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职称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报纸职称论文范文

根据《转发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做好2012年度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工作的通知》（穗人社发〔2012〕89号）精神，为做好2012年度广州市轻工工程技术高级工程师、工程师资格评审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申报方式

今年广州市轻工工程技术高级工程师、工程师资格评审工作全面采用“职称业务申报与管理系统”进行网上申报，并通过该系统实行“在线评审”。请申报人及各有关单位登录广州考试信息网或中国广州人事网，点击“职称业务申报与管理系统”，进行网上申报、审核和生成有关用表，并上传“证书、证明材料”。

二、受理材料时间、地点

受理材料时间为：2012年8月16日至2012年9月15日（办公时间：上午8:30－12:00，下午2:00－5:00）。

请各单位务必在上述时间内按照申报材料要求（见附件1）将材料报送至广州市专业技术资格评价中心（地址：广州市小北路266号北秀大厦8楼815室）。

三、申报评审条件和有关政策

专业技术资格条件执行《广东省轻工工程专业高、中、初级资格条件（试行）》（粤人发〔2008〕185号）文件。

职称外语条件，计算机应用能力条件，专业技术人员申报两个资格，市外来穗人员申报评审，公示要求等有关政策，依照《转发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做好2012年度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工作的通知》（穗人社发〔2012〕89号）文件执行。

根据资格条件的要求，论文和著作须公开发表或出版在具有CN刊号（国内统一刊号）及国家新闻出版署认可的ISSN刊号（国际统一刊号）的专业刊物，或国家新闻出版署认可的ISBN书号（国际统一书号）的出版物上，方可视为有效的论文或著作。

各有关政策文件可登陆广州考试信息网“职称评定”栏目的“政策法规”和“评审信息”中查阅。

四、面试答辩

根据《广东省轻工工程专业高、中、初级资格条件（试行）》（粤人发〔2008〕185号）文件规定，取得非本专业或非相近专业学历（学位），或获得非本专业或非相近专业技术资格者，申报轻工高、中级资格须参加由评委会组织的答辩。面试答辩的有关要求参照《关于在我市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中开展面试答辩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穗人社发〔2012〕87号）执行。

我中心在受理申报材料时，将书面告知申报人面试答辩预计时间。并在正式面试答辩前的10个工作日，通过广州市职称业务申报与管理系统等平台和途径，将面试答辩的具体时间、地点和有关要求通知申报人。申报人不按要求参加面试答辩的，视为自动放弃申报评审，其申报材料不再提交评委会评审。

五、论文鉴定

今年在轻工工程技术高级工程师评审委员会中开展论文鉴定工作，申报人须挑选两篇论文（著作）为代表作，并填写《论文鉴定申请表》（见附件3，可登录广州考试信息网“职称评定”专栏“下载专区”下载）。

六、申报及审核要求

（一）申报人应根据自己的专业技术岗位情况，对照省的职称政策和相应专业资格条件要求，认真、客观、如实申报，并按规定一次性提交全部申报材料（过后不补），送单位审核和公示。

（二）申报人所在单位应从材料的合法性、真实性、完整性、时效性等方面认真审查申报材料，同时登录“职称业务申报与管理系统”核对申报人所提交的纸质材料是否与网上录入及上传的资料是否一致，并在系统及纸质材料的相应栏目中加具意见。

（三）申报人所属主管部门应从材料的数量、程序、条件等方面认真审核申报材料，同时登录“职称业务申报与管理系统”进行审核，并在系统及纸质材料的相应栏目中加具意见。纸质申报材料统一由主管部门密封后加盖骑缝章。

七、评审收费

评审费用按广东省人事厅《关于转发省物价局、省财政厅〈关于调整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费标准的复函〉的通知》（粤人发〔2007〕35号）规定收取。

（一）高级评审费，每人780元（含论文鉴定费200元）；

（二）中级评审费，每人450元；

（三）高级答辩费，每人140元（对需要答辩的对象收取）。

第2篇：报纸职称论文范文

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和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重组为上海报业集团是去年中国传媒界的一件大事，也是上海市委为落实中央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精神，在全国树立“改革标杆”而重点推动的一个项目，当时市委书记韩正为上海报业集团定下了“大调整小改革”的基调。一年多以来，在各种利好政策以及来自政府、民间的多路资金合力助推下，上海报业集团各种举措频频，从休刊《新闻晚报》、《房地产时报》等多份报刊，合并《I时代报》和《新民地铁》两份地铁免费报，到创办“上海观察”、“澎湃”、“界面”等诸多新媒体项目，显然并不是“小改革”三个字所能概括的。姑且不论官方对此如何表述，究其根本，这些举措的主要目标有三个：一是对传统媒体进行结构性减负，在整个报业大环境不景气的情况下，尽量减少亏损，对报刊抓大放小，做强优秀报业品牌，做大优势纸质媒体;二是推进媒体融合发展，特别是以大手笔全新创设符合市场运作规律、符合互联网思维的新媒体项目来拓展传媒产业维度，寻求新的增长点并谋求在网络舆论场中真正掌握自己的话语权，在互联网这一新阵地上达成上海市委提出的“巩固舆论阵地、提升媒体影响力”的改革目标;三是构建一个由地产、金融组成的有稳定回报率的投资平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为旗下媒体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从而降低媒体本身经营上的风险。

如果对号入座，此次大张旗鼓地推动《文汇报》进行改版，显然是上海报业集团以新的行动对上述第一个目标的又一次诠释，也是藉此进一步向上级主管部门和外界传递上海报业集团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信心和决心，表明上海报业集团的报业改革工作是“真改革”、“真调整”，报业改革调整不仅仅是“关停并转”，也有改革图新、做大做强，不仅只涉及子报子刊，对大报党报同样会作出深度调整。

版面：对定位的再明确与再认知

对《文汇报》来说，此次改版更大的意义是对报纸定位的一次自我检视和明确，也可以视作党报对传统办报思维的一次更新、一种新尝试。从上海的报业生态结构来看，《文汇报》一直处在一种相对“尴尬”的境地――作为一张以“教科文卫”为特色、有着悠久历史的全国性大报，《文汇报》在影响力和公信力上丝毫不逊色于不少中央级媒体，但“偏居”上海一隅，又非上海市委机关报，地方性报纸的身份与报纸本身的“江湖地位”并不完全匹配，在外省市的广告发行缺乏优势，只能长期与《解放日报》共同分享本市的公费市场。因此，如何发挥《文汇报》在文化教育等领域内既有的垂直优势，在定位上拉开与《解放日报》的差距，做到差异化办报，是上海报业集团成立后需要深入思考和破解的一个重要课题。上海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社长裘新去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此有过一个比较清晰的表述。他说：“《文汇报》作为一张在全国有影响的报纸，必须强调自己的文化影响力，加大对文化思想等特色领域的报道力度。”他同时暗示《文汇报》将会以试点的形式进入报业改革的蓝图之中。

按照这一思路，在这次酝酿已久的改版中，《文汇报》明确提出，要大力强化“全国性人文大报”的定位，进一步重申报纸的主要读者对象为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群体，在版面数基本不变的情况下，通过版面的合理归并、增减和创新，打造新的版面内容、格局和面貌，深耕“教科文卫”等优势领域，突出人文特色。对此，报社公开的用词是“强势出击人文领域”。体现在版面上，核心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即减少政府的一般性、工作性新闻的报道，把更多的版面空间让位于人文、科技新闻，改“党报特色”为“人文特色”。与此同时，大幅削减体育、财经等非《文汇报》擅长领域的报道内容，策划并增加读书、文化等具有思想性、评论性、探讨性的栏目及版面。

从10月15日改版到10月23日，《文汇报》9天的头版头条绝大多数为科技、文化新闻，并新增了“文汇深呼吸”等栏目，以及“‘如何重建创新的文化自信’大讨论”、“工业4.0探索”等系列报道，这些均是针对社会、人文领域的活跃话题展开的讨论性质的报道，思想性和可读性非常高，版面的特色和学术气息也十分突出。此外，报纸周一到周五的9～12版均主打人文新闻，除新闻报道外，还包括笔会、影视、艺术、记忆、书缘、文艺百家等与文化有关的《文汇报》原有优秀版面和栏目，关注文化动态新闻，深度解读文化领域热点话题。

此次改版，原《文汇报》创立的子报《文汇读书周报》被重新吸纳进入主报，成为每周一的一份专刊，刊名不变。《文汇读书周报》在阅读、出版领域深耕多年，此次资源整合，无疑对提高《文汇报》的内容质量和版面深度有着积极的影响。

机构与人员：减少层级与整合重构

版面的变化显而易见，隐藏于背后的大动作是《文汇报》对整个报社运行机制、治理结构和采编流程的改革与改造。为推动此次改版，上海报业集团与文汇报社配套推进了“改机构”和“改序列”，这两项改革的核心均是突出“采编为宝”的理念。

所谓“改机构”，即对报社的采编部门进行优化整合。为与新的版面相适应，文汇报社优化了原来的机构设置，打破部门壁垒，将所有人员全部打散后，分别成立了文化报道中心、政经报道中心、教科卫报道中心、国内报道中心以及新媒体中心。各中心整合原有采编部门资源，进行平台化、扁平化的管理，中心总监由原报社的副总编辑出任。这种设计，其目的在于打破条线限制，减少中层管理人员的数量，让原部门主任、副主任等业务骨干从管理岗位中解放出来，从而提升报道的质量。

“改序列”，则是对原采编人员的专业职务序列（即新闻专业职称）进行重新设计。这项改革在原有的新闻初、中、高级职称之外，新创设了10级采编岗位序列设置，其中10级为最低，1级为最高，记者编辑可根据专业技术职称、工作年限和绩效考核成绩逐级晋升，与之前的新闻专业职称相比，此项改革推出之后，采编人员既可通过原职称评聘体系获得晋升，也可以通过日常工作的业绩获得晋升，从而提供更为多元和畅通的晋升途径。此外，为鼓励报社出“大家”出“名家”，文汇报社还分别设立特聘首席记者（编辑、评论员）和专业首席记者（编辑、评论员）岗位，并赋予相应的职权和待遇，以鼓励采编骨干，提高采编人员的工作热情。据悉，职务序列改革作为一项试点工作，不但得到了上海市委的大力支持，甚至将成为全国性的示范项目之一。

第3篇：报纸职称论文范文

报纸,是指有固定名称、刊期、开版,以新闻与时事评论为主要内容,每周至少出版一期的散页连续出版物。在现代社会,报纸是传播新闻的主要载体。期刊又称杂志,是指有固定名称,用卷、期或者年、季、月顺序编号,按照一定周期出版的成册连续出版物。在我国,以新闻报道为主要内容的新闻性期刊过去只有《半月谈》、《嘹望》、《民主与法制》等为数很少的几种,近年各地创办了一批新的新闻性期刊;还有一部分非新闻性的、社会科学类的期刊,也发表新闻作品。

报纸、期刊创办以后,就置于国家行政部门的监督管理之下。根据《出版管理条例》第六条的规定,新闻出版总署对全国出版活动实施监督管理,其他行政管理部门按照职责分工监督有关出版活动。此处主要介绍新闻出版管理部门的管理活动。根据报纸、期刊两个“管理规定”,出版部门对报刊出版的监督管理实行属地原则。

“条例”第三条规定,出版事业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传播和积累一切有益于提高民族素质、有益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促进国际文化交流,丰富和提高人民的精神生活。报纸、期刊两个“管理规定’’也有同样的规定。这是一切出版物包括报刊都必须遵循的指导方针和基本任务,也是报刊管理的基本出发点。

一、依法出版制度

报刊属于连续出版物,在履行法定登记注册手续取得合法出版权利之后,在出版过程中自始至终必须遵守所有登记事项,不得任意变更。

按照“条例”和报刊的“管理规定”,有关登记事项必须在出版的每期报刊上标明。报纸在出版时须在每期固定位置标出:报纸名称,报纸出版单位、主办单位、主管单位名称,国内统一连续出版刊号,总编辑(社长)姓名,出版日期、总期号、版数、版序,报纸出版单位地址、电话、邮政编码,报纸定价(号外须注明“免费赠阅”字样),印本文由收集整理刷单位名称、地址,广告经营许可证号,国家规定的涉及公共利益或者行业标准的其他标识。期刊的名称和年、月、期、卷等顺序编号应当在封面的明显位置刊载,并且不得以总期号代替年、月、期号,其他记录应印在封底或版权页上。

无论是报纸还是期刊,一个刊号只能对应出版一种报纸或期刊,不能用同一个刊号出版不同的报纸或期刊。同一种报纸不得以不同开版出版。报纸的所有版页应作为一个整体出版发行,部分版页不得单独发行,报纸出版地方版、少数民族文字版、外文版等,须按创办新的报纸办理审批手续。期刊出版不同的版本,也须按创办新期刊办理审批手续。报纸可以出版增期,应按变更刊期办理审批手续。增期应随主报发行,开版、文种、发行范围和印数应与主报一致。报纸因重大事件可以出版号外,号外必须注明,连续出版不得超过3天,并在出版后15日内向所在地省级新闻出版局备案。期刊出版增刊,每年每种期刊可以出版两期,期刊增刊应当经主管单位审核后,报所在地省级新闻出版局审批,取得一次性增刊许可证。增刊的业务范围等必须同正刊一致。

报纸休刊10天以上和期刊休刊,须向当地省级新闻出版局备案。报纸休刊不得超过180日,期刊休刊不得超过一年,超过时限许可证将被撤销,由主办单位向所在地省级新闻出版局注销登记,并向新闻出版总署备案。

报纸和期刊的出版许可证都不许转借、转让、出租和出卖,报刊出版单位的名称、报刊的名称、刊号和版面也不许转让、出租和出卖。

如需改变报刊的登记事项,有两种情况:

一类是重大事项的改变,按《条例》第十七条和两个“管理规定”,包括:报刊出版单位变更名称、合并或者分立、改变资本结构[1]、出版新的报刊,报刊改变名称、主办单位、主管单位、刊期、业务范围(包括宗旨、文种),都应当按照创办报刊的报批程序办理审批手续。即由主办单位向所在地省级新闻出版局提出申请,经审核同意后,转报新闻出版总署审批。其中报刊刊期的变更,新闻出版总署可以委托省级新闻出版局审批。另一类是除以上诸项之外的其他事项的变更,如报纸变更开版,报刊社应当经主办单位和主管单位同意后,报所在地省级新闻出版局批准。期刊变更开本,报纸和期刊变更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在登记地区变更地址,报纸变更承印单位,向所在地省级新闻出版部门备案。

二、审读制度

审读制度是新闻出版管理部门了解报刊内容,掌握动态,对报刊进行经常性监督管理的重要手段。新闻出版总署曾就此下达多个通知。在报纸、期刊两个“管理规定”中,分别规定了报刊出版管理实行报纸、期刊出版事后审读制。

新闻出版总署负责全国的报纸、期刊的审读工作,设立报纸和期刊的审读小组,审读员可以专职和兼职相结合。报刊司负责指导全国新闻出版系统的报刊审读。

地方各级新闻出版部门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出版的报纸、期刊进行审读,也要设立审读小组。报刊处具体负责指导本地报刊的审读工作,并指定专人负责。

各报刊的主管单位对其主管的报刊进行审读,定期向所在地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报送审读报告。

报纸、期刊出版单位建立阅评制度,定期写出阅评报告。新闻出版部门可以根据工作需要,随时调阅、检查报刊出版单位的阅评报告。

要求审读特别注意的问题是: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指导地位的;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泄露国家机密,危害国家安全,损害国家利益的;违反民族、宗教政策,危害民族团结,影响社会稳定的;宣扬凶杀、暴力、色情、迷信和伪科学的;传播谣言,编发假新闻的;违反报刊出版管理法规和规定的。

审读结果要出“审读简报’’。各省新闻出版局每月要向新闻出版总署报送一次本地区报刊审读的综合情况。对审读中发现的重大政治错误、重大版面事故以及易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问题等,各报刊社要立即向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出版局、主管部门和主办单位报告;各省新闻出版局要立即向新闻出版总署报告。不报或者迟报造成后果的,要追究责任。

三、质量评估制度

“条例”明确规定必须保证出版物的质量。报纸、期刊两个“管理规定"也规定了实行报纸、期刊出版质量评估制度。近年来,新闻出版工作由以规模数量增长为主向质量效益提高为主转移,质量问题得到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报刊质量包括政治质量、信息质量、文化质量和编校印装质量等。1995年新闻出版署制定了《报纸质量管理标准(试行)》及“细则’’和《社会科学期刊质量管理标准(试行)》及“评估办法”。报纸出版质量标准,被分为六个方面,并以百分制进行评定,即办报方针、宗旨、舆论导向(30分),是否依法出版(20分),版面综合质量(包括真实性、稿件质量、版面容量、标题、栏目设置、文字校对、印刷质量,共30分),广告质量(10分),社会信誉质量(10分)。此外,还规定了发行质量。出版质量标准达不到60分的,即视为不合格报纸,应予停办。发行质量是指报纸出版两年后必须达到的最低发行量,如省、地、县三级党委机关报分别为10万份、3万份、1万份,中央、国务院各部委报纸3万份,省及省以下专业报2万份,晚报5万份等。对未达到最低发行量的报纸,均判定为质量不合格报纸,应限期观察,或劝其停办。这项管理标准是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实现管理目标的转移,即从以“遵规守法’’为目标的行政规范管理转向以“达标上等’’为目标的质量规范管理的积极尝试,曾经在各地作过一定实施,对促进报刊的质量起到一定作用。但对精神产品量化管理的办法还不够成熟完善,各项评分标准是否恰当也还有待于总结改进。

四、违纪违规报刊警告制度

违纪违规报刊警告制度,是根据《出版管理条例》的规定,为强化对报刊出版特别是小报小刊出版的宏观管理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中共中央宣传部和新闻出版署于2000年联合《关于建立违纪报刊警告制度的意见》和实施细则。

“意见”规定:党委宣传部和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提出警告的报刊违纪违规问题有:1.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2.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出现严重的政治错误;3.泄露国家秘密,危害国家安全,损害国家利益;4.违反民族、宗教政策,危害民族团结,影响社会安定;5.宣扬凶杀、暴力、色情、迷信和伪科学,思想导向错误;6.传播谣言,编发假新闻,干扰工作大局;7.党委宣传部门和新闻传播管理部门认定的其他严重错误。

按照分级管理的原则,负责对中央级报刊新闻宣传工作的管理,对出现违纪违规问题的中央级报刊提出警告意见,由新闻出版署发出“警告通知书”,抄送该报刊的主管、主办单位,并向备案。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宣传部负责对本地报刊,包括中央国家机关和中央级媒体在本地所办报刊的新闻宣传的管理工作,对出现的违纪违规问题提出警告意见,由当地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发出“警告通知书”,抄送该报刊的主管、主办单位,并向、新闻出版署和当地单位宣传部备案。

“警告通知书”发出后,受到警告的报刊的主管、主办单位要作出书面检讨,并对造成错误的报刊负责人和责任人给以相应的处分。检讨和处理意见要在收到通知书10天内报送党委宣传部和新闻出版管理部门。

对一年内受到三次警告的报刊,由新闻出版署给予停业整顿的行政处罚。该报刊的主管部门要撤换报刊的总编辑或社长,给予责任人必要的行政处分。违纪违规报刊停业整顿结束后,如再发生违纪违规问题,出现严重导向错误,由新闻出版署撤销该报刊的刊号。

五、年度核验制度

年度核验,又称年检,是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对报刊进行阶段性监督管理的方法。根据“条例”第三十一条“出版单位应当按照国务院出版行政部门的规定,将从事出版活动的情况向出版行政部门提出书面报告’’的规定,一方面,新闻出版管理部门要加强对报刊的经常性检查和年度检查,另一方面,报刊社应按规定向管理部门提交自己业务活动的书面报告,包括年度的书面报告。在报纸、期刊两个“管理规定’’中,对年度核验作出了具体规定。

年度核验的程序是:首先,报纸、期刊出版单位提出年度自检报告,填写由新闻出版总署统一印制的《年度核验表》,经报纸主办单位、主管单位审核盖章后,连同样报或样刊,在规定时间内报所在地省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其次,省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对报刊出版单位自检报告、《年度核验表》等送检材料审核查验。再次,经核验符合规定标准的,省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在《出版许可证》上加盖年度核验章,即为通过年度核验,可以继续从事报纸或期刊出版活动。最后,省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自完成报纸出版年度核验工作后的30日内,向新闻出版总署提交报纸年度核验工作报告。

第4篇：报纸职称论文范文

首先是因为生活类报纸自身问题影响了发展。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1、政治边缘化，导向情绪化。

生活类报纸，经常被人称为“小报”。对这种称谓，生活类报纸的同仁们颇不以为然，因为与很多“大报”相比，多数生活类报纸版数多，发行量大，影响面广，经济效益好，何“小”之有？

但现实是，现在许多地方的党委与政府的重要会议，仍然只通知党报、电台与电视台三家媒体参加，而生活类报纸则基本被打入另册。对这种待遇，许多生活类报纸非常不满，抱怨党委与政府负责宣传工作的人员僵化，其实，僵化的成分是有的，但也有更为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人家对生活类报纸不放心――政治上不够成熟。

生活类报纸也许有诸多优势，但是政治上不成熟却是其致命的难以回避的隐痛。以赢利为目的办报，面对激烈的竞争，决定了一些生活类报纸从一起步就开始浮躁：搭起个班子就办报纸，一边仓促扩版一边低标准地招人;一方面激情澎湃，为老百姓进行了大量的鼓与呼，另一方面又漏洞百出，给党委与政府惹了不少“麻烦”。

政治上不成熟的主要表现：其一，理论素养较弱。理论是行动的先导。不懂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不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涵，如何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其二，政策水平较低。政策是政治的体现。不懂党的方针政策，不懂国家法律法规，如何当好党和人民的喉舌？其三，结合意识较差。党和政府的意志与人民的意志是一致的，党和政府满意与人民满意是一致的，上下文章要结合起来做，而不是脱节。

政治上不成熟还有一大表现，就是极不稳定，一蒙一蒙的，好的时候很好，一些主旋律的东西，报的比党报还多还正，差的时候又很差，中央大事，可以只字不提。

2、定位陈旧化，队伍民工化。

生活类报纸原有的定位是什么呢？“老三件”：批评、故事加娱乐― ―以批评为主的社会新闻，以服务为主的生活新闻，以明星为主的娱乐新闻。这些东西在创刊初期，作为党报的补充的时候，自然挺新鲜，但老是如此就不行了。这在经济学上，叫做“边际效益递减规律”。

生活类报纸版数越来越多，率先进入厚报时代。但由于扩版只是社会新闻数量上的堆积，“新闻盛宴”就变成了“新闻剩菜”。

生活类报纸采编队伍的民工特征非常明显：受歧视；流动性强；没有稳定感；考核压力大；快节奏工作；自身素质也有问题（不少人只会写连民工都能写的稿子）。

3、内容庸俗化，形式虚拟化。

有人这样评价生活类报纸:火了新闻，冷了报纸；多了文章，少了文化。在许多文章中，“崇高被解构，正经被嘲笑，激情、专业、思想等都是一种表层的瘙痒和充满商品性的炒作、包装”。新闻娱乐化，是诸多生活类报纸的一大特色，在这里没有什么严肃可言，再严肃的题材，也敢娱乐化甚至妖魔化。于是，可读有了，可信没有了。不用说政治导向，基本的道德教化作用也起不到。

“四大公害”严重存在。上面说的是低俗，虚假也很严重，2004年的十大假新闻，在多数生活类报纸上出现过。一条新闻见报，需要“三关”过滤：一是是否真实，二是是否善意，三是是否重要，而生活类报纸许多新闻都难过这“三关”。

4、体制模糊化，管理粗放化。

生活类报纸老的疲塌，新的功利，关键在于体制上不伦不类，市场化运作，机关化管理。

生活类报纸要全面提升的另一个原因，是受众的需求在变化。主要表现在：竞争压力促使其求知意识强化；民主气氛促使其关注社会深层；素质提高促使其挑剔新闻质量；多元传播促使其自主选择渠道；生活改善促使其享受休闲服务；全球一体促使其关心国际大事。

生活类报纸怎么样全面提升

1、提升员工的素质

第一是做人。大学毕业甚至研究生、博士生毕业，文字应该不成问题，问题是理论修养、政策水平、社会阅历、阶级感情。生活类报纸要防止浮躁与功利，把记者当民工不行。第二是做职业人。要讲究职业精神与职业道德。做记者社会责任感任何时候都是第一位的。生活类报纸市场化程度高，承担经济指标重，但必须有自己的底线和原则，那就是社会效益和社会责任。因为我们是党和国家所办报纸，挣钱绝不是第一位的。第三是做讲政治的职业人。第四是做讲政治又业务精的职业人。

2、提升报纸的品位

要让我们的报纸更理性，更有品位，严防低俗之风。报纸品位低下，让人不敢拿回家看，这是总编辑的耻辱。

要唱响主旋律。唱响主旋律是主流媒体定位的基本标志，因为主旋律就是社会生活的主导或主流旋律，是支撑一个媒体成为主流媒体的主要或基本的构件；一个媒体如果没有主旋律的内容或主旋律的内容不够鲜明，就不能妄称主流媒体，就像没有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实力，就不能算是主力部队一样。

要参与重大题材的报道，把握住机会，显示出水平。

要搞好舆论监督。舆论监督的重点要放在党和政府明令禁止、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不良社会现象和反面典型上，谨防四面出击、有闻必录。揭露的现象是消极的，起到的作用须是积极的。

3、提升做新闻的水平

过去是追求“人无我有，人有我新”，现在则是“人有我全，人全我深”。独家新闻很难，但独家的认识、独家的表现是可以做到的。

其一，做新闻，当有人本意识：要用人能看懂的词句，写人愿意看的事情，服务于人，有益于人。

其二，做新闻，当有辩证意识：要看到联系，看到变化，力戒攻其一点不计其余，切勿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用辩证意识指导做新闻，一是要解决采编作风问题，调查扎实，事实弄清楚了，减少偏差就有了最基本的保障；二是必须掌握辩证思维方法，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学会把握好度，学会从偶然中发现必然。要做到这两点，学习很重要，更重要的是从教训中感悟，而我们的教训已经足够多了。

其三，做新闻，当有职业意识：要以此为荣，乐此不倦，别再想当官发财，不能怕吃苦受累。现在我们队伍当中缺乏职业意识的人太多了。不少同志，业余做新闻，或者刚“转正”时，是有这种职业意识的，甚至还非常强烈，只要能写稿子，只要稿子能见报，辛苦不要紧，报酬无所谓，真是有理想，有干劲。然而时日一长，便淡忘了，或者异化了。当今，浮躁、功利、懒散这三大弊病，正严重侵害着我们的队伍。

此外，生活类报纸的全面提升，还包括经营水平、社会活动、文化建设等方面。

齐鲁晚报提升的认识与实践

齐鲁晚报对这个问题见识早，行动快，进行了一些探索，取得了一定经验。这与我们创刊时间较长有关，也与我们作为省委机关报子报的地位有关。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强调，报纸要有大报风范，记者要有大家风度。

1、理念：

――“三品提升”战略：提升晚报品牌，提升报纸质量，提升员工素质。

――“三高”目标：以高素质的采编队伍，生产高质量的新闻产品，满足读者高品位的需求。

――办报要求“三重”：稳重，即保持常态，不大起大落；厚重，即有文化，有内涵，不轻佻，不飘浮；慎重，即谨慎从事，不盲目冲动。

――坚持“三人”原则：一是人本主义，即整个采编工作，要尊重读者，了解读者，服务读者，以读者为根本，为核心，为目的；二是人文特色，即报纸主要内容，要有文化，有知识，有品位，能使读者长见识，养心性，提素质；三是人道基调，即全部报道的基调，是理性的，建设性的，善意的，怀好意的，有益于人心向善，有利于人际和谐。

最后统一为一句话：“打造新闻精品超市，满足读者高尚需求，”

2、措施：

――抓学习。三项学习教育活动，“三贴近”活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不是作为负担，而是当成自我提升的机会。鼓励做学习型记者，开展业务论文大赛，强制读书，每年报销500元购书费用等。开展“三贴近新闻大赛”，“现场新闻大赛”，“民生新闻大赛”等。

――抓监督。设督察考评部。出台《完全分数考核办法》，涵盖任何岗位，涉及任何环节，处罚任何差错。建立个人考评档案，与年终评先进挂钩。

――调报纸。整体上增强理性、建设性。增加时政要闻，包括国内新闻、国际新闻。大事一定要大报，今年全国“两会”，《齐鲁晚报》一共做出30个专版，数量居山东各报之首。改造娱乐新闻，第一要真实，第二要有一定的文化品位，第三要有正确的导向性。要增强判断力，有所取舍。

――抓文化建设。加强文化建设，“铁打的媒体，流水的记者”不行。更不能把新闻职业当成民工或“吃青春饭”的职业。据2003年的一项调查，美国新闻从业人员，35岁以下的占33.7%，35岁至55岁占56.2%，55岁以上的占10.1%。

――抓体制完善。要改革完善体制，我们的体制不利于提升。体制制造了有些新闻媒体的“分裂人格”：一方面在新闻上弘扬主旋律，一方面虚假广告；一方面评议社会，一方面放纵自己。不同版面，不同时段，扮演着不同的角色（魔鬼与天使）。

第5篇：报纸职称论文范文

关键词：汪康年 办报实践 新闻专业主义

汪康年（公元1860—1911年），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字穰卿，号毅伯，晚号恢伯，光绪进士。曾经直接或参与创办了《时务报》、《时务日报》、《昌言报》、《中外日报》、《京报》、《刍言报》以及远东通讯社，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积极的变法倡导者、杰出的报业经营者和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方汉奇认为他是维新时期从改良派“报人”队伍中脱颖而出的以办报为职业志向的“职业报人”中最“卓有成效”的一位。这样的人物却常常被遗忘在历史的角落，仅仅因为与梁启超的纠葛而被偶尔记起。

西方新闻专业主义产生于政党报纸解体之后，即新闻媒介摆脱外界干涉，摆脱来自政府、广告商甚至公众的干涉；新闻媒介为实现“公众的知晓权”服务；新闻媒介探求真理，反映真理；新闻媒介客观公正地报道事实。①尽管“新闻专业主义”作为舶来品来中国新闻界的时间并不长，但是通过他的办报实践和新闻思想不难看出，蕴藏其中的符合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因此，本文的目的不在于深究汪梁之争的对与错，也不在于将专业主义的条框一一对应于汪康年，只是想通过他的办报实践活动，探讨他如何被称之为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先驱，或者说他为何比同时期其他报人更具有新闻专业主义的因素和倾向。

一、 锐意改革新闻业务，体现专业化操纵

汪康年虽然身为《时务报》馆经理主管经营工作，但他也相当重视报纸的版面编排，常常参与报纸的编辑工作。

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记载：“是时，日报固步自封，而申报又以先进自负，汪氏乃锐意革新，增加材料，分栏编辑，用报纸两面印刷，与申报竞争，遂开我国日报改进之机。”②《时务日报》当时仿照日本和西方国家的报纸格式对报纸版面进行改革，这一次版式改革是中国报业史上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

多年的实践经验，汪康年总结出许多版面编辑心得和规范。如版面应以首电文、次要闻为佳，不因读者喜好变通。报名内容要分类、力求醒目；转载其它报纸、杂志的新闻稿件和文章，应注明来历，以避窃取之嫌。翻译外文报纸，遇到记者误解我国事件者，应加按语纠正；翻译人名、地名，应用常用字等等，现在看如此平常，当时却是版面编排很重要的经验。汪康年“一方面从读者出发，以方便读者为出发点，总结办报经验，另一方面，又不完全唯读者是从，有着自己独立的办报理念。这正是汪康年办报成功的原因之一”。③此外，汪康年还参与创办了远东通信社，这是目前所知的“中国第一家总部设在海外的新闻通讯社”。他出色的探访工作，使中国向外输出的消息不再由外国人独揽，让中国自己发声，在国际舆论界树立了起中国的正面形象。

二、 独特经营之道，坚守独立个性

汪康年在经营报纸方面，与当时的报业经营者相比，有许多过人之处，更接近现代报纸经营的方法，并且对于今天中国新闻媒体的经营仍然有着深远的影响。

1、资金独立

新闻媒体的独立性是新闻专业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汪康年在他的办报活动中始终坚持独立性，首先体现在资金来源方面。

汪康年创办的第一份报纸是《时务报》，作为一份民办报纸，无任何来自官方的定期拨款，全靠捐款创立，除了设立代收捐款处（点），他还尽量争取自己的师友认捐劝捐。尽管数额连年下降，额度也不算大，但是这对于白手起家的《时务报》也实属不易，它在十九世纪末就为我们提供了一家民办报馆在无其它经营项目的情况下，主要依靠书报收入的典范。汪康年的另一个创举是认股的办法，类似今天的发行股票。1904年，《中外日报》报馆增添股本一万元，每股五十元计二百股，由张元济、夏瑞芳与辅某三个认付。9月，六位股东订立合同等条款，这说明汪康年对报馆的经营已经相当专业，其股东认股的方式在今天也很有代表性。④

2、销售多渠道

戈公振先生在内《中国报学史》中指出：“报纸编辑印刷俱佳，而不善于分配是永与读者无谋面之机会也。⑤由于当时全国的近代化通邮范围非常窄，邮政局和电报局都只能寄送部分报纸；尽管当时航运较为发达，但是很难深入到穷乡僻壤以及边远地区。汪康年通过各种手段发掘其它的销售途径，成为当时报纸发行的先行者，包括（1）直接寄送个人；（2）通过各种关系请求地方大吏行公文，以行政命令的形式，自上而下地提倡阅读报纸，并由官方负责报赀。在当时中国特殊的政治环境下，官方出面购买报纸，不仅使报纸有了一份稳定的销量，甚至会让读者认为《时务报》是官报，对报纸畅销及获得更多的订户，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3）借助各地电报局、书坊、店铺销售。（4）借助外国力量，积极联系日本各界人士，与日本报社交换销售报纸。如此一来，才有了《时务报》最高销售量达到17000份的高潮。

3、广告新尝试

《时务日报》章程中记载，类似于后世的开业、聚会、喜寿宴会类的广告，均可刊登于报纸之上，而且还可以编于新闻当中，类似于今天的软文。并且标明价格和编排方式，以告知天下。“告白价，第一日每字五厘，二日至七日第字三厘，以后每字两厘半，登在首页加一倍。告白至少以三十字为章，多则以十字递加。”这突出表现了报纸广告的价格策略：首页最贵，其价格的贵贱程度和今天也极为相似，头版的是最贵的，第一天是最贵的，这充分说明当时的广告和今天已经相当接近，汪康年功不可没。⑥

汪康年的办报活动正好处于中国开始脱离外报，刚刚开始在理论、业务和经营管理方面形成自己特色的时期。在他的文章《中国自强策》、《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论设立宗旨》以及关于他的书籍《汪康年友书札》、《汪穰卿遗著》、《汪穰卿笔记》中都反映出汪氏的一套极具特征的新闻思想。比如他提倡报纸讲真话，注重新闻和言论的真实性；呼吁报纸要公正，要不偏不倚地保有自己的立场；他重视新闻的时效性，因此他更愿意办日报，要求新闻尽量及时；他强调新闻的监督作用以及应该对新闻进行反监督；他推介言论自由，坚持报纸上要有多种声音；他提出了报律思想，以维护办报的合法性，这些都充分表现出了他经由深入思考而获得的业内经验。汪康年一生，不迷恋于官场，而陶醉于他酷爱的报业经营，使他的兴趣得到发挥，才能得以施展，对我国社会的进步和文化新闻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⑦作为维新时期著名的改良派报刊活动家，汪康年虽然饱受争议，但是他的办报活动和新闻思想中显露出来的新闻专业主义的光点是无法抹去的，他对中国的新闻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被称为“一代报王”实至名归。（作者单位：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注释：

① 候迎忠：《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初探》，《当代传播》，2003 年 4 月

② ⑤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 年版，第133页、第184页

③ 殷晏梅：《晚清新式报人——汪康年》，《军事记者》，2003 年第一期

第6篇：报纸职称论文范文

教师职评“零距离”        我市今年开始实行“申报中学高级教师职称的教师，必须都经过市评委专家组面试”——“零距离接触”职评做法。笔者对此拍手赞成！      以往职评常是纸上谈“评”，职评材料弄虚作假的多，评出的“南郭先生”不少，给人的感觉是“熬到年头职称不愁！”，职称评定是名副其实的“论资排辈”代名词。现在好了，是“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我们知道，对教师高级职称评定，除了职业道德和工作作风很难面试之外，反映教师教育教学业务水平的主要指标当数课堂教学基本功和教科研能力。无疑，这两个方面大概就能反映一个教师是否具备高级教师的资格。在现阶段还没有也不可能有绝对公正的、并能完全反映教师业务水平和综合能力的职评标准。因此，这种对教师课堂教育教学水平和教科研水平的面试——“零距离接触”，是有效地减少职评中仅凭申报材料而定“称”这种有失公正现象的最佳途径。通过专家组面试，即现场授课、解答教育教学问题，进行论文论著答辩，更能识别真才实学的教师人才。我们经常抱怨教师职评中重论文轻教学，导致教师为论文而论文，花钱买论文等弄虚作假现象。为此有的强烈要求取消职称评定论文要求。其实一个高级教师绝不应是一个“教书匠”，而是个“教研者”（教育教学水平和教科研能力都相对较强的人）。     参加高级职称申报的教师都统一面试，他的教育教学水平高和教科研能力强，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假论文、假材料也上不了面试的“台面”。此外，对教师平时工作中踏踏实实搞好课堂教学、认认真真加强教育教学研究，也有正确指导作用。  

    

第7篇：报纸职称论文范文

关键词：史量才　报业经营　人力资源管理理念

今年是史量才在沪杭公路上惨遭特务杀害75周年。章太炎在史量才的墓志铭中写道：“史氏之直，肇自子鱼；子承其流。奋笔不纡。”将其爱国情操和悲惨遭遇与春秋史官子鱼相提并论。关于史量才的生平事迹已经学者们广为研究和传播。本文主要探讨史量才的报业人才管理理念，以纪念我国这位报业史上的巨人。

史量才的报业声望

史量才(1880年～1934年)，原名家修，江苏江宁人。我国著名的爱国报人、新闻烈士。1912年，史量才购买了已经有40年历史的《申报》，任总经理。《申报》是一张历史悠久的老报纸。1872年由英国人在上海租界创办，是我国第一张具有近代意义的报纸，全称叫做《申江新报》，《申报》是它的简称，俗称“申报纸”。刚接手时。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史量才大刀阔斧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招揽人才、更新设备、开拓广告业务、多种经营等。十年内资金积累成倍上升。1919年10月。他在世界报业大会上当选为副会长。1921年11月，英国《泰晤士报》主人、《每日邮报》创办人北岩爵士到申报馆参观，高度评价了《申报》――“世界幸福之所赖，莫如有完全独立之报馆，如贵报馆、敝报差足与选……”

1927年，他又收购了《新闻报》股权，成为上海报业大王。在他主持报纸的22年间，《申报》、《新闻报》发展迅速，成为当时全国实力雄厚的民办报纸，在国内舆论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中国新闻纪录大全》将《申报》评为“旧中国最有影响的报纸”，将《新闻报》评为“旧中国经营管理最好的报纸”。

史量才的报业人才理念

史量才精心罗致人才，知人善任，组织了一支爱国精干的办报队伍，为《申报》和《新闻报》的成功运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出身商人家庭，曾是前清秀才，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对我国的文化精神有深刻的领悟，并把它一以贯之地运用在报业经营管理中去。史量才接管《申报》以后，外扩报馆，内引英才，当时名噪一时的黄远生、邵飘萍、陶行知、黎烈文等，都曾被罗致在他的门下。综观之，史量才报业人才的经营管理主要体现在：以人为本，爱才惜才保才，重金引进人才，懂得放权让利。以博怀保留人才。

以人格魅力吸纳人才。重义轻利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观念，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史量才义无反顾地将国家和民族的兴旺之“义”放在个人的利益之上，不但奠定了其报馆的办报思想，更丰满了他忧国爱民的人格魅力。这也是很多爱国人士纷纷涌现，自愿为其报社撰稿、工作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申报》和《新闻报》迅速发展的时候，正是军阀争权夺利、政局更迭的时期。为谋求报社发展，史量才游刃于动荡政局中，利用手中的报纸为国家、民族的兴亡鼓与呼，全力支持抗日救亡运动、反对不抵抗政策。

史量才办报有个重要的指导思想：报纸就是现代的史记，“史家之别载，编年之一体”。它肩负着“通史之任务”，报社全体同仁必须“以史自役”，为此报纸所作的记载一定要真实、客观和公正。他说，“日报者，属于史部。而更为超于史部之刊物也。历史记载往事，日报则与时推迁，非徒事记载而已也，又必评论之、剖析之，俾读者惩前以毖后，择益而相从”。史量才姓史，加之主张“以史自役”。因而章太炎将他的办报方针称为“史家办报”。史量才常谆嘱《申报》同人：“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三格不存，人将非人，报将非报，国将非国。”1933年春，为交涉《新闻报》被扣发一条有关东北义勇军抗日消息的稿件，他把当时上海新闻检查所的主任陈克成找来，在上海日报公会办公室当面大声责问“时至今日，你们竟然还扣发东北义勇军抗日的消息，你们究竟还像中国人吗?”出于义愤。拍桌大骂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史量才先生主张言论自由，关心民众疾苦；《申报》鞭挞社会、针砭时弊，深深触犯了最高当局，这使得后来史量才招致杀身之祸。

正是本着这种“史家办报”的方针，史量才坚定不移地实施着真实客观的报道，坚持爱国、民主的办报立场，这些办报思想赋予了他正义、勇敢、坚毅的人格魅力。也正是他的这种人格魅力，为《申报》吸纳了大量的爱国民主精英。如黄炎培做了《申报》的设计部长，李公朴主持《申报》流通图书馆和业余补习学校。另外，孙中山、蔡元培、胡适、、任鸿隽、丁文江、翁文灏、鲁迅、茅盾、郁达夫等一大批名家曾为该报踊跃撰文。为改变“自由谈”的面貌，史量才还聘请进步作家黎烈文主持，专以发表新文艺作品。刊登进步左翼作家的作品，而鲁迅先生就曾是该副刊的一面旗帜。

我国当时的新闻名记者黄远生、邵飘萍、徐凌霄等都曾是该报长期撰稿记者。而报社对他们的言行甚为重视。众多的优秀人才势必带来业务的发展，该报增加了大量的增刊和专栏，使《申报》和《新闻报》成了包罗政治、经济、科学、教育、文化各方面，内容丰富、五光十色的“百科全书”。

以智勇正义惜才护才。史量才为人严肃、不苟言笑，对下属比较严格。但是当其报社人员受到当局责难时，他会不顾自身安危据理力争、极力保护。他在经营《申报》时正值我国多事之秋。当政者极力压制报社舆论。为保全报社的精英良才不受迫害，史量才与当局政府斗智斗勇。

1932年6月30日、7月2日、7月4日，《申报》连续发表三篇时评《论剿匪与造匪》，一针见血地指出“政治黑暗如此”。“举国之匪皆黑暗之政治所造成”。“政治不清明，民生不安定，虽十次武力围剿，亦必无功”。还发表时评《中大评论》。披露了教育部长、原中大校长朱家骅挪用三万多元水灾捐款的丑闻。得到报告后，异常愤怒，立即下令禁止邮递《申报》。后经过疏通，提出三个条件：一是《申报》改变态度，陈彬稣必须离开；二是立即辞退黄炎培、陶行知等人；三是派员指导。史量才权衡之下。接受了前面两条，但断然拒绝了第三条，他说：“《申报》是自力更生的报纸，从没拿过政府津贴，倘若定要派员指导，宁可停刊。”从7月16日到8月21日。停邮35天后，考虑到《申报》的影响才同意解禁。

1933年左翼文化运动抬头，当局几乎是出于本能地加强了新的压迫。是年12月，史量才聘请刚从法国留学归来、28岁的黎烈文担任主编，改革“自由谈”副刊。宣布既不“迁就一般的低级趣味”，“也决不愿大唱高调，打起什么旗号，

吹起什么号筒”。或者“宣传什么主义”，“对于进步和近代化的立足点，却是要牢牢站定的”，黎烈文约请了鲁迅、茅盾、巴金、老舍、郁达夫等进步作家和学者撰写大量评论、杂文。于是，“自由谈”迅速成为“一种站在时代前列的副刊”，超过了当局容忍的尺度。当局便向史量才施加压力撤掉黎烈文聘用章依萍。史量才却对上海市社会局长吴醒亚等说：“《申报》以报养报，从未领取政府分文津贴，用人之事不劳外人操心，我自有主张。黎烈文决不撤换，章依萍决不聘用。感谢诸公为《自由谈》惠临赐教，我想诸公也未必愿将自由谈变作不自由谈吧。”吴醒亚等人闻言色怒，拂袖而去。顶着政治压力。史量才却是温和对待黎烈文，让他用一个简短的声明对付过去。为了不连累史量才，1934年5月9日黎烈文主动辞职。

以高薪重金引进人才。史量才接管《申报》后，秉承该报赚钱与“仗义执言”的同时，多了一些爱国心，多了一份责任心。但是“商人办报”的传统却没有改变。为达到经营管理的最佳效果，史量才非常讲究报馆内部的人事管理与福利制度，他不惜高薪聘请人才。他一方面采取“子弟兵能尽忠”的办法，将本家亲友安置在一些重要岗位；另一方面采取“打破惯例破格录用”的方法，常常把工人直接提升为职员，还效法西方报纸公开招考新闻从业人员，使一些人才通过考试进入《申报》，这些人才后来很多成为了名记者。另外，他还为了人才不惜采用挖墙脚的手段，《时报》的主笔陈冷和戈公振就是被挖到《申报》的。

为增加《申报》的广告业务，他重金聘请张竹平任经理，张竹平大刀阔斧推行改革，设广告推广科，派出外勤四处招揽广告，改进广告设计，代客户绘制广告图样，撰写文字说明，直至客户满意。这些服务深受工商业界的欢迎，成为该报盈利的首要来源。1914年，史量才接手《申报》不到两年，即重金聘黄远生为北京特约通讯员，开设深受读者欢迎的《远生通讯》专栏。不幸的是，第二年黄远生被刺身亡。1916年，史量才重聘流亡日本回来的邵飘萍担任驻北京特约记者。两年间他的“北京特约通讯”成为脍炙人口的专栏，并成为黄远生之后最负盛名的记者。同年，史量才又高薪聘请了民初著名记者徐凌霜为《申报》的北京特派记者，长期为该报撰写通讯和副刊文章，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

为提高在新闻竞争中的实力，《申报》花费重金在全国各大城市、重要商埠招聘记者，或聘特约通讯员。在国外，如伦敦、巴黎、纽约、柏林、东京等大都市，《申报》也聘请了专职或兼职通讯员，形成较为完备的通讯网。及时报道国内外的一些重大事件，形成自己报纸的特色，并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记录。另外，史量才采取“用人少，工资高”的方法刺激员工的积极性。种种措施使得《申报》迎来了最进步的辉煌时期。

以博怀兼容人才。中华民族一向以宽厚为美德，“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推崇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将心比心”，在体谅和宽容中达到人伦的和谐。因此，领导者必须有宽阔的胸襟，要能容人容事。才可成就事业。史量才就是一个虚怀若谷型的领导人。1929年初，史量才以70万元巨款从美国人福开森手里买下创刊于1893年的《新闻报》65％的股权。《新闻报》的职工并没有因为该报从外国人手里回到中国人麾下而高兴，他们认为《新闻报》一直都在跟《申报》顶着干，却在一夜之间连自己都变成了对手的雇员。从总经理以下，大部分员工打算罢工、辞职。在《新闻报》摇摇欲坠之际，史量才作出让步并立刻发出公告：他本人只占有《新闻报》股份，一切编辑出版事宜，概不插手；不干涉《新闻报》的行政、言论；《新闻报》原有人马制度照旧不动等。他知道《新闻报》办得好，归于总经理汪汉溪的手腕。当时汪汉溪虽逝，其子汪伯奇继任后，萧规曹随，守成有余。所以直到史量才被刺，汪伯奇一直是《新闻报》的总经理，而且《新闻报》也一直作为《申报》的竞争对手而存在。史量才的这种胸怀使得《新闻报》的上下雇员心服口服，原想离开的雇员都自愿留下工作。

1930年5月，在《申报》工作了18年的总编辑陈景韩厌倦了长达26年的报业生涯，告别《申报》。同年冬天，为《申报》立下过汗马功劳的经理张竹平辞职，自立门户，在望平街开创了三报社(《时事新报》、《大陆报》、《大晚报》和申时电讯社)的新闻事业。这两个左膀右臂在一年内相继离开，对史量才和《申报》来说当然是个沉重的打击，但他没有被击倒。他不但没有记恨两人在最需要他们的时候离开，而是从容、积极地应对。他大胆起用年轻的马萌良为经理，聘陈彬稣为总编辑，重组班底，并成立《申报》总管理处，自任总经理兼总管理处主任，马荫良兼副主任，陶行知任总管处顾问，由黄炎培任设计部主任、戈公振为副主任兼总经理助理。《申报》的经营和发展并没有因这次的人事变动而受到多大影响，而是一如往常地运转。

注释：

宋军：《申报的兴衰》，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81页，第103页。

徐铸成：《报海旧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页。

庞荣棣：《史量才：现代报业巨子》，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页。

徐培汀、裘正义编写：《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第237-238页。

⑥傅国涌著：《“报有报格”：史量才之死》。人民网，《传媒人物》，2004年4月9日。

马光仁主编：《上海新闻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52页。

第8篇：报纸职称论文范文

两张报纸最显著的区别，在于现在的《文汇报》是张中文日报（虽然历史上曾出过晚报），而那张“前文汇报”则是张英文晚报（虽然也曾出过早报）。

那么，历史上的两张《文汇报》之间有无关系呢？可说有，也可说没有。本文试从两方面探讨这个问题：先介绍“前文汇报”的概况与兴衰，再介绍现《文汇报》创刊时为什么起名“文汇报”及与“前文汇报”是否有渊源关系。

一、“前文汇报”是张什么样的报纸？

话得从一个叫开乐凯的英国人说起。开乐凯（J.D.Clark，也有人译为克拉克）1840年生于英国萨福克，十多岁就入伍，后长期在英国海军服役。1861年到了远东，参加过鹿儿岛之战。几年后，他不想再在军界混了，就在日本商界混起来了。再过几年，1875年，就像当时众多的西方冒险家一样，此人从日本到了上海经商，做转运货物的生意。

那时上海云集了很多英美人士，英文晚报只有一种，叫《上海差报》（ShanghaiCourier,又称晋源报或通闻西报）,总编辑是著名记者巴尔福。1879年，巴尔福应聘去北京同文馆任教授，《上海差报》换了总编辑，并准备将晚报改为日报。

开乐凯获悉消息后，从中发现了商机，决定办一份英文晚报来填补空缺。他为这张报纸起名《The Shanghai Mercury》,Mercury的意思是水星，又是罗马神话里的商业保护神，若作普通名词，又可解释为信使。这报名确实妙，开乐凯得意之余，又给这张报纸起了个中文名字，叫《文汇报》。这也许是另有高人建议，现已无法考证。后人也有称之为“文汇西报”，可能因为这是份英文报，又因为要与后起的即现《文汇报》有所区分吧。

且说这“前文汇报”1879年4月17日下午出现在上海街头，对《上海差报》刺激不小。《上海差报》急忙打消改为晨刊的计划，与《文汇报》竞争起来。然而竞争的结果，却是后来者居上，没斗得过《文汇报》。到1889年，《上海差报》的馆主死了，后继无人，该报的招牌和印刷机器都被《文汇报》买去，《上海差报》就此告终。①

开乐凯虽是军人和商人出身，但对办报兴趣十足，以馆主兼总编辑身份主持《文汇报》编务四十余年，1920年因年老多病而退居报社顾问，1922年10月病逝于上海。该报的早期创办人还有布纳克（J.R.Bla ck）、李闱登(C.Rivington)等。

《文汇报》刊登新闻不求周全完备，而以耸人听闻的手法追求轰动效应，对中国事务常持极端态度。1885年一度出版过英文的文汇早报《Shanghai Mercury,Morning Issue》,何时开始何时结束不详。1899年该报兼并了另一家英文《晋源西报》(Shanghai Courier and China Gazette)，把原在《晋源西报》附出的英文周刊《华洋通闻》(The Celestral Empire)一起并入予以出版。在19世纪90年代，上海的英文报刊中，是《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华洋通闻》、《文汇报》三足鼎立的局面。②此后，《文汇报》和《字林西报》晚早轮出，各占半壁江山，成为上海外文报坛的两大支柱。该报还创办过中文出版机构―――文汇馆和中文日报《指南报》，出版了不少英文刊物，如《Urchin》(意为顽童，中文名《乌娘痕》，系讽刺性周刊)。可见，当时的这份文汇报雄心勃勃，试图向出版中心的方向发展。③

《文汇报》1896年6月创办《指南报》，本想与《申报》等中文报纸竞争，请来李伯元主持，但并不成功，只办了约一年。后李伯元离去自办《游戏报》。李伯元是晚清著名谴责小说家，有《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等著作十多种。他也是晚清上海休闲小报的始作俑者。④

值得一提的是，《文汇报》创刊伊始，就率先使用最先进的煤气引擎轮转机印刷报纸，而此前中国的报纸印刷都用的是人力手摇机（中国最早有煤气供应是在1864年的上海，煤气灯渐渐取代油灯。有电力供应则要晚几年，1882年电灯首次照亮申城，不过那时只能给15盏灯供电）。

1900年，文汇报馆改组为文汇报有限公司，开乐凯任公司董事长兼报纸总主笔。开乐凯还有件得意的事，他曾亲赴英国路透总社抗议路透社新闻稿在华被《字林西报》垄断，交涉获得成功，从而极大地丰富了《文汇报》的新闻内容。

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直到辛亥革命后，中国的报界新闻来源都相当匮乏。即使派出记者获得独家新闻，但因电报费用过于昂贵，一般的报社是无力承担的。那时报界伪造专电、互窃专电成风。⑤所以，哪家报纸有了路透社这样世界级大通讯社的专供电讯，其新闻竞争力大增自不言而喻了。

当时沪上中文报纸的不少消息评论都译自英文《文汇报》和《字林西报》。1900年义和团在北京起事，围攻使馆等，为世人瞩目。《文汇报》刊出不少独家新闻及通讯，使报纸销量激增。

这张“前文汇报”走下坡路，与日本人有关。因为开乐凯曾在日本生活经商多年，与日本各界关系很深。1904年，日本人佐原笃介出资入股该报，任副主笔兼董事，报纸亲日倾向渐浓。到1917年时，日资已占该报全部股份的半数，美国资本占三成多，英资股份不足二成。此时该报在各种报道中一味偏袒日方，为广大读者不满，声望日益下降，经营状况每况愈下，虽多方努力并频频改组董事会，但已无济于事。1930年（民国19年）6月11日，该报公司董事会决定停刊，8月被美商英文《大美晚报》收购。⑥《大美晚报》吸收《文汇报》后，报名改为《ShanghaiEv enin gPostandMercury》，直到1951年2月停刊。

二、现《文汇报》创刊时为何起名“文汇报”？

“前文汇报”在上海消失后，时光又过了30多年。到1938年1月，《文汇报》又在上海街头出现。与前一张英文晚报《文汇报》不同的是，这张《文汇报》是中文日报。

1937年底，上海、南京等地已沦陷，但上海的公共租界、法租界还未被日军侵占。这些被英、法等国控制的地区宣称中立，成了所谓的“孤岛”。设在虹口的日军报道部胁迫租界当局12月12日发出通告，从12月16日起，日方要对租界内的所有华商报纸进行新闻检查。因拒绝接受检查，《申报》、《大公报》、《时事新报》、《民报》（即民国日报）、《立报》、《救亡日报》等纷纷宣布停刊，或迁移外地。当时在大报中，只有《新闻报》和《时报》接受检查，继续出版。

此时在上海南京路新新公司（现为食品一店）上的旅馆里，有一群人经常在长包的313房间聚会，为首的是严宝礼等。他们多为沪宁、沪杭铁路局的职员，因抗战爆发被路局遣散，各拿了一笔遣散费，故在此商量用这些钱干些什么生意。起先想集资去贩米，严宝礼家乡吴江盛产大米，而此时上海正闹粮荒，运来可有大利可图。不料这时日军宣布粮食禁运，计划于是落空。这时，参加聚会的人中，徐耻痕等本是《新闻报》报人，就提出现在好多报刊都停刊了，而市民都关心时局，不如用这笔钱办一张报纸，不愁没销路。

办报要想避开日方检查，有个办法就是挂洋商招牌。恰好这群人中有个叫方伯奋的，是跑马厅的职员，他提出，他认识跑马厅的英国职员克明（H.M.Cumine），克明曾担任英文《文汇报》的记者，如请他出任发行人，向英国总领事提出申请，事情就好办了。果然，第二天方伯奋来说，克明已满口答应，条件是要担任董事长兼总主笔，月薪300元（不久加至1000元），他的儿子小克明任董事会秘书，月薪100元（不久加至300元）。要知道《文汇报》创刊时资本金号称1万元，实际只收到7000元；徐铸成担任主笔，主持编辑部工作，每天要编两个要闻版面，还要写社论，开始时月薪只有400元，且只按四折发给。⑦由此可见，克明与其说是热心办报，其实是想借机发财。所以，后来他被日伪收买，企图出卖《文汇报》，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文汇报》创刊的过程就不多说了。这里主要探讨的是：为何起名叫《文汇报》？要回答这个问题，只要听听几位创刊时当事人的回忆，就大致可明白了―――

说说给报纸起名的事。在酝酿筹备过程中，大家没有在这方面多花功夫，虽然也议论过一些报名，但未定下来。当联系并决定聘克明做发行人后，大家很快认定，就用克明办过的英文报纸“文汇报”这个名字，一来登记方便，二来这名字也不错，且在读者中已有一定影响。对其含义并未深究，只是随后为副刊定名《文会》（注：后改名《世纪风》）时，确认含义是“以文会友”。⑧

克明说他是英国苏格兰人，幼年时代就前来中国，不仅会说中国话，而且也会讲上海话，连宁波话也会说几句。虽不精通中国文字，但能看懂华文报纸。过去曾做过新闻出版及教育工作，当过英文《文汇报》的编辑。他解释说英文《文汇报》的英文报名为Mer cury，卖给英文《大美晚报》，使该报的英文报名改为Sh ang haiEve ningPo standMer鄄cury。但仍保留中文报名《文汇报》。现在如果办一张新的报纸，中文报名可用《文汇报》，但英文报名就不能用Mer cury，非改用他名不可。他建议改名Stand ard。⑨

1938年我看到克明时，他已头发斑白，五十开外了。他还担任过英文《文汇报》的记者。该报停刊时，曾将报名出卖给某西文报。所以，在《文汇报》定名的时候，有人曾提出此问题。克明的回答是：“当时出卖的是英文报名Me rcu ry，并不妨害我用中文报名出版（所以，我们的《文汇报》创刊后，特别标出英文报名为Stand ard）”。这是他强词夺理的流氓手法。⑩

从上面几位的叙述来看，可见当时酝酿《文汇报》创刊时，创办者起先并未考虑好叫什么名字。只是在找到克明做发行人后，经克明提议，起名“文汇报”，未有异议，因此被大家所认可。一方面克明做过前英文《文汇报》的记者编辑，对《文汇报》这个名字情有独钟，另一方面，《文汇报》的报名确实也不错，历史悠久，在读者中素有影响。不过为了以示区别，就将英文报名改成了“The Standard”，印在报眉上。

这么说，并不是想证明“前文汇报”就是现“文汇报”的前身，从而使《文汇报》的历史前溯至1879年。毕竟这是两份不同的报纸，一是英国人办的英文晚报，一是中国人办的华文日报，其背景、立场、内容都不一样。但是也不能说这两张报纸毫不相干，一点瓜葛都没有。至少，这个报名是有一定的继承性，有源头可寻。

至于“文汇报”这三个招牌字，即今天《文汇报》报头上的大字，是请当年书法名家谭泽写的，没花钱，谭先生免费赠送。

现《文汇报》1938年刚创刊时日出对开4版一大张,售价2分5厘。很快，3月5日起增加版面,扩为日出两大张,售价3分2厘。到7月1日就发展为对开三张半或四张。由于报纸旗帜鲜明的抗日立场，深受读者欢迎，发行量激增，到5月份已逾5万份，超过当时号称发行量最大的《新闻报》。广告多得来不及登，有些客户宁可多出广告费，要求第二天见报。

这些都是题外话，本文就不展开讨论了。

（作者单位：文汇报）

注释：

①胡道静：《开乐凯及其“水星”》，见《上海研究资料》（上海通社编）第418页，上海书店1984年版

②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第31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③④马光仁主编：《上海新闻史（1850~1949）》第30页、第148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⑤那时不少报纸上的“专电”，特别是“北京专电”，往往是编辑们关在房间里“创作”出来的。新闻界前辈胡政之回忆道：“那时的电台，是在主笔的脑子里，几个人一商量，二号字的专电就来一个。”有的报纸还伪造政界要人的通电。广州《七十二行商报》就曾模拟黎元洪（民国早期曾几度就任北洋政府大总统、副总统）秘书饶汉祥的笔法，连续伪造了黎元洪论国事的通电，骈四俪六，居然真假难辨。至于偷窃专电，最常见手法是贿买电报局的收发员和截收电讯。见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第107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9月版

⑥贾树枚主编：《上海新闻志》第139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

⑦徐铸成：《我参加〈文汇报〉的经过》，见《报海旧闻》第27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⑧《313房间：文汇报在这里孕育》，见《在曲折中行进―――文汇报回忆录•2》第26页，文汇出版社1995年版

第9篇：报纸职称论文范文

老的报业考核体系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大锅饭性质，建立在职务、职称基础上，没有明显收入差距。对此，量化考核无疑具有革命性的颠覆作用。量化考核以管理学的激励理论为基石，不再以“大锅饭”即结果的平等为中心，代之以起点的平等，即“绩效面前人人平等”。绩效考核的唯一指标是，产品（即，稿件或版面）本身。也就是说，产品本身的数量与质量直接和唯一地决定着绩效工资的多寡，两者间有着高度相关性与一致性。

量化考核的应用

量化考核最早被一些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报纸，尤其是都市类报纸所采用。一般有两种评分体例。一种是由各个部门中心的主任负责为本部门所有编辑记者进行评分，有的则是由独立的考评室等相应名称的部门来评分。

前者优势在于，主任对一线情况较了解，更容易针对具体稿件具体考评，但其不足也明显，就是主任相对不超脱，有可能在评分中掺入个人情感因素和印象分，编辑记者碍于情面对一些不尽公正的评分缺少正常申诉渠道。后者优势在于可以相对超脱各部门，较少掺入印象分，更有可能保证考评的客观、公正，一线编辑记者更有可能进行直率的个人异议的陈述和申诉。不过，不足同样存在，就是对一线情况不甚熟悉，导致操作上容易简单一刀切和过分以数量说话。

《南方日报》及时跟进市场化报纸的考评模式，于2003年改革绩效考评制度，引入量化考核。而且，将量化考评进一步细化为“基本分＋质量等级分＋难度加权分＋扣罚分”这样一个直观和一目了然的考核结构。这旨在使量化考核具有更强系统性、可操作性、透明性和合理性，尽量避免量化考核中的人为扭曲因素和主观随意性。

量化考核不但被市场化程度较高的都市类报纸接受，也为大多数党报系列的报纸采纳，从而确立了它在报业管理中的重要地位。同时，借助新闻类专业期刊的示范和褒奖效应，量化考核几乎成了目前报业成功的重要秘笈之一。

量化考核的负面影响

量化考核其实就是一种计件工资制，直接地将个人工作量和个人工资收入挂钩。通俗一点说就是干多少活拿多少钱，现在在报纸内流行的称呼叫“挣工分”。挣工分给编辑记者们带来的影响和心理震荡还是巨大的，特别是那些在各地市机关报工作的一线编辑记者们。

第一个心理影响是，干一天活拿一天工资的打工仔心态。

这在都市类报纸表现尤其明显，与都市报大量从社会招聘记者编辑、剧烈的从业竞争和高度的人员流动性有关。像《南方都市报》从创刊以来，基本上一

直保持员工平均年龄28岁左右，就与上述几个因素有关。这种状况固然锻炼了从业人员的竞争意识和业务能力，但也带给员工强烈的不确定感。特别是现在报纸一般都存在起点的不平等，就是几类人基础工资和福利待遇上的差别待遇。

由于现在越来越多编辑记者在体制外流动，本就没有稳定感，量化考核使不稳定感更强烈，总感到自己跑一天才有一天钱，不跑就会被扫地出门。

第二个心理影响是，与所服务媒体共生死同进退的主人翁精神和责任意识缺乏。

笔者对某报记者的一次访谈中听到一件事。这家报纸每月计薪时段为上月25日到本月25日，后改为本月1至31日。此举引发一场较为激烈的网上抗议。抗议员工质疑报领导层：上月25日到上月31日这过渡期间的六天工资哪去了？这不难读出员工和领导层间明显的“我们”与“他们”的区隔感，而两者间的一体感和员工本身的主人翁感几乎是阙如的。

第三个心理影响就是，职业神圣感、自豪感和事业感的丧失。

在报业数目稀少的计划经济时代，报纸拥有极高权威性、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后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实行和发展，报纸的急速勃兴和扩张使报业从业人数也骤增，并呈现鱼龙混杂之势，一度流行的“防火防盗防记者”便是这种状况的反映。混迹各种日新月异的职业中，报业不再高高在上而只是众多职业中的一员：市场化程度越高的报纸，市场经济发展越充分的地区，报业的寻常职业色彩越浓。

恰恰在这样一种社会转型背景下，量化考核的迅速引进反过来更强化了报业从业人员的打工仔意识。

一、高频率的人员流动。

现在不少报纸动辄声称自己员工的年龄结构如何优化，其实这掩饰了这种状况背后残酷的员工高淘汰率机制。据一位武汉报业人士在考察成都、重庆报业后介绍：“在《成都商报》《重庆商报》这类报纸中，人员流动非常频繁……全报社记者每年10％淘汰率，各部门记者的淘汰率也达10％。所以不敢太注重培养名记者，因为成名之时可能即是他们流走之日”（fly-bluesky.spaces.省略/）。

二、工作中，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以及对轰动效应的盲目和片面追求。

一些虚假报道不能不说是对记者责任意识的阙如所带来的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的生动写照。而近年频频发生的企业诉报纸记者名誉侵权案，也多半与一些记者对于轰动效应的盲目追求有关。他们往往不到现场，不作调查核实，仅凭坐在办公室里打几个电话和道听途说，便下笔千言起来。

三、对组织的忠诚度非常低，以及由此引发的大面积败德行为。

管理学研究证明，在市场竞争程度越来越激烈的今天，对组织富有极高忠诚度的员工与企业兴旺的关联度越来越高。而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首要的是认同企业价值观和组织目标，富有主人翁精神。而量化考核对于员工对组织的忠诚度有一定侵蚀作用，那就是，不关心组织利益，只关心个人利益；满足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没有共存亡、同兴衰的使命感；不比贡献只比报酬；企业支付了绩效工资，却没有达到促进组织绩效的目的。如果任这种远离对组织的忠诚、纯粹追逐金钱的现象蔓延开来，势必会引发大面积败德行为。

如，明明是网上稿却堂而皇之地冠以自己的名字，明明是中文稿整合而成的却注上笔名以求按编译稿记分。再比如，一些记者在通讯员来稿时，先把自己大名署在通讯员的前面。

总之，对于量化考核，需要一分为二地来看。既要看到其优势，也要看到其劣势。千万不要以为它是万能的，而必须承认无论它的调控功能还是导向功能需要与其他配套的外环境结合起来。只有有一个清醒和正确的认识，才能尽量发挥其积极作用，抑制其负效应，并积极创造一个与之匹配的外环境，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推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