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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哲学原理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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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哲学原理论文

第1篇:马克思哲学原理论文范文

20世纪末以来,马克思主义研究出现了新趋势,人们开始对传统研究范式不断进行反思,因为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创新在于其研究范式的发展与创新。马克思哲学研究范式是否恰当,直接决定马克思哲学的研究水准。创建中国马克思学就是要在对原有研究范式批判性反思的基础之上建立一种马克思哲学研究的新范式。

一、中国马克思学是对西方马克思研究范式的扬弃

20世纪20年代,在列宁支持下的梁赞诺夫,就率先提出了“马克思学”这个概念,并且率先开始了创建马克思学的奠基工作,梁赞诺夫提出马克思学这个概念,旨在强调要用严格的科学态度去研究马克思,研究马克思的文献与思想、理论与实践,使之成为一门特殊的、严密的科学。粱赞诺夫把构建马克思学、创立国家乃至世界的马克思学研究中心,作为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主要任务。他围绕这个中心目标,开展了大量的科学工作、编辑工作和组织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苏联的马克思学并未真正发展起来。使马克思学成为西方马克思哲学研究的一种主要范式要归功于法国学者米里安,吕贝尔,他明确用其来命名自己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以后,马克思学在法、德、英、美等西方主要国家逐渐兴起。而在前苏联学术界,20世纪70年代后,马克思学在苏联逐渐成了-中性概念,人们讲“苏联马克思学”时是肯定性的科学概念,讲“西方马克思学”时则是否定性的意识形态概念,即西方马克思学是一种意在与马克思主义对立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当这一概念从苏联传人中国后,则完全变成了一个贬义词,并且这种状况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整个世界格局的变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多样化已经成为一个事实,而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推进,源于苏联的僵化的教科书式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已经无法适应时代的要求。正因如此,近年来学者们开始对传统教科书式的研究范式进行反思,创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被提上日程。在这种情况下,西方马克思学成为学者们积极关注的对象,他们逐步走出苏联意识形态的樊笼,以更为开放的心态面对西方马克思学,在对西方马克思学的关注和评判中取得了众多研究成果。一方面对于西方马克思学的错误观点进行了严厉批驳,另一方面打破了僵化的传统研究模式,主张重新为马克思学正名,还其以马克思文本研究的本来面目,已成为一种新的趋势和呼声。在《马克思学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新奠基一马克思哲学新解读的方法论导言》一书中,王东教授明确提出:要创建既不同于原苏联也不同于西方吕贝尔等人的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学。“中国马克思学”主要是针对苏联马克思学与西方马克思学而言的,意在强调这是中国人独立研究、自己创造的专门研究马克思的一门学问。它不仅要学习借鉴“西方马克思学”、“苏联马克思学”,而且要扬弃超越“西方马克思学”、“苏联马克思学”,包括五层独特涵义:

一是强调这是我们中国人独立进行的马克思学的一切有益成果,又不拘泥于他们的理论框架与基本思路,而是力图独立研究,在世界历史范围内成一家之言的。二是强调我们必须超越“以恩解马”、“以苏解马”、“以西解马”三种流行的解读模式,采取“以马解马”的全新解读模式,这就要求我们不是通过其他人的理论框架,而是直接面对马克思,把马克思本人文本与思想,作为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思想源头。三是强调我们将努力发掘中国古典解释学的思想宝藏与方法宝藏,并把它与近现代西方解释学、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熔为一炉,在解释方法上凸现时代精神与中国特色。中国解释学传统深厚独特、源远流长,完全可能使我们在构建马克思学,尤其是解读、发展马克思哲学方面,比起西方人、俄国人来说,达到后来居上的效果。四是强调我们今天对马克思的解读,不能亦步亦趋地追随“西方马克思学”、“苏联马克思学”的思想足迹,而是要独树一帜,独辟蹊径。在马克思哲学解读方面提出一系列新观点、新思想。五是强调我们所作的解读,是和我们所处的时代特点与民族特点相结合的,是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理论铺垫的基础工程。

二、中国马克思学是对传统研究范式的批判性反思

尽管国内对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路径和治学方法多得令人眼花缭乱,但是从范式的角度来看,大致有如下三种:原理解释研究范式、比较与对话研究范式、文本解读研究范式。

所谓“原理”,它意味着某些哲学问题比别的哲学问题更为基本,因此也更为恒定和重要。它将自己建立在一种无时间性的、永不变化的理性之上,或者至少假设理性(范畴)的形式属性不可改变。原理解释范式承袭于前苏联教科书的研究和学习模式,是学者们对原有意识形态色彩的、主要是理论宣传或在课堂上宣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概括。原理解释范式浓缩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如物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等观点和原理,以及实事求是、辩证法等。它的历史地位与历史价值不能被完全否定,从特点和作用上来看,它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和普及提供了一些通俗易懂、易于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和熟悉的教材和读本,一些易于同人民群众的生活实践相联结、相沟通的应用哲学范本。但是,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断发展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推进,原理解释范式的局限性开始显露出来。它逐渐凝固化为一成不变的、超时空的哲学范式,其特点是非反思地确认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真理性,各种教科书在不同时期的变化仅仅变现为用不同历史时期的事例来论证基本原理的正确性。这样,基本原理演变成为干巴巴的政治教条。虽然它一再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继承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哲学智慧精华,但实际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虽然它一再声称要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但事实上,教科书哲学的内容多年以来并没有实质性变化。它以穷尽了一切真理的面目出现,人们只能对其“照着讲”,而不能“接着讲”,以致人们因为原理的僵化而越来越反对它。不言而喻,这也使后马克思主义者与那

些坚执背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思想氛围具有了某些相关的理由。因而,中国马克思学提出我们要回到马克思,直接面对马克思,把马克思本人文本与思想,作为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思想源头,结合时代特征,在马克思哲学解读方面提出一系列新观点、新思想。

比较与对话研究范式是一种通过同中国哲学、其他西方哲学的比较、对话来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式。新中国成立之后,在我国哲学研究和教学中逐渐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三大专业学术领域,形成了哲学作为一级学科下面的三大二级学科。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实践的、开放的哲学,在其产生的时候,马克思、恩格斯就批判地继承了包括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在内的人类文明成果。因此,它在随着实践而发展的时候,也应该继续批判地继承人类的文明成果。但在我国,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优良传统没有得到继承和发扬。在“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下,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对象,研究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就是为了给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批判的资料。事实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关系的这种错误理解。不仅限制了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的研究,而且也阻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正常进行。随着“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恢复以及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们的思想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在哲学研究中,对待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研究的错误态度得到了纠正,出现了三大学科平等发展的新局面。在这种情况下,西方马克思学成为学者们积极关注的对象,他们逐步走出苏联意识形态的樊笼,以更为开放的心态面对西方马克思学,取得了众多研究成果。但是,一些学者虽然摆脱了教科书的阴影,却陷入了由西方马克思学所构建的更为精巧的意识形态陷阱中,对其潜在的危险缺乏认识,从而全盘接受了它所提出的观点。尽管西方马克思学一再标榜自己的学术性和超党派性,但实际上“西方马克思学要取得的是解释、评价和发挥马克思理论的专利,攻击的是作为无产阶级政党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鉴于此,中国马克思学提出不能亦步亦趋地追随西方马克思学的思想足迹,而是要批判地借鉴西方马克思学的有益成果,要独树一帜,独辟蹊径,使之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起来。

文本研究范式就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作家文本的研究和诠释来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式。马克思生前在创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写下了大量的著述,为后人了解、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文本依据。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传播和发展、随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理解、解释和运用的出现,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文本的问题也就产生了,并成为研究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过程中要解决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实际上,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直在谈论着这个问题。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本研究和解读的方法论思想。长期以来,在国内马克思哲学研究领域,由于客观和主观的条件的限制,文本研究范式未受到足够重视和应有尊重,并存在着不少的问题,比如“全集不全”,“以苏解马”等。现在亟待弥补和加强,这是一种十分必要的“补课”。所以,中国马克思学提出必须坚持以马克思本人文本解读作为研究马克思哲学的基础。

三、中国马克思学是传统文本解读研究范式的回归与超越

国内许多学者认为中国马克思学等同于文献考证,是一种对文本的过度崇拜与迷信,是一种文献学意义上的“原教旨主义”情结,因而是一种马克思哲学研究范式绝对化的唯一可能的范式。这无疑是对于中国马克思学的一种误读。

中国马克思学强调马克思文本研究主要基于以下原因。一是在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中,文本研究未能受到足够重视和应有尊重,现在亟待弥补和加强。事实上,无论是原理解释研究范式,还是比较与对话研究范式,都必须以马克思文本研究为基础。马克思文本研究对于准确地理解和阐释马克思思想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前提,因而是必要的和重要的。马克思哲学的研究离不开文献学事实和资料的支撑,例如著作的先后时间顺序、写作的确切时间、笔迹的特点,以至编纂学和年谱之类的信息,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是针对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国内对于马克思文本研究方面所存在的不足。提出要重新把马克思本人文本研究摆在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础地位。它要求学者们对马克思哲学及其文本进行精确的文献考证,以澄清在马克思主义研究过程中所出现的对于马克思思想的曲解与误读,从而达到正本清源的目的。二是由于太注重原理解释研究而缺乏对马克思哲学及其文本进行足够的研究。以致让人们觉得许多“原理”似乎已经被人们开掘得太厉害,其中几乎所有的进展好像已被耗尽、已被人们尝试过了,马克思已经过时了。因此中国马克思学要求对马克思哲学及其文本做出深入系统开掘,提出一系列新观点和新思路,作为源头活水。三是文本研究是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直所重视的。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和研究是在党培育的马克思主义学风的指导下进行的,强调要理论联系实际、强调要认真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对经典著作的研究过程中强调不能断章取义,而要掌握经典著作的精神实质、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因此,中国马克思学强调文本研究的基础地位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于传统文本解读研究范式的创造性回归。

第2篇:马克思哲学原理论文范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基本经验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内容,是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界普遍关注的重大理论课题。然而,从目前研究现状来看,讨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可能和标准、价值和意义、理论视域和研究范式,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的关系等方面,而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经验的研究仍然是一个尚未充分展开的领域。为此,本文拟从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视域出发,仅就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经验问题试作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内涵

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首先必须理解其基本内涵。综合学者们的探讨,我认为,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中国具体的国情,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加以选择和利用,并与中国的具体实际需要相结合,在中国社会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不断解决遇到的问题所形成的理论成果。

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社会的具体实际需要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社会的具体实际需要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前提和现实基础。一种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取决于这种理论对于这种需要的满足程度。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够中国化,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所具有的普遍性的理论品质和根本特征之外,就是因为它最大限度地满足了中国社会发展具体实际需要,而这恰恰也正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之所以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内在依据和深层原因。

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条件和思想文化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深入人心,才能获得最深厚的思想文化基础,也才能够体现民族性和中国特色。正如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每一个民族对外来思想和文化的理解,都不可能离开自己文化所固有的价值标准和思维方式。这意味着任何一种关于外来思想的解释,都一定有着特定的理论预设和前提。正因如此,早在1938年10月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就明确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该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①又说:“在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决不能无批判的兼收并蓄。”②

第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现中国时代精神。坚持体现时代精神,既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品质的内在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动力和机制。所谓体现时代精神,就是要契入时代主题,在回答时代问题的过程中,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这恰恰也正是之所以能够与时俱进中充满生命活力的内在依据和深层原因。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经验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我认为主要有四大阶段,首先是早期传播阶段,、瞿秋白等爱国人士探索用唯物史观等来揭示中国社会革命的根源即革命道路和方向;其次是社会革命和社会建设时期,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国传统文化和时代精神充分结合的阶段,形成了哲学思想的理论成果;再者是建国后到十年“”时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曲折发展的阶段,这是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模式的全面介入的阶段,同时也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阶段,“斗争哲学范式”极大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最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创新发展的重要时期,主要成果是以邓小平哲学思想、“三个代表”哲学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中的哲学思想构成的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思想总和。在这一进程中我们既形成了伟大的理论成果,当然也犯了不少错误。结合前者的研究和当前的实际,我将基本经验概括以下四点。

一、切实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理解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精髓、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深刻理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前提和基础。而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精髓、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有一个全面深刻的理解,就必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一个整体性的理解和把握。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理解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的需要,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正确指导中国社会建设的需要,同时也是时展的要求。只有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理解,才能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精髓、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奠定坚实的思想和理论基础,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有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二、正确处理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之间的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文化哲学基础。正确处理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充分必要条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实现现代化的路径和方法。只有正确处理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的关系,才能更好地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民族特色,不断地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内涵;才能为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的现代化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才能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相融合,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的当代中国哲学。

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在实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新和发展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灵魂和精髓,是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指导革命和建设的思想路线,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结晶和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创新发展的基本原则。首先,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是实事求是的必然要求和应有之义,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只有坚持解放思想的原则,才能根除思想僵化、迷信盛行,才能应对前进道路上的种种新情况和新问题,不断开创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其次,实事求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是我们进行理论研究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它要求我们以实际问题为研究中心,不能离开实际问题空洞抽象地进行理论研究,否则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道路必将是曲折迂回的,1931年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就是因为脱离实际而导致的。最后,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重要的理论品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根本动力。坚持与时俱进就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根据时代的变化,在实践中不断地进行自我丰富和发展,在中国就必须根据中国的历史条件和具体情况,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研究新课题,从而不断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时俱进具体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和科学性,违背与时俱进的原则,就会阻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开拓和创新,防碍社会的前进和发展。因此我们必须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的原则,不断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新和发展。

四、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

坚持反对教条主义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创新和发展的重要保证,也是党和人民在社会革命和建设中得出的伟大宝贵教训。所谓反对教条主义就是指不能把书本上的知识和理论当做教条,一切从固定的理论知识出发,不从实际出发,任意割裂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教条主义一味地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亘古不变,因此就会阻碍其发展;教条主义仅仅注重理论字面的研究,会严重阻止与具体实际的结合;教条主义还会抽象地分析问题,不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恩格斯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③因此,必须深入批判各种各样的教条主义,深刻认识到教条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最大敌人,必须让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决反对教条主义。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同时,还必须反对经验主义,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实践经验提升到理论层面,上升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中国经验和中国理论。

注 释:

①《选集》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页.

第3篇:马克思哲学原理论文范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实现;原则

完善自我、发展自我、超越自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本性和实践品格的要求。只有扎根于社会实践,倾听实践的呼声,汲取实践的智慧,接受实践的检验,周而复始,才能不断开拓创新。哲学研究的根据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唯物辩证法作为现实的哲学,要求对民族、国家和人类前途命运的根本性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研究。局限于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从纯粹概念出发去构建林林总总的哲学体系,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路。

一、马克思主义的文本研究是哲学创新的基础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理论特征。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结论和问题域是可以被超越的,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方法论在总体上是无法超越的,马克思的思考方式不会过时。我们不但要研究马克思究竟“说了些什么”,更要研究马克思是“怎么说出来的”,研究马克思面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方法,而不是拘泥于他的种种结论。因为时代已经变迁,我们面临着全新的社会环境,不可能拘泥于马克思所涉及的那些具体问题和具体语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仍然存在于现代社会的结构之中,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依然蓬勃地活在现代社会里,马克思主义是现代社会客观存在的一支强劲的影响力和支配力,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藏于文本之中,因此,文本研究是哲学创新的基础,我们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研究。经典文本尽管不可能给我们直接提供针对现代社会发展现实情境的理论,但它提供了蕴涵着马克思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宝藏。脱离文本,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就不能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要全面而透彻地解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与其他人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开来,挖掘那些蕴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中极具价值却未具体展开的论述,澄清以往甚至现在被误读的思想。展开马克思文本研究需要做到:

(一)坚持历史性原则。杜绝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

结合作者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来理解文本对于把握文本的本真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要求我们一定要努力贯彻历史性原则。对于我们而言,要想真正按照历史性原则研究马克思文本,就要通晓马克思文本所形成的欧洲资本主义的历史。阿尔都塞提出,要真正历史地进入到马克思自身的问题与思想深处,回到马克思当年思考与提出革命性理论的具体语境中去,研究马克思如何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唯心主义襁褓中挣脱出来、走向现实的科学的视野,必须承认真实历史对意识形态本身的影响,而不能内在目的论式地研究马克思。在研究中,要防止主观地把自己的思想粘贴到马克思身上。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进程中,存在过和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粘贴现象”,使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受到极大的误解和扭曲。只有坚持历史性原则,尽力杜绝教条主义地理解马克思文本,我们才能避免走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死路,才可能真正历史地理解马克思的本真思想。

(二)采用“问题对话一视域融合”的解读模式

伽达默尔指出:“我们可以这样来规定处境概念,即它表现了一种限制视觉可能性的立足点。因此视域(Horizont)概念本质上就属于处境概念……谁具有视域,谁就知道按照近和远、大和小去正确评价这个视域内的一切东西的意义。因此,诠释学处境的作用就意味着对于那些我们面对流传物而向自己提出的问题赢得一种正确的问题视域。”赢得“问题视域”是在更普遍性意义上理解文本的必要条件。在马克思文本研究中,解释者必须重视“问题视域”的存在,努力赢得问题视域,融汇自己的问题视域和所要理解的文本的问题视域,实现与马克思文本的对话,诠释出文本的鲜活意义,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效应用于社会实践的领域。显然,“问题对话——视域融合”解读模式比起极具针对性、指向性的带着某一或某些具体问题的文本解读拥有较为宽广的视界、较为宏大的问题容量和因此产生的较高的回答社会实践提问的效率,这对于我们成功应对当前崭新的社会主义实践提出的问题与挑战具有重要意义。

二、在崭新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基础上将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结合起来

有人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文本和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已失去了理论价值,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割裂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实践有机统一的关系。苏东背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使社会主义事业终归瓦解。我们进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所选择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和精神支柱的,我们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我国国情,建构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新形态,我们的事业才获得成功。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科学世界观和生成性思维,其基本精神是回归现实生活,哲学的创新更要以回归现实生活为依据。不断地制造“新”名词、“新”概念不是哲学的创新,只有在文本研究的基础上研究中国现实、深刻反思中国问题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根本出路。我们应当从正在研究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进行新的挖掘、新的研究、新的阐释和新的运用。离开了现实问题的关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进行孤立的抽象的研究、解释,并把自己的诠释说成“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这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作风。

文本研究的对象是文本的理论,但研究的指向却是现实的实践。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的问题非常广泛,哪些问题需要密切关注、迫切说明是由时代的主题、社会实践和人民群众的需要决定的。我们主张在研究当代现实特别是当代中国实践的新问题中,通过对崭新实践的科学概括和现当代科学成就的提炼,实现哲学的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时代特征和时代精神,对时代的重大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凝炼出富于建设性、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才能在文本研究和现实研究的互动中成功地发展自身。

同一文本、同一理论,由于研究视野和视角的变换,解读者理解的深度和广度可能大不一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深刻内涵往往会通过研究视野和视角的变换与调整而得到进一步的揭示。而研究视野和视角的调整和切换,主要依据是对现实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关注与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不仅要关注我们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而且应该胸怀世界,充分考虑到当代世界的变化、当代科学技术的新发展以及国外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和提出的新问题,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哲学和文化的沟通与交流,吸纳人类新的优秀文化成果,进一步推进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三、寻求文本研究与现实研究的互动与平衡

学界有两种代表性的关于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张:其一,主张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研究,回到马克思,重新理解马克思;其二,主张面向当代社会实践,加强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凸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这两种主张都是形而上学地理解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把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分别看成纯文本的学理探讨和无根的现实关切,背离了两方面研究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辩证关系。简单地“回到马克思”,导致马克思主义研究被限定在文本之中,容易诱发新的本本主义,丧失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有的现实精神。只有准确而深刻地把握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并立足于我国的现实社会生活的变化实际,才能对现存的众多问题进行深刻的剖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符合时代要求、体现中国社会变化的理论成果来,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因此,保持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之间合理的互动,寻求二者之间平衡点,把“回到马克思”与“回到现实中来”结合起来,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创新的正确途径。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需要注意的原则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是针对哲学与各门具体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形态之间、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说的。坚持哲学的开放性就必须走出哲学,又返回哲学,进而发展哲学。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仅应当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为基础,而且应当在与自由主义理论的对立与互动中发展。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与自由主义实现对立与互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任何意识形态,除了它具有的维护特定的阶级与利益集团的辩护功能(价值—信仰层面)以外,它还具有知识的功能(认知一解释层面)与实施(目标一策略层面)的功能,从而同时也是人类精神文明的成果。

(二)强化哲学的现实品质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克服危机、走出困境的唯一途径就是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实的本真关系。哲学研究不能脱离现实,不应逃避政治。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要成为那种徘徊于概念和范畴问的纯逻辑推演式的学问,也不能沦为那种对现实生活世界漠不关心的、踏上纯粹思想自我构造道路的文字游戏。必须突破那种对学术的纯形式主义理解,特别是要扫除将学术与政治、学术与现实对立的陋识,注重从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的现实、特别是从全球化和中国现代化的实践中获取真正的资源,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脱离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伟大实践,“思想的闪电”偏离“人民园地”,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可能永葆其生命的活力。真正的哲学不是游离于现实之外的遐想,它是在思维中被把握住的它的时代,哲学研究则是时代的使命和工作。哲学对于现实是一种要投入更要超越的关系,假如我们能够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所出现的这样那样的新问题作出有力的回答,并对实践予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我们的哲学就一定能走出窘境。

第4篇:马克思哲学原理论文范文

[摘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完善自我、发展自我、超越自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本性和实践品格的要求。马克思主义的文本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基础,要在崭新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将文本研究和现实研究结合起来,寻求文本研究与现实研究的互动与平衡。哲学创新要注意开放性和批判性的原则。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实现;原则

完善自我、发展自我、超越自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本性和实践品格的要求。只有扎根于社会实践,倾听实践的呼声,汲取实践的智慧,接受实践的检验,周而复始,才能不断开拓创新。哲学研究的根据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唯物辩证法作为现实的哲学,要求对民族、国家和人类前途命运的根本性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研究。局限于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从纯粹概念出发去构建林林总总的哲学体系,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路。

一、马克思主义的文本研究是哲学创新的基础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理论特征。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结论和问题域是可以被超越的,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方法论在总体上是无法超越的,马克思的思考方式不会过时。我们不但要研究马克思究竟“说了些什么”,更要研究马克思是“怎么说出来的”,研究马克思面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方法,而不是拘泥于他的种种结论。因为时代已经变迁,我们面临着全新的社会环境,不可能拘泥于马克思所涉及的那些具体问题和具体语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仍然存在于现代社会的结构之中,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依然蓬勃地活在现代社会里,马克思主义是现代社会客观存在的一支强劲的影响力和支配力,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藏于文本之中,因此,文本研究是哲学创新的基础,我们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研究。经典文本尽管不可能给我们直接提供针对现代社会发展现实情境的理论,但它提供了蕴涵着马克思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宝藏。脱离文本,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就不能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要全面而透彻地解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着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与其他人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开来,挖掘那些蕴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着作中极具价值却未具体展开的论述,澄清以往甚至现在被误读的思想。展开马克思文本研究需要做到:

(一)坚持历史性原则。杜绝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

结合作者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来理解文本对于把握文本的本真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要求我们一定要努力贯彻历史性原则。对于我们而言,要想真正按照历史性原则研究马克思文本,就要通晓马克思文本所形成的欧洲资本主义的历史。阿尔都塞提出,要真正历史地进入到马克思自身的问题与思想深处,回到马克思当年思考与提出革命性理论的具体语境中去,研究马克思如何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唯心主义襁褓中挣脱出来、走向现实的科学的视野,必须承认真实历史对意识形态本身的影响,而不能内在目的论式地研究马克思。在研究中,要防止主观地把自己的思想粘贴到马克思身上。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进程中,存在过和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粘贴现象”,使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受到极大的误解和扭曲。只有坚持历史性原则,尽力杜绝教条主义地理解马克思文本,我们才能避免走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死路,才可能真正历史地理解马克思的本真思想。

(二)采用“问题对话一视域融合”的解读模式

伽达默尔指出:“我们可以这样来规定处境概念,即它表现了一种限制视觉可能性的立足点。因此视域(Horizont)概念本质上就属于处境概念……谁具有视域,谁就知道按照近和远、大和小去正确评价这个视域内的一切东西的意义。因此,诠释学处境的作用就意味着对于那些我们面对流传物而向自己提出的问题赢得一种正确的问题视域。”赢得“问题视域”是在更普遍性意义上理解文本的必要条件。在马克思文本研究中,解释者必须重视“问题视域”的存在,努力赢得问题视域,融汇自己的问题视域和所要理解的文本的问题视域,实现与马克思文本的对话,诠释出文本的鲜活意义,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效应用于社会实践的领域。显然,“问题对话——视域融合”解读模式比起极具针对性、指向性的带着某一或某些具体问题的文本解读拥有较为宽广的视界、较为宏大的问题容量和因此产生的较高的回答社会实践提问的效率,这对于我们成功应对当前崭新的社会主义实践提出的问题与挑战具有重要意义。

二、在崭新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基础上将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结合起来

有人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文本和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已失去了理论价值,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割裂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实践有机统一的关系。苏东背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使社会主义事业终归瓦解。我们进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所选择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和精神支柱的,我们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我国国情,建构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新形态,我们的事业才获得成功。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科学世界观和生成性思维,其基本精神是回归现实生活,哲学的创新更要以回归现实生活为依据。不断地制造“新”名词、“新”概念不是哲学的创新,只有在文本研究的基础上研究中国现实、深刻反思中国问题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根本出路。我们应当从正在研究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进行新的挖掘、新的研究、新的阐释和新的运用。离开了现实问题的关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进行孤立的抽象的研究、解释,并把自己的诠释说成“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这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作风。

文本研究的对象是文本的理论,但研究的指向却是现实的实践。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的问题非常广泛,哪些问题需要密切关注、迫切说明是由时代的主题、社会实践和人民群众的需要决定的。我们主张在研究当代现实特别是当代中国实践的新问题中,通过对崭新实践的科学概括和现当代科学成就的提炼,实现哲学的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时代特征和时代精神,对时代的重大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凝炼出富于建设性、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才能在文本研究和现实研究的互动中成功地发展自身。

同一文本、同一理论,由于研究视野和视角的变换,解读者理解的深度和广度可能大不一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深刻内涵往往会通过研究视野和视角的变换与调整而得到进一步的揭示。而研究视野和视角的调整和切换,主要依据是对现实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关注与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不仅要关注我们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而且应该胸怀世界,充分考虑到当代世界的变化、当代科学技术的新发展以及国外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和提出的新问题,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哲学和文化的沟通与交流,吸纳人类新的优秀文化成果,进一步推进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三、寻求文本研究与现实研究的互动与平衡学界有两种代表性的关于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张:其一,主张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研究,回到马克思,重新理解马克思;其二,主张面向当代社会实践,加强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凸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这两种主张都是形而上学地理解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把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分别看成纯文本的学理探讨和无根的现实关切,背离了两方面研究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辩证关系。简单地“回到马克思”,导致马克思主义研究被限定在文本之中,容易诱发新的本本主义,丧失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有的现实精神。只有准确而深刻地把握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并立足于我国的现实社会生活的变化实际,才能对现存的众多问题进行深刻的剖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符合时代要求、体现中国社会变化的理论成果来,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因此,保持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之间合理的互动,寻求二者之间平衡点,把“回到马克思”与“回到现实中来”结合起来,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创新的正确途径。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需要注意的原则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是针对哲学与各门具体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形态之间、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说的。坚持哲学的开放性就必须走出哲学,又返回哲学,进而发展哲学。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仅应当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为基础,而且应当在与自由主义理论的对立与互动中发展。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与自由主义实现对立与互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任何意识形态,除了它具有的维护特定的阶级与利益集团的辩护功能(价值—信仰层面)以外,它还具有知识的功能(认知一解释层面)与实施(目标一策略层面)的功能,从而同时也是人类精神文明的成果。

(二)强化哲学的现实品质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克服危机、走出困境的唯一途径就是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实的本真关系。哲学研究不能脱离现实,不应逃避政治。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要成为那种徘徊于概念和范畴问的纯逻辑推演式的学问,也不能沦为那种对现实生活世界漠不关心的、踏上纯粹思想自我构造道路的文字游戏。必须突破那种对学术的纯形式主义理解,特别是要扫除将学术与政治、学术与现实对立的陋识,注重从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的现实、特别是从全球化和中国现代化的实践中获取真正的资源,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脱离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伟大实践,“思想的闪电”偏离“人民园地”,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可能永葆其生命的活力。真正的哲学不是游离于现实之外的遐想,它是在思维中被把握住的它的时代,哲学研究则是时代的使命和工作。哲学对于现实是一种要投入更要超越的关系,假如我们能够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所出现的这样那样的新问题作出有力的回答,并对实践予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我们的哲学就一定能走出窘境。

第5篇:马克思哲学原理论文范文

摘要:本文从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涵义及其发展的必要性出发,通过对其发展历程以及在新时代的发展的分析,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发展的历史进程。

关键字:马克思哲学中国化;涵义;发展;进程

1.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涵义及其发展必要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概念最先是由艾思奇等人提出来的,它主要是讲辩证唯物论在中国的现实化和通俗化问题,但规范性的表述仍然离不开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内涵。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而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经济领域和社会历史领域的成功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究其实质来说,就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中华民族所吸收和运用。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理论基础。我们应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决不仅仅涉及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通俗化或具体应用,更要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发展和创新。因此,若说过去那种对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片面理解,其侧重点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传播,那么我们现在的理解,其侧重点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创新。

探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应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另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相结合,批判地继承历史遗产,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和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看成一个过程两个方面,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进行理论创新,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哲学体系。不难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但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把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同时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同中国先进的传统文化、传统哲学相结合的过程。

2.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影响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并得到普及与发展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 (1917-1949),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要成就是由以为代表的一些政治家做出来的,李达、艾思奇等学者也基本上是以革命家的身份做出自己的哲学贡献的。在第二阶段 (1949-1978),等人站在哲学的高度思考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者大大增加,但是,片面强调哲学的政治功能束缚了学者们的视野和思考的力度。第三阶段 (1978之后到如今),由于强调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邓小平、等政治家在战略思考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者们也从原理上研究、从体系上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始真正形成合力,从而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局面。

3.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

哲学是人类理论思维的最高形式,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新时期哲学研究与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面向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方向,坚持“学术性与政治性相结合,学术包容与政治引领”相结合的原则,努力创造出无愧于伟大时代和历史使命,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理论。美国学者雷蒙德·怀利从政治和文化维度两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解读,他认为在政治维度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指国外的马克思主义 --列宁主义理论能够适合现代中国具体历史现实的特定方式;在文化角度上,它主要是指一种外来的思想学说和中国富有特色的文化性格之间的调和接受——或看上去调和接受。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时期处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既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发展带来挑战,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与发展提供了契机。哲学要完成时代赋予的使命和社会功能,就必须立足时代。立足本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研究时代提出的问题并做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回答。

4. 科学发展观与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关系

马克恩主义哲学与不同时期的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的理论形态;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与科学发展观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方法和观点,科学分析了新世纪中国的新实际而提出的新的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新的层次,新时期的新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最新理论形态。 首先,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科学发展观的本质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和人自身发展本质,赋予发展更丰富、更深刻的科学涵义,为全面促进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方针。 其次,科学发展观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地发展,科学发展观破除传统的发展观念,树立和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一种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学思想的贯彻和发扬。马克思主义哲学人学思想阐明了人的属性、人的本质、人的需要,人的话动、人的自由等关于人的基本问题。而科学发展观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人学思想,提出了发展中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中的 “以人为本 ”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利,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参考文献:

[1]宋媛媛 .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9 (11).

[2]杨风云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和成果[J].希望月报,2008(6).

第6篇:马克思哲学原理论文范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创新

马克思主义的文本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基础,要在崭新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将文本研究和现实研究结合起来,寻求文本研究与现实研究的互动与平衡。哲学创新要注意开放性和批判性的原则。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理论特征。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结论和问题域是可以被超越的,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方法论在总体上是无法超越的,马克思的思考方式不会过时。我们不但要研究马克思究竟“说了些什么”,更要研究马克思是“怎么说出来的”,研究马克思面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方法,而不是拘泥于他的种种结论。因为时代已经变迁,我们面临着全新的社会环境,不可能拘泥于马克思所涉及的那些具体问题和具体语境。经典文本尽管不可能给我们直接提供针对现代社会发展现实情境的理论,但它提供了蕴涵着马克思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宝藏。脱离文本,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就不能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要全面而透彻地解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与其他人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开来,挖掘那些蕴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中极具价值却未具体展开的论述,澄清以往甚至现在被误读的思想。

结合作者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来理解文本对于把握文本的本真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要求我们一定要努力贯彻历史性原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进程中,存在过和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粘贴现象”,使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受到极大的误解和扭曲。只有坚持历史性原则,尽力杜绝教条主义地理解马克思文本,我们才能避免走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死路,才可能真正历史地理解马克思的本真思想。

我们进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所选择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和精神支柱的,我们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我国国情,建构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新形态,我们的事业才获得成功。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科学世界观和生成性思维,其基本精神是回归现实生活,哲学的创新更要以回归现实生活为依据。

文本研究的对象是文本的理论,但研究的指向却是现实的实践。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的问题非常广泛,哪些问题需要密切关注、迫切说明是由时代的主题、社会实践和人民群众的需要决定的。我们主张在研究当代现实特别是当代中国实践的新问题中,通过对崭新实践的科学概括和现当代科学成就的提炼,实现哲学的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时代特征和时代精神,对时代的重大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凝炼出富于建设性、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才能在文本研究和现实研究的互动中成功地发展自身。

同一文本、同一理论,由于研究视野和视角的变换,解读者理解的深度和广度可能大不一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深刻内涵往往会通过研究视野和视角的变换与调整而得到进一步的揭示。而研究视野和视角的调整和切换,主要依据是对现实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关注与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不仅要关注我们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而且应该胸怀世界,充分考虑到当代世界的变化、当代科学技术的新发展以及国外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和提出的新问题,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哲学和文化的沟通与交流,吸纳人类新的优秀文化成果,进一步推进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学界有两种代表性的关于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张:其一,主张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研究,回到马克思,重新理解马克思;其二,主张面向当代社会实践,加强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凸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这两种主张都是形而上学地理解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把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分别看成纯文本的学理探讨和无根的现实关切,背离了两方面研究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辩证关系。简单地“回到马克思”,导致马克思主义研究被限定在文本之中,容易诱发新的本本主义,丧失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有的现实精神。只有准确而深刻地把握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并立足于我国的现实社会生活的变化实际,才能对现存的众多问题进行深刻的剖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符合时代要求、体现中国社会变化的理论成果来,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因此,保持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之间合理的互动,寻求二者之间平衡点,把“回到马克思”与“回到现实中来”结合起来,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创新的正确途径。

第7篇:马克思哲学原理论文范文

【提要】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就是一种解释学哲学。在这一理论领域,马克思不仅先于狄尔泰完成论解释学的创立,而且先于海德格尔完成解释学的本体论转变,同时,贯穿马克思一生理论活动的是他独特的批判解释学。因此,在谈论解释学这一哲学理论时,马克思是一个无法绕过去的名字。

【英文摘要】Inacertainsense,MarxistPhilosophyishermeneutic.Inthistheoreticfield,MarxhascreatedmordernmethodologicalhermeneuticspriortoDiltheyandcompletedthetransformationofhermeneuticontologybeforeHeidegger;andthroughthetheoreticactivitiesofMarx’life,thereisanuniquesocialcriticalhermeneutics.refore,marxisanunavoidablenamewediscussthephilosophicaltheoryofhermeneutics.

【关键词】马克思/方法论解释学/本体论解释学/批判解释学Marx/methodological-hermeneutics/ontological-hermeneutics/socialcriticalhermeneutics

【正文】

如果我们的不是拘泥于思想的表达形式,而是注重思想内容的实际意旨,那么毫无疑问,马克思的名字应当与当代解释学哲学理论相关联。福柯就把马克思看成是与尼采、弗洛伊德共同开辟当代解释学道路的三位思想家之一。其他当代西方学者如海德格尔、罗蒂、德里达、利奥塔德、杰姆逊等,也对马克思在这一理论领域中的地位与成就从不同的方面给予了高度肯定。而在这方面,我国的研究和发掘相对显得滞后和薄弱。这里,本文试图以马克思哲学活动的线索为背景,特别地说明马克思解释学哲学理论的创立与的过程,以及其不同的解释学范式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与转换。

一、马克思当代方法论解释学的创立

《博士论文》是马克思最初哲学活动的成果。它显露出一个端倪,即把解释学援入历史哲学、尤其是人生哲学。正是这一特征,我们说它标志着马克思先于狄尔泰完成了方法论解释学从近代向现代的过渡,创立了当代方法论解释学。解释学融入人生哲学这一特有的方法论,马克思主要是通过在论文中对“自我意识”哲学的声称和对“此岸世界”真理的确立而实现的。

马克思这一解释学理论的确立有其自己的思想背景。19世纪上半叶,是传统哲学(从古希腊哲学一直到近代德国古典哲学的哲学形态)衰微、现代哲学形成和确立的时代。马克思在进行自己最初的哲学创造活动时创立历史哲学、尤其是人生哲学,从而“拒斥形而上学”和对抗实证,已成为当时思想界的旗帜与方向。然而,马克思在接受这样一些背景知识时,所表现出来的情况是很复杂的。一方面黑格尔哲学“就像一个奸诈的美女”把马克思诱入到她的怀抱,另一方面马克思又与黑格尔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哲学目的;一方面马克思从青年黑格尔派的立场出发,另一方面却表现出与其他“兄弟”成员在观念上的差异。这一情形决定着马克思将锻造出自己独特的哲学体系,而这一体系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初具萌芽。

《博士论文》中,马克思以德谟克利特的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为题,通过比较研究,揭示了伊壁鸠鲁与德谟克利特自然哲学上的全面对立,粉碎了以往学者认为伊壁鸠鲁哲学是对德谟克利特哲学的简单剽窃的结论,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解释方案。马克思强调指出,在理解伊壁鸠鲁关于原子运动的三种形式(即直线下落、偏斜运动、排斥)时,必须注意这三种运动在哲学上的意味。由于伊壁鸠鲁设定了原子的偏斜运动,因而赋予了原子一种“纯粹形式”的存在规定性,一种“自我规定”。因此,伊壁鸠鲁实质上标举了这样一种哲学原则,即抽象个体性之最高的自由和独立性。当伊壁鸠鲁把“偶然性”上升到“感性世界”的最高原则时,他实质上也实现了对现实、对感性个体生命存在的最直接的肯定(亦即“此岸世界”真理的确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称伊壁鸠鲁为“最伟大的希腊启蒙思想家”。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哲学的重大意义就在于提供了批判的否定的环节,提供了行动自由的可能性;它作为一种学的基础,其实践意义便是论证了人的自由。

不难看出,马克思对伊壁鸠鲁哲学的这一人文意蕴的揭示,本质地宣誓了自己的解释或理解活动的根本原则,即在理解或解释任何一个“本文”对象时,不能脱离对人的生命和生活的指向。因为一切知识都以生活的关联为基础,一切哲学理论也都起源于日常生活的关联和个体的自我意识。既然“生活从根本上说,是在科学、、个人生活中全面地显示出来的精神行为的表现”[1],既然“感性的自然只不过是对象化了的、经验的、个别的自我意识”[2](P233),那么,对世界的理解、对历史的诠释、对某一“本文”对象的说明,就变成了对生活概念和精神概念的揭示。马克思认为,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旨趣是论证个体的自我意识的自由,这种哲学与其说是人生哲学的基础,毋宁说是从原子那里借了话题来的人生哲学的本身。所以在伊壁鸠鲁那里,个别的物理现象的解释成为不经意的东西,观察对象的主体自身才是他注目的焦点。德谟克利特与伊壁鸠鲁哲学的差别不仅是一个纯理论,而且与他们时代上的差别相关联。德谟克利特生活在古希腊的繁荣时期,个人可以安静地探讨外部世界的问题,因此他的原子论便主要地成为科学理论的原则;伊壁鸠鲁出现在古希腊社会的衰落时期,以往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和个性下面临破灭的危机,为了不致遭到这种毁灭,就应保存自己的自由和独立性,因此,他的原子论已经不是纯粹的理论原则,而首先是在破坏着的社会条件下保存个性的生活原则。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提出了解释学的几条基本原则。第一,“解释不应当与感性知觉相矛盾”。这既是伊壁鸠鲁主张的惟一原则,也是马克思认同的解释学原则。这一原则是马克思通过阐发伊壁鸠鲁对“偶然性”的强调和肯定而得到声称的。第二,对一切“本文”的理解,不应当依据实证科学的原则,而应当从历史哲学、特别是从生活哲学出发。这一方法论原则的提出,马克思是通过发掘伊壁鸠鲁以偶然性对抗德谟克利特的必然性的思想而得到提升的。第三,对任何一个对象的理解,必须上升到形而上学的哲学高度,才有可能求得真正的理解。这一方面的解释学原则,是马克思通过对伊壁鸠鲁哲学的形而上学特征的概括而达到的。马克思认为,不能理解伊壁鸠鲁哲学的形而上学的特征,使以往的理解者对伊壁鸠鲁哲学作了消极理解,而没有发现其中有价值的东西;而正是一个从维柯、赫尔德、康德以来的历史哲学、文化哲学的兴起的时代到来,理解伊壁鸠鲁哲学的时候才真正到来[2](P286)。当马克思这样提出理解或解释活动的原则时,他实质地确立了自己的方法论解释学。这一方法论刷新了施莱马尔赫在解释学上所强调的语法解释与技术(心)解释的方法论,使解释学踏上了现代之路。

二、马克思本体论解释学的创立

实现解释学从方法论到本体论的转向,马克思远远先于海德格尔。马克思从方法论解释学转到本体论解释学的这一趋向是与当时整个哲学的重大转型相关联的。所谓哲学的重大转型,指的是传统哲学向现代哲学的转向。就哲学自身的理论逻辑看,这一转向主要是由于传统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主客二分论的思维方式无法继续更好地说明和解释对象世界(包括人自身),从而昭示着“认识论中心主义”将要被哲学历史无情地淘汰。一种新的哲学形态——“存在论”哲学也就成了19世纪上半叶哲学家们着力寻求的目标。而与之相对待的也就是本体论哲学。传统哲学本体论是一种抽象的“宇宙本体论”,而现代哲学是“人类世界”的本体论。马克思敏锐地把捉到哲学发展的这一趋向。他放弃方法论解释学而转向对本体论解释学的建构,就是他哲学活动中心的转移和目标的调整。按照他自己的话讲,新哲学必须“拒斥形而上学”,“把人们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到人自己身上”[3](P161-162)。这是新哲学的一个宣言。

《博士论文》具有发展到本体论观念上的萌芽。马克思在论文中注重对伊氏偶然性思想和观念的阐发,并以偶然性展示出一种新的哲学精神。这种哲学精神就是使偶然性摆脱它作为必然性的附属物的地位,成为与人生活相关的存在的原则和思维的原则。应该指出,马克思在论文中对伊氏的偶然性的哲学意义的阐发与评述,一方面由于自我意识原则本身的抽象性质,另一方面由于他本人尚未真正进入到社会生活领域,因而不免流于空疏贫乏,因为如此,我们认为,《博士论文》只是在某种意义上隐含着走向本体论解释学的契机和可能。

马克思后来正是在两个方面的引导下展开自己哲学的全新格局的。这两个方面即是:(1)在现实问题的引导下,使马克思实际进入社会生活;(2)在《博士论文》中所持的自我意识哲学的理论矛盾(自我意识是真正的创造者主体,但自我意识又需与世界相关联、相统一)的引导下,使马克思与“自由人”发生决裂。在经历了“《莱茵报》时期”和《德法年鉴》时期”之后,马克思先前具有的发展的哲学观念终于滥觞于《巴黎手稿》。马克思的《巴黎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哲学上最大的成就就是在本体论上引发了一场革命。马克思哲学的实践概念和实践原则是在这里得到初步的、尽管还不系统但却是最重要最本质的表述。《手稿》中,对实践概念和实践原则的阐述是通过“感性的对象性活动原则”的提出和发挥而达到的。从具体的内容看,马克思把“劳动”(“感性的对象性活动”)看作是人的本质的体现,通过劳动的历史形态提出“异化劳动”学说,并联系地追问了私有财产的人学本质。这一追问不仅导致了学的批判,也引发了本体论上的伟大变革,即脱离传统的理智形而上学的束缚,通向现象学的人学,成为对人的生存论本质的探讨。在这里,马克思的研究是把实践(《手稿》中称“劳动”或“感性的对象性活动”)与对人的本质提问结合起来的:一方面实践是在对人的本质提问中确立起自身的本体论意义,另一方面对人的本质的提问因其实践的解答而达到本体论的说明。它实际地标示着马克思的解释学哲学理论从方法论进入到了本体论。

《手稿》中有两个重大的思想。第一,由于实践是关于存在与非存在、存在的现实性、自然界与人的现实存在的根本原则,所以,马克思认为,一切理解或解释活动的出发点只能是人类的社会实践。离开人的实践活动或“感性的活动”,一切对象都变得抽象而不可理解。在《手稿》中,马克思有一个命题就是“非对象性的存在是非存在”。这一命题的意思是说,离开人的“感性的对象性活动”,一切存在对人来说就变得没有意义,因而对人来说也就不是一种现实的存在,而是“非存在”或者“无”。而这也就是说,我们的理解或解释活动不可能是指向一种非现实的东西,而只要是对现实存在的一切(自然、人或“本文”)进行阐释,就又无可回避地牵扯到对作为存在的那个存在(“前概念”、“前知识”)的理解。在这里,作为存在的那个存在就是指人的“感性的活动”或实践。当马克思把实践当作区别于自然本体的人的本体时,他实质上是指证了解释学的本体论意义。第二,既然劳动乃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既然人的本质只能在对象性的活动的产物中得到现实的体现,那么,对劳动活动的对象性存在的理解,也就成为对人的本质力量的客观理解。《手稿》中,马克思特别指证了人的对象性活动之最普遍、最根本的产物就是“”——“通常的、物质的工业”。马克思说,尽管工业直接完成着人的非人化,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异化形式,但它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打开了的书本”,是“感性的人的心理学”。这里马克思的意思是,任何理解或解释活动,在说明人的本质时,不能脱离活动的对象性存在;在对某一对象性的存在进行诠释时,又必须看到对象性存在的属人的本质。在这里,马克思以现象学的人学贯穿解释学,正是对解释学的本体论意义的指证。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马克思实践原则的本体论意义被清楚地加以表述。《提纲》中,马克思提出问题;而在《形态》中,马克思则径直把实践本体论展示为生存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本体论解释学在《提纲》和《形态》中进一步得到了深化和确立。其观点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进一步为理解—解释活动澄明本体论的前提(即社会实践的前提)。客观说来,马克思在《手稿》中确立自己的本体论哲学时,在理论上借助了两个人的重要思想:一是费尔巴哈关于“感性—对象性”原则;二是德国古典哲学关于“活动”的概念,特别是黑格尔的劳动观。尽管马克思在吸收这两位思想家的观点时表现出了他的批判和超越和向度,但是这种批判的大功告成和完全脱离旧哲学的窠臼,则是在《提纲》和《形态》中才达到的。

《提纲》中,马克思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即“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在这里,马克思以批判的形式肯定和宣示了自己哲学的态度和纲领:应该把理解或解释活动与实践活动紧密结合起来,一方面要看到理解或解释活动规定着实践活动的方向和方式,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方面是要看到,任何一种解释活动都是在实践活动的基地上得以展开和形成的,实践活动对于解释活动具有本体论的优先地位。正是这样一种关系,马克思在《形态》中进一步指出:“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4](P221)因此,是否是从实践出发理解和看待对象,这是旧哲学的本体论与新哲学的本体论在原则上的差别。《提纲》中,马克思这样提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4](P189)这一表述所包含的思想是异常深刻和值得发挥的,因为它正体现着新哲学在哲学史上完成的革命性变革和当代意义。从肯定方面说,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解释学要求把存在物(事物、现实、感性)当作实践去理解,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去理解;从否定意义上说,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解释学反对抽象的物质观念,因为它具有唯心主义性质和倾向。“抽象的物质”实质上分享着唯心主义基地。如果说在黑格尔那里“抽象的自然界”只不过是“自然界的思想”,那么,对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来说,离开人的实践活动、离开人的经验和存在所谈论的自然,亦是“抽象的物质”。由于这种唯物主义越来越“变得片面了”[3](P163)、“变得敌视人了”[3](P164),所以,这样一种哲学“必将永远屈服于现在为思辨本身的活动所完善化并与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3](P160)。这种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是把“实践”视为一切存在与非存在的本体和最高原则的新的哲学形态。这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马克思哲学的一般原则,也是他本体论解释学的根本原则。

第二,进一步把理解或解释活动看成是人自身的一种生存方式。“理解是人的存在的基本方式”这一命题,不是海德格尔而是马克思最先提出的。马克思在《形态》中表达的思想最明白不过地陈说着这一本体论解释学的命题。

马克思在《形态》中着力从历史的角度揭示人的几种生存样态。在《形态》的一开头马克思回答了考察人类社会生活的历史应该从什么地方开始、以什么为前提的问题。他指出,任何历史的记载都应该“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它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5](P42-43)马克思对自己的历史观的这一概括,表征着他对人的存在即“人的实践生活过程”的整个描述,亦即对人生存境遇的整体揭示。按照他的思路,人的整体生存境遇有这样几个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生存样式:(1)人的最基本的生存样式(“生产生活本身”);(2)人的政治生存样式(“国家生活”及其一切制度设施);(3)人的观念生存样式(一切“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6]。

理解或解释活动,作为人们的意识活动、观念存在,作为人本身的一种生存样式,马克思在《形态》中主要是通过对“意识”及“意识形态”的考察分析而揭示的。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在人对自然,人对人从而人对社会的多重对象性关系中,人以自己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自己同一般动物直接区别开来。正因为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他才得以通过对象化的活动使自己的存在具有多重对象性关系;同时,也正因为人的存在的对象性关系的多重性,他才得以在总是非完成或非封闭的存在状态中使自己成为有意识的存在物。“意识一开始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还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5](P34)。人是自己的思想意识的生产者,而且思想意识一旦上升到观念形态,它又“透明”着人的生存样态。马克思从三个方面分析了人们的意识活动和观念存在。其一,意识的产生与人的“感性的活动”或“实践”有着发生学意义的关系。作为产生意识的物质(人的大脑)和产生大脑的物质,都不是一般“感性的对象”的物质,而是“感性的活动”的物质;与意识有着某种不解之缘的语言,同样也只是由于“感性的活动”的迫切需要(交往的需要)而产生。其二,科学、哲学、道德、艺术、政治、等“纯粹的”理论,不只是人的观念对象的当下影像,更主要地“印证”着“感性活动”的主体的一种认知系统、意念、审美情趣和价值观念。这不仅是人的自我意识的相当程度的确证,更是人对自己对象的自然、人和社会的多重关系的一种观念把握和文化把握。其三,正是这样一种观念形态,反映着对应的人的自己的多重对象性关系,因而它实际地表征着人在现实世界的各种生存样态。马克思说,从根本上看,意识只可能是社会的、历史的意识,意识的根源乃在于物质的社会关系和现实的历史活动之中。“意识形态”是由于人的“感性的活动”的发展,确切说是由于分工的发展造成的。

三、贯穿于马克思一生活动中的批判解释学

马克思的一生都在思考和解答着他那个的课题,即资本主义向何处去以及人类如何获得自我解放。这一课题理所当然地与“市民的高度和完善”有着直接关联。马克思是通过对的批判返归现实,从而解答时代课题的。“自我意识哲学的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对黑格尔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对黑格尔以后的哲学形式的批判”……,这一系列哲学的批判,不仅使马克思得到了严格的理论锻炼,加深了对现实社会矛盾的认识,更加透彻地理解了近代哲学和哲学本身,而且使马克思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批判解释学的哲学理论。这里,依据马克思哲学创造活动的历程,可大致把马克思的批判解释学划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1.在《博士论文》阶段,马克思试图通过对“自我意识”哲学的阐明和发挥,特别有效地表现出所谓启蒙、自由、反叛等具有社会批判意义的价值取向。

马克思的批判解释学哲学理论主要是通过对自我意识哲学的社会批判意义和社会启蒙意义的阐发而得到体现的。首先,自我意识作为“自身肯定的完整性”,反对神(或上帝)的观念。正如伊壁鸠鲁的哲学被特别地理解为“自由的无神论”一样,马克思试图通过这种无神论的自我意识的原则,来与现存社会的理论纲领形成尖锐的对立。其次,自我意识作为自由的精神式样,扬弃柏拉图式的宗教激情,从而确认批判的和启蒙精神的结合理性。在马克思看来,现存社会只有通过自我意识哲学的批判启蒙才能燃起“纯洁的理想科学之火”,并且重建“世界进程中生气勃勃的精神”。最后,自我意识原则也直接意味着某种社会意图(尽管这种意图主要是以否定的方式来体现的)。对马克思说来,既然“自我意识”是一切的基础或源泉,并且仅仅存在于自我运动中,那么历史就不是由最高实体所完成的东西,而是在时间中不断向未来进入和生成的东西。既然这一原则的本质乃是持续的否定性和纯粹的自发性(能动性),那么,以批判为中介的自我意识的实现过程就是一个无限制的发展。而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所确立起来的真理,就是“人”(个人)及其“自由”。

2.从《巴黎手稿》到《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个阶段,马克思通过“异化劳动”学说的提出和对“意识形态”本质的揭示,批判了私有制特别是当下社会的不合理性,展现了人的理想生存样态和理想的社会图景。

《手稿》的一个重要理论特色就是“异化劳动”学说的提出。通过“对国民学的认真的批判”和“完全经验的”,马克思提出了“异化劳动”的四个基本规定,并初步描述和分析了现实社会的基本方面,即私有财产的现实。异化劳动与私有制是相互表里的,正像异化劳动生产出私有制的基本关系一样,私有制也不断地巩固和再生产出异化劳动的前提和结果。这种本身分裂的、矛盾的和异化的社会经济现实,既是国民经济学的基础,同时也构成了异化的宗教观念的世俗基础。因此,一方面,马克思的异化劳动学说更加深入地接触到了世俗基础本身的矛盾,因而较之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理论向前迈进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大步;另一方面,异化劳动学说是对现存社会的私有制前提的批判,远远超出了国民经济学之不可逾越的界限和障碍,开启了社会理论和社会批判的新方向。

《手稿》的批判立足点是共产主义或“人类社会”。通过对私有财产人学本质的追问,马克思把“异化劳动”理解为人的“自我异化”,并进而把这种“自我异化”了解为最终会被得到“扬弃”。马克思说,“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作为社会的即合乎人的本性的人的自身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彻底的、自觉的、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丰富成果的。”[4](P117)在这里,马克思的批判解释学哲学理论“深入到了历史的本质的维度中去了”。如果说“无家可归状态变成了世界的命运”,那么马克思的“异化劳动”学说正是从这一“存在的历史的意义去思此天命”。在这一点上,现象学的胡塞尔和存在主义的萨特都没有达到与马克思在同一维度对话的水平[7]。

关于“意识形态”的批判解释学是马克思在《形态》中提出的。《形态》中,马克思在指证了意识形态的社会历史根源后,进一步对意识形态的特征以及它的根据本身进行了分析。这一分析表明:(1)意识形态是社会生活本身分裂的结果。只是由于社会生活本身的分裂,才一方面导致意识形态在表面上独立发展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导致了意识形态同生产力、同社会状况发生矛盾的必然性。(2)意识形态本质上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反映。(3)意识形态具有思辨的目的论和抽象的普遍形式。一方面人们总是爱把从后来历史中得出的抽象,思辨地想像为前一个历史时期的“目的”;另一方面统治阶级总是赋予自己的私利以普遍性的思想形式。(4)意识形态总是歪曲和颠倒现实的关系。既然意识形态乃是从社会分工和阶级对立中产生的,既然意识形态本质上是统治阶级的思想,那么,所谓独立性和普遍性的思想,不过表现着“共同利益的幻想”;正是这种幻想,使得现实关系被掩盖起来、被颠倒过来,使得“观念统治着世界”、“观念统治着历史”成为意识形态的普遍特征。因此,马克思说:“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排除人类史。”(5)必须对意识形态进行理论的批判和实践的批判。从理论上说,不对意识形态进行理论批判,就不可能揭示意识形态的基础和秘密——现实的社会生活及其矛盾和分裂,从而去除意识形态对现实关系的歪曲和对自身的遮蔽。从实践上看,既然意识形态是从现实社会本身的分裂,是从内部对立的社会关系中产生的,那么,对意识形态的实践批判意味着实际地“改造和社会制度”,意味着消灭分工、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对立。通过对意识形态的批判,马克思实际地解构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也实质地表述了这样一些批判解释学的哲学观点: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不是从观念出发解释实践,而是从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不是用单纯的观念批判去解释历史的变动,而是用现实的历史变动去说明观念的兴衰起落;不仅仅只从理论上解释对象世界,重要的是要从实践(行动)上去改变对象世界。这最后一个意义就是马克思经常提到的“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3.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对当下社会生活最普遍的表现形式——“拜物教”的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关系,再现了这一社会人的历史的生存(“物化”)的图景。

马克思对拜物教的批判主要是通过对商品的分析而达到的。在马克思看来,商品充满了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人类劳动的等同性,取得了劳动产品的等同的价值对象性这种物的形式;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的人类劳动力的耗费,取得了劳动产品的价值量的形式;本来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交换劳动的社会关系,却表现为商品与商品互相交换,以物与物的关系表现出来。由于这种转换,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受的物。这种人和物颠倒的幻觉似于宗教迷信,所以称为商品拜物教。与对商品拜物教的分析相联系,马克思还揭示了货币、资本的拜物教的性质和秘密。马克思认为,“拜物教”只会产生这样两种结果。一方面,物的属性被主体化,从而构成了超感觉的、神秘莫测的东西。生产资本会自动产生利润,生息资本会自动产生利息,土地资本会自动提供地租。这些神秘性决不是物的自然属性造成的,而是物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的必然表现。另一方面,人被物化。在一个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社会里,不但人成了物、商品、货币、资本、机器和技术的奴隶,而且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也由于变形为物与物的关系而变得晦暗不明。

马克思对“拜物教”的批判实际上只不过说明,批判解释学应该注意这样一个基本原则,即既然这个物质世界是人类的生活世界,那么对这个世界一切“物”的说明解释或对物与物的关系的批判分析,就要透过物的掩盖层面发掘人与人的真实关系或人的真实存在。解释学作为一种哲学理论,不是实用的一种技术,而是批判。这种批判的目的是通过联系社会的经济和政治条件,揭示资本主义意识形式的伪装,把握历史过程的真实意义。

4.从中年起特别是晚年,马克思通过对人类学的深入研究,把自己理论研究的视野扩展到“东方社会”,提出了东方社会发展的理论,从而解构了“欧洲中心主义”。

在马克思一生的理论中,有关于西方社会发展的理论,也有关于东方社会发展的理论。马克思关于西方社会发展的理论,主要是他通过对西欧社会历史的研究而提出的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和社会发展形态的理论。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发展的理论,主要是他的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和在分析了俄国公社的发展趋势后,提出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著名论断。马克思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东方社会由于其自身特殊的地理环境、社会组织和政治制度,将会表现出与西方社会完全不同的历史发展道路和社会形态的复杂性。既然如此,那么在东方社会的研究中套用西方社会的理论模式显然是不合适的。这一结论蕴涵着它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解构。这里,马克思的批判解释学的哲学理论体现了这样一个基本原则和思想:不存在着抽象的一般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这也就是马克思赞同的黑格尔的真理观,即真理不在开始,也不在结尾,真理在过程之中。既然真理是一个过程,那么对某一对象或“文本”的解释说明,就必须结合这一对象或“文本”特有的历史情境,作出具体的结论。不是照搬或套用一般原则,而是要在解释学中贯彻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原则。逻辑建立在经验事实之上。

透过马克思整个批判解释学的哲学理论我们看到,不论是他的早期阶段,还是他的中晚年,其批判解释学的对象都是直指“元叙事”(黑格尔式的思想传统——“纯思辨理论叙事”和法国启蒙主义的思想传统——“自由解放叙事”),从而力图揭示“资本主义持续变革的逻辑”,预见性地阐述资产阶级时代所面临的经济危机、文化危机、社会危机。这种批判解释学提供的是“整体社会的视界”(杰姆逊语),它表明,对于当代批判理论来说,马克思的批判解释学哲学理论是“不可超越的视界”。

综观马克思的解释学哲学理论,无论是他的论解释学,还是他的实践本体论的解释学,甚或是他的批判解释学,一个共同的目的都只在于不断进行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本文之间的对话。这其中,他主张实践的优先性,并始终坚持历史主义的意识。如果按照海德格尔的话说,理解是指一种“筹划”,那么,马克思的整个解释学哲学理论实质上就是表明,人们根据自己的可能性来选择自己对待这个世界的态度,并进而筹划着自己的未来。我们认为,这样去理解马克思的解释学哲学理论,是比较恰合马克思对“人类解放”怀着深深眷恋的旨趣的。当然即便是这样一种“恰合”,仍须我们认真去领悟。

【】

[1]沈真.马克思恩格斯早期哲学思想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76.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4]余源培.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导读(上册)[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第8篇:马克思哲学原理论文范文

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实践;世界性哲学;中国革命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概述

1.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涵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学术界的不同学者都有着自己的观点:有些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相结合,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遗产。也有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并引用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的那段著名论断去加以阐发,即“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运用它”,[1]这当然是对的,但还应进一步具体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本质上和根本内容上是完全一致的,但在具体内容上和表述形式上似应有所不同。多数学者则更为“全面”,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既要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又要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相结合,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和丰富,在表现形式上具有中国特色、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还有学者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除了上述“一般涵义”之外,还包含有具体化、民族化、通俗化的“特殊涵义”。所谓具体化,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进行哲学概括,把马思主义哲学具体化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化为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群众路线等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思想路线、工作路线、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所谓民族化,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方法批判继承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和哲学遗产,总结现代中国人民奋斗的经验,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中国作风、中国气派。所谓通俗化,就是用人民群众通俗易懂的语言文字、喜闻乐见的形式表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畴、原理,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成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实现哲学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功能。[2]还有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学,为中国的实际发展服务。

综合各家所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具有双重内涵:一是指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用于指导中国的社会生活实践,使之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为中国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智力支持。用理论来指导实践。二是指不断总结、概括中国社会生活实践中涌现出来的正反两方面的新鲜经验、教训,从哲学的高度予以升华,并用哲学范畴的形式进行表达,据以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用实践来检验和发展理论。总之,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既要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又要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相结合,还要与中国的具体实际情况相适应。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代特征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结合起来,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由观念形态向实践形态不断延伸和转化的过程。

2.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提出

最早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的是艾思奇,他在1938年4月写的《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中明确提出“,现在需要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过去的哲学只是做了一个通俗化的运动,把高深的哲学用通俗的词句加以解释,这在打破从来哲学的神秘观点上,在使哲学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接近,在使日常生活中的人们也知道注意哲学思想的修养上,是有极大意义的,而且这也就是中国化现实化的初步??然而在基本上,整个是通俗化并不等于中国化现实化,因此它也没有适应这激变的抗战形势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因为整个并没有做到中国化现实化,所以也不够充分的通俗化。”这表明哲学的中国化和现实化,既是前一段哲学大众化、通俗化的继续,也是抗战的需要。此后,艾思奇还提出了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两个原则“,第一要能控制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熟悉其表现方式;第二要消化今天的抗战实践的经验与教训。”艾思奇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和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基本思路是可取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由艾思奇率先提出,而则影响最大。1938年10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是这样说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成为伟大的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在看来,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生根开花,不仅要把它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而且需要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使之“中国化”。继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述之后,如刘少奇、和培元、杨松等一些人士也发表了意见,进行了多方的阐释。[3]

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相继诞生三大理论成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原因剖析

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够中国化有其深刻的原因:

1.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够中国化,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而中国哲学中存在着悠久的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传统,更重要的是这种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达到了统一,形成一种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某种一致性。

正因为中国哲学中存在着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传统,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后很容易被先进的思想家接受。从理论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同中国哲学中的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传统密切相关。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朴素辩证唯物主义既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得以产生的重要的历史文化基础,又构成了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便利的思想桥梁。不同民族哲学都有其独立性,但却可以相互吸收、相互融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朴素辩证唯物主义是两种不同形态的学说。我们既要看到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某种一致性,又要看到二者有不一致的方面,要有自觉的批判意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标志着人类达到了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自觉。因此,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朴素辩证唯物主义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分析、批判中国传统哲学及其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对之进行创造性转换。然后,再用经过分析、批判的中国传统哲学及其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去创造性地理解、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使其具有“民族形式”,并在这个过程中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4]

2.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世界性理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世界历史发展规律和必然趋势的科学把握,是一种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世界性理论。因此,中国化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普适性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世界性哲学”,是指导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但它没有也不可能指出世界上每个民族的具体特点和发展道路。列宁指出:“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所以,依照列宁的观点,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首先是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内在要求。作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同各个民族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转化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才能真正发挥其改造世界的功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各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3.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中国革命的需要

综观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国社会始终存在着“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选择,始终没有找到解救中国的真正出路。十月革命使中国人民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救中国的历史选择。中国革命不但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且尤其需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4.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中国现实发展的需要

在当代中国,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是时代的发展迫切要求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发展着的实践不断实现新的结合,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与时代的脉搏紧密联系在一起。现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和所面临的形势同过去相比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无论国际还是国内都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这些不断变化着的新的实际要求我们必须自觉地把握世界历史进程及其发展趋势,切实了解中国在世界格局中所处的地位,以便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扬长避短,争取主动。而且只有既把握世界历史发展潮流,又掌握本国的实际,才能找到适合中国自己的独特发展道路,才能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特色”给以全面的、辩证的理解。因为我们所讲的“特色”,正是从世界历史中获得规定的,是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总体关系中发展出来的。列宁在晚年已经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认为在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的环境里“,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后来的实践尤其是当今经济发展全球化的进程表明,孤立地、封闭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很难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与世界不断发展着的实践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当建立在世界与中国的连接点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我们一定要用联系、发展的眼光来看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把这一过程既看作是理论引导社会实践不断走向胜利的过程,又看作理论不断创新的过程。邓小平理论之所以成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在于他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情况的结合,他面对中国现实,果断地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改革开放,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从而使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志根据新的历史条件、新的历史任务和党的现状提出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既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光辉,又体现了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科学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楷模。

5.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中国化

改革和建设的伟大实践,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找到了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功。这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同样具有生存和发展的土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完全切实可行的[5]。

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想在中国发展必须中国化,必须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既要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又要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相结合,还要与中国的具体实际情况相适应。同时中国的发展也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指导,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参考文献:

[1]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534.

[2]孙伟平,张羽佳.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考[J].哲学研究,2006(6).

[3]陈晖阳.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考[J].重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6(3).

第9篇:马克思哲学原理论文范文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哲学 大众化 理性依据 路径选择

一、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理性依据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学者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在能看来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由抽象到具体、由深奥到通俗地转译,然后用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生动活泼的形式传达给他们,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们,内化为他们的共识,成为他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的思想武器,即是指理论面向大众,使大众认同、理解并汲取成为其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点和功能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理论、生活的哲学,这就要求让它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以通俗易懂的形式,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为大众所理解、接受和掌握。事实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取得了许多新的重要成果,迫切需要将其“大众化”。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既坚持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又在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上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坚实的理性基础,蕴涵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包容了多方面的新成果。这些凝聚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体现了中华民族优良文化传统特别是其哲学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重要内容。[1]

在马克思看来,全部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实践的主体,科学理论必须武装群众、掌握群众,才能变为现实的物质力量,才能取得现实的物质成果。列宁多次讲过,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等于最高限度的通俗化。列宁在晚年还指出,要使工人阶级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觉者,只有通过外在灌输。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最佳途径。1938年9月,在《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号召,认为共产党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者,但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用到具体的环境具体的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的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抽象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把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从学生的课堂和书本上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中尖锐的武器。

今天,随着改革开放实践的深入,社会生活节奏加快,人们为各种事务所困扰,在各种利益的冲突交锋中迷失自我,马克思主义哲学也面临严峻的挑战。首先,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他们无关,它仅仅是书斋里供少数理论家们把玩、欣赏的古董,从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专业招生遇冷可窥一斑,许多人认为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学科不如学习自然科学有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无用论、过时了”的声音不时出现。他们不懂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的一般规律的科学,对于人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其次,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一些人对马列经典作家的思想还有许多误解,有人把革命理论说成“暴力革命理论”,将邓小平经济理论说成“猫论”,而未能深刻理解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社会主义实践中的重大发展。这些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庸俗化理解,严重损坏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重新树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认识,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社会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当前我们要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提出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努力把抽象的深奥的理论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工作、学习和日常生活相结合,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时代特色和通俗易懂的表现形式。

二、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路径选择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在不同的国家,甚至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都有着不同的具体内容和特点。显然,在我国现有条件下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就要依据我国目前的具体国情提出具体的要求。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要适应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必须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崭新的时代内容。现阶段,我们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因而,我们的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各项工作都要服从和服务于党的根本任务,使我们的运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这也是对哲学大众化的总要求。[2]离开这一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就会因失去其具体的时代内容而形式化和表面化,从而达不到我们的预期目的。其次,要针对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方式。由于历史的和其他方面的原因,在我国长期以来形成了不同的知识层级和知识群体。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实践必须做到“对症下药”,因人而异,把深奥的理论同通俗化的方法结合起来,深入浅出,既有高深的研究又有通俗的宣传。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要讲究形式的多样化和内容的通俗化,重新造就一种大家共同学习、共同研究的学习风气,形成一个这样的局面:繁忙的科学工作者不用花费太多的时间,青年学生凭借求知的热情,普通群众利用丰富而浅显的形式,就可以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自觉地以此武装自己的头脑。最后,要把理论的灌输和对错误思想的批判结合起来,做到正反教育、比较择化、双管齐下。有比较才有鉴别,有鉴别才能使人们对是非正误有一个深刻的理解和认识,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人们头脑中业已形成的正确观念的牢固性和持久性。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不仅要人们单纯地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而且要在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同时注重对其他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比较和批判,特别是对那些严重危害人们身心健康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错误思想、思潮作最坚决的斗争。

具体说来,首先,用通俗生动的语言、丰富多彩的宣传普及形式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正像自然科学需要科学理论书籍,需要运用最通俗的手法、日常谈话的体裁,融合专门的理论,使大众的读者不必费很大的力气就能够接受一样,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的理论转化为朴实的文字、大众的话语,不仅在语言上做足功夫,而且在表达形式上多动脑筋。依实际需要,利用多种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各种现代化的传播方式,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要因材施“化”,要充分考虑各个知识阶层的实际理解能力、文化习俗和思维方式及生活习惯,利用广播、电视、杂志、报纸等宣传媒体,采用知识竞赛、读书会、故事会、发放免费读物、公益广告等多种形式,把深奥的理论通俗化,把枯燥的原理趣味化,深入浅出地回答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使之真正为广大师生所接受。如艾思奇在《大众哲学》中用一系列生动有趣的故事诠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潜移默化地入脑入心,影响了一大批苦闷彷徨的知识青年。但同时也要避免走入庸俗化的误区,列宁曾经说,庸俗化和浅薄同通俗化相差很远,通俗作家应该引导读者去了解深刻的思想、深刻的学说,他们从最简单的、众所周知的材料出发,用简单易懂的推论或恰当的例子来说明,从这些材料得出的主要结论,启发爱动脑筋的读者不断去思考更深一层的问题。可见,庸俗、通俗,一字之差,天地之别。[3]

其次,必须紧密结合时代特征,贴近大众生活实际。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必须紧扣时代脉搏,与时代重大政治任务同步,回答老百姓最为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如帮助大众认识科学发展观提出的国际、国内条件丰富内涵,以此更充分地发挥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作用,全面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另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与构建和谐社会统一起来,解决好发展中涌现的各种难题,对人们的困惑作出合理解答。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说,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这些都是极坏的作风。这种作风传播出去,害了我们的许多同志。因此,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和我国大众的需要结合起来。

再次,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要有轻重缓急,有主有次,循序渐进,忌一股脑、眉毛胡子一把抓。从内容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个逐步推进不断深化发展的过程,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也是一个漫长复杂的过程,这就决定了大众化要梯度推进,那些和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优先大众化。从对象上看,要把青年学生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重点。青年学生思想还不成熟,易变。有资料显示,目前大学生最关心的是就业,对于人生观、世界观或不屑一顾或概念模糊,因此,加强对当代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迫在眉睫,大学政治课也应一改过去呆板的理论说教,寓理于生动活泼的形式之中,对于社会其他阶层也应依据其生活思维习惯、知识层次,贴近生活实际,在不知不觉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

最后,深入浅出,持之以恒。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那种一阵风式或蜻蜓点水式的工作方法,应该为踏踏实实、细致入微、循序渐进的方法所取代,这样才能真正使理论达到大众。当今社会是一个日新月异的社会,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面临千载难逢的机遇,同时也面临各种复杂的局面,这就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研究提出了更多挑战,为了抓住机遇,有效地应对挑战,我们一方面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另一方面要努力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通俗化,让更多的人民群众了解、接受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使理论发挥其应有的价值,指导人们的生活和实践。

参考文献:

[1]顾海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史论要[J].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研究,2009.11:5-12.

[2]陈学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六十年历程中若干问题的认识[J].邓小平理论研究,2009.12:27-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