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期刊网 精选范文 马克思中国化论文范文

马克思中国化论文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马克思中国化论文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马克思中国化论文

第1篇:马克思中国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

一、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基本内涵

马克思、恩格斯深切关注人的发展、全人类的前途和命运,把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全人类的解放,作为自己毕生研究的主题和为之奋斗的最高目标,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最高价值标准。他们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出发,批驳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所造成的人的片面、畸形的发展,把人的发展问题提到了重要地位,科学地论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性及其对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意义。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社会发展的核心是人的发展,离开了人的发展就谈不上社会的发展,不可能有离开人的、与人相对立的、外在于人的社会。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观是以人的解放和全面、自由的发展为最高理想的。人的全面发展,就是符合人的本质和需要的发展,就是让每个人的创造能力和价值得到充分的体现。这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描述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统一,认为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是人的全面发展。可见,马克思主义创立之初就把人本、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看作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三种存在形态理论强调:以人为本中的“人”,应包括:类存在意义上的人;社会群体意义上的人;具有独立人格和个性的个人。根据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理论,强调以人为本中的“本”,需要放在各种关系中来理解和确定,主要有三层含义:第一,相对于人对人的依赖、人对物的依赖而言,把人当作主体。第二,相对于人被边缘化而言,把人看作一切事物的前提、最终本质和根据。第三,相对于人作为手段而言,把人作为目的。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以人为本理念具有三层基本涵义:第一,它是一种对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作用与地位的肯定。它既强调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和目的地位,又强调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作用;第二,它是一种价值取向。即强调尊重人、解放人、依靠人、为了人和塑造人。尊重人,就是尊重人的类价值、社会价值和个性价值,尊重人的独立人格、需求、能力差异、人的平等、创造个性和权利,尊重人性发展的要求。解放人,就是不断冲破一切束缚人的潜能和能力充分发挥的体制、机制。塑造人,是说既要把人塑造成权利的主体,也要把人塑造成责任的主体;第三,它是一种思维方式。就是实践要求我们在分析、思考和解决一切问题时,既要坚持并运用历史(符合规律发展的要求)的尺度,也要确立并运用人(或人性化:合乎人性发展的要求)的尺度,要关注人的生活世界,要对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命运确立起终极关怀,要关注人的共性、人的普遍性、共同人性与人的个性,要树立起人的自主意识并同时承担责任。

二、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的主要成果

(一)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继承

社会发展观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发展观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以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为主要依据,提出了以社会统筹发展为基础的整体发展观、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的人本观、以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为动力的协调发展观。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社会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创造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党的一大党纲指出:“我们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是为整个人类的彻底解放而奋斗的,是代表着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的。”党的性质决定了他必须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反复告诫全党: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

(二)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发展

从马克思到,都把为无产阶级、绝大多数人、人民以及全人类作为自己的人学理念的基点。但在他们所处的革命年代,他们更注重的是整体、集体的人,实质上是强调“以人民为本”。这一理念贯穿于理论和实践的各个方面,也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年轻的邓小平就是怀着这一信念踏上革命征途的,但是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20世纪末,整个世界进入了全球日益“一体化”的发展阶段,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将会长期并存,而且还要相互越来越密切地交往。共同的利益、共同的需求,必然要遵守共同的规范、共同的准则,仍然固守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传统理念显然是不行的。面对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高瞻远瞩,认真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把共产党人的“以人民为本”的人学理念升华为“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的理念是邓小平理论的一块重要基石,他的人本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和人本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创造性发展。在“以人为本”方面,邓小平关注更多的是实践,主要包括:第一,大力发展经济,满足人的需求;第二,注重人的尊严,重视人的价值;第三,正视人的个性,倡导多彩生活。(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深化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新世纪新阶段我党最重大的理论创新成果。这一理论创新成果全面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的人本思想上,倾注了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心血,表现出了极大的理论智慧和创新精神,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新境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的新飞跃。同志立足于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和当代世界发展的趋势,进一步充实和发展了邓小平“以人为本”的理念,在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新时期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是新世纪中国共产党的神圣宣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就在于实现人民的愿望、满足人民的需要、维护人民的利益。

(四)科学发展观对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践行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继承弘扬马列毛邓伟大理论,深入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实践中,将“以人为本”的理念进一步发扬光大,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科学发展观”,而“以人为本”就是其本质与核心。在“科学发展”的道路上贯彻“以人为本”的原则就应: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提高人们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尊重和保障人权,保障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利。为人才的成长,为充分发挥人的聪明才智,“创造良好的制度、体制环境”“以人为本”的发展观,紧紧围绕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基本内容,凝结着对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深刻思考。以人为本,就是以人民群众的需要为本,它的着眼点和最终目的,不仅是物,更是人,这一要求贯穿于科学发展观的各个方面,是我们党领导发展的根本政治理念。“以人为本”,一是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二是要“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治本色,也进一步体现了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

三、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的重大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的理论意义

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永葆生机和活力,就必须民族化、当代化、现代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体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先后创立了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又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中国化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充满着生机和活力,体现出巨大的理论威力,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中国化为马克思主义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增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实针对性和生命力,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光明前景。

第2篇:马克思中国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融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趋势。随着中国经济、军事等硬实力的提升,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信心相应提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现象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1.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必然性

1.1背景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稳步提升。中国经济连续多年保持8%或以上的年平均增长率。中国同世界的联系不断紧密,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逐渐扩大。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中国人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信心不断提升。中国人在自己的文化中发现了新的价值,并相信经济成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受传统文化积极方面的影响。“勤劳”、“节俭”、“集体主义”的集体价值观被中国人认为,为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了良好的道德秩序。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水平不断提升,同时也引起了道德上的沦丧。近些年来,社会上由道德滑坡所引发的种种负面报道不绝于耳。现代化的进程给中国人带来了物质上前所未有的丰富,同时也引起了精神上未曾有过的贫乏。种种社会问题的发生,引起了人们的深入思考。传统文化对中国人精神的支撑作用,对社会风气的积极影响,引起了当代社会上的“国学热”“儒学热”等复兴传统文化的热潮。

1.2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传播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生长于西方文化土壤的特质文化”[1],是在西方传统哲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的语言表达方式,思维习惯,逻辑推理方式等都和中国人习惯上的有很大区别。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在中国传播必须要经过翻译才能被广大的人们所接受。语言表达方式的差异导致了中国人在理解上的困难,思维习惯和逻辑推理方式的差异又给中国人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增加了难度。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必须进行本土化的改造,变得符合中国人思维习惯和阅读习惯才能被更广泛地接受。而这个本土化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契机。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须加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才能得以顺利的进行。

1.3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需要

中国传统哲学家表达思想时“惯于用名言隽语、比喻例证的形式”[2],而且文章言论都很简短,没有联系。《论语》中记载的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论,多为极其简短精炼的对话。《老子》全篇只有约五千字,却包含了老子哲学思想的全部。这样的思想表达往往不够明晰和系统化。新文化运动以后的中国人,习惯了白话文的表达,没有了传统私塾教育中对“小学”的学习。现代化的中国人,习惯了相对严密的推理。传统经典的表述经过系统化之后,则更易于广泛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西方哲学的优秀成果,其中批判的继承成了西方哲学的优秀成果。用西方哲学中严密的逻辑推理方法对中国传统经典进行现代化的重新阐述,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广泛传播的帮助。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方法论为指导,对传统文化经典进行符合现代化进程的重新阐述,也是为传统文化注入新的思想的过程。中国历史上佛教的传入,为当时沉寂的思想界注入了新鲜血液。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注入,也将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发展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必将激发出绚丽是火花。

2.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需注意的问题

2.1从根本上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

理论要抓住事物的根本才能说服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彻底的把握,才能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文本本身,才能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准确的运用。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文,是恩格斯根据自己深入工厂和工人生活环境的深入的调查,并参照当时发表的报纸,统计资料等文献,对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现状进行了分析。恩格斯的文章是用实地考察的方法,结合文献资料分析,描述了英国工人阶级的悲惨现状。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也是是用实地考察的方法,对当时湖南农民运动进行了客观,深入的实地考察,得出了对农民运动的高度评价。得出了与当时流行的对农民运动的各种贬低的论调截然相反的结论,洞察到当时的农民阶级的巨大的革命性和改变命运的迫切要求。这一发现,也为以后建立工农联盟,并为以后在革命战争中依靠农民埋下了伏笔。《矛盾论》和《实践论》两篇文章,更是准确运用马克主义解决中国问题的经典,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的优秀作品。

2.2需要加强传统文化的底蕴

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进行了白话文运动,提倡使用白话文,用白话文进行写作,并且把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当成陈旧的落后的文化思想加以摒弃。这来,以古代汉语写成的中国传统典籍,就不能被大多数知识分子所阅读,其中的宝贵精神财富也不能被发掘。俄国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为当时在黑暗中摸索的中国知识分子照亮了前进的道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人们经行了艰苦卓绝的抗争,终于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马克思主义顺理成章的取代了传统儒家思想在政治上的地位,成了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确立了在中国政治思想的指导地位。新中国成立后,六七十年代的十年文化浩劫,一切中国传统的东西都成了阻碍中国前进发展的障碍,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中国传统文化更是重灾区,被破坏的很严重。近代以来,中国在教育方法上引进西方的学科分科方法,对学生进行各方面基础知识的培养,中国传统经典典籍的学习在学生的整个学习内容中,所占比重极小。

第3篇:马克思中国化论文范文

世纪之交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殊历史条件

在党的十四大、十五大报告中,同志都强调邓小平理论“还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在实践检验中继续丰富、完善和发展”[1](第13页)。这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提出的问题呢?反映了这个时期什么特殊需要呢?

关于这个问题,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多个场合做过精辟的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初,世界历史的发展,使我们面临着良好的机遇和严峻的挑战。国际方面,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续后10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依然暂时处于低潮。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有新的发展,它们妄图阻挡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合作、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的时代潮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继续在经济、科技、军事上保持着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优势,“西强我弱”的格局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国际格局总的特点是,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世界的力量组合和利益分配正在发生新的深刻变化。西方敌对势力利用其自身的优势,不断对我实施“西化、分化”战略,施加压力,竭力阻挠中国的强大和统一。

国内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遵循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沿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建设,使中国的经济迅速崛起,中国的发展举世瞩目。到90年代初,随着改革的深化、开放的扩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朝气蓬勃,成就巨大,基础日坚,发展机遇良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呈现新的特点。另一方面,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一些深层次矛盾日益暴露出来,改革任务更加艰巨、复杂。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物质利益和就业方式日益呈现多样化趋势。在发展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党的建设在取得重大成绩的同时,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一些党员理想信念淡薄,甚至腐化堕落,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这些又使我们党和国家面临新的情况和严重挑战。

综合国际国内形势,机遇与挑战并存,成就与困难同在,这是新时期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济、政治背景。

这一时期,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背景,从主导方面看,进入世纪之交,我们党已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思想、邓小平理论两大理论成果,积累了创造性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丰富经验和更多的智慧,能够回应新时期、新实践的呼唤,科学回答关系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而带根本性的问题,能够产生出反映时代精神和社会发展趋势、引导社会前进的具有深远影响的代表性成果。另一方面,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社会思潮相互激荡。“全盘西化”即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复兴儒学的思潮企图消解当代中国的主流政治、主流意识形态。此外,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缚着人们的思想。这种理论背景,也要求我们排除干扰,克服阻力,进行理论创新,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以使我们党的基本理论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吸取新的实践经验、新的思想而向前发展。

世纪之交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焦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表明,每当我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时期或面临重大社会变革实践,实践就会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影响革命、建设和改革全局的重大而带根本性的问题。科学回答这样的问题,做出新的重要结论,就会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前进。思想、邓小平理论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在回答这样的问题中,实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所产生的重大理论成果。

在千年和世纪更迭之际,面对世界大势,在国际社会中,要促使各国都遵守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保证各国的事务由本国政府和人民决定,世界上的事情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平等协商,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树立起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营造长期稳定、安全可靠的国际和平环境。加强各国在经济技术方面的交流与合作,逐步改变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使经济全球化达到共赢和共存的目的。特别是要使西方发达国家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还得经过艰苦努力和严重斗争。

国内,我国已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在新的世纪,继续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是我们党肩负的重大历史任务。

在这样的历史转折关头,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解决的问题焦点是什么?在当代中国,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我们党。这是、邓小平党建思想中首要之点,也是我们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因此,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从1992年始,同志多次讲到这个问题。是年6月,他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全面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关键是把党搞好,切实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努力提高党的战斗力”[2](第2082-2083页)。1993年6月,同志在《纪念中国共产党七十二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又指出:“在中国,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不会有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解放和发展,就不会有社会的全面进步,就谈不上社会主义现代化”[1](第2082-2083页)。他强调:“要团结凝聚十一亿多人民,通过改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集中力量把经济搞上去,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关键在党;要深化改革,成功地创建人类历史上没有先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键在党;要坚持‘两手抓’,搞好两个文明建设,关键在党;要保持社会主义政治稳定,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关键也在党”[1](第327页)。2000年10月,在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上,同志再次强调:“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履行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的国际责任,关键在党”[3](第1版)。同志这些重要论断,深刻论述了党在推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的战略地位,同时也尖锐地提出了加强党的建设的严重任务。经过80年的发展,我们的党员队伍,党所处的地位和环境,党所肩负的任务,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一个在受到外部封锁的状态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新党员的数量大幅度增加,干部队伍新老交替不断进行,一大批年轻干部走上领导岗位。这给党的发展带来了活力,也提出了新挑战。就挑战方面说,我们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党内一些人逐渐滋长了不思进取、好逸恶劳、不愿意艰苦奋斗、贪图享乐的思想,利用手中权力谋取私利的现象日趋增多,形式主义、开始泛滥。原国家出现严重曲折以后,一些人惊慌失措,认为马克思主义要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特别是随着国际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国内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有些党的干部方向模糊、理想失落、道德沦丧,热衷于,权钱交易,甚至骄奢淫逸、贪赃枉法。一些干部对经济上的贫富悬殊熟视无睹,对广大群众的疾苦不闻不问,冷若冰霜。腐败现象日益加剧。这种状况严重地损害了我们党的光辉形象和崇高威望,损害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面对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1989年动乱以后,邓小平同志提出党要管党,并且警告说:“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以后,在全力贯彻邓小平同志的指示时,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党内确实存在一些同党的性质、宗旨不相符的突出问题,如果我们不下最大的决心加以解决,就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一些腐败案件触目惊心,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警觉。九十年代以来,一些执政几十年的政党先后下台,有的已经衰亡。其中的根本原因是党的内部出了问题。认真分析这些政党的兴衰,加以借鉴,对我们加强党的建设很有意义。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与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不能赢得最广大群众的支持,就必然。我们现在总的形势是好的,但也面临着不少问题,既有内忧也有外患,切不可掉以轻心”[4](第101页)。因此,他把党的建设问题提到战略全局中关键问题和突出问题的高度。治国必先治党。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新型文明的伟大创造中,执政共产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的提高是紧密联系、高度统一的。由于共产党的执政和领导是人民创造历史作用的最高表现,所以共产党的自身建设对社会主义新型文明的创造、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起着核心和主导作用。只要我们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胜利前进就有了根本保证。为此,必须从新的实际出发,以改革的精神研究和解决党的建设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使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这样,解决“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就成为世纪之交“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而紧迫的焦点问题。

世纪之交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定认识对象

科学的理论是对认识对象的正确把握。认识对象的特殊性从根本上规定着理论内容和形式的特点。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上,都有要解决的特定时代的特殊矛盾、特殊问题,即把握特定的认识对象,从而创造出带有标志性的理论成果,所以“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5](第113页)。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时代的高处,高屋建瓴,总揽全局,提出要深化对共产党执政的规律、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的认识,这就确定了今天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把握的特殊认识对象。这“三大规律”是从社会实践活动不同层面上抽象出的党的活动和建设规律,社会主义这一特定社会形态的活动发展规律和相应的建设规律,人类社会活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这“三大规律”贯通经济、政治、文化三大领域,渗透于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多方面实践活动之中,把握“三大规律”,必然带动思想理论建设的全局,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

然而,社会规律总是具体的、历史的。认识某种社会规律的任务,只有在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某种规律的作用发挥到一定程度才能提出来,提出的认识任务也才能得到解决。现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并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已长达50余年,包括改革开放时期的20多年,我们已经具有了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世界上其他无产阶级政党执政并领导本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的长达70余年,已向人们提供了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人类跨过20世纪进入21世纪,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和动力、人类与自然关系、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与人类文明的多样性都有新的醒悟。

这种特定的具体环境,就是提出深化“三个规律”认识的时代规定性。提出这一认识任务,意在从三个规律及其内在联系上,主观与客观、个别与一般的辩证统一上,从中国与世界的关联上,揭示这些规律及其整体在当今时代条件下的具体内容、表现形式和发挥作用的特点,以便在实践上进一步把我们党的活动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立在客观规律基础上;在理论上,从现时代的具体环境和新的实践出发,概括深化对三个规律的认识成果,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因此,深化对“三大规律”认识任务的提出,反映了我们党在政治上更加成熟,也反映了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观进程已经达到的历史高度,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观察当代中国已达到的认识高度。

世纪之交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两个坚定不移、两个不能含糊”的原则

世纪之交,中国社会发展又处在一个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同志辞世之后,在实践上,如何把邓小平开创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在理论上,如何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理论继续向前发展?这是摆在我们党面前的重大历史课题,也是世界进步人类和世界舆论所密切关注的问题。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适时地做出了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历史决策。号召全党发扬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和优良学风,始终坚持“两个坚定不移、两个不能含糊”的原则。向国人世人表明了我们党的原则立场。在党的十五大的报告中,同志在论及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时就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离开本国实际和时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4](第13页)。这里概括的“一个根本”、“三个着眼于”,旨在强调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坚持和发展、继承和创新。1998年,同志进一步讲到正确对待邓小平理论的态度,他指出:“学习邓小平理论,既要坚持它的基本观点,又要通过实践使它不断丰富和发展。这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列宁对待马克思主义、同志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邓小平同志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采取的就是这种态度”[6](第4页)。200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从贯彻“三个代表”要求的高度论述道:“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否则我们的事业就会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灵魂而迷失方向,就会归于失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道理所在。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做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始终反对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道理所在”[7](第26-27页)。这里强调要深刻认识我们党在历史上胜利和挫折的根本原因,从而自觉坚持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大力发扬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精神,创造性地推进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同志还进一步从哲学认识论的高度强调:“认识真理是不断前进的过程,改造世界也是不断前进的过程。我们要始终不渝地追求真理,为真理而奋斗”[7](第49页)。继“七一”重要讲话之后,同志在一次重要讲话中明确地将上述科学思想概括成“两个坚定不移、两个不能含糊”的原则,即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上坚定不移,不能含糊;必须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追求真理、探索真理、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上坚定不移,不能含糊。这“两个坚定不移、两个不能含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表明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同志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就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高度指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列宁,不写出《两个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决1905年和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单有1908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还不足以对付十月革命前后发生的新问题。适应这个时期革命的需要,列宁就写了《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列宁死了,又需要斯大林写出《论列宁主义基础》和《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这样的著作,来对付反对派,保卫列宁主义。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8](第109页)。同志提出的“两个坚定不移、两个不能含糊”的原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针对新的实际,对同志的上述那番话做出的新概括。它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内在规律,提供了我们党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新鲜经验,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新特点,即在自由化思潮和教条主义都存在的条件下,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始终坚持“两个坚定不移、两个不能含糊”的原则。这一原则贯穿在十四大到十六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历程中。世纪之交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与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

由贯穿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始终的基本性质所决定,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整个发展过程都是一脉相承的。这一特点在世纪之交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中表现得十分鲜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这一时期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理论成果。以它为核心的一系列理论创新成果,同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具体表现为四个方面:

其一,它们的世界观相同。马克思主义的各个发展阶段及其在不同国家呈现出的民族化形式,之所以皆称为马克思主义,就在于贯穿于其中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东西相同,这就是共产主义世界观。这种以共产主义宣言形式问世的新世界观,以工人阶级为现实前提,是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理论概括,同时又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和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的辩证法。“用主席的话来讲就是实事求是”[9](第101页)。党的十五大报告也是这样讲的:“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是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4](第10页)。同样,也是“三个代表”思想的精髓。因为“三个代表”思想正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在党的基本理论指导下,一切从实际出发,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根据新的实践要求,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的规律、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的认识,不断吸取一切科学的新经验、新思想做出的理论创新。

其二,它们的理论本性相同。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贯通这一科学体系各个方面、各个发展阶段的基本的理论本性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指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10](第814页)。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理论原则是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中抽象出来的,它只有在符合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11](第433页),即必须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党的十四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反复多次阐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在党的十四大的报告中,同志高度评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始找到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过程中,继找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实现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之后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高度评价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重要思想: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能够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是在伟大实践中坚持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逐步形成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深刻论述马克思主义是深深植根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科学。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他强调“我们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及对提出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方针政策,及时改革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经济基础发展的环节。这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4](第1275页)。到1998年,同志从党风的高度,再次发挥了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指出了把树立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称之为党领导中国革命必须解决的“第一个重要的问题”,认为这是“关系党的兴衰和事业成败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4](第495页)。一直到2001年“七一”重要讲话中,同志进一步强调指出:“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这是总结我们党的历史得出的最基本的经验”[7](第9-10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基于这一最基本的经验,面对变化了的现实,抓住马克思主义中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人民群众的利益三个最本质的东西思考问题进行理论创新的成果,可见以“三个代表”思想为核心内容的新的理论成果,在理论本性上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

其三,在历史使命方面相同。马克思主义为工人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包括“关于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创造者无产阶级所肩负的世界历史使命的理论”[12](第578页)。列宁曾指出:“马克思学说中的主要的一点,就是阐明了无产阶级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创造者的世界历史作用”[12](第305页)。无产阶级实现自己的世界历史作用,创造共产主义社会必定实行“两个彻底决裂”,把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手里,消灭阶级对立和阶级本身存在的条件,建立“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5](第294页)。但是无产阶级在实现自己的历史作用的过程中,它的政党坚持“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5](第306页)。思想、邓小平理论大大发展了《共产党宣言》的思想,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强调指出:我们的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出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每个共产党员入党的时候,心目中就悬着为现在的就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和为将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样两个明确的目标。但是,一切中国共产党人,一切中国共产主义的同情者,必须为着现阶段的目标而奋斗,如果不为这个目标而奋斗,看不起这个目标,对它稍许放松、稍许怠工、稍许表现不忠诚、不热情,而空谈什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那就不是一个自觉的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从党的十四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多次重申我们党一直遵循的这一原则。党的十五大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同志在报告中联系现实实际强调:“我们现在的努力是朝着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前进的,忘记远大目标,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不为实现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纲领努力奋斗,同样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4](第49页)。在同志的“七一”重要讲话中,更加深刻阐述了党的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辩证关系,指明了我们是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论者。强调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必然走向共产主义这一基本原理。要求“全党同志既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坚定信念,以高尚的思想道德要求和鞭策自己,更要脚踏实地地为实现党在现阶段的基本纲领而不懈努力,扎扎实实地做好现阶段的每一项工作。忘记远大理想而只顾眼前,就会失去前进方向;离开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就会脱离实际”[7](第41-42页)。

其四,在理论体系的基本构成方面相同。马克思主义作为完整的世界观,内涵着由各个部分构成之意。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为一体的科学体系。列宁更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确定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指出马克思主义这一活的学说是“完备而严密”的。但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由于面临的历史任务和回答的时代课题的差异,这三个部分在发展中不是完全平衡的,有时某个部分会凸现出来,被置于首要地位。思想、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的两次历史性飞跃,自然也包括三个组成部分。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邓小平理论是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路线、党的建设等方面比较完备、而又需要从各方面进一步丰富发展的科学体系。同样,以“三个代表”思想为中心内容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发展,包括若干重要的或基本的理论原则,如关于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述;关于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实现党的基本纲领的论述;关于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努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要有新的思路,科学技术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等论述。关于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论述;关于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指导地位、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论述;关于不断开创统一工作的新局面,为完成祖统一大业而继续奋斗的论述,关于维护世界和平、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促进共同发展的论述;关于积极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不断增强国防建设的论述,等等。所有这些集中起来说,它全面体现了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贯通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

马克思主义基本性质在发展中的“一脉相承”与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是一致的。开放性和创造性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特点。事实上,有发展、创新,与时俱进,才会提出“一脉相承”的问题。十五大报告深刻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根据。而实际生活总是在不停的变动中,……因此,马克思主义必定随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发展。”并且提出“坚持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这个理论”,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2](第1351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的实际问题过程中,做出的最富有代表性的创新成果.

【参考文献】

[1]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Z].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2]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Z].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在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上讲话[N].人民日报,2000-11-11.

[4]党的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Z].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5][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1998年1月26日)[J].求是,1998,(4).

[7].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8].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9]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0].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第4篇:马克思中国化论文范文

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类似,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也碰到了一些问题。

一种主义、一种哲学可以被化,本身就表明它不是、也不可能是完全普适的。我们知道,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并不面临这样的问题。你什么时候听说物理学的中国化?化学的中国化?数学的中国化?没有,从来没有,尽管也存在风格迥异的各种物理学派、化学学派、数学学派,但一旦有定论了,那结论马上就消褪了各种色彩,而成了普遍的、各学派共有的并共同接受的东西。所以,国王要求阿基米德把物理学讲得使他也能听懂,阿基米德的回答却是:没有专为国王设计的物理学。然而主义和哲学却不是这样,因为确实有专为国王设计的主义和哲学。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也就知道,过去很长时间内马克思主义哲学被理解成是关于自然、社会、思维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因而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颠扑不破的真理,这种见解是不正确的,因为关于最一般规律的科学是没有、也不会有什么中国化的问题的。一句话,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自然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有其特殊性。

但是,一种主义、一种哲学可以被化,本身又表明它不是、也不可能是完全不普适的,否则它可能就是顽固难化或顽固不化的。当公开中国人民十大军事原则时,不少人曾有顾虑:毕竟兵不厌诈,岂不怕对手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解释却是,这是人民军队的原则,无论何时何地都不会也不可能化为反人民的原则。因此,既然一种主义、一种哲学可以被化,那么它与那些化它的主义和哲学之间一定存在某些共同性、共通性。所以,尽管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自然科学,有其特殊性,但它又不是完全特殊的,而是与某些主义和哲学有某些相似性、共同性、共通性,因此又是具有一定普适性的,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前提。舍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便无从谈起。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像自然科学那样客观和普适,这也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不可能是全方位、全盘的,正如中国在追赶西方现代化时不可能全盘西化一样。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将马克思主义化和西化分开的做法,除了是一种单纯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考虑外,在学理上是不通的。马克思主义化应该是、实际上也是西化的一部分和一环节。那种将西化理解为资本主义化或资产阶级自由化,而将马克思主义化理解为其反面的做法,是一种狭隘的不当的划分。

马克思哲学不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并不就是简单的马克思化。关键在于化的方向,不是“走向马克思……”,而是“从马克思走向……”;不是中国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化或马克思的哲学化,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或马克思哲学的中国化。不能本末倒置,不能体用倒置。

马克思主义哲学或马克思哲学的中国化只能是部分地化,理论上如此,实践上也如此。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或其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历程,还是中国共产党人接受并在实践中运用这一武器,都是如此。连邓小平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公开申明:他只接受过共产主义ABC的教育。

除了化和被化方面各自的特殊性导致了不可能全盘化和被化外,化也是一种相互关系,而绝非一厢情愿。一句话,既然是化,只能是化其可化者,而不能化其不可化者。也就是说,化和被化至少要有通约之可能。由此便知,那被部分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哲学,本身内在地就和中国哲学有某种关联,如此才有化与被化的可能。

尽管与要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或马克思哲学有某种关联性或通约性,但中国哲学就是中国哲学,无论其思想中有多少对今天仍有意义的可贵成分,但如果不化,其内涵和形式已经陈旧,它不包含、也不可能包含今天诸如现代化建设等诸多信息。说白了,它已经不能解决中国实际面临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因此化是势所必然。化的结果,中国哲学仍然是中国哲学,它不可能完全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以我赞成这样一种主张:在中国,无论如何大家都在搞中国哲学,如果你有你自己真正的哲学的话),但由于化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它又不同于过去旧有的中国哲学,而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哲学(所以我同时赞成这样一种主张:在中国,无论如何大家都在搞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你有你自己真正的哲学的话)。我这样说,是因为现在有种很奇怪的现象,似乎只有沉埋于中国的故纸堆中的人才是在搞中国哲学,而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背景无关;反过来,似乎只有沉埋于马克思主义典籍中的人才是在搞马克思主义,这种马克思主义似乎也与中国哲学的底蕴无关。

还不止于此。化和被化,除了相互必须存在理论的关联和通约外,还有个价值选择的问题。实际上,化和被化的,只是有选择的一小部分。这一点马克思本人就说得很明确: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列宁则说得更直接:就是几何学公理,如果与人们利益无关,照样也会被人们抛弃掉。

[NextPage]

既然化与被化只涉及理论的关联性和通约性,既然化与被化只涉及选择与被选择,那么,我们就必须正视这种现象,将它们看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什么什么化(类似的,可有俄国化、意大利化、法国化、南斯拉夫化等等,不一而足)的正常现象。同样的理由,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必须作如是观。对此,既不能仅仅从意识形态的好恶来评判,也不能诉诸“走向马克思”。

确实存在这样一些情况:有些哲学家(如那些提出“走向马克思”的人)抓住了马克思的一些只言片语,另一些哲学家抓住了马克思的另一些只言片语,各取所需,把它化在了自己的哲学中或自己国家的哲学中。更极端的是(这也是常有的),对立的双方各自抓住对自己有利的马克思的只言片语,各执一辞。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的思想被肢解了(尽管任何一个思想家哪怕是最伟大的思想家,其思想的内在矛盾就是在同一时期、同一阶段都是难以避免的)。

化和被化仅仅是部分的,甚至仅仅是一小部分,这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必定是、且不能不是片面化的。片面化在今天完全是一个贬义词。片面,然而是事实;片面,然而是真实。因此你能做的,首先是接受它、容忍它,而不是首先竭力批判它,竭力否定它。西方马克思主义是片面的(西方特色),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是片面的(苏联特色),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片面的(中国特色),不管你是否喜欢,它都没有因之改变,这是无可奈何的事。你不能希冀你的批判能改变这一切,你的批判无非是以一种片面取代另一种片面。我个人的主张是,在化与被化这样的问题上,必须放弃全面性的苛求。

化与被化这种情况,在复杂系统演进的本体论的树式结构中可以得到很好的理解和说明。马克思哲学可以被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棵大树的根。这棵大树无论如何不会只有一个枝杈(因此,提出“走向马克思”的人想使这棵树长成一根直直的木棒的愿望是很难、甚至是根本不能实现的)。这棵大树会长歪(不歪就不会开杈);这棵大树会有分杈且决不会只有少数几个分杈,上面只写着恩格斯、列宁、、邓小平等少数几个人的名字。每一个分杈都是一个化的过程,这个过程确实是自复制、自同构、自相似的。

但同样,它又不是、也不可能是完全一样的。正如枫树的叶子是枫叶,每片枫叶都不同于其他树的叶子,但没有两片枫叶是完全相同的。这正是绝妙之处。无论枫叶如何地不同,它们终究是枫叶,一如无论如何马克思主义哲学终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每片枫叶都具有自相似、自复制、自同构的特点,一如每个什么什么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都具有自相似、自复制、自同构的特点;它们又相互不同,一如每片枫叶之相互不同。

不过,在枫树上也可能长出其他叶子,正如现在的嫁接技术可以达到的那样。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大树上,也可能结出非马克思主义哲学或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叶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不仅仅是同化,更不可能有百分之百的同化(“走向马克思”的口号在这种情况下是多么地软弱无力),相反,变异却是常态。

第5篇:马克思中国化论文范文

中国文化厚重绵延、博大精深、冠绝于世,自马克思主义被引入中国之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就以中国具体情况和文化理论状态为切入点,看外国人,说中国话,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过程。马克思的思想内涵包含哲学、宗教、经济、文化、政治等多个方面,将马克思理论和中国国情实际结合,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最初是以一种西方学说传入的,最初涉足的是中国人的思想文化领域,随后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及推动,中国人渐渐接受和扩大了作为理论思想和革命实践并存的马克思主义。

一、中国本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

文化的创造源于人与自然的实践活动。中国和西方各有文化源流,具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照视角和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整套系统,作为思想理论,属于马克思理论体系;作为实践操作理论,是中国式的行动准则,不能武断地定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东西方文化属性。

中国本土文化本身具有复杂性、民族性和分散的特点。绵延千年的传统儒家文化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观念和行为,儒家文化的地位不可撼动,已经潜移默化地成了中国人的精神信仰。在中国社会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人自身带有的文化基因不可也无法重组。

马克思主义学说和思想体系来源于西方机密庞大的理论基础,它的形成和发展并不是简单地任意拼凑和武断曲解马克思主义。

中国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有理论点上的契合,在哲学理论上,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与中国哲学中的唯物理论、辩证思维相结合,在政治理想上,共产主义社会理想与中国儒家的大同理想国有同样的理想点(社会本质属性不同),在人文精神上,马克思主义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的精神与中国传统儒家追寻的入世进取、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宏志相契。二者是有相互交合的基本点的。以中国传统文化审视实现马克思理论的观点运用理论制造理论,平衡和探索中国自身的道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思维方式和中国本土文化的心理积淀并不冲突。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经由中国人自身改造整合,是西方理论和中国国情的集成体,以中华本土文化为根,以西方理论学说为脉络,既有指导意义又有实践意义的系统。在与本土文化的互动关系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法性的解释和取材源于本土文化,本土文化本身是被其影响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众多理论对本土文化执行了非替代性的指导功能。

此外,作为上层建筑(文化领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自身就包含了许多新的文化阐释,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本身的细化,更来源于本土文化这样植根的土壤和像风一样吹来的外来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会越来越本土化,越来越丰富,不断被填充、被验证。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向前推进,离开了优秀中国文化的支撑,是无法实现的。实践中,我们看到中国本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和运用,所提供的不竭文化养料,是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仍旧被否认和排挤的今天,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越来越旺盛的重要动力来源。

二、中国本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融合与探索

自中国步入近代社会以来,处在变动中的中国人民就一直在寻求本土中国文化的认同和对外来文化的学习,对文化进行革新加以时代化。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从“三民主义”到“马克思主义”,不断内省和学习,本土文化的民族化和现代化问题始终贯穿中国本土文化中。中国本土文化要延续民族化,继续发展现代化,要实现这种延续和转化,不能仅保留中国传统文化,而要进一步相互协调本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以中国传统文化吸纳并融合西方先进文化于中国文化整体中,这是不能断绝并且持久的过程,以现代先进文化塑造新的中国本土文化传统是解决本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危机要面对,要解决的根本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得马克思主义落实在中国本土文化中,随着无产阶级在中国掌握政权、占据统治地位,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新文化传统逐步被创造衍生。如共产党人的学风作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运用中国马克思主义构造起的哲学、文学、美学理论,戏剧、音乐、电影等文艺作品,文化教育目的、内容、形式也有中国特色的变革,如应试、教材、文字、书写方式等的改变,在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建立的社会、生活、礼仪、风俗变化等;这些新的文化因子构成了中国新的文化传统,这就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引导下,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在中国领土构建起了密不可分的关系并深深进入了中国文化当中。中国现代本土文化作为一个整体,不仅是多因素、多侧面、多样性的,更是变动的、多元的,多元且有自己独特的发展方向,变动是要求自身具有时代性,其多元性表现为它的来源具有多民族性。其民族性要求在文化扩张中获得巩固和张扬。显然,异体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汇,有赖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体现以中国本土文化为载体各自对时代性和民族性所进行的自觉调整。

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严重挑战。其实质乃是文化时代性的挑战。这不仅是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而且是许多仁人志士的自觉意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的首要任务是解决文化的时代性落后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消弭隔阂斩断联系,而是利用本土文化资源,实现共同目标,寻找到共同道路。

马克思主义文化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和强大的理论优势,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选择信仰马克思主义,进行马克思主义式改造。那么,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体现的新特征、新形式,中国本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理论,要不断在本土文化中提取内容,扩大内涵。列宁曾经指出,不要把马克思理论看做某种一成不变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来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既不能照搬西欧社会主义革命的现成经验,又不能照走俄国革命的具体道路,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立足中国国情,结合中国实际,在实践中探索用以指导中国革命的具体理论和方法,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更突出和表明了本土文化对于理论的基础性作用,经验与理性要趋于平衡。

三、中国本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融合的经验

在中国本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面临的时代问题中,大众化并不是各自独立、互不相关的类别,而是统一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相互融通、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之一,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包含了丰富的文化意蕴。对本土文化,利用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共同探索出一条可行性的道路,而民族化、时代化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土化历程。

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不能说马克思主义早已中国化了。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的东西,中国有特殊情况,不能一下子就完全中国化。”毛泽东在这里谈的主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长期性问题。在1941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我们要以中国革命丰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提醒我们,不仅要学会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指导中国革命实践,而且要用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观照和对待马克思主义时,若硬是套用本土文化,并未将其与中国传统的本土文化和国情相通,方向就会发生变化,因此,中共历史上数次出现“左倾”和“右倾”,曾经产生的“以俄为师”、“大跃进”或者“文化大革命”这样中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事件,就是由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桎梏,没有运用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原理解决中国问题,将中国问题简单化、程式化。我们发现,所有“左倾”和“右倾”者都能在马克思列宁的论著中找到言语上的支持。因为对马克思主义总有不同的解读,为什么会有不同的解读呢?因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西方的跨地域文化,中国人认识马克思主义,就如同盲人摸象一般,以窥其全貌,那么如何恢复视力,窥其全貌呢?非但不能按正确方式解读马克思主义,甚至将本土文化中的许多问题简化曲解,用想当然的马克思主义提出非理性的本土理论,非但在理解文化上有误区,而且在行为准则上也有问题。

第6篇:马克思中国化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本文在分别整理了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传统美学的基本要素的基拙上,找出二者之间内在贯通的接桦点,然后站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高度上,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本文所指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主要是指马克思在其相关著述中,对人的基本生存境遇及其趋势进行整体性批判与反思的学说。当代中国审美意识形态的主导与核心,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其“中国化”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与包括中国哲学和美学在内的传统文化相融合的文化创新过程。中国文化创新与发展的历史表明,一种外来文化要真正化为本民族文化传统的血脉,成为其内在组成部分,必须有一个长期的站在本民族立场上,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相互涵化、吸收与创新的过程,这是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创新的必由之途,也是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必由之途。而要跨上这一不可规避的途径,首先必须找到马克思主义美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接桦之处。

一、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主要框架和线索

马克思认为,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是一个随着生产力的逐渐发展不断创造出新的需求与价值,使这一活动的“内在尺度”在把握、整合与超越“任何一个种的尺度”的历史过程中,愈来愈具有“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而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价值尺度,就是一个不断地向“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为旨归的“真正的自由王国”迈进的历史过程;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人类社会的生产目的是一个不断摆脱和超越传统农业社会的神圣性,现代工业文明的交换价值等等外在尺度的束缚,逐渐向人本身回归和提升的自然历史过程。其间有三个主要相关美学的论点:

(1)“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人自身在改造自然界的实践基础上也不断得到改造,“全部所谓世界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的诞生,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人的社会生产实践活动是一个“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人不仅能在精神上反思自身,而且能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因此,生产实践过程不仅仅是一个将自身内在尺度运用到实践对象之上,使之符合自身需求的过程,而且也是一个“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的过程,亦即各种不同因素和谐共存的社会实践过程,其间自然界的存在与发展和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是互为表里的互为前提的一个有机整体。这就是“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含义。

(2)美是一种人以自身的“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的生存方式。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曾经对“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及其与“自由”的关系作过论述。他认为“自由王国”以“必然王国”为基础,后者属于人类的社会物质生产领域,“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会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而在“必然王国”的“彼岸”,“自由王国”则以“人类能力的发展”为“目的本身”,这是一个以人自身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为目的的领域,人自身“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这一“类特性”在其中获得淋漓尽致的体现。马克思认为,作为一个整体的活动过程,人自身在社会实践过程中,不仅在物质和生理层面肯定自身的存在,而且在理论和思维层面反思自身的存在,“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图。在马克思看来,艺术和美学既是把握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又是人类用以直观自身天性发展的一种特殊的角度和能力。

(3)“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作为一种人类生存活动的方式,审美代表了人类文明发展链条中的一个个不可或缺的基本人性和精神自觉的历史环节,感受音乐美的耳朵、感受形式美的眼睛,亦即“那些能够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即确证自己的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同时,所谓的审美能力,是人类实践过程的产物:“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性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在马克思看来,美和艺术是人类衡量自身文明程度的基本尺度。

二、强调人与自身的生存环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的中国传统美学

在《尚书·洪范》篇中,“五行”(水、火、木、金、土)是当时人认为构成世界万物的“始基”,且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爱稼墙。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墙作甘”,因而是五种与人自身的生存息息相关的基本元素。站在人类生产和生活需求层面上描述原初物质与人内在关联的基本属性,说明中国文明的“轴心时代”,人们理解其自身与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其视野集中在二者之间的和谐并存而非主客二分这一焦点之上。马克思在《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文中指出,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一开始只能是在满足自身需要的活动中建立起来的生存关系,人们首先在其头脑中“铭记”的,不是自然物的某种抽象的“理论”属性,而是对相对于人自身生存的能够“满足需要”的属性,“他们赋予物以有用的性质,好像这种有用性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尚书·洪范》中的五种味觉,就是一种先于理论认识的关于事物能够满足生存需要的属性的原初意识。其中关键在于,世界的属性是一种在满足自身需要过程中显露出来的“有用性”,这种有用性的把握,不在于理论的分析,而在于味觉的品尝。这是一种站在人与生存环境之间和谐统一立场上,以身度物地体味事物性质的哲学基本立场,是包括美学在内的传统文化的基本出发点。《国语·郑语》记载了西周末年的史伯论“和”与“同”范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乃尽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这种强调生命自身的生存意义在于多样性要素之间的相互容忍、并存和融合的传统生存智慧,在中国传统美学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演化为一种人与自然在矛盾中和谐共存不相分离的天人关系视野:“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自然与人都来自共同的本体,遵循着共同的发展道路,因而“致中和”是万事万物各得其所、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理想境界。魏晋以降的山水情趣就是以此为基础生发出来的。南朝宗炳追求一种“圣人以神法道,而贤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的“仁智之乐”,刘腮则强调“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的意境,认为人与自然之间是一种“情往似赠,兴来如答”的平等的情感交往关系;而辛弃疾则吟诵道:“我看青山多妩媚,料青山看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宗白华先生从中国美学的“散点透视”和西方美学的“定点透视”这样两种不同的民族审美价值取向的区别角度人手,强调前者是一种站在人与生存环境之间和谐统一立场上,以身度物地体味事物性质的哲学基本立场,这是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学的基本出发点。

三、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过程中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

“和谐”是马克思主义美学与中国传统美学的接桦点。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试图以消除事物自身内部对立面来解决现实矛盾的形而上学方法时指出,“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这里的“辩证运动”就是指事物中的各个方面、各个要素之间的“共存、斗争和融合”,是宇宙间新陈代谢一般过程的基本方式。这恰恰与中国美学中“以他平他谓之和”的“和实生物”的思想相吻合,中国人以和为贵、以和为善、以和为美的和谐文化,其理论基础、哲学根据就是“和而不同”或“不同而和”,即包含着“不同”、差异、矛盾在内的多样性的统一。在当前,这种统一的社会基础,就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公报所说的“和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一命题,它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所有成员的根本利益,故而能够将当前中国社会中的各种相互矛盾的要素凝聚成一个和而不同的有机整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强调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在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的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相关和谐的思想资源结合在一起而产生出来的崭新理论。

中国文化“轴心时代”的建构过程,较多保留了以身度物地体味世界的“生命一体化”原初意识要素,在思维方式上能够比较自觉地抵制对象化的看待世界的本质论分析方法,从而一开始就与西方自古希腊时期已经成形、在近代认识论美学中成为基本框架的理性本质论的思维方式相区别,走的是一条与西方美学迥然不同的具有明显生存论特征的审美之途。现代中国美学基本按照西方美学的思路构建自身的理论框架。在这种“照着(西方)讲”的逻辑中,自身固有的问题意识和思路贝组被遮蔽掉了。这种遮蔽使得当代中国美学一直跳不出在模仿西方中试图超越西方的逻辑怪圈。个中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仍然对于自身传统中的生存论资源理解不够,对其价值领会不深。在中国传统美学的致思之途中,审美主体是与其周围的生存环境内在关联的原始的交互主体。它不同于海德格尔存在论美学中的“此在”,因为作为“主体”,后者经过了西方哲学传统、尤其是近代欧洲哲学中“本我中心主义”和“理性中心主义”的严格的自我反思。与之相比较,中国古代美学中的审美主体,作为一种保留了更多的“生命一体化”的原初意识内涵的“源主体”,它与西方现代哲学意义上的“互主体”的区别,在于其原始的平等观保留了更多的“让对方生存我才能生存”的生存论智慧,而这,正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得以建构的最基本的传统资源。扬弃当代美学传统中根深蒂固的“本质论美学”、“斗争论美学”、“生产论美学”的工具属性及其狭隘眼界,切实将人本身亦即人的历史的现实的整体的生存状态作为美学的基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就必须在回归“源主体”中进行资源梳理,发掘其中固有的“和谐化辩证法”属性,使其在美学转型中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

第7篇:马克思中国化论文范文

一、明确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文本路径的基本要求

研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文本路径,首先要明确这一路径的基本要求。主要包括:

1. 通俗化的话语体系

马克思主义是人民大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而有力的思想武器,但这一武器只有在人民大众读得懂、听得进、学得会的前提下才能够发挥出强大的威力,否则它就只能是繁杂的文字堆砌,毫无威力可言。有了人民大众共有的通俗话语,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才有了与人民大众有效交流的载体,才可能与人民大众产生情感上的共鸣,进而深入人民大众的心。要建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通俗化的话语体系,需要做到“最浅最俚,亦最真”{1},即浅、俗、真。首先,要做到浅,即浅显明白。邓小平曾说:“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2}我们需要运用恰当方式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蕴含的朴实的道理从抽象的概念、枯燥的理论中抽离出来,呈现于人民大众面前。具体来说,一是运用比喻、夸张、排比等修辞方法,进行形象生动地表述,使之富有趣味性。在这一方面,我们党已有成功的范例,如:用“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来讽喻不重视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者;用“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来暗喻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的道理;用“纸老虎”代指反动派,还有像“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发展才是硬道理”等等;二是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观念寓于真实、有趣的历史故事中,通过讲故事引出对这些理论观点的剖析,使之直白易懂,如艾思奇用“岳飞是怎么死的”为题引探讨了哲学的对立统一规律,用“愚公移山”的故事来告诉人们要挖掉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大山,李瑞环用“紫荆花的故事”阐明香港人要团结的道理等。其次,要做到俗,即通俗朴素。我们要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送回“生活世界”,一是融入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直面人民大众的思想状况和精神追求,聚焦社会生活的难点、热点问题,并运用社会生活中的现实问题、事例解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使之贴近生活;二是学习群众的语言,使用群众的口语化的言语,如艾思奇用“天晓得”这一人民大众常用的口头语来说明“不可知论”等;三是在运用对话的形式传达思想,在“你”与“我”的平等真诚的交流中,潜移默化地传递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所蕴含的朴素道理。第三,要做到真,即情理皆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通俗化的话语体系应该是有情、有理,情理皆真。指出:大众化“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情感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情感打成一片”{3}。所以我们要赋予话语的情感,而且只有赋予真诚的情感,才有助于其与人民大众的情感发生共鸣,使之深入并扎根于人民大众的心。另外,我们建立通俗化的话语体系的目的在于传递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所以我们要保证通俗化的话语体系中要有理,即运用通俗的话语体系抽离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

2. 最大化的公众对象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要实现大众化,首先要准确定位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对象。正所谓“射箭要看靶,弹琴要看听众”{4},马克思主义创立伊始就把自己确立为人类解放的理论,要求掌握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也毫无例外地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对象定位为人民大众。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5}由于人民大众是一个历史范畴,随着历史的发展人民大众的内涵与外延会发生变化。“历史活动中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6}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今天,人民大众是指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它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劳动人民,以及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等,人民大众的内涵更加丰富,外延更加开阔。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以人民大众为对象,实际上确定了最大化的公众对象。首先,不断地扩大人民大众的队伍,争取和吸收一切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和维护国家统一的个人或群体,从而使公众对象在绝对数量上不断地增加;其次,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针对已确定的公众对象的特点,区别对待以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减少、避免因不完全接受、不接受与反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而造成的公众对象的流失。

3. 人性化的目标设计

目标是活动的一面旗帜,也是活动的动力根源,还是活动的检验标准,目标设计的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活动方向的正确性、活动实现的成效,所以要实现好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一活动,我们就必须做好其目标设计工作。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键在于化“大众”,即“理论掌握群众”,这决定了其目标设计的切入点在于人民大众,是以要做好其目标设计工作,我们就要深入人民大众的生活、掌握人民大众的特点、了解人民大众的需求、关注人民大众的利益。首先,内容层面上的民族化目标。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对象,人民大众主要是中国的人民大众,他们生活在当代中国社会,负载着中华民族的气息,主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也就是说他们的一切思想观念与行为活动都带有国家色彩和民族气息。其次,理论层面上的通俗化目标。尽管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人民大众总体的思想觉悟与理论水平都有所提高,但是其中能够直接掌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仍然只是少数人。第三,范围层面上的普及化目标。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社会的科学指导思想,它只有被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所掌握,才能在中国社会发挥最大的功效,推进中国社会的发展,服务于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第四,实践层面上的生活化目标。人是“现实的人”,他们离不开社会生活。要发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就必须贴近人们的生活,指导人们的实践活动。

二、丰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文本路径的基本内容

研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文本路径,必须着眼于丰富这一路径的基本内容。

1.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恩格斯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7}由于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需求在变化,是以在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我们要不断地创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容。要做好这项理论文本的创新工作,需要我们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首先,要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创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容要服务于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要实现这一点,需要我们在理论文本的创新工作中,做到从了解人民大众心理、掌握人民大众的心理活动规律出发;需要深入人民大众的生活、反映人民大众的特点、抓住人民大众的需要、运用人民大众的话语体系;需要尊重人民大众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人民大众在理论文本创新工作中的主体性。其次,坚持发展优先,明确理论文本创新工作重点,同时也要做到统筹兼顾。鉴于发展是当代中国的主题,创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容应该突出发展的理念,全面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和要求,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点、难点问题,结合时代的脉搏,揭示其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为这些重点、难点问题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这是理论文本创新工作的重点。同时,我们也要兼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一般问题的理论创新工作,做到重点论与两点论的统一。第三,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创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容既需要做好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的继承,也需要做好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世界优秀文化成果的借鉴,在此基础上,与当代中国社会的实践对接、与时展的要求融合,从而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内容的创新。

2. 以社会和谐为主题

马克思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8}也就是说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要实现大众化,首要前提就是其理论本身的“彻底”,即抓住事物的本质属性。而事物的本质属性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主题,所以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我们要确定理论文本创新的主题,就必须抓住事物的本质属性。党的十明确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由此看来,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需求,创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容应以社会和谐为主题。社会和谐是一种社会存在与发展的理想状态,马克思的社会和谐理论认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人与自身之间的和谐都是社会和谐的应有之义。首先,人与自然和谐。人产生于自然,并可以通过劳动从自然中获得生存与发展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生产资料,而自然在打上“人的印记”的同时也反作用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就是二者在发展与资源、环境、生态之间良性互动,即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与生态良好统一。其次,人与社会和谐。包括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人与社会发展的同一性,第二层次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第三,人与人和谐。人与人和谐是指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在人格、权利、义务、利益等方面形成的平衡、和谐关系,具体体现为互相尊重、诚信友爱、公平正义、和睦相处、平等互利等。第四,人与自身和谐。一方面,人与自身和谐就是作为个体的人的智力、体力、能力等方面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人是一个整体,人性实质上是人在与其他活动过程中作为整体所表现出来的与其他动物所不同的特性。这种特性主要指人在同自然、社会和自己本身三种关系中。”{9}也就是说人自身和谐是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是以人自身和谐与其他三种和谐之间的统一。

3. 以改善民生为诉求

改善民生问题已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共同愿望和普遍要求,也是社会建设的重点内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容应以改善民生为诉求。首先,做好民生问题的调查工作。曾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10}“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11},只有真实地反映民生问题,才能为有效丰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容提供现实依据。其次,做好民生问题的综合分析工作。通过调查呈现出来的民生问题,具有数量比较多、覆盖面比较广的特点,我们需要认真筛选,综合运用演绎归纳、分类比较、定性定量等方法,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综合分析,挖掘民生问题的本质,保证更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容的科学性。第三,做好改善民生的监督反馈工作。由于一种新理论的创造要经过实践反复检验过才可能真正地完成,是以我们要真正地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创新,就应将其反复运用到改善民生的实践中去,反复并不意味着机械式的重复,而是发展式的循环,即每次理论实践的效果都会反映到下一次理论的完善中。换言之,除第一次外,每次实践的理论都是上一次理论完善的成果。要实现这种发展式的循环,我们必须做好改善民生的监督反馈工作。

三、优化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文本路径的机制

研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文本路径,必须优化这一路径的机制。归纳起来:

1. 健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文本路径的研究机制

理论研究是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前提,没有理论,大众化就是“无米之炊”。理论研究本身又是一项长期的、系统性的工程。健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研究机制就是要规划好“谁来研究”、“研究什么”、“怎样研究”、“研究成果”等问题。首先,建设理论研究队伍,即解决“谁来研究”的问题。在“量”的层面上,扩大理论研究主体。党的各级领导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专家与学者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主力军。但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目的并不仅仅局限于深化学术上的造诣,更主要的是追求满足大众需要、适合大众化的理论,这就涉及传播学、心理学、教育学等领域,鉴于此,我们要尽可能地吸收这些领域中的专家学者。在“质”的层面上,建设一支政治立场坚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精深、文化学识广博、作风正派的高素质理论队伍。其次,确定理论研究的内容,即解决“研究什么”的问题。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已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如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等;另一方面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实际问题,尤其是其中的难点、热点问题,如民生问题、社会和谐建设等。第三,把握研究方略,即解决“怎样研究”的问题。针对人们对研究成果的不同需求,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主要有三种方略:一是解析式研究,即对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进行客观深入的学术性分析;二是通俗化研究,即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转化为通俗化的理论成果;三是创新性研究,即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实际问题,结合中华民族的民族特色,抓住时代的脉搏,创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第四,采用图书、报纸、期刊、连环画、音像成品、网络、活动等多种载体,输出研究成果。

2. 完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文本路径的管理机制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个长期的动态过程,也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完善其管理机制,以确保其过程中的每道程序都规范有序,其系统中的每个要素都各司其职。完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管理机制,需要做好以下四方面的工作。首先,强化政策导控作用。党和国家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纳入国家发展的战略部署,而后在对其进行全面诊断的基础上制定相应的政策,通过政策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各主体,如党和政府组织、人民大众、宣传机构等,明确和强化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实践的权利与义务、责任与任务、目标与要求等,引导其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同时也要通过政策调控各要素协调统一,使之与预期的目标耦合而不至于脱离正确的轨道。其次,落实法制保障功能。法律法规是衡量行为正确与否的标准和规范,具有鲜明的强制性。要切实落实法律的保障功能,需要党和国家加快制定符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发展规律、反映时展特征、体现现代法制精神、服务社会道德要求的法律法规,做到有法可依;在此基础上还要强化法制的执行环节,确保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的个人及组织自觉遵守并身体力行这些法律法规,不能凌驾其上、超越其外。第三,做好反馈调节工作。信息双向流动是现代管理的重要理念,也是确保有效管理的重要环节。在反馈方面,要拓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的反馈渠道,并保障渠道畅通、便捷与有效;在调节方面,针对分析与综合反馈信息所发现的问题和获得的结论,及时做出调整以便解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第四,实施评价激励策略。我们要基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既定目标,依据科学的评价标准,遵守科学的评价原则,选择恰当的评价方式,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效力、效果、效益进行合理地评估判断,而后在此基础上采取适当的激励策略,以正面激励为主,灵活选择适度自然的激励措施,营造积极向上的舆论氛围,同时也要实施适度的负面激励,强化思想震慑作用,从而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3. 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文本路径的情感机制

一种理论只有在认识上接受,情感上共鸣才能够真正地抵达人的心灵,扎根人的灵魂深处,从而在实践中发挥最大化的价值。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深入民心,指导人民大众实践,需要我们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情感机制。第一,掌握情感的根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引起人民大众的情感共鸣,首先要掌握人民大众情感的根源。情感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空中花园”,而是产生于人的需要是否得到满足。人民大众的需要多种多样,按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人的需要可以分成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与自我实现需要五个层次。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我们可以通过调查了解人民大众的具体需要以及其层次,掌握人民大众的主要情感根源。第二,导正领导主体、研究主体与传播主体的情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是一个自发自动的过程,它需要领导主体、研究主体与传播主体来推动,只有他们的思想情感正确,并与人民大众的思想情感一致,才能有效推进这一工作。曾指出:“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做不好,都是格格不入的。”{12}导正情感的工作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导正领导主体、研究主体、传播主体自身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情感。他们要正确理解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内涵,从而保证他们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持有正确、积极的情感。另一方面导正自身对人民大众的情感,在情感上与人民群众共鸣。第三,强化理论本身的积极情感。理论本身不仅可以运载知识,也可以承载情感。是以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我们应尽可能地采用富有积极情感的生动语言、形象艺术和先进历史人物等形式来表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

注 释:

{1}顾炎武:《日知录》,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7年,第609页。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2页。

{3}{4}{5}{12}:《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51页,第836页,第855页,第851-852页。

{6}{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87页,第9页。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81页。

{9}袁贵仁:《马克思的人学思想》,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58页。

{10}{11}:《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9页,第118页。

第8篇:马克思中国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中国哲学马克思化发展历程可能性现实性

1中国哲学近代以来的发展历程

近代的中国哲学建设,在学科分类体系上逐步接受了西方的学科分类;在内容的来源和取舍方面范围逐步拓展,从诸子学说、到汉学与宋学,以及儒学、道学到佛学都逐步纳入中国哲学的阐释范围;在路向上包含着民族性、阶级性、文化性的不同;在中西文化对比的大背景下发展中国哲学。

近代以来,特别是20世纪以来,中国哲学可分为四个发展阶段:1)学理论准备阶段,时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当时,各种思想还处于介绍传播过程中,而传统文化又处于一种激烈的批判之中,真正的哲学交锋刚刚拉开帷幕。2)理论创立阶段,时间在科玄论战时期。论战主要涉及到时代精神、价值观念、理想追求、道德标准和文化走向等问题,包含了科学与哲学,科学价值和人文价值、理性与非理性等内容,产生于中西文化大交汇与大碰撞背景下的科玄论战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意义。

因此,它标志着中国哲学新境界的曙光。3)理论发展阶段,20世纪30年代起,哲学大家纷纷推出自己的理论体系,如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体系”、金岳霖先生的“知识论体系”等,所以这一时期成为中国哲学的繁荣期。4)理论转型及嬗变阶段,从50年代到70年代,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相结合产生了思想,使20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转折。80年代以近,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终确立,邓小平理论的逐步完善并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中国哲学和中国的其他各项事业一道步入新时代。

2中国哲学马克思化的可能性

一个哲学派别中各哲学家的思想即是实际的某种哲学体系,代表或拟代表某种本然哲学的体系。哲学是显示本然的哲学系统的一种途径和方式,是不同社会和时代背景下,对本然哲学的表达。本然的哲学体系是一般,实际的某种哲学体系是个别。这样,中西哲学就有了通约的基础。中西哲学都是具体的哲学体系,其中都有哲学的一般。各自的一般相对于另外的具体的哲学体系来说就必然是特殊。中西哲学的融合,必然是中国哲学的一般(相对于西方哲学就是特殊)和西方哲学的一般的结合。

中国哲学要相对独立地发展,就必须把中国传统哲学所蕴涵的哲学问题、独特的方法和价值进一步发掘出来,为解决人类哲学和现实问题提供来自于东方文化传统的独特智慧,展现其自身的价值和意义。对于中国哲学解读而言,任何西方哲学的概念、方法的引进和运用都必须经过一系列消化、调整和自我限定的过程,这必然有助于彰显中国思想的特质和增加中国传统思想的丰富性。

在现代的知识状况下,中国哲学只有全面深入地与西方哲学以及世界其他哲学思想开展相互交流和批判,将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容和价值依据现代知识形态加以表现和重构,使其所内蕴的哲学问题和意义以普遍和通适的哲学形式表达出来,要充分挖掘中国传统思想范畴原本就具有的意象性与丰富性,而不是简单地把它们平面化和表面化。以哲学来论释中国传统思想,成为我们接续传统的一种门径,应当能够帮助我们接近而非疏远往昔先圣先贤们的深沉思考,深化对于他们生活世界的理解。中国哲学才能展示其自身对哲学问题的独特理解,确立中国哲学的合法地位,成为建设未来世界哲学的重要力量。

中国哲学的发展呈现出多样性是很自然的。在今天,我们应该从跨文化的视界中去理解和把握中国哲学的特质及其对世界、对未来的意义。未来中国哲学的发展既然是面向世界的,它必定会再次面对东西方哲学由对话生发的多缘性因素和机遇。

中国哲学既要立足于传统,又要面向现代。就中国哲学的建设来说,这一新文化建设的实践为自身提供了发展的动力和机遇,只有在更为广阔的文化视野审视下,中国传统哲学才能寻找到面向现代和未来的真实途径,也只有深入参与到新文化建设的实践中,中国哲学才能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服务,在世界多元文化格局和人类交往理性的建构中获得发展,展示其自身对哲学问题的独特理解,提供解决人类哲学问题的崭新智慧。

3中国哲学马克思化的现实性

只要人类还在思考,哲学就必然存在。只要哲学存在,哲学的学科范式就永远处于尚未完成的状态之中,也就不会有终结的时候和终结的形式。一切文化的形成与发展都是一个历史选择的自然过程。佛教传入中国后,经历了汉宋之间近千年的吸收转化,才真正融入中国社会,才孕育产生出中国化的禅宗与佛学化的理学与心学。

纵观20世纪的中国哲学发展,东西文化撞击交流是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而当代中国哲学的紧迫课题是重塑当代中国文化精神与价值取向,不但要反省旧的文化观念与思维模式,考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其文化背景,而且更应树立新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理想、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以引领正处于急剧变革中的新纪元。

中国哲学马克思化的理论,既是改造和创造客观世界的哲学理论,又是改造主观世界、塑造新人品格的哲学理论。中国哲学高度重视理想人格,首先,在个人的自我价值上是“谋道”,即追求真理的高尚品格,有所谓“士志于道,而耻于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君子谋道不谋食”(《论语·卫灵公》)之说。其次,在人际关系上倡导“仁”,,有所谓“仁者爱人”,亦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也倡导“义”,即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人与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第三,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表现为既要有生的义务感,强调人生意义在于报效国家和社会;又要有历史的责任感,强调“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还要有道德教化的使命感,关心社会道德秩序的维护和道德理想的追求;以及政治抱负,修身与正心,是为了“治国、安天下”(《大学》)。另外要有忧患意识,关注民族安危,国家兴亡,如林则徐所誓:“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赴戌程口占示家人》)中国古代哲学中倡导的为人之标准、修身之目标、正心之根据,这些积极思想经过吸收,被中国哲学马克思化理论纳入自己的思想体系之中。

我们从马克思到邓小平的论著中可以找到诸如批判性的解放思想、方向性的实践规律论断、纠错性的自律意识等等观点,现在需要揭示这些论点之间的历时关联和逻辑关联。“解放思想”不是哲学概念,蕴含其中的“实践批判性”才是哲学论断,“从国情出发”不是哲学概念,中国社会具有中介过渡性才是哲学论断。

和邓小平的哲学思想通常理解为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化形式,其实其中不仅深刻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而且内在地熔铸着中国传统哲学的精髓。这一过程,既是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过程,更是中国哲学马克思化的过程。“中国经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晶,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成果,同时又是中国哲学马克思化理论成果。发展是硬道理,中国哲学只有发展了,世界的目光才会正眼相看,中国哲学也才能登堂入室而获得普遍认同。发展具有绝对的裁决权。中国哲学的力量以及它对未来世界的影响取决于中国的国家发展与民族崛起。中国的强大对中国哲学未来形态与存在方式及影响力始终都具有先决意义。

中国哲学的现代建设和未来发展具有前瞻性。中国哲学的前瞻性并不妨碍中国哲学的传统性,体认时代的精神,把握时代脉搏,并较好地深入中国哲学固有的精神世界之中,则是中国哲学现代建设的时代目标。中国哲学建设的前瞻强调中国哲学自主性和批判性;中国哲学建设的传统性强调中国哲学对历史的接纳性和继承性,融会贯通于二者,中国哲学的建设就会形成引领新时代的“智力支持”和“思想动力”。

参考文献

[1]郑家栋.“中国哲学之合法性”问题的由来、实质及其对于相关讨论的期望.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5(1).

[2]彭永捷.论中国哲学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危机.关于中国哲学学科的知识社会学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2).

[3]李振纲,程志华.中国哲学系列报告综述.光明日报,2005-2-15.

[4]俞吾金.一个虚假而有意义的问题———对“中国哲学学科合法性问题”的解读.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

[5]方松华.20世纪中国哲学论纲.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4(2).

[6]洪修平,白欲晓.关于中国哲学学科建设的几点思考.哲学研究,2002(1).

第9篇:马克思中国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契合;扬弃;变革

中图分类号:A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4-0057-05

引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取得了不同于西方原生形态的新的理论形态。就文化层面而言,这种形态生成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1]707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就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既包括革命实践的主客观条件,也包括中国的文化环境和文化传统。中西文化的际遇,使马克思主义在学脉上内含中国文化因素,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学脉渊承的关系。如果不是马克思主义具有如此强烈的批判性和实践性,如果不是中国的社会变迁及由此而产生的理论需要,先进的中国人大概不会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如此强烈的共鸣和认同,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就无根基可言。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的两大理论成果,“包含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2]355两者之间不只是具有一般意义上的相通性,而且具有内存于文化历史发展逻辑中的相通性。

一、传统辩证思维方式与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性的同构

中国传统哲学包含着深厚的朴素的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思想,这些朴素的传统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提供了便利的思想条件,为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文化心理上的认同感,构成了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基础,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深层理论契机。

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的哲学文化要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就必须在本土文化的土壤中找到其整合点,哲学基本问题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会通的逻辑起点。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它西方哲学流派的显著区别,也是其理论体系的基点。在中国传统哲学发展过程中,尽管没有明确地提出思维与存在这对范畴,但在不同时期,以不同形式都包含着对这一问题的求解。先秦两汉的天人和名实之辩、魏晋隋唐的有无和形神之辩、宋元明清的理气和心物之辩等,都涉及到了哲学基本问题,且在这些论辩中逐步展开、深入和日益明晰,形成了以王夫之为代表的“气一元论”、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一元论”和以程朱为代表的“理一元论”三种形态。皆争论的是“气”、“心”、“理”三者的关系,这三者就是列宁所指出的含及物质世界、主观精神和概念(规律、范畴)三者的思维与存在关系,中国传统哲学这种历史演进与西方哲学史上的演进是相似的,从而证明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贯穿于中国传统哲学的始终,也是中国传统哲学建立与展开的逻辑起点。恩格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范畴归结为三组,即同一和差异、原因和结果、必然与偶然,这与中国传统哲学的逻辑范畴体系“类”、“故”、“理”在逻辑上是同构的,“察类”是要辩同异,“求故”是要探索事物的根据和理由,“明理”是要把握“必然之则”与“当然之则”。尽管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逻辑体系的称谓不一,但逻辑结构却是相同的,这就意味着逻辑同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能够契合的内在根据,意味着从根本的理论点上来说,二者沟通和融合的可能性,也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逻辑体系上是有必然依据的。

二、“大同”社会理想与“共产主义”价值追求相通

上世纪初引进的国外学说众多、主义杂陈,曾经激烈反洋教的中国人欣然接受了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重要动因之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社会观与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理想学说的吻合。“共产主义”一词是外来的,但建立一个类似的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的“大同”世界的理想,在中国却是古已有之。“许多世纪以来,甚至几千年以来,人类早已幻想过‘立即’消灭所有一切剥削。”[3]642从较为系统地阐述理想世界的《礼记・礼运》到康有为的《大同书》,中国的志士仁人对这一理想进行了不懈的追求和探索,即在中国建立一个大同社会,所谓“大同”,就是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财产共有,共同劳动,共同占有社会财富的社会。这种对“大同”的追求与马克思所主张的共产主义社会在本质上虽不是同等意义的社会,但可谓是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根基和思想基础。如果说文化是一个民族精神的沉淀,社会理想则是民族文化精神的核心,集中地反映了一个民族对现实及历史的态度。

先秦时期诸子百家都有对理想社会的描述,孔子较早地提出了比较具体的社会模式,按照礼制的规定人们各处其位、各行其是,全社会贵贱有等,上下有序。经济上则是“均无贫”,“博施济众”,“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与孔子相比,墨家学说中有着更加完整的对于未来理想社会的描述,他们所构思的被称为“尚同”的理想社会,基本特征是“尚贤使能”,天子及其各级官吏都由选举出来的“贤”者担任;“人人劳动,各尽所能”;“兼爱互利”,“没有战争”,天下纷乱的根源在于人们“交恶”和“亏人自利”,要治平天下,就须做到“兼相爱,交相利”,“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体现道家学派思想的《老子》也描绘了理想社会蓝图:“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里所描述的民风淳朴、不重工艺技巧、自给自足、安居乐业、人之间无争执无往来的社会模式,兼具原始社会的某些特征。尽管具有明显的复古主义色彩,但他们的“损有余而补不足”、“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的思想,以及无剥削、无压迫、无战争、无脑体差别的设想,还是有着积极意义的。儒家著作《礼记・礼运篇》批判地吸收战国各家学派的思想,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较集中地描述了以“天下为公”为原则的“大同”理想社会,这是在吸收先秦诸子理想及观点基础上对美好社会理想的浓缩。历代农民起义的领袖们也都或多或少地以大同社会中的平等思想来激励人们为反抗压迫而斗争。

无论共产主义还是大同世界,在生产关系和终极关怀方面两者基本是一致的,都是对私有制的否定,对剥削制度的否定,都充满着对平等的向往。无论是儒家设计的大同社会还是共产主义社会都存在于彼世彼岸,要建立人世的幸福,这是它们与其他一切宗教化的理想世界的根本区别。正是这种一致性大大地缩短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距离,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接受共产主义的首要契合点。“剥削制度的存在,永远会在被剥削者本身和个别知识分子中产生一些与这一制度相反的理想”,“这些理想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非常宝贵的。”[4]1474不论改良派、民主派还是革命派,基本上都是以此为契机,以儒学“大同”理想来理解共产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最早介绍社会主义的《西国近事汇编》,认为“共产主义”就是“均有无”、“贫富均财”。同文馆毕业生凤藻把“社会主义”一词用“均富论”介绍到中国。早期自称社会主义者的梁启超、刘师复以及资产阶级思想家孙中山基本上是把社会主义和大同世界看作同义语。康有为在为《礼记・礼运》作注时,以“大同”作为他所构思的理想社会的称谓,证其“天下为公”为基本特征的“大同”境界与他对未来社会设想的主要倾向和价值观相通相近;《大同书》则对未来大同世界政治、经济制度及社会基本规范、原则做出了社会图景的构思。梁启超也深有见地,“我国对于生计问题之见地,自先秦诸大哲,其理想皆近于理想之所谓社会主义。”[5]79孙中山的大同思想既是他的终极社会理想,又是民生主义的集中体现,所主张初步推行社会主义的开拓性尝试,促进了三民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实践和理论上的互动,“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6]324虽然这是他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误解,但也说明大同思想为人们认同共产主义理想提供了心理基础。最初认为科学社会主义像大同思想一样是从伦理出发的一种学说,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最需要加以救正的,就是单单主张物质变更,因而提出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的主张,确信“一切形式的社会主义的根萌,都纯粹是伦理的。协合的友谊就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普遍法则”。[7]16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是用大同社会的原则来衡量共产主义社会的,从对大同理想的认同走向对共产主义的认同。在《论人民民主》中也借用过大同思想来描绘共产主义,“努力工作,创造条件,使阶级、国家权力和政党很自然地归于消灭,使人类进到大同境域……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8]1476由于与这种“文化认同心态”有着直接关系,马克思主义被广大农民、工人等社会下层接受和信仰,进而成为中华民族的庄严信念,人们对其传入怀抱一种可感知、可理解、可接受的愉悦的文化认同心态。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的产生、发展主要是与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激化的社会动乱状貌相联系的,这种向往从朦胧憧憬到鲜明构想都未曾脱离“大同”的基本格调,从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异质同构,是中国社会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在心理层面上的深层动因。20世纪初我国最早接受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许多知识分子,就是以儒家“大同”理想来理解共产主义,而且也把共产主义看作道德的要求、伦理的必然。正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在最高目标和终极价值的同构,使中国人按自己的理解来接受社会主义而非其它。

三、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的交互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另一价值契合点,即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主义都在不同层面上表现出对人的高度重视。在古代政治思想史上占有突出重要地位的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人学观虽然有着层次上的差别,但在价值取向上却基本一致。所谓民本思想,是主张以民众为社稷之根本,认识民众在国家中的重要地位,并以民众为发政施治之基础与标准的政治思想,其根植于尚农重农的社会心理的深层结构之中。商周时期,就出现了民本思想的萌芽。“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思想体现了周人对殷商统治者尊崇的上天的怀疑,也体现了周人对轻人重神、见神不见人的价值观念的否定。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敬德保民”思想,开启了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之先河。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并起,百家争鸣”,民本思想在天人关系讨论中得到进一步发展,成为一种被普遍接受的观点。“轻鬼神、重人事”、“惟人万物之灵”、“民为神之主”、“民惟邦本”、“民为君本”、“民贵君轻”等思想都是在这一时期产生的。儒家经典《尚书》所言,“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孟子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明确指出民众、国家、君王三者间的关系,统治阶级要考虑民众的利益,施行仁政,“保民而王”。荀子进一步阐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汉代贾谊以亡秦为鉴,在《新书・大政上》中提出了“无民不为本”的思想,“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宋学家把儒家的重民思想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二程继承重民的传统,把“视民如伤”与“视民如仇”相对立,均把“民”摆在天下之根本的重要地位。明清一些思想家又将“民无不为本”发展为初步的民主思想,黄宗羲不仅继承了传统的重民思想,而且在对封建君权的批判中指出,“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原君》中“天下为主,君为客”的命题,是儒家民本思想的重大发展,构成了中国历史上民主思想的发端。清代思想家顾炎武强调应将民众的利益置于君臣私利之上,凸现出“以民为本”的政治倾向。孙中山更是赋予古代民本思想以近代资产阶级民主特色,在《香港兴中会章程》中就直接引用“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一语,作为“振兴中华”的号召。当然,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历代强调“以民为本”的思想家,大多是在肯定君为主、民为仆关系的合理性,并力图在不改变这种关系的前提下来论证“重民”的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系统中内生了一种存在于民间社会里生长抗争基因的“反文化精神”。在分合治乱和改朝换代的历史更替中,暴力革命的传统使暴力革命的思想深入人心。先秦思想家们已认同“有道伐无道”的战争观,孟子从道义上阐述了“武王伐纣”的合理性,“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封矣,未闻轼君也”,“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显示出文化传统中对于正义战争是支持的。思想家如此,人民更是用行动来反抗统治者的暴政,从大泽乡陈胜、吴广发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开始,武装起义就成为受压农民唯一的出路,中国农民起义的烈火从此连绵不绝,形成了一种暴力变革的传统心理。人民解放战争,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战争,广大农民通过投身革命而获得了解放。“在中国,是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暴力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方式。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反文化精神”即是斗争精神的重要体现,民族传统文化旨趣是接受外来文化的触角,在这种“反文化”的民间文化精神中获得了包容性的生长土壤。

人类社会是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运动中发展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的问题,人民群众才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创造社会物质财富的主体。“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9]劳动群众在物质生产中的地位从根本上决定了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最终的决定性力量――社会生产力的体现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最伟大的客观物质力量。人民群众在革命时期以巨大的历史主动性推动社会形态由低级向高级飞跃,“人民群众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像在革命时期这样以新社会秩序的积极创造者的身份出现在这样的时期,人民能够做出从市侩的渐进主义的狭小尺度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奇迹。”[10]在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基础上,共产党人批判地继承了民本思想的合理内核,把人民群众看成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群众路线理论,从而提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为最高标准”。[8]1006 “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真正坚持和创造性发展,是“群众史观”的中国化形式。深知“民本思想”经过长期积淀,已内化到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要使产生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掌握群众,说服群众,使群众懂得马克思主义的深邃内涵,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精华结合起来,“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8]1031将彻底的群众史观和深厚的传统文化造诣统一于对传统“民本思想”的扬弃上,使“群众史观”的深刻内涵与通俗易懂的民族语言表现形式统一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尚须解决的问题。”[8]139着眼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结合,了解群众的呼声和愿望,克服,是实践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尽管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植根于尚农、重农的社会心理的深层结构之中,与重农主义相为表里,又与君主专制主义相对而又相成,但其彰显民众历史作用的要旨,则与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等原理有共通之处。

四、“经世致用”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生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中包含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营养,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是马克思主义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理论同中国古代“经世致用”的思想相结合的产物。从整个中国古典传统的经典解释来看,“实事求是”仅为严谨治学学风的概括,而非一个哲学命题。经唐代颜师古、清初顾炎武以及乾嘉学派的逐步阐述,“实事求是”的思想内涵逐步丰富。谙熟中国古代典籍并深受崇尚“经世致用”的湖湘文化浸染,借用“实事求是”这一民族化、中国化的命题,赋予其崭新的时代内涵,从而使其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和党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精确概括,“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11] “实事求是”作为思想的“精髓”和“灵魂”, 不仅有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同时也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精华的弘扬与再生,它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的和逻辑的起点。

“经世致用”乃着重研究当前存在着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实际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的学问。“经世致用”传统思想可上溯到孔子的经世哲学。孔子生活在社会动荡变革的春秋时代,世道衰微,礼崩乐坏,孔子对此痛心疾首而矢志救世,于是设馆授徒、周游列国,致力于继承和发扬周公的礼学思想传统,其渊源可上溯至“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晚明清初的启蒙思想家以反对空谈,关注现实人生和社会实践的务实求实学风,致力解决当时的现实问题,“经世致用”之学得以推广。王夫之抗清失败,退而著书,探索汉民族复兴之良策;魏源“师夷之长技”在于“制夷”,“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经世传统所含有的客观性、必然性、规律性、真理性的思维特点,从抽象的哲学思维层面要求深入研究问题,从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认为,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应当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中来发现和证明规律,尊重历史,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定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发展,是认识事物历史发展的深层的本质结构。这种反对清谈而致力解决现实问题的经世传统对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影响深远。对文化的敏锐感悟能力和批判精神,使之能够自觉地处理不同文化的关系,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原理,紧紧结合中国革命和实际特点,合理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世致用”思想,提炼出具有马克思主义灵魂的科学思想路线――实事求是。实事求是语出《汉书・河间献王传》,“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原是指学术严谨,务求实据的治学态度。唐代史学大师颜师古把“实事求是”释意为“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其意实指的是一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方法。杨昌济认为,但求实证于古而不求实证于今,但求实证于文字而不求实证于事物,不能称之为真正的“求实”。所讲的“实事求是”的最基本的和首要的涵义,就是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治学态度,源自于、又包含了古代“经世致用”之意。经过这样的解释,“实事求是”就具有了新的含义,从而使它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命题。

五、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中国传统哲学“知行观”的融通

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在哲学形态与精神气质上具有一定的契合性与融通性,很大程度在中国哲学史上长期争论的认识论问题、特别是“知”和“行”的关系问题上反映出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传统哲学“矛盾”观与“知行”观的改造,反映出中国社会的变迁与转型及由此伴生而来的对理论指导的迫切需求,也加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中国传统文化中素有注重实践的传统,虽没有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但贯穿整个中国历史几千年的“行知”思想都浓缩了不同层面意义的实践观思想。儒家知行观中,“知”主要是指人的道德知觉,而“行”则主要是指人的道德实践,“知”与“行”的关系彼此分离,形成了“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朴素的行知观,强调“行”即实践的重要性。荀子在对先秦各派学术思想进行总结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性伪之分”的观点,强调人为加工和社会环境教育对“礼”、“义”形成的作用,将朴素唯物主义的行知观发展到高级层次。荀况在孔子“学而知之”的基础上,强调“知之必行”,并将“行”的范围扩大到道德修养之外,墨子的“取实予名”论则开创了中国古代哲学中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论先河。墨家认识论的前提是承认“实”的第一性,“名”以“实”为基础,由“实”来决定,在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了真理标准即“三表”。墨子主张以前人的间接经验、民众的直接经验和社会政治的实际效果作为检验认识真伪的标准,虽然从本质上说还是一种经验论,不能与马克思主义实践检验标准等同,但他重视认识和生活实践的联系,强调认识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后期墨家克服了其创始人狭隘的经验主义局限,在肯定“惟以五路知”的基础上,在真理检验标准问题上提出“名、实、合、为”四个概念,把认识进一步推进到理性阶段,对实践检验认识的标准问题做了进一步的阐发。从孔子的“生而知之”、老子的“不行而知”到荀子的“行高于知”,从汉代董仲舒的“知先然而后为之”、王充的“知物由学,学之乃知”到宋明时期程朱的“知先行后、知轻行重和知行互发”,直到王阳明明确反对前儒将“知”与“行”截然分离的主张,为此而首倡了“知行合一”说,其突出特点是充满了对人的主体性的张扬。如果说,宋明理学的实践性局限于道德践履,到明清之际,王夫之的“行先知后”,黄宗羲的“学贵践履”,到颜元的“知从行来”,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等为代表的大批启蒙思想家倡导“经世致用”的实学,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实践理性更接近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再到近代孙中山的“知难行易”、“知行合一”、“因知以进行”,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中国化积蓄了重要的思想营养。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知行观”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固然不可以简单地等同,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之辩,重点是讨论道德意识和道德践履的关系,具有浓重的伦理色彩,但对道德践履的重视中毕竟包含着实践理性的成分,“知先行后”的思想亦包含着对实践的肯定。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行观到明末清初已发展到一个较高级的阶段,不仅在对行的理解上已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无本质区别,在行知关系上也是如此。当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时,实学的知行观已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基础。当然,传统知行观只局限于道德践履的范围之内,而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突出强调了“实践”的地位,并以超越自我、变革社会和实现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为己任。在《实践论》中所提出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思想,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革命经验和中国优秀哲学传统三者相结合,所阐发和创立的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基础的“辩证唯物论的知行合一论”,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方法论,不仅是对中国革命经验的具体总结,同时也是对几千年来中国传统哲学中关于知行关系问题争论的批判总结。中国传统的知行观经由的创造性阐释,完成了从“道德践履”向“社会实践”的飞跃。

可以说,借助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自觉地完成了对作为中国文化特质和传统“知行”观的根本性改造,对20世纪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实践方式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不仅使中国人民获得了观察国家命运和解决自身问题的思维工具和思想武器,而且有效地克服了自近代以来由于中国的弱势境遇所滋生蔓延开来的对本土文化的信心缺失,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实现当代转换的内在要求。

结语

从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相互交流、碰撞、融合和发展的进程。 (下转第87页)(上接第60页)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本土的思想资源和历史存在,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源头,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构成了不可缺少的一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但不排斥对传统文化中优秀资源的积极吸收,相反,只有具备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才能为国人所普遍认同和自觉接受。“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加以总结,承继这一份遗产。”[1]534这既是一个历史过程,更是一个创造过程,要在新的实践基础上努力探索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飞跃的时机,从而完成对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大众化的新阐释,使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中国形态和广泛的世界意义。丰富而广博的传统文化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生成提供了丰足的养料,而马克思主义也为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创造了条件。一方面是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另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对传统文化的改造和提升,从而构成了两者之间相结合的、互动的视界融合关系,它既非原封不动,更不是文化传统的简单复归。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价值和方法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心理和方法之间存在契合的因子,二者在中国社会演进发展的现实基础上发生了现代性的 “融合互动”。

参考文献:

[1]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3]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梁启超.饮冰室全集(专集34)[M].北京:中华书局,1989.

[6]孙中山全集(第8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0.

[7]文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8]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