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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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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

第1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范文

【正文】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近十几年来,我国哲学战线同整个理论战线一样,在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结合时展,科技进步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研究迫切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包括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取得了重大成就,也出现一批哲学新人,促使我国的哲学研究步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有力地推动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所谓哲学陷入了“困境”甚至“绝境”的说法,是极端片面的。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是勿庸置疑的。我国哲学研究的发展在总体上也是健康的,其发展前景充满希望。但这绝不是说目前我国哲学研究,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就没有不足和问题了。如果这样认为,当然也是不客观的。我们还认为,在我国哲学理论研究和发展过程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的;无论出现何种理论观点,都可以从不同方面、角度促进我们的理论反思,启迪心灵,开阔视野,寻找到理论研究发展的新生长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同理论观点的出现,都有它的历史理由和积极意义,都为哲学发展作出一定的贡献。但是,正如人们常说的,存在的未必是合理的;局部正确未必完全正确。如果夸大了局部,甚至以局部替代整体,那就容易曲解理论的实质,客观上肢解了马克思主义,甚而造成新的混乱和危害。这就有必要提出,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事业中,既要注意克服教条主义,又要克服以偏概全的倾向问题。所谓“教条主义”是大家所熟悉的,即指在理论研究中的脱离现实,唯书唯上,思想僵化,人云亦云的倾向;所谓“以偏概全”是指理论研究中的随心所欲,各取所需,以偏概全,为我所用的倾向。这里所说的两种倾向,均属于学风和研究方法问题,一般属于学术范围内的问题。近些年来在哲学研究特别是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讨论、争论中,就存在着这两种倾向。一方面表现为教条主义,这是理论研究中长期存在的固疾(包括老教条和新教条),是相当长的时期要努力克服的主要倾向,本文在此不加赘述;另一方面表现为以偏概全、各取所需的倾向,这是当前特别值得提出和重视的新倾向。这一倾向在近年来我国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讨论中,表现得十分突出。

近十几年来,我国哲学界在批评和纠正以苏联哲学教科书为范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旧体系的过程中,为了返本归真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和改革、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的研究,围绕什么是本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展示了广泛而热烈的争论。许多专家学者,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原著,特别是后来新发表的马克思著作(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为写《资本论》而撰写的《经济学手稿》、以及《人类学笔记》等),以便重新认识马克思哲学的实质。这是极其必要的,并在研究过程中,提出许多有重大价值的理论观点和理论发现,极大地深化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本真意义的理解,有助于我们重新解读和把握马克思哲学的真谛。但是令人担忧的是,人们在看到这些喜人的成就的同时,也感到了新的迷惘。这就是对同一个马克思哲学,有了许多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理解,彼此激烈对峙,互不相让。比如,有人认为马克思哲学是以物质论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有的认为是实践唯物主义;有的认为是实践本体论或实践哲学;有的认为是历史唯物主义、是唯物辩证法、是人学、是实践交往理论、是生存论、是文化人类学,等等。有的明确提出马克思哲学不是唯物主义,甚至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表达的唯物史观,只是个别观点,而不是马克思历史观的基本原理。观点纷呈,不一而足。我们仔细阅读各家之见可以看到,上述诸种观点几乎都是建立在分析解读马克思原著文本基础上提出来的,大部分观点也确是马克思哲学思想所固有的内容;许多观点又是被哲学界长期所忽视或否定的,因而突出强调马克思的某些观点或方面,是有历史理由的,对于我们重新认识马克思哲学,建构马克思哲学新体系有重要价值。但是我们认为,上述观点基本上都是抓住或强调了马克思哲学中的某些方面,而不能真正反映马克思哲学的整体,在研究工作中,我们可以而且有必要以其中的某些观点为切入点深入探讨,揭示和展开其新的方面,从而丰富与发展马克思哲学的完整体系。但不可以以偏概全,各取所需,抓住其某一方面或为强调其被忽视的方面,而对其他方面不计其余,用自己对于某些方面的理解替代对马克思哲学的完整把握,甚至认为只有自己才发现了本真的马克思云云。我们哲学界长期以来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争论不休,是与某些人采取这种学风或研究方法分不开的,急待加以纠正。

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上述解读方式背离了对马克思哲学的完整理解。正如许多人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体系哲学,然而其本身已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当然是开放的、不断发展着的体系。所谓科学体系在宽泛意义上讲,即指理论、观点之间的内在联系。马克思虽然没有指明过自己建立了什么样的哲学体系,但马克思的哲学观点是有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实质上已形成了马克思哲学体系的雏型或基本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是特定历史的产物,它的理论观点必然带有历史的痕迹或说打上了历史的烙印。这就是:其产生的社会背景,是对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批判的结果;其思想理论背景主要是对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资产阶级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直接批判继承的结果。在哲学方面,其直接的理论来源是以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在欧洲存在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理论中,尽管其中包含有许多合理思想和天才的预见,但由于这三大领域基本上是相互分离的,因而没能形成统一的社会发展理论。在哲学方面,虽然有黑格尔辩证法这一辩证法的最高形式和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这一唯物主义最高形式,也是由于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分离,而没能形成科学的哲学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为了批判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建立新的(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从而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需要,是以人类解放为出发点和归宿点的。它不仅把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社会主义的研究结合起来,吸收其合理方面,克服其弊端,而且总结新的经验进行理论创新,建立了统一的社会发展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把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与费尔巴哈为代表的人本学唯物主义结合起来,吸取其合理方面,克服其弊端,并在实践基础上,对此加以革命的改造,实现了理论创新,即创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是综合创新的产物。因而它是继承前人,又高于(超越)前人,实现了人类哲学思想发展的革命性变革。也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哲学创建的固有(原生)形态。不仅如此,马克思本人也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的思想发展经历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过程。他起初信奉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当然是辩证的唯心主义),后来又接受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强烈影响,并以此为武器批判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方面(见1844年《巴黎手稿》、《神圣家族》等)。同时,由于对经济学的深入研究和工人阶级斗争实践的发展,马克思开始认清费尔巴哈(包括以前唯物主义)的局限性,认识到其根本原因在于脱离革命实践。于是,马克思站在实践立场,以实践观点为核心,尝试系统地批判费尔巴哈,这就是被恩格斯赞誉为“包含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诞生。《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表明了实践观点是马克思新哲学的核心观点和根本特征。接着马克思又以实践观点为基础,研究社会历史,展开了对费尔巴哈和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史观进行彻底清算,这就是《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划时代著作的出现。在这部著作里,马克思以实践的观点(“现实的人”即实践的活动中的人)为基础和前提,系统地阐发了新唯物主义,即实践唯物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标志马克思哲学理论系统的基本完成。马克思后来集中研究《资本论》。他在《资本论》中使用的基本方法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当然与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不同,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唯物辩证法;并且对辩证法的三个规律在《资本论》中作了充分的论证。同时马克思积极支持恩格斯对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以充分揭示辩证法规律的普遍性。这些都是大家熟知的历史过程。我们概要地叙述这一过程,是为了说明必须从整个历史发展过程,来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整体与历史形态,而不能停留在或仅抓住其中的某个方面以视全体。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哲学发展中的革命变革,从理论总体上看是实现综合创新的结果。马克思主义就是他那个时代的人类先进思想综合创新的产物。第二,马克思哲学的完整内容是包括唯物主义、辩证法、实践观、历史观、人学、人类学等在内的完整思想。第三,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实质是以实践观点为核心(或基础)的历史的辩证的实践的唯物主义。马克思的确从没给自己的哲学规定具体名称,但他已明确提出“新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我的辩证方法”,公开承认自己是黑格尔的门生。这些几乎是哲学界所熟知的常识,而常识的客观性是勿庸置疑的,它有力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和完整内容。因此,不可以只抓住其某一方面,而忽视或否定其他方面。比如有的学者不承认马克思是坚持唯物主义的。这显然与事实不符。马克思多次肯定评价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强调“我的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我是唯物主义者,黑格尔是唯心主义”,怎么能说马克思不坚持唯物主义呢?

当然,我们在具体的理论研究中,为了说明某个问题而强调马克思哲学的某一方面,突出某些内容,是完全必要的。如为了说明同唯心主义的区别,强调其唯物主义性质;为了同直观唯物主义区别而强调其实践唯物主义性质;要同唯心史观相区别强调其唯物史观;要同形而上学相区别强调唯物辩证法;要同自然物质观相区别强调人学或文化人类学等。这都是允许的和必要的。但绝不能在强调某一方面时忘记和离开马克思哲学的总体。因为上述不同提法都属于同一个马克思哲学。如果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只承认某个方面而排斥其他,不仅与事实不符,而且必然造成多种马克思哲学混战的局面,甚至出现没有马克思(甚至是西方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而使人们眼花缭乱,迷惘不解,无所适从,各行其事,无法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更难以确立科学的指导思想了。邓小平多次告诫我们,要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和科学体系,这是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极为重要的原则,对于我们当前研究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哲学界的一个迫切任务,是要在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哲学思想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对马克思哲学各方面丰富内容的研究,在统一思想基础上,发挥优势特长,挖掘新的生长点,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局面。

第2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范文

(一)培养高职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

哲学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相统一的学说,是对世界、人生和价值等问题的根本观点和根本看法。马克思主义哲学,它是唯物论和辩证法相结合的世界观,既是科学的世界观也是科学的方法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所持的态度和采取的方法最终是由世界观决定的。正确的、科学的世界观可以为人们的活动提供正确的方法,错误的世界观则会给人们的活动带来失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武装学生的头脑,解决好如何做事、如何做人、如何创业等等一系列问题。充分认识到,技术技能是一个国家创新创造力不竭的源泉。劳动创造财富,技术技能创造社会进步,从而做到“崇尚一技之长、不唯学历凭能力”。更加深入、科学地学习专业领域的知识技能。学会做人,学会做事,为顺利地走向社会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培养高职学生客观、全面、深刻地看问题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

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国的经济社会生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方面促使学生(包括90后的高职学生)逐步树立起独立、自强、成才、创业等意识,另一方面却也促使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念出现矛盾性、复杂性和多变性,以至于部分学生滋生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腐朽思想观念。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要求用联系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看问题;要求善于透过现象把握本质。这可以培养学生用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观察分析社会生活现象,学生只有确立了辩证思维方式,掌握了正确的思维方法,才能独立地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形形的复杂问题,对此进行正确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确立正确的人生道路和人生目标。

(三)培养高职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

90后的高职学生不满足只接受现成的理论知识,而是希望具有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创新能力。而创新的希望正是在青年,也是青年学生成长成才的基本要求和必备的重要品质。人类历史的发展证明,缺乏哲学思维的民族就是一个盲目、冲动、脆弱的民族。而缺乏哲学修养的人也必定是非常浅薄、浮躁、柔弱的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能够使高职学生进行两种思维方式的互补、交差训练,培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修养,为创新思维的培养和开展创造性活动打下坚实的根基。

(四)提高高职学生的精神境界和人文修养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

哲学教育是一种人文修养的熏陶教育,这既包含了对科学知识的探索、追求及思维能力的培养,又包含了对学生的人格、个性以及人文修养的教化,当马克思还是一个年轻的大学生时就说过,“没有哲学我就不能前进”。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在把学生的人文素质和科技知识融合的培养中,促使高职教育由培养技能型人才向培养综合素质型人才转变。

二、加强高职学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方法、途径

(一)思政课堂教学的主渠道,渗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

思政课是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而“05”方案,高职高专院校思政课程设置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形势与政策》,这就需要思政课教师吃透、挖掘《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两课教材,渗透、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如《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在课堂教学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讲透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则要深挖马克思主义哲学内涵,如“领悟人生真谛创造人生价值”这一专题的教学,要系统讲清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价值观。它包涵相互联系、不断升华的三种境界,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历史价值,体现着价值观三种境界的有机统一。个人价值的实现,是在个人实现社会价值过程中得到实现的;个人价值不是否定社会价值,而是社会价值实现的基础;历史价值不是否定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而是个人价值、社会价值的历史延伸,它是个人价值的最终完成。当今中国社会,分化日益剧烈,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已经成为共识。教学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是个人价值、社会价值和历史价值的统一,有助于学生把个人的自我实现与个人的社会责任结合起来;从而形成崇高的历史责任感、使命感。

(二)校园文化建设,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内化功能

第3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范文

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什么?是辩证唯物主义、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人学唯物主义,抑或是唯物史观。辩证.或是别的什么?与此相联系,我们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我们的哲学教科书宣讲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否真正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貌?我们应该怎样对待现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回到马克思”,还是“构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形态”?这些似乎早已不成的问题,近年却成了哲学界的一个热点。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根本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我们长期以来没能从哲学形态的高度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辩证法与传统形而上学的本质区别,从而混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的界限,导致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上的分歧。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的关系问题是理解马克思的关键所在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同理解早在马克思生活的年代就已开始,其后逐步呈现多样化。其模式主要有两种:一是遵循传统哲学的模式,基本肯定黑格尔辩证法,力图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一个从抽象概念出发的绝对体系:如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代表的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分为几个部分的苏联模式(多为中苏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或是对该模式进行的批判与“重建”,如卢卡奇“存在本体论”、葛兰西“实践哲学”,以及当今国内盛行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和“实践本体论”等各种“本体论”哲学等。二是否定传统哲学、反对黑格尔辩证法,不赞成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仅仅理解为一种方法(“批判”或“实证”),但仍以传统哲学的模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理解或“重建”。如萨特、阿尔杜塞为代表的西方哲学各主要流派从“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等角度进行的“重建”或理解。两种模式的共同缺陷均在于未能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的关系问题。其中,“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所表述的观点和体系,从产生之日起,就被作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对待。不论是赞成和坚持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重建和反对马克思主义者,均以此为据。如第二国际后期伯恩斯坦等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以及卢卡奇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以萨特、哈贝马斯等为代表的现代西方哲学主要流派从各自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重建”或理解,都是如此。

针对这种“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二国际后期,伯恩斯坦等人提出“反对教条主义”,“黑格尔辩证法是马克思学说中的叛卖性因素”。20世纪初,卢卡奇认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仅仅涉及到方法”,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关于社会历史的“总体”的辩证法,“辩证法的基本主张,即黑格尔的具体概念理论”(1923),主张“重建”马克思主义,开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葛兰西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哲学”,主张坚持“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这一辩证法的基本精神(1926—1937);柯尔施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把社会看作或理解为一个活的总体的理论”(1923)。到50年代末期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突破单一的模式,呈现解释和的多样化格局。卢卡奇要用“社会存在的本体论”“复活马克思主义本体论”(1969),施密特认为“马克思的意思并不是简单地用一种物质的‘世界实体’去代替黑格尔的‘世界精神’,那会是一个同等的形而上学原则。”(1973)。此外,以萨特、哈贝马斯等为代表的现代西方哲学主要流派也都从各自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重建”或理解,观点之多,不胜枚举。这些研究,不论是否正确,对我们研究和理解马克思主义,都有着很好的借鉴意义。

在国内,苏联模式一直作为哲学教科书、作为正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被宣传、普及。直到80年代初,哲学界才开始有人批评传统教科书“仍然沿用的是旧哲学的提法,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本体论”(高青海等1985)。此后越来越多的哲学家主张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认识马克思”(陈先达等1990),要搞清“‘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什么,它的‘本来面貌’是什么”(李德顺2000);一些哲学家则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要“返本开新”(刘奔《马克思历史观变革的实质》1999),要“创造性地诠释马克思”(何中华2000);另一些哲学家认为要“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黄楠森、韩民青2000)等。这些观点,对我们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基础,开拓了思路。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面貌”究竟是什么这一点上,看法始终难以统一。代表性的有:(1)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黄楠森2000),历史唯物主义是其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推广和应用”(孙正聿2000);(2)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是唯物史观。离开了唯物史观的创立,就不可能有辩证唯物主义(辛敬梁1996);(3)马克思主义哲学仍然是形上学,是本体论(李维武1991,叶秀山2000),它与黑格尔哲学的区别仅在于是从什么样的本体出发;(4)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如李淮春、杨耕1994);5、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一种方法、一种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系统,而不是一种体系哲学(孙伯揆等2000)。可见,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的关系问题。也是当前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焦点。

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的关系问题一直未能得到正确处理,中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一直为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的阴影所笼罩,并为如下重大问题所困扰:1、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是本体论哲学,它与传统形而上学仅是在方法上对立还是作为哲学形态而全面对立?唯物辩证法仅是一种方法或方法系统,还是一种与传统形而上学全面对立的哲学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全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和灵魂?2、黑格尔哲学是否仍是传统形而上学,它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区别是否仅在于唯物与唯心的区别?3、唯物辩证法与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区别究竟在哪里,仅仅是出发点不同,还是作为不同的哲学形态而全面对立?4、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变更只是出发点的变革、方法的变革,还是哲学形态的革命性变革,彻底的变革?5、唯物辩证法仅仅是一种方法或方法系统,还是一种与传统形而上学全面对立的哲学形态?能不能说唯物辩证法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全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和灵魂?对这些问题如何回答,已成为理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键所在。

也正是由于这些问题未能解决,才导致了哲学界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上的重大差异: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仍然是形而上学和本体论,就必须以传统哲学的眼光、以黑格尔哲学的眼光来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它视为世界观、视为知识,视为(甚至是科学的科学),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科学、严格、完整的体系,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依靠纯粹概念进行的逻辑推论。其结果是,不论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本体论、知识论,还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实践论、价值论,或是实践唯物主义、人本唯物主义等等,都摆脱不了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成为一个依靠纯粹概念的逻辑推论建立起来的哲学体系;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形而上学和本体论,或是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与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全面对立的,就必然反对用纯粹概念的逻辑推论建立绝对体系的传统哲学模式,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科学的知识论观点,而把解决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作为自己的使命;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仅仅是一种方法或方法系统,就必然反对体系哲学。但又容易因片面强调方法,而看不到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不仅是一种方法,更是一种与传统形而上学全面对立的哲学形态,它在目的、性质、对象、方法、功能、作用等各方面与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全面对立。就看不到唯物辩证法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全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和灵魂。一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唯物史观,就是辩证方法,都是只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仅仅看作是一种方法或方法系统的结果,因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相当大的范围内丧失了与传统形而上学全面对抗的能力,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混同于传统形而上学。

可见,“回到马克思”也好,“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也好,都必须首先解决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的关系问题。只有这一问题解决好了,才能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二、唯物辩证法是指称马克思主义的最准确的概念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全新的哲学形态,最能代表其本质和核心的究竟是什么?是“辩证唯物主义”,还是“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抑或是“实践唯物主义”?我认为,这些说法都不够准确。只有唯物辩证法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和灵魂,是指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准确的概念。

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唯物辩证法。事实证明。用本体论的建构起来的哲学体系,来反对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从休谟和康德开始,传统形而上学就受到了质疑。到现当代西方哲学,反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呼声更是一浪高过一浪。但纵观中外哲学史,只有马克思才真正建立起了与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哲学全面对立的崭新的哲学形态。为了终结脱离实际的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马克思坚持以哲学改造世界为己任,利用从现实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理论服务于现实这样一种与本体论完全相反的哲学方法,创立了与传统形而上学根本对立的哲学新形态——唯物辩证法,从根本上改变了那种“为了知而追求知识,并不以某种实用为目的”的本体论哲学。马克思原创的唯物辩证法,既是一种方法,也是一种全新的哲学形态,是哲学形态的根本革命。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本质是现实哲学,即从现实出发、为现实服务,坚持理论和现实的统一,现实、反映现实、改造现实,作为现实生活的灵魂和精神的精华的哲学,而不是本体论:是真正的智慧学,而不是知识或;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智慧,而不是对知识、知识和思维知识进行概括和的知识论,更不是凌驾于科学之上的“科学的科学”。

马克思最伟大的成就是创立了唯物辩证法,以一个全新的哲学形态终结了传统形而上学,实现了哲学上的重大革命,使哲学成为真正现实的哲学。唯物辩证法,仅仅从哲学方法论的角度看,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若从以这种方法建立起来的哲学形态的角度看,它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史上的意义,并不在于创造了什么“彻底严整的科学体系”,建立了“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普遍的科学”,而是在于:建立了从现实出发、以理论联系实际、理论和实践相统一为根本特征的唯物辩证法,这样一种全新的哲学形态;终结了“以超出了经验范畴的纯粹概念的逻辑推论,建构绝对的、普遍有效的体系”为共同特征的传统形而上学这样一种旧的哲学形态。实现了哲学形态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都是依靠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来完成的。唯物史观、科学社会主义、学都是唯物辩证法的结晶,都是在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下研究人类社会现实的结果。我们重新解读马克思,关键就在于如何继承发展唯物辩证法。

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迄今为止的最新的哲学形态,也是最符合哲学本性的哲学形态。按哲学的本性来说,“哲”之为“学”,就是给人以智慧、使人聪明的学问,即“智慧之学”或“聪明之学”。“智慧”,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方法。它是一种思维创新能力,是人们进行文化创造的想象力和批判力,也是解决的能力和方法。它不同于知识。知识是能力和方法的结晶,是智慧发挥作用的结果,是人们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所获得的认识和经验的总和。因此,哲学的本性是“智慧”,是认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方法。而不是知识(自然科学知识、社会科学知识、思维科学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更不是这些知识本身。哲学作为“智慧学”。与其他智慧的区别,就在于它不是解决各种具体问题的能力和方法,而是关于人类如何生存发展和安身立命、如何处理人与世界关系的能力和方法。它是理解和协调人与世界关系,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历史、人与他人、人与自我的关系的能力和方法。也就是说,哲学提供的是认识、协调和改造人与世界关系的能力和方法,而不是认识和改造世界本身(人、自然、社会、思维)的能力和方法。哲学作为“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价值观”,也都是从处理人与世界的关系的角度讲的,而不是从认识世界本身的角度讲的。认识世界是各门具体学科的事情,而不是哲学的事情。并且,“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最终要为“方法论”服务。从哲学的本性而言,哲学的研究模式主要是“(这)应是什么”和“(这)能是什么”,而不是“(这)是什么”。哲学的本性是智慧,智慧重在创新和发展,要创新和发展,就离不开反思和批判。哲学智慧是反思的智慧、批判的智慧、变革的智慧。它激发人们的想象力、批判力和创造力,弘扬人们的探索精神,激发和引导人们对社会现实进行反思和批判,实现人类的自我超越和自我发展。正是这个原因,马克思才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要求。

唯物辩证法就是全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与灵魂,与其它哲学形态有着根本区别。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由几个部分组成的绝对体系的做法是错误的。唯物辩证法的根本特征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从实际出发、从现实出发。它是为现实服务的哲学,也是为人民服务的哲学,因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实践就是最大的实际、最大的现实。其主要内容是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理论与实际的统一;理论和实践与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统一;检验真理与实践评价的统一。其与黑格尔辩证法的根本区别是,理论与实际是在现实中还是在思想上统一。

只有唯物辩证法才作为哲学形态而与传统形而上学全面对立,也只有唯物辩证法才是指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准确的概念。“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以至“实践唯物主义”,都不能准确概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当然,我们也可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成“现实的哲学”、“人民的哲学”“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实践唯物主义”等等,但其核心和实质只有一个:就是唯物辩证法。

三、唯物辩证法是一种与传统形而上学全面对立的全新的哲学形态

作为哲学形态,唯物辩证法只能是与作为哲学形态的,“以超出了经验范畴的纯粹概念的逻辑推论,建构绝对的、普遍有效的体系”为共同特征的传统形而上学根本对立。而不是与仅仅作为方法的“形而上学”或历史唯心主义全面对立。(参见拙文《唯物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根本对立及其现实表现》《东岳论丛》2001年第一期)。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用超出了经验范畴的纯粹概念的逻辑推论,建构绝对的、普遍有效的体系。不仅在发展观上与辩证法对立,也在世界观上与唯物主义对立。追求绝对的普遍真理,建立普遍有效的绝对体系。必然导致用片面的、静止的、孤立地眼光看问题;从思维而不是从事实出发。必然导致唯心主义,或者本身就是唯心主义的原则;建构绝对的、普遍有效的体系,片面追求终极性、统一性、固定性和稳定性,否定矛盾,必然导致与辩证法对立意义上的形而上学,或者本身就是形而上学的特征。因此,与传统形而上学全面对立的不是仅仅作为方法的“辩证法”,而是作为哲学形态的“唯物辩证法”。只有唯物辩证法才作为一种全新的哲学形态与传统形而上学全面对立。

概括起来说,作为一种全新的哲学形态,而不仅仅是方法,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在目的、性质、对象、方法、理论来源与表述、理论与现实的关系等各个方面,与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全面对立。主要表现在如下几点:

其一,目的是为了。还是为了“求知”。在研究目的上,唯物辩证法以改造世界、解决重大社会现实问题为目的,坚持从现实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理论服务于现实。而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则是“为了知而追求知识,并不以某种实用为目的”(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

其二,性质是“智慧”,还是“知识”。唯物辩证法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智慧”而不仅仅是认识世界的“知识”。形而上学和本体论把自己看作是认为世界的“知识”或“科学”,因而也就常常把自己混同于具体科学,甚至把自己看作“科学的科学”。

其三,对象是现实还是思想和概念。唯物辩证法把现实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认为理论是来自现实,是现实的反映,坚持理论与实际在实践基础上的统一,强调“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①(P76)。而在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中,则是把“本体”作为研究对象,是理论与现实相脱离或背离:唯心主义认为现实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自然界只是观念的外化;唯物主义虽然反对现实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的唯心主义观点,但其哲学也仅仅是从头脑中而不是现实中产生出来的思想。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批判黑格尔时说:“在黑格尔看来,自然界只是观念的‘外化’,它不能在时间上发展,只能在空间上扩展自己的多样性,因此,它把自己所包含的一切发展阶段同时地、并列地展示出来,并且注定永远重复始终是同一的过程。黑格尔把发展是在空间以内、但在时间(这是一切发展的基本条件)以外发生的这种谬论强加于自然界”②(P229)恩格斯在批判费尔巴哈时也指出,由于“他虽然有‘基础’,但是在这里仍然受到传统的唯心主义的束缚……从他的孤寂的头脑中,而不是从与他才智相当的人们的友好或敌对的接触中产生出自己的思想。”②(P230—231)因此,“我们一接触到费尔巴哈的宗教哲学和伦,他的真正的唯心主义就显露出来了。”②(P233)

其四,方法是从实际出发,还是从思想、从概念出发。在哲学研究方法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以全面、联系和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解决与人类历史命运相关的重大社会现实问题。马克思一生致力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对未来社会的构思,致力于全世界无产者以至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要求人们在理解现实世界(自然界和历史)时从事实和事实本身的联系出发。抛弃一切先入为主的、同事实不相符合的唯心主义怪想。而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的思维方法(包括黑格尔的思辨方法),坚持从思想出发。从抽象的概念出发,在超越于经验的纯思维领域构造世界的发展图景,就不能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来认识世界,就不能把世界理解为一种过程(如费尔巴哈)、理解为一种处于不断的历史发展中的物质(如黑格尔)。这是包括费尔巴哈和黑格尔在内的传统形而上学哲学家的共同缺陷。

其五,理论是开放的、发展的,还是普遍有效的绝对体系。在哲学理论的表述上,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认为真理是现实的反映,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不承认永恒不变的“本体”和绝对真理,反对建立普遍有效的绝对体系。认为自己的哲学是开放的、发展的理论。而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则追求终极、追求普遍、追求绝对,追求永恒不变的“本体”和绝对真理,致力于建立普遍有效的绝对体系。他们大多把自己的哲学封为绝对真理。恩格斯在评论黑格尔哲学时说:“他不得不去建立一个体系,而按照传统的要求,哲学体系是一定要以某种绝对真理来完成的。”②(P217—218)并指出:黑格尔之所以把发展是在空间以内、但在时间以外发生的这种反辩证法的谬论强加于自然界,是因为体系的限制,“体系要求这样,于是,方法为了迎合体系就不得不背叛自己。”②(229)由于黑格尔用超出了经验范畴的纯粹概念的逻辑推论,建构绝对的、普遍有效的体系,宣布自己的体系是绝对真理,从而最终陷入了形而上学。恩格斯在批判费尔巴哈受传统形而上学哲学体系束缚时也说:“不仅哲学这—似乎凌驾于一切专门科学之上并把它们包罗在内的科学的科学,对他来说,仍然是不可逾越的屏障,而且作为一个哲学家,他也停留在半路上,他下半截是唯物主义者,上半截是唯心主义者”②(P241)。就是说他仍然未能逃脱传统形而上学建构绝对的、普遍有效的体系的老套路。而用形而上学方法建立起来的体系,也免不了“上半截是唯心主义”。

其六,在哲学与现实的关系上,唯物辩证法是现实的哲学,强调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检验真理与实践评价相统一。坚持哲学是与现实相统一的,在现实中生长和发展的,是为现实服务的。而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则以主观与客观相脱离。理论与实际相脱离为特征,不仅方法本身容易导致理论与事物的本来面目不相符,即使理论本身有与实际符合的成分,也只是作为知识和教条,成为空头理论,而不能正确用于解决实际问题。马克思强调“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P57)列宁认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③(P241)。也批评“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④(P295)都是从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的角度讲的。

其七,功能是为现实服务、为人民服务,还是脱离实际、为少数人服务;是最广大人民群众行动的指南,还是少数人的理论招牌;唯物辩证法坚持哲学为现实服务、为人民服务,传统形而上学则是脱离实际的概念推演,是少数人的理论招牌。这种对立也表现在现实中(理论上、认识上、实践上),并对当代哲学有着重要。

唯物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不仅表现在理论上,也表现在现实中。理论上的对立是社会现实中对立的反映。但不论是理论上还是现实中,坚持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的必然归宿都是理论脱离实际,哲学脱离现实。因而,形而上学和本体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大敌,人民的大敌。的马克思主义从其诞生之日就是在与形而上学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从反对教条主义、机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到反对两个凡是、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都是以唯物辩证法拒斥形而上学的结果。因此,唯物辩证法的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就在于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唯物辩证法: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领导人民建立了新中国;邓小平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领导人民走向了富裕。坚持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是认清真假马克思主义的需要;也是建设好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需要。<br>四、正确理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

1、“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认识马克思”

不论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认识马克思”、“创造性地诠释马克思”,还是“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共同的目的都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都首先要搞清“‘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什么,它的‘本来面貌’是什么”。通过对马克思原著的解读,并吸收中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积极成果,从哲学形态变革的角度,对唯物辩证法、形而上学,以及二者的全面对立进行深入考察。力求得出科学的结论,以划清仅作为方法的“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与作为哲学形态的唯物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之间的区别;划清唯物辩证法与其他一切哲学形态的区别。只有这样,才能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征和实质,明确唯物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核心地位,驱除传统形而上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影响,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成为现实的哲学。

2、从哲学形态发展的高度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而不是简单地把它作为“直接来源”。改变从某一抽象概念出发、依靠逻辑推演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把唯物辩证法作为一种全新的哲学形态(而不仅是方法),放到哲学形态发展史中考察,全面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不是本体论。而且马克思还是坚决反对本体论的。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是以建立普遍有效的绝对体系为特征的,如果马克思崇尚传统形而上学,他首先要做的,决不应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研究。不是从事《资本论》的研究。而是创造出一个自己的哲学体系。不论这个体系是从物质“本体”出发,从人“本体”出发。还是从实践“本体”出发。马克思一生中不但没有建立这样一个体系来表述自己的思想。反而把大量的精力放在《资本论》的著述上。其中的原因只有一点,就是马克思坚决反对“以超出了经验范畴的纯粹概念的逻辑推论,建构绝对的、普遍有效的体系”为共同特征的传统形而上学,一生致力于建立从现实出发、以理论联系实际、理论和实践相统一为根本特征的唯物辩证法。致力于运用唯物辩证法解决重大社会现实问题。因此,我们在谈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问题时,必须明确唯物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核心地位,明确其与黑格尔哲学的根本区别。从为现实服务的角度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的关系,而不能把它混同于以建立绝对体系为目的的传统哲学。纠正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的错误倾向。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成为现实的哲学、人民的哲学。

3、从坚持和发展以理论与实际相统一为根本特征的唯物辩证法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而不能把它们建构成绝对的体系。从理论和现实两方面坚持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1)在理论上坚持哲学与现实的统一。反对脱离现实的“形而上学”。坚持哲学为化建设服务、为提高民众哲学素养、维护人民大众的利益,为人民大众的社会实践提供理论支持。反对一切用传统形而上学方法建立实践本体论、人本体论、社会本体论、关系本体论等哲学体系,甚至直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本体论哲学的错误倾向;(2)认识上坚持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认识与实践的统一、实践评价与检验真理的统一。反对割裂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把实践神圣化,片面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忽视用人民利益标准来评价实践的倾向;(3)实践上,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反对理论脱离实际的“纯粹理论家”、只会读稿子的“纯粹演说家”和既不懂唯物辩证法、也不懂社会科学的“纯粹实践家”。

4、从哲学的“智慧学”本性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而不是把它看作一般和个别的关系。作为科学一般的是科学学或科学哲学,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两者在目的、对象、方法、成果各方面均不相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解决重大现实问题的原则、方法和理论,而不是认识世界的知识和科学,更不是科学的科学。它是改造世界的智慧,而不是认识世界的知识。不是对现实、对实践的概括和总结。它是一个开放的理论系统,而不是一个绝对的理论体系。更不是用纯粹概念推论建立起来的形而上学和本体论,不是“科学的形而上学”。否则,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知识。视为对世界的认识,对实践的总结,必然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实践的阐释者而不是指导者。游离于现实之外,落后于现实,从而丧失生机和活力。

5、从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的高度而不是从世界观的角度理解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特点。在研究方法和学风上,哲学研究坚持以重大社会现实问题为反思对象,而不是以脱离现实的纯粹概念为对象。改变脱离人民大众、以深奥难懂为荣的形而上学作风,坚持研究与宣传普及的结合。把科学研究的结果普及推广到全社会。要从现实出发,坚持用唯物辩证法来研究“人的问题”、“认识问题”、“实践问题”、“历史问题”、“社会问题”、“文化问题”、“发展问题”、“价值问题”以及其他重大的现实问题,而不是热衷于从抽象的概念出发来建立诸如“人学”、“认识论”、“实践哲学”、“历史哲学”、“社会哲学”、“文化哲学”、“发展哲学”、“价值哲学”等各种各样的哲学体系。坚决反对从虚构的概念出发来推演哲学体系的传统形而上学方法。特别是近些年国内哲学界出现的诸种“本体论”哲学。这些“本体论”哲学的共同特征就是站在“形而上”的角度。从概念出发而不是从现实出发,片面强调一点或一面。“追求终极”,好走极端。只要强调什么,就把什么推到“本体”的地位。如“实践本体论”、“人本体”论、“社会关系本体”论,等等。这些“本体论”哲学由于从概念出发和好走极端,不仅容易由“形而上”而走向唯心主义,也混淆了唯物辩证法与传统形而上学的区别。

6、在重视实践问题的同时,注意加强实践评价的研究。在人类统一的认识——实践活动中。检验真理和实践评价是统一的,统一的基础就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人的认识需要实践的检验,而人的实践又需要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标准进行评价,实践评价是检验真理的逻辑起点。只有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实践,才能成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参见拙文《实践评价与检验真理》《文史哲》1996年第6期)。因而,在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同时,必须坚持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评价我们实践的最高标准,实现检验真理与实践评价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基础上的统一。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我们的党才能真正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成为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党,才能真正团结全国人民同心同德搞好现代化建设。这也是反对把实践神圣化、片面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忽视用人民利益标准来评价实践的错误倾向,坚持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实现理论与现实相统一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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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4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范文

人类很快就要进入21世纪。在新的世纪中哲学将朝什么方向发展?将会发生哪些重大变化?这是近年来中国和西方哲学界、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都在热烈讨论的问题。中国哲学存在的条件及其本身状况都不同于西方,它当前存在的问题和今后的走向必有不同于西方的特点。然而当代中国是面向世界的中国,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与整个世界在一定程度上已融为一体。因此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变化与西方哲学也必然有不可分割的联系。除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研究外,中国哲学研究还包含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哲学、学习和借鉴国外哲学等诸多方面,它们都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服务,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融为一体。因而当代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联系最突出地表现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联系,研究当代哲学走向最重要的就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走向。

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具有世界意义,但从社会背景和理论来源来说主要是西方的产物。这一点中外哲学界都很少有争议。分歧较大的是:它与在同一社会背景和理论渊源下产生的现代西方哲学究竟是什么关系?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人们往往把被教条化和僵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形态当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形态,并因它在基本倾向上与现代西方哲学不同而把这两种哲学完全对立起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大都对现代西方哲学全盘否定;西方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总是极端敌视。双方处于对峙局面。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形势剧变,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遇到了重大挫折。许多西方学者就此宣告马克思主义“最终失败”。马克思主义学术界内部也有人在不同程度上动摇了原有的信念。这种情况的出现要求我们既要重新考察和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真实所是、特别是二者的产生在西方哲学史上的真实意义;也要重新考察二者一百多年来在各自的发展中遇到的不同性质的问题和困难,二者是否能够以及怎样去克服它们?二者是否还具有、或在什么条件下还具有生命力?只有对这些问题有符合实际的认识,才能对二者的前途和当代哲学的走向作出较为准确的估计。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出现在哲学发展中的意义,我国哲学界过去作了相反的评价:前者是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后者是从进步向反动的转化。这种情况在改革开放后已有很大改变。在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我国理论界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左的教条主义和僵化倾向。对于现代西方哲学,现在很少再有人简单否定。除了专业队伍外,许多专事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士也对之作了大量研究,并在自己的工作中借鉴了有关成果。然而在这方面仍有明显的不足。特别是对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和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转化的真实意义还缺乏深层的探索,而没有这样的探索,既有的成就也是不牢固的,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与以往类似的片面性。

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僵化,现在谁都反对。然而,即使在左的倾向占支配地位的时期,又有谁公开赞成呢?人们往往都是在维护马克思主义的名义、甚至动机下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僵化的。人们是否会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僵化,这既取决于他们的主观愿望,更取决于他们能否以与马克思主义相一致的思维方式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在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条化和僵化的人中,固然有它的反对者,但也有、甚至更多的是它的拥护者,有的甚至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然而,由于他们在某些方面未能越出近代哲学的视野,或受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其他方面的制约和影响,以致不自觉地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核心的实践原则。因此,如果对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理解片面,即使有最好的动机,也会背离马克思主义的

对现代西方哲学不能简单否定,现在谁都同意。可是,过去也极少有人直截了当地宣称要对之简单否定。当时人们主要也只是说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之进行分析批判,而这不能说错了。问题在于人们对现代西方哲学的理解远远离开了其实际所是。例如,当时大家都认为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化是从唯物主义向唯心主义转化,现代西方哲学的根本特征是唯心主义泛滥。实际上大多数现代西方哲学流派所要求的是超越以追究世界的物质或精神本源为目标、以心物相互独立和主客完全分离为理论前提的传统的哲学思维方式,从而除了反对唯物主义以外,也明确要求反对唯心主义。他们之反对唯物主义,并不是为了宣扬唯心主义,而是使哲学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唯物唯心之争,而转向具有自主个性的人及其所牵涉的世界,转向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这种转向并不意味着笼统地否定外部世界(自然界)自在地存在,而只是认为这个世界如果不与人发生牵涉,就不能成为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所及的对象(客观)世界。哲学应当成为研究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学问,而不应当成为超越这个界限的形而上学。因此,按照传统观点来批判现代西方哲学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在一定意义上可能是批判了一些它们正好要反对或超越的东西。

究竟怎样理解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和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的转化的真实意义?这是一个涉及面广泛、内容复杂且带有较大敏感性的“系统工程”,需要哲学界共同努力探索。我个人近年来对这方面的问题也曾反复思考,在《西方哲学的近现代转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道路(论纲)》等几篇论文中发表过一些意见。其中包括了如下两点:

第一,现代西方哲学的出现是西方哲学发展史上一次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型,主要表现为多数现代西方哲学流派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力图超越以主客心物等二分为出发点,以建立关于世界的本源、本质的理论体系为目标,以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等为理论特征的近代哲学,使哲学研究在不同程度上从抽象化的自在的自然界或绝对化的观念世界返回到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现代西方哲学家企图以此摆脱近代哲学的困境,为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开辟新的道路。他们的哲学总的说来更能体现这一时期西方社会各个方面发展的状况,因而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西方哲学由近代转向现代标志着西方哲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

第二,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所作的变更是哲学史上最具有进步性和革命性的事件。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比现代西方哲学更加彻底全面地超越了近代哲学的二元分立、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和思辨形而上学等倾向,而且为西方哲学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现实的道路。这具体表现在马克思不是简单地扬弃一切旧哲学,而是力图彻底打破它们由以出发的前提。他所关注的不是建立关于整个世界的严密完整的理论体系,而是直面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他由此把实践观点当作其哲学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主张通过实践来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促进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马克思正是通过对人的实践的意义的深刻揭示和全面阐释彻底地实现了对近代哲学的超越,实现了哲学上的革命变革。

总的说来,从批判和超越以二元分立、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等为特征、并已陷入困境的近代哲学思维方式说,从建立一种以强调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以及人的自主能动性和创造性为特征、以适应现代社会的时代精神的要求的新的哲学思维方式说,现代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存在着重要的类似之处,可谓殊途同归。二者均属于现代哲学思维方式,具有某种程度的同质关系。

肯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和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化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把二者相提并论,也不表示这种变更具有永恒意义。二者在社会阶级属性和理论形态上都存在着重要区别。它们在发展中都会遇到各种问题和挑战,都需要进行新的变更。但二者的问题和挑战的性质不同,进行变更的形式和内容也不同。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革命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形态,这一点很少有人直接否定。重要的是要作到具体地、而不是抽象地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种阶级属性与其具体的理论形态之间的联系,否则仍然无法正确地理解和坚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之把实践观点当作其哲学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正是由于他不仅是伟大的哲学家,而且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导师。这二者的统一使他超越了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家无法避免的在

理论与现实之间脱节的局限性,能自觉地把在哲学上的变更与无产阶级的现实的革命要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使他的哲学具有高度的现实性和实践性。马克思在批判和超越西方近代哲学时,其所关注的不是像西方哲学家那样构建新的哲学体系,而是促进现实社会的改造,为其指明方向,提供指导。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最后一条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不仅是《提纲》的结论,也可以看作是他的整个哲学的结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目标就是为无产阶级改造世界服务。因此它不把理论当作教条,而当作行动的指南;它不恪守任何与现实生活和实践相背离的抽象原则,而是把它的原则与现实生活和实践紧密联系起来,既用来指导现实生活和实践,又在现实生活和实践中受到检验;它反对并超越任何封闭、僵固的体系,自然也避免构建易于变得封闭和僵固的那种全面完整的体系,而坚持采取一种能动地面向现实生活和实践、面向未来的开放的思维方式,并由此使自己的理论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产生以来的一百多年中,在所涉足的各个领域都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无论就其理论本身或在它的指导和影响下所进行的各种现实的革命和实践活动,都取得了极其光辉和伟大的成就。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不可能没有曲折。早在马克思在世时就有人以颂扬他的名义而曲解他的理论,以致他为了与这些人划清界限曾不得不宣称“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6页。)。在往后的一百多年中,围绕着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无论在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之间,还是马克思主义者内部,一直都在进行着激烈的争论,马克思的哲学也一再受到曲解。以现代西方哲学各个流派哲学家为主的非马克思主义者由于不能摆脱资产阶级的眼界,自然看不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意义。尽管他们有的也力图超越西方近代哲学,甚至以某种含混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把面向现实生活和实践当作哲学的新的方向。但他们却往往看不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西方近代哲学的超越,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原则的真实意义。他们大都仍然是以近代哲学思维方式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与近代唯物主义等量齐观,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相提并论,把这些哲学存在的问题当作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并由此对之加以批判和攻击。例如,许多(甚至可以说是多数)有代表性的西方哲学家都竭力指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二元论”、“教条主义”。其实,马克思早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早期著作中,就已非常明确地把“实践”、“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当作他的全部哲学的出发点,从而从根本上超越了唯心主义和直观的唯物主义的界限,动摇了产生“二元论”、“教条主义”的基础。

在马克思主义者内部,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往往有不同看法。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所处历史时期和社会背景上的差异都会使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不同的眼界,从而有不同的认识。这种不同大都是正常的现象。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理解本身就需要考虑时期、地点、条件不同等多方面的因素。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曲解或误解来说,情况也是多样的。最常见、也最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人往往按照近代哲学的思维方式来理解它。例如,把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关系主要看作抛弃其人本主义而继承其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把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关系主要看作抛弃其唯心主义而继承其辩证法的“合理内核”。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唯物主义对旧唯物主义的自然主义的一定程度的克服,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自我意识理论对传统的先验主体性原则的超越以及对人的自由、实践性和历史性等的揭示,这些本来都为马克思所肯定和强调,成了他的哲学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然而它们后来被许多人忽视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因而往往带有某种自然主义、纯粹理性主义和非人的色彩,而这些正是马克思所竭力批判和超越的近代哲学固有的倾向。诸如此类对马克思哲学的偏离为各种形式的教条主义和机会主义倾向所进一步发展,后者对马克思主义造成了极大损害,有时使之陷入困境甚至危机。出现这种偏离的原因各有不同,需要具体分析,但脱离现实生活和实践可以说是其共同特点。

显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之遇到困难,出现曲折,不是由于它本身存在内在矛盾或片面性,而是由于人们对它作了教条主义等脱离其实际所是的理解和发挥。既如此,为了克服这些困难和曲折,就不是超越、更不是放弃马克思主义,而是由被曲解或作了片面发挥的马克思主义返回到以现实生活和实践为出发点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以现实生活和实践为出发点,所以它能克服由于背离现实生活和实践而造成的各种偏向和挫折,不断修正、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理论,使之在新的条件下继续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思想克服了种种左右倾机会主义,引导中国革命取得了光辉胜利;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批判和克服了“凡是派”等左的倾向,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紧紧适应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现实和实践,从而克服和纠正了各种背离现实和实践的左的或右的倾向,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总之,马克思在哲学上的变更并未给人们一张包治旧哲学百病的现成药方,而是指示了一条超越旧哲学、建立新哲学的现实道路,也就是使哲学与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紧密相联的道路。人们在这条道路上还会遇到各种险阻,受到各种干扰,甚至出现挫折和失败。但只要能紧紧扣住时代精神的脉搏,就仍然可以及时回到正确道路上来,在新的条件下获得新的发展。

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比,现代西方各派哲学对近代哲学的超越都很不彻底,甚至自相矛盾。它们往往以不同形式重犯、甚至发展了近代哲学的某些片面性。例如在激烈抨击其思辨形而上学倾向时,自己又以新的形态去构造同样具有片面性的某种形而上学。它们对近代哲学的理性独断和绝对主义作了可谓淋漓尽致的揭露和批判,却又因忽视或贬低理性的作用而往往走向某种形式的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它们揭示了主客、心物等二元分立的种种弊病,特别是使人对象化和物化(异化)的弊病,强调发挥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然而却由此走向了无视客观实际的主观主义。总的说来,西方现代哲学各个具体流派对近代哲学的超越只是在某些方面或环节上的超越,在其他方面则可能仍然徘徊于传统哲学的框架之中。只有从整个现代西方哲学的长期发展历程的角度来考察,才能谈得上它们对近代哲学的超越。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中叶就已基本实现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现代西方哲学是通过迂回曲折的道路在一个多世纪的漫长历程中在某种程度上实现的。

正因为如此,现代西方哲学在其演化过程中遇到的矛盾和挑战比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严重得多。人们常用“矛盾重重、危机四伏”来形容其境况,也并非毫无根据。过去的偏向在于将其强调过分,仿佛现代西方哲学从来都不能克服其矛盾和困境,从来都不能获得进步。这当然不符合实际。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哲学发生了思维方式转型意义的变更,这种变更正是通过在不同程度上克服各个流派和思潮的矛盾和困境来实现的。不过,就现代西方哲学的各种具体的流派和思潮来说,由于都存在着内在矛盾,因而都不可避免地要陷入其特有的困境和危机。事实上,在现代西方哲学演化的这一百多年中,不断有哲学家惊呼所处时期的哲学陷入困境和危机,他们往往宣称自己的哲学理论的目标就是使西方哲学摆脱这种困境和危机。然而他们同样由于内在矛盾而陷入新的困境和危机,甚至很快就被别的流派和哲学家所否定,几乎没有一个哲学流派或一种哲学理论具有长远的生命力。所以在一定意义上未尝不可以说现代西方哲学是一种处于困境和危机之中的哲学。

这种状况从本世纪60年代以来表现得更为明显。随着英美分析哲学运动之衰落与殴陆现象学存在主义运动之受到挑战,现代西方哲学由于其两种主要思潮都未能摆脱自己的困境而仿佛陷入了全面的危机,西方哲学界也普遍地由此发出了克服危机、为今后哲学的发展寻找新的出路的呼声。各种新的思潮应运而生,它们的共同特征是要求不仅超越近代哲学,也超越现代哲学,特别是上述两种思潮及其对立,使哲学研究完全越出它们的界限。其中最为突出并被广泛炒作的要算所谓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它被一些哲学家渲染为实现了哲学上的新的变更,开辟了西方哲学的新时代,但又受到另一些哲学家的激烈非议,中国哲学界对它的看法也往往大相殊异。哲学上的后现代主义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思潮?它在西方哲学发展中究竟能起何种作用?这是我们研究当代哲学走向时必须回答的问题。笔者的意见已在其他一些地方作了较具体的论述。这里限于篇幅,仅作如下简单说明。

后现代主义哲学除了指本世纪60年代以来流行的特定思潮以外,还可以有其他各种含义。从英语Postmodernism(德法等西语类似)一词的语义说,它可以指现代“之后”或“后期”的哲学。由于“现代”(modern)通常泛指西方“现代化”(modernization)运动开始以来的整个资本主义时代(中文通常译为“近代”),因而后现代哲学实际上就是指从笛卡尔(也可上推到文艺复兴)开始的近代哲学之后或后期(后近代)的哲学。还有一些哲学家提出后现代主义只是表示一种不同于现代主义的思维

方式,而不是时间概念。同一时代的不同哲学理论有的属于现代,有的属于后现代。从西方哲学的实际发展来说,由于从19世纪中期以来先后出现了各种类型的批判和超越近代哲学的思潮,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向,因而具有后现代(后近代)哲学的意义。既然后现代主义的含义不是单一的,就应当按照其不同含义来看待它们的作用。

如果后现代主义被用来泛指19世纪中期以来整个西方以批判和超越近代哲学为特征的哲学,那么对它的评价就与对现代西方哲学的评价大体一致。既然后者在其发展中陷入了困境、甚至危机,那么单纯给予它们一个后现代主义的新名称并不能使它们摆脱这种困境和危机。

如果后现代主义指现代西方哲学之后的哲学,或者说本世纪60年代以后兴起的当代后现代主义,那么是否应当对它们作出不同于现代西方哲学的评价,要看它们在理论上是否超越了现代西方哲学的范围。从一方面说,当代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进行新的反思和变更的需要。他们大都对尼采以来的现代西方哲学家的理论的矛盾和缺陷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并以开辟哲学的新方向为己任。从揭露西方传统和现代哲学的缺陷和矛盾说,他们的工作是有价值的,至少能给人以启迪。他们所提出的反体系哲学和绝对一元论、反二元分立、反人类中心论、反绝对化的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等主张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反映了现代哲学发展的一种趋势。

然而,尽管当代后现代主义者不仅要求超越近代哲学,而且要求超越现代哲学,但他们的哲学并未真正超越后者,在基本哲学思维方式上与前此的现代西方哲学并无实质区别,仍然包含着后者固有的种种矛盾,不仅如此,由于他们对近代和现代哲学的批判(特别是对所谓基础主义、本质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等的批判)比前此的现代西方哲学更加走向极端,具有更为强烈的主观主义、相对主义、虚无主义、非理性主义、甚至神秘主义的倾向,因而往往使现代西方哲学本来存在的矛盾更加激化。因此他们的哲学并不能适应对西方哲学发展进行新的变更的要求,也不能真正体现西方哲学的当代走向。正因为如此,尽管它在本世纪60年代以来在西方哲学界曾轰动一时,近几年来却因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而有冷落之势。西方哲学家们纷纷在讨论如何超越后现代主义,探索摆脱哲学困境的途径。以取代和超越以它为目标的所谓后后现代主义等思潮也由之而起。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1997年11月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举行了一次国际性后后现代主义(AfterPostModernism。简称APM)学术讨论会。会议主题正是针对后现代主义的式微而探索哲学发展的新途径。会议的发起人、芝加哥大学的根德林(Gene.Gendlin)等人会前通过互联网络组织了几个月非常热烈的通讯讨论。人们通过互联网络或电子信箱几乎每天都可收到新的讨论信件。会后这种网络讨论至今仍在继续。参与讨论者的哲学立场互不相同,但大都是对后现代主义的那些极端性理论提出质疑。会议发起人在广泛征求与会者的意见后于1998年2月18日通过网络的关于APM会议的报告显然就体现了这种倾向。例如其中指出:

“‘我们继续批判现代性,但我们要超越某些后现代主义支派所主张的那种任意性。我们怀疑一切确定的基础,但并不意味着什么都不值得一提’。这是在芝加哥举行的APM会议上93位与会者……的座右铭。”

“虽然所有的词都带有不可避免的‘形而上学’。问题显然不可能、也不应当‘解决’。然而,我们能否比……以非中心化、不可确定性、断裂……作得更多一些呢?”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期是破坏逻辑的基本原理及科学的‘客观性’的时期刚刚过去。我们需要一种对科学的力量和限制的重新理解并找到使科学对象重新概念化的道路。借口科学无为并不能改变那些仍然决定着我们的社会政策和制度的那些假定和价值。而后哲学现在是、从来都是直接研究这些假定并探讨它们怎样才能可能的学科。”

“关于‘真理’和‘客观性’的一般陈述一直是含混的。但这并不是说就没有真理和客观性”。“我们不要单纯的多元论,而可以创造出‘多重真理的复合’”。

报告还从科学、文化、历史、伦理、语言等各个方面对后现代主义的相关观点提出了质疑、甚至否定。

上面摘引的这些话语都表明,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为数众多的哲学家已企图在“后后现代主义”等旗号下超越后现代主义,对当代后现代主义者的那些纯粹否定性、主观主义、

相对主义、虚无主义观点提出了质疑和挑战,克服后现代主义者的极端性和片面性,为陷于困境和危机中的西方哲学的发展寻找较为合理和健全的道路。不过他们所提出的理论并没有越出杜威、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等本世纪一些著名西方哲学家早已提出的理论的范围,他们也未对自己的观点作出系统和充分的论证,多数还只是片断之见,他们彼此之间往往存在很大差异。因此,所谓后后现代主义还只是一种开始显露的朦胧的倾向,谈不到已为西方哲学的发展找到了新的道路。但是,这种后后现代主义倾向的出现毕竟可以表明:当代后现代主义者所提出的哲学发展的新道路是一条走不通的路。

总之,包括后现代主义、后后现代主义等在内的现代西方哲学的各种思潮也许在某些方面对近代哲学及它们以前的现代哲学的缺陷有所揭示和克服。但由于它们本身都包含着内在矛盾,脱离了现实生活和实践,必将陷入新的困境并为其他流派所否定。现代西方哲学要超越其困境和矛盾,就必须超越它本身的范围。

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上述简单比较可以看出,尽管二者在超越近代哲学上殊途同归,但由于二者无论在阶级属性或理论形态上都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别,其各自的走向也必然表现出不同特点。

第5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范文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发展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包括它的基础和核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断发展着的理论,这并不是什么新观点,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恩格斯在1887年致友人的一封信中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1页。)按照这种观点,恩格斯曾告诫说:“以为人们可以到马克思的著作中去找一些不变的、现成的、永远适用的定义”是一种“误解”(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7页。)。

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以是发展的理论,这是由其本性所决定的:其一,它的实践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实践,特别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实践是它的一切理论观点形成和发展的最深刻源泉和动力,正确的理论必须能够如实、及时地反映实践的发展变化,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另一方面,哲学诚然要解释世界,但更根本的是改造世界,为此,它坚持理论必须不断地被运用于实践,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接受实践的最终检验。离开无限丰富、不断变化的社会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会走向自身的反面。其二,它的科学性。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总结、概括和吸收近现代科学的一切成就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又是一种科学的理论,不是什么宗教教义,它严格地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某种先验的概念、原则、公式出发来看待自己的一切理论观点。其三,它的开放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一切旧哲学不同,也有别于现代西方一些自命不凡的哲学,它从来都不主张自己已经结束了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诚然有它的体系,但这个体系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它为后人不断地丰富它、发展它留下了无限广阔的空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上述特性,决定了它可能而且必然要求随着实际生活的发展而不断地发展。

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发展的理论,当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是不稳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中叶及其后期,站在最先进的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所创立的哲学理论的基本观点是科学发展和人类历史经验包括以往人们在哲学思想上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和概括,并在后来的社会实践中被证明是正确的。这些基本观点包括:辩证而又唯物的世界观、方法论;辩证而又唯物的认识论;辩证而又唯物的历史观等等。

这些基本原理之所以有价值,因为它们可以被有效地运用于实际。在后人掌握、运用这些原理的时候,当然必须从他们所处的具体实际出发。因此,即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必须不断地以科学发展的新成果、人类社会的新经验和新认识来充实和丰富它的内容,否则它就会成为僵死的教条。这已为中国和其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政党在20世纪的发展实际所证明。

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以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曾经必须反对这样一种错误观点,即认为中国的国情是如此的“特殊”,以致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社会主义理论是完全不适用的。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科学分析证明,这种“中国特殊论”是站不住脚的,马克思主义能够运用于中国的具体实际,指导

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但是,中国的国情又的确有自己的特点。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观察中国历史和现实时,必须充分注意这种特点,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在中国生根,才能正确地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也才能彻底驳倒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不合乎中国国情的论调。

为了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正确地指导中国革命事业,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曾经在党内坚决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公式化的教条主义。30年代初,此种教条主义使中国革命遭受了巨大挫折。为了从哲学的高度克服教条主义,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带头研究哲学,写下了诸如《实践论》、《矛盾论》等一系列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杰出著作。他把对教条主义的批判特别地提升到哲学方法论、认识论的高度。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不仅使我们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完全胜利,在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而且党在这个过程中也形成了思想——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大理论成果。

问题在于,革命胜利后,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是否仍然要考虑到中国的具体国情、中国社会发展的具体特点?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做出了艰苦的探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沉痛的历史教训。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重大损失的“左”倾思潮,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顾中国的具体国情,从某种“本本”出发,从抽象的公式、概念出发,超阶段地提出建设所谓“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的主张。为了克服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教条主义,邓小平积极支持并引导了1978年在全国范围内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他特别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列主义、思想活的灵魂。“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结合,使我们党不仅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而且形成了第二大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社会实践

马克思曾经说过,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准确地把握并解决这些问题,就会把理论、思想,把人类社会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而所谓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89~290页。)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理论上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强大生命力,从根本上说,决定于它把握、理解和解决时代重大课题的程度和水平。走向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紧紧抓住世纪之交乃至下个世纪人类社会实践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在对时代重大问题的灵敏反映、准确把握和科学解答中,开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境界。列宁说:“正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教条,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学说,而是活的行动指南,它就不能不反映出社会生活条件的异常剧烈的变化。”(注:《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5页。)那么,当代“社会生活条件”出现了哪些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所不得不格外重视的异常剧烈的变化,向人们提出了哪些必须研究或探索的重大时代课题呢?

1.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新变化,其中,最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就是所谓经济全球化现象。

人们列举了资本的“全球化”的种种表现:跨国公司、跨国资本、跨国经济组织的急剧增加,使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出现了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态势;出现了国际化的劳动分工,国际信贷经济得到发展,资本调控进入跨国公司结构,生产系统和劳动过程日趋灵活,非中心化经济逐渐形成,标准化的市场和消费模式的指数不断增长,社会综合保障的信贷制度日益扩展,新价值体系开始创立并得到实际运用。经济全球化还造成了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在这种社会秩序中,由于取消了社会和资本之间的界限,资本自身变成社会性,从而一切用于社会再生产的条件都已直接被资本吸收,资本的控制呈现出普遍化和迅速扩散的态势,而不再像19世纪那样,集中封闭在一个地区;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流动,对地区乃至世界经济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在经济全球化中承担着重要角色的跨国公司其职能也已发生变化,它不再为一个国家服务,而是有它自己的联盟,为它自己的公司服务,为全球资本主义服务,一切都以它的资本增值和再生产为转移。总之,经济全球化表明,资本的控制真正达到了国际化的程度。有鉴于此,一些人士断言:在21世纪,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传统意义上的民族与国家将成为历史的“陈迹”。

应该区别三种意义上的“全球化”:一是作为当代资本主义客观发展状况或趋势的全球化;二是对现实的全球化现象所作的理论探讨;三是一些大国传媒与资本共谋而进行的“炒作”。对于第一种意义上的“全球化”,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深入地研究,揭示全球化的实质及其可能的发展趋势;对于第二种意义上的“全球化”,即作为观念形态的东西存在于一些严肃认真的理论探讨之中的“全球化”理论、思潮,马克思主义者要认真对待,将其中所提出的问题加以批判地分析,转化为自身的研究课题,尽可能说出一些新的道理来;对于第三种意义上的所谓“全球化”,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给以足够的警觉。

人们注意到,经济全球化并没有消解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下面这段话是许多讨论全球化现象的学者(甚至包括那些并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士)经常加以引用的:“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页。)国外一些学者如阿里夫·德里克甚至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中期能够写下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极其恰当的描述文字,对于他们那个时代而言是显得奇怪的。

其实,马克思在上述文字里所表述的思想在稍早一些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已清楚地阐发过。马克思所以能在资本主义尚处在幼年的时候就对其做出了今天还令世人惊奇的预测,归根到底,源于他所创立的唯物史观,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客观发展规律,源于他对资本的本质的科学把握。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按其本性来说,是天生的国际派,由于它活跃在世界舞台上,造成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造成了交往的普遍化,个人的狭隘地域性的存在愈益被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所代替。人们在惊讶于马克思的天才预测的同时,可能会感到,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许多重要思想长期以来并未得到足够的注意,这是造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某种简单化、庸俗化和片面化理解的重要原因,因而,当代马克思主义者有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再认识再研究的必要;另一方面,当代资本主义毕竟出现了一些马克思、恩格斯当年那个时代所不曾具有的变化,毕竟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新的变化、新的问题需要当代马克思主义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加以研究,而不能简单复述经典作家的原有见解。譬如,经济全球化是否将导致民族、国家的消失呢?这个问题是值得认真考虑的。应该看到,整体化是以分化为各自利益不同甚至对立的民族为前提的。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中,各民族之间的普遍交往、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的不断加深并未消融各民族不同的特征、价值追求的差别,毋宁说是以这种差别为前提的。因此,各民族在普遍交往过程中所呈现并发展起来的民族性、民族特色本身就是世界历史的规定。因此,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民族、国家是不可能消亡的。取消了各民族独立自主地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的一体化“同质世界”本身是一个单调的世界,是不会得到大家认同的。事实上,在主要由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唱主角的全球化浪潮中,国家在推动资本的扩张,在维护本民族利益方面始终承担着重要角色。更重要的是,还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同,存在着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的民族、国家间的不平等现象。当然,民族、国家的职能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会发生变化,研究这些变化的发展趋向,特别是造成这些变化的社会物质条件,我们能够进一步丰富唯物史观关于社会有机体、社会共同体,关于民族、阶级和国家的理论。

再如,经济全球化使得对现代化问题的反思格外地突出出来。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学术界就兴起一股对现代化的批判浪潮,后现代主义是其中的重要一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这种反思批判进一步加强了,后殖民理论等思潮进而取代后现代主义成为“显学”。西方现代化理论包含着合理的因素,但也存在着明显的误导。对现代化的反思、批判并不构成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拒绝追求现代化的美好生活、加速现代化建设的理由。现代化是发展中国家全面复兴的必由之路。因而,在这里,问题只可能转化为对西方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批判性反思:这种现代化发展道路真的具有普适性吗?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民族怎样独立自主地选择适

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发展问题能否归结为单纯的经济总量的增加,如果不能,怎样科学地认识和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与人本身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关系?等等。对于这些问题的深入思考,将会促使我们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解。

还有,经济全球化是否消除了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呢?笔者认为,全球化并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而是使这一矛盾具有了新的更加普遍化的形式。全球化既然从本质上是资本的国际化,那么它就必然地是一种充满矛盾的异化形式。

当代马克思主义者所担负的一个重大历史使命,是深入研究、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新特征、新趋势,并在这种研究过程中丰富、深化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

2.科学总结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经验,据以展望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发展前景,是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哲学所面对的重大课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是与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紧密相联的。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100年间,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想,在世界上广大的地域内成为现实。但是有三个必须引起注意的历史现象。其一是社会主义并不像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所设想的那样,首先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中诞生。它诞生的地方倒是在资本主义欠发达的国家,甚至是很不发达的国家。其二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一些国家建立起来以后没有能长期保持。其三是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仍然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一些国家程度不同地面临着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繁重任务。

社会主义社会是否首先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产生的问题,当然也就是资本主义制度是否首先在那里崩溃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明白无误地指出:革命之所以必须,资本主义制度所以要否定,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成为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而一种社会制度,在它还能容纳生产力的发展的时候,是不会立即被否定的;另一方面,革命的实际发生,除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急剧尖锐化以外,还有赖于现实的革命条件,而这些条件并不是人们事先所能完全预料、设计的。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生前多次拒绝了对一些国家是否或者什么时候爆发革命进行预测的请求。

恩格斯逝世后相继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和震撼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即使被认为是处于稳定发展的战后阶段,资本主义造成的地区冲突、经济危机特别是金融危机也是接连不断。所有的历史事实一方面表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是经得起考验的;另一方面又表明,资本主义的大厦并不是到处都很容易被冲塌的。

由于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诞生在原来资本主义不发达或很不发达的国家,因而,这些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不能不遇到一些特殊的困难。虽然不同国家的情况有别,困难的程度各异,但造成困难的原因多少都与这些国家原有的资本主义不发达而导致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有关。可惜,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天真地以为,只要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就能自动地带来生产力水平的迅速提高,如果不能这样,那就把这种制度搞得更“纯”一些。这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精神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世纪后半期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普遍发生的改革,特别是中国的改革,其历史意义不容低估。它使人们开始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社会主义没有也不可能有固定不变的模式;一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归根到底要能适合该国的实际,要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须努力探索使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优越性得以充分发挥的中间制度层次,而这就需要改革。人们有理由相信,也有理由希望,随着改革实践的深化,社会主义国家的这种改革经验能够被提升到更加系统、成熟的理论形态,从而大大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视域。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所遭遇到的最大的挫折。只要不抱偏见,就会承认,这一挫折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失败”,但这一重大挫折也的确表明,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远未达到成熟的形态。历史经验表明,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挫折,往往孕育着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新突破、新发展的契机,能否把握好这种契机,关键在于是否科学地总结和消化历史经验。应该说,人类在20世纪确实积累了丰富的有关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这是人类社会进步的经验宝库中的最新内容。

当代马克思主义者不可推卸的一个重大责任,就是总结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中成功和失败的经验,用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丰富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这对于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健康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3.科学技术特别是高科技的飞速发展,是当代社会生活中的一个

突出现象。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十分重视自然科学研究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其所以重视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必须以对自然界的科学认识为其坚实的基础;其二,生产力的发展对社会进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在人类发展历史上,科学技术在生产力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

从科学技术的进步来说,20世纪的面貌是大大地改观了。本世纪初的物理学革命,标志着科学新时代的到来。40年代以后,原子能、电子计算机、自动化、宇宙航行、电子信息技术、生物工程等方面的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70年代以来,以微电子学、网络技术、新的生物技术和生命复制技术、航天技术、海洋技术、新能源技术和新材料技术为主体的高科技群的迅猛发展及广泛应用,开辟了许多新的生产领域,为生产力的飞跃发展创造了以往不能想象的宽广的可能性。知识经济的兴起更是大大缩短了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之间的“时间差”,科学研究本身,知识的生产、传播和运用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中的贡献率越来越高,科学技术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生产力。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大大拓宽和深化了人们的世界图景,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劳动组织方式、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使人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的认识跃升到一个新的层次。研究这些新的变化、新的影响,利用人类对自然界、社会和自身的新认识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世界观,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任务。可以说,脱离当代科学技术所取得的一切成就,要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不可想象的。

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造成了社会生产力迅猛发展的可能性,同时也给即将走向新世纪的人类社会带来了新的问题。例如,由就业、资源、生态和环境保护等构成的全球性问题;由科学技术发展及其广泛应用中出现的负面影响而产生的科学合理性与技术合理性问题;由社会的信息化所导致的文明危机与文化冲突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是科学技术发展本身不能完全解决的。毫无疑问,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面对这些问题,并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向前发展。

三、世界普遍交往时代的哲学

社会生活条件异常剧烈的变化,当代社会实践中涌现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不能不在人们的头脑中反映出来,从而,出现各式各样的哲学文化思潮是毫不奇怪的。我们看到,与现实生活的复杂多变交相辉映,诸如后现代主义、后殖民思潮、新文化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等等,不一而足。如何科学地对待这些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也是在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方面。

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一个半世纪以前只是少数先进的人们所遵循的世界观成长为今天世界性的哲学思潮,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它不是那种狭隘的宗派哲学,而是始终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抱着一种博大的开放胸襟。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上的开放性并不意味着它在本质上持一种折衷主义的立场,它在批判谬误、捍卫和发展真理上的原则立场是有目共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潮、错误倾向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问题在于,要斗争就必须讲究斗争的艺术,要批判错误的东西,就必须有正确的方法。恩格斯在评论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时深刻地指出:“费尔巴哈打破了黑格尔的体系,简单地把它抛在一旁。但是简单地宣布一种哲学是错误的,还制服不了这种哲学。像对民族的精神发展有过如此巨大影响的黑格尔哲学这样的伟大创作,是不能用干脆置之不理的办法来消除的。必须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就是说,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3页。)恩格斯在这里所揭示的方法,是我们对待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的唯一正确的方法。

第6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范文

哲学教育生活化的理念的实质是人的本性,要使得哲学教育发挥其帮助学生形成科学思维方式的功能,促进学生自由、全面的发展就要通过教学活动来使哲学在学生的发展中掌握认知、评价和实践的功能。简单来说,就是要通过哲学教育来提高学生的生活境界,使得学生在实际的生活中做到真善美。提倡哲学教育生活化的教学理念要求教师转变原来的教育目标,从以往政治塑造转为全人教育。全人教育是教育生活化的基本要求,全人所指的是具有健全人格、全面发展、自由的人。哲学教育虽然不能保证实现全人教育,但是通过哲学教育可以引导学生思考,提高学生的思想素养,同时为培养学生的政治素质打基础。因而,理解哲学教育的性质,落实好其对学生立场和方法的教育,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间思维培养是必要的。其次,通过转换哲学教育目标,实现预成性目标向生成性目标的转化。预成性目标是知识论的产物,受到知识主义价值和分析论的影响。这种目标对于学生的知识习得虽然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对于帮助学生建构和转换思维却无法实现。而生活化的哲学教育的关键是对学生学习过程以及现实生活中生成目标。

2.探索哲学教育生活化课程模式

改变教学方式也是实现哲学教育生活化的要求。信息化的语境和学生自主社会化的现实促进了学生和教师之间的互动,使得教学气氛愉悦。哲学教育要向现实生活迈进就要探究可以优化教学环境的课程模式。第一,研究学生的系统目标,创设哲学思维训练平台;第二,为学生提供诸如网络环境、学界论坛、课外活动等哲学教育场域,延伸哲学课堂教学的场所。

3.建构文本与生活融会的教育话语

教学是学生和教师对教育文本解释和理解的过程,教育文本中包括教材、辅导资料和教案等。而教材是教育文本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部分。在我国的哲学教育改革过程中,是以传统的哲学教材反思和建构实施的。我国使用的马克思主义教材是来自于20世纪30年代的教科书,要想解放思想就要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因此,教师要正确对待哲学教材在学科和课程的地位,应当把其看成是学习哲学的平台。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还应当吸收学界中的优秀成果,包括教育文本的设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此外,还应该实现哲学教育文本和生活教育话语的互通,使得教育文本话语可以和现实生活话语实现对接。

4.教学内容要体现哲学历史感和现实感

作为人类历史升华,哲学是在成就基础上的理论思维,也就是说哲学是具有历史性的思想,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哲学是对人类、自然、社会问题的关注。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应当容纳哲学史,应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放到思想史演进当中加以观照,促使学生了解思维的历史、哲学的发展以及各个时代的中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地位。同时,哲学教育内容还要加强和哲学历史之间的对话,批判地接受以及借鉴有价值的思想。

5.教学方式要适应哲学学科特点

第7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范文

〖中图分类号〗A8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766(2000)05-0023-08

马克思在大学学的专业是法学,但兴趣却更多地在哲学上。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马克思认为,历史上的法学体系大多缺乏人文主义的哲学基础。早在1833年,马克思便认为,如果不考虑法的人文哲学基础,单纯的法制并不足以保证社会的稳定和有序。

马克思认为,单单诉诸人的自我意识和自觉精神并不能达到社会稳定有序的发展,因为人类无论如何“不能摆脱粗野、迷信、不合理的利己行为”,所以,马克思曾一度认为,“人是自然界唯一达不到自己目的的存在物”[1](819页)。在马克思看来,虽然人皆具有神性,如“好善的热情、求知的欲望、对真理的渴望”,这些动物并不具备,但对人而言,“欲望的火焰甚至常把永恒的东西的火花吞没,罪恶的引诱声淹没着对美德追求的热情……贪图尘世间富贵功名的卑鄙企图排挤着求知的欲望,对真理的渴望被虚伪的甜言蜜语所熄灭。”[1](819页)因此,要实现人类社会稳定、有序的发展,必须要诉诸一种外在的力量。

这种外在力量便是法律手段。因此,马克思在波恩大学和柏林大学法律系学习时,对法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全面的考察。一方面,马克思学习了大量的法学课程。如普盖教授讲授的法学全书、欧洲国际法、自然法,伯金教授讲授的法学纲要,瓦尔特教授讲授的罗马法史和德意志法学史,另一方面,他翻译了《罗马法》,并广泛阅读了许多法学著作。

通过大量的结合历史史实特别是法制史的研究,马克思对法的历史和现状深感不满。他认为历史上大多数法律都过于强硬,过于机械,过于烦琐,缺乏人文主义哲学的基础。所以,不但不能体现诗意、浪漫和温情,也不能说服人、教育人,从而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起到治理社会的功效。他曾把这种想法写信告诉了他的父亲。身为律师的其父看过信后大吃一惊,马上回信告诫马克思说,法学不是诗,是客观的,不是主观的,是重材料的,而不允许半点捏造的,你只能容忍它,不能反对它。尽管如此,马克思仍然坚持认为,现有的法学体系缺乏法哲学基础,因此,他“试图使某种法哲学体系贯穿整个法的领域”[1](10页)。

首先,马克思曾试图将西方基督教的思想融会于整个法学体系中。马克思发现,西方文明之所以长期稳定有序地发展,很大程度上并不在于其法制的强硬,而主要得益于其基督教的文化传统。正如中国社会的稳定、统一、有序的发展主要并不在于商鞅、秦始皇、王安石等人的变法,而主要得益于攻心为上的儒学传统一样。将基督教精神融会于法学体系中也正是黑格尔法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由此也可见马克思的法哲学受黑格尔哲学的影响之深。

和黑格尔的法哲学类似,马克思也曾认为,将基督教精神融会于法学体系中既可以体现法学的人文精神的基础,也可以更加突出法学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因为这样一来,就不是“人为社会立法”而是“自然为社会立法”,即法律所要求的,也正是自然规律所要求的。这种法律的宗教精神无疑更多地突出了道德教化的一面,是为法律的“德治”。

其次,马克思除了希望在法律体系中突出“德治”的一面外,也曾希望在法律体系中突出“政治”的一面。马克思有一个一生都没有改变的观念,那便是认为法律是上层建筑,而且不仅仅是观念的上层建筑,更是政治的上层建筑。即认为法律是政治的产物,没有不是政治的法律,也没有不是法律的政治。坏的法律自不必说,好的法律在坏的政治下也会无以发挥好的作用甚至可能起反作用。

马克思在《奥古斯都的元首政治应不应当算是罗马国家幸福的时代》一文中明确指出,判断一个社会的法治是否促进了社会的稳定、有序,一般可有三种办法:一是纵比,即将该段社会历史与其前后历史相比;二是横比,即密切注意同时代周围其他社会对该社会如何评价;三是密切注意该历史的自我表现——其文学与艺术取得何种成就。

通过上述指标的比较,马克思认为,在罗马国家的诸多历史阶段中,奥古斯都的专制时代是治理最好的社会。而在此前,人们曾一度认为,布匿战争前的那个时代才是最好的时代,因为它是民主制。

马克思认为,同奥古斯都的专制体制相比,布匿战争前的法治由于缺乏政治上的强有力的支撑而基本流于形式。比如,尽管法律比较完善,又是民主制,并废除了王政,但一直存在贵族与平民的斗争以及贵族之间的权力之争。而且,由于法律不能被政治力量推动和保障,人们基本上丧失了对政府和国家权威的信仰,从而变得更加实际和自私,对教育不感兴趣,“在哲学方面也未留下什么”,在艺术上也没有创新。因为人们讲求实际,只求把事实描述出来就行了,因而不要求能言善辩,或表达文雅,只要求以最少的话语把话讲清楚。因此,在文学形式上也只保留了“报道”这一种形式。

相比之下,虽然奥古斯都时代实行的是元首政体,而非民主政体,但马克思认为,这一时代是温和的,并且体现自由。马克思认为,幸福就应是温和,幸福就应该体现自由。那个时代“尽管各种自由,甚至自由的任何表面现象全都消失了,尽管根据‘罗马首席公民’的命令改变了机构和法律,而往昔为护民官、监察官和执政官所拥有的一切权力都转入了一人之手,但罗马人还是认为,他们是在统治,认为‘皇帝’一词只不过是先前护民官和执政官所担任的那些职位的名称,他们没有觉得自己的自由受到了剥夺。如果公民们能对谁是‘罗马首席公民’,是他们自己在统治还是他们在被统治这一点表示怀疑,那么,难道这不是温和治国的一个无可置疑的明证吗?”[1](824页)

从实效上看,奥古斯都时代也较罗马任何时代更强大。甚至连凯撒大不能战胜的日耳曼人也在总体上被打败了。“因此,无论是在战争中,以及在和平时期,都不能把奥古斯都同尼禄和那些更坏的统治者时代相比拟。”

此外,它还制止了荒淫无度,贪得无厌。马克思认为,如果一个社会“贪得无厌、铺张浪费和荒淫无度充斥泛滥,那么这个时代就不可能称为幸福时代”。

“至于文学和艺术”,马克思谈道:“任何一个时期也没有这样繁荣过;在奥古斯都时代有许多作家,他们的作品成了几乎所有民族从中汲取教益的源泉。”

通过以上论证,马克思反问道:“如果百姓都柔顺亲密,讲究文明风尚,而国家的疆土日益扩大了,——那么统治者倒会比自由的共和政体更好地保障人民的自由。”[1](824页)

由此,马克思得出结论,尽管奥古斯都时代是专制时代,但由于在政治上能保证合理的法律的实施,因此社会方得以大治。马克思认为,无论是以法代政还是以政代法都是不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法政分离是对的。但法政分离并不是绝对的分离,否则,便会法令不畅,法治难施,最终落得个有法无权,有权抗法。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正是尼禄时代为何是一个“很坏的时代”的主要原因。马克思的意思十分明确,法政分离是就各自的职能范围而言的,政府的行为诉诸政治,法律的事务则必须诉诸法律,而一俟诉诸法律,则法律必须要成为“法政”,必须拥有“法权”,法与政府的关系如是,法与政党的关系复如是。

当然,要实现上述的思路在实践中是十分困难的。所以,马克思早期建构法律大系(德国传统)的努力几乎都以失败告终。

在这里,马克思碰到的一个问题是,在法律体系中如何将人文精神和法制强化融合起来。这是马克思遇到的第一个困惑。如果法律过于偏重教育、伦理、感化,那么,当“欲望的火焰甚至常把永恒的东西的火花吞没,罪恶的引诱声淹没着对美德追求的热情……贪图尘世间富贵功名的卑鄙企图排挤着求知的欲望,对真理的渴望被虚伪的甜言蜜语所熄灭”时,当人们“不能摆脱粗野、迷信、不合理的利己行为”时,又该如何去规范人们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甚至连强烈影响西方社会人们心灵的基督教也无能为力。马克思援引伏尔泰的话说道,尽管宗教是所有教化中最有力量的,它使人们对自身言行不由自主地有所顾忌,但是,对于无神论来说,这一教化显然是丝毫不起作用的。而一般的社会舆论或道德由于不具有宗教那样的硬约束作用,往往使人无所顾忌。反之,若法律过于偏重强制、强迫,不仅不近人情,也可能导致过激行为,反而影响社会的稳定、有序的发展。马克思认为,中国历代农民战争之所以如此频繁,规模如此空前,正是这个原因。显然,马克思也十分赞同孟子的仁政主张:“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认为不合理的法律的实施更会进一步加剧社会的混乱和无序。马克思十分赞赏孟德斯鸠的一个观点,“有两种现象,一种是人民不遵守法律;另一种是法律本身使人民变坏;后一种祸害是无可救药的,因为药物本身就包含着这种祸害。”[2](139页)

马克思碰到的第二个问题是到底是“自然为社会立法”?还是“人为社会立法”?即历史上的和现实的法律是人的要求或是自然规律的必然要求?马克思将之称为“真正的困惑”。

马克思在后来总结自己创建新的法律大系的失败经验时说,这两个极端都是不可取的。若法是人为社会所立,那么,这种法学体系便是从“应有”出发的,而这是万万行不通的,因为这会导致主观主义,过于理想化,“内容更空洞”,从而陷入空想主义。他把这种从“应有”来规定“实有”,完全不考虑现实法律对象的自身形式,造成“应有与现实的对立”的法哲学基础,“称为法的形而上学的东西,也就是脱离了任何实际的法和法的任何实际形式的原则、思维、定义,这一切都是费希特的那一套”。他认为这样一来,整个法学便成了“形式”,成了“像带抽屉的书桌一类的东西”,成了“容器”,它既可以用来装书,也可以用来装沙子,但更多的情形是“装上了沙子”[1](11页)。也就是说,这种从“应有”出发的法律,既可以适用于一切对象,但也可能对任何对象都不适用。

同理,马克思认为“自然为社会立法”的观点也不正确。因此,他批判了黑格尔的法哲学观和自然法的创始人胡果的法的历史学派的法学观。

按照黑格尔理性主义的法哲学观,法和自然律是一致的,都是“绝对”(绝对观念)的必然展现。因此,法的要求,也就是“绝对”的要求,也就是自然的必然要求。只不过黑格尔认为,法不会自己说话,法是由国家制订和体现的,因为国家是“神在地上的行走”,所以,国家和法律是神圣、合理的,是必须无条件遵守而不能违背的。

这样一来,国家的法律就不应被看成是一种人的主观行为,而是一种反映自然规律的客观必然结果,从而高于个人生活,优于个人生活,个人生活必须无条件地同其相适应,而不是相反。但是,真是如此吗?

为了解决这个疑问,马克思在1843年7月至8月间在法国克罗兹那赫阅读了大量历史著作。其中包括23部历史著作(多卷本)、德国保守派的《历史政治杂志》,并且做了5卷本笔记,史称“克罗兹那赫的笔记”。这些著作在时间上跨越了25个多世纪的历史,在内容上涉及英、德、瑞典、威尼斯、美、荷、法等多个国家,尤其是法国大革命的历史。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全面批判了黑格尔的法哲学思想。黑格尔认为,国家赋予个人的权利与个人担负起国家的义务同一,即私人利益与普遍利益的一致,这才是具体的自由,真正的自由。但是黑格尔又认为国家是自由的定在,是最高的自由,一切法规、利益都从属于国家。因此出现二律背反。“一切都被头足倒置了,现在,特殊的东西在内容方面表现为合法的东西。”马克思感到难以理解的是,如果说国家是普遍意志的代表,何以国家法律却不能代表普遍意志,“而反国家的东西却表现为国家的意见,即国家法”呢?

马克思认为,这一二律背反正好表明,家庭、市民社会才是第一性的,是主体,国家反倒是被家庭和市民社会决定的。马克思写道:“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真正的构成部分,是意志所具有的现实的精神实在性,它们是国家存在的方式。家庭和市民社会本身把自己变成国家。它们才是原动力。……这就是说,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天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它们是国家的必要条件。但是在黑格尔那里条件变成了被制约的东西,规定其他东西的东西变成了被规定的东西,产生其他东西的东西变成了它的产品的产品。”[2](251-252页)法和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和不同环境的人们的不同条件(如地理环境、民族文化,社会心理,民风民俗)紧密相关,和不同的政治体制等紧密相关,并不是完全客观必然的自然史过程。

和黑格尔的理性的法学自然观不同,另一种认为“自然为社会立法”的观点完全是非理性的,这便是著名法学家和人类学家胡果创立的“法的历史学派”的基本观点。不过,这里的自然,已不是自然界意义上的那个自然,而是一种“流水不争先”的“顺其自然”。因此,马克思认为,这种自然法学观所谓的“自然为社会立法”,实际上仍然是一种“社会为自然立法的理论”,因为“法的历史学派”所确定的这种“自然”,仍然不过是“人”的自然,而并不是“自然”的自然。这种“人”的自然法,不过是从人的自然需要中去寻找国家和法,这种状态的人无疑是“浪漫主义文化光辉的自然状态的人”,它主要是源于“18世纪流行的一种臆想,认为自然状态是人类本性的真正状态”[2](97页)。

法的历史学派的创始人胡果坚决反对任何从人的理性主义原则去说明国家和法。他认为:“人在法律上的唯一特征就是他的动物本性。”马克思讥讽道:“这么说,法就是动物法了。”“那些好心的热情者,却到我们史前的条顿森林去找我们的历史。但假如我们自由的历史只能到森林中去找,那末我们的自由历史和野猪的自由历史又有什么区别呢?”[2](454页)于是,自由只有当“从动物的本性中产生出来”时,才是合理的和合法的;婚姻法只是“为了满足”或“用法律来抑制欲望”。等等。

马克思碰到的第三个问题是关于“法必然”和“法自由”的关系问题。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法哲学和自然法有一个明显的冲突。在马克思看来,自然法应通过自己的法则体现人和社会的本质即自由,但黑格尔所谓的神圣的国家法律却和人的自由是相悖的。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通过对德谟克里特和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比较得出,虽然伊氏的偏斜运动在历史上受到了诸如西赛罗等著名哲学家的批判和嘲笑,但正如卢克莱修所言的那样,同德谟克里特只承认原子直线运动的决定性相比,伊壁鸠鲁关于原子还存在偏斜运动的思想打破了命运的束缚,对人生更有价值,也更符合自然史、自然法的本来面目。

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期间,进一步感到了这种冲突。比如,马克思认为言论自由是人的自由的最起码的前提,但国家为了统治者的利益却反对言论自由。马克思认为:“有待于颁布的是出版自由法,而现在有待颁布的则是书报检查法。”因为,在出版法中,自由是惩罚者。在检查法中,自由却是被处罚者。检查法只具有法律的形式,出版法才是真正的法律。马克思敏锐地发现,无论政府如何解释,都难逃二难困境。如果“把全部过错都加在检查官身上,那末这不仅会破坏他们本身的名誉,而且会破坏普鲁士国家和普鲁士作家的名誉。”反之,“既然检查官很中用,不中用的是法律,那末为什么还要再还求助于法律去反对正是它本身所造成的祸害呢?”马克思认为官方的这种态度,只是显示了“虚伪的自由主义”。出版自由和书报检查令自相矛盾。“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紫罗兰与玫瑰花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检查法“在出版自由上他驳斥的是人的自由,在出版法方面他驳斥的是法。”[2](51页)

难道在书报检查法中就找不到一点儿出版自由吗?当然不是,“出版物在任何时候都是人类自由的实现,因此,哪里有出版物,哪里就有出版自由。的确,在有书报检查的国度里,国家享受不到出版自由,但有一个国家机关可以享受到出版自由,即政府。”[2](62页)

除此之外,马克思还通过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讨论和对摩塞尔地区贫困现状的讨论发现,法律既和特权息息相关,也和利益息息相关。法律并不体现普遍的公民意志,而总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因此,法律更多地给特权阶级和上流社会带来自由而更多地给社会低层阶级造成束缚。比如,马克思认为,书报检查法实际上体现了“官方”的意志,而出版自由法则体现了广大底层群众的意志。“惩罚思想方式的法律不是国家为它的公民颁布的法律,而是一个党派用来对付另一个党派的法律。追求倾向的法律取消了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这不是法律,而是特权。……在这种追求倾向的法律中,立法的形式是和内容相矛盾的。”[2](18页)

借助于哲学,马克思认识到,法律要想真正地发挥功效,必须要同哲学人文精神紧密结合起来。这种人文精神主要应表现在立法形式上的普遍性,立法内容的教化性,执法过程的公开化,执法尺度的可塑性。这样一来,不仅法律的权威性真正树立了起来,而且统治者所蓄意制造的法律的神秘性、神圣性也被揭开了。在此基础上,才能真正解释和解决自然立法与社会立法及法必然与法自由的关系问题。

一方面,马克思认为,法律的基本判据只能是人本身。因为“正如不是宗教创造了人而是人创造了宗教一样,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了人民,而是人民创造了国家”。另一方面,马克思又认为,这并不能支持人为社会立法这个命题,因为这并不排斥法律的客观性、普遍性、公正性。立法问题充分体现了主客观的统一性,立法的普遍性正是实现和保障这种统一性的主要手段。版权所有

因此,马克思对黑格尔关于少数人才应拥有立法权的思想也进行了猛烈地批判:“黑格尔举出两点理由来证明市民社会这个不稳定部分只有通过议员才能参与政治国家,参与立法权。第一个理由就是社会成员众多,这个理由就连他自己也认为是表面的……然而最主要的理由却是‘它的使命和职业的性质’。”因为黑格尔认为,只有通过有组织的协会选举的人才能获得政治联系。马克思则认为,“相反的,倒是‘政治’从这种联系中得到自己的联系”,从而将立法权授予每一个公民。马克思通过比较英国和法国的“众议院和贵族院(或者不管它们叫什么)”得出,“法国的宪法在这方面也是一个进步。这个进步就是,它使贵族院的作用等于零。”

马克思认为,这样做的好处是,各个等级的需要都可以得到法律的保障。“既然各等级的存在都需要保障,那末它们所具有的国家存在就不是真实的,而只是虚假的。在立宪国家中,法律就是各等级存在的保障,因此,各等级的存在是经法律确认的存在,这种存在依赖于国家的普遍本质,而不管个别同业公会、社会团体有力还是无力。”[2](388页)

为什么黑格尔反对普遍的立法权呢?因为黑格尔认为,并不是“一切人都是国家的成员”。由于市民社会和国家是两码事,因此只有那些获得政治存在的“国家成员”才有这种资格。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这里,“国家只是作为政治国家而存在。政治国家的整体是立法权。所以参与立法权就是参与政治国家,就是表明和实现自己作为政治国家的成员、作为国家成员的存在。”[2](393页)

鉴于此,马克思认为,问题不在于“一切人”应不应当单独地参与一般国家事务的讨论和决定,相反,“如果指的是真正合理的国家,那末可以这样回答:‘不是一切人都应当单独参与一般国家事务的讨论和决定’……而是单个的人作为一切人来参加。”[2](393页)每个市民社会的成员在法律上都应具有立法权,每个市民社会成员的立法权既代表自己的特殊利益,又共同构成了国家的法律规定。

至少,在马克思看来,立法权不应掌握在少数官僚等级的手中,而应掌握在具有普遍代表性的等级中。马克思认为,“在真正的国家中,问题不在于每个市民是否有可能献身于作为特殊等级的普遍等级,而在于这一等级是否有能力成为普遍的等级,即成为一切市民的地位。”[2](307页)

马克思谈到,由于国家和法律不可能是“普遍利益的代表”,因此,“人自身”势必要关涉主体问题即谁人制订法律、谁人执行法律、谁人在法律中受益等问题。马克思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以那个有可能上升为普遍等级的“人自身”为判据。马克思认为,这样一来,“数字在这里并不是没有意义的”[2](393页)。由于无产阶级是社会最底层的阶级,人数最多,且是最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可堪为人类普遍利益的代表,所以,马克思认为,能否满足无产阶级的需要是国家和法律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最主要的判据。

马克思对黑格尔努力“使行政、警察、审判三权协调一致”的思想也提出了批评。因为“‘官僚机构’是市民社会的‘国家形式主义’”,因为“官僚机构是和实在的国家并列的虚假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官僚机构势必拥有太多的特权,市民社会便缺少法律的保障。马克思尖锐地问道:“于是,如果我们问问黑格尔:有什么东西保护市民社会免受官僚的侵犯?”黑格尔对此只能答曰:“官僚机构的;等级制。监督。”或“直接的道德和理智的教育”。马克思认为,这无疑是让官僚自己反对自己,结果可想而知。马克思尖锐指出,坏的法制往往正是黑格尔所竭力推崇的立法者、执法者、司法者一致的那种法制。比如,书报检查法之所以会产生极其恶劣的影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检查官也就是原告、辩护人和法官三位一体的人。”[2](393页)

马克思认为,国家和法的非神秘性、非神圣性说明,任何缺乏人本主义哲学基础的法律,都没有任何规范社会的资格,缺乏人本主义哲学基础的法律只会使得守法或爱国主义具有了很大的“虚伪”性,只会单纯成为统治阶级维护自身统治的工具。所以,马克思将那些抱残守缺不敢正视民族耻辱的爱国主义者称为“空虚的爱国主义”,并称这样的爱国主义者为“可怜虫”[2](408页)。

同理,马克思认为,国家要求公民无条件地守法,实际上是要实行“庸人政治”。马克思认为:“庸人的世界就是动物的世界,既然我们必须承认它的存在,那末我们就只得考虑这种现状,现存的秩序。这种秩序是在许多野蛮的世纪中产生的和形成的,它现在已经成为最终的制度出现在我们面前,这种制度的原则就是使世界不成其为人的世界。”[2](411页)它的实现需要庸人政治,它的实施又将导致庸人政治。

马克思认为,对法和国家神秘性、神圣性的批判和对宗教神秘性、神圣性的批判是一致的。正如是人创造宗教,而非上帝造人一样,国家、法与人的关系也被颠倒了,不是国家、法创造了人,而是人创造了国家、社会。所以,必须把人与国家、法律颠倒的关系颠倒过来,在国家和法中突出人性,把人的世界还给人。国家和法律的合理性不能从人的主观“应有”的理想中去寻找,不能到宗教的“天启”真理中去寻找,不能到人的自然本能中去寻找,而应在也只能在“人自身”的客观社会活动中去寻找。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对人们关于法制社会的过高预期以及盲目乐观的态度予以了严肃批评。马克思认为,法制社会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并不是今天颁布一项法律,明天就可以步入法制社会。那样的话,就又回到了黑格尔关于国家和法高于市民社会的窠臼中去了。相反,马克思认为,法制属于上层建筑,它是被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对法制社会的需求,而不能头足倒置。所以,马克思对法制经济颇有微辞,因为法制和经济隶属于完全不同的领域。他认为,如果经济基础没有达到相应的程度,谈法制经济无疑是多余的,反之,如果经济基础的发展导致了与之相适应的法制化,那么,谈法制经济也是多余的。至于说市场经济本质就是法制经济,马克思更是不敢苟同。在马克思看来,只能是什么样的经济水平便会要求什么样的法制水平,而不能说只有市场经济才要求法制化,而别的经济形式则不需要也不会导致法制化。恰恰相反,在马克思看来,计划经济无疑更要求法制化,更能体现法制化。马克思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说明。

马克思认为,在专制条件下,经济发展水平低,对法制化的要求和法制化程度显然都很低。因为“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哪里君主制的原则占优势,哪里的人就占少数;哪里君主制的原则是天经地义的,哪里就根本没有人了。”[2](411页)

在资本主义的民主制下,情形有了很大的不同,法制化程度有了长足的提高。马克思认为:“在民主制中,不是人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为人而存在;在这里,人的存在就是法律,而在国家制度的其他形式中,人却是法律规定的存在。”[1](281页)但这种法制化离法制化的本质仍然很远,因为它仍然不能带来普遍的公平与公正。马克思引用李嘉图的名言说道:“资本主义的竞争创造了一切,创造了财富,创造了工人,但却使人显得微不足道。”和宗教拜物教一样(人把一切都给了上帝,上帝变得全知、全能、全善,而人自己变得微不足道),金钱拜物教、商品拜物教(人创造了金钱和商品,人将自己的一切都给予了金钱和商品,而使自己变得贫乏)产生了。马克思还引用《浮士德》、《雅典的泰门》的话说明,在这种情况下,人的本质力量取决于外在性(货币),货币把人的一切本质力量变成异己的对立物,“凡我作为人做不到的,金钱都可以做到”,物的世界的增值与人的世界的贬值相伴随。

马克思认为,只有共产主义才有可能提供真正法制化的基础。

当然,这不是指共产主义的第一种形式即粗陋的共产主义,也不是指共产主义的第二种形式——政治共产主义,而是指“比较完善的共产主义”。“比较完善的共产主义”由于建立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基础上,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才有可能“通过人,为了人”而实现“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才有可能使人“向人自身,向社会的人复归”,能为真正的法制化创造必要和可行的条件。

〖收稿日期〗2000-04-20

【参考文献】

第8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范文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具有严密逻辑的理论体系,它有一条贯穿始终的线索,这就是“实践性”。这是马克思认识世界、关注人的钥匙,也是他认识的基础,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其它文艺理论分野的关键点。当然马克思本人并没有直接提出“实践性”,但他却在解读他人的思想中始终存在,属于马克思文艺理论的核心思想。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角度出发,诠释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存在论、技术观的看法,可以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它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科学内涵,而且把它提高到了新的境界,使我们能更透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深刻内涵,同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挖掘海德格尔哲学思想的深层意义。

一、形而上学

马克思的哲学是实践哲学,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实践哲学同样可以成为形而上学,即实践的形而上学。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为我们理解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提供了又一个参照,使我们能够更好地从实践哲学的角度解读海德格尔哲学思想的特质。

马克思以改变世界为宗旨,强调“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 [1],开启了不同于意识哲学的实践哲学范式。海德格尔通过前科学的在世界中存在的“此在”进行分析,确定实践对于理论活动的绝对优势,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特点。存在的确是超越者,它不同于存在者,而存在之超越性只有在时间的视野下才能通达。正是如此,海氏解构了传统形而上学,并言明,“任何存在论,如果它不曾首先充分澄清存在的意义并把澄清存在的意义理解为自己的基本任务,那么,无论它具有多么丰富多么紧凑的范畴体系,归根到底它仍然是盲目的,并背离了它最本己的意图。”总之,任何存在论必须以此在的生存论为基础。然而此在之存在的意义只能在实践性中敞开。这就是为什么海德格尔对以往一切存在论传统的批判,都主要是着眼于它们对存在和实践性问题的耽搁的原因。对形而上学解释原则的彰显马克思和海德格尔都在实践的角度颠覆了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但这种解构的同时也伴随着建构。

在马克思看来,历史的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通过人的劳动而不断诞生的过程。马克思引入历史的视域,就意味着对人的历史性考察,包括对人——现实的人的历史活动和物质生活条件、生产方式、社会关系、社会形式以及建立在社会存在之上社会意识形式和意识形态的考察。马克思把传统二元论的主客体关系在历史中转换成主体间性,即共时态的同代人之间的关系和历时态的代际关系。每一代人的创造都是在上一代遗留下来的生产力、资金等基础上的创造,这种条件和前提是无法选择的,因此是历史决定论的; 而选择什么道路去创造又存在着多种可能空间,表现为历史选择论。历史决定论与历史选择论是辩证统一的,它构成历史的辩证法也是实践的辩证法。可见,在历史的视域下,马克思超越了以往建立在科学之上的逻辑,在人们生存的境遇中整合了历史与实践,表现为“历史的实践与实践的历史” [2]的统一。因而,我们说他是历史生存论的实践哲学。马克思这样一些思想被后学的海德格尔所肯定,正如他在《面向思的事情》中洞见到的:“随着这一已经由马克思完成了的对形而上学的颠倒,哲学达到了极端的可能性。哲学进入其终结阶段了。” [3]

二、存在论

马克思的实践哲学认为人的本质是由自己创造的。在马克思看来,他是历史的产物,是实践活动的产物。“人的感觉、感觉的人类性——都只是由于相应的对象的存在,由于存在着人化了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自然史的产物” [4]。马克思所讲的人的自我创造只是就人的存在方式而言的。因为人已经存在,并通过人的实践活动将继续存在下去,这是对自然界和人的存在的抽象,是一个关于存在的意义问题。

马克思认为人是自然的存在物,从人的存在来理解人,就要认识到人的实践能力最直接的根源是自然,同时,人实现自身能力的活动也离不开自然。作为自然的一员,人既是能动的存在,又是被动的存在,他离不开自然,也只能在自然所允许的范围内,不断完善自身的存在。这就是实践哲学所要研究的内容,即人类利用自然的条件,通过自身的实践不断自我创造、自我完善的过程。而人类在实践中不断改变世界、完善自我的过程,在海德格尔看来是一种动态的存在。他认为作为哲学范畴的存在指的是存在物的涌现、显示,而非具体的、确定的存在者。海德格尔提出存在是确定存在者作为存在者的那种东西,是一切存在者得以成为其自身的先决条件,或者说,它是使存在者显示其为存在者的本源性的东西,因而与一切存在者相比具有优先地位。一切存在者必需存在才能成为现实的、确定的存在者。没有存在就没有存在者。但存在本身并不是存在者,不是一切存在者的普遍性,不是对一切存在者的概括,也不是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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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存在者之外的某种独立的东西,存在总是存在者的存在,否则它就成了确定性的、对象化的东西。海德格尔说:“我们向来已生活在一种存在之领会中,而同时,存在的意义却隐藏在晦暗中,这就证明了重提存在的意义问题是完全必要的”。“如果任务是阐释存在的意义,那么此在不仅是首须问及的存在者;更进一步,此在还是在其存在中向来已经对这个问题之所问有所交涉的存在者。”可见,哲学对存在的研究不是去追问存在是什么,而是追问存在者怎样存在,也就是追问存在者存在的意义。

马克思的实践哲学,自然要拒绝对人的本质进行抽象的思辨,只有立足于人的存在,即人的实践活动,它才能获得丰富的内容。当前,我们对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进行探讨,从实践哲学的视角、立足于实践对人的生存进行分析,是马本文由收集整理克思的人学思想包含的双重内容。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存在物,既是能动的,又是被动的,受外在条件的影响和制约。所以,人的实践活动要想顺利进行,

就应该对限制实践活动充分发展的条件进行改造。这样,实践就应该包含自我解放的内涵。另一方面,实践活动是自我完善的活动,就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实践的目的是良好的实践。因此,实践更应该关注存在者的完善,以便更好地促进社会存在的发展。

三、技术观

马克思认为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是人类区别于一切动物的根本特征,生产、劳动或实践的实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因此对人本质的理解也必须从以劳动为核心的实践出发。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也创造了人类社会,人的本质决定了社会关系。代代相传的大量的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这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时环境也创造人。”人通过实践创造世界证明自己的类本质。

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揭示中可以看到:人的价值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即指作为客体的人对作为主体的人的需要的满足。需要是人内在的本质的规定性,是人全部生命活动的动力和依据,需要的满足程度直接涉及人的本质的实现程度。人总是处于一定的环境中,与一定的社会选择和社会价值目标相联系,这一切不仅影响着自我价值实现的内容、形式和手段,而且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个体自我实现的成败。

海德格尔认为新时代的人已被技术所异化了,人和存在的自身性的损坏、扭曲和丧失是技术时代的真正危险,根本不是对人不利的技术后果。当人成功地克服了技术的不利的后果,最高的危险还是存在着。“在海德格尔看来,这种危险首先表现在它使人昧于天命。” [5]其次,“现代技术把自然展现成对象性的持存物,因而损害了事物,使人远离了事物。”[6] 因此,作为一种天命展示的技术本质是一种拒斥人进入原初的展现并进而去体验更原初的存在的危险,这是一种最高意义上的危险。面对现代社会人类因技术滥用所致的种种危机,海德格尔积极寻求拯救的良方。他从本体论角度探讨技术,追问技术的本质,就是对“存在”的追问。他追问技术的本质,也就是在追问技术的“存在”,即技术作为一种现象,它是如何显现和出场的。海德格尔认为,以往的人们对技术的流行观念可称作工具性的和人类学的规定,这种规定把大自然视为加工制作的材料和被动的从属者,以期对其进行开发利用。通过技术,人和自然之间形成了主、客体的分化。在本质上带给人的最高危险是人和自然的自身性的损坏、扭曲和丧失。

第9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范文

一、传统文化是建设先进文化的思想资源

党在十七大会议上指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包含多方面的内容,包括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在内,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党在十七大中的这一论述对促进我国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是党中央、国务院对社会发展统筹兼顾、整体思考的结果。作为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在促进和谐社会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对于促进民主政治建设进程、优化市场经济结构都具有提供智力支持的作用。对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本质的认识,基本上已不存在任何异议,但是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问题,却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本文认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是在对西方文化思想资源、传统文化思想资源及其对其他人类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资源批判继承的基础之上形成的一个独立的文化形态,在这样一种文化形态中,马克思主义价值观是核心价值观,围绕核心价值观建设,其他各种文化研究尤其是传统文化研究应当积极围绕这一中心加强和完善自身研究。本文仅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文化继承与发展角度来界定一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传统文化研究中的作用进行分析, 希望能对传统文化资源研究有所启发。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原则是指导传统文化研究的方法论武器

服务于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一根本目标,传统文化研究要想取得突破性进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从现状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传统文化研究中尚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笔者曾经在所参加的各种学术会议间隙随机访问过一些传统文化研究学者,访问结果显示,尽管近几年来尤其是近十年来,国人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出现了一种“国学热”的趋势,人们对传统文化思想的了解和认识也越来越准确。有人认为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根本对立的价值观原则,两者根本不能并存,甚至应该用传统文化比如儒学思想代替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新儒学的一种代表性观点)。换句话说,传统文化的发展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哲学, 因为它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的思本文由收集整理想理论根基。因为我们讨论的传统文化发展问题始终是围绕着建设怎样的文化形态这一问题来进行的,并且要从根本上回答现代文化建设和传统文化精神有何不同这一问题,即要着力回答如何发展传统文化的问题。由于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原因,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很难被自觉的作为一种根本的思想原则来指导传统文化研究。在传统文化研究中,可以毫不隐晦地说以儒家哲学为主体的传统哲学仍占据主体地位, 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传统文化研究中的影响还是微乎其微的。但是,从传统文化的思想核心看,其思想归宿点仍然是以对封建等级文化的固守与坚持为基本原则的,对于当代以彰显个性、突出创造力的文化需求趋势而言,从思想旨趣上格格不入。所以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务、以马克思主义思想原则为根本的方法论原则仍然是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根本指导思想。

三、在传统文化研究中贯彻实践性原则是学习和继承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原则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