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知识全文(5篇)

第1篇：考古学知识范文

关键词:考古专业；中国考古通论；教学

“考古学”这一名词是直接从欧洲文字翻译过来的。考古学作为一门近代才形成的崭新科学，于20世纪20年代才开始从欧洲传入我国，至今不过百余年[1]。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留下了极其丰厚的文化遗产。广泛分布在祖国大地上的丰富多样的遗迹、遗物是不可再生的珍贵文化资源，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生动见证。中国考古通论课程作为高校考古专业的必修课，教学内容既要充分体现中华文明发展历程的关键节点，又要起到考古人才培养的先导启蒙作用。如何因地制宜地上好这门必修课，是高校考古专业教师应该深入思考的问题。1952年，在文化部和中国科学院的积极支持下，我国高等院校的第一个考古学专业——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正式设立，考古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虽然在我国起步较晚，但得益于国家重视而发展迅速。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对学科体系进行了调整，将考古学从历史学中独立出来，与中国史、世界史并列为一级学科，这使考古学科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目前已开设考古专业的高校，都将中国考古通论课程作为重要的必修课，由于各高校考古专业依托的地方文物资源各不相同，考古人才培养的目标有所偏重，因此在实际教学活动中，各高校中国考古通论课程的教学大纲和教学方法更多地融入了自身特点。笔者通过总结景德镇陶瓷大学考古专业中国考古通论课程教学过程中的经验和方法，就高校考古专业中国考古通论课程的教学实践谈谈自己的一些认识。

1教学内容要突出专业特色

1.1中国考古通论课程教材及参考书分析

由于考古学在我国的起步和列为高等院校专业的时间相对较晚，加之通论性质的教材需要大量的考古资料和研究成果作为基础和依托，因此，比较成熟的中国考古通论教材在我国出现得较晚，教材数量少，教材内容更新速度较慢，不能及时涵盖最新的考古研究成果，且可供教学参考的具有通论性质的专著较少。目前，部级规划的中国考古通论教材有两种，一种是马利清主编的《考古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经过修订，《考古学概论》（第二版）于2015年出版。此教材立足于大学本科教学的需要，力求系统、扼要地阐述考古学的基本理论和操作、研究方法，全面反映中国当代考古学的发展状况，充分吸收中国考古学界最新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另一种是栾丰实等主编的《考古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经过修订，《考古学概论》（第二版）于2018年出版。此教材以学科基本内容和中国考古学的基础知识为主要线索，贯彻从形象思维向逻辑思维、抽象思维逐步深化的教学理念，力求突出考古学的认知途径与研究方法，系统而扼要地揭示考古学的学科结构体系、综合性研究特点，以及与其他相关学科的联系与区别，尽可能凸显考古学的科学价值和社会价值。除了上述两种成熟的部级教材外，还有数种通论性质的参考书，较早的如易漫白于20世纪80年代主编的《考古学概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之后又有蔡凤书、宋百川主编的《考古学通论》（山东大学出版社，1988年），孙英民、李友谋主编的《中国考古学通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张之恒主编的《中国考古学通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段小强、杜斗城主编的《考古学通论》（兰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上述参考书目中，易漫白版，蔡凤书、宋百川版，孙英民、李友谋版的教材出版年代较早，从内容编排上看，这些教材的参考价值有限。张之恒版的《中国考古学通论》因其内容翔实、编排合理而最为流行，使用最为广泛，该书修订版本于2010年面世，并改名为《中国考古通论》，虽然较第一版修改、增加了不少内容，但在前沿性知识方面整体上仍显落后。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学者饭岛武次编写的《中国考古学概论》（同成社，2003年）既具有概论性又具有通史性，专门设章节叙述中国考古学史，介绍考古文化时将遗迹和遗物相结合，还反映了我国考古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因此，日版《中国考古学概论》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鉴于以上教材和参考书目的情况，我们在考古专业通论课程的教学实践中，以两种部级规划教材为主，辅以张之恒版《中国考古通论》和日版《中国考古学概论》为参考，注重选取陶瓷考古方面的内容，突出景德镇历史悠久的陶瓷文化资源，穿插引用考古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1.2根据实际情况选定教学内容

中国考古通论课程作为考古学专业的必修课，教学内容的选择尤其重要。笔者在教学实践过程中认识到，教学内容的选择应首先考虑学生本身的考古学基础和知识储备，其次应发挥或突出本地区考古特色资源的价值，具体到景德镇陶瓷大学，就应该把陶瓷考古贯穿于中国考古通论课程的讲授过程中。只有把握住这两点，才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以景德镇陶瓷大学考古专业教学实践为例，本校考古专业本科学生来自不同地区，知识背景差异较大，且对考古学的认识停留在表面，此时如何引导学生对考古学产生兴趣，使学生对考古学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和探索欲是首要任务。因此，笔者在中国考古通论的教学过程中，在讲述具体定义、理论时就会结合一些生动有趣的考古案例，以具体实例入手加深学生对枯燥理论的理解和掌握。讲授要通俗易懂，考虑学生的接受程度和心理活动情况，多用他们喜闻乐见的方式讲授，多与学生互动，增强课堂的趣味性和故事性。我校地处千年瓷都景德镇，具有得天独厚的陶瓷考古资源，学生在实习和毕业后的工作多与陶瓷相关，因此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始终将陶瓷考古作为重点，突出本地区特色。比如，考古类型学这一概念是我们讲授的一个重难点，需要以物质遗存作为参考，而近年来持续发掘的景德镇明清御窑厂出土了大量的瓷器、瓷片，为我们了解当时的生产状况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因此，笔者在教学过程中制定了将现有的研究成果和实物结合起来的教学计划，学生通过对出土实物的对比排列，研究形态变化过程，找出其先后演变规律，最终判定器物年代，确定遗存的文化性质。此举做到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上述教学内容的安排和教学方法的运用，既突出了本地考古特色，又将本地考古特色资源服务于教学，既实现了教学目标，又提升了学生的能力。

1.3根据考古工作进展及时更新教学内容

当前我国的考古工作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从广度上看，各类考古发掘工地遍及全国，出土资料日益丰富，重要发现不断出现。从深度上看，考古新方法、新技术、新手段不断得到应用，多学科交叉发展成为新趋势。考古工作的蓬勃发展不断更新着我们的认知，中国考古通论课程的讲授必然要紧跟考古工作的进展，将最新的考古发现和科研成果融入教学内容中。比如，近年来曾国考古的热度一直不减。作为2019年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的枣树林春秋曾国贵族墓地是有关曾国考古的最新、最重要发现，曾公求、曾侯宝和曾侯得三组曾侯墓葬及其车坑、马坑及相关不同级别贵族墓的发掘，弥补了春秋中期曾国考古的缺环，以考古发掘构建了最完整的周代封国历史材料[2]。“南海I号”南宋沉船同样是2019年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是迄今为止我国所发现的保存最为完好的古代沉船，沉船中巨量外销瓷、大量手工艺制品和日常生活用品及众多金银铜货币的发现，显示了宋代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已涉及海外贸易体系中，为研究贸易史、造船史、陶瓷史、海外交通史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3]。新近发现的山西垣曲北白鹅周代墓地，是一处周朝王卿高级贵族墓地，很可能是一处王畿内的采邑，共发掘墓葬9座、灰坑17个。出土500余件套各类文物，最重要的收获是发现带有铭文的铜器近50件套，铭文内容丰富、文字清晰，计14篇。本次发掘对研究和探讨两周时期的政治格局、畿内采邑分封制度及晋南地区两周时期的埋葬制度、人群族属、社会生活等提供了新的资料参考，对探索晋南地区文明化进程及其与中原地区的联系都具有重要意义[4]。在中国考古通论课程的教学内容中加入这些最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一方面丰富了学生的知识储备，为他们以后确定研究方向开拓了思路，另一方面弥补了现有教材和参考书目内容的不足。

2教学方法要服务学生的长远发展

2.1注重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

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是高校人才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有了问题意识才会发现问题继而解决问题，最终才有创新的可能。在中国考古通论课程的教学实践过程中，笔者十分注重对学生问题意识的培养。在每一节课结束时，都会根据课堂讲授的内容设置若干具有思辩性的开放问题，给学生一些思考的方向，鼓励学生围绕这些问题去思考并查阅相关文献和研究成果，在这一过程中锻炼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如，在“考古学的名称与基本涵义”这节课结束后，笔者设置了“中国传统的金石学为什么没有发展成为近代意义上的考古学？”这一思考题，下节课上课之前会预留出时间让学生分享思考的结果，鼓励学生提出问题。此外，还将班内学生划分为若干个学习小组，在讲完每一章后，会让每个小组学生根据这一章节的学习主题找出有疑问或者感兴趣的问题，然后与其他组进行问题互换，以小组的力量探索性地解决问题，培养了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使其敢于质疑他人的观点并通过逻辑论证提出新观点。通过这些方式的锻炼，促使学生养成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良好习惯，也为学生以后确定研究方向打下了基础。

2.2拓展学生的专业知识面

考古学既是一门专业性非常强的独立学科，又是一门与其他很多学科有广泛交叉的学科，历史时期的考古与历史学的关系尤为密切。笔者在中国考古通论课程的教学实践中特别注重培养学生使用历史文献的能力，这类文献包括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两类，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特点推荐学生阅读相关文献，这也是对王国维先生“二层证据法”的应用。比如，讲到夏商周时期的考古，这一时期的文献资料主要是甲骨文和金文，笔者会根据教学内容选取相关文献并结合考古发现进行讲解，对一些经典文献如《左传》《国语》《诗经》《史记》等做全面介绍，让学生认识到经典文献对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意义，推荐选定文献以增加学生课后的阅读量。此外，考古报告和简报是考古发掘的最终成果，学会阅读和使用考古报告和简报是考古专业学生的基本功。在教学过程中，笔者根据教学内容选择最新的、有代表性的考古报告和简报进行全方面讲解，既突出中国考古通论课程的专业性，又为学生以后实际运用考古学方法开展工作和研究打下基础。结合教学内容，通过对历史文献及考古报告、简报的讲解，极大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面，有利于学生在考古学领域的长远发展。

2.3加强田野考古实践锻炼

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是考古学的专业特色。田野考古是获取实物资料以供研究的工作阶段，是考古学研究的基础，也是中国考古通论课程教学重要的内容。田野考古主要包括田野调查、田野发掘、室内整理三个阶段。在田野调查阶段，笔者注重培养学生全面搜集资料的能力，各类古代文献资料，地图、地名学成果及航空或卫星照片等遥感材料都需要学生进行分类搜集，全面的资料搜集是田野调查的基础。田野发掘是田野考古的核心。在这一阶段，笔者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尽量带领学生多参与不同地区各类遗址和遗迹的发掘工作，在不断的发掘活动中引导学生掌握最基本的田野工作技巧和方法。室内整理是系统整理田野发掘成果的阶段，笔者注重培养学生独立完成对遗物的清洗、绘图、拍照、描述、分型分式及文化因素分析，通过带领学生对经典考古发掘简报和报告的仔细研读，辅之以实践指导，进而实现教学目标。

3结语

教学思考是对教学实践的总结和反思，高质量的教学反思可以总结教学过程中获得的经验、查找教学活动中的不足，从而更好地指导教学实践。教学思考的过程，是教师不断学习的过程。中国考古通论课程是本科考古学专业的必修课和基础课，是考古学专业学生认识考古学、了解考古学、确立专业发展方向的重要课程。通过对中国考古通论课程的教学思考，笔者认为教学内容要突出专业特色，具体来说，对教材和参考书的选择、教学内容的排布要体现陶瓷特色，须及时将最新的考古发现和科研成果融入教学内容中。教学方法要服务学生的长远发展，注重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拓展学生的专业知识面，加强田野考古实践锻炼。

参考文献

[1]张之恒.中国考古学通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1.

[2]郭长江.湖北随州市枣树林春秋曾国贵族墓地[J].考古.2020(7):75-89.

[3]杨睿.“南海Ⅰ号”南宋沉船若干问题考辨[J].博物院.2018(2):27-32.

第2篇：考古学知识范文

关键词：教学模式；人才培养；方法导向；问题意识

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近五年来，随着国家对文化遗产建设的日益重视，传统文化作为治国方略的主要资源，文化遗产或考古学发挥了既有历史深层时间的思考，又有鲜活的生命体验的其他学科所不能替代的独特优势，需要强化人才培养方略的思考，推进传统文化向现代化转变，增强文化自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思想资源。分析考古学教学和人才培养中遇到的问题并试图探索问题解决对策。

一、以方法为导向的原课程大纲设计及其问题

郑州大学考古学专业设立于1976年，隶属于郑州大学历史学院。1978-2000年每隔两年招生，2001年以后为适应高等教育改革每年均进行招生，招生人数由原来的20人逐渐增加到30人左右。2003-2006年为二本录取，2006年后又调整为一本录取。录取生源以高中毕业的文科生为主，近年来高考平行志愿录取促使生源形势更加严峻，不但文科生居多而且调剂生源也占了相当比例，本科教学中以方法为主导的科技考古教学问题更加严峻。郑州大学科技考古课程设置于2004年，由《科技考古学概论》编者之一的朱君孝先生按照该书进行设计，内容包括考古勘探技术、物相与结构分析技术、文物成分分析、考古测年、古DNA技术等。2010年，朱君孝先生调至陕西师范大学，崔天兴、陶大卫分别于2011年、2012年介入相关内容的讲授。目前科技考古参考书目主要有四本：赵丛苍先生主编的《科技考古学概论》；陈铁梅先生主编的《科技考古学》；袁靖先生主编的《科技考古的方法与应用》；王昌燧先生主编《科技考古进展》。这四本教材中，赵从苍先生和袁靖先生主编的科技考古学均以田野考古发掘、整理、研究过程中所使用的方法为主进行编纂，为学生和教师提供清晰的教学和研究思路。陈铁梅先生主编的《科技考古学》则以专题进行组织案例进行介绍。作为一线科技考古教师，我们在教学大纲设计中遵循朱君孝先生的考古发掘、研究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方法进行课程设计。但这样的课程设计针对以文科生为主要来源的考古本科生的教学效果并不理想。2011年科技考古作为专业必修课设计为闭卷考试，不及格率高达20%；部分同学补考仍然不能通过，对学生顺利完成学业以至于随之而来的评先、评优乃至推荐研究生工作都造成阻碍。根据考试的实际结果，2012-2016年降低了考核要求，期末课程考核形式由闭卷考试改为课程论文考查的形式进行，但学生仍然在课堂注意力不集中，常见的问题，如玩手机、看小说等仍然存在，期末课程论文完成质量并不高。针对这种现象，我们做了以访谈为主的质性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学生意见多集中在以方法为主包含大量的数理化知识科技考古的课程设计。文科出身的考古专业本科生一遇到数理化知识就很畏惧，形成刻板印象。在大学课堂上很难迅速理解可以作为一门学科的科技方法在考古学中的应用，一看到数学公式和化学符号就自然地认为自己根本听不懂。很多调剂本科生源本来对考古就热情不高，再加上很难懂的数理化知识，认真听讲的积极性就更加不高。在研究生的入学考试中很少学生把学科前沿的科技考古作为自己的专业方向，相关的研究生课程除必修课外，其他选修课如植物考古、科技考古等课程响应寥寥。这与以方法为主导的科技考古在世界范围内兴盛情况出现严重偏差。我们多次向历史学院及学校反映考古本科生的录取应文理兼收或者以报考志愿为标准降为二本录取，但高考平行志愿录取和调剂政策牵扯太多的现实利益，不能从政策角度轻易改变。2016年起，郑州大学校本部全部一本录取，降为二本或者改变平行志愿，文理兼收的招生政策改革根本不可行，我们必须改变课程设计，降低学生对科技考古的焦虑和不安情绪。韩国河教授在《关于考古学人才培养的思考》指出考古学人才培养面临的问题：考古学向为“冷门”专业，就业面窄，岗位容纳量小，工作条件艰苦，待遇不高，招生方面存在较大的困难，导致考古专业本科学生不少为调剂生，专业不适情绪严重；受某些大众媒体和社会舆论的误导，考古专业往往被视为和收藏、鉴宝密切相关的专业，呈现出一种误解下的“虚热”。

二、以问题意识作为主导的课程设计

人类在发展中通过知识生产、积累和传承解决问题。学科是已获知识的一种组织形式。学科一旦定型，研究者仅从自己设定的领域里自说自话，使问题逐渐脱离实践，最终隐匿了问题。就学术研究而言，问题意识有其独特的学理逻辑，大致应包括发现问题、界定问题、综合问题、解决问题、验证问题，这些环节构成了学术研究中的问题意识。我们意识到科技考古课程存在的问题之后逐渐更新自己的教学大纲，从以方法为主进行课程设计逐渐过渡到以问题为主组织相关案例、研究方法的课程设计，把方法的介绍降低到最短的有效时间，以案例教学为主进行组织和批判。2015年，郑州大学考古学获得郑州大学学科振兴计划的财政支持，逐渐改善了实验条件，购置了一批科研器材，包括台式扫描电镜、便携式XRD、Raman、超景深显微镜、荧光体式显微镜等。2015年，向郑州大学申报的新课程大纲添加了新的教学实验计划，主要包括金相显微镜、偏光显微镜、XRD衍射分析仪、Raman、以微形貌研究为代表扫描电镜和超景深显微镜的使用。2016春季新的课程大纲正式施行。我们在组织课程时不再以方法为主，而是以问题为主进行设计，如设计陶器研究、玉石器研究、考古年代学等问题进行课程设计，以郑州大学科技考古实验室为基础组织学生进行实验设计。为减少课程隔阂，组织文科毕业的相关研究生介绍自己的科研设计、内容、结果和经验等方面。学生课堂参与程度明显提高，逐渐改变教师讲课满堂灌的课堂现象，逐渐变成以学生为主体，学生参与度明显提高的课堂气氛。尤其是在研究生介绍相关经验的课程时，课堂秩序、参与程度均为最优。在学生分组完成相关的实验设计之后，任课教师对实验设计进行审核和差别化处理，鼓励学生只要能解决相关问题的科技方法都可以使用，使各种不同的方法获取的信息能互相补充、印证，促使学生在实验的过程中加深对科技方法的理解和应用。自2016年以来，共收到完整的实验报告14份。其中8份为微体植物遗存的实验报告，分别为小麦类、块根块茎类、粟黍类、豆类等现生淀粉类分析报告。另外6份为郑州大学承担的国家文物局主动发掘项目类陶器（泥质灰陶、夹砂灰陶、夹砂褐陶、夹砂黑陶）遗存的分析报告，实验设计分别为使用扫描电镜配合能谱和粒径分析软件对夹砂陶的掺合料情况形貌、成分、粒径进行统计分析，以区别不同器类的微观制作工艺。对夹砂陶的掺合料进行XRD分析，区分同类器物但不同风格的器类的掺合料进行区分，如周式鬲和商式鬲，看风格背后人们的制作理念是否体现不同人群的差异。设计的实验流程包括切片、磨片、抛光、偏光显微镜镜下观察、扫描电镜观察等实验步骤。学生参与这些实验课程之后，从心理上降低了对科技考古包含方法和技术的畏惧情绪，积极性显著提高，改善了对科技考古的刻板印象。这些实验报告不但完成了相关的教学实验计划，也使他们对整个实验流程有了全面的了解，支撑了相关的科研计划。2015-2016级本科生共56人，参与培训人数达600多人次，独立完整实验过程的人数达到近40%，参与完整实验过程的人数近80%，参与实验人数100%，完成新教学实验计划，学期末课程论文的完成质量优于往年。

三、反思与总结

考古学在中国是近代化的产物，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在近代新史学运动中“疑古”风潮盛行，摧毁了传统的古史研究所依据的文献史料的可靠性。如何重建中国上古史不仅是新史学面临的新问题是考古学面临的最基本问题。傅斯年提出“历史学即史料学”，以史料的扩充作为历史重建之首要目标和手段，提出“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口号，开展田野考古、发掘“地下资料”，成为获取新史料的重要方式，是当时学术界重建中国上古史的唯一被认可的途径。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学完成了基本问题的构建，如何重建中国上古史仍然是考古学面临的最基本的问题。目前，考古学逐渐完成夏商周断代工程、文明探源预研究、文明探源I期、文明探源II期工程，考古学回答问题能力也有根本性的提升，在此基础上学术界对中国文明形成的模式、过程、机制有了深入的认识。随着学科的转型，作为有着近40年学科史的教学单位：在人才培养方面需把新方法、新技术、新认识等纳入本科生教学体系；当下考古教学招生以平行志愿招生、文科生为主体，在严进宽出的教学体系下，需考虑科技考古在本科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需要积极探索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方法，树立学生的问题意识，根据问题的不同组织科研方法、技术和课堂教学，把人才培养效果的瓶颈突破建立使用长时间追踪机制来进行评价；把自身置于学科的论题和困扰之中，把论题和困扰转化为考古学的问题，获得深刻的学术机缘。不能再拘泥于考古学的学科逻辑，从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出发，用不同的学科视角、不同的话语分析问题，阐述对问题的不同理解。

参考文献：

[1]汪丁丁.行为经济学讲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2]韩国河.关于考古学人才培养的思考[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

第3篇：考古学知识范文

关键词：考古社团中学历史作用实践

1当下中学历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1重视程度的严重不足

中华民族五年多年的文化底蕴造就了如今的社会，这些文化底蕴是国家的珍宝。只有重视文化，才能形成良好的社会价值观。由于主流科目重要，很多学生都忽视了历史学习所带来的深远意义。学生不堪负重，加上历史学科评价过于单一与片面，导致学生将所有精力都放在主流科目的学习上，严重忽视了历史学习。学生不能通过历史来看当今，也无法从历史的惨痛中汲取教训，难以形成正确的价值观。现代社会人类生活水平普遍较好，学生从小衣食无忧，难以体会老一辈经过艰苦奋斗才换来的和平年代。正因如此，教师的责任反正更大，更要肩负其对学生历史教学，树立正确价值观的重任。

1.2学生学习缺乏兴趣

对于历史的了解本就枯燥乏味，很多学生为此很难产生学习兴趣。加上老师教条式的学习，让学生死记硬背，这种单一的教学手段，很难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的学习兴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授课老师，而老师的评测方式也相对简单，这样导致教师在课堂授课时只是将课本的知识转移到黑板上而已，枯燥的教学以及其他科目的繁重压力，学生只好望洋兴叹。

1.3学生主体地位较弱

如今中学历史教学中依旧采用传统的教学方式，以教师为主体教导学生来学习。这样的教学模式下大大限制了学生的思维发散能力，学生不能掌握自主学习的能力，离开教师就难以捕获知识，也对知识的理解能力相应下降。长期以往的传统教学模式，已经难以符合当今社会条件下学生对于学习能力的提升。只有将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排在第一位才是对学生的长远发展。学生也只有掌握学习的主动权才能得以大的进步。教师应该作为学习的引导者，把学生当作学习的参与者，积极鼓励他们，才能让他们在课堂的几十分钟里得到有效的学习。

1.4教师对考古资源知识的缺漏

大多数历史老师所学的专业知识均与历史相关，但是教师们大多数未曾了解过考古或者辅修过考古类相关专业知识的学习。教师们在就职之后的教学模式和教学设计基本上由个人来猜想和不断的实验得来，并没有经过相关的专业培训。教师们对考古专业的相关知识了解得并不多，而网络上大量的相关知识让教师难以汲取适合自己的养分，同时真假难辨也让教师有一丝忧虑。但是如果缺乏相关知识来支撑，教师很难活学活用这些相关知识，也无从给学生进行知识拓展以此来引起学生兴趣。教师应该加强这方面知识的积累和学习，才能在中学历史教学的课堂上游刃有余。

2考古社团对中学历史教学的积极意义

2.1教师考古资源知识的补充

考古社团所研究出的成果不仅丰富了中学历史教学知识，还提供了很多新鲜有益的历史观点。以往传统的历史教学知识简单的传授历史事件，将每个历史的结点和历史的结论硬生生塞给学生。那么现在教师可以根据课堂实际情况来为学生进行讲解，例如一些关于古代的历史，涉及大量历史文物或是历史古迹。而考古社团则可以提供非常全面的一手资料，这样深入的学习更能清楚的让学生了解和认识古代社会的生活面貌。以静描虚，不仅增加学生对知识的想象力和体验感，还可以提出具有思考性的问题，以便学生的思维发散。这样不仅让学生感受到了时代变迁的不同，还达到了教学育人的目的。

2.2拓展学生知识面，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新课改下的教学目标突出对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中学历史教学完全可以将考古文化与历史文化相互结合，通过正确运用考古知识来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考古社团的组建能够增强学生的团队意识和团队荣誉感，有利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成长。团队的组建还有利于提高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将考古知识运用到课堂教学中，不仅激起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还能活跃课堂的学习氛围。比如在古代知识上，课本上很多知识文字简单说明或者以图文的形式粗略介绍，那么老师则可以根据已有的考古知识对其进行知识的延伸，这样可以使学生了解到更多的教材以外的历史知识，也有利于教师抓住学生的兴趣点，从而调整教学策略，更好的帮助学生学习。

2.3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文物保护意识和爱国情怀

中学生年纪尚小，自身的价值观和情感认知还没有完全发展成熟，这个年龄的学生正是情感认知和价值观成形的模糊期，很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产生不良的思想和做出不文明的行为，这对中学生价值观和情感认知的形成非常不利，这便需要教师多加关注和引导。中学历史在教学过程中，可以通过对考古知识的学习对学生进行思想上的教导，引导学生在成长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情感认知。不仅如此，通过对考古知识的学习还可以加强学生的家国情怀。五千多年的历史经历了多少经久不衰的岁月，无数次山河破碎的情况，老一辈都没有放弃，艰苦奋斗，用鲜血铸就了和平的未来。通过这些知识的讲解，一方面可以让学生更深一步的了解我国历史文化的悠久以及长期积累下来的人类文明来增加他们对于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另一方面可以在情感上引起共鸣，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中学生要肩负起创建新时代的责任，这也是历史发展潮流的必然，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前提。

3考古社团与中学历史教学相互融合的必然性

3.1考古社团目前的现状

我国在属于公共考古领域的中学生考古社团建设方面虽然还有很多不足，但目前毕竟已经开始了初步的尝试。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及公共考古与艺术中心等机构支持下，目前全国共有31个省市自治区的中学成立近百家中学生历史考古社团。我校的“江淮名都”考古社作为扬州地区第一家中学生考古社团也于2017年12月30日应运而生。除此之外，在全国设立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通过网络对考古学进行宣传和科普。但总体而言，考古教育在我国目前仍处于婴幼儿阶段，没有完整的机制和系统的教学手段。

3.2加强考古知识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重要性

二十一世纪以来，各行业竞争的越来越激烈，这些竞争主要来源于互联网科技，而互联网科技的竞争核心在于人才的竞争，而人才的竞争关键在于教育。时代在不断的发展和变化，对人才提出了巨大了挑战同时也迎来了许多机遇，这就对人才的培养提出的新的要求，新时代的人才要在时代的浪潮中不断进步和学习。这无疑是对传统的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新的挑战。中学历史教学是基础教育和传统教育模式下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考古知识的增加更加丰富历史教学的内容，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对当前教学提出了新的改革要求。考古社团的探究和发现每年都能带来不同的文化知识，不断地探索历史，又与历史相互印证或不断更新历史中所存在的错误。随着考古社团的不断深入研究和发现，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古代历史上许多不清楚的认识，极大的还原了古代人民的生活面貌，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源。

3.3考古知识是中学历史教学改革的突破口

历史文献所记载的历史文本都是死的，历史不能重新上演，所以中学历史教学显得枯燥乏味。那么如何让历史重现眼前？答案要在考古中追寻。可以在考古知识中追寻它从哪里来，它的发展过程以及它在当今社会的表现形式等等。比如货币，从春秋战国的制造到如今的纸币；再比如刀铲锄头，经历多年变化微乎其微。诸如此类都可以将历史变活。曾经有研究者进行过调查，发现在最不喜欢的科目里面，历史是排在第一位的。这不得不引人深思。历史课程本应该是鲜活的故事，却成了令学生厌恶的课程。只有将考古知识和历史文献资料进行整合，以学生为主体构建一个真实的历史场景，才是打破传统教学的最直接有效的方法。教师要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和优势，整理和梳理考古资料，将它们合理的运用到日常课堂当中，在教学中多注重观察学生存在的问题，培养学生的侧向思维和逆向思维。

4结语

在中学生历史教学中考古社团是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的。近几年来，越来越多从事教育行业的工作者意识到考古资源的运用价值，也逐渐将更多考古知识运用到历史教学当中。但学生对此却仍旧一无所知，也难认识到其中的重要性。因此考古虽在历史研究中有很大的作用，但仍需要广大的教育工作者相互扶持，共同努力，让考古知识的运用成为学生学习成长中的一大助力。同时我们广大的教育工作者还要注重考古知识在历史教学中的合理性，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充分发挥考古社团所带来的研究成果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魅力。在今后的发展道路中仍需要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加强研究，携手奋进，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邹云涛.考古学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作用与运用[J].课程教材教学研究:教育研究，2016(Z4):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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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罗凯，刘娟芝.中学历史教学中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J].考试周刊，2017(20):166-167.

第4篇：考古学知识范文

电影通过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将文学、戏剧、摄影、绘画、音乐等多种艺术形式融合为一体，带给人们视听的艺术享受。这样一门综合性艺术，因为人的创造而被赋予了精神文化层面的意义，人类的精神与才智也凭借电影得到展现。但精神终究虚无，还是需要有实实在在的物件才能得以呈现。拍摄电影的技术手段和设备，促成电影影像的成形；拍摄成品的胶片和数字载体，以实物承载着影像的内容；放映影像的荧幕等设备，向大众展现出电影的艺术魅力。电影的价值在于承载了精神文化的艺术价值，又依靠物质的科技和设备能够创造和呈现。对于影像艺术的追求，推动了技术创新、设备的更新换代，科技的发展，也推进了艺术的美感和表达多样化。而电影作为一门承载了人们精神文化的艺术形式，不只是为当时人提供艺术享受，也体现出当时的影像艺术和科技水准，反映着当时的社会状况与精神风貌，也是呈现当时精神与物质的资料载体。从这个角度看，影像的保存和修复，与藏书家对书籍的收藏和修缮、史学家对史料文献的发掘和维护等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在悉心维护着或纪录或演绎的、承载了当时精神与物质的资料，所区别的是载体的不同。然而相较于藏书、史料研究，影像的保存和修复更不为人所重视，甚至发生人为原因主动销毁电影胶片的惨剧。当前数字技术的高速发展，导致了影像所赖以存在的物质媒介更新换代速度极快，胶片逐渐退出历史舞台，filmdeath命题（电影之死，主要强调任何一个物质技术的进步都会导致某个阶段的电影技术的消亡，随之就是这个阶段的某种电影艺术的消失）不断闪现在我们眼前。可面对这个数码时代的全面莅临，胶片等电影传统载体真的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吗？我想这是一个伪命题。胶片其保存的效果较之数码电子产品的优良自然不必多说，同时，胶片所承载的历史和文化更不应该就此消失。我们可以接受数码转型，但我们不能接受电影因为技术革命导致对应的艺术文化传统颠覆性断裂。当今我们正处在这一转折时期，影像的维护与修复为核心的影像文献学不仅是对电影的抢救与维护、保存，更是对电影文化的保护，也是20世纪以来人类动态视觉文明的传承⑥，如此看来，文献学角度电影研究成为数字时代的一种文化自觉。广西电影作为中国区域电影研究的重点，当前文献学研究并没有系统开展，资料性保存的博物馆学建设也是空白。其实，离我们时间并不遥远的广西电影代表第五代导演电影作品的胶片文本已经存在一定程度损毁。如此，出于对中国电影文献和广西电影资料的保护等方面的责任，文献学角度下的广西电影研究是必然趋势。电影文献学研究的核心内容是保存与修复，保存是现代资料馆学范畴，有了很多新的收获，典型是法国电影资料馆，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电影库、电影文档及相关物品，资料馆目前每日放映世界各地的电影。电影作品修复则是电影文献学的主体，代表是马丁•斯科塞斯发起的致力于保护、修复老电影拷贝的“世界电影基金会”。努力将拯救电影作为文化遗产和历史文献的国际机构是国际电影资料馆联合会（FIAF），价值核心是确保适当地保护和展示电影。国际公认的电影文献保护文件是1980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体会议上通过的《保护和保存电影议案》。目前，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厦门大学等单位，开始电影文献学研究和发展，而各省、市、自治区大多数没有开展区域电影文献学的研究工作。因此，文献学研究成为广西电影全新的研究内容和方向。

二、紧迫性、必要性与合理性

通观电影发展史，每次技术革命都导致发生电影胶片等文献资料被人为有意无意地损毁的历史事件。一是有声片代替无声片、彩色片代替黑白片的技术革命，导致大量无声片、黑白片有意或无意的丢弃。二是1950年代以前硝酸片基的胶片众多，这些胶片在各国因为失火，导致许多经典电影影片消失。欧美国家20世纪50年代多数以法律的形式要求销毁旧的硝酸片基的胶片，导致大量电影胶片人为销毁⑦。三是因为战争或政治原因，典型是中国电影。如日军发动的一•二八事变，导致中国明星电影公司等众多20世纪20年代早期中国电影影片拷贝因战火而丧失⑧。当然也有人为主动销毁，典型是1956年发生的在电影局主持之下，对1949年以前中国电影重要的作品胶片进行销毁的惨剧，如明星电影公司的许多电影作品以政治不正确的名义销毁了，如早期的经典《孤儿救祖记》⑨。目前，我们数字化技术代替胶片技术，大量胶片因为需要储存仓库、恒定的温度湿度等高标准保存要求、人力维护修复技术与资金投入太大且无明显收益而被多数电影制片厂视为鸡肋，不知如何处理。甚至，有的制片厂因为效益问题，直接将这些胶片丢弃。2014年8月笔者在广西电影集团的调研中，时任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匡达蔼等领导均表示左右为难。广西厂的电影胶片存放在一间小房间里，虽然有空调，但是保存效果亦让人担忧。更紧迫的是并没有对胶片进行详细的维护和修复，存在着巨大隐患。服化道等实物文献只是放在一个简易的铁皮仓库里，任其自然保存，没有任何整理和保护，如此现状，更是说明广西电影的文献学研究迫在眉睫。广西电影史学文献整理也是乏善可陈，如广西早期电影与法国殖民关系、广西地区第一家电影院、放映第一部国产影片的时间、第一位广西电影明星等，抗战时期电影名人在桂林、南宁等地区的史料文献、东南亚诸国电影与广西电影的历史关系，1949年后广西地区电影发行和观影数据、放映队等内容的文献资料研究成果十分匮乏，如1956年《桂林山水》获第九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纪录奖，这是中国科教片第一次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对这次获奖史料文献整理成果就很少，可见，开展广西电影的文献学研究非常必要。当前“中国电影学派”的提出，为广西电影的文献学研究指明了方向，因为，区域电影研究和文献资料发掘是构建中国电影学派的基础，正如中国电影家协会秘书长、中国电影评论协会会长饶曙光教授指出“构建中国电影学派不能闭门造车，要包容性……当前中国电影学派的构建……基于创作实践的跨领域认知电影成为题中之义……进行系统化的调整，方能从真正意义上建构起系统化的中国电影学派”，北京电影学院中国电影学派研究部部长贾磊磊教授更是强调：“中国电影学派要回归电影的本体。”作为中国电影理论——“影戏”提出者钟大丰教授认为：“把政治社会伦理化作为艺术的核心方法，是认识中国电影学派立足的文化根基在哪儿的关键……它是利用中国人的方式，用中国人的话语。……我们更应该关注传递的有效性。”⑩可见，作为中国电影学派重要内容，民族性、系统化、包容性、本体性、有效性等几个方面来看，广西电影的文献学研究是这些内容获得充实的重要来源，同时，广西电影的民族性、地域性、跨文化、多元化等契合了以上中国电影学派构建的要求。通过系统地挖掘和整理广西电影影像文献和史料、传播数据等，以生动、具体的电影文献，为“中国电影学派”构建提供丰富的案例和确证性资料，因而说明广西电影的文献学研究是合理的。

三、跨界与融合

一个新的专业研究领域能够独立，必须有自己的学理支撑。电影文献学学理架构的基础是跨界、多元与融合，本底是文献学。清代章学诚提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乃是核心精神，包括历史文献学与古典文献学两大类，包含了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子系统，这些专业都可以拿过来作为广西电影文献学研究的学理指南。由于突出历史存留和资料性存在，史料学、考古学、文字学、档案学等专业则是开展广西电影文献学研究的学理支撑主体和方法论来源，如广西电影史研究最迫切的是史料学。考古学则是历史考古学和知识考古学的结合，如广西早期电影、电影院、演员明星等考证研究就需要考古学专业知识。文字学突出考古和实证性，以胡适、傅斯年为代表的考证学派是代表，我们在考证广西电影版本、电影剧本、电影改编史料等内容时候，均可借鉴。档案学三原则：“整理以不失原来之真相为原则，编纂以普遍编目为原则，陈列以就文物之性质相互连贯照应为原则”，亦是广西电影资料档案整理、归类、保存的基本原则，广西各地县市地方志亦是广西电影史料文献的多样来源之一。广西电影文献学研究离不开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等专业的支撑。电影人类学已经是人类学一个专业，民族学角度对广西电影研究成果众多，尤其是少数民族电影研究，电影民俗学也有少量研究成果􀃊􀁉􀁓。广西电影文献学研究需要一定传播学专业知识，一方面用于广西电影在国际上传播数据与文献资料的研究，另一方面充分采取传播学专业角度，加强电影发行、传播效果等方面资料的研究。例如广西电影的东南亚传播史文献资料和数据研究，法国与广西电影关系等均涉及跨文化传播等内容。综上，唯有跨界多元融合才能让广西电影文献学研究形成理论体系、发现新的文献史料、构建全新的广西电影叙述话语。

四、路径与策略

第5篇：考古学知识范文

关键词：古文字学；通识课程；教学探究

一、“古文字学”与“通识教育”

“古文字学”属于交叉学科，涉及文字学、历史学和考古学等学科。文字学作为传统“小学”之一，曾是经学的附庸，传承千年。随着出土材料不断被发现，它的研究对象不断扩展，内容不断丰富，考释结论也在不断更改。2016年，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提出：“要重视发展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绝学’、冷门学科。这些学科看上去同现实距离较远，但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需要时也要拿得出来、用得上。还有一些学科事关文化传承的问题，如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等，要重视这些学科，确保有人做、有传承。”“通识教育”一般认为是“一种更加广泛的、专业外的基本知识、技能和态度的教育”①。“通识教育”与我们国家长期倡导的“素质教育”有一些共同点，也有区别。通识教育作为高等教育领域中的一项教学实践，国外实践已久。在国内的一流大学中探索得比较早。但很多地方高校在“通识教育”领域刚刚起步。无论是通识教育还是素质教育，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通识教育，最终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国家、为社会培养合格的优秀的人才。将古文字学纳入通识教育，一方面有利于冷门学科的推广与传承，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推动交叉学科的建设。

二、教学方面的探索

（一）通识课面向的对象以及教学目标

古文字学通识课是面向理、工、农、医等非文科专业的学生。目前全国多数高校中文专业的学生，对于古文字学的掌握和了解程度也是相当有限的。高校开设此类通识课，并非旨在培养古文字学专门人才，而是针对非专业的学生进行的普及性的教育。我们的教学目标是让非中文专业的学生了解汉字的演变的规律以及文字演变的不同阶段的形态特点，结合实际的古文字材料，让学生有更感性的了解和认识，更加深入具体地了解现在通行文字的原初面貌，热爱汉字，更加自觉规范地使用汉字，自觉地传承并发展汉字文化。

（二）科学取舍不同阶段的古文字材料

古文字学材料浩若烟海，即便是古文字学专业的硕士、博士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将其通读。市面上流行过几种古文字学读本，如《商周古文字学读本》《甲骨文读本》《金文读本》等等。是经过遴选的，而我们想在一两次课上完成一个专题的讲述，就需要再次选择。例如我们对于甲骨文材料的选择，一方面要按照甲骨文内容，从祭祀、军事、天文、梦幻、灾祸、生育、疾病、畋猎等角度各有选择，另一方面还要考虑有代表性的文字，从字本义的角度分析甲骨文字形，以及到后世字形的演变，使学生可以举一反三。对于金文材料，我们一方面选取有代表性的金文字形和字体，同时将铭文与西周的相关制度结合，如册命、赏赐、土地交换等方面，再结合不同时期、不同方国的铭文特点再作讲述。对于战国文字，我们按照类别选择玺印、兵器等铭文讲述不同国家间字体字形的变化和特点。对于秦系文字，作为六国文字以外的战国文字，也是古今文字演变的交汇点。我们一方面会针对不同材质的文字资料进行选择，如虎符、秦诏版、石刻、简牍。同时也要兼顾到书体的变化，合理地选择篆书与隶书以及篆隶文字的比例。

（三）将古文字学教学与古代史、考古学、文博学、语言文学、数据库建设等学科相结合

古文字学本身就是一门交叉学科。通识课面向各个专业的学生，将古文字学与其熟悉的学科相结合，更容易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通识课堂上，我们将古文字与古代史结合，以免一个个孤立的字形，给学生带来记忆的困难，让学生对中国历史更有了解。甲骨文对于商代历史的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王国维先生曾提出“古来新学问大都来自新发现”。他利用甲骨文补充订正了传世古书所记载的商王世系为学界称道。西周长篇铭文更是西周历史的缩写，战国至秦汉的简牍也从各个侧面弥补了传世文献的不足，丰富着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近年来发现的战国楚简，对于楚国的历史研究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秦汉法律文书的发现，也为秦汉法制史的研究打开了新局面。古文字材料很多是发掘品，因此，在古文字课上，我们会涉及一部分考古学知识。例如殷墟的发掘、曾侯乙墓的发掘、马王堆汉墓的发掘。在考古过程中，文字的发现，可以帮助我们快速准确地判定遗存的时代和性质。古器物学的研究早在宋代就开始了。宋代青铜器收藏与著录整理，推动了金石学的兴起和发展。金文研究离不开青铜器研究。我们将青铜器的分类、纹饰的相关专题融入在古文字学的通识课上，一边对学生进行青铜器鉴赏方面的训练，一边将有代表性的铭文给学生进行讲解，传授一些利用铭文进行青铜器辨伪的知识。汉字是记录的语言的符号。古文字学离不开语言学。现代汉字表意表音功能已经丧失很多，而记号色彩强烈。而古文字的表意色彩更加强烈，古文字阶段声旁也较少遭到破坏，尽管学生对现代汉字的形音义都有所了解，但往往是割裂而记忆的。通过文字学理论的讲解，使学生了解汉字的特点和性质，再通过一个个生动的例子，将日常的汉字的原初形态讲解给学生，使他们可以将原始的形音义通过一个个符号而联想到并记忆下来，更好地了解汉字的历史，更好地传播汉字。古文字数量庞大，古文献浩若烟海，数据库的建设便于检索，也更好地整合了资源。目前字典、辞书方面的数据库很多，传世文献的语料库为古文献的研究者提供了研究的便利，古文字方面的数据库也有很多。如金文检索系统、战国简帛检索系统等等。数据库的研发就需要信息检索、计算机语言等方面的知识。而古文字学数据库的基础在于正确地释读文字，因此，开发者需要具备一定的古文字学知识，在现有的大学培养体系下，很难培养出这方面的专门人才，我们希望通过通识课的开设，可以吸引一些相关专业的学生来开发、建设古文字学数据库。

（四）将书本知识与现实生活结合，增加学生的实用感

古文字作为记录古代语言的符号，在当今的时代已经没有实用功能。但作为人类文明的遗产和装饰性的图案，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一些场所常常会使用古文字作为招牌或标语，或直接以古文字装饰，有些甚至错漏百出，专业人士一看即明，而非专业人士往往不能确解。我们在课堂上会找到一些生活中的常见例子，如扬州某“红木文化楼”，“楼”字使用汉简字形，却误用了“朴”字，该招牌树立数年，却从未修正。这样一方面引导学生，纠正一些熟视无睹的用字错误。另一方面，也激发学生的探索欲望，增加学生的实用感受。古文字并不是昏沉沉地存在于博物馆和书本中，而是在我们周围。

（五）学科间方法上的互通

古文字的释读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王国维曾提出古文字释读的“二重证据法”，用地下材料证明地上材料。因此一个古文字释读是否可靠，不仅需要得到字形上的支持，前后时代有与之相关联的字形，还要看从造字本义的角度解释清楚它的词义，还要找到其读音方面的证据。由于古文字演变过程的很多环节目前是断裂的，因此，不是所有的文字都能找到形、音、义三方面的证据。更加关键的是还要将文字置于文献中进行解读，古文字形相当于传世文献中的哪一个字，有多少文献可以佐证。在同时代的古文字材料中是否为孤例，不仅是古文字领域，很多科研领域都奉行“孤证不立”。因此，在合理的解释形、音、义之后，从古文字共时的角度找到佐证，同时得到传世文献的印证，才能使结论更加可信。这虽然是古文字的考证方法，但这样的方法在很多科学领域是相通的。尽管本课程的受众是非文科学生，但对于这样的研究方法是完全能够接受，甚至接受得比文科学生更加透彻。

三、关于通识课的思考

很多学校的“通识课”是从“校公选课”中脱胎出来。因此，对于学生来说，要转变对“公选课”“通识课”等非专业课的态度。部分学生以为“通识课”就是“公选课”换汤不换药。他们习惯的对待公选课的态度是应付了事，很多学生在选课时，并不考虑课程内容，而是考察上课时间、课程压力，老师是否点名，是否容易通过等因素。有些学生甚至愿意选择“水课”，以方便逃课，或在课堂上“神游”。但这不应该成为高等教育的常态，非专业课，无论是公选课还是通识课，都应该得到学生同等的重视。教师方面，应增加教书育人的神圣感。由于学生对非专业课的态度，使很多老师也不愿意重视通识课，出现了师生互相“欺骗”的景象。教与学是互相促进，而不应该互相伤害。一些老师认为通识课是将专业的知识讲给非专业的人听，这些非专业的人今后也不会在该领域取得什么科研成就，于是不愿在这上面耗费太多。实际上，由于通识课的性质，一门成功的通识课，需要有专业素养的老师，遴选出该专业领域里既具代表性，又具备接受度和学术性的精华中的精华。评价方面，注重学生的获得感。通识课在评价体系上的改革还可以更加大胆，不能将分数作为一个重要的评价指标。一些通识课不考试，但是会留给学生作业，让学生完成部分课题，然后给予等级分数。笔者认为通识课的评价可以更加灵活，我认为应该注重的是学生的获得感。例如增加学生对古文字学相关领域的实践活动，如作古文字方面的调研、传播，如参观博物馆、做讲解员、纠正古文字不规范现象等等，这些都可以作为课程评价的一部分。使学生从不知道到知道，从不想知道到想知道，积极去探索发现，自觉地规范并纠正不规范现象，传播汉字文化，这也应该是通识课所希望达到的目的。

注释：

①杨叔子,余东升.文化素质教育与通识教育之比较[J].高等教育研究,2007(6):1-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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