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思想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外交思想论文范文

关键词：“和谐世界” 文化 传承

一、引言

“和谐世界”理论是全球化的世界观，是对人类未来的一种理想，是中国对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深刻思考和大胆探索。关于“和谐世界”的研究集聚了大批国际关系、外交学、哲学、历史学等学科的专家学者，他们从各自不同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对该论题进行探讨，并取得了初步的成果。目前，从理论上对和谐世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内，大多是关于和谐世界与国际关系和外交、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关系等方面。而关于“和谐世界”理论文化传承性的研究目前有影响的著述还不太多。白露堂的“向世界推介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一文从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和合”思想、中华文化对其他文化持开放和包容心态以及“和谐世界”理念将“和合”思想推向世界三个方面对这一主题进行了阐述，对“和合”思想对中国外交的影响也有所提及，为该领域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本文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研究出发，依据中国外交思想文化和国际战略的发展历程，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和谐世界理论的文化传承性。

二、“和谐世界”理论

中国立足全人类利益的高度，提出建设“和谐世界”的主张，强调以对话合作化解分歧、解决争端，以互利互惠促进世界和本国经济社会发展。“和谐世界”是一个充满东方智慧的世界蓝图，它所描绘的国际关系的理想状态，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理解和赞同。和谐世界的核心价值，就是以科学的发展观和方法论，回答了一个突出的现实问题：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以及怎样建设这个世界。“和谐世界”理论是以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新时期我国外交政策目标的新概括，是指导我国对外工作和处理国际关系的新方针。它继承了新中国外交的传统，并结合国际形势与我国国际地位和影响的变化，进行了重大理论创新。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有利于中国外交占据道义上的制高点，有利于增强中国的软实力和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2004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首次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2005年，中国在亚非峰会首次提出和谐世界理念。如今，和谐社会的建立已经从探讨阶段进入到具体实施阶段，其实践也从中国内政延伸到外交领域。

中国提出构建“和谐世界”的理念和主张，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响。国外主流媒体给予了积极评价，认为中国通过挖掘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价值，向世界展现了独特的文化魅力；从长远来看，“和谐世界”这一主题的提出对中国“软”实力的提升将产生深远影响。

三、“和谐世界”理论的文化传承性

“和谐世界”理论具有文化传承性，因为我们不仅能从中国古代的“和合”思想中发掘出文化源泉，还可从中国的外交思想史和国际战略发展中找到线索。

1.中国传统文化方面。从儒家思想“和为贵”和道家学说“天人合一”，到封建时期“和合”思想渗透于各家各派的思想之中，可以看出，“和谐世界”理论体现了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精髓，具有文化传承性。

“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指一种“配合得适当而匀称”的关系，包括人与自身，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和世界的和谐。《周礼》中说，“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和谐中国”和“和谐世界”事实上都是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发扬。在儒家思想中，“和”为做人处事的重要标准，孔子提出“礼之用，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他认为礼的作用，和睦是最重要的，并深刻阐述了“和”不必一定要“同”，而“同”者也可能“不和”，倡导在存“异”中求“和”。孔子还极力提倡“中庸之道”。另一思想家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他也强调“和”是办成任何事情的关键所在。中国古代另一大思想流派道家提倡“天人合一”，包括两层意思：一是天人一致。宇宙自然是大天地，人则是一个小天地。二是天人相应，或天人相通。是说人和自然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故一切人事均应顺乎自然规律，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和合”思想是中国古代先哲们对自然界、人类社会各种现象的本质的概括，“和”指和睦、和平、和谐；“合”指结合、融合。它是一种至上的境界，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体现，并逐渐成为中国思想文化中被普遍接受和认同的人文精神。“和为贵”的中庸之道后来成为封建社会最高道德标准和最佳人生境界，“和谐世界”理论是对这种“和合”思想的传承与升华。和谐世界是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世界，是国家之间和谐共处、人与人之间和谐相伴、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共存的美好世界，是民主、和睦、公正、包容的世界。

2.中国外交思想史方面。在中国外交思想方面，“和谐”理念的传承不仅可从著名的“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等历史事件中找到线索，更体现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几代领导集体先后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与发展主题下的外交理念”以及今天的“和谐世界理论”。可以说，“和谐”是我国基本外交思维的延续。

中国历代封建朝代的外交哲学思想都不同程度受到“和合”理念的影响。绝大多数王朝在建立起来之后，都注意止戈息武，强调“协和万邦”，实现“万国咸宁”、“天下太平”。历史上的“丝绸之路”被沿途各国公认为友好交流之路，极大地推动了中原与西域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特别在唐代，中国大量先进的技术通过各种方式传播到其他国家，并接纳相当数量的遣唐使及留学生，让他们学习中国文化。郑和曾经七下“西洋”，当时，中国拥有世界一流的舰队，但舰队远航的目的并不是抢掠土地，索取财物。郑和的船队从东南亚到东非，远涉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路带去的是互利贸易和邦交友谊。

新中国成立后以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继承中国讲信修睦、独善其身、兼济天下传统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创造性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第二代领导集体在此基础上，根据世界形势的发展和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情况，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以为核心的中国领导集体在坚持和平与发展理论的前提下提出新的中国外交理念，那就是对世界多样性的充分理解与思考。而以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集体立足全人类高度提出的和谐世界理论，本质上就是以多样性和差异性为基础的，从根本上区别于“大同世界”和乌托邦。中国社科院王逸舟教授认为，和谐世界理念是对我国宝贵外交遗产的继承，是中国、印度等国在20世纪50年代倡导的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新时期的发扬光大。

由此可见，中国外交理论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不断创新过程，“和谐世界”理论不仅体现了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精髓，而且凸现了中国外交的文化传承性。

3.中国国际战略发展方面。中国的国际战略发展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从汉唐时代世界大和的国际战略思想到清朝大力发展洋务运动，从新中国成立后的“一边倒”到“三个世界”再到“东西南北”的划分，无不体现出中国国际战略从世界和平的考量出发，为谋求最大限度的和平和世界和谐而提出符合历史发展潮流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倡议。

秦汉大一统帝国建立后，对外关系逐渐发展，特别是汉武帝开疆拓土，张骞出使西域，中外关系空前活跃。在鼎盛时期的唐代“贞观之治”、清代“康乾盛世”，中央政府多实行睦邻友好的政策，而不是向外侵略扩张，谋求霸权。清代洋务派主张向西方学习，引进西方科学技术，设立资本主义性质的事业，他们采用“西学为用，中学为体”的策略，实际上就是中西结合的范式，让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体制下和谐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最初的国际战略为“一边倒”，其实质就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严正立场。它既不意味着中国政府绝不同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来往，也不意味着中国政府放弃独立自主，无原则地倒向苏联一边。“一边倒”方针的提出，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为了长远的、大范围的和谐，必先求得局部的稳定。 “三个世界理论”由于1974年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的新格局把世界划分为三个部分的理论。这一战略思想，对中国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加强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国际地位，争取第二世界国家共同反霸，发展对外关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相对于“一边倒”的战略，“三个世界理论”将“和”的范围进一步扩展，为世界性的和谐奠定了基础。而邓小平在1985年关于“东西南北”的划分更是直接阐明了和平与发展的重要性。邓小平强调南北问题，实际上是为了增强中国的综合实力以及在国际政治中的话语权，为今天“和谐世界”理论的提出铺平了道路。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从“一边倒”到“和谐世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中国国际战略发展的实质和最终目标是“和”。“和谐世界”理论集中显示了新一代中共领导集体从我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角度，创新性地提出了符合世界现实和着眼于世界未来的理论。

四、结论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对解决世界性难题具有指导意义，对缓和、解决地区热点问题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操作性的“和谐世界”理论无论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古今中国外交思想史以及国际战略发展方面都能体现其文化传承性。“和谐世界”理论的提出是中国文化和历史的必然，它源自中国五千年的文明，源自中国文化的精髓，源自中国人的总体价值观，是对中国文化的继承、创新与发展。

参考文献：

[1]王逸舟：《中国外交十特色―兼论对外交研究的启示》，《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5。

[2]张妍：《和谐世界与中国外交》，《世界知识》，2006.8。

[3]阎学通：《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政策关系》，《国际政治研究》，2006.1。

[4]肖、于海洋：“试论和谐世界理念”《理论探索》2006年第三期。

[5]刘介民：《和谐社会的理论构想与中国传统文化》，《探索》2005.6。

[6]党明德：《邓小平、对传统和谐文化的继承与超越》，《济南大学学报》，2002.2。

[7]叶自成：《新中国外交思想从到邓小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6。

第2篇：外交思想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 思想政治教育主体 文化 文化迁徙 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一、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内涵与影响因素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内涵,张耀灿先生在其主编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一书中给出了明确的界定,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指影响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和发展,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一切外部因素的总和。”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这个概念,我们是认同的。此外,陈秉公先生在其着作《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一书中,给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亦作出了界定:“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就是指思想政治教育所面对的环绕在教育对象周围并对其产生影响的客观现实。也可以这样说,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指除了教育以外,影响教育对象的一切外因的总和。”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两种界定,虽然表述不同,但是在实质上,两者趋向一致。

既然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所有外部因素,那么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因素必然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主要有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文化因素、社会因素等方面。这些因素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其发生作用往往是多种因素的合力。可是,从微观方面看,单个因素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亦是存在的。我们试着从文化传播与迁徙的角度,来探讨文化迁徙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从而为优化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创造条件。应当指出的是,这里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主要是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二、文化迁徙的含义与途径

文化迁徙,或文化变迁是指文化从一个地方和环境传播或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和环境。在这当中,人既是文化的创造者,又是文化传播的推动者或实践者。在人类文明史上,曾经的四大文明已经随着漫长的历史长河的不断迁移或消融或消失或融入到一种新的文化中,成为新的文化形态。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可谓是经典之传。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生命力,特别是与中国文化的某种可相容性,使得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从而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科学理论,成功推动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进程,在实践中丰富了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就是说,文化迁徙是人类文明不断向前发展和实现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

文化迁徙需要在一定的条件和环境中进行。这就是文化迁徙的途径问题。文化迁徙的途径主要包括口头传播、书本传播、潜移默化式地传播和网络传播。

首先,口头传播。这是最原始的文化传播方式。在人类社会初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不发达,人类在群居生活中往往是由长者把本族群积累的知识,用口头传授的方法传给下一代。其中,采取的是讲故事的方式。当然,这种知识不能被称之为知识,只能称之为传说。

其次,书本传播方式。把文化用书写的方式记录下来,是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甲骨文是人类较早的记录文化的方式,虽不能同现在的文字相比较,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人类的进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造纸术的发明和印刷术的改进,极大地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从此以后,人类文明的发展速度就大大加快了。我们今天能见到和读到的许多书籍,特别那些关于古代史书、传统文化方面的书籍,正是书写方式传播人类文明的重要体现。

再次,潜移默化式地传播模式。在一个固定的环境当中,人总是在潜移默化地受着文化的熏陶。家庭是人所接触和赖以生存的第一个环境,从出生到成长的每个过程,父母总是把自己已经拥有的经验和知识,或用语言,或用行为,总的说来是用一种无形的潜移默化地方式把经验和知识传递给青少年。村落或社区环境,是对人进行潜移默化传播知识的第二个环境。人除了家庭环境外,还有社区或村落环境。在社区环境中,人在与社区其他人的交往时,或多或少都会受到他人的影响。

最后,网络传播模式。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逐渐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所谓网络载体,即‘以网络为载体’之意,也就是通过互联网这一最先进的电子信息交换系统,向人们传播丰富、正确、生动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以帮助人们形成时展所要求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以及健康的精神状态的过程。与传统的大众传媒如报纸、广播、电视等载体相比,网络载体传播信息具有以下优点:一是信息内容的海涵性。二是传播方式的交互性与平等性。三是传播手段的兼容性。四是信息传播的时效性。”

三、文化迁徙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

文化因素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影响因子。在高校中,文化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关键作用。这是由高等学校的职能所决定的。******总书记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讲话》中指出:“不断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必须始终贯穿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各项工作之中。”在讲话中,明确指出了高等教育或高等学校的职能,即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人才培养即育人,是高等教育的主要目的,文化传承创新是高等学校不断进步发展和实现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职能。一方面,通过文化传承丰富思想政治

教育理论;另一方面,通过文化创新,保证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时代性和时效性。由此可见,高等学校是具有丰裕的文化底蕴和文化氛围的教育教学阵地。此外,高校校园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使得各种文化几乎都能在高校的自由土壤中相互交融。文化之间的相互交融,一是丰富了校园文化,二是为文化创新提供了可能的条件,三是活跃了思想、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人才培养的重要方面,人才的思想政治状况如何,直接影响着人才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影响着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科学性和正确性。因此,就要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这就要求高校创造有利于人才成长的物质条件和文化氛围,优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创设和优化,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开展,以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为载体,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为主要阵地和途径,以丰富多彩的党团活动和课外活动为辅助手段,把课堂思想政治教育与课外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的强大合力,为人才培养服务。因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优化,就是在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优化课堂教学环境和课外即第二课堂育人环境,通过改进教学手段和利用现代教育技术的最新成果,优化课堂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通过情境创设潜移默化地使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融入大学生的头脑,优化第二课堂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人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主体,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主要参与者。每个思想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是通过隐匿在主体身上所负载的关于自身阅历、经历及通过家庭、社/！/区和社会耳濡目染所形成的文化因素,体现在主体的言行、生活习惯和方式上。在高校这个具有浓郁文化氛围的环境当中,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通过社会交往,把自身所载的文化传递给另一个主体。从而使不同的个体文化在交流与碰撞当中,形成一种新的文化形态。这为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提供可能。

“任何两个具不同文化的群体甲和乙发生接触时,甲可能从乙那里撷取文化要件,乙也可能从甲那里撷取文化要件。当这两个文化不断发生接触而扩散时,便是文化交流。”这就是说,不同文化之间在发展时并不是固步自封的,而是必然地在其发展传播时与其他文化碰撞与交锋。但是,任何文化的产生、形成与发展,都离不开一定的环境。在相同的地域环境中,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形成了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文化。文化的发展、传播与优化,必然要求与其他环境中的文化之间进行交流,或吸收或相抗或互相包容。在不同文化的交流过程中,推动文化交流与发展的主体是人。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性是人的根本属性,而社会交往则是人们赖以生存的主要方式。文化是人类生产实践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是人类的精神符号。人类社会在向前发展,文化的发展亦必须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实际上,文化之间的交流、发展与扩散就是文化的变迁或迁徙。应当看出,文化迁徙与环境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作为环境中的特殊部分,必须要体现环境的共性。文化作为环境的重要组成因素,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重要组成因素。文化,特别是人类社会的优秀文化,对青少年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精神引领作用。我国五千年的文明史,造就了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这给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一方面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另一方面也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因此,教育事业也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活动,就是利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青少年的头脑。在实践中,积极探索贯彻和践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新模式、新方法和新途径。通过实践,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卓有成效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提供理论支持和精神动力。

“******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要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因此,要积极发展民族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为广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提供文化背景。

第3篇：外交思想论文范文

一、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全景图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大陆的学术研究复苏以来，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是中国学术研究的一大热点。张西平先生对这一学术热点产生的动因分析得很准。他说：“无论是在国内学术界还是在西方学术界，16-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史都成为研究者关注的一个热点。随着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在社会转型中中国文化的重建，以及全球化的迅速发展所造成的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碰撞与互动，都使得人们必须重新思考19世纪以来所留给我们的东方与西方、现代与传统的二元对峙的文化解释模式，必须重新思考今天的世界体系理论，这样，人们的眼光自然转向明末清初，必然关注大航海以后世界格局的变化与中西文化的交流，因为这里才是世界近代的起点，这里蕴藏着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冲突与互动的全部秘密。”可见，学者们的研究动机有个人的学术兴趣在起作用，但决非与现实毫无关联。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外学者通过深入研究，发表了众多的学术论著，然而在笔者看来，唯有张著可以说是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较为完整的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全景图。这样说，并非抹杀该时期其他相关论著的成绩与作用，而仅仅是说，该书的取材和编排不仅注意到了“西学东渐”，而且也注意到“东学西传”，并在结论中点明了该阶段中西文化交流的特征是“中西文化双向互动”，具有平等交流和对话的性质。而我们知道，这种观点或相类似的看法在以住不仅不能被绝大部分中国学者所承认或接受，而且也不为多数外国学者所接受。

以中国学术界熟悉的法国汉学家谢和耐为例。他对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极为重视，认为明末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是发生在1600年前后的一件极为有趣的事，因为这实际上是两个完全独立发展的伟大文明第一次真正的接触。”然而他的研究着重探讨西学东渐以后在中国引起的文化冲突。早在1976年，他在《16-17世纪的中国哲学与基督教之比较》一文中就指出，晚明时际欧洲和中国的精神世界“彼此完全不同”，当时的中国哲学与欧洲人的哲学传统有“重大差异”，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把基督教传入了中国，然而“如果说基督教与当时的儒教思潮相吻合是表面现象，那么它们之间的分歧则是根本性的”。这一观点到他1985年发表《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冲撞》一书时被发挥到了顶点。他对当时中国人在接触天主教义以后的反应作了详尽分析，最后得出结论说：“不管怎样，中国人的智能传统、思维模式和世界观都显然不同于欧洲人。这些差异结合中国的社会组织和政治传统，对基督教化构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碍。”读了谢和耐先生的结论，禁不住使人联想起斯宾格勒的观点：“两种不同文化的人，各自存在于自己精神的孤寂中，被一条不可逾越的深渊隔开了。”

中国学者也一样。在近年出版的一本研究晚明中西文化交流的著作中，一位青年作者说：“对于晚明社会中人，基督教的传入完全是一个被动的过程，他们所能看到和所能处理的新文化只能是由传教士陈列于他们面前的内容，换言之，他们只能通过窗口点菜，而不可能进入厨房自烧。”

总之，在这些学者眼中，这场文化传播从方向上来说是单向的，即由西向东，是西方文化、基督教文化向东方、向中国的传播；西方人在这场传播中是积极主动的，乃至于抱有侵略野心，而中国人则完全是消极被动的，毫无自主性可言；就传播结果而言，西方文化扩张了自己的势力，而中国文化受到冲击，无真正意义上的融合可言。从文化互动转型论的眼光看，他们的单向性思维使他们夸大这场文化传播中发生的文化冲突，并将基督教传播失败的原因最终归结为两种文化的异质性。

张西平的著作可以对上述学术立场与观点起一个纠偏、矫正的作用。无论是否同意张著的最后结论，只要认真读了作者所提供的大量材料，学者们都必须承认“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是一个整体，是一个过程中的两个侧面，而只有同时看到了这两面，我们才有可能对这场东西文化交流与传播作出完整的评价。

借此机会，我想再次重申一下本人阐述过的“文化互动转型论”的一条基本立场：“跨文化的文化传播具有双向性，而非单向性的输出或输入。各种文化自组织系统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发生扩张和相互接触，会有文化输出与输入的现象发生。同类型文化间的交流与传播可以维系和强化该文化系统，但不会引起它的质变和型变，而不同类型文化间的交流与传播则能做到这一点。因此，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传播是文化发展的动力。一个群体向另一个社会借取文化要素并把它们溶合进自己的文化之中的过程就叫做传播。文化互动转型论承认文化传播是文化发展的动力，但它认为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途径往往是双向的，在许多情况下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交流的双方相互影响，在许多场合下很难分出谁是纯粹主动的传播者，谁是完全被动的接受者；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的区分在文化融合阶段是相对的，两种文化的关系及其自身价值要在一个互动的过程中方能得到充分的表现；更重要的是，在双向性的交流与传播过程中，双方都在不断地改变着自身。”

要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研究者必须具有广阔的文化视野和多维的研究向度。如果研究者受自身文化、教育背景的局限，或囿于民族主义的情结，那就很难完整、客观地考察中西文化交流史。透过上个世纪中国学者在该研究领域中的绝大多数作品，我们可以看到渗透在字里行间的浓郁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主义情结，并为之而感动。这类情感的表达在二十世纪的许多时间里可以视为一种正当的反映，然而在迈进新世纪之后，当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时，这种情结处理不当，就会阻碍我们全面、深入地认识中西文化的关系，并且极易使我们在自卑与自傲之间徘徊，不能保持平和的心态去面对全球一体化的态势。在这个意义上，张西平这本著作的出版可以帮助我们注意到过去被中国学术界较为忽视的“东学西传”，也可以帮助我们摆脱“晚清知识分子因山河破碎所造成的在中西文化关系上的焦虑之感”，摆脱“后来五四精英们的那种紧张感”，矫正“五四时期的那种东西方的二分法、非此即彼的文化态度”。“在中国已被卷入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在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已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今天，在现代化已成为我们大部分现实生活的今天，19世纪以来的中国人的‘苦难情结’应该抛去，西方的‘强权霸语’应该结束。晚清以降的东西双方各自形成的‘西方观’和‘中国观’应该重新检讨。”

二、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平等性问题

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有一个难解的症结：平等的交流有无可能？许多研究者认为始于四百年前的这一阶段的中西文化交流是不平等的，有些学者虽然认为它在某些方面具有平等的性质，但不敢明确从总体上将之定性为一场平等的交流，而张著明确指出：“那时的东西双方好像处在‘初恋’之中，情人眼中出西施，各自都从自己的需要出发，学习对方，徐光启把‘泰西’作为人类社会的理想，伏尔泰则时时以孔子弟子自居，对儒学顶礼膜拜。相互的学习，相互的尊重，相互的倾慕，成为那个时代东西方的主要特征。从皇帝开始，康熙学西洋数学，听西洋音乐，让八旗子弟们演几何，学外语，明末清初的学术领袖们如徐光启、顾炎武等人，个个都读西洋之书，谈历学、算学。心学衰，实学兴，与西学有着直接的联系。而大西洋岸边的路易十四则专门将被传教士带到法国的中国人黄嘉略留在身边，喝中国茶，建中国亭，用中国漆器，看中国皮影戏，一时间‘中国热’遍及欧洲。那是一个会通的时代，尽管有着虚幻，有着矫情，但双方是平等的，心态是平稳的。”提出这一点十分不易，不仅要掌握大量的史料，而且也要有理论上的勇气。

按照文化传播学所阐述的一般规律，强势文化必定向弱势文化流动，以至于淹没、取代弱势文化，就像在地球上水往低处流一样。许多学者认为，各种文化发展程度上的差异，以及文化传播的这种趋势，决定了任何文化交流不可能真正地具有平等性质，进一步就可以推论文化传播必然导致文化冲突，真正的会通与融合是不可能的。张西平的研究成果为我们思考文化传播规律提供了一个新的出发点，这就是承认平等交流的可能性。有了这个新的起点，“水往低处流”就不再是文化传播的铁定的规律，强势文化取代弱势文化也不再是文化传播的通则。平等的文化交流在历史上存在过，在今后也可能存在，因此要回到平等对话的元点上来，思考和寻求中西文化会通与融合的新途径。这就是张西平这本书的一个理论上的贡献，可以起到端正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文化心态的重要作用。

据笔者把握，许多学者在讨论中西文化交流时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设定为敌对的双方，而又由于西方文化自近代以来所具有的某些优势，因此人们在讨论中注重西方文化向中国的扩展，而忽略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单向性的思维使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退隐幕后，而对这种影响的完全忽略，其直接后果就是促使研究者的民族中心主义情结强化。

笔者这样说，并非认为学术界完全否定了“东学西传”，例如，方豪先生早已指出：“利玛窦实为明季沟通中西文化之第一人。自利氏入华，迄于乾嘉厉行禁教之时为止，中西文化之交流蔚为巨观。西洋近代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医学、哲学、地理、水利诸学，建筑、音乐、绘画等艺术，无不在此时期传入；而欧洲人之开始移译中国经籍，研究中国儒学入一般文化之体系与演进，以及政治、生活、文学、教会各方面受中国之影响，亦无不出现于此时。”近年来以论述中国文化对西方影响的著述也有一些，但相对而言，学者们对“西学东渐”的关注还是超过“东学西传”，而我们在上面说过，只有承认“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是一个整体，是一个过程中的两个侧面，并同时看到了这两面，我们才有可能对这场东西文化传播作出完整的评价。这就是张西平这本著作比其他同类著作高明一些的地方。笔者深信，学者们在本世纪还将继续深入研究中国文化在各个时期对西方文化的影响，只有这部分工作也得以完成，我们才有了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完整图景。

三、超越绝对冲突论与绝对融合论

就作者的基本倾向或最后结论而言，以往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作品大致可以区分为冲突论与融合论，而以冲突论者居多。但张西平的这本书很难简单地加以归类。究其原因，正在于张西平把这场中西文化交流的基本性质判定为平等的交流，把这一交流的过程判定为双向互动，把最后的交流结果断定为促使参与交流的双方自身文化的更新与转型，只是中国一方的文化更新与转型没有欧洲一方那么明显罢了。笔者基本认同张西平先生的论断，也赞许张著以大量的史料为他的基本判断作了有力的支撑。但也许是由于张著的类型属于史学类专著，因此没有从理论上对文化传播的基本规律再作探讨和总结。这虽然不是张西平在其著作中预定要完成的任务，但笔者读来仍感到遗憾。因为，在掌握了大量史料并得出上述基本判断的基础上，张西平先生本来是可以百尺竿头，再进一步，从理论层面超越以往“绝对冲突论”与“绝对融合论”的僵硬对峙，进入文化互动转型的新境界的。

笔者所说的“绝对冲突论”即以往学术界将冲突视为文化交流与传播活动本质特征的观点与立场，而“绝对融合论”即以往学术界视“无差别融合状态”为文化交流与传播活动最终结果的观点与立场。在此我们可以依据文化互动转型论的基本理论来阐明应当如何看待文化冲突与文化融合。

文化冲突与对抗是由文化传播与交流活动引发的普遍现象。发生文化冲突与对抗的原因从理论上分析，无非就是不同文化的差异性、传播目得与手段的正当性、一种文化对异质文化的需要程度，以及对参与交流双方的权益能否得到有效的保障。我们对文化冲突要作具体分析，而不应加以笼统的肯定或否定。从整个中西文化冲突的历史来看，以战争为文化传播通道所引起的文化冲突多于导致讨论和批评的文化冲突。但是，文化冲突带来的不良后果只能用来证明不同类型文化的差异和文化传播手段之不恰当，不能用来证明中西文化不可能会通或融合。文化冲突是客观存在，不容否认，但人们对文化冲突带来的后果和意义的观察与评价则囿于人们的民族文化情结而具有强烈的主观性。文化互动转型论以不同类型文化之差异的缩小来观察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而以自愿接受还是强迫接受为判断文化传播手段之恰当性的标准。以往的中西文化冲突造成过巨大的灾难，但与此同时，它也起着富有成效的积极作用。可以预计，今后的中西文化交流仍将充满冲突，但是，前进的道路无论如何迂回曲折，千磨万劫，但它一定会持续不断地走向一个更加宽敞的新的文化世界。

除了承认文化冲突的必然性以外，我们还必须承认异质文化融合的可能性，这不仅是世界各大文化体系成形的历史告诉我们的事实，而且也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大趋势；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否认世界文化的发展能达到无差别的单一文化状态，亦即绝对的融合。斯宾格勒否定文化融合的可能性。他认为，每一种文化代表了各自独立的象征系统，这种象征既是在本质上不同的，也是无法相互通融的，它们是自我幽闭的，只是在表象上存在着“交流”、“融合”之类的现象而已。然而，内部结构和外表形状相矛盾只是对融合前后文化的对照观察，忽略了通过杂交产生新型文化这一事实。文化互动转型论不仅要考察文化类型及其根本差异，更要注重文化融合后输出方与接受方各种文化要素的组合、调适，乃至达到和谐，从而比旧文化具有更为强大的生命力。

在文化传播学的理论研究中，文化传播曾被用来反对文化宿命论。为了说明文化不会衰亡，学者们就用文化转移来概括文化传播的本质，认为文化传播导致文化不断地由一种类型向另一种类型转移，而文化的转移又导致了文化的不断进步。但文化转移论也有缺陷，因为文化类型的转移讲到底是指一种类型被另一种类型所取代，而不是文化的转型。在以往对中西文化关系的解说中，两种主张针锋相对，然而，无论是主张以西方文化替代中国文化，还是主张用东方文化主宰未来世界，都是期望以一种文化替代另一种文化，实际上讲的还是文化转移，而没有涉及文化转型。还有一种解说主张中西文化各有所长，混而配之，构造出一种最优的文化形态。但这种解释以混合、取长补短为手段，没有讲到外来文化要素与本有文化要素之冲突和融合所引起的文化型变。就其本质而言，只是上述文化替代论在要素层次上的变体。

文化互动转型论否认文化宿命，承认文化更新。但它把文化延续的希望不是寄托在文化转移上，而是寄托在文化转型上。它认为文化转型是一个历史过程，它不是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之间的简单取代，而是通过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调和实施重组，从而产生新型文化。当一个社会处在文化转型时期，从这种社会文化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等各个层面都可以看到这种转型的发生。文化就其核心内容而言，是不能加以简单替换的。但是，通过文化间的相互对话可以拓展文化视野，乃至于在不同文化间形成共同的视野。这种拓展其实是一个双向运动的过程。一方面，它通过文化之间的对话来发现自身文化的边界和局限，另一方面，它又通过对自身文化的重新解释来拓展自身的文化视野。这是一种反复的循环回答。对外来文化的解读，实际上是从本有文化的角度向外来文化发问，而从外来文化中得到的回答，又会促使向自身的文化传统发问，并进一步迫使本有文化以新的方式对外来文化作答，对自身文化作出新的理解。

文化视野的拓展，既是一个不断解读对方文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对自身文化传统重新解释的过程。原来的文化鸿沟愈大，新的智力视野或文化世界也就扩展得愈大。因此，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的融合结果，并不是两者合二而一，而是通过各自的拓展达到视野上的融合。一方面，作为不同的文化体系，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将依然保有各自的特性；另一方面，文化视野的融合，意味着两种文化可以达到彼此理解对方文化的特定问题、评判方式和价值取向，并从自身文化的角度对其予以可被其他文化理解的内容加以评说。所以，文化的融合并不会创造一种单一文化的一统天下，而只会导致各种不同文化的共同繁荣和交相辉映。

四、宗教与哲学的双向交流

宗教与哲学的关系密不可分。在文化系统中，宗教与哲学同处于精神文化的核心层面。跨文化的文化传播有无宗教与哲学层面的交流与融合，是判定文化传播深入程度的标志之一。尽管张西平的著作涉及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多个层面，但宗教和哲学的双向交流是张西平这本专著的重头戏，也是张著超出其他同类著作之处。

张西平先生指出：“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文化传播史和文化接受史是两个相互联结而又区别的不同方面。只有弄清传播史，才能摸清文化交流基本脉络，但仅仅停留于此也是不够的，因文化交流，尤其是哲学思想的交流，它是同交流双方国家的思想史联系在一起的，文化接受史实际是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文化交流的传播，从而把文化交流史从一般性的历史描述深入到思想史的对比研究中和比较哲学研究中。当然，若不以传播史为基础，这种接受史的研究也无从谈起，没有历史便没有思想，历史是思想的摇篮。在这个意义上说，离开文化交流史、哲学交流史去搞所谓比较文化研究和比较哲学研究，只具有纯粹抽象的意义，而不具有任何实际思想史的意义。因为两种文化、两种哲学的相互接受的实际历史过程几乎是和书面意义上的、纯理论的哲学比较完全不同的。”笔者认为，这段话含义甚丰，但最重要之处在于指出了以往研究结论中的一个通病：混同某种外来宗教或哲学自身的特性及其在传播过程中的作用。

任何外来思想均有其自身的渊源和性质。中国学者们一般认为：“利玛窦传入的神学思想，属于中世纪欧洲正统经院哲学思想理论体系。”这一判断是正确的。然而，对耶稣会士在华传播的宗教与哲学思想追根溯源以确定其本身性质是一回事，考察其在传播过程中对中国社会与思想起了什么作用是另一回事。在笔者看来，两种异质文化传统，尤其是宗教与哲学思想，之间的沟通、了解，不论其媒体的主观意图如何，必然会在超出媒体的更大范围内发生作用。传播方为了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会针对接受方的实际情况对其宗教哲学、思想作形式和内容上的调整和修饰，而接受方则会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对外来思想作翻译、诠释、再创造的工作，从而引起建设性的传播、解释和运用。在具体的文化传播与交流的实例研究中，这是最值得研究者注意的方面。因为正是这种双向的诠释和创造活动，提供了精神文化融合的契机。而思想原本自身的性质如何并不对其能否发挥作用起决定性的作用。

中国学术界以往对明末清初外来宗教与哲学思想的评价受到中国学术界某些“定评”的影响。有些学者认为，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所传基督教哲学是中世纪正统的经院哲学，其本身具有落后的性质，由此推论这种旧思想不可能对中国社会产生什么积极作用，进而感到难以解释晚明的一些儒生士大夫能够接受天主教的信仰，并利用传教士输入的中世纪的西方哲学思想作出有利于中国文化更新的贡献。而从文化互动转型论的视野出发，我们认为，耶稣会传教士的哲学本身的性质不能决定其影响的大小与正负，也不存在着中国人根本或完全无法理解西方哲学的问题，耶稣会士比较平等的传教态度及其为了使中国人能够理解他们的思想而做的大量文化适应工作为中国人（在当时的社会中，当然只能是少数有机会接触到西方哲学思想的儒生士大夫）理解和把握西方思想提供了条件。在基本理解的基础上，他们运用这些外来思想对中国传统思想（儒道释）展开批判，其中不乏创造性地运用外来思想的实例。总之，确定耶稣会士自身拥有的哲学思想的性质不应成为我们深入研究的障碍，而只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今后研究的重点应该是深入考察外来的基督教思想在中国文化环境中的嬗变，考察它与中国思想会通融合的可能性，考察它与中国思想磨合后产生新型思想的途径与道路。

张西平的著作不仅用大量的史料为我们介绍了明清间入华传教士翻译和传播的各种西方哲学和宗教思想（包括亚里士多德哲学、托马斯·阿奎那哲学、基督教神学等），而且发挥了他原先攻读西方哲学的特长，纠正了某些中国学者因缺乏西方哲学史的功底而造成的对该时期外来哲学理解上的偏差。更重要的是他能够运用史料，具体分析各种外来哲学与神学在传播过程中发生的“信息本土化现象”。以此为基础，他在总体评价各种外来哲学、宗教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实际影响时就能做到实事求是，不故意夸大，也不故意贬低，力求公允。

为了揭示该时期宗教与哲学的双向交流，张西平在其著作的下篇详尽地描述了中国宗教和哲学思想的西传过程，并具体分析了儒、释、道在西方的早期传播，以及这些思想对法国、德国、英国等西欧国家产生的文化影响。这方面的材料和研究是笔者所陌生的，不敢妄评，但其结论令我振奋。张西平说：“就中国宗教与哲学在西方的传播来说，从1592年高母羡将《明心宝鉴》译为西班牙文到1814年十六卷的《中国杂纂》，即《中国人之历史、学术、艺术、风俗、习惯等等的考论》出版，前后近二百多年，中国宗教和哲学思想，文化传统大规模地、系统地传入欧洲，中国文化成为催生启蒙运动的重要因素，中国宗教和哲学以其独特的思维方式，深邃的哲学思考，深深影响了欧洲启蒙时代的思想家。”我也相信，这一结论会令国内专治中国哲学或外国哲学的学者们受到启迪和鼓舞，增强走上世界哲学舞台的信心。

五、中国哲学要与西方哲学平等地对话

世纪之交易出惊世骇俗之言。我们清清楚楚地记得，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斯宾格勒大呼“西方的没落”；二十、二十一世纪之交，中国有人大谈“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西”，21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进入新世纪以后，当世界各国民众期盼上苍保佑，希望能过上太平日子的时候，震撼世界的“9.11”事件发生了。这一事件似乎又一次无情地嘲笑了各种寻求文化融合的主张，也令笔者反思良久。然而笔者仍旧坚信：“文化冲突必然出现，但不能用来证明文化融合的不可能。”从学者的使命考虑，文化冲突越激烈，越应该倡导文化融合。

张西平先生说：“百年烟云，沧海一粟。当今天东西方又重新回到一个平等的起点上时，当哥伦布所起航的世界一体化进程已成铺天大潮之时，回顾近四百年的中西文化思想交流历程，我们应从整体上对中西关系作一新的说明，或者说我们应当将中国放入世界近代化的进程中，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重新考虑中国的文化和思想重建问题。”对张西平先生的这一基本态度笔者从心底里认同，并愿有更多的学者能够接受。

第4篇：外交思想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苏联解体后复兴的欧亚主义具有文化特征和理论意义，对当代俄罗斯外交具有重大影响。俄罗斯欧亚主义是俄罗斯自身文化因素的产物，研究具有鲜明俄罗斯文化特征的欧亚主义，可以更好地审视当今俄罗斯外交政策。

一、前言

欧亚主义思想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俄罗斯国外侨民知识界中间，为一些著名俄侨学者所提出。随着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当时的欧亚主义思想渐渐失去了其存在的社会空间及影响，但苏联解体后在俄罗斯大地上欧亚主义思想得到复兴，即使在今天，在俄罗斯欧亚主义思想依然方兴未艾。欧亚主义认为俄罗斯的大部分领土在亚洲，俄罗斯在继续关注欧洲方向的同时，应加大对亚洲方向的关注度，确保欧亚政策的“双向”平衡。同时，欧亚主义者认为俄罗斯自身具有特殊的发展特点和空间，比较强调国家的作用，他们主张保留俄罗斯民族传统的积极因素，在反对俄罗斯抛弃自己文化的同时，坚持反对完全走西方道路，强调应兼收并蓄东西方文明中的积极因素。

有学者认为，欧亚主义在俄罗斯复兴的原因在于。俄罗斯社会长期陷入危机和混乱状态，人们对“欧洲—大西洋主义”越来越感到失望，同时又担心“民族—爱国主义”特别是极端民族主义可能带来的风险和代价太大。俄罗斯欧亚主义复兴固然与苏联解体后本来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意识形态结构的瓦解有关系，但是其内在原因究竟何在?为回答这一问题，我们不妨从文化角度对其进行分析和考察，不了解俄罗斯文化特征也就难以客观正确审视俄罗斯欧亚主义复兴。

二、欧亚主义产生的文化根源

东方化和西方化之争，一直伴随着俄罗斯文化的整个历史发展历程。俄罗斯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在其著名的《俄罗斯思想》一书中指出:“东方和西方两股世界之流在俄罗斯发生碰撞，俄罗斯处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之中，俄罗斯民族不是纯粹的欧洲民族，也不是纯粹的亚洲民族。俄罗斯是世界的一个完整部分，是一个巨大的东西方，它将两个世界结合在一起。在俄罗斯精神中，东方和西方两种因素永远在相互角力。”可以这样说，别尔嘉耶夫的这段广为引用的论述是对俄罗斯文化特征的最好概括和总结，这种双重文化性是俄罗斯历史文化传统的一大特色。俄罗斯的独特之处在于具有深刻历史渊源和重要现实意义的地缘政治因素:横跨欧亚两大洲，兼有东西方特点，在此，我们简要回顾一下俄罗斯文化发展史，就更能有力地说明这一点。

俄罗斯文化发展史可谓是东西方向摇摆不定。从公元988年接受拜占庭东正教的“罗斯洗礼”开始，东正教作为俄罗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对俄罗斯国家的发展产生着重要的精神作用;自蒙古人人侵及长达近250年的统治，不仅向俄罗斯灌输了东方的制度规范，而且也潜移默化地改造了俄罗斯人的灵魂世界，“没有鞑靼人的统治就没有俄罗斯”;在伊凡雷帝统治时期，俄罗斯继承了亚洲的传统，在中央集权基础上建立了沙皇封建专制统治;从17世纪开始向西方靠近，彼得大帝改革则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西化，叶卡捷琳娜二世对西欧文化的大量引进加速了俄罗斯的西方化进程。出现于19世纪30~40年代的“西方派与斯拉夫派”之争，可以很好地说明当时在俄罗斯社会意识及理论研究中就存在着欧亚主义思想萌芽。俄罗斯文化的二元结构以及俄罗斯文明和它们彼此的相互关系在俄罗斯历史的每一个极其重大或者危机时刻都可以引发争论、论战和关于非常重要的切身话题的对话。

如前所述，20世纪初期欧亚主义思想文化流派已在俄侨知识界中广泛出现。即使在苏联时代，欧亚主义思想虽被封闭限制，但在俄侨中继续产生着影响;在苏联解体之后，社会转型带来的社会价值和思维体系的迷茫，使俄罗斯人开始了从自己祖国精神文化遗产中苦苦找寻摆脱自身民族危机途径的进程，在与西方化的较量过程中，欧亚主义在俄罗斯开始复兴。毫无疑问，欧亚主义的复兴是随着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瓦解和苏联的解体而发生的，俄罗斯千年发展史的文化积淀在一定程度上是直接促使俄罗斯欧亚主义再度兴起的原动力。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俄罗斯欧亚主义具有俄罗斯文化发展史的显著特征，强调可兼收并蓄东西方文明中的积极因素的主张是其理论独特之处。这里，须强调的是，从俄罗斯文化发展史角度固然可以认识俄罗斯欧亚主义的文化特征，但还应该把其理论内涵作为另一切入点进一步探究。

三、俄罗斯欧亚主义理论分析

欧亚主义者认为，从地缘政治学角度来讲，俄罗斯地缘政治分布在东西两大文明中心之间，是连接欧亚两大洲的桥梁，其地理空间在俄罗斯的地理环境与其对外政策的相互关系中起了决定性作用，是具有自身特色的文明体系，是一种特有的欧亚现象。欧亚主义者认为俄罗斯文化虽在东西方文化中占据中间地位，但既不属于东方文明，也不属于西方文明;他们认为俄罗斯应在继续关注欧洲方向的同时，加大对亚洲方向的关注度，确保欧亚政策的“双向”平衡。欧亚主义不同于斯拉夫主义，它不排斥俄罗斯文化与俄罗斯以外的文化进行合作的思想意识。

一些欧亚主义者关心的另一焦点是俄罗斯历史意义以及俄罗斯独特文化。欧亚主义认为东正教思想是俄罗斯精神的基础，在俄罗斯民众中的地位不可低估，具有凝聚作用，是俄罗斯能够实现统一的保证，千年东正教思想意识的影响一直存在于俄罗斯人民的心中;苏联解体至今十几年来，东正教在俄罗斯日趋兴盛，各地东正教教堂重建现象十分普遍，俄罗斯人民对东正教的信仰热情有增无减，东正教思想是有利于把独联体国家各个阶层的居民同世界文明联系起来的精神纽带。

欧亚主义者认为俄罗斯具有特殊的地位，强调国家的作用，反对俄罗斯抛弃自己的文化，完全走西方道路;他们主张保留俄罗斯民族传统，寻求俄罗斯走向现代化的中间道路。同时，欧亚主义认为俄罗斯具有特殊的发展特点和空间，主张保留俄罗斯民族传统的积极因素，在反对俄罗斯抛弃自己文化的同时，坚持反对完全走西方道路，强调应兼收并蓄东西方文明中的积极因素。复兴的欧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各种文明之间关系的交互性”，应当“培植居住在俄罗斯的全体人民，所有民族之间互相深深尊重，实行平等互利的合作，并联合起他们的力量以实现并达到代表共同利益的目标”。

建立统一的欧亚文明是欧亚主义者的一贯追求，其思想方案之一是俄罗斯的双重社会文化战略。该战略方案认为，因俄罗斯所处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千年文化传统决定了它只能采取“有选择的社会文化保护主义策略”。欧亚主义者认为。相对于西方来说，俄罗斯自己是落后的社会，俄罗斯应该坚持欧亚政策，强调俄罗斯文明的特殊性，借助特殊社会文化捍卫自己的国家地位。相反，俄罗斯相对于东方而言，是先进的社会，而且对它负 有传统的历史责任。

从以上论述可看出:强调国家作用，强调俄罗斯独特性，确保欧亚“双向”平衡及提倡兼收并蓄东西方文明中积极因素，是俄罗斯欧亚主义理论精髓。让我们来看看苏联解体后至今俄罗斯外交政策进程，不难找到复兴欧亚主义的痕迹，也就是说，复兴的欧亚主义思想显现于俄罗斯外交中。

四、俄外交中的欧亚主义思想

苏联解体宣告了“冷战”和两极世界格局的最终结束。俄罗斯成为苏联的直接继承者。然而，它已不再拥有昔日超级大国的实力和国际地位，不得不随着世界形势的总体变化而在外交策略上作大幅度调整。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尤其在科济列夫任外长期间，奉行亲西方外交政策，竭力争取西方经济援助和政治支持，以尽快摆脱国内危机。这种向西方“一边倒”的外交并没有改善俄罗斯低迷的经济境况，反使俄罗斯在世界外交舞台上的处境变得更加窘迫。随着欧亚主义思潮日益高涨，一些学者认为应使欧亚主义思想成为俄罗斯全国团结一致的思想意识，以便解决国家的经济增长及恢复俄罗斯的世界大国地位问题。这些学者大体上从地缘政治和文明两个角度对欧亚主义进行研究和介绍，进而使欧亚主义的影响波及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包括很多在俄罗斯政界身居要职的人，使欧亚主义成为影响俄罗斯社会的主流思想，加快了俄罗斯外交政策的转变进程。

谈到外交政策中的欧亚主义思想，不能不提到普里马科夫。具有欧亚主义思想倾向的普里马科夫出任外长一职，改变了过去“一边倒”亲西方外交政策，加大了全方位外交力度，对西方国家及对亚太地区和独联体的外交，为俄罗斯开展双边和多边合作创造了机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的“东方”外交取得很大成效。可以这样说，普里马科夫的任职标志着俄罗斯外交政策基本完成了由西方化到欧亚主义的转变。让我们再看看普京时期的俄罗斯外交。普京正式出任俄罗斯总统后，优先考虑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普京继承了前任叶利钦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所推行的东西平衡的全方位外交政策，以实现国富民强为目标，对俄外交进行了适时的调整。他强调俄罗斯是一个欧亚国家，提出了“欧洲方向”和“亚洲方向”的思想。普京的外交政策明显注重以国家利益为基础，在其外交思想中更多展示出来的是实用主义，强调同西方搞好关系、融入欧洲的重要意义。自美国“九一一”事件以来，更是全方位展开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外交。在反恐问题上积极与欧美国家进行合作，甚至有时放弃自己以往的势力范围和战略空间，力求最大程度争取经济实惠;在处理伊拉克问题上，寻求一切机会尽力修补俄美关系以维护自身利益。与此同时，俄罗斯加强同中国、印度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关系，通过与它们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世界多极化，以制约美国的单极化图谋，并借此提升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事实证明:普京的外交政策确实为俄罗斯争取了最大的经济利益。普京的外交政策完全是一种以国家利益为取向的多边实用主义外交，与欧亚主义所主张的欧亚并重的思想不谋而合。

普京外交与西方主义者“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有着根本的不同。普京政府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不再追求与西方同步一致，坚决捍卫自己的国家利益。美国国务卿赖斯说过:“俄罗斯提出了一种不同的挑战。俄罗斯仍然具有大国属性。俄罗斯决心在世界上显示其权利并经常以任意的、威胁美国利益的方式行事。”近些年来，欧盟内部的大西洋主义思潮，欧盟支持鼓励俄罗斯周边国家的所谓民主转型，对俄构成了一定的地缘政治压力;美国推动的北约东扩、“颜色革命”及建立反导系统等，已严重削弱俄罗斯与西方的互信基础。2007年初，美国欲在波兰和捷克建立导弹防御基地，这引起了俄罗斯的强烈不满，威胁要停止履行《欧洲常规力量条约》。基于当前俄罗斯面临的国内、国际形势，基于俄罗斯地缘政治利益考虑，俄罗斯已不可能回到亲西方“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上去。在俄罗斯对外战略构想中，在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俄罗斯将一如既往地采取欧亚大陆权利均衡原则。

第5篇：外交思想论文范文

【关键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思想道德 途径 评估

一、研究背景

2016年12月7日至8日，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表示，思想政治工作关系到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

由此，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然而，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目前出现了普遍的“低头”现象，大学生不喜欢直接生硬的理论灌输，对思想政治课程不“感冒”。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会上表示，目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差的主要原因是“配方”陈旧，“工艺”粗糙，“包装”不时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如何为国家为党培养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才，是开创我国高等教育新局面的首要问题。

基于这一现状，本文着力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进行研究，旨在从实践角度为高校思政教育提出改进完善的参考意见，帮助高校更加有效地立德树人。由于我国学术界对国内思想政治教育的专门研究多停留在理论阶段，且对于当代大学生这个群体的研究显得较为薄弱，因此，以“立德树人”为中心环节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仍有可以挖掘的空间。

二、研究内容

在查阅大量相关资料的前提下，笔者首先通过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分析、归纳出当前高校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多种途径，进而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每一个途径进行调查研究，总结其实效性，发现存在的问题。最后，笔者通过对问题原因进行分析，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对策。具体的途径分析结果如下：

途径一：通过新媒体平台推送思想政治相关信息。新媒体平台不受时间空间限制，且传播迅速，如今几乎所有高校都建立了新媒体平台。而调查显示，目前新媒体推送的效果并不理想，其原因在于：新媒体推送内容枯燥，学生没有进行深入阅读的驱动力。新媒体推送形式单调，缺乏技术与特色。对此，笔者建议，高校新媒体工作者应丰富有关思想政治教育的推送内容，注重实践性和趣味性。此外，可利用网络技术增强平台吸引力，建立能让学生自由发表见解的交互平台，如BBS、校园网论坛、留言板等。并且加大公众平台的宣传力度，同时打破学院间与学校间的壁垒，扩大新媒体推送的影响力。

途径二：日常交流互动。高校学生关于思想政治的线上互动主要以发起相关话题并进行线上讨论为主，线下互动则以辅导员的引导帮助为主。调研结果表明，在提高思想政治素养方面，两者起到的效果均不明显，原因在于：学生与老师缺少线上思想互动意识，无法发挥线上优势。辅导员交流缺乏亲和力和指导性。交流引导体系单一，目前只有辅导员一个途径。对此，笔者建议，高校应首先提高辅导员自身素质，加强辅导员队伍专业化建设，使思想政治教育交流引导这一途径更具针对性。同时，多元素沟通和完善的日常交流体系需应用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使其他老师、党团干部、社团组织等都进入交流系统。此外，思想政治交流的内容要更加贴近生活，交流形式要更加鲜活多样，以达到更高的参与度。最后，高校应鼓励思想政治线上讨论，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网络意见领袖”，从而鼓励学生勇敢表达自己的意见。

途径三：思想政治类课程。课堂理论教学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而调研结果表明，大学生对课堂理论教学的态度并不理想，许多学生在课堂上收获无几，老师的思想引导也并未真正地实现。主要的原因在于：课堂形式单一，内容空泛，学生容易成为课堂上的“低头族”。教学过于理论化，学生对此类课程有先入为主的排斥。课堂内容与现实问题脱节，学生不愿意花时间对个中问题进行深入思考。为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笔者建议：老师在课堂内容上以学生普遍关心的问题为切入口，把课堂学习及生活实际结合起来，活跃课堂气氛。同时，思想政治课程应与其他专业课程协同发展，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形成协同效应。此外，高校应形成“思想政治课堂+课外活动”或者“思想政治课堂+课外交流”等课内课外相结合的新模式，让同学们全部参与到实践中。

途径四：校园文化活动与社会实践活动。校园文化活动与社会实践活动均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径，而此次调研结果显示，学生对这类活动的参与度不高，且收获较少。原因在于：很多大学生功利心较强，只参加对自己有明显益处的活动。组织者人数较少，而开展活动耗费的精力较大。活动经费有限，组织者在开展工作时受到限制，导致活动形式单一。对此，笔者建议：首先，高校应完善活动制度，提高组织活动的效率，调动同学们的积极性；其次，要注重活动的形式多样性，办更好、更精品、更有内涵的活动；同时，要做好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将解决思想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此外，明确社会实践活动的目的，Υ笱生进行针对性的锻炼和教育。

三、总结

第6篇：外交思想论文范文

【关键词】世界观 文化交际模式

【abstract】worldview reflects the people’s views of the world as a whole, but also deeply affects people’s unique cognitive models, value orientations, communication patterns, and social lives and so 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ilosophical root of both chinese world outlook and western world outlook, this paper is devoted to tentative study on the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of “the unity of heaven and man” and the ancient greek belief of “the distinctiveness of heaven and man”, and furthermore, explores tremendous influence of those distinctive thoughts on their separate cognitive models, value orientations, communication patterns, and social lives. through exploration of philosophical root of different cultures and communicative patterns, the article is significant in that it provides enlightening insight to the research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china.

【key words】worldview cultures communicative patterns

一、引 言

贾玉新在《跨文化交际学》中指出：“世界观的问题涉及到人们如何认识宇宙，自然，以及如何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等。这一问题和价值观紧密相关，并对人们的思维方式，社会行为起到同样的支配作用。 ”［1］总的来说，在世界观方面，东西方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古希腊哲学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黑格尔都认为世界是由相互对立、独立的两部分组成。而古代中国哲学家，以老子为代表，早在《道德经》中便提出了“天人合一”的思想。

本文试从中西方世界观的对比分析入手，试探性地研究了世界观对认知模式、价值取向、交际模式与社会行为的影响。旨在阐释每种特有的文化现象的深刻根源。从而，可以帮助人们更好的了解中西方人的交流及认知方式，促进中西方跨文化交际的良性发展。

二、古希腊对世界的两分法及中国古代“和”的思想

古希腊哲学是西方哲学的根基。其哲学思想最为显著的一个特征便是它对世界划分中所蕴含的对立思想。柏拉图将世界划分为“现实世界”与“理念世界”；亚里士多德把任何事物说成是有“质料”和“形式”两部分组成；笛卡尔以“身心二元论”奠定了其哲学理论基础；黑格尔也在其哲学体系中提出了“真实对象”与“绝对精神”的概念。哲学家对世界划分的共同点在于他们思想中都存在着一种对立、独立、矛盾的思想。

而中国古代哲学，早在《易经》中的阴阳转化学说便奠定了老子、孔子、墨子、庄子四大学派的思想基础。以天人合一，身心合一，知行合一的理念为学派的宗旨，阐述各自的思想理念。［2］就《道德经》中“道”的理念来看，老子强调“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天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和谐是人与事物存在的基础。就《易经》的身心合一来说，老子推崇内在为我和外在为他的统一；孔子推崇内在为他和外在为我的统一；墨子推崇内在为我和外在为我的统一；庄子推崇内在为他和外在为他的统一。［2］而以董仲舒为代表，“天人感应论”也将“天”人格化，认为天是支配一切的最高主宰；“天”体现着自然界的一切规律。由此可见，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的哲学家的哲学思想中都体现着世间万物统一，和谐与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思想。

三、迥异的世界观对中西方文化及交际模式的影响

1．世界观对中西方认知方式的影响

西方认知模式的三大特点体现于其二元论、机械论与逻辑推理的思想。这三大思想都与西方世界观中的对立、矛盾的思想相一致。二元论主张世界有精神与物质两个独立本源；机械论思想认为世间万物的运转是在某种既定科学规律的指导下机械式的运转。而在整个西方的历史进程中，二元对立的思想与机械论的思想已体现在西方文化的各个方面。譬如，在天人相分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支配下，自古以来，西方社会就把自然与人区分并对立起来，自然仅是被人认识、利用、征服的对象。又如，文艺复兴时期所倡导的人文主义思想，在强调“人”与“神”的对立中，肯定了人的价值与尊严。再者，受二元对立思想影响的美国，也早在建国之初就提出了政教分离、三权分立的思想。同时，受西方对立、矛盾哲学思想的影响，西方人探索真理的方式多采取逻辑推理的方式。在强调感官所提供的原材料（感性材料）的同时，他们更注重把理性原则应用于这些原材料之中，使其成为有规则的整体。最为典型的便是美国人的归纳法与欧洲人的演绎法。其都体现了西方人认识过程中的两分法与部分独立的思想。

相比之下，中式认知模式特点在于其思维的整体性与直觉认知方式。在古代中国统一、依存、和谐的哲学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人认识事物时倾向于从整体入手，从整体到局部，从大到小。譬如，在写作过程中，中国人习惯从整体布局，再不断细化文章观点。而且，从中英文的书写地址格式上来看，中国人习惯从大到小，而西方人则习惯于从小到大。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最后，从协议订立的角度来看，中国人主张“求同存异”，而西方人却细心的考虑每一个合约细节。此外，受道家等思想的影响，中式认知方式注重直觉、灵感与顿悟。这就是中国人为什么十分相信“摸石头过河”的原因。［1］

2．世界观对中西方价值取向的影响

文化价值观可分为群体主义取向与个人主义取向两种。笔者认为，西方天人相分的哲学思想与其个人主义价值取向相关，而中国天人合一的思想与群体主义取向密不可分。

个人主义取向价值观倾向于把个人目标与集体目标区分开来，崇尚个人独立，自我实现［3］，并强调个人应有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这样的价值取向反映在日常交际上，便是西方人在处理群体与个人关系时，能清楚地区分两者各自的利益取舍，能直言不讳的表达自己的想法，敢于争取自己在群体中的合法利益；同时竞争与奋斗也是其获取独立与成功的必然手段。而且，不论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的思想，还是 20世纪美国人作为独特个体的思想都体现了西方人的对立、独立、自主的思想。在日常交际中，他们不依赖别人存在，崇尚隐私权，热爱自由，寻求差异与挑战。

相反，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下产生的中国群体主义文化可称之为一种统一、和谐的文化。这种文化把个人目标与集体目标融为一体，强调个人对集体的忠诚、依赖、妥协、义务与责任，突出群体观念、行动的一致性与相互合作。笔者认为，群体主义文化哺育下的交际模式的最大特点就是群体取向和他人取向。在交际中，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中国人提倡要以社会、国家的利益为重，个人利益有时甚至可以忽略、牺牲。他人取向表现在：一方面，中国人做事，总是习惯于考虑别人的看法。对彼此“脸面”的顾忌使他们不惜说假话；另一方面，中国群体主义文化中的他人倾向倡导人们“舍己为人”、“为人民服务”。甚至，群体主义文化下赋予的中国人的相互依赖，相互合作到了凭“关系”达成目的的地步。［1］因此，笔者认为，虽然群体主义文化促进了社会和谐，但在一定程度上也使人们缺乏独立意识与进取精神，而过分强调“关系”。

3．世界观对交际模式的影响

中西方有着不同的交际模式。与西方天人相分的世界观相联系的低语境文化强调交际中的语码信息的输出，侧重使用语言的力量进行交际。相对来讲，言语的赋义与环境的赋义相互分离。因此，在这种文化环境中的西方人，交际中语言外显、明了，处理事情人事相分，解决冲突对事不对人。这点在做生意时就尤为明显。西方人做生意喜欢直入主题，人情与生意相分离，对于条款中不满意的小细节，他们可以争得面红耳赤，而不用过多的考虑他人的面子和群体的利益。

而处于天人合一的高语境文化中的中国，交际时，在关注语码信息的同时，更多地注重孕育于交际中的社会文化环境与交际场景。相对来讲，这种文化模式注重语言赋义与环境赋义的相结合。因此，交际中，中国人更注重“意会”而非“言传”。交际中语言内隐、含蓄，人际关系强调和谐紧密，处理事情时人事相连，关注面子，强调关系。解决冲突表现出情感取向，对事也对人。在中国的谈判桌上，尤为可见这种交际模式。在谈生意前，中国人注重通过宴请与送礼等手段与交际他方建立友好的关系，在谈生意过程中更是回避冲突。可能对中国人来说，保持和谐，建立关系是最为重要的，这正是所谓的“买卖不成人情在”的道理。

4．世界观对教育、医疗实践及建筑风格的影响

西方天人相分的世界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学生的认知方式。西方学生倾向于无领域依附认知模式，而中国学生侧重于领域依附认知模式。心理学家 jahoda（1980）认为无领域依附文化的人们要比领域依附文化中的人们具备更强把某些成分从环境中离析出来并在具体环境中解决问题的能力；而领域依附文化中的人们对社会环境更加敏感，更容易对社会提示产生反应，并屈服于社会压力。［4］在学习中，西方学生喜欢独立学习、思考、解决问题，主张通过竞争赢得荣誉；而中国学生则喜欢在老师的指导下，与他人共同配合完成任务，赢得团体奖赏。同时，中西方学生的学习动机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西方学生的学习在很大程度上是出自内在动机。这种学习方式使他们勇于提出、思考、解决问题，在学习过程中勇于向前，进而培养了学生的独立自主精神。而中国学生的学习受到了外界的强烈影响，他们的学习动机多半是外在的，譬如是父母的愿望，工作的压力等等。这样的学习模式并不能保证学生对所学知识的兴趣及执著追求，也加剧了学生对他人的依赖。

同时，在医疗实践中，中西方也存在着很大差异。西医把人体分为不同的部分，注重对患病之处对症下药。而中医强调人体整体的气血循环畅通，因此主张采取整体联系治疗的方式医治。在建筑上，中国天人合一，相互依存及和谐的思想促使中国人关注风水之说，建筑风格多强调物、景的和谐统一。这点在各处的名胜古迹的选址及建造上便可以得到印证；而西方建筑多以挺拔、独立为特色，体现出竞争的民族性格，如法国的埃菲尔铁塔、美国的汉考克大厦等。

四、结 语

通过对中西方世界观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不同的世界观在认知方式、价值取向、交际模式及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都会产生不同的影响。西方天人相分的思想产生的独特的二元思维模式、逻辑推理认知方式、个体主义文化取向及交际模式和中国天人合一的思想下产生的整体直觉思维模式、群体主义文化取向及交际模式都有其深刻的根源。正如陈国明指出的那样：“作为人类信仰系统的核心，世界观提供了一个了解人们在同一文化内认知，言谈，与思想的架构”［5］，了解中西方迥异的世界观可以帮助人们更好的了解中西方人的文化及交流方式，消除民族中心主义与交流中产生的误解，从而促进中西方间跨文化交际的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 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3：79、99、62

［2］姜伟 .老子论坛［ eb/ol］. /redirect.php?tid =6066&goto=lastpost

［3］samovar, l. a. porter, r. e. & stefani, l. a., 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68

第7篇：外交思想论文范文

（华中师范大学 湖北 武汉 430079）

摘 要：“高等教育国际化”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新的研究视野。在梳理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总结了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现状，并归纳了高等教育国际化视角下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特点。

关键词 ：高等教育国际化；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现状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65－2272．2015．04．034

伴随经济全球化、信息全球化、文化多样化趋势的不断增强，世界呈现出全方位的密切沟通和相互影响，高等教育国际化成为这种沟通和影响下的必然产物，高校肩负起文化传承创新的新使命，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课题。

1 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现状

1.1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并没有“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1924年，国际跨文化教育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Intercultural Education，简称IAIE）在英国伦敦成立，其后协会着手创办了《Intercultural Education》杂志，专门探讨“跨文化教育”的问题。国外学者们的研究集中在三个方面：

（1）对跨文化教育必要性的论证。德国的克里斯托弗·乌尔夫（2010）教授曾指出：“对未来的人类而言，有必要在教育体系中引入以和平与社会公正为导向、旨在可持续性的跨文化教育视角”。

（2）对指导跨文化教育实践理论流派的研究。影响较大的理论流派有：①“文化变迁论”，指出“文化接触的作用和影响具有双向性”；②“文化同化论”，以1964年高顿的“ 同化七阶段说”、70年代美国社会学者葛瑞利的“同化六阶段说”最为著名；③“文化融合论”（20世纪初），主张“在互相吸收其他民族包括主流民族的优秀文化的同时，部分地放弃或修正本民族的文化，将各民族的文化融合起来，从而共同创造一种综合的、新的第三种文化”；④“跨文化适应论”，即从个体的角度研究在对异文化适应中的心理反应和变化过程；⑤“跨文化交流论”，提出了文化交流的三种不同类型： 第一种是不发达民族向发达民族学习，第二种是将自己的民族文化移植和普及到其他民族中，第三种是平等看待民族文化异同并能相互理解；⑥“多元文化论”（1915），主张尊重各阶层、各民族的文化，实现社会的多样一体。

（3）对跨文化教育在各国的实践现状研究。Slgrid Luchtenberg，Philip Hermans，Nektaria Paleologou， Mikael Luciak和Gabriele Khan-Svik，Rosa Maria Rodríguez Izquierdo、Abdeljalil Akkari分别研究了跨文化教育在德国、荷兰、希腊、奥地利、西班牙等国的现状，提出了加强跨文化教育的建议。

1.2 国内研究现状

田雨、张荣华在论文中明确出现了“大学生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提法。国内对“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探讨大部分都融入在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研究中，主要有四类：第一类是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跨文化境遇”研究。这部分研究着眼于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外部环境变化，将视野集中在多元文化背景给大学生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生活方式、心理状态带来的巨大影响。较具代表性的有：方国才；马进甫；许国彬等；马艳妮；李辽宁；邹磊磊等。第二类是对跨文化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联研究。如：付用兰；林青；张荣华等。第三类是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融入跨文化教育实践的对策研究。如：李炳元提出，要“通过跨文化选择、协调、化解冲突和融合，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第四类是对国外跨文化教育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与借鉴研究。如：黄志成；陈正、钱春春；赵萱；彭静敏；徐斌艳等。

总的来说，“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直接研究相对不足。一是研究的系统性不强。分析跨文化教育的意义、目标、原则的论文较多，而系统地从实践角度进行的研究较少。二是研究的深度不够。研究多停留在经验层面，尤其针对大学生这一特殊群体的跨文化教育研究多聚焦在跨文化交流能力的提升层面，对于如何解决好大学生在文化碰撞、选择、融合中的思想深层问题少有涉及。三是研究的时代性不突出。从高等教育国际化视角去研究大学生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实践问题的很少。

2 高等教育国际化视角下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特点

2.1 主动性与互动性统一

与“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经常相提并论的一个概念是“多元文化思想政治教育”，随着研究的深入，大家逐渐认识到两者的本质区别。多元文化思想政治教育主张非主流文化能被主流文化被动接纳，而高等教育国际化视角下的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提倡的是主动关注多种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是促进各种文化在社会中平等交融的一种动态过程，即在教育中主动关注不同文化的差异，研究不同文化对学生的影响，使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能够相互理解、共同学习；是通过教育活动在不同文化团体之间发展一种能够平等共处的生存方式。

2.2 民族性与融合性并存

大学生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价值是引导大学生主动接受并理解文化差异，这要求教育过程既要强调民族性，又要兼顾融合性，也就是说我国的大学生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要在保留中华民族原有文化的基础上，构建新的教育环境，发展新的教育途径来培养大学生的个性和品质。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化带来的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日益频繁，人才流动性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强，我国很多优秀学生留学海外，给他国的民族文化注入了新鲜元素，同时，国外优秀人才也不断涌入中国，给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增添了新的活力。

2.3 主导性与自构性结合

一方面，大学生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主要实施者应是学校。学校教育对推动社会先进文化发展贡献巨大，学校通过教学与实践，不仅教会学生了解自身文化，还教会他们了解他人以及世界的文化与历史，增强对社会的包容力。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依然应该成为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灵魂”。另一方面，“每一代人对自己的文化都有一个重新发现和理解的过程，每一代人不仅学习自己的文化而且重新建构自己的文化”。开展大学生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落脚点正是大学生自我价值的构建，其核心是发挥学生对自身文化系统的调适功能，建立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认同感、自信心和自觉性。

综上所述，充分了解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现状，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视角把握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才能更好地应对思想政治教育中文化价值观的碰撞与交融，进一步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命力，提升国际化人才培养质量。

参考文献

1 克里斯托弗·乌尔夫．作为跨文化教育的教育：一场全球变革［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10（4）

2 王军．世界跨文化教育理论流派综述［J］．民族教育研究，1999（3）

3 李炳元．论跨文化教育观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运用［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5（11）

4 简·奈特．刘东风，陈巧云译．激流中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变革与发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5 黄志成，魏晓明．跨文化教育——国际教育新思潮［J］．全球教育展望，2007（11）

第8篇：外交思想论文范文

关键词：《民初留英学人的思想世界》；书评；五四思想史

中图分类号：Z12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7-0226-03

《民初留英学人的思想世界――从〈甲寅〉到〈太平洋〉的政论研究》（以下简称陈著），陈友良著，于2013年12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在推进近代中国现代化转型的进程中，中国留学生在东西文明之间扮演着中间人的作用，对于实现中国现代化转型至关重要。可以说，没有中国留学生对中华文明的深刻反省以及对新思想的传播，中国难以实现现代化的转换。陈友良先生的《民初留英学人的思想世界――从〈甲寅〉到〈太平洋〉的政论研究》，全书30余万字。该书对于从民初到五四的留英学人群体的活动及其思想特色的挖掘和讨论多有前人所未发之处，在史料的使用、研究方法的运用方面，亦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概而言之，陈著有如下四点创新之处。

一、对以往较少关注的知识群体的发现

近代中国的改革运动，深深烙印着中国留学生的印记，从不同国家归来的中国留学生群体都有着不同的群体特征。在内忧外患的近代中国，在传统的中华文化中找不到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之时，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向西方国家寻求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随着留学生的人数增长，带着西方新思想的归国留学生越来越对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与引导作用。其中几个主要留学国家对于中国的改革运动的影响尤为深刻。对中国影响最为深刻的国家是当时最为强盛的大英帝国，当时著名的翻译家林纾的三分之二的译著都来自英国文学，而严复的全部译著都来自英国著作。到了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随着几个美国、日本、法国不同国家的中国留学生的增多，美国、日本、法国对于中国的影响逐渐增强，相对而言英国对中国的影响逐渐变小。具有不同国家留学背景的留学生归国后积极宣传自己的所学所思，都带有不同国家的文化、政治、经济特点。在当时倡导向西方学习的浪潮无疑对中国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影响是巨大的。因此，把具有共同留学背景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进行研究，有利于理清不同留学背景的学人对于思想发展的影响。

与留美学生、留日学生、留法学生相较，留英学人对五四时期的政治与文化所起的作用有限的。但是，陈著认为仅从“影响”的角度来评价他们的历史贡献是狭隘的。辛亥到五四期间留英学人的思想发展是一种存在，那么它就算有意义的。更为重要的，留英学人成为陈著的研究对象除了“时常出现”“思想逻辑上有其意义”，这个群体所具有的的特殊性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陈著指出：“在精神状态上，留英中国学人既具有传统中国士大夫忧国忧民的入世使命感，更因他们曾经比较系统地接受西方社会政治思想的影响，已具有西方近代公共知识分子的精神。”五四期间，中国的启蒙运动的倡导者们对于思想运动有着极强的紧迫感，因此在思想启蒙运动中也常常夹着感性与混乱。1921年杜威在《亚洲》杂志上指出：“这场运动的情感成分多于思想成分，它还伴随有夸张、混乱以及智慧与荒谬的杂合。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使这场运动在开始阶段具有急功近利特征。”留英学人主张学习西方，英国19世纪中期的政治改革，以及思想界的发展都与留英学人思想发展有着深层的关联。在这场思想大启蒙运动中，留英学人更加重视对学术理论的讨论，对国际时局的理性思考。尤其留英学人在地方主义和联省自治、对于一战后期政治思潮、外交思想、国际主义的探讨都极大丰富了思想的广度和深度。也因此，才显得留英学人在思想史中的特殊性。他们加重视学术，使得他们对中国政治思想的贡献和作用更为持久。

在研究对象的视角方面，陈著也有着新亮点。学界对于思想史的研究往往是以个体为研究对象。以自由主义思想研究为例，学界往往局限于个体自由主义者的研究，没能从个体中研究他们的共性，因此也就很难达成一致意见。而陈著通过具体探析个体留英学人并把具有共性的民初留英学人作为整体研究对象，开拓了研究视角，对思想史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二、国际史研究方法的尝试

陈著指出：“所谓‘国际史’，是传统外交史领域下的一个新兴子学科。与传统外交史方法不同，国际史是要超越国家层面的分析，而将整个世界作为研究框架。它关注的是大历史，即除了传统外交史问题，文化和社会也是关注对象；还探讨国际权力体系和某种特殊文化观之间、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之间、民族抱负和集体失意之间的关系。”中国近代的发展进程正是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而推进的，中国的政治革命、思想运动往往是受到了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刺激并结合自身实际而产生的反应。的发生正是一战后的国际大背景的刺激而发生的。因此通过时人尤其是有着扎实学理基础的留英学人对于国际政治的思考对于了解国内政治、思想运动的国际背景有着重要的作用。陈著运用了国际史的研究方法，还运用史料实证研究，从外交事件和世界政潮的角度考察留英学人政治思想上的反应。首先，陈著阐释了留英学人对于当时主要国家的政治运动与思潮的思考，关于战时大英帝国的政治改革；关于俄国革命及其演变；关于美国、日本问题；关于战后的“代议制之改造”思潮。这些国际主要政治运动与思潮刺激着留英学人，对留英学人的国内政治改革有很大启示。其次，陈著以《太平洋》杂志为中心，阐释了留英学人面对“五四”前后东亚国际秩序的重建过程，对于国际政局的判断，并由此表达的对外态度和政治主张：关于参战论和修约论，关于警惕日本的侵华政策，关于与英美合作，关于“亲俄”的外交主张：“主张战后中国应开展主动外交，不畏事，多尝试，努力收回国权，并维护不受侵犯；同时积极于战后国际社会中寻求一个正当的国际地位，然后才能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在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与其他国家进行合作。”最后，陈著论及留英学人的国际主义思想。留英学人对于威尔逊等的国际主义表示出极大的热情，并对战后国际联盟的成立和中国参与抱以关注的态度。陈著作提醒：“留英学人对国际主义及国际联盟的认识和接受，似乎与“五四”以后的激烈的民族主义思潮并不相容，但他们以国际主义作为攻守的武器，争取中国的国家和国家人格的意识却值得注意。”学界对于五四思想史的研究大都局限于国内思想的研究，忽略了整个国际的思想背景以及国内思想运动的国际思想资源。在近代国际关系对中国国内政治、思想运动走向的影响越来越明显。因此以国际史的视角研究留英学人的国际主义、国际政治观，为我们思考当时国内政治、思想运动提供了全面的国际背景和思想资源。

三、对非核心报刊史料的挖掘

最近的研究成果表明，“”是一个复杂现象，“它不是一个单纯不变，组织严密的运动，而是许多思想分歧的活动汇合而成，可期间并非没有主流”[3]。在许多研究者看来，思想史经过90多年的研究，学界所著论文书刊可谓汗牛充栋，但思想史研究多是一种单线挖掘。陈著正是基于思想史的研究现状，指出：“对五四时期的核心材料、领导性的社团的过度诠释也已经形成一些学者所诟病的无所不包的‘史’历史叙述的架构。在这种架构下，对于其他‘思想分歧的活动’，迄今学者的研究虽然不少，但是整体上仍为《新青年》的强势话语所遮蔽。”“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成为一种强势话语。但是，陈著也指出：“对思想、伦理、道德问题的重视并非五四知识分子言论的全部内容，即使是在思想文化最为“活跃”的五四时期，依然存在着从政治法律、财政经济、社会问题以及国际政治与外交等方面来思考中国问题的思想言说。”再者，核心史料的的使用，未能与其他史料互相印证，这种管中窥豹的历史方法，所得的成果也就不能还原历史的全貌。对于的核心史料《新青年》，首先必须将其置于晚清以降的报刊大潮中，方能理解其成败得失。

陈著所使用的核心材料是1914～1915年的《甲寅》和1917～1925年的《太平洋》杂志。之所以选用此两份杂志，一则正是对于学界既往研究侧重于“史”模式的影响，对于核心杂志《新青年》研究扎堆，而对于一些非核心但是重要的期刊杂志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因而容易产生疏漏。再则，之所以选用《甲寅》、《太平洋》杂志是作者考证两份杂志发现，没有把聚拢在《甲寅》、《太平洋》杂志上的留英学人视作一个“自在”的社群。“结合两份杂志宗旨所见，这些材料与留欧学生在法国创办的《旅欧杂志》，留美生在美国创办的《留美学生月报》不同，它们是留英学人有意识地模仿英国的《爱丁堡评论》，希望做成中国的独立评论杂志。还有一点不同，它们都是由已经归国的留英学人创办、编辑，并在国内出版，而在读的留英学人亦积极参与，这一点说明它们与国内的社会政治思潮的联系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留英学人注重观察西方政治改革，研究政治理论，谋求国家的发展。因此，陈著依据《甲寅》、《太平洋》等留英学人主持的同仁杂志，梳理这一社群聚拢的历史过程以及他们在内政改革与走向世界两个面向上的思想规划；同时将留英学人的思想世界与“史”对接，这对于丰富多元的五四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四、加深对英式经验主义的认识

通过对史料的挖掘，探析前人的思想世界，以此作为解决当今现实问题的思想借鉴，是思想史研究的意义所在。陈著强调，留英学人更加重视对于学理的思考以及国际政局的考量，因此对于探求中国立国之道更为理性，所留下的思想遗产在当今更具有参考价值。陈著指出：“民初留英学人的政治思想里面有两个面向，一是内向的政治改革规划，从关注中央层面的内阁、国会等，到呼吁地方层面的改革，研究地方制度，推动联省自治运动；另一个是外向的走向世界的规划，在外交上摆脱不平等条约束缚，争取国家完整之，成为国际社会平等一员。英国作为近代自由主义最先得到发展的国家，自然对于留英中国学人的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陈著论述了西方理论、内阁制和比较温和的“调和立国论”，并且在第四章重点讨论了留英学人的地方主义与联省自治。这些自由主义思想丰富了寻找立国之道的思想内容，助推了的思想启蒙运动，对于当今寻找立国之道也有其现实意义。同时，留英学人重视研究国际时局以及如何处理各个国家的关系，探寻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对国家的进步是有现实意义的。

近年来，留学史的研究受到了学界的重视，获得了颇为的成果，但在众多的学术成果中有新突破的却少之又少。如果通西学而知新方法，又能扎实专注于史料的解读以获新知，所获定是良多。陈友良先生便是这样一位学者，采治学之新方法，专注史家基本之史料功夫，所获颇丰。

参考文献：

〔1〕陈友良.民初留英学人的思想世界――从《甲寅》到《太平洋》的政论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2〕舒衡哲.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

第9篇：外交思想论文范文

【关键词】活动视角；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述评

一、活动视角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提出

从人的活动视角出发，是近年来研究和审视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范式，它是学者突破传统研究视角和方法论基础上，对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整体性反思。国内最先明确提出将人的活动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视界，并有杰出成果的学者是褚凤英。2003年，《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刊发其文章《活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新视界》，首次提出“思想政治教育‘合法性存在’的根基是什么”、“思想政治教育何以成为可能”的问题，并对其进行初步回答：思想政治教育是人的一种主体性活动，是个体选择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思想道德文化并自主构建起价值世界和价值生活的过程。在其博士论文中，作者对活动视野下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进行了历史考察，着重介绍了作为该课题研究方法论之基的马克思主义活动观，深入探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两种基本机制：思想道德构建活动及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交往活动，最后总结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基本理论和实践模式。2011年9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褚凤英《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研究》一书，形成了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系统认识，这也是国内第一本关于活动视角思想政治教育的专著。

活动视野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提出以后，在学术界引起了极大反响。打破习惯思维的局限，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开辟了新的疆域，虏获了一批忠实的拥护者和追随者。闫燕等国内学者纷纷从元理构建和实践应用层面进行了研究，如《马克思交往理论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人的存在与思想政治教育》、《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共同体的建构》、《活动教育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试谈活动教育理论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人的存在与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本体维度研究》等。

二、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研究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很多现象和结论都可以追溯到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中，国内学者从中也找到了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理论根基――马克思主义活动观（也有学者解读为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马克思主义认为，有目的的实践活动是人们存在和发展的根本方式，“一部人类的历史就是人有意识地通过自己有目的的对象性活动创造的历史，”那么一切社会现象都是人的有意识地实践活动的产物。正是出于自身思想道德素质发展的主体性追求，思想政治教育成为人们为满足自我生存和发展需要的自觉活动。

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活动观点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确立了两个基本原则：一是“客观性原则”，即把社会历史现象看成是人的活动的产物，这些产物是客观存在的；二是“主体性原则”，即从人的角度、以人的活动为中心看待人与物的互动，互动的产物塑造并体现着人的本质力量。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活动理论，以下结论不言而喻：思想政治教育是人的一种生命活动，是满足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的主体性活动。“交往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存在之基，思想政治教育只有当其渗透与人的交往之中，才可能实现对人而言的教育的连续性和一致性。”自此，“思想政治教育何以能存在？”“思想政治教育何以能够成为一种必然的社会现象而被人们所接受？”这样的问题得到了最终的解答。

褚凤英、闫燕等学者还具体考察了古今中外思想家以及几代共产党人从人的活动视角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探索，从人类思想史中积累的丰富材料和经验中汲取营养。尤其是闫燕具体介绍了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其“语言学转向”、“主体间性”等范畴为我们进一步准确把握马克思交往理论的思想内涵，从活动的视角科学的认识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借鉴。

三、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基本机制

国内学者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机制的研究中指出，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发展人的思想道德素质的基本活动方式，其表现形式主要体现在内在和外在两种活动过程――自主构建与社会交往。

（一）个体机制：自主构建

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个体机制是指教育对象的思想道德构建活动。思想道德构建活动主要通过自身的动力机制、导向机制和调控机制起作用。人们对于自身思想道德素质发展的需求和对理想自我的追求，驱使人们自觉地进行自我道德构建，在主体已有观念体系的导向机制和调控机制影响下，促使活动主体选择与社会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发展方向相一致的自我发展目标，并不断督促、鼓励主体努力通过实践活动按照预设的理想自我的目标，进行思想道德素质的自我构建。

（二）社会机制：社会交往

思想道德构建活动体现着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因此，思想道德素质的发展不能仅靠个体的自主构建活动完成，而要在人所建立的社会关系中通过交往活动实现，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则主要体现为教育对象与教育者之间的交往活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交往活动包括教育者的教育活动和教育对象的思想道德构建活动两种基本要素。按照褚凤英的解释，在教育者和教育对象的交往关系中，两种要素之间是“条件性活动―目的性活动”的关系，也就是说，教育者的活动，主要是通过促发和影响思想道德构建活动三种机制发生作用，从而引起并促进教育对象的自我道德构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是在二者达成共识、融合基础上的目标统一的活动。

四、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基本理论

在马克思主义活动观的指导下，学者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功能、价值、目的、原则、方法等进行了重新思考，形成了一系列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基本理论。褚凤英的观点具有一定代表性，其博导张耀灿教授在评介其新著《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研究》时进行了以下概括：（1）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是调节个人与社会的思想政治关系，促进个人价值取向与社会价值导向同质发展，以实现个人与社会良性互动；（2）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在于促进个人思想品德和社会思想文化的发展；（3）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在于实现人对社会思想文化的适应与超越；（4）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思想品德构建活动和社会生活的主体，以“教是为了不教”达至的境界。

闫燕在马克思交往理论的观照下，指出交往性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是使交往主体形成相互理解和非强迫性的共识。“交往性上的政治教育的目标不在于塑造一种外在的、驯服的、‘听话的好学生’，而是生成一种人性丰富的人，一种具备主体间性的人”。交往思想政治教育要注重交往理性和健康的交往意识的培养，其内容要体现综合性、生活性、实践性和构建性特点。在实施方法上，要“从灌输走向交往，从独白走向对话”。周雪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目的在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格”，使受教育者的思想道德认知水平与个人行为相一致，使个人思想道德素质的发展与和谐社会的发展需要相一致。而实现这个目的需要三个重要依托：（1） “活动体验”；（2） 交往；（3） 良好的社会环境。

五、结语

自活动视角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提出以来，研究活动方兴未艾，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从理论方面看，开拓了新的研究视角，拓展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从实践方面看，为优化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新思路，有利于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但问题同样显著：一方面，国内学者多年来习惯于“社会需要论”的方法论前提下进行研究，难以跳脱既有思维模式，相关研究成果不多；另一方面，现有研究集中指向理论基础的探讨，基本理论构建不够深入、成熟，没有形成全面的理论体系。今后的研究中，应更加注重对科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以及理论在具体实践运用环节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褚凤英.活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新视界[J].学校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2003（3）.

[2] 褚凤英.活动视野中的思想政治教育[D].华中师范大学，2004.

[3] 褚凤英.人的活动：思想政治教育的存在之基[J].探索， 2007（4）.

[4] 褚凤英.活动视野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种研究方法论的探讨[J].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2004.

[5] 闫燕，王秀阁.马克思交往理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新视界[J].求实，2006.

[6] 闫燕.交往视域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D].天津师范大学，2008.

[7] 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新成果――褚凤英新著《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研究》评介[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1（95）.

[8] 闫燕.马克思交往理论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J].求实，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