抑或是乘坐飞机.在该场景下的时问和空问中.人们被诸如机械知识、道路知识、飞行原理等专业知识所承载.但是作为具体当事人.并小了解这些分门别类的知识。

二、现代性的制度性维度及全球化

吉l斯把现代性的制度性维度归结为四个力一而.即蕴含于生产过程中的物质力和机械的广泛应用所体现的社会关系的工业主义、包涵竞争性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商品化过程中的商品生产体系的资本主义、体现控制信息以及对社会成员的社会性监控制度的监控系统、高度工业化技术条件下对暴力工具进行控制的军事力量。

资本主义是现代性制度维度的第一个力一而。所谓资本主义.吉l斯认为是“一个商品生产的体系.‘已以对资本的私人占有和无产者的雇佣劳动之问的关系为中心，这种关系构成了阶级体系的主轴线。资本主义依赖于而向市场竞争的生产.在这里.价格成了对投资者、生产者和消费者来说颇具意义的信号”。工业主义是现代性制度维度的第二个力一而。工业主义的主要特征.则是在商品生产过程中对物质世界的卜生命资源的利用.这种利用体现了生产过程中机械化的作用。‘监控机制’>s与现代性兴起相关的第二个制度牲维度。监督在这里指的是:‘旅政治领域中.对被管辖人日的行为的指导.尽管作为行政权力的基础.监督的重要性决小只限于政治领域。监督川以是H.接的.但史重要的特征是监督是问接的.并日_是建立在对信息的控制的基础上的。’现代性制度维度的第四个力一而是对暴力工具的控制。军事力量小仅是前现代文明的特征，同样也是现代文明的重要特征.但军事力量在前现代文明中的状况和现代文期中的状况是小一致的。在前现代文明中.政治中心有时对军事力量的控制是力小从心的.相反有时候经常受到军事力量的威胁.军事力量反倒成为社会小稳定力量的重要囚索之一。但在现代文明中.子工币一个民族国家都可以在自己确定的边界领域内对暴力工具进行有效的控制。

现代性的四个制度性维度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受现代性二大动力机制的推动.逐渐成为一种全球性维度.囚此.吉斑斯提出了‘现代性的全球化’认一命题.这也是吉斑斯现代性理论引人注口的一个力一而。吉斑斯把全球化看作是现代性的一个呀本性后果”.认为现代性眼下正经历全球化的过程.而日_‘已的影}}向力在小断增强。在对‘现代性的全球化"I内探讨中.吉斑斯重点关注了二个力一而.首先是全球化下的匡}家主权。总体上讲.他反对那种认为全球化的过程中.国家问的介作与结b}关系导致的政治一体化倾向将使民族国家逐渐丧失对自己内部事务的主权的说法.他把全球化与民族匡}家主权的关系形容为一种‘推一拉’炭系.认为民族国家问的权力联介在另一力一而也使这些成员匡}在匡}家体系中增强了自己的影}}向力:其次是商业公司尤其是跨匡}公司在全球化中的角色和作用。吉"r斯认为.商业公司尤其是跨国公司正在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正是‘已们影}}向的扩大导致了商品市场和货市市场的全球性扩张:最后是文化全球化的现象。这也是全球化的一个史为深层、史为重要的一力一而。他很关注通讯技术和媒体所产生的全球化影}}向.认为信息传播是现代性制度全球扩张的根本囚索。同时.吉"r斯把全球化视为一种普世性的命运.从宏观的制度层而到人们的日常生活.没有哪个民族国家和个体能够逃脱山现代性所带来的社会转刑 o

三、现代性的‘风险”

吉"r斯的现代性理论的一个独特力一而.是把现代性视为一个‘`)x}险社会”.在吉"r斯看来.‘风险指的是在与将来可能性关系中被评价的危险程度。··…少七险暗示着一个企图主动与‘已的过去亦即现代工业文明的主要特征进行决裂的社会。’也就是说.风险具有两个属性. 一是小确定性.二是思维的前瞻性而卜回顾性.风险在这里被认为是控制将来和规范将来的一种力一式。

吉斑斯关于‘`)x}险社会’的论述一力一而强调了‘已的制度性特征.另一力一而.他也指出了yx}险社会’对个人日常生活的影}}向。从其制度性特征来讲.吉斑斯把现代}h}的风险与他关于现代性的四个制度性维度结介起来.将现代性的‘`)x}险’也归结为四个力一而，而单个风险就隐藏在当下西力一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具体来说.资本主义的维度及其全球化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将会出现经济增长机制的崩溃:工业主义的维度如果小加以有效的控制和引导.将会导致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监控机制的小介理运用川能导致极权主义的滋长:从军事的角度来看.军事力量的滥用将有川能导致核冲突和大规模战争。吉l斯的忧虑小无道理.现在全球的军费开支每年都在上升.技术创新在武器生产力一而经久小衰.向战争工具消亡的世界过渡的机会似乎还是微乎其微的.囚此.核冲突和大规模战争也是被吉l斯视为现今全球所有的危险中最H.接也是最川怕的潜在威胁。从现代性的风险对个体的影}}向来讲.吉"r斯认为.现代性将带来个人价值观力一而的‘火生无意义"I内威胁.现代性使小确定性泛化.这种小确定性使个体时刻感受到各种各样的压力和紧张.每一个个体都被暴露在某种程度的危机情境中.导致个体的焦虚无助.乃至感到生活的空虚和无意义。在此基础上吉斑斯进一步将风险划分为‘沙「部风险(external risk)”和“被制造出来I为风险(m anufac-turedrisk) "。外部风险就是来自外部的、囚为传统或者自然的小变性和固定性带来的风险.是传统文化、工业社会中以及H.到今天人类所担心的.比如瘟疫，啸等: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是指山我们小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向所产生的风险.比如核战争对世界的威胁.‘已逐步在现代社会中占居主导地位。

吉"r斯列举了现代性的多种风险景象:高强度意义上风险的全球化.包括核战争和生态危机:突发事件小断增长意义上的风险全球化.比如丫[油价格的波动:来自人化环境的风险.比如.山核电站的事故所引起的辐射危害:全球化所带来的制度化风险.比如投资市场的风险:对专业知识局限的风险.即采用专家原则的后果风险.这种风险与知识的小确定以及相关的小川预测性相关。这些风险景象的存在促使吉"r斯思考当代资本丰义的限度问题.他把这种限度分为两类一是‘环境限度”.即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必须关注地球资源的川承受力.二是‘现代性的限度”.在这里.吉"r斯提出了一个问题:现代性的反思性及以这种反思为基础的对社会生活和自然的十预在多大程度上是川ii=的?在现代性的社会里.随着科学技术水平提高.抽象的专家系统日益控制着社会.人类反思与知识本身的局限性决定了这种控制充满了小确定性和风险。在这两种风险中.‘现代}h}的限度’被吉斑斯认为是史重要的.囚为所谓的生态危机小是纯粹意义上的‘天灾”.而是‘火祸”.事实上.‘件态危胁是社会组织起来的结果”.是通过工业化对物质世界的影}}向而产生的。

四、现代性的超越一后现代性

吉J斯对西力一社会所处的状态和时期的判断.是‘已仍然处于现代性的阶段.小过这个阶段是高度的现代性或晚期的现代性阶段。他指出.对于现代社会特征的研究.仅仅提出几个如‘，而现代时期”、‘，而工业时期nl内新名词是小足以描述现代社会的特征的.而日_这样做也略显肤浅。但吉l斯并小拒斥使用‘，而现代性”一词.他指出.我们能够指认出一种后现代的轮廓.而日_.的确存在着种种重要的制度性倾向.‘已表明后现代的秩序是能够实现的。但他所使用的‘，而现代性”一词的意指与利奥塔等人的‘，而现代性”一词的意指是大相径庭的。吉l斯认为后现代体系在制度上将是复杂的.后现代性是对现代性的一种超越。这种超越小仅是川能的而日_也能够成为一种现实。作为一种末来导向的各种社会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为这种超越的媒介或者是手段。在这种种蓬勃兴起的各种社会运动当中.我们能够}5，} }5，地看到一种末来的曙光.即一种‘，而现代秩序’的出现。

吉}i斯把对于这种‘，而现代秩序"I内展架与他关于现代性的四个制度性维度结介起来.这种‘，而现代秩序”主要涵盖四个力一而.首先是‘超越C乏刑体系”。所谓僵乏’是指‘除了保证肉体存在的基本需要之外.是相对于社会地界定的需求和特殊的生活力一式而言的，pp[I 7 }P145)。而实现这种超越的手段之一便是劳工运动的发展。劳工运动作为社会运动的一种形式.吉l斯认为.资本主义仍然是一种阶级体系.在这种阶级体系当中.市场小仅在复杂的交换体系中发挥着信号的作用而日_维持着一种主要的剥夺形式。囚此.超越C乏刑秩序的努力将包含对社会生活力一式的改造.对经济持续增长进行重新调整以及对全球财富进行重新分配。在这种秩序当中市场所起的作用将只是信号的作用而小丙是维系随处川见的剥夺机制。其次是“多层次的民主参与”。监督机制作为现代性的制度维度之一有利于对暴力工具的成功垄断.然而监督的极端化则是极权主义的增长.极权主义与现代性的关联并小是偶然的.然而正在蓬勃发展的争取言论自山和民主的社会运动将有利于克服监督的极端化.借此多层次的民主参与将逐步形成。丙次是‘技术的人道化”。持续小断的技术革命是从资本积累和军事规划中获得原动力的.但是‘已们-旦开始运转.便有了自己的推动力。持续小断的技术创新在给人类带来损社的同时也造成了环境的严重破坏.这是当代生态运动极为关注的一个问题.即现代社会中的技术主要是作为一种‘压具理性’而运作。在后现代秩序中.人们将小得小考虑无限制科技发展的逻辑.技术的人道化将会逐步被引入人化环境的问题中来;最后是‘`1r军事化”。尽管向战争工具消亡的世界的过渡的机会似乎还是微乎其微的.川是也存在着现实主义的囚素.包括:战争的工业化使得军事强国川能悬置战争:和‘!近运动的呼声越来越高.将小得小引起各个国家的反思.囚此.吉f斯认为‘，而现代秩序’中.川能会出现一个无战争的世界。吉斑斯是在(C}J}}代性的后果》中对超越现代性以及后现代性社会进行理论构想的.这一思想后来也成为吉斑斯‘第二条道路’的理论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吉斑斯对于从‘解放政治’，向‘味活政治’的转变寄子厚架.并将这种转变看作是超越传统‘大’，与‘佑”、构建空球世界主义秩序"I内一个关键囚素.作为一种政治思维力一式.‘件活政治;s一种‘件活力-式’fA}味活决策))内政治.生活政治的口标指向是在晚期现代性的系统中.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达到选择生活力-式和自我实现的口的.囚此.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生育问题、全球化带来的作为整体的人的存在与介作的问题.以及现代性条件下的自我认同问题.这些问题成为吉f斯生活政治理论关注的几个焦点.而这几力一而无小涉及‘火的存在与道德’的深层问题.彰显了吉f斯‘味活政治牲贝论的伦理底蕴。

五、对吉f斯现代性理论的简要述评

从内容体系上看.吉f斯从社会学角度提出的现代性理论为我们展现了现代性问题的现实的一而。在工业主义、监控机制及军事力量已经成为当代民族国家的制度选择的背景下.吉f斯关于现代性的制度性分析发人深省.这也是小同国家的社会学者都对吉f斯的现代}h}理论给子足够重视的一个重要原囚。吉斑斯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考虑现代性问题的.并把‘现代性的全球化’，与‘现代性的风险’结介起来.这使他的现代性理论有着浓厚的时代感。吉斑斯与贝克是西力一风险社会理论的开创者.他们的研究使风险开始成为西力一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在理论特色上.吉斑斯主要把风险与现代性及其全球化联系在一起.进而将‘降低风险’作为’`l驭现代性这一‘猛兽’的良策。吉斑斯关于现代性风险的探讨，无疑为我们正确认识现代性的双重性、构建现代性风险的预警机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小仅如此.吉l斯关于，军放政治’，与‘味活政治’的探讨已经触及到哲学层而的‘政治’，与‘火’的关系问题.虽然‘件活政治’能否概括人类社会末来的政治图景值得探讨.但‘味活政治’中所传达的‘败治向人和人的生活世界的回归”.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人类政治设计的末来走向。

第8篇：吉他社活动总结范文

【关键词】理论体系；权力观；现代性

近代以来，西方的社会发展理论是围绕着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这一主题展开的。吉登斯的“激进的现代化”理论是西方相关讨论中较有代表性的一种社会理论。权力理论作为其庞大的思想体系的基础和重要的组成部分，渗透、贯穿于其整个理论体系之中。透过权力理论我们可以更清晰、透彻地捕捉到吉登斯对于现代性的断裂与延续的思考，解读出其对结构化理论的反思与现代性理论重构的真谛。

一、权力观基本原则的展开

（一）吉登斯理论体系的概述

鉴于权力观是吉登斯理论体系的重要部分组成，为了更清晰地阐述权力观，笔者有必要对其理论体系作大致的介绍。

吉登斯的思想体系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两个阶段：

1.第一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的“结构化理论”。吉登斯看到了长期以来蕴含在结构主义、功能主义、进化理论、解释学等思潮里面的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整体论与个体论、决定论与意识论之间的对立关系。这些对立思想，往往只强调其中的一个方面具有本质优先的属性，而忽视了另一方面，人为地虚设出种种不可逾越的鸿沟。

故吉登斯的理论主张打破二元对立，在他看来对于多种研究目的来说，理论概念应被视为敏感的工具，仅此而已。他指出，一方面，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领域不应该是个体行动者，也不是任何形式的社会总体。而是在时空上有序安排的循环往复的行动流――社会实践，尤其是社会实践的或然性以及行动者在社会实践中体现为权宜性的转化能力，而回避了系统性的方法，是一种综合性的方法。

另一方面，同时还要注重行动的反思性监控，即行动者的活动流中体现出来的人的行为的目的性或意图性。需要注意的是，很多行为是没有动机的，行动者只是在监控环境和对其做出反应，这被称作行动者的本体性安全系统。

吉登斯统合了各种传统的理论，主张结构二重性。即行动者利用结构，并且同时改变或再生产了这个结构。结构在此即是指“行动者在跨越‘空间’和‘时间’的‘互动情境中’利用的规则和资源。正是使用这些规则和资源，行动者在空间和时间中维持和再生产了结构。”结构化理论将社会分析划出了制度层次和个人策略层次这两个层面，但这两种分析层次上的两分也只不过是权宜性的方法。

2.第二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结构化理论的基础上，吉登斯对现代化问题进行的集中研究。吉登斯的现代性是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在梳理马克思、涂尔干、韦伯的有关现代性思想的基础上，指出与其他思想家只注重现代性发展历程中的一个维度相比，需要对现代性从诸多维度进行深刻的分析。吉登斯将社会界定为民族国家，并放弃帕森斯将秩序问题等同于整合问题的观点，而主张社会秩序应该旨在研究“时空伸延”问题，即在何种条件下时间和空间被组织起来，并连接在场和缺场的？

总体看来，对于现代性吉登斯是持有一种谨慎的态度的。他认为现代性是一个充满风险的社会，它会自动导致一种更加幸福，更加安全的社会秩序的，需要我们不断的努力去营造一个更加可以信任、安全的社会。

两个阶段的关系：“结构化理论”是分析现代性理论的工具；现代性理论正是在此思想指引下对具体的社会变迁和其成因的分析，两者有很多概念是交叉使用的。

（二）权力观基本原则的展开

吉登斯把权力与时空、能动、结构连接起来。权力作为一种转化能力，与能动相连，权力的扩张范围则与在时空中的聚集程度相关。结构是权力得以实现的媒介。吉登斯具体分析历史中权力的扩张时，认为这种扩张是配置性资源与权威型资源同时起作用的结果，社会变迁是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共同作用的结果。

二、吉登斯关于权力的分析

在结构化理论中，吉登斯所指的社会互动包括意义、权力和规范三个要素。所有的社会实践都包含了这三种因素：意义的交流过程、有意无意的权力运用和规则的限制。吉登斯以一种二重的方式阐述了他的权力观。一方面，他将权力视为行动者个体所具有的“转换能力”，认为它是人类行动的普遍特征；另一方面，他又将权力视为互动模式中存在的支配能力，认为它是行动者依赖性表现，是资源不对称分配带来的结果。吉登斯认为权力具有双向性，即“在既有的权力关系中，权力的弱势方无论居于多么不利的地位，都可以借助某种操纵资源的方式，对权力强势方实施一定程度上的控制。反过来，权力的强势而受制于权力的弱势方。通过这些关系，社会行动者利用并再生产出支配的结构特征。”权力在本质上是不具有压制性的。虽然在某种情境下权力具有强制性，但是在根本上，它只是人类行动个体的媒介，并不是其障碍。对国家而言，其权力系统不是仅靠经济力量和政治斗争就能发展起来，更重要的是社会结构的二重性而导致的结构化过程，支持并促进了行政控制或反思性监控的发展，亦即强化了传统国家的控制功能和监控功能。本文试图通过分析权力与其他几个概念的关系来阐述吉登斯的权力观及其“控制辩证法”。

（一）权力与能动性、本体性安全

从定义上来看，“在人类行为改造能力的意义上，‘权力’是行动者干预一系列事件以改变其进程的能力，它是中介于目的或需要同所追求的结果真实实现之间的‘能力’。”“行动中包含的权力逻辑上指的是转换能力，从这个角度上说，最广义的‘权力’在逻辑上先于主体性及行为的反思性监控的构成，而通过“反思性监控”，人们可以留意、记录、计算估量自己的权力行为。这种监控受到两个层面意识的影响。一层“话语意识”，它包括为其所作所为提供理由或解释的能力（同样也可能为别人的行为做出解释）；另一层“实践意识”是个人在一定条件下行动或解释他人行为时无意识中使用的袖里乾坤这样的知识。几乎所有的权力行为都可以索引，然后在自己的情境下做出解释。同时，吉登斯还指出一个重要概念：人的能动性存在无意识成分，不是所有的行为（包括权力行为）都与动机一一对应的。很多行为（包括权力行为）是没有动机的，仅仅是行动者对环境的监控和反应，以求在同他人互动中得到“信任感”，这被称作“行动者的本体性安全系统”。

在这种权力观里，权力是所有行动的普遍特征，而不是某些特定个体的行为特征。吉登斯由此批判了社会科学中两种主要的权力观：一派是如帕森斯和福柯，则把权力看成是社会或社会共同体的某种特性；另一派，把权力看作是实现所欲求的后果的能力，是个体实现其意愿甚至不顾其他人反对的能力。

（二）权力与结构、资源、规则

结构在吉登斯看来是由规则和资源组成的，是权力得以实施的媒介。资源和规则具有中介性和可转化性。具体来讲，规则可转化为两种基本的调节过程：一是规范性的，即在一个情境下创造的权利和义务；二是解释性的，即在一个情境下生成具有正确的知识库存和知识构成。资源同样可以转化为两类基本的调节社会关系的工具：一是权威性资源，即在一个情境下可以控制和引导互动模式的组织能力；二是配置型资源，即在一个情境下，使用物质特征、人工制品及物品等对互动模式进行控制和引导。

权力扩张是配置性资源与权威型资源同时起作用的结果。“权力代表了能动者调动资源建构那些‘方法’的能力。”行动者通过不同的形式将资源的动员起来，通过各种形式和程度的权力的运作来操作行动和实现结果，资源聚集程度的不同反映了权力扩张的范围不同；规则则产生出不同的方法论和常规的结合来指导权力的运作。由于规则和资源的内在的可转变性（即产生出不同的结合）而非固定的，使得权力具有了一定的时空连续性和一定的张力。权力便在时空中的聚集过程中呈现不同的扩张范围。

（三）权力与时空

吉登斯一方面注重时空与行动者的能动性、主体性安全、结构的制度化之间的关联。行动者的能动性、本体性安全和结构的制度化都依赖于行动者之间的例行化和区域化的互动。例行化保障了互动模式在时间上的延续，因此再生产出包括规则和资源在内的结构和制度；同时，例行化使行为具有可预见性，由此产生本体性安全感。区域化把行动者放置在与他人相互关联的空间，并限制了他们如何行动。互动的区域化规定了人们在时空中的互动，这又反过来迎合了行动者本体性安全的需要并再生产了结构，故对更广的结构模式和行动者的本体性安全的维持非常重要。

另一方面也强调时空与权力的关联，某种聚集时空范域的场所构成了“权力集装器”，场为包括配置性资源和权威型资源在内的资源的集中提供了可能性，场类型的变化体现了行政力量的不同。在吉登斯称之为阶级分化社会中，城堡、庄园、城市均为权力生产的集装器，在现代世界中，组织的行政管理场所，如公司、学校、大学、医院、监狱等，均是资源的聚集中心，但是只有现代国家在许多方面才成为最突出的权力集装器。

（四）权力与变迁

吉登斯在批判以功能主义为代表的传统的社会进化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因为人类自身历史的认识具有反思性，故社会的变迁历史是有历史性的，而不是像传统理论所述的人类社会是按照既定的模式逐步发展的。他坚持人类的社会实践具有能动性、多样性，对人类行动的分析必须放到具体历史的时间、空间的限定背景之中去。资源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们在不同类型的社会中构成了权力的具有可扩展性的中介。吉登斯认为各种进化论都偏重配置性资源，但事实上权威型资源和配置性资源具有一样重要的作用，两者相互影响，并不是哪一种是在社会变迁中占绝对重要位置的。吉登斯注重依据人类行动者和互动模式从下层建构权力关系，而不是借助大规模的结构和制度从上部来建构。

三、对吉氏的权力观的反思

总体看来，吉登斯打破了传统社会学理论的主客二元看问题的范式，既强调权力行使带来的支配关系的客观性的，又强调权力控制的辩证法。

但是这种权力的分析也存在一些不足，具体而言：首先，吉登斯的权力观是一种泛权力论、群众权力观、日常生活权力观。他认为权力就是行动者的能力，所有的社会行动者和人类活动都有权力，将权力的产生视为一种普遍存在的客观的自然而然的现实加以接受，这也就意味着他默认了权力通过资源的运用时产生的不平等，将不平等视为一种正常和客观的现象。他并没有告诉我们社会资源是如何被不平等地分配的？不平等是如何产生的？尤其是在全世界普遍正在经历的全球化问题上，他只是阐明了全球化的过程是一个充满了支配关系的客观过程，但是它没有解释在全球化过程中这种支配关系是如何产生的，而这其中的“所以然”恰恰是我们关注的重心。吉登斯的这种权力观恰恰是承认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规则的表述的不平等、以及对资源占有的不平等是一种正常现象。其次，吉登斯在其对现代性的描述中并没有对全球文化问题给以充分的考察，只是单方面地分析了西方现代性向全球范围的延伸过程。文化是没有先进与落后之分的，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会消极被动地屈从于西方的“现代性”、“权力容器”的所有安排吗？

四、一个未尽的话题

尽管我们都认可吉登斯对权力的分析、“结构化理论”的开创及其对现代性重构的种种思想给我们带来了使我们受益匪浅的窥视世界的全新视角。但我们更需要深省的是理论的本质是什么。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理论，理论的建构是有待遥远的未来实现的远大抱负，而不是社会科学目前实际所能追求的事业。”

参考文献

[1] [美]乔纳森・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2] 杨善华.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3] 刘少杰.后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4] [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种对解释社会学的建设性批判[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5] [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M].北京：三联书店， 1998.

第9篇：吉他社活动总结范文

[论文摘要]在吉登斯的思想发展的历程中，早期他对结构化理论的探索为其后来的现代性研究提供了方法论的基础。特别是他对“权力”概念的阐发直接成了现代性理论中“监控”的来源，只有掌握了这些理论，才能对其现代性有更深地理解。所以对吉登斯“权力”概念进行深度的解读就有很重要的意义。

在当代社会理论研究中，英国著名学者吉登斯对现代性及其后果的阐述在现代性的研究中引人注目，其观点被众多的研究者引用和宣扬。而从吉登斯的思想发展的历程来看，他在早期对结构化理论的探索为他进行现代性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特别是结构化理论中的“权力”概念，直接就是现代性理论中“监控”的来源。因此，只有把握了他对“权力”的独特阐释，才能对作为制度性维度的“监控”理论有更深地理解。

一、结构化理论与资源

吉登斯“结构化理论”(structurationtheory)理论中的“结构”概念与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使用的结构概念完全不同，在吉登斯看来，结构指的是社会系统再生产过程中反复涉及到的“规则”(rules)和“资源”(resources)。他指出：“可以用某种更一般的技术性方式使用结构这个概念。把它理解成规则与资源，反复体现在社会系统的再生产过程中，成为结构化理论的基础。”

依照吉登斯的看来，规则是行动者行为互动过程中所必然涉及到的方法性程序，不能脱离行动者来谈论规则；在行动过程中。规则一方面与行动的意义交织在一起，即构成行动者行为互动过程中意义交流的基础，同时，规则又对行动者的行动构成制约。在吉登斯心目中。结构并非只指涉规则，也包括资源，行动必然涉及行动者的资源。吉登斯将资源分为权威性资源和配置性资源两大类；这两种资源的组合形成特定的社会系统，从而约束行动者的行动所能影响的范围。在吉登斯看来。“权威性资源指对人类自身的活动行使支配的手段”。在社会变迁发展过程中，配置性资源与权威性资源同样重要的作用。“配置性资源指对物质工具的支配，这包括物质产品以及在其生产过程中可予以利用的自然力”。也就是说。吉登斯所说的配置性资源主要表现为人类对物质世界的控制、征服能力。在吉登斯看来。配置性资源对于人类行动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有各种物质资源，人类才可以改造自然和社会。在结构化理论中。资源的重要性主要通过权力表现出来。吉登斯认为权力是行动者所具有的“转换能力”，这种能力的大小以行动者所能动员的资源为前提。资源赋予行动者行动能力的同时。对行动同时构成制约。即资源不仅是行动者权力互动的基础，而且对行动者产生结构性制约或支配。

规则与资源之间存在着什么关系呢?按照吉登斯的思路和看法。规则属于行动者的知识与理解部分。它们是行动的内在因素；资源则属于行动的外在条件。这两个内在与外在因素加起来。便构成了行动的结构因素。规则与资源是互相交织、互相依持和不可互相独立存在的。一方面。行动者所把持与没能把持的资源都会不断影响他如何塑造、测试和再确认规则。另一方面，资源并非纯然独立存在于行动者以外的东西，它们存在于社会环境里。社会成员在各种社会情境里赋予它们各式各样的意义，这正涉及到建构规则的工作。

二、资源与权力概念

在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中。资源与权力有着重要联系，要充分理解吉登斯的权力观念必须对权力与资源，权力集装器以及可以创造出权威性资源的相关要素等做出阐述。

在结构化理论中。资源的重要性主要通过权力表现出来。吉登斯认为在高度抽象的意义上，“权力”指“改造能力”，是行动者所具有的“转换能力”。这种能力能够对一系列既定的事件进行干预以至于通过某种方式来改变它们。资源是能动者为完成其所做的一切事务而在其活动过程中予以运用的所有要素，它们内嵌于社会体系的再生产过程之中。按照吉登斯的观点。资源主要被分为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两大类。配置性资源指对物质工具的支配。而权威性资源则指对人类自身的活动行使支配的手段。在吉登斯看来。传统的社会理论对社会的构成以及对社会变迁所作的解释中，配置性资源时常都会被赋予主要地位，而忽略了权威性资源的作用。他认为任何行动者都能动员相应的资源并服务于其行动，权力的大小以行动者所能动员的资源为前提。资源赋予行动者行动能力的同时，对行动同时构成制约。即资源不仅是行动者权力互动的基础。而且对行动者产生结构性制约或支配。任何行动者都能动员相应的资源并服务于其行动，但是，资源同时是蕴含在社会秩序当中。资源时空分布和储存能力的差异不仅产生行动者权力问的差异。而且对行动者形成不同的制约。

吉登斯认为，只有当居于情境中的行动者将资源纳入社会体系的再生产过程之中日常的生活行为中时，权力才得以运作。因此社会体系。都可以作为权力或支配的具体模式或表现形式而给予研究。在不同时一空中具有某种规定存在方式的社会体系。是由行动者或行动者组成的集体各自的自主性与相互之间的依赖性两者之间的关系构建而成的。它们就总表征为为权力体系或支配形态。在社会体系中，支配存在于制度之中并通过制度展现比来，而又正是制度。使那种深深地内嵌入社会生活的连续性得以呈现出来。在所有的集体情境中。不论社团还是组织，支配都表现为控制模式。凭借控制某些能动者致力于实现并维护他人对自己的服从。相对稳定的控制形式称为统治，统治形式是社会体系中自主性相依赖性之间的稳定关系，对它们的维护在于那些居于支配位置者用以左右他人活动的常规实践。为了进一步分析，吉登斯还将统治的“范围”和统治的“强度”区分开来。“前者指居于支配位置的行动者对那些屈从于其统治的人们的活动领域的控制程度。就控制强度，(即那些能用来获得他人屈从的制裁措施)而言，最极端的形式就是对暴力工具的控制以及对生杀大权的掌管”。传统国家的统治集团缺乏左右其臣民日常生活的固定手段；而现代国家行政人员的控制能力甚至能左右个人日常活动的最私密部分。

在吉登斯看来，虽然权力是行动者对发生在他周围的事情所能产生的转化作用，是行动者对社会上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的支配能力；但在社会上。资源并不是平均分配的，不同行动者的支配能力因而各有不同，没有行动者是完全没有权力的，不论行动者所拥有的权力多少。他必定是拥有权力的，故任何一个行动者都不可能完全受另一个行动者所支配。各种统治均依赖于权力通过运用确定的控制策略来实现，居于支配位置的个人或群体所运用的全部控制策略，都会在居于从属地位的个人或群体那里唤起了反对的策略。一个行动者与另一个行动者间的支配关系。其实是一种双方在权力上互相制衡和争持的情形，吉登斯将这个现象称为社会体系中控制辩证法。不管支配者的控制范围和控制强度有多大，他们的权力本身就须设着他人的积极屈从；一方之所以可以支配另一方实际有赖于后者的屈从。即使那些最具依赖性、最柔弱、最受压迫的人们也一样有能力为自己开辟出自主性的领域。因而，支配者与被支配者间是有种互相依存的关系的。不过，虽然所有行动者均有权力，但他们所拥有对资源的支配能力却各有分别。

由于权力或支配总是与对时空的控制相关联，所以吉登斯探讨了权力与场所(places)之间的联系，指出场所对于权力理论很重要。场所指互动情境，它包括情境的物理维度度及其“结构”，它是互动体系与社会关系的聚合场所。“某些类型的场所构成‘权力集装器’(Power containers)，权力集装器是为了生产行政力量而给予界定的舞台”。场所作为权力集装器，是指它为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的集中提供了可能性。在阶级分化的社会中，城堡、庄园均是权力生产的集装器。

在吉登斯看来，权力集装器是通过集中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而生产出权力；任何社会中配置性资源的生产都会受到技术水平的直接制约，但是。它们的集中水平却在根本上依赖于能创造出权威性资源的那些要素。吉登斯对可以创造出权威性资源的三种要素作了深入剖析。第一，制裁与军事暴力的发展程度。各类组织的管理方式是依靠直接或间接的暴力威胁得以维护的。与传统社会不同的，在现代组织中，运用暴力制裁手段已变得相当间接且削弱，并且军事力量与警备力量之间有相当明确的差异，前者是对外的，而后者则是对内的。第二，“影响意识形态形成的条件的创设”。传统社会的体系整合完全可以通过促使统治集团或统治阶级的成员接受这一象征秩序来实现意识形态来支配。监控的扩张能相当程度地加剧意识形态的影响，尤其是当监控被贯彻到为人们提供某种正式教育的时候，这种影响就更为明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