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化比较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中外文化比较论文范文

    学者王元化也被推重为“时代的思者”①。虽然作为学者或思想者,王元化都难以完全纳入“比较文学”论域,后者却可能是感触前者独特风貌的一个有效视角,而前者也可能为后者提示“中国气派”的启示。就王元化学术方面而言,一位前辈文艺学者将之梳理概括为八个方面后写道:“20世纪上半叶,中国出了不少学术大师,如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鲁迅、胡适、郭沫若等”。而及至21世纪,“王元化作为一代学术大师的意义和价值,似乎还不曾被更多的人所认识和揭示”②。在改革开放以后形成的“比较文学”学科领域中,着名法国文学研究者钱林森《缅怀远去的智者———王元化先生与〈跨文化对话〉二三事》中写道:“国际双语论丛《跨文化对话》自1998年创刊至今,已迈过10年历程了。……不久前离世的王元化先生,他为《跨文化对话》留下的思考和文字,更值得我们珍惜、怀念”③。王元化被推重为“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开拓者的代表作是1979年出版的《文心雕龙创作论》。该书在全国首届(1979~1989)比较文学图书评奖活动中获“荣誉奖”④。学者赵毅衡当年评论:“一九七九年或许是我国比较文学研究进入‘自觉期’的一年:钱钟书《旧文四篇》、《管锥篇》前四卷、杨绛《春泥集》、范存忠《英国文学语言论文集》、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这些解放后出版物中中西比较文学内容最集中的书籍,都出现于一九七九年。”①季羡林先生在更早的1981年写道:“应该把中国文艺理论同欧洲的文艺理论比较一下,进行深入的探讨,一定能把中国文艺理论的许多术语用明确的科学语言表达出来。

    做到这一点真是功德无量。你在这方面着了先鞭。”②王元化另一部代表作《思辨随笔》于1995年获第二届中国国家图书奖。着名翻译家萧乾先生在《〈思辨随笔〉不可不读》中写道:“这里论述的真是从中至外,从古至今:从孔子、刘勰到鲁迅、胡适,从莎士比亚到普希金,没有冗长引句,更不见老生常谈,全是作者的思绪和心得。他对莎剧有些评论如译出来传到国外,估计必会赢得西方莎学家们的赞赏,因为其中饱含着东方人的智慧卓见。”③如果说萧乾评语中对“东方人智慧”的强调在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界是先着一鞭,那么其所思所见与王元化本人同时期关于中西文化比较的主导思想之强调是不谋而合:研究中国文化,不可避免地需要以西学作为比较的参照系,但又不可以西学为主体,用中国文化去比附。恕我再一次借用正在受人指摘的余英时的直率说法:“今天的文化危机特别表现在知识分子的浮躁心理上,仰慕西方而不知西方文化的底蕴,憎恨传统文化又不知传统文化为何物。”④并非偶然的是,十年后日本学者将《思辨随笔》作为《王元化着作集》之一而完整译介⑤。《思辨随笔》于2004年增补修订为《思辨录》⑥。有的高校教师开始将之作为“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入学时必读的教科书”⑦。最近一位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年轻学者在《王元化〈思辨录〉的方法论意义》专题论文中提出:“《思辨录》体大思精虑全、圆融中外古今,对其展开全面研究是一门大学问。”⑧笔者初步考察统计,《思辨录》全书出现的外国作家与文学人物姓名不下三百之数。如果以外国文学作为“比较文学”参照系,则该书内涵之丰富也可见一斑。

    王元化学术中的“比较文学”因素还可追溯到其历年乃至早期着述中。例如文艺评论集《向着真实》初版于1952年,其中所及的外国文学家不仅有契诃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罗曼?罗兰、果戈理、卓别林,还包括法国作家左拉、美国作家考德威尔、捷克作家伏契克,以及委内瑞拉诗人等。该书再版后记回顾道:“我写下了对自己所喜爱的某些作家的一些感受。其中有些看法现在虽然已有所变化,但对于这些引导我认识生活和怎样对待文学事业的先驱,我始终怀着青年时代的崇敬心情。今天重读这些文字,我的心中仍激起当年的感情波澜。”⑨一位年长学者回忆八十年代末读到《向着真实》与《文心雕龙创作论》二书时的心情:“那时,我在一些前辈鼓励下,正起步于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并开始招收比较文学方向的研究生。相遇王先生这两部着作,对我而言,真是不期而遇的‘机缘’。《向着真实》这部处处充满真知灼见的评论文集中,最引起我注意和兴趣、且对我产生影响的,是他评论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两篇文章,先生对罗兰作品认识独到,见解高远,我不仅在自己的论作中加以征引,也在对研究生授课中多次介绍过。”①王元化青年时代最初论文是1939年发表的《鲁迅与尼采》。他晚年自述该文“受到了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其中有“机械论的痕迹”②。然而在中国现代文学思想史叙事中,迄今它依然不失为“三十年代关于鲁迅的最有分量的论文之一”③。《鲁迅与尼采》的标题与今天“比较文学”研究的通常模式相契。该文作为王元化最初发表而产生影响的论文,意味着其学术生涯中的某种潜在基质。如果说这种基质与后来引进的“比较文学”研究视阈和方法不谋而合,那么王元化自1939年迄至去世的2008年,在近七十年中先后出版的四十余种着述中,都可能包含“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独特因素和资源。

    二、“比较文学方法”与“综合研究法”

    原初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基于两个要素:一为文学对象,二为外文研译。前者是比较文学的特定对象,后者是赖以成立的前提。就此而言,王元化学术至少包含若干原初意义的“比较文学”因素。例如他的莎士比亚研究包括对西方莎剧论文的译介。他的《文心雕龙》研究,前期成果之一是对西方“文学风格”代表性论文的译介,后者成书为《文学风格论》④。此外,王元化还与父亲王维周教授合译过《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⑤。然而在中国语境中,比较文学研究通常也以中译本为对象。即便在这一场合,研究者是否自觉意识到外文原文与中文译文之间可能存在意味差异乃至歧义,这无疑会影响到他所作判断和所下结论是否中肯合理。这种差异乃至歧义尤其表现在一些专门术语上。因此,至少就中外文艺理论的比较研究而言,对中外术语意味之差异的清醒认识,以及基于这种认识的追溯考辨斟酌等,理应是研究者的必要条件和基本素质。王元化学术中的“比较文学”因素也蕴含于他对汉译西方着作的研读和阐释中。这方面他所提供的启示之一是,对于西方着作中的一些关键性理论术语,必须结合外文语源和语境而尽可能充分辨析、追溯和考量。例如他的《读黑格尔》中多处研讨了黑格尔术语的中译问题。诸如:“情志”、“情致”、“情欲”三者相对于黑格尔原着中古希腊词“”何者更为恰当;“知性”较之于旧译“悟性”或“理解力”为什么更能妥切传达德文原着“Verstand”之旨;“总念”、“概念”之于德文“Begriff”的孰所优劣;中国古典美学“气韵生动”、“生气灌注”与黑格尔美学“beseelt”的汉译关系;被英译为“sense”(感觉)的德文“sinn”是否可以译为“艺术敏感”;为什么应该用“宁静”来替代中文旧译的“静穆”,等等⑥。这里我们以《读黑格尔》用“情志”翻译“”的一例观之。

    后者在黑格尔德文原着中就是一个源于古希腊的外来词,并且黑格尔本人认为它在德文中很难找到确切译词。而据《读黑格尔》对“”词的考察:它在英文中译作“Pathos”(意为悲哀,哀愁,动情力,悲怆性等),在拉丁语中译作“Qual”(意指本原的痛苦),在恩格斯着作中被解释为“苦闷”,在中文旧译中转成“情致绵绵”。这些译词相互歧异,究竟如何汉译为恰?王元化考辨的结论是:“”这个词不仅涉及情感方面,也潜在“志”的意蕴,它指谓的是一种“合理的情绪方面的力量”;中文旧译“情致绵绵”未能传达该词的“志”意,英译“Pathos”(悲怆情感)也遗漏了该词的伦理意味①。这个例子至少表明,王元化对黑格尔术语的把握是经过多方考究和反复斟酌的。一方面,其结合黑格尔理论体系背景而辨析的方法是超出了一般语言翻译家的关注所及;另一方面,其对该词语源的尽可能追根溯源,亦足为重思想而轻学术的年轻后辈有所借鉴。就外来的“比较文学”方法而言,通常认为主要有“平行研究”与“影响研究”两种。而这两种方法在王元化着述中多处可见。这里仅就平行研究方面管窥一斑:在我读过的剧作中,我把具有这种特点的剧本称作是“散文性戏剧”,将它与“传奇性戏剧”相区别。……我对散文性戏剧和传奇性戏剧所作的比较说明,在我过去所写的文字中曾留下了痕迹。②王元化以“散文性戏剧”与“传奇性戏剧”来概括契诃夫与莎士比亚作品的不同特点,这显然可纳入“平行比较”。据考察,我国建国初戏剧界关于戏剧结构的分类,有开放式、闭锁式、人物展览式的三类型说;至上世纪80年代有纯戏剧式、史诗式、散文式、诗式、电影式的五类型说,其中将莎士比亚戏剧作为史诗式结构的典型,契诃夫戏剧作为散文式结构的典型;同期又有论者以“非戏剧化倾向”来指谓契诃夫戏剧的特征。

第2篇：中外文化比较论文范文

关键词：比较文学；文化诗学；学科史；学科建构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3）06-0157-007

比较文学学科在中国的历史发展，既有文化、文明层面的，也有诗学层面的，跨学科自然不在话下。但现在的问题是，当下中国比较文学学科是否成熟？比较文学研究的范围、层面、视角、方法和范式是否得到广泛认同。其实，当下的争议是使用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文献和例证，其学术对象和研究方法也是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就目前而言，我们可以认为比较文学学科已经在文化、学科方面进入整合、创化阶段，步入文化诗学的历史时期。

一、 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形态及其

在批判继承中的整合与超越

王向远先生曾指出，“学院化”是一个现代学科成立必须经历的过程。[1]他从学科史的视角，证明比较文学在学科生成过程中，在不同时期，先后显示了文学研究的特征、文化研究的特征，后来出现跨学科、跨文化的视野与方法。在17—18世纪盛行的是“比较文学批评”，到19世纪的“比较文学研究”，研究主体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学院派”，他们努力使比较文学学科走上学院化的道路。波斯奈特教授的《比较文学》，将比较文学不再仅仅看作是文学文本的审美鉴赏和文学主体研究，他在文化史、文明史的视野里，将比较文学“史学”化了。梵·第根的《比较文学论》对比较文学的学科定位是以史料为依据的文学史研究，他只是要将比较文学从“文学批评”中摆脱出来，实现比较文学对文学批评的超越，本质上是要求审美判断服从于实证的、科学的、历史的判断。假如没有实证研究，就难以使比较文学成为真正可靠的科学研究或成为一门学科。

20世纪50年代，韦勒克批判了将比较文学“史学化”的法国学派。如果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看，可视作是比较文学的又一次否定、超越与丰富。韦勒克站在“文学性”角度，提出比较文学要摆脱实证主义与“唯事实主义”，要能够帮助读者从整体上看待、观照和理解文学的意义，可见，他注重比较文学对知识的整合，并进而提升到理论的高度。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的研究宗旨大异其趣。不仅如此，两者的研究方法也大不相同，由文献学转变为平行比较方法。由此，出现了王向远先生总结的三重突破：一是从国际文学交流史研究，到没有事实联系的“文学性”的平行比较研究，二是从文学范围的研究，到文学与其他学科的跨学科研究，三是从“西方中心”到全球性的东西方比较文学乃至比较诗学。[1]这一突破的核心是以跨文化研究、跨学科研究为特征的比较文学新阶段的来临。从此以后，比较文学的视阈走向理论概括、多学科交叉为特征的“文艺学”。同时，它又汲取了法国学派脚踏实地的方法，并不脱离文学史的研究，可见，它并没有对法国学派彻底颠覆，而是使比较文学涵括文学批评，但又不是还原已有的比较文学范式，他们的新范式就是整合文学批评及审美判断，建构文学理论或文艺学的基础。

以“文学性”为中心的横向平行研究也是有缺陷的。比如，其研究范式缺乏历史感，为了纠正这一不足，苏联学者提出了“历史比较文艺学”的概念。其意图，是想整合美国学派和法国学派的不足，一方面，试图以“文艺学研究”取代“文学史研究”，这一点与美国学派一致；另一方面，在强调比较文学的“历史”属性上，与法国学派的“国际文学交流史研究”又有契合。正如王向远指出的：“‘比较文艺学’比现在通行的‘比较文学’这一概念更能揭示这门学科的‘文艺学’性质。因为‘比较文学’可以包含‘文学比较’、‘比较文学批评’、‘比较文学研究’等不同历史时期的学术文化形态，而‘比较文艺学’指称的则是运用跨文化的比较所进行的‘文艺学’研究，所强调的是比较文学的文艺学属性，亦即现代比较文学的学术属性。”[1]

近30多年来，中国比较文学努力改变上述西方的学术话语形态，批判和超越西方各国的主要比较文学范式，使比较文学生成为一种包容性、世界性的学术文化，逐渐形成“跨文化诗学”的比较文学形态。

“文化诗学”这一概念是格林布拉特较早提出来的。中国学者回避了西方各种学说的理论缺陷，以跨文化、跨语际的学术姿态，在各个文化话语、各种学派分歧之间寻求超越和融汇，力求贴近比较文学研究的宗旨，将文学的诗学属性与历史文化属性结合起来，而且，涵盖以往学界提出的“跨文化研究”或“跨文明研究”的内容和方法，突出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不同历史时代、不同文学范式、不同研究方法的“大跨度”的视野。它一方面超越“跨文化”的比较文学，因为跨文化的比较文学仅仅关注所有国家、所有历史文化阶段的文学，它的焦点在历史和语际，忽视了文学性的视角。另一方面，文化诗学又超越仅仅关心文学性的比较文学，在文化诗学看来，单纯的审美分析也不能算是真正的比较文学，它与跨文化的比较文学把文学性从比较文学中剔除出去一样，也是各执一端，非此即彼。美国学派曾出现的偏向就说明这一问题。美国学派无论是过分强调“文学性”，对具体文本的语言形式与话语结构过度关注，造成历史维度的缺失；还是主张“跨学科研究”，使比较文学失去学科边界，走向文化的比较，“文学”被“文化”淹没，都是思维方式单一的结果。可见，以往的比较文学，在理论与实践中都存在着“文化”与“诗学”两者的背离和悖论。

二、 走向文化诗学视野的比较文学形态

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韦勒克和沃伦的《文学理论》被翻译过来。整个中国的比较文学和文艺学界掀起了“韦勒克、沃伦热”，甚至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也言必称韦勒克和沃伦，当时整个中国学术界，似乎一夜之间明白了过去对时代背景、思想内容的关注仅仅是对文学文本的“外部研究”，很少注意“文学性”等文学的本体问题。于是“内部研究”成为时尚，文学语言的所指和能指，小说修辞迅速进入学者们研究的视野。但也就在此时，西方文学研究已经悄然转向，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文化批评兴起，外部研究成为西方最前沿的问题。它启示我们，文学研究在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之间摆动，是正常的状态。因为文学是各种类型文化、文化的各个层面的综合体，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虽然指向不同，路数各异，旨趣也千差万别，但都能从不同角度切入文学文本的内部，发现文学世界的真相。

因此，建构一种能够涵括不同指向的文学研究范式和比较文学形态，就成为众多中国学者追寻的梦想。文化诗学在沟通和融合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方面具有特殊意义。它不是固定在某一个历史时代、某一个文化层面、某一个学科之内的研究，它具有广大的包容性，主要包括以下视点：一是文学的历史文化和现实文化语境。文学研究从历史文化视角切入，一方面关注“文本是历史的”，另一方面关注“历史又是文本的”。文化语境的研究，是要在世界文学视野内，以有效的方式和视角，把文本置放到生成它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揭示其历史文化内涵和产生它的历史文化背景，不仅如此，还要将文本当作“历史文本”，置于当下的文化现实语境中进行考察，揭示其新的生命魅力和当下意义。二是文学的文化研究。用合适的方式和视角从文学文本中发掘、反观不同文化圈、不同历史时期、不同个体创造的文化内涵。英国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一些学者，认为从文化视野进行文学阅读有两种层面，一是“品质阅读”，二是“价值阅读”，涉及阅读文本的方式和取向。“品质阅读”是首先关注语言及其要素，如，重音和非重音，重复和省略，意象和含蓄等等，然后以此为立足点，观照人物、事件、情节、主题等等。“价值阅读”是要在作品中发现各种层面、各个方面的价值。对文学进行文化研究，应该类似于“价值阅读”的成果。三是文学与其他文化形态互动研究。也就是研究文学与其他文化品种的关系，大致包括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文学与宗教、语言、神话、科学、历史、政治、哲学、伦理、道德、教育、民俗的关系等等。这是把文学当作一个完整的世界，将之和相关的文化样式加以比较研究，寻找文学之外的参照系。这种跨学科的研究，就是一种自觉的整体的文化诗学研究了。

由于对文化诗学的内涵和理解出现差异，文化诗学在近30年来也遭到批评。一种批评来自坚守文学性的一方，在他们看来，文学性是需要坚守的，从文化的视野研究文学，会使研究跨出学科边界，文学研究变成了其他学科的研究，形成研究对象的泛化和诗意性的消逝。一种批评指责文化诗学固守在文化精英意识形态中，无视当代诸多文化现象和文化问题，缺乏文化民主精神。[2]这两种批评对作为比较文学形态的文化诗学缺乏理解和信心，其实，中国文化诗学一直注重文本的阅读和意义发现，在方法论上注意文化性和审美性的双重建构。

其实，西方的文化诗学也是在文化和文学之间跨界批判。新历史主义流行之后，1988年在欧美学术界被称为文化诗学。新历史主义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文艺复兴和浪漫主义文学，但新历史主义诗学在意识形态和权力批判方面与英国文化唯物主义具有基本相同的取向，同时英国的新历史主义学者不少人受到文化唯物主义的影响。而新历史主义诗学中的文化概念，成为理解新历史主义历史概念的核心。[3]但新历史主义与文化诗学的内涵不完全一样，文化诗学在生成的过程中，包涵了英国文化唯物主义影响下而产生的诗学研究，表现出将文本历史化和历史文本化的研究。众所周知，几乎与西方文化诗学同时产生的，还有两种理论。一种是以新批评、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等为代表，将文学文本作为一个封闭的系统，关注文本自身的语言及其运用，而排斥该文本之外的所有文学或文化因素。另一是传统诗学的历史研究。它假定了文本之外的东西和文学文本之间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以作为文本批评的参照。作为对上述两种诗学的反动，“文化诗学提出了一系列研究理论和方法，打破纯粹诗学批评传统停留于文本内部形式和修辞分析的堡垒，将文本分析放到文化语境研究之中，分析、批判建构文本的力量、建构策略和建构过程等；悬搁实体性存在，以话语实践及其物质性力量之间的冲突和整合等复杂关系的分析、阐释，打破实体和文本之间以及不同类型的文本之间简单的因果关系与不可逾越的界限，将之转化成文本界限的建构和跨界、文本之间的共谋和裂缝、话语权力的实现和抵抗、同质化的战略和异质化流动等动态过程。”[2]可见，文化诗学视野本身包含着当下比较文学应有的学术范式、学科规定性和理论归属，不仅如此，它给比较文学学科的启发具有非同寻常的超越意义。

三、 和而不同：文化诗学理论建构的基本方法

西方文化诗学一直在批判与否定中前行。在文化诗学的形成过程中，各种理论或理论派别参与了建构或解构。就我国国内出现的理论形态看，参与文化诗学建构和解构的理论家或理论派别大致就有：语言哲学和结构主义、福柯和马克思主义、消费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解构主义、新批评、文化唯物主义、接受美学、阐释学、互文理论等等，几乎所有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理论都参与其中。可见文化诗学的建构一直杂语喧哗，一直合纵连横，在各种理论中摆动和艰难选择或一定程度的整合。西方文化诗学的建构历史，使西方文化、诗学中众多传统和现实问题，集中、汇合起来[2]，其基本特征是去同一性话语实践，根本难以生成主流的话语系统或话语权力，要想某一理论表述获得较大认同是不可能的，这样也就难以形成比较文学较为稳定的范式。

中国文化诗学就在这一杂语喧哗语境的启发下，在众多诗学话语实践和话语建构中，运用“和而不同”、亦此亦彼的思维方法和整合文化的方式或理念，寻求比较文学的普适性路径，建设具有中国气派的比较文学范式。20世纪90年代，童庆炳先生通过对新时期中国诗学的梳理，提出在审美论、主体论和语言论三次转向之后，开始了文化诗学的第四次转向。[4]随后，文化诗学研究成为文学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在理论内涵、方法论、批评实践、学术争论等方面，带动和引领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5]此后，文化诗学成为中国诗学研究和建设的重要范式。

中国文化诗学范式运用“和而不同”的方式，以中西传统和当下的各种诗学作为参照，在整合各类诗学理论的过程中，批判和吸收并重，反思和建构同行。我国文化诗学面临的传统既有文化的传统，又有诗学的传统。概而言之，有古代的、现代的、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的，而且这些传统在现代性的生存过程中互相交叉，有时互相排斥、有时互相融汇、有时又互动，生成新的诗学理论，呈现极其多样的形态与局面，要想在这样复杂的条件下，整合创造出新的诗学范式，是极其艰难的。同时，我国文化诗学形成的语境正如上文提到的，又具有异常丰富性和复杂性，这也为文化诗学建构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在丰富的资源和已有的理论缺陷中找到问题却并不困难。“这些传统资源规定了中国诗学可能的提问方向、需要解决的问题结构以及解决问题的思想和文化资源的选择等”[2]。不仅如此，还对这些资源进行整合和创造，形成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特有的问题、解决的方法和学科建设思路。

首先是文学性在中国文学学术话语建构中的地位问题。大约10年前，文学死亡问题、文学何为、文艺学何为、文艺学边界等问题成为学界热点，这些问题就其本质还是中西文化关系、传统与现代、文化和诗学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类似西方文化诗学所面对的文本与历史关系问题。其次是文学的价值取向问题。文学价值和文化价值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回答这一问题的有效资源不仅是中国传统与现代的语境，因为中国传统与现代资源的当下形态，已经夹杂或融汇了西方的各种理念和方法。因此当代中国文学活动的价值取向或价值重建与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几乎在同步摸索前行。本世纪初出现的新理性精神[6]，历史理性、人文关怀和审美升华相统一[7]的学说都是文学价值问题的深层次追寻，也是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理论先导。与这些理论相关的学术研究也逐渐开展起来，由此带来比较文学学科视野的巨大变化。这从其关注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路径可以一目了然，比如：关注话语权的建构，强调文本和语境间的各种关系，重视建构诗学阐释学，在学科跨界和学科边界的论争中寻求学科定位，重视诗学的审美品格和人文属性，强调诗学的现实品性和中国特色，另外还有诗学的批判性、多元性和建构性的统一，寻求文化诗学的总体性等等。

可见，中国文化诗学将“和而不同”作为其理论建构的基本方法，试图在诗学与文化、文本与历史之间建立联系。文化诗学结合当下中国文化语境，提出一系列现实性的问题。面对大众文化的泛滥，以及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张扬，在与之展开批判性对话的同时，将其纳入到当代的文化语境建构之中，在诗学和文化语境的互动性批判关系中反思文化与诗学问题。可以说，文化诗学在面对中国文化转型时，坚持批判性、反思性和实践性的立场，以审美乌托邦、扎根现实的社会立场、人文关怀的价值取向来抵抗大众文化的霸权。一方面，在面对国内多样文化时发挥文化建设作用；另一方面，对国外的历时性和共时性诗学和文化，以超越性的品格对之进行整合。这种“和而不同”的方法过程，和亦此亦彼的方法结果，使得中国文化诗学理论建设的结构，超越了文化和诗学的传统界限，在文化和诗学的互动关系中，建设起文化与诗学、语言和社会、文本与阐释、文本与语境、历史与当下、语言和意义的张力关系和方法论路径，在建构诗学意义的同时，也重建文化意义，使诗学与文化双方皆具意义的开放性和对话性，凸显了中国文化诗学对人文危机和精神重建的忧虑和关怀，它以不断反思与重建批判空间和意义建构的可能性，渗透到中西方文学研究之中，促进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四、 从比较、对话到融汇：

文化诗学理论建构的基本路径

回顾中外交流史，其实“比较”无处不在，它是异质文化间发生碰撞后的基本存在状态，也是文化发展过程的一个环节。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几乎中国近百年的任何文学研究，都无法避开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及中国与西方文学的碰撞、交流、影响、误读及比较等问题。例如，中国的现当代文学，整个地是在西方文化与文学的强大影响背景之上成长起来的，如果不关心、不研究西方文化与文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不探索现代文学与西方文学的关系，就不可能真正研究好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艺学的研究也同样如此，不清楚西方的影响，不清楚从马克思文艺思想到苏俄文论对中国文论的影响，不研究从弗洛伊德、结构主义到西方后现代文论与中国文论的关系，就不可能真正搞好文艺学研究，至于古代文学、古代文论界，曾有人以为与比较毫无关系，殊不知中国现当代的‘西式’话语已经几乎无人可以避开；当人们在津津乐道于《诗经》的‘现实主义’特色，屈原的‘浪漫主义’品格，或者是杜甫的‘现实主义’与李白的‘浪漫主义’以及《文心雕龙》‘风骨’的‘内容/形式’或是‘风格’等之论述之时，其实早已陷入了不自觉的中西文学观念的碰撞和交汇之中。而研究外国文学者，因其本身就是在‘汉语经验’中对异质文化与文学的研究，他们实质上从一开始就站在比较文学的立场上。”[8]曹顺庆先生的这段话说明，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语境至少有三个层面，一是中外碰撞的层面，二是中国传统与当下的交汇，三是古今中外互动下的现实语境。

可见，文化诗学作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建构的基本路径取向，符合当下中国的实际。因为文化诗学一方面扎根在中国的现实土壤，同时与外来的理论资源又发生各种关系，要想使它们融合，中间必然会有二者对话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生成中国比较文学新的理论内涵、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式。它们不同于传统，也不同于西方，而是当代中国的理论形态，它能够反映比较文学的“当代”学科特色。而随着对话内容和方式的改变，比较文学学科形态也会不断变化。就当下而言，比较文学及其学科是在中外古今的对话过程中不断生成的过程，中国学者对中西超越的学术追求，决定它的生成语境是一种以“超越”法国、美国和俄国比较文学范式为目标的学术取向，因此，也就决定它在研究方法、理论内涵和研究范式上的一系列整合和超越特点，本文将这一特征称作“融汇”范式。这是文化诗学理论或比较诗学建构的基本路径。

首先，在研究方法上，概括地说，文化诗学在中国和西方之间寻求融汇。一是将文学活动的各个要素和环节作为整体，放到它所产生的文化语境和历史语境中进行研究，通过文学文本内部系统和外部系统的结合型研究，将文本细读与文化阐释结合，揭示文本的审美意义和文化意义。无论这其中的文化语境和历史语境，还是文学活动的各个要素和环节，都既承载着中国传统的、现代性的和当下的文化元素，也汲取了西方古今的文化因素。其次，就研究对象而言，它关注的是文学文本与文化文本的边界。它融汇的是研究方法和范式，而不是抹去不同文化类型的界限。虽然文化诗学注意从文化的视角观照文学，但这不等于文学研究就是文化研究，它仍然是文学研究。它在建立起文学和文化的文本关联之后，并不意味着审美话语与社会话语真的就失去了界限。再次，在研究的范式方面，文化诗学研究的不是文学活动的具体问题，它力求建立文学阐释的原则和方法。作为一种研究范式，文化诗学的理论构成有三个方面：文学的历史文化和现实文化语境，文学的文化意义载体，文学与其他文化形态的互动关系。用内与外、中与西、古与今三个维度来阐释文学和文化及其相互关系，也就是以跨文化的视野，以历时和共时相结合的时空维度来研究文学活动。

当然，国内的文化诗学虽然得到较大程度的重视，但目前存在较大的差异，其核心在于所持的理论取向不一致。就主要来说，一类关键词是文化，研究的对象是文化或泛文化，目的是借助诗学进行文化批判。另一类的关键词是诗学，文化被当作诗学阐释的语境。两种文化诗学的理论诉求和旨趣是有较大差异的。虽然如此，但两者的知识谱系和理论构成却是惊人的相似。只是目的不同，旨归不一。撇开学科边界的纷争，我们仍然清楚看到无论重点在文化还是重点在诗学，都证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文化诗学的跨学科的研究路径、融汇性的方法和范式，它与以往古今中外的诗学具有不同的性质，这一学科性质的核心和关键，是其具有比较文学的中国特色。

中西融汇的路径，中国人已经摸索了100多年。自晚清开始，关于中国文化的发展，中国人尝试走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文化融合”、“全盘西化”的道路，为什么要走“中西融合”的路径呢？宗白华先生说得清楚：

我们现在对于中国精神文化的责任，就 是一方面保存中国旧文化中不可磨灭的伟 大庄严的精神，发挥而重光之，一方面吸取 西方新文化的菁华，渗合融化，在东西两种 文化总汇基础上建造一种更高尚更灿烂的 新文化作为世界未来文化的模范，免去现在 东西两方文化的缺点、偏处。这是我们中国 新学者对世界文化的贡献，并且也是中国学 者应负的责任。因为现在东西文化都有缺 憾，是人人晓得的，将来世界新文化一定是融合两种文化的优点而加之新创造的。这融合东西文化的事业以中国人最相宜，因为中国人吸取西方新文化以融合东方比欧洲人采撷东方旧文化以融合西方，较为容易。[9]

宗白华的这段话虽然指出文化发展的最好路径是吸取—融化—创造出新文化，基本方法是“免去现在东西两方文化的缺点、偏处”，也就是今天我们说的“超越”，最终目的是对世界文化作出中国新学者应有的贡献。其间也包含中西平等的立场、科学合理的态度、亦此亦彼的思维方式。几乎一个世纪之后，随着文学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随着对西方文化了解得越来越多，大家发现，可供中国学者挑选的路虽然很多，但最无法驳倒的，便是“中西融合的创新之路”。“它是在中西对话、古今沟通基础上进行的理论重构和综合创新。‘五四’以来的学术大师，可以说多半都是自觉的中西融合之路的实践者。”[10]这一路径与“全盘西化”和“西方理论中国化”的两种路径比，可能对中国学术的生长和现代化更可行，对比较文学学科发展更有效。

走“融汇”之路代表性的观点之一是“新理性精神”。钱中文先生说：

新理性精神是一种以现代性为指导，以 新人文精神为内涵与核心，以交往对话精神 确立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建立的新的思维方式，包容了感性的理性精神。这是以我（中国）为主导的、一种对人类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实行兼容并包的、开放的实践理性，是一种文化、文学艺术的价值观。[11]

这段话确立了文化诗学建构基本路径的三个关节点：一是当代文化精神的核心价值取向应该是“现代性”与新人文精神，这一取向决定文化建构是从时间和空间的统一视角，寻求古今中西的融汇。二是融汇的基本范式是新的亦此亦彼的思维方式和兼容并包的方法。三是文学的现代性是不断生成的过程，没有永恒不变的法则和固有的范式，中西古今比较永远不会停止，所以要有“开放的实践理性”作为支撑。“开放性的实践理性”，我的理解是，既不是无度的开放，亦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是不断针对中国的社会现实和文化发展现实，确定文化融汇的模式和操作范式。比如融汇时，中和西各自的比例权重，融汇的方法，融汇的机制、时机等等，它是历史理性的另一种面目。

文化诗学的提出，本身就包含中西融汇的基本路径。它的目的是通过中西融合的方式创造文艺研究的新形式，它是在西方文化诗学进入中国后，面对中国文学活动出现偏离和缺陷之际，在向内转和向外转都可能陷入困境的历史语境中，寻求拯救文学研究的有效途径和合情合理的方法，开辟文学理论建设的新境界而提出的理论范式。文化诗学的跨文化视野，以及（下转第177页）（上接第162页）由此滋生的跨文化的各种方法，基本回应了比较文学学科建设中的哲学基础、价值原则、理论资源、创新路径、研究模式。这样，以中国文化诗学为范式的比较文学，才能够以自己的理论观点与西方各种理论进行平等对话，在实际上参与世界文学理论的重构工作。于此可见，跨文化的诗学，是比较文学学科建构的基本路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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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吴海清.文化诗学的批判性和实践性——当代中西文化诗学反思[J].文艺争鸣，2012，（4）：69-74.

[3]John Brannigan.New Historicism and Cultural Materialism[M].St.Martin’s Press，1998：83.

[4]童庆炳.植根于现实土壤的“文化诗学”[J].文学评论，2001，（6）：35-40.

[5]李春青.中国文化诗学的源流与走向[J].河北学刊，2011，（1）：83-90.

[6]钱中文.新理性精神──文化对话的一种策略[J].中国比较文学，1996，（2）：1-10.

[7]童庆炳.寻找文学理想的灯火[N].文艺报，2010-10-15.

[8]曹顺庆.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转折与建构[J].中国比较文学，2003，（1）：70-84.

[9]宗白华.宗白华全集（第1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102.

第3篇：中外文化比较论文范文

一、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需要外国文学研究者的参与

在多元文化交流的今天，如果还将文学研究局限在某一国家的文学研究，已经难以适应全球化语境下的发展。从全球化语境的角度来看，当今国际对比较文学的研究已经上升到跨地域、跨文化、跨语言的层面，并且这也是未来文学研究的基本发展趋势。从目前中国比较文学的基本发展情况来看，很多研究还存在表面的研究上，泛论比较多，对于中西方原有的古典文献研究不够深入。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深入研究外国文学的学者较少，因为要深入研究外国文学，就要有较高的语言功底要求，这就限制了很多研究者的深入研究。如果只是通过阅读译本来进行外国文学研究或者比较文学研究，研究效果难免会大打折扣。因为对于文学翻译来说，虽然大部分译者努力想要表达出作者的原意，但受到跨文化和跨语境等因素的限制，再加上译者自身的用语习惯、文化、教育背景等，都会导致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掺入自身感情。所以，对于文学研究者来说，阅读译本就失去了一手资料的优势。这种现象也就促使研究者开始逐步把研究点放在比较文学和外国文学的学科定位上。

对于比较文学来说，如果只是把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放在中国语言文学这一学科的范围内，就很难将比较文学本身应研究的跨文化跨语言等综合性内容的优势显示出来。因此，国内已经有学者提出要把比较文学的灵魂还给比较文学，从学科定位上给予比较文学肯定，让比较文学真正体现出跨学科的一般特征。并且也有一些学者提出，对于比较文学研究来说，不应该完全认定比较文学究竟属于中国文学研究还是外国文学研究，因为比较文学研究本身定位就应当属于中国语言文学和外国语言文学两方面。在比较文学研究的过程中，真正意义上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必须拥有较高的外语水平，但从语言来说，如果深入掌握某一门外语的难度是很大的。不仅仅是日常的听说读写，而是要深入研究文本，研究某一个句子、短语或是词组的含义。当今中国的比较文学发展已经呈现出一个比较良好的态势，也已经从最初的普及阶段走向了提高阶段。在这种研究的新时期，更需要外语研究者和外国文学的研究者参与进来。

二、学科建设中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需要互相交融

全球化语境已经在很多场合被人们提到，尤其在文学研究领域，全球化语境更是人们所需要关注的问题。对于比较文学和外国文学来说，如何加强二者的学科建设，提高比较文学和外国文学的研究水平成文学研究领域所关注的问题。从外国文学的学科定位来说，高校中的外国文学往往会放在外语院系中加强学科建设，具体课程一般都有语言教学、语言学及语言学理论三方面。但从目前外国文学研究和比较文学研究发展的主要趋势来看，更具有生命力的学科建设方法就是进一步打破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之间的阻隔，让二者互相交融发展。比较文学的本质是一种跨文化的研究，具有跨文化的连通性，通过比较文学可以进一步开阔研究视野，从而将我国原有的外国文学研究推到新的发展阶段。而外国文学的研究中加入比较文学研究的内容，也可以促进比较文学的进一步发展。

考虑到全球化背景，国际学术界希望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更加具有中国特色。国内一些学者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国外已经有很多人做了外国文学研究，如果我国学者只是跟在别人后面，对已经有研究成果的东西继续研究，而又没有新的研究角度，这样的研究其实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因此，国际学界也提出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者们，在研究外国文学时，可以从中国文化的角度出发，站在中国文化立场上，为外国文学作品提供一种全新的解读视角。

目前，在我国一些外国文学研究中，例如：对德国文学的研究中，我国已有学者指出，在当今欧洲文化的背景下，国际上的德国文学研究早已不仅仅局限在国别文学的范畴内，而是更加强调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从知识结构本身出发，不仅仅是德国文学研究者，对于所有的外国文学研究者来说，更应该有意识地增强本国文学功底，以此为外国文学研究提供一种全新的中国思路。在教育学界，很多大学教师也认为在外国文学课程中加入比较文学的内容，更可以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尤其在我国的高考模式下，很多学生虽然可以很好地应对考试，但实际上却非常缺乏应有的文化素养，缺乏人文素质。因此，在教育过程中引入比较文学，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文学，从而让让他们在未来的文学研究过程中，在研究外国文学时可以更好对比中国文学。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背景下，我国高校往往过于注重对语言本身的教学，而忽视了语言背后文化的教育。无论是外国文学研究还是比较文学研究，其本质上都是文学的研究，而文学的根本在于文化。缺乏文化素养的文学研究是失去灵魂的研究。

三、在互识与互补中推动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发展

新时期以来，尤其是20世o90年代以来，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出现这种良好局面的原因不仅仅是外国文学研究队伍自身的活力，也离不开相关学科的互动作用。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始终存在一种互识与互补的关系，甚至有些学者提出“比较文学就是外国文学”的理论。笔者虽然不完全赞同这种说法，但也确实能从这种说法中获得启发，因为从长远的研究目标看来，二者确实是在互相交融、补充中发展的。

比较文学的理论革新方面给予了外国文学很多启发，同样也拓展了外国文学的研究视野，推动了外国文学的研究。从近年来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的互动关系来看，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比较文学已经开始稳步发展，在众多成果中，无论是中外文学比较研究还是翻译研究，抑或是中西文论比较研究、文学与宗教研究等多种领域，比较文学始终与外国文学和跨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国内的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中，中外文学比较是非常重要的领域，而在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几乎占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一大半。而到21世纪初期，中外文学的双向研究著作则明显开始增多。很多比较文学的研究者都有外国文学的学术背景，才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近年来，随着比较文学和外国文学的进一步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翻译在文化中的作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研究者的研究点往往不在于翻译的一般过程，而是更加注重不同的文化环境对翻译所产生的不同影响，其实也可以看作是文化层面的研究。针对文化方面的研究，如果没有外国语言和文学方面的积淀，是很难进行深入研究的。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和比较文学研究仍旧在不断发展，其中也存在不少薄弱之处。但从总体上看，新时期以来，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发展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原因有很多，而双向的良性互动始终是根本原因。

四、结语

第4篇：中外文化比较论文范文

(一)主体哲学和互为主体哲学:哲学认识论的试验场

二十世纪文化哲学的伟大成果之一，是宣告了私人语言的破灭，肯定了人的交互活动即互为主体的优先权，表明西方近代自笛卡尔以来带有鲜明唯我论色彩的主体哲学，已经转向到关注主体间的交互活动的互为主体哲学。唯我论以决定论的知识论姿态，局限于主体对客体的外在操作活动，使主体以客观认识的名义凌驾于一切外在于主体的客体之上，人为规定了主体对客体的认识的内容和方向，在否定了客体的主体性的同时，也否定了主体间认知与交流的可能性，丧失了主体的体验和信念的普遍有效性。互为主体的跨文化认识模式，显然是比较文学的理想状态。学术史上的比较文学却往往成为文化圈文化实力的外在表征，体现为文化代言人的话语权及其在比较文学研究中的话语操作，其客观性往往掩盖在我族文化决定论中，而将他族文化作为我族文化的例证。如作为比较文学创始人的法国比较文学，要求其比较文学证明的是十九世纪中期法兰西强势文化之与其他欧美国家文化的影响源头。如二十世纪中期美利坚强势文化时期的美国比较文学，要求演绎的是欧美文化的绝对理念之于世界多民族文化的普适性。因而这种研究主体认定的研究对象的客观性，不过是研究主体泯灭文化客体的客观性的主观的比较文学，因而也是是单向主体的比较文学。当跨文化领域的解释问题，随着文化强势话语的转变而扭转解释立场时，东方中国在二十一世纪转折期，伴随着民族话语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的上升，强力扭转了以我———他为表征的不平等比较模式，为以我———我或我———你为表征的平等对话模式，发出了中国比较文学在国际比较文学中的声音。以文化权力的视角观照比较文学的历史发展，可以看到比较文学的跨文化解释模式不仅掩盖在民族强势话语之中，而且还被误认为比较文学研究的当然模式。这种现象在中国新时期比较文学概论中，就是以法国比较文学和美国比较文学作为想当然的影响研究模式和平行研究模式，却丧失了对其内在成因和学理弊端的知识反思。依照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交往理性不再被归诸单个主体或国家—社会层次上的宏观主体;相反，使交往理性成为可能的，是把诸多互动主体连成一体、为诸多生活形式赋予结构的语言媒介。经典、文化、思想乃是我们这个时代重建共识的基本资源，对其解释和应用不仅应当慎思明辨，还应真诚参与建立文化共识的对话，否则自说自话的经典解读与文化传播也就不具备建立共识的价值。以文化哲学作为理论背景，以文化权力论作为反思工具，赵小琪建构了他的北京大学新版教材《比较文学教程》的核心理论。

(二)互为主体论的比较文学

互为主体哲学运用到比较文学中，就先在地预设了一个文化权力批判的方法论背景。如果说哲学作为元哲学，是学术话语无国界的元叙述的话;那么，汲取和融会了互为主体以及和而不同的东西方两种元叙事的比较文学，也是建构元叙述的普适文学理论的必由之路。因此赵小琪认为，重视主体性向重视主体间性的转变，既是比较文学主体观的重大变革，也是比较文学发展的内在需要。赵小琪主编的《比较文学教程》，就是以互为主体理论为核心，高屋建瓴地建构了比较文学的学理体系。如果说文化圈、作为文化圈代表的研究者以及研究对象三个方面，分别作为文化主体、研究主体和研究对象主体的话，在跨文化解释中则依次形成了文化圈互为主体，研究主体互为主体，研究对象互为主体，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互为主体等几个互为主体关系;在比较文学对象上则具体构成了事实关系、价值关系、科际关系、诗学关系、批评理论关系等几个方面。这就在比较文学性质和研究对象两个学科主要问题上，构成了对传统比较文学原理系统的整体改造，并对比较文学的基本概念、术语、原理进行了一体化勾连。

二、理想状态的比较文学对传统状态的比较文学的颠覆

(一)批评与比较的互文互证

在比较研究已经摆脱了知识启蒙，而试图关注知识自觉的时候，比较文学开始不适合担当人文学科的比较研究的唯一名号。而批评理论，却愈来愈显示出其适应了理论在先、批评在前、基础材料在后等三项理论批评学科的必要条件。它可以不以文学为主要讨论对象，但却以存在于人类多种领域的符号为主要讨论对象，仅以比较文学来称之，显然抹杀了其外在特征的广泛包容性;但仅就人类多样性符号也同时具有的隐喻性而言，它也体现了文学的本质特性。在这个意义上，比较文学与批评理论遂成为可以互文、互代、互证的两大学科称呼。所以在学科命名上，西方大学建制仍然保持比较文学系的名称，而在学术研究上，则以批评理论代而言之。赵小琪在比较文学研究对象的诸种关系研究中，特辟比较文学与批评理论的关系一章，其意义正在于指出从法国和美国的非理想状态的比较文学、到中国的理想状态的比较文学、再到国际比较文学的当展现状，这一比较文学的潮流和动向。显然，作为新世纪的创新性教材，比较文学教程不应只是叙述已有的学术事实，对未来的学术动向也应作出必要的展望，而这与编者深厚的学术功底和广阔的学术视野也是分不开的。

(二)理想状态的比较文学

由这种互为主体的比较文学核心观念出发，构成了比较文学的理想状态。而比较文学的理想状态又形成了对传统比较文学章节的全面颠覆。传统比较文学原理在比较文学的性质一章后，往往就是对传统比较文学研究的历史样式的次序罗列，在中国比较文学复兴的三十年中，大部分比较文学原理都被这种现象和做法堆积，并且在批评理论已对文学研究形成冲击和革新的形势下，还煞有介事地祭出固守“文学性”的阻击大旗，常以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比较诗学，诸种为建构次序，而以理论作为核心线索的建构则几欲告缺。互为主体的比较文学否定了主客体影响论，变法国对于欧美国家的文化殖民的主/仆关系，或影响的主动/被动关系，转变为存在普遍性联系的跨文化文学的互为影响关系和互为接受关系。平行研究的首倡者美国的欧美中心主义观念，曾经想当然地妄作从未有过事实性影响关系的跨文化圈文学对象之间的形而上诗学目的地，互为主体的比较文学则颠覆了这种以普遍主义现身的大国文化沙文主义，并将这种同时携载作为时代主潮的后殖民主义引入比较文学，使文化差异性也有可能和必要成为时代主潮领跑的源头，有可能成为作为他者的主体。跨学科研究以最近二十年的批评理论为代表，广泛地超越了文学话语;作为符号话语，甚至是政治、经济话语的批评理论，否定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比较文学界固守“文学性”的保守势力，使在西方风起云涌的批评理论在中国被称为泛文化研究，使跨学科研究超越性地、肆无忌惮地跨越了文学的传统研究领域，并与超越了狭义的范畴比较的广义比较诗学合二为一，大大地增加了文学研究的理论性、思想性、革命性，及其对世界社会科学的影响力。与此相比，传统的文学研究、比较文学、比较诗学，仿佛沉沦于故纸堆一般，固守于本科的事实关系和审美价值，并自美其名曰“文学性”，迷失了人文社会科学诸种学科之间本来具有的广泛联系性。渗透批评理论精髓的跨学科研究和广义比较诗学，使传统文人解放出自己曾经久被束缚的视野和雄心，将偏狭的局部理论升级为全局理论，将自己的传统文人身份转变为现代知识分子，这也是六十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知识分子左派开始声名显赫的原因，其中相当部分的知识分子左派，其本来的文化身份就是文学学者。所以，教程中的跨学科研究、比较诗学、以及文学与其他文化理论的关系等三章，虽然命名方式有所区别，但是其中贯穿的现代比较文学批评动向，却是一致地指向了包罗万象而绝不以文学、诗学、审美为唯一的批评理论。

三、比较文学的现实性、发展性和包容性

(一)批评理论的现实性和比较文学的危机论

批评理论关注于广泛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和现实，在世纪转折之际，也引发了对批评理论的现实性取向的有效性的质疑。是继续更多地关注文学的现实性批评，还是重新回到古典的知识性批评，这一有关批评理论的现实性多寡之争，导致了批评理论的式微论，也间接引发了比较文学的自我危机论。比较文学成为一个学科的一百多年来，始终没有摆脱学科的合法化争议，可以说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危机论，始终是在与比较文学的实践并行共存的。所以，有关比较文学的理论批评始终也不是可有可无的空话，同样贯穿着来自于实践的另类观照。任何一个学科的诞生、存在、发展、转向，都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过程:俗成的现实性和实践性，约定的规定性和理论性，共同决定着一个学科的走向。文学对象的变化，决定着文学学的理论形态的变化。美学从形而上学的美的本质讨论，转向审美活动和审美对象的描述。影视艺术的多媒体动态，丝毫改变不了、甚至更加强有力地证明了，文学文本的原创力的不可或缺、以及文字形象的多义性远远大于影视艺术，而文学文本和文字形象对人类的智力、审美能力都是天赋的不可剥夺的选项。形象学的异国形象研究，引申为批评理论中的关键词研究、后殖民研究、理论旅行研究。译介学的风行，在第一手实践领域还原了跨文化的原生态，最符合现代国家在文化层面的实际样式，无怪乎比较文学也迅速将其网罗其中。文化理论的多样化形态，揭示了步入现代化进程的文化国家的符号的多样性、多义性和多侧面。批评理论对于现实的多侧面的观照，说明的并非是批评理论对于现实的直接影响力多么无力，而是说明了文学与现实的多侧面的联系原来是文学的生命力所在。也可以说，文学本来就具有的现实性，在批评理论中得到了全面有力的展示和揭露，而此前的文学理论，仅仅像一块少女蒙面的纱巾，死活不肯对外人展露出本来的真容，而这真容对于作为娘家人的文学研究者来说，原来是最熟悉不过的。理论家述说的批评理论的无能，只是在于批评理论与另类现实力量之间的对比关系，一个在于直接从事，一个在于必然表达;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不能完全脱离意识形态以及特定政治文化的影响，而作为意识形态影响下的学科，其关注点和关注力度也有所不同。文学从来都不是直接影响现实的，它也只是对现实起着潜移默化的审美功能。比较文学的称呼也在比较文学实践的多样性发展中不断确证自己的特性和合法性。当现实要求什么样的文学的时候，比较文学也就呈现什么样的形态，比较文学理论也就要随时跟上这种形态，并指引这种形态的动向。从单一关系的比较文学、到同一关系的比较文学、到多元差异性关系的比较文学，这些种种关涉现实实践的比较文学或理想形态中的互为主体的比较文学，正是俗成的现实中的比较文学、到约定的理论中的比较文学、再到理想中的比较文学，这样一个历史的动态的学科发展历程的体现形式。与传统文学批评不同的仅仅在于:传统文学批评面对的是单纯文化圈中的文学现象，比较文学面对的是跨文化和跨学科的文学现象。

(二)一个给定的学科

从中还可以看到，比较的称呼的确是一个容易引起歧义的语词，比较的意义只能从发展中来定义。前期和中期的比较文学，确实难以以比较来定义，比较的不确定性已经被比较结果的确定性所颠覆，比较的结果早已先验地存在于比较的过程，这种比较除了文献的累积以外，并不具有本应该具有的或然性、典型性、启发性、理论性、必然性等学术特征。应该说，后殖民时代的比较才第一次开启了语词本身包含的不确定性结果。而理想状态的比较又展示了语词另外承载的人类寓意。与其说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是客观的，不如说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是给定的，其中渗透了人的主观意志和主体力量。或者说比较文学更是一个主观学科，其包容性和发展性，恰恰反证了比较文学的长盛不衰和屡屡生发的危机、争吵不休的理论现实和实践现实，这些又恰恰都是作为广义符号的文学的本质体现。西方比较文学不断发出的比较文学之死的呼声，批评理论在文学系难以找到落脚点的自责，中国比较文学固守文学性的短见，都是近二十年来比较文学的公案。然而比较文学毕竟显示出狭义的比较已不能阻挡比较文学对于广义符号的取向，比较文学不仅仅是文学比较，还是广义的符号研究;比较诗学不仅仅是范畴比较，还是广义的批评理论。可以说，比较文学为当代人文学科的某些难以一时归类的比较研究，找到了一个暂时的栖身之地，这是它作为当代现实批评学科，而不仅仅是学术史研究的最大功劳。可喜的是，《比较文学教程》就在比较文学与其他批评理论一章，以及比较诗学一章中，贯穿了这种客观的比较文学发展观。

四、论理适度、体例新颖的好教材

《比较文学教程》，由北京大学出版社牵头，由武汉大学赵小琪教授主编，由诸多高校学者共同撰稿，是一部高等院校中文专业创新性学习教材。中国合编教材风气来源于苏联时期，其人文社科类教材往往采取合编的方式，也许这一来体现出社会主义协作办大事的优越性，二来避免了个人独编教材挂一漏万的危险性。可以看出，这种合编方式也是社会主义社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普遍征象。中国新时期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带来了思想的解放;独立的思想，自由的学术，经过百年的变迁，终于成就了新时期中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不过表现在教科书上，还是体现出合编较多的现象。合编教材的主要缺陷大致有二个，一是教材的核心思想难以得到全体撰稿人员的贯彻，二是语言和论述风格难以得到主编的统一。然而最近乍一读到还散发着墨香的赵小琪主编的《比较文学教程》的北京大学版本，笔者不由得完全打消了如上的念头。该教程一来核心思想明确，兼备撰写风格统一，二来体例创新，完全没有统编教材的惯常弊病，反而显示出鲜明的个性来。笔者以为本教程具有两个主要特色和优势。

(一)理论优势:理论的个性和包容性

在多人撰稿的情况下，理论的勾连是合著教材最大的问题。教程主编赵小琪，编委刘圣鹏、刘耘华、陈希、邹建军等五人，全部为四十岁左右的年龄的教授，多为文学史，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等二级学科的专业学者，虽学术各有专攻，但均在理论和批评两个领域发展，在说理和案例分析上都具有质量上的保证，在学术思想上亦有不谋而合之处，这种编委会成员和撰稿人员的学术思想的一致性，也是保证合著类教材保持说理和叙述的一致性的前提。本教程的一个特色是适中的核心理论与特色理论的适度搭配，适当汲取相关比较文学理论的有效之处，如杨乃乔的主体定位论，方汉文的比较作为本体的主客体辨证论，李衍柱的主体间性论;适当参照强调同一性或差异性的比较文学理论，如台湾的互阐法的中国学派论，乐黛云的和而不同论，曹顺庆的跨文明论，刘圣鹏的差异性论;如上各种比较文学理论与赵小琪的互为主体论适度搭配，不特别推崇或者偏向哪种说法。在导论类教材的编撰原则上，向来存在着两种做法，一种是强调个性化，一种是强调适度宽松略有特色。个性化导论论理过于特色化，使众多的其他个性化论理成为排斥的对象，相对减少了对个性化论理的宽容度;而宽适的论理则在差异理论的基础上，适度容纳了多样化的论理，相对增加了对个性化论理的宽容度;应该说本教程在这方面做得特别优异。这应该也是本教程的论理优势，平易但涵盖性更强的互为主体作为核心理论，给多样化的论理提供了合作空间。另外需要强调的是，中国比较文学复兴三十年来的比较文学教材，大多是从学术史出发，说明的恰好是比较文学的基本学理的欠缺，没有从学理出发，而只好以比较文学各个学术研究风潮的照搬作为比较文学的原理。这种以学术史的叠加作为比较文学原理的做法，在东西学术史上殊为罕见。赵小琪版《比较文学教程》则在基本理论和具体理论建构上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无愧于比较文学理论的名号。

第5篇：中外文化比较论文范文

    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本是该学科两个重要的概念。1827年歌德从“各民族文学间的相互容忍”和“作品具有普遍的全人类意义”两方面提出“世界文学”(德语复合词Weltliteraur)的构想:“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①研究者据此认为文学是不断进化的有机体,从民族文学到世界文学,体现了人类文学的伟大进步,论者确信,随着全球一体化的日益临近,相互影响日益深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世界文学正在形成。韦勒克?沃伦认为世界文学除歌德赋予的涵义外,还指全球各民族文学的总和,或指那些享有世界声誉的优秀作品,他较早认识到世界文学对于比较文学的重要性,他这样界定比较文学:从一种国际的角度研究所有的文学。从中我们看到两种涵义的世界文学:一个着眼于文学发展前景的理论构想;一个立足于划定比较文学的对象和角度。而在国内“世界文学”却没有在学科的理论构建中真正发挥作用,起支配性作用的是“文学关系”说。比如陈惇、刘象愚着《比较文学概论》给比较文学下了一个相当完整的定义:一种开放式的文学研究,它具有宏观的视野和国际的角度,以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界限的各种文学关系为研究对象,在理论和方法上,具有比较的意识和兼容并包的特色。把比较文学界定为对各种“文学关系”的研究,这是中国学派较为一致的观点,而“文学关系”是一个差异性概念,在文学关系的研究中,国别、民族、文化差异等外部因素是其关注的中心,对它的强调消解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的系统性和内在的同质关系。

    由于新学科的诞生,进入核心课的外国文学在大学中文系的地位获得极大改善。“外国文学”在“中国语言文学系”是否具有合法性的问题得以根本解决。但学科合并后,学科内部与比较文学的矛盾却凸现出来。从新学科的命名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不能够彼此替代,而应该保留各自本原特性,在更高层次上进行整合,以达至文学研究的新境界,但实际情形却不全然如此。硕士研究生招生方向一贯是学科发展的晴雨表,通过互联网,仅就2002年全国有硕士招生资格的50所大学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各大学的招生方向可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原先没有世界文学专业,在新学科的招生方向中,也没有世界文学方向,而全是中外文学关系的方向。第二类如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原先有世界文学专业,在学科合并后,世界文学方向的重要性降低,把重要精力转向中外文学关系的方向。第三类如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等,在二级学科下,没有设具体方向。这些学校以前有世界文学专业,学科合并后在发展方向上尚不明朗,现有师资以世界文学为主。第四类以上海师大、苏州大学、武汉大学为代表,他们在招生方向上,有中外文学关系方向,也有世界文学方向,二者并重。新学科在研究方向的设置上,应该是比较文学理论、中外文学关系、世界文学并重,上海师大一类大学的做法较接近这种理想状态。②在大学中文系,世界文学就是外国文学。它包括外国单一作家、作品本身的研究,包括国别文学的研究,包括区域文学(如欧美文学、东方文学、拉美文学等)及总体外国文学的研究,同时,它也包括含有中国的世界范围内全部的文学的研究。从19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一百多年间,外国文学研究在中国取得了空前的实绩,而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只是近20年才形成规模的,在新的学科中,需要有中外文学关系的维度,也需要有纯粹外国文学的维度。从学科的整体发展来看,世界文学无疑是比较文学基础,而比较文学则是世界文学的研究方法,二者之间的确存在着知识平台与方法论的互补性。世界文学在新学科中不仅要维持它的存在,更要推动它的发展,因此,我们需要在更高的层面上认识世界文学的意义。不论世界文学作为对象还是角度,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就像聂珍钊在2002外国文学年会所说:外国文学史本身就有比较文学的特点和内涵,外国文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二、课程设置及知识体系的完善

    按教育部的部署,从1999年起,师范院校逐步以“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取代原来的“世界文学”或“外国文学”。因此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其中有很多需要研究的问题。本专业课程设置、专业方向、教学的内容和方法等都要进行全面改革。但迄今为止,很多条件不具备的大学和师范院校都还没有开设“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课程。我们还是按原有的外国文学教学计划、教学内容运作。课程怎样设计,如何安排教学计划,教学内容如何调整,教学方法如何改善,这正是我们需要探讨和急需解决的问题。根据教育部有关课程教学的要求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教学内容的需要,我们按照现有师资和在中国文学教学的基础上,认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课程设置可分这样几个科目实施教学:比较文学理论和方法;外国文学史(欧洲部分至一战前);东方文学经典选读;20世纪诺贝尔文学选讲。并在这些课程中贯穿中外文学关系比较研究的具体内容。

    1、比较文学理论和方法(34学时左右)

    科目宗旨及说明:本科目分二部分:第一部分介绍比较文学的各个层面及研究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科际整合研究等方法;使学生认识比较文学的本质以及研究比较文学的途径和方法,侧重理论的说明,学习和研究比较文学的方法。第二部分讨论比较文学的各种范畴以及不同的流派和文学运动与思潮,兼及个案示例,通过案例的分析可使学生知道怎样以比较的思维阅读世界名着,从事鉴赏和研究。

    2、外国文学史(欧洲部分102学时左右)

    科目宗旨及说明:本科目旨在通过选读外国文学名着的重要作品,使学生对世界文学有系统认识,帮助学生理解中西方文学的异同。学生通过从不同角度审视中国文学在现代世界文坛的位置,在对世界文学有认识之余,也可以对比较文学及其研究的趋向作出更全面的沉思。本科目将会通过选读外国文学名着(诗歌、小说、戏剧等)使学生掌握西方文化观念下的重要文学现象、主要作家、作品和评鉴能力。授课时可以刻意引介所选文本背后的文艺思潮、文学运动来培养学生的比较性思维观念。

    3、东方文学经典选读(34学时左右)

    科目宗旨及说明:本科目旨在重点学习东方文学的经典作品,作为外国文学史课程知识体系的必要补充,使学生了解世界文学发展历程中东西方文学的差异化及相互影响。接受中国以外的其他东方文化背景中的作品信息,形成更为广阔的比较文化视野。本科将会通过选读国外东方文学名着诗歌、小说、戏剧等使学生掌握东方文化观念下的重要文学现象、主要作家、作品,提高评鉴能力,进一步强化学生的比较性思维观念。

    4、20世纪诺贝尔文学选讲(34学时左右)

    科目宗旨及说明:本科目旨在重点学习20世纪诺贝尔文学获奖作家的代表作品,作为外国文学史课程知识体系的必要延伸,使学生了解世界文学的最新发展及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与传统文学间的继承和反动。接受更接近于我们的生存时代的文学作品精神信息,并对我们现代意识培育和生存观念更新产生直接影响。本科将会通过选读20世纪产生了广泛而深刻影响的诺贝尔文学名着,使学生掌握作为20世纪重要文学现象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观念,并理解主要作家、作品,对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予以启迪。

    三、教学改革的基本思路与具体方法

    面对学科合并后的挑战,面对校园的人文精神冷落,面对大学生群体中名着阅读量极小的现实,面对教学内容作品多、地域广、时间跨度长的特点,如何在21世纪的新时代条件下搞好外国文学教学,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昔日拿着纸页发黄的讲稿“满堂灌”的教学模式、习惯了的“文学背景——作家简介——作品分析”的讲授模式,必须代之以充满锐意创新精神的全新外国文学教学模式。因此,教学内容、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的改革迫在眉睫。

    1、教学改革新探索及思路

第6篇：中外文化比较论文范文

基督教的“废墟”与文化“记忆”

跨文化对话时代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中华民族大文学史观和世界文学

洛特曼对巴赫金理论的演变与发展

语文学与世界文学

多元文化语境中东干故事传说比较研究

傣—泰民族两大文化圈及其史诗传统

中国开埠地:日本“近代”从这里开始

伊斯坦布尔,1933,全球翻译

论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内在机理

从《守望灯塔》解读温特森的时间观

悼念中国比较文学的开路先锋孙景尧

18世纪的心理学转向与黑色浪漫文学

第21届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年会在维也纳大学成功举办

中国舞台上的古希腊戏剧——罗锦鳞访谈录

全球化文化语境与俄国现实主义文论

试论辜鸿铭与冈仓天心——东西方文化碰撞中的中日文明观

边疆多民族地区“比较文学”课程教学的新视野

文学人类学:构建跨学科的“亚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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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文化语境与俄国现实主义文论

试论辜鸿铭与冈仓天心——东西方文化碰撞中的中日文明观

边疆多民族地区“比较文学”课程教学的新视野

文学人类学:构建跨学科的“亚鲁学”

自传体写作与神学之美——论奥古斯丁《忏悔录》之文体风格的神学美学意义

从歌德到顾彬的“世界文学”观

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十届理事会

弱小民族文学的译介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

武侠小说的鼻祖,欧洲史诗的远亲--重读《庄子·说剑》

灵魂城堡的侦察和探险--评残雪解读卡夫卡与博尔赫斯

意象与IMAGE的维度--兼谈异质语言文化间的翻译

2011年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理事会暨学术研讨会纪要

摹仿:在文学与历史之间——读奥尔巴赫《摹仿论:西方文学中现实的再现》

解放、民族、社会——读乐黛云先生《跟踪比较文学学科的复兴之路》

巴赫金的小说论(1935-1941):巴赫金小说论的知识背景和独创性研究

“儿童的发现”与文学诸问题——试论中日现代文学中的“童心”观念

崇高风格呼唤崇高心灵——马修·阿诺德翻译思想探析

比较视野下的国别文学史写作——以现代中国的文学史写作为例

关于召开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11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的通报

关于参加2013年度国际比协理事会暨第20届国际比协年会的报告

2016年维也纳国际比协会议“文学、哲学与思想史:跨学科研究的语言”专题讨论综述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成立三十周年所庆特别报道

“中国比较文学三十年与国际比较文学新格局”会议报道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术讲座”第二十七至第三十三讲纪要

“2016全国高校英国文学研究方法与课程教学高端论坛”在京举行

“第七届远东文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圣彼得堡召开

作为异托邦的“万国中胜清国”:日本近世思想家安藤昌益的荷兰(阿兰陀)论述

第7篇：中外文化比较论文范文

一、比较文学课程的背景与挑战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文化不断受到来自多方面的挑战，面临两方面的危机：一方面是全球一体化所产生的对于文化多元化的冲击。经济与科技的发展使得全球一体化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在这种趋势的冲击下，有的民族文化被其他民族文化所同化，丢掉了本民族的精神实质和内涵，而有的民族文化则被彻底遗忘、抛弃，成为历史；另一方面，有些民族则为了保护本身文化的独立性而采取封闭、孤立的态度，他们拒绝与外界文化交流、接触，以此来维护本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和纯洁性。面对这种趋势，当务之急就是增强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对话，使其能够面对全球化的冲击，适应新的发展需要，这些现实都为比较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和发展平台。按比较文学所建构的比较视域来看，任何一种文化的发展都需要其他文化的存在，而一旦有了“他者”的对比，“自我”才能更加明确自己的存在意义。尤其是在这种全球化语境中，采取何种态度对待文学是关系到我们人类文化发展的重要问题。将“比较”纳入到文学领域，可以给予其以新的视角审视本土传统文化，并保护边缘文化免遭文化同质化的侵蚀，对于文化多样性的保护意义十分重要。

二、确立切实的教学目标

虽然比较文学学科表现出了巨大的生命力，但其又时时存在着危机。一方面人文社会学科的发展冲击了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和领域，许多之前属于比较文学领域的问题现在正逐渐被其他领域所侵蚀，特别是文化研究的兴起，使得其研究范围从政治文化、影视文化，直至大众文化等方面无所不包，渗透到任何一个学科领域之中，比较文学的范围也逐渐模糊。另一方面研究方法上的改变也给这个学科带来极大的影响，泛文化的研究方法使得比较文化与其他学科很难区分，其合法性受到挑战。目前我国高校本科教学的现状是，比较文学教学无论是从教学效果还是重视程度上，都无法得到教育部规定的其作为必修课的地位，教学模式更多的是直接复制研究生的成功经验，而缺乏针对本科生所需的教学模式。这种教学目标不清楚导致的后果一则是教师在讲授本门课程时目标过高，本着“学贯中西”的目的，这就导致学生对比较文学产生畏难情绪，部分学生干脆敬而远之，或者应付了事；二来部分高校教师过于重视理论课程而轻视实践课程，导致课堂变成了定义和基本理论的堆砌，学生很难从中真正体会到比较文学的美感与实际意义。教师这种“灌输式”教育往往忽略了学生能力的培养，这种教学方法很明显不适合这门新兴学科教学。根据笔者在高校中的任教经验，我非常赞同一些专家学者对于比较文学课程的看法和观点，其认为比较文学在本科中的教学目标应为初步确立打通意识，以一种开阔的视觉审视问题，即“比较视域”。所谓“视域”，在比较文学中指的是“一种多元观察的、多视点透视的研究视野”。对本科学生来说，能够把握“打通”、“融会贯通”等能力，熟练的用其来比较两种不同文学之间的差异和共同点，或者是比较本学科与其他相关学科知识的异同，这才是学生学习本门课程应具备的能力。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能够有更加开阔的视野，他们的心智得到扩展，更具有同情心与移情力。就像某位教育学者所说的，比较文学的思维方式使我们心智更具弹性，能使我们超越自己狭隘的界限去看待其他关系。正是比较文学的这种特性，使得其在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显得更加重要。

三、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

“比较视域”的教学目标决定了高校本科教师不能再以传统的教学模式来组织教学，不应将理论与学科史作为教学内容的重点来把握，而是应该及时调整、充实教学内容，增加本科生实践能力与文学思维的培养。目前高校比较文学课程设置很多还未达到高校必修课的要求，更多的还是以选修课形式存在，不仅形式上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课时安排上也相对较少，而这门课程包罗的内容又比较多，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完成所学知识，提升观念显然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因此，教师在教学内容上应注意把握重点，有选择、有针对性的组织教学，与其笼统的讲授理论，不如着重强调个案的举例教学。个案教学的好处显而易见，可以将理论与实践完美结合，让学生产生具体可感的知识内容，从而更好的理解比较文学，有利于学生比较视域的培养。例如在讲到中外文学对“复仇主题”的表现手法及人物性格刻画时，可以以《赵氏孤儿》与《哈姆雷特》的对比来展开，虽然二者都是采取复仇作为作品的主线，中间故事情节也有部分重合或相似之处，但由于二者所处的时代背景与人文景观不同，导致了其无论从戏剧冲突、主题思想或人物性格刻画等方面均有不同，体现了不同文化观念下的文化价值差异。通过比较中西方不同的文化差异及深层原因，使学生能够真正感受到中西不同文化内涵，从而能贯通中外文学知识，并深入到未来的学习中。在确定了教学目标与教学内容之后，如何将其贯穿到教学过程中变成了关键因素，特别是教学方式方法会影响到教学目标的达成，更应针对不同的学校、不同教学对象等具体情况考虑教学方法。笔者认为比较文学课程可采取如下方式进行，已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一）组织好课堂教学，奠定扎实基础知识

时至今日，课堂教学仍然是最基本、最常见的教学组织形式，通过课堂教学可以让学生掌握基本的理论知识，对比较文学课程有大致的了解与认识。但是，教师的任务并不仅仅是将基础知识传授给学生，而是应该在介绍基础知识与理论的同时，指导学生将所学理论与脑海中已储备的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相关知识联系起来，扩展自己的思路。正如杨周翰先生曾经说过的那样：“研究外国文学的人必须要有一个中国人的灵魂。”那么对于中国学生来说，在学习比较文学的过程中，应立足于我国文化，以中国文化作为根基，体现中国比较文学的特色。在当前的比较文学教学、研究领域存在一种偏颇，即对西方文学的注重而对中国传统文学忽视。不少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在谈起外国文学时如数家珍，对于外国文学理论也能侃侃而谈，而一旦谈到中国文学理论，则知之甚少，缺少扎实的中文功底作为支撑，因而很难把握到这门课程的重点和精髓。

（二）增加课外阅读量，拓展思维

大量的阅读能够给予学生足够的素材和内容，让学生通过自己在阅读中的感悟来更深入的理解比较文学。在比较文学教学过程中，教师可引导学生在学习完相关理论后，应以比较的视域去重读经典、阐释经典，学生在此过程中不仅对基础理论理解的更加透彻，对经典文学也有了个人更深的见解。就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来说，必要的阅读量是其应该具备的能力，而本科生的比较文学不是以“精英”培养作为教学重点的，教师在教学中应注意到这一点，努力让学生通过学习，拓展自己的思维，开拓文学视野，从而能用比较的、联系的、平等的视域看待事物和现象，为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奠定基础。

（三）促进学生交流沟通，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第8篇：中外文化比较论文范文

    关键词:译介学 新型学科 谢天振

    作者简介:贺爱军,宁波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苏州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翻译学研究。方汉文,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比较文化研究。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英美海洋文学与人类核心价值观研究”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编号:09YJC751076]成果。

    1993年,苏珊·巴斯内特又提出了“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这一论断。她认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气数已尽,女性研究、后殖民理论和文化研究已经从整体上改变了文学研究的面貌。从现在起,我们应当把翻译学视为一门主导学科,比较文学只不过是它下面的一个有价值的研究领域而已”(Bassnett 161)。他们最早倡导“翻译学的文化转向”和“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然而怎么转,转向后这一学科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区别何在?这一新兴学科的理论基础又是什么?研究的客体、研究方法是什么?

    《译介学导论》是北京大学推出的“21世纪比较文学系列教材”中的一部,被纳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部级规划教材”。在译介学的本体研究方面,作者是从译介学的定义以及译介学与传统翻译理论的区别性特征切入的。自从英国比较文学家苏珊·巴斯内特提出比较文学应该成为翻译学下面的一个子学科以后,在比较文学界和翻译界中引起了学科概念之间的混淆,造成了学术理路的混乱。基于此种考虑,作者论述了译介学与翻译研究之间的区别,以及译介学给翻译研究带来的新视野和新领域。“译介学最初是从比较文学中的媒介学的角度出发、目前则越来越多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的研究。其实质不是一种语言研究,而是一种文学研究或者文化研究,它关心的不是语言层面上出发语与目的语之间如何转换的问题,不参与评论其翻译质量的优劣,它关心的是原文在这种外语和本族语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扩展等问题,它关心的是翻译(主要是文学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谢天振10)。它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在研究角度、研究重点、研究目的方面不尽相同。它是一门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以文化意象和翻译文学为其研究对象,吸收了解释学、结构主义、多元系统论等文化理论的比较文学研究。

    “创造性叛逆”构成了译介学本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埃斯皮卡指出:“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137)。创造性叛逆是译介学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本体,“翻译文学不同于外国文学”“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译作具有独立价值”等命题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该书作者认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性质“使一件作品在一个新的语言、民族、社会、历史环境里获得了新的生命”。而“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在多数情况下就是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谢天振72)。

    在译介学的客体研究方面,作者首先探究了“文化意象的传递与文学翻译中的误译”。“文化意象的传递,实际上反映的是不同民族文化在翻译中如何碰撞、转换、交流、接受的问题”(谢天振96)。“误译可以分为无意误译和有意误译两种”(谢天振111),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尤其是误译,“因为在有意误译里译语文化与原语文化表现出一种更为紧张的对峙,而译者则把他的翻译活动推向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为了迎合本民族的文化心态,大幅度地改变原文的语言表达方式:文学形象、文学意境等等;要么为了强行引入异族文化模式,置本民族的审美趣味的接受可能性于不顾,从而故意用不等值的语言手段进行翻译”

第9篇：中外文化比较论文范文

关键词：范式转变；多元文化；理解；文化自觉

Paradigm Shift and the Reason in the study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

Wang Penghui

（ Education College，Tianshui Normal university，Tianshui，China，741000 ）

Abstract：We can make a conclusion by researching the paradigm shift and learning the reason of the shift in the field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 in China since 1970s.We should take the study of comparative in cultural view，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equally through understanding， accomplish the discourse system to show the cultural self—consciousness.

KeyWords：Paradigm Shift；Multiculture；Understanding；Cultural self-consciousness

“范式”这一概念最初由库恩于1968年提出，指的是自然科学所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是从事某一科学的科学家共同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范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特定的科学家共同体，协调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以及他们的行为方式。拥有不同的范式的人虽然“都看这个世界，看同一个东西，这个东西也没有变化，但是由于在不同的相互关系中看这些东西，所看到的却是不一样的”。

在比较教育的研究过程中，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比较教育学者这一科学共同体对于比较教育中问题的关注和理解也在发生着变化。八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国家现代化的需要，使研究外国教育变得刻不容缓。我国的比较教育在这以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国际交流与合作也渐渐频繁。通过对这一时期以来比较教育的研究中体现出的不同范式的分析，会让我们对比较教育的视野和方法论的变化原因有个更深入地了解。

一、比较教育研究中的范式转变

范式的转变主要体现在关注主题的改变，本文通过研究主题的变化来研讨范式的变化。研究主题，作为研究的主要内容或是共同体关注的核心话题，折射着研究人员的兴趣所在，反映了人们对其研究对象的知性认识。主题的变化发映了人们对研究对象认识的发展和变迁。通过揭示主题变化的轨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对研究自身发展的准确把握。

第一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比较教育主要是对发达国家教育体制和改革经验的描述性研究，以分析这些国家的教育制度为出发点，运用的方法主要是文献法。比如，由王承绪、朱勃、顾明远主编的新中国第一部《比较教育》教材，在总结国外适用比较教育教材的基础上，采取国别研究与专题比较相结合的体系。书中提出：“比较教育是用比较分析的方法，研究当代外国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找出教育发展的共同规律和发展趋势，以作为改革本国教育的借鉴。”

第二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开始结合中国自己的实际，对发展中国家进行了有深度的、范围宽广的专题研究。就区域研究而言，己经迈出多元化的步伐，更多的发展中国家进入比较教育的研究视野；就问题研究而言，开始关注国际教育的问题、全球教育问题，如人口教育、环境教育、妇女教育、多元文化教育等。据陈述清就我国四种主要比较教育期刊____《外国教育动态》、《外国教育》、《外国教育资料》和《外国教育研究》于1979年至1989年十年间所登载论文按主题进行分类如下表：

注*《外国教育研究》于1983年创刊，1986年数据缺

这一阶段从研究对象上来说，主要是对不同国家教育制度的比较；另一方面，多学科的运用是世界比较教育的发展趋势，但这一特点在我国的比较教育中未得到很好的体现和落实。

第三阶段，从90年代以来，比较教育研究更多地采用了意识形态文化和社会文化的视角开始探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教育，以达到对教育发展基础的全面理解。“一言以蔽之，比较教育是国际（跨文化、民族间）教育交流的论坛。”也就是说，比较教育的目的是帮助理解和促进国内的教育发展和改革，教育规律的阐明只是目标之一。不像其它教育科学和其分支学科，比较教育并不打算在国内教育现象的基础上阐明教育规律，而是以跨国和多层次跨文化视角来说明教育规律。

随着研究主题的多元化，方法上开始出现多元化的趋势，多元文化主义、文化人类学、人种志和质的研究等方法开始为比较教育学者使用，反映出比较教育学者从宏观角度的制度研究转至微观角度的个人研究。向蓓莉认为，多元文化“肯定了普遍主义对真理存在的认同，认为世界是可知的，客观真理并不因为人们认识的局限性而陷入虚无。但是，由于各文化对人类价值观存在不同标准，因此认识是可以多元存在的”。顾明远教授认为，“进行文化研究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最好是采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到当地去生活一段较长的时间。正像萨德勒曾经说过的，不能只注意一个国家的有形有色的建筑物和教师与学生，还要走上街头，深入民间家庭，去发现无形的精神力量。”

教育问题的性质分析

根据延建林对1980-1999期间在《外国教育研究》、《比较教育研究》、《外国教育资料》发表的4199篇学术论文进行的统计分析可以看出，教育实践活动的文章在80、90年代中国比较教育研究占主导地位。但是，90年代对教育实践的关注开始超过对教育思想理论的研究。而且，比较教育学者对于自身的学科建设的关注也体现出很大的变化，从80年代的22篇到90年代的88篇。

二、比较教育研究中范式转换的原因探析

（一） 哲学观念的转变：从实证主义到质性研究

我国比较教育学者在具体研究的范式上，受西方比较教育学者的影响很大。在西方，由于自然科学取得成就，本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的比较教育学者主张用科学方式收集教育资料，并先设定命题，用实验证明开展比较研究，引出社会和学校之间的因果关系，即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实证主义认为社会科学家的研究结果可以用平行于自然科学的方式来表述，即通过对概念之间数量之间变化关系的研究，表达为定律或规律性的一般化陈述，强调的是定量的研究。代表人物如安德森、贝雷迪、诺亚和艾克斯坦等。

实证主义强调科学是价值中立的， 社会现象是一种客观存在，不受主观价值影响，不受知识、理论过滤。实证主义不仅可以用来探索自然世界的奥秘，也可以用来认识社会，发现社会发展的规律。然而，到了70年代，人们看到由先前的研究导出的政策未能获得预期的结果，人们对比较教育中的实证主义观点提出了挑战，开始寻求新的研究方法，解释学中的方法开始受到人们关注。解释学的泰斗狄尔泰建议用“理解”来代替自然科学的因果解说方法，使人文世界变得可知。而要达到目的，就必须为认识历史找到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在他看来，释义学正好可以为人文科学奠定这样的基础。

现代解释学是以理解为核心的哲学，“理解不应被认为是一个人主体性的行动，而是将自己置于一个传统的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过去和限制不断融合。”[8]这种理解揭示的是现实中的价值性、历史性和社会性。通过理解和解释，研究者把握对人文世界的意义，达到研究者的主观世界和文本所提供的“视域融合”。在此观念的指导下，质性研究方法开始流行。

质性研究方法秉承自然主义对自然研究情境的追求、解释学对主体间理解流的钟情，是“以研究者本人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景下采用多种材料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研究，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活动。”质的研究方法的运用标志着比较教育学者越来越关注微观层面的教育现象，如个别学校、社区和少数人群的教育问题等。质性研究方法肯定了不同民族国家教育现象差异性的合理存在，也肯定了比较教育自身研究范式的文化多元化，其意义不仅在于对某一具体文化背景中的教育问题进行深度研究，寻找恰当的解决方案，还能防止直接搬用特定异文化条件下产生的平面化方案，即用单一理论文本解释不同地域的教育现象。

（二） 多元文化中文化自觉

教育原本就是人类社会中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在一般意义上使用两个术语，抽象地说，‘教育’本质上就是一种文化现象。‘文化’一词则有意地用来表示代代相传的创造性成就、目标和观念。”比较教育关注的是不同文化传统中的教育现象，无论运用什么样的研究范式，“文化”都是不能脱离的基本领域。

由全球教育化进程来看，其中的后殖民特征十分明显，我们看到的是第三世界国家教育的更加西化，非西方的文化传统从主流教育中的消失。学习西方文化对研究了解西方教育和西方教育的影响是必要的；同样，学习我们本民族文化对研究西方教育和西方的影响也是必要的，而后者正是我们所欠缺的。因此，文化上的自觉对于保持民族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理解和阐释人类文化及其多样性最为关键的就是“我们如何交往”。在交往中保持文化的独立性就成为比较教育研究学者的重要使命。

比较教育所使用的话语体系属于西方社会的话语体系，因而第三世界国家是在用西方的话语体系表述本土的教育。这种表述应体现出自己文化的同一性，而不是西方概念话语的重复；同时，这种表述，应体现出独立思想精神和批判态度，是在不同的教育话语体系跨文化语境的对话中不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是本土社会教育话语再生产过程的一部分。正如洪堡所说，这是在建立一种新的平衡，一种由于曾经的殖民和现实的殖民而遭受了并正在遭受破坏的话语体系的平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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