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生平简介精选(九篇)

第1篇：鲁迅生平简介范文

1930年2月13日，“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在上海成立。由中共中央负责人授意，然后通过冯雪峰联络，浙江省籍的著名作家鲁迅成为此组织的第一发起人。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指导委员兼宣传部长许绍棣为此事秘密报告国民党中央，经核准以“堕落文人”为名通缉鲁迅。

鲁迅得知这个消息后，为避免牵连别人，于1930年3月19日，只身避居在日本友人开办的内山书店的假三层楼上，至4月19日回家，共避难31天。

1931年1月17日，鲁迅的好友柔石等五位左联作家因参加反对王明左倾路线的集会被捕，后秘密处决。在这一期间，小道消息甚多，如1931年1月20日出版的上海《社会日报》曾发表署名“密探”的《惊人的重要新闻》，称“鲁迅被捕”。次日的天津《大公报》，也刊登过“鲁迅在沪被捕，现押捕房”的消息。又传说鲁迅即将与当局“合作”，更有甚者说鲁迅遇害。在“通讯社员发电全国，小报记者盛造谰言”，或载鲁迅之罪状，或叙鲁迅之住址，“意在讽谕当局，加以搜捕”的险恶形势下，鲁迅于1月20日由内山完造安排来到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后面的黄陆路的花园庄小旅馆避难。

1932年1月，日本军国主义发动淞沪战争。全家陷入火线的鲁迅再次在内山完造安排下，迁入内山书店三楼避难，前后共计49天。

1934年8月23日，内山书店的两位年轻店员因参加进步活动被捕。为防这两人说出鲁迅住址，鲁迅又迁入千爱里3号避难，由内山书店的店员中村亨彻夜陪同往宿。直到9月18日，被捕的两位店员保释出狱，鲁迅才结束了这次27天的逃难生活。

浙江省党部发出通缉令一直到鲁迅辞世，鲁迅无论藏在上海什么地方乃至远走北平演讲，均有惊无险。前述那个内山书店，中国各家报纸多次写到它的名字，连电台也不止一次广播过，甚至由报纸发行的上海地图也特别标出了内山书店，报纸还报导过鲁迅在内山书店平安避难的消息。可见这个内山书店并非是什么“秘密据点”，内山只是一个普通的日本人，他起的作用毕竟十分有限。那究竟是谁有这么大的能量在暗中保护着鲁迅的安全？或浙江省国民党党部的“通缉令”本身就是一纸空文，只起恐吓作用？在鲁迅研究中，这是很少有人探讨或虽有探讨但却浅尝辄止的话题。

一种解释是：历任国民教育总长。北大校长，国民政府委员、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是鲁迅的挚友。鲁迅如有难，蔡元培一定会用各种方法去挽救他。

另一种说法是，鲁迅与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关系密切，这也起了保护作用。

这两种解释均难以服人。蔡元培是位文官，他的能量毕竟有限。宋庆龄与国民党当局关系亦不好。如果这两人能量大到能通天，这怎能解释由蔡元培、宋庆龄出面组织的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铨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要知道：暗杀杨铨其实是对蔡元培和宋庆龄的警告。与此同时，鲁迅在白色恐怖中也上了暗杀名单。

第三种解释是林志浩在《鲁迅传》中讲的：“慑于鲁迅的崇高威望，未敢轻意下毒手”。这种说法也过于笼统。威望再高，国民党当局可以用制造车祸一类手段推卸责任，不一定要大张旗鼓和明目张胆去捕人、杀人。国民党要镇压反抗者，是不管对方威望高不高的。像上海《申报》总经理、总主笔兼上海市参议长史量才，算得上是威望高的社会贤达，可因其“九一八”以后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不照样在沪抗公路上被特务刺杀了吗？

第四种说法是：鲁迅躲到外国人统治的租界里，当局的镇压功能无法达到。这亦不符合事实。只要国民党下决心逮捕，他们可与租界当局交涉，用引渡办法将其缉拿。这种事情不是没有发生过。如柔石就是先由租界当局逮捕，然后再引渡给国民党龙华警备司令部的。

蒋介石曾想会见鲁迅

关于浙江省党部的通缉令下达近7年之久，而鲁迅未曾入狱的原因，这是不少鲁迅研究者长期感到困惑的问题。

这也难怪：过去研究鲁迅，受种种条条框框约束，认为鲁迅是最坚定的革命左派，怎么可能会成为国民党利用和“策反”的对象？如果成为蒋介石争取的对象，一定会有损于鲁迅的威望。另方面，用线性思维的方法认为国民党当局只会镇压革命作家，而对他们的两手策略及其交替使用则严重认识不足。

笔者于1997年访台时，为此事专门请教过台湾“中国文艺协会”大陆工作委员会主任张放先生。张放一直对鲁迅很崇敬，且长期与台湾上层文艺界接触甚多。他拿出他的《记陈纪滢》一文给我看，边看边给我讲解说：

1949年渡海来台的大陆作家，均怪国民党不重视文艺工作，以至说共产党靠“笔杆子”打败了国民党的“枪杆子”。其实不完全是如此。蒋委员长虽然对文艺外行，但也不是完全不管文艺工作。比如，抗战前夕，鲁迅肺结核转剧，他曾四处打听赴苏联治疗肺疾的事。此事传到最高当局，蒋委员长把叶楚伧找来，他指示宣传部设法拨出一笔钱帮鲁迅去日本养病。他说：“我是浙江人，我知道浙江人的脾气，鲁迅是吃软不吃硬的。送他去日本养病，他就不会骂人了。”后来蒋老先生透过蒋孟麟带了的一名职员，去看望鲁迅，鲁迅坚决不允赴日养病，这是事实。

这里讲的抗战前夕，即为1930年12月6日至1931年6月18日，蒋介石任行政院长兼教育部长期间。文中提到的叶楚伧，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蒋孟麟，即1930年12月辞去教育部长之职到北京大学任校长的蒋梦麟。叶楚伧的身份显然不便与鲁迅会见，蒋介石便找蒋梦麟作替身。文中讲的“的一名职员”，应为教育部的一名职员。这名职员很可能是在日本弘文学院与鲁迅一起留学的张协和。据鲁迅研究专家（蒋）锡金在《鲁迅为什么不入日本疗养》一文中所说：

就在这蒋介石自任教育部长期间，许（广平）先生说，有人去向蒋献媚告密，说：现在部里的特约编辑周豫才，就是周树人，也就是鲁迅，也就是最激烈反对你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发起人和这两个团体的头子，也就是浙江国民党省党部呈请中央通缉，并己通缉在案的这个人。他的意思，原来是提请蒋介石注意此事并加以处理，借此邀功。可是，蒋介石极其奸滑，他听了，“反而说：这事很好。你知道教育部中，还有与他交好的老同事、老朋友没有？应该派这样的人，去找他，告诉他，我知道了这事，很高兴。我素来很敬仰他，还想和他会会面。只要他愿意去日本住一些时候，不但可能解除通缉令，职位也当然保留；而且如果有别的想法，也可以办到。”

这里记载的蒋介石谈话与张放说的不完全相同，但总的精神是一致的。即拉拢鲁迅的最低要求是要他出国，通过“放逐”把鲁迅的声音闷死，让其成为“活尸”。更高的要求是要他发表声明，如小报所说的与当局“合作”。这样职位“当然保留”而不会被开除；“如果有别的想法”即有升官或更优惠待遇的要求，亦可满足。为达到这目的，国民党最高领导便改变战术：由硬的改为软的，由通缉改为感化，由逮捕改为放逐。如有可能，蒋介石甚至想和鲁迅亲自会面，做他的工作。

关于蒋介石企图感化、争取鲁迅一事，日本增田涉在1947年所写的《鲁迅的印象》中也有过记载：

那是我在他家出入的时候（按：即1931年），政府方面想要利用他罢，那时他正因为政府的通缉令而隐居着，当时的行政院长暗地派人向他联络，说行政院长希望跟他会面。但是他拒绝了。以一个民间的文人，而且正是在被下令逮捕的身份，竟然拒绝行政院长的会面要求（行政院长，倘在日本，正相当于总理大臣，要是跟行政院长联络合作，那么，他身边的束缚就会马上消失了吧），使人想到他那不屈服于权力的强悍。总之，我感到他为人的伟大。

这里讲的“行政院长”，正是蒋介石。如锡金所说：这与许广平说的蒋介石想会见鲁迅，做鲁迅的工作，是同一件事。

周建人在《回忆鲁迅在上海的几件事》中，也有类似的记述：

首先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呈请国民党南京政府通缉“堕落文人鲁迅”，其理由是他组织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什么“罪名”什么“理由”，其真正原因在于鲁迅在文化战线上进行的反围剿斗争，他写的文章，他编的进步刊物击中了反动派的要害。有人就来劝说鲁迅发表声明，退出该组织。可是，鲁迅却坚定他说：“我用硬功对付，决不声明……”。鲁迅对“通缉”漠然置之，越是在这革命紧要关头，最危险的时候，他越是跟革命群众一道顽强地战斗。

周建人的回忆写于“文革”期间，那个年代不便写出蒋介石派说客来劝降，便用含糊其辞的“有人”。这“有人”透露了蒋介石做鲁迅工作的内容：不仅是通过公费叫他到日本疗养，以软化他，而且还要鲁迅发表声明退出“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作为疗养的交换条件，这就不是一般的用放逐办法去掉这个“眼中钉”，而简直是在“策反”他了。

为了进一步落实蒋介石“策反”鲁迅一事，我给张放先生去了一信。他于2001年3月24日回我的信虽然简略，但确认蒋梦麟带了一笔钱去见鲁迅确系蒋介石授意。至于蒋介石到底有无见过鲁迅？张放说：蒋“从未见到鲁迅，大抵怕引起鲁迅心理不安也”。

由蒋介石授意　李秉中“策反”鲁迅

说蒋介石“策反”鲁迅，看似危言耸听，其实还有一个名叫李秉中的人，秉承蒋介石的旨意给鲁迅接连写信，劝其停止对旧社会的战斗。这亦可作“策反”的旁证。

李秉中，为北京大学学生，在1924年通过访问和通信与鲁迅联系密切。他后来投笔从戎。毕业于黄埔军校，1925年参加了讨伐陈炯明的东江战役。1926年去苏联留学，1927年到日本再度深造。这期间，经常有信给鲁迅诉说他对现实的烦恼，鲁迅曾回过他部分来信。1931年初，当李秉中从小报上看到鲁迅被捕乃至受刑的消息———后证实是谣传时，写了一封信劝鲁迅到日本避难。鲁迅曾回他一封信，意思是不愿“去此危邦”；“日本为旧游之地”，哪怕再“水木明瑟”，也不想前往了。“去年欲往德国”，因“金价大增”和离不开眷属，而去不成。如果“举朝文武，仍不相容”，当然应携眷属在海外避难，然而也可以一同把生命托付给他们。

关于李秉中“策反”鲁迅一事，日本鲁迅研究界知道的比中国的学者早些和多些。这可能是由内山完造或通过增田涉传开去的。由松枝茂夫翻译、岩波书店1956年出版的《鲁迅全集》第12卷，在鲁迅1931年2月18日致李秉中信中，加了一条译注：

李受蒋介石之意而探询鲁迅，劝他在解除通缉令的同时出国游历，这是鲁迅对此的答复。

不过，据锡金考证：这时的李秉中还在日本，也还未当上高级军官，他只是以友人身份劝其出国。李秉中真正“受蒋介石之意而探询鲁迅”，那是1936年。

1936年5－7月，已当了南京中央军校政训处高级军官（相当于将军）的李秉中，这回不再以友人的身份而是代表官方接连写了三封信劝告鲁迅放下手中的投枪。其中有一封是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信笺，长达3页。此信现存鲁迅博物馆，原无标点，现照原款式抄录如下：

鲁迅吾师函丈：前呈一缄，谅陈道席。比来清恙如何？日夕为念。迩天气较凉，想当佳也。禀者，关于吾师之自由一事，中（李自称）惟之数年矣！惟恐或有玷吾师尊严之清操，是以不敢妄启齿。近惟吾师齿德日增，衰病荐至，太师母远在北平，互惟思慕，长此形同禁锢，自多不便。若吾师同意解除通缉，一切手续，中当任之，绝不至有损吾师毫末之尊严。成效如何，虽未敢预必，想不致无结果，不识师意若何？伏乞训示。东行已有期否？吾师病中，本不敢屡渎；窃望师母代作复示，蜀胜伫盼！专此，敬祝痊福

师母大人、海婴弟无恙。

学生李秉中七月十三日

此信由南京寄出。查1936年7用16日鲁迅日记：“得李秉中信，即由广平复”，与李信说“窃望师母代作复示”正相吻合。再查同年7月5日《日记》载：“得李秉中信”，这与李秉中开头所说“前呈一缄”又相合。由此可判定此信写作时间为1936年。信笺标有“军事委员会”字样，或许是公纸私用？从作者自告奋勇为鲁迅解除通缉令的口气看，这封信有来头，应视为公纸公用———至少是暗示此信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托而写。如果这个看法可以成立，那上一次是“教育部”派人来招降，这次是最高当局通过鲁迅的学生李秉中用“军事委员会”的名义来“策反”。当然，李秉中深知鲁迅的“绍兴师爷”脾气，不一定能说服，故以不敢“有损吾师毫末之尊严”作诱饵，“未敢预必”，即不一定马到成功，留下讨价还价的余地；同时又有“不致无结果”作许诺，并

从关心鲁迅之“衰病”和用母子“互惟思慕”的骨肉之情去打动对方。“一切手续，中当任之”，从这两句话中不难看出，此信经过当局批准，“中”（李秉中）才敢拍胸脯打包票。另方面，写信的7月13日，正是鲁迅沉疴在体，须藤大夫建议他易地疗养，而鲁迅本人也有“东行”之意的时候。这更可看出，此信是经过精心策划的。还有，鉴于李秉中此前写

过一信给鲁迅，鲁迅均不作答，因而李秉中这次改为请许广平代为答复，这真可谓是用心良苦了。

不过，鲁迅读了李秉中的信后，感到自己身体一天比一天坏。他对内山完造吐露心曲说：“我今后的日子不会太长了，跟了我十年（按：应为七年）的通缉令撤销了，我会寂寞的，还是不要撤销吧。”可见，在前后不同背景的人劝说鲁迅出走，始终动摇不了鲁迅的斗志。即使是教育部来人被拒绝后，“然而，还拖了几个月，想争取到年底，就把特约编辑的职位裁撤了。以后，时常有谣言说这说那”。许广平这里讲的“裁撤”，时间为1931年12月；谣言迭出，则说明秘密争取鲁迅的工作仍在进行，一直到鲁迅去世前仍未停止。如鲁迅本欲定于1936年8月1日到云仙租有凉台的平房去疗养，却因南京来看望鲁迅的人，说鲁迅的身体已经康复了，可否到德国游历一下？鲁迅来到内山完造家和内山说：“老板，不论怎么样也得停止到云仙去了。现在那边来人说，是不是到德国留

学去，意思是这干扰了蒋介石，所以希望我去德国。说到云仙去就是逃跑，是我的失败，因此我不去了，总而言之我不去。”这里讲的到德国游历，便是蒋介石争取鲁迅的又一部署。但鲁迅不愿中计，故仍未应允。

蒋介石“策反”鲁迅的思想前提及失败原因

蒋介石“策反”鲁迅的过程，目前的史料线索仍十分有限，但可以推断“策反”前，可能与国民党、教育部及鲁迅的旧友商量过。他们有可能认为：（一）鲁迅是位充满矛盾的人，他不愿离开中国是事实，但一旦病重也许会考虑。（二）另还有蒋介石与他同乡、张协和与他同学，李秉中和他有师生之谊这些复杂的社会关系可利用。（三）鲁迅也决非一点争取的可能都没有。当通缉令下达后，鲁迅就和许寿裳说过：“浙江省党部颇有我的熟人。他们倘来问我一声，我可以告诉原委。”并一再解释说“我抨击的是社会上的种种黑暗，不是专对国民党”。这说明鲁迅还有商量和妥协的余地。如果不运用这一点，只知道动用专制手段，这是策略上的一个极大失误。（四）在不少自由派作家与右翼文人眼中，鲁迅并不像毛泽东所说的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文学

家，而只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他不是共产党的“战友”，而只是“同路人”。鲁迅和中共派往左联的领导人有很深的矛盾，可供利用。（五）鲁迅晚年“反共”。其根据是鲁迅1935年9月12日给胡风的信，劝阻“三郎”（萧军）参加左联以及鲁迅不满周扬以鸣鞭为业，可见鲁迅晚年也不信任乃至反对共产党。

这种推测当然是不符合鲁迅实际的。鲁迅在伦理上认同自由主义，但从根本上来说他并不是“自由主义者”，而是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的英勇旗手、主将，鲁迅晚年更没有反对共产党。须知：左联只是共产党的组织，而非共产党本身；鲁迅不满的是左联领导人周扬的宗派主义错误。周扬虽是中共代表，但对他不满并不等于是反共。蒋介石及其御用文人基于这种错误认识去争取鲁迅、瓦解鲁迅，当然不会有好结果。

蒋介石做鲁迅的“策反”工作，之所以达不到预定的目的，还由鲁迅的政治立场与“硬骨头”性格所决定。以日本疗养作借口，固然有针对性，但基于鲁迅的阅历和经验，尤其是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的品德，使他不会轻意答应。即使出自朋友的好意，他也不曾应允。如1934年1月11日，鲁迅在致日本友人山本初枝信中，便婉谢其旅日之邀；“我一直想去日本，然而倘现在去，恐怕不会让我上陆吧。即使允许上陆，说不定也会派便衣钉梢。身后跟着便衣去看樱花，实在是离奇的玩笑，因此我觉得暂还是等等再说为好。”同情揭露了国内反动派制造的自己恐怖：“中国恐怕难以安定。上海的白色恐怖日益猖獗，青年常失踪。我仍在家里，不知是因为没有线索呢，还是嫌老了，不要我，总之我是平安无事。只要是平安无事，就姑且活下去罢。”美国友人史沫特莱亦苦

劝他，应该出国养病一年，他在1935年10月22日给曹靖华的信中说：

我其实并不同意，现在是推宕着。因为：一，这病不必养；二，回来以后，更难动弹。所以我现在的主意，是不去的份儿多。

到1936年6月，鲁迅病重。据黄源在《文季月刊》第1卷第6期上发表的《鲁迅先生》一文回忆，当时鲁迅本想七、八、九三个月往日本养病，起初想到镰仓，但觉得离东京太近，怕新闻记者缠绕，后来想到长崎，且已着手看《长崎旅行案内》之类的旅行指南书，但又觉得生活不便，终未成行。在1936年9月15日致王冶秋的信中又说，“此外，也想不出相宜的地方，出国有种种困难，国内呢，处处荆天棘地。”故“荆天棘地”的环境，使他不忍心离开斗争第一线去疗养。鲁迅总是把国家民族的利益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至于官方要他出国疗养必然有交换条件，他更不愿意出卖自己的人格去换取一时的苟安。正如锡金所说：鲁迅“曾设想过如果出国，敌人将如何的造谣诬陷，造成真假难辨的结果，他坚决不给敌人可以从中得到任何利益的可乘之机”。但国民党人认识不

到这一点。哪怕鲁迅在1937年10月病逝后，争取鲁迅的活动还有一小段尾声。据张放先生说：

1946年1月24日，国民党中央秘书长郑彦代表蒋中正先生亲自到北平八道湾周宅，给鲁迅原配朱安送去法币十万元，作为春节慰问金。后来许广平在上海曾写信询问此事，朱安于2月1日致函许广平：“我辞不敢受，据云长官赐不敢辞，别人的可以不收，委员长的意思一定要领受的……，也就接受了。”朱安于翌年6月29日病逝。这件秘史，我曾于60年代亲自询问郑彦，他说那次去北平慰问十多位著名作家，名字已不能记忆，他确记得和朱安女士会面，她讲着浓重的浙江话。

目前，蒋介石做鲁迅工作的史实虽然还有待挖掘———如李秉中的信是蒋介石直接授意，还是间接授意？1936年7月13日的信是李秉中亲自所写，还是由他人捉刀？他过去写给鲁迅的信是随意而谈的白话文，而不似这次古香古色。由于李秉中解放前死于老家成都，这些第一手资料（包括档案资料）已很难搜求到，但以上材料已足以表明：鲁迅被通缉近7年之久终未被捕，并不是有什么人暗中保护他，也不是如锡金所说：国民党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怕逮捕鲁迅激怒全国人民，而是国民党最高层认为许绍棣的做法过于笨拙，应改变策略上感化他、争取他、利用他，乃至“策反”他，这才是鲁迅通缉近7年而未能被捕的真正原因。

原载《中华读书报》

第2篇：鲁迅生平简介范文

一、奖项设置

鲁迅文学奖包括七种文学体裁、门类,分别为: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文学理论评论、文学翻译。

二、推荐标准

鲁迅文学奖坚持思想性与艺术性统一的原则,所选作品应有利于倡导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有利于倡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和精神,有利于倡导世界和平、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和谐、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有利于倡导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对弘扬民族精神、体现时代精神,反映人民群众主体地位和现实生活,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优秀作品,应重点关注。要兼顾题材、主题、风格的多样化。

鲁迅文学奖重视作品的艺术品位。鼓励在继承中国优秀文学传统和借鉴外国优秀文化基础上的创新,尤其鼓励那些具有中国作风、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富有艺术感染力的作品。重视作品的社会影响力。

三、推荐范围

1.根据《鲁迅文学奖评奖条例》,第五届鲁迅文学奖推荐参评的作品均应为在2007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期间由国家批准出版发行的报纸、刊物、出版社发表和出版的中文作品,由国家批准拥有互联网出版许可证的网站发表的中文作品。单篇作品以首次发表的时间为准,书籍以版权页标明的第一次出版时间为准。

2.鉴于评选工作的语言限制,凡是用少数民族文字创作的作品,应以汉文译作参加评选。用少数民族文字创作的作品,可参加中国作协主办的少数民族文学奖项的评奖。

3.中篇小说、短篇小说(除小小说外)和报告文学以单篇作品参评。诗歌、散文杂文、短篇小说中的小小说作品,以出版的诗集、散文集、杂文集、小小说集参评。文学理论和文学评论著述,单篇作品和作品集均可参评。结集参评的作品,应在评奖年限内出版且其间创作的作品应占结集字数的1/3以上(若书中未予标示,则每篇作品须注明首次发表或写作日期并由推荐单位出具证明)。结集参评的作品,须拥有合法出版书籍的统一编号和版权页。不接受多人作品合集、选集参评。

4.中篇小说指篇幅在2.5万字以上、13万字以下的小说;短篇小说指篇幅在2.5万字以下的小说,短篇小说中的小小说指篇幅在2000字以下的小说。推荐材料中须注明字数。

5.参评文学翻译的作品,文体不限,中译外、外译中均可。

四、推荐办法及时间

中国作协各团体会员单位、总政宣传部艺术局可推荐本地区本系统作家的参评作品,各文学出版社、文学报刊社可推荐本单位发表和出版的作品。

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互联网出版许可证》的各网站可推荐本网站的参评作品,参评作品须为已完成的作品,推荐时需注明本网站拥有参评作品的独家版权并加盖公章,并附上本网站《中华人民共和国互联网出版许可证》复印件。

各推荐单位推荐的篇目,每个奖项不得超过5篇(部)。

各推荐单位请以公函方式列出推荐作品名单,并填写“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参评作品推荐表”(内容包括800字左右作品简介和200字以内作者简介,并加盖公章),连同作品寄送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奖评奖办公室(每部请寄送五份。参评文学翻译的作品,需附上原文复印件两份)。请在邮件外部标明参评作品的类别,如“中篇小说”、“短篇小说”等。作品简介、作者简介须同时报送电子文本,请按参评体裁、门类分别发送至各奖项指定的电子邮箱(邮箱附后),并视为同意授权将这些内容在网上公布,供公众阅读。

本届参评作品推荐时间为2010年3月1日至2010年4月30日,以邮件寄出地邮戳为准。

五、评奖办公室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土城路25号中国作家协会 鲁迅文学奖评奖办公室

邮政编码:100013

电 话:010-6448998764489989

传 真:010-64221879

联系人:赵 宁 郑苏伊

电子邮箱:中篇小说:.cn

短篇小说:.cn

报告文学:.cn

诗 歌:.cn

散文杂文:.cn

文学理论评论:.cn

文学翻译:.cn

对各推荐单位和作者的协作支持,谨致衷心感谢!

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奖评奖办公室

第3篇：鲁迅生平简介范文

鲁迅对中国文艺的影响，除了文学，最大的莫过于版画。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不遗余力地推介外国优秀版画作品，支持中国新兴版画创作，在左翼美术运动中树立起一面威风凛凛的旗帜，以艺术的精神鼓舞人心，医治国人的心灵。对鲁迅与中国新兴版画的关系，有人给出了这样的形容：鲁迅先生是中国新兴版画的母亲。

大力倡导

版画，中国古已有之，但所谓新兴版画，特指借鉴于西方美术的现代版画。其创作手法、精神理念都是属于新时代的。正如鲁迅在《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专辑》序言中所说，“近五年来骤然兴起的木刻，虽然不能说和古文化无关，但绝不是冢中枯骨，换了新装，它乃是作者和社会大众的内心的一致要求，所以仅有若干青年们的一副铁笔和几块木板，便能发展得如此蓬蓬勃勃。它所表现的是艺术学徒的热诚，因此也常常是现代社会的魂魄。”

之所以如此钟爱版画，大概自鲁迅幼时便已有了征兆。鲁迅从小喜欢绘画，对绘画作品常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而众多绘画门类中，木刻版画以其黑白分明、简约精炼的气质令鲁迅为之着迷。或许，版画就像鲁迅的性格，有着以刀笔写就的坚硬、果敢生猛的态度。

鲁迅最早公开推介版画，是在1928年。是年12月，鲁迅与柔石等人合组“朝华社”，而成立这个社团的目的就是为了“介绍东欧和北欧的文学，输入外国的版画”，“扶植一点刚健质朴的文艺”。朝华社先后出版了五辑《艺苑朝华》，即《近代木刻选集》（一）、

《露谷虹儿画选》《近代木刻选集》（二）、《比亚兹莱画选》和《新俄画选》。其中《近代木刻选集》一、二两集，是我国最早出现英、法、美、日艺术家创作的木刻画册。第五辑《新俄画选》内容为苏联木刻12幅，在其小引里，鲁迅提到倡导版画的原因有二：“中国制版之术至今未精，与其变相，不如且缓，一也；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岁极匆忙，顷刻能办，二也。”

1931年8月，鲁迅主办的“木刻讲习会”在上海北四川路的一幢三层楼房授课，为期六天。他请来日本好友内山完造的弟弟内山嘉吉，给13位青年艺徒讲授木刻技术，并亲自主持、翻译。从木刻讲习会开始，新兴版画浪潮在国内兴起，并逐渐发展为声势庞大的新兴版画运动，成为左翼美术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风起云涌

在鲁迅的大力倡导和支持下，中国涌现了一批年轻的现代版画创作者。对新兴版画，他们充满了激情与才华。在上海，青年版画家们先后成立了“上海一八艺社”“野风画会”“春地美术研究所”“MK木刻研究会”等一大批版画艺术社团。

“九・一八”事变后，版画成为宣传抗日的有力武器，在上海的江丰、陈铁耕就运用木刻制作抗日传单，油印抗日画报，张贴街头，扩大宣传。版画社团纷纷举办展览等活动，很多版画家同时也是先进的革命者。然而，当时的左翼美术运动处于反革命“文化围剿”的白色恐怖之下，很多社团骨干先后被捕，各社团也不得不暂时停止活动。

然而，版画家们不会就此放弃，尽管“文化围剿”的魔掌无处不在，但版画家们仍然不遗余力地与之抗衡、斗争。如1932年11月，野风画会联合京沪杭苏各地美术学校的同学，在上海新世界举行“为援助东北义勇军联合画展”，其中有不少为木刻作品。后野风画会被迫停止活动后，改名为上海绘画研究会，从江湾迁到跑马厅附近，继续活动。

1933年春，国立杭州艺专成立木铃木刻研究会。上海在美专附近的三德里成立涛空画会，夏朋和钱文兰为驻会负责人，经常参加活动的有胡一川、陈铁耕、陈烟桥、沃渣、马达等。当年冬因夏朋、钱文兰被捕而停止活动，由于没有罪证，夏朋等不久被释放。1934年夏，李桦、赖少其等在广州市立美术学校创立现代版画会，金肇野、唐诃等发起在北平创立平津木刻研究会，与上海的木刻社团互相呼应。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很多青年木刻版画家奔赴前线或敌后，继续以刀为笔，发扬中国新兴版画的革命精神。

毕生挚爱

鲁迅引燃了中国新兴木刻版画的燎原之火，并持续给予关注和支持。他去世前的几年，仍孜孜不倦地为版画贡献自己的心力。

第4篇：鲁迅生平简介范文

鲁迅先生，是我国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文学家。其深邃的思想、崇高的人格、绝妙的华章，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世人。在中学语文教材中，比较起其他古今中外的作家，他的作品最多。所以，研究和探讨中学鲁迅作品的教学，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这里，笔者就此谈两点意见。

一、科学评价鲁迅作品中的历史名人

鲁迅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相对比较复杂而混乱的时代，各种政治和文艺思潮风起云涌，有正确的，有错误的，因而也就有了激烈的论争。鲁迅在他的作品中，对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和凶残本质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抨击，对论敌进行了有力的挖苦和讽刺。几十年潮起潮落，斗转星移。今天的我们，恐怕应该要用新的眼光来评价鲁迅的论敌即鲁迅作品中的一些名人了。

比如，鲁迅论敌中的最后一位作古者梁实秋，他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很有影响的一个散文家、学者。1949 年移居台湾后，长期执教于台湾师大，在教学、创作、翻译等方面颇为勤奋。其散文隽永简洁，堪称大家；学术研究上很有造诣；翻译上贡献卓著。《记念刘和珍君》中被鲁迅指责过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1925年8月被免职后，南下无锡，在家乡继续致力于教育事业。1938年，日军侵入苏南，烧杀掠淫，无恶不作。杨精通日语，一旦见此，怒詈日军，尽力保护妇女，终被日军秘密枪杀。杨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敬业精神可嘉；以一弱女子而慷慨捐躯，民族气节可敬！《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提及到的“反面人物”章士钊，早年是反对满清的激进派；“五四”运动前后，资助过到欧洲求学的留学生。1949年，作为的代表参加和平谈判，因政府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遂留北平。此后，作为爱国民主人士，曾多次为国仗义执言，直至上书主席。此外，林语堂、胡适、周作人、陈源（陈西滢）等，现在出版了他们的许多著作，也有许多介绍他们的文章，有的还对他们给予很高的评价。

我们在教学鲁迅作品，涉及有关历史名人时，就不能不引导学生去科学地评价他们，回避是不可取的，随意处理也不行。我们对这些历史名人，既不能低评，也不能高估。要用历史的、发展的观点，既要考虑他们的政治态度、思想认识，又要考虑他们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全面评价他们的功过是非。同时，我们应当向学生讲明这样几点。1、对一个人盖棺论定，是后人的事；鲁迅没有，也不可能对他的论敌作出全面的评价。2、鲁迅一生，从未与强权结盟，他对他的论敌的批评，无法律效力，也无行政措施，对对方不构成人身伤害。3、最重要的一点，鲁迅与他们的论争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如林语堂，鲁迅与之交往较多。鲁迅撰写《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的直接原因，确实就在于林的《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一文。在该文中，林认为“对于失败者不应再施攻击”，主张“费厄泼赖”。在大革命高潮中，这样的观点显然是不当的。于是鲁迅撰文加以批评。在鲁迅的批评和“三·一八”事实的教育下，林很快认识自己的错误，积极参加了“学生的示威运动，用旗杆和砖石与警察相斗”（《林语堂自传》），并成了《语丝》全盛时代“打狗”的先锋。1926年5 月，林离京去厦门，鲁迅为他饯行，并摄影留念。同年7 月，鲁迅接受林的邀请，到厦门大学任教。鲁迅在厦大的一段生活中，受到林的悉心照顾。可见他们的情谊还是很深的。至于后来他们的分手，是另外的原因。从他们关系的疏密反复中，我们不难看出，鲁迅对某一论敌的批评，仅仅是限于某一个特定时期；离开这一个特定时期，鲁迅是不会批评这一个人的。

二、规范鲁迅作品中的语言文字

由于历史的原因，鲁迅作品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某些与现行语言文字规范相悖的现象。在教学中，如果教师因为出于对鲁迅先生的敬畏而讳莫如深，就势必使学生无所适从，甚至因“名人效应”的影响而盲目模仿，语言文字规范工作就难以完成，祖国的语言文字就不能正确地被运用。

鲁迅作品中语言文字不规范的现象，主要在三个 方面。

一是词语不规范。例如：

（1）她来求我荐地方，我那里料得到是瞒着她的婆婆的呢？。（《祝福》）

（2）然而她总如此，全不见有怜俐起来的希望。（同上）

（3）目的是在绍介东欧和北欧的文学。（《为了忘却的记念》）

例（1）中的“那里”应该写作“哪里”，因为只有后者可以用于反问句，表示意在否定。至于例（2）中的“怜俐”，恐怕所有的学生不需要翻工具书，就能知道它应该写作“伶俐”。例（3）中的“绍介”，有这样的说法，但今天一般是说成“介绍”，所以还是按现在的说法为好。

二是标点符号不规范。例如：

（4）“实在，我说不清……。”（《祝福》）

（5）她就正告我，“先生还是写一点吧；刘和珍生前就很爱看先生的文章。”（《记念刘和珍君》）

（6）心里暗暗地想，“这坟里的也是儿子了。”（《药》）

以上三例，都有标点符号用错了。例（4）中的句号属多余，因为省略号的使用有个原则：省略号前应该用什么标点符号就用什么标点符号（如果是顿号、逗号，也可以不用），省略号后不必再用标点符号（问号、感叹号除外）。例（5）中“她就正告我”后面的逗号应该改为冒号，因为后面的内容是“她”说的完完整整的话。同理，例（6）中的逗号也应改为冒号。

三是语法不规范。例如：

（7）它的事业，只是以伶俐的皮毛，获得贵人的豢养……（《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8）定眼再看，却也看不出什么别的奇怪。（《药》）

（9）一见她的眼盯着我的，背上也就遭了芒刺一般……（《祝福》）

例（7）中的“伶俐”是聪明、灵活的意思，怎么能修饰“皮毛”呢？例（8）显然缺乏宾语中心词，应该在“奇怪”后加“现象”一词方可通顺。例（9）读来别扭，“一见”的宾语应是“眼”而不是“我的”，应该把“眼”移到“我的”后面。

当然，鲁

迅的作品，写于现代白话文兴起之初，语言文字尚未规范，是一种特定时期的现象，本不应该苛求于他。但作为语文教师，应当向学生指出这些不规范的地方，并且应当向学生讲清这是特定时期的现象，不必学习和模仿。

第5篇：鲁迅生平简介范文

内山完造在书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生活中的鲁迅形象。在他看来，鲁迅首先是一个爱笑的人，“经常笑，不是微笑，而是哈哈大笑”；鲁迅是一个温和慈祥的父亲，“每天都会拿着颜色漂亮的赛璐洛玩具回家，而且手上的玩具还不停地变化着”；鲁迅也会轻信流行的谣言，当时江浙沪一带流行吃一种可以补身体的虫子，他也曾在火柴盒养过两只，后来因为太肥而丢弃。鲁迅也有自己的顾虑，他会问内山完造处还有多少他的存账，因为即将与人打笔仗，一仗下来会得罪人，打掉半年的伙食费；鲁迅也有自己的恐惧，频危时医疗抢救已经失去作用，他会恐惧地问内山完造：“我的病怎么样了？怎么好像不起作用？”总之，在他笔下，鲁迅不是一个“神”，而是一个真正的人。因为这样的人有血有肉，才让人觉得格外亲切。

实际上，今日的鲁迅，早已不再是过去政治塑造下“横眉冷对”的革命家形象。研究者们一直在进行着将鲁迅请下神坛，还原为人的努力。由此我们知道，鲁迅有自己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有大公也有偏私，有高尚也有狭隘。尽管如此，内山完造给我们提供的鲁迅形象仍不多余。尤其是内山完造本来就是作家，往往能用有限的词句精确地概括出鲁迅的一些特征。比如他会记录到，当蹒跚学步的周海婴呼唤在书店看书的鲁迅回家时，鲁迅透出的是一副“幸福的烦恼样”。诸如此类传神的描写，“有血有肉”亦不足以形容，简直可以说让一个鲜活的鲁迅跃然纸上。阅读到此，读者脑中会很自然地出现那样一幅场景，想象出鲁迅当时的神态，联想到当时鲁迅温和而慈祥的样子。

当然，内山也不只是记载鲁迅在生活中的世俗和温情的一面，也不忘记录鲁迅的“硬骨头”和“先知者”形象。这两种形象，对我们读者而言比较熟悉。比如他回忆鲁迅得知杨杏佛被杀时，冒着生命危险前去吊唁，视死如归，坦然出门；回忆鲁迅拒绝他的学生帮其取消国民政府的逮捕令。他反复写道，鲁迅经常对他说，担心中国将来会变成阿拉伯一样的沙漠，为了避免这样的局面，他必须战斗；记起鲁迅无数次激烈批评中国人马马虎虎的态度，批判中国的国民性。“硬骨头”和“先知者”的形象，与生活中温情世俗的另一面互相配合，看似矛盾却相得益彰，构成了一个完整而真实的鲁迅。

与许寿裳的《亡友鲁迅印象记》相比，《我的朋友鲁迅》只记述鲁迅的只言片语，略显不够系统，给人支离破碎之感。但是从某种程度上，内山算是鲁迅的知己，因为他在本书中，还算比较恰当地呈现出鲁迅在那个时代下，对中国未来的那种深刻忧思。内山也毫不掩饰地在书中表达自己对鲁迅的崇拜之情，认为这位中国的“民族魂”的人格无比崇高伟大，与自己的“渺小”形成强烈反衬。因此，他虽然描写了世俗生活中鲁迅的种种，却仍然是以一种仰望的姿态写作。实际上，内山完造正是鲁迅光环的最初主要制造者之一，他笔下的鲁迅，虽然有血有肉，仍然不脱那种“高大全”的导师形象。因此，他的印象是否有失真之处，似乎还需要仔细考察研究，多方比对各家说法，才可完全相信。

作为一个日本人，与日本侵略势力普遍藐视中国不同，他在书中多次流露出对中国的感情。甚至他不同意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悲观判断，认为中国到处都是优点，许多传统美德正是日本所不具备。对于中国读者而言，受到国际友人的如此肯定，似乎是满足了一回“天朝上国”的自尊。但历史却远非如此简单。三十年代就有人怀疑内山完造是日本间谍，专门负责监视鲁迅。尽管鲁迅亲自写文章辟谣，还是有许多说不清楚的地方，此种传言仍如影随形。为鲁迅诊治疾病的须藤医生，也正是经内山完造介绍。鲁迅家人一直怀疑须藤故意误诊，对鲁迅的死有不可摆脱的责任。只是种种真相，已经不可能为我们所知。其中奥秘，随着当事人的去世，已经永远不能再见天日。

第6篇：鲁迅生平简介范文

关键词：新兴版画；赞助人；鲁迅；木刻运动

0 引言

鲁迅，我国中国新兴木刻运动的奠基人和倡导者，更是一位身体力行的艺术活动实践家和艺术的“赞助人”，为我国的近现代文化艺术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其倡导实行的中国新兴版画运动更是将当时的国家命运和人民的现实生活有效的描绘出来了，突出而鲜明地反映了那时代的版画艺术家的创作思想。正如鲁迅自己所说的那样，这些版画艺术的创作者们将自己的真情实感、对祖国的满腔热情，通过新兴版画创作的形式呈现在世人面前。因此，在中国新兴版画的众多艺术作品中，有着创作者们不可抑制的激情，从而使我国新兴版画艺术时刻充满了永恒的生命力与激情[1]。

1 中国新兴版画的发展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疯狂侵略中国。在这样一个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异常激烈的时代，中国的新兴木刻运动开始了。

与传统的版画不同，新兴版画更多的彰显出个性鲜明、手法明快简练、风格多样灵活的特点，同时普遍具有写实性倾向，更多关注的是时代的发展，具有人文主义情怀和现实主义深度。其艺术特点主要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萌芽时期（1931～1937年）和成长发展时期（1937～1949年）。萌芽期的新兴版画主要是以黑白木刻为主，作者均为热血的青年，他们积极学习和吸收原苏联和德国的版画，将其再创造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现实主义之作。同时，他们的版画创作刀锋有利，饱含着其革命激情，给人一种震撼人心的“力”之美，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版画作家和不朽的版画作品。成长发展时期主要指的是八年抗战时期和四年解放战争时期。在这12年的革命战争时期，版画作家们用他们满腔的热情创作了大量的反映战时民众生活的优秀版画[4]。如版画家李烨于30年代在全民族反帝救亡热潮中创作的木刻作品《怒吼吧，中国》（见图1）。

2 鲁迅与新兴版画运动

中国的版画艺术在经历了明清两季的鼎盛之后，在近代时期逐渐的走向衰落，正是这时候，鲁迅先生将珂勒惠支、麦绥莱勒等人的版画作品介绍到中国，有力的推动了中国新兴版画艺术的蓬勃发展。而在前几年，珂勒惠支的版画在北京、武汉、南京的巡回展出，艺术家曾梵志将自己收藏的珂勒惠支的版画作品《自画像》捐赠给了母校湖北美术学院。这一举动又重新引起了人们对这位德国女艺术家的强烈关注，更是引发了人们重新思考鲁迅与中国新兴版画之间的关系 [5]。

鲁迅，中国版画运动的开拓者和艺术的“推动者”及“赞助人”，在1929年创办的《艺苑朝年》中，发起了中国的新型木刻版画运动，作为中国新型版画的发展起点。此后，他又陆续引导人们创立从事新型版画创作和研究的团体，将中国现代版画运动的序幕从此拉开。同时，鲁迅，也可以说是将珂勒惠支版画介绍来中国的第一人，在1931年的《北斗》创刊号上他就选用了珂勒惠支木刻组画《战争》中的第一幅《牺牲》，用以纪念“左联”柔石等五烈士。其后，鲁迅陆续将其的版画作品传入中国，来鼓励当时的从事木刻创作的青年人从外来的文化中汲取营养，重点关注现实生活，创作出反应当时中国社会面貌的版画作品。总结鲁迅与中国新兴版画运动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了两个方面：“以洋入中”和“以古入今”。前者主要表现在鲁迅将西方的优秀版画作品积极的传入中国，鼓励国内版画创作家们积极吸收外来版画文化的优秀成分。而后者，主要表现在鲁迅在介绍外来版画文化的同时，还积极收集了大量以汉代石刻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线条造型艺术的拓片，就像他说的“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倘取入木刻，或可另辟一境也。[6]”在其的思想领导下，创造出了大量优秀的版画作品。

3 鲁迅的版画情结

在鲁迅的临终遗言中有这样一句话“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7]”这就充分的说明了鲁迅对美术的喜爱并不亚于文学。他作为一位伟大的文学大师，却在晚年积极倡导版画艺术，并紧紧以一己之力就推动了中国的新木刻运动。他是将西洋版画传入中国的第一人，先后编印了九种外国版画集；积极创办木刻讲习班，指导美术青年进行版画创作；逐渐的将版画提升到与国画、油画、雕塑相同的地位，成为中国的四大画种之一。但是，鲁迅为什么有提倡版画创作呢？他与版画之间有着怎样的情结呢？

有人认为，鲁迅之所有要积极倡导版画的创作，是由于当时的革命背景所致。这样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鲁迅将西方版画引入中国的时间大致是在20世纪30年代，那时候的中国正处于水深火热的革命战争当中，为了更好的将人们的现实生活有效的反映出来，版画是一个很好的表现形式。正如1934年鲁迅收藏的几幅木刻作品：《某女工》、《三农夫》、《灾民》、《白色恐怖》、《五一纪念》、《挑担者》等都鲜明的反应了当时社会的现实和矛盾，因此，鲁迅将版画称为“革命的中国之新艺术”。鲁迅在版画身上，无疑是想让其作为自己的思想载体。中国新兴木刻运动可以说是鲁迅开辟的在文学之外的第二个战场，是其启蒙精神的延续。他就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时时刻刻的告诫在受苦受难的中国人，他在“呐喊”。

在鲁迅看来，民间的东西都是积极向上，富有无穷生命力的，因此，他大力提倡版画艺术，有效的将民间的视野吸收到版画的创作中，来全面的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同时，鲁迅积极提倡版画的举动也突破了当时的主流美术界，重视中国画的发展，突破文人画的局限，抵制全盘西化，并积极奉行“拿来主义”，在民间视野的基础上，有效的汲取古今中外文化艺术的优秀成分，从而造就出具有特色的新兴版画艺术。

4 鲁迅对中国新兴木刻版画发展的贡献

4.1 动机明确

我们知道，20世纪30年代，中国人民正处于水深火热的抗日战争当中，鲁迅认为木刻这一大众性的文艺活动可以达到文字所无法企及的文化宣传功能，可以有效的成为唤醒和组织人民大众的有力武器。因此，在新兴版画倡导之初，鲁迅就引导一大批的对革命拥有满腔热情的年轻人，借助新兴木刻这一全新的文艺运动，指引中华民族解放战争引走向一条更加宽广的光明大道上[7]。

如在20世纪30年代初，他开始收藏浮世绘，现存的有60多幅，如1930年10月9日日本朋友赠送的歌川丰春绘制的《深川永代凉图》，另外他还化重金购买了野口米次郎编著的“六大浮世绘丛书”。鲁迅一生共收藏了2100多幅由16个国家280多位版画家的作品。如美国记者沫特莱，托德国留学的徐诗荃、旅居前苏联的作家曹靖华，帮他购买国外的比如：德国、比利时等国的版画，如珂勒惠支的《牺牲》、《面包》、《俘虏》等、比珂夫的《抒情诗集》插图和克拉甫兼珂的《静静的顿河》木刻插图等。同时，他不仅收藏版画，还举办过多次原拓作品展览，并编印了《比亚兹莱画选》，《一个人受难》、《苏联版画选》、《近代木刻选集》、《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引玉集》、《新俄画选》、《路谷虹儿画选》、《死魂灵百图》、《士敏士之图》等11册版画选集，大力推动我国的新兴木刻运动。那时，鲁迅为了收藏版画，他花了大量的精力和金钱。如在《鲁迅日记》中就有记载：1930年7月15日，“收诗筌所寄Kathe Kollwitz画集五种。”1931年6月23日，“收到诗筌所寄Kathe Kollwitz画选”一贴。1931年4月7日，“托A·Smedley寄K·Kollwitz一百马克买版画”。1931年5月24日，“收到Kathe Kollwitz版画十二枚，值百二十元”。1931年7月24日，“得Kathe Kollwitz作版画十枚，共泉百十四元”。此外，他还赞助了许多国内的版画作家为其创作版画肖像，如赵延年、李以泰的版画作品。

4.2 有力的行动

30年代鲁迅就指出“要技艺进步，看本国人的作品是不行的，因为他们自己还有着缺点，必须看外国名家之作。[7]”因此，在新兴版画的倡导之初，鲁迅就积极的引进外国的优秀版画作品，以举办外国版画展览的形式让国人清楚的认识到欧洲版画艺术的优秀之处。他收藏的众多外国版画画册、版画原拓都是及其丰富且来之不易的。

我们在《牛津英语词典》中查到对赞助人（patron）一词的解释是：“提供具有影响力的支持以促进某人、某项事业、某种艺术……等的利益的人，另外，在商业用语中指某位常客。”而鲁迅就是这样一位常客，。在这样一个充满危机的环境中，鲁迅不畏艰险，积极致力于将推动我国的新兴木刻运动。他在上海先后举办和协办过四次的国外艺术家的版画展览，分别是1930年10月“西洋木刻展览会”、1932年6月“德国作家版画展”、1933年10月“现代作家木刻画展览”、1933年12月“俄法书籍插画展览会”。而且，这四次版画展览会的所有的事都是鲁迅亲力亲为的，足以可见其对我国新兴版画的倡导力度之深[8]。

（1）西洋木刻展览会：这次展览会是中国第一次外国版画展览，这是展会展出了英国、意大利、美国、俄国、日本、法国、瑞典作家的70余幅版画作品，。而且据许广平回忆，该展会的作品选定。编号等工作都是鲁迅亲手完成的。

（2）举办了德国作家版画展：这次的展览筹划是由鲁迅与当时寓居上海的第三国际人员、瀛寰图公司的经历德国人汉堡嘉夫人共同准备了半年之久才完成的。在此次展会中，鲁迅更将其珍藏的珂勒惠支所做的铜版画《农民战争》和格罗斯所做的石版画等作品展出，以供广大版画青年爱好者学习和鉴赏。

（3）现代作家木刻画展览：该次展会展出的作品主要是苏联和德国的版画作品，因此，又可称为“德俄版画展览会”。展会由鲁迅亲自筹划完成，在展出期间，更是在会场积极接待观众，并耐心的向他们介绍和讲解展会的版画作品。

（4）俄法书籍插画展览会：该次展会共展出了苏联和法国的木刻插画100余幅，并且鲁迅在这次展会的主要意图是向国人介绍苏联的木刻作品，将苏联作家的版画作品中所创作出来的精神思想以这种非常直接的方式传达给正在战斗且彷徨的中国人民，鼓舞国人的斗争意识，并推动我国的新兴木刻运动朝着更加蓬勃的方向发展。

在这四次版画展会中，所展出的作品的数量和质量随着展览的都是在不断的进步的，而且尤以苏联版画作品居多。我们知道，让国人了解其版画作品，不仅可以学习到其优秀的版画艺术成就，而且可以从其国的发展进程中看到我国未来的发展形势，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正是由于这四次展览会的成功举办，使我国的新兴版画如雨后春笋般遍地开花，“落叶归根”[9]。

4.3 非凡的贡献

鲁迅对新兴木刻版画运动的所举办的外国版画展，有力的影响着中国的革命和新兴木刻的发展。国外艺术家的版画展览的举行，增强了人民在思想上的战斗力并且开阔了中国青年艺术家的视野，大大的提高了他们在版画艺术创作中的版画艺术技能。在当时的中国，由于还没有正规的教师来进行木刻的技能培训，而外国版画作品展览的举办，大大的吸引了广大青年对木刻艺术的极大地兴趣。从而不断的提高他们的版画创作能力，壮大新兴木刻运动的队伍。并且促进了中外版画艺术的交流。展会的举办不仅可以将国外优秀的版画作品传入国内，供人们学习与借鉴，同时，也有利于将本国的版画介绍出去，两者取长补短，共同进步。就像当时的《巴黎午报》专栏作家就发文赞扬中国的木刻是社会的“真实写照，是街上活生生的形象，然而几乎都是悲惨。他们大刀阔斧——即使他们的艺术粗糙了些，但却极有表现力——描绘了苦难的人民，罢工，行进中的农民，革命，工人，苦力，白色恐怖……[10]”

5 结束语

中国的新兴版画艺术从20世纪30年代由鲁迅倡导、介绍到中国以来，经历了八年抗战时期、四年解放战争时期，不断的发展与壮大，并逐渐成为了一门独立而独特的美术门类，这无不和鲁迅的推介及赞助有关，作为新兴版画艺术的推动者，我们不能忘了我国新兴版画艺术的赞助人——鲁迅，在铭记中国新兴版画艺术光辉灿烂的历史进程的时候，是他在自身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不遗余力的将欧洲的版画艺术的优秀成分传入中国，我们应该铭记这历史时段。

参考文献：

[1] 刘小玄.极具生命力的中国新兴版画艺术[J].株洲工学院学报，2009，20（3）：12-15.

[2] 方麟.鲁迅的版画情结[J].语文建设，2009（11）.

[3] 田达治.也说鲁迅与新兴版画运动[J].美术报，2010（8）.

[4] 谢春.鲁迅对近代中国新兴木刻发展的贡献[J].求索，2009（12）：172-175.

[5] 董宁宁.鲁迅文艺精神与中国现代版画发端[J].云梦学刊，2012，33（3）：97-100.

[6] 沈刚.生命力度与历史理性——由新兴版画的形式意味看鲁迅的文化性格[J].江西社会科学，2010（5）：55-60.

[7] 黄显功.中国新兴版画的历史记录——早期版画出版物举隅[J].上海艺术家，2011（4）：239-241.

[8] 恩泉.鲁迅先生于中国新兴版画运动[J].检查风云，2010（20）：121-123.

第7篇：鲁迅生平简介范文

一、授课思路上一定要注意深入浅出

以鲁迅的文章《风筝》为例，要当作鲁迅的作品来教，而不应当简单地当作一般的文学作品对待。对于鲁迅的生平、主要著作及《风筝》的写作背景等应当涉及。但如果按一般程序：作家作品、背景介绍、字词教学、文本解读、美点探究、延伸拓展，则又会显得呆板、枯燥。可以换一个思路：不妨先不介绍鲁迅，先从文本入手，从文本语言文字的解读出发，去感受作品所描绘的文学形象，进而理解文本的思想内容。

作品思想的深邃，选材的精巧，结构的别致，加上语言运用的高超的艺术功力，使《风筝》这篇作品不仅具有深沉的思想力量，而且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那么在这时候再去探究作者、作者的生平、作者的家世、作品所折射出的思想内涵，学生就会有兴趣，探究的结果会使他们感受到鲁迅先生的人格美、人情美。他们会情不自禁地爱上鲁迅，为以后更进一步学习鲁迅先生的作品打下良好的心理基础。

二、倡导联读，运用比较法

语文教学中，比较的方法可以说无处不在。这种方法在鲁迅作品教学实践中，是一个有效的途径。因为鲁迅作品中主题的相互关联与暗合的现象大量存在。如鲁迅的一生是对奴性宣战的一生，《阿Q正传》中阿Q在大堂受审时，知道审问者有些来历，膝关节便自然而然的宽松，跪了下去，虽然别人吆喝他不要跪，但总觉得站不住，终于由蹲下趁势跪下了。而在《灯下漫笔》中，鲁迅更是一针见血地写道：“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而事实上，鲁迅多种文体的作品，尤其是小说和杂文，尽管题材、结构、表达方式不同，但思想内涵却是反复表现的，互为印证。鲁迅小说通过对艺术典型的生动描画来批判国民弱民，这恰恰是杂文的形象化；而杂文则意旨更明显，表达更直接，那正是小说的注释。对学生而言，比较法常常会给他们带来豁然开朗的感觉，与顿悟相伴的学习本身就具有奖励的性质，极大的调动学生的阅读兴趣。

三、中学语文教师要加强与鲁迅研究界的联系，及时使学术成果反映到中学鲁迅作品教学之中，增加鲁迅作品教学的生气，活跃鲁迅作品教学课堂

“”结束以后，鲁迅研究突破了30年来的政治图解模式，逐渐扭转把鲁迅思想一味紧贴文艺思想的倾向，力图还原鲁迅以本来面目。但中学鲁迅作品教学与鲁迅研究界多年隔绝，使得新的研究成果不能及时进入中学鲁迅作品教学。改革开放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关于中学鲁迅作品的思想主题教学，基本沿用五六十年代的阶级分析方法，进行抽象政治观念的说教。这就造成了一个尴尬的现象，在中学语文界，一方面，大家都承认鲁迅及其作品的伟大，另一方面，却有许多教师和学生不喜欢鲁迅和他的作品，认为其作品“深奥”“难懂”“怪僻”；其人尖刻，爱骂人，动不动就对人“打棍子”“扣帽子”。所以，有一部分教师比较抵触鲁迅作品，对鲁迅作品教学不是积极钻研，而是消极应付，以致中学鲁迅作品教学课堂气氛沉闷，缺乏生气。这直接影响了中学语文教学的整体效率，也影响了鲁迅这一世纪精神遗产的有效传播和继承。

第8篇：鲁迅生平简介范文

【关键词】鲁迅；小说；看客；人物形象

中图分类号：I2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04-0263-01

一、看客的心理特征

（一）冷漠无情。当阿Q被关在囚车中拉出去枪毙时，他的内心非常惶恐，此时街道两旁的看客让他觉得颤栗，仿佛他们是吃人的饿狼，吞噬他的血肉，撕咬他的灵魂。鲁迅先生将看客围观杀人时的惬意心理和阿Q行刑时的恐惧心理进行了对比，从阿Q的角度出发，准确地描绘出看客群体的冷漠无情。

（二）欺软怕硬。阿Q畏惧“假洋鬼子”，在被他们打后，就欺负起比自己更弱小的小尼姑，不仅语言上调戏小尼姑，还摸头皮、拧脸颊，处处给小尼姑难堪。阿Q做这些主要是为了取悦酒店里的看客，这些看客不仅不帮助弱者，反而大声起哄、喝彩，充分体现出看客们欺软怕硬的心理。

（三）胆小怯懦。夏瑜被杀头时，看客们人如潮涌，纷纷前去围观，但是真正到了杀头的时候，却都胆怯了，鲁迅先生用白描的手法，将看客看热闹的情形和胆怯的情形进行了对比，营造了一种强烈的讽刺效果。

（四）喜新厌旧。在鲁迅先生的小说《祝福》中，祥林嫂的悲惨命运不仅是由封建礼教造成的，鲁镇上的普通百姓也是造成祥林嫂命运悲剧的帮凶。在祥林嫂丧夫丧子之时，鲁镇的百姓们为满足自己的好奇心理，引诱祥林嫂讲述自己的不幸，但是当祥林嫂反复诉说自己的不幸时，人们开始表现出厌恶和唾弃。

二、看客现象的悲剧审美价值

鲁迅先生笔下看客群体庸俗肤浅的快乐，体现出强烈的悲剧审美价值。

（一）描绘了无辜的迫害者群体形象。当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夏三爷、赵太爷、鲁四老爷、丁举人等，将夏瑜、阿Q、祥林嫂、孔乙己等推向现实的绝境时，那些冷漠无情的看客群体们也将阿Q逐步推向深渊。看客群体大多处于社会的底层，并非心存歹意，他们大多精神空虚、信仰缺失，这就导致看客们麻木不仁、心理扭曲。他们也意识不到自己行为的悲哀，看客群体就发展成为无辜的迫害者群体，大大增加了故事剧情的可悲矛盾和冲突，在一定程度上渲染了故事情节的悲剧性。

（二）批判了封建价值观的吃人本质。封建社会的看客不仅喜欢欣赏别人的痛苦，还要将自己看到的“趣事”传播开来，让更多看客一起来看，再加上他们的思想一直受到社会伦理道德的束缚，他们在传播“趣事”的时候都会带上强烈的封建社会主流价值取向。看客们的思想比较荒诞，思维逻辑混乱，没有判断是非的能力，对于封建势力只有屈从。鲁迅笔下的看客现象深刻批判了封建价值观的吃人本质。

三、看客现象批判的文化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看客现象批判的文化意义。从封建社会开始，看客现象就一直存在，这就意味着看客现象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儒家思想认为万物皆有尊卑之分，儒家思想将社会割裂成不同的尊卑等级，认为爱有远近亲疏之分，因此，人和人之间就形成了等级高墙，人与人之间就会产生一定的隔膜。鲁迅笔下披露了封建礼教吃人的歪理，人与人之g毫无真诚和温情，都在威胁和算计他人，人与人之间形成了一道冷漠的高墙。在这种奴性化思想的影响下，国民形成了盲从思想，其思考能力严重退化，封建专制制度和落后思想扼杀了一切新兴思想，这就导致整个国家的国民都失去了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

（二）看客现象批判的现实意义。看客现象深刻揭露了整个民族的病根，看客对公平正义事件漠不关心，内心被冷漠、自私、虚伪充斥着，他们无情无义，以他人的痛苦为乐，并从别人不幸的人生中获取“审美”价值，但是对于他人的不幸从没想过伸手援助。在鲁迅先生的小说中，多次指出了看客现象对整个社会的危害，指出看客在围观他人的悲惨生活时，也充分展现出了民族劣根性。

四、总结

鲁迅笔下的看客群体能够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现象和国民心理，小说中的看客能直接反映出人物活动的时代背景，这些看客对主人公的心理和行为具有极大影响。在实际生活中，看客是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群体，并且从封建社会开始一直延续到当代社会，根据时代的变化，看客群体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只有对不同时代的看客现象形成条件和国民心态进行分析，才能弄清国民心态对精神文明建设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林爱.鲁迅小说中的看客现象分析[J].语文教学与研究，2011（5）.

[2]王媛.从鲁迅小说到今天生活中的“看客现象”[J].科教导刊，2015（4）.

[3]田丰.鲁迅与左翼乡土小说中的看客形象比照研究[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1）.

第9篇：鲁迅生平简介范文

笔者一直想收藏一通沈从文的手札，不仅是因为沈从文先生的章草在中国现代书坛占有重要一席，还因为仰止一代宗师的文学成就和自由主义精神。

我一直期待着与沈大9币的章草结缘，而且等了多年。正如大师说过的：“我明白你会来，所以我等。”

这份良缘终于在几年前得以喜结(图1)，便是那通与我有缘的沈从文的手札，笔者试释文如下：

朱溪：

谢谢你来信总不忘劝我的话。自己真是中年无用人了，除去牢骚，所谓生活，就剩余无多了。近来大致是天气不行，只想与世界离开，文章是写来也全无意思的，我似乎在做文章以外还应当做一点其他事情。但目下则除了这样写写一块五一千字的小说以外就是坐到家中发自己的脾气，或者世界上也应有这种人点缀，所以无法与命运争持了。

身体不好则只想回此平清，可是还不知要到什么时候我可以来去自由。目下则一离开上海就得饿死。有人在我《龙朱》一文上又称我为天才，可不知道这天才写完文章倒到床上时是何等情形，前说写《雨后》时有灵感可以自豪，我倒将为我一面想到病倒在床的母亲一面写出《龙朱》与《雨后》那样文章为奇事了。不死之前大约还得写五百篇罢，自己想起自己，却真只能笑的。日子是快过年了，只愿你好好过日子。我们太容易老了，能在年青时荒唐一点就不妨荒唐，不要太老成，幸福得多。

沈从文廿日

这通手札是沈从文写给程朱溪的。程朱溪(1906～1952年)，安徽绩溪人。民国14年(1925年)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开始诗歌、小说的学习和创作。后来在国民政府担任要职。出版有散文诗《天鹅集》，中篇小说《父与子》。根据《沈从文文集》中的记载，此通手札应写于1929年。当时，浓从文在上海专事写作，与胡也频、丁玲一起创办《人间》《红黑》杂志，信中提到的《龙朱》一文就发表在《红黑》第1期。但由于经营不善，《人间》《红黑》相继停刊，沈从文陷入了债务的泥潭，仅靠写作来维持家庭生活。在信中写道：“我似乎在做文章以外还应当做一点其他事情，但目下则除了这样写写一块五一千字的小说以外就是坐到家中发自己的脾气……目下则一离开上海就得饿死。”从字里行间能感到沈从文此时此刻生活的窘迫和事业上的挫败。

鲁迅手札中记载　徐梵澄与鲁迅的关系缘于版画　张瑞田

鲁迅在1929年至1930年的日记中屡次提及徐梵澄。1928年9月13日，鲁迅写道：“晴。上午收杨慧修所寄赠之《除夕》一本。午后收大江书店版税泉三百，雪峰交来。得诗桁信。下午得张天翼信。得诗荃信。晚得钦文信，夜复。寄协和信并泉百五十。假柔石泉廿。”1929年10月25日、11月30日、12月14日、12月29日，均提到诗荃，要么得诗荃信，要么给诗荃寄信、谈画、寄书。

鲁迅墨迹中有一通与诗荃的手札，研究鲁迅书法的人无不对此津津乐道。

诗荃，即徐梵澄，生于1909年，卒于2000年，原名琥，谱名诗荃，字季海，湖南长沙人。1945年底，徐梵澄赴印度参加中印文化交流，先后任教于泰戈尔国际大学和室利阿罗频多学院。1978年回国，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徐梵澄是著名的精神哲学家、印度学专家、宗教学家、翻译家、诗人，有十六卷《徐梵澄文集》存世。

上世纪80年代，在《读书》杂志上看到徐梵澄的文章，但不知道此人就是鲁迅日记中的诗荃。此后，徐梵澄的光芒被更多的学人沐浴，我们才顿悟，同时代还有这样一位清洁、高贵的读书人。

徐梵澄与鲁迅的关系缘于文章、版画。1929年8月，徐梵澄赴德国留学前夕，去向鲁迅辞行。鲁迅知道徐梵澄即将远行时，感叹道：在中国没有24小时了。停顿片刻，鲁迅又说：哦!你还有点稿费在这里。然后，鲁迅把一叠钞票交给徐梵澄。几十年后，徐梵澄在《星花旧影》一文中深情写道：“当时我颇写些杂文和短篇小说，不时寄给先生。刊登后便去领些稿费。或多或少，总是每干字五元。这次回来一数，实在优待了一点，几乎是八元一千字，一共三十余元。――出国的计划，我早先告诉过先生，这时也毋庸多话了。”

到德国的徐梵澄一直与鲁迅保持联系，其中重要的纽带就是版画。

现代作家中，鲁迅对美术的态度严肃、认真。陈丹青说：“清末民初、‘五四’前后，重要的文人而能单来举说和美术的关系者，似乎很有限：康有为、梁启超、胡适、陈独秀、周作人，鲜有长期而深度介入美术活动的记录。”

鲜有，不等于说没有，鲁迅就有“长期而深度介入美术活动的记录”。鲁迅与版画的关系，就是证明。

1998年，纽约古根海姆现代美术馆举办了首次中国美术大展，从1900年至1980年的各个专题，展现了民国与新中国几代人的代表作品，有国画、油画、版画和书籍装帧。时在美国游学的陈丹青参观了这个展览，他直言不讳地说道：民初那代人的新国画，既过时，也比不得古人；徐悲鸿、林风眠的早期油画，虽令人尊敬，但实在过时了，且在纽约的语境中，显得简单、脆弱、幼稚。使我吃惊的是，左翼木刻，包括鲁迅设计的几件书籍装帧，不但依旧生猛、强烈、好看、耐看，而且毫不过时，比我记得的印象更醒目、更优秀――纵向比较，左翼木刻相对明清旧版画，是全新的、超前的，具有清晰的自我意识；横向比较，与上世纪初德国、英国、苏俄及东欧的表现主义绘画，也是即刻响应、同期跟进的。

关心木刻的鲁迅，当然关心徐梵澄前往的德国。陈丹青不是说了吗，鲁迅木刻的眼光“与上世纪初德国、英国、苏俄及东欧的表现主义绘画，也是即刻响应、同期跟进的”。他给徐梵澄写信，请这位学生代他在德国收购版画。徐梵澄也是严谨、认真的人，他不敢让鲁迅失望，常常去海德堡等地的画廊寻找鲁迅的所要。为了提高自己对版画的审美能力，徐梵澄拜德国木刻家瓦德博先生学习木刻。鲁迅于1930年4月30日的日记写道：“昙。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福民医院诊。午后同三弟往齿科医院。往内山书店。三弟赠野山茶三包。收诗荃所寄在德国搜得之木刻画十一幅，其直百六十三马克，约合中币百二十元。又书籍九种九本，约六十八元。”这批作品，是徐梵澄为鲁迅代购的第一批德国版画作品。此后，徐梵澄又陆续代鲁迅购买了20多幅版画作品。因徐梵澄有瓦德博先生的指点，他代鲁迅购买的版画均是名家作品，其中包括塔尔曼、梅斐尔德、巴尔拉赫等人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