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历史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中外历史论文范文

2.30年后的新起点刘德斌

3.史学理论研究30年吴英

4.论良史工文田居俭

5.历史是文化——历史研究的人类学转向徐浩

6.论康德的普遍史理念金寿铁

7.农业转型概念的双重化王立新

8.从暴徒到英雄——构建激进参政者的公共记忆王赳

9.澳大利亚民族认同的演进王宇博

10.马克思历史哲学中的时间问题隽鸿飞

11.加拿大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布赖恩·帕尔默王立端

12.进步主义、移民殖民主义与杰斐逊派对美国资本主义的批判丹尼尔·盖多，张旭鹏

13.日美及港澳台地区近五十年对中国慈善事业史的研究曾桂林，王卫平

14.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陈新立

15.谈构建中国世界史学科体系陈晓律，于文杰

16.骑士制与观察历史的角度史学理论研究 倪世光

17.英雄人物传记写作中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刘克辉

18.中国古代灾害与对策史研究的新起点——读《中国古代灾害史研究》靳欣

19.《新全球史》与杰里·本特利的全球史观魏凤莲

20."'封建'社会名实问题与马列主义封建观"研讨会综述朱昌荣

21.第14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综述韩宇，李莉

1.新历史使命呼唤历史科学大发展张宏毅

2.大力推进史学理论研究的创新张广智

3.以史学理论建设推动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李红岩

4.继往开来,推陈出新,促进历史学的繁荣与发展张文涛

5.历史科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于沛，YuPei

6.论晚清时人对古代王朝观的反思与批判史文，ShiWen

7.谈刘家和先生的历史比较研究思想王大庆，WangDaqing

8.试论中国少数民族史学东人达，DongRenda

9.罗杰·夏蒂埃的新文化史研究周兵，ZhouBing

10.加拿大的第一次城市改革及其评价李巍，LiWei

11.试论伊丽莎白一世的婚姻外交朱青海，ZhuQinghai

12.历史学与国情教育肖宏发，XiaoHongfa

13.2007年外国史学理论学科发展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史学理论重点学科，TheKeyDisciplineofForeignHistoricalTheoryinCASS

14.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西欧资本主义生产起源的道路?——马克思将其"'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的是什么?李学智，LiXuezhi

15.答李学智的"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生产起源的道路?"庞卓恒，PangZhuoheng

16.加州学派的中国经济史研究述评瞿商，QuShang

17."全球视野下的史学:区域性与国际性"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党为

18.情感、体验与全球化的历史学是否可能?——记"今日历史学:个人的思考"国际学术研讨会何力

19.冷战后世界历史写作的新趋势——格奥尔格·伊格尔斯在南京大学讲学贺五一

20.繁华都市里的百年孤独——评G.R.G.霍奇斯的《出租车:纽约市出租车司机社会史》王旭，WangXu

21.一部彰显学术个性的历史学著作——读李振宏的《历史与思想》黄敏兰，HuangMinlan

22.《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前沿报告》(2007年卷)出版史新

1.十月革命的必然性和历史意义陈之骅HtTp://

2.谈谈十月革命的前提和列宁的贡献沈永兴

3.十月革命是俄国特定历史条件下惟一正确的选择赵士国

4.十月革命对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影响栾景河

5.文明的观念和教化:中国与欧洲何平，HePing

6.男权重构与欧洲猎巫运动期间女性所遭受的迫害徐善伟，XuShanwei

7.神话、传说与历史何顺果，陈继静，HeShunguo，ChenJijing

8.中产阶级与近代英国城市郊区扩展陆伟芳，LuWeifang

9.文化、权力与世界历史——兼评埃里克·沃尔夫《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张旭鹏，ZhangXupeng

10.汉代政治社会化的途径和形式刘太祥，LiuTaixiang

11.论袁宏的历史辩证法庞天佑，PangTianyou

12.试论史景迁的著史风格马金生，MaJinsheng

13.恩格斯的历史认识论——兼论唯物史观是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知识论的统一李杰，LiJie

14.史学理论研究 对唯物史观几个基本概念的再认识吴英，WuYing

15.20世纪中国历史气候研究述论周书灿，ZhouShucan

16.对近年来国外雅典民主制研究的思考魏凤莲，郭小凌，WeiFenglian，GuoXiaoling

17.全球城市史视域中的中国城市史研究——读乔尔·科特金《全球城市史》引发的思考毛曦，MaoXi

18."近代文化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纪要郑坤芳

1.战争、国际关系体系与人类文明的发展徐蓝

2.文明交流的限度王燕平

3.关于东亚近世"华夷观"的非对称畸变韩东育

4.传统文化与中俄的现代化徐天新

5.拜占庭文化与巴尔干火药桶——"伯利斯迷惑"研究陈志强

6.门巴族色目村"魔女"文化的历史人类学解读吕昭义，红梅，LüZhaoyi，HongMei

7.近代福建鼠疫的传播与社会影响杨齐福，杨明新，YangQifu，YangMingxin

8.儒家生态意识特征论略陈业新，ChenYexin

9.移民史研究中的跨国主义理论潮龙起，ChaoLongqi

10.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对全球史理论与方法的探索董欣洁，DongXinjie

11.试论近代欧洲民族主义及其史学的浪漫主义渊源——以德国为讨论中心王利红，WangLihong

12.美国"新左派"史学衰落原因及其遗产探析徐良，XuLiang

13.试析中世纪晚期欧洲的伯格音运动李建军，LiJianJun

14.人的依赖、独立与自由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观解读何爱国，HeAiguo

15.二战后德国史学的发展脉络与特点景德祥，JingDexiang

16.法国的乡村史研究熊芳芳，XiongFangfang

17.西欧生产奴隶的消亡史学理论研究 毕道村，BiDaocun

18.全球化时代的文明交往——读《松榆斋百记:人类文明交往散论》张倩红，ZhangQianhong

19.医治俄国社会弊病的良方何在?——读赵士国《历史的选择,选择的历史:近代晚期俄国革命与改革研究》孙成木，SunChengmu

20.文化史学与台湾世界史学科体系——读台湾的三本世界史教科书王宇博，WangYubo

21.拜占庭文明的特征及对世界文化的影响——卡尔波夫教授吉林大学讲学综述张广翔，刘玉宝

1.20世纪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几个问题王加丰

2.法国新史学中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评《法国当代史:身份与变化》沈坚

3.原民主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孙立新

4.霍布斯鲍姆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创新梁民愫

5.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史学片述陈新

6.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日本的传播和发展张经纬

7."封建"名实析义——评冯天瑜《"封建"考论》李根蟠，LiGenpan

8.历史的"硬性"与解释的"弹性"——兼论安克斯密特与扎戈林的争论张耕华，ZhangGenghua

9.世界历史观念下的"普世史"与《史记》的史学观王成军，WangChengjun

10.亚历山大史料的五种传统陈恒，ChenHeng

11.王船山的史学思想萧平汉，XiaoPinghan

12.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斯宾格勒"文化形态史观"在中国的传播李长林，LiChanglin

13.论唯物史观研究的微观维度及其当代意义郭艳君，GuoYanjun

14.2006年外国史学理论学科发展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史学理论重点学科，TheKeyDisciplineofForeignHistoryTheoryofCASS

15.中国近代史分期与基本线索论战述评梁景和，LiangJinghe

16.一致性和多样性——拉美现代化模式研究中的两种视角韩琦，HanQi

17.史学理论研究 朱本源先生史学思想初探秦华，QinHua

18.为了寻求真谛——读本源先生《历史学理论·方法论发凡》张广智，ZhangGuangzhi

19.英国马克思主义古史学家德·圣·克鲁瓦访谈追记王敦书，WangDunshu

第2篇：中外历史论文范文

关键词：契丹学；学科结构；理论；方法

中图分类号：K24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4-0001-03

契丹族是公元4世纪出现在松漠草原上的一支游牧民族，在其长达5个多世纪的顽强发展中，于10世纪初建立了以本民族为主体，以汉族为多数的多民族强大帝国。直到13世纪初西辽政权的灭亡，契丹族逐渐淡出史籍记载。作为一个民族的主体在中国活动的时间长达8、9个世纪，其活动的空间范围横跨中国北方乃至中北亚的广大地区。契丹民族最终融入中华各族之中而淹没了本族之名。但契丹族及其以其为主体创造的民族地域文化构成了中世纪中国独特的波及深远的历史文化现象。由于契丹的声名远扬，国外有些民族至今仍然把中国称做“契丹”，西欧文献“契丹”就写成Khitay。转写成俄语字母就是Китай（kitai）。所以俄文称中国为Китай（kitai）就是来自契丹。可以说契丹民族共同体在古代中国历史上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对中国历史进程的推进、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丰富、对中华民族的形成有过极大的影响。而对于契丹这个具有世界性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也是近代以来学术所关注的一大领域，事实上它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契丹学。2012年8月在赤峰召开的“内蒙古契丹辽文化研究会暨契丹学研讨会”正式使用了“契丹学”这一学科概念，并对契丹学的学科体系结构等理论问题进行了初步的讨论。本文将在此基础上，就契丹学中的理论和方法做进一步的探讨，以就教方家，旨在促进契丹学学科的更好发展。

一、契丹学学科概念的理论探讨

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中国北部边疆问题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中国学者带着一种历史责任感开始了契丹辽文化的研究。20世纪以来，从事契丹辽文化的研究与日俱增。部分日本、俄国、韩国等国际学者也开始了对契丹历史文化的研究热忱。20世纪50年代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契丹考古的不断发展和契丹文字的陆续发现，契丹辽文化研究更加活跃，开展了各种学术活动，组建了不同层次、不同范围的学术团体和研究机构，创办了一些契丹辽史研究的专门刊物，契丹现象已经成为国际研究的大学问。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目的、研究特点、研究方法以及独特的理论，完整的学科体系已经形成。契丹历史文化的研究已经是涉及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语言文字学、地理学等众多学科介入的一个较完整的学科群――契丹学。但是，如果细细回顾一下我们所走过的研究之路，大致浏览一下我们的研究成果，就会发现我们的缺点和不足，特别是对契丹辽文化理论研究的轻视，这是很值得我们重视的一个问题。近年来研究契丹辽文化的论著很多，并召开了多次国际或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但对何谓契丹学、契丹学的概念、对象、范围、特点等有关理论方面的研究几乎无人涉足，对契丹辽文化的理论和方法等的讨论少之又少。人们基本上遵从传统的学术理念，用历史学的一种视角去理解结构复杂的契丹学，用历史的方法去研究契丹辽文化。考证性的研究一直是学界热衷的治学方式。因此开展契丹学的理论探讨，对于促进契丹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本文提出的“契丹学”不是作为一个名词或历史概念的“契丹学”，而是一门学科概念的“契丹学”。作为一门学科概念的“契丹学”，与作为一个历史名词的契丹学有很大区别，其内涵应该有更加明确和具体的规定。能否成为一门学科应该需要满足以下3个基本条件：一是有无独立的研究对象；二是是否形成自成系统的知识体系；三是有无独特的理论和方法。

首先，关于契丹学的对象、范围。契丹学是以契丹族客观的历史文化现象、历史过程的以及一切与契丹现象有密切联系的文化作为本学科的研究对象。契丹学的研究范围决定于契丹学的研究对象有其独特的时空范围，因此，契丹学的研究范围极其广泛。就纵向范围来说，从契丹族起源开始，即公元3世纪的鲜卑族、匈奴族分化聚合时开始，到当代，应当有1700年的历史。就横向范围来说，不仅契丹全部的历史文化现象是契丹学的研究范围，而且凡是与契丹族历史文化现象发生联系的广大空间范围都是契丹学的研究范围。包括上述研究对象所涉及的历史、地理、社会、哲学、宗教、考古、艺术、语言、文学、民族、音乐、舞蹈、建筑、科技等诸多学科的新兴交叉学科。这一表述说明契丹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有4个方面：其一，契丹客观历史。契丹客观历史是契丹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也是使契丹学成为一门学科的主要因素。其主体部分是公元4世纪到契丹族淡出史籍之间的中外各种历史记载；其二，契丹史迹。包括契丹民族共同体历史活动遗留下来的大量的遗迹，其内容包括契丹的畜牧、道路遗迹，州城、墓葬、塔庙、居住等建筑遗存，还包括大量的可移动的各类文物；其三，契丹语言文字。包括契丹大字、小字结构特点、契丹文字的渊源、契丹文字的发音、读法等等；其四，契丹学理论。包括契丹学发展的历史、现状、研究方法以及对这门学科的性质、概念、范围等问题的探索。

其次，关于契丹学自成系统的知识体系的形成。契丹学是否形成自成系统的知识体系，至今还没有学者在这一理论问题上有过争论，当然就谈不上进行系统的理论论述。这恐怕应该说契丹历史文化研究的理论缺欠。那么，近一个半世纪契丹历史文化研究，是否形成自成系统的知识体系呢？首先，契丹族及其由其为主形成的契丹民族共同体所创造的历史文化既是中华古代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契丹文化具有自己独特的特征，即断代性、民族性、地域性。因此后代学者在研究契丹历史文化时必然要重视契丹历史文化这一鲜明的特征，因此在研究过程中必然形成自成系统的知识体系；其次，契丹的文物文献资料，具有共同的时空范围，使它们之间必然地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后代记载的正史与前代遗存的史籍之间、契丹史籍与契丹文字之间、契丹史迹与契丹文献之间、契丹史迹与文物（可移动的）之间等紧密交错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体，比较全面而真实地反映着古代契丹民族共同体特有的历史风貌，同时也可窥见中国古代史、中西陆上交流史、中北亚史的一些侧影；第三，从学科命名的角度来看，契丹学与历史学、宗教学等依据内容分类的学科不同，它的主体词“契丹”二字不是学科名，而是民族名。首先应该说明，契丹学不是其所涉及那十几个子学科的简单综合，更不是把它所涉及的那十几个学科的全部内容统统包揽收容，变成一个多学科联合体，而是内部以不同层次、不同功能结构而成的整体，这样的一个整体当然有自成系统的知识体系。

第三，关于契丹学的理论和方法。经过一百多年的积累，契丹学已经形成了独特的理论和方法。因为契丹历史文化具有断代性（时代性）、民族性、地域性特征，3个特点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当然在研究上除了运用一般的方法外，必然要有独特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

二、契丹学的理论和方法论

契丹学理论一个重要问题是契丹学的定义概念，何谓契丹学？契丹学的内涵与外延怎样？这是契丹学概念提出者无法回避的课题。

所谓契丹学是研究以契丹族传统文化为母体与汉族为主体的其他民族文化（含外来文化及周边胡文化），在中国北方地区碰撞、融汇、升华、积淀而形成的契丹文化及其与域外文化关系的学科。因研究对象多元、内容广泛，它又是由契丹历史学、契丹考古学、契丹文献学、契丹文学、契丹地理学、契丹语言、文字学、契丹艺术学、契丹民族学、契丹宗教学、契丹民俗学、契丹科技等分支学科组合成的综合性学科。除了上述概括的契丹历史文化的3个特征以外，从学科的角度又可概括两端：

其一，交汇兼容性。契丹数百年创造的历史文化，既有本民族传统文化之根，又融会了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其他众多民族文化而形成的新契丹文化，既有中国古代文化的深厚底蕴，同时也融入了域外文化的因素。在契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都充分的体现了多种文化融合再造的痕迹。

其二，综合交叉性。契丹学因研究对象多元而决定其综合、交叉性的特点。契丹学研究对象多元就派生出诸种分支学科，造就它综合性特色。又如契丹史学运用契丹文献研究本地区历史、北方草原区域史、宋史、西夏史、高丽史等在整体上统属中国史学。那么，它又与契丹文献学、金石学等学科交叉。又契丹学的创建将与蒙古学、敦煌学、西夏学互相交叉更是不争的事实。凡此反映了学科的交叉性，也可以说这是综合性学科派生出来的。总之契丹学的综合交叉性与单体学科是有区别的。

如上所论，契丹学的定义概念是抽象的，而其诸种分支学科则是将契丹学具体化。从理论上讲，多元最终归于和谐，表现出同一性。这种一与多，从抽象到具体，正好反映了契丹学综合性的特质。

大凡一个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论，如影随形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当是学科理论研究中的核心问题。由于契丹学研究对象多元，形成诸多研究领域，造就多种分支学科合成为综合性学科，这样就导致了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即各分支学科当有适合自身发展的独特的研究方法。譬如契丹史学是契丹学的重要内容，它又是中国历史学中的一部分。那么，史学理论方法论亦可用于契丹史学研究。史学理论可用一句话说明“唯物史观”，治史者又称为“历史唯物主义”。在其宏观理论指导下派生出治史方法，可概括为思辨法（辩证）、考据法、实证法、推论法、计量法、比较研究法、二重证据法等等。毋庸置疑，契丹史学必须用唯物史观来统帅，在研究中交叉运用上列研究方法。在契丹史迹的研究中，不仅要重视史学研究法，更要注重考古学、地理学、语言学、民族学等各种方法。

鉴于当前契丹辽文化研究现状，笔者认为应当创建契丹学学科，当前迫切需要研究契丹学理论。

第一，应该深入研究契丹学术史。应对一个多世纪一代又一代学者为之努力研究的成果进行综合性梳理、归纳、评述并升华到理论层面。从理论上划分研究阶段，归纳阶段性特征。对每一研究领域要有系统的理论性分析。契丹学者必须认识主观能动性与客观制约之间的关系，探讨契丹学形成发展的逻辑演进，研究其逻辑推进的轨迹，从理论上揭示契丹学的发展规律，这是契丹学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

第二，研究理清契丹学各分支学科之间的关联以及与其周边地域特色的学科，契丹学可以说是一个庞大的学科群。大体来说它是由以契丹客观历史为研究对象的契丹历史学、以契丹历史文献为研究对象的契丹文献学、以契丹史迹（文物）为研究对象的契丹考古学、以契丹语言文字为研究对象的契丹语文学、以契丹地理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契丹地理学以及以契丹学本身为研究对象的契丹学理论等分支学科以不同的方式和层次结构而成的学科整体。各分支学科之间绝不是平行的，而是纵横交叉的。同时要注意契丹学与相近学科的密切联系，如蒙古学、西夏学、敦煌学等学科，充分吸收成熟学科的理论和方法。

第三，契丹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契丹学的学术规范、学术评论、学风与文风。在学术界，文学评论、文艺评议异常活跃，史学评论则相形见绌，具体到契丹辽史研究的评论少之又少。“学术工作者花上一段时间写成和出版了论著，理应得到同行的回应和反响。出版并不是学问成果的终结而是开始，而评论除了在赏识作者所花的时间和精力外，更应该加以学术性的衡量，或与同类著作相比，以便读者明白书中内容的重要和价值。放眼世界，任何取得成就的学术领域中，必有其评论传统，具发扬和监察学术的作用。”[1]当前契丹辽史学界每年论著数以百计，其质量良莠不齐，因此公正的学术评论，运用舆论规范和监察契丹学研究的健康发展，已提上日程。当然学风与文风，治学严谨，特别是“严谨”二字是学者的学术生命，也是契丹学者应当注意的。

第四，契丹学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即方法论研究是契丹学理论研究中最重要的课题。从史学这个角度说，中国史学界一贯是重史实而轻理论，这是西方学术界早就看到的一种现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者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但就是没有多大的改进，就契丹辽史研究领域来说，回首一个多世纪契丹辽史的研究，理论性的论著几乎是空白。这也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契丹辽史研究的发展。因此，创建契丹学就是要适应学术界对理论研究的要求，加大理论与方法论的研究和探讨。重视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众所周知，契丹辽文化研究中已包含有历史、考古、宗教、艺术、科技等众多学科的资料。研究者要开阔眼界，把不同学科中相互关联的资料做综合分析，虽然难度很大，却是我们研究者应该努力的方向。

第五，契丹帝国统治的中国北方地区自古即是“华戎交汇之地”，是草原丝绸之路上的东部枢纽，所含内容中，中外文化交流是其重要内容。其语言文字在古代阿尔泰语系中亦颇具典型。其政治文化的风流所及波及东北亚、中西亚甚至欧洲的广大地区。正因为此，引起了国外学者对契丹历史文化的关注。上个世纪以来，很多外国学者在契丹历史文化的研究上有很多可借鉴的东西，要推动新时期契丹学的深入研究，开展广泛的国际学术合作是十分必要的。

契丹历史文化的研究经过一个多世纪，研究队伍不断壮大，各种层次的研究机构不断出现，出现了一大批体现学科体系的论著，已经形成了自成系统的知识体系，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和方法，学科意义的契丹学已经形成。

第3篇：中外历史论文范文

关键词：世界史要论；军队院校；人文课程；合训学员

中图分类号：E25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30-0208-02

一、世界史要论课程的基本地位和目标

（一）课程的基本地位和作用

世界史要论是一门面向军队院校本科合训学员开设的人文社科基教育必修课，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综合运用历史学、哲学、社会学等学科夯实学员人文基础，培养学员人文素养，提升学员人文精神的一门课程。世界史要论课程的根本任务，是对学员进行较为系统的世界史教育，引导学员正确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史理论和方法，深入理解人类社会发展各个阶段的重大事件和发展线索、世界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培养学员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世界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的能力，提高理论水平和思辨能力。

通过世界史要论课程的学习，使学员了解世界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理解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和基本内容，理解世界历史的基本规律、基本特点和发展趋势；培养学员的全球史观、宏观历史视野和观察问题的世界眼光；初步学会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世界历史问题，能够从世界历史上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中进一步认识和把握世界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规律，认识和把握时展大势，做到以史鉴今，为军校合训学员人文素养的提升打下坚实基础。

（二）课程的能力目标

1.发现和筛选、吸收各种世界史信息的能力。熟悉世界史文献检索方法，通过课内外大量阅读世界史图书和文章，培养阅读、理解、判别、分析各类世界史信息的能力。鼓励学员课外阅读外文世界史资料，初步具备通过外文文献获得信息的能力。

2.运用世界史理论分析和研究世界历史问题的能力。具备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透过表象掌握本质，深入思考历史问题的能力。能对世界历史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形成自己的看法。掌握世界历史发展的脉络与规律，具备在世界视野下观察问题的能力。

3.具备以史鉴今的能力。初步具备从世界历史发展中吸取经验和教训，以史为鉴，从而以正确的眼光看待当代中国问题和国际问题的能力，能客观认识现实政治经济军事等问题，能理清国际问题的历史背景和历史脉络。

（三）素质目标

1.培养学员正确的文明观。通过学习世界史要论，全面了解世界不同文明国家的状况，了解世界的多种文化以及所有文化中共有的人类情感和存在的共同问题，培养彼此宽容、相互尊重的内涵和文明精神，以使学员科学地认识世界未来的走向。

2.培养学员的全球史观、宏观历史视野和观察问题的世界眼光。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基本指导思想，通过讲授世界历史进程和发展规律，帮助学员逐步确立全球史观，以全球史观的视角看待各种文明的发展与交往、历史问题和国际问题，提升世界眼光，提高综合素质。

3.培养学员正确的人文精神。在教学中引导学员关注人类发展的历史、人类在历史中创造的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进而关注现实世界存在的基本意义，做到关注自我、关心他人和社会的有机统一，从内心树立正确的对真善美的价值追求，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念。

4.培养学员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和求真求新的创新精神。通过对世界历史演变趋势、不同文明的传播交流、大国崛起等历史问题的理论分析、专题研讨、学员讲授、论文撰写等方式，培养学员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追求真理的勇气以及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创新精神。

二、世界史要论的课程设计思路

（一）教学内容的选取

世界史要论采用专题化教学方式，按照精讲和专题讨论相结合的设计思路，充分考虑到学员的学习需求和学科体系结构，共设置世界史综述、西方文明的起源、现代文明的确立、现代文明的扩散与西方大国的崛起四个专题。教学内容精选体现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的重大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和历史规律，审视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理清世界历史的发展脉络，认识世界发展趋势。

我们在2013年秋季学期的世界史要论教学中，推行了专题式授课。每位教员准备1-3个专题的课程，精心备课，精益求精，为8个教学班轮流授课。8次课均讲授同一个专题，可以让教员发现授课过程中的问题，不断提高教学效果。

（二）教学环节安排

世界史要论课程综合运用启发式、讨论式、专题研讨式、学员授课式等教学方法实施教学，提高教学效果。专题研讨是在精讲和学员自学的基础上，紧紧围绕世界史重大问题展开，以学员连为基本单元，组织学员进行典型观点交流，教员指导研讨并进行点评。我们在教学活动别注意抓好课堂讨论环节，以提高教学活动的质量和效率。主要采用了两种讨论方式：一是确定统一的讨论题。二是在课堂上交流课程论文。以匈奴人西迁和蒙古军队西征为例，来讨论游牧文明对农耕文明的冲击及其对世界历史的影响，学员印象深刻。

三、教学模式的探索

（一）探索军民融合式的世界史要论教学模式

世界史要论是一门新开课程，缺乏授课经验，我们积极探索开放办学。在2013年秋季学期的首轮授课中，我们采取了外请专家授课。我们外请首都师范大学国家重点学科――世界史教学团队的博士生导师群为我们授课。几位博导均是各自领域的知名专家，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和深厚的学术素养。这种开放式教学模式，不仅对于学员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而且对于军队院校世界史团队也是一次难得的机遇。

（二）探索在世界史要论课堂实行小班双语教学改革

所谓双语世界史教学，就是在课堂上，教员逐步导入、部分渗透地运用汉语、英语两种语言进行世界历史的教与学，最终达到师生均能运用两种思维方式进行学科学习、思考和研究。教学过程中使用的教材既有现行教学大纲规定的母语教材，同时使用非母语教材与之配套，即采用双教材共同进行教学。进行双语教学的可行性依据有两个方面：

1.学员的英语基础。根据教学大纲的最新要求，英语四级应掌握英语单词量为4 795个。如世界史双语教学提前介入，既可充分利用学员的英语资源，又可促进学员在英语学习过程中提前接触专业英语，有利于学员英语学习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发展。相信随着各门学科“双语教学”在大学的扩大，本科生的英语听说读写的综合能力会逐年提高，反过来也会对世界史学科的双语教学带来更多的便利。

2.教材的基础。现行各种世界历史教材都是经过国内史学专家编译而成的。这些教材的原始著作都是非汉语的，因此在世界历史学科中使用双语教学切实可行。教员用英语对原版教材教学，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世界历史学习的原汁原味。考虑到学员接受程度和可操作性，建议选用美国夏威夷大学杰里・本特利教授的代表作《简明新全球史》。由于英语原版的历史教材在编写思想、体系结构、内容取舍、习题配置等多个方面与我们的教材有着重大的差异，这就使学员在学习过程中，能够从另一种角度来认识历史，了解外国历史学家怎样看待本国的历史，外国同龄学员接受了怎样的历史教育。

四、世界史要论的教学建议

（一）授课过程中注重与相关课程的衔接

目前军队院校开设有《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本科必修课，2012年新一轮人才培养方案又开设了《中国古代史纲要》选修课，基本上形成了完整的中国史课程体系。教员在授课时要注意比较同一时期中西历史的差异，把中国史放在全球史的视野中进行分析，开拓学员的国际视野和世界眼光。军队院校本科必修课《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是一门讲授二战以来当代国家与国家、国际组织和国际组织之间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军事关系规律的课程。在讲授《世界史要论》的时候，要有意识地把二战之前国家间、国际组织间的经济、政治、军事关系进行梳理，理清学员思路，为后续学习《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打下基础。

（二）在教学中注意贯彻“史论结合”的原则

选择世界历史上的不同历史时期的重要人物、重大战争、重大事件等进行专题研究，注重通过事件分析加深对世界史理论的理解，使学员在研究世界历史现象的过程中总结历史理论，培养学员理论联系实践的学习研究能力。

（三）综合利用影视、音响、动画、录像等现代化教学手段，营造历史氛围

在教学中充分利用影视、音响、动画、录像等现代化教学手段，“再现”世界历史画面，营造历史氛围，创造历史教学情境，使学员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例如：在讲古代罗马历史时，可以让学员观看影片《斯巴达克斯》有关片段，感受金戈铁马的悲壮场面，使学员仿佛置身于古战场，增强历史形象的真实感，增加历史课堂的感染力，激发学员学习世界史要论的兴趣和热情。借助军队院校的电影放映平台，播放反映世界史题材的优秀影片。看完电影后，让学员撰写影评，提高学习效果。

参考文献：

[1]王斯德.大学世界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2]拉尔夫.世界文明史[M].赵丰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3]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4]李世安.世界通史教程[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

第4篇：中外历史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历史教育。在抗El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形成了较系统的关于历史教育的理论体系?并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历史教育实践活动。党在抗战时期的历史教育活动具有创新性、实践性和广泛参与性三大特点?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党在抗战时期关于历史教育的理论

我们党素有重视学习研究历史科学的优良传统?早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就对历史教育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深入的研讨。抗日战争爆发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更是全面系统地研究历史教育的特殊功能?形成了抗日战争时期党关于历史教育的理论体系?对历史教育活动的蓬勃开展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历史教育的理论主要有三方面的内容。

一是学习研究历史科学对于民主革命的胜利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将历史教育置于它应有的重要地位?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理论贡献之一。抗日战争是需要动员千千万万民众共同参与的伟大革命事业?中国共产党负有领导全民族人民救亡图存的重大历史责任。利用历史知识的教育功能?动员广大民众奋起抗战?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基本工作方针。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这段话?把革命的理论、历史知识、对实际运动的了解摆在相同的地位?使历史知识这一要素与革命运动胜利联系在一起。毛泽东号召全党?“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刘少奇曾经指出?“所谓中国党的理论准备?包括对于马列主义的原理与方法及对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统一把握。”[21他要求“一切干部?一切党员?应该用心研究二十二年来中国党的历史经验?应该用心研究与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及其他方面的学说?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我们就是不可战胜的”。针对党内一些人不注重学习研究中国社会历史的现象?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严肃指出?“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他要求在全党形成学习研究历史的浓厚风气?使全党同志“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明天”E“。

中国共产党的经典作家们对历史及历史教育功能的精辟阐述?深刻地揭示了学习研究历史科学对于促进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极端重要性?从理论上奠定了历史和历史教育在我们党政治、思想、文化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为夺取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提供了锐利的理论武器。

二是学习研究历史科学的目的在于深入认识国情?正确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保证革命事业顺利发展。深入认识国情?理论联系实际?是革命党克敌制胜的最重要的法宝。毛泽东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因此?要想认识中国的现实?就必须了解中国的历史。毛泽东号召全党?学会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每一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

只有充分深入地认识了国情?才能找到现实中国社会“内部联系”这个中国革命之“的”。找到了中国革命之“的”?才能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矢”去射?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对于这点?陈云曾强调?“要研究中国的历史和时事政治的情况?不然也就不能规定当前的革命工作的任务和方法。”在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既是倡导学习研究历史的典范?又是身体力行的典范。他在党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识最早、做得最好和贡献最大?这与他深厚的历史科学功底密不可分。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正如周恩来指出的那样?“毛泽东的着作有不少篇幅是讲历史的。读毛泽东的着作也得懂得历史。”

正确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把学习研究历史的科学成果作为革命事业的有益借鉴?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之一。我们党在整风中加强了党史教育?目的是使全党“彻底了解我党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3]。经过认真系统的党史学习?广大党员干部对以往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错误有了深刻地体会?从而把思想统一到毛泽东思想轨道上来。对于这点?邓小平有深刻的认识?他说?“凡是研究了一下党史的人?一定会深感整风的重要的。”[61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还把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列为党员干部学习的文件?要求全党同志认真吸取明末李自成起义军因胜利而犯错误的深刻历史教训。

批判地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自信心?是中国共产党在历史教育中所始终遵循的重要原则。毛泽东指出?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1]。在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对这份珍贵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毛泽东要求全党要批判地继承和发展?因为“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这些重要论述?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弘扬了爱国主义的伟大民族精神?对于指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奋斗、坚持抗战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三是学习研究历史科学?应该着重学习研究中外革命史?特别注意学习研究中国近代史和中共党史。认真学习研究中外革命史?是民主革命的需要。毛泽东在党的七大召开时?要求全党认真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学习世界革命的经验”。刘少奇也指出?“为了要使我们有知识、有经验和有预见?我们就必须学习。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历史?学习外国人民斗争的经验?可以增加我们的知识。”在革命实践中?既要“根据群众斗争的经验?同时也要参照历史上、各国的经验”。

认真学习研究中外革命史?把重点放到学习研究中国近代史和中共党史上?更是民主革命的迫切需要。毛泽东针对当时党内不重视学习历史的现象指出?特别重要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另外?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还就学习研究历史的科学方法作出过很多精辟阐述?例如“古今中外法”?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等?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教育理论的重要内容?为我们学习研究历史提供了正确的原则和法。

二、党在抗战时期历史教育的实践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充分发挥历史教育的独特教育功能? 动员更多的人投身到神圣的抗战事业中去，中国共产党在重视历史教育理论研究的同时，又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积极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历史教育活动。

首先，随着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党领导下的革命史学工作者队伍也在不断扩大。为了培养更多的十部，我们党加快了建立干部学校的工作步伐。1940年底，毛泽东强调:

“每个根据地都要尽可能地开办大规模的干部学校，越大越多越好。”川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各个根据地的各类干部学校不断涌现。在革命圣地延安，更是集中办起了一大批培养党的干部的学校。按成立时间为序，我们党所开办的有重要影响的代表性学校是:1935年成立的中共中央党校、1936年成立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1937年成立的陕北公学、1938年成立的鲁迅文学艺术学院和华北联合人学、1939年成立的中国女子大学、1940年成立的泽东青年干部学校、1941年成立的延安大学等。另外，中、小学教育.农民夜校等也广泛发展。

各类学校都对学员和学生进行社会历史和时事政治教育，特别要求开设中国革命史课程。例如，延安大学开设的课程包括边区建设概论、中国革命史、革命人生观、时事教育等。大学的教育原则是强调为抗日战争服务，培养一大批能做事、了解中国国情、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学用一致的革命青年。十部学校的领导人多为久经革命锻炼的党的高级干部;教师多为富有革命实践经验的知识分子，也有来自全国各地学术界的名流;学员多为全国各地有较高政治觉悟的先进青年。

其次，在延安整风中，我们党把中国历史和中共党史列为党员干部学习的主要内容。党的七大也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历史教育活动。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周恩来等高级领导干部要求全党认真学习党史和党的政策，学习中国历史，了解中国国情，结合学习对“三风”进行整顿。1940年前后，毛泽东写了大批关于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文章，例如《<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对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作出了经典的分析和评价，成为延安整风运动中对全党进行历史教育的重要文献。党的七大召开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领导人的报告和发言，在对国家前途命运、战争形势、党的地位和作用等重大问题进行深人细致的科学分析的同时，也对中国历史和中共党史进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从而对全党、全国人民进行了一次深刻的历史教育。

再次，抗日战争时期，在我们党领导和影响下，抗日民主根据地以外的东北沦陷区、重庆等地也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历史教育活动，涌现出一批革命史学工作者和历史文学作家。

东北抗日联军政治军事学校是我们党领导成立的培养东北军政千部的基地。该校在教学安排上，不但系统讲授中国近代史、社会发展史，而且还专门开设红军长征史、《八一宣言》、东北的历史和地位、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的殖民统治及******的卖国行径等专题课程。着名历史文学家郭沫若在重庆坚持以笔作刀枪，写出《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等五部大型历史剧，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展现历史的本来面目，给人们以丰富的历史知识和爱国主义情感的教育，起到激励人心、焕发民众抗战热忱的宣传效果。

1944年，郭沫若还以历史为依据写了《甲申二百年祭))一文，运用唯物史观对明末农民战争予以分析评价。由于文章具有鲜明的时代感，被我们党作为延安整风运动中对党员干部进行历史教育的重要文献，列为整风文件之一。另外，革命史学工作者李平心、韩启农等也编写出版了一批史学着作。李平心所着的《中国现代史初稿》、《论新中国》两部历史着作，运用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结合中国革命运动近百年的历史事实，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新中国成长的道路，肯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和作用，批驳了******政府在皖南事变前后的倒行逆施。韩启农所着的《中国近代史讲话》从鸦片战争写到抗日战争，是一部通俗易懂的大众历史知识普及读本，被陕甘宁边区政府列为历史教育的基本教材之一，在对群众广泛开展的爱国主义历史教育中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鼓舞了广大民众抗战必胜的昂扬斗志。

三、党在抗战时期历史教育活动的特点

党在抗战时期的历史教育活动，具有创新性、实践性、广泛参与性花大特点，为我们今天开展历史教育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创新性是指我们党把对历史的学习、研究和教育活动与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素养的培训紧密结合，改变了以往党内不大注重学习研究历史的状况，并从理论上对学习研究历史与加强党建和党的团结统一、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辩证关系加以科学阐释，恢复了历史教育应有的重要地位，肯定了历史教育在民主革命中的重要作用，提供了学习研究历史的科学方法，这些具有创新性的发展使历史教育成为今后我们党长期坚持的优良传统之一。

第5篇：中外历史论文范文

                             

一

 

鸦片战争的爆发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也揭开了中西文化冲突、交流的序幕。西学再度东渐，日益为国人所了解，逐渐形成一股新的思想潮流。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输入中国的西学主要是声、光、电、化等科技知识，但一些先进分子对此并不满足，渴求对西国、西事、西学乃至西史有更多的了解，于是，一批介绍西方国家历史知识的书籍应运而生。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史志”目下收录洋务运动时期出版的世界史类书籍25种[1]，多数为译作，少数为著述。译著者多为外国人，中国学者的作品为数稀少。王韬的《法国志略》、《普法战记》二书为其中的佼佼者，而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则未见收入。

中日甲午战争后兴起的戊戌维新运动，是中国近代新文化形成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国近代新史学形成的重要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为了宣传救亡图存，推进政治改革，积极从欧美、日本富强发达的历史经验中吸取营养，取得借鉴，从而把鸦片战争以来国人对世界史的关注与追求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导致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发轫。在维新运动期间，维新派不仅编写了一批论述世界一些国家兴衰成败的书籍，而且还从建设新文明的高度认识借鉴世界历史的重要性，更全面地了解世界各国史学的状况。康有为说：“然且地球之国，启自泰西，其政学、律历、风俗皆出于希腊、罗马，而法为罗马之宗邦，美开民主之新义，百余年来，为地球今古万岁转轴之枢……故近今万国史学关涉重大，尤非旧史可比哉！”[2]维新派在此期翻译编写的西史著译主要有：康有为的《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考》、《日本明治变政考》、《法国革命记》、《波兰分灭记》、《突厥削弱记》，唐才常的《日本宽永以来大事述》等。章太炎主笔的《译书公会报》在1897至1898年连载多种西方史学译著：《英民史略》（英人约翰力查葛林著、慈溪胡浚谟译）、《万国中古史略》（法人高祝著、张国珍口译、胡惟志笔述）、《拿破仑兵败失国记》（英华尔司雷著、陈佩常译）、《增订五洲通志》（法蒲以贤原著、古雷业增订、吴宗濂译）、《交涉记事本末》（美人威廉司著、张书绅译）[3]等。这些译著的出版发表，显示了维新派输入西方史学的最初成绩。

康有为等人还看到，仅靠清政府现有的少数几家翻译出版机构，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对于西学追求的需要，于是奏请朝廷设立京师译书局广译日本书籍。输入和介绍国外历史学著作，亦是他们争取的目标之一。康有为强调广译日本书籍，指的是吸收那些日本明治维新后取得的学术新成果，实际也是属于西学类的内容。甲午战后，中国朝野改变了以往视日本为“蕞尔小夷”的偏见，逐渐形成学习日本的思想潮流。1896年3月，清政府派出唐宝锷、胡宗瀛、戢翼翚等13人赴日留学，开近代国人留学东瀛之先河。一些开明士大夫，包括张之洞等朝廷显宦，也都不断撰文鼓吹，东学日本遂渐成风气。康有为于1898年春出版的《日本书目志》就收录了日文历史著作560种之多，共分11大类，其中“万国历史”31种，“各国历史”35种，“日本史”204种，“传记”127种，“本邦历史考证”21种，“年代记”6种，“年表”14种，“行记”33种，“名所记”33种，“旅行案内及道中记”22种，“类书”34种。[4]值得注意的是，还有两种关于史学理论方面的著作：一是下山宽一郎著《史学原理》，一是铃置仓次郎纂译《历史哲学》。1898年夏，罗振玉在上海创办东文学社，吸收王国维、樊炳清等加入，开始翻译日本历史、地理、理化、教育等方面的教科书。

总之，戊戌维新时期，中国社会与学界发生的重大变化，以及国人在学习外国方面出现的新要求、新动向，为20世纪初中国新史学的发展准备了重要条件。

                            

 二

 

      20世纪初，以挽救民族危亡、改变国家社会政治状况为宗旨的资产阶级政治斗争风起云涌，“史界革命”蓬勃兴起，新史学思潮风靡一时。与此同时，近代新文化事业发展方兴未艾。由中国人创办的报刊杂志、出版机构，犹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为人们发表反映新知识、新思想的作品提供了广阔的园地。一批留学欧美、日本的学子已经脱颖而出，充当了译介域外新知的骨干力量。在此种时代背景下，域外史学的大量成果及信息源源不断地被输入中国，出现了自鸦片战争以来引进国外史学的新高潮。

国人创办的一些报刊是介绍国外史学的重要途径。经常刊登国外史学信息的报刊主要有：《清议报》、《新民丛报》、《译书汇编》、《译林》、《国民报》、《民报》、《教育世界》、《游学译编》、《湖北学生界》、《浙江潮》、《广益丛报》、《江苏》、《国民日日报》、《萃新报》、《杭州白话报》、《新世界学报》、《国粹学报》等。这些报刊一般都辟有“历史”、“史学”、“史传”、“史髓”、“传记”、“论说”、“学术”等栏目，专刊包括国外史学及其信息在内的各种历史类文章，为数之多，难以胜计。

《译书汇编》曾登载大量关于日本学者史著的译作，诸如《近代政治史》、《近时外交史》、《十九世纪欧洲政治史论》、《欧美日本政体通览》、《最近俄罗斯政治史》等。该社还把有的连载译述副以单行本，先后出版《波兰衰亡战史》、《美国独立史》、《比律宾志士独立传》、《爱国独立谭》等书。

《译林》一至十期刊载翻译的外国史著述有：《印度蚕食战史》、《世界商业史》、《明治法制史》、《日本近世名人事略》、《维多利亚大事记》等。

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更是连篇累牍地刊载介绍国外政治史、经济史、思想文化史等方面的文章，如《论民族竞争之大势》、《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略传》、《匈牙利爱国者噶苏士传》、《泰西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新派生物学家小史》、《意大利建国三杰传》、《格致学沿革考略》、《万国思想家年表》、《英国商工业发达史》、《欧美各国立宪史论》、《欧洲地理大势论》等。

《浙江潮》刊登有《希腊古代哲学史概论》、《最近三世纪大势变迁史》等。

介绍国外史学的另一个重要途径是各种名目不一的出版机构。诚如论者所称：“自商务印书馆崛起，申江延聘通人，注意新籍，开吾华书林之新纪元。厥后继之云起以主者，具奋斗精神，译著与日俱进。”[5]出版外国史书较著名的出版单位有：

商务印书馆，曾出版《美国独立战史》、《法国革命战史》、《苏格兰独立史》、《义大利独立战史》、《菲律宾独立战史》、《葡萄牙革命史》、《尼罗海战史》等译著。

作新社，出版《英国革命战史》、《哥萨克东方侵略史》、《朝鲜政界活历史》等译著。

广智书局，出版《希腊独立史》、《埃及近世史》、《十九世纪大事变迁通论》、《俄国蚕食亚洲史略》、《意大利建国三杰传》、《世界十二女杰》等译著。

群学社，出版《美国独立史》、《美国独立史别裁》等书。

文明书局，出版《世界女权发达史》、《滑铁庐战血余腥记》、《利俾瑟战血余腥录》、《埃及惨状》等书籍。

开明书局，出版《南阿新建国史》、《印度灭亡战史》等书。

明权社，出版《希腊兴亡史》、《十九世纪亚美利加之风云》、《林肯》等书。

此外，还有一新书局《意大利建国史》、新民社《越南亡国史》、人演社《佛国革命战史》、青年会《法兰西革命史》、大同译书局《义大利侠士兴国传》、国民丛书社《近世欧洲大事记》、普通书室《法兰西近世史》、闽学会《西力东侵史》[6]等。

顾燮光的《译书经眼录》是收录出版于辛亥革命期间各种译书书目的重要目录书，其中“史志”类译书共125种，包括通史11种，近世史4种，政治史20种，文明史2种，国别史41种，传记24种，女史4种，战史15种，历史编年3种，教科书2种。值得玩味的是，《译书经眼录》所收“史志”类译书在数量上超过其他门类，诸如“法政”、“学校”、“交涉”以及声光电化等自然科学各学科，因此排列在全书之首，占显著地位。而在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中，“史志”类译书仅有25种[7]，位置排序第14位。排名在前5位的学科依次为算学、重学、电学、化学、声学等。“史志”类译书在这两种目录书中前后地位的变化反差甚大，生动地反映出20世纪初国人对史学新知的迫切追求和新史学在国人心目中地位的加重。

20世纪初，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近代教育体制的确立，世界历史作为一门“开民智”的重要课程而进入课堂。为了解决教材问题，商务印书馆、江楚编译官书局、京师大学堂译书局、学部图书局等出版机构组织人力，编译包括中外历史课程在内的教科书。其中有相当数量的教科书是翻译外国人编著出版的书籍。1903年，京师大学堂刊有《暂定各学堂应用书目》，分16科分别列举了选用的教科书。“中外史学门”一科开列的书目有：《普通新历史》（普通学书室日译本）、《支那史要》（日本市村瓒治郎著、陈毅译，广智书局本）、《支那通史》（日本那珂通世著，东文学社本）、《最近支那史》（日本河野通之辑，振东室本）、《世界近世史》（作新社译本）、《东洋史要》（日本桑原著、樊柄清译，东文学社本）、《西洋史要》（日本小川银次郎著、樊柄清译，金栗斋本）、《欧罗巴通史》（日本箕作元八等著、胡景伊等译，东亚译书会本）等。1906年江楚编译官书局出版陈寿彭译的《万国史略》四册，“称此原书经美国会批准，作为中学教科书，故译之。”[8]其质量可谓上乘。

概而言之，中国在20世纪初输入域外史学主要表现为两个明显的特征：

其一、数量庞大，内容广泛。在此以前，国人对西学的关注主要集中在科技方面，翻译世界历史方面书籍的数量很少，而且内容浅显。自戊戌维新以后，尤其在20世纪初，国人对西学的兴趣转移到人文社会科学方面，追求域外历史知识的热情空前高涨，出现了大规模翻译国外史学书籍的热潮，导致史学译著数量的激增。从以上谈到的情况可以看出，输入内容包括：通史、断代史、国别史、专门史、人物传记、历史编年、历史教科书，以及少量的史学理论与方法类著作，基本涉及到当时西方及日本所具有的历史学体系的方方面面。

其二、中国自己的新型知识分子成为输入西史新知的主要力量。在此以前，国外史学知识的主要传播者是外国传教士。如19世纪50至90年代流行的《大英国志》、《欧洲史略》、《希腊志略》、《泰西新史揽要》等书，均出自慕威廉、艾约瑟、林乐知、李提摩太等西方来华传教士之手。20世纪初，随着近代教育和留学运动的开展，中国已经形成一支数量可观的翻译队伍。他们中的许多人热衷于输入域外史学的工作，勤奋译述，成果丰硕。仅《译书经眼录》收录此期出版的国外史学译著涉及到的中国译者就多达57人。其中著名者有：赵必振、樊炳清、丁文江、戢翼翚、麦鼎华、李鼎新、顾学成、唐重威、林长民、章宗元、褚家猷、马君武、范熙庸、廖寿慈、陈澹然等[9]。这尽管仅是当时实际数量中的一部分，但与以前相比也算得洋洋大观了。

                             

三

 

20世纪初，西方史学思潮的大规模输入对中国社会，尤其在思想文化领域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具体说来，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为思想启蒙方面，其二为学术研究方面。

许多进步知识分子翻译介绍的国外史书，诸如各种不同名目的独立史、革命史、兴亡史、文明史，在其叙述历史中大都贯彻了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专制、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的思想内容，渗透着西方近代文化中的“自由、平等、博爱”精神。这些都是当时中国的先进分子进行思想启蒙极好的精神营养，是他们从事爱国救亡宣传，开展政治斗争的有力思想武器。许多革命志士，诸如孙中山、章太炎、邹容、陈天华、秋瑾等人，都熟读世界各国的独立史、革命史、兴亡史，从中汲取思想营养，从而坚定了他（她）们进行民主革命的信心。在他们撰写的文章著作中，征引有关世界史方面的事例论证反清革命主张之处，比比皆是。邹容写的脍炙人口、风靡一时的《革命军》就强调国人要阅读世界各国“革命时代之历史”，以明时代潮流，“鼓舞民气”，推动革命，声称：

    吾闻印度之亡也，其无教育与中国等，犹太之灭也，其无教育与中国等。此亡国之往迹，为中国所未梦见也，我中国擅其有也。不宁唯是，十三洲之独立，德意志之联邦，意大利之统一，试读其革命时代之历史，所以鼓舞民气，宣战君主，推倒母国，诛杀贵族，倡言自由，力尊自治，内修战事，外抗强邻。[10]

陈天华的《猛回头》盛赞南非布尔人“人人都是顶天立地的大国民，不甘做他人的奴隶，遂与英国开战。”并强调“要学那，法兰西，改革弊政”，“要学那，德意志，报复凶狂”，“要学那，美利坚，离英独立”，“要学那，意大利，独立称王”。[11]这些鼓吹民族民主革命，开展思想启蒙的宣传素材，均取自当时流行的各种不同版本的世界史译著。

风行一时的世界各国独立史、革命史、兴亡史译著在广大读者中同样引起强烈反响，震撼着人们的心灵。《萃新报》的一位撰稿人因阅读了有关印度、埃及的兴亡史，对当时中国的民族危亡更加痛心疾首，写道：

    我中国，我中国，而遂为各国集矢的，而遂为各国集矢的。俄北瞰，英西眈，法南瞵，日东睒，强敌亭四周，伸指各思染。此何时？此何时？帝国主义，咄咄逼人。稍一迟延，白晰民族即拈粉笔一支，以红绿之颜色，注定各区域。我读印度史，伤心佛树之花；我读埃及史，断肠金字之塔。返观我祖国，时为何时？势为何势？虽未为印度，虽未为埃及，而江由山碧，已是斜阳，美雨欧风，遍遮大陆。其时则甚危也，其势则甚险也。[12]

《译书汇编》的一些作者特别推崇法国大革命，撰文称：

        尝观三千年来人类文明之历史，足以启发国民之思想，刷新社会之制度，俾凡百物类之进步，影响之远，感化之溥者，孰有如法兰西革新之功者乎？

又说：

        余尝翻万国史，每至法兰西之革新时代，不禁于旅馆沉寂之时，残灯明灭之际，徘徊往复，感激而不能置也。夫扑灭三千年混沌之迷想，开发十九世纪未有之文明，孰不沐法兰西一举之余泽者乎？[13]

这里不难看出外国史学译著对国人革命启蒙思想的深刻影响。

输入的外国史书中所包含的进步理想、爱国情怀、忧患意识、变革精神，大都在中国读者的思想上产生震动，引起思想共鸣，唤起他们对祖国热爱的赤诚之心。历史译著以其特有的内容和魅力，在启蒙宣传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其他任何文化形式所无法替代的。

20世纪初西方史学的输入有力地推动了“史界革命”，为中国近代新史学的确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在此期输入国内的域外史学内容中，除有大量专业性、知识性的成分外，还有一些关于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方面的内容，极大地开阔了中国学人的眼界。1903年，西方实证主义史学著名学者博克尔（buckle,1821——1862）的《英国文明史》译成中文出版。作者主张，把民族、社会以及文化作为历史的主体看待，“历史家的责任就是显示一切民族的活动都是有规律的。”[14]而支配人类社会的客观规律有三种，其一是自然规律，其二是道德规律，其三是知识规律。这些看法对于那些长期受到儒学束缚的中国士人来说，是十分新颖的。1902年留日学生汪荣宝在《译书汇编》发表《史学概论》（根据日本历史学家坪井九马三《史学研究法》讲义和久米邦武等人有关论著编译），1903年李浩生译出日本史学家浮田和民的《史学原论》，都具体地介绍了西方史学的一些理论和方法。此外，严复等人介绍的西方进化论在海内风行，促使人们接受进化论历史观，并以此观解释历史。文明史观、民史观、进化史观的引进与传播，为中国“史界革命”提供了新的思想理论武器。

1901年至1902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新史学》两文，正式揭出“史界革命”的旗帜。新史学提倡者首先对封建旧史学展开批判，这种批判，既是在思想领域内对封建思想的斗争，又是为创建新史学而进行的学术清理。梁启超揭露旧史学有“四弊”、“二病”，“四弊”是：“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二病”由“四弊”而生，即“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15]由于“四弊”、“二病”作怪，一部丰富多彩的历史被写成“帝王将相家谱”、“相斫书”、“墓志铭”、“蜡人院”。章太炎则抨击清朝统治者“欲褒扬其祖考”，焚史隐恶，迫使史家作“浮虚之颂”，卒使一家之史，捇焉以斩，遗美往恶，黯黕而同尽。”[16]

在批判旧史学的同时，新史学提倡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了新史学的基本主张：

第一，      以近化的历史观取代传统的历史循环论，着眼于探求社会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求得其公理公例”。

新史学提倡者认为，自从达尔文进化论告世后，人们知道了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皆循“进化之公理”，由野蛮而日趋文明；包括政治法制、宗教道德、风俗习尚在内的整个人类文明史，都是“进化之历史”。在梁启超看来，新史学的使命就是阐述人类社会进化发展的进程，揭示其进化发展的内在因果关系，即规律性。他说：“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人也者，进化之极则也，其变化千形万状而不穷者也。……故欲求进化之迹，必于人群。使人人析而独立，则进化终不可期，而历史终不可起。盖人类进化云者，一群之进也，非一人之进也。”因此，求得人群进化之“公理公例”[17] ，正是历史学的根本宗旨。他们认为以近化论为基础的西方社会学理论，不仅指明“人类举止悉在因果律之范围”，一遵进化的规律，而且借助逻辑上的归纳法、演绎法，形成了一套可据以正确认识人类社会历史内在规律的理论和方法。“斯学既昌，而载籍所诠列，均克推见其隐，一制一物，并穷其源，……可谓精微之学矣。”[18]他们坚信，人类社会历史是不断进化发展的，而非“一治一乱”的往复循环，应该以进化史观取代传统的循环历史论。梁启超批评传统的循环历史论说：“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此误会历史真相之言也。苟治乱相嬗无已时，则历史之象当为循环，与天然等，而历史学将不能成立。孟子此言盖为螺旋线之状所迷，而误以为圆状，未尝综观自有人类以来万数千年之大势，而察其真方向之所在。”[19]直到晚年他还说：“孟子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这句话可以说是代表旧史家之共同观念。我向来最不喜欢听这句话。（记得二十年前在《新民丛报》里头有几篇文章很驳他）因为和我所信的进化主义不相容。”[20]梁启超强调进化史观的重要性，实际上提出了中国传统史学理论更新的问题。他在《新史学》使用了“历史哲学”一词，阐述道：“是故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于是有所谓历史哲学出焉。历史与历史哲学虽殊科，要之，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有断然也。”[21]这是相当有见地的论断。

第一，      主张打破旧史学以表现帝王将相为中心内容的格局，以修“民史”为职志。

新史学提倡者认为，社会的进化即是群体的进化，而非少数帝王将相的行为，因此，历史的本质应是“群体的现象和影响”。历史学理所当然地要以全体国民及由国民组成社会为表现对象，阐明社会群体及社会兴亡盛衰之理，增进文明进步，造福国家民族。章太炎拟著《中国通史》便是“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22]国粹派邓实称：“是故，所贵乎民史者何？贵其能叙述一群人所以相触接、相交通、相竞争、相团结之道，一面以发明既往社会政治进化之原理，一面以启导未来人类光华美满之文明，使后之人食群之幸福，享群之公利。”[23]他们的结论是，史家写民史，既是为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又是为了充分发挥史学作为“天下公器”的社会功能。

第二，      扩大历史研究领域，丰富史学内容。

新史学提倡者认为，旧史学对于“史”的理解和实际研究领域过于狭隘，导致了它的偏枯衰微。为了克服此弊，他们主张扩大历史研究领域，以丰富其内容。陈庆年强调历史学应该具有鲜明的知识性，指出：“知识全而后国家全，历史全而后知识全，完全之历史造就完全知识之器械也。”[24]才能满足人们多方面的习史需要，发挥历史学教育国民、提升国民精神品格的作用。马叙伦提出“析史”之名，主张实现“史学大同”。他认为，“史”乃群籍之总称，可“析史”之名于“万殊”，以求史界的开拓，不必拘守于政治、教育、宗教、学术四部分的传统划分。凡历史上的事物能引起今人的研究兴趣，且能成一家之言的，皆可谓之“史”。他说：

        若是析史，则何必二十四史而为史？何必三通、六通、九通而为史？更何必六经为史宗？凡四库之所有，四库之未藏，通人著述，野叟感言，上如老、庄、墨翟之书，迄于《水浒》诸传奇，而皆得名之为史。于其间而万其名，则饮者饮史，食者食史，学者学史，立一说成一理者，莫非史。若是观史，中国之史亦夥矣，而史界始大同。[25]

马叙伦的“史学大同”说的实质是主张打破传统史学观念和旧史体系的束缚，把更多的领域包括到史学研究范围中来，从而丰富史学的内容。梁启超拟撰《中国通史》，从已确定的内容目录来看，确是规模宏大，包罗万象。其书计划分为三大部：一为政治之部，包括朝代、民族、地理、军政、藩属、国际、清议、政党等12编；二为文化之部，包括语言文字、宗教、学术思想、文学、美术、音乐剧曲、图籍、教育等8编；三为社会及生计之部，包括家族、阶级、乡村都会、礼俗、商业、货币、通运等13编。由此可以看出，梁启超的治史视野已经突破旧史学的狭隘界限，包括了相当丰富的内容。

第三，      变通史书编写体例。

编年、纪传、记事本末等三种编史体例，对于中国史学的发展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但同时也存在着局限性。随着近代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新史学提倡者对中国传统史学在体例上不足的认识日益深入，主张新史书应当另辟蹊径，创立新的体例，即在继承我国传统史学编写体例的基础上，吸收西方史学编写体例的优点，“折中贵当，创成史例”。[26]即以“上古”、“中古”、“近世”三段来划分时代，将分时与分类结合起来，采用以篇、章、节分层次的新体例。梁启超在他的一些史著中便使用了新的写作体例，如把中国历史划分为“上世”（从黄帝到秦统一）、“中世”（从秦汉到清乾隆）、“近世”（清乾隆以后）三个阶段；把中国学术思想史划分为“胚胎时代”（春秋以前）、“全盛时代”（春秋战国）、“儒学统一时代”（两汉）、“玄学时代”（魏晋南北朝）、“佛学时代”（隋唐）、“理学时代”（宋元明）、“近世学术时代”（明末至清末）等七个时期。他在撰写《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等著述时，就破除旧的写史模式，采取当时在欧美、日本流行的章节体，在创立新的史书体例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

用新史学观点和写法编写中国历史的第一部著作，是夏曾佑于1904至1906年陆续出版的新著《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后名《中国古代史》）。该书贯彻了历史进化论观点，把中国古代史分为三个时期：自草昧至周为“上古之世”，自秦至唐为“中古之世”，自宋至清为“近古之世”。上古之世又分为二期，自草昧至周初为传疑期，周中叶至战国为化成期。中古之世又分为三期，由秦至三国为极盛期，晋至隋为中衰期，唐为复盛期。近古之世又分为二期，五代宋元为退化期，清为更化期。这种历史时期的划分尽管不够准确，但却从整体发展过程的角度来考察中国历史，强调古今演变的进化趋势，体现了进化史观。在编写体例上，夏曾佑一改旧的写史方法，采用西方史学通行的章节体，以时间发展先后为序来陈述历史的演变递嬗，展示新体例的风貌。是书出版后产生颇大影响，被誉为新史学的创构。此外，当时出版的同类著作还有：刘师培编著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和《周末学术史序》、柳诒徵的《中国商业史》等，大都体现了新史学善因善革、求变创新的精神。

                             

四

 

在鸦片战争后兴起的西学东渐浪潮中，西方史学著作源源不断地被输入中国，诸如进化论、民权说、逻辑学，以及进化史观、文明史观、民史观等西方学术思想、史学思想及方法都得到迅速的传播，大大开阔了国人的眼界和思路，并为新史学倡导者批判封建旧史学、创立近代新史学提供了新的思想理论武器和效法的模式，从而推动了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形成和发展，即使对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确立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堪称中外史学交流史上的精彩一页。

郭沫若在谈到中日文化交流的意义时说：“中国就是这样地倾力向日本学习，更通过日本学西洋的文化。由于当时受到某种客观的条件的限制，中国的资本主义阶段的革命并未成功。但向日本学习的结果，却有巨大的收获。这个收获，既有助于打破中国古代的封建的因袭，同时又有促进中国近代化过程的作用。换言之，近代中国的文化，是在很多方面受了日本的影响的。”[27]其实，这也是对近代中外史学交流积极意义的肯定。任何一门学术都不可能在封闭的条件下得到正常的发展，而需要在开放的环境中广泛地吸收其他学术，乃至域外学术的营养来充实自己，焕发活力。无论何种学术，要想得到顺利的发展，决然离不开学术交流的推动。也可以说，学术交流乃是学术健康成长、不断创新的一个强大动力。历史学的发展也不例外。如上所述，在晚清，本来中国传统史学在原来的环境中已经步入衰落期，出现了重重弊端，受到学人的批评。然而，社会变革与西学东渐给它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输入的域外新史学思想与方法给中国传统史学注入了新的活力与血液，启动了中国近代“史界革命”的闸门，使它枯木逢春，再展新颜。诚如论者所说：“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西方各种学术思想和研究历史方法论传入中国，这些和中国的传统中的历史进化思想和传统的治史、考史方法结合，从而使中国史学领域内出现了一股新史学思潮；传统的考据学发展为近代的新考据学。”[28]

回顾与总结这段历史，或许会使我们今天在思考处于新世纪的中国史学如何进一步发展的问题时，从中得到一些有价值的启示。

 

 

参考文献：

 

[1] 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卷中，光绪二十三年刻本。

[2]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卷4，《康有为全集》第3册，第702页。

[3] 参见《译书公会报》第1——20册目录，上海图书馆编《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90——900页。

[4] 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康有为全集》第3册，第697——734页。

[5] 顾燮光：《译书经眼录》述略，民国甲戌年（1934）刊本。

[6] 张于英：《辛亥革命书徵》，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175——181页。

[7] 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卷中，光绪二十三年刻本。

[8] 国民政府教育部：《教育年鉴·教科书之发刊概况》，张静庐辑：《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第235页。

[9] 顾燮光：《译书经眼录》卷1，“史志第一”，民国甲戌年（1934）刊本，第1——25页。

[10] 邹容：《革命军》，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50页。

[11] 陈天华：《猛回头》，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第2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3——165页。

[12]《论处金衢严四府之关系及其处置之方法》，《萃新报》第2期，1904年7月11日。

[13] 赤门生：《法兰西革新机关》，《译书汇编》第2年（1901）第10期。

[14] 引自谭英华：《试论博克尔的史学》，《英国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279页。

[15] 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3——4页。

[16] 章太炎：《哀清史》，《章太炎全集》（三），第328页。

[17] 梁启超：《新史学·史学之界说》，李华兴等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85页。

[18] 刘师培：《论中土文字有益于世界》，《国粹学报》第4年第9期。

[19] 梁启超：《新史学·史学之界说》，李华兴等编：《梁启超选集》，第286页。

[20] 梁启超：《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第5页。

[21] 梁启超：《新史学·史学之界说》，李华兴等编：《梁启超选集》，第286页。

[22] 章太炎：《致梁启超书》，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167页。

[23] 邓实：《史学通论》（四），《政艺通报》1902年第1期。

[24] 陈庆年：《中国历史教科书序》，光绪二十九年普通学书室编印。

[25] 马叙伦：《史学大同说》，《政艺通报》1903年第16期。

[26] 陈黻宸：《独史》，《新世界学报》1902年第2期。

第6篇：中外历史论文范文

1、贵州大学是一所211重点大学，历史学是贵州大学的特色专业；

2、贵州大学的历史学专业系统学习本专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具有比较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比较广博的文化知识，具有较高的从事专业工作和从事历史研究的基本能力和较强的口头表达及文字表达能力，掌握一门外国语。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具有历史学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的专门人才；

3、贵州大学的历史学的主要课程：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思想品德课，中国通史，世界通史，中国史学史，西方史学史，考古学通论，历史地理学，古代汉语，中外历史文化原典导读与选读，中国断代史，专题史，经济史、社会史、政治制度史、思想文化史，世界主要国家地区史，中外关系史；

4、贵州大学的历史学就业方向：高等院校、中等学校、历史研究单位、文化馆、博物馆、报社、出版社、杂志社、宣传部门以及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从事历史研究、教学，贵州大学历史系就业方向广，就业率高。

（来源：文章屋网 ）

第7篇：中外历史论文范文

关键词：科学技术史 历史学 科学 人文学科 社会科学

近年来，随着“科教兴国”战略和“知识创新”工程的贯彻和实施，国内在学术界和大众文化两个层面上都形成了科学文化研究和普及的热潮。起着所谓沟通科学与文化之联系桥梁作用的科学技术史，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由此，科学技术史学科在中国虽然还不能完全与诸如数理化、文史哲以及政经法等“显学”等量齐观，但的确已跟原来处于职业建制和学术建制双重边缘地位的局面大不相同，特别是在职业建制上有了明显的改观。在学术建制方面，零敲碎打、拾遗补缺式的研究阶段应该已告结束，进入学科建制化发展阶段。因此，关于科学史的学科性质问题日渐凸现，成为大家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这方面，近年已有许多论者阐发了观点，[1]本文着眼于与科学史学科性相关的开放性问题。认为从实践到理论、从方法到内容等等方面看，科学史都具有历史学的学科性质和特征。但从其研究的对象和领域看，科学史又不是普通的历史学科，具有强烈的交叉和跨学科性质。这些都说明科学史不应该是一个封闭的，而应该是一个开放的领域，不但对历史学开放，而且应该对其他的科学和文化研究领域开放，加强彼此间观念和方法等等方面的联系、交流与沟通。这不但有利于科学史作为一个学术领域本身意义和正当性的辩护、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也有利于加深对作为整体的人类文明的理解和认识，并扩大其应有的社会影响。

一、忽视科学史的史学学科性及其后果

科学技术史研究在中国已有相当长的历史，其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上半叶许多前辈学者关于中国古代天文历法、算学、物理等的研究。早期因为研究人员的数目极少且基本处于单兵作战和零散资料整理的状态，未形成建制性的学科，因而也基本不存在所谓学科的定性问题，至少这种问题还不是当时紧迫的和重要的问题。到了1997年这个定性就开始成为此领域的基本问题之一，因为自然科学技术史被中国政府部门作为科学中的理学一级学科而确定了。不论其初衷如何，从政府教育主管部门管理的角度看，这种学科性质的认定倒也不无道理，因为科学史毕竟跟自然科学有着天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许多科学课程的教学和研究也往往离不开对其历史的逻辑或简单追溯。但从科学史作为一种学术研究门类的角度，即从学理的角度看，很有必要对其性质加以进一步的厘清。这方面，近几年来国内已有不少论者发表了看法。总体而言，大家基本上肯定了科学史的学科性质应当主要是一门历史学的分支，因为“科学史研究的对象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如同政治史、经济史、艺术史一样，科学史本质上是历史科学性质的学科。”[2]

虽然如此，但由于我国长期以来科学史的研究基本上又是游离于一般的历史学之外，科学史研究者更愿意接近科学界和其他关于科学的“元研究”领域而不是史学界，导致了科学史研究与一般历史学研究间的相互隔膜。显而易见的是，几乎所有的科学史研究和教学活动都在科学或哲学领域的院所系里进行，而与一般史学领域基本没有什么瓜葛。科学史研究共同体除了在文物考古（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等非常有限的领域或少数研究活动中与历史学界有过短暂的合作外，一般几乎互不往来。例如历史学界的学术会议，科学史界鲜有人参与。历史学领域特别是史学理论领域的新进展和新成果，虽然可能对科学史研究很重要很有意义，但在科学史领域实际上也几乎没有引起任何关注和反响。这种与历史学相互分离的局面，使科学史的研究视野过于狭窄，难以汲取作为自身一个重要来源的史学研究的传统和最新进展，导致了在理论和研究方法上的一定的滞后和贫乏；同时也带来了科学史自身一些目的功能上的混乱。关于后一点，已有论者指出：“作为理学学科而非史学学科，科学史的二级学科很自然地按照理学一级学科来分科的设置（如数学史、物理学史、化学史、生物学史等），这样，科学史难以以整体面貌出现，萨顿所谓科学史的人文主义意义就显示不出来，科学史就不能发挥它整合科学与人文的桥梁作用。……因此未来科学史学位设置应恢复科学史的史学性质。”[3]

当然，与此同时，可能是出于科学史界本身自外于历史学领域的封闭性和异类性，或是出于对自然科学在中国的那种近乎真理地位的敬畏心理，我国史学界实际上也基本无人问津科学史的研究，或很少关注科学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即便偶尔在其历史通史著作中提及有关科学史的内容，也常常犯下常识性的错误。（如国内史学界在许多通用中国古代教科书中论及“甘石星经”时所出的错误[4]）这与国际史学界的情形有很大不同。且不论作为职业历史学家的柯林武德所作《自然的观念》、巴特菲尔德《近代科学的起源，1300-1800》等科学（思想）史专著，就是当今许多流行的历史学通史著作中就包括了对科学史的描述，例如韦尔斯的《世界史纲》、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霍布斯鲍姆的《极端的年代，1914-1991》等都有专章叙述科学的历史。由此可见，一般的历史学家并未对科学史见外，而是顺理成章地把它纳入到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之中。

二、从史学界可能得到的教益

浏览一下国内史学界的现状，可以明显看到自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大量西方史学新流派、新理论已成为介绍和研究的热点，如法国的年鉴学派、英国新社会史、美国的新经济史以及心理史学等；克罗齐、科林伍德、沃尔什等的历史哲学理论等。可以说20世纪以来国际上比较重要的史学流派和理论基本囊括在内。西学的引入，使中国史学界在拓宽视野，开辟新领域，探索新方法等等方面气象为之一新。毫无疑问，我国史学界这些研究介绍对科学史的研究特别是理论建设应该有很大的参考借鉴作用。

实际上，欧美史学界的思潮和理论对科学史的研究导向素来就有很大的影响。

众所周知，科学史研究的代表人物首推20世纪初的乔治·萨顿。他认为科学是人类文化中一种特殊的、最有价值的文化，并把科学史的目的确定为所谓通向“新人文主义的桥梁”。但萨顿在用新人文主义的观点为科学史的正当性辩护的同时，在研究纲领上，却并未脱出由德国的兰克所开创的统治了西方史坛数十年的孔德实证主义引领下的“兰克学派”编年史方法论的巢臼。

与此同时，年鉴学派的奠基者布洛赫却激烈地批判了孔德的实证主义科学史观，及其用科学的正当性来为历史学正名的模式。他认为，孔德的科学概念，也就是追寻自然现象的法则，不应该套用在有关“人”的研究上。因为人类的行为与活动，在本质上是非常复杂的现象，许多方面都难以套用数理上的规范量度。

年鉴学派还明确提出了“问题史学”的原则，要求打破各学科之间的“壁垒”，倡导跨学科的研究，在继承传统和立意创新的基础上重新认识历史的观点。年鉴派观点的引入为历史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奠定了基础，由此也极大地扩充了历史研究的领域。此外，年鉴学派史家们提出的所谓“整体历史”的观点也具有很大的启发性。

再看看历史哲学的研究状况。发轫于18世纪的近代西方历史哲学，经过19世纪的积累，在20世纪得到迅速发展，并从“思辨的历史哲学” 转变为“批判与分析的历史哲学”。在20世纪思辨的历史哲学中，影响最大的是文化形态学派。包括德国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和英国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等著作奠定了这种观念的基础。他们认为“文明”，而不是“民族国家”是历史研究的单位。并详尽地讨论了文明由诞生到衰亡的历程，强调文明起源于“挑战和应战”。李约瑟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原书名是《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在具体建构中国科学文明的“整体历史”方面，与汤因比的文明史论密不可分。

包括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的批判与分析的历史哲学，对现代西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意大利的克罗齐提出的“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英国柯林伍德倡导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历史是过去思想的重演”等论点，不但在一般史学界而且在科学史界也有巨大的反响。发展到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阶段，产生了“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的争论”。后现代的相对主义史学思潮对历史实在论加以批判。他们以历史理解、历史解释中的主观性和多元性为前提，反对历史和历史规律的实在性，观点偏颇但有启发性。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思潮也曾在20世纪三十年代产生很大影响，特别是在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了很多的成就。贝尔纳的两部科学史名著《历史上的科学》和《科学的社会功能》也是这个思潮的结晶。

科学史界在20世纪出现的其他一些抗鼎之作，包括默顿1938年出版的《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柯瓦雷1939年发表的《伽利略研究》、巴特菲尔德1949年的《近代科学的起源，1300-1800》；甚至库恩的《哥白尼革命》、科恩的《牛顿革命》也无不带有从年鉴学派到各种历史哲学理论直至后现代主义理论影响的印记（虽然他们自己不一定承认）。

三、科学史的交叉学科性

但科学史毕竟又不同于其他的历史，它主要涉及科学这一人类特殊文化形态或社会建制，属于专门的领域。由于科学文化的特殊性，目前关于科学的元研究学科除了科学史外，还有诸如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科技政策、科研管理、科学传播、科学普及等，形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庞大的学科群。这些学科如果从学理的角度看，也应该分属于哲学、社会学、政策学、管理学、传播学等不同的领域，所以都有跨学科研究的色彩。在中国学术界，这些学科实际上主要是聚集在自然辩证法这面大旗下进行的。这种情况也说明了科学史的另一个鲜明的性质，即跨学科性或交叉性。所以，除了从历史学中接受教益外，科学史无疑也必须从其他学科汲取发展的营养，向自然科学和其他的科学元研究学科讨教或切磋自不待言，本文所要强调的是还必须包括其他人文社科类的相关学科。

因为实际上，二战以后西方出现的“新史学”的动力的确主要来自社会科学。法国年鉴学派的产生，与20世纪初法国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与心理学等社会科学的发展息息相关。美国的新经济史、新政治史也分别从经济学、政治学中汲取了许多理论养分。心理史学则是在心理学理论方法的哺育下发展起来的。科学史研究自然亦应当紧扣自然科学的所谓“人文主义价值”，积极开展与其他相关人文社科类学科间的交流与沟通。

目前，广泛借鉴其他人文社科领域研究成果以丰富科学史的研究，在我国可以说已具备了很好的客观条件，二十世纪以来国际人文社科学一流学者的代表作十之七、八已有了汉语译本，研究者可以不必再费力地阅读原著了。即便是国际学界近二十年来风行的“后现代主义”的论著也能很方便地找到汉译本。这为中国学者，包括科学史研究者，了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发展脉络，开展交流与借鉴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综上所述，自然科学技术史在中国作为理学的一级学科，可以说已经从职业建制的角度上确定下来了，但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门类，如果不认定为历史学的分支，就不能说已从学理的正当性上完全建构起来。所以，有必要明确其历史学科性。同时，这种学科性的建构，也有利于明确科学史的开放性，从而有利于其未来的发展，就看科学史界是否有一种开放的心态以接纳别人之所长了。让我们引用汤因比在其巨著《历史研究》的最后一章“行动中的历史学家”中的一句话来结束本文：“行动起来是最重要的”。[5]

主要参考文献

[1] 如：刘兵：“历史的辉格解释与科学史”，《自然辩证法通讯》，1991年第1期；曹天予：“魅力与危险——对科学史后现代主义观的反思”，《自然辩证法通讯》，1993年第3期；吴国盛：“走向科学思想史”，《自然辩证法研究》，1994年第2期；刘兵、曹南燕：“科学史与女性主义”，《自然辩证法通讯》，1995年第4期；魏屹东：“科学史为什么从内史转向外史？”，《自然辩证法研究》，1995年第11期；袁江洋：“科学史：走向新的综合”，《自然辩证法通讯》，1996年第1期；李醒民：“略论迪昂的编史学纲领”，《自然辩证法通讯》，1997年第2期；袁江洋：“科学史编史思想的发展线索”，《自然辩证法研究》，1997年第12期；袁江洋：“科学史的向度”《自然科学史研究》，1999年第2期；袁江洋、刘钝：“科学史在中国的再建制化问题之探讨”（上、下），《自然辩证法研究》，2000年第2、3期；江晓原：“科学史外史研究初论”，《自然辩证法通讯》，2000年第2期。

[2] 刘钝：“科学史的文化功能及其建制化——贺中国第一个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诞生”，/members/liu/doc/func.htm

[3] 吴国盛：“科学史学科建设几点意见”，/personal/wugsh/fields/academic/3.htm

第8篇：中外历史论文范文

【关键词】课外阅读；知识竞赛；参观访问；撰写小论文；媒体；学习方法；兴趣

在当前大力提倡素质教育的背景下，历史课的课外v史教育是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有效途径。初中《历史课程标准》在“教学中应注意的问题”中明确规定“历史课堂教学法要和历史课外教育相结合，以利于开阔学生的视野，更好地完成历史教学任务”所谓历史课的课外历史教育，主要是指历史课的课外活动。在历史教育中我们应积极开展丰富多样的课外活动，作为课内历史教育的有效补充和延伸。

历史课的课外历史教育应内容生动有趣，形式丰富多样，结合我校的实际情况，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开展课外历史教育：

一、课外阅读

中学生从历史小丛书、各种杂志，连环画册和历史文艺作品、网络等这些媒介中获取的历史知识在他们所掌握的历史知识总量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这一点从上课和平常的交谈中就可以体会到。为了使学生从中获得知识，教师才能具体指出读物的精华和应注意的问题，也能及时帮助学生扫除课外阅读的障碍。二要做好阅读书目的推荐工作。推荐书目要根据不同年段的学生实际情况进行，使之与其所学历史知识相辅相承。例如《中国历史》第一册学完第一个封建王朝――秦朝时，可推荐学生阅读《秦皇大帝》，让学生重温“六王毕、四海一”，“修筑万里长城”，“焚书坑儒”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理会作者塑造的秦始皇、李斯、扶苏等人物形象。《中国历史》第四册上完第六课时可介绍学生阅读《1991：张学良从“西安事变走来》让学生了解西安事变的始末及学习张学良将军的爱国精神。三要组织学生召开读书心得交流会，做好笔记，要看有所获，读有所感，同时可以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

二、开展历史知识竞赛

每给初一新生上第一节历史课时，我都用生动的语言给学生讲中国的“四大发明”及其使用，让学生为古人感到骄傲，做为中国人更自豪，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让学生明白作为21世纪的中学生应肩负的使命是什么。我还经常让同学们在课下搜集、整理历史轶闻、成语故事、历史典故等，然后在班级开展比赛活动，采用毕答、抢答、猜谜语、填诗、历史典故、谚语、歇后语等各种方式进行，内容可不受课堂教学范围的限制，但应尽量融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灵活多样，生动活泼，在活动中增长知识。例如：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说尽心中无限话”（打一皇帝年号――道光），“捷报”、“江苏原野”（各打一历史人名――陈胜、吴广）；“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不肯过江东（项羽）。”等等。既锻炼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又培养了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

三、参观访问，实地考察

大湖镇一向重视教育，为了培养学生积极向上、热爱读书的精神。我带学生到学校附近的部级旅游景点――永安大湖灵隐石林参观，向他们介绍“鳞隐书苑”、“孔子堂”等景点，以及介绍石洞寒泉的有关明朝邓文铿御史的事迹。实地考察桃源洞――李纲题诗处，还有“一门双理学，九子十登科”的故事等，参观后学生受到极大鼓舞，学习历史的兴趣非常高。

四、综合评价历史人物，撰写历史小论文

先传授给学生正确进行历史评价的原则，要坚持正确的立场，从历史实际出发，坚持历史与现实相结合，查找历史资料，坚持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全面客观发展地评价历史人物。做到这些，就可让学生开展活动。例如：学完中国现代史后，让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学习的《沁园春・雪》，然后对其中提到的历史人物，包括“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和“今朝”的“风流人物”进行评价，让学生课后找资料，各抒己见，提炼观点，撰写历史小论文。

五、开展学习方法、记忆技巧讨论的活动

向学生介绍奇特联想记忆、数字记忆、谐音记忆、顺口溜记忆、图表记忆、归纳比较记忆等方法，学生们也将自己总结的方法互相进行交流，得到了很大的启发。例如，学完中国史和世界史后，可将一些有联系的知识从时间上归纳在一起进行比较记忆：

六、发挥媒体作用

可组织学生收看影视作品，收听广播，通过互联网等媒体对学生进行历史教育。通过这些媒体作用可使学生身临其境，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产生共鸣、震撼，从而受到深刻教育。但由于一些作品是经过艺术加工，学生思维能力有限等原因会出现片面甚至歪曲历史的现象，所以教师应随时对学生加以指导。例如：初中《世界历史》第二册上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可组织学生观看《虎！虎！虎！》，让学生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有个系统的再认。

历史课的课外历史教育是中学历史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与课内历史教育相辅相成的另一种教学形式，它有其重要作用：

1.有利于开阔学生知识视野。课外历史教育的内容与课内历史教育的内容是密切相联的，有利于丰富和巩固学生的历史知识，同时也开阔了视野，扩大了知识领域，特别是一些对历史具有浓厚兴趣，求知欲较强的学生更是如鱼得水。

2.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爱因斯坦认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我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孔子说过，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课外历史教育具有生动活泼，形象感人，发挥创造力、想象力等特点。青少年对这些具有好奇心，对这种认知活动也比较感兴趣。学生对历史学习产生兴趣后，他们总是会积极主动，轻松愉快地去学习，而且他们会全神贯注，积极思考，从而迅速而牢固的掌握所学知识。

3.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能力，发展学生的智力。培养学生能力，发展学生智力，仅靠课堂教学是不够的，而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历史教育活动可作为其补充。在课外历史教育活动中不但调动了学生学习历史的积极性，而且还培养了学生的各种能力，如表达能力、搜集和整理材料能力、思维想象能力等等。

4.有利于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在历史教学过程中我们应注意寓思想教育于教学之中，而课外历史教育更加直接、生动。

此外，历史课的课外历史教育还有利于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使学校的教学活动更加有声有色，多姿多彩。

第9篇：中外历史论文范文

关注社会现实

2016 年，为满足社会各界的现实需求，世界史研究进一步发挥经世致用功能，为工业化、城市化、社会福利、环境保护、制度建设、社会转型等问题提供历史镜鉴。例如，7 月2324 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主办，齐齐哈尔大学承办的第六届全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联席研讨会，围绕社会现实问题的历史发展进程、一带一路建设等史学前沿和动态话题，积极探寻其历史渊源和脉络。9 月2425 日，由中国世界近代史研究会主办、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承办的中国世界近代史研究会学术年会在兰州召开，就近代历史与当今的世界、一带一路与近代国际关系等主题进行探讨。

2016 年，世界史领域有4 项课题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资助，王旭主持的20 世纪世界城市化转型研究、陈晓律主持的欧洲社会福利制度构建的历史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以及沐涛主持的中非关系历史文献和口述史料整理与研究，均是对现实问题的探索和回应。诸多学者立足中国现实问题，追索西方世界类似问题的历史进程足迹。较为突出的是国际关系史论题研究，相关学者围绕东亚、欧美、中美关系等课题，利用新材料、新理论、新视角，不断推动这些领域的基础性研究和决策性研究。

与国外史学界展开对话

近年来，由于很大程度上突破了语言和原始资料等限制，世界史研究逐步增强了与国外学者交流对话的能力。2016 年，中国学者在努力构建自身世界史话语体系方面取得卓有成效的进展。其一，运用唯物史观，与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进行批判借鉴式的对话。9 月9 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联合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承办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二届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论坛在京举行，与会学者围绕唯物史观与20世纪中国史学方法进行研讨。11 月46 日，第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在上海大学召开，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理论研究》杂志、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理论研究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理论重点学科主办，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中国史与世界史高原学科承办，与会代表就机遇与挑战：新世纪以来的中西方史学研究等问题进行了交流。

其二，对国外史学界的知名学术命题作出回应，与国外学者展开平等对话。例如，李剑鸣的《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一书，引发历史学界关于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历史学如何介入公共生活，历史学家的身份定位等问题的思考。钱乘旦领衔的学术团队编著出版了6 卷本《英国通史》，堪称中国学者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的英国史研究话语体系和方式的重要成果。其三，学者们的研究视野不断拓宽，中外比较的研究方法突破各种中心论的藩篱，增强了世界史的学术创新力。10 月31 日，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承办的第二届全球城市史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师范大学召开，以欲望、城市记忆与历史书写为主题，倡导将全球史和城市史结合起来，从跨学科、跨领域的全球视角进行开放式、多元化的学术探索，从中外城市比较入手拓展城市史研究。

新生代正在崛起

随着国内学术研究环境的改善和学术研究平台的扩展，中青年学人正在成长为世界史研究的新生代研究群体。各高校和研究机构都非常关注学科体系建设和人才梯队的培养。例如，为加强中青年学者的学术交流，8 月1314 日，《世界历史》编辑部和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共同举办第一届全国世界史中青年学者论坛。中青年学者在政治史、经济史、法制史、文化史、环境史、国际关系史、海洋史等领域全面展示了新生代力量的研究水平和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