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体育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国外体育论文范文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80年代，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形式单一，主要采用政府主导的模式提供社会公众所需的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换言之，政府垄断着整个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其角色定位往往既是安排者又是生产者。随后，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引发了社会公众公共体育需求的规模化与多样化，政府仍只依靠自身力量来承担更为丰富多样的公共体育服务，显得越来越力不从心。同时，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成熟，市场机制也被引入到公共服务领域，作为公共服务随动系统的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模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先前处于独家垄断地位的单一供给主体———政府，不得不面对私人部门(市场)和社会非营利组织的挑战。于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一些国家开始改革原来的政府主导型供给模式，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多元主体供给模式。相应地，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主体由政府一元供给走向了政府、社会组织和市场机构相结合的多元化供给［2］。又由于不同国家的政治结构、制度环境、文化和历史发展等差异，公共体育服务领域的多元主体之间地位作用、协同关系与合作方式不同，可以归纳成“政府主导型”“市场主导型”“有限市场型”和“有限政府型”等4种模式。形象地说，这些模式位于“市场力量－政府力量”强弱维度图的不同区位，产生背景不同，运行内容也有所差异，各自都具有一定的优点和不足。

1．1政府主导型模式

理论上，向社会公众提供公共体育服务一直被认为是政府的职责，不少国家均是采用这种模式供给公共体育服务。但是随着公共体育服务领域的演进发展，目前仍采用这种供给模式的国家已经不多，新加坡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新加坡是移民国家，具有多元文化与社会主体，同时缺乏自然资源，经济对外依赖程度高。这些特殊国情决定了必须由政府集权对公共体育服务进行权威性供给和生产，以保证公共体育服务在全国的普惠性和均等化。一方面，新加坡政府通过大力建造公共体育场地设施来实现公共体育服务的普惠性。1975年新加坡开始实施《体育设施蓝图计划》，如今公共体育设施已覆盖全国，形成了包括体育城、区域体育中心、市镇体育及康乐中心、社区操场在内的四级体育设施网络［3］，且体育运动开展种类多、普及程度高。另一方面，新加坡政府非常重视公共体育服务的均等化，政府规定在规划面向中低收入阶层的政府组屋时，就要求每一片社区周围都必须建有相应的体育设施，规模大的组屋区还要有相应的体育场馆，且这些体育设施和场馆基本都是免费的，只是需要居民提前电话预约。同时，各个组屋社区还成立有各种运动社团，鼓励居民参与［4］。新加坡采用的政府主导型模式供给公共体育服务，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可见，政府主导型模式的最大特点在于，政府是公共体育服务生产和提供的主体，以权力为运作方式，强调政府的强力调控和垄断，表现为政府在公共体育服务的生产、提供和监管中均是强势支配力量，集资金提供者、生产安排者和具体的服务生产者于一身。这种模式要求政府拥有高度的权威与足够的资源实力来主导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且公共体育服务领域市场与社会力量不强，市场化和社会化受到制约。由于政府主导型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模式上述特点和适用条件，带来了相应的优点和局限。首先，政府制定的具有统一性与计划性的各类导向政策，更有利于保障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普惠性与均等化，在供给公共体育服务时政府能承担一些耗资大、经营利润低的项目。但同时，市场和社会应有的价值没有得到利用，政府独家提供形式多样的公共体育服务，往往是政府的财政支出负担较重，会出现诸如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效率低下、有效供给不足等一系列制度性缺陷，也容易造成政府机构的膨胀、消费者被动接受等不足。也正是由于这些积弊的存在，早年实行政府主导型模式供给公共体育服务的一些西方国家，陆续开始了不同程度的市场化改革［5］，产生了其他供给模式。

1．2市场主导型模式

市场主导型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模式主要发生在市场经济相对较为成熟的国家。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采用市场主导的方式来为社会公众提供公共体育服务，主要表现出两个特征。一是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市场化程度高，运用灵活多样的供给方式。经过多年的发展，美国公共体育服务已形成以市场为主导，以竞争为核心的服务模式，诸如合同外包、特许经营、使用者付费、凭单制、公私合作等。美国许多州和地方政府通过平衡的地方财政运作和市场化的方法，投入体育场馆等大型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发行政府建设债券等，就是其中最主要的资本市场筹资方式［6］。二是公共体育服务及其相关领域的非政府组织发育成熟，社会组织在公共体育服务提供中扮演着重要而积极的角色。美国是世界上社会组织最发达的国家，目前与体育相关的全国性社会组织多达300余个，各州和地方政府的相应分支组织则难以完全统计［7］。这些社会组织有很强的独立性和自治性，它们不仅为社会公众提供多样化的公共体育服务，也为政府的公共体育决策提供咨询和建议。市场主导型模式的最大特征是市场成为公共体育服务生产和提供主体，在公共体育服务的生产、提供和监管中处于强势支配地位，政府仅起到宏观的辅助作用。市场主导型模式的适用条件要求市场经济高度发展，强调市场竞争机制、激励机制与价值规律的作用，重视自由竞争给公共体育服务带来的积极效应。其运作机制主要是发挥市场与社会组织在公共体育服务领域的作用。在美国，市场主导型模式的产生背景是在传统的政府主导型供给中，政府部门提供公共体育服务出现了效率低下、成本过高等一系列问题，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促使市场力量逐渐进入公共体育服务领域，弥补政府垄断供给带来的不足。在优缺点上，市场主导型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模式能充分利用市场与社会组织力量来提供社会公众所需的形式多样的公共体育服务，帮助解决政府部门提供相应服务时效率低、成本高的不足。但同时，这种模式也会存在过度市场化的问题，比如:企业不愿提供投入回报低的服务内容，还容易造成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总量不足、私营部门垄断、影响社会公平、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引发腐败等问题。也正是由于上述弊端，多数西方国家在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模式改革上选择了适度的市场化，努力实现政府与市场力量的制衡，于是出现了有限市场型模式和有限政府型模式。

1．3有限市场型模式

从如今公共体育服务不断深化的市场化与社会化进程来看，以英美国家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改革原来的政府主导型供给模式，有限市场型模式就成为其中一些国家公共体育服务领域演进发展的主要选择。目前采用这种模式的主要区域是以法德为代表的欧洲大陆国家。德国是国家主义传统深厚的国家，在历史上由政府主导着整个社会的公共服务，同时也注重政府和市场的紧密关系。近年来，德国公共服务机构的“去行政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不断走向公司化、市场化，允许私人企业参与投标或采取公私合作的PPP模式提供公共体育服务。目前，德国公共体育服务领域采取PPP模式已有较为成熟的经验，国内公共体育场馆建造、公共体育服务提供等均是采用BOT、租赁、特许经营等PPP运作模式［8］。除了市场化趋势外，德国公共体育服务的社会化趋势也在不断提高。如今的德国，公共体育服务领域存在着包括众多体育俱乐部与联盟在内的强有力的社会组织，政府与社会组织共同提供公共体育服务的局面逐渐形成并不断完善，包括公共体育服务在内的许多公共服务已经被从中央政府或者地方政府转移到各类社会组织(第三部门或者非营利部门)［9］。但是，德国公共体育服务领域中的市场机构和社会组织很大程度上并不独立，而是与政府交织在一起。换言之，政府是在主导和制度安排的前提下依赖市场和社会，联合市场与社会力量共同来提供公共体育服务。有限市场型模式的最大特点是公共体育服务领域的多元供给主体中，市场相对政府的作用明显不足，市场仅在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中发挥有限力量。这种模式的产生背景前提往往是公共体育服务领域的市场和社会组织力量正不断壮大，但独立性不够，政府由于历史与现实原因仍坚持主导地位，只在有限的范围和程度上联合市场与社会组织共同提供公共体育服务。有限市场型公共体育服务模式相比政府主导型模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市场和社会组织的应有价值，帮助减轻政府直接提供公共体育服务的巨大财政负担，提高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效率。但这种模式属于市场化程度较低、市场力量较弱的类型，市场与社会组织在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中应有的作用和价值远没有得到充分体现。

1．4有限政府型模式

在一些国家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改革中，市场化、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市场与社会力量在服务供给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催生出有限政府型供给模式。现今，英国的“公平福利型”公共体育服务模式就是这一类型。英国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经历了从“福利国家”到私营化、合作化、民营化的服务模式，以公平为首要价值理念，追求公平福利，以国家为主体，实行对全民的普遍的基本保障。归纳而言，其有限政府型供给模式强调公平福利，市场企业与非政府组织在公共体育服务提供领域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政府的有限力量集中于追求公共体育服务的公平福利。具体而言，2002年英国政府了《游戏计划》，提出建设“积极和成功体育国家发展战略”，将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体系的建设作为实现其战略目标的关键。2004年英国体育理事会又了《英国体育框架》，提出了每年使英国参与体育和积极休闲活动的人数增加1%的具体目标。可见，英国的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坚持需求导向，即通过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体系的建设，确保每个人都能有接近高质量体育的机会，满足个体的体育需求［10］。另一方面，近些年英国政府部门不直接介入体育管理，其体育和娱乐司等行政部门，通过与国家理事机构、青年体育基金会等众多合作伙伴充分合作，联合市场和体育非营利组织提供公共体育服务，政府在公共体育服务发展中的主要任务变为监督和协调［11］。并且英国的社会组织仅次于美国，相对规模居世界第2位，尤其是包括文体休闲在内的3个领域最为活跃［12］。有限政府型模式的最大特征是公共体育服务领域的多元供给主体中，政府相对市场仅仅发挥很少的作用，侧重于利用市场和非政府组织为社会公众提供所需的服务，政府作用仅限于弥补市场与社会力量的缺陷，承担公共体育服务普惠公平宗旨的有限责任。有限政府模式的产生背景要求公共体育服务领域市场与社会力量比较成熟，且独立性强，同时政府部门担负公平普惠的最终责任，能起到应有的组织、协调和监管职能。有限政府型模式相比有限市场型模式能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中市场和社会的力量，减轻政府部门提供公共体育服务的负担。但同时，在有限政府型模式运行中，随着市场与社会的力量逐渐增强，往往会产生一些市场化与社会化的问题与弊端，包括市场垄断的出现与服务提供效率的降低、服务质量监管成本巨大、公私合营交易成本增加等，更需要政府在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普惠性与均衡化方面发挥政策制定、组织协调、评估监管等作用。这一点在英国的实例中能得到明显体现。此外，在公民社会较为发达的西方国家，公共体育服务领域还存在社会自愿供给模式，包括个体自愿供给和社会组织之类的团体志愿供给，往往是供给者以慈善方式无偿地向社会公众提供某些公共体育服务。这种方式普遍存在于现代社会，但由于其运作机理是基础相对薄弱的自愿机制，所以，始终无法成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主流模式，而是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有益补充。

2国外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模式的启示

近些年，不仅西方经济发达国家持续对公共体育服务模式进行着结构性调整，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在不断地探索适合于本国国情的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模式。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在加快公共体育服务建设，打造适合国情的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模式上，也可以从西方国家相关领域实践中获得一些启示。

2．1在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模式中政府始终担负着最终责任

随着时代和社会的进步，体育政府部门对自身在公共体育服务中重要性和最终责任的认识需要深化。各国在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改革中选择适宜的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模式，实则是基于国情把政府和民间的力量最有效地结合起来以提供最好的公共体育服务。现代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存在多种模式，在任何类型的供给模式中，政府始终担负着实现公共体育服务公平普惠的最终责任，无论市场和社会组织如何成长，政府作用不可能消失，差异只是政府在发挥何种作用和如何发挥作用。换言之，政府在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中的主体责任，即确保公共体育服务被提供的责任具有不可替代性。分析比较上述各类供给模式还能看出，伴随着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市场化和社会化趋势，一些国家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中市场与社会力量增强，政府负担会有不同程度的减轻，但责任并没有减少，相反显得更为重要和突出。

2．2各类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模式中政府的角色定位不同

在公共体育服务供给领域，政府可以是生产者、组织者、协调者与监管者等多种角色定位。现今社会公众的公共体育服务需求不断多样化、高级化，促使传统的政府主导型供给模式日渐需要市场和社会组织不同程度的介入，帮助提高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水平与效率，因而产生了政府和市场社会力量协作方式不同、地位不同的多类供给模式。比较上述各类供给模式可以看出政府在其中的角色定位各有侧重:在政府主导型模式中政府以主导角色出现，相比其他供给模式更强调生产职能;市场主导型模式中政府的生产职能最为弱化，在生产中仅起辅助作用;有限市场型模式与有限政府型模式中，政府的组织、协调和监管职能尤为重要。概括而言，在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模式选择与调整过程中，掌握着大量公共体育资源的政府，作为公共体育服务的最终责任者，在服务供给过程中可以是主导的身份或参与的角色，生产或提供社会公众所需的各种公共体育产品和服务。

2．3适宜和动态地选择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模式

不同的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模式，主要差别在于政府作用、市场作用和社会力量相对关系的差异。西方国家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模式的演进过程说明，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类型，只有在不同的政策环境下，不同的历史阶段适应不同环境的具体模式。即便是在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公共体育服务领域政府、市场和社会多元力量的投入强度也不一样。而且，不同时期的公共体育服务模式并非是一成不变，而是根据不同时期的具体任务和具体情况处于不断调整之中，甚至不同的公共体育服务模式之间的界限也在逐渐地模糊。为此，一方面，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模式选择应坚持适宜性原则，要根据国内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大环境，以及公共体育服务领域中政府部门、市场机构和社会组织的现实力量与相互关系，来确定适合的模式类型。另一方面，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模式选择应坚持动态性原则，这就意味着应以社会公众公共体育需求变化为导向，在社会公众基本公共体育需求不断多样化的背景下，逐渐实现政府主导型供给模式向多元主体供给模式变革。

3我国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模式的选择

现阶段，我国公共体育服务领域的供求态势是:政府的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与社会公众的公共体育需求之间矛盾和差距明显。在多元主体的力量与关系上，政府部门掌握着大量公共体育资源，处于主导地位，市场与社会组织的发育和成长还甚为薄弱，且独立性较差。在社会公众的公共体育需求上，目前以基本的同质的公共体育服务需求为主。因此，现阶段我国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模式应该坚持政府主导，先期调整目标旨在深化“一主多元”的供给格局，即政府在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中要发挥强势作用。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社会公众的公共体育需求总量和内容，将从基本的同质需求不断扩大为多样化的异质需求，同时，市场与社会组织的力量将逐渐壮大。彼时的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模式应朝着有限市场型与有限政府型方向转变，打造多元供给主体的服务模式，甚至朝向市场主导型发展。

3．1初始阶段坚持政府主导型模式

公共体育服务初始阶段，即现阶段，社会公众的基本体育需求还没有得到满足，应坚持政府主导型模式，借助政府的权威调节公共体育资源，实现基本公共体育服务的普及化和均等化。具体而言，这一阶段公共体育服务领域改革的目标旨在为社会公众提供普惠和均等的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根据《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基本公共体育服务主要涉及体育场馆开放与全民健身服务两方面，仍应以政府主导型模式为主，关键任务是提升政府生产和提供基本公共体育服务的效率与效果，使得政府所拥有的公共体育资源发挥最大化效用。

3．2中期阶段转向有限市场型模式

预计我国全面进入小康社会时，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水平也进入了中级阶段，政府主导的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将得以实现，应逐渐引入市场化，转向有限市场型模式，通过市场与社会组织增加公共体育供给的种类与数量，满足社会公众多样化的体育需求。具体而言，这一阶段公共体育服务领域改革的目标旨在培育市场机构与社会组织，使之成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重要参与主体，奠定多元供给主体的坚实基础。这一阶段将进一步完善基本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格局，逐渐形成多元主体提供各类公共体育服务的局面。公共体育服务模式方面，由政府、市场机构和社会组织合作提供的效果会不断显现。

3．3后期阶段打造有限政府模式

预计2049年前后我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生活水平，公共体育服务供给进入高水平阶段，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更加独立壮大，将建立有限政府型模式，政府在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中的主要作用表现为设计制度安排来规范多元主体的混合供给。其目标旨在深化和完善由政府部门、市场机构、社会组织作为共同提供者的格局，届时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内容会跟随社会公众公共体育需求的变化而更加丰富多样，多元供给主体之间协同合作得更为规范和顺畅。

第2篇：国外体育论文范文

关键词：高等教育国际化；《理论力学》；双语教学；教材建设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09-0181-02

一、引言

“扩大教育对外开放。……提高我国教育发展水平和国际化水平。”这是国家领导人在2010年8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的明确要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指出“扩大教育对外开放”具体包括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引进优质教育资源提高交流合作水平。其目的是培养“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对外开放的要求，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与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作为国际大都市，上海把扩大教育对外开放更明确为教育国际化。在《上海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的“聚焦战略主题，实现重大突破”包括“提升教育国际化水平，注重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和国际交流能力，增强上海教育的国际吸引力、影响力和竞争力”，而在重点任务中指出教育国际化的目标是“让学生具备国际交流、理解、合作、竞争能力”。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可以预期，国际化将成为今后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而在部分地区已经成为强烈的现实需求。

本文拟初步探讨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背景下的课程建设问题，特别是《理论力学》课程建设问题。《理论力学》包括静力学、运动学和动力学，不仅是整个力学学科的基础，也是机械、航空、航天、车辆、动力、土木、水利等工程专业的一门重要技术基础课。力学教育是高等工程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1]，《理论力学》课程对提高学生的素质起着关键作用。

二、高等教育国际化对课程建设的新要求

高等教育国际化可以在合作办学、学科建设、交换学生等不同的方面展开。对于我们在教学第一线的广大教师而言，课程建设是一个可以积极参与的方面，也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一个基础性环节。高等教育国际化对课程建设要求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提高教学质量，直接服务于培养国际化的人才。课程建设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高等教育国际化对大学生的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不仅要较好地掌握本学科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担任专门技术工作的初步能力，而且要具有国际视野并能参与国际交流。课程建设应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设法帮助学生满足这种新的要求。例如，加强和改进双语教学提高学生的国际交流能力。在《理论力学》课程中，特别要强调所研究问题的工程背景，以及强调分析、求解问题的规范性，以使学生了解西方人的具体、程序化的思维方式。

2.建设可等效互换课程，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其他工作奠定基础。课程建设是高等教育国际化其他方面工作的基础。无论是与境外学校课程和学分的互认，还是发展留学生教育，都需要国内外的相关课程群能够等效互换。这里所谓课程群的等效互换是指，并非需要单门课程之间的等效互换，而是若干门同类课程的等效互换。例如，中国的《理论力学》课程不必与北美最接近的课程“Engineering Mechanics”等效，事实上，由于教学传统的不同，这两门课程教学内容有一定的差异，但《理论力学》及其后续课《高等动力学》整体上应该与北美“Engineering Mechanics”及其后续课“Intermediate Dynamics”等效[2]。

3.参与国际文化交流，提升国家的软实力。课程建设还要有助于提高中国高等教育在国际上的吸引力。高等教育国际化是个双向的过程，在此背景下进行的课程建设，并不仅是单向地借鉴和学习欧美发达国家的教学经验，也要积极向世界展现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建设的成果，包括课程建设成果。从长远看，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其高等教育对于外国留学生的吸引力不能只局限于中国文学历史等传统领域，也要包括现代科学技术等领域。通过课程建设产生的精品教材，应该有英文版本，并争取在国际主流出版社出版。

三、《理论力学》课程在高等教育国际化中的特殊建设机遇

高等教育国际化不仅对课程建设提出新的要求，也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有些发展机遇是所有课程均等。例如，高等教育国际化意味着将加大从海外引进高水平人才的力度，同时为国内在岗教师提供出国研修的机会。这势必将进一步提升高校师资的素质，对于课程建设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另外一些发展机遇与课程相关，不同课程得到的发展机遇不尽相同。比较而言，《理论力学》应该是在高等教育国际化潮流中受益较多的课程，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不同学科的课程从高等教育国际化过程中受益程度有差别。受益较多的是那些与国情、历史、传统等无关的课程，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而相对受益较少的课程是与意识形态相关的课程，如思想政治课。力学是门科学，对力学原理例如牛顿第二运动定律，不论何种文化背景的人，只有受过充分的教育，都有大致相同的理解。事实上，近代力学并非产生于中国，民国初期高校都是西方人用英语教材讲授力学课程，直到上世纪30年代才有中文的力学类教材。高等教育国际化要培养学生的全球视野和跨文化沟通能力。理论力学所属力学学科的性质决定了该课程在原则上是超越文化差别的国际工程语言的基础。因此，力学类课程包括《理论力学》将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过程中比那些文化依赖课程以及意识形态相关的课程获得更多建设的机会。

《理论力学》的课程性质也决定了高等教育国际化是其建设的良好机遇。《理论力学》是技术基础课中比较基础的课程。该课程的绝大多数内容，完全不依赖各国制定的规范和标准。只有单位制可能略有差别，北美教材传统上都采用英制，而国内教材依照国标而采用国际单位制。不过，近年来，北美教材也注意了国际单位制的普及，有些多次再版的教材专门为国际学生出版了国际单位制版。这些使得在《理论力学》课程建设中可以更专注于科学内容的理解和表达，而不需要用很大精力协调外在的规定等。

《理论力学》课程建设能较大地受益于高等教育国际化过程，还由于现有课程的水平较高，并且与西方同类课程风格迥异。国内理论力学教学界已经超越了最初主要采用英美教材，随后借鉴苏联教材的发展初级阶段，逐渐形成具有自己风格和特色的教学传统[3-5]。国内《理论力学》课程方面的优势包括（但不限于）教学理论体系比较完整、系统性强，起点与数学物理先修课配合较好，配套课件及其相应的素材库比较丰富，教材比较简明等。因此，能与欧美同类课程注重生活背景和工程应用、大量例题和习题的教学风格有强烈的反差而形成“必要的张力”，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过程中进一步加强课程建设。

四、建设国际化课程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虽然高等教育国际化为《理论力学》课程建设提供了新的良好机遇，但要建设水平一流质量上乘的国际化课程，还需要教学第一线的广大教师踏实工作，并特别要解决下列问题。

1.国外教材的深入系统研究。加强国外工程力学和中级动力学教学教材的研究，这是建设国际化《理论力学》课程的基础。对于多数教师而言，国外教材研究比教学研究更具有可行性。因此教材研究具有参与的广泛性，应该先行。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对国外教学和教材的研究就在持续进行，但总体上仍“比较缺乏对国外优秀教材的深入研究”[6]。就理论力学课程而言，对国外教材的现有研究比较零散，不够深入系统。在教材研究中，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理解中外教材的差异。这种差异既包括内容、体系、概念、方法等实质性的内容方面，也包括讲解详略、例题习题组织、插图版式等教学风格方面，还包括一些约定和习惯等，如前面提到的单位制等。

2.更广阔视野下的双语教学。早在2001年，教育部就积极倡导开展双语教学。先后提出高等院校本科教育要创造条件使用英语教材和英语进行公共课和专业课教学（教高[2001]1号文《关于“十五”期间普通高等教育教材建设与改革的意见》和教高[2001]4号文《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特别是2007年启动的“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和教学改革工程”中还设立了“双语教学示范课程”项目。由于种种原因，《理论力学》课程的双语教学开展的比同属基础力学范畴的《材料力学》、《结构力学》等课程要少。开展双语教学的本意，是要借鉴国外先进教学理念，发展适当的教学方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促进学生学习能力和外语水平的提高，从而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和交流能力。但是，或许是望文生义的误导，有时双语教学被狭义地理解成为以某种比例用外语（主要是英语）上课。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背景下，双语教学的具体目标应该是中外课程的等效互换性[7]。即在中国高校学习了《理论力学》课程群的学生，到外国高校应该能顺利的学习有关后续课程。至于课程具体有哪些环节、多大比例用外语讲授，并非是问题关键所在。

3.国际化优秀教材的建设。为满足双语教学的需要，同时也便于文化交流，比较可行的方式是由中外教师合作编写英文教材。教学体系总体遵循国内教学的传统，反映国内教学研究和改革的成果。内容必须达到我国高校教学基本要求，语言要规范，要有问题的引出、工程背景的描述、例题和习题借鉴以及参考国外优秀教材。起步阶段可以学习前苏联的做法，学习国内出版的优秀教材，例如《理论力学》教材[8]。从长远看，用英文编著的中国教材要争取国际著名出版社出版，即使不能成为发达国家学生的教材，也要争取成为教师的参考书，还要争取成为欠发达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的学生教材或参考书。

五、结语

国际化将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高等教育国际化对课程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包括直接服务于培养国际化人才、为高度教育国际化其他方面的工作奠定基础和提高中国高等教育在国际上的吸引力。《理论力学》这类与特定国家文化传统无关，也与各国的规范和标准无关，而且已经有较高水平的课程在高等教育国际化中将获得更多建设的机会。建设国际化课程目前要开展的工作是系统深入地研究国外教材，以能与国外课程等效互换为目标开展双语教学和编著国际出版的优秀教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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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Li-Qun Chen.Suitability of western textbooks on statics and dynamics in Chinese universities[C]//Proceedings of 21st Canadian Congress of Applied Mechanics（Toro nto，June 3-7，2007）（Kawall G，Yu S，and Naylor D eds.，2007：117-118.

[3]洪嘉振.工科理论力学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的改革[C]//力学课程报告论坛2006论文集.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27-33.

[4]李俊峰.理论力学课程体系改革探索与实践[J].中国大学教育，2008，（4）：10-13.

[5]王琪，王士敏.理论力学实验教学的探索与实践[C]//力学课程报告论坛2008论文集.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53-55.

[6]叶志明.黄毅.加强国外力学教材研究 促进我国优秀教材建设[J].中国大学教育，2007，（5）：11-12.

第3篇：国外体育论文范文

选修课程主要是，为进一步地拓宽博士研究生专业基础理论、扩大知识面及培养能力而设置的课程，除设置一定数量的专业选修课程外，还应要求研究生选修部分跨专业或跨学科的课程；为了拓宽研究生的视野、促进研究生主动关注和了解学科的进展，还应开设学术讲座和学术讨论性质的课程。我国大部分大学按照跨学科的原则设置体育学选修课程，以体现选修课程的多样性特征。

从我国12所院校博士培养方案看（表7），不同的二级学科在选修课程内容侧重不同。北京体育大学和上海体育学院作为体育学一级学科培养单位，在选修课程的设置上具有灵活性，北京体育大学在博士生培养方案中，提出选修的指导原则，要求选学与研究方向有关的相应学科的基础理论和新思维新方法，以丰富和扩大知识面，提高科研能力，根据本专业和研究方向需要，学校又无力开设的课程，博士生可到有条件的外校选学1～2门相关课程，博士生的课程选择自由度大，从具体选修的课程分析，课程的内容丰富、范围广泛。上海体育学院选修课程通过体育科学技术前沿探索专题讲座形式完成2学分，每个学生至少参加4个专题讲座，经导师批阅合格后，才能获得学分。

表7　我国12所院校体育学博士选修课程设置情况一览表

选修课程名称

北京体育大学

运动训练学理论、体育社会学理论、运动生理学、运动生物化学、运动心理学、运动生物力学、学校体育

学、体育管理学、运动解剖学、计算机、体育统计、体育测量、体育科研方法、逻辑学、导引养生功、第二外

语、生物实验课、外聘专家讲座、可外校选学1～2门相关课程

上海体育学院

体育科学技术前沿探索专题

华东师范大学

运动生理学、体育运动与心理健康、运动营养与促力辅助剂、第二外语

福建师范大学

体育科学导论、体育科研方法论、逻辑学、运动训练学、体育统计与SPSS、国内外前沿知识专题

苏州大学

体育社会学、体育经济学、体育产业学、分子免疫学、高级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研究、医学文献检索、

社会研究方法选讲、运动心理学理论与方法

华南师范大学

管理学概论、社会学概论、经济学概论、文化学概论、社会心理学概论、哲学史、休闲娱乐概论、体育原理

清华大学

根据研究课题需要，选修校内其他研究生课程

山西大学

体能训练、体育教学论、神经生理学、体育实验设计方法、运动选修

河北师范大学

体育学研究、健身理论与方法、运动生物力学科研方法、跨学科选课（2门）

东北师范大学

体育科学实验研究设计与方法、网球运动、高尔夫球运动

北京师范大学

8次前沿讲座

浙江大学

国际体育体制比较、休闲体育文化、国际体育资本的投融资策略、国内外体育法案例分析、体育市场营

销策略和策划、行政法学、项目管理

综合性大学体育学博士点选修课程设置具有其特色。例如福建师范大学侧重工具和方法类课程，提高博士生的科研能力和实践能力；苏州大学开设了拓展研究生知识的社会学、经济学和生物学课程和提高科研能力的方法类课程；东北师范大学开设网球运动、高尔夫球运动等有利于博士生未来社会交往需要的课程；华南师范大学和浙江大学开设了涉及管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心理学、哲学等跨学科的人文社会学课程，扩大学生的视野，体现综合性大学的课程资源优势。

总之，我国体育学博士选修课程的设置以跨学科为原则，充分利用优质教育资源，特别是综合性大学的课程资源优势，设置符合博士研究生培养要求的选修课程。

4.4　课程学分

教育部《关于加强和改进研究生培养工作的几点意见》（教研[2001]1号文件）指出：“改革研究生培养制度和培养模式，形成有利于高层次人才成长的培养机制”。“实行弹性学制。硕士生学习年限一般为2～3年，博士生学习年限一般为3～4年，具体由培养单位自行确定，允许研究生分段完成学业，并规定学年累计在校的最长年限”[10]。就世界各国高等学校教学管理制度而言，一般有学年制、学年学分制和学分制3种。从我国12所院校体育学博士培养方案可见，除了北京师范大学没有实行学分制外，其他的大学都实行学分制，这不仅有利于博士研究生教育个性化的发展和培养，有利于研究生教育多样化管理模式的发展，而且有利于国际、国内校际间博士研究生教育的相互交融、学分互认，加速博士研究生教育的国际化进程。学分制的完善是时展的召唤，学分制具有弹性学制的优点，也是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

从图3可见，我国11所院校博士研究生所修规定总学分存在差异性，北京体育大学和上海体育学院所规定的学分最高，分别达26学分和23学分，华南师范大学规定学分最低，为12学分，其他大学的规定学分一般控制在18学分左右。在不同大学的课程体系中，不同模块课程学分的分配也存在差异。在公共课程中，我国体育学博士外语课的设置大部分为2～3学分，但是上海体育学院的外语课程学分为9学分，占所修学分的39.1％，山西大学把第二外语作为公共基础课，而东北师范大学的外语课程学分为3学分，占所修学分的16.7％；在专业学位课程中，河北师范大学开设4门课程12学分，占所修学分的63.2％，浙江大学只开设体育管理的理论与实践1门课程2学分，占所修学分的11.8％；在选修课程中，北京体育大学选修课程学分为12学分，占所修学分的46.2％，苏州大学开设了9门18学分的选修课程，浙江大学开设了7门选修课程11学分，东北师范大学只开设了3门选修课程7学分。选修课程是学分制的基础，没有健全的选修制，就很难有真正意义上的学分制。课程的选修化是世界课程发展的趋势，符合我国体育学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需求。因此，要优化体育学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减少必修课比重，适当增加选修课比重，为实行更加灵活的学分制创造条件。

附图

图3　我国11所院校体育学博士课程总分设置状况（学分）直方图

第4篇：国外体育论文范文

关键词：学科视域校外教育理论建设

引言

校外教育与学校教育一样，都是我国教育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校外教育机构自出现以来，已经逐渐形成了不同于学校教育系统的独立的网络体系与运转形式，对于我国的人才培养意义重大。但因为校外教育方面的研究尚且难以满足其发展速度，对校外教育的职能定位还不够明晰，其功能与作用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因此，本文将从学科视域出发明确校外教育机构的概念和类型、阐释学科建设的基本立场与实践逻辑，为加强校外教育理论建设提供研究根据。[1]

一、校外教育概念界定和机构类型

1.校外教育概念的界定

综合国内外研究中对校外教育概念的界定，其表述主要有几种：

一是将校外教育定义为教育系统中独立于学校教育教学计划之外，由相关的专门机构或组织团体对青少年进行的教育活动。二是认为校外教育指在学校教育之外的场所与时间内，学生通过多样化的方式接受的语言文化、科学技术、体育等范围较宽泛的教育活动。三是称校外活动为由少年宫、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科技馆、图书馆等校外的教育场所机构组织学生进行的以教育为目的的有计划的多样化活动。四是将校外教育作为非正规教育的代称，即正规学校教育之外所能接受的所有教育形式，既包括少年宫等机构的教育活动，也包含成人教育、社区教育、职业技能培训等形式的教育活动。五是认为校外教育分为学生在学校教育之外的自我学习为目标接受的教育活动与所参加的校外教育机构发起的教育活动，也就是说包括了青少年自发组织进行的校外活动。[2]

纵观上述的几种对校外教育概念的界定，尽管存在广义与狭义的分歧，但其中体现出的校外教育的共性可总结为几点：一是校外教育是在学校这个教学场所以及正规课程的时间之外进行的教育活动。二是校外教育的对象主要是儿童与青少年。三是校外教育的类型丰富，具有多样化的特点。四是校外教育的组织主要由专门的校外教育机构或组织团体承担。[3]

2.校外教育机构的类型

就目前来看，我国的校外教育机构已经基本形成了覆盖面较全的网络体系，而这些教育机构的类型主要为以下几种：

一是少年宫、公共图书馆、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等兴趣活动场所。这些机构主要由政府计划并兴建，服务对象为儿童与少年，一般在周末、节假日及学生的寒暑假期组织丰富多样的各种公益性的兴趣活动或教育培训活动。我国自参考苏联模式对这类机构进行建设以来，已经逐渐形成了遍及全国各地、覆盖到县级行政单位的较完整的体系，并主要由政府的教育部门、文化部门，以及共青团等共同进行管理。[4]

二是专业性的校外教育场所，包括主题性的教育基地、科技馆、博物馆等机构。这些机构的兴建一般既有政府的计划与投资，又有民间组织的参与与投入，通过参观与定期组织活动的形式进行校外教育活动。此外，其管理所属的机构或组织不仅仅限于政府部门，属性较为复杂，且在儿童与青少年之外往往也为其他受众人群提供服务，可以说既是校外教育场所，也是社会教育机构。

三是技术学校、学生补习班、学生兴趣班等校外的教育培训机构，一般是由个人或团体进行投资兴建，以提供教育咨询和服务的名义注册的营利性质的机构，采取商业化运作的模式对儿童与青少年进行收费的校外教育活动。其管理责任也由所有权人承担，但由于这类机构的数量众多，因此也是校外教育机构的主要类型之一。

二、学科建设的基本立场与实践逻辑

1.学科建设的基本立场

校外教育的学科建设的基本立场主要有几点：一是要有体系建构与问题取向相融的意识，将每一分支的研究都置于学科体系的宏观背景中进行考虑，对体系的逻辑性、关联性与完整性加以更多关注，并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原点确定研究目标与方向。二是协调共性与个性，在研究中既要充分考虑到校外教育的特殊性与各机构之间的差异性，又要兼顾教育研究的整体性来对校外教育进行探究。三是要形成自己的研究范式，尽管目前校外教育的学科建设中研究范式已有雏形，但还没有形成完整明确的理论体系、分析框架与实践流程，这一点还需要在对不断推进的各方面研究进行总结与分析，以探究校外教育的具有独特性的研究范式。

2.学科建设的实践逻辑

在学科建设的理论体系搭建之外，实践逻辑的探究也是不可缺少的，其中要注意的集中在以下几点：一是在理论的研究要落实到教育实践进行检验，尽管研究者对校外教育的职能发挥与起到的教育效果有较高的期待，但事实证明许多理论在应用到实际中时与预期的结果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理论的建构要有实践做衡量标准，研究理论要能解决实际的问题。二是要将教育实践的结果反馈到理论建设，实践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完善理论体系，实践中得到的结果应再次纳入理论研究中，从理论层面对实践的结果进行解释，从而实现其学术价值。

结语

总而言之，校外教育的发展与完善对于我国教育系统的建设有着重要意义，因此要重视校外教育的理论建设，让校外教育体系真正发挥其应有的职能。本文对校外教育的概念与机构类型进行了分析，并探究了学科建设的基本立场与实践逻辑，为校外教育理论建设提供了研究根据。

参考文献

[1]赵建国.校外教育发展的科学研究[J].青年时代，2016（13）：122-122.

[2]劉登珲.我国校外教育功能定位流变及其现代转向[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6，15（5）：114-119.

[3]焦霞.关于青少年宫开展校外教育实践活动的几点思考[J].教育科学：全文版，2016（12）：205-205.

第5篇：国外体育论文范文

【关键词】医德教育 国际比较 启示

【中图分类号】G416 【文献标识码】A

医德教育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有着悠久的历史。我国的医疗体制改革过程中的种种问题以及时下愈演愈烈的医患矛盾充分暴露了医学人才培养方面的欠缺。在此情形下，对国际上其他国家先进的医德教育进行比较研究于我国医德教育而言大有裨益。英、德、美的医德教育内容全面，教学方法上灵活多样，尤为注重在实践中提高医学生的医德素养;日本的医德教育内容的选择上严禁、多样化，并采用多学科合作的方式来实现。借鉴国际上具有代表性的先进医德教育模式，根据我国的具体实际情况对现有医德教育模式和方法进行合理调适是必然选择。

国外医德教育的特点

医德教育是职业道德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表现为医学教育单位在遵循医疗职业道德要求及原则的前提下，对医学院学生及医疗从业者展开的目的性比较明显的、以提高其医德素质的教育活动。①培养职业道德、提高医德素质是进行医德教育的根本目的。对于医学院学生而言，主要通过教育途径来实现，辅以实践中的锻炼修养;对于医疗从业者而言，主要途径虽然也是教育，但是实践锻炼更为重要。探究国际上具有代表性国家的医德教育特点，对于我国医德教育多有助益。

以人文为基础的医德教育。国外医德教育注重医学生和从业人员综合素质的提高，在医德教育发展的过程中注重人文主义与人道主义情感的培养。

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率先对医学教育进行了改革，强化了医学预科的人文教育，并要求医学生进入医学院后，仍要学习医学人文社会科学课程。1982年美国医学会医学教育委员会（CME）在医学教育未来方向的报告中提出要加强医学生的人文教育，20世纪70年代起美国许多医学院校开始增设人文学课程甚至要求医学生在进入医学院后仍要学习医学人文社会科学的相关课程。②美国医学院学会设立了医学人文教育奖，奖励在医学教育、临床实践以及在提供其他服务中表现优异的教师、医生和工作人员。1978年英国高等教育委员会建议把心理学、社会学、社会医学、行为医学、伦理学和医学法学等学科列入医学院必修课计划;1993年国际教育专门委员会制定了本科医学教育全球最低基本要求，强调职业价值、态度、行为和伦理同医学知识、临床技能同样作为毕业生核心能力和基本素质③。英国注重人文教育体现在通过大量阅读领会精神与理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准备与课程相关的大量的资料分发给学生，并且通过有针对性布置课外阅读强化认知。日本的医学院前两年主要用于学习基础科学与人文科学课程，以医学概论涵盖医学人文课程，并在第五学年续开医学概论，了解医疗与伦理法律和社会经济的关系。④医德与技能是在医学教育的过程中相辅相成，并无孰重孰轻之分。西方的医德教育表现出明显的实用性，典型的特点是“轻理论，重行为”，在教学过程中贯穿以病人为中心、与实践相联系的思想，将人文素质的培养与医疗实践整合为一体。教育在塑造人的过程中并非单一进行专业的人文和自然科学的教育，将两者割裂也同样不能达到培养健全人才的目标。国外医德教育发达的国家是将两者放在同样重要的位置，不失偏颇。以人文为基础的医德教育是培养医学生和合格医疗从业人员的根本，也是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减少社会矛盾的必要条件。

贯穿始终的医德教育。欧美医学人才的培养过程主要经历三个阶段，即在校学习阶段、临床实习阶段以及在医疗机构工作实践阶段。医德教育贯穿这三个阶段，确保了从医人员的道德体系和价值观念的规范化。

在美国，医学院校的学生在入学前已经接受过本科教育，所选拔的学生要求修过生物科学和医学基础的相关课程，对于从事医学专业的学科和工作性质有着深刻的理解，在思想上有充分的准备;并且在医学院入学时竞争较为激烈，95%的医学院校把面试作为学生入学的必要考核方式和录取依据，面试内容中注重学医的动机、人际交往、责任心和献身精神。入学后除注重哲学和伦理课程的学习，还开设了从业后面临的重点问题。如哈佛大学医学院持续开设4学年的医患关系课程，并配有医德教研室进行医德课程相关的研究工作。医学院校许多学生参与社区或医院的义工活动，教学医院伦理学教师通过查房及时解决学生在实践中遇到道德问题。在毕业教育，住院医师通过医学专业委员会（ABMS）的考试，先后获得从业医师和专科医师的资格， 通过完成继续教育， 维持终生的医师生涯。⑤完成毕业教育后继续接受包括相关职业到教育在内的医学教育。

英国医学教育包括在校教育和校外教育两个部分。以医学院校教育为起点，毕业后教育为重点，通过继续教育把教育培训同持续终身的职业生涯统一起来，形成完整的医学教育体系。英国医学院校将医学伦理学课程贯穿于医学教育的全过程，在临床实践中注重培养学生主动与患者沟通交流的能力，增强职业责任感。⑥此外还通过“医德教育社区”、“道德聊天室”对在校生和医务人员遇到的医疗道德问题进行讨论。注重医德教育不仅是在校学习期间医学生教育的重要内容，对真正完成医学生到医生的角色转变更为重要。医德教育是一个贯穿于学业和职业的始终过程。

多学科交叉的医德教育。西方国家医学生的医德教育贯穿于医学教育的全部过程，除常规医德教育课程，还充分发挥专业课的载体和渗透作用。多学科交叉教学主要体现在医学专业课程中穿插伦理的相关问题。将医德教育内容融入到专业课程，无形中拓展了医德教育的途径，同时将医疗技能与医德教育在教学中相互渗透和紧密结合。多学科交叉或跨学科教学是国外医学教育的典型特点，其效果远超过单纯的医德伦理教育或专业学习，也促进了教师之间的交流与互动。英国的医学系会聘请法学、伦理学等社会科学的专家、教授讲座。学科间交流是知识的融会和补充，提高施教者的水平，从而促进学科的发展和教学质量的提高。加拿大多伦多医学院在医学生学习的4学年内，共穿插了50学时的道德教育课程。日本的医德教育不是通过独立部门负责，而是由多学科合作实现，并通过培养专业的医德教师调适医学伦理、宗教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平衡。

国外医德教育模式

国外医德教育广泛采用校内学习和校外实践两种模式。英美两国在医德教育主要采用此两种模式。校内学习课程的设置的体系完善，增扩多样的教学内容和方法;校外实践的方式多样化，并实时解决实践中存在困惑学生的道德问题。

校内学习模式。国外医德教育具有多学科交叉的特点，注重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美国的部分院校在对课程体系修订后，增加了社区实践、医学伦理、卫生经济、行为科学、心理学、社会学、哲学等，并将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教育贯穿医学专业教育的始终。法国的医学教育法规定，医学院讲授的课程必须包括心理学、医学伦理学、伦理学、流行病学以及外国语。在课程的设置过程中有严格的程序，如包括法律、伦理、宗教等相关人员参与讨论，使得教学内容的设置更趋于合理。校内医德教育在授课的内容和授课形式上具有多样性，其一，表现在不拘泥于教材，且与实践紧密结合;其二，灵活多变的授课方式，如通过讲座、讨论和研讨会等方式进行。

校外实践模式。英国的校外实践模式主要采用见习、实习的方式，按一定的时间间隔对见习、实习的医学生进行跨学科的伦理教育，并通过设立专门的医德辅导机构来引导学生。⑦注重在临床实践中与患者沟通能力的培养，通过“医德教育社区”、“道德聊天室”等载体，对实践中遇到的道德问题进行探讨，从而增加医生或医学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种借助于载体的互动方式打破时间和空间上的局限，对于实践中的问题相互交流感想和意见，校内外人员探讨促进理论和实践的更好结合，更能有效提高道德素养。美国在校外实践上，通过学生参加社区和医院的义工及伦理教师查房等方式解决实践中道德问题。学生参加社区和医院的义工可以直接接触病人和需要帮助的群体，增加道德在实践中的认知，伦理教师查房及对出现的问题进行讨论，可以就实际存在问题进行分析和解决。

国外医德监督、评价体系

国内外对于医生医德素质都有明确的要求。医务人员能否在实践操作中践行相关文件或要求，与从医人员自身素质和监管体系的完善有关。欧美国家医德监督主要依靠制度保障。社会不允许医疗机构的自我宣传、药效宣传、药品推荐。美国政府在2009年曾对医生夸大药品使用范围和药品公司的非法营销开出巨额罚单，通过惩罚警示医务人员和药品生产厂商。在医疗过程中采取类比的程序化模式，类似病例的比较在相差不大的范围内，如果出现增加没有必要的检查项目、大处方等过度医疗的情况，医保部门会拒绝支付医疗费用，并对相关责任人进行追责，情节严重的会因此失业。健全的法律、法规是对医德监管的有力保障，当依靠医务人员的自律难以起到效果，制度上的完善是最为有效的监管方式。

美国的医德教育具有鲜明的广泛性，把学校、社会、家庭有机结合起来，为此，他们的评价标准、评价方式也多样化，就评价方式而言，除了学生自评、老师评价、学生互评外，很重要的一项是家长评价和社会评价。⑧犹他大学将医德演讲作为医学伦理的一项重要测试指标，并与学分相联系。此外，美国的医学生入学考试、毕业、毕业后从业和执业医师资格的取得并不唯分数是从，道德素质的评价也是重要的内容。

国外医德教育对我国的启示

强化人文教育在医学教育中的比重。与国外医德教育先进的国家相比，我国医学院校人文课程的比重不足。医德教育课程过多依赖于非专业课程教学过程，如目前的“两课”课程。简言之，目前我国医学院关于医德教育内容主要依赖于“两课”课程。虽然我们坚持马列主义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教育和熏陶，但不能忽视当今时代下“两课”课程也需要与时俱进。更为重要的是，人文精神的培养、人道主义的熏陶需要整个人文教育的作用。尤其不能忽视哲学、心理学、历史以及其他人文学科对学生医德素质提高的重要影响。一个合格医务人员首先要有健全的人格，其次才是高超的医疗技能，两者不存在偏倚。因此，我国医学生的医德教育应加强在校学习期间人文课程教育的比重。

贯穿始终的医德教育期限。欧美医学人才的培养过程中主要经历3个阶段，即在校学习阶段、临床实习阶段以及在医疗机构工作实践阶段。国外的医德教育有始无终。对于从医者而言，医德的锻炼与修养贯穿职业生涯始终。在校学习阶段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多样化，对于医德教育并没有最终的期限。相比之下，国内只注重在校学习期间的医德教育，而毕业后的继续教育几乎沦为“真空”或“形式主义”。因此，完善必要的在校医德教育内容，填补职业阶段的医德教育成为培养职业道德、提高医德素质的重要举措。特别是借鉴国外的经验，国内应将医德教育贯穿教育教学过程始终，加强在校、从业阶段的医德教育的衔接，并把医德教育和医德素养作为衡量具备医师资格的标准。

多学科交叉的医德教育。多学科交叉的医德教育是国外医德教育的突出特点，而国内医学专业教育不仅在缺乏文科课程的融入，更缺少在专业课程中渗透医德教育。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课程设置套用苏联的教育模式，文理分工明确，这在强化医学生的专业技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随着社会发展，当医学教育在医德教育方面显得无力时，医学课程设置的缺陷就凸显出来，即专业课程缺少对受教育者人文素养的提升。如果医学院校在课程设置方面采取多样化的课程设置，打破原有文理分工课程设置的局面，增加哲学、心理学、法学等人文基础学科，那么对于受教育者―医学生而言，增加了课程的选择性、多接受人文精神的熏陶，必然能够有利于医德素养的提高。由此可见，进行多样化的的课程设置，多学科交叉的医德教育是提升医生职业道德的重要途径。

强化校外实践。欧美国家医德教育主要采用校内学习和校外实践两种模式。国内医学院校医德教育采用单一校内学习模式，缺少实践教育和继续教育等重要环节。国外医德教育“轻理论，重实践”，而国内医学院校的医德教育“重理论，轻实践”;国外采用讨论、讲座或借助于网络载体讨论等方式进行医德教育，而国内医德教育的教学内容是单一的理论灌输，影响学生学习的兴趣。国内医学院校学生实践主要是在毕业前1～2年进行，侧重点主要是医疗技能的学习和掌握而缺乏医德方面的教育。鉴于此，国内医德教育应强化应加强在实践中进行医德教育。除了在医院等部门进行教学实践之外，还可以拓宽实践教育的渠道。例如，医学院学生参与社区义诊等活动，在实践过程中让学生体会医者的作用。

建立完善的医德监督和评价体系。国外对于医德的监督主要依靠比较完备的制度。在我国则主要依靠社会舆论，特别是近些年网络媒体在医德监督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社会舆论在充分暴漏医疗或医德方面的问题同时，也给社会带来负面的作用。情况未明的社会舆论将会导致社会对医生职业的误解。这反映了我国医德监督在法律和制度上的缺陷。由此可见，建立完善的医德监督和评价系统是非常紧迫的事情。完善相关管理制度和建立、健全法律、法规程序，并结合新媒体时代的舆论监督作用，能够使医德监督臻于完善。在评价体系上应打破唯分数是从和走形式的传统弊端，建立起社会、家长、学生自评及互评的评价体系，将医德表现和考核纳入奖学金、毕业、就业和评职相关事项中，更有益于医德素养的培养。

（作者为赤峰学院副研究员;本文系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教学医院医德教育与医德建设问题研究”成果，项目编号：NJSY14275）

【注释】

①孙慕义：《医学伦理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58页。

②滕黎：“英美两国医德教育对我国的启示”，《现代医药卫生》，2012年第15期，第2381～2383页。

③王星明，王艳华：“西方国家医学生职业道德教育的特点及启示”，《中国医学伦理学》，2008年第2期，第30～31页。

④熊亮，季春元，黄振元：“国外卫生职业道德教育对我国的启示”，《中国医学教育技术》，2012年第26期。

⑤张威，谢长勇，潘晨：“中美高等医学教育比较与启示”，《中国高等医学教育》，2011年第1期。

⑥⑦王昕，黄蕾蕾：“英美医德教育模式对我国医德教育的启示”，《教育科学》，2014年第1期，第 84～88页。

第6篇：国外体育论文范文

关键词：比较教育；和而不同；必要性；途径

中图分类号：G40-05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24-0046-02

比较教育是教育学科中重要的分支和研究领域。比较教育主要用比较分析的方式，研究当代世界不同区域、不同国家和地区教育发展的思想、理论与实践，揭示其相似性与不同性，探索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总趋势，为教育改革与发展服务。[1]比较教育学科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从而逐渐成熟，而我国的比较教育的发展一开始就是从外国优秀文化和先进经验中进行借鉴的。然而任何一个学科的发展不仅仅是将国外的先进经验简单改造进行本土化就足够了，更为重要的是使本学科从本国的传统文化的精华中汲取营养，丰富自己，从而实现学科的本土生长。王长纯教授提出的中国比较教育和而不同的发展方向就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而提出的。

一、王长纯教授“和而不同”的比较教育发展方向的解析

纵观我国比较教育研究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将其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2]

第一阶段：19世纪40年代至19世纪末。这是对比中外教育状况、倡导借鉴外国教育经验、改造中国教育制度的阶段，是比较教育研究起步但尚未形成学科体系的阶段。1840年英国侵略者凭借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传统社会开始解体，包括传统知识阶级的解体。这一阶段，洋务派官员、维新派人士以及其他人士和学者开始主张“兴西学”并实际考察和研究外国教育，同时还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发展主张。

第二阶段：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40年代末。这是比较教育学逐渐从教育学科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分支的阶段。这个阶段各种著作林立，目的是为中国教育制度的改革提供借鉴或为比较教育课程提供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料。这一阶段比较教育学科从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上都扩大了其研究范围，并且产生了很多比较教育学科的重要著作，在方法上也紧跟外国发展的脚步运用了历史学的方法。

第三阶段：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这是以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创建科学比较教育学的阶段。这一阶段比较教育的发展虽然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但是却明确了指导思想，扩大了研究队伍，丰富了研究成果，并且从1980年起大学恢复开设了比较教育学课程，同时开展了国际间的学术交流。

从对我国比较教育学科的发展历史的简要梳理可知，我国比较教育学科的发展同样经历了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当前我国比较教育在21世纪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中具有重要战略意义。面对提高中华民族素质、加快科学技术进步的紧迫要求下，比较教育在我国实施科教兴国发展战略的宏伟事业中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同时也要求我国比较教育学科必须有一个新的、更大的发展，从而为我国教育事业发展贡献力量。而另外一方面，要想使我国的比较教育在实施科教兴国发展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就需要使比较教育具有我们本国的特色，即要建设具有中国文化精神、能打破西方中心壁垒、勇于创新和探索的我国自己的比较教育学，这就需要在比较教育研究中遵循“和而不同”的方向。“和而不同”也就是要求我们不能简单地、不加分析地将国外教育经验和情况介绍到我国。比较教育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面向世界来研究国际教育的优秀思想和先进经验，兼容并包。而这种研究和借鉴也应当是在深刻了解我国当前经济与社会发展，了解我国教育现状的基础上，有分析、有批判、有原则的进行，这也就是“和”，并不是盲目的轻信，不是“同”。不能说我们在复制一个美国教育或者德国教育，而是在构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

当然，从微观层面上而言，这里的“和”还包括教育事业发展中各国共有的或者是相通的规律和经验借鉴，这是每一个国家发展自己的教育所必须要遵循的。而所谓的“不同”就是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不同情况，如传统文化、人口、地理环境等。“和而不同”就是要在把握一般规律的同时注意因地制宜。

二、实现中国比较教育和而不同发展的途径

比较教育和而不同的发展方向告诫我们要坚守自我，同时也需要勤求博采、广泛吸纳，要植根于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且同其他文化互通有无、保持开放。然而，比较教育的发展并不只是停留在强调方向、态度上的改进，并不仅仅谈论“和而不同”的必要性，更为重要的是清楚如何实现我国比较教育和而不同的发展，这就涉及到途径、方法问题了。在王长纯教授“文化自觉、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论纲）――比较教育和而不同发展的途径”一文中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

一个学科的发展其基础是其所处的文化传统，而理论又是学科发展、传承以及指导实践的工具，实践则是学科实现为社会服务的最重要也是最终的一个环节，因此我们必须从文化、理论和实践三个层面来谈我国比较教育和而不同发展的途径问题。“和而不同”从某种内涵上而言，提倡的是一种辩证的思维和行动方法。和而不同即坚守自我吸纳他人，和而不同即扬弃。而扬弃的基础便是我们对文化、理论以及实践都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和自觉。

文化自觉最早由费孝通先生提出。所谓文化自觉就是要对本民族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3]费孝通先生所言就是要求我们要对本国的文化有充分的理解和认识，这才有利于我们在借鉴他国经验时充分考虑自己的实际情况，将先进经验融入到本国的文化成果之中。这是对我国文化的一种尊重，也体现了各种文明中不同文化之间的平等关系。具体到比较教育的发展而言，我们需要关注中华文化，特别是中华传统哲学对比较教育建设的意义。至于我们为什么如此重视文化这一因素，那是因为对一国文化的研究对比较教育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顾明远教授认为文化研究首先是比较教育中的一个内容，且文化与教育有着紧密的互动关系，并提出文化研究具有克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等作用。[4]中国的比较教育建设一定要从自己的母体文化上，从自己的哲学里吸收丰厚的理论营养。

理论自觉也是如今比较流行的一个提法，理论自觉强调的是一种独立思考精神和批判意识。中国比较教育学在发展之初就借鉴和吸收了大量西方较为成熟的比较教育学说，并且引进了一系列国外先进的教育教学经验和成果。这是我们开启一个新学科所必须经历的过程，但如今对国外经验和成果的大量引入使我们似乎形成了无论遇到什么现实问题都在国外经验中寻求解决方案，将国外经验当作圣经一样朝拜的习惯。这进一步加强了“西方中心主义”的不良影响，使我们自己失去对教育理论的反思意识和创新能力，以致成为外国教育理论的附庸和傀儡。理论自觉具有时代性特征，这要求我们对理论建设要有与时俱进的态度，时代性是引领理论自觉不断向正确轨迹发展的一把钥匙；理论自觉也具有革命性，这是理论自觉的本质特征，革命性也即批判性与辩证思维意识；理论自觉还具有创新性，理论必须跟着客观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这是理论自觉的灵魂所在。

实践自觉是实现我国比较教育和而不同发展方向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环。无论是对文化的理解和传承，还是对理论的批判与创新，最终都要归结到实践上来。中国传统哲学中就强调知行合一。比较教育研究不仅仅是论文的发表和专著的出版，更需要其研究者以及研究成果的受众能够理解并付于实践，进而在实践中解决问题，进行创新。

上述三个方面是层层递进的。文化自觉强调的是对本国传统文化精髓的继承和发扬，理论自觉注重的是在理论研究过程中的自主创新精神，当然这种创新是要以文化自觉为基础和依归的。只有达到了文化自觉，理论自觉的创新才能保持在正确的轨道上运行。而最后实践自觉既可以说是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的落脚点，也可以说是两者的基础。

文化自觉、理论自觉以及实践自觉三者体现了中国比较教育“和而不同”发展方向的三个重要方面。只有我们“自觉”了，我们才能明白哪些是“和”哪些是“同”，进一步学会怎样实现“不同”。

三、思考

比较教育和而不同的发展方向要求比较教育研究不能对西方比较教育学术成果简单移植，中国的比较教育必须要在基于对本国文化和国情的深入理解的基础上进行“本土生长”。面对全球化的步伐日益加快的今天，“后殖民主义”也悄然降临。

当然，“和而不同”仅仅是对比较教育研究的方向和原则上做出了指导性的建议，但是具体的做法以及最终应呈现的我们自己的比较教育理论还需要在实践中去探索和构建。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则是另外一个重要话题。

参考文献：

[1]王长纯.论比较教育的前沿性[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3）：85-89.

[2]吴文侃，杨汉清.比较教育学（修订本）[M].第二版.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第7篇：国外体育论文范文

关键词：坚守；选择；体育教学；人文；科学理性；合理性；问责制

中图分类号：G8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90(2012)04-0105-04

本文将以人文理性和科学理性作为理论依据，从普通高校公共体育教学的“内”和“外”来简述。从“内”即高教体制内的角度，多为“坚守”；从“外”即体制外的社会公平和效率的角度，有“选择”的可能。中国现有的体育教育机制与体制具有“坚守”的合法性，但合法性背后的社会功能在下降，导致其“坚守”的合理性不断地受到“外部”质疑。翻阅体育教学论文，多从体制“内”的角度来论述，集中关注于怎样上好课，鲜有人从“外”或者“内外”兼顾的角度来论述。作者以“内”部的洞察力和“外”部的批判力，对现有体育教学机制和体制的“坚守”作“内外”质疑，并探讨“选择”的可能，意向在高等教育控制与学科自治之间进行协调。

英国作为现代体育发源地，其高校并没有设置体育课。而美国高校则具有自，“5,000人以下的高校，70%把体育课作为必修，20,000人以上的高校，要求必修的比例不到30%，10,000人以上的学校，要求选修的比例约占60%。总体上，美国高校有63％开设体育必修课程，31％开设体育选修课程，6％不设置体育课程［1］”。日本曾经有部分高校设置体育理论和实践课，后于1990年取消，韩国于1995年也取消了高校体育课。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高校自治与学术自由是两个相互依存的条件。目前，中国尚未具备类似的高等教育大环境。不过，全国各级人大与政协都意识到高等教育存在问题，正在不断寻求解决途径。大学教育作为社会发展主要动力之一，其教育问题不仅关系本民族的发展，还涉及到世界各民族的竞争及人类发展等一系列社会责任。本文站在社会公平和效率的立场，担当社会发展的责任，探讨普通高校公共体育教学的“坚守”与“选择”，对体育教学存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进行分析，从理论上辨析体育教学的走向，以避免过于“坚守”而错过改革时机，也防止过激的“选择”带来较大的负面效应。

1 “坚守”与“选择”的背景

“坚守”是旧大学体制的产物：自建国初期，体育教学体系形成以来，相应的教学理论与实践模式一直是历史轨迹的延续，至今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动。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主要以军国民体育思想作指导。于改革开放初始阶段，体育教学恢复了以前的模式。20世纪90年代，体育教学项目开始多样化。踏入21世纪，体育教学项目及其手段更加多样化和个性化。从整个发展轨迹来看，其变革动力来源于体系内部，而不是外部社会，具体的内容和组织形式有所变化，但仍然是前苏联体育教学模式的延续。

“选择”是源于人文与科学理性下的高校自治和学术自由。在现代化进程中，公民逐渐成为社会的责任主体。一般来说，大学求发展，就要不断地做出调整，以适应公民社会发展的动力要求。从学校发展的层面来说是高校自治，从具体的个人治学来说是学术自由。而高校教学自治在传统的基础上适当地进行“选择”，也是在社会需求与自身发展之间寻找空间。高校体育教学作为高等教育机器的一个“小部件”，自主空间不大，其社会功能性不断下降。从现代大学教育规律看，高等教育是在人文主义和科学理性的指导之下进行运作，随之，高校教学的自治空间越来越大。在学术自由的背景之下，做学问从追求人类文明的本质规律，远离预定向的工具性。

2 问题的提出

“坚守”是在坚持传统。纵观中国高校体育教学的理论发展，并没有清晰的理论体系作指导，而是一种习惯与经验的延续。高校体育教学到底是延续历史的使命，还是应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或者现有的使命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反过来说，如果说确实有意义，其真正的价值如何？到底是“坚守”还是“选择”？

从公平的立场来评判“内”和“外”，是否延续历史轨迹，也就是对“坚守”的质疑。高校体育教学传统曾因60年前的政治需要而生，然而，目前的政治体系是否还需要这一元素？即使“选择”的动力来自社会，而不是来自教育系统内部，若外部压力仅停留在表象，内部的张力仍会超过外部的压力，体育教学发展方向依然会趋于“坚守”。反过来，难道从前苏联的轨迹转出，就可以转入到欧美的教学体系？几十年以后，会不会仍然是历史的又一次重演？这些都应谨慎考量。如果这样做，面临的主要风险是什么？中国高校体育教学到底是应该“坚守”还是“选择”，或另有蹊径，值得研究。从理论上判断，体育教学的走向需满足人文与科学下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3 高校体育教学走向的辨析

3.1 体育教学的理论框架

在人文理性和科学理性之下，以形而上为主，兼顾形而下进行分析。“理性既不仅仅是科学的，也不是靠科学来证立的。有科学理性，也有人文理性［2］”。中国体育教学可以说是计划教育，其教学效果有如计划经济，设计的蓝图是完美的，但是，将其最终效果结合人文和科学理性分析，实际价值则不然。

3.1.1 人文理性下的体育教学

第8篇：国外体育论文范文

关键词：项目管理 隐性思想政治教育 述评

学术界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进行了许多有效探索，尽管目前还没有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借鉴项目管理进行专题研究，但对相关问题分别进行了探讨和研究，为深化基于项目管理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运用研究提供理论借鉴。

一、关于项目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应用研究

项目管理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后逐渐发展为管理学的重要分支。直至20世纪90年，项目管理体系不断完善，逐步形成了一套科学的管理方法体系，逐渐成为了一个应用广泛、发展迅速的现代管理学领域。

二、关于隐性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

对于隐性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古今中外的思想家们都有所认识，并提出了一些相关的理论观点。中国古代很多学者就提出“以身示教”、 “熏陶化育”、“笃行隆礼”等隐性思想政治教育观点；也衍生出来近代学者“以情化德”、“美育育德”的隐性教育理念。国外，苏格拉底认为：“任何一种天生的倾向都可以由训练和锻炼而使之在刚毅方面有所长进。”佩斯泰洛奇提出：“不要忘记基本的原则，即生活是伟大的教育者。”等。

目前，国外的研究侧重于隐性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所能蕴藏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和内容，以及如何运用这些载体开展隐性思想政治教育。如应用“视觉文化”的知识，通过校园文化氛围的营造，向学生传递知识，帮助学生塑造价值观（Baker，2008）；还有一些学者在他们的研究者应用“体验教育”的理论对社会实践活动中的隐性思想政治教育进行评价（Raji，2007）。还有一些论文（Thiedke，2004、Roholt，2002）希望通过寻找不同教育载体中所蕴藏的隐性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并探讨如何将这些教育理念和内容使受教育者接受。这些都是对隐性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有效探索。

国内很多学者也对隐性思想政治教育做了大量探索，从他们的专著和论文中可以窥见：龚志宏在他的专著《润物细无声：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无意识教育研究》，详细论述了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无意识教育”；白显良在《隐胜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研究》中提出了隐性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理论。

国内学者在他们的论文中，大致作从以下方面对隐性思想政治教育进行了讨论：一是，关于隐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的研究。如田淑青的论文《论当前我国高校中的隐性思想政治教育》从隐性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入手，分析了高校实施隐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二是关于隐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李铭在其论文《高校隐性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提出隐性思想政治教育在各种活动过程中能充分满足学生主体自主的需要。三是对隐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和作用的思考。周俊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的隐性教育初探》中指出，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是通过各类载体来实现其隐性育人、幽雅环境育人和文化氛围育人的作用。

三、关于将项目管理理论应用于高校学生活动的研究

学生活动管理大多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课外教育、学生事务管理的一个研究内容。例如，田慧生在专著《活动教育引论》、但武刚在论文《培养现实活动的主体：活动教育论》探讨了活动的内涵，同时探讨了活动教学、活动课程的设计与实施。傅进军等在《大学生活动论—素质教育背景下的大学生课外教育》一书中研究了了大学生活动的组织、管理制度、资源配置与评价相关问题。

1.高校学生活动项目管理的模型。如张超等在《高校学生活动的项目管理模式研究》一文中提出高校学生活动的管理， 应以项目化管理理念， 优化学生活动的组织和管理， 提高效率和资源利用率；王建武的论文《基于项目管理的学生活动研究》对学生活动项目化管理的可行性进行了分析，同时从项目管理理论的角度尝试建构高校学生活动的理论模型。

2.从结合实际工作提出高校中某些学生活动应该进行项目化管理。如彭程在《论项目管理视角下高校基层团学活动的开展》、徐纯赤在《项目管理在校外学生社团活动中的应用》中指出，作为全新的思维方式和创新的管理模式，项目管理可以适应高校团学活动的特点，能够在实践中得到应用，从而提高高校团学活动的效果和资源使用效率。

3.将项目管理应用于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可行性分析。傅丽华在《以项目管理模式提升校园文化活动质量》了、蒋旭在《项目管理—高校校园文化活动管理的新抓手》、姚荣斌在《基于项目管理的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研究》等论文中提出，把项目管理模式引进到校园文化活动管理中，可以增强学生的创新意识和管理能力，促进校园文化活动质量的提高。

4.项目管理对大学生素质教育活动管理的作用研究。例如，张波的《现代项目管理理论在高校社会实践活动中的应用浅析》、叶彬强、黄介彬、、胡新宇的《素质教育活动项目管理程序的研究》等论文指出素质教育活动与项目管理是有着密切关系的，项目管理应用于大学生素质拓展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能增强学生的创新意识和管理能力，提高素质教育活动的质量。

综上所述，国内外对隐性思想政治教育，通过不同的视角和层级进行了研究， 并且获得了一定的成果，积累了一定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但是， 目前国内的研究主要停留在隐性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特征、意义等等初始阶段， 理论深入不够，联系实际的效果不明显，需要进一步加强。

参考文献

[1] 田慧生，李臣之.活动教育引论[M]. 潘洪健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2] 张波. 现代项目管理理论在高校社会实践活动中的应用浅析[J].中国水运.2007（5）.

[3] 龚志宏. 润物细无声：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无意识教育研究[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

[4]傅进军. 学生活动论：素质教育背景下的大学课外教育[M].北京：科学教育出版社，2008.

[5]张超， 杨军丽， 李洪霞. 高校学生活动的项目管理模式研究[J]. 边疆经济与文化 ， 2010（4）.

[6] 李炎清，李太平. 基于项目管理的大学生活动管理研究[J]. 高等教育研究 ， 2012（8）.

[6]叶彬强，黄介彬， ，胡新宇. 素质教育活动项目管理程序的研究[J]. 重庆工学院学报 ， 20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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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国外体育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 思想政治教育主体 文化 文化迁徙 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一、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内涵与影响因素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内涵，张耀灿先生在其主编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一书中给出了明确的界定，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指影响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和发展，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一切外部因素的总和。”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这个概念，我们是认同的。此外，陈秉公先生在其著作《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一书中，给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亦作出了界定：“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就是指思想政治教育所面对的环绕在教育对象周围并对其产生影响的客观现实。也可以这样说，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指除了教育以外，影响教育对象的一切外因的总和。”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两种界定，虽然表述不同，但是在实质上，两者趋向一致。

既然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所有外部因素，那么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因素必然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主要有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文化因素、社会因素等方面。这些因素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其发生作用往往是多种因素的合力。可是，从微观方面看，单个因素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亦是存在的。我们试着从文化传播与迁徙的角度，来探讨文化迁徙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从而为优化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创造条件。应当指出的是，这里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主要是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二、文化迁徙的含义与途径

文化迁徙，或文化变迁是指文化从一个地方和环境传播或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和环境。在这当中，人既是文化的创造者，又是文化传播的推动者或实践者。在人类文明史上，曾经的四大文明已经随着漫长的历史长河的不断迁移或消融或消失或融入到一种新的文化中，成为新的文化形态。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可谓是经典之传。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生命力，特别是与中国文化的某种可相容性，使得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从而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科学理论，成功推动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进程，在实践中丰富了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就是说，文化迁徙是人类文明不断向前发展和实现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

文化迁徙需要在一定的条件和环境中进行。这就是文化迁徙的途径问题。文化迁徙的途径主要包括口头传播、书本传播、潜移默化式地传播和网络传播。

首先，口头传播。这是最原始的文化传播方式。在人类社会初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不发达，人类在群居生活中往往是由长者把本族群积累的知识，用口头传授的方法传给下一代。其中，采取的是讲故事的方式。当然，这种知识不能被称之为知识，只能称之为传说。

其次，书本传播方式。把文化用书写的方式记录下来，是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甲骨文是人类较早的记录文化的方式，虽不能同现在的文字相比较，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人类的进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造纸术的发明和印刷术的改进，极大地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从此以后，人类文明的发展速度就大大加快了。我们今天能见到和读到的许多书籍，特别那些关于古代史书、传统文化方面的书籍，正是书写方式传播人类文明的重要体现。

再次，潜移默化式地传播模式。在一个固定的环境当中，人总是在潜移默化地受着文化的熏陶。家庭是人所接触和赖以生存的第一个环境，从出生到成长的每个过程，父母总是把自己已经拥有的经验和知识，或用语言，或用行为，总的说来是用一种无形的潜移默化地方式把经验和知识传递给青少年。村落或社区环境，是对人进行潜移默化传播知识的第二个环境。人除了家庭环境外，还有社区或村落环境。在社区环境中，人在与社区其他人的交往时，或多或少都会受到他人的影响。

最后，网络传播模式。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逐渐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所谓网络载体，即‘以网络为载体’之意，也就是通过互联网这一最先进的电子信息交换系统，向人们传播丰富、正确、生动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以帮助人们形成时展所要求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以及健康的精神状态的过程。与传统的大众传媒如报纸、广播、电视等载体相比，网络载体传播信息具有以下优点：一是信息内容的海涵性。二是传播方式的交互性与平等性。三是传播手段的兼容性。四是信息传播的时效性。”

三、文化迁徙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

文化因素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影响因子。在高校中，文化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关键作用。这是由高等学校的职能所决定的。总书记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讲话》中指出：“不断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必须始终贯穿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各项工作之中。”在讲话中，明确指出了高等教育或高等学校的职能，即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人才培养即育人，是高等教育的主要目的，文化传承创新是高等学校不断进步发展和实现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职能。一方面，通过文化传承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另一方面，通过文化创新，保证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时代性和时效性。由此可见，高等学校是具有丰裕的文化底蕴和文化氛围的教育教学阵地。此外，高校校园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使得各种文化几乎都能在高校的自由土壤中相互交融。文化之间的相互交融，一是丰富了校园文化，二是为文化创新提供了可能的条件，三是活跃了思想、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人才培养的重要方面，人才的思想政治状况如何，直接影响着人才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影响着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科学性和正确性。因此，就要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这就要求高校创造有利于人才成长的物质条件和文化氛围，优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创设和优化，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开展，以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为载体，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为主要阵地和途径，以丰富多彩的党团活动和课外活动为辅助手段，把课堂思想政治教育与课外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的强大合力，为人才培养服务。因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优化，就是在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优化课堂教学环境和课外即第二课堂育人环境，通过改进教学手段和利用现代教育技术的最新成果，优化课堂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通过情境创设潜移默化地使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融入大学生的头脑，优化第二课堂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人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主体，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主要参与者。每个思想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是通过隐匿在主体身上所负载的关于自身阅历、经历及通过家庭、社区和社会耳濡目染所形成的文化因素，体现在主体的言行、生活习惯和方式上。在高校这个具有浓郁文化氛围的环境当中，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通过社会交往，把自身所载的文化传递给另一个主体。从而使不同的个体文化在交流与碰撞当中，形成一种新的文化形态。这为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提供可能。

“任何两个具不同文化的群体甲和乙发生接触时，甲可能从乙那里撷取文化要件，乙也可能从甲那里撷取文化要件。当这两个文化不断发生接触而扩散时，便是文化交流。”这就是说，不同文化之间在发展时并不是固步自封的，而是必然地在其发展传播时与其他文化碰撞与交锋。但是，任何文化的产生、形成与发展，都离不开一定的环境。在相同的地域环境中，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形成了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文化。文化的发展、传播与优化，必然要求与其他环境中的文化之间进行交流，或吸收或相抗或互相包容。在不同文化的交流过程中，推动文化交流与发展的主体是人。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性是人的根本属性，而社会交往则是人们赖以生存的主要方式。文化是人类生产实践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是人类的精神符号。人类社会在向前发展，文化的发展亦必须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实际上，文化之间的交流、发展与扩散就是文化的变迁或迁徙。应当看出，文化迁徙与环境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作为环境中的特殊部分，必须要体现环境的共性。文化作为环境的重要组成因素，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重要组成因素。文化，特别是人类社会的优秀文化，对青少年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精神引领作用。我国五千年的文明史，造就了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这给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一方面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另一方面也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因此，教育事业也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活动，就是利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青少年的头脑。在实践中，积极探索贯彻和践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新模式、新方法和新途径。通过实践，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卓有成效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提供理论支持和精神动力。

“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要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因此，要积极发展民族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为广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提供文化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