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理论全文(5篇)

第1篇：货币政策理论范文

关键词：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协调配合

我国实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主要是为了实现宏观调控目标。其中，财政政策是国家从稳定经济需求出发，采取财政收支规模、财政收支结构、财政体制、税收制度等政策，对社会总供求作出适当调整，确保国家经济发展处于稳定状态。货币政策是国家借助利率、公开市场业务等政策工具，达到对货币供求的调节目的，确保宏观经济目标顺利实现。两大政策在调节范围、目标侧重点、作用方式及调节途径等方面有着较大差异，需注重协调配合，为我国经济腾飞打下坚实的基础。

1我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的现状

1.1改革开放后财政货币政策协调情况

1979—1992年，我国经济发展增长速度非常快，但是存在着供给缺乏的现象。长时间以来，很难满足社会对资金方面的要求，如何与社会整体供给需求相符，是该阶段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的关键。该阶段两大政策基本上以“松”为主，进行扩张性政策协调搭配。1993—1996年，我国经济总量逐步扩大，在微观主体活跃度方面有了巨大提高，国内市场经济进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但是，受到有效供给缺乏的限制，经济若是过热，导致通货膨胀的风险不断上升。在宏观调控的过程中，我国主要采取两大政策“双紧”的调控手段，在紧缩性政策实施过程中，节约了财政资金，不用大量发行国债，保证财政赤字和货币投放总量始终处于合理范围内，这是政策协调的主要目标。此外，经济制度改革为两大政策同时发挥作用创造了条件，如税制、分税制等内容的调整与优化，确保公共财政获得条件，此后货币政策将独立执行，减少其他因素的干扰。1997—2002年，国内经济增长基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以往的资源约束型被需求约束型取代，但同样遇到了有效需求缺乏的问题。在此阶段，每过一段时间经济增长幅度将放缓，在金融危机中消费端出现了不足的问题，物价长期偏低，投资力度减弱，越来越多的人面临下岗危机，呈现较多通货紧缩迹象，针对这些不良经济局面，两大政策由适度从紧转化为“双松”。我国在增发国债后，通过吸引资金完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是该阶段实施积极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重要方法。货币政策通过对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的调低，解决货币供应需求，在整体上体现“稳健”的原则。2003—2008年，我国经济经历了多次宏观调控，政策工具不断丰富，整体上为“双松”和“双紧”搭配政策交替使用。两大政策的协调配合能在控制经济总量上体现效用，且在一些新兴行业上也能协调配合，具体来说可以控制利息税，加强外汇储备管理，消除流动性现象，也通过对特殊国债的发行实现目标。

1.22009年后财政货币政策协调现状

2009年至今，我国主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是提质增效，而稳健货币政策的核心内容是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灵活适度等。2008年后，政府出台了很多经济刺激政策，虽然在后续发展中产生了很多副作用与遗漏问题，但对我国消除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利因素产生了效果，也成功完成了经济复苏。仅一年后，国内信贷规模不断扩大，局面消费价格指数较前几年有了很大提高，GDP增速为10.64%，与2009年相比增加1.24%。2009年，我国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并在货币政策上体现稳健的特点，且结合国内形势不断完善具体的内容，让经济整体上发展更加稳健。在这个阶段，政府部门对各种税费进行了适当降低，“去杠杆”转变为“稳杠杆”。表1为2010—2020年我国历次宏观调控政策下主要经济指标的运行情况。这个时期两大政策的特点，通过协调配合控制着经济走势：第一，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生了促进作用。2015年以后，我国进行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三去一降一补”背景下，两大政策推动着国民经济的结构性调整。财政政策主要是为特定产业提供更多资金支持，解决落后的产能问题，实现税费的有效减少。而货币政策主要将普惠金融提供给农村农业农民、中小企业等，在信贷上给予适当优惠，落实降息降准等措施[1]。第二，解决系统性金融风险。由分析财政政策具体内容与举措可知，重点是管控地方政府债务性风险。在货币政策方面，制定了《存款保险条例》，既解决了金融风险问题，又保证了金融的稳定性。第三，为疫情后复工复产提供助力，帮助中小企业减轻负担。2020年，疫情下中小企业面临复工复产困难的问题，城镇失业率增加，两大政策协同发力，在疫情防控与恢复经济活力上发挥着巨大作用。财政政策中赤字率在3.5个百分点以上，结合疫情推出专门的国债，既让地方债务持续性提高，又在减少税费上增加了力度[2]。企业既能够延长税款缴纳时间，又能在财政上获得贴息，从而在疫情中更好地应对各类风险。在货币政策方面，对各种政策工具的利率进行调低，在资金方面进行了严格控制，利用公开市场操作等方式，让市场的流动性增强。

1.3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经验分析

第一，由分析两大政策协调配合机制可知，重点是对市场进行有力调控。对现有公共财政框架来说，财政政策为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从政府投资性支出发展采取公债、税收、转移性支付等手段。随着国内金融体制改革的日益深入推进，货币政策执行过程除了进行传统信贷控制外，还表现出更为开放的市场经济国家特征。第二，由分析两大政策的协调配合效果可知，财政政策的作用越来越弱，货币政策的作用越来越强。改革开放后，国内以财政政策为主，在宏观上加强调控，此时货币政策发挥的效果不显著。金融体系成熟后，货币政策重点加强对信贷规模的控制，从而给货币供应量带来影响，尤其是分税制实施后，财政政策不再占据主导位置，而是货币政策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在积极财政政策淡出前后，货币政策在大量政策协调配合的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第三，在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过程中，要提高对总需求管理的关注度，确保在整体上让经济总量始终处于预期水平。结合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可知，在封闭体系下的自由利率基础上，两大政策在共同作用中让整体需求维持着最好的状态。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一个国家是否具备成熟的金融体系，直接影响着最终政策选择的效果。而在国内，不仅要解决经济发展中的问题，还需要消除体制转轨中的障碍，对凯恩斯经济理论来说，在整体需求管控上较为单一。从长远角度来看，两大政策的协调配合要重视不断调整金融体系，确保真正适应开放的经济环境。为顺利完成结构性改革，需要在供给管理上加大力度，确保宏观经济调控目标可以顺利实现。

2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对策建议

2.1适应客观经济形势发展需求

分析近年来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情况可知，主要满足国家宏观调控的要求。在中国经济各个发展阶段，考虑到实际经济形势的发展要求，两大政策的搭配方式存在差异，获得的政策发挥作用也不一样。若是经济出现过热现象，财政政策通常会提高收入、降低开支，避免社会整体需求快速增长，同时在货币政策上体现紧缩性特点，可以解决这些问题[3]。如此一来，可以让国内经济在发展中始终趋于稳定状态，这个时期要重点关注货币政策，但也要发挥财政政策的辅助效果。若是经济陷入了低迷状态，通过实行货币政策，让信贷资金流向获得正确引导，达到逐步优化产业结构的目的，并借助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拉动经济增长。比较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前者能在经济萧条后产生催化作用，而后者在经济过热时期起缓冲作用，使用两大政策须做到有所区分并配合使用，从而适应客观经济形势的发展需求。

2.2关注国债管理，完善国债结构

要想进一步增加国债发行量，且在成本上得到有效控制，就需要在持有者结构上加大调整力度。第一，商业银行应增加持债的比重。结合国有银行购买国债的情况，尽快调整或取消其中一些限制性规定，确保商业银行可以顺利进入国债市场。第二，对结构投资者群体结构进行优化，避免国债市场被资金实力雄厚的机构垄断，在国有持债结构中体现机构投资者的主体地位，最大限度地降低筹资中的投入，发挥国债市场的调节作用。第三，推动国债投资主体变得更加多元化，重点是让保险行业、个体投资者及社会组织等作用体现出来，使国债市场发展得更具有深度与广度[4]。要想在经济调控中发挥国债作用，就应该关注短期国债供给，不能过多发行中长期国债，这样其流动性才能变得更强，尽快完成变现，从而优化国债结构，获得多样化的国债品种，并有利于偿债风险得到控制。此外，要引导国债投资向民生等方面流入，并对国债利率结构进行调整，达到利率市场化目标，在市场经济中体现国债利率机制的作用。

2.3完善政策性金融体系

第一，确定政策性金融框架与定位，有效控制财政投资方向。为完善政策性金融体系，要将政策性金融与商业银行的界限确定下来，其中前者要涵盖薄弱领域与弱势产业，要加大投资与扶持的力度[5]。政策性金融机构要逐步从竞争性行业与领域退出，根据职责与权限可知，在投资方面要保证社会公平，并将国家战略意图落到实处。第二，实行风险共担、收益共享机制。为达到政策性与市场性等目标，投资风险性通常会超过商业险金融机构，需建立风险共担机制，使资金不再面临安全问题，其中的风险需要多个部门与企业共同承担[6]。由于风险与收益并存，要有专门的收益共享机制，政府也要采取有效措施对政策性亏损进行补偿。第三，将民间资本吸引进来，让投资主体不再单一化。对一些竞争力不大的产业，要转变传统政府进行投资的局面，让社会上的资本得到充分利用。

2.4健全规章制度，加强财政管理

关键是对预算制度、国债发行管理制度及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等的完善与落实，减轻央行货币政策受到财政存款季节性变化的对冲。为了实现国库单一账户的调整，让财政资金在缴存中能够集中进行，让国库财政存款与资金都能够大幅度增加，并将国库中统一归集一般的财政性收入[7]。财政部门要严格管理财政性资金，并与中央银行、税收部门、非税收部门、预算支出单位等部门和单位加强联系，对国库现金流作出准确预测，确保库存现金能够解决各项支出的需求，能够以安全与剩余为基础，确保多余资金能够用于投资，缓解货币政策受到财政资金的对冲，保证财政资金的效益与效率实现提高。

3结语

第2篇：货币政策理论范文

关键词:影子银行货币政策经济

一、引言

2008年，由美国次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得影子银行成为了全球监管层和投资者关注的重要对象。同年，为应对经济危机，中国政府出台了四万亿元的经济刺激政策，以此应对由于全球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出口收缩，保持国内经济的稳定增长。宽松的货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扩大了我国的影子银行规模。作为一种非正式的、具有系统性的融资方式，虽然影子银行可以为企业融资提供更多的渠道，同时加快推动了实体经济的发展，但它也为系统性风险的产生埋下了种子。

二、影子银行发展现状

在发达经济体，人们对影子银行的定义为“一种起源于商业银行但却没有商业银行束缚的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从事的金融业务”。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美国的影子银行主要有三大特点：高杠杆、高风险、全球性。考虑到中国与国际上金融市场及其监管政策的差异性，作者认为，影子银行是在传统商业银行之外，在资金需求者和资金供给者之间充当信用中介，为双方提供投融资安排，受到较少监督或者完全不受监督的金融机构。目前我国影子银行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领域：第一，影子银行可以进行民间融资和借贷，但却并不是正规的金融活动；第二，影子银行是具有类似银行功能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或称准银行机构，主要包括典当行、小额贷款公司、金融租赁公司、财务公司等；第三，影子银行也包括传统商业银行的业务，即银行表外相关业务等。影子银行存在的原因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总结起来主要是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金融抑制促使影子银行的产生。监管与创新通常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监管过严的地方一般就会有创新，而创新一旦出现以后不久就会出台相应的监管。影子银行的产生与发展同样适用这一规律，由于金融抑制的存在导致市场融资结构出现失衡，为了解决融资需求，弥补失衡状态，从而影子银行应运而生。二是货币政策偏差。对于中国这样银行体系作为金融系统的基础的国家来说，频繁剧烈的政策调动，将会导致企业的融资越来越困难，企业不得不借助于影子银行等一系列的其他金融渠道获取融资，从而促使影子银行的迅速发展。三是预算约束催生影子银行进一步扩张。1994年起，国家重新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权与财权做了划分，即所谓的分税制改革。这一税制划分导致了一种结果：地方政府的财政预算压力迅速加大，财政收支缺口空前增加；而中央政府财政收入不断增长。这样地方政府不得不寻找其他资金来源，以填充财政收支的缺口。在中国，由于地方政府不会存在破产，因而一种预期或者机会主义倾向就会在地方政府当中产生。也就是说，地方政府并不会怜惜更高的成本进行融资负债。

三、结论与启示

影子银行影响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影子银行对货币供应量M2有显著的影响，并持续接近一年。另一方面，货币供应量对影子银行的影响也非常显著。通过分析以上两个方面不难看出，影子银行和货币供给之间存在着非常明显的相互作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影子银行也进一步加快了利率市场化进程，同时也会对国家货币价值和国家颁布的货币政策产生非常重要的营销。此外，影子银行还会影响货币供应量等货币政策中介指标，这样一来，央行想要借助于货币政策工具来进行宏观调控的难度就大大增加。上述结论也给我们以下启示：第一，央行要减弱影子银行的作用，进行宏观调控，必须从货币政策反应函数出发，修改调整函数，以便得出更为精准的货币政策。如若不然，央行就无法通过调控货币供应量来实现控制国家经济增长以及物价涨跌的目的。随着金融行业的不断发展和持续创新，影子银行的出现已经成为了必然。针对于此，人们要正确认识影子银行，不能全盘否定影子银行，同时也不可以放任自流，要做好对影子银行的监控工作，全面防范影子银行可能带来的风险。第二，央行在控制影子银行方面，应该优先考虑调节市场利率，在制定监管政策中要充分预估到利率的影响以及实效性。

参考文献:

[1]于菁,影子银行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影响研究——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J].兰州学刊,2013(4):120-125

第3篇：货币政策理论范文

【关键词】VEC模型；互联网金融；货币政策；有效性

1、引言

20世纪末银行业基本都开始使用电脑工作，这表示这金融电子化时代的到来，且中国的互联网金融体系的建设取得了一定的发展。1994年，中国政府开始将“金”字工程当做十分关键的国民经济工程，我国互联网金融的建设进程开始加快，而且还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银行卡自动处理系统、本地清算系统、对公业务系统等应用系统在我国国内的大部分城市里先后投入运行。这标志着一个集经营管理、国家宏观金融管理和监控和提供对外金融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的互联网金融体系的初步形成。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普及，我国正在逐步进入互联网金融时代。在1985年之前，中国人民银行和商业银行的职能没有明确分开，所以从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央行职能而建立起正式的二级银行体制开始，我国央行逐渐使用货币政策来调控宏观经济。微信支付、支付宝支付、P2P网贷等第三方支付的平台的出现正在逐渐改变我们的交易方式，我们渐渐都习惯了出门不带钱包，所以流通现金量会受到网上交易带来的较大冲击。第三方互联网支付交易功能的出现使得交易性的货币现金流降低，网上交易资金的迅速转换使得我们对货币需求的预防性逐渐减弱，由于银行发行的现金漏损的减少则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快货币流通速度，但第三方支付、P2P网贷等互联网交易也会对货币乘数造成一定程度的扩张，这会使得中国人民银行对货币供应量进行跟踪监测和风险预警的难度会增加，这也会降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由此可见，不论是从实际影响还是理论研究出发，本文有必要去研究互联网金融对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影响。

2、实证分析

2.1变量选择

本文中一共选择四个指标，第三方互联网支付交易规模（IZF）、流通现金量（M0）、狭义货币供给量（M1）和湖南省地区生产总值（HGDP）。本文首先对数据进行预处理，对数据进行对数化后并将各指标分别记为LnIZF，LnM1，LnM0，LnHGDP。本文的样本数据区间选择的是从2007年第一季度至2018年第二季度。2.2协整检验本文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得出差分后的序列都是平稳时间序列，即差分后的序列服从一阶单整（X～I（1））过程。下面本文对各变量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检验结果如下表所示：从上表可以看出，在0.05的显著水平下，接受了LnIZF，LnM0，LnM1，LnHGDP之间有协整关系的备择假设，接受LnIZF，LnM0，LnM1，LnHGDP之间最多只有一个协整关系的零假设，说明这四个变量之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

2.3VEC模型的构建

2.3.1滞后阶数的选取与模型稳定性判断本文针对所选取的四组变量数据来建立最优阶数的VEC模型，由下表可以看出，最优滯后阶数为3阶。

2.3.2VEC模型参数估计下面构建VEC模型并对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同时也对上述的协整关系进行协整修正，可以得到各变量的VEC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见表2.3.2：根据上表的VEC模型估计结果，将其写成矩阵形式，得到VEC模型如下表示：此时本文对序列vecm进行了单位根检验，结果表示它已经是平稳序列，并且取是在0附近上下波动，这就验证了我们的协整关系是正确的。从差分项来看，在短期内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LnIZF对湖南省地区生产水平LnHGDP、流通现金量M0和狭义货币供给量M1具有三期滞后效应。在LnIZF，LnM0，LnM1和LnHGDP所构建的协整方程里，各统计量对应的P值都小于0.05，说明LnIZF，LnM0，LnM1和LnHGDP之间的相互影响具有长期性。在构建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里，可以看到M0和M1的模型方程系数是负数，而且在0.05的显著水平下P值小于5%，故而拒绝原假设，同时第三方互联网支付前的系数为正，这表示第三方互联网支付对狭义货币供给量M1存在替代效应。本文主要从实证分析的方面来分析了货币供给量随着互联网金融发展而波动的同时对湖南省经济水平的影响，通过湖南省地区生产总值的变化来评价在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影响下货币政策是否还具有有效性。

3、结语

本文研究得出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对流通现金量M0和狭义货币供给量M1的影响是长期性的。而互联网金融的迅速发展特别是互联网第三方支付的扩张对货币流通和支付职能所形成的替代效应，在未来很有可能实现无现金社会，且第三方互联网支付非常可能会完全替代货币的支付和流通职能。

【参考文献】

[1]熊宗均.互联网金融发展对货币政策有效性影响的实证研究[D].重庆：重庆工商大学，2018

[2]任文燕.互联网金融对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D].山西：山西财经大学，2017

[3]姜松，周虹.中国互联网金融发展、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基于省际季度动态面板的实证[J].金融与经济，2018（04）

第4篇：货币政策理论范文

关键词：房地产问题；货币政策；住房；政府作用

一、引言

在党的报告中指出：我国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房地产问题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自2008年以来，我国的房地产市场遭到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价格下跌，中央银行运用各种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稳定市场。随后住房市场很快复苏，房地产市场持续过热，房价迅速涨高。同时出现了房地产商哄抬地价从而造成“天价地王”等不良社会现象，哄抬房价，激化了社会矛盾，严重影响人民的美好生活。较高的房价令消费者“住不起房”。人民不能安居乐业，社会又如何达到小康？由此可见，新时代下稳定房地产价格，推动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已成为解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当务之急。基于现状，笔者结合货币政策的工具，通过分析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的房地产价格走向，探求货币政策与房地产价格的关系。并借鉴历史经验，提出对控制房地产价格的相关货币政策建议。

二、自2008年以来货币政策概述

为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央行采取措施，改变之前从紧的货币政策，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自2008年以来，我国的货币政策大致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2008~2010年：应对金融危机

从2008年起，我国的货币政策由“从紧”的货币政策转变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2008年上半年，央行多次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以冲销流动和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一度提高到17.5%。由于2008年雪灾和汶川地震以及全球金融危机导致了大量的资金需求，央行结合国内外形势，配合着“四万亿”投资等积极的财政政策开始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引导下，至2010年，我国经济继续朝宏观调控预期方向发展，总体的运行态势良好。此时，四万亿投资计划也已进入尾声，对外贸易较快地恢复，消费增长较快，工农业生产都较平稳增长。在这种经济形势下，我国继续将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定为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为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逐步引导货币政策从应对危机状态回归常态。

（二）2011~2012年：稳健的货币政策

自2011年起，国际金融危机极端动荡的状态已有所缓和，总体经济运行良好。在国内，由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影响，出现了物价上涨、产能过剩、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增大等现象。同时，房地产市场、投融资平台、民间借贷等领域潜在风险增大，内需后劲不足。国外方面欧债危机日益加剧，经济形势日趋复杂。迫于这一系列因素的压力，我国货币政策由适度宽松转向稳健，表现在2011年连续六次上调金融机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推行公开市场业务；将信贷资金更多投向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和“三农”等。将“稳增长”放在宏观政策调控的首位。

（三）2013~2018年：新常态下稳中求进的货币政策

2013年以来，我国经济一直面临下行压力。2014年，提出经济新常态，意味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高速增长。在这种形势下，2013~2018年，我国货币政策的总基调坚持稳中求进，既不放松也不收紧银根，将把握好“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防风险”的平衡点作为首要目标，创新调控工具，利用创新促发展，力求达到对当前和长远都有利的效果。

三、自2008年以来的房地产形势与政策

自2008年以来，从事房地产的企业数由2008年的87562家上升至2015年的93426家。2015年房地产企业开发计划总投资是2008年的3.83倍。这一段时间内的房地产价格虽偶有回落，但总体呈上升趋势。以下对具体时间段的分析体现了房地产价格曲折上升、涨幅较高的态势。

（一）2008~2010年：先复苏，后调控

2008年对个人购置两套普通自住房贷款予以放宽，并对住房转让环节营业税进行大幅减免。2008年12月21日国务院办公厅支持房地产开发企业积极应对市场变化的“国13条”，导致中国楼市出现十年大拐点，量价齐跌。2010年国家出台“限购令”。各地限购政策纷纷出台，上海和重庆试点房地产税。这被称为史上最严的房地产调控政策，但高价地王继续产生，三个月后全国房价飙升。

（二）2011~2012年：继续调节过热市场

2011年二套首付比例提高，“新国八条”公布，二套房贷首付比例提至60%，贷款利率提至基准利率的1.1倍。上海和重庆正式实施房产税。房价继续上涨。2012年多部委多次强调坚持房地产调控不动摇，2012年2月住建部称加快推进房产征收税扩大试点范围。国土部出台土地监管新政策，严打小产权房。

（三）2013~2018年：需求稳步增长，市场健康发展

2013年2月出台新国五条，不仅再次重申坚持执行以限购、限贷为核心的调控政策，坚决打击投资投机性购房，还在继2011年之后再次提出要求各地公布年度房价控制目标。2014年“9•30”房贷新政颁布，各地陆续松绑限购政策，2014年9月30日央行出台房贷新政，对拥有1套住房并已结清相应购房贷款的家庭，贷款购买第二套住房时，可按照首套房贷政策执行。相对于此前信贷套数认定政策，本次政策对首套、二套、多套，在认定上都有放松。新政出台后，全国各地楼市皆迎来成交高峰，房价缓涨。2015年3月，央行、住建部、银监会联合发文，宣布全国二套房首付降至四成。

四、货币政策与房地产价格

针对房地产价格短期内的过度上涨现象，我国政府巳经充分意识到必须给予科学的宏观调控，以抑制房地产价格短期内的过度上涨态势。考虑到货币政策是宏观调控政策的重要内容，货币政策较财政政策更加灵活、及时。同时，货币政策的影响较为温和。所以必须发挥货币政策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作用，以维护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

（一）2008~2010年

这一时期实行的是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从利率的角度来看，该时期的特征是频繁降息；从存准率的角度来看，该时期可分为两段：金融危机爆发前政府频繁上调存准率，金融危机爆发后，为实现保增长的目标，央行频繁下调存准率。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多数投资者考虑到投资风险而退出购房市场，房地产量价齐跌，涨幅回落。该阶段因金融危机的外部影响，存准率与住房价格的关系并不明确；利率上涨引起房地产价格下跌，利率调整和住房价格呈现负相关性。上述分析表明，总体上看该阶段货币政策调整与房地产价格呈现负相关性。

（二）2010~2011年

该阶段我国货币政策已由适度宽松转变为稳健。从利率的角度来看，该时期主要是加息。但同时，为了应对国际上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美国财政悬崖的事件，央行也偶尔降息；从存准率的角度来看，该时期主要是上调存准率。这一时期经济复苏迹象明显，危机时期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所引发的流动性过剩问题逐步显现。在经济逐渐复苏的背景下，部分投资者重新进入市场，带动较大的购房需求，从而推动房地产价格上涨。但上涨幅度明显减少。该阶段表现为存准率上升，房地产价格上升，存准率与房地产价格呈正相关性；利率上升，房地产价格上升，利率调整呈一定的正相关性。所以，该阶段货币政策调整和房地产年价格呈现正相关性。

（三）2012~2015年

该阶段我国货币政策继续保持稳健，坚持稳中求进的新常态。从利率角度来看，央行依旧秉持加息政策；从存准率方面，央行开始适度地下调存准率，总体趋于稳定。我国房地产市场对应的房地产价格上涨幅度也有所回落，即房地产价格从2009年的4681元／平方米上涨到2015年的6793元／平方米，上涨幅度由原来的23.2%回落至7.4%。该阶段货币政策同房地产价格的关系不明确。

五、政策建议

由上文分析可知，单一的货币政策工具对房地产市场难以起决定性作用，而其影响却又是巨大的。在此情况下为了更好地利用货币政策工具，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推进利率市场化

从上文对利率工具的分析中可以得出，推进利率的市场化程度能够有效的管理房价。但我国对利率的管制调整“一刀切”的方式在一定程度和范围上影响了资源的配置，导致效率低下，影响了利率市场的调控效果。所以，在制定利率政策时，可根据特殊情况制定有区别的利率政策，满足不同人群的需要。

（二）发挥存款准备金率的调节作用

由上文的分析可知，存准率和房地产价格大致呈负相关性。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依然存在过热现象，“软着陆”并未完全实现。此种情况下，更应发挥存款准备金率抑制投资性住房的作用，以此抑制房地产市场过热。

（三）加强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公共服务能力

政府是人民的管理者，更是人民的服务者，保障人民安居乐业是政府的责任和义务。为稳定房价，政府应保证房地产市场公平公正公开。同时，政府作为土地的监管者，应着眼长远，综合考虑土地的高效利用。另外，还要积极引入公众监督，加强政府监管力度，建立完善的房地产金融监管体系。

参考文献：

[1]贾生华.从“去库存”到“抑泡沫”———2017年房地产市场怎么走？[J].浙江经济,2017(02).

[2]顾海峰,张元姣.货币政策与房地产价格调控:理论与中国经验[J].经济研究,2014(s1).

[3]穆鸿斌.我国货币政策对黑龙江省房地产价格影响分析[J].经济研究导刊,2014(14).

第5篇：货币政策理论范文

一、功能财政思想及其政策演变

古典经济学派财政理论：西方现代财政理论源于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斯密支持自由市场，反对政府干涉自由市场，主张“看不见的手”在经济活动中发挥作用。相应的，斯密提出限制国家职能，认为政府财政支出应厉行节俭、量入为出，不列赤字。古典经济学派主张公共财政只占辅助地位,否定其对资源配置的作用。19世纪初，伴随大量工人失业，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很多学者开始批判传统自由市场理论。庇古彻底改变了斯密以来的市场自由放任主张，修正了片面强调机会均等的经济公平观，更加注重收入分配结果的公平。他发展了马歇尔的外部经济理论，从理论上证明了国家干预经济的必要性，主张国家通过税收、财政补贴或立法等手段，纠正市场配置资源的失败。凯恩斯主义财政理论：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宣告古典经济学派单纯以市场自身调节经济的失败。1936年，凯恩斯指出了政府稳定宏观经济、克服市场经济局限性的作用，认为财政不仅包括传统的税收、支出、公债，还应包括国家干预经济，尤其是政府政策对总体经济活动（如失业率、通货膨胀、经济增长等）水平的影响。他解释了政府“举债支出”可以增加投资或者消费倾向的必要性。凯恩斯改变了过去古典经济学派关于政府“量入为出”的财政原则，主张在经济衰退时，应通过扩大政府支出增加投资和扩大总需求，以拉动经济尽快复苏。他结合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经济稳定，极大提高了财政政策的地位,扩展了财政职能研究范围。此后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周期预算平衡论”，又称为“长期预算平衡论”，进一步强调了财政预算是周期平衡而非年度平衡，主张财政发挥反经济周期作用，政府在衰退期实行扩张性政策，减少税收，增加支出，有意识地形成预算赤字以扩大投资和消费。阿巴·勒那的“功能财政论”：勒那的“功能财政论”以及后来的“后凯恩斯”经济学家则在凯恩斯财政理论基础上更进一步。其中心思想是财政平衡应关注“结果”“效果”或“功能”，即任何财政政策实施都应依宏观经济运行实际效果决策，而不是简单“建立在传统的稳健或不稳健的教条之上。”按照功能财政的观点，政策实施过程中财政收支是否“平衡”，不应成为政策约束条件，政策的“效果”而非政策本身的“量”，才是财政的立制之本。功能财政包括两条法则：第一法则是指社会有效总需求恰好等于合意价格水平下实现充分就业的总供给水平。第二法则是对政府债券功能的重新解读，认为“政府借债仅仅是让公众少持有货币而多持有债券。”在两个法则基础上，克鲁格曼概括了功能财政指导财政政策实施的三大原则：第一原则是指实际总支出调节的目标是同时消除非自愿失业和通货膨胀。当需求不足时实施财政支出等政策增加总需求，当需求过剩时实施征税等政策降低总需求。第二原则是指通过发行债券或者清偿政府债务等方式，调整货币量或债券余额，在同时实现充分就业和无通货膨胀目标下，使信贷利率保持合理水平。第三原则是指主权货币发行、流通、储存以及回收等措施的目标，是为了促进功能财政两个法则的实现。19世纪60年代，明斯基提出就业对于消除贫困、改善收入分配和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意义，其主要贡献是将勒那的政府扩大支出购买商品和服务等政策措施，修正为政府直接提供就业岗位以支付工资的“最后雇主计划”，即政府通过提供公共就业岗位，向低收入及贫困人群支付工资，从而促进收入公平稳定消费。现代货币理论：其对功能财政理论的最大贡献，是明确指出了拥有中央银行及货币发行权的主权政府，不存在破产及违约风险，政府债务不存在上限约束，进而为功能财政充分发挥逆周期调节以及实现充分就业提供了理论基础。首先，主张“税收驱动货币”机制，认为拥有货币发行权的主权政府通过征税创造了对其所发行货币的广泛需求。其次，拥有中央银行的主权政府，可以通过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角色扩大其所发行货币的需求。再次，政府可以通过中央银行将高息债券置换为低息或无息的商业银行准备金存款，中央银行作为政府债权人，只需在资产负债表两端标记数值即可。此外，无需受到部分存款准备金率约束的中央银行可以通过现代金融体系无限派生信用货币，并通过货币政策工具置换任何规模的政府债务，以此将存款准备金锚定在合意水平。在此基础上，主张通过政府直接提供就业岗位的方式，使充分就业在任何时期均可实现。

二、功能财政思想的特征

总体看，发端于20世纪30年代的功能财政思想，尽管其形式和具体实践在不同时期有所差别，但都更强调财政政策的本质功能在于服务和服从整体经济运行的调节，而非财政自身的狭义平衡，具体有以下三个特征：一是财政功能的核心是财政对整个经济的逆周期调节作用，而非狭义的提供公共服务。二是财政平衡是跨周期主动平衡而非顺周期被动平衡。三是货币供应量、利率等货币政策决定于财政政策而不是相反，财政（包括税收）驱动型货币投放能够最大限度发挥政府克服市场失灵、恢复经济运行至潜在增长水平的作用。以上三方面相互作用，互为支撑。其中的核心观点，就是强调财政政策在整个经济运行调节中的中枢地位。换言之，财政政策首先是宏观经济政策，财政功能首先是逆周期调节。进而言之，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通过提供公共服务克服外部性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克服市场失灵导致的整个宏观经济失衡。相应的，财政平衡首先是宏观经济平衡，财政失衡首先是宏观经济失衡，脱离宏观经济整体平衡谈论财政平衡，既无意义，也不可持续。

三、功能财政思想对有效发挥我国财政政策功能的启示

（一）财政预算平衡更应着眼于整个宏观经济的逆周期调节。财政政策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核心政策之一，同样要在预算编制中更加注重跨周期设计，在预算实施中更加注重逆周期调节。尤其是要强化中期财政规划在预算管理中的作用，以中期财政规划统领年度预算编制，以年度预算实施实现中期财政规划，一方面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提供财力保障，另一方面为逆周期调节创造更大空间，做到跨期预算和年度预算的动态有机衔接。

（二）预算收支更加注重扩大就业等宏观经济核心目标。充分就业是宏观经济运行最重要的核心目标。尽管功能财政理论提出的由政府充当“最后雇主”计划在实施上面临诸多挑战，但其中所蕴含的合理理念仍值得借鉴。为此在预算编制与实施中，一方面要保持必要的投资性支出力度以扩大总需求增加就业，另一方面要通过增加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以及职业技术培训支出，为扩大就业提供更好的基本公共服务和人力资本质量。同时在低保和失业救济发放中，也可考虑与提供就业、鼓励就业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