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身保险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人身保险论文范文

(一)前期建设阶段该阶段

自1995至2003年。1994年内蒙古财经大学招收第一届保险学专业(专科)学生，1995年《人身保险学》课程作为保险专业主干课程开设。在此期间，该课程同时作为金融专业学生的专业选修课开设。当时只有一名主讲教师、一本教科书和一本教案，课程建设开始起步。

(二)不断完善阶段

2004年经教育部批准内蒙古财经学院成立保险学本科专业并开始招生，以此为开端，课程建设迎来了不断完善阶段。经过课程组多年的探索，该课程的建设得到不断加强，课程建设规划情况主要集中在6个方面:

1．组织人员，形成团队

自2004年设立保险本科专业以来，在学校和学院的大力支持下，《人身保险学》课程组目前已经发展成为一支以中青年骨干教师为主的知识结构、年龄结构、职称结构合理的教学队伍。团队成员的专业背景充分融合了保险学、经济学、统计学等交叉学科，各成员均具有较深的保险专业及相关学科理论功底、洞悉保险理论和应用的发展前沿知识，具备承担人身保险学授课任务和科研课题的能力。《人身保险学》课程教学小组共有5人，其中教授1人，副教授3人，助教1人;博士2人、硕士3人，形成了一个结构合理的课程教学梯队。从学缘结构上，课程组教师分别毕业于中央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国内知名学府，有较好的专业背景。从年龄结构上，课程组成员年龄结构为30－40岁4人、40－45岁1人，是一支富有朝气和活力的教学队伍。

2．紧跟政策和形势，完善教学内容

教材是体现教学内容的知识载体，是进行教学的基本工具，更是培养人才的重要保证。所以，课程组在选取教材的时候，充分考虑到了所选教材的权威性、针对性和时代性，优先采用国家规划教材(教育部、保监会推荐教材)张洪涛、庄作瑾主编的《人身保险》。同时，选择国外经典教材作为补充材料推荐给学生。在教学内容方面，课程组每学年都会根据政策与形式变化对教学内容做相应的调整，例如，当前延迟退休年龄成了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课程组在教学内容中增加《退休政策与养老保险》专题来探讨。

3．完善课程要件

《人身保险学》课程在开课初期只有一本教科书和一本教案。经过20年的努力和探索，目前该课程有教学大纲、配套教学课件、教案、教学案例库、系列专题、习题库和无纸化试题库等课程要件齐备。

4．完善教学方法和手段

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学练结合、学用结合，将理论教学、案例教学和实习教学等方法有机结合，形成了理论教学、案例教学和实习教学“三位一体”的教学模式。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基本理论的教学以教师课堂讲授为主，教师讲授中大量运用启发式方法。实践性问题主要运用案例式方法。这可以使学生增强学习兴趣，提高感性认识，加深对问题的理解和重视程度。例如，保险的基本原则、人寿保险理赔可以通过案例加以说明。在教学中增加实践环节，对于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意识、增强他们的动手能力和适应能力来讲都非常关键。根据课程实务性强的特点，将课程的相关内容(如人寿与健康保险的营销、条款分析、理赔等)安排在暑期实习中进一步学习检验。

5．加强校际交流

2006年派一名青年教师赴中央财经大学做访问学者。2006年、2008年分别派一名青年教师攻读博士学位，目前他们均以优异成绩毕业回到金融学院的教学与科研第一线。通过青年教师在国内知名高校学习和深造，课程组与这些学校建立并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

6．搭建实践桥梁，建立实习基地

2014年5月，金融学院保险系与中国太平洋保险内蒙古分公司、百年人寿内蒙古分公司草拟了《保险行业产学研合作试点方案》，达成了合作意向。两家保险公司不仅可以为学生、教师提供调研和实习的便利，同时也可以选派管理人员为学生讲授寿险营销、保险经营管理等实务性较强的课程。通过与上述两家保险公司的合作，不仅解决了毕业生实习问题，通过实践环节可以进一步检验所学知识，而且也为培养年轻教师的实践经验提供了平台。总之，《人身保险学》课程的教学与研究起步较早，经过20年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教学内容、教学模式、教学研究与管理、学生培养等方面形成了鲜明的课程优势与特色。本课程侧重人身保险领域，专业性强，同时兼顾职业化特色，在课程建设过程中注重理论性与实务操作性。本课程在区内同类课程中无论是开设时间还是从师资力量、社会影响来讲都是处于领先水平;从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分析，学生就业后能够很好地适应工作，受到用人单位的普遍好评，已有一批毕业生在保险公司管理层崭露头角。

二、《人身保险学》课程今后建设方向及思路

内蒙古财经大学以自治区区内生源为主，以少数民族教育为特色。因此，《人身保险学》课程立足实际，旨在使学生全面掌握开放经济条件下区域人身风险及人寿保险经营活动的原理和规律，同时注重蒙汉双语教学，为地方经济培养能够适应现代保险市场的风险管理与保险类民族人才。今后的课程建设紧紧围绕上述定位，同时结合保险行业发展需要，进一步调整和完善本课程教学体系，突出课程特色，力争将本课程建设成为具有较高的教学水准、拥有丰富的教学资源、具有良好示范作用的精品课程。

(一)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提高团队整体水平

今后进一步加强教学队伍建设，在教学梯队人员学历水平、职称结构等方面全面加强，强化青年教师培养，提升整体教学团队的业务水平和科研水平。

1．建立完善可行的教师进修和出国访问长效机制

通过国内或国外、短期或长期培训与进修提升本团队的教学水平，特别是科研实力。国内进修方面，定期或不定期选派教学科研后备人才到国内名牌学校进行期限长短不同(三个月至一年)的专题或系统学习，争取利用这种快速、有效的方式提升后备人才的教学与科研素养。国外访问机制方面，鼓励青年科研骨干到国外做访问学者，紧跟国际主流研究范式和方法，不断提升教学科研整体水平。

2．引进优秀人才，特别是具有国际化背景的青年人才

随着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程度的进一步加深，保险业竞争的加剧，保险业的发展无论是业务结构还是服务对象，都发生着深刻变化。面对全球化，适应变化的复合型保险类人才已经显得日趋稀缺化。为此，站在行业发展的高度，引进能够给课程教学团队带来新的范式冲击、具有国际化背景的青年人才，强化教学梯队的人才建设。

(二)注重课程建设，全面提升课程建设质量

随着我国保险服务业的迅速发展，商业保险逐步成为个人和家庭商业保障计划的主要承担者、企业发起的养老保障计划的重要提供者，《人身保险学》课程的开课率会越来越高，对任课教师的要求也会进一步提高。围绕保险学专业复合型、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结合国际保险市场发展趋势，体现现代经济社会人才需求特点，科学设计课程教学内容，突出实践性教学环节，实现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以精品课程建设为契机，全面提高课程建设质量。

(三)加大实践教学和创新教学的力度

今后进一步强化实训教学环节，扩展实训基地，加强实践教学的软硬件设施建设。根据《人身保险学》课程实务性强的特点，与《人身保险学》同一学期开设《保险实务》实验课，来配合讲授寿险公司业务经营流程。同时将课程的相关内容(如人寿与健康保险的营销、条款分析、理赔等)安排在“暑期实习”中进一步学习检验。同时将不断追踪学科前沿，紧跟行业发展步伐，及时更新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和手段，重视实验、实践性教学，引导学生进行研究性学习，培养学生发现、分析、解决问题的兴趣和能力。

(四)加强教学研究和教学改革，鼓励教师从事教学研究和承担教改项目

积极参加教学改革与创新，着力打造教学改革工程项目、精品课程、双语课程改革、实训基地建设等教改项目。注重教材建设，根据社会和经济发展，及时更新、提高教材编写内容和编写质量;同时开放性引进国内外优秀教材和课程，逐步实现教材建设标准的国际化。

(五)加大与实体部门的联系，发挥实体部门

第2篇：人身保险论文范文

关键词：人身保险合同，受益人指定与变更，道德风险防范，合同的同意权和撤销权

人身保险合同中的受益人是指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当保险事故发生时，对保险金享有请求权的人。根据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生存与否，人身保险合同的保险金给付可分为生存保险金给付和身故保险金给付。由于我国各保险公司现行险种的条款中均规定，被保险人生存条件下的保险金受益人只能是被保险人本人，并拒绝受理其他指定和变更。因此，保险实务中的受益人一般意义上仅是指身故保险金受益人。

《保险法》第61条规定：“人身保险的受益人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投保人指定受益人时须经被保险人同意。”第63条规定：“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可以变更受益人并书面通知保险人；投保人变更受益人时须经被保险人同意。”上述规定中关于投保人指定和变更受益人的规定，对于防范保险活动中的道德风险，保护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无疑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但该条的规定中却存在着不容忽视的缺陷。

就人身保险合同而言，投保人和保险人作为合同的双方，是合同的当事人，而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则是合同中的关系人。作为合同的当事人，投保人是指向保险公司提出订立保险合同的请求，并填写投保单，根据保险合同的规定交纳保险费，对被保险人的身体和寿命具有保险利益的人。根据《保险法》的定义，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对于保险标的所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投保人既可以以自己的身体和寿命为保险标的，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也可以在符合保险利益原则的前提下，以他人的身体和寿命为标的，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当投保人以他人的身体和寿命为标的投保时(即投保人和被保险人非同一人)，在身故保险金的受益人问题上，投保人可以有两种动机：一是为自己的利益，以自己为保险金的受益人；二是为他人的利益，以第三人为保险金受益人。诚然，在以他人的寿命和身体为标的投保时，投保人无论是以自己还是以第三人为保险金受益人，都必须征得被保险人的同意。这对于防范保险活动中的道德风险无疑是必要的。然而，与此同时，在《保险法》第61条和第63条中又同时规定，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可以自行指定和变更受益人，并且不受任何的限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并给实务操作埋下了隐患。

首先，从合同法的角度看，保险合同的当事人为投保人和保险人，而被保险人在合同中仅是以关系人的身份出现。合同内容的变更，理应由合同的当事人协商一致后进行。投保人在征得被保险人同意前提下的变更受益人权利，从性质上讲，是一种形成权。只需通知保险人即可。而被保险人作为合同的关系人，并不具备当事人这一主体资格。被保险人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如欲对其受益人进行变更，只应通过投保人向保险人提出要求，予以变更。

其次，从保险合同本身来看，在符合保险利益原则的前提下，投保人可以以他人的身体和寿命为标的，为自己的利益与保险人订立合同。这种合同一经签订，投保人的利益便应当得到尊重和合理的保护。虽然《保险法》并未对被保险人指定受益人作出任何限制，但在签订保险合同时，这并不会对投保人的利益构成不利影响。原因很简单，如果被保险人指定的受益人不合投保人的意，投保人便不会与保险人签订保险合同。民事行为以意思自治为原则，作为民事行为的商业保险不同于具有强制力的政策性保险，它是以自愿参与为前提的。因而，在签约阶段，被保险人的所谓不受限制的指定受益人的权利，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但在保险合同成立生效后，被保险人行使这种不受限制的受益人变更权，就可能会对投保人的利益造成实质性的损害。试举例说明：张某与李某为夫妻，显然，张某对李某是具有保险利益的。在征得李某同意后，张某以李某为被保险人，以自己为投保人和受益人，向保险公司投保了只含身故保险责任的保险。显然，张某在这个投保行为中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在投保。这个保险合同一经成立生效，张某的合法利益便应得到尊重和保护。然而，这里却存在一个问题。如果被保险人李某在未经投保人张某同意的情况下把保单拿到保险公司去作变更，将受益人变更为张某以外的其他人，则可能构成对投保人利益的损害。依据《保险法》和保险条款的规定，被保险人此时享有的同样是一种形成权，保险公司对其要求当然不能拒绝。但这一变更却显然有违投保人的初衷。并且，在李某瞒着张某作了这一变更之后，张某可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并不知情，而继续履行交费义务。直到发生保险事故时，才发现保险合同的受益人已经不是自己了，从而失去了保险金的请求权。这样的结果，显然损害了张某作为投保人的正当权益。作为既是投保人又是受益人的张某，为李某投保，是以指定自己作为保险金受益人为前提的。如果受益人不是张某自己，很可能他就不会投保。即便合同受益人的变更不涉及投保人本身，在变更时也同样不能无视投保人的意愿。目前各保险公司的人身保险合同条款中，大都包含有死亡赔付责任。因此，这种身故保险金受益人的确定应当说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并进行合理的规范。

保险合同生效之后，被保险人如欲根据《保险法》第63条的规定行使受益人的变更权，不外是以下三种情况：一是在投保人知情并同意的情况下行使。既是投保人同意，由投保人出面向保险人提出要求即可，被保险人行使此项权利自无必要；二是投保人知情，但却不同意被保险人的变更要求。在此情况下，如果被保险人不顾投保人的意愿，自行通知保险公司进行变更，则投保人可行使合同解除权予以对抗，这样，被保险人的所谓受益人变更权，并不能真正有效地行使；三是在投保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保险人私下将保单拿到保险公司，去做可能有违投保人意愿的受益人变更。而投保人却仍在继续交费履行义务。这种情况的出现，不但对投保人显失公平，而且也违背了从事保险活动所应当遵循的最大诚信原则。

第3篇：人身保险论文范文

【关键词】农村人身保险保险产品创新

一、我国农村人身保险市场的现状

第一，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医疗、养老保险有极强的需求。目前，我国乡村人口的老龄化程度比城镇更严重。农村人口老龄化也会逐步改变人们消费及储蓄结构，提升人们养老的危机意识，为商业养老保险在农村的开展留下广阔空间。此外，老年人群体是一个各种慢性病高发的群体，这不仅对医疗保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由于农村家庭保障功能的日趋弱化，老年人护理问题也日益突出，老年照料护理类的险种，将拥有广阔市场。

第二，农村家庭结构小型化增加了对养老保险的需求。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农村家庭结构小型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农村家庭结构小型化改变了人们“养儿防老”的观念。农民养老观念的变化，为农村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提供了需求空间。第三，特殊农民群体的人身保险需求。城市化使得大量农民离开相依为命的土地。因此，失去土地后的农民对养老保险提出了高质量要求:希望既能解决当前人口的养老，又能惠及后代人。也就是要为有限土地补偿费用寻找一个资金经营者，它可保证资金高效运行，能实现本金的保值和增值，由团体不记名地分享经营利益。失地农民也急需健康保险，以满足医疗保障需求。第四，农户对保单质押贷款的需求。当前的正规金融安排不支持农户资金借贷需求，农户借贷资金中绝大部分来自民间金融。从实践层面的反映来看，多功能的养老金账户，尤其是能够对农民的生产生活急需提供灵活贷款支持的养老金账户，深受农民欢迎。新疆呼图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证”质押贷款经验为保险业提供了较好的启示。

二、我国农村人身保险发展中面临的问题

1.真正适合农村市场的人身保险产品的种类和数量均不足

在当前阶段，风险保障是农民购买保险的主要目的，但目前为农民设计的保险产品，一是产品未能充分考虑城乡差异，同质化现象严重。二是保险产品价格相对较高，超出多数农民的购买能力。

2.农村人身保险在营销体系和业务管理体系的建设与创新等方面仍有待加强

总体来看，农村营销网络的构筑还未成型，完整、有效的营销渠道体系的建立也尚需时日。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伴随着农村营销服务部的建设，教育培训工作没有及时跟上，营销人员整体素质仍有待提高，少数农村地区在客户回访、续期收费等方面存在着较为突出的问题，客户利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此外，在业务管理体系方面，机构、人员、资金、单证等管理亟待加强，业务、财务和管理信息工作亟需改善，以进一步适应农村市场的内控机制和标准化业务流程的建立。

3.农村市场相对脆弱，如果开发不当，极有可能出现从众性投保、群体性退保等非理，严重破坏市场资源

由于我国广大农村地区民风纯朴，农民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较弱，市场传染性强，销售误导和无理拒赔的后果可能相对城市来讲后果要严重得多。正如监管机构所讲:农村保险市场的开发就像生态一样需要保护，如果开发得好，潜力是巨大的，农村保险市场就像一个聚宝盆，挖掘不完；如果开发得不好，由于寿险产品的替代性很强，农民可能就不会再买保险产品，保险在这个地区就无法发展，甚至绝收。

4.外部政策环境还不能满足农村人身保险的业务发展要求

广大农村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经济状况决定了发展农村人身保险业务的经营成本远远高于城市。同时，几乎空白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农村人身保险市场承担的社会责任也远高于城市。因而，政府的有效推动是发展农村保险业务的关键因素之一，但目前关于财政、税收等方面的配套政策还不能满足业务的发展，部分地方政府主动利用保险和保险公司的意识亟需加强，对农村人身保险发展的政策支持力度也有待加强。

三、我国发展农村人身保险的相应对策

1.积极开发真正适合农民需求的保险产品，力求做到条款简单、保费低廉、保障适度

各家寿险公司应加大农村人身保险产品的创新力度，针对农民的收入状况和实际需要，重点开发医疗、养老、意外等保障险种。有条件的地区可适当发展投资分红型产品，但应尽量控制在较低的比例范围内。在产品设计与推广上，要调整好趸交、短期和长期业务的比例，保持合理的结构，将寿险小额期交业务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以保护农村人身险业务的可持续性发展。需要注意的是，产品开发上要特别引导以劳动力为主要参保对象，而目前农村市场参保对象多为儿童。

2.加大农村人身保险的营销网络构建和业务管理体系等方面的创新力度

推进农村营销服务网点建设，加强营销人员培训和管理，不断探索适合农村人身险发展的组织形式创新，也成为推动农村人身保险市场发展的重要因素。另外，目前农村保险普遍存在重视开展业务而管理不足的情况，主要表现在客户服务工作不充分，在客户回访和续期收费方面存在的问题比较突出。因此，各家保险公司应健全客户服务体系，提高客户服务水平，尽快建立一套适合农村特点的行之有效的续期收费和客户回访制度，并尽快提高营销人员的素质。此外，有条件的保险公司应考虑设立专门的农村保险部门，由专人专岗负责，这样将大大提高工作效率。

3.针对农村市场的特殊情况，各家保险公司在业务发展过程中要明确城市与农村不同的社会问题，避免社会矛盾的出现

农村市场在开展保险业务时，一定要明确法律关系，明确保险公司所担当的角色；在客户服务中，绝不能有欺诈和误导行为，务必搞好售后服务。针对农村市场的脆弱性，保监会已于2006年10月出台了《促进农村人身保险健康规范发展的通知》，相信这必将对规范农村市场的机构准入和退出机制，规范公司经营行为，打击和防止误导行为，实行保护性地开发农村人身保险市场起到强大的指导作用。

第4篇：人身保险论文范文

关键词：保险代位求偿权 人身保险 保险法

2009年2月28日修正颁布的《保险法》在第二章下人身保险合同一节第46条明确规定：“被保险人因第三者的行为而发生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等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给付保险金后，不享有向第三者追偿的权利，但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仍有权向第三者请求赔偿。”这一规定沿袭了2002年《保险法》第68条的规定。在立法上再次明确了人身保险中保险人一律不享有保险代位求偿权。然而理论界对于人身保险保险人是否享有代位求偿权却争论颇多。在2009年新保险法颁布之前就有诸多学者对原保险法第68条的规定提出质疑，纷纷撰文就原68条的规定是否妥当、未来立法时该如何改进等问题进行了论述。然而，学界的呼声并未体现在此次保险法的修改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保险法“人身保险无保险代位规范适用”的立场是不可置疑的。在笔者看来，我国保险法不区分人身保险的具体类型而一律排斥保险代位求偿权在人身保险中的适用是欠妥当的。

一、“人身保险无保险代位规范适用”立论基础之质疑

“人身保险无保险代位规范适用”之判断，其立论的观念基础是“人身无价”观。其经典性论断大致如下:“人身保险之保险标的是无价的，尚无以经济上利益评估其价值，自无赔偿超逾损害之双重获利情形。此观诸人身保险之保险给付，多采定额给付理赔，而不计被保险人实际经济损害若干自明。因此，若容许保险人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人之损害赔偿请求权，则将人身价值局限于某一价格，自属轻蔑人类之生命、身体。”??正是在这种“人身无价”的观点下，人身保险既不适用补偿原则也不存在被保险人获得双重利益的问题，因此得出“人身保险无保险代位规范适用”的结论似乎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此种推理看似十分圆满与周延，但是其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其忽视了人身保险中既有定额保险者又有损害保险者。而这个错误的根源则在于我国理论上和立法上的“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的严格的二元划分制度。在这种二元划分制度下，财产保险适用损害填补原则，而人身保险不加区分的一律不适用该原则，并在此基础上，以是否为“人身保险”作为能否适用代位求偿制度的唯一标准和理由。然而，如日本学者所言:“按现代保险法理，损害填补原则及其派生制度适用范围，以基于保险利益之存在基础是否为经济上之利益，亦即得否以金钱估计之利益为标准予以衡量，可由金钱计算其价值者，需受损害填补原则的规范，非客观的金钱价值可计算者，则完全不受损害填补原则之限制。而在人身保险中，如限额性医疗费用保险、限额型失能给付保险，其损害实际为金钱上可以计算之具体损害，在性质上应属损失填补保险，故应也有损失填补原则之适用。因此，就此一观点而言，财产保险与人身保险之二分模式并无法妥善地厘清损失填补的关系，故实有不足之处。”??

我国的这种分类方法不仅不符合目前的国际发展潮流(如美国是按照寿险和非寿险进行划分的)，而且就国内的实践来看，严格区分也是不可能的，两大险种的渗透与融合不可避免。如果我们固守此种做法，必会造成与现实的冲撞，且也会影响我国保险业的顺利发展。

二、人身保险适用保险代位求偿权的法理基础分析

依“财产保险”“人身保险”之二元论作为保险合用的分类标准及其体系架构，进而对保险代位规范范围作体系定位之做法，由于未顾及到人身保险的二元性差异，忽略了在人身保险中也有如财产保险一样属填补经济损失性质的险种，因此，不能有效厘清保险代位规范范围与保险合同类型之间的逻辑关系，导致学说上的争议与实务上的困扰。反观国外，保险合同之分类于学说发展上，以损害填补原则及其衍生之保险代位、复保险、超额保险之制度规范范围为依归，实际上早已脱离了财产保险与人身保险之分类架构模式，而改由保险合同的给付基础加以分类为损害补偿保险与定额给付保险二分模式及其架构。因此，笔者认为，我国须首先对保险合同之分类的立场加以调整或修正为“损害保险”及“定额保险”。人身保险有无保险代位规范之适用，应以防止被保险人从其损害中获利的原则为出发点，区分损害保险与定额保险而异其适用。

依保险合同法理，如果保险合同系属损害补偿保险，则当然适用利得禁止原则。但如果是定额保险，因其给付基础并非为填补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经济上所蒙受的损害，而是以约定方式在事故发生时给付保险金，所以无从

判断被保险人是否获致大于实际损害的利得，也就无保险代位求偿权适用的余地。但是，如泛指人身保险时，能否适用保险代位求偿权则应有所审慎，尤其于人身保险中的给付系建立于损害填补的基础上，如伤害保险中实际支付的医疗费用，或如死亡时填补被保险人之实际丧葬费用之支付等，由于这些损害均可在经济价值上加以估计，所以有利得禁止原则之适用。

三、保险人代位求偿权在人身保险中的具体适用

基于上述分析，故有必要对人身保险下的各具体类型的给付基础予以分析，在此基础上再分析有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之适用。具体而言，人身保险又可以分为人寿保险、健康险和意外险。分述如下:

(一)人寿保险保险金给付模式及其代位权之适用

依照我国学者的说法，人寿保险是以被保险人的寿命为保险标的，以其生存或者死亡为保险事故而成立的保险。由此可见，人寿保险中，有生存保险、死亡保险和生死两合保险。

在生存保险中，由于其以被保险人的生存为保险金支付前提。若被保险人在合同约定期限届至后依然生存，则保险人应当向其支付保险金。此时，保险金给付对象是被保险人。若被保险人在约定的期限届至后死亡，则不属于保险责任，保险人无需承担保险责任，自无请求的主体。由于生存保险中不存在第三人之侵权行为，所以代位权自无存在的空间。

在死亡保险中，若被保险人死亡，则保险人应当承担保险责任，此时，保险金的给付对象应该为受益人。若被保险人因为第三人之行为死亡，则被保险人之利害关系人(包括其人、抚养人、赡养人等)均可以向第三人提出赔偿请求。此时，被保险人之利害关系人既可能包括受益人，也可能不包括。在不包括的情形下，保险人自无代位权。若包括受益人，由于生命之无价，受益人亦不构成不当得利，保险人亦不能行使代位权。

在生死两合保险中，若被保险人在期限届至后生存，则保险人应当向其支付保险金，保险金给付对象为被保险人；若被保险人死亡，则保险金给付对象为被保险人之利害关系人，所以生死两全保险中不存在保险人代位权。

(二)健康险保险金给付模式及其代位权之适用

健康保险，是指保险公司通过疾病保险、医疗保险、失能收入损失保险和护理保险等方式对因健康原因导致的损失给付保险金的保险。通常情形下，健康险中被保险人残废死亡原因是非由外来因素所致；但在某些情形下，被保险人之疾病由可能为外部因素所致，如因环境污染导致被保险人疾病。

疾病所致损害可能产生三种结果。一是被保险人死亡；二是被保险人残废人；三是被保险人治愈且无残疾。对于非由外界原因所致疾病，无论何种结果，由于无侵权人存在，被保险人、受益人或者利害关系人不可能一方面获得保险金，另一方面向第三人请求赔偿，故而并不产生过分补偿和不当得利，保险人也不应享有代位权。

对于因外界原因所致疾病，情况将有不同。若被保险人死亡，则保险人应将保险金支付给其受益人。此外，利害关系人还可以向侵权人依侵权法请求第三人赔偿。此种情形与死亡保险中之被保险人死亡一致，不再赘述。若被保险人残废，保险金给付对象为被保险人。被保险人获得保险金后，若其继续向第三人请求赔偿。由于人们身体法益不能以金钱来衡量，所以即使获得超额补偿，被保险人也不构成不当得利。此时，保险人不应当享有代位权。若被保险人痊愈，则保险人应当停止向其支付医疗费。同时，若其继续向第三人请求赔偿，则不免发生过分补偿。若其放弃权利，则第三人将免于责任。无论请求还是放弃，均不妥当，所以此时保险人应当享有代位权。

(三)意外伤害险保险金给付对象及代位权之适用

意外伤害险是保险人在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及其所致残废或者死亡时，承担保险责任的保险。

1．意外伤害险致人死亡。被保险人死亡，则保险人应当依照保险合同之约定向保险合同受益人支付保险金。若意外伤害系因第三人行为所致，则被保险人之利害关系人尚可以依照侵权法之规定向第三人请求赔偿。基于被保险人之生命、身体无法以金钱衡量，所以不产生不当得利之情形。

2．意外伤害未致人死亡。在意外伤害未致人死亡时，保险人应对依照保险合同约定向被保险人支付保险金。由于意外伤害将给人造成痛苦，通常情形下也不产生代位权，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意外伤害险中，有医疗费用保险。该保险之目的在于补偿被保险人因意外事故所致伤害所产生的医疗费，其具有十分浓厚的补偿色彩。若被保险人在获得保险补偿之后，依然向第三人请求赔偿，则必然产生不当得利。所以保险人应当享有代位权。

综上所述，人寿保险中保险人无论何种情形均无代位权；在健康保险中，因外部原因所致疾病且被保险人痊愈时，保险人应享有代位权；在意外伤害保险中的医疗费用保险，保险人应该享有代位权。

我国现行《保险法》相关规定，因立法者持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之二元

论，过度强调人身无价，加以法条结构之形式逻辑推论，认为保险代位规范不适用于人身保险。上述立法论及解释论，忽略了伤害保险中之医疗费用给付性质上属于损失保险，亦应有保险代位规范适用之余地。因此，所谓“人身保险不适用保险代位规范”之论断，在逻辑上并不精确，有待修正。总而言之，人身保险有无保险代位规范之适用，应以利得禁止原则为出发点，区分损害保险与定额保险而异其适用。

注释：

①②自樊启荣．“人身保险无保险代位规范适用”质疑——我国《保险法》第68条规定之妥当性评析．法学．2008（1）．

参考文献：

[1]江朝国．保险法基础理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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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人身保险论文范文

关键词：保险诈骗罪；共犯；片面共犯；想象竞合

中图分类号：D9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3）02―0040一08

根据我国刑法第198条的规定，保险诈骗罪是指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非法获取保险金为目的，采取虚构保险标的、保险事故及事故原因、夸大损失程度或者制造保险事故的方法，骗取保险金数额较大的行为。尽管保险诈骗罪并非必要共犯，但该罪在司法实践中通常表现为共同犯罪。具体而言，在司法实践中保险诈骗的共同犯罪主要表现为以下形式：一是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共同实施保险诈骗的；二是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与无身份者相互勾结共同骗取保险金的；三是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为他人诈骗保险金提供条件的；四是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与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内外勾结，共同实施保险诈骗的。

由于保险诈骗行为的特殊性，保险诈骗罪共犯的司法认定往往成为主要疑难问题之一。因此，理论上对保险诈骗罪的共犯问题予以专门研究，对于该罪的准确适用无疑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当前，虽然我国刑法理论与司法实务中有关保险诈骗罪的讨论较为热烈，相关著述较多，然而，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偏重于对保险诈骗罪的概念、构成特征、犯罪形态和立法完善等的刑法学分析，也有部分研究成果对保险诈骗罪成因及其预防对策进行犯罪学思考，而对作为司法适用主要疑难之一的保险诈骗罪共同犯罪的认定问题的研究并不多见。鉴于此种研究的现状和司法实践的需求，本文试图在对保险诈骗罪刑法规范予以合理解读的基础上，围绕上述四种犯罪情形深入地探究保险诈骗罪共同犯罪的认定问题，以期为司法实践提供指导和帮助。

一、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共同实施保险诈骗之情形

从刑法第198条的规定来看，行为人进行保险诈骗的方式有五种：投保人故意虚构保险标的，骗取保险金的；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发生的保险事故编造虚假的原因或者夸大损失的程度，骗取保险金的；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的；投保人、被保险人故意造成财产损失的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的；投保人、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骗取保险金的。一般情况下，由于保险诈骗涉及多方主体，单凭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一方难以顺利完成，实践中往往是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之间相互勾结，共同实施保险诈骗行为，从而构成保险诈骗罪的共犯形态。这是保险诈骗罪最为典型的共犯形式，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在客观上实施了共同骗取保险金的行为，主观上有共同的诈骗故意，符合保险诈骗罪共犯的基本成立条件，在具体认定时并无太大的分歧。不过，在实践中经常发生的以自伤、自杀或自毁财物的手段骗取保险金的案件中，仍有些问题值得探讨。

在自毁财物的案件中，因财产保险中并无“受益人”，所以这种情形的保险诈骗罪的共犯只能在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勾结时成立。只要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事前通谋，故意毁坏保险标的骗取保险金的，则双方即可构成保险诈骗罪的共犯。在此情形下，投保人、被保险人中的一方即使未实施毁财骗保的客观行为，亦不能阻却共犯的成立。如果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中一方为骗取保险金而故意毁坏保险标的，另一方只是消极知情，既未与对方形成犯意沟通与联络，也无骗取保险金的客观行为，则不能构成保险诈骗罪的共犯，而只能追究毁财骗保者的罪责。但是，如果另一方知情后，积极参与提取保险金的，则构成保险诈骗罪的共犯。如果另一方不知情，在发生保险事故后参与提取保险金的，因其欠缺主观故意，不构成保险诈骗罪，而只需依据《保险法》第27条第4款的规定退还保险金。

在人身保险案件中，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可共谋以自伤、自杀的方式共同骗保，在此情形下，保险诈骗罪共犯的成立不以参与实施骗取保险金的客观行为为必要。如果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事前无通谋，投保人或受益人在被保险人自杀、自伤时并不知其实为骗保而为之，但在事后知道真相，并积极参与提取保险金的，由于在此情形下只能通过“编造虚假的原因”取得保险金，正属刑法第198条第1款第2项所规定的行为方式，因而可与被保险人一起构成保险诈骗罪的共犯。如果投保人、受益人是在得到保险金后才知晓被保险人的上述行为的，则其不能构成保险诈骗罪，而同样只需依《保险法》第27条第4款的规定退还保险金即可。如果被保险人是在投保人或者受益人教唆、帮助之下实施自杀、自伤行为的，则属于刑法第198条第1款第5项所规定的“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的情形，应根据第198条第2款的规定，以保险诈骗罪和故意杀人罪或者故意伤害罪予以并罚。对此，有论者认为应区分为两种情况分别处理：一是如果投保人、受益人教唆、帮助不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被保险人自杀、自伤的，应以故意杀人罪或故意伤害罪和保险诈骗罪并罚处理；二是投保人、受益人教唆、帮助有行为能力的被保险人自杀、自伤的，则不需要对其进行数罪并罚，而只需按“对发生的保险事故编造虚假的原因”的方式，以保险诈骗罪的罪名定罪即可，不必再定故意杀人罪或故意伤害罪。这一观点根据被保险人是否具有完全行为能力，对投保人、受益人给予了不同的处理，它不仅忽略了故意杀人罪或故意伤害罪构成之可能，混淆了行为能力与责任能力，更为重要的是也有悖于刑法理论与实践对于教唆、帮助他人自杀案件定性的基本立场。通常认为，对于教唆、帮助他人自杀的行为，应当认定为故意杀人罪；对于教唆无责任能力人自杀的，由于被教唆者缺乏辨认和控制能力，对教唆者应以故意杀人罪的间接实行犯对待，依法追究其故意杀人罪的刑事责任。可见，被保险人是否具有行为能力，对于实施教唆、帮助自杀行为的投保人、受益人故意杀人罪的定性不应产生影响；投保人、受益人在构成保险诈骗罪的同时，还构成故意杀人罪，应根据刑法第198条第2款的规定予以并罚。

二、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与无身份者相互勾结骗保险金之情形

根据刑法对保险诈骗罪的规定，保险诈骗罪的犯罪主体为特殊主体，即只能由投保人、保险人或受益人构成。那么，无身份者是否可以构成保险诈骗罪的共犯呢？答案是肯定的。无身份者可以成为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实行保险诈骗的教唆犯或者帮助犯，理论界对此基本没有异议。此处需要探讨的问题是：无身份者能否成为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实行保险诈骗的共同正犯？

这一问题实际上涉及刑法理论中素有争议的无身份者能否构成纯正身份犯的共同正犯问题。对此，域内外也存在不同的立法例。就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而言，有三种不同的立法模式：一是明确规定无身份者可以成为纯正身份犯的共同正犯。例如，我国台湾地区新修订的刑法第31条第1款即规定：“因身份或其他特定关系成立之罪，其共同实行、教唆或帮助者，虽无特定关系，仍以正犯或共犯论。但得减轻其刑。”韩国刑法典第33条也有类似的规定。二是规定无身份者可以构成纯正身份犯的教唆犯、帮助犯，但将共同正犯排除在外。例如，德国刑法典第28条第1款规定：“正犯的刑罚取决于特定的个人特征（第14条第1款）的，如共犯（教唆犯和帮助犯）缺少此等特征的，依第49条第1款减轻处罚。”虽然该规定未涉及无身份者构成纯正身份犯的共同正犯问题，但理论中通常认为，该规定排斥了无身份者构成纯正身份犯的共同正犯的可能。三是对无身份者可否构成纯正身份犯的共同正犯予以回避。例如，日本刑法典第65条第1款规定：“对于因犯罪人身份而构成的犯罪行为进行加功的人，虽不具有这种身份的，也是共犯。”至于此处的共犯究竟是包括共同正犯的广义共犯，还是仅限于教唆犯、帮助犯的狭义共犯，立法上却未明确，而是将问题留诸学界研讨。

与上述立法模式相应，对于无身份者能否构成纯正身份犯的共同正犯问题，在刑法理论上也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肯定说主张无身份者能够成为纯正身份犯的共同正犯，这是日本的通说。不过，学者们所持论据则又有所不同：有的基于共同意思主体说，如日本学者齐藤金作；有的立足于正犯与共犯之区分标准说，如日本学者泷川幸辰、我国台湾地区学者韩忠谟教授等；也有学者将日本刑法典第65条第1款定位为关于共同正犯之特别规定，如日本学者内田文昭。否定说则认为无身份者不能构成纯正身份犯的共同正犯。其中，有学者从实行行为的定型性角度予以否认，如日本学者福田平、小野清一郎、吉川经夫以及我国学者陈兴良教授等；也有学者从身份犯的义务违反性角度加以否定，如日本学者木村龟二、山口厚等。折中说认为对此问题不能一概而论，而应区分实行行为的不同性质，区别对待，如我国学者马克昌教授。笔者以为，折中说更具合理性。因为对于伪证罪、脱逃罪、徇私枉法罪等亲手犯而言，其实行行为具有不可替代性，无身份者不能成为有身份者的共同正犯。同时，对于遗弃罪、丢失枪支不报罪等纯正不作为犯来说，因其只能由负有特定义务的特殊主体以不作为的方式实施，所以无身份者亦无法成为共同正犯。事实上，由于犯罪构成诸要件紧密关联，在纯正身份犯的场合，无身份者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可能实施刑法殊主体构成之罪的实行行为，该实行行为只能由有身份者实施，当然也就无法构成纯正身份犯的共同正犯。就此而论，肯定说显然是有缺陷的。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否定说全然能够接受。因为正如马克昌教授所言，“在实际上，某些真正身份犯，无身份者并非不可能实施部分实行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完全否认无身份者与有身份者构成共同实行犯的可能性，似与法律规定和实际情况不合”。例如，对于罪这样以复合行为为实行行为的纯正身份犯而言，妇女虽不能实施其客观方面的奸淫行为，但却可以实施暴力、胁迫等强制手段，从而分担罪的实行行为，并据此成为罪的共同正犯。所以，折中说的立场更契合实际，能够弥补肯定说、否定说所存在的缺漏。

具体到保险诈骗罪来说，无身份者能否成为共同正犯问题的关键便在于其实行行为是否为复合行为。有论者立足于保险诈骗罪是非亲手犯，而认为无身份者可与投保方人员成立保险诈骗罪的共同实行犯。言下之意，只要不是亲手犯，无身份者即可与有身份者成立纯正身份犯的共同正犯。这实际是基于上述肯定说的立场而得出的结论，为笔者所不取。笔者认为，除非无身份者能够实施部分实行行为，否则，均不能与有身份者成为纯正身份犯的共同正犯。据此，只能以纯正身份犯的实行行为是否为复合行为作为无身份者能否成立共同正犯的依据。而对于保险诈骗罪的实行行为是否为复合行为，理论中存有不同的看法。对此，有论者明确予以肯定，认为从立法的规定来看，保险诈骗罪是一种复行为犯，并且是一种紧密型复行为犯。不过，张明楷教授却认为，到保险公司索赔的行为或者提出支付保险金请求的行为，才是保险诈骗罪的实行行为，而此前虚构保险理赔原因的欺诈行为不过是保险诈骗的预备行为。这实际上是将保险诈骗罪视为单一行为。

结合刑法第198条的罪状表述以及诈骗型犯罪的行为构造，笔者认为，保险诈骗罪的实行行为应为复合行为。因为虚构保险理赔原因的欺诈行为并不能直接导致行为人骗取保险金目的的实现，而只有结合了行为人的行骗行为，即接触到具体的行骗对象并传递虚假的信息的行为，才是一个完整的犯罪过程，也才能使骗取保险金的目的得逞。虚构保险理赔原因的欺诈行为，是最终骗取保险金的必不可少的手段行为，其本身具有内涵的独立性和欺诈性；而骗取保险金的行为则是行为人犯罪目的的具体外化，是保险诈骗罪客观行为的核心要素。两者共同构成保险诈骗罪的实行行为，缺一不可。

基于此，笔者认为，尽管保险诈骗罪是只能由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构成的纯正身份犯，但因为其实行行为是复合行为，无身份者亦可参与实施其中的虚构保险理赔原因的欺诈行为，所以也可以与有身份者一起构成共同正犯。当然，如果无身份者未与投保人、保险人、受益人勾结，以非法获取保险金为目的，违反保险法规，采用虚构保险标的、保险事故或者制造保险事故等方法，径直冒名向保险公司骗取保险金且数额较大的，则不能构成保险诈骗罪，而应依照诈骗罪定罪处罚。

三、保险事故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构成保险诈骗共犯之情形

刑法第198条第4款规定，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故意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为他人诈骗提供条件的，以保险诈骗的共犯论处。对于这一规定，理论争议多集中于密切相关的两点：一是该款究竟是注意规定还是特别规定；二是该款是否为片面共犯的专门规定。

（一）刑法第198条第4款的性质界定

对于刑法第198条第4款的性质，刑法理论中存有分歧。有学者认为，该款属于注意规定，而非特别规定。注意规定是指在刑法已作基本规定的前提下，提示司法工作人员注意、以免司法工作人员忽略的规定。它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注意规定的设置并不改变基本规定的内容，只是对相关规定内容的重申，即使不设置注意规定，也存在相应的法律适用根据（按基本规定处理）；二是注意规定只具有提示性，其表述的内容与基本规定的内容完全相同，因而不会导致将原本不符合相关基本规定的行为也按基本规定论处。据此，刑法第198条第4款并没有改变刑法总则关于共犯的规定，只有同时符合刑法第25条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才能构成保险诈骗罪的共犯，即鉴定人等只有在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有诈骗保险金之共谋的前提下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时，才构成保险诈骗的共犯。不过，也有学者认为，该条款属于对片面共犯的特别规定，保险诈骗的共犯在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只具有单方面故意的情况下也可以成立，因为其故意是单方面的，而非行为人之间的共同故意。

笔者认为，刑法第198条第4款属于保险诈骗罪共犯的特别规定，而非一般注意性规定。主要理由在于：

首先，刑法第198条第4款在用语上与以往刑事立法中关于共犯的注意性规定大相径庭。在我国刑法分则条文中，存在诸多关于共犯的注意规定。如，刑法典第156条规定：“与走私罪犯通谋，为其提供贷款、资金、账号、发票、证明，或者为其提供运输、保管、邮寄或者其他方便的，以走私罪的共犯论处。”第310条第2款规定：“犯前款罪，事前通谋的，以共同犯罪论处。”第382条第3款规定：“与前两款所列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这些规定要么侧重“通谋”，要么强调“勾结”，从主客观两方面对共犯的构成予以明确规定，完全符合共同犯罪的基本成立条件；即便没有这些注意规定，按照刑法总则的相关规定，也完全可以按照共同犯罪来处理。可见，立法上关于共犯的注意性规定需要通过“通谋”、“勾结”等规定来明示共同犯罪故意。而刑法第198条第4款却并未强调共同犯罪人之间的合意，明显有别于其他关于共犯的注意性规定。由此出发，该款似应涵盖如下两种情形：一是行为人故意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为他人诈骗提供条件，符合刑法总则关于共犯的成立条件；二是行为人故意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为他人诈骗提供条件，但因主观上与他人未形成犯意沟通与联络，并不符合共同犯罪的成立条件。后一情形即是刑法理论中所谓的片面共犯。通常认为，片面共犯的情形虽属客观存在，但并非我国刑法所规定的共同犯罪。刑法第198条第4款将片面共犯也纳入共犯论处，显然是对原有共犯基本规定的突破，只能属于关于共犯的特别规定。简言之，将该款视为共犯的特别规定，正是立足于不认可片面共犯的通说所得出的结论，因为如果普遍承认片面共犯，该款就不是什么“特别”规定，反倒应是关于共犯的注意性规定了。

其次，不能基于刑法第198条第4款与第229条之间的竞合关系而认定其为注意规定。有论者认为，鉴于该款与刑法第229条之间存在法条竞合关系，第198条第4款旨在提示司法人员，对于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故意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为他人诈骗保险金提供条件的行为，不得认定为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而应以保险诈骗罪的共犯论处。笔者认为，此一观点有值得商榷之处。因为该款是针对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而规定，其中的鉴定人、财产评估人虽为中介组织人员，但证明人却不一定是中介组织人员。在证明人故意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为他人诈骗提供条件的情况下，有时并不存在与第229条竞合的问题。即便是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财产评估人故意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为他人诈骗提供条件的，如果符合共同犯罪的成立条件，相信以现今司法人员的素质，也不至忽略保险诈骗罪共犯之构成，而偏执地适用第229条的规定，因而此处似无提示注意的必要。作此语焉不详的所谓注意规定，反倒可能会导致司法人员定性上的混淆，甚至可能将并非中介组织人员的证明人也不当地纳入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的主体范畴。

再次，将刑法第198条第4款定位为特别规定，既不会妨碍对保险诈骗罪其他共犯的处罚，也不排斥在其他金融诈骗犯罪中对于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的行为以相应犯罪的共犯论处。有学者认为，倘若将该款视作特别规定，那么，其他行为即使符合刑法总则规定的共犯成立条件的，也不能以保险诈骗罪的共犯论处；而且，在类似的条文中，如关于金融诈骗的其他条文，没有设立与本款类似规定的，即使行为人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为他人诈骗提供条件的，亦不得以共犯论处。这一见解显然是有失偏颇的。一方面，该款只是规定“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故意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为他人诈骗提供条件的，以保险诈骗的共犯论处”，而并未排他性规定保险诈骗的共犯只限于上述情形。因此，该款并不排斥保险诈骗罪其他共犯构成之可能，一般人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保险诈骗行为的，自可根据共犯的基本理论来认定处理。另一方面，在其他类似的条文中，虽未设立与该款类似的规定，但如果行为人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为他人诈骗提供条件，符合刑法总则关于共犯的成立条件，当然可以相应犯罪的共犯论处；相反，若行为人主观上与他人欠缺共同犯罪的故意，虽有故意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为他人诈骗提供条件的行为，亦不能以相应犯罪的共犯论处，因为该条文中并没有类似于第198条第4款的特别规定。

最后，将刑法第198条第4款视为对特殊主体的特别规制，能够彰显其独特的立法价值，更为契合立法原意。在保险行业中，保险公估业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核心业务便是在保险事故发生后，为保险理赔提供鉴定、证明和财产评估。为进一步促进保险业的健康、有序和规范发展，有必要对保险公估业加强法律规制，并对其设置更多的法律义务。而刑法第198条第4款的规定即是对保险公估业中保险事故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的特别规制，适应了行业发展的客观形势。事实上，将该款视为特别规定，也体现了立法原意。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负责人的解释，鉴于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所提供的鉴定、证明和财产评估方面的材料，直接影响保险事故调查结果的真伪，因此，“法律必须对他们的行为作出严格规定。如果他们故意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为他人诈骗提供了条件，则以保险诈骗犯罪的共犯论处”。这一解释已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立法者的意图，即上述人员由于主体地位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在保险诈骗犯罪中能发挥独特的作用，所以对他们故意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的行为应当严厉惩处，而无须拘泥于他们与保险诈骗者之间是否形成共同故意。

（二）刑法第198条第4款之理解与适用

在认可刑法第198条第4款规定为保险诈骗罪共犯特别规定的前提下，究竟该款是关于保险诈骗罪片面共犯的专门规定，还是既包括片面共犯也包括普通共犯的规定，学者们亦有不同的看法。有论者认为，该款属于片面共犯的特别规定，因为从文义上分析，其不要求共同的犯意联络，也与刑法关于共犯的注意性规定用语不符，是由保险行业的特殊性所决定，有对于特殊主体予以特别规制之应然价值。不过，也有学者认为该款既包括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虽未与保险诈骗者形成通谋，但明知投保方人员旨在骗取保险金，仍然为其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为其诈骗提供条件的，而此时保险诈骗者并不知情的情况，也包括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与实施保险诈骗者通谋，为保险诈骗提供便利条件的情况。前者是关于保险诈骗罪的片面共犯，而后者则是关于保险诈骗罪的普通共犯。

笔者认为，后一观点更为合理可取。因为第198条第4款只是规定将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论以保险诈骗罪的共犯，并不以其与保险诈骗人之间具有“通谋”为必要。前一观点将该款仅局限于保险诈骗罪的片面共犯，是不适当地排除了双方“通谋”的情形，有违立法的明确规定。如前所述，该款的立法宗旨在于对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等特殊主体给予特别的规制，以适应保险业发展的客观形势，至于这些特殊主体与保险诈骗人在主观上是否有犯意联络，则在所不问。

据此，笔者认为，将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论以保险诈骗的共犯，必须具备如下条件：第一，行为主体只能是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第二，行为人实施了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的行为。此处所谓“证明文件”，既包括有关保险事故发生与否、发生原因、损失程度等情况的证明文件，也包括有关的鉴定书、财产评估报告等。第三，行为人在主观上既可以具有为他人骗取保险金提供条件的单向故意，也可以出于与他人骗取保险金的共同故意。第四，行为人提供的虚假证明文件在客观上为他人诈骗保险金提供了条件。如果行为人虽然为他人提供了虚假证明文件，但虚假证明文件并未被用于保险诈骗，则行为人不构成保险诈骗罪的特别共犯，仅可能构成刑法第229条规定的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

四、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与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内外勾结骗取保险金之情形

根据刑法第183条规定，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故意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进行虚假理赔，骗取保险金归自己所有的，以职务侵占罪定罪处罚；国有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和国有保险公司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从事公务的人员实施上述行为的，以贪污罪定罪处罚。据此，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与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内外勾结骗取保险金的，就涉及对此等保险诈骗的共同犯罪究竟是定性为保险诈骗罪，还是以贪污罪或职务侵占罪定罪处罚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理论上历来争议较大，主要有以下六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上述人员相互勾结诈骗保险金的，是定贪污罪、职务侵占罪还是保险诈骗罪，应根据双方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来确定，即按照主犯的犯罪性质定性。该观点的主要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颁布、实施的《关于审理贪污、职务侵占罪案件如何认定共同犯罪的几个问题的解释》第3条的规定，即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中，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分别利用各自的职务便利，共同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的，按照主犯的犯罪性质定罪。

第二种观点认为，如果保险公司工作人员与诈骗犯罪人相互勾结共同诈骗保险金的，是保险诈骗的共犯，应以保险诈骗罪的共同犯罪处罚。

第三种观点主张，投保方和保方人员内外勾结骗取保险金的情况，实属投保人等利用保方人员进行犯罪，应视具体情况依照保方人员利用职务或者工作之便构成的犯罪对各共同犯罪人以贪污罪或者职务侵占罪论处。

第四种观点认为，投保方与保方人员共同故意实施诈骗保险金的行为，若保方人员没有利用职务之便的，构成保险诈骗罪共犯；若其利用职务之便，则根据是否国家工作人员，分别构成贪污罪或者职务侵占罪。

第五种观点认为，应以实行犯实行行为的性质为基本标准，结合刑法的相关特别条款，考虑法秩序的整体精神，做具体分析。具体来讲，投保方和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实施的行为都不是单纯的骗取行为；在投保方伙同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进行诈骗保险金的情形下，投保方的一个犯罪行为同时符合贪污罪或职务侵占罪共犯和保险诈骗罪的特征，属于想象竞合。根据刑法第382条第3款的规定，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根据法秩序的整体精神，与非国家工作人员勾结的，只定保险诈骗罪。在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伙同投保方进行诈骗保险金的情形下，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的行为同时符合保险诈骗罪共犯和贪污罪或职位侵占罪的特征，应根据上述原则，对国家工作人员定贪污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定职务侵占罪。

第六种观点认为，对内外勾结骗取保险金的案件，应根据角色和部分犯罪共同说的原理定罪。具体来说，投保人为了骗取保险金而与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相勾结时，投保人是核心角色，首先在保险诈骗罪的范围内成立共犯；在此限度内，投保人是实行犯，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是帮助犯。但是，由于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另触犯了职务侵占罪或者贪污罪，故需要比较法定刑的轻重。如果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只触犯职务侵占罪，而保险诈骗罪的法定刑重于职务侵占罪，则对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以保险诈骗罪的共犯论处较为合适；如果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触犯的是贪污罪，而贪污罪的法定刑重于保险诈骗罪的法定刑，因此，对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以贪污罪论处较为合适。反过来也可以得出相似结论。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为了骗取本单位的财产而与投保人相勾结时，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为核心角色，首先在职务侵占罪或者贪污罪的范围内成立共犯；在此限度内，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是实行犯，投保人是帮助犯。但由于投保人另触犯了保险诈骗罪，故需要比较法定刑的轻重。如果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只触犯了职务侵占罪，而保险诈骗罪的法定刑重于职务侵占罪，在此情形下，对投保人以保险诈骗罪论处较为合适；如果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触犯的是贪污罪，而贪污罪的法定刑重于保险诈骗罪的法定刑，在此情形下，对投保人以贪污罪的共犯论处较为合适。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虽然都有一定可取之处，但都不够全面、科学。第一种观点以主犯定性，其所存在的缺陷显而易见。具体表现为：一是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大小是在量刑阶段确定共犯人种类的依据，而不应成为定罪的依据；二是在双方均起主要作用或者对起主要作用的行为本身不能确定罪名时，依主犯便无法处理。第二种观点忽视了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对犯罪定性的影响。第三种观点忽视了在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并没有利用职务之便时，其特殊身份实际上已经不存在的情形。第四种观点考虑到了保险公司工作人员身份对定性的影响，但是没有区别保险诈骗罪和贪污罪或职务侵占罪的犯罪实行行为的性质、立法精神以及各自法定刑的轻重的影响，实际上是身份决定说的具体化表现。第五种观点虽然看到了实行犯实行行为的性质的根本决定性，同时考虑了刑法的特别规定和法秩序的整体精神，但是没有注意到在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没有利用职务之便时与投保方勾结骗取保险金的情形。第六种观点除了考虑实行犯的犯罪性质外，还考虑各行为人的行为所触犯的罪名，考察共同犯罪中的核心角色，从而确定共同犯罪的性质，再比较法定刑的轻重，比较全面。但是，核心角色说是以假定在共同犯罪中只存在一个核心角色为前提的，而如何判断是否核心角色较为复杂。如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与投保方双方均出于非法占有保险金的目的而互相勾结的，这时判定谁是核心角色就非常困难。因此，基于核心角色本身区分困难，该种观点在司法实践中可操作性不强，故不符合现实需要。

第6篇：人身保险论文范文

【关键词】保险利益；财产保险；人身保险

一、保险利益原则的内容

（一）学理解释

究竟什么是保险利益原则，解释上的说法也甚多，有学者认为是这是一种“经济利益”①，也有学者认为“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于保险标的所具有的利害关系”②。对于学理上的解释，向来只是作为参考，保险利益即在投保时，投保人和保险标的之间所存在的一种关系。但是无论学理上分歧如何，保险利益原则构成了保险合同的效力要件，是《保险法》的基本原则，指导保险制度的理论与实践。

（二）法律条文解释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对于是否将保险利益原则写入《保险法》尚存在分歧，对于其实质也做了不少研究。最终在1995年版的《保险法》中将保险利益明确写入法条第11条，同时在2009年修订《保险法》之时，也将该原则予以保留至12条。虽然在条文中“标新立异地对保险利益下一个穷尽外延的概括性定义”③，但是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创举，同时也可以从条文中隐约的看出，保险利益之关系属于投保人和保险标的之间，其次保险利益原则作为一般规定出现于《保险法》的较前位置，表明保险利益原则目的在于限制损害填补的适用。

二、保险利益原则的具体适用

根据《保险法》第12条第3和第4款规定，对于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都必须坚持适用保险利益原则。通过保险利益原则的适用在最大程度上保护了被保险人的利益。

（一）适用条件

1、适法性：保险利益原则所保护的利益必须是受到法律所保护的，这构成了适用保险利益原则的基础。不法利益不能受到保险利益原则的保护，因为这些利益得不到法律的认可。同时，如果非法利益得以保护便违背了“任何人不得从其非法行为中获利”的法理。

2、可计算性：保险利益必须属于经济损失，可以用有形的货币加以估价④。保险利益原则纠其本质就是为了在被保险人遭受损失时给予金钱上的补偿。如果被保险人遭受到的是精神上的伤害，保险利益原则爱莫能助，因为这种损失无法通过金钱加以衡量。同时，保险利益的这种可计算性也充分考虑了司法实践的需要，有利与保险公司乃至法官断案时的过程更加简化，节约司法资源。

3、确定性：保险利益原则的适用必须受到确定性的约束，这种确定性指保险人与保险标的之间的一种可以在订立保险合同之时就能确定的利害关系，这种确定性的要求有助于保险合同中保险利益原则适用的稳定性，也防止了相关的行为甚至是道德危险的发生。

（二）财产保险利益

财产保险利益原则规定在《保险法》第四十八条，但是法条没有列明和为财产保险利益。“在实务中一般概括为财产权利、合同利益和法律责任”⑤。从学界的通说也可以看出保险利益原则在财产保险中的适用只限于狭窄的与物质有关的利益以及关系罢了。所以，在财产保险中，保险利益如须得到适用，则必须有可保障的利益，这些利益可以是现有的也可以是将来的。所谓现有利益指一种现存的可以用金钱估价的利益。而将来的利益又称为可期待利益，指在签订保险合同之时，虽无此种利益，但是基于现有的权利在将来一定会产生的利益⑥。这种可以期待的利益在受到法律保护的基础上亦得以一种合法的法律关系产生，如债权债务关系或者是其他的法律事实为基础。

除了以上两种利益以外，所谓的责任利益也得到保护。而此处的责任利益仅限于民事责任，对于行政乃至刑事责任在所不问。依通说，“民事赔偿责任产生与侵权行为和违反合同的行为”⑦。所以对于责任利益的保护也仅限于民事之债。

（三）人身保险利益

人身保险利益的存在受到亲属法以及其他法律关于亲情的规定，申言之，人身保险利益只限于法律规定的亲属关系之间，我国《保险法》第三十一条对人身保险合同中的投保人所做的限制恰恰体现了人身保险利益的限制性。并且人身保险利益并不如财产保险利益一样直接体现与投保人与保险标的之间的一种关系，而是基于一种“信赖关系”⑧。其直接保障的对象是亲属的生命权或者是身体权。

同时，对于被保险人在人身保险合同中，一定要与投保人保持一种亲属关系才能成为保险利益的当然承受者，在被保险人与保险标的的关系上，应当认为成立相当的关系⑨。因为被保险人通常是有损害之人，如与保险标的无任何之关系，那就是无保险利益却得到了赔偿，似与人身保险合同的宗旨相违背。但是，我国的保险法在此问题上采取了一种模糊的态度，实在不当。

三、结语

保险利益原则从当年的西欧发达的海上贸易开始，对于《保险法》的立法、执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一个通行与世的公理，我国的《保险法》也大胆的借鉴吸收了这一制度，实乃可喜可贺的进步，但在具体的条文以及司法实践中人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如在人身保险中未规定被保险人应当具有保险利益。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得出的结论就是我国的保险立法任重而道远！

注释：

①孙积禄，等.保险法原理[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97；覃有土.保险法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109.但是，后来孙积禄老师又提出“风险转移说”.

②庄咏文.保险法教程[M].北京：法律出版社，1986：61-62.

③曹东红.我国保险利益原则的法理分析[J].政治与法律，1998，3.

④如《日本商法典》[Z]第630条规定：保险合同应以可以金钱估价之利益为标的.

⑤王卫耻.实用保险法[M].台北：文笙书局，1981：112.

⑥参见，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Z]第20条：“凡基于有效契约所生之利益，亦得为保险利益”.

⑦梁慧星.民法[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395.

第7篇：人身保险论文范文

关键词保险代位求偿权 人身保险 保险法

2009年2月28日修正颁布的《保险法》在第二章下人身保险合同一节第46条明确规定:“被保险人因第三者的行为而发生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等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给付保险金后,不享有向第三者追偿的权利,但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仍有权向第三者请求赔偿。”这一规定沿袭了2002年《保险法》第68条的规定。在立法上再次明确了人身保险中保险人一律不享有保险代位求偿权。然而理论界对于人身保险保险人是否享有代位求偿权却争论颇多。在2009年新保险法颁布之前就有诸多学者对原保险法第68条的规定提出质疑,纷纷撰文就原68条的规定是否妥当、未来立法时该如何改进等问题进行了论述。然而,学界的呼声并未体现在此次保险法的修改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保险法“人身保险无保险代位规范适用”的立场是不可置疑的。在笔者看来,我国保险法不区分人身保险的具体类型而一律排斥保险代位求偿权在人身保险中的适用是欠妥当的。

一、“人身保险无保险代位规范适用”立论基础之质疑

“人身保险无保险代位规范适用”之判断,其立论的观念基础是“人身无价”观。其经典性论断大致如下:“人身保险之保险标的是无价的,尚无以经济上利益评估其价值,自无赔偿超逾损害之双重获利情形。此观诸人身保险之保险给付,多采定额给付理赔,而不计被保险人实际经济损害若干自明。因此,若容许保险人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人之损害赔偿请求权,则将人身价值局限于某一价格,自属轻蔑人类之生命、身体。”豍正是在这种“人身无价”的观点下,人身保险既不适用补偿原则也不存在被保险人获得双重利益的问题,因此得出“人身保险无保险代位规范适用”的结论似乎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此种推理看似十分圆满与周延,但是其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其忽视了人身保险中既有定额保险者又有损害保险者。而这个错误的根源则在于我国理论上和立法上的“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的严格的二元划分制度。在这种二元划分制度下,财产保险适用损害填补原则,而人身保险不加区分的一律不适用该原则,并在此基础上,以是否为“人身保险”作为能否适用代位求偿制度的唯一标准和理由。然而,如日本学者所言:“按现代保险法理,损害填补原则及其派生制度适用范围,以基于保险利益之存在基础是否为经济上之利益,亦即得否以金钱估计之利益为标准予以衡量,可由金钱计算其价值者,需受损害填补原则的规范,非客观的金钱价值可计算者,则完全不受损害填补原则之限制。而在人身保险中,如限额性医疗费用保险、限额型失能给付保险,其损害实际为金钱上可以计算之具体损害,在性质上应属损失填补保险,故应也有损失填补原则之适用。因此,就此一观点而言,财产保险与人身保险之二分模式并无法妥善地厘清损失填补的关系,故实有不足之处。”竖

我国的这种分类方法不仅不符合目前的国际发展潮流(如美国是按照寿险和非寿险进行划分的),而且就国内的实践来看,严格区分也是不可能的,两大险种的渗透与融合不可避免。如果我们固守此种做法,必会造成与现实的冲撞,且也会影响我国保险业的顺利发展。

二、人身保险适用保险代位求偿权的法理基础分析

依“财产保险”“人身保险”之二元论作为保险合用的分类标准及其体系架构,进而对保险代位规范范围作体系定位之做法,由于未顾及到人身保险的二元性差异,忽略了在人身保险中也有如财产保险一样属填补经济损失性质的险种,因此,不能有效厘清保险代位规范范围与保险合同类型之间的逻辑关系,导致学说上的争议与实务上的困扰。反观国外,保险合同之分类于学说发展上,以损害填补原则及其衍生之保险代位、复保险、超额保险之制度规范范围为依归,实际上早已脱离了财产保险与人身保险之分类架构模式,而改由保险合同的给付基础加以分类为损害补偿保险与定额给付保险二分模式及其架构。因此,笔者认为,我国须首先对保险合同之分类的立场加以调整或修正为“损害保险”及“定额保险”。人身保险有无保险代位规范之适用,应以防止被保险人从其损害中获利的原则为出发点,区分损害保险与定额保险而异其适用。

依保险合同法理,如果保险合同系属损害补偿保险,则当然适用利得禁止原则。但如果是定额保险,因其给付基础并非为填补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经济上所蒙受的损害,而是以约定方式在事故发生时给付保险金,所以无从判断被保险人是否获致大于实际损害的利得,也就无保险代位求偿权适用的余地。但是,如泛指人身保险时,能否适用保险代位求偿权则应有所审慎,尤其于人身保险中的给付系建立于损害填补的基础上,如伤害保险中实际支付的医疗费用,或如死亡时填补被保险人之实际丧葬费用之支付等,由于这些损害均可在经济价值上加以估计,所以有利得禁止原则之适用。

三、保险人代位求偿权在人身保险中的具体适用

基于上述分析,故有必要对人身保险下的各具体类型的给付基础予以分析,在此基础上再分析有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之适用。具体而言,人身保险又可以分为人寿保险、健康险和意外险。分述如下:

(一)人寿保险保险金给付模式及其代位权之适用

依照我国学者的说法,人寿保险是以被保险人的寿命为保险标的,以其生存或者死亡为保险事故而成立的保险。由此可见,人寿保险中,有生存保险、死亡保险和生死两合保险。

在生存保险中,由于其以被保险人的生存为保险金支付前提。若被保险人在合同约定期限届至后依然生存,则保险人应当向其支付保险金。此时,保险金给付对象是被保险人。若被保险人在约定的期限届至后死亡,则不属于保险责任,保险人无需承担保险责任,自无请求的主体。由于生存保险中不存在第三人之侵权行为,所以代位权自无存在的空间。

在死亡保险中,若被保险人死亡,则保险人应当承担保险责任,此时,保险金的给付对象应该为受益人。若被保险人因为第三人之行为死亡,则被保险人之利害关系人(包括其人、抚养人、赡养人等)均可以向第三人提出赔偿请求。此时,被保险人之利害关系人既可能包括受益人,也可能不包括。在不包括的情形下,保险人自无代位权。若包括受益人,由于生命之无价,受益人亦不构成不当得利,保险人亦不能行使代位权。

在生死两合保险中,若被保险人在期限届至后生存,则保险人应当向其支付保险金,保险金给付对象为被保险人;若被保险人死亡,则保险金给付对象为被保险人之利害关系人,所以生死两全保险中不存在保险人代位权。

(二)健康险保险金给付模式及其代位权之适用

健康保险,是指保险公司通过疾病保险、医疗保险、失能收入损失保险和护理保险等方式对因健康原因导致的损失给付保险金的保险。通常情形下,健康险中被保险人残废死亡原因是非由外来因素所致;但在某些情形下,被保险人之疾病由可能为外部因素所致,如因环境污染导致被保险人疾病。

疾病所致损害可能产生三种结果。一是被保险人死亡 ;二是被保险人残废人;三是被保险人治愈且无残疾。对于非由外界原因所致疾病,无论何种结果,由于无侵权人存在,被保险人、受益人或者利害关系人不可能一方面获得保险金,另一方面向第三人请求赔偿,故而并不产生过分补偿和不当得利,保险人也不应享有代位权。

对于因外界原因所致疾病,情况将有不同。若被保险人死亡,则保险人应将保险金支付给其受益人。此外,利害关系人还可以向侵权人依侵权法请求第三人赔偿。此种情形与死亡保险中之被保险人死亡一致,不再赘述。若被保险人残废,保险金给付对象为被保险人。被保险人获得保险金后,若其继续向第三人请求赔偿。由于人们身体法益不能以金钱来衡量,所以即使获得超额补偿,被保险人也不构成不当得利。此时,保险人不应当享有代位权。若被保险人痊愈,则保险人应当停止向其支付医疗费。同时,若其继续向第三人请求赔偿,则不免发生过分补偿。若其放弃权利,则第三人将免于责任。无论请求还是放弃,均不妥当,所以此时保险人应当享有代位权。

(三)意外伤害险保险金给付对象及代位权之适用

意外伤害险是保险人在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及其所致残废或者死亡时,承担保险责任的保险。

1.意外伤害险致人死亡。被保险人死亡,则保险人应当依照保险合同之约定向保险合同受益人支付保险金。若意外伤害系因第三人行为所致,则被保险人之利害关系人尚可以依照侵权法之规定向第三人请求赔偿。基于被保险人之生命、身体无法以金钱衡量,所以不产生不当得利之情形。

2.意外伤害未致人死亡。在意外伤害未致人死亡时,保险人应对依照保险合同约定向被保险人支付保险金。由于意外伤害将给人造成痛苦,通常情形下也不产生代位权,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意外伤害险中,有医疗费用保险。该保险之目的在于补偿被保险人因意外事故所致伤害所产生的医疗费,其具有十分浓厚的补偿色彩。若被保险人在获得保险补偿之后,依然向第三人请求赔偿,则必然产生不当得利。所以保险人应当享有代位权。

综上所述,人寿保险中保险人无论何种情形均无代位权;在健康保险中,因外部原因所致疾病且被保险人痊愈时,保险人应享有代位权;在意外伤害保险中的医疗费用保险,保险人应该享有代位权。

我国现行《保险法》相关规定,因立法者持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之二元论,过度强调人身无价,加以法条结构之形式逻辑推论,认为保险代位规范不适用于人身保险。上述立法论及解释论,忽略了伤害保险中之医疗费用给付性质上属于损失保险,亦应有保险代位规范适用之余地。因此,所谓“人身保险不适用保险代位规范”之论断,在逻辑上并不精确,有待修正。总而言之,人身保险有无保险代位规范之适用,应以利得禁止原则为出发点,区分损害保险与定额保险而异其适用。

注释:

①②自樊启荣.“人身保险无保险代位规范适用”质疑——我国《保险法》第68条规定之妥当性评析.法学.2008(1).

参考文献:

[1]江朝国.保险法基础理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美]约翰·F·道宾着.梁鹏译.美国保险法(第4版).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

杨华柏主编.保险业法制年度报告.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齐瑞宗,肖志立编着.美国保险法律与实务.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胡鸿高,李磊.保险代位求偿权在人身保险中适用问题研究.当代法学.2009(1).

刘恩媛.论保险代位权的适用范围与法理基础.学术交流.2007(7).

第8篇：人身保险论文范文

关键词：复保险，构成，适用范围，法律效力

复保险（doubleinsurance）又称重复保险，是相对于单保险（simpleinsurance）而言的，通常是指要保人以同一标的、同一利益、同一事故分别与两个以上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保险法》）第40条对复保险作了规定。由于复保险制度既关涉到保险合同极其重要的基本特性-损失填补原则（PrincipleofIndemnity），又与公平合理地界定保险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密切相关，因此，本文拟针对我国立法的相关规定，围绕复保险的相关法律问题加以分析，以期对保险制度的运作和保险立法的完善有所助益。

一、复保险的立法意旨

从法律上对复保险加以规制，是现代各国保险立法的通例，由此可见规范调整复保险对保险良性运行的重要性。关于规制复保险关系的立法意旨，举其要者，有以下四端：

其一，防止超额保险。损失填补是保险的重要特性，通过填补被保险人或要保人所遭受的损失，达到消化危险、分担损失、安定社会的目的。英国最高法院法官布莱特曾指出：“补偿（Indemnity）是‘掌握保险法的基本原则’，保险法所应用的每一规则的真正基础是：火险或水险保单内所包含的保险合同是一种补偿合同，仅此而已。要是有人提出一个与之不同的观点，也就是说，它要么阻碍被保险人获得足额补偿，要么给予被保险人超过其应获得的全部金额的补偿。这种观点肯定是错误的。”①可见，超额保险与保险制度“无损失无保险”的基本理念是格格不入的。保险实务中，一些要保人为规避法律对恶意超额保险效力的否定性评价，②放弃向同一保险人超额投保而变相地采用化整为零的方法向两个以上的保险人投保，从而达到超额保险的真实目的。基于此，法律对此类恶意复保险的应对之策将是否定性的评价。

其二，避免不当得利。正如上文所述，保险的目的在于消化危险于无形、分摊损失于大众，其基本理念应为填补损失，而非使人获利，要保人就同一危险分别与数个保险人订立数个保险合同，当保险事故发生时，倘若要保人或被保险人从数个保险人处皆能得到补偿，那么保险不仅填补了实际损失本身，还将使其获得额外的利益。如此，无异于鼓励要保人故意重复投保，甚至使保险金额之总和超过保险价值，以期获取非法利益。保险立法为使保险制度沿着既定的轨道运行，对复保险加以有效控制是十分必要的。

其三，制止道德危险。道德危险（moralhazard），“指因保险而引起之‘幸灾乐祸’的心理，即有保险契约上之利益者或被保险者，在其内心深处所潜伏期望危险发生或扩大之私愿。”③此种道德危险如酝酿日久，必将产生负面效应，甚而使要保人或被保险人将之付诸实践，其最终的结果无疑将使灾害横行，人人自危，保险制度本身亦会招致毁灭性的打击。保险所承保之危险（risk）虽不必均由于不可抗力所导致，但绝不可基于故意行为（因履行道德上的义务除外）而引发。因为保险旨在消灾，而非使灾害增多。如果任凭复保险恣意妄为，那么，为获取不正当利益，要保人或被保险人“铤而走险”的情形甚而会成为常态，社会秩序为之紊乱。为控制道德危险，保障保险制度本身，有效调整复保险关系，其意义殊非小可。

其四，增强安全保障。以上三者皆为从保障保险制度本身及维护保险人利益的角度出发而体现的立法旨趣。除此之外，复保险制度尚具有保护要保人或被保险人利益的功能-增强安全保障。也正是基于此，立法上对复保险的评价并非全盘否定，而是有区别地进行调整，使之发挥积极作用。在存在复保险的情况下，要保人可能是善意，也可能纯粹是出于多一份安全保障的考虑，而非意图谋利，故区分善意复保险与恶意复保险而为不同的处分，应是必要且可能的。再者，如出现保险人破产或偿付能力下降之情事，合理设置复保险的效力，要保人或被保险人则可以减少或避免因保险人资力不足所承担的风险，达到填补损失的目的，使其利益不至于落空，从而增强保险对要保人或被保险人的安全保障。

二、复保险的构成要件

《保险法》第40条第3款规定：“重复保险是指投保人对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分别向二个以上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的保险。”我国台湾地区所谓的“保险法”第35条规定：“复保险，谓要保人对于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与数保险人分别订立数个保险契约的行为。”从中我们不难发现，祖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对复保险的界定完全相同。据此，复保险的成立须具备以下几个要件：（1）保险标的同一；（2）保险利益同一；（3）保险事故同一；（4）两个以上的保险人；（5）两份以上的保险合同。那么，如此厘定复保险的构成要件是否已经穷尽？或者说，除此之外，复保险的成立还须具备其他要素吗？笔者认为，《保险法》及我国台湾地区所谓的“保险法”对复保险的界定存有明显的不完备之处。

何为复保险？各国立法不尽一致，与此种状况相对应，学理上对复保险的构成亦莫衷一是，仁智互见。总体而言，对复保险的认定，可分为狭义论和广义论两类。狭义论者认为，所谓复保险，是指要保人就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与两个以上保险人分别订立数个保险合同，且各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金额的总和超过保险标的的价值的行为。立法上以英国、德国、日本、韩国为代表。持狭义复保险论的学者亦不在少数。④广义复保险论者则指出，要保人对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与数个保险人分别订立数份保险合同的行为，均成其为复保险，而各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金额总和是否超出保险标的的价值则在所不问。从《保险法》第40条的规定来考察，显系采广义复保险的立法定义。⑤从立法例来考察，我们还可发现《意大利民法典》第1910条、《澳门商法典》第1002条所调整的复保险关系同样应纳入到广义复保险的范畴中去。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桂裕先生、郑玉波先生为广义复保险论的代表。⑥

笔者认为，广义复保险论不仅不符合复保险制度的立法意旨，而且没有实际意义。基于此，复保险的构成除须具备《保险法》第40条所规定之要件外，尚须各保险合同的保险金额之总额超过保险标的之价值，始成立复保险，并非一有重复投保即可当然适用复保险的规定。质言之，重复投保绝非必然构成复保险。这是因为：首先，如各保险合同保险金额之总额未超过

保险标的之价值，则无引发道德危险之顾虑及获取不法利益之可能，那么，自无从法律上对之加以限制的必要。其次，在此情形下，要保人向数个保险人投保，一则可分散危险，二则可增强安全保障，此恰恰与保险的基本理念相吻合，亦不会危及保险制度本身的生存。再者，诚如持广义复保险观点的施文森先生所说：“在此情形，仅有复保险之形式，而无复保险之实质，因此，在法律上不影响其效力”，⑦即构成名不符实之“复保险”的各保险合同均为有效。最后，倘若数个保险合同保险金额之总和未超过保险标的的价值，则构成保险合同并存，⑧除另有约定外，各保险人仅就其所承保之危险承担比例分担责任。⑨

设甲公司以其所有设备（价值为10万元），向乙保险人投保金额为10万元的火险，保险期间为2000年1月1日至6月30日。随后，甲又以同一设备向丙保险人投保金额为10万元的火险，保险期间为2000年7月1日至12月31日。此时，甲公司的行为构成复保险吗？按照《保险法》第40条的规定来判断，答案无疑是肯定的。但这一结论显然经不住推敲。因为两份保险合同的保险期间既不重合亦无交叉，乙丙分别于不同的保险期间内承担保险责任。在这两段时期间，分别只有一份保险合同存在，当无构成复保险之余地。既不存在超额保险，自无引发道德危险、谋取不法利益之疑虑。要保人甲所获取的仅仅是不同保险期间内的安全保障而已，这也正是保险功能得以发挥的体现。鉴于此，笔者认为，复保险的构成必须具备保险期间发生重合或交叉此一要件。须特别指出的是，在损失填补原则下，保险的目的在于填补实际损失，而实际损失之数额，须待至损失发生时（atthetimeofloss）始能确定。因此，是否构成复保险，其判断时点，应以保险事故发生之时为准，而与保险合同订立之时点无关。以此来解释保险期间发生重合或交叉，其意为保险事故发生时，各保险合同均在有效期间内。

申言之，构成复保险，上述七个要件不可或缺。据此，笔者对复保险作如下表述：复保险系指同一要保人，对于同一保险标的，基于同一保险利益，就同一保险事故，与数保险人分别订立数个保险合同，数个合同保险金额总和超过保险标的的价值，且其保险期间发生重合或交叉的行为。

三、复保险的适用范围

保险的种类繁多，复保险制度是否对于任一险种均可适用？对此，学界认识并不一致。有学者认为各种保险均可以适用复保险制度。⑩邹海林先生亦认为，基于广义复保险的理念，复保险制度并非财产保险的专有制度，人身保险也可以发生复保险的情形。⑾学者通说则采二分法，认为财产保险应受复保险之限制，而人身保险则无复保险之适用。⑿从德、意、日、韩、中国及澳门地区的立法来看，均将复保险制度编制于财产保险（损失保险）章节中，此种立法体例与二分法论者的观点相接近。

笔者认为，上述两种主张中，以后者较为妥适。一者，复保险制度乃源于损失填补原则，故必属损失填补之保险险种，才有适用复保险的余地。二者，《保险法》中人身保险的保险利益均系人身上利益，而不承认经济上利益，基于人身无价的理念，其价值可以无限大，故不存在超额保险之情形。三者，以人身上利益作为保险利益，导致人身保险基本可归入到定额给付保险的范畴中去，而与损失填补无关。再者，既然复保险之于人身保险无防止超额保险、避免不当得利的实益，若使之适用于人身保险，将会引发不必要的纷争。最后，对于医疗费用保险（medicalexpenseinsurance）的给付，可以采用定额给付方式，也可以采补偿方式。采补偿方式的医疗费用保险，从形式上看貌似人身保险，但实质上属于损失填补型的保险，保险人给付的是要保人或被保险人实际支付的费用，故对此种医疗费用保险应有复保险制度的适用空间。

同时，对复保险适用于财产保险而不涉及人身保险的论点，又不宜作绝对化理解。从《保险法》第52条对人身保险合同上保险利益的厘定来看，我国将人身保险的保险利益主要建立在身份利益基础之上，同时允许源于信赖关系（同意原则）的保险利益存在，而并未将人身保险的保险利益延伸到经济上的利益。这一方面或许是因为立法之初尚不存在这样的必要与可能，另一方面也与我国立法将商业保险以保险标的为标准划分为财产保险与人身保险两大类相关联。此种划分恰恰忽视了在人身保险中亦有损失填补型的保险，从而不仅未能考虑到不同类型保险合同权利义务性质的差异，且在实务上易滋生法律适用的困惑。⒀我国加入WTO后保险业将面对激烈的竞争，为推广和发展人身保险业务，笔者建议我国保险立法应将人身保险的保险利益基础扩及于经济上的利益，使损失填补保险在人身保险中有其合理定位。一如上文所述，将商业保险区分为财产保险与人身保险弊端明显，而从保险本质出发，将其划分为损失填补保险与定额给付保险，已为多数保险立法例及学说所采信。故建议我国修订《保险法》时，舍弃财产保险与人身保险的分类，代之以损失填补保险与定额给付保险的区分。如此，不仅可以使保险合同的立法分类能合理地界定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关系，而且能科学地廓清复保险制度的适用范围。

四、复保险的通知义务

保险的目的在于分散危险、填补损失，而不在于使人获利。复保险的存在，则可能使被保险人获得较实际损失为多的保险金，从而违反了保险法禁止不当得利的意旨。因而，凭藉通知义务，令要保人将复保险的事实通知各保险人，以免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各保险人所给付的保险金总和超过被保险人所遭受的实际损失。在复保险中，对要保人课以通知义务，已为多数国家保险立法所采纳。《保险法》第40条第1款也规定：“重复保险的投保人应当将重复保险的有关情况通知各保险人。”

参考各立法例，可以发现，关于复保险要保人的通知事项，各国规定有所不同。德国《保险契约法》第58条第2款规定，通知中应标明与其订立保险的保险人，并告知保险金额。《韩国商法》第672条2款规定，要保人应当向各保险人通知各个保险合同的内容。《澳门商法典》第1002条第1款则规定，要保人“应将已有其他保险合同一事通知各保险人”。笔者认为，上述立法例除《韩国商法》的规定以外，均显得失之简略。例如，保险期间是判断是否构成复保险不可缺少的要素，且至保险事故发生时，如保险人对存有几份有效的保险合同尚不知晓，便无法确定赔付比例，更遑论向被保险人支付保险金。可见，保险期间应纳入到通知事项之中。反观《保险法》第40条第1款之规定，要保人应当将“重复保险的有关情况通知各保险人”，则显得抽象、宽泛。但正是因为这一宽泛的规定，使它本身可以做到“海纳百川”。有学者从解释上认为，要保人履行复保险的通知义务，应当将复保险合同的有关情况通知各保险人，包括保险人的名称和住所、保险标的、保险价值、保险费、保险金额、保险责任范围、保险期间、保险金的给付等。⒁对此，笔者亦表赞同。

关于复保险要保人履行通知义务的方式，各国立法少有明文规定。《保险法》亦未见通知方式的特别要求。那么，要保人履行通知义务以口头通知为已足，但是，如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须以书面方式通知者，则从其约定。须指出的是，要保人履行通知义务，应主动向各保险人为通知，而无须保险人询问。复保险的通知与《保险法》第16条规定的告知义务并不相同，故不能依照告知义务的询问主义的立法模式。此外，保险人已经知道或者在通常的业务活动中应当知道的复保险、经保险人申明不需告知的复保险以及投保人按照默示或者明示担保条款不需告知的复保险，要保人不必通知保险人。⒂

《保险法》第40条第1款规定要保人须履行复保险通知义务。但令人不解的是，在接下来的条文中，却看不到任何有关违反复保险通知义务应承担何种法律后果的规定。如此一来，便使复保险通知义务的规定形同具文。因为不论要保人通知与否，法律后果均相同，甚而至于，不履行通知义务还可能因为保险人不知晓复保险的存在而获得不当得利，要保人何乐而不为？《保险法》所设定的复保险通知义务也就显得毫无意义。

要保人违反复保险通知义务，可否适用或准用《保险法》第16条关于违反告知义务的规定？有学者认为，要保人违反复保险的通知义务，应当依照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规定处理，保险人可以解除保险合同或者不承担保险责任。⒃笔者认为，此种观点欠妥。首先，复保险与告知义务的理论基础不同。复保险制度源自损失填补原则；而如实告知义务制度的根据，依通说为危险测定说（或称技术说）。⒄其次，两者的立法意旨不同。关于复保险的立法意旨前文已述及，兹不赘言；而告知义务的立法意旨则在于确定和控制保险危险的程度，便于保险人决定是否承保及应收取的保险费的多少。再者，从已有的立法例来看，它们对违反复保险通知义务和违反告知义务设置了相异的法律后果。譬如，我国台湾地区所谓的“保险法”第37条规定，要保人故意不为复保险通知或意图不当得利而为复保险的，其合同无效；而依其第64条之规定，要保人违反告知义务，则赋予保险人以合同解除权。

追根溯源，这个问题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保险法》“对于复保险的法律效果未能从当事人主观心态的立场加以划分”，⒅而是笼统地规定为：“重复保险的保险金额总和超过保险价值的，各保险人的赔偿金额的总和不得超过保险价值。除合同另有约定外，各保险人按照其保险金额与保险金额总和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这一规定带来的弊端上文已经指明，而且，如此设置复保险的法律效力，其本身亦不合理。为解决这一立法缺漏，惟一可行的办法就是针对要保人的主观心态，将其明确区分为善意与恶意，从而在法律上赋予不同的法律后果，使复保险通知义务发挥其应有的功效。

五、复保险的法律效力

对复保险法律效力的设置，应区分要保人的主观心理为善意和恶意两种样态，而为不同的法律评价。

所谓恶意，系指要保人于订约之际，意图谋取不当得利，或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知悉复保险的存在而不为通知，或故意为虚假通知。对于恶意复保险，由于要保人企图谋取不法利益，破坏保险制度分散危险、填补损失的宗旨及功能，因此，多数立法例规定恶意复保险的各保险合同均无效。如德国《保险契约法》第59条第3款规定：要保人意图借由复保险的订立而获取财产上的不法利益者，以该意图而订立的保险契约无效。《意大利民法典》第1910条第2款规定：如果被保险人对发出通知有恶意懈怠，诸保险人不承担支付保险金的责任。此外，《澳门商法典》及《韩国商法》亦有类似规定。⒆建议修正《保险法》关于复保险法律效力的笼统规定，使恶意复保险的各保险合同均归于无效。如此，不仅可以厘清复保险的效力，而且可以使复保险

通知义务的意义真正体现出来，而不是处于一种可有可无的状态。

所谓善意，指要保人因估计错误，或者因保险标的价格下跌，使保险金额总和超过保险标的的价值，或缔约之后方知晓存在复保险，且立即向各保险人通知复保险的有关情况。关于善意复保险的法律效力，各国立法例所采取的模式不尽相同，约有三种：

1.优先赔偿主义。采用这种方式的国家（如日本），将复保险分为同时复保险与异时复保险。对前者，各保险人依各自所承保的保险金额与保险金额总和的比例来确定应支付的保险金，彼此不承担连带责任；对后者，则按保险合同成立的先后顺序，依次负担保险金，后订立的保险合同超过保险标的价值部分无效，即后保险人只对不足部分承担填补损失的责任。不难发现，后保险人的保险责任因前保险人的赔付而减轻，这对各保险人之间责任的处理有失公平；倘若前保险人破产或丧失清偿能力，则对被保险人不利。故此种立法模式不足采信。

2.比例分担主义。在此种立法模式下，不论构成复保险的各保险合同是同时成立抑或异时成立，各保险人仅按照其所保金额与保险金额总和的比例，负分担赔偿责任。法国《保险契约法》、《意大利民法典》及瑞士《保险契约法》作此规定。其中，瑞士《保险契约法》第53条及第70条又规定，各保险人中如有一保险人给付不能时，则其分担额由其他保险人按上述比例分担。⒇此种立法例，除瑞士《保险契约法》外，均不能避免一部分保险人给付不能所造成的缺憾，且被保险人须分别向各保险人为给付保险金的请求，颇为不便。

3.连带赔偿主义。采用这种方式的国家，如英国、德国，则不问各保险合同成立的先后，均属有效，各保险人在其保险金额限度内，负连带责任。保险人于给付保险金后，就各保险合同的保险金额与保险金额总和的比例，得向其他保险人行使求偿权。此种立法，对被保险人的保护较周全，虽要保人仍须向各保险人负担全部保险费，但不致陷入获取保险金困难的窘境，亦符合其增强安全保障的初衷。但须注意的是，当发生一部分保险人给付不能时，则其他保险人所负责任较重，这个问题的存在是现实的。但是，此种立法主义符合“优先保护要保人（被保险人）利益”的立法趋势，又不存在优先赔偿主义及比例分担主义的弊端，可资借鉴。（21）

《保险法》第40条第2款规定：“重复保险的保险金额总和超过保险价值的，各保险人的赔偿金额的总和不得超过保险价值。除合同另有约定外，各保险人按照其保险金额与保险金额总和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由此看来，《保险法》对善意复保险的法律效力采比例分担主义的立法对策。这样，不仅不便于被保险人请求权的行使，且存在被保险人无法获取全部补偿的可能性。换言之，当复保险的保险人中有一人以上破产或丧失清偿能力导致给付不能时，由于各保险人所应负担的比例是固定的，因此，被保险人因为某一保险人给付不能而不能获取保险金，又无法转由其他有给付能力的保险人补偿。笔者认为，为解决此一问题，应借鉴连带赔偿主义的立法技术，使各保险人的外部关系采连带责任，而各保险人间的内部关系则按连带责任的内部求偿权处理，其求偿额度按各自保险金额与保险金额总和的比例来确定。具体可规定为：善意复保险，各保险人在其所保金额的范围内，承担连带给付赔偿的义务。保险人给付保险金后，依照各个保险合同的保险金额与保险金额总和的比例，享有向其他保险人追偿的权利。如此，既可使被保险人自由选择向任一保险人请求给付保险金，而不必分别向各保险人一一请求，减轻被保险人的成本支出和诉累，又可对于发生给付不能的保险人所无力支付的保险金，由其他保险人在其所承保限度内支付，被保险人避免或减轻了因保险人给付不能所承担的风险，还可平衡保险人间的内部关系。

注释：

①转引自[英]约翰·T·斯蒂尔：《保险的原则与实务》，孟兴国等译，中国金融出版社1992年版，第57～58页。

②对于恶意超额保险的效力，立法例上有三种主张，即全部无效说、超过部分无效说及得解除合同说，其中尤以全部无效说为重。

③桂裕：《保险法论》，台湾三民书局1981年版，第11页。

④参见江朝国：《保险法论》，台湾瑞兴图书公司1990年版，第221页；林勋发：《保险法论著译作选集》，台湾今日书局1991年版，第102页；李一川：《保险合同通论》，人民法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80页；孙积禄：《保险法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7年版，第86页。

⑤须指出的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225条的规定，海上保险中的复保险则为狭义上的复保险。

⑥参见桂裕：《保险法论》，台湾三民书局1981年版，第96页；郑玉波：《保险法论》，台湾三民书局1994年版，第55～56页。此外，祖国大陆的学者邹海林亦持相同见解。参见邹海林：《保险法》，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37页。

⑦施文森：《保险法总论》，台湾三民书局1985年修订版，第220页。

⑧关于保险合同并存的规定并未见诸《保险法》，其原因在于我国立法对复保险的界定采广义复保险论。

⑨须指出的是，有学者认为，数份保险合同的保险金额总和未超过保险标的的价值，则构成共同保险（Co-insurance）。参见江朝国：《保险法论》，台湾瑞兴图书公司1990年版，第221页；陈晓兴主编：《保险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40页。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欠妥。所谓共同保险，系就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同时与数保险人订立一个保险合同。换言之，即一个保险合同，其保险人为多数之情形。此点可以《意大利民法典》第1911条、《俄罗斯民法典》第953条及《澳门商法典》第1004条为佐证。故保险合同的并存与共同保险属于两种不同的制度，自不应混淆。

⑩⒄参见郑玉波：《保险法论》，台湾三民书局1994年版，第56页，第77页。

⑾但邹海林先生从立法体例出发，又认为我国复保险制度只适用财产保险。参见邹海林：《保险法》，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37页。

⑿参见桂裕：《保险法论》，台湾三民书局1981年版，第100页；施文森：《保险法总论》，台湾三民书局1985年版，第222页；林勋发：《保险法论著译作选集》，台湾今日书局1991年版，第100页；李一川：《保险合同通论》，人民法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80页。

⒀鉴于此，有学者开始将人身保险中的健康保险和伤害保险分离出来，而称之为“中间性保险”或“第三种类之保险”。参见江朝国：《保险法论》，台湾瑞兴图书公司1990年版，第72页；杨建华主编：《法制现代化之回顾与前瞻》，台湾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514页。

⒁参见邹海林、常敏：《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释义》，中国检察出版社1995年版，第122页。

⒂参见邹海林：《保险法》，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40页。

⒃参见董开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释义》，中国计划出版社1995年版，第126页。

⒅江朝国：《初探两岸保险契约法》，台湾《政大法学评论》1996年总第56期，第149页。

⒆学界通说亦肯定恶意复保险无效的立论。参见郑玉波：《保险法论》，台湾三民书局1994年版，第58页；梁宇贤：《保险法》，台湾瑞兴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修订版，第169页；孙积禄：《保险法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7年版，第87页；陈晓兴主编：《保险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90页。

第9篇：人身保险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保险利益原则是保险合同订立的前提条件，也是保险合同生效和在存续期间保持效力的前提条件，其最早是由《1746年英国海上保险法》以法律形式确立的，并在英美经数世纪的判例演变而进一步发展。本文通过对英美等国保险利益原则理论发展历史的追溯，并将其同我国人身保险保险利益原则的实践与运用相比较，对我国保险利益制度进行评析与反思。 

一、人身保险的保险利益原则概述 

2009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二条规定：“人身保险的投保人在保险合同订立时，对被保险人应当具有保险利益；人身保险是以人的身体和寿命为保险标的的保险；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法律上承认的利益。”然而并非投保人对保险标的的任何利益都可以构成保险利益，必须是合法的、确定的（已经确定和能够确定）、经济上的利益才能构成保险利益。 

二、各国保险利益原则 

各国关于保险利益原则在人身保险中的运用中可以大致归纳出以下两个特征：（1）保险利益原则的确立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道德风险的发生。（2）保险利益原则的确立有利于区分保险与的标准。 

三、保险利益原则在我国人身保险中的运用与问题分析 

1．利益与同意相结合原则的机械性。同意原则在一定程度上赋予被保险人自主权，以其理性判断赋予他人投保资格；而利益原则体现了保险的宗旨在于对不确定性事件造成的经济损失进行补偿这一宗旨，单纯的强调利益原则，首先是限制了投保人的范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能只具有经济利益，还有感情、血缘、道义，若一味的强调经济利益，则被保险人就会失去对自己没有经济厉害关系但出于善意投保人的保护，并限制了保险业的发展；同意原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一问题，但也存在着它不容忽视的缺陷，财产保险的保险利益原则有助于确定保险最高限额、防止被保险人获得额外利益，而人身保险保险利益的原则功能不仅限于此，更重要的是其能防止道德风险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被保险人的生命安全。 

2．保险利益主体的不合理性。我国人身保险合同和财产保险一样，都规定投保人在保险合同订立之时必须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而对受益人却没有要求。若受益人与投保人为同一人，则无讨论的必要。但现实生活中更常见的是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为同一人，即投保人以自己的生命为标的订立保险，以达到保障受益人利益的目的，正如我国保险法第十二条采用列举法的形式指出“本人”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一样。将投保人确定为保险利益的主体，看似合情合理，但却有它致命的缺陷——保险事故一旦发生，保险金的给付对象是受益人，而不是投保人；人身保险中保险利益原则的最大功能是防止道德风险的发生，既然保险金的给付都与自己无关，那投保人也就没有危害被保险人的动机；因而将投保人单一的确定为保险利益的主体是不恰当的。 

3．保险利益范围的确定中存在的问题。（1）范围过于狭窄。从我国保险法中可看出，人身保险合同中具有保险利益的人有五种：本人，父母、配偶、子女，有抚养、赡养、扶养关系的家庭成员，由劳动雇佣关系的人，经被保险人同意的人。（2）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保险利益问题。我国保险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的合同，未经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的，保险合同无效。父母为其未成年子女投保人身保险的，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限制。”这无疑大大放松了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订立死亡保险的限制。从逻辑上讲，未成年的子女无任何收入来源，几乎不能够（特殊情况除外）为父母带来任何经济方面的利益，未成年子女的死亡只会给父母带来精神上的痛苦，而不是经济上的损失；而未成年子女对父母的生命是具有保险利益的，特别是在我国这样一个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够健全的国家——儿童的抚养主要依靠其监护人的物质资源、人力资源的投入来完成，所以对父母为未成年人子女订立死亡保险合同不加任何限制是不合逻辑的。 

4．保险合同当事人间地位不对等问题。我国保险法规定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必须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保险利益的存在直接决定着合同效力的有无，因而在合同订立之时，合同双方均有确定保险利益是否存在的义务，即投保人应履行将重要事实如实告知的义务，保险人应履行审核投保人与被保险人的相关情况的义务。但现实生活中的情况却是，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并未对保险利益的存在与否进行积极审查，究其原因，无非是当事人之间地位不对等造成的。 

 

参考文献： 

[1]邓成明．《中外保险法律制度比较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