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交流全文(5篇)

第1篇：中外交流范文

关键词:丝绸之路;服饰;艺术;文化交流

丝绸之路被誉为“两千年来始终主宰人类文明的世界十字路口”，其海陆通道曾经是整个世界的神经中枢。中国文化、古希腊文化、古罗马文化、印度文化、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等，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发生着激烈的碰撞，交织出璀璨的丝绸之路服饰文明。近年来，对丝绸之路艺术的研究成为了中国社科类学术研究新热点，“丝绸之路服饰艺术交流”是丝路研究和中国服装史论研究中值得特别关注的课题。文中拟结合国内外已发表的相关研究成果，对丝绸之路中外服饰艺术交流的学术研究情况作以梳理和评述。

1丝绸之路中外服饰艺术交流的研究背景及现状

丝绸之路是世界最早开通的连接亚、欧、非3大洲的交通大动脉，也是一条最古老、最辉煌的人类“文化大运河”。但正式命名其为“丝绸之路”则是在19世纪70年代，由德国历史地理学家RICH-THOFENFVR［1］首次提出，他将古代中国从长安经西域到希腊、罗马的陆上交通网络称为“丝绸之路”(即德语“dieSeidenstrasse”)，其著作被译成英文版本后，“丝绸之路”(TheSilkRoad)这一代称被广泛使用。“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是陆上丝绸之路的延伸，最早由国学大师饶宗颐［2］提及。

在汉语中，“丝绸”一词是“由含蚕丝纤维织成的纺织品的总称”，而英文中的“silk”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它囊括了“蚕丝纤维”“丝线”“丝绸面料”及最后的“蚕丝面料制成品”。作为商品或者流通货币的“silk”(丝绸纺织品)，在经由海、陆丝绸之路的运输、交换、行销之后，大多会被进一步加工处理，最终成为穿在人身上的服饰，是丝绸之路沿线各国人们从物质流通到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

广义的“服饰”意指装扮身体所用具体可见物品的总称，包含穿衣服、佩戴饰品、美容化妆等。丝路沿线各国的服饰艺术交流，不仅是简单的物质交换和艺术借鉴，其背后有着极其复杂的社会动因，体现出一定区域族群内的社会制度和风俗习惯，集中了科技、文化、艺术、经济、政治等诸多因素。将中国服饰文化的发展史置于丝绸之路视域下进行观察，可以清晰发现:正是由于丝路沿线各国在历史上频繁密切的服饰文化交流互动，促使中国服饰文化在传承、发展、演化的过程中能够不断地吸收大量优秀的异质文化因子，使中国服饰在形制、款式、面料、纹样等方面都呈现了不同以往的新面貌。因此，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丝绸之路服饰艺术交流”是丝路研究和中国服装史论研究中值得特别关注的课题。

由于以往诸多条件的限制，中国服装史多注重对本土服装的断代研究、民族区域性研究和个案分析，普遍缺乏国际化的视野和跨文化研究的理论框架体系。自“TheSilkRoad”的概念提出以来，世界范围内关于“丝绸之路”的综合研究已成显学，国内学者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更是方兴未艾。尤其自2013年“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等建设战略构想提出以来，国内外社会对于丝绸之路的关注度直线攀升，学界也迎来了丝路文化艺术研究的新机遇与新热潮。

笔者检索了中国知网有关论文篇目(截至2018年9月10日):共有丝绸之路各类综合研究成果论文信息24781条(1972—2018);丝绸之路文化研究成果2107条(1985—2018);丝绸之路交流研究成果518条;丝绸之路艺术研究成果193条(1981—2018，1981年前未见);丝绸之路纺织研究成果81条(1997—2018);丝绸之路艺术交流研究成果10条(1997—2018);而丝绸之路服饰艺术相关研究成果仅有5条(2011—2018)。尽管以上统计存在一定误差，但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目前关于丝绸之路的各类研究成果虽多，而针对中外服饰艺术交流的专门研究尚未引起国内专家学者的广泛重视。

2丝绸之路中外服饰艺术交流相关文献综述

通过梳理丝绸之路相关研究成果中提及“服饰”和“文化艺术交流”的内容可知，自20世纪以来中外学界有关丝绸之路服饰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个两个阶段。1)中外服饰艺术交流研究的铺垫阶段，其又可细分为两个时期:①20世纪60年代以前，这一时期主要是完成对丝绸之路概论性、整体性的研究，其特点是较为全面但深度有限，而以服饰为视角的研究成果鲜有发表;②20世纪60—80年代，这一时期的丝路研究向着纵深方向拓展，出现了更多断代史类研究和专题、案例研究成果，以服饰为视角的研究成果发表量开始持续上升，服饰的国际化交流研究开始被学界注意，比较性研究类的成果开始陆续出现。2)中外服饰艺术交流研究的崛起阶段，其时间为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近30年，丝绸之路中外服饰艺术交流的相关基础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迎来了全新的学术契机，研究成果呈现多元化的趋势。

2．1早期丝路历史研究成果中有关服饰和对外交流的部分

100多年以来，中国、德国、法国、瑞典、日本、俄国、英国、美国、印度等国家的专家学者陆续对丝绸之路进行研究，他们分别从不同角度切入，共同拓展着丝路研究的国际视野。早期有关丝绸之路或者中外文化交流、文化比较的研究论著中，一些学者对丝绸之路的服饰给予了篇幅不等的关注，为研究丝绸之路中外服饰文化交流进行了铺垫。

自1877年RICHTHOFENFV提出“丝绸之路”以后，西方掀起了一股发掘中亚腹地地理历史的探险热。RICHTHOFENFV的学生、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率先对“丝绸之路”沿途诸国，特别是对中国新疆、西藏地区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察，并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了著作《丝绸之路》。英国籍匈牙利探险家、地理历史学家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自19世纪末开始，先后在印度、克什米尔、伊朗、叙利亚、阿富汗及中国新疆、甘肃等进行了4次考古探险考察，重点研究了丝绸之路葱岭古道一线，出版的《古代和田》《西域考古图记》等详细记述了他的探险考察研究成果，其中《西域考古图记》［3］第22章翻译了斯坦因发现藏经洞绘画、刺绣、织物等的详细记录;第24章记录了千佛洞的织物。法国的东方学家保罗·伯希和，于1906年开始前往新疆喀什、图木舒克、阿库尔、克孜尔等地对佛寺和石窟进行考古发掘，其间发现了大批健陀罗艺术品及古梵文、龟兹文写本;1908年掠走敦煌藏经洞出土文书、珍贵绘画3000多卷，还有大量纺织刺绣艺术品，拍摄了数千卷文献照片。保罗·伯希和一生著作等身，所出版的《马可·波罗行记注》《伯希和考古文献》等，即便是对当下学者开展古丝绸之路服饰文化交流研究仍具有极高的学术参考价值。

1975年，日本学者加藤九祚和前岛信次联合编写了《丝绸之路事典》，是亚洲学术史上较早的丝路研究著作。此后的中国学界也陆续出版了多部丝绸之路古代资料汇编类文献，例如张星烺［4］集中梳理了17世纪中叶(明末)以前中外史籍中涉及中国与欧洲、非洲、亚洲西部、中亚、印度半岛等地往来互动的珍贵文献史料，并对其中部分地名和史实加以详述考释，书里汇集了诸多介绍域外国度服饰风土人情的史料。此外，吴丰培编纂的《丝绸之路资料汇钞》、牟实库主编的《丝绸之路文献叙录》等，均收录了与服饰相关的资料。

早期“丝绸之路与对外交流”的专题研究成果中，也有很多对研究丝路服饰文化交流具有极大参考价值的信息。向达［5］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概述中国与欧洲各国的交通史;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等［6］编辑出版的图集有详细的文物介绍，图版质量较好;冯作民［7］对罗马与东方进行纺织服饰贸易交流的详情进行了介绍;日本学者书上诚之助［8］对日本古典服用狩狮纹的丝路源流展开详述考证;沈光耀［9］在著作中介绍了丝绸之路海上与陆地贸易线路的形成及变迁，分析了中国与丝绸之路沿线贸易国的经贸关系，对于了解丝路贸易历史背景有重要意义;常任侠［10］介绍了香料和装饰艺术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史。此外，周一良的《中外文化交流史》、中国文化书院讲演录编委会编写的《中外文化比较研究》、缪良云的《中国历代丝绸纹样》等，均有论述中外服饰交流背景、轨迹及艺术表现的内容。另外，还有许多零星发表的学术论文，如日本学者高桥健自的《古代遗物所见大陆文化的输入》、陈竺同的《汉魏以来异域色料输入考》、李均祥的《中日羽衣传说之比较》等，对体现丝路服饰文化交流的案例进行了论证分析。

1987年以前有关丝绸之路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陆上丝绸之路范畴。1987年为了强调中西相遇时所产生的复杂文化交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定对“丝绸之路”进行国际性的全面研究，启动了“对话之路:丝绸之路整体性研究”项目，激发了全世界对丝绸之路的兴趣，也标志着丝路研究进入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新阶段。国内随即出版了一大批相关研究成果，如彭德清［11］、庄为玑等［12］、姜培玉［13］、吴家诗［14］及广东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15］、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16］等学者和单位出版的专著，对古代丝绸之路中外服饰交流的海上传播路径及情况展开概述性、整体性的研究。

2．2近30年来丝绸之路中外服饰艺术交流相关研究成果

中国服饰文化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呈现出不同特点，其所体现的文化对外交流、设计创新等都与中国本土文化软实力建设发展有着密切联系。近30年来，以服饰为视角的丝绸之路文化交融研究呈现出更加多元化的特点。

2．2．1通论性研究。丝绸之路的开通和建设推动了中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交流，且无论从内涵还是从外延上都远超其本意。近30年来，学界有许多关于丝绸之路的通论性研究，其中有一些涉及到服饰文化的部分。

《中国丝绸之路交通史》梳理了丝绸之路公路交通网道的历史文献记述，以及各个时期交通与经济的因果、主从关系的变化情况，对研究服饰文化交流的地理路径提供参考［17］。李明伟［18］从丝路贸易史的角度展示了先秦、两汉至明清时期中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双向和多向交流的相关史实，为研究丝绸之路的纺织服饰商贸活动以及由参与这些活动的外国商人所带来的异域服饰文明提供了直观素材。

还有一些中外学者在其专著中介绍了部分丝路沿线服饰史料的相关历史记载情况。例如:杨蕤［19］以10—13世纪陆上丝绸之路为研究对象，统计了中外历史文献所载中国五代、宋、辽时期诸蕃的朝贡情况和朝廷的回赐情况，对唐、五代、宋时期丝路所贡物品及外来物种进行统计及对照分析，其中涉及大量服饰品;薛爱华［20］引据古代汉文典籍，列举了唐代舶来服装及纺织材料、用以制作服饰品的宝石和金属、丝绸染料和化妆颜彩。服饰艺术交流的研究不同于概念假设和逻辑推演的纯理论研究，它是以具体服饰品对象为物质依托，建立在多方、多样、多层次交互的外延之上，从研究方法到学术视域都具有极强的专业性、学科交叉性与综合性。对此，刘瑜［21］指出丝绸之路中外服饰艺术交流研究宜分作3个层次进行推进:①从服饰的物质性角度出发，考察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及地区具体的服饰款式、造型、设计、工艺等特点;②研究人与服饰共同构成的服饰穿着体系，包括人穿戴、搭配服饰的方式，以及服饰对人体的表现和规训等;③从服饰的社会性角度出发，着重研究各种体现服饰艺术交融的服饰现象与政治、经济、宗教、环境、生产力、艺术审美等社会因素的相关性。

这些通论性的研究成果，向人们展示出丝路沿线的异质服饰文化之间具有相互理解、吸纳、互鉴、衍生及创造发展的可能性。开展丝路服饰文化交流的系统性研究，旨在探求丝绸之路视域下，服饰装扮这一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行为方式，如何通过这条古代世界东西方之间最为重要的贸易和文化交流通道，在不同的地域、民族、宗教等条件下相互交流和影响;及“服饰”这一具体艺术形式在丝绸之路所涉的民族、国家、地域之间的异同和关联。

2．2．2专题性研究。丝绸之路服饰艺术的交流融合具有多向性和流动性。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服饰交流通过款式互仿、纹样互鉴、工艺互促、文化互融，互通有无，生成了一系列缤纷且独特的艺术表达形式。一些学者对体现在服饰上的综合艺术表达形式进行了专题性研究。

丝绸之路敦煌服饰艺术一直是学界持续关注的研究热点，是世界范围内敦煌学研究的分支。笔者在中国知网中检索“敦煌服饰”，相关研究结果显示多达405条。西北边陲的敦煌莫高窟，地处中原王朝与西域少数民族政权的中间地带，自古就是丝路上重要的商品贸易和文化集散地，历史上此地居民和往来人员的国别及民族成分十分复杂，敦煌本地服饰艺术与外来文化的交融十分明显。

敦煌莫高窟拥有从北朝至宋元时期的壁画、文书、帛画等文化珍宝，其中包含着丰富而珍贵的服饰图像和文字史料。卢秀文等［22-23］对敦煌壁画中体现文化交流的服饰进行了系统的比较分析。郑炳林等［24］从少数民族服饰角度对敦煌地区的少数民族、统治过敦煌的少数民族和在敦煌营建过石窟的少数民族的服饰形象进行了专题研究，所整理的服饰图像及资料主要涉及匈奴、吐蕃、回鹘、鲜卑、党项、蒙古6个少数民族。2016年敦煌研究院出版了总计26卷的《敦煌石窟艺术全集》，其中第23卷“服饰画卷”按照供养人服饰、世俗人服饰、佛国人物服饰3大类，对敦煌石窟的服饰图像进行了整理和研究［25］;同类书籍还有敦煌研究院的樊锦诗、谭禅雪编著的《中世纪服饰》。

7—14世纪时期，中国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帝国之一。唐朝与海外有官方往来的国家和地区达70余个，与宋元帝国有交往的国家和地区有140多个，针对这一时期丝绸之路中外服饰文化交融的专题研究热点较多。7—8世纪，是中国唐代海上与陆上丝绸之路最为兴盛的时期，异域风潮推动了中原服饰审美及款式结构等的变革，引领了当时的服饰风潮。针对这一时期的代表性文献主要有:王若诗［26］从《全唐诗》的角度切入，通过研读唐诗中对当时服饰的描述，分析了唐代在丝绸之路影响下发生的诸如胡服盛行、时世装对胡服元素的吸收、异域舞蹈服饰的流行及民间服饰潮流变迁、新服装材料的引入等服饰新变。马勒JG［27］在其著作中较为充分地利用了世界各地发现的具有所谓西方人(胡人)特征的唐代塑像，并结合绘画以及文献记载，对塑像的类型、特征、年代、族属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其中涵盖了大量胡人服饰信息，对于研究唐时西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及当时胡人在社会生活中的服饰形象有较高参考价值。

10—14世纪，宋元服饰对胡服元素进一步加以改造，建立起中原服饰体系的新样式。张飚雪［28］认为胡服元素在宋代已经逐渐融入了宋人汉族服饰文化之中，部分胡服元素还成为朝廷官服的组成部分或者融入官服服饰设计之中;宋代服饰之中的上领、靴鞋、幞头、銙带均为经过宋人吸收创新之后形成的汉化胡服。李咏［29］针对民族文化交流对宋代服饰演变产生的影响及相关的知识内容进行了分析研究。13—14世纪朝鲜半岛高丽时期与蒙元王朝建立了密切的联系。金文淑［30］论述了高丽时期服装中的蒙元元素，讨论了这些服装在款式和称谓上对当今韩国常服的影响。位于伏尔加、顿河流域北高加索地区的游牧贵族墓葬中出土了一批13—14世纪中叶的服饰和丝织品，兹维思达纳·道蒂［31］对这一地区出土的服饰品、纺织品进行了组织结构分析，发现所出土的织物运用了中国传统的丝织工艺，认为其代表了蒙古时期较高级的丝织工艺水平。

当某种服饰符号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时，其会逐渐升级成一种社会服饰现象，而每一种服饰现象又可以被分解为具体实物、行为表现。学界对丝路沿线所出现的服饰现象也有很多专题性研究成果，如对希腊化时期丝路服饰流行“希腊风”现象的专题研究。几个世纪以来，丝绸之路沿线地区不断受到希腊风格东传的深刻影响，形成了兼容并包、兼收并蓄的独特希腊风艺术，并在纺织服饰品、壁画和造像雕像方面都有体现。艺术史家称公元前323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去世到公元前30年罗马征服托勒密王朝为“希腊化时期”，也是马其顿希腊文明的“东方化”时期。这一时期希腊艺术文明沿着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在北非和西亚广泛传播。李京泽［32］指出，“亚历山大的东征开启了‘希腊化’时代，为古波斯与古希腊百年来的缠斗划上句号，但却是东西方文明下一轮更强烈的碰撞与交流的开始”。王蕴锦［33］对阿富汗希伯尔罕“黄金之丘”(Tillyayepe)出土的一系列服饰配件进行了研究，认为其属于希腊化晚期，所出土的日月星辰金垂饰、龙形飞翼双马神守护国王金垂饰、格里芬混合中国狮虎造型的金扣饰等黄金饰品体现了中国、波斯、西亚、中亚草原等的多元艺术要素，显示了当时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技术手段和审美，并反映出深层次的传统民族文化信仰之间的交流。

被希腊化的西亚人给印度西北部一小块边界地区带来了希腊式佛教艺术，在犍陀罗地区许多服饰都留存有模仿希腊罗马式样的痕迹。希腊文化随犍陀罗艺术继续向东传播，最远一直传播到新疆塔里木盆地的西域城邦诸国，且在同时期的中国佛教壁画、雕塑中也有体现。早在19世纪末，西方探险家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古城就发现了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2世纪的希腊风格壁画和艺术品。陈晓露［34］、赵艳［35］、满盈盈［36］等对“丝绸之路佛教服饰的希腊化”这一专题展开较为详细的分析论证。

17—18世纪欧洲服饰流行“中国风”的现象，当时的欧洲服饰艺术表达呈现出对于中国文化极大的好奇和向往。修·昂纳［37］针对这一现象考察了从中世纪至18世纪西方艺术家和工匠对东方的认识以及他们的表达方式。王洪斌［38］从全球史视角出发，以东方奢侈品为代表的物质文化“西进”现象为切入点，对东方文明在英国文明转型发展进程中所起到的作用进行了分析。王洪斌认为来自东方的丝绸等奢侈品经由海上丝绸之路大量运输进入英国市场，逐渐为英国人所接受，改变了英国人的服饰观念，由此掀起的“中国热”对英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在纺织和服装制造等行业。IMPEYO［39］认为“中国风产生于欧洲人对东方的幻想，对相关物品的收藏始于好奇心，后来才逐渐转变为对美的关注”。迈克尔·苏利文［40］指出:“对18世纪欧洲艺术品味的研究已经表明，当时欧洲人受到中国艺术的影响比他们自己意识到的要深刻得多。”袁宣萍［41］对这一服饰现象以及体现当时中国风与巴洛克、洛可可服饰纹样设计相融合的典型实例进行了分析，指出欧洲人利用中国元素进行服饰表面装饰以追求异国情调的表达，但缺乏对这些元素的深层研究。

透过对这些专题研究成果的深入考察，能够深切感受到丝路服饰艺术互联互通、和而不同的文化共生精神。

2．2．3案例性研究。除了上述专题性的研究成果外，还有一些研究是从服饰品的物质性角度切入，结合文献记载与新的考古发现，考察并分析某一具体服饰品上所体现的丝路文化互动。

韩香［42］以波斯锦与锁子甲为例，指出这两样物品均产自西亚波斯一带，是随着中西交通丝绸之路的展开，传播并且影响到内地的服饰文化。陈习刚［43］以唐代胡腾舞者“葡萄长带”的服饰装扮为研究对象，探讨了“葡萄长带”的丝路源流及与宗教间的关系等。赵胤宰［44］通过高句丽的“鸟羽冠”捕捉其与丝绸之路的交流信息。古代朝鲜半岛国家的冠饰材料在沿着丝绸之路的古代遗迹中多有发现，赵胤宰认为高句丽的“鸟羽冠”为研究服饰史提供了一个具体的线索，“鸟羽冠”作为证明当时朝鲜半岛和丝绸之路之间联系的证据，透过它可以了解到丝绸之路沿线各地区和古代朝鲜半岛之间的交流情况。茅惠伟等［45］针对丝路沿线不同时期、不同地点多次出现的百衲织物进行研究，采用文献结合实物的方法，从形制与类别、材质与技艺、起源与蕴意、流变与兼容4个方面，对丝路沿线考古出土、民间使用、文献记载和博物馆收藏的各种百衲织物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百衲织物很可能是在东西方各自独立的文化体系下产生的，但随着丝绸之路的延伸和文化交流的深入，丝路沿线各文明有了复杂联系，各自独立的百纳织物共同朝着形式美的方向发展，最终成为丝路织物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阿米·海勒［46］通过对拉萨大昭寺藏银瓶上的人物服饰、纹样以及工艺进行探讨，认为其是吐蕃王朝时期(但在松赞干布统治期之后)藏族艺术家融合西亚、中亚及唐朝的多种艺术风格而制作的杰出作品。

这些服饰品案例看似细小琐碎、零星四散、相互独立，但若将其置于丝绸之路文化视域下进行考察，就能够发现其产生、流行与演变都有着内在的关联。这些已发表的案例性研究成果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实验性探索，提供了多种可以借鉴的研究路径和论证体例，为进一步研究丝绸之路中外服饰艺术交流打开了新的视野。

3以往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从国内外已发表的服装史论相关研究成果来看，学者们对于“丝绸之路”上“silk”的关注更多集中在“蚕丝原材料”和“丝绸纺织品”上，而对“丝绸服饰品”的关注度则相对较弱，基础研究呈现出“重纺织、轻服饰”的现象;同时，较之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成果来看，学界对于陆上丝路服饰艺术交流的研究成果远超海上丝绸之路，系统研究“海上丝绸之路与服饰文化交流”的学术成果鲜见，基础研究总体上呈现出“重陆丝、轻海丝”的现象。

如文中第2节所述，目前国内外学界以“服饰”为视角的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研究成果多以论文的形式散点出现，或者穿插在其他学科研究论著的间隙被提及、带过。这些成果为开展丝绸之路中外服饰艺术交流的深度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学术基础和理论支持，但迄今为止，尚缺少图文并茂、逻辑严谨、学理性强的丝绸之路服装史论综合研究体例，丝绸之路中外服饰艺术交流这一研究领域中比较系统化的服装史专著暂付阙如。丝路沿线许多国家可以用于服饰研究的出土和传世的服饰实物、雕塑、典籍、古代绘画等珍贵资料还没有被充分的挖掘和利用，许多独具丝路特色的服饰文化交流路径和交融历程等尚且眉目不清，这些都有待进一步梳理和完善。

近年来，丝绸之路艺术研究已经上升为中国社科类新一轮的学术研究热点，这一领域未来或将形成新型交叉学科———“丝绸之路艺术学”。而中国作为古代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起始和途经国和现代世界范围内“一带一路”框架体系建设的发起国，有望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并开创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艺术学研究新领域。

立足前人的研究基础之上，未来学界对以服饰为视角的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研究有往更纵深方向拓展的趋势。例如以图文互鉴的方式重新发现历史信息间的有机联系并对其进行服装学学理阐释，开展以图像、图解和图示的方式补充国内外现有文字和实物资料的图志研究等。通过广泛搜集国内外相关图、文及实物资料，发掘体现中国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服饰艺术相互交流与相互影响的各类服饰品与服饰现象并对其进行系统整理及剖析，加强国际间相关的学术交流，逐步建立起丝绸之路服饰艺术研究资料数据库，逐步开展按照服饰艺术门类进行的系统化比较研究，逐步勾画出丝绸之路中外服饰艺术交流的历史图志。

4结语

研究“丝绸之路中外服饰艺术交流”这一课题需要用跨越时空界限的大历史观来看待中国服饰文化，这将有利于推动国内服装史研究从本土向国际化视野的进一步转化，有利于学界加深对于中国服饰文化和世界传统服饰文明发展历程更为全面的认知。

鉴古知今，通过对历史上丝路服饰艺术互动信息的发现，尝试将丝路服饰品和历史上出现的诸多服饰现象置于当时的丝路艺术场景与艺术创造语境，以探究丝路服饰相互吸纳、互鉴的艺术及文化渊源，从宏观到微观，再从微观到宏观，展示丝绸之路辉煌的服饰艺术交互脉络及其所体现促进世界文明互荣共生的精神意蕴。相信这一研究的推进将会对中国服装史和世界服装史学的研究做出有力的补充和完善，同时为新丝绸之路的建设和当下中国服饰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设计提供更多有益启迪。

参考文献:

［1］饶宗颐．蜀布与Cinapatta:论早期中、印、缅交通［C］//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编委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广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4:561-584．

［2］奥雷尔·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M］．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457-464，498-513．

［3］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M］．朱杰勤，校．北京:中华书局．2003．

第2篇：中外交流范文

［关键词］肿瘤外科学；特点；教学方法

当前，随着生活环境的改变，肿瘤已成为多发病和常见病，其发病率和病死率不断上升，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的健康。在全社会普遍提高对肿瘤的认识、加强对肿瘤的预防、提高肿瘤治疗手段的同时，对医学院校培养医学专门人才重要性的认识也日益增长。在医学教育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肿瘤学相关知识也在不断丰富和更新，这也对如何提高肿瘤学教学效果、更好地服务于医学专门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更高要求。作为肿瘤外科学教师，作者深切感受到，肿瘤外科学教学存在着知识量大但课时有限、课程重要但教学效果一般的矛盾。因此，结合肿瘤外科学的特点谈肿瘤外科学的教学，以切实提高教学效果就显得尤为重要。

1肿瘤外科学的特点

1．1涉及知识的庞杂性。目前，肿瘤学的教学分散到消化内科、呼吸内科、妇产科、耳鼻口科、外科、放疗科、核医学科等学科，专业性较强、涵盖专业范围较广，同时知识更新快、进展多［1］。由于肿瘤种类、分期、分型的复杂，临床表现多样，疾病涉及多学科、多领域，其中既有肿瘤本身的各种临床表现，还有可能存在多重合并症使肿瘤的临床表现更趋复杂［2］。在肿瘤外科学教学中，除了要讲解肿瘤外科学的系统性、整体性、关联性、辩证性等，还需要兼顾讲解所涉及知识的相互联系，以培养学生对疾病的整体认识，激发学生学习兴趣。1．2临床思维的独特性。目前，医学教育已从传统生物医学模式转变为“生物－心理－社会”模式，临床思维已广泛运用于医学教育实践中。随着肿瘤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学界普遍共识，肿瘤产生的病因多样，其诊断、治疗均有特殊性。由于恶性肿瘤有着不同的种类和分期，通过单一的治疗手段无法保证治疗效果，越来越多的实例表明，恶性肿瘤的治愈是综合治疗的结果。因此，肿瘤外科学教学中的临床思维有其独特性，即强调多学科协作治疗（MDT）［3］与个体化治疗的融合。教学中，需要帮助学生树立综合治疗的临床思维，即具体到某例患者的个体化治疗，要综合运用多学科的治疗方法，以提高治疗效果。1．3人文关怀的重要性。肿瘤不仅给患者造成生理上的巨大病痛，同时在心理、精神、人格上也给患者带来严重创伤。研究表明，肿瘤患者多有孤独、抑郁、悲观、易怒等特征，这与肿瘤的高病死率有着密切的关系。对于肿瘤患者来说，除了得到必要的专业医疗救治，医护人员的人文关怀也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因此，在肿瘤外科学教学中，要多角度、全方位培养学生维护患者的尊严和价值、促进患者身心健康的人文关怀［4］。

2关于肿瘤外科学教学的思考

适应新形势下肿瘤外科学的特点，改变传统教学模式、理念及方法，这既是医学教育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培养更多高素质医学人才的需要。针对肿瘤外科学教学的特点，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提高教学效果。2．1形成多种方法相结合的教学模式。肿瘤外科学教学中，既需要“以教师为中心、以讲授为主”的传统教学方法，也需要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PBL）教学模式和以案例为基础的学习（CBL）教学模式的融合［5］。针对肿瘤外科学教学课时有限的现状，如何让学生在有限的课时中对肿瘤外科学相关知识获得较为全面、系统的了解，这就需要积极发挥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作用［6］。教师要根据教学任务和要求，结合教学实际，将基本理论和知识通过串讲的方式传授给学生，涉及多学科、多领域的专业知识，则需要教师课前充分准备。在教师实际教学中，要避免“填鸭式”讲授，在向学生传授基本理论的同时，重点给学生指出肿瘤外科学的基础、现状、未来发展方向等。为了使教学更加生动、丰富，肿瘤外科学教学中也需要融合PBL、CBL教学模式。PBL是“以问题为导向、师生共同参与”的教学模式，在实际教学中，通过教师提出问题、学生带着问题去学习，使学生的学习更有明确的目标，可以培养学生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综合应用知识及科学思维的能力［7］。肿瘤种类繁杂，治疗方法变化多样，CBL教学模式倡导的“以案例为中心、师生共同讨论”，从常见的具体病例入手，会大大缩小知识范围。CBL教学以临床实例为基础，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对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锻炼学生的创新能力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2．2培养塑造学生人文精神的教学思维。学界普遍共识，肿瘤治疗已经从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转变为“生物－心理－社会”模式，真正做到需要治疗的是肿瘤患者，而不是肿瘤。肿瘤外科学教学中，培养学生人文精神与传授专业知识一样重要，使学生理解医疗基础知识和实践相结合［8］。教师要引导学生把肿瘤患者作为一个个体的社会属性，不仅要教会学生如何治病，更要教会学生怎样从身心上尊重、关怀患者。要加强对学生相关医事法律、法规的教育，引导学生重视对患者知情同意权、选择权、隐私权的保护，引导学生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秉着同情、理解的态度，倾听患者的心声和诉求［9］。要加强对学生心理学知识的教育，引导学生将心理治疗作为整体治疗的一部分，明确心理干预的重要性，向患者及家属传递积极情绪、增强心理承受能力，以期提高治疗效果。要加强对学生医患沟通的教育，提高学生换位思考的能力，培养学生设身处地为患者考虑、注重沟通态度和技巧，以增加沟通的实效性。

3创新考核评价机制，引导学生自主学习

要将学生的临床思维和人文精神融入肿瘤外科学教学考核评价的全过程。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结合教学内容，合理设置师生互动的环节，通过让学生各抒己见、相互交流，了解学生的临床思维和人文精神，考查学生对问题的实际理解，并体现在教学考核评价中［10］。要指导学生利用网络资源主动学习，学会运用相关数据库，在知识的海洋中获取自己需要的信息［11］。同时引导学生通过查找、学习文献，紧跟肿瘤学科的最新进展，不断丰富自己专业知识储备，为成长为优秀的临床医生打下坚实基础。

4总结

第3篇：中外交流范文

关键词：中医药;高等教育;留学生;培养

为了更好地对外传播中医药文化，实现中医药人才在世界医疗体系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促进中医药院校的对外教育事业发展，中医药院校认真做好外国留学研究生的教育工作，强化中医学外国留学生教育的系统化，提高中医学外国留学生的培养质量有着重要意义。

一、中医药院校外国留学生教育情况概述

1956年8月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四地分别成立中医学院，开创中医药现代高等教育的先河。2016年10月26日，教育部召开新闻会，介绍中医药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有关情况时指出，目前全国有高等中医药院校42所，其中独立设置的本科中医药高等院校25所。院校教育成为中国中医药高等教育的主体，61年来中国中医药对外学历教育层次结构趋于完善，主要分为专科、本科、硕士、博士四个层次。大量外国留学生学成归国后，将学到的知识在当地广为传播应用，扩大中医药在国际上的影响。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来华留学人员数量不断增长。据统计，2016年共有来自205个国家和地区的442，773名各类外国留学人员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829所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和其他教学机构中学习，比2015年增加45，138人，增长比例为11.35%（以上数据均不含港、澳、台地区）。而在全国来华留学生数量总体持续增长的情况下，中医药院校的来华留学生招生情况存在数量少、比重小、增长乏力、学历层次低、所学专业单一等情况，给中医药对外教育带来一定挑战。以福建中医药大学为例，学校现有外国留学研究生人数40余人，占全部在校研究生总数的2%，所占比重不高。从所学专业分布来看，针灸及中医内科学仍然是外国留学生的首选专业。要实现国家中医药的国际化战略目标，学校在外国留学生招生、培养、管理和服务方面面临着巨大挑战。

二、中医药院校招收培养外国留学生的不利因素

1.专科性强，可选专业少长期以来，综合性院校因学科门类齐全，可满足来华留学生的专业选择需求，在接收国家留学基金委、国家汉办分配的奖学金留学生方面比较有优势。中医药院校的专科性强，可供选择的专业不多，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国家汉办的各类奖学金生资格的不多。2.全英文授课比例低中医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许多中医典籍都由古汉语写成，加之中医有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许多专业术语只有中医里才有，丰富的理论体系使用全英文授课存在一定难度。在中医药学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诣且有丰富的临床经验的授课老师往往年龄偏大，不善于全英文授课。能够运用全英文授课的老师多数为年轻的中医院校语言翻译类专业毕业的学生，在理论造诣及临床经验上明显不足。提高中医药全英文授课的比例是学校来华留学工作的重要目标，积极整合学校优质资源，增加全英文授课专业不仅是提升学校吸引优质留学生的重要举措，也是实现中医药国际化战略的重要手段。3.市场意识有待增强为了配合国家的中医药文化传播政策，很多中医药院校把招收外国留学生视为一项行政任务来抓，开拓市场意识不强，不关注国内外生源市场和就业市场变化，招生计划未经过充分调研，在制作招生宣传材料时仅从自身视角出发，忽视外国留学生的实际信息需求，导致招生效果大打折扣。

三、外国留学研究生的招生与培养探索

福建中医药大学从1991年开始招收外国留学生工作至今已20多年，学校与美国、澳大利亚、德国、马来西亚、瑞典、芬兰、丹麦等国家的高等院校、科研医疗机构、学术团体建立良好交流合作关系。学校培养了百余名外国留学研究生，为了落实好国家的“一带一路”及“双一流”战略，适应中医药文化的国际传播需求，福建中医药大学在外国留学研究生的教育培养上开展了积极探索。1.对内夯实基础，修炼内功（1）完善制度建设，规范外国留学研究生教育体系为了加强外国留学研究生的培养工作，学校制定了《福建中医药大学外国留学研究生培养实施办法》，涵盖外国留学研究生的招生、教学、学籍、学位、日常管理、奖学金等方面，完善制度建设，规范外国留学研究生教育体系。同时通过在学研究生、境外校友会、境外中医药学术组织开展外国留学研究生报考、学习需求的调研，及时调整外国留学研究生的教学模式，既保证外国留学研究生的数量又保证研究生的教育质量。（2）加强导师风采建设，制定需求化的招生专业目录研究生教育导师的重要性极大。好的导师资源可以吸引好的生源，考生对导师情况的了解度势必影响考生的报考愿望。加强面向海外招生导师的风采建设，可以促进外国留学研究生教育的提升。在每年的研究生导师招生资格复审时，收集导师个人信息，在官网及时更新导师风采介绍，满足外国留学生的求学信息需求。大多数外国留学生学习中医药课程希望能学以致用，作为自己的谋生手段。基于目前外国留学研究生对于常见病、多发病的中医药治疗机理及技术方法研究较为热衷的特点，在每年统招研究生专业目录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筛选符合外国留学研究生招生特点的专业及导师，对招生导师的研究方向加以修正，以适应外国留学生攻读研究生的需求。（3）制定个性化的培养方案，组成形式多样化的培养组合鉴于外国留学研究生学习的特殊性，充分考虑海外研究生学习时间、工作需要、路途距离大等因素，结合学校研究生教育的要求，为外国留学研究生班制定个性化的培养方案，形成多样化的培养组合。目前，福建中医药大学针对外国留学生的个性化培养组合主要有全日制脱产学习、多人独立成班教学、半脱产学习、海外授课与国内示教相结合培养等模式。多样化的培养组合既符合研究生培养的政策要求，又符合海外研究生的实际要求，保证学校研究生教育的质量。（4）加强外国留学研究生教学体系建设研究生的培养质量与教学体系的建设有密切关系。考虑到外国留学研究生的实际学习需求，学校积极组建外国留学研究生专业课教学教研室，成员为校内外较为知名的资深教师级临床医生，课程以实用性较强的常见病、多发病的临床与基础研究为主。外聘校外一些知名度高、临床经验丰富的老专家为海外研究生授课，作为外国留学研究生的第二导师。为了加强临床实践能力培养，学校遴选附属医院有特色科室作为外国留学研究生的短期教学基地。外国留学研究生下派到基地开展课程教学及临床实践。2.对外外展实力，寻求合作（1）整合资源，拓宽对外宣传途径，吸收优质生源外国留学研究生的市场竞争是非常激烈，为了吸引留学生来校学习，学校必须整合优势资源，加强宣传力度才能吸引优质生源。学校梳理了多年来对外教育的经验及成果，结合外国留学生招生需求及特点，制作精美实用的中英文宣传折页及网页，强化宣传效果。进一步梳理清楚学校在中医药治疗世界性医学难题和西医治疗有困难的疾病的典型研究成果及项目。利用外国学术组织来访机遇，积极介绍中医药优势，主动拓展研究生教育合作项目。（2）利用优势资源开展研究生教育合作项目坐等散在的外国留学生报考中医药研究生，数量上是无法满足学校招生需求的。利用外国学术教育机构平台，充分发挥这些机构在当地的人脉资源，开展外国研究生教育可以取得显著成效。为此，借助海外校友及中医药学术组织平台主动提供学校的宣传资料，基于利益分享、合作双赢的原则开展外国留学研究生独立教学班合作项目。采取“派出去、走回来”的外国留学研究生独立成班教学模式，加深海外教学点的合作，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积极探索逐步采取聘用海外教学点人员研究生导师身份、予以教学点建设经费支持等途径正式建立中医药海外研究生教育中心，建立长期合作有效机制。总之，随着世界医学模式的转变，人们回归自然意识的增强以及国际对中医药学教育需求的不断增加，高等中医药教育国际化是一种必然趋势。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来华留学生规模不断扩大，给中医药院校留学生教育带来机遇与挑战。各中医药院校在留学生教育中既存在共性，又有各自不同的目标与建设任务。我们只有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完善教育体系，提高教学质量，就能走出一条具有地方中医药院校特色的外国留学生教育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院校教育已成为中国中医药高等教育主体.[EB/OL].

第4篇：中外交流范文

关键词：高职中外合作；人才培养；会计专业；教学模式

2016年教育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的通知，倡导职业教育走出去，积极探索境外合作办学，培养“一带一路”倡议急需人才，国际化技能型人才短缺成为“一带一路”倡议发展的困境之一。2019年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提出建设高水平优质职业院校和高水平专业群，提出职业院校要提升国际化水平，引进优质职业教育资源。中外合作办学成为各高职院校国际化人才培养的主要路径。［1］由于语言、学情、本土化等实际问题的困扰，中外合作教学模式是各高职院校解决国际化合作办学的主要难题之一。会计和国家经济政策、政治政策密切相关，在倡导国际趋同同时又受制于本国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影响，如何培养会计类国际化人才，如何教授中外合作会计类课程，是会计中外合作会计人才培养的现实问题。本文主要以甘肃省为例。

一、高职院校国内会计人才培养现状分析

我国制造业2035远景目标的实现，离不开职业技能人才的贡献。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工学结合、知行合一、实践锻炼是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的主要方式。顶岗实习作为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教学主要环节，有利于检验学生技能掌握情况，提升学生实践技能水平。由于会计专业性质限制，企业无法接受批量会计类专业学生顶岗实习，企业所有真实业务也无法交由学生实操。大量实践课程是高职院校区别于普通高等院校的主要特征。目前，职业院校会计人才培养实践课程设置，是依据会计典型工作任务分解基础上的典型工作岗位设置的。基本围绕货币资金、财务、成本核算、税费申报、管理会计、审计的体系设置，从职业院校培养定位出发，依据企业岗位标准，设置全面的课程体系。但在培养过程中主要通过和教育公司合作，购买软件，模拟企业真实环境业务进行实操。企业师傅未参与其中，学校老师缺乏企业财务实践经历，企业真账实操、账务全流程操作在学生培养过程中很难实现。现实中的经济业务环境复杂，教师在传授知识过程中只是共性业务基本原理的传授，对特性业务、现实环境中同一知识点的不同情形业务难以讲授，人才培养落地、适应不同企业会计岗位需求、应对不同经济情形会计业务处理是会计专业培养的盲点。会计经济业务日新月异，各类新经济业务层出不穷，而企业大部分师傅按部就班，对企业常发生业务根据经验予以处理，对新变化业务缺乏原理学习、研究的能力。尤其大智移云物等新兴信息技术的影响对会计人才整个培养模式产生了巨大影响，对校企双方教师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提出了新要求，多方共同使得学生真正走向工作岗位无法胜任日益变迁的会计岗位工作。

二、甘肃省高职院校会计中外合作办学现状分析

目前，引进国际人才、国际联合培养、中外合作办学是高职院校国际化人才培养的主要路径。甘肃省作为“一带一路”倡议沿线重要城市，在国际经济合作中起着重要作用。但由于地域、经济等各方面限制，国际化交流合作相比沿海城市变得相对困难。甘肃省政府积极努力，通过各种途径实现国际合作人才培养突破。2019年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通过和加拿大荷兰学院合作，联合培养会计国际化人才。实现了甘肃省会计国际人才培养的突破，也是西北首家与此合作单位。这预示着甘肃省会计国际交流合作迈出了实质性一步，填补了甘肃省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的空白，对全省高职院校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起到示范作用。中外合作办学目标是引进加拿大荷兰学院先进的办学理念、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教学计划、培养方案和师资力量，紧密结合地方经济发展，培养具有较深厚文化与科学素养、掌握国际会计技术工作规律和基本理论、掌握引导在国际会计技术领域探究精神和创造精神的基本技能和基本理论的复合型、创新型、应用型的专业人才。2020年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顺利实现招生，43名学生进入中加合作班学习。2021年第二批49名学生也顺利入校学习。中加合作班课程设置注重引进加方优质教育资源，将两校各自专业方面的课程优势有机结合起来，充分有效地利用各自课程及教学资源。主要核心课程由中加共同完成，教师依据加方课程标准完成授课计划制定。在借鉴加拿大资源基础上，课件、教案等教学资料结合本土环境采用英文制作。由于新冠疫情影响，加方老师无法来校授课，授课以具有留学经历的老师为主。通过授课发现学生存在的主要问题：生源主要为中职生，生源质量相对薄弱，语言基础差。英文基本词汇量薄弱，自主学习动力不足，自学能力较差。当课堂全程用英文讲授专业课时学生几乎听不懂，久而久之容易失去兴趣。

三、中外合作办学人才培养模式

（一）人才培养宗旨

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经济发展宏伟战略目标要求，积极发挥陆上丝绸之路甘肃省的重要支撑作用，打通贸易壁垒，促进甘肃省国际化交流合作，助推甘肃省经济发展，提升甘肃省GDP综合实力。积极发挥全国首批28所示范性职业院校、首批20个中国—东盟高职院校、甘肃省首批职业本科的示范引领作用。积极培养服务地方经济、会国际化交流的职业技能型高级人才。

（二）人才培养目标

学生应能适应全球化和我国市场经济建设需要，能够服务地方经济，能够针对国内经济业务进行会计核算，同时具备英语交流能力、懂基本的涉外会计核算。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有较深厚文化和科学素养、会学习、实践性强、具有创新思维、能适应信息技术环境变迁的高素质国际化会计人才。

（三）基于工作过程的职业能力要求的课程设置

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经济业务发生流程和会计处理流程是一致的。职业院校学生的优势在于应用性、实践性，能够满足会计职业岗位需求，达到会计岗位能力目标要求。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在充分考虑我国国情基础上，积极引进加拿大优质资源，共同构建中外课程体系。本校基于工作过程的课程构建涉及了会计工作过程的全流域，根据会计岗位群，细化职业能力要求设置课程，学生既懂国内会计核算又懂涉外会计交流、基本核算，充分提升学生职业适应性。主要有针对（涉外）资金出纳岗位的《FinancialAccountingI》、（涉外）审核会计岗的《FinancialAccountingII》、（涉外）税务管理岗的《PersonalTaxation》《Corp-orateTaxation》、（涉外）管理会计岗的《Finan-cialManagement》等课程。

四、中外合作会计专业教学模式

（一）课程标准制定

课程引进加方优质课程，同时充分考虑中国国情，制定本土化的一些课程。按照加方课程标准制定教学目标。为更好精准对接区域经济发展所需的专业人才，服务地方经济，课程设置上应结合中加国情，对课程内容及标准制定进行本土化改造，使学生在了解国外教育理念的同时适应国内教育文化。课程介绍国内法律法规，达到国外人才培养标准的同时，具备国内中外合作企业用人标准规定。

（二）教材、教案、课件等教学资料准备

中外合作育人模式是经济全球化、“互联网+国际贸易”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国家加强对外交流合作、提升人才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战略。在人才培养上一定有别于国内人才培养，但也不能完全西化。培养出的学生一定要在地方对外交流合作中作出贡献。教材、教案、授课计划、课件是授课教师传授学生知识的主要工具，学生学什么决定了其日后职业技能方向。国际化人才培养的初衷是加强对外交流合作，提升经济国际竞争力，构建经济共同体。跨文化对外交流和国际化运作能力是国际合作顺畅运行的基础。因此学校教材、教案、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国际商务学院与加拿大荷兰学院联合开发课程，同时充分考虑中国国情，制定本土化的一些课程。课件等教学资料采用语言为英文。结合国情对外方资料进行改造，使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具备英语思维，更好学习对外交流技能。

（三）教学模式改革

1．补充日常词汇及专业词汇，打好语言基本功学生以中职单招生为主，英语基础差，词汇量少。导致其缺乏英语学习信心。由于地域等外在因素影响，学生没有张口对话交流的机会，是学生学习英语最大障碍。外语是对外沟通交流的基本要求和技能，也是检验学生学习成效的主要元素。中外合作办学必须以提升学生对外交流能力、促进经济发展为目标。针对学生实际问题，在上课前务必补充上课所需的日常词汇及专业词汇，加强考核，督促学生做好课前预习、课堂学习及课后复习巩固工作。还可以通过词汇竞赛、主题演讲等多样化的课外活动提升学生英语水平。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每周一次的英语主题活动为学生英语水平提升创造了很大机会。只有语言基本功扎实，学生在学习外方课程时才会听进去，慢慢产生兴趣、学懂。达到人才培养目标要求。2．引进加方在线课程资源，营造英文环境环境是学习语言的最好基石。国际化学生在培养时必然要学习国外先进教育理念、教学内容，由于外方教材涉及版权，价格昂贵。受成本影响和新冠疫情影响，外方教师无法长期驻扎国内，无法亲授课程。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引进外方在线课程，经过内容排查，将其融入课堂内外。课堂上学生学习课件内容，听加方老师原汁原味的专业知识讲解。课后反复看视频、听音频。在良好的英文环境中理解所学知识。提升英文沟通交流能力。3．以学生为中心，采用多样化教学法，创造展示机会生源结构多元化，学生个体差异多样化，针对高职学生学习能力欠缺、动手能力、创新能力强的特点，传统满堂灌填鸭式的教学方式不适应教授高职学生。针对其好动心理，倡导以学生为中心的授课方式，更有利于学生接收信息、消化信息、反馈信息，有利于学习效果提升。针对不同课采用不同授课方式，例如，将课程内容分解成项目，将项目布置给学生，要求学生以小组用英文交流展示，学生通过查阅资料可以深层次挖掘知识内涵，还可以提升英语交流能力，通过上台展示，提升团队合作能力、增加英语听说能力，增加自信。4．制定多元化评价考核体系中外合作培养的不仅仅是懂专业的人，更主要还要沟通交流。在学习成果考核体系上不应只考核专业知识，而应设计多元化考核体系，例如，词汇量、团队合作、项目设计制作、英文演讲等。通过多个维度考核学生综合能力。让学生充分参与到整个教学过程中，真正做到提质培优。

五、结语

制造业是支撑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中国由制造业大国到制造业强国的飞跃，离不开职业技能人才的贡献。通过国际交流合作提升国际竞争力，有利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伟大战略目标的实现。“一带一路”倡议、“双高计划”对职业教育国际化人才培养提出了希望。基于工作过程的职业能力课程体系构建有利于提升学生职业适应性，满足用人单位岗位设置要求。授课方式决定了学生如何学，怎样学，能学到什么，直接影响学习成效。中外合作授课方式有别于国内传统授课方式，在注重学生语言学习基础上，倡导以学生为中心，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积极创造英语学习环境，制定多元化考核体系，提升学生英语交流沟通能力、知识应用能力、动手操作能力、创新能力、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实现国际生培养的目的。

参考文献

［1］郑亚莉，刘仿强，魏吉．“双高计划”背景下高职院校国际化水平提升的路径研究［J］．职教论坛，2020（10）：130-135．

第5篇：中外交流范文

【关键词】丝绸之路；音乐文化；交流方式；现实意义

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我国对外交往能力得到了合理的发展与优化，在此过程中，作为我国对外交流的重要渠道之一，丝绸之路在新的历史时期再次焕发了全新的活力。在“一带一路”政策的推动下，丝绸之路成为我国对外交流的重要途径，在此过程中随着丝绸之路文化的不断发展，中西方音乐文化在此得到了有效的交流与融合。从发展的角度分析，随着这一发展趋势的不断开展与深化，对于世界音乐文化交流的开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

一、中西音乐文化概述

对于音乐艺术而言，由于受到不同文化背景的影响，自古以来，中西方音乐艺术之间即具有较大的差异性。总的来看，在中国文化中语言具有较强的随意性，在音乐层面上，这一特点表现为东方乐谱的音高通常只有一个，在演奏过程中演奏者主要通过对音高进行不同程度的晃动进行演绎[1]。与西方相比，中国人相对较为感性，因此在对音乐作品进行诠释的过程中，中国人对于音色的控制与乐谱的理解具有较强的自由性，从而形成了东方音乐作品趣味性强、朦胧曼妙以及表达方式自然的特点。相比之下，由于西方民族祖先以狩猎作为主要的生活方式，从而形成了其对待音乐时具有长期观察、分析以及较强思辨性的特征。基于这一思维模式，西方音乐在对思想情绪进行表达时，其对于音符往往具有较强的规律性特征。

二、丝绸之路对于中西音乐文化的价值

从丝绸之路的角度来看，作为自古以来中国与亚欧国家贸易往来的重要通道，丝绸之路从长安开始，一路向西，直到古罗马，有效实现了沿途国家之间的联系[2]。同时，在此过程中通过商队与使团的交流，有效实现了不同地区音乐文化的交流。相关研究表明，自汉武帝时代起中西方音乐得到了良好的交流与融合。在这一时期，随着张骞出使西域，大量乐器、乐谱以及歌舞形式得到了传播与交流。同时，西方的音乐形式也随之得到了有效输入，对于中国音乐文化体系的优化与完善具有积极价值。自从有了丝绸之路，中国与西域国家之间的各项交往就加强了，这种交往为音乐艺术的交往奠定了坚实基础。在丝绸之路贸易往来的影响之下，受多国的文化影响，很多音乐也融入了西域的一些艺术音乐思想。例如在我国唐朝时期，唐朝时期的琵琶发展就是中西结合的一个典型代表。在现代随着丝绸之路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学成归国，他们将西方的一些文化融入我国音乐创作之中，使得我国原有的传统音乐吸取了西方音乐的精华，创造了许多全新的音乐元素，西方的一些音乐理论和音乐技法与我国的传统音乐进行了融合，这使得我国的音乐既具有明显的民族特点，同时也具备非常浓厚的时代气息。

三、中西音乐文化融合的主要内容

（一）中西方音乐旋律线条的融合在旋律线条问题上，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民族在对音乐作品进行演奏的过程中主要以单线旋律为主。相比之下，西方国家多采用复调形式进行演奏，基于这一演奏模式，其对于复调音乐作品中复杂层次关系的处理能力也相对较强。在这一问题上，研究人员表示由于东方民族演奏以无旋律主义或唯旋律主义等两种方式为主，且在演奏过程中其对于各类乐器之间的强弱无特殊强调。因此，通过这种方式进行西方音乐作品的演奏，则听众往往能有效对作品中不同音乐表现形式的伴奏色彩等内容进行合理辨别[3]。因此，在丝绸之路文化的推动下，中国音乐作品在表演过程中融合了西方的层次性理论，从而进一步推动了音乐作品层次性的有效提升与强化。同时，在交流过程中西方音乐作品有效实现了感性色彩的引入，促进了音乐表现形式的合理丰富。

（二）中西方音乐演奏方式的融合对于中西方人民群众而言，由于祖先生活模式的不同，因此，在历史的演变下，人民群众的思维模式与行为习惯等内容均存在较大的差异性。这些差异性集中在音乐方面的表现在于中西方人民对于音乐的感悟存在较大的差异。比如，在中西方音乐作品中，在类似段落中相同的音符与节奏所表现的意义具有较大的差异性。在这一点上，中国音乐体系中主要追求旋律线条的抽象性，而西方音乐更为注重音符的实际意义与价值。在演奏方式方面通过交流与融合，中西方音乐有效对和声技法进行了探索与创新，作为音乐艺术中重要的组成环节之一，和声主要通过对音符的有效排列与应用，而实现音色色彩的展现[4]。在此过程中，通过和弦的应用，演奏者可以有效实现旋律发展方向的分析与带动，对于演奏水平的提升与优化具有积极价值。相关研究表明，在丝绸之路的带动下中西方音乐文化在演奏方式问题上得到了合理的创新与优化，有效推动了和声方式的发展。

（三）中西方音乐节奏与节律感的融合在节奏与节律感方面，与西方民族的音乐作品相比，中国音乐具有较强的自由性，其更为主张自然随性。在这一问题上，西方音乐具有较强的逻辑性。从重音类型上看，在西方音乐作品中体裁重音与逻辑重音的应用频率相对较高，其中，体裁重音往往与节拍重音之间具有一定的联系，而逻辑重音主要用于对乐曲的相关内容进行提示。例如，在西方音乐咏叹调一类作品中，通过逻辑重音的合理运用，有利于实现对其他音型进入乐句起伏的合理提示。同时在进行曲中，可以有效实现信息的暗示[5]。对于中国音乐艺术而言，在传统的音乐体系中往往并未实现节奏周期强弱的合理体现，因此在节律感方面，中国音乐相对较为薄弱。在音乐审美能力方面，其主要依靠传统文化意识在均匀节奏的基础上对音乐作品进行微调。基于这一问题，通过中西方音乐文化体系的碰撞与融合，有效实现了中国音乐文化体系中节律感的合理优化，对于中国音乐综合水平的提升具有积极的价值。同时对于西方音乐作品而言，在中西方融合的推动下，有效实现了演奏模式的自由化，从而为作品表现形式的多元化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与保障。

四、中西音乐文化融合的建议对策

在丝绸之路文化的影响之下，为了可以促进中西文化之间的融合，我们可以采用以下几方面的对策。第一，加强政府之间的文化交流，进一步推进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活动。在丝绸之路的影响之下，为了进一步促进中西音乐文化融合，我们可以从国家层面加强文化交流活动，可以在彼此国家定期开展音乐文化节，通过音乐文化节的方式来使彼此国家了解对方国家的音乐文化，增进中西音乐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为中西音乐文化融合提供政府方面的支撑。第二，加强民间交流。为了促进中西音乐文化融合，除了加强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之外，我们还可以加强民间的音乐文化融合交流。因此，在丝绸之路的影响之下，中西之间的大学可以加强音乐文化之间的交流，可以定期委派交流生到彼此学校学习音乐知识，了解对方国家的音乐文化，以增强两国之间的文化融合。与此同时，中西之间也可以开展专题的音乐文化交流，加强民间的音乐文化交流，尤其是加强民间音乐艺人之间的文化交流，进一步促进中西之间的音乐文化融合。第三，通过互联网技术加强中西之间的音乐文化融合。随着新兴技术快速发展，当前我们已经步入了互联网新时代，互联网对于各行各业都产生了影响，对于丝绸之路影响之下的中西音乐文化融合也会产生影响。由于互联网超越了时间以及空间的界限，因此在丝绸之路影响之下可以加强各国之间的音乐文化融合，可以超越时间以及空间的限制，实现实时对话，甚至可以使两国的音乐人才在线进行乐器演奏，共同探讨某项乐曲的认知，加强彼此之间的交流，加快中西音乐文化融合的步伐。

五、结语

总体来看，现阶段随着党和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开展与落实，丝绸之路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对外交流的重要渠道之一。作为古代中外交流的主要路线，丝绸之路对于中国与西方国家政治、文化、经济以及艺术等诸多领域的交流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从音乐文化的角度来看，在丝绸之路文化的促进下，中西方文化通过这一商路得到了合理的交流与融合[6]。在此过程中，通过文化与思维模式的碰撞，更为有效地推动了中西方音乐之间的交流，有效推动了不同节奏韵律以及演奏方式的融合，为音乐这一门世界性的文化艺术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与保障。对此，研究人员表示通过中西方两种不同音乐体系的有效融合，有利于为两种音乐体系的不断完善注入新鲜的血液，从而积极促进文化艺术形式的多元化。

参考文献：

[1]刘嵬.驼铃古道丝绸路胡马犹闻唐汉风——古丝绸之路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研究[J].乐府新声(沈阳音乐学院学报),2019,37(02):40-45.

[2]张玉雯.一段关于“相遇”的音乐旅途——从2018北京国际音乐节闭幕式看丝绸之路乐团[J].人民音乐,2019,(03):39-41.

[3]银卓玛,拥巴.“一带一路”与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巴基斯坦藏族后裔的跨界研究为例[J].中国音乐,2019,(01):76-83.

[4]刘翠翠.“一带一路”视阈下音乐创作的多元性研究——以<丝绸之路幻想组曲>为例[J].齐鲁艺苑,2018,(06):23-27.

[5]张君仁.“SoundGroup”概念下丝绸之路传统音乐曲调类型的再认识——以秦声之“苦音声腔”和“花儿”为例[J].中国音乐学,2018,(03):17-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