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研究方法全文(5篇)
第1篇：考古学研究方法范文
关键词：教学模式；人才培养；方法导向；问题意识
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近五年来，随着国家对文化遗产建设的日益重视，传统文化作为治国方略的主要资源，文化遗产或考古学发挥了既有历史深层时间的思考，又有鲜活的生命体验的其他学科所不能替代的独特优势，需要强化人才培养方略的思考，推进传统文化向现代化转变，增强文化自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思想资源。分析考古学教学和人才培养中遇到的问题并试图探索问题解决对策。
一、以方法为导向的原课程大纲设计及其问题
郑州大学考古学专业设立于1976年，隶属于郑州大学历史学院。1978-2000年每隔两年招生，2001年以后为适应高等教育改革每年均进行招生，招生人数由原来的20人逐渐增加到30人左右。2003-2006年为二本录取，2006年后又调整为一本录取。录取生源以高中毕业的文科生为主，近年来高考平行志愿录取促使生源形势更加严峻，不但文科生居多而且调剂生源也占了相当比例，本科教学中以方法为主导的科技考古教学问题更加严峻。郑州大学科技考古课程设置于2004年，由《科技考古学概论》编者之一的朱君孝先生按照该书进行设计，内容包括考古勘探技术、物相与结构分析技术、文物成分分析、考古测年、古DNA技术等。2010年，朱君孝先生调至陕西师范大学，崔天兴、陶大卫分别于2011年、2012年介入相关内容的讲授。目前科技考古参考书目主要有四本：赵丛苍先生主编的《科技考古学概论》；陈铁梅先生主编的《科技考古学》；袁靖先生主编的《科技考古的方法与应用》；王昌燧先生主编《科技考古进展》。这四本教材中，赵从苍先生和袁靖先生主编的科技考古学均以田野考古发掘、整理、研究过程中所使用的方法为主进行编纂，为学生和教师提供清晰的教学和研究思路。陈铁梅先生主编的《科技考古学》则以专题进行组织案例进行介绍。作为一线科技考古教师，我们在教学大纲设计中遵循朱君孝先生的考古发掘、研究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方法进行课程设计。但这样的课程设计针对以文科生为主要来源的考古本科生的教学效果并不理想。2011年科技考古作为专业必修课设计为闭卷考试，不及格率高达20%；部分同学补考仍然不能通过，对学生顺利完成学业以至于随之而来的评先、评优乃至推荐研究生工作都造成阻碍。根据考试的实际结果，2012-2016年降低了考核要求，期末课程考核形式由闭卷考试改为课程论文考查的形式进行，但学生仍然在课堂注意力不集中，常见的问题，如玩手机、看小说等仍然存在，期末课程论文完成质量并不高。针对这种现象，我们做了以访谈为主的质性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学生意见多集中在以方法为主包含大量的数理化知识科技考古的课程设计。文科出身的考古专业本科生一遇到数理化知识就很畏惧，形成刻板印象。在大学课堂上很难迅速理解可以作为一门学科的科技方法在考古学中的应用，一看到数学公式和化学符号就自然地认为自己根本听不懂。很多调剂本科生源本来对考古就热情不高，再加上很难懂的数理化知识，认真听讲的积极性就更加不高。在研究生的入学考试中很少学生把学科前沿的科技考古作为自己的专业方向，相关的研究生课程除必修课外，其他选修课如植物考古、科技考古等课程响应寥寥。这与以方法为主导的科技考古在世界范围内兴盛情况出现严重偏差。我们多次向历史学院及学校反映考古本科生的录取应文理兼收或者以报考志愿为标准降为二本录取，但高考平行志愿录取和调剂政策牵扯太多的现实利益，不能从政策角度轻易改变。2016年起，郑州大学校本部全部一本录取，降为二本或者改变平行志愿，文理兼收的招生政策改革根本不可行，我们必须改变课程设计，降低学生对科技考古的焦虑和不安情绪。韩国河教授在《关于考古学人才培养的思考》指出考古学人才培养面临的问题：考古学向为“冷门”专业，就业面窄，岗位容纳量小，工作条件艰苦，待遇不高，招生方面存在较大的困难，导致考古专业本科学生不少为调剂生，专业不适情绪严重；受某些大众媒体和社会舆论的误导，考古专业往往被视为和收藏、鉴宝密切相关的专业，呈现出一种误解下的“虚热”。
二、以问题意识作为主导的课程设计
人类在发展中通过知识生产、积累和传承解决问题。学科是已获知识的一种组织形式。学科一旦定型，研究者仅从自己设定的领域里自说自话，使问题逐渐脱离实践，最终隐匿了问题。就学术研究而言，问题意识有其独特的学理逻辑，大致应包括发现问题、界定问题、综合问题、解决问题、验证问题，这些环节构成了学术研究中的问题意识。我们意识到科技考古课程存在的问题之后逐渐更新自己的教学大纲，从以方法为主进行课程设计逐渐过渡到以问题为主组织相关案例、研究方法的课程设计，把方法的介绍降低到最短的有效时间，以案例教学为主进行组织和批判。2015年，郑州大学考古学获得郑州大学学科振兴计划的财政支持，逐渐改善了实验条件，购置了一批科研器材，包括台式扫描电镜、便携式XRD、Raman、超景深显微镜、荧光体式显微镜等。2015年，向郑州大学申报的新课程大纲添加了新的教学实验计划，主要包括金相显微镜、偏光显微镜、XRD衍射分析仪、Raman、以微形貌研究为代表扫描电镜和超景深显微镜的使用。2016春季新的课程大纲正式施行。我们在组织课程时不再以方法为主，而是以问题为主进行设计，如设计陶器研究、玉石器研究、考古年代学等问题进行课程设计，以郑州大学科技考古实验室为基础组织学生进行实验设计。为减少课程隔阂，组织文科毕业的相关研究生介绍自己的科研设计、内容、结果和经验等方面。学生课堂参与程度明显提高，逐渐改变教师讲课满堂灌的课堂现象，逐渐变成以学生为主体，学生参与度明显提高的课堂气氛。尤其是在研究生介绍相关经验的课程时，课堂秩序、参与程度均为最优。在学生分组完成相关的实验设计之后，任课教师对实验设计进行审核和差别化处理，鼓励学生只要能解决相关问题的科技方法都可以使用，使各种不同的方法获取的信息能互相补充、印证，促使学生在实验的过程中加深对科技方法的理解和应用。自2016年以来，共收到完整的实验报告14份。其中8份为微体植物遗存的实验报告，分别为小麦类、块根块茎类、粟黍类、豆类等现生淀粉类分析报告。另外6份为郑州大学承担的国家文物局主动发掘项目类陶器（泥质灰陶、夹砂灰陶、夹砂褐陶、夹砂黑陶）遗存的分析报告，实验设计分别为使用扫描电镜配合能谱和粒径分析软件对夹砂陶的掺合料情况形貌、成分、粒径进行统计分析，以区别不同器类的微观制作工艺。对夹砂陶的掺合料进行XRD分析，区分同类器物但不同风格的器类的掺合料进行区分，如周式鬲和商式鬲，看风格背后人们的制作理念是否体现不同人群的差异。设计的实验流程包括切片、磨片、抛光、偏光显微镜镜下观察、扫描电镜观察等实验步骤。学生参与这些实验课程之后，从心理上降低了对科技考古包含方法和技术的畏惧情绪，积极性显著提高，改善了对科技考古的刻板印象。这些实验报告不但完成了相关的教学实验计划，也使他们对整个实验流程有了全面的了解，支撑了相关的科研计划。2015-2016级本科生共56人，参与培训人数达600多人次，独立完整实验过程的人数达到近40%，参与完整实验过程的人数近80%，参与实验人数100%，完成新教学实验计划，学期末课程论文的完成质量优于往年。
三、反思与总结
考古学在中国是近代化的产物，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在近代新史学运动中“疑古”风潮盛行，摧毁了传统的古史研究所依据的文献史料的可靠性。如何重建中国上古史不仅是新史学面临的新问题是考古学面临的最基本问题。傅斯年提出“历史学即史料学”，以史料的扩充作为历史重建之首要目标和手段，提出“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口号，开展田野考古、发掘“地下资料”，成为获取新史料的重要方式，是当时学术界重建中国上古史的唯一被认可的途径。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学完成了基本问题的构建，如何重建中国上古史仍然是考古学面临的最基本的问题。目前，考古学逐渐完成夏商周断代工程、文明探源预研究、文明探源I期、文明探源II期工程，考古学回答问题能力也有根本性的提升，在此基础上学术界对中国文明形成的模式、过程、机制有了深入的认识。随着学科的转型，作为有着近40年学科史的教学单位：在人才培养方面需把新方法、新技术、新认识等纳入本科生教学体系；当下考古教学招生以平行志愿招生、文科生为主体，在严进宽出的教学体系下，需考虑科技考古在本科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需要积极探索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方法，树立学生的问题意识，根据问题的不同组织科研方法、技术和课堂教学，把人才培养效果的瓶颈突破建立使用长时间追踪机制来进行评价；把自身置于学科的论题和困扰之中，把论题和困扰转化为考古学的问题，获得深刻的学术机缘。不能再拘泥于考古学的学科逻辑，从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出发，用不同的学科视角、不同的话语分析问题，阐述对问题的不同理解。
参考文献：
[1]汪丁丁.行为经济学讲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2]韩国河.关于考古学人才培养的思考[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
第2篇：考古学研究方法范文
关键词:考古专业；中国考古通论；教学
“考古学”这一名词是直接从欧洲文字翻译过来的。考古学作为一门近代才形成的崭新科学，于20世纪20年代才开始从欧洲传入我国，至今不过百余年[1]。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留下了极其丰厚的文化遗产。广泛分布在祖国大地上的丰富多样的遗迹、遗物是不可再生的珍贵文化资源，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生动见证。中国考古通论课程作为高校考古专业的必修课，教学内容既要充分体现中华文明发展历程的关键节点，又要起到考古人才培养的先导启蒙作用。如何因地制宜地上好这门必修课，是高校考古专业教师应该深入思考的问题。1952年，在文化部和中国科学院的积极支持下，我国高等院校的第一个考古学专业——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正式设立，考古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虽然在我国起步较晚，但得益于国家重视而发展迅速。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对学科体系进行了调整，将考古学从历史学中独立出来，与中国史、世界史并列为一级学科，这使考古学科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目前已开设考古专业的高校，都将中国考古通论课程作为重要的必修课，由于各高校考古专业依托的地方文物资源各不相同，考古人才培养的目标有所偏重，因此在实际教学活动中，各高校中国考古通论课程的教学大纲和教学方法更多地融入了自身特点。笔者通过总结景德镇陶瓷大学考古专业中国考古通论课程教学过程中的经验和方法，就高校考古专业中国考古通论课程的教学实践谈谈自己的一些认识。
1教学内容要突出专业特色
1.1中国考古通论课程教材及参考书分析
由于考古学在我国的起步和列为高等院校专业的时间相对较晚，加之通论性质的教材需要大量的考古资料和研究成果作为基础和依托，因此，比较成熟的中国考古通论教材在我国出现得较晚，教材数量少，教材内容更新速度较慢，不能及时涵盖最新的考古研究成果，且可供教学参考的具有通论性质的专著较少。目前，部级规划的中国考古通论教材有两种，一种是马利清主编的《考古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经过修订，《考古学概论》（第二版）于2015年出版。此教材立足于大学本科教学的需要，力求系统、扼要地阐述考古学的基本理论和操作、研究方法，全面反映中国当代考古学的发展状况，充分吸收中国考古学界最新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另一种是栾丰实等主编的《考古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经过修订，《考古学概论》（第二版）于2018年出版。此教材以学科基本内容和中国考古学的基础知识为主要线索，贯彻从形象思维向逻辑思维、抽象思维逐步深化的教学理念，力求突出考古学的认知途径与研究方法，系统而扼要地揭示考古学的学科结构体系、综合性研究特点，以及与其他相关学科的联系与区别，尽可能凸显考古学的科学价值和社会价值。除了上述两种成熟的部级教材外，还有数种通论性质的参考书，较早的如易漫白于20世纪80年代主编的《考古学概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之后又有蔡凤书、宋百川主编的《考古学通论》（山东大学出版社，1988年），孙英民、李友谋主编的《中国考古学通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张之恒主编的《中国考古学通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段小强、杜斗城主编的《考古学通论》（兰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上述参考书目中，易漫白版，蔡凤书、宋百川版，孙英民、李友谋版的教材出版年代较早，从内容编排上看，这些教材的参考价值有限。张之恒版的《中国考古学通论》因其内容翔实、编排合理而最为流行，使用最为广泛，该书修订版本于2010年面世，并改名为《中国考古通论》，虽然较第一版修改、增加了不少内容，但在前沿性知识方面整体上仍显落后。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学者饭岛武次编写的《中国考古学概论》（同成社，2003年）既具有概论性又具有通史性，专门设章节叙述中国考古学史，介绍考古文化时将遗迹和遗物相结合，还反映了我国考古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因此，日版《中国考古学概论》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鉴于以上教材和参考书目的情况，我们在考古专业通论课程的教学实践中，以两种部级规划教材为主，辅以张之恒版《中国考古通论》和日版《中国考古学概论》为参考，注重选取陶瓷考古方面的内容，突出景德镇历史悠久的陶瓷文化资源，穿插引用考古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1.2根据实际情况选定教学内容
中国考古通论课程作为考古学专业的必修课，教学内容的选择尤其重要。笔者在教学实践过程中认识到，教学内容的选择应首先考虑学生本身的考古学基础和知识储备，其次应发挥或突出本地区考古特色资源的价值，具体到景德镇陶瓷大学，就应该把陶瓷考古贯穿于中国考古通论课程的讲授过程中。只有把握住这两点，才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以景德镇陶瓷大学考古专业教学实践为例，本校考古专业本科学生来自不同地区，知识背景差异较大，且对考古学的认识停留在表面，此时如何引导学生对考古学产生兴趣，使学生对考古学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和探索欲是首要任务。因此，笔者在中国考古通论的教学过程中，在讲述具体定义、理论时就会结合一些生动有趣的考古案例，以具体实例入手加深学生对枯燥理论的理解和掌握。讲授要通俗易懂，考虑学生的接受程度和心理活动情况，多用他们喜闻乐见的方式讲授，多与学生互动，增强课堂的趣味性和故事性。我校地处千年瓷都景德镇，具有得天独厚的陶瓷考古资源，学生在实习和毕业后的工作多与陶瓷相关，因此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始终将陶瓷考古作为重点，突出本地区特色。比如，考古类型学这一概念是我们讲授的一个重难点，需要以物质遗存作为参考，而近年来持续发掘的景德镇明清御窑厂出土了大量的瓷器、瓷片，为我们了解当时的生产状况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因此，笔者在教学过程中制定了将现有的研究成果和实物结合起来的教学计划，学生通过对出土实物的对比排列，研究形态变化过程，找出其先后演变规律，最终判定器物年代，确定遗存的文化性质。此举做到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上述教学内容的安排和教学方法的运用，既突出了本地考古特色，又将本地考古特色资源服务于教学，既实现了教学目标，又提升了学生的能力。
1.3根据考古工作进展及时更新教学内容
当前我国的考古工作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从广度上看，各类考古发掘工地遍及全国，出土资料日益丰富，重要发现不断出现。从深度上看，考古新方法、新技术、新手段不断得到应用，多学科交叉发展成为新趋势。考古工作的蓬勃发展不断更新着我们的认知，中国考古通论课程的讲授必然要紧跟考古工作的进展，将最新的考古发现和科研成果融入教学内容中。比如，近年来曾国考古的热度一直不减。作为2019年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的枣树林春秋曾国贵族墓地是有关曾国考古的最新、最重要发现，曾公求、曾侯宝和曾侯得三组曾侯墓葬及其车坑、马坑及相关不同级别贵族墓的发掘，弥补了春秋中期曾国考古的缺环，以考古发掘构建了最完整的周代封国历史材料[2]。“南海I号”南宋沉船同样是2019年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是迄今为止我国所发现的保存最为完好的古代沉船，沉船中巨量外销瓷、大量手工艺制品和日常生活用品及众多金银铜货币的发现，显示了宋代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已涉及海外贸易体系中，为研究贸易史、造船史、陶瓷史、海外交通史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3]。新近发现的山西垣曲北白鹅周代墓地，是一处周朝王卿高级贵族墓地，很可能是一处王畿内的采邑，共发掘墓葬9座、灰坑17个。出土500余件套各类文物，最重要的收获是发现带有铭文的铜器近50件套，铭文内容丰富、文字清晰，计14篇。本次发掘对研究和探讨两周时期的政治格局、畿内采邑分封制度及晋南地区两周时期的埋葬制度、人群族属、社会生活等提供了新的资料参考，对探索晋南地区文明化进程及其与中原地区的联系都具有重要意义[4]。在中国考古通论课程的教学内容中加入这些最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一方面丰富了学生的知识储备，为他们以后确定研究方向开拓了思路，另一方面弥补了现有教材和参考书目内容的不足。
2教学方法要服务学生的长远发展
2.1注重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
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是高校人才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有了问题意识才会发现问题继而解决问题，最终才有创新的可能。在中国考古通论课程的教学实践过程中，笔者十分注重对学生问题意识的培养。在每一节课结束时，都会根据课堂讲授的内容设置若干具有思辩性的开放问题，给学生一些思考的方向，鼓励学生围绕这些问题去思考并查阅相关文献和研究成果，在这一过程中锻炼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如，在“考古学的名称与基本涵义”这节课结束后，笔者设置了“中国传统的金石学为什么没有发展成为近代意义上的考古学？”这一思考题，下节课上课之前会预留出时间让学生分享思考的结果，鼓励学生提出问题。此外，还将班内学生划分为若干个学习小组，在讲完每一章后，会让每个小组学生根据这一章节的学习主题找出有疑问或者感兴趣的问题，然后与其他组进行问题互换，以小组的力量探索性地解决问题，培养了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使其敢于质疑他人的观点并通过逻辑论证提出新观点。通过这些方式的锻炼，促使学生养成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良好习惯，也为学生以后确定研究方向打下了基础。
2.2拓展学生的专业知识面
考古学既是一门专业性非常强的独立学科，又是一门与其他很多学科有广泛交叉的学科，历史时期的考古与历史学的关系尤为密切。笔者在中国考古通论课程的教学实践中特别注重培养学生使用历史文献的能力，这类文献包括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两类，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特点推荐学生阅读相关文献，这也是对王国维先生“二层证据法”的应用。比如，讲到夏商周时期的考古，这一时期的文献资料主要是甲骨文和金文，笔者会根据教学内容选取相关文献并结合考古发现进行讲解，对一些经典文献如《左传》《国语》《诗经》《史记》等做全面介绍，让学生认识到经典文献对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意义，推荐选定文献以增加学生课后的阅读量。此外，考古报告和简报是考古发掘的最终成果，学会阅读和使用考古报告和简报是考古专业学生的基本功。在教学过程中，笔者根据教学内容选择最新的、有代表性的考古报告和简报进行全方面讲解，既突出中国考古通论课程的专业性，又为学生以后实际运用考古学方法开展工作和研究打下基础。结合教学内容，通过对历史文献及考古报告、简报的讲解，极大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面，有利于学生在考古学领域的长远发展。
2.3加强田野考古实践锻炼
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是考古学的专业特色。田野考古是获取实物资料以供研究的工作阶段，是考古学研究的基础，也是中国考古通论课程教学重要的内容。田野考古主要包括田野调查、田野发掘、室内整理三个阶段。在田野调查阶段，笔者注重培养学生全面搜集资料的能力，各类古代文献资料，地图、地名学成果及航空或卫星照片等遥感材料都需要学生进行分类搜集，全面的资料搜集是田野调查的基础。田野发掘是田野考古的核心。在这一阶段，笔者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尽量带领学生多参与不同地区各类遗址和遗迹的发掘工作，在不断的发掘活动中引导学生掌握最基本的田野工作技巧和方法。室内整理是系统整理田野发掘成果的阶段，笔者注重培养学生独立完成对遗物的清洗、绘图、拍照、描述、分型分式及文化因素分析，通过带领学生对经典考古发掘简报和报告的仔细研读，辅之以实践指导，进而实现教学目标。
3结语
教学思考是对教学实践的总结和反思，高质量的教学反思可以总结教学过程中获得的经验、查找教学活动中的不足，从而更好地指导教学实践。教学思考的过程，是教师不断学习的过程。中国考古通论课程是本科考古学专业的必修课和基础课，是考古学专业学生认识考古学、了解考古学、确立专业发展方向的重要课程。通过对中国考古通论课程的教学思考，笔者认为教学内容要突出专业特色，具体来说，对教材和参考书的选择、教学内容的排布要体现陶瓷特色，须及时将最新的考古发现和科研成果融入教学内容中。教学方法要服务学生的长远发展，注重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拓展学生的专业知识面，加强田野考古实践锻炼。
参考文献
[1]张之恒.中国考古学通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1.
[2]郭长江.湖北随州市枣树林春秋曾国贵族墓地[J].考古.2020(7):75-89.
[3]杨睿.“南海Ⅰ号”南宋沉船若干问题考辨[J].博物院.2018(2):27-32.
第3篇：考古学研究方法范文
2020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我国考古最新发现及其意义为题举行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高度重视考古工作，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总书记指出：“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五千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在校园中的开展要从学生抓起，而历史教学与这一工作息息相关。在历史教学中，教授学生最新的历史研究与考古发现是在校园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学生文化自信的重要方法。
进入新时代，历史教学不应只是书本上的枯燥文字和相隔千百年的历史人物事迹，而应该与博物馆、考古发现、考古现场、考古实验室等有机结合起来，使历史教学变得生动有趣，增强学生对历史文化的自豪感与认同感。
将历史课堂搬入博物馆能够使学生近距离观看文物，拓宽学生的眼界。目前已有高校将考古现场与VR实验室结合，使学生身临其境地感受考古发掘工作，增强学生对历史、考古的兴趣，从而更好地开展历史教学。带领学生走进考古实验室能够打破对考古研究的传统印象，与科技手段结合的考古实验室能够给学生带来新奇的认知，实验室中用数据说话更能增强学生对考古研究结论的认同，从而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
第4篇：考古学研究方法范文
电影通过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将文学、戏剧、摄影、绘画、音乐等多种艺术形式融合为一体，带给人们视听的艺术享受。这样一门综合性艺术，因为人的创造而被赋予了精神文化层面的意义，人类的精神与才智也凭借电影得到展现。但精神终究虚无，还是需要有实实在在的物件才能得以呈现。拍摄电影的技术手段和设备，促成电影影像的成形；拍摄成品的胶片和数字载体，以实物承载着影像的内容；放映影像的荧幕等设备，向大众展现出电影的艺术魅力。电影的价值在于承载了精神文化的艺术价值，又依靠物质的科技和设备能够创造和呈现。对于影像艺术的追求，推动了技术创新、设备的更新换代，科技的发展，也推进了艺术的美感和表达多样化。而电影作为一门承载了人们精神文化的艺术形式，不只是为当时人提供艺术享受，也体现出当时的影像艺术和科技水准，反映着当时的社会状况与精神风貌，也是呈现当时精神与物质的资料载体。从这个角度看，影像的保存和修复，与藏书家对书籍的收藏和修缮、史学家对史料文献的发掘和维护等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在悉心维护着或纪录或演绎的、承载了当时精神与物质的资料，所区别的是载体的不同。然而相较于藏书、史料研究，影像的保存和修复更不为人所重视，甚至发生人为原因主动销毁电影胶片的惨剧。当前数字技术的高速发展，导致了影像所赖以存在的物质媒介更新换代速度极快，胶片逐渐退出历史舞台，filmdeath命题（电影之死，主要强调任何一个物质技术的进步都会导致某个阶段的电影技术的消亡，随之就是这个阶段的某种电影艺术的消失）不断闪现在我们眼前。可面对这个数码时代的全面莅临，胶片等电影传统载体真的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吗？我想这是一个伪命题。胶片其保存的效果较之数码电子产品的优良自然不必多说，同时，胶片所承载的历史和文化更不应该就此消失。我们可以接受数码转型，但我们不能接受电影因为技术革命导致对应的艺术文化传统颠覆性断裂。当今我们正处在这一转折时期，影像的维护与修复为核心的影像文献学不仅是对电影的抢救与维护、保存，更是对电影文化的保护，也是20世纪以来人类动态视觉文明的传承⑥，如此看来，文献学角度电影研究成为数字时代的一种文化自觉。广西电影作为中国区域电影研究的重点，当前文献学研究并没有系统开展，资料性保存的博物馆学建设也是空白。其实，离我们时间并不遥远的广西电影代表第五代导演电影作品的胶片文本已经存在一定程度损毁。如此，出于对中国电影文献和广西电影资料的保护等方面的责任，文献学角度下的广西电影研究是必然趋势。电影文献学研究的核心内容是保存与修复，保存是现代资料馆学范畴，有了很多新的收获，典型是法国电影资料馆，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电影库、电影文档及相关物品，资料馆目前每日放映世界各地的电影。电影作品修复则是电影文献学的主体，代表是马丁•斯科塞斯发起的致力于保护、修复老电影拷贝的“世界电影基金会”。努力将拯救电影作为文化遗产和历史文献的国际机构是国际电影资料馆联合会（FIAF），价值核心是确保适当地保护和展示电影。国际公认的电影文献保护文件是1980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体会议上通过的《保护和保存电影议案》。目前，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厦门大学等单位，开始电影文献学研究和发展，而各省、市、自治区大多数没有开展区域电影文献学的研究工作。因此，文献学研究成为广西电影全新的研究内容和方向。
二、紧迫性、必要性与合理性
通观电影发展史，每次技术革命都导致发生电影胶片等文献资料被人为有意无意地损毁的历史事件。一是有声片代替无声片、彩色片代替黑白片的技术革命，导致大量无声片、黑白片有意或无意的丢弃。二是1950年代以前硝酸片基的胶片众多，这些胶片在各国因为失火，导致许多经典电影影片消失。欧美国家20世纪50年代多数以法律的形式要求销毁旧的硝酸片基的胶片，导致大量电影胶片人为销毁⑦。三是因为战争或政治原因，典型是中国电影。如日军发动的一•二八事变，导致中国明星电影公司等众多20世纪20年代早期中国电影影片拷贝因战火而丧失⑧。当然也有人为主动销毁，典型是1956年发生的在电影局主持之下，对1949年以前中国电影重要的作品胶片进行销毁的惨剧，如明星电影公司的许多电影作品以政治不正确的名义销毁了，如早期的经典《孤儿救祖记》⑨。目前，我们数字化技术代替胶片技术，大量胶片因为需要储存仓库、恒定的温度湿度等高标准保存要求、人力维护修复技术与资金投入太大且无明显收益而被多数电影制片厂视为鸡肋，不知如何处理。甚至，有的制片厂因为效益问题，直接将这些胶片丢弃。2014年8月笔者在广西电影集团的调研中，时任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匡达蔼等领导均表示左右为难。广西厂的电影胶片存放在一间小房间里，虽然有空调，但是保存效果亦让人担忧。更紧迫的是并没有对胶片进行详细的维护和修复，存在着巨大隐患。服化道等实物文献只是放在一个简易的铁皮仓库里，任其自然保存，没有任何整理和保护，如此现状，更是说明广西电影的文献学研究迫在眉睫。广西电影史学文献整理也是乏善可陈，如广西早期电影与法国殖民关系、广西地区第一家电影院、放映第一部国产影片的时间、第一位广西电影明星等，抗战时期电影名人在桂林、南宁等地区的史料文献、东南亚诸国电影与广西电影的历史关系，1949年后广西地区电影发行和观影数据、放映队等内容的文献资料研究成果十分匮乏，如1956年《桂林山水》获第九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纪录奖，这是中国科教片第一次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对这次获奖史料文献整理成果就很少，可见，开展广西电影的文献学研究非常必要。当前“中国电影学派”的提出，为广西电影的文献学研究指明了方向，因为，区域电影研究和文献资料发掘是构建中国电影学派的基础，正如中国电影家协会秘书长、中国电影评论协会会长饶曙光教授指出“构建中国电影学派不能闭门造车，要包容性……当前中国电影学派的构建……基于创作实践的跨领域认知电影成为题中之义……进行系统化的调整，方能从真正意义上建构起系统化的中国电影学派”，北京电影学院中国电影学派研究部部长贾磊磊教授更是强调：“中国电影学派要回归电影的本体。”作为中国电影理论——“影戏”提出者钟大丰教授认为：“把政治社会伦理化作为艺术的核心方法，是认识中国电影学派立足的文化根基在哪儿的关键……它是利用中国人的方式，用中国人的话语。……我们更应该关注传递的有效性。”⑩可见，作为中国电影学派重要内容，民族性、系统化、包容性、本体性、有效性等几个方面来看，广西电影的文献学研究是这些内容获得充实的重要来源，同时，广西电影的民族性、地域性、跨文化、多元化等契合了以上中国电影学派构建的要求。通过系统地挖掘和整理广西电影影像文献和史料、传播数据等，以生动、具体的电影文献，为“中国电影学派”构建提供丰富的案例和确证性资料，因而说明广西电影的文献学研究是合理的。
三、跨界与融合
一个新的专业研究领域能够独立，必须有自己的学理支撑。电影文献学学理架构的基础是跨界、多元与融合，本底是文献学。清代章学诚提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乃是核心精神，包括历史文献学与古典文献学两大类，包含了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子系统，这些专业都可以拿过来作为广西电影文献学研究的学理指南。由于突出历史存留和资料性存在，史料学、考古学、文字学、档案学等专业则是开展广西电影文献学研究的学理支撑主体和方法论来源，如广西电影史研究最迫切的是史料学。考古学则是历史考古学和知识考古学的结合，如广西早期电影、电影院、演员明星等考证研究就需要考古学专业知识。文字学突出考古和实证性，以胡适、傅斯年为代表的考证学派是代表，我们在考证广西电影版本、电影剧本、电影改编史料等内容时候，均可借鉴。档案学三原则：“整理以不失原来之真相为原则，编纂以普遍编目为原则，陈列以就文物之性质相互连贯照应为原则”，亦是广西电影资料档案整理、归类、保存的基本原则，广西各地县市地方志亦是广西电影史料文献的多样来源之一。广西电影文献学研究离不开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等专业的支撑。电影人类学已经是人类学一个专业，民族学角度对广西电影研究成果众多，尤其是少数民族电影研究，电影民俗学也有少量研究成果。广西电影文献学研究需要一定传播学专业知识，一方面用于广西电影在国际上传播数据与文献资料的研究，另一方面充分采取传播学专业角度，加强电影发行、传播效果等方面资料的研究。例如广西电影的东南亚传播史文献资料和数据研究，法国与广西电影关系等均涉及跨文化传播等内容。综上，唯有跨界多元融合才能让广西电影文献学研究形成理论体系、发现新的文献史料、构建全新的广西电影叙述话语。
四、路径与策略
第5篇：考古学研究方法范文
关键词:网络视频；课程管理；直播课；Canvas平台；Clas‐sin；高校教学；科技考古
近些年来，随着“互联网+”教育的逐步融合，教育信息化已成为大学必须关注的核心议题[1]。教育部2012年出台的《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中，明确提出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的发展方向，一系列重大工程和政策措施的实施为线上教学的开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在线教育不仅是教学场所的转移，更是从旧的教学范式转变为与信息化功能相匹配的新方法[2]。科技考古网络课程的建设为教育信息化发展所驱动，为中国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培养多学科人才队伍，更是响应对中国考古及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发展重要批示的有力举措。2020年，科技考古线上教学开展首次实践，其经验有助于在线教育方式的重新塑造，并引发传统课堂教学的变革，将对未来的教学实践产生重要影响。
1科技考古课程概况与教学设计
科技考古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开设的本科生考古专业必修课程，是一门小班讨论课。课程以《科技考古学》作为指导教材[3]，结合现代科学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应用实例，对现代科技的一些基本原理及其在考古学中的应用进行介绍，希望通过这门课程的教学，使学生及时掌握最新考古科技动态，开阔学生视野，提高学生的科技素养，帮助学生建立文理兼修的考古学学术体系。选课学生既有文科生也有理科生，能形成思维活跃的一个群体。和大多数高校教师一样，笔者之前没有线上授课的经历，在疫情封校的大环境下，从零开始了解这一全新的教学方式。为使全体师生快速掌握在线教学所需技能，北京大学在线上开学前的极短时间内组织了数场线上培训，并通过网络提供各类资源供全校师生学习。为教学提供了北大教学网+Classin平台直播课、Canvas平台+BBB直播课、北大资源、华文慕课等网络教学平台，在了解不同教学平台优缺点的基础上，结合开设课程的特点并进行教学试验，科技考古线上教学课程最终决定通过Canvas平台组织本课程的教学活动，以及通过Classin开展网络直播授课。另外，建立班级微信群，通过微信群课程相关通知，进行课程内容的即时讨论。
2Canvas平台课程管理，实现教与学的互动
Canvas是一个可用于教师与学生合作的学习管理系统，有课程资源访问、作业、成绩管理等功能[4-5]。Canvas主页上有非常详细的使用手册[6]，在此不做详细介绍，仅就感受比较深的方面谈一谈。Canvas平台是针对异步教学而设立的，为教授和学习方式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方便灵活。教师可以在平台上各种教学资料，并且可以分章节、分层次地对资料进行管理。教师和学生的互动方式也是多元的，比如布置作业时，可以是书面的作业，也可以视频或音频，利用平台的studio功能录制一段视频，在视频中插入若干测验，请学生回答。学生完成作业的方式也可以是多样的，可以是文字、音频或者视频。平台中还可以设置讨论区，其中的一个功能非常好用，教师可以在讨论区设置“学生提交自己的讨论之后才可以看到别人提交的内容”，这种方式可以激励学生发言，并且帮助学生独立思考、开拓思路。Canvas平台还有一项功能对于教师更好地设计教学内容有很大帮助，即教师可以进入学生界面看到学生所能看到的教学内容，这样方便教师管理作业布置、教学材料的等，能够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调整。各种任务和作业都可以设置时间范围，这种方式允许教师提前把学习材料和作业提交在Can‐vas平台上，在设定的时间。作业和学习材料一旦，网络会自动给学生发送邮件提醒，学生就可以登录自己的Canvas界面看到，在规定的时间提交作业以及完成学习材料的阅读或视频观看等。学生提交作业之后，在教师的任务栏中就会出现提示，教师可以及时审阅或者批改学生的作业，了解学生的学习进展。批改作业的环节界面也非常友好，教师可以在相应的地方加入批注，也可以最后给出评语。同样，学生可以给教师留言，进行交流。如果教师在布置作业或任务时设置评分标准，那么批改作业后，学生成绩就会被记录。如果教师将所有学生作业批改完成，就可以看到所有学生每次作业的成绩列表。学生也会在自己的界面上看到成绩、评语、批注等。另外，学生登录Canvas平台，利用平台资料进行学习，后台可以记录学生在线时间，这样也很方便教师掌握学生学习情况，了解所布置任务量是否合适。由于科技考古课程涉及多学科内容，而参与学生的学术背景也是多样的，理科生与文科生兼有，利用这种章节分明、节奏清晰的教学模式，可以及时地了解每一位学生的学习动态，便于教与学的互动。科技考古课程关注学术前沿，除教科书上的内容之外，还需要学生阅读一些科研论文，以了解一些经典研究案例和学科最新动态。Canvas平台中的资料库功能可以很好地满足本课程的这一需求，教师可以把资料提前上传到资料库中，方便管理教学资料，也便于给学生阅读。
3多模块网络授课，实现讲授讨论自由切换
3.1Classin平台直播课
本课程的直播课堂使用Classin平台[7]。在直播课进行的过程中，尽可能地采用Classin所提供的各种授课工具实现和学生的互动，比如小黑板、答题器、奖杯、闹钟、学生发言时将其画面放大等。如果是第一次采用网络直播课的方式上课，可以在教学计划中安排时间让学生练习并熟悉网络上课环境，可以在备课时把互动内容有意识地嵌入教学方案，在PPT中提前设置好选答题、讨论题等，以备课堂使用。课后，我们分别调查了研究生和本科生对于网络直播授课的接受程度。研究生普遍表示喜欢这种授课方式，他们认为在网络课堂中，和老师的关系更近、更愿意发表自己的意见，只要网络条件好，他们愿意以线上方式进行课程学习和交流。本科生则多数表示愿意课下多阅读和观看录像资料等，直播课则以讨论和答疑的方式进行为好。总的来说，学生还是比较愿意通过网络直播课互动教学的方式进行学习的。可见，网络直播授课实施的关键点，就是必须穿插互动。教师讲授的时间不宜过长，因为毕竟学生不是身处教室，很难长时间集中注意力。如果中间不穿插一些互动环节，教学效果会比较差。没有互动的网络直播课，与学生自己观看录像基本无差别。利用Classin进行网络直播教学的最大特点是，Clas‐sin提供了一个仿佛线下课堂一样的教室，有黑板和各种工具，教师上课可以利用黑板进行书写，也可以给学生发一块黑板，请他们在黑板上书写并展示。而且上课的学生可以同时打开即时视频，教师可以看到学生的影像，这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教师对着电脑屏幕讲课的不适。不得不说，Classin最大限度地营造了一种氛围，让网络直播课的环境更接近于线下课堂教学。
3.2Canvas平台Studio功能录播课
科技考古这门课除了大课堂讲授以外，还有一半的时间用于小班讨论课。为了保证有足够的时间讨论，教师或者主持讨论的学生可以提前用Canvas平台上的Stadio功能录制教学视频，上传到Canvas平台，作为教学资料发送给学生，学生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观看视频进行学习。利用Canvas平台Studio功能录制视频，也可以把网络直播课的讲授内容录制下来在课堂播放，或者放在平台上让学生自由观看。经过一个学期的教学，我们发现直播课或者在上课的时间播放提前录制好的视频，要好于把教学视频放在平台上由学生自由选择时间观看。后一种教学方式最大优点在于上课和学生听课的时间相对灵活，不需要全程在线，可以有效地避开网络拥堵时段，但需要学生具有更强的时间管理能力和自学能力，在学生课程较多，学习压力大的情况下，往往有学生未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观看课程视频的任务，影响教学效果，学生对这种教学方式的评价也很低。
4团队合作，共渡难关
网络教学的成功开展，需要团队合作。教师团队中不乏网络教学经验匮乏的教师，如果没有团队合作，没有技术支持，很难想象线上教学活动可以顺利开展。学校整合利用校内教学资源，引进校外优质教学资源，提供各种资讯及实操的技术支持，为教学过程提供充分的技术保障，也是网络教学活动高水平顺利开展的关键。网络直播教学，需要教员、教务、技术支持、助教、学生的共同努力，使教学过程得以顺利进行。值得一提的是，网络课程的顺利开展还需要电子教学资源的供应，这是师生远离校园无法直接获取图书馆资源的重要补充。
5在线教学的效果与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