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精选(九篇)
第1篇：货币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范文
经济货币论文范文一：中国经济货币化理念
中国经济货币化的演变及反思
中国经济货币化进程,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展而不断深化。在这个过程中,表现为货币投放增长率高于经济增长率,而不引起物价上涨。从1948年至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为例,相对于经济增长而言,市场货币供应量基本处于一种超量供应状态,但市场物价上涨幅度一直低于货币发行指数,论者认为是由于新的信用货币量占领市场,货币容量不断扩展引起的。这种新的信用货币本身在实质上正反映了经济货币化过程中对货币的需求,同时也表明,货币不仅作为流通媒介参与经济循环,而且作为实际财富的替代,被赋予了资产形式。中国经济货币化始于这种为适应恢复时期的相对市场化的经济过程中。由于市场化,货币在经济活动中成为和实物资产一样可以获得等同收益的资产形式。从理论上说,这种地位本身也就标志经济活动日益货币化。用货币价值本身可以衡量经济的各个方面,货币经济成为实物经济的最终替代。1949年至1952年恢复时期,在广大农村地区人民币取代了物物交换,从货币化初级形式交换媒介作用充当了农村地区物物交换的替代。虽然这是一个浅层次过程,但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经济货币化向纵深发展。
统计数据表明,这三年虽然工农业生产总值只增长了77.5%,而市场现金流量增加了6.05倍,货币供应总量M2增加了23.1倍。值得注意的是后一个数据包含了信贷量。这说明在恢复时期,虽然经济货币化已表现在流通媒介上,但更集中体现为货币作为资产形式的信贷上。这点揭示了这样一个现象:现代经济中经济货币化的第二形态较之第一形态,在经济货币化过程中起着更为关键的作用,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推动力。当然,经济货币化过程并不等同于货币的盲目发行,恰当地表现为和经济发展阶段相容的货币需求和替代。如1950年2月市场现实流通量为1949年12月的117.2%,M2为135.5%,物价指数为209.4%,物价指数远远高于货币增长率,表明货币已超过经济货币化的容量,为与经济发展阶段不相称的货币发行。中国经济在三年恢复时期,除了信贷支持国营工商业外,并且加强了对私营业务的支持,因而在三年的恢复期保存了市场化的经济模式对货币化的需求,使货币供应和经济货币化同步进行。经济货币化本来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内在规律,但是,中国从1956年始,逐渐深化的计划经济使经济货币化受到严重阻碍。与此同时,也使中国经济的发展受到限制。从一般经济学角度看,社会商品化程度越高,金融资产的品种和数量便越大,金融资产与社会产值的比率越高,货币化程度越深。分析中国的状况,1953年我国银行资金运用于工农业生产总值的比率为15.1%,1956年为19.3%,1978年为33.3%,1989年为47.7%。从这些数据可以发现,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1953年至1956年银行资金运用与工农业生产总值的比率年增长1.4%,而1956年至1978年仅为0.63%。这些数据比较情况说明,1956年至1978年后的计划经济由于采用计划调拨,使中国经济货币化速度大为减慢。再比较1978年至1989年的年均1.4%增长率,进一步可以看到中国计划经济时期严重非货币化,从而阻碍了经济的发展。1956年后出现的财政划拨款制使企业发展所需的实际货币需求量受到控制,一方面使经济货币化受到限制,另一方面使经济发展受到限制,表现为1956年至1978年经济发展极为缓慢。
这种情况在实际经济活动中表现为自1958年起国营企业(包括公私合营企业)需要的定额流动资金70%由财政拨给,1959年后国营农场需要的流动资金,统一由财政拨款,1962年后,商业部门改由国家核拨部分自有资金。自有资金是根据当年经济发展状况后计算出来,事实上每年增加甚微,因而使企业发展所需资金来源缺乏,加之扩大的处延式投资中资金沉淀现象普遍存在,使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货币需求受到限制,最终使中国经济货币化道路布满荆棘。与这种状况相适应的是,中国财政存款量占银行存款相当比例,如1970年为46.9%,1978年为40.3%。由于财政存贷是几乎不计息的,因此,货币中很大一部分不参与社会收益的分配,进一步为中国经济货币化设置了人为障碍。
中国经济货币化现状及展望
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货币化明显加速,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流通领域的不断拓展、固定资产投入的增长,货币投放量远远高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以1985年至1993年为例,年均增长率M0为25.41%,M1为19.95%,M2为24.56%,国民生产总值Y为9.54%,而物价P仅为9%。从这些数据分析来看,1985年以来,中国货币投放增长率几乎以三倍于国民经济实际增长速度增长,这表明投放的货币不仅满足增长的国民总产值的需求,而且在经济结构性调整中,投放的大部分货币充当了经济货币化过程中的替代作用。这种情况进一步说明,中国经济中货币作用加强,经济货币化正朝向纵深发展。根据国内一些学者的评估,1985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状况大约是国民生产总值每增加1%,在其他因素不变的同时,合理的货币供给增加略高于2%。从这一情况来看,目前中国货币化已明显高于前几年,表明中国已逐步走向货币经济纵深阶段。
中国经济在货币化过程中,由于货币的非市场化因素普遍存在,致使货币并没有完全等同实物资产享有等同的收益率。有关专家估计,中国专业性或政策性银行拥有占资金市场80%以上的资金,而其中按市场原则贷款经营的货币仅在40%左右,低于成熟货币经济的要求。另据1993年《中国经济年鉴》有关数据表明,中国一年期存款利率为9.18%,而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为9.36%,基建贷款几乎等同于存款利率,而粮棉油、外贸出口收购贷款利率又低于存款利率,仅为8.46%,特区、开发区贷款利率更低,仅为2.88%,远远低于存款利率。而一些经济货币化程度较高的国家,美国1991年存贷款利率分别为5.84%和8.46%,德国为7.62%和12.46%,贷款利率都高于存款利率,表明货币作为社会资产的形态,参与了社会收益平均分配,显示出成熟货币经济特征。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存贷利率差,可以说已经比较顺畅,货币经济的特征也越来越明显,但是,由于相对普遍地存在着呆坏账现象,使相当一部分货币资产并没有获取社会收益。如在经济活动中,固定资产投资任意扩大化等,造成的结果是社会对货币资产形态的忽视,由此引发了争贷款而不计利率的现象。
从根本上讲,这种现象的出现仍归因于中国经济中虽然货币投放量增长高于经济增长,但在一定程度上货币并没有体现出真实价值,没有参与社会收益的分配,因此,货币投放量的多少,在中国经济中和物价联系并不太紧密。这也说明,中国经济还在相当程度上处于货币化不太高阶段,离成熟的货币经济尚有一段路要走。当然,中国目前经济货币化状况,比较改革开放前已大为改观。随着中国市场经济日益深化,经济货币化必将随之加深,使中国经济步入成熟货币经济时代。从目前中国经济中普遍存在的资金紧张情况也可以看,经济货币化中的经济主体已提出了货币经济深化的要求,表明尽管存在诸多困难,中国经济货币化正在向纵深发展,已经成为不可阻挠的趋势。随着金融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货币市场化必将不断深化。
经济货币论文范文二：中国经济货币化分析
中国经济货币化进程,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展而不断深化。在这个过程中,表现为货币投放增长率高于经济增长率,而不引起物价上涨。从1948年至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为例,相对于经济增长而言,市场货币供应量基本处于一种超量供应状态,但市场物价上涨幅度一直低于货币发行指数,论者认为是由于新的信用货币量占领市场,货币容量不断扩展引起的。这种新的信用货币本身在实质上正反映了经济货币化过程中对货币的需求,同时也表明,货币不仅作为流通媒介参与经济循环,而且作为实际财富的替代,被赋予了资产形式。中国经济货币化始于这种为适应恢复时期的相对市场化的经济过程中。由于市场化,货币在经济活动中成为和实物资产一样可以获得等同收益的资产形式。从理论上说,这种地位本身也就标志经济活动日益货币化。用货币价值本身可以衡量经济的各个方面,货币经济成为实物经济的最终替代。
1949年至1952年恢复时期,在广大农村地区人民币取代了物物交换,从货币化初级形式交换媒介作用充当了农村地区物物交换的替代。虽然这是一个浅层次过程,但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经济货币化向纵深发展。统计数据表明,这三年虽然工农业生产总值只增长了77.5%,而市场现金流量增加了6.05倍,货币供应总量M2增加了23.1倍。值得注意的是后一个数据包含了信贷量。这说明在恢复时期,虽然经济货币化已表现在流通媒介上,但更集中体现为货币作为资产形式的信贷上。这点揭示了这样一个现象:现代经济中经济货币化的第二形态较之第一形态,在经济货币化过程中起着更为关键的作用,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推动力。当然,经济货币化过程并不等同于货币的盲目发行,恰当地表现为和经济发展阶段相容的货币需求和替代。如1950年2月市场现实流通量为1949年12月的117.2%,M2为135.5%,物价指数为209.4%,物价指数远远高于货币增长率,表明货币已超过经济货币化的容量,为与经济发展阶段不相称的货币发行。中国经济在三年恢复时期,除了信贷支持国营工商业外,并且加强了对私营业务的支持,因而在三年的恢复期保存了市场化的经济模式对货币化的需求,使货币供应和经济货币化同步进行。经济货币化本来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内在规律,但是,中国从1956年始,逐渐深化的计划经济使经济货币化受到严重阻碍。
与此同时,也使中国经济的发展受到限制。从一般经济学角度看,社会商品化程度越高,金融资产的品种和数量便越大,金融资产与社会产值的比率越高,货币化程度越深。分析中国的状况,1953年我国银行资金运用于工农业生产总值的比率为15.1%,1956年为19.3%,1978年为33.3%,1989年为47.7%。从这些数据可以发现,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1953年至1956年银行资金运用与工农业生产总值的比率年增长1.4%,而1956年至1978年仅为0.63%。这些数据比较情况说明,1956年至1978年后的计划经济由于采用计划调拨,使中国经济货币化速度大为减慢。再比较1978年至1989年的年均1.4%增长率,进一步可以看到中国计划经济时期严重非货币化,从而阻碍了经济的发展。1956年后出现的财政划拨款制使企业发展所需的实际货币需求量受到控制,一方面使经济货币化受到限制,另一方面使经济发展受到限制,表现为1956年至1978年经济发展极为缓慢。这种情况在实际经济活动中表现为自1958年起国营企业(包括公私合营企业)需要的定额流动资金70%由财政拨给,1959年后国营农场需要的流动资金,统一由财政拨款,1962年后,商业部门改由国家核拨部分自有资金。自有资金是根据当年经济发展状况后计算出来,事实上每年增加甚微,因而使企业发展所需资金来源缺乏,加之扩大的处延式投资中资金沉淀现象普遍存在,使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货币需求受到限制,最终使中国经济货币化道路布满荆棘。与这种状况相适应的是,中国财政存款量占银行存款相当比例,如1970年为46.9%,1978年为40.3%。由于财政存贷是几乎不计息的,因此,货币中很大一部分不参与社会收益的分配,进一步为中国经济货币化设置了人为障碍。
中国经济货币化现状及展望
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货币化明显加速,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流通领域的不断拓展、固定资产投入的增长,货币投放量远远高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以1985年至1993年为例,年均增长率M0为25.41%,M1为19.95%,M2为24.56%,国民生产总值Y为9.54%,而物价P仅为9%。从这些数据分析来看,1985年以来,中国货币投放增长率几乎以三倍于国民经济实际增长速度增长,这表明投放的货币不仅满足增长的国民总产值的需求,而且在经济结构性调整中,投放的大部分货币充当了经济货币化过程中的替代作用。这种情况进一步说明,中国经济中货币作用加强,经济货币化正朝向纵深发展。根据国内一些学者的评估,1985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状况大约是国民生产总值每增加1%,在其他因素不变的同时,合理的货币供给增加略高于2%。从这一情况来看,目前中国货币化已明显高于前几年,表明中国已逐步走向货币经济纵深阶段。
第2篇：货币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范文
【论文摘要】货币政策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改革开放不断向纵深推进，中国人民银行已逐渐演变成了国民经济的重要宏观调控部门，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笔者阐述了货币政策理论及其相关研究，对近年来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进行探讨。
1998年以来，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以及国内经济结构性改革的影响，我国经济呈现出通货紧缩的明显特点，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最主要的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2008年以来，在世界金融危机日趋严峻、我国经济遭受冲击日益显现的背景下，中国宏观调控政策作出了重大调整，将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在今后两年多时间内安排4万亿元资金强力启动内需，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加大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力度。这次也是中国10多年来货币政策中首次使用“宽松”的说法。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意在增加货币供给，在继续稳定价格总水平的同时，要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的进一步的深化，各个国家的中央银行，更是以政府的银行、发行的银行、银行的银行的特殊身份在经济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其货币政策的制定直接影响着本国经济的发展，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国的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如何，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
1 我国的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是中央银行为实现一定的经济目标，运用各种工具调节和控制货币供给量，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方针和措施的总和。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对国民经济实施宏观调控，是中央银行的基本职责之一。货币政策作为宏观经济间接调控的重要手段，在整个国民经济宏观调控体系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1993年以前我国的货币政策以经济增长为主要目标，1993年，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把货币政策目标规定为"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1995年3月，公布并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把这一货币政策目标以法律形式规定下来，这样就从本质上坚持了货币政策维护币值稳定这一单一目。
1998年在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同时，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2007年下半年，针对经济中呈现的物价上涨过快、投资信贷高增等现象，货币政策由“稳健”转为“从紧”。如今，货币政策转为“适当宽松”，意味在货币供给取向上进行重大转变。
2 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分析
货币政策是否有效是各国中央银行关注的问题，而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密切相关，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灵敏有效是货币政策有效的基础。我想先从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方面分析货币政策有效的条件。
企业和居民的行为是货币政策传导的经济基础，是决定性因素;金融机构行为是影响货币政策传导的中间环节，也是关键环节;金融市场建设和中央银行是影响货币政策传导的市场基础和政策因素。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也就对这四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要求:首先，要求央行比较强大，足以干预和控制整个金融市场。在利率市场化的条件下，能有效地将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联系起来，并能引导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放款业务;其二，在金融市场方面，要求一个市场容量大、信息传递快、交易成本低、交易活跃持续的货币市场和一个规模较大、竞争充分、市场一体化程度高、运作效率高、市场预期良好的资本市场，要有比较完善的金融机制;其三，在金融机构方面，要求商业银行等商业性金融机构作为金融企业真正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以市场为导向，以成本为约束，以客户为中心。其四，在微观经济主体方面，要求工商企业是真正独立的市场主体和法人，居民个人具备较成熟的消费理念和消费行为。
随着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改革，我国已初步建立了“政策工具—中介目标—最终目标?”的间接传导机制和“中央银行—金融市场—金融机构—企业居民户”的间接传导体系。但在中央银行、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微观经济主体层面上存在的诸种障碍却导致了我国货币政策的微效。这里仅就中央银行层面上的障碍做简要分析。
货币政策传导在中央银行层面上遇到的障碍主要是我国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但同时实行利率管制，利率并未完全市场化。我国虽然放开了同业拆借利率的上限控制、银行间债券市场利率和票据贴现利率，逐步扩大贷款利率波动幅度，但是我国仍然是以管制利率为主的国家，影响了利率对资源配置的结构调整作用。同时，使货币市场的基准利率难以发挥作用，影响了货币政策信号的传导。此外，在公开市场上，由于资金宽松导致央行收回资金容易，投放资金困难;在外汇市场上，外汇储备受贸易逆差影响和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政策约束，央行只能被动地买卖外汇，银行结售汇差构成了央行在外汇市场上的数量限制，导致公开市场操作对利率控制乏力，利率机制作用难以发挥。
随着我国经济开放程度不断提高，特别是2001年底我国加入WTO标志着我国的对外开放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因此有专家专门就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货币政策效应从理论到实证进行了分析，他们从固定汇率制下开放经济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入手，根据M-F(Mundell-Fleming)模型，得出结论:在固定汇率制下，封闭经济条件下的货币政策效应比开放经济条件下的货币政策效应大。
从而进一步推出，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影响，开放度与经济增长存在着负相关关系，说明随着经济开放度的提高将导致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降低。
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下，我国必须借鉴国际经验，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调整我国的货币政策操作模式，建立和完善适应开放经济的货币政策运行机制，应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步伐;扩大汇率浮动范围，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准确把握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调整;在积极推进货币市场发展的基础上，努力扩大公开市场操作;积极参与国际货币政策协调，以提高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货币政策在我国经济生活中正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应当更多地借鉴国际经验，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适当调整我国的货币政策操作模式，立主从制度上创新，改变我国经济结构，促进我国经济更快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第3篇：货币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范文
关键词：土地资本化；货币需求；金融深化；弗里德曼；存量要素
一、引言
资本是运动的并不断改变形式，同时在运动中不断增值，而资源是静态的，在静态中它不会增值；资源要增值必须运动和改变形式，而这就是资源资本化的过程。所谓土地资本化，就是土地资源转变成可以运动并增值的土地资本，具体地说，土地资本化是土地财产权利流动化的过程。土地最早是以资源的形态存在的，当土地能够带来收益，而且具有稀缺性，从而被人们当作财产占有的时候，土地就由资源转化为资产，当土地市场出现后，土地资产的各种财产权利在市场中进行交易，并且能够给所有者带来预期收益，产生增值，这时土地资产就转化为土地资本。因此，土地资本具有二元性，其兼具土地的物质形态和价值形态，只有在运动之中土地资本才有存在的空间。在中国市场经济和金融深化背景下，土地资本化实际上就是存量要素货币化的过程。陈仲常等（2006）认为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要素市场的培育使得土地、资产等非流通的生产要素上市流通，这是我国金融业不断深化的主要解释变量；在货币供给量不变的前提下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转轨时期当局的货币政策应当考虑实体经济、培育金融市场与要素市场三个方面的货币需求。在货币需求函数方面，谢富胜等(2000)用回归的方法对我国货币需求函数进行实证分析，证实了货币需求存在利率弹性以及证券资产需求对货币需求的影响；高云峰(2006)则以金融改革和发展为背景，从经典货币需求理论分析出发运用协整检验和误差校正模型对我国货币需求的稳定性问题展开研究。可以看出，虽然理论界对货币函数进行了大量的讨论和研究，但是目前还没有将土地资本化作为一个自变量来研究货币函数。本文根据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的基本形式，将土地资本作为其中一个代表变量构建数学模型，并提出相关的模型检验和优化方法。
二、土地资本化对货币需求的影响
1956年，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发表了《货币数量论—一种新的阐释》一文，文中提出了现代货币数量说，他认为货币需求决定于三项重要因素：以各种形式持有的财富量；持有货币的机会成本；持有货币给人们带来的效用。据此推导出货币需求函数为：
M＝f（P，rb，re，■·■，Y，ω，U）
其中，M表示名义货币需求量，P表示物价水平，rb表示固定收益证券的利率，re表示非固定收益证券的利率，■·■表示物价变动率，Y表示恒久性收入，ω表示非人力资本对人力资本的比率，U表示其他因素，如主观偏好和制度性因素等。
跟据上面的理论，结合我国居民对货币需求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变量来构造我国居民的货币需求函数模型。
（一）基本模型
1.广义的货币供给量M2。凯恩斯主义的流动性偏好理论认为货币的需求量不仅包括传统货币数量论提出的实体经济所需的货币量m1(交易和谨慎需求)，还包括投机需求所要求的货币量m2，即：
M＝m1+m2=L1（Y）+L2（r）
其中，M为货币总需求，Y为收入水平，r为利率水平，L1表示货币的交易和预防需求，L2表示货币的投机需求。随着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逐步深入，土地市场逐步建立和完善，金融深化的趋势愈加明显，土地等存量要素的货币化已经开始。如果我们假设存量要素交易带来的货币需求为m3（m3是一个和宏观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变量），则改进的凯恩斯货币需求函数为：
M＝m1+m2+m3
其中，m1可以看作是实体经济所需要的货币量，m2可以视为金融市场所需要的货币量，m3是要素市场的货币需求。依照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m3除了包括土地市场的货币需求，还应该包括非流通股转为流通股的需求。按照我国目前货币需求量层次指标体系，选取M2作为名义货币需求量比较符合实际。这是因为，M2与经济活动关系的密切程度高于M1，不管其结构如何变化，总量是相对稳定的，尤其是它在短期内的波动主要取决于银行系统的贷款规模，取决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松紧，因而可以和央行的货币政策在方向上保持一致。
2.消费品零售总额Y和股市成交额SM。选取Y是因为在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的基础上，利用居民消费水平更能反映出居民把货币作为交易媒介的规模要求，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m1的代表变量。市场经济改革以来，我国的股票市场的发展和扩张同样对货币需求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SM是一个描述货币流量的指标，相比股票市值等存量指标更具有代表性。SM的计算表达式为：
SM＝股票价格×股票成交量
SM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金融市场的货币需求m2。综合Y和SM可以代表弗里德曼货币函数的物价水平P和恒久性收入。
3.预期通货膨胀率EI。在现实生活中，理性的人们往往根据过去的经验和对信息进行搜集、选择和分析的基础上做出决策。当预期通货膨胀率增加时，居民更愿意放弃持有货币，而购买实体商品，减少和规避通胀风险；当预期通胀率降低时相反。这样，人们决策的结果对货币的需求的造成影响。市场经济越成熟，居民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其行为就越理性，预期对货币需求的影响就越大。■·■表示物价的变动率，用EI能够较好的表达该因子对函数的影响。根据实际情况，滞后前几期的通胀水平对人们的预期影响较大，本文选取滞后i期的通胀率作为代表变量。
4.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R。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已经非常成熟，金融机构完善，居民的投资渠道广泛。但是，对于中国来说，目前的金融市场发育还很不完善，普通居民的理财渠道还很有限，目前仍然主要是通过银行存款取得利息。因此，用R作为代表变量来表示rb和re的持币机会成本比较符合实际。并且，我国的存款利率水平由央行规定，各种期限的利率差别不大，为了方便，可选取一年期利率作为代表。
5.非人力资本对人力资本的比率W。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选取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FA作为非人力资本的代表变量，选取就业人数EF作为人力资本的代表变量。则W的表达式可近似表达为：
W=FA/EF
6.土地成交金额LA。土地市场化改革是土地交易逐渐得到普及，其过程必然催生新的货币需求，将其作为货币需求函数一个代表变量符合中国国情。
为了能够体现变量百分比变化之间的关系，得出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弹性系数，也为了减少模型的异方差性，本文对规模变量取对数处理，建立的货币需求函数的一般形式如下：
ln（M2）＝c+a1ln（Y）+a2ln（SM）+■nt-i（EI）t-i+a3R+a4W+a5ln（LA）+ξ（1）
其中，c表示常数项，a1、a2、a3、a4、a5分别表示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弹性系数，（EI）t-i表示以第t年为基期滞后i年的通货膨胀率水平，nt-i表示其对应的系数，ξ表示影响货币需求的其他因素。
（二）模型的检验方法和优化
式（1）作为货币需求函数的一般形式，在不同的社会一般会有的不同的表现形式。因此，在进行实证分析的情况下，必须对各项系数和函数整体做统计检验，在一定的显著性水平下，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变量剔除，重新进行线性回归，如此反复进行，直到确定函数的具体形式。同时，由于大部分时间序列是非平稳的，为了防止“伪回归”现象的出现，还要同时进行平稳性和协整检验。在有些情况下，为了验证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统计上的因果关系，还要进行格兰杰因果分析。
利用模型（1）进行实证分析结果的准确性，除了相关数据的准确性外，还和一个地区的实际情况密切相关，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代数式■nt-i（EI）t-i的具体表达形式可能会千差万别，这和人们的心理预期密切相关，而人们的预期又取决其他很多因素。在市场经济改革中，我国还存在着大量的非流通股，实现非流通股流动化和建立土地市场是相似的，其本质都是实现存量要素的货币化。因此，在合适的条件下，将非流通股交易量纳入货币函数在理论上可以进一步优化模型。此外，优化模型还要注意科学选取数据，我国进行土地市场化改革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加速和住房制度的改革，房地产市场逐渐繁荣，土地的出让方式逐步走向市场化，其稀缺性开始通过市场价格加以体现。
三、结论与对策
在土地市场不断发育的过程中，原来的土地要素成为土地资本被不断地通过流转过程释放出来，该过程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影响着货币的需求。在信用货币时代，货币的发行量关系着国计民生，因此在存量要素货币化的过程中，货币当局正确的举措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第一，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理论除了包括实体经济增长和金融市场的货币需求，还应该包括要素市场所需要的货币增长。因此，目前我国的一个扩展的货币需求方程式应表达为M=m1+m2+m3。土地资本化的货币需求构成m3的一部分。经济转轨时期制定货币政策应当综合考虑实体经济、金融市场和要素市场三个方面的货币需求。如果货币当局仍以传统的货币数量论为基础，只盯住实体经济进行调控，可能会导致通货紧缩，进而引起经济衰退。
第二，根据建立的货币需求函数模型：ln（M2）＝c+a1ln（Y）+a2ln（SM）+■nt-i（EI）t-i+a3R+a4W+a5ln（LA）+ξ，通过实证分析可以得到土地资本化对货币需求的弹性系数a5，货币当局可以以此作为参考指标，从而制定合理的货币政策。
第三，持续关注制度等变量的影响。在模型中本文用表示其他因素对货币需求的影响，制度变量是经常变化的，并且制度变量对货币需求的影响是不同于其他变量的，在旧的制度钝化的情况下，要持续关注新的制度变量对我国货币需求的影响。本文在模型优化的思路中曾提到非流通股的问题，这实际上就是计划经济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对货币需求构成影响的变量。
第四，提高货币政策的预见性，完善货币需求体系。货币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之一，管理层根据客观经济形势相应地采取带有预见性货币政策，这对平稳经济发展及降低因货币政策的模糊性对经济的短期冲击有重要作用。此外，还应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货币需求体系，提升金融产品创新能力，提高利率市场化程度，疏通利率传导渠道，使利率对实际货币需求的调节作用得以发挥，使我国的货币需求更加健康、稳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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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货币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范文
关键词：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目标体系
中图分类号：F82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972(2008)02-0024-07
一、货币供应量中介目标适宜性分析
在我国中央银行制度建立之初，我国宏观经济的调控手段依然是主要依靠现金投放和信贷规模来控制。由于这些指标的计划色彩浓厚，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存在本质区别，故与其说是中介目标，不如说是政策工具，即实质上是一种直接的信贷配给手段。在经历了20世纪80-90年代的几次经济过热之后，原有货币政策调控机制的不足越发明显，迫使央行在新的经济金融环境下寻找新的货币调控手段。1993年，央行首次向社会公布货币供应量指标，并从1996年起采用货币供应量M1、M2作为货币政策的调控目标，这标志着我国开始引入货币政策中介目标。1998年央行放弃信贷规模控制后，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地位更是无可争议。然而，随着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日渐深入，金融环境发生了新的变化，从可测性、可控性、与国民经济的相关性以及抗干扰性等几个标准来看，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适宜性都受到不断的质疑。
(一)可测性
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可测性有三个要求：一是该金融指标必须能够明确地界定；二是央行能够准确地收集到这些指标的数据；三是央行能够对这些数据进行有效地分析并作出判断或预测。从实践情况来看，中国人民银行对MO有着非常齐全的统计资料，每一天的现金流通数据都有记录；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建立了对M1、M2的月度统计资料。因此，目前对各个层次的货币供应量都有着完整的数据，对其数量增减和结构变化也能进行分析和预测。
然而，也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我国货币供应量的可测性并非无可指责。其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居民活期储蓄存款、证券交易保证金和外币存款这三类资金上。
首先，居民活期储蓄存款在广义货币M2中体现，但随着借记卡等新型支付手段的广泛运用，其向M1转移的速度更加迅速。而且我国规定，定期储蓄存款可以被存款人持有效证件随时支取。从这种意义上说，定期储蓄存款具有一定程度的活期性质，有向现金、企业存款随时转移的可能。这些都使得M1、M2的准确统计出现困难。
其次，由于股票市场的发展，证券交易保证金出现快速增长，其对居民存款的比率也越来越大；而且随着银证融合、银证转账制度的日益便捷，证券交易保证金几乎具有与活期存款完全相同的流动性。与此同时，现行货币供应量统计中不含同业存款，但股民的储蓄存款在转为证券交易保证金后又立即由证券机构转为银行同业存款，这会导致货币供应量的减少。例如2000年，M2增长率为12.3％，如果计入股票保证金，M2实际增幅达14％(焦瑾璞，2002)。从2001年6月开始，证券交易保证金才纳入央行货币供应量M2的统计中，但这并不能完全解决因货币统计口径导致的货币供应量可测性的削弱。
再次，由于外币存款不能直接用于对第三方的支付和清算，故当前我国金融机构的外币存款不计人任何层次的货币供应量。外币存款包括国内金融机构的外币和外资金融机构的存款。据钱小安(2000)估计，国内金融机构外汇存款和外资金融机构所涉及的金融业务量(以资产度量)占我国全部金融业务总量的14％；如果以15％为货币供应量调控目标的话，这两项遗漏会影响到货币调控目标的2个多百分点。同时他预计，随着外资银行业务量和范围的扩大，到2010年，外资银行业务占我国全部金融业务的比例可望达到10％，与国内金融机构外汇业务之和占比可望达到28.6％；如果仍以货币供应量增长15％作为假定的调控目标，那么这两项遗漏会影响货币调控目标的4.3个百分点。可见，外币存款和外资银行业务的扩大削弱了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可测性。
(二)可控性
1996年我国正式确定M1、M2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但从近年来的实践情况看，只有较少年份货币供应量达到了目标值(见表1)。在1994-2001年的8年间，在M1上，仅1996年的实际值比目标值高出不到1个百分点；1998年，实际值比目标值低5.1个百分点；1999年，实际值又比目标值高3.7个百分点。从M2的可控性来看，虽然我国中央银行可以通过调节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或再贷款以及公开市场业务将M2控制在适宜的范围内，因而M2的实际值与目标值基本吻合的年份较M1稍多。但由于我国证券市场还不够发达，国债数量及品种有限，使得公开市场操作受到诸多限制；调整法定准备金率、再贴现或再贷款对M2的影响程度，也主要取决于商业银行的贷款意愿，这在准备金存款付息以及金融机构风险意识增强的情况下，银行的贷款意愿不强，因而中央银行控制M2的能力也遭到削弱。国金融：《创新与发展》，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2002年)。从2002年开始，实际值根据中经网数据计算得到，目标值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执行报告。M2数据在2000年之前根据《中国金融年鉴》整理，从2001年开始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整理。
(三)相关性
中央银行选择的中介指标必须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有密切的相关性；中央银行通过直接指标的控制和调节，就能促使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实现。从我国货币政策操作实践来看，存在着多重目标的约束，包括物价稳定、促进就业、确保经济增长、支持国有企业改革、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确保外汇储备不减少、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等(谢平，2002)。但在此我们还是采用《中国人民银行法》对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表述――“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来考察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相关性。主要选取1996年1月到2006年3月的月M1同比增长率、M2同比增长率、名义GDP增长率(季度数据)、商品零售物价指数增长率进行对比分析。
数据来源：根据中经网数据计算并绘制得到。其中，因为GI)P增速为季度数据，每年1、2月份该项数据为空。导致数据点
落在x轴上，此为无效点。M2增速在1996年12月份和1997年12月份数据为空，此时数据点落在x轴上，也为无效点。
从图1可以看出，狭义货币M1近年来是走走停停，在上下波动中行进，十分不稳定。M2增长率似乎具有一定的趋势性，但其波动幅度远比GDP增长率的波动幅度剧烈。1996年之后，名义M2增长率下降迅速直至1998年6月的14.3％；而在此期间，GDP增长率逐渐下降，在1998年2季度达到最低，为7％。这表明央行紧缩性货币政策的调控效应开始显现。然而之后，为了缓解亚洲金融危机对经济的紧缩效应，货币供应量开始波浪形增长，“M2/GDP比率在1998-2000年三年中直线上升，分别为1.31、1.46、1.52，在全球是最高的” (夏斌，2002).但经济增长速度却趋于平稳下降，1998-2001年GDP基本维持平稳运行，增长率徘徊在7.1％～8.0％之间。从2000年至2003年1季度，M2增长率与经济发展速度比较趋同，之后的两个季度呈相反变动趋势。如在2003年2季度则出现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升高，而经济增长速度却放缓的现象，说明两者的关系比较反复。就零售物价指数与货币供应量之间的关系来看，我们可以认为，在2003年中期之前，货币供应量M2的高位运行并没有带来零售物价指数的上涨，反而表现出很强的连续通货紧缩现象。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零售物价指数有几次比较大的上升，但货币供应量M2却总体上处在下降的通道。两者变化方向时而一致，时而背离，这些都表明货币供给量中介目标与最终目标之间的相关性是值得质疑的。
(四)抗干扰性
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金融变量应当较少受到其它经济因素的干扰。但随着我国经济开放和金融市场的大发展，货币供应量中介目标的抗干扰性也遭到削弱。
虽然我国并不满足利率平价理论所要求的资本完全自由流动，但中国经济开放度提高、资本流动的障碍减少却是不争的事实。截至2004年底，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累计金额为5621.01亿美元，①约占我国GDP总量的35％，客观上说明了中国经济开放度的极大提高。而开放在华外资金融机构的人民币业务，境外机构投资者进入中国资本市场，也将极大增加对利率、汇率敏感的跨境资金流动。2004年以来，有关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越来越强烈，我国全年外债增加349，62亿美元。②从统计资料上看，在《境内外资银行外债管理办法》实施前的5-6月份，外资银行突击借用外债以调集资金的现象十分明显，2004年6月末的外资银行外债余额较2004年3月末增加了130亿美元(邹新，2005)。2004年我国的国际收支也出现了异常的变动。当年我国新增外汇储备2067亿美元，比2003年几乎多出了一倍。经常项目顺差约700亿美元，其中海关统计的对外贸易盈余约320亿美元；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约1120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620亿美元。去除贸易顺差和外商直接投资，余下的近1000亿美元的国际收支顺差反映了国际资本在大量地进入中国(程瑞华，2005)。仲枝、张亚斌(2001)的研究显示，我国资本项目差额有27.7％在当期转化为储备资产，有47.3％在下一期转化为储备资产，另外有25％为经常项目变动所抵消或者成为误差与遗漏。因此总体看来，资本项目顺差大约有75％转化为外汇储备。就是说，1000亿美元的国际收支顺差相当于增加了近万亿元的资金供给，从而带来了货币供应量的非自主性增长。
此外，于长秋(2004)研究认为，我国的股票价格与不同层次的货币供应量M0、M1、M2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股票价格的波动促使货币在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之间流动，促进货币供应量不同层次之间的转化，这就对货币供应量产生了冲击。吕立新(2002)研究认为，股市财富效应吸纳了大量货币，使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不能相应地转化为名义需求的增加。在资本市场获得较大发展的条件下，原来构成的对一般商品需求的货币，现已有很大一部分转入证券投资领域，形成证券投资需求。这部分货币量随着证券市场行情的起伏变化，处于经常性的调整之中，使货币供给量也相应波动。
总之，正由于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可测性、可控性、相关性和抗干扰性近年来表现偏弱，因此，围绕其是否适合继续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争论十分激烈。但不管争论如何，它至少说明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适宜性遭到质疑已是明显的事实。
二、我国货币供应量中介目标弱适宜性的原因分析
货币供应量中介目标的前提条件是货币需求函数稳定；而货币需求函数的稳定性又可以通过货币流通速度的稳定性间接得到。此外，央行具备独立灵活运用政策手段的能力、发育成熟的金融市场以及连接央行与实体经济主体稳固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等，无疑都是其发挥效用的必要条件。但如前所述，现阶段货币供应量中介目标的可测性、可控性、相关性与抗干扰性都不甚理想，说明上述条件要么尚未具备，要么受到其它体制因素的制约，从而削弱了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适宜性。
(一)货币流通速度与货币乘数的不稳定性
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推进，新型金融工具层出不穷，但在繁荣我国金融市场、促进金融体系完善的同时，也使我国货币流通速度和货币乘数变得不稳定。
由费雪的货币需求方程MdV=YP，可变形得到V=YP/Md。只有当货币流通速度v在实际经济运行中具有稳定性时，其对货币供应量的调节才能有效地影响经济增长和物价水平，即M,=Ma=YP/V。然而，近年来由于金融市场上的投机以及套期保值、套利等金融创新工具的出现，金融市场的范围不断扩展、交易量不断增加，金融市场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造成了在既定GDP增长率不变条件下的货币流通速度的不稳定。夏斌(2002)认为，“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是导致货币供应量目标效果不佳的一个原因”。他与高善文、陈道富(2003)还以1985至2002年的M2流通速度为样本，估计出M2流通速度的历史趋势，然后论证了M2实际流通速度与历史趋势的偏离程度同经济波动之间存在着稳定关系。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货币流通速度v具有随经济波动的不稳定性。我们通过历年名义GDP与M的比值也可以观察出中国货币流通速度有下降的趋势，见表2(ml=名义GDP/M1，m2=名义GDP/M2)。
金融创新除了使宏观上的货币流通速度出现波动之外，也通过改变微观主体的资产选择而使货币乘数变得不稳定。我们知道，货币乘数m=l.(rd+c+e+rtxt)，
其中耐为活期存款的法定准备金率、c为现金漏损率、e为超额准备金率、rt为定期存款法定准备金率、t为活期存款转化为定期存款的比例。在金融创新条件下，银行存款以外的金融资产收益性、安全性及流动性都增强，故增加了持有现金的机会成本，减少了公众的现金持有量，并使公众在定期存款和活期存款上的选择处于较高的不确定性之中。在准备金率上，金融创新除了使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下降的同时，也使银行的超额准备金率变得不稳定。这是因为，法定准备金是根据存款的流动性来计提的，而活期存款的准备金率高于定期存款；另外，通过金融创新，商业银行创造了介于活期与定期之间的新型负债类账户，如NOW、ATS等，它们都具有活期账户开支票的功能，除去用于开支票的资金余额外，大部分都放在储蓄账户中，这样就减少了法定准备金的提缴额。同时。银行自身从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融资的渠道拓宽，也使其可以保有较少的超额储备。但由于央行对准备金支付利息，商业银行要通过比较持有超额准备金的机会成本与利息来决策保有多少超额准备金，这使超额准备金率随经济周期波动，从而造成货币乘数的不稳定性。
(二)央行货币政策操作的两大“掣肘”
央行在货币政策操作上存在两大“掣肘”，这也是造成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弱适宜性的重要原因。
1994年以前，我国先后经历了固定汇率制度和双轨汇率制度。1994年汇率并轨以后，我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企业和个人按规定向银行买卖外汇，银行进入银行间外汇市场进行交易，形成市场汇率。中央银行设定一定的汇率浮动范围，并通过调控市场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由于比较注重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央行必须吸纳银行间外汇市场的外汇供求差额，以维持供求平衡。一旦外汇市场出现供求不平衡，央行就不得不采取反方向操作：供大于求时，大量买入外汇，而高额的外汇占款扩大了基础货币的投放，中央银行为了保持国内均衡就必须被动地在公开市场上进行对冲操作，回笼基础货币；供小于求时，则相反。因此，央行外汇公开市场操作是非自主性的。这也符合“三元悖论”，即央行在固定汇率和资本自由流动的条件下难以实现其政策的独立性，也难以实现对货币供应量的自南调控。因此，对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性偏好，是央行货币政策操作中的一大“掣肘”。
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不再钉住单一美元，形成了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这意味着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性偏好有所松动。然而，保持币值稳定仍然是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的应有之义，因此汇率因素将继续对我国未来的货币供应量产生影响。
除此之外，我国货币市场发展的不完善，则是央行货币政策操作的另一大“掣肘”。戴根有(2001)认为，我国目前仍然处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还不高。尽管货币市场的利率已经全部放开，但金融机构的存、贷款利率并没有实现市场化。货币市场利率的变动对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并不能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货币政策传导的利率渠道并不畅通。根据这一特点，中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主要采用货币供应量，属于数量性指标；现实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主要是通过信贷渠道，属于数量性传导。这就决定了货币政策操作目标是数量目标，具体说就是基础货币特别是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金水平。
然而，就人民币公开市场操作来看，一方面必须对冲外汇操作对基础货币的扩张性影响；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与“节日经济”现金需求波动的高度趋同。根据中央银行的《2004年公开市场业务报告》，2000至2004年间，每逢“五一”、“十一”长假前后，都会有大规模的现金投放与回笼；而在年末、年初，为配合财政支出的大量增加以及春节长假，现金投放与回笼的规模可达正/负4000多亿元人民币，约为2004年全年公开市场业务投放基础货币额的一半(中国人民银行公开市场操作室，2004)。可以说，操作规模较大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货币供应量的波动，影响了货币政策操作的平稳性。此外，我国货币市场的发展层次较低，利率市场化程度不高，难以实现从基准利率到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的有效传导。在资本充足率的约束下，央行的货币市场操作可能只改变银行的资产构成，使之增加安全性和盈利性较高的国债持有量，而不能影响它的货币创造(属于风险资产的企业贷款未相应增加)。因而，货币市场的发育不充分，成为限制货币政策有效传导、有效控制货币供应量的重要因素。
(三)信用链条的断裂导致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
经济转轨时期我国银行信用严重缺失，导致货币政策传导链条隔断，减弱了货币供应量目标与通货膨胀最终目标的相关性。
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信用体系尚未完善，不少企业的信用观念淡薄，借破产、资产重组或“债转股”等名义恶意拖欠、借机悬空逃废银行债务的现象屡屡发生，这就造成：在经济过热、中央银行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减少货币供应量)时，银行信用链条的中断往往使应收贷款不能及时回流到银行体系，商业银行为了配合中央银行完成紧缩计划，有时也不得不强行压缩对那些效益好、守信用的企业发放贷款，因而出现了信用市场的“逆向选择”行为――失信者驱逐守信者，这必然导致信贷资金配置效率的降低。在总需求降低的同时也大幅度减少了有效供给，容易导致经济急剧衰退，同时由于没有缩减对高风险贷款者的资金供给，从而难以控制他们所从事的投机行为，难以平抑物价，结果造成货币供给量目标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之间的传导阻滞。在经济偏冷、中央银行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时，若商业银行风险约束机制不健全，往往会良莠不分，导致银行“超贷”，造成流通中货币供给的过度扩张，直接威胁到币值稳定的目标，如改革以来数次通货膨胀的发生都与此有关。在商业银行加强风险管理之后，由于信用评级制度的缺失(信息不对称)，加剧了银行的“惜贷”行为，使得本来就处于不景气状态的企业普遍面临着更加严格的借贷标准、更加繁琐的借贷手续和更少的信贷金额，使得经济中正常合理的信贷资金需求受到抑制，从而加大了扩张性货币政策启动经济、促进经济增长的难度。1998年以后我国货币政策的实践即证明了这一点。
此外，在我国，由于资本市场的不健全，增加货币供给未必能使股价上升，因而也未必能通过非对称信息效应引起贷款的增长和投资支出的增加，从而使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
(四) “迷失的货币”假说
根据裴平、韩贵新(2005)提出的“迷失的货币”假说，在金融市场不完全有效和市场参与者对价格信号不敏感的现实生活中，货币政策传导过程并不是畅通无阻的，大量货币会偏离政策目标，在传导过
程中“渗漏”出去，迷失于非实体经济。例如，由于市场发育和投资者行为不成熟，我国股票市场将货币供给转化为实际投资与消费的效率低下，甚至还成为巨大的“漏斗”，造成大量货币迷失于此而没有进入生产、流通和消费等实体经济领域。由于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的“渗漏”和大量迷失货币的存在，在中央银行实行宽松货币政策而增加名义货币供给时，能够直接作用于实体经济的有效货币供给，可能是有限的；而在中央银行实行紧缩货币政策而减少名义货币供给时，能够直接作用于实体经济的有效货币供给，因迷失货币的“喷涌”而可能大量增加。有效货币供给的数量，决定了实体经济运行中通货的紧缩或膨胀。在对1998年后我国“宽松货币政策下的通货紧缩”与“紧缩货币政策下的通货膨胀”之现象考察后，裴平等(2005)认为：迷失货币政策目标的货币运动，削弱了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前一阶段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迷失的货币“喷涌”而出，是2003年下半年后我国物价突然以较大幅度上涨的深层原因。1131由此可见，我国转轨经济的特殊性，确实使央行对货币供应量的控制力减弱，从而削弱了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适宜性。
总之，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由于我国还处在经济转轨时期，一方面，由于改革开放不断深入，金融创新、金融自由化的进程日益加快，市场化的货币政策操作所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大大增加；另一方面，金融深化的进程还在继续，金融环境中尚不满足市场经济条件的因素，例如信用缺失、资本市场发展不完善等，使得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够畅通。转轨经济的特点要求我们对现有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进行改革。
三、我国未来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改革的方向
在可供选择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中，到底哪一个更适宜成为央行未来货币政策操作的中介目标，学术界存在着激烈的争论。
(一)利率中介目标
一部分学者认为，未来我国的货币政策操作应当以利率为中介目标。例如，谢平等(2002)通过计算利率的泰勒规则值，并与实际值进行比较后表明，泰勒规则可以很好地衡量中国的货币政策；利率的泰勒规则值与实际值的偏离之处，恰恰是政策操作滞后于经济形势发展之时。为此他们建议，积极推进利率改革，建立以中央银行利率为基础、以货币市场利率为中介、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由市场决定的市场利率体系及形成机制，以利于央行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对市场利率进行间接调控。戴根有(2003)也认为，我国目前金融机构的存、贷款利率并没有实现市场化。货币市场利率的变动对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并不能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这就决定了中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主要采用货币供应量，在公开市场业务操作上表现为调节基础货币特别是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金水平。然而，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在改变商业银行超额准备金的同时，必然会影响货币市场的资金供求，从而影响货币市场利率；而央行要在市场并不缺少资金的情况下，通过债券回购操作增加商业银行超额准备金，就需要提高债券价格、降低回购利率才可能投放资金。因此，商业银行超额准备金与货币市场利率客观上存在着一定的互动效应。换言之，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利率，是市场资金供求的集中体现；它既反映了公开市场业务操作数量目标的实施效果，同时也是央行实现公开市场业务操作数量目标的必要手段。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公开市场操作普遍以货币市场利率作为直接目标，而随着我国公开市场操作的逐步完善，操作目标必然向着利率过渡。
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也存在诸多缺点：首先，利率从本质上说只反映了资本的价格，以利率作为中介目标可能会忽略实物资产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作用；其次，中央银行仅仅能够控制名义利率，而对经济运行产生影响的却是实际利率，因为实际利率等于名义利率减去预期通货膨胀率，所以央行在制定利率目标之前，就必须有一个对通胀率的准确预测和控制，否则，利率目标的实现及其最终目标的达成都是纸上谈兵；再次，由于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尚未完成，金融机构的利率敏感性还有待提高，利率传导机制并不畅通，也不利于发挥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效力；最后，利率目标有效性的前提是货币需求具有较高的利率弹性，但在发生“流动性陷阱”的情况下，利率目标将失去可控性。因此，我国单纯采用利率作为中介目标的条件还不完备。
(二)通货膨胀率中介目标
另一部分学者则比较推崇通货膨胀率目标制。例如，夏斌等(2001)从1998年到2000年货币扩张机制失效的角度出发，通过引入非一致性预期和自我实现预期这两个概念，分析了股市畸形发展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造成的扭曲；进而得出在当前经济金融环境下，公众预期已经构成货币政策操作框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传统的货币供应量目标不仅无法取得人们预期的效果，且会干扰公众对货币政策走势和其他经济金融变量的预期和判断，导致适得其反的政策效果。因此，放弃货币供应量目标是当前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由于中介目标在货币政策操作框架中不仅发挥着信息媒介的作用，还扮演着“名义锚”的重要角色，而通货膨胀率目标制的突出优点就在于其便于公众理解和形成稳定合理的预期。因此，他们主张我国采用通货膨胀率作为中介目标，更符合未来经济条件与宏观经济政策方向。
除了便于公众理解和增加政策透明度之外，通货膨胀率目标制还通过“政策承诺”的形式避免了中央银行的投机行为。与汇率目标制相比，通货膨胀率目标制则使货币政策更加独立地作用于国内经济均衡，避免了“三元悖论”的困境。与货币供应量目标相比，通货膨胀率目标更加灵活，它不再依赖于稳定的货币流通速度和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的强相关性，而是全面利用所有可获得的信息来决定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从而有利于最终目标的达成。从货币政策操作的角度来看，通货膨胀率目标制在增强货币政策透明度和信誉度、提高央行独立性、降低和引导通货膨胀预期等方面的作用，得到了各国经验的支持。Corbo(2000)等人曾研究指出，在采用通货膨胀率目标制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失业率下降，而且无论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还是工业化国家在采用通货膨胀率目标制后，产出波动都减少到(有时甚至低于)没有采用通货膨胀率目标制的工业化国家的水平。
当然，通货膨胀率目标制对央行政策调控能力要求很高。中央银行较高的预见性、独立性和可信度是通货膨胀率目标制成功的关键。如果通胀率目标被突破而没有相应的制约，央行的信誉损失将是巨大的。在我国经济增长率目标带有一定刚性的条件下，央行能否不受干扰地实现既定的通货膨胀率目标，现在还很难说，这也是反对通货膨胀率目标制人士的主要依据。
(三)汇率中介目标
在关于未来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改革方向的争论中，汇率目标制较少有人提及，这可能是因为其以牺牲货币政策自换得币值稳定，且更适合小国开放经济。武剑(2000)认为“像中国这样一个主要依赖于国内市场的大国，以汇率作为中介目标，无疑等于放弃货币政策对本国经济的调控，甚至加剧本国经济波动，削弱经济增长潜力”。所以汇率目标制通常不在考虑范围之内。但事实上，笔者认为，人民币汇率稳定一直是货币政策操作的隐含目标，这也是上文分析过的货币政策操作的“掣肘”因素之一。尽管新的人民币汇率机制的实施意味着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性偏好有所松动，但这并不代表隐性的汇率目标应当淡出央行的货币政策操作，因为适度维持汇率的稳定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十分重要。
从国际经验来看，一国经济在经历了持续的高速增长之后，货币升值不可避免。尤其是当原先的汇率水平并非完全体现市场价值而是出于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需要，带有一定程度的人为低估时，如何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下实现币值的理性回归，对央行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对本国未来经济的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国际经验表明，在人民币汇率实现“有管理的浮动”之后，央行保持币值稳定(不是固定，而是处于一个理性的水平)的任务并没有减轻，而且难度还有所提高。因为随着资本自由化的深入，人民币汇率将面临更多的不可控的市场冲击因素，而央行的调控方式则必须越来越少地依靠直接的行政干预，更多地依靠间接的市场操作手段。保持币值稳定仍然是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的应有之义，因此在未来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设计中，汇率仍将是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第5篇：货币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范文
关键词：货币政策宏观调控有效性
货币政策理论概述
货币政策是指中央银行为实现既定的经济目标，运用各种工具调节货币供给和利率，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方针和措施的总和。主要的货币政策理论有以下四种：
古典学派：以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认为名义货币数量对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失业率、实际工资、实际利率、储蓄和投资等实物变量完全没有影响，货币数量的变化只能引起物价的同比例变化，因此货币政策对调节经济景气无能为力，即“货币中性论”。凯恩斯学派：现代货币政策理论的真正起点，应该是凯恩斯在1933年所发表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以下称《通论》）一书。在该书中，凯恩斯认为，名义收入的变化可以通过利率影响实际国民收入，因此货币在实体经济中并不是“中性”的，同时由于价格粘性因素的存在，市场机制无法及时有效地调整以修复所出现的失衡，需要采用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内）对市场失衡进行修正，以减小经济的波动。其政策操作的基本思路是，在经济相对低迷时采用相对宽松的宏观政策，而在经济相对过热时，则用相对从紧的政策来应对。随后，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成为各国政府所倚重的经济调控工具。货币学派：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通货膨胀成为困扰各国政府的首要难题时，面对无法解释通货膨胀的凯恩斯学派，古典的货币数量论又以现代货币学派的形式卷土重来，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种货币现象”的论断，更是将货币政策的影响力推到了一个高峰。合理预期学派：20世纪70年代，以卢卡斯为首的合理预期学派给了凯恩斯学派最后一击，提出没有预期的货币供应量的变化是经济波动的原因，有预期的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完全没有影响。
综观以上各学派的观点，基本结论大致可以分为“货币政策有效”和“货币政策无效”两种对立的观点。凯恩斯主义认为能通过宏观政策逆向地调节有效需求以平抑经济波动；现代批判凯恩斯主义的各流派如货币学派、理性预期理论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反对相机抉择的政策，主张“按规则行事”，并相信只有依靠市场机制才能走出困境。而在实践中，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后，西方国家在凯恩斯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加强了宏观调控的力度，但到上世纪70年代，由于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综合派无法解释“滞胀”现象，“按规则行事”的观点在政府的宏观政策制定中逐步占据上风。
在我国，随着市场化改革的逐渐深入，货币政策受关注的程度也在不断提高。目前，货币政策已成为最受社会关注的宏观政策，其每一次变化及未来可能的走势，都会牵动市场的神经，产生广泛的影响。不过，在货币政策越来越受到关注的同时，在理论研究的层面上，关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争论却一直没有停息过。对于货币政策调控而言，其是否具有有效性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它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货币政策的调控边界，以及货币政策操作的基调。
货币政策有效性相关理论研究
（一）衡量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在假设货币供给为外生的基础上，研究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对经济中的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如果货币供应量变化导致真实宏观经济变量（如实际产出）发生变化，则认为货币（政策）是有效的；如果货币供应量变化仅仅导致名义宏观经济变量的变化（如名义产出、价格水平等），则认为货币（政策）是无效的。
（二）研究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否顺畅
货币政策操作是通过各种途径（如利率、汇率、信贷、资产价格等）对总需求的各个组成部分产生影响，最终反映在价格水平的变动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否顺畅，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金融体系是否对货币政策调控产生及时和准确的反应。按照通常的逻辑，金融体系发展越是完善，就能更迅速和准确地对货币政策作出反应，因此，货币政策也就会更有效。不过，从现实的观察看，金融市场的发展固然会提高其对各种政策的反应速度，但也会改变货币政策传导的基本外部环境（比如金融创新的发展增强了货币的内生性），这会极大地影响传统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此外，金融市场发展与实体经济的日渐疏远，更是让货币政策的传导落入了失灵的境地。当然，在确保货币政策传导有效的各种条件中，除了金融体系对货币政策的准确反应外，还需要各种微观主体（企业和居民）对金融变量（利率、汇率或信贷规模等）的变动有足够的敏感性，进而对投资、消费决策作出相应的调整，最终导致总需求的变动。
（三）评价中央银行选择和实施的货币政策是否适当
货币政策主要包括货币政策目标、货币政策工具、货币政策手段等，评价货币政策是否适当要看其是否与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互相协调、互相配套，是否能实现宏观经济目标。在这个层面上的货币政策有效性讨论，涉及的是基本经济理念之争，即：市场是否有充分的弹性吸收可能出现的各种冲击，并迅速恢复到均衡状态。如果市场是无效的，那么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将产生实质的影响，并有助于经济失衡的修复；如果市场是有效的，有能力修复各种冲击，那么过于频繁的货币政策操作不但不会对经济产生积极作用，反倒可能给经济带来负面影响。从世界范围来看，随着市场机制的日益完善以及信息技术的提高，市场经济的弹性在不断增强，应对风险的修正能力也大幅提高，从而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积极货币政策操作后，保守的“中性货币政策”重新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主流。其具体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货币政策的职能重心的转变，从熨平经济短期波动转向在长期内为市场运行以及市场功能发挥提供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二是货币政策目标的转变，从多目标逐渐转变为长期物价稳定的单一目标。
上述三方面都对一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产生影响，货币政策的效果决定于国家或地区的金融深度、金融制度安排与变迁乃至经济制度安排与变迁。因此，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货币政策工具、中间目标和最终目标的选择都有其特殊性，这势必对政策的传导机制和政策效果产生一定的影响，对处于金融深化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因而需要从多方面对一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进行客观的分析和评价，才能得出一国货币政策是否有效以及如何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我国货币政策的演变
自中国人民银行执行中央银行职能以来至20世纪90年代初的一段时期内，我国实际上是以信贷总量和现金总量为中间目标的。1993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始逐步以货币供应量为中间目标，但由于企业负债的主要来源是银行贷款，其投资和生产周转资金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银行贷款，因此信贷总量仍然是一个重要的中间指标，为各经济主体所高度关注。
而最终政策目标的选择则一直在稳定币值与经济增长之间摇摆，至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为“稳定币值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但是，我国货币政策目标的稳定币值与西方经济学意义上的稳定币值是有区别的，后者是在开放经济模型下的政策目标，稳定币值的含义包括稳定国内物价和保障本币汇率的稳定两个方面，我国由于对资本项目实行管制，因此汇率稳定没有作为货币政策的目标，“稳定币值”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目标，其实际含义是保持国内物价水平的稳定，防止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货币政策也不断地与时俱进，央行在制定、执行货币政策上不断走向成熟，进行宏观金融调控的能力也在不断提高。十六届三中全会对我国货币政策进行了重新定位，《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完善国家宏观调控体系……货币政策要在保持币值稳定和总量平衡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健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这表明今后货币政策基本目标乃是“稳定”，而“增长”不再作为货币政策目标。我国货币政策目标从早期的“发展经济、稳定货币”过渡到“保持货币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直到今天的“保持币值稳定和总量平衡”，鲜明地体现了货币政策日益“中性化”的轨迹。也就是说，货币政策不再承担“刺激”或“抑制”经济的任务，而只负责为经济运行营造一个稳定的宏观环境，“规则导向”的货币政策，即为一种典型的“中性化”政策，它只保证经济以其自身的增长率在低通货膨胀条件下持久地增长。
当前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分析
2003年以来，中央银行采取了一系列货币政策措施，保持货币信贷的平稳增长，加快金融体制的改革和金融市场的发展，增强货币政策在总量平衡中的作用。综合来看，近年我国GDP年均增长10%以上，CPI年均增长控制在3.2%以内，广义货币供应量（M2）年均增长控制在17%左右，可见我国货币政策的实施比较有效，对实际产出和物价变动都具有重大影响。但是与1998年以前货币政策效果相比较，近年货币政策效果有不断减弱趋势，印证了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下，货币政策效果是非均衡的观点。主要体现为：货币供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减弱；宽松的货币政策未能避免物价走低；货币政策促进投资乏力；连续降息刺激消费微效。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当前宏观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是结构问题而不是总量问题。众所周知，多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由此带来的重复建设不断加剧经济结构的不合理。而货币政策是一项总量性政策，在解决总量问题方面具有优势，并且一般认为，在通货膨胀时期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效果比较显著，在经济衰退时期实行扩张的货币政策效果就不明显；而解决结构问题，依靠货币政策总量扩张往往无济于事，需要运用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加以解决。
货币供应量的内生性增强是制约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主要因素。货币供应量的内生性主要是货币乘数与准备率之间没有建立起一个稳定的函数关系，货币乘数出现不确定性，导致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量控制能力有限。近年来，在我国具体表现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与实体经济体制的不健全之间形成一种相互牵制、相互影响的关系。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造成国民经济缺乏活力，影响到实体经济的健全发展；而实体经济的不健全，势必会造成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受阻，储蓄与投资转化受阻，使储蓄难以转化为投资，达不到刺激经济增长的目的。而把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最重要前提是货币供应量是外生的，即货币乘数是确定的，这样中央银行才可以控制货币供应量。如果这一前提条件得不到满足，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必然会受到制约。
货币政策传导效应存在较长时期的外部时滞问题。处于经济体制转变中的我国，货币政策作用的发挥存在较长的外部时滞。当中央银行出台一系列货币政策后，由于作为直接调控对象的金融市场和企业处于特殊状况，致使货币政策通过利率变动经由投资的利率弹性产生效应这一传导机制，在现有的经济环境中没有达到预期效果。这种市场时滞较为客观，它不像内部时滞那样可由中央银行掌握，而是一个由社会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金融部门和企业部门的行为等多种因素综合决定的复杂变量。因此，中央银行对这段时滞很难进行实质性的控制，以及处于转轨时期的货币政策因传递媒介行为的日渐理性，扩张性货币政策不再像传统的卖方市场条件下对经济的影响那样剧烈，对于经济的影响也不像过去那样直接迅速。这是我国货币政策在调控经济中效果不明显的重要原因。
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存在障碍。货币政策作用是通过一定的传导机制实现的。实现有效的货币政策传导，除了内部金融体系对货币政策的准确反应外，还需要外部各种微观主体（企业和居民）对金融变量(利率、汇率或信贷规模等)的变动有足够的敏感性，进而对投资、消费决策作出相应的调整，最终导致总需求的变动。当前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在内外部均存在障碍，主要表现为：国有商业银行的商业化程度不高使传导机制阻滞；企业转轨时期的特殊性使传导机制被制约；利率没有实现市场化削弱了传导机制的有效性；货币市场和票据市场的不成熟制约传导机制。
货币政策操作空间有限。目前，我国的货币政策承受本外币值稳定的双重压力，面临治理通货紧缩和预防经济过热的两难选择，需要解决短期任务与长期目标的协调问题。尤其是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经济又面临内部经济结构失衡和强烈的外部冲击而存在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滑的风险，加之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工具缺乏，使央行货币政策操作难度进一步加大。
结论及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央行货币政策主张、实际操作与现实经济互动效应的实效性，不仅受到政策体系外部相关因素的制约，同时也决定于货币政策自身决策过程中的价值取向和传导效果。因此，在确定今后央行货币政策主张与实际操作的过程中，首先，在充分考虑货币政策与其他相关经济政策的系统性和协调性的同时，必须坚持货币政策自身高度统一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结合；其次，要通过合理选择货币政策的中间变量，通过疏通和提高传导机制的实效性，强化金融货币变量与实体经济变量间的相关度，进一步建立健全货币政策体系，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对现实经济增长的互动效应。为此应努力做好以下工作：
加大力度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要坚决淘汰落后的经济增长模式，坚决制止低效率的重复建设，认真落实扩大内需的各项政策措施，使经济增长方式更加科学、经济结构更加优化，从而为货币政策的有效发挥提供良好的宏观经济基础。
中央银行要加强对货币供应量的预测研究。针对货币流通速度不稳定所导致的货币供应量不稳定问题，央行要加大力度对我国货币流通速度的预测性研究，从而保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目标之间相协调，避免货币供应量大幅波动，防止经济大起大落。
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为此，要加大利率市场化改革，提高利率的杠杆作用和引导作用；完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真正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制度；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健全和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微观基础；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建设，为货币政策操作提供更大的空间；加快金融创新步伐，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效率。
要注重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等调控政策的协调配合。根据既定的货币政策目标和货币政策功能，结合宏观经济中出现的实际情况，有区别的灵活运用，要注重与财政政策等调控政策的协调配合。
参考文献：
1.陈飞，赵昕东，高铁梅.我国货币政策工具变量效应的实证分析.金融研究，2002（10）
第6篇：货币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范文
为了应对金融危机,保证中国的流动性充足,中国人民银行采取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传统的货币政策,包括调低存款准备金率、降低再贴现率和买进中央债券来使社会流动性增加。同时,为了保证传统货币政策发挥效果,央行还利用了一系列的非传统的货币政策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随着我国经济逐渐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原来宽松的货币政策和非传统货币政策是否已经具备退出的宏观条件,非传统货币政策的退出的过程中如何减少对经济的影响是本文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非传统货币政策的含义、特征
非传统货币政策又被称为非常规货币政策,一般是中央银行为了克服传统的货币政策缺陷或使传统货币政策更有效地发挥效用而运用的货币政策。非传统货币政策一般是在国民经济萧条或危机时使用,在经济环境恶化条件下,中央银行通过将利率降低来降低储蓄,增加社会投资,希望以此来拉动国民经济的发展。当央行将利率降到接近零的水平时,传统的货币政策运用也到达极限,但已经不能单纯的通过减息等传统货币政策工具来重振信贷市场,必须寻找其他货币工具实现央行目标。
Bernanke & Reinhart (2004)在研究多个国家的传统货币政策之后,认为在零利率的条件下,央行仍然可以利用其他货币工具来放松银根,增加流动性。通常认为,现行的非传统货币政策有三种:
(一) 信号工具
中央银行通过明确宣布将长期保持低位政策利率或现行的宽松的货币政策,以此来引导市场预期。由于在国民经济不振,信贷市场疲软时,投资者对于市场未来预期普遍保持一种悲观的态度。央行通过向外部低利率承诺来影响投资者的预期,引导市场的走向。
(二) 改变资产负债表,增加资产数量
央行可以通过改变资产负债表的结构,买入部分资产,跳过因信贷紧缩而造成的传统货币政策的阻碍,直接向市场注入大量的流动性。这种货币政策通常被称为“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即通过在二级市场上购买中长期的国债和金融、非金融债券向市场投入基础货币。
(三) 固定利率长期再融资操作
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回购业务来表明保持低利率的承诺。央行通过扩大逆回购的规模或者延长逆回购的时期,向市场表明长期保持低利率的决心。这种货币政策也面临着风险,即市场情况转好,需要提高利率时,中央银行将会遭受损失。
三、中国金融危机时期非常规货币政策
金融危机的冲击使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都不同程度的使用了以“量化宽松”为特征的非常规货币政策。2009年以来,美联储继续维持0―0.25%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日本也将无担保隔夜拆借利率维持在0.1%的水平,欧洲中央银行则把主要再融资利率下调50个基点至2.0%。在利率政策失效后,主要发达国家又宣布采取以扩张资产负债表为特征的量化的宽松货币政策。其中,美联储决定向市场增加高达6400亿美元的基础货币,欧洲中央银行业向市场注入了600亿的基础货币。
中国人民银行在此次危机中虽然没有将政策利率调低到零附近,但也运用了非常规的货币政策来促进传统货币政策有效实施,避免出现通货紧缩的出现。中国的非传统货币政策的操作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通过信号渠道向市场传递利好信号,以此引导市场预期。在《2008年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报告》中,人民银行宣布要确保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足,并适度运用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等多种工具,引导货币信贷的合理平稳增长。同时,中国将在下一阶段继续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二是通过扩大回购业务向市场传递维持低利率信号。以金融危机最为严重的2008年为例,2008年全国银行间市场质押或债券回购成交额与2007年相比增加了30%。
四、非传统货币政策退出背景
2008年和2009年我国经历了国际金融危机的严峻考验,面对国内外复杂的形式,我国正确地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我国各种积极的政策拉动下,我国经济从各方面表现出复苏迹象。
(一)世界经济触底反弹,国际经济环境改善
世界上主要经济体经济逐渐复苏。美国2009年四季度实现同比0.1%的正增长,结束了连续4个季度的同比负增长。欧洲和日本经济增长率下降势头也得到遏制,可能已经反弹。其中,澳大利亚中央银行宣布提高利率0.25%至4%,以降低通货膨胀预期。
(二)CPI指数上扬,通货膨胀预期加强
为了应对金融危机,防止通货紧缩的发生,中国适时地确定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对于中国走出金融危机的谷底,恢复国民经济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我国经济向好,通货膨胀的预期逐渐加强。从2009年7月到今年3月居民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呈现上升的趋势。因此,适时地退出非传统货币政策对防止通货膨胀发生具有积极的作用
(三)股市、楼市泡沫严重,经济发展结构急需改善
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同时股票和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是国民经济稳定运行的关键。由于我国宽松的货币政策加之股市、楼市高额利润的吸引,国内和国外的大量资金流入到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导致出现了严重的泡沫。股市和楼市的不正常运行严重威胁到国民经济整体的稳定。
五、非传统货币政策退出注意的问题
(一)非传统货币政策要循序渐进,逐步退出
非传统货币政策的退出会造成市场中流动性的减少,对投资、消费和出口的增长都有很大的负面作用,甚至可能会存在通货紧缩的风险。因此,非传统货币政策的退出要遵循逐步退出的原则,给予市场缓冲的时间,避免市场恐慌。特别是在金融危机之后,由于国民经济发展还不太平稳,货币政策就要在不对国民经济产生很大冲击下退出。
(二)加强世界各国之间的合作,增进之间退出沟通
一国货币政策的退出将会给其他经济体造成溢出效应,因此经济体之间应该加强退出的沟通,避免各国资金借用一国货币政策退出的时机进行国际间套利行为。我国在退出非传统货币政策时应该主动与其他经济体进行沟通,防止国外资金利用我国利率提高来进行短期投机行为给我国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
(三) 非传统货币政策要有重点的,有结构的退出
第7篇：货币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范文
一、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内涵
(一)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含义。货币政策是指中央银行通过调节货币供应量和市场利率来影响总供求，进而实现既定宏观经济目标的各种措施。而货币政策有效性是指货币当局能否通过调节货币供应量来实现预期的宏观经济目标。其主要包括两方面含义，一是货币政策产生的货币冲击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对GDP、CPI、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等最终目标产生影响。二是货币当局对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是否得当，以提升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即中央银行能否随时掌控货币需求的动态变化，在适当的时机实施恰当的货币政策工具，进而对货币政策目标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二)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前提: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和外生性。中央银行只有在能够对货币供给完全或者部分控制的前提下，也就是说货币供给要具有外生性，研究货币政策有效性才有意义。由于市场利率是由货币的供需决定的，央行只能对基准利率进行调整，而市场实际的执行利率却难以控制。而内生性则是指货币供给是由经济活动的自身因素决定的，央行的货币供给最终受货币需求决定，因而不能对货币供给进行有效控制。公众基于收入、利率、风险等因素考虑，会及时调整其资产、负债和货币持有量。如果货币需求增加，比如生产者为了扩大投资而增加借款需求，银行可以调整资产负债结构，增加货币供给;反之若货币需求减少，公众将会把多余的货币存回银行，倒逼银行减少货币供给(托宾，1947)。内生性理论动摇了央行运用货币政策调控经济的理论基础。(三)货币政策有效与货币中性论。费雪(1931)的现金交易方程认为货币充当商品交易的媒介，货币数量的增加将导致价格同比例增加，而总产出是由实物部门决定的，与货币无关，货币具有中性的特点。而凯恩斯认为，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根源是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报酬递减及流动性偏好等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因此增加货币供给将引起利率水平下降，最终刺激总需求、增加总产出。其后希克斯－汉森在IS－LM模型的分析更为直观，因而认为货币具有非中性的特点。此后，货币主义大师弗里德曼抨击了凯恩斯的观点，提出货币政策对经济周期及通胀具有重要影响，认为资本、劳动、技术、制度创新等生产资源决定了长期经济增长，货币数量的异常冲击变动只能加剧短期的经济波动和价格变化，长期的实际产出和经济增长不会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汪红驹(2003)认为，由于价格粘性和工资刚性的影响，货币供给的调整在短期内会推动产出的变动，但从长期看，工资刚性和价格粘性会消失，货币表现为中性。
二、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因素
要让学生深刻理解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可以在课外布置相关文献资料的查阅工作，然后在课堂上充分讨论哪些因素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把握各市场主体的需求状况，据此来计划配置资源，因此对政府的智慧要求极高。计划经济体制的货币化程度较低，占主导的国有企业对利率变化不敏感，影响了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货币化程度较高，微观经济主体是自主决策的，为货币政策的有效发挥创造了良好的条件。1978－2016年，我国经济货币化程度(M2/GDP)从32%上升到208%(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极大地改善了货币政策的操作环境和操作空间，但是其中隐含的金融风险也不断加剧。同时，市场机制依据价格等“看不见的手”引导供求实现资源高效配置，但市场主体也可能由于垄断、信息不对称等因素产生信息误判和资源错配，表现出低效或失效。此外，由于近年来我国信贷资金和风险在房地产行业集中，土地财政引发的政府过度负债，影子银行业务风险积聚但缺乏有效监管，这些风险因素也对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产生显著影响。(二)利率环境。货币政策产生宏观效果的基本原理就是通过货币供给量的调整，引起利率水平变动，进而引导消费、投资的变动。在固定利率体制或部分浮动利率体系下，利率难以灵敏反映资金供求状况，难以反映真实的资金价格，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只有在利率市场化条件下，才能提高利率配置资源的效果，进而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比如在货币政策扩张条件下，实际利率下降，企业融资成本下降，盈利能力增加，资产负债表改善，有利于信贷融资的扩张，刺激投资增加，使得国民收入和产出增加。目前我国由于国有企业更容易得到银行贷款，挤占私人资本的信贷资源，直接影响了利率杠杆对资源的配置效率。(三)汇率制度。根据克鲁格曼和蒙代尔共同提出的三元悖论，如果实行固定汇率制度，在资本账户开放的条件下，货币政策会因为资本流动而不能有效实施。在经济全球化下，货币当局必须在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等目标之间寻找平衡点，兼顾内外均衡。孙森等(2013)认为，由于我国实施外汇干预和外汇占款等原因，使得基础货币具有一定的内生性，但同时央行可以控制公开市场操作和存款准备金率，也使货币供给具有一定外生性。因此，资本账户的开放，一种选择是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另一种选择就是放弃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四)预期因素。理性预期学派(卢卡斯，萨金特等)认为，人们能够充分利用历史信息进行理性分析，作出最优决策。例如在确定房租，资金利率，议定工资，商品价格时，会把充分考虑未来价格波动，把价格订的高一些，以防止因通货膨胀而降低实际收入。而政府由于对信息的反应滞后，加上宏观经济模型的假设没有考虑微观预期因素，政府稳定经济的政策措施会被公众的理性预期所抵消，导致国家对经济干预政策的失效。因此，预期学派认为货币供应量的调控不会引起产出的变化，政府应该采取符合公众预期的货币供应量，让市场自主调节，提倡经济自由。其后，新凯恩斯主义引入工资刚性和价格粘性等因素，认为公众不能根据理性预期做出迅速改变，虽然抵消了部分政策效果，但政策依然部分有效。郭豫媚等(2016)指出，在经济减速背景下，货币政策的扩张效用极其有限，而预期管理通过逆周期引导通货膨胀的普遍预期，能够极大地降低经济波动并使经济更快收敛至稳态，提高社会福利水平。
三、提高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对策
从我国近年来货币政策的效果来看，货币数量的调整对产出的作用和效果逐步降低。如何结合实际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成为本章课程教学探讨的重点内容。(一)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如前所述，现行信贷体制下，国有经济占有大量的信贷资源，而民营经济遭受不公正金融待遇，货币政策不能有效作用于更为活跃的民营实体经济，极大地降低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同时也挫伤了私人资本的积极性。应进一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入竞争性多元化主体，提高国有经济运行效率。同时，引导企业在充分的市场竞争环境下进行项目投融资，真正发挥利率机制对资源配置的作用，提高资金运行效率，防止出现国有资金泛滥、错配与中小微企业筹资难的困境，从而活跃民营经济，提高全社会资金效率。另外，建立完善全社会征信体系，规范企业财务制度和管理制度，提供良好市场经济运行环境，从微观层面降低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进而降低金融风险，提高金融效率。(二)逐步推行利率市场化，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效果。要充分利用利率杠杆进行资源优化配置，其前提条件是利率的市场化，利率能够灵敏反映资金供求状况，引导市场主体进行理性的生产经营活动，作出理性预期的投融资决策。目前，我国利率还未实现市场化，货币政策传导高度依赖于信贷渠道，信贷资金的可得性决定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因此，应逐步扩大商业银行存贷利率的浮动范围，提高利率调整的自主性，鼓励针对融资需求和金融服务的金融创新，丰富经济主体融资模式。推动债券市场、回购市场等直接融资发展，满足各类经济主体多样化的融资需求，引导市场主体根据成本效益等指标进行经营管理决策，降低货币政策对信贷传导渠道的依赖，提高利率传导渠道的效果。在维护金融稳定的前提下，继续稳步推进存款利率和贷款的市场化改革，打破行政性的存贷利息差，利用市场化改革银行盈利模式，发挥利率的定价功能，建立系统性的利率体系，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效果和资金配置效率。(三)优化货币政策目标，提升货币政策调控水平。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绩的同时，货币政策一直肩负着多重的调控目标和任务，经常是多个目标难以兼顾。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结构面临改革和转型，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将面临更复杂的态势。首先，货币政策的目标应重点关注长期目标，保持币值稳定的同时允许自然失业率。其次，短期内应根据不同的经济形势设定阶段性目标，逐步推进资本项目开放、利率市场化、浮动汇率制度等金融改革，以营造稳定的经济发展环境，实现多个调控目标的协调与兼顾，提升货币政策的调控效率和调控水平。再次，逐步增强对汇率等中介指标的应用，在可控条件下推进人民币汇率的双向浮动，以多种方式管理外汇汇率波动，降低外汇占款对央行货币投放的冲销压力，强化汇率渠道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以降低资本账户开放对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影响。(四)重视预期管理，提高货币政策的透明度。由于公众预期将对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在我国货币政策效果不断下降的背景下，应当更加重视预期管理。由于当前我国央行与市场的信息沟通不充分，央行在信息披露方面也存在较大的滞后性，进一步削减了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首先，央行应当进一步明确货币政策调控目标，并公之于众，这将有利于提高货币政策的权威性和可信度，形成稳定的公众预期。其次，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疏通央行与市场的信息传递渠道，通过央行会议纪要、官员讲话、新闻会等形式丰富信息沟通的内容，公布央行对未来经济形势和货币政策走势的判断，尤其要注重对货币政策的实施进行事前沟通和事后解释，让公众明确货币政策的相关操作及其意图，避免市场误读产生错误预期。最后，加强对货币政策的研究，提高货币政策效果的预测能力。
作者:刘开华 单位:长江师范学院
参考文献:
［1］郭豫媚，陈伟泽，陈彦斌．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下降与预期管理研究［J］．经济研究，2016(1):28－41．
［2］汪红驹．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3］孙森，卢紫珺．中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外生性与可控性———基于货币乘数视角［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13(5):51－59．
第8篇：货币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范文
关键词:资本市场;货币政策;资产价格
货币政策实施的最终目的是要保持币值稳定,并促进国民经济的稳定持续增长。不过,目前货币政策关注的是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变化,未能考虑或者说很少考虑资本市场价格特别是股票价格的变化。随着资本市场的深化发展,以及居民持有金融资产数量和结构的变化,资本市场对经济生活的作用越来越大。特别是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金融体系稳定成为各国货币当局十分关注的目标,有关资本市场与货币政策的关系日益引起各国货币当局的关注。
一、货币政策调整对股票市场的影响
1.货币政策的两个常用工具——货币供应量和利率调整都会影响到股票市场。根据资产组合理论,投资者持有货币数量增加,反映了资产组合中安全资产相对于风险资产比例过高,于是增加风险资产投资,导致风险资产价格上升。所以,货币供给量增加,股票价格会上升;另外,资金进入股市的直接动力在于股市相对收益的高低,而股市相对收益和利率水平高低有直接关系。可以说,利率是股票价格的一个敏感指标,中央银行每一次利率调整,甚至投资者对利率走势的预期都极易造成股价的波动。利率变动影响股价的途径:一是利率下调引起储蓄分流,股票市场资金供给增加,股价上升;反之,利率提高,存款收益相对上升,社会各方资金进入股市的意愿会减弱,股价下跌。二是利率变动影响企业生产成本,进而影>，！企业盈利状况,最终影响股票价格。三是利率变动也是一种信息,会影响投资者预期和投资决策过程,进而影响股价。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利率调节缺乏强制性,在经济特别不景气或股市投机过热时,利率水平的调节力度便显弱化。我国有学者研究,利率每次变动前后我国股市都有一定的波动。
2.中央银行资金管理政策的松紧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流入股市的信贷资金的多少,进而影响到股票市场的发展和股票价格的稳定。我国股票市场一直呈资金推动型特征,货币资金进入股票市场的主要渠道是信贷资金、储蓄分流资金和现金方式的社会游资,这其中银行资金的大量进入是一个重要方面,包括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拆入资金和以企业、个人为代表的微观经济主体挪用银行贷款进行股票投资。
3.货币政策还通过“指示器效应”影响股票市场。即货币政策变化影响实体经济,也即影响股票市场的基本面,从而对股票价格形成影响。如央行下调利率意味着经济不景气,投资风险加大,市场预期悲观,从而减弱投资意愿,导致股票价格下降。
4.其他货币政策手段。央行还会通过更加直接的手段“保证金比例”即购买股票资金短缺可透支的比例来调控股市资金量。
二、股票市场发展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1.股票市场发展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影响。目前,大多数国家的货币当局都是将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指标,将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指标需要满足两个前提:一是货币需求函数的相对稳定;二是货币供应量与物价和收入呈比例关系。然而,股票市场的发展和股价的变动使货币需求函数发生变化,使实际货币需求与根据传统的货币需求方程估算结果出现较大的差额,即出现了“失踪的货币”。所以,传统的货币政策框架中仅考虑货币供应量与一般价格水平间的关系,而忽视资本市场的货币需求效应,不能反映整个经济的动态,货币供应量中介指标是否满足可测性、可控性、相关性也因此受到质疑。比如,在相当部分资金被用于满足资本市场需求的情况下,用于保持实体经济发展的货币供给相对偏紧,这样,在原有货币存量基础上,资本市场就成了内生货币供给的一个很大漏出,整个社会用于投资和生产的货币量相对减少,从而会影响实体经济增长目标(如GDP增长率)的实现。
另外,股票市场的发展也会影响到货币流通速度:一是股票市场发展会减慢货币流通速度。即当股票预期收益率上升,大量货币资金滞留于股票市场等待获利机会,货币流通速度会降低;二是根据凯恩斯的流动偏好理论,随着金融资产名义价值的上升,其隐含收益率上升,货币收益率相对较低,公众更愿持有现金和活期存款,以备将来再买入股票,因而流动性偏好有所上升,所以股票价格的上升,导致货币流动性有所增强。因此,根据货币需求模型,货币供应量会相应变化。
2.股票市场发展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随着股票市场的不断发展,股票价格已成为货币政策的一条重要传导渠道。货币政策的资本市场传导渠道主要有托宾的q理论、财富效应、非对称信息效应、流动性效应、预期效应等。理论研究表明,股票市场发展引起股票价格上升,通过上述几种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能带动投资和消费增加,进而促进国民收入增长。一般而言,股票属于一种奢侈品,其需求收入弹性大于1,所以国民收入增长会使股票需求以更大的幅度增加,带动股价进一步上涨,股价上涨又通过上述传导渠道,促进国民收入进一步增加,因而在资本市场、货币政策传导和实体经济发展间存在一种“自我加强”的效应。
但是,也要注意到股票市场加入传导体系使得信用创造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实现,银行信贷需求管理难度加大,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量的监控和调控更加困难,造成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如股票质押贷款的开办可能使股票市场成为商业银行信用创造的场所,而一旦股价暴跌,信用链断裂,容易形成信用危机。所以,股票市场的发展使得货币政策的传导链更加复杂,一定程度上加大了中央银行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难度。
3.股票市场发展对货币政策工具的影响。资本市场的迅速发展带来金融运行机制的变化以及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互动性的增强,货币政策目标和操作体系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法定准备金制度和再贴现机制的调控作用下降,公开市场操作成为最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
三、相关政策建议
(一)完善我国股市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作用
股票市场与货币政策互动关系的理论分析告诉我们,央行货币政策为了实现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目标,股票市场是其政策操作效果得以实现的重要传导途径。因此,要提高货币政策传导的效率,必须使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的传导机制通畅,这需要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股票市场的同时完善。
1.重视股票价格在货币政策体系中的作用
首先,从世界性的金融变革来看,金融资产价格客观上已逐渐成为影响一国宏观经济运行
的重要经济变量。对于股市而言,股价一方面可对GDP产生促进作用,但另一方面股价的巨幅波动又会对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运行带来极大破坏,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典型性事件。其次,我们必须明白股价在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最后,股价中包含了利率、货币供应量、通胀以及产出等各类经济信息,这意味着货币当局利用股票价格来对货币政策措施进行调整具有可行性。
2.完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加快利率体系市场化改革
目前,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主要是关注传统的货币供应量。自1998年我国改革货币调控机制以来,以货币总量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框架在我国的反经济周期和稳定物价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稳健的货币政策使我国基本实现了“保持物价稳定,促进经济增长”的最终目标,我国的实践检验与弗里德曼的理论推导基本一致。但随着金融改革的深化,股票市场与货币政策联动的增加,国内经济环境变得复杂,再把货币供应量作为单一的中介目标是不可行的,我们有必要吸取凯恩斯学派把利率作为中介目标的思路,增加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数量,提高货币政策的调控效率。但是,基于凯恩斯学派的理论基础,利率必须是敏感的,对于这一要求,目前国内的金融市场无法满足,因此,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是重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体系的重点。利率体系的市场化改革至少要做以下四方面工作:一是加快国内存贷款利率的市场化改革;二是完善公开市场操作和再贴现与再贷款机制,以建立起中央银行引导货币市场利率变动的机制;三是进一步改革中国的存款准备金制度;四是进一步完善短期利率与长期利率联动的机制,充分发挥央行货币政策操作目标利率在整个利率体系中的基准利率作用。
3.继续推进中国股市改革,提高中国股市有效性
目前,中国股市在发挥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作用中的重要不足之处就是该市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显着以及财富效应弱。这就要求提高股市的有效性,具体而言就是要改善我国股市的资源配置效率,使股票价格能够反映其内在价值。一是要改善国内投资者结构,增加机构投资者比重,培养价值投资理念。价值投资理念的树立不是来源于理论,而是来源于股市实践。当投资者认为股价确定围绕价值区间合理波动时,价值投资氛围会自然形成。二是要规范上市公司行为。由于普通投资者没有能力了解所投资上市公司的真实成长潜力,加之国内上市公司问题不断,他们为了规避市场风险,选择短期炒作行为也是一种有效方法。所以,上市公司行为规范程度的提高对理性投资氛围的形成是很有帮助的。三是要健全市场信息传递功能。一方面我们要从数量和质量上规范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另一方面我们要加快市场中介机构的建设。总的来说,股价作为股市传导货币政策的重要一环,只有提高了股价的有效性,上市公司才会对其公司的市场价值给予十分重视,并以此为价值准绳调整自己的投资行为,从而得以增加股市与实体经济的相关性。同样对于投资者而言,有效市场有利于投资者形成理性的市场预期,从而形成有效的消费预期,这对发挥股市的财富效应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加强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联系
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关系是一种既竞争又互补的关系,两者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联系。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良性互动发展,是金融业有效运行的市场基础,是现代金融体系的内在要求。从1999年下半年以来, 一批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获准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以及2000年2 月之后证券公司股票质押贷款的开办,我国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之间的互动性得以增强。今后,我国要在加强金融中介风险管理、提高金融监管水平的基础上“开明流,堵暗渠”,进一步沟通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联系。
1.鼓励和引导银行信贷资金通过合法途径流入资本市场,同时,让符合条件的商业银行到资本市场筹集资金,形成真实的利率价格信号, 实现商业银行与资本市场的协同发展,提升金融体系合理配置资源的功能。
2.允许更多的证券公司进入拆借市场融资,从而提高资本市场的流动性,有效避免市场风险。
3.优化银行资产结构,开展个人质押贷款,进一步加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联系。
4.建立以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相联系的统计框架。现在的货币供应量层次已经不能如实反映货币供给的变化,因此重建此框架是十分必要的。
(三)提高金融协作监管水平
在我国金融业混业经营没有实质性进展的情况下,维持现行分业监管的金融监管架构不变、进一步强化中国人民银行的监管职能是必要的。
1.进一步完善制度建设。随着金融业改革的深入,我们需要借鉴国际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加强制度建设,在完善金融监管体制、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方面,探讨对金融业跨行业经营的有效监管制度,提高监管能力,既要防止出现监管真空,又要减少重复监管,确保金融业稳定健康发展。
2.支持和鼓励金融创新,提升金融业竞争力。借鉴国际上金融业综合经营发展的经验,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监管机构要继续支持和鼓励金融机构创新,包括产品的创新、技术的创新和制度的创新等,并积极探索有效的渠道和方式,推动整个中国金融业科学发展。
3.证监会要考虑对资本市场的企业监管到位,对股民和资本市场负责,站在公正、公开、平等的角度处理。同时要努力保证实现上市公司信息的透明化。
总之,在疏导和加强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联系的同时,各金融监管部门必须加强彼此的协调合作,建立监管协调、信息共享的协作监管制度,增强监管合力,提高监管效率,努力实现我国货币政策与股票市场的良性互动。
参考文献:
[1]钱小安.资产价格变化对货币政策的影响[J].经济研究,1998,(1).
第9篇：货币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范文
关键词：资本市场；货币政策；货币供应量
中图分类号：F83文献标识码：A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逐步完善并具有了一定的规模，使得资本市场对经济增长和其他经济变量的作用更加突出。资本市场已经成为货币政策的重要传导渠道，资金流动已经由原来的银行部门与实体经济部门之间扩大到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部门三者之间，这也给货币政策的传导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于货币当局来说，应尽快调整货币政策使其适应资本市场的发展，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促进经济与金融持续、稳定发展。
一、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指中央银行根据货币政策最终目标，运用货币政策工具，通过金融机构的经营活动和金融市场传导到企业和居民，对其投资和消费等产生影响的过程。货币政策有四种传导渠道，分别是利率传导渠道、汇率传导渠道、金融资产传导渠道和信贷传导渠道。
（一）利率传导渠道。即通过货币供给的变化来影响价格预期，从而影响通胀预期，再影响实际利率水平，进而影响总投资，最终导致经济增长的变化。
（二）汇率传导渠道。即改变货币供给量，导致利率发生变化，进而改变汇率影响净出口。
（三）金融资产价格传导渠道。主要指托宾q理论。托宾定义的q，即企业的市场价值（一般是指它的股票价值）除以其资本的重置成本所得到的值。托宾q效应的传导原理是当货币供应量M上升时，利率下降，股票价格上升，更高的股票价格导致更高的q，这样就会催生更高的投资支出，进而推动经济增长，反之亦然。
以上三种渠道的形成需以资本市场的生成和发育为基础。在货币传导机制中，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影响公众对于货币与证券这两种资产的组合。有效的货币渠道是与资本市场的有效性相关的，这就要求资本市场有相应的广度与深度，既要有丰富的证券品种，又要有范围不受限制、具备丰富金融经验的资本市场投资者。
（四）信贷渠道。主要指信贷配给和资产负债表传导渠道，包括两种主要形式：一是银行信贷渠道的传导过程可以描述为扩张性货币政策将增加银行储备和银行存款，增加银行可供贷款的数量，进而实际贷款数量的上升，从而使总需求和总产出增加；二是资产负债渠道，也称作净资产渠道或广义信用渠道，它是通过企业净值的变化产生作用的，在这种渠道下，货币政策通过影响借款人的授信能力达到放大货币政策影响力的作用。由于借款人只有凭流动资产或可抵押品才能获得银行信用，借款人的资产负债表质量越差，意味着其现金流量越小，偿还能力越差，要想获得银行贷款就越困难，因此不得不减少投资，进而产出下降；反之，资产负债表质量越好的企业越容易获得银行贷款，可以轻松扩大投资，增加产出。
与前三种渠道相类似，信贷渠道的形成要得到资本市场的支持。信贷渠道的两种途径是要通过影响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这两个最大的资本市场子市场来完成货币政策的传导。这就要求资本市场要有有效的运作机制，货币政策在资本市场中的传导必须要有效。
二、资本市场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
我国的货币政策主要是以货币供应量为中间目标调控实体经济。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与完善，资本市场中资产价格的变动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愈来愈明显；同时，改变了货币政策传导的中介场所。
（一）资本市场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
1、资本市场对货币供给量的总体影响。首先，债券市场是我国资本市场中具有一定规模的子市场，债券市场又以国债为主，我国国债的发行对象主要是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大量认购国债使得货币供给量快速扩张。我国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金持有量一直较高，其用于购买国债的资金来源于未用于信贷支出的超额准备金。大量的国债购买使相应数额的货币间接地投入到实体经济中，使之成为发放贷款以外又一条重要的货币供给途径。其次，股票发行对货币供给量产生紧缩压力。在一级市场采用网上定价发行公司股票，会使大量申购资金在股票发行前被冻结；同时，股票发行会引起银行大量向外拆出资金。这两方面使得银行流动资金出现临时性的短缺，货币市场中供给不足引发市场利率波动。当银行无法及时补充流动性时，信贷投放将受到抑制，进而对货币供给产生紧缩压力。
2、资本市场对各层次货币供给量的不同影响。资本市场中的证券总体价格涨落会引起M0、M1和M2的变动。一种途径是替代效应，即当证券价格不断上涨引起证券收益率提高时，人们趋向于减少货币的持有量，更多的持有收益率高的证券，从而使资金从货币市场转向资本市场，导致货币供给增长率下降。这种影响机制称为货币与资产的替代效应，引起各层次货币量的反向变动；另一种途径是转换效应。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理论将居民的货币需求分为交易性需求、预防性需求和投机性需求。当证券市场价格上涨时，购买证券的收益率提高，居民的投机性货币需求上升，愿意持有更多流动性强的货币形式，如现金、活期储蓄等，以便进行证券投资。这一影响过程可称为转换效应，引起M2下降而M0和M1上升。两种效应的叠加导致各层次货币供给量的不同变化。
（二）资本市场改变了货币政策传导的中介场所。随着我国资本市场初具规模，货币供给的流向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商品市场，资本市场对资金的分流作用越来越明显。1999年8月20日和10月12日，中国人民银行先后下发了《证券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管理规定》和《基金管理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管理规定》，使得银行资金可以合法地通过同业拆借和债券回购进入资本市场。且在同业拆借市场中，交易量又是以二级网络为主，部分存差地区的资金市场每年经营的拆借业务中80%是向外地拆出的，拆借资金不可避免地通过各种渠道进入资本市场。另一方面，部分银行贷款也流向股票市场。在股票市场处于牛市时，证券投资的收益率很高，高回报使得各个能得到银行贷款的经济主体将所贷得的款项转入股票市场。有学者对金融机构贷款变动额与证券公司客户保证金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其结果显示，两组数据的相关系数为0.78，呈现较强的正相关关系，说明一部分贷款流向股市扩大了股市的资金量。
三、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措施
资本市场的发展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产生越来越大的作用，那么改善资本市场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就成为亟待解决的一项重大课题。
（一）增强资本市场的市场性。我国证券市场现在还处于不成熟阶段，证券市场走势过度依赖政府的行为，这使得投资者在进行投资时过多地关注政府政策的变化，而非整体经济状况及企业经营效益。这样的结果使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无法发挥其效果，也破坏了各个市场间的平衡。而在发达的资本市场中，资本市场通常要比银行的贷款和存款利率更快、更灵活地对货币政策的变动做出反应。因为投资者的资产组合包含股票和国债、短期票据，央行利率政策的变动能迅速通过证券市场传导扩散，使得借款人和贷款人对央行的短期货币市场利率变动所做出的反应敏感度增加，从而能在相当程度上决定银行存贷款利率对货币政策行动的调整幅度与速度。所以，政府对证券市场的影响与控制是对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害，只有弱化证券市场的政策性影响、强化其运作的市场性，使资本市场的价格合理地反映基本经济因素，包括货币政策的变化，这样形成的价格信号才不会扭曲，才能实现货币传导中的资源有效配置。
（二）货币政策的操作应关注资产价格。资产价格作为一个经济变量，包含着丰富的经济信息，如股票价格中包含了利率、货币供给量及产出、通货膨胀等信息，股价变化还反映了公司未来盈利增长的预期，而盈利增长与产出增长密不可分，所以股票市场被称为“国民经济的晴雨表”。另外，资产价格财富效应具有非对称性特点，即资产价格下跌导致的财富效应与资产价格上涨所导致的财富效应是完全不同的。股市、房市下跌时的边际财富效应是递增的。资产价格所产生的“泡沫”一旦快速破灭，将会对宏观经济产生很大的冲击。1929年美国经济大危机，1992年日本泡沫经济破裂以及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重要的原因就是央行未能充分关注被高估的股票等资产价格，并对之做出及时反应。所以，我国央行应逐步把金融资产价格作为货币政策制定的重要参考指标和信息变量，关注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和金融资产价格的变动，维护我国金融稳定，并借助资本市场这一传导渠道影响实体经济，运用市场化手段对资本市场进行间接调控，使资本市场的资金量、价格水平与流通中的货币量达到适度均衡的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