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一体化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货币一体化论文范文

一、平行货币理论

1、平行货币的内涵区域平行货币制度，由 Giorgio Basev(i1975)等 9 位学者联合在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发表文章提出，而当时正处于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相对处于低潮的 20 世 70 年代。Vaube(l1974)试图让欧洲平行货币比欧洲各国货币更有影响力，讨论了几种为平行货币作价值规定的方法，给出了几种欧洲平行货币的定义。

到了 21 世纪，区域平行货币已经在全球范围内运用，Eichengree(2006)通过对欧洲货币系统的理论产生和发展回顾，认为亚洲货币单元可以采取平行货币渠道实现亚洲货币一体化，具有固定购买力。通过综合已有平行货币的概念描述，笔者给出一个便于操作和理解的定义：在一个国家或者超国家范围的区域内，一种盯住某种货币或一篮子货币、由某国或某区域金融机构发行，同某国或某区域内国家货币执行相同的货币职能且与其保持固定兑换比率，具有不变购买力的过渡性货币。

2、平行货币的发展和实践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平行货币理论得到发展并被运用于实践，英国财政部长正式建议政府采用平行货币理论，并建议欧共体研究欧洲货币单位的职能，使其变为一种与国家货币平行使用的贸易和金融工具。在 90 年代后半期，平行货币理论的研究与实践被推向高潮，欧美学者不但总结平行货币的利弊、作用，而且研究它在实践中的可行性，并尝试性地把平行货币理论运用到欧元的过渡期。英、美、法等国在确立金本位之前，即 1819 世纪期间，一直采用金银复本位制金和银同时充当本位币，金和银互为对方的平行货币。欧元在巴尔干半岛等许多国家变成唯一的真正接受的平行货币，在丹麦将取代德国马克作为平行货币。

金斯顿奎恩大学教授Courchene关注到加拿大与墨西哥一体化已经有了进展，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已经接近一体化，能把美元作为一个平行货币同本国货币同时流通，并朝着完全的美元化方向迈进。

3、平行货币的功能与局限性对于平行货币的功能与局限性，本文主要针对李富有(2005)介绍平行货币理论相关功能进行合理的探讨，并提出合理的补充和提议。第一，李富有在文章中提出平行货币通过区域中央银行使区域内发达国家少使用平行货币的观点，在此笔者提出异议：以经济实力强大的德国为例，其国民视马克为皇冠上的宝石，认为欧元货币疲软，信誉度过低，会抵制使用欧元。因此，在发达国家如德国，区域中央银行应该适当鼓励本国国民多使用平行货币来平抑国民对使用欧元的抵制情绪。第二，李富有还提出平行货币具有市场化渐进性与稳定货币体系等功能。在此，笔者认为平行货币还具有自我驱动性功能。如果直接用一种区域货币来替代区域内所有国家的货币，这样可以自动排除区域内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但这种做法太激进，可能带来巨大风险。而平行货币可以通过市场的力量同时实现渐进性与自我驱动性功能。

二、欧元区困境的一种折中方案双轨的平行货币制度

1、平行货币制度的另一种思路双轨制现实中，欧元、美元等存入银行作为储藏手段时，这些货币仍然会被利用来进一步投资、放贷，即进入流通领域，并没有真正的作为存量货币存在。而现行货币制度是国家以国家信用作担保发行货币，在经济稳定增长时，政府会维持货币供应的稳定，一旦经济出现波动，政府会有滥发货币蚕食居民储蓄以征收通货膨胀税的冲动。本文下面介绍有些缓解以上矛盾的双轨平行货币制度的特点。

(1)价值货币发行组织部门结构委员会、管理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共同组成欧洲中央银行的决策机构。结构委员会在储备要求上将起到决定性作用，与管理委员会成员共同讨论规定储备要求价值货币。而整个欧元区内的流动性则主要指流通货币。

(2)流通货币与价值货币的关系欧洲中央银行发行两类货币，第一类是流量货币，此类货币执行计价、结算职能，此类货币就是现在的欧元;另一类是价值货币，此类货币只执行贮藏职能，欧洲银行和欧元区国家央行和政府必须保证其具有稳定的价值。第二类货币不能在市场中流通，也不能购买商品，它只有兑换成第一类货币时才能进入流通市场。所以综合来看第二类货币的对应实物可以选择欧元区 17个国家人民的家庭最终消费品的消费量(以欧元或者美元计价)。以欧元区国家的家庭最终消费品为价值基础的货币制度，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货币的质和量成正比发展，即货币的币值随着家庭最终消费品价格的不断上升而愈加稳定，货币供应量随着家庭最终消费品价格的不断上升而不断增长。

第2篇：货币一体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货币一体化 人民币 货币合作 双边汇率波动

［中图分类号］F2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1）03－0143－01

随着国际经济合作日益密切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不断加深，区域货币合作越来越成为经济理论研究的热点。而欧盟货币一体化的成功引发了理论界对更多区域货币合作可能性的研究。聚焦“大中华区”，两岸四地在经济、文化等许多方面无疑有着更高的关联。特别是2003年内地与香港、澳门和台湾分别签订了多个经济、金融合作文件，再加之中国在今年的G20峰会上表示接受新的汇率评估体系，政府表示会进一步推动汇率改革，这些都为“大中华区”货币一体化奠定了基础。

一、文献综述

“欧元之父”Mundell（1961）提出了最优货币区理论（The Theory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简称OCA理论），这一理论成为了货币合作研究公认的理论基石。Haberle和Fleming（1970）从通货膨胀相似度的角度分别丰富了最优货币区理论。Krugman（1990）将成本收益曲线引入货币合作的研究，得出了著名的GG-LL模型，为货币合作提供了新的分析标准，但这一理论仍难以得出量化的分析和建议。而Blanchard和Quah(1989)在把经济冲击分解为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的思路下提出了SVAR方法，使有关货币合作的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Bayomi和Eichengreen（1996）进一步提出VAR方法和最优货币区指数法（OCA指数法），成为货币合作研究实证分析的重要理论依据。

国内研究方面，一部分学者集中于定性的研究方法：黄燕君和赵生仙（2003）等从实行一体化的成本与收益进行了分析。朱孟楠和陈硕（2004）等从满足最优货币区标准的角度对“大中华区”货币合作做出评估。政策建议角度，熊琼和刘玉玉（2004）分析了“大中华区”内的现行多货币体质弊端以及推出统一货币的必要性。陈章喜（2004）从建立最优货币区可行性上为将人民币作为共同货币的选择提出建议。另一部分学者则运用定量的方法对货币合作进行了实证研究：刘瑛（2004）运用VAR模型对内地与香港的一体化进行了研究，认为当时货币合作的成本较高。黄晓东（2006）运用最优货币区指数法对两岸四地货币一体化进行了分析，认为建立中元区的可行性。

二、“大中华区”货币一体化的必要性

（一）货币一体化有助于增强整体竞争力。货币一体化使成员间贸易计价结算十分便利，促进成员间贸易发展；同时，汇率稳定有助于要素流动，根据国际需求进行更进一步的分工建议，使得“大中华区”在产品出口的竞争力，特别是与日韩及东盟的竞争中占得先机。

（二）消除汇率波动风险，增强外来冲击抵御能力。目前，人民币在一片关注中正完成向浮动汇率制度的转变，两岸四地的汇率波动风险加大，货币合作也成为金融安全的需要。而统一的货币不但可以被公众认为更加坚挺，同时由于依靠内地强大的外汇储备，可以抵挡国际游资的冲击，保证各地区金融安全。

（三）促进祖国统一，增加中华民族凝聚力。毫无疑问，中华民族是两岸四地的最大公约数，而共同货币的使用，有助于加强普通民众，特别是台湾民众的归属感、认同感，从而可以促进祖国统一。

三、建立“大中华区”货币一体化的构想与建议

根据本文上述分析，我们构想的“大中华区”货币一体化步骤如下：

（一）加快人民币自由兑换。中国政府在今年的G20峰会上表示接受新的汇率评估体系，政府表示会进一步推动汇率改革，这无疑对“大中华”货币区的建立是好消息。与之相伴的是应加强人民币海外业务并且推动人民币作为贸易结算货币。

（二）加强与台贸易，加速要素流动。由于政治的原因，2008年之前的台湾最高领导人在执政期间，强行阻止两岸企业合作。而上任以来，虽然采取积极的交流政策，但对两岸企业合作仍有限制，这不但与岛内企业的预期有所差距，也与最优货币区判断标准中的“要素自由流动”不符。

（三）先建立暂时不含台湾的内地与港澳间的次区域货币区。考虑到内地与香港、澳门开放的经济合作已经持续较长时间，再加之香港、澳门居民对人民币的熟悉，这一过程具有可操作性与现实性。

（四）台湾加入内地与港澳间的次区域货币区，完成“大中华”货币区的构建。当内地与港澳间的次区域货币区建立时，这一次区域货币区的货币应当已具有浮动机制，考虑到台湾在未来的趋势是与内地及港澳的合作越来越多，台湾加入这一次区域货币区的收益应越来越高，而成本则应日趋减少。当然，台湾的决策还与当时的政治关系及国际环境有关。

【参考文献】

[1]黄晓东.两岸四地建立中元区的可行性研究――基于OCA指数的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06年,第4期.

[2]梁爽.港币与人民币实行货币一体化的可行性分析[D].西安:西北大学,2009.

第3篇：货币一体化论文范文

随着欧洲一体化步伐的加快，英国与欧盟之间的关系引起了众多关注。1999年欧元正式启动以后，英国加入欧洲货币联盟的问题更成为了人们舆论的焦点。

出于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种种考虑，英国国内各阶层对是否加入欧洲货币联盟（European Monetary Union，简称EMU）存在不同看法。如何看待布朗的“五项经济测试”标准成为决定英国能否加入欧洲硕士论文货币联盟并最终投向欧元区怀抱的关键。英国作为欧洲的重要国家之一，对欧元保持着观望的态度，不仅对英国国内经济、欧盟经济，甚至对世界经济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2008年1月1日，马耳他和塞浦路斯同时加入欧元区，从而使欧元区成员国从13个增至15个，区内整体实力不断壮大，欧元的国际地位也正在不断提升。与欧元区良好的发展态势相比，英国近年来经济却一改往年“运行良好”之态势，渐呈疲软迹象。

本文首先简略的介绍了欧洲货币联盟的理论基础——最佳货币区理论（OCAT）。然后回顾了欧洲货币联盟的发展历程，并简要的介绍了英国与EMU之间的关系。接下来从布朗的“五项经济测试”标准入手，综合分析英国拒绝加入欧洲货币联盟的原因及对英国、欧元区及世界经济的影响，最后探讨了英国加入欧洲货币联盟的前景。

关键词：英国欧洲货币联盟；最佳货币区

引言

一直以来，英国何时加入欧洲货币联盟都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重要话题。英国对欧洲货币联盟的政策问题，近年来严重困扰着英国的内政与外交。前梅杰保守党政府，曾在谈判制定《马约》的过程中为英国争得由英国议会最终决定是否加入欧洲单一货币的“例外权”。布莱尔上台后，对欧洲政策进行了重要的调整。在货币联盟问题上，坚持以英国的经济利益作为判断的标准，重申英国不大可能在1999年1月作为第一批成员加入单一货币。与此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发起有关货币联盟问题的讨论，为英国最终加入单一货币进行舆论和组织准备。面对已成为世界主要货币的欧元，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硕士论文虽然屡屡试图推动本国加入欧元区，但每次总是无果而终。对欧元态度冷淡并以“五项经济测试”标准使英国置身于单一货币之外的前财政大臣布朗2007年6月接替布莱尔出任新首相，也使英国短期内加入欧元区变得更为渺茫。英国政府至今对何时加入欧元区仍然没有一个大致的时间表。英国对欧元消极观望态度有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本文首先简要介绍欧洲货币联盟的理论基础及其创建、发展历程，之后介绍了英国与货币联盟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对英国不加入货币联盟的原因及影响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和总结，最后对英国加入欧洲货币联盟的前景进行了分析和预测。

一、货币一体化相关理论概述

（一）最佳货币区理论

关于欧洲货币联盟，经济学家或赞成或反对。但有趣的是，他们赞成或反对的主要依据都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蒙代尔开创的最佳货币区理论（Optimum Currency Area Theory）。其作为欧洲货币联盟的理论基础，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本章将着重介绍最佳货币区理论并对欧元启动的成本与收益进行分析。 所谓最佳货币区（optimum currency areas，oca）是指一种“最佳”的地理区域，在这个区域内，一般的支付手段或是一种单一的共同货币，或是几种货币，这几种货币之间具有无限的可兑换性，其汇率在进行经常交易和资本交易时互相钉住，保持不变；但是区域内的国家与区域以外的国家之间的汇率保持浮动。“最佳”是根据维持内部和外部平衡的宏观经济目标来定义的。在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最佳权衡点，就算达到了内部平衡。外部平衡既包括区域内部的国际收支均衡，也包括与区域外的国际收支均衡。

蒙代尔在论文中将最佳货币区域定义为：受对称性冲击影响的地区所构成的一个经济区域，这些地区之间的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是自由流动的。他指出，区域内部生产要素充分流动，而区域之间不能流动时，具有要素流动性的区域就构成一个货币区，这样的区域可以采用单一货币或者将区域内各地区的货币汇率固定，从而组成最佳货币区。需求转移是引起硕士论文外部不均衡的主要原因，浮动汇率只能解决不同地区之间的需求转移问题，而不能解决同一货币区内不同地区之间的需求转移问题，后者只能通3过生产要素的流动来解决。浮动汇率是不同货币区之间的均衡机制，而生产要素流动则是货币区内的均衡机制。

蒙代尔之后，不少学者对最佳货币区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与发展，他们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最佳货币区的判定标准，另一方面是货币区的成本——收益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在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不断推进的背景下，最佳货币区理论越来越成为研究的热点，该理论对区域性货币一体化进程起了重要的理论引导作用。

（二）欧元启动的成本与收益分析

最佳货币区理论除了说明有关国家应组成货币联盟的一些特征外，还力图阐明一个国家加入货币区域的代价与收益。欧洲货币联盟是最佳货币区理论的重要实践，本节将对欧元启动的成本与收益进行分析。

1．欧元启动的成本分析

从成本角度看，欧元启动可能会给各成员国带来以下损失：

第4篇：货币一体化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　阐述了中国东盟区域货币一体化的理论基础、可行性分析及货币一体化的几种模式，对进一步促进中国—东盟区域货币一体化进程提出了一些建议。

公元1997年发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给东南亚国家乃至中国等国家的经济造成了重大的影响和冲击。为了防御金融危机，各国需要建立相对稳定的货币区域进行货币协调与合作，加之中国东盟在未来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设想的确立，因此探讨在中国-东盟地区进行货币合作，实现中国-东盟货币一体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中国—东盟区域货币

一体化的理论基础最优货币区理论是建立区域货币一体化的主要理论依据。该理论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蒙代尔(Robert.Mundell，1961)首先提出的。他认为，在此货币区内部、地区之间的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是自由流动的，而在区域外则存在着流动性障碍。在符合最优货币区条件的区域之内的生产要素可以得到有效的利用，经济发展的冷热不同可以通过生产要素的自发流动加以调整，而对外则可以用货币政策、汇率政策调节贸易关系，以平衡国际收支，从而在维护本区域微观经济效率的同时也稳定了宏观经济。可见，蒙代尔更多的是强调:要素的流动性是区域内的平衡机制，弹性汇率则是不同货币区之间的平衡机制。随后，英格拉姆(Ingram， 1962)、麦金农(Mckinnon， 1963)和凯南(Kenen，1969)等发展了要素流动性、经济开放度以及贸易多元化等标准。Ishiyama(1975)和Tower与Willet(1976)进一步提出从成本—收益综合考虑货币区决策，完善了理论分析框架;Krugman(1990)强调从经济一体化的角度综合度量货币区收益与成本，指出了适合进行货币合作的一体化临界状态条件。最优货币区能通过协调的货币、财政政策和弹性的汇率制度达到区内的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等三个目标。

二、中国东盟区域货币一体化的

可行性分析

(一)生产要素的流动性。蒙代尔认为，在价格、工资是刚性的前提下，是否能组成最优货币区主要取决于相关地区的要素流动程度。如果劳动力和资本在区域内能够自由流动，所组成货币区既可以提高交易效率，降低国际交易成本，同时还有利于抵抗外部冲击，维护宏观经济的稳定。但是，中国和东盟各国及地区之间生产要素的流动性较差，生产要素流动的限制较多，其中人员流动限制更是严格。进而，各国和地区之间的合作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

(二)经济开放度。1963年，麦金农提出以经济开放度即一国生产或消费中贸易商品对非贸易商品之比)作为确定最优货币区的标准。他认为在外部世界价格同样稳定的前提下，那些贸易关系密切的经济开放区应组成一个共同的货币区，从而有利于实现内外部经济的均衡和价格的稳定。同时，相对于大的开放经济区域而言，固定汇率制更适合于小国开放型经济体。

衡量一国的经济开放度主要选用对外依存度指标(进出口贸易总额/GDP)。但为了避免单一指标的局限性，我们还需综合考虑该国的对外投资和对外金融的规模。

从表1我们可以看出各国的综合开放度处于中等水平，且各国之间的差异很大。其中，香港和新加坡的开放度最高;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居中;而中国大陆和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开放度最低且均低于平均水平。

(三)金融一体化程度。英格拉姆(1973)提出:与长期资本自由流动相联系的金融一体化才是衡量货币区是否最优的标准。他认为，在金融高度一体化的条件下，利率的任GX何微小波动可导致充分的资本跨国流动，从而避免汇率的波动。在中国东盟的金融市场中，除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金融市场国际化程度比较高外，其余的仅限于本国范围内，并且亚洲美元市场也不发达，金融一体化程度较低，最为典型的是长期债券市场的发展滞后。

(四)产品多样性。凯南提出，以低程度的产品多样性作为形成一个最适度通货区的标准。当外国对进口品需求发生变化，产品多样化程度越高的国家将越能抵御外部冲击对经济总产出水平的影响，因而也更适合于实行固定汇率制，组成单一的货币联盟。在中国东盟各国与地区内，除中国有比较健全的产业体系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产业结构呈现较大的类似性。

(五)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接近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利于货币区域一体化的形成。而东盟各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却很大。人均国民收入较高的是香港、台湾和新加坡，均突破了一万美元。而中国大陆和印度尼西亚的人均收入仅为1 000美元左右，可见差距之大，显然这对中国东盟区域货币一体化的建立造成了极大的障碍。

(六)政策目标的选择。爱德华托尔和威莱特(1970)提出，以政策一体化作为最优货币区的确定标准，国家或地区之间的货币合作受其政策目标的制约。各国政府制定的目标越接近，在应对经济冲击的时候就越容易达成一致。而中国东盟各国的利率差异较大，这说明其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过大。因此，中国东盟货币一体化的建立还存在政策协调上的难题。

(七)用成本收益分析法分析。将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东盟与20世纪80年代的欧洲进行比较发现，中国东盟经济体受到扰动的相关性与欧洲相似。这样，中国东盟某些次区域符合衡量最优货币区的冲击对称性标准。在东盟，新加坡、马来西亚的经济开放度较高，各国货币对外部冲击十分敏感，因此，中国东盟区域内货币合作的收益较大。但是，目前中国东盟各国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呈明显的梯度态势。中国东盟各国对生产要素流动的限制很多，产品的多样化程度较低。此外，中国东盟各国在政治、宗教、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也将加大货币区的运行成本。

(八)中国东盟区域货币合作存在很大的政治障碍。货币一体化需要让渡部分主权，这意味着一定程度的政治联盟。但各国和地区长期以来存有政治分歧，如历史积怨、领土争议、宗教信仰和价值观的差异等，相互间存有很多疑虑和戒心，经常视彼此为竞争对手而非潜在的合作伙伴，各国之间存在巨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差异。

由以上分析可知，中国东盟区域货币一体化的实现还不具备现实的可行性。但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的推进，中国东盟区域货币一体化也将成为必然的趋势

三、中国—东盟区域货币

一体化的可能选择

(一)单一货币联盟，又称欧元路径。它是各成员国放弃本国货币的主权，在区域内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并发行使用单一货币的联盟途径。塞驰(Sachs，1998)认为，单一货币联盟是现行汇率制度下获得稳定的途径，一个共同的中央银行可以比一个国家的中央银行对区内的公司企业提供更有效的最后贷款人职能，进而维护该地区的货币秩序的稳定;几个国家在货币领域的密切合作，会形成更加一体化、更具流动性的区域资本市场，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这些经济规模相对较小的国家在国际货币领域中的竞争实力。

(二)主导货币地区化，又称美元化路径。是指一国货币在该地区占据主导地位，其他国家货币汇率与该货币挂钩，其他国家政府法定或私人部门愿意接受该货币，该货币最终成为主导货币。这种途径的缺陷在于主权国家将失去最终贷款者、运用货币政策等手段及运用外汇储备购买他国政府债券的收入。

(三)多重货币联盟。是指首先通过地区内次区域货币合作，形成多种次区域货币，再过渡到单一货币联盟。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来说，多重货币联盟是比较合适的选择，这与该区域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上的差异有关。由于货币联盟是由多个主权国家构成联合体，在组建的过程中，货币竞争不可避免。实力较强的货币将在竞争中胜出，成为货币同盟中的核心货币，在推动区域内贸易和投资活动、稳定各国货币之间的汇率、确定共同货币的价值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

四、关于促进中国东盟区域货币

一体化的一些提议

(1)加快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步伐。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确立的目标及经济合作措施，进一步加强和增进各缔约方之间的经济、贸易和投资合作，使中国与东盟在经济利益关系上逐渐形成一个整体，缩小东盟各成员国之间以及中国与东盟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为中国与东盟金融合作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

(2)建立中国东盟的双边互换和回购协议。双边互换是通过锁定汇率来规避未来汇率变动风险。当中国或东盟成员国面临国际清算问题时彼此之间提供货币援助，以稳定该国汇率。东盟本身已存在货币互换基金，它是1980年由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菲律宾5个东盟成员国共同成立的国家间备用信贷安排机制，现在的范围已扩大到整个东盟国家。在加强中国同东盟国家的金融合作之时，可以考虑建立中国与东盟的双边互换协议，甚至在有必要时建立回购协议。

(3)建立中国东盟区域性汇率联动机制。类似欧洲汇率机制(ERM)，即通过建立一种区域汇率联动机制，消除区域内部的汇率波动，保持区域货币与区域外货币的自由调节，从而同时起到固定汇率制度和浮动汇率制度的作用。

(4)建立早期风险预警系统。早期风险预警系统可以及时发现风险隐患并向有关方面发出预警信号，为提前采取适当的监管措施提供客观和充分的决策依据，将风险控制在可以接受的水平之内，防止风险进一步发展和蔓延。这将有助于及时发现金融合作国家宏观经济、金融和公司部门的脆弱性，以防范未来的金融危机。其设计可以从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两方面进行。定量指标可以考虑从市场风险、国家风险和国际金融风险等方面进行;定性指标可以考虑从重大危机事件等方面进行。同时还可以将风险预警等级化，分别给出不同的预警信号。

(5)建立中国东盟区域性紧急融资机制。亚洲金融危机的严重后果已经证明，一方面，单个国家不能应付大规模国际游资的冲击，也无法有效的防止危机的扩散，而一些金融机构所提供的危机救援却无法令人满意;另一方面，中国和东盟地区并不缺乏金融资源，如果有一个区域性的融资机构提供紧急性援助，就可以有效缓解金融危机的损害程度，因此，中国东盟地区迫切需要建立一种紧急性的融资便利机制以发挥本地区最后贷款人的角色。

总之，中国东盟区域货币一体化是一个历史的必然趋势，是促进和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经济、贸易发展的一个重要保障，同时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只要加强研究和实践，找到双方均能接受的支点，通过成员国各方的共同努力，克服各种困难，最终会由金融合作走向区域货币一体化。

[参考文献]

[1]张家寿.中国东盟区域货币一体化的理论基础与运作[A]·首届

中国-东盟经贸发展论坛论文集[C].广西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2005.12.

[2]张家寿.中国东盟区域金融合作理论研究述评[J]·广西大学学报，2005(4).

第5篇：货币一体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支付；支付体系；货币；货币政策

文章编号：1003－4625（2008）10－0008－06中图分类号：F820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 The Central Bank undertakes the duties of making monetary policy and providing convenient financial service. In recent years, the establishment and application of modern payment system have made certain effects on currency issue, and the relationship among payment system, currency and monetary policy has aroused widespread concern. On the basis of present discussions, a basic framework is built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yment system and monetary policy. It concludes that the payment system has substantive influence on currency, and its influence on monetary policy is external and crucial, so it should be should given careful consideration in adjusting currency supply model by the Central Bank.

Key Words: Payment; Payment System; Currency; Monetary Policy

一、引言

近几年，中国现代化支付体系建设取得了快速发展和显著成就，大额实时支付系统、小额批量支付系统、支票影像交换系统已先后建成并投入运行。从国际上看，大额支付系统在飞速发展的同时，呈现出了实时全额结算系统不断推广、结算额和结算量持续增长、平均支付规模不断缩减、运行时间延长、交易费用不断下降等十大趋势（Morten L.Bech、Soramaki，2008）。由于中央银行肩负着货币政策和为社会提供支付结算等金融服务的职责，随着支付体系的发展，支付体系与货币和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引起了各方面的广泛关注。研究支付体系与货币和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对于明晰在新的支付环境下货币政策传导的改变、支付体系建设对货币理论的影响等有着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但是，从已有的文献看，目前的研究对于这些关系缺少整体的把握，多是从一些局部的角度进行探讨，并且在谈到支付体系时，就说加快了资金周转，在联系到货币政策时，就说支付体系畅通了货币政策传导，均缺乏清晰的说理和明确的证明，给人以想当然的感觉。应当说，支付体系与货币和货币政策的关系还远没有理清。如何从更广泛、更基本的层面规范地进行讨论，显然还是一个需要继续研究的课题，本文将在这个方面做一些探索。

二、文献综述与评价

就近几年国内的相关文献看，有价值的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利率走廊”

周金黄（2007）以加拿大、欧盟以及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为背景，对中央银行依托大额实时支付系统的结算制度安排，通过调控隔夜利率（短期利率）实施货币政策的情形进行了描述。大体是，由于在大额支付系统运行日终，参与者必须与中央银行结算，中央银行清算账户的存贷款利率就成为调节银行同业利率的基准，即同业拆借利率被自动限定在中央银行借贷利率区间，如果中央银行借贷利率区间移动，同业利率会随之移动。这是中央银行监测支付系统日间流动性的动力所在。周金黄的讨论是目前为止在支付体系与货币政策关系研究方面最权威的讨论，但是，这个讨论是以发达经济体为背景的，在我国中央银行的实践中还是一个难题。黄觉波等（2008）对这个困难做了解释，主要是，我国超额储备利率和自动质押融资隔夜利率基本是固定的，而且后者强调了惩罚性，极大地高于市场利率，人民银行目前还无法通过变动“利率区间”来影响清算参与者的融资成本，因此，我国现在在支付体系内还没有形成“利率走廊”。

（二）支付体系运行对流动性的影响

张志杰（2007）认为，商业银行行内汇兑系统和大小额支付系统实现了资金的实时转账，支付系统为商业银行提供日间透支、自动质押融资、预期头寸查询，这些安排有利于商业银行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进而增加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形成潜在的货币扩张压力。李铁民（2008）从支付体系高效运转和法定准备金被允许用于清算两个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分析。他认为，在实时清算阶段，由于基本没有在途资金，原来由联行占用的资金被释放出来，这意味着更多的短期存款进入银行体系。同时，由于在1998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而实行的法定准备金和超额准备金账户“两户合一”，允许金融机构日间动用法定准备金进行清算的规定沿用至今，在支付体系高效运行的条件下，进一步促进了金融机构降低超额储备率的动机，使得近年来人民银行多次上调法定准备金率的结果只是收缩了超额储备率降低而增加的流动性。这两点对流动性过剩有直接影响。与上述观点相反，黄觉波等（2008）则认为，实时全额清算模式对清算账户的净额头寸要求更高，是促进收缩银行体系流动性的重要因素，并以2002年10月实时全额清算系统运行前后的超额准备金余额对比作了证明。

（三）大额实时支付系统加速了社会资金周转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货币流通速度，从而影响了整个经济的货币需求量（李彬、覃海燕，2007）。但是他们没有指明影响的方向，而且没有对观点进行证明。

（四）支付体系运行对不同层次货币与GDP等变量关系的改变

黄觉波等（2008）在讨论中提到这一点，他们认为，我国支付体系运行以来，各层次货币与GDP之比的变化很不稳定。这一点很有启发性。但是，他们讨论的逻辑不清晰，基本也没有对观点的证明。

（五）支付体系对货币政策的冲击

李彬和覃海燕（2007）认为，当支付系统清算的资金链最后使用到人民银行的再贷款时，对货币政策造成重大影响，主要是通过再贷款方式投放货币，不仅容易造成通货膨胀隐患，而且与中央银行目前实施的紧缩货币政策产生冲突或矛盾。

从上述对国内主要相关文献的综述可以看出，虽然支付体系与货币和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已经引起了普遍关注，但是有价值的分析还为数不多，许多文章只是提到了某些概念，并没有规范地进一步研究；所涉及的方面，研究的深度也不平衡，如上述，只是“利率走廊”、对流动性的影响研究得较为深入；再者，研究还局限于一些点上，缺乏基本的、全面的视角。

但是，上述研究的可取之处还是明显的。不同的文章对支付体系做了有差异的解释，使得支付体系能够相对全面地有深度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对支付体系的准确了解是研究支付体系与货币和货币政策关系的前提。同时，不同的文章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的探讨，为全面的认识与讨论奠定了基础，对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借鉴与启发。具体的，周金黄等的讨论建立了支付体系――短期利率――货币政策之间的联系，李铁民等的讨论建立了支付体系――银行体系流动性――货币政策之间的联系，另外，在李彬和覃海燕讨论的启发下，我们可以建立支付体系――银行业金融机构道德风险――货币政策之间的联系，等等。

当然，有些作者的讨论还存在一些问题值得商榷。比如，对于周金黄的讨论，我们认为：

一是利率走廊可能与大额支付系统无关，因为在没有大额支付系统的若干年前，商业银行头寸发生波动时，中央银行一样有隔夜利率，那时的隔夜利率实际上同样可能成为同业利率的上下限。

二是作者一直把公开市场操作与支付系统运行混淆在一起，其实公开市场操作没有配合支付系统运行的必要，一个时期的货币政策没有义务为每日结算的支付系统提供稳定的条件。

三是中央银行设置支付系统流动性借贷利率上下限对债券市场利率并不能具有约束作用，因为支付系统流动性借贷只是针对头寸，中央银行不可能通过支付系统大量借款给系统参与者大肆买卖债券。

又如，对于张志杰的讨论，我们不能同意他的“货币政策工具需要支付体系，因为中央银行再贷款、公开市场操作都需要通过支付体系、尤其是现代化支付体系进行”的观点，试问，在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支付体系之前，在手工联行时期，中央银行就不进行货币政策操作了吗？

再如，很多文章谈到了支付体系与其他重要系统连通，为货币政策迅速传导创造了条件。但都没有具体说明创造了怎样的条件、货币政策传导是否因此确实得到了加快。其实，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是否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时滞是否改变，与支付体系建设没有本质上的联系；影响货币政策传导、货币政策时滞的主要因素里面，似乎没有支付体系的影子。

至于说支付体系连通各大系统导致货币政策可能产生过多的负面效应，诸如以加息抑制投资会拖累股市、鼓励外汇流入等，也是不成立的，因为即使没有支付体系，中央银行加息，照样会减少企业的利润、扩大与国外的利差。

再如，对于周鹏博（2006）提出的“为维持支付系统运行，要保持中央银行抵押融资的低成本”的观点，和许多文章提出的中央银行对大额支付系统的流动性管理应当成为日常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观点，我们同样认为是明显错误的。

正如上述，货币政策针对的是宏观经济运行，它没有义务为支付系统提供稳定的条件，在商业银行追求利润的条件下，如果要求中央银行不顾经济形势而只为支付稳定降低融资成本，只会导致商业银行的道德风险，倒逼中央银行增加基础货币投放，干扰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正是因此，我们认为，在我国目前尚未形成“利率走廊”的原因中，也不能过分指责自动质押融资利率的惩罚性。相反，如果以支付系统的流动性管理来实施货币政策，则可能会造成支付系统的流动性波动。比如，在强调货币从紧的阶段，可能会造成支付系统流动性不足的支付风险。上述讨论表明，目前的文献对于支付体系与货币和货币政策的关系还没有完整、清晰的认识，澄清这些问题可以从相反的方面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启发。

支付体系与货币和货币政策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的关系？我们认为，应该从最基本的概念出发，进行规范的分析。

三、货币、支付与支付体系

研究支付体系与货币和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应当有一个恰当的出发点，这个出发点就是支付与货币的关系。

（一）支付与货币的关系

众所周知，货币的定义是以货币的职能为依据的，即凡是具备货币职能的物品都可以作为货币。不论哪一流派的经济理论，不论其表述如何，货币的最基本职能都是概括为价格标准和交易媒介。在这里，交易媒介就是购买商品或劳务过程中的转手支付，按照米什金（1998）的解释，也包括对债务清偿的延期支付。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支付，即货币的转移，是货币的一项基本职能。其实，从货币产生、发展的过程看，货币的一个重要属性就是被不断地支付。货币之成为货币，首先要具有可接受性，被一方接受的过程，就是另一方支付的过程。方便支付和被接受在这里是同义语，或者说支付本来就是货币的根本用途。货币的出现就是为了交易的方便，如果不在交易中进行转手支付，货币就没有存在的必要。货币的存在就是为了支付，支付就是货币的支付，支付天然地与货币有联系，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可以说，对于货币，货币发行是“一级市场”，支付流转是“二级市场”，如果支付流转受到阻碍，则货币的偿付能力即可接受性就要受到影响。这个关系就像“二级市场”对于“一级市场”的约束作用，丧失了支付能力的东西不可能成为货币。

传统上讲，货币的基本职能在于“价格标准”和“交易媒介”，实际上，从逻辑上分析，支付能力，即货币的可接受性，也就是在交易中能起到媒介作用，才是货币之成为货币的逻辑起点。一种物品要成为货币，如果不具备可接受性，没有支付能力，它怎么能起到“价格标准”即“观念上的货币”的作用呢？公众不接受的东西，怎么能用它来衡量商品的价格呢？因此，货币要成为货币，必须先有实践上支付转移和给商品定价的经验，即货币必须先是“实践中的货币”，然后才能成为“观念上的货币”。货币的支付性，即交易媒介职能，应当是货币与生俱来的根本职能，货币的其他各项职能，价格标准、延期支付、价值储藏手段，只能是在此基础上顺序衍生出来的。

支付既然是货币的逻辑起点和根本属性，则改善支付，就是完善货币的功能。这是从最基本的概念和原理解释、理解支付和货币的关系。

（二）支付体系与支付的关系

理解了支付与货币一体化的关系后，要解释支付体系与货币的关系，还需要理解支付与支付体系之间的关系。如上所述，支付是货币在交易过程（包括买卖的交易、结清债务的交易和赠与的交易）中的转移和转手。这个转移或转手的活动需要以一定的形式体现出来，这种形式就是支付方式，即如何实现支付的问题。在交易活动漫长的发展历史中，支付方式及其复杂程度也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结合本文主题，这个过程可以简单地描述如下：最初的交易是两个主体之间面对面的交易，这种简单的交易只需要两个主体之间的直接支付；而后，交易主体可能增加到三个以上，这时，除了两两的直接支付，还出现了多个主体之间的相互清算；随着分工的发展和市场的扩大，出现了多主体的异地交易，金融机构作为重要角色开始介入到支付活动中，比如，出现了一家银行，开始为客户办理转账结算；随着竞争的发展，市场交易量迅速增加，金融市场也不再为一家银行所垄断，多个转账渠道之间的沟通和结算开始出现；为了解决日益复杂的支付问题，中央银行、金融机构和技术供应商开始依据一定的规则搭建便利支付的有效通道。最终，支付体系形成复杂的结构，包括：交易主体、中介组织、技术安排、支付工具、结算规则等等。

从上述对支付方式演变过程简单抽象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一方面，支付方式从属于支付，它只是支付的形式化表现；另一方面，支付方式因其复杂的结构而形成的支付体系在技术上不断地便利了支付行为，完善了支付这一货币基本属性的功能。

很多文章将现代化支付体系、非现金支付方式和电子支付方式这三个概念混为一谈，其实，这三个概念是有区别的。按三个概念产生的先后顺序来说，非现金支付就是转账，这是一种传统的行为。电子支付先于现代化支付体系出现，银行卡、网上银行、电子汇兑等都属于电子支付，但都可以不依赖于现代化支付体系。而支付体系解决的实际是联行的问题。三个概念在对货币结构的影响上有一定的递进关系，但因其不同，对货币、货币调控影响的重点亦有差异，统统放进对支付体系的讨论中有所不妥。

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现实的支付包括两种类型，居于主导地位的非现金支付和居于补充地位的现金支付。对于现金支付来讲，支付环境的治理主要包括发行与市场需求相适应的现金量、保持适当的主辅币结构、保持卷面的整洁度、取现找零设置的便利、反假货币的有效性等等。对于非现金支付来讲，支付建设主要体现在以电子、网络和信息通讯技术为特征的现代化支付体系上。应当说，支付体系建设针对的只是货币支付的主要方面，而不是全部，但是它的结果却带来了支付方式根本性的发展，和支付效率、范围的不断提高和扩大。原来不能支付的，现在能支付了；原来不能支付的地方，现在成了可以接受支付的地方；原来的局部支付现在逐渐向全局性支付发展；支付更加快捷、简便、安全。这一切意味着支付效率的不断提高。

（三）支付体系与货币的基本关系

支付体系作为支付活动的技术形式和组织方式，因其便利了支付，降低了经济主体使用货币的成本，改变了使用货币的制度条件，维护了货币的法偿能力，巩固了货币的法定地位，促进了货币使用范围的进一步扩大。现代化支付体系建设在货币支付的主要领域使支付方式得到升级和改善，其结算效率的提高可以改变经济主体选择支付方式的习惯，从而可能使流通中货币的结构和速度发生变化。可接受性、结构、速度是支付体系对货币产生影响的基本方面，其他的各种影响均是基于这些基本点而派生出来的。

四、支付体系与货币和货币政策

（一）支付体系对货币的影响

上面讨论了支付体系与货币的基本关系，下面对这些基本关系和其他影响稍加分析：

1.如上所述，支付技术的应用减少了使用货币的交易成本，改进了货币流通的制度环境。

2.在货币结构中减少现金的使用。据统计，2001年全国流通中现金M0余额为1.6万亿元，使用票据（作为非现金支付工具的支票、汇票、本票）办理支付结算业务为18万亿元，使用银行卡办理支付结算业务为8万亿元。到2007年全国流通中现金M0余额为3万亿元，使用票据办理支付结算业务为240万亿元，使用银行卡办理支付结算业务为116万亿元。7年间流通中现金增幅仅为1.88倍，而使用票据增幅为13.33倍，使用银行卡增幅为14.5倍。在居民个人消费领域，2001年，社会公众持卡消费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2%，2007年，社会公众持卡消费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25%，上海、北京等地达到45%。明显的，非现金支付工具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现金增长速度，支付体系的应用减少了M0在货币中的比重，非现金支付工具在支付活动中占有主导地位。

3.为加速货币转移提供了条件，有可能提高货币流通速度。货币流通速度取决于两点：一是交易成立的难易程度及其后续的货币持有人转移货币的动机；二是经济系统中安排的货币转移通道的速度。支付体系主要是在第二点上为加速货币流转提供了条件。据李铁民（2008）的介绍，在手工联行时期，资金汇划主要是信汇和电汇两种，在途时间分别为2-15天、2-3天；电子联行时期是“天上三秒、地上三天”，在途时间为1-3天；在目前的现代化支付体系中，实现了实时清算，资金零在途。这表明，至少在银行体系内，包括商业银行行内的汇划系统和全国的跨行系统，资金的转移速度是明显加快的。同时，货币转移速度和支付体系覆盖面两类效率提高后，也有可能促进交易的增加。但是从数据看，2000年以来，M0的速度是增加的，而M1的速度却是下降的。这固然是多种因素的结果，但就货币流通速度而言，其是否改变归根到底还是取决于货币持有人依据市场状况改变转手速度的意愿，因而，货币流通速度是否确实因支付体系建设而加快尚需观察。

4.支付体系运行有放大基础货币和提高货币乘数的倾向，并以此为促进增加货币供给提供了条件。在基础货币方面，我们同意李铁民（2008）和张志杰（2007）的分析，支付体系通过扩张银行体系的流动性放大了基础货币，我们也同意周金黄（2007）的观点，由于支付系统把各金融市场连接在一起，使得商业银行取得流动性的能力大大提高，商业银行减低准备金率的动力增强。从实际情况看，2001年支付系统运行前，河南省全国性商业银行超额准备金率一般保持在4%-5%的水平，2008年上半年，全国性商业银行超额准备金率普遍降低至1.5%-2.5%的水平，大部分全国性商业银行保持在1.5%左右，有的银行长期保持在1%左右。同时，现代化支付系统上线运行以后，商业银行省级分行集中接入支付系统，并以省级分行统一在支付系统开立清算账户，商业银行地市级分行和县级支行均通过省级分行集中办理资金清算。在这样的安排下，河南省4家国有商业银行共撤销400多个清算账户，释放出超额储备8.1亿元。清算账户的集中管理和超额储备持有意愿的降低，增加了银行体系的放贷能力。

在货币乘数方面，如上所述，货币结构的改变降低了通货比率，支付体系的便利降低了银行体系的超额储备率，在货币乘数的计算中，这两者都是提高货币乘数的因素。

由于现代化支付体系建设和运行为促进增加货币供给提供了条件，它有可能是加剧近一个时期以来流动性过剩程度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货币供给机制（模型）没有注意到支付体系带来的这种变化，货币调控将会面临一个基础性的困难。

（二）对支付体系和货币政策关系的探讨

如上所述，支付是货币的逻辑起点和根本属性，支付体系作为支付行为的技术表现形式和组织方式，对货币本身产生了诸多具有经济分析意义的影响。这是否意味着支付体系对货币政策将产生同样的影响，或像许多文章认为的，如同支付与货币的关系，支付体系与货币政策也具有紧密的一体化的关系呢？我们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从性质上讲，支付体系解决的是经济体中大部分货币（资金）转移通道和工具的问题，而货币政策解决的是经济增长的货币环境和经济波动的问题，一个是金融基础设施，一个是宏观经济政策，二者的作用对象和手段都和货币有关，这决定了二者之间必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金融基础设施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基础性影响，但是二者又具有明显的不同，不存在谁离不了谁、谁能替代谁的问题。

从理论上讲，支付体系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描述：一是支付体系建设对经济主体行为约束条件的改变，改变了经济主体支付行为选择的成本收益对比，以及交易的方式和范围，这种经济结构的改变对经济运行机理和表现形式会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在基本经济理论和对宏观经济形势判断的层面对货币政策的实施环境和微观基础产生潜在的影响。

二是支付体系的一些规则安排对货币政策效果产生干扰。比如，日间透支和自动质押融资，会在不同的时期内增加货币供应量；小额系统的圈存资金因其阶段的不可动用性，相当于法定准备金率的提高，等等。

三是对货币政策传导过程的各个环节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一，对货币政策的实施前提产生重要影响。如上所述，在经济分析的意义上，支付体系改变了经济体中的货币层次结构，改变了货币供应的相关参数，并可能改变货币流通速度以及与之相关的货币需求，而这些均是货币政策实施的重要前提。其二，对货币政策工具的影响。如上所述，如果“利率走廊”能够有效发挥作用，则在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上，利率手段可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但是，“利率走廊”并不必然依赖于支付体系，客观地说，现代化支付体系只是为利率调控提供了更适宜的条件。至于“三大法宝”，支付体系并不能对其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其三，对中介目标的影响。支付体系在支付工具的创新和对货币供求关系的影响上对货币供应量的可测性、可控性产生影响，这种影响有些是可以用技术手段消除的，比如，加强对货币流通速度的观察，相机改变货币供应模型，加强对基础货币的对冲，等等。但是对货币供应量可测性的影响将是持续的，这方面的影响会降低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有效性。其四，对中介目标和最终目标相关性的影响。支付体系对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无法构成影响，并不像许多文章认为的那样，货币政策要对支付体系的稳定和风险防范负责。但是，由于支付体系对货币的一些基本特征特别是货币结构产生了影响，对经济主体的交易行为产生了影响，必然对不同层次货币和作为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GDP、CPI等变量的关系产生影响。由于近几年我国经济一直处于流动性过剩的状态，单独考察支付体系对中介目标和最终目标相关性的影响是困难的，但是在支付制度的经济影响稳定之前，这种变化必然会对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造成冲击。其五，由于货币政策传导根本地取决于经济主体对货币政策信号反应的灵敏度，我们认为，支付体系建设对货币政策传导的时滞和通畅性没有实质性影响。

另外，支付体系产生的信息对于反映货币政策效果可能是一个重要的数据库，其中比较重要的可能是两类数据，金融机构头寸和地区间的资金流向流量。这也可以算作支付体系在货币政策反馈中起到的作用。

综合起来看，支付系统的基本功能还是在于为支付提供了通道，它改变了货币政策的一些基础和前提，为研究货币政策的发展变化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领域，但它代替不了货币政策工具的操作，对货币政策的影响虽然重要，但远非实质性的。虽然支付是货币的基本属性，但就货币政策看，说到底，支付体系只是对货币政策产生影响的一个外在条件。

五、结论与建议

对支付体系与货币和货币政策关系的考察，应当以基本的概念和原理为基础，在规范的框架内进行。支付和货币的紧密联系并不意味着支付体系和货币政策具有同样的联系。不能说货币政策离不开支付体系，只能说现代化支付体系在技术上为货币政策操作提供了更为先进的环境，同时改变了一些货币政策的前提和外在条件。但是不能反过来说支付体系离不开货币政策，支付体系内的流动性管理安排不仅应当有所控制，而且应当视货币政策的取向相机调整。更重要的是，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绝不能成为支付体系的最后贷款人。货币政策操作和支付体系的流动性管理应当有一个恰当的隔离。

当然，对支付体系与货币和货币政策关系的讨论，不仅要有规范分析，还要有实证检验，但是，如上所述，在流动性持续过剩的背景下，这种检验是困难的，这也是我们下一步工作的方向。

基于前述分析，我们建议：第一，要高度关注支付体系对货币和货币政策的影响，在建立二者之间规范的理论联系和进行充分的经验观察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将支付体系建设带来的各种主要变化纳入货币调控视野，并据此修正货币供给模型。第二，对支付体系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始终要理性地看待，防止因不加辨析地盲目宣传干扰货币政策的实施，要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避免因片面强调支付体系稳定运行导致的金融机构道德风险使货币政策陷于被动。

参考文献：

[1]Morten L.Bech and Soramaki:Global Trends In Large-Value Payments,见中国人民银行《参阅件》,2008,(21).

[2]周金黄.现代支付体系发展与货币政策机制调整[J].金融研究,2007,(1).

[3]张志杰.支付体系的建成对货币政策及银行流动性管理的影响[J].金融会计,2007,(10).

[4]黄觉波,万庆.我国支付体系变革对货币政策影响浅析[J].金融会计,2008,(2).

[5]李铁民.中国现代化支付系统对资金流动性的影响[J].吉林金融研究,2008,(3).

[6]查全亚.现代化支付体系对银行流动性及货币政策影响的实证分析[J].金融纵横,2008,(1).

[7]周鹏博.银行资金流动性管理和支付系统效率实证分析[J].工业技术经济,2006,(10).

[8]李彬,覃海燕.央行支付系统与广西商业银行流动性以及实施货币政策的调查与思考[J].广西金融研究,2007,(9).

[9]邱云武,黄照影.解析云南省大额支付系统资金流动与货币政策及经济金融运行的关系[J].时代金融,2008,(1).

[10]米什金.货币金融学(第四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8-1.

第6篇：货币一体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货币流通速度；货币需求；数量方程；货币数量论；凯恩斯理论

文章编号:1003-4625(2006)11-0011-04中图分类号:F832.0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06-09

[作者简介]何海峰(1970-)，男，河南南阳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货币理论与政策；冯静(1974-)，女，广西柳州人，教师。

一､引言

“货币流通速度”一词的英文表述有两个:“Velocity of Circulation”与“Velocity of Money”，两者都是指“the rate of turnover of money”(货币的周转率)。例如，克拉默(Cramer，1992)在《新帕尔格雷夫货币金融大辞典》就使用前一词，而米什金(Mishkin，2002)在《The Economics of Money，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s》中则采用后一个。

理论研究的历史表明，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关注是建立在人们因何需要货币(从而导致货币流通)的前提之下，因此，对货币流通速度的研究一直从属于货币需求理论，对货币流通速度是否稳定､可测的回答直接影响着货币需求函数的内容，并最终决定了对“货币与经济的关系究竟怎样”这一货币经济学基本问题的回答。

近十年来，随着货币政策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作用日渐增强，国内学术界也日益重视对货币流通速度的研究。一方面，它可以直接为货币政策决策提供理论支持；另一方面，也可以为中国经济的一些典型现象，如货币“超供给”(也称货币“超需求”)等提供解释。而事实上，西方自20世纪70年代之后，尽管实证研究还在继续，但对货币流通速度的理论研究已基本停滞。是什么导致西方学者不再从理论上关注货币流通速度?其原因对国内当前的货币流通速度研究有何借鉴和启示?本文试图通过梳理货币流通速度研究的源与流，并总结出货币流通速度研究的规范来回答。

二､货币流通速度的缘起与早期研究

一般认为，货币流通速度是随着近代数量论而正式进入理论研究的范围的，这与货币数量方程(quantity equation)分不开。

(一)货币数量方程――货币流通速度的缘起

国内的一些研究者往往把货币数量方程误认为货币数量论。必须注意的是，货币数量方程是一个恒等式，而货币数量论是关于价格､总收入以及流通速度决定的理论。

一般地，货币数量方程可以表示如下:

(Y)MVPy(1)

其中，M是货币存量，V是货币在融通交易过程中转手的平均次数，Y是购买商品支出，P是商品的平均价格，y是交易商品的数量(也代表了经济中的收入)。

根据对商品交易(方程右边)和支付媒介(方程左边)的不同关注，公式(1)可以变化为四种形式，分别界定涵义不同的货币流通速度。

()商品法的数量方程

(Y)M・VMyPy・y(2)

这里，VMy就是货币的收入流通速度(income velocity)，它等于YM。

()交易法的数量方程

M・VMTPT・T(3)

这里，VMT就是货币的交易流通速度(transaction velocity)。

()分解货币的数量方程

D・VDy+C・VCyPy・y (4)

这里，VDy代表活期存款的收入流通速度，VCy代表通货的收入流通速度。

()用基础货币表示的数量方程

B・VByPy・y (5)

这里，VBy代表基础货币的收入流通速度。

经济学家们在研究货币流通速度时，往往根据问题的背景､性质与侧重点的不同，分别采用不同的数量方程，并演化出不同的理论范式。

(二)近代货币数量论中的货币流通速度

对货币流通速度的深入认识是与货币需求的研究密不可分的。从历史顺序和理论逻辑上看，20世纪初面世的近代数量论是货币流通速度最早的理论范式，它包括交易说､收入说和现金余额说(弗里德曼，1992)。

()交易说

欧文・费雪(1911)提出的交易说最为著名:

M・VMT=PT・T(6)

或

D・VD+C・VC=PT・T(7)

费雪的数量论有两个要点:其一，货币流通速度函数是稳定的；其二，在均衡状态下，外生货币供给通过支出导致价格的按比例变化，该机制后来被称为货币政策的直接传导机制(direct transmission mechanism)。

()收入说

收入说的形成从时间上晚于交易说和下面的现金余额说，代表性的观点来自詹姆斯・安吉尔(James Angell，1936)。

由于交易说需要度量所有的中间交易――尽管它们都是具体可观察的实际交易，但这在实践上是做不到的。因此，经济学家开始选择用国民收入交易(即对最终产品和服务的支付)来表示货币数量论:

(Y=)MV=PNy=Py＇(8)

这里，N代表人口，y代表不变价格计算的人均国民收入，y＇代表不变价格计算的国民收入。

所以，最常见的一种货币流通速度就被定义为(米什金，2002):

从交易说到收入说，货币的职能(即人们需要货币的原因)已经悄然发生了转换。前者强调的是货币的转移支付，而后者突出的是货币的财富贮藏。

()现金余额说

倡导现金余额说的著名学者包括庇古､马歇尔和早期的凯恩斯，其中，庇古(1917)应该是最早的提出者。其创造性贡献在于，他从个人保存财富的动机和行为出发，刻画了人们对货币余额的需求，进而又站在货币供求均衡的角度得出了著名的剑桥数量论:

MdY=k(r) (10)

M=(Md=)k(r)Y=k(r)Py(11)

这里，r代表投资内部收益率，k＇(r)

V=1k(r)=YM (12)

显然，货币流通速度取决于利率。因此，在庇古的数量论中它不是一个常数，而且在均衡状态下与货币供给无关。但是，剑桥学派习惯于把k视为一个常数，这样，货币流通速度也就成了一个常数。

需要注意的是，现金余额说中，货币需求已经被认为是既来源于货币作为交易媒介的职能，也来源于货币作为价值储藏手段的职能，这些原因后来被凯恩斯发展为货币需求的三种动机。

简言之，近代数量论的研究范式认为，货币流通速度不变(或流通速度函数稳定)，当中不重视或忽视利率的影响，但持币动机已经被关注。

三､现代经济学中的货币流通速度

凯恩斯理论和现代货币数量论代表了现代经济学关于货币流通速度最主要的观点；但是，上世纪70年代之后，货币流通速度的理论研究就退出了主流经济学的视野。

(一)凯恩斯理论中的货币流通速度

我们知道，大危机时货币流通速度极不稳定的“反常”现象，促使了凯恩斯从货币需求稳定性上开始了伟大的思考和分析。

简要地说，凯恩斯在持币三动机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经典的货币需求函数:

以利率为自变量的货币投机需求是不稳定的，这样，货币需求函数就是不稳定的。从公式(15)可以看出，与事实相契合，货币流通速度并非常数。具体地，凯恩斯提出了两个理由:首先，利率的顺周期性必然通过货币需求而导致货币流通速度的顺周期性；其次，人们对正常利率水平预期的变动将(通过投机需求)导致货币需求的变动，从而进一步使顺周期的货币流通速度加大波动幅度。简言之，货币流通速度是与波动剧烈的利率正向相关的变量，这就是凯恩斯货币需求函数的重要意义。

二战以后，现代凯恩斯主义进一步发展了凯恩斯的理论，尤其是新古典综合派的鲍莫尔(Baumol，1952)､惠伦(Whalen，1966)､米勒(Miller，1966)､奥尔(Orr，1966)和托宾(1958)等人。简单地说，他们的研究更精确地阐释了利率对货币需求的影响，但凯恩斯的货币需求对利率敏感､货币流通速度不是常数的命题依然成立。

(二)现代货币数量论中的货币流通速度

弗里德曼(1956)应用资产需求理论建立了新的货币需求理论――现代货币数量论。他的货币需求函数如下:

这里，rb和re代表债券和股票的名义收益率，代表通货膨胀率，w代表非人力财富与人力财富之比， 代表永久性收入，u代表个人嗜好。

当货币供求均衡时，就可得到:

弗里德曼认为，货币需求对利率不敏感，主要取决于收入；而永久性收入又相当稳定，因而它是稳定的。这样，货币流通速度就是稳定和可预测的。他的观点与凯恩斯和早期凯恩斯主义相对立，但20世纪60年代之后，得到了新古典综合派的认可。

以上历史和理论的进程表明(包括早期数量论)，货币流通速度研究是货币需求研究的一个必要部分，它必然地在逻辑上支持着后者，从属于货币需求的范式――这些范式在不同经济学家那里又有很大差别。而且，货币流通速度是事后概念和实际变量，体现了货币供求均衡及变动。这两个基本要求构成了西方经济学家研究货币流通速度的理论规范。

(三)货币流通速度理论研究的淡出

从历史上看，20世纪早期货币流通速度就引起了学者的注意，“……然而在现代经济分析中，并没有V这个的位置；20世纪30年代是它的全盛期，人们曾对它有些兴趣”(……this V has no place in modern economics.Its heyday was in the 1930s……)(克拉默，1992)。

这种状况是可以理解的。

首先，上世纪70年代之前，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货币需求函数稳定并具有解释力。但是，1974年之后，风云突变，原有的货币需求函数不再稳定。从那时开始一直到现在，经济学家进行了各种复杂的努力，试图重新建立一个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目前较多地应用了单位根､协整和误差校正技术，但结果始终不令人满意。这样，在获得了一些基本结论之后，货币流通速度就失去了理论研究的吸引力；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为理论研究陷入了停滞，期待着新的理论范式。所以，80年代之后，货币流通速度只存在一些实际验证工作。

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的事实是，在美国，1982年之后，M1流通速度波动剧烈，而M2比较稳定，美联储于是在1987年放弃M1目标，集中关注M2；90年代初期，M2流通速度也不再稳定，美联储于是又在1993年7月宣布全面放弃所有货币量目标。从某种意义上讲，货币流通速度对货币政策的功用性下降了。基于这两方面的原因，西方经济学家们逐渐失去了对货币流通速度的理论兴趣。

四､货币流通速度的经验研究

货币流通速度的经验研究(empirical studies)依然体现着货币需求的大主题，一方面验证着货币理论的有效性，另一方面也为货币政策制定和调整提供具体的决策支持；而中国的货币流通速度研究应属于经验研究的范畴。

(一)货币流通速度的国际经验

首先，从国外的研究看，货币流通速度经验研究的一个方面是用来检验有关的货币需求理论。米什金(2002)按照公式(9)，以名义GDP代替名义收入，计算了美国1915-1999年间M1和M2的流通速度。他分析了这两个流通速度的历史变化规律，以“货币流通速度是常数吗”的自问题，在货币需求的理论范畴内，对凯恩斯流动偏好理论､凯恩斯理论的发展和弗里德曼的现代数量论进行了对比。实际上，公式(9)是实证中货币流通速度最常用的计算方法，我们可以得到事后的不同货币统计口径对应的流通速度；然后，再根据不同货币口径对应的经济活动意义进行分析。此外，还必须提到的是，塞尔登(Selden，1956)在《美国的货币流通速度》一文中以现代数量论的立场详细地分析了美国1839-1951年间的货币(收入)流通速度。

其次，这种经验研究的另一个方面就是为货币金融当局(当然也包括理论界)提供货币(交易)流通速度的具体统计方法和数字。基于实践意义，人们更关心现金和活期存款的流通速度，因此，这方面研究遵循了公式(7)(D・VD+C・VC=PT・T)的货币流通速度。关于Vd(以年计，包括金融交易和货币市场)，加维(Garvy)和布林(Blyn)(1970)指出，美国从1919年不足30增长到1929年的35，然后一直下降到1945年的不足15。二战后，开始长期上升，1965年达到50，随后狂升，1984年达到400以上。至于美国Vd大幅提高的原因，学者们一般认为在于银行业务和技术创新(克拉默，1986)。此外，克拉默(1981)计算过英国的净Vd(不包括货币市场)，博伊斯乔坦(Boeschoten，1982)和法塞(Fase，1984)计算过荷兰的净Vd。VC(以年计，不包括货币市场)计算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由劳伦特(Laurent，1970)设计，他主要借助回笼率计算得到，美国从1875-1890年间约为30，然后在1928年上升到顶点120，随后陡降至1945年的32并一直延续。第二种方法由费雪(1909)创立，他通过银行取款(或存款)额与平均付款回路(loops of payments)长度相乘来计算现金付款数。采用费雪的方法计算得出，英国1960-1978年间VC约为常数18.5。如果结合两种方法，可以得出荷兰1965-1982年间VC约为常数15.3。所以，一般认为，现金流通速度是一个介于15-20的常数。

(二)国内货币流通速度研究的最新动态

理性地讲，对比国内､国际在货币流通速度的研究水平或成果没有太大意义。国内研究节奏上的滞后，是由中国经济发展和转型的实际进程决定的。

国内有学者(耿中元､曾令华､张超，2005)总结和评价了中国货币流通速度的研究。他们认为，90年代以来的进展，主要有四方面内容:货币流通速度的规律性和稳定性､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原因或影响因素､收入流通速度与交易流通速度､货币流通速度与宏观经济政策。同时，理论研究不够深入和实证分析偏少是国内研究的不足。笔者基本赞成他们的看法，并简要评述新世纪以来的研究进展。

何运信(2006)强调，货币流通速度的研究应该统一在一个基于微观货币需求和货币均衡的框架下进行，这是现代经济研究的规范。他的观点鲜明､正确，但可能不会引起足够的注意。王曦(2001)遵循规范框架，强调了制度转型对货币需求的意义，建立了计量模型，并提出了货币流通速度持续下降的原因。该文相当重要，尤其是其对中国制度因素的引入和考量。艾洪德､范南(2002)进一步运用了协整计量方法，对中国货币流通速度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该文的结论对货币政策有效性具有启示意义，其实证技术规范符合国际趋势。中国货币流通速度下降是基本的事实，而施锡铨､夏国忠(1999)通过时序模型的建立，全面计算和检验了各种货币流通速度数量特征，得出了中国货币流通速度呈对数线性递减的结论，并分析了下降的原因(但货币化是主要原因的说法存有争论)；孙健､辛然(2002)则比较详细地探讨了货币流通速度变化的可能原因。陶江(2003)通过对弗里德曼数量论逻辑的置疑，对比分析了交易速度与收入速度，提出交易速度更真实也更有价值；伍超明(2004)确认了交易速度的复归倾向，他通过对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关系分析，研究了交易速度与收入速度差异的表现与决定，提出了一个新货币流通速度公式。夏斌､高善文､陈道富(2003)以黑箱理论分析了货币流通速度变化与经济波动的关系，他们的研究理论与实证充分结合，具有较高的货币政策意义；戴金平､阮君(2000)分析了货币流通速度对货币政策的制约作用，并提出了对策和措施。最后，王有贵､丁宁､张黎(2002)通过微观主体持币时间推导出货币流通速度的统计表达，并指出，货币流通速度并不由制度和技术决定，而是由理性消费行为决定。

按照学者们的共识，目前中国经济同时面临着发展与增长､市场与调控等主题。一方面处于转型中的经济快速增长，金融经济日益发达，金融制度和技术创新不断加快，经济中微观主体基本行为(如消费､储蓄等)的规律和特征难以准确界定；另一方面，经济与金融体制改革正在深化和完善，货币政策和宏观调控均无现成模式或经验可援。这样的国情和背景，对于中国的货币经济学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五､结语

西方对货币流通速度的研究始终在货币需求和货币均衡的框架中进行，这是理论研究的基本规范。关于货币流通速度，形成了一些基本结论。汉达(2000)说过，它在长期内变动，而在短期内波动。不管货币需求的收入弹性和利率弹性具体是多少，它们的增加都会提高货币流通速度。

由于货币需求函数稳定性的失去以及仍在进行的重建，也由于对货币政策参考意义的降低，经济学家们对货币流通速度不再重视。需要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凯恩斯主义在构建凯恩斯理论微观基础､批评弗里德曼逻辑缺陷时指出[斯蒂格利茨､格林沃尔德(Greenwald)，2002]，货币流通速度理论上可以无穷大，而利率可能出现反周期性，所以现代货币政策应充分重视信贷机制。从某种意义上讲，近年来随着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兴起，货币政策在超越货币量､利率中介目标的同时，也在说明货币流通速度甚至货币需求的意义在降低。

国内货币流通速度的研究正在重视研究规范；但是，不存在与国际相比先进或落后的水平问题，因为所关注和解决的问题以及背景差别很大。转型和快速增长的经济，不断加强的经济货币化､金融化，货币政策的体制性､结构性､机制性和有效性问题，这些因素都决定了，一段时期内，中国仍然需要货币流通速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参考文献:

[1]纽曼，米尔盖特，伊特韦尔.新帕尔格雷夫货币金融大辞典[Z].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2]弗里德曼，哈恩.货币经济学手册[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3]汉达.货币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4]沃什.货币理论与政策(第二版)[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5]斯蒂格利茨，格林沃尔德.通往货币经济学的新范式[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5.

[6]史密森.货币经济学前沿:论争与反思[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7]王广谦.20世纪西方货币金融理论研究:进展与述评[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8]费雪.货币的购买力[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4.

[9]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10]弗里德曼等.货币数量论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11].以往国内货币流通速度研究批判[J].上海金融，2003，(6).

[12]耿中元，曾令华，张超.我国货币流通速度研究述评[J].经济界，2005，(2).

[13]Mishkin.The Economics of Money，Banking，and Financial

Markets[M](影印版).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14]Pigou，The Value of Money[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32， November 1917.

[15]Goldfeld， The case of the missing money[J]， Brooking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No.3(1976)；

[16]Garvy and Blyn，The Velocity of Money[R]， Federal Reserve Bulletin(1970)；

[17]Cramer， The volume of transactions and the circulation of money in the United States[J]，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 Statistics 4(1986)；

[18]Laurent， Currency transfers by denomination(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1970)；

第7篇：货币一体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货币供应量；货币流通速度；股票市场

1、前言

伴随着全球资本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资本市场对国内经济、国际经济的影响力迅速上升，特别是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融危机爆发之后，资本市场受到不小的冲击，各国纷纷采取货币政策以减少此次危机带来的损害。在这个背景下，货币政策与资本市场的关系成为当前货币理论研究中的热点。

美国应用经济学家Goodhart将资产价格用作制定货币政策的思想，研究发现货币供应量与股票价格之间没有影响。Prinkel和Keran应用回归分析方法研究结果表明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与股票价格变化之间存在正向关系。Berkman和Lynge研究发现货币供应量变化与股票价格变化之间存在逆向变化的关系。Pearce和Roley在研究货币供应量与股票价格关系时，发现没预期到的货币供应量变化与股票价格变化之间成反比。Hardouvelis研究发现货币供应变化与资产价格之间存在明显的逆向变化关系。Lastrapes研究发现在货币中性的条件下，货币供给量的突然变化与股票价格短期变化之间存在正向关系。

我国学者对中国货币数量与股票价格之间的关系也已作了大量的研究。钱小安发现沪指、深指与M0同向变化、与M1无关、M2反向变化。孙华妤和马跃的研究结果表明所有的货币供应量对股市都没有影响。易纲和王召指出，在短期、中短期和中长期，没有预料到的货币供给增加，使股票价格上升；而在长期，没有预料到的货币供给增加，不影响股票价格，货币中性。周英章和孙崎岖认为股票价格对M1影响最大，对M0影响次之，对M2影响最小。王召和易纲在《货币政策与金融资产价格》一文中指出：若投资于高科技或规模经济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那么扩张货币政策的结果是股市价格的上升和商品物价水平的下降。这些研究主要侧重于对货币供应量与股票价格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我们发现上述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有：(1)或许是受期限较短的约束，这些研究大多忽视了1998年中国货币政策体制性变革因素可能对研究结论的影响。(2)有些研究仅从金融变量与宏观经济的相关性入手来进行实证检验，由相关性高低来确认货币供应量与股票价格之间关系，这是不够的。(3)有些研究不大关注计量检验的前提条件，选取数据较为粗略。

本文应用1993年到2009年的经济金融月度数据，主要应用动态式的计量检验方法对M1和M2及其变化与股票价格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和理论分析，以确定二者之间的关系。

2、样本和变量的选择及模型设定

2.1样本数据选择

本文选取1993年-2009年的上证指数的月度数据、流通中的现金(M0)月末余额、狭义货币(M1)月末余额和广义货币余额(M2)月末余额进行实证分析。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月报、中经网统计数据库、部分年份统计年鉴和相关处理数据。

2.2变量的选择

本文在选取宏观经济变量时，考虑了2个条件：(1)数据的可得性；(2)数据的代表性。本研究选取了上证指数月度值、流通中的现金(M0)月末余额、狭义货币(M1)月末余额、广义货币余额(M2)月末余额和货币数量余额的增减变化率共5个指标为模型分析变量。

2.3模型设定

(1)本论文在研究M0、M1、M2与股票价格之间协整关系的分析时，主要运用的是股票指数回归残差序列的ADF检验，来判断协整关系。

(2)本论文在研究M0、M1、M2与股票价格之间Granger因果检验，本文按照上述数据资料，对股票价格与M0、M1、M2分别进行Granger检验。目的是关注M0、M1、M2的变化与股票价格变化之间是否存在影响关系。

(3)本论文在研究新增货币量增减方向与股票价格关系和货币增速与股票价格关系时，主要运用统计分析中的相关系数和计量模型回归进行研究的。本文的主要结论也是出于此部分的分析。

2.4研究思路和方法

本论文就是基于这种想法，大体思路如下：

(1)分析M0、M1、M2与股票价格之间协整关系，目的是探索它们之间在长期是否存在一定的均衡关系，从而证实本文研究的必要性；

(2)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研究分析M0、M1、M2与股票价格之间因果关系，目的是检验他们之间的短期动态关系，为下文的研究提供依据；

(3)研究分析新增货币量增减方向与股票价格关系，目的是为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制订及实施和投资者的投资决策的完善提供一个前瞻性的预测分析参考。

本论文将采取数学模型分析与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分析股票价格与中国货币供应量之间的关系。

3、实证分析

3.1， M0、M1、M2与股票价格之间协整关系的分析

我们应用Eviews软件对股票价格与M0、M1、M2之间协整关系进行检验结果，结果发现SP与M0、M1、M2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见表1)，

而且按照下文的Granger因果分析，我们认为是SP的变化对货币供应量存在长期的影响。

3.2 M0、M1、M2与股票价格之间Granger因果检验

在确认了货币供给量和股票价格的平稳性和协整关系后，我们对M0、M1、M2与股票价格之间的关系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发现，M0、M1、M2不是SP的Granger原因，而SP却是M0、M1、M2的Granger原因(见表2)。这意味着M0、M1和M2并不能引起股票价格的变化，但是股票价格对M0、M1、M2有一定影响。这说明在中国应用货币供应量的信息是不能提高对股市的预测能力的。

3.3新增货币量增减方向和股票价格关系

按照前文的分析结果，M0、M1和M2并不能引起股票价格的变化。那股票价格和货币供给量还有没有深层次的关系呢？本文研究结果见图1、图2、图3。从图1、图2、图3可以看出，在中国新增M1的增减方向与股指的涨跌方向基本同步而M0和M2却没有这种结果。若某年新增M1是增加的，那么该年上证指数是上涨的；

若某年新增M1是下降的，那么该年上证指数是下跌的，这也与它们之间的相关系数为正而且达到0.4相互印证。这为我们预测股市的走向提供了一个很有意义的方法，提高了投资者对股市大势走向的判断能力，但是这只是我们的统计分析描述。

3.4 M2-M1增速和股票价格关系

从图4可以看出，在中国货币供应量M2- M1的增速时间趋势图与上证指数走势大体一致。结果分析表明：由涨转跌时，M2-M1的增速领先，指数变化可能滞后；由跌转涨时，指数领先，M2-M1的增速滞后，与前文类似，这同样有助于提高投资者对股市大势走向的判断。

本文应用计量模型，对上述统计分析结果进行实证分析，以检验它们之间的相关程度，增加可信性。模型回归结果如下：

SP1=-6 041.738 951+0.693 124 946 4*M11

(3.785 821)R2=0.627 026

由于上述统计分析表明SP的变化量与新增货币供应量M1走势一致，所以本文只做它们之间的回归。回归结果显示，模型拟合较好,这正好能印证前文的分析。

4、新增M1增减和M2-M1增速影响股指走势的机制

综合上述对中国货币供应量与股票价格关系的检验发现：新增货币供应量M1增减的时间趋势图与股票价格变化的走势非常一致；货币供应量M2- M1的增速时间趋势图与上证指数走势也大体一致。所以，中国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的影响是通过新增M1和M2- M1增速变化来实现的。这种传导模式与一般的经验和理论都不相符。而且从我们的实证分析来看，在中国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却没有带来股票价格的变化，也就是说目前中国的货币政策不能有效地通过资本市场传递。我们认为在这个传递过程中可能存在以下主要障碍。

(1)中国股票市场规模较小。中国股市起步较晚，规模过于狭小。至2008年，沪深股市总值扣除不流通的部分仅占GDP比重的仅为7.2%，这一比率远低于美国的139%、英国的163%、中国香港的200%。

(2) 中国居民家庭参与股票市场的程度较低。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会引起价格的变化，只有当居民持有股票占其全部金融资产的较大比重时才有明显的作用。据统计全国参与股票市场的家庭还不到0.46%，而且都集中在城镇和大中城市。所以货币供应量增加时，股市财富效应和流动性效应影响作用大大降低，股票价格上涨的可能性很低。

(3) 中国股票市场上市公司数量少，直接融资少，股票融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较低。同时上市公司结构不合理、股权结构不合理和市场投资结构不合理也是货币政策不能有效地通过资本市场传递的重要原因。

从理论上讲，货币供应量变动可直接影响居民货币余额，从而通过利率变动影响进而影响流入股市资金。但我们的研究表明货币供应量变动对股市的直接影响不大，这可能是中国特殊的体制和文化背景所致，而股市却对货币供应量变动有着较大的影响，中国货币政策主要是通过影响进入股市的银行可贷资金的变动进而影响股市的。在国家建立了银行信贷资金合规进入股市的途径后，货币政策变动(比如新增M1变动)通过货币市场利率渠道影响股指。实践证明，在中国利率尚未完全市场化，货币供应量难以对股票市场产生有效影响，同时货币供应量的可控性相对也较差，央行难以通过货币供应量来有效影响股票市场。这与本文分析结果一致。

在有些研究文献中，不同的货币政策指标对股市影响是不同的，存款利率和M1对股市的影响要比M2对股市的影响更为迅速，而且从长期来看，M1对股市回报方程的解释力要大于存款利率的解释力1。在中国M1层次反映的是现金与企业活期存款，流动性强，而M2主体部分为定期存款和居民储蓄，所以M2增减变动对股市的影响应该不如M1的增减变动，这与我们的结论相符，即新增货币供应量M1的时间趋势图与股票价格变化的走势非常一致。股市对M1增减反应一致不难解释，在中国M1对存款利率变动比较敏感，存款利率与货币市场利率息息相关。M1的增减变动会影响银行可贷资金的调节，进而对利率产生影响，从所以影响证券经营机构的融资成本和融入量，最终影响到股市回报2。按照货币市场利率和股票市场价格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可知，当M1相对上年是增加的，则会引起利率的下降，导致股市可贷资金的增多，大量流动资金从货币市场流入股票市场，股票价格上升；当M1相对上年是减少的，则会引起利率的上升，导致货币投机需求减弱，进入股市资金成本上升，股市资金趋紧引起股票价格回落。本文认为在股指达到最低开始反弹时，指数有上升趋势，但实体经济会滞后一段时间，所以会出现由跌转涨时，指数领先，M2-M1的增速滞后；实体经济从繁荣转向不活跃时，M2可能进入其他市场，M2-M1变化要先于股指变化。

以上认识对于中国的货币政策实践是有意义的，为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制订及实施和投资者的投资决策的完善提供一个前瞻性的预测分析框架。但是，这种结论只适合目前中国股市，是暂时的、相对的，并且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和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货币供应量与股市之间的关系将越来越密切。

5、结语

本文通过对货币供应量M0、M1、M2与股票价格关系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得出如下结论：

(1)应用VAR模型、ADF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得出在中国M0、M1和M2并不能引起股票价格的变化。

(2) 通过实证检验表明：SP与M0、M1、M2的水平序列不平稳但一阶差分平稳；SP与M0、M1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SP与M2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3)对新增货币量增减方向与股票价格变化关系分析表明在中国M1的时间趋势图与股票价格变化的走势非常一致，若某年新增M1与上年相比是增加的，那么该年上证指数上涨的可能性很大。

本文发现当中国中央银行意图影响股票市场时，只能选择其他货币政策工具，而不能是货币数量。同时，本文认为投资者在预测股市走向时要尽可能关注新增货币数量M1变化，它们与股票走向很一致。但以上结论仅基于月度数据分析所得，而且时间跨度相对大，其可信度尚需时间和实践的进一步检验，而它们之间是否有更深层次的传递机制还有待继续研究。

参考文献：

[1]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中国可持续增长的机制：证据、理论和政策[M].经济研究，2008(10)：13～25，51.

[2]盛松成，吴培新.中国货币政策的二元传导机制-“两中介目标，两调控对象”模式研究[M].经济研究，2008(10)：37～51.

第8篇：货币一体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 亚元 货币一体化 最适度通货区理论

一、引言

近年来，欧元的成功运行增强了欧盟的经济政治实力，提高了欧盟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有利于整个欧洲地区的繁荣与稳定。有鉴于此，人们不禁会对亚洲建立亚元区产生极大的兴趣。从积极的一方面分析，实行货币一体化，对于减少区域内的贸易费用，降低汇率风险和投资的不确定性等有着积极的作用，同时也会增强整个区域抵御外部冲击的实力。但是，通货区的建立需要有相应的经济和政治条件，否则，不仅会对经济和政治造成不利影响，甚至有可能造成参与国全面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因此，本文分别从经济条件、政治条件对能否建立亚元区进行了分析。

二、国际货币一体化的概述

一个区域中的各国在货币政策执行中的协调与合作就是货币一体化。根据区域内各国货币合作的程度，可将货币一体化的含义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区域货币合作，指有关国家在货币问题上实行的协商，协调乃至共同行动。二是区域货币联盟，这是区域货币合作形式的深入发展，指通过法律文件就货币金融某些重大问题进行的合作。三是通货区，它是货币一体化的一种高级表现形式。通货区内各成员国货币之间的名义比价相互固定，具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货币，主导货币和成员国货币相互间可充分地自由兑换。存在一个协调和管理机构，因此，成员国的货币政策受到极大削弱。

三、亚洲货币一体化的条件分析

影响最适度通货区的指标错综复杂，本文综合考虑了各指标的重要程度，分别从内部贸易量、资本流动性、生产要素流动、政策的协调性、经济水平的趋同性以及政治条件等方面对亚洲建立通货区的可行性进行了分析。

1.内部贸易量分析

区域内贸易量越大，实行货币一体化所能降低的贸易费用越多，且有助于保持国内物价稳定和实现汇率对国际收支平衡的调节作用。2006年亚洲地区区内贸易额，与欧盟在欧元启动之前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不过，亚洲区内贸易额占地区GDP的比重及区内贸易额占贸易总额的比重近年均呈增长态势，贸易领域的合作不断加强，关税优惠的范围与幅度也在不断扩大。因此，总的趋势是越来越满足更高层次的货币合作要求。

2.资本流动性分析

在国际金融市场的高度一体化的条件下，资本能够在各成员国间自由流动，是实现货币一体化的重要条件之一。亚洲各国的国际金融市场发展程度较低，目前资本自由流动这个条件基本不存在。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亚洲各国都认识到了过早开放金融与资本项目的害处，加强了资本管制，以防范国际游资的冲击。

3.生产要素流动性

根据蒙代尔所提出的以生产要素高度流动性为标准确定最适度通货区的理论，在同一通货区，如果无法利用汇率政策来调整本国的需求变化，来保持各成员国的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就必须要有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调节需求转移。如果生产要素流动不能及时有效地调节本国需求变化，则会影响到货币一体化进程中各国国际收支的平衡和经济稳定。亚洲生产要素市场的融合还仅仅处于起步阶段，仅从劳动力的流动方面看，就存在着很大的限制。

4.政策的协调性分析

在实行货币一体化的过程中，各成员国之间的政策协调起着关键作用。根据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一国实行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有溢出效应，如果两国的政策目标不同，一国为实现本国目标所执行的政策就会给别国带来不良影响，从而影响其货币合作关系的顺利发展。亚洲各国目前在政策协调性方面存在着很大的不足。

5.经济水平的趋同性分析

如果在实行货币一体化的过程中，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大体相同，这样，外界冲击对于区域内各国的影响将是对称的，因此，可以采取同样或类似的货币政策来抵消外界冲击，从而减少整个区域成员国的压力。但是，如果经济发展水平相差过大，则不同国家所承担的加入通货区以后的成本就不一样，通货区的稳定运行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亚洲各国的经济结构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一旦采取同一货币政策，不同国家将会出现较大的成本和收益差异，从而会出现国家间的冲突。

6.政治条件分析

健康协调的国际关系是进行经济合作的必要客观条件，实现货币一体化，必然要以一定程度的政治合作为必要条件。但是，民族、宗教与文化的多元性和巨大差异性增大了亚洲国家之间相互了解、增进信任的难度，导致很多问题难以达成一致意见。但是，为了本区域的发展，各国还是做了大量的努力工作，如东盟的经济合作以及中日韩的加入。在不久的未来，相信政治合作会越来越多。

四、结论

本文依次从内部贸易量、资本流动性、生产要素流动、政策的协调性、经济水平的趋同性以及政治条件方面分析了亚洲建立通货区的可行性。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使得在经济一体化、货币一体化过程中，各国有不同的需求，很难实现完全平等的合作。从政治条件方面看，由于东亚事务的复杂性，国际关系的发展水平远不能满足经济合作实行货币一体化的要求，极大地影响了经济合作和货币一体化的深度和广度。因此，从本文的分析中可以得出结论，亚洲建立通货区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现阶段基本不具备条件，因而目前只能停留在较低层次的区域货币合作水平上。

参考文献：

[1]姜波克:国际金融新编[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第9篇：货币一体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货币合作　东盟+3(10+3)　OCAI　人民币国际化

一、最优货币区理论及最优货币区指数

最优货币区理论(Optimum Currency Are，OCA)最早由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蒙代尔(Mundell，1961)在其论文“A theory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s”中提出。文中指出，如果一个地区之间的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是可以自由流动的，当这个地区受到对称性冲击而使国际收支出现不平衡时，劳动力和资本的高度流动性可以消除这种不平衡，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而不必借助于汇率浮动来调节。这样的地区就成为“最优货币区”。

最优货币区理论提出后，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讨论，在其后的几十年间，麦金农(McKinnon，1963)、凯南(Kenen，1969)等学者纷纷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提出以对外开放度、产品多样化等不同指标来作为最优货币区的衡量标准。在后期的OCA讨论中，经济学家们开始着手于综合性的成本一收益分析，通过一国加入共同货币区的多种成本和收益的力量对比来衡量是否适合加入。组成共同货币区的收益包括提高货币流动性，减小汇率风险和交易成本，提高资源在货币区的有效配置，促进生产一体化和国际交换等。其成本则是以放弃货币自和汇率调节工具为代价，并且有货币区内贫富地区悬殊加剧的风险。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贝尤米和艾臣格林(T.Bayoumi&B.Eichengreen)教授，将计量方法运用在最优货币区成本和收益的量化分析上，开创性的提出最优货币区指数法(Optimum Currency Area Index，OCAI)，将名义汇率的变动与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各衡量标准联系起来，建立回归方程如下：SD(eij)：α+∑βiXt。

SD(eij)为双边汇率波动率，Xt则代表根据最优货币区标准所确定的各项影响两国双边汇率的指标在两国之间的表现。通过回归方程得出的拟合值被命名为最优货币区指数。该数值越低表示两国之间的汇率越稳定，因而也更容易在两国之间采取固定汇率制度，构建成共同货币区。

二、“东盟+3”货币合作的背景及现状

东盟的全称是东南亚国家联盟，成立于1967年8月8日，最初为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组成的经济联盟，文莱、越南、老挝、缅甸和柬埔寨随后加入。东盟与欧盟(当时称为欧洲共同体)几乎是同一时间成立，而在文化差异、政治一致性、协作程度、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等方面与欧盟却相距甚远。东盟的十个成员国中，2009年以不变美元计算的GDP印尼达到4330亿美元，而老挝只有40亿美元；通货膨胀率水平最低的文莱只有0.3％，而最高的缅甸却高达32.9％。成员国中只有新加坡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列为发达国家，其余的九个发展中国家中，文莱属于高收入国家；马来西亚和泰国为第二层次，人均GDP为5000～6000美元；印尼和菲律宾为第三层次，人均GDP为1000～2000美元；而越南、缅甸、老挝和柬埔寨则属于第四层次，人均GDP在1000美元以下。此外，十国的经济体制和类型、生产水平、科技力量、劳工素质、出口产品质量以及自由贸易基础等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短期内对外难以形成强有力的经济一体化集团。这些都是造成东盟发展有限的因素。

“10+3”的合作形式由前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于1990年提出，但最直接起源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危机爆发后，东盟受到巨大冲击，地区内各国加大了推进地区合作进程的努力。2004年11月底在老挝召开的“10+3”领导人会议上，建立“东亚共同体”作为东亚合作的长远目标被确定下来，标志着东亚区域合作进入了新的阶段。

在“10+3”的合作成果中，“清迈协议”是亚洲货币金融合作取得的最为重要的制度性成果，旨在通过国家之间货币互换的安排加强区域性货币金融合作，防范和减轻金融风险。2006年，清迈协议将各国在启动双边货币互换的过程中的双边决策机制改为集体决策机制，由“双边”向“多边”过渡，实现了重大突破。同年的“10+3”财长会议上，中日韩三国财长还表示同意进一步研究包括区域货币单位在内的有关问题，首次就区域货币单位的协商事宜达成共识，直接引发了有关“亚洲货币单位”的热烈讨论以及亚洲共同基金的组建。

三、基于OCAI的“10+3”货币合作实证研究

不论从长远的战略构想还是从现实的市场需要来看，共同货币区都将是一个目标。但建立货币区也是有条件的，也需要付出成本，包括铸币税的损失和部分货币自的丧失等。改革的推行需要谨慎的选择时机，否则有可能导致加入货币区的收益不足以冲抵其成本，适得其反。本文采用最优货币区指数方法对“东盟+3”的合作条件做一次“检查”，追踪东亚地区货币合作条件的变化和新趋势。

1、指标体系说明

本文采用贝尤米和艾臣格林的模型，以双边名义汇率的波动率作为被解释变量，并借鉴研究东亚货币合作的众多前人的经验选取国家规模、产出增长差异、双边贸易联系、通货膨胀差异和利率水平差异这五个指标作为解释变量。指标体系设置如下。

(1)双边名义汇率波动率(Y)，为“10+3”国家年均双边汇率对数值变动的标准差。数值越小则表明从当前基础看，进行货币合作的成本越小。

(2)国家规模(X1)，反映的是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大小，用国内生产总值来表示。国家规模越大，则加入货币区所需要放弃自主汇率和货币政策的成本越高。

(3)产出增长差异(X2)，定义为SD(ln(gi-gi))，即计算各年度各国实际GDP增长率的差异gi-gi，并取阶段内对数的标准差，以此衡量长期内两国在产出增长差异上的对称性的高低。经济受到冲击以及冲击的不同反映，最终都将反映在产出的变化率上，该数值越小说明两国间的产出增长差异越小，经济冲击的非对称性越低(或者区域内经济体在受到不对称f生冲击的时候能够采取灵活调整，来吸收这种不对称洼)。区域内各经济体遭受到的冲击越对称，越容易采取趋于一致的货币政策，容易协调，进行货币合作的可能性就越大。

(4)双边贸易联系(X3)，该指标为双边贸易占两国全部贸易比重的对数值，即ln(Tradei，j／Tradei，w+Tradei，j／Tradej，w)，取阶段内平均。理

论上，国家间的贸易联系越紧密，则越具有稳定汇率的动机。

(5)通货膨胀差异(X4)，定义为两国阶段内平均通货膨胀水平P的绝对差值，即｜Pi－Pj｜。开放条件下，一国总体物价水平同汇率水平之间具有很高的相关度，该指标越大，意味着国家间通货膨胀差异越大，货币政策的取向差异大，因而进行汇率合作的成本越高。

(6)利率水平差异(X5)，定义为｜ri－rj｜，反映两国利率政策协调性的高低，计算阶段内均值。

2、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中日韩一东盟共13个国家1990～2009年双边交叉78个数据对其双边汇率波动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数据来源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IFS)和Direction Of Trade(DOT)统计数据库，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数据库和东盟秘书处网站。经计量修正后的回归方程如下：

Y=-0.877-0.0119*X1-0.0414*X3+0.00971*X4+0.0432*X5

(－0.158)(－7.15)　(－12.6)　(8.87)　(29.03)

R2=0.7866　T=78　R=0.7860　F=1059.61　D.W.=2.19

由以上步骤确定的OCAI回归方程保留了国家规模、双边贸易联系、通货膨胀差异和利率差异四个变量，产出增长差异不能通过检验因而被剔除，说明产出增长差异并不是“10+3”汇率波动的主要影响因素。其余的解释变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均通过检验，且拟合度良好。其中，除了国家规模的系数符号与理论方向不一致外，其他解释变量的实际方向与理论方向均一致。

理论上，国家规模越大，则放弃货币自的成本越高，对加入货币区越不利。OCAI模型以双边汇率波动率作为被解释--变量，国家规模的系数理论上应该为正，对汇率的波动起促进作用。模型回归得到的国家规模系数为负，对此的一个解释是：研究对象中日韩一东盟13个国家中，只有日本、韩国和菲律宾采取的是自由浮动的汇率机制，剩下的10个国家都采取了或固定汇率、或有管制的浮动汇率，因此样本数据中的大部分国家都试图通过政府和外汇市场的干预来管理和稳定汇率，从而对汇率的波动起到平抑作用。

根据方程回归的结果，本文计算了“10+3”双边国家的最优货币区指数，并以此为依据将各国的潜在合作国进行排序。同本国的OCA指数最低的四个国家即为较适合组成货币区的潜在合作伙伴，相反，同本国OCA指数最高的四个国家为货币合作中成本较高的伙伴，目前不宜与之建立通货区。整理见表1。

四、结论分析与建议

总体来说，区域内国家间的货币合作呈现出聚类趋同的特征，即较为发达的经济体之间、欠发达经济体之间的货币合作成本较低，发达经济体与欠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合作成本较高，甚至相互排斥的现象居多。这也符合原来的预期和普遍认同。在一国对剩余的12个国家的OCA指数中，一方面，文莱、新加坡、缅甸、越南、老挝呈现出较高的平均OCA指数，表明经济水平程度较高的国家和经济水平较低的国家都不容易和区域内的其他国家合作，货币合作阻力呈现两极化趋势。另一方面，经济水平处于东盟第二、第三层次的印尼、菲律宾、泰国则更易与其他各国合作，总体平均的ocA指数也较低。

从模型的拟合回归来看，利率水平差异对模型的拟合起到最主要的作用，其次是双边贸易联系指标。说明影响区域内国家间汇率波动的主要因素是利率因素和国家间的贸易联系。这就要求区域内的国家要有较为协调一致的货币政策，应该在宏观经济调控，尤其是利率上加强协调。通过磋商来促进解决中国与东亚各国之间有关金融监管的透明度、金融政策的协调、相关信息的披露以及官方共同行动等方面的问题。

此外，注意到中国与地区其他国家的货币合作成本明显呈现层次分级的特点，因而在不同发展层次的国家之间应该分别采取相应的策略。

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中国应通过对外援助和推进周边地区人民币计价结算等渠道提高人民币在该地区的使用和接受程度。值得一提的是，对外援助是货币国际化的重要推动力量。我国应该重视对周边的不发达地区提供优惠贷款等对外援助，这些国家与我国贸易联系比较紧密，对人民币的认同度也很高，我国向其提供以人民币计价和结算的资金援助，还可以起到鼓励受援国使用援助资金购买我国商品，从而带动出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