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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宣传方案精选(九篇)

媒体宣传方案

第1篇:媒体宣传方案范文

时间:2020年1月13日 北京时间9:00前全部到位

地点:***

现场指挥:***、小*、艾**

工作提示:1、着正装; 2、对讲机:提前充电,会场安装耳机使用;3、摄像机(照相机):提前充电,调试设备,准备好卡带;4、三脚架:提前检查,选好机位;5、司机检查好车辆;6、打印好采访提示,会前交付给采访对象。

一、 采访组:

组长:小*

副组长:赵**、永**(安排好采访力量,做好现场协调确保采访环节顺畅)

1、马*、考**:县直机关同期(住建、教育、文旅、卫健委、农业农村局、社保局)

2、吴**、阿*:乡镇党委书记同期(爱新色里镇、堆齐乡、种羊场、孙扎齐镇、察布查尔镇)

3、马**、阿**:乡镇党委书记同期(纳达齐乡、扎库齐乡、海努克乡、扎格斯台镇、琼布拉镇、)

4、文**、郭**:乡镇党委书记同期(米粮泉、良繁场)会前出镜

5、永**、麦**:人大代表县医院郭**、政协委员教育局关**、全国民族团结先进个人***老师、全国优秀教师***、全国文明家庭***。

6、张**、居**:主笔写新闻稿件;老干部代表王**老师、

7、永**、古**:第一书记:(查干布拉克村访惠聚第一书记宋**、阔洪齐乡杨村第一书记)

任务:完成通稿采写任务,提前与采访对象沟通,确保现场同期声海采顺畅,抖音短视频拍摄与制作,后续新闻报道。

二、摄制组

组长:艾**

成员:阿**、阿**、文**

任务:提前安装调试设备、做好现场录制和后期剪辑工作。

三、 新媒体

组长:郑**

成员:努**

任务:负责新媒体采写、拍照等工作。

四、 播出部

组长:富**

成员:吴**、佟**

任务:播出设备安全检查,安全播出、会前播放自治县成就宣传片、大会盛况、庆祝标语

五、 发射中心

组长:艾**

副组长:杨**

成员:发射中心全体人员

任务:设备安全检查,电源保障,安全播出

六、 后勤保障

组长:杨**

副组长:佟**

第2篇:媒体宣传方案范文

关键词:全媒体;“档案”栏目;档案宣传;新思路

随着网络媒体、手机媒体的兴起,电信网、广播电视网和互联网三网融合的推进,广电行业迎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全媒体时代。进入新世纪十多年来,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传播手段层出不穷,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日益融合互通,“全媒体”(omnimedia)的概念尽管没有获得学术界的共识,却在传播领域的实践中日复一日丰富发展着其内涵。所谓“全媒体”,是指一种新的媒介传播形态,该传播形态的主要特点是:充分利用网络技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成果,在一个平台(如网站平台或3G移动终端内容平台)向受众集中展示各种不同表现形式的内容,如文、图、音频、视频、三维动画等,并能实现实时多向互动,满足各种传输渠道与载体的传播。[1]“全媒体”的“全”,不仅“全”在其包括报纸、杂志、广播、电视、音像、网络等各类传播工具,以及涵盖视、听、形象、触觉等人们接受资讯的全部感官,而且,针对受众的不同需求,选择最适合的媒体形式和渠道,深度融合,实现对受众的全面覆盖及最佳传播效果。

伴随着“全媒体”时代的到来,BTV及时推出了“档案”栏目,成功走出了提升档案宣传能力的“全媒体”新路径。“档案”栏目通过对众多档案资料的深度挖掘整理,采取案件和事件深度回放的形式,结合百姓关心、关注的社会热点,旨在告诉观众一个又一个惊心动魄的事件和传奇背后的真实故事。“档案”栏目采用全媒体的宣传手法,综合运用幻灯机、16毫米放映机、录音播放机等多种器械,将众多档案信息以文、图、视频、音频、历史器物等多种方式加以展现,并在栏目中设置了一个又一个的悬念,其全媒体的传播形式及内含的悬念与疑问成为整个节目最大的卖点。

BTV“档案”栏目自2009年开播以来,收视率持续上升,居同类栏目前列,并在社会上引起了一股关注档案、揭秘事件真相的狂热之风,为“全媒体”时代档案宣传工作树立了典范。总结其成功的经验与启示,必将使档案宣传工作受益无穷。

1 利用多种媒体互组,实现档案立体化宣传

BTV“档案”栏目不仅将档案宣讲拉进演播室,更重要的是其实现了与其他传媒形式的互组融合,走出了“全媒体”传播之路。我们不仅可以通过电视观看跌宕起伏的栏目直播,而且,可以通过网络微博实现实时留言互动,还可以事后阅读相关报纸、杂志,登录网站观看重播,以及收听相应的广播,等等。栏目的演播也是别出心裁,主持人石凉不是像历史讲述类节目主持人那样正襟危坐,静静地讲述,而是在1000平方米的摄影棚内走来走去、边走边讲。不仅如此,查文献、翻档案、放录音、操纵老旧放映机等“活儿”也全包了。

笔者认为,BTV“档案”栏目这一全新有效的传播形式可以为档案宣传工作所借鉴,走出档案宣传工作的“全媒体”立体化宣传之路。一方面,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档案内容愈来愈丰富,档案种类亦愈来愈繁杂。“按照记录信息方式的不同,可将档案分为文字档案、图示档案、声像档案、数字档案等不同形式。”[2]在档案宣传工作中,要注意对这些不同形式的档案信息加以立体化利用,使受众对所宣传的档案信息有一个全方位、立体化的了解。另一方面,要注意多种媒体形式的互组。综合利用电视、网络、广播、报纸、杂志等多种媒体灵活化宣传。要注意针对不同的用户需要选择最佳的宣传形式。例如,针对盲人用户群体应采用广播宣传为主,针对广大青少年网民应主要采取网络宣传形式。“全媒体”时代档案宣传工作应当提供超细分的灵活化、综合化宣传服务,实现对受众的全面覆盖及最佳宣传效果。

2 紧密结合当下时事,充分利用“余光策略”

“余光策略”指通过举办借助社会公共事件影响力的活动,进而达到借其与社会热点事件的关联性吸引公众眼角的余光,达到理想的宣传效果。[3]BTV“档案”栏目虽然并未将“余光策略”付诸实践,但其每档栏目都与当下时事紧密结合的举措却与“余光策略”有着异曲同工之妙。BTV“档案”栏目将百姓关心、关注的热点问题作为其节目选题的目光指向,更融合了国外最新传奇探索节目和国内栏目形式,以前所未有的视觉冲击力和“新、奇、特”角度探索世界,找寻那曾经的真实所在和鲜为人知的事实真相。[4]在节目制作过程中,这一宗旨得到了很好的践行。例如,针对“‘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这一社会热点,“档案”栏目及时推出了“‘辛亥革命’之风起云涌”、“‘辛亥革命’之保路运动”、“‘辛亥革命’之武昌起义”直至“孙中山最后的岁月揭秘”等8档“辛亥革命”系列节目,均引起了观众的重大反响;再比如,针对“卡扎菲下台”这一国际热点问题,该栏目及时推出了一档“沙漠狂人卡扎菲落幕”的节目,结合卡扎菲的一些私人档案,解密了卡扎菲这一传奇人物不同寻常的一生。可见,及时结合时事热点是“档案”栏目取得如此成功的一大宝贵经验。

“全媒体”时代,人们对社会热点信息更加敏感,档案宣传工作大可利用BTV“档案”栏目的这一成功经验,结合当下时事热点,并充分利用“余光策略”,以达到更好的宣传效果。档案工作者要积极关注社会热点,开动脑筋积极寻找可以借之宣传档案的有利契机。例如,在2010年“世博会”期间,上海市档案局(馆)借助这一社会热点,举办了一系列有关历届“世博”档案实物、图片、图标等的陈列与展览,进行相应的宣讲教育活动,收到很好的社会成效。此外,档案工作者还应当注意加强对宣传效果的强化。档案宣传借助社会热点就已经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倘若再能对效果加以强化,那更是“锦上添花”。档案工作者应当进一步采取“全媒体”的宣传方法对之前的宣传活动加以报道宣传,增加档案宣传活动在社会公众面前的曝光率,从而取得更佳的宣传效果。

3 灵活借用“视链技术”,推动档案宣传新发展

“视链”功能是由奇艺网最近首先推出的,据奇艺网相关负责人介绍,所谓“视链”功能,是通过对影视剧中人物的注释,并链接至有关的信息介绍页面,为用户提供更立体化的观看体验。“视链技术”不应仅局限于对人物的注视及链接,各种商品、信息、广告等的注释及链接都应当算作这一技术。笔者认为,“视链技术”就相当于附带超链接的植入性广告,其宣传作用十分显著。可以想象,当我们正饶有兴趣地看着视频或网页上某一产品时,其相关的信息或链接应时而现,我们很容易情不自禁地点击进入,就在这不经意间,其宣传意图就很好地奏效了。

档案工作者应当灵活借鉴“视链技术”,并灵活加以运用,以推动档案宣传工作更上一层楼。“全媒体”时代,网民数量急剧增加。2010年3月,根据CR-Nielsen网络流量测评系统CR-Netratings的数据显示,2009年全年,中国互联网访问者的网站总访问次数累计超过3970亿次,总停留时间则超过3476亿小时。如果按中国网民3.84亿的数量核算(CNNIC2009年年底),中国网民在2009年花在TOP1000网站上的时间为人均124小时。[5]档案工作者如能灵活运用“视链技术”,在广大网民上网时,有效地植入几次档案宣传广告再附带上其链接,相信其宣传效果定能彰显。全媒体时代,档案部门应当更加注重及时建立档案网站、档案信息与其他媒体信息的超链接,在受众上网遇到某些信息不明确或不了解时,可以及时调出相关档案信息为其解惑,相信定能增强大家的档案意识。

4 挖掘档案宣传潜力,保障档案内容高质量

“全媒体”时代,信息传播渠道更加多样,手段更加复杂,容易造成宣传内容的有形无实,因此,切实保障宣传信息高质量与多形式并举就显得尤为重要。BTV“档案”栏目不仅重视采用“全媒体式”的传播手法,更加注重保障其宣传内容的高质量。其通过对众多档案资料的综合整理、有机重组,将相关人物、相关事件有机串联,形成一个个情节曲折、跌宕起伏的小故事,并在其中加入大量疑问与悬念,深度挖掘出了档案的宣传报道潜力,对广大观众形成了巨大的吸引力,宣传效果十分显著。

“全媒体”时代的档案宣传工作在注重宣传形式的同时,更应当重视档案宣传的内容,做到宣传内容的“真”、“独”、“全”、“新”。档案内容所反映的信息与历史真实并不一定完全相符,档案工作者在进行档案宣传时,要注重对档案内容的鉴辨,不可盲目宣传,更不可夸张造假,此即宣传内容的“真”。档案工作者还应当注意运用独特的视角,对档案资源进行深度挖掘,敢于寻找不同事件、人物之间的联系,注重挖掘档案资料深藏的隐秘信息,从而获得独家的宣传内容,此即宣传内容的“独”。在采取独特视角审视档案资料的同时,还应当注意视角的全面。不可为求内容的独特而断章取义,以偏赅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应当注意对档案资料宏观整体把握,从而获得全面正确的认识,此即档案宣传内容的“全”。待宣传内容确定后,可对内容的结构等进行新的排版,例如,可采取“倒叙”、“插叙”等新颖的宣传结构,以达到增强吸引力的效果,此即宣传内容的“新”。做到了宣传内容的“真”、“独”、“全”、“新”,也就做到了档案宣传内容的高质量。新颖高质量的档案宣传内容,配合“全媒体化”的档案宣传途径,以及紧密结合时事热点的档案宣传背景,必将形成良好的档案宣传效果。

随着社会进入“全媒体”时代,信息传播渠道更加多样化。BTV“档案”栏目则充分利用“全媒体”时代带来的宣传技术的革新,挖掘档案宣传的舆论潜力,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总结其经验,我们可以得出“全媒体”时代档案宣传新公式(即宣传新思路):“‘真’、‘独’、‘全’、‘新’的档案宣传内容+‘全媒体化’的档案宣传途径(包括视链技术的应用)+以社会热点时事为依托的档案宣传背景=良好的档案宣传效果。”

注:本文为山东大学重点教改项目“档案管理专业教学内容改革与实践相结合的模式建设”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张捷.提升报业传播能力的全媒体路径[J].传媒,2011(12):54~57.

[2]朱玉媛.档案学基础[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19~21.

[3]王婷婷.略谈“余光策略”在档案宣传工作中的应用[J].档案与建设,2011(05):7~9.

[4]北京电视台官方网[EB/OL].[2011-12-31].space.省略/article/ARTI1262095256967326.

第3篇:媒体宣传方案范文

前言

档案对于我们来说不是一个陌生的词,每一个人从出生开始就拥有属于自己的一份档案,每一个建设项目就拥有自己的工程档案,财务工作有财务档案,政府机关也有自己的工作档案,同时还有行政事业单位的人事档案、事业建设发展档案等等。但是档案很多时候给我们的印象也仅限于机关单位或人事调动的文书,似乎档案离我们的实际生活和工作学习距离很远。但是档案的涵盖范围以及利用价值却远远不止于此,档案宣传工作也比我们所想象的更为重要。

一、档案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分析

档案所涵盖的范围包含各行各业以及社会经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其他政治、教育、文化、科技等方方面面,所谓档案宣传工作就是提升社会大众及相关企事业单位在档案使用方面的主动性与正确性,有效利用档案能够大大提升建设速度、学习过往经验、提升工作效率、避免历史错误等。而档案机关随着社会经济文化建设力度的不断加大,其档案拥有量也逐渐递增,但目前在档案宣传工作方面却还是显得力度不足、利用率不足,从而让我们面临着一方面信息丰富、利用价值巨大的档案藏量在不断增加,但是另一方面却是无法有效利用、白白浪费了有价值信息的现实,所以必须在档案宣传工作方面加大研究与实践力度。

二、档案宣传工作现状

档案宣传及有效利用的工作开展多年,所取得的成绩也有目共睹,但是就现实情况来看,仍然存在着许多不足。首先在具体工作人员的素质方面就存在许多欠缺,素质偏低、实践能力弱、不具备更为专业的理论知识和思想意识,甚至有些单位还视宣传岗位为闲职将其作为福利待遇进行发放。此外在宣传渠道及宣传力度方面也比较弱,目前专门的档案类刊物数量少、发行量少同时其稿件质量也良莠不齐,无法形成强有力的宣传攻势,在新媒体范畴内也很少涉足,从而与年青一代的潜在档案使用群体无法取得有效接触,制约了档案利用效率的提升。最后在档案单位内部也对档案宣传不够重视,部门间互不联系各自为政的情况屡见不鲜,档案宣传工作的具体质量高低与否也为进行量化的评定,无法有效促进工作人员的工作主动性与自觉性。总之,这些问题如果无法得到有效解决,对于档案宣传工作来说将会是很大的制约。

三、提升档案宣传工作力度的措施

前文提到当前档案宣传工作存在着的一些问题,从而大大制约了档案有效利用,制约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有效建设与发展,所以我们必须针对这些问题进行有的放矢的研究分析,找到改革措施与提升方法。

(一)加强档案宣传管理队伍素质建设

宣传工作想要切实提升具体质量和效率就离不开一支优秀的素质过硬的工作队伍,当前我国档案宣传工作力度不足也往往在于具体工作人员素质偏低,无法胜任具体工作要求所致,因此我们在队伍素质建设方面应该加大工作力度。首先必须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将不合格工作人员从队伍当中清除出去,严厉杜绝任人唯亲甚至将档案宣传工作职务当做单位福利进行发放,必须严肃对待档案宣传工作。其次要结合档案宣传的具体内容加大培训力度和业务考核力度,同时为了进一步提升档案宣传工作的规范化、科学化与精确化,相关单位在人员培养方面还可以考虑与高校加强联系合作,将档案宣传人员的培养推向订单式输送的专业化方向,一方面能够为单位培养更为精准的专业化人才,另一方面也能够有效提升高校在人才培养上的质量和效率,从而拉动高校人才培养的总体质量,推动教育行业进一步提升,可谓一举两得。

(二)加强与媒体合作力度

现代社会的宣传工作想要加强力度和深度就必须积极的与媒体进行合作。现在意义的媒体主要包括了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两方面。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占据宣传阵地的主要是传统媒体,传统媒体的类型主要是广播、电视、报刊杂志等。新媒体则主要是指网络形式,如网站、聊天室以及各种社交网络平台等。目前来说在档案宣传的力度和广度方面仍然是传统媒体比新媒体更强,因为关注档案问题及档案利用的多为企事业单位,她们往往会通过比较传统的渠道进行信息收集,所以重视传统媒体能够有效吸引到有档案信息现实需求的社会群体,具体方法有很多种,如增加专门刊物的发行、提高专类文稿的质量、在电视、广播、报刊杂志等开辟专门的档案宣传及相关内容的新栏目等,从而方便宣传工作持续开展。在传统媒体阵地逐渐巩固加强的同时,新媒体也是不容忽视的蓝海,信息化高速发展的社会,人们也越来越习惯与从网络平台寻找信息,尤其是具有创新思维和自主能力强的年轻一代人才,她们在发展壮大自己事业的过程中也渴望更多有价值的资源与信息能够利用,所以增大宣传内容的网络投放力度也非常重要。

(三)加强档案单位内部改革

档案宣传工作是档案单位各项工作的其中一项,但是加强档案宣传如果只依靠某个部门和几个工作人员将无法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档案宣传应该是群策群力,上下一心,通过单位的各项工作来体现档案的重要以及档案价值的博大,所以建立以档案宣传为重点的内部文化并加强以档案宣传工作成绩为核心绩效考核体系建设,从文化、职业素养和制度规范等各个方面提升工作人员在档案宣传方面的主动性与自觉性,才能够营造出更好的宣传氛围,为档案使用者提供更好的服务,从而进入一个良性循环的科学轨道。

第4篇:媒体宣传方案范文

一、我国档案宣传日活动概况调研

随着档案宣传日的设立,人们开始关注档案,然而对于公众而言,档案馆的形象仍然很模糊,经常与图书馆、博物馆混淆。档案馆仍然被认为是“只提供内部人员使用”、“普通人难以进入”、“只有历史学家感兴趣的地方”。通过档案宣传日活动我们可以:1、提高公众对于档案、档案工作的重要性认识。2、使决策制定者认识到档案的重要性,充分利用档案,使决策更加合理、准确。3、提升公众保存档案的意识。4、提升档案馆的形象,拉近档案与公众的距离等等。

纵观各省档案局(馆)国际档案日的宣传活动,在坚持国家档案局统一主题的前提下而又各具特色。一是举办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档案展览,开展档案馆公众开放日,各类主题鲜明的特色档案展览,拉近了档案与公众的距离,让公众了解到最真实的历史,使档案的历史文化传承功能得以实现;各类档案馆免费向公众开放,传播了档案知识,使公众对档案、档案工作有了新的认识。二是举办各类档案知识的讲座、知识竞赛。档案专业知识讲座不仅可以提升档案工作者的业务水平,还可以起到档案文化传播的作用;档案法律法规知识竞赛的开展推进了依法治档工作的完善,在依法治国的总体框架下,不断提升档案管理水平,提升档案管理效率。三是利用各类媒体进行档案宣传活动。Web2.0时代的到来,更加注重用户和信息者、用户与用户之间的交互性。各类档案微信公众平台、微电影、在线访谈等可以增进档案工作与公众的互动,了解公众档案方面的需求,传播档案文化。

二、我国档案宣传日活动分析

1.从活动内容看

各省档案馆(局)的宣传活动内容有以下特点:

(1)受众范围广泛

宣传活动的受众不仅包括普通公众,还包括档案工作者、档案专业人员。对于普通大众,通过档案展览、档案馆公众开放日等,可以直观的感受档案,了解档案;对于档案工作者、档案专业人员,可以开展档案知识讲座、知识竞赛等。例如云南省档案局(馆)举办了《宏图高原的记忆――档案中的云南历史》、《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战》展览,四川省档案局(馆)在四川大学举行全省高校档案业务知识PK竞赛,来自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西南财经大学等全省40余所高校的1500余名档案工作者参赛,北京市档案局开放特藏库展示馆藏珍贵档案,档案修裱展示与体验,老照片修复等。

(2)活动内容呈现地域特色

各省档案局(馆)将档案宣传日活动与自身特点相结合,打造出具有地方特色的档案宣传活动。具有地域特色的档案宣传活动,更能拉近档案与公众的距离。例如黑龙江省档案局(馆)举办《黑龙江历史记忆》展览,广西省档案局(馆)举办的《红色广西――八桂革命斗争档案资料展》《关怀鼓舞――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广西图片展》等展览。

(3)发挥档案的文化教育作用

档案作为社会活动的原始记录,是最真实的历史记录。用档案叙说历史,使大众对历史的概念不仅仅停留在文字上,能够让参观者有身临其境之感,充分挖掘档案的历史文化价值,发挥档案的社会教育功能。例如湖南省档案局(馆)举办了“6・9国际档案日”宣传活动暨《湖南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档案展》。

2.从活动方式上看

各省档案局(馆)的活动方式多种多样,从档案展览、传统媒体的广播、电视、报纸到微博微信等新兴媒体,体现了档案宣传活动的与时俱进。

(1)档案展览

档案展览具有直观性、系统性的特点,并且摒弃了以往的“说教式”的宣传形式,增加了与参观者的互动,扩大了档案工作的认知水平,提升档案意识和档案影响力。例如,根据国家档案局的要求,2015年6月9日,贵州省档案局(馆)与贵州民族大学在校园内联合开展以“档案――与你相伴为主题的“国际档案日”宣传咨询活动。活动通过“贵州省档案馆馆藏档案精品展”和“贵州民族大学历史沿革”两个主题展览,向师生们展示了贵州省档案馆馆藏明代以来的精品档案和贵州民族大学档案馆馆藏建校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珍贵的图片档案,让广大师生对贵州省情、民大校史有了更加全面深刻的认识。

(2)传统媒体

媒体是现代社会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媒体的时效性强,受众范围广,能够把握宣传时机,在更大的范围内达到宣传效果。例如河南省档案局(馆)通过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对档案宣传日活动进行连续报道,重点宣传近年来全市档案工作取得的成就以及各单位开展“国际档案日”集中宣传活动情况。

(3)新媒体――微信、微博

移动互联时代的到来,为档案宣传活动提供了新的平台,移动媒体的的信息传播速度快,即时性强,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关注档案、关注档案工作,尤其是可以扩大档案在青少年中的影响。移动媒体有信息分享、信息互动的功能,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档案的传播者,信息者也可以和公众即时互动,了解公众对信息的反馈,了解公众对档案的需求,以便更好地进行档案宣传工作。例如福建省档案局(馆)第三届档案宣传活动开幕仪式上举行了“福建档案”微信公众号启用仪式;与福建新闻频道、海峡都市报、腾讯大闽网等举行“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合作伙伴”揭牌仪式,与福建新闻频道举行“抗战系列报道”开机仪式,还在中国福建政府门户网站开展“在线访谈”活动,就全省档案部门举办6・9国际档案日系列活动,档案工作服务大局、服务民生等内容与网民进行在线交流。

3.从活动主体看

(1)档案机构及其工作者

档案机构和档案工作者作为档案宣传的主体,从最专业、最权威的角度解读档案,通过系统的呈现档案,使公众加深对档案、档案工作的了解,从而扩大档案的影响范围,提升整个社会的档案意识水平。主题鲜明的各类档案展览,能使公众最直观地感受档案,充分挖掘档案的历史和文化价值,传播档案文化,宣传档案的历史传承和见证作用。

(2)档案工作者+公众

有的宣传活动,公众作为被动的接收者,比如主题档案展览和参观档案的修裱。有的宣传活动,公众作为参与者进行亲身体验,例如湖南省档案局(馆)通过公开征集招募的数百名市民和学生走进档案馆,零距离接触档案,动手体验档案工作,感受档案文化的独特魅力。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小学生们兴致勃勃地动手体验了喷水、上浆、转移、上墙等修裱工作,还亲自动手体验了档案资料扫描、目录录入等工作,直观感受信息化时代的档案资源处理工作。

(3)档案工作者+媒体

提升整个社会的档案意识,不能仅仅依靠档案工作者自身,档案工作者与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以及门户网站、微博、微信等新兴合作,丰富了档案宣传的方式,提升了档案宣传的效果,扩大了档案宣传的辐射区,尤其随着移动互联时代的到来,新兴媒体的出现,使档案宣传的途径更加便捷、程序更加简化、形式更加自由、与公众的互动更加密切。例如福建省档案馆在中国福建政府门户网站开展“在线访谈”活动。省档案局(馆)副局长马俊凡做客福建政府门户网站“在线访谈”演播室,就全省档案部门举办6・9国际档案日系列活动,档案工作服务大局、服务民生等内容与网民进行在线交流。

各省档案局(馆)组织开展的档案日宣传活动,实现档案与公众零距离接触,使公众真正认识档案、了解档案,提升了社会公众的档案意识水平,扩大了档案工作的社会影响力,让社会各界更多地了解档案进而支持档案事业的发展。公众档案意识的提升,将档案需求反馈给档案工作者,档案工作者从社会公众的需求出发,提高档案开发利用的水平,还可以发挥公众对档案工作的监督作用。

三、对我国档案宣传日活动的建议

1.活动主题更加鲜明化、多样化、纵深化

(1)以家庭档案、企业档案为主题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档案不仅是家庭生活的记录,而且能够反映当时的社会状况,是档案资源的重要补充。在档案宣传活动中,开展以家庭档案为主题的展览活动,宣传家庭建档的重要性,在日常生活中注意家庭档案的收集、管理、保存等。

企业档案是企业在各项活动中形成的全部档案的总和,企业档案是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记录了一个企业从成立到发展壮大的历史。以企业档案为主题进行档案宣传,对于企业员工而言,可以对企业的发展历程有一个详尽的了解,增强企业文化认同感,增强企业凝聚力;对于外界而言,对企业档案的了解,可以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为企业起到宣传作用,扩大企业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对企业今后的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2)环保档案

环保档案是各级环境保护机构在环境保护活动中形成的档案,包括环境管理、环境监测、环境污染及其防治、环境科学研究等内容。环保档案是环保宣传的重要工具,是环境决策的重要依据。对环保档案进行宣传,可以使公众了解环境污染的形成原因,污染的防治方法,提升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

(3)旅游档案

旅游业是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国家的重要经济来源,在节假日出门旅行成为现代人的一种不可或缺的生活方式。旅游档案是开发旅游资源的依据,是公众出门旅行的重要参考。对于旅游业的管理者而言,为旅游业的发展制定科学、合理的计划。

2.活动中展示与讲述的有机结合

档案宣传活动中的各类主题展览、档案馆开放日,实现了档案与公众的零距离接触,参观者在近距离的接触、探究档案过程中可能会产生疑问,作为档案宣传活动的主办方,各省档案局(馆)应从公众的切身需要出发,为公众解决这些疑问,展示与讲述的有机结合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由讲解者带领参观者参观档案馆各部门、各种展览,让他们直观的了解档案馆、档案工作,在有条件的地区可以配备参观讲解器,让公众对展览、参观活动有清晰直观的认识,真正让公众了解档案、认识档案。

3.志愿者的参与

第5篇:媒体宣传方案范文

进入2009年以来,从“躲猫猫案”到“少女案”等一系列事件的不断发生,使原本地处偏僻的云南省时时“媒体关注,记者云集”,掀起了一阵前所未有的“新闻旋风”。但是这阵“风”并没有来得更猛烈,而是被云南官方突然强力叫停。

2009年8月中旬,一份落款“省纪委、省监察厅联合调查组”的红头文件正式下发,对“3・16”案件中一些相关的单位和干部“建议问责”。“3・16”案件,即之前舆论热炒的所谓“小学生案”,也称“处女案”。这起由昆明市公安局下辖的王家桥派出所造就的著名案例,在经过党委、政府、警方、媒体、律师和网民各方的多重关注与角力后,每次所得出的“阶段性结果”,不但不能平息之前社会公众对昆明警方的种种质疑,相反在互联网和媒体上又掀起了新的舆论高潮。

该联合调查组由云南省纪委、云南省监察厅、云南省委宣传部和云南省公安厅共同组成,由于此行动将影响到许多官场人士的前途、命运,所以自“联合调查组”组成开展工作之日起就一直被相关人员关注。由于“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该文件下发的消息迅速在云南省官场传开。

随后,一方面是当事人刻意回避,同时公众长期关注已呈现疲惫;另一方面是云南境外缅甸境内战事正酣,有关“少女案”问责结果出炉竟然没有引起什么波动。不是“各打50大棒”

吵吵嚷嚷的昆明“少女案”,引发全社会看法截然不同的两派激烈交锋,至今仍然不绝。两个焦点分别是:昆明警方对少女一家的一次次持续执法、罚款、殴打、拘留和逮捕等,是否属于合法性执法与和谐性执法;媒体、网民对于此案件的持续关注、报道内容是否真实、可信?

现在,所有的问题已经由云南“省纪委、省监察厅联合调查组”回答了。 2009年8月中旬,云南省内四家市场报纸,三家被调查组以文件下发的形式建议处罚。云南省一名媒体知情人士透露,该红头文件中“责任追究和处理建议”部分主要有如此表述:

“鉴于云南信息报社把关不严采访不够深入,导致报道严重失实;春城晚报社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不执行有关宣传纪律,且违反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律规定,建议新闻出版主管部门对云南信息报社、春城晚报社给予行政处罚,责令生活新报社作出深刻检查。”

该媒体人士说:“云南信息报社、春城晚报社被行政处罚,相当于被亮了一张黄牌’,国家已经有规定,三张黄牌就必须停刊整顿,所以这样的处罚决定对报社是很重的。”

他表示,奇怪的是之前这两家报社已经分别刊登了“更正启示”和“致歉声明”,对于媒体而言已经“损失惨重”,但是还要继续受到处罚;而《生活新报》对该事件并没有多少涉足,但是也被一并处罚,只是程度较轻;仅剩昆明日报靡下的《都市时报》由于“认真执行宣传部的通知,报道举动谨慎”,得以置身事外。

“其实在整个事件中媒体和警方一样受了‘蒙骗’,即媒体因为看到作假的‘处女检验报告’而刊登了错误报道,但是警方同样声称‘因为被对方临时换衣服蒙骗而错抓了少女’。”他说,“虽然双方都有被当事人蒙骗的情节,但是最后媒体为此付出的代价远远大于警方,只因为警方伤害的是普通老百姓,而媒体伤害的却是力量强大的警方。”

对于直接责任人的追究建议:《春城晚报》副总编辑邓申吉、《云南信息报》总编辑谭智良和副总编辑王雷及采编部副主任马伟智分别负有“主要领导责任”、“重要领导责任”及“直接责任”。同时,云南日报报业集团(主管《春城晚报》)副总经理张光旭、云南出版集团公司(主管《云南信息报》)副总经理龙雪飞被“诫免谈话,责成写出深刻检查”。

最令人关注的是因“组织网友调查躲猫猫案”而声名大振,“少女案”中在“凯迪互动网媒”的“猫眼看人”栏目上实名发帖,批露了昆明警方工作瑕疵的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也被“谈话提醒”,理由是“在把握宣传方向、舆论导向方面负有一定领导责任”。尽管理论上伍皓、张光旭和龙雪飞同为副厅级干部,但是由于伍皓身为宣传部领导,同时分管云南省的新闻工作,所以更加受到关注。

此前,伍皓已经被云南有关高级官员指责“工作观念过于超前,会把云南引入舆论灾难”,云南官场一度有传言其将被摘掉官帽。

而该文件对昆明警方的处理建议却“涉及级别很低”:王家桥派出所所长聂天杰“应承担主要责任”,当天值班领导刑侦中队队长王云晖“应承担重要责任”。理由是“王家桥派出所存在对协警队伍管理松懈、协警人员工作方法简单粗暴等问题”、“王家桥派出所存在执法程序不规范不完备、涉案财物监管不规范及弄虚作假应付调查等问题”。事实上在事件发生初期,昆明市公安局纪委已经对聂天杰等6人作出了处分,辞退了两名巡防人员。

“‘少女案’闹得这么大,如果调查组公布的内容全部属实,那么对各种相关部门和人员进行问责是必然的。”云南省的一名社会学者说,“对‘说话’的宣传部门和媒体方面的处罚似乎很严,但对‘做事’的警方处罚似乎有点儿戏,调查组认定全部都是基层警察的问题和责任,这很难让公众信服。”

他表示,原以为昆明市公安局长和云南省公安厅分管的副厅长会同时被问责,但是结果是连五华区公安分局的领导都没有涉及,“调查组的处理说明不是‘各打50大棒’,显然是宣传部和媒体犯了更主要的错误”。

事实上,“少女案”的确使不少媒体面临众多指责和考验,也引发媒体的积极讨论思考:在强大的网络民意面前,媒体怎样既呈现民意又不被民意裹挟?在公权力的傲慢面前,媒体如何质疑公权力但又不走向极端的民粹?

云南媒体环境窘然

“‘躲猫猫事件’发生后,伍皓又接受了媒体专访,重点谈了对宣传部门工作的思考,以及提出一些改革的建议,并表示已经得到云南省委省政府和宣传部主要领导的理解和支持(见本刊2009年第14期《宣传部门不能墨守成规》),我原以为云南省的新闻环境会较以前有所改变。”云南大学教授石鹏飞说,“但却听到了云南省纪委、监察部门就‘少女案’对伍皓本人及一些媒体进行了问责、处罚的消息。”

他表示,对于云南省纪委、监察部门的调查内容和处理意见自己不好评价,但是很担心这样的结果会影响到云南省新闻环境的向前发展,“这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媒体可能业务水平太低,二是监管部门管制力度太大”。

另外有云南省的一名官员透露:“事实上云南省委宣传部的主要领导对于云南省纪委、监察部门处理该事件的理由和方式都持反对态度,但是云南省委政法委的主要领导态度

坚决。这个情况思考起来也很蹊跷,宣传部、纪委和政法委的主要领导都是云南省委常委,但是在具体问题没有形成统一意见的情况下仍然下发红头文件,可见该事件里面政治玄机很深。”他认为,云南省纪委、监察部门此次出手处罚宣传部,情况的确很特殊。

事实上,调查组的报告内容及处理结果目前在云南属于不折不扣的“敏感话题”,不但媒体上没有任何披露,而且公开场合没有人愿意讨论,相关当事人对于采访要求均婉拒,都表示“应该去找云南省纪委、监察厅下辖的‘行政问责办公室’了解,他们什么都清楚”。不过“行政问责办公室”对于采访要求同样一直没有明确的态度,只表示“有关领导最近工作太忙”。

云南省一名媒体知情人士透露:“在文件中,调查组已经查明王家桥派出所存在利用强制性病检查与医院合作实现‘收费与返还’的情况,还有对抓捕罚款有提成奖励等情况。可以想象,如果没有上级机关的批准或者默许,一个小小的派出所绝对不敢如此胆大妄为,调查处理决定仅仅涉及王家桥派出所这样的基层单位,实在让人不解。”

“中国网络知道分子”之一的云南籍网络人士“饕餮”认为,如果对这个事件的处罚结果让宣传部门和媒体得到了沉重的教训,而云南省、昆明市警方“仅伤皮毛”,根本起不到什么警诫作用,无法保证后者会不会在利益驱动下继续“铤而走险”。

更有人对云南出版集团公司副总经理龙雪飞被“诫免谈话”的理由表示“难以理解”,“有因言获罪之感”。龙雪飞的错误是:“(《云南信息报》的报道刊登后)龙雪飞两次打电话给昆明市分管政法的市委、市政府领导过问此事,提出个人建议,其中言语有不当之处,在一定范围内造成不良影响。”

由于在“少女案”中宣传部门和媒体的报道“属于意识形态范畴”,而不是常规的违纪、违法或犯罪,所以有学者认为“由纪委、监察部门直接调查、处理似乎不是最好的方法”。他认为:“如果媒体的报道真的有错,甚至会涉及诽谤情形,那么让司法部门调查、让法院审理、判决的效果会更好,公众更容易了解和接受。”

“中央有关领导一直在呼吁各级领导干部要学会与媒体打交道,不得利用公权力干涉媒体的报道、监督工作。”这名学者说,“但是通过云南省近期的一些具体事件来看,这方面官员们还需要加强学习。我觉得有些强势机构应该早点认识到,千方百计掩盖事情真相不是长久之计,而且最终只会败坏党委和政府的形象。”

另外,来自云南省政法系统(包括公安、检察院、法院和监狱等部门)的声音却有所不同,这些行业的人对于云南省纪委、监察部门出面调查此事,并积极作出处理建议表-示欢迎。昆明市公安局一名警察的话颇具代表性:“早就应该严肃处理7那些媒体和记者了警察队伍不能成为随便可捏的软柿子。现在媒体暴力和网络暴力越来越泛滥,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巨大的麻烦和压力,警察现在都快变成弱势群体了。”

云南省的一名检察官更是认为:“伍皓也好,许多媒体和记者也罢,很多时候的言行与法盲差不多,已经干预了云南司法的程序,影响了云南司法的尊严,此次处理他们是正确和及时的,建议以后继续对他们加强监督。”

问责能否形成惯例

“根据我个人的理解,宣传部门领导被问责,这在全国可谓‘第一例’。”始终为“少女案”提供开放舆论平台的国内著名网站“凯迪互动网媒”总编辑“牧沐”(真名肖增建)说,“以往的惯例,如果媒体有错误,一般都是由宣传部门出面处理,而此次云南省纪委、监察部门不但直接决定处理了媒体,还把宣传部门的领导一并处理了可谓开了个先例。”

他表示,这样的方式无论对于纪委、监察部门,还是对于宣传部门,以及媒体未来的工作环境影响是好是坏,还有待观察,也值得研究。

“现在有些网民把‘昆明市’改叫‘昆暗市’,把‘昆明警察’称为‘昆明恶警’,虽然言语不乏偏激因素,也不能代表所有社会公众的意见,但是这些情况对于昆明市的整体形象影响很坏,与昆明市委书记仇和对昆明的工作期望形成了极大的悖论,都需要引起云南省的重视和思考。”牧沐表示,“我也担心云南省这样的举动会不会影响到媒体未来的工作责任心,会不会让宣传部门的工作开展遭遇瓶颈,即大家都不再愿意肩负社会责任和道德责任。”

此前,昆明市决定让市级新闻媒体监督行政效能,此举为全国首创。2008年12月,昆明市设立行政效能新闻监督办公室,相关《昆明市行政效能新闻监督制度》明确规定,“若拒绝、干扰和阻碍监督,以及对新闻监督有关人员打击报复者,将视情节给予问责处理,构成违纪的给予党政纪律处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2009年2月,昆明市人大还通过了《关于加强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推动工作落实的决定》,明确“新闻单位要加强对行政执法情况的舆论监督,对有错不纠、拒不接受监督的典型案例,予以公 开曝光”。

“云南省仅2009年就出现了许多震惊全国的大案,除了躲猫猫案和少女案,更有蒙自县警察开枪打死人、临沧市公安局长驾车撞死人和昆楚高速特大道路交通事故等等,都与公安部门有直接关系。”石鹏飞说,“我认为云南的政法系统特别是公安部门应该从近期的种种事件中得到教训,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与其花大力气去与媒体较劲,甚至千方百计掩盖真相避免承担责任,倒不如踏实地加强队伍建设和强化干部使用。”

第6篇:媒体宣传方案范文

一、加强领导、组织协调,形成宣传工作合力

做好人大宣传工作,加强领导是关键。五年来,我省人大常委会坚持把宣传工作摆在突出位置,纳入工作全局,列入常委会年度工作要点;近五年,主持常委会工作的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和秘书长两个一把手分管宣传工作,并安排一名副秘书长专门分管宣传工作。工作中,我们为了协调联动,一是加强对各地人大常规宣传的指导,定期召开全省宣传工作会议,座谈交流人大宣传工作经验,促进新闻宣传工作的创新发展;二是加强对新闻媒体的协调与指导,每次人大会议前举行短期培训班,每季度召开一次新闻碰头会,宣传人大制度、提供宣传咨询、策划新闻主题、提出注意事项;三是商请省委宣传部适时组织媒体召开人大宣传工作专题座谈会,传达党的宣传工作文件,统一思想认识,部署阶段性工作,增强社会责任感,搞好协调联动。2012年2月,湖北代表团晋京前,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尹汉宁在完成各项程序性宣传组织动员工作的基础上,又专门组织人大负责同志、宣传干部和全省及中央驻汉媒体负责人召开会议,对参加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报道的负责人和记者宣传会议报道的重要意义、宣传原则及重点内容,提出切实可行的具体要求,使本次会议报道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取得突破性成绩。

二、结合实际、突出重点,增强宣传工作实效

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履职的生动实践,是人大宣传工作的源泉。人大工作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报道内容多,涉及面广,我们只有突出重点,才能带动全面,提高宣传工作针对性和实效性。

(一)认真策划组织人大制度的宣传工作。我们利用宪法法律宣传日、人大成立常委会纪念日等时间节点,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开展新闻宣传活动。2009年10月底,在省委人大工作会议召开前夕,以“创新中的人大工作”为主题,组织策划、撰写了宣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报道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工作的5篇长篇通讯,在湖北日报头版显要位置连续刊发。2010年10月底,在省委人大工作会议召开周年之际,我们以《贯彻落实省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的人大工作》为题,将全省17个市州党委、人大和“一府两院”贯彻会议精神的情况,在湖北日报刊发专版。2011年7月27日,省委首次召开省委人大工作座谈会,我们提前半个月召开了省直新闻媒体负责人座谈会,要求各媒体隆重展开宣传。按报道计划要求,在主流媒体显著位置刊发了消息、会议图片,并摘要发表了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李鸿忠的讲话,并在头版头条下方配发了评论;会后召开了专家学者座谈会,就深入贯彻落实省委人大工作座谈会精神进行讨论,在湖北日报组织两个专版刊发了专家学者、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和部分市州人大常委会负责人的发言,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二)认真做好人大会议、常委会会议和主任会议的宣传工作。搞好“三会”的新闻宣传,是人大宣传工作的重要内容。五年来,我们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不断加大会议报道的力度、拓展报道的深度,加强和改进宣传工作的方式方法,及时有效地宣传了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的风采。

1.十一届全国人大会议湖北代表团的宣传工作。据不完全统计,五年来,中央及境外媒体到湖北代表团驻地采访记者700余人次,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新社、法制日报等新闻媒体发稿近2000篇,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还对湖北代表团全团审议情况进行了100多分钟的直播,全团约95%以上的人大代表在不同的媒体上都有报道。

湖北代表团随团记者充分发挥各媒体自身优势,对全团的各项活动进行了全方位的跟踪报道。湖北日报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共刊发人大新闻稿件近3000篇(幅),开设了全国“两会”特别报道专刊和“双燕跑两会”、“两会影像”等专栏,策划了“长江中游城市集群”为主题的整版组合报道;湖北之声播出近2000分钟;湖北电视台在会议期间发稿每天平均23条12分钟,充分展示了湖北代表团的议政实况。我们宣传处受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四大家”主要领导以及代表的高度肯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连续三年发来表扬信,高度肯定了湖北代表团的宣传报道工作。连续五年,我们都认真编撰3万余字的外宣资料――湖北代表团宣传手册,内容包含湖北省情介绍、湖北省当年经济和社会发展概况、下一年工作安排、人大工作当年概况及下一年主要任务、新闻线索采访参考选题,以及本届全国人大代表名单等,为媒体采访提供方便,受到媒体一致好评。

2.做好省人大会议的宣传工作。五年来,我们参与起草了本届历次人大会议的宣传报道方案,配合大会秘书处宣传组组织新闻单位实施宣传报道方案,协助省委宣传部圆满完成会议期间新闻会及有关工作。省十一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我们以大会秘书处名义,举办了主题为“两圈一带”发展战略、“弯道超越”、“改善民生”的记者招待会,请省政府有关副省长和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情况和回答记者提问。省十一届人大五次会议期间,我们配合省委宣传部圆满完成了“两会”新闻会及关于“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发展”、“县域经济支撑湖北跨域发展”、“以文‘化’人,给力跨越发展”、“非公经济强力助推跨越发展”等5场新闻会的宣传报道和联络服务工作。

3.做好常委会会议的宣传工作。每次常委会会议前,选择重大议题做好策划,制订专门报道计划,提出具体要求,召开记者通气会,引导记者把关注点放在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议题上,捕捉和挖掘新闻素材,力求把重要议题和严肃的内容变成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好作品。会议期间,组织新闻单位在完成常委会会议程序性报道的同时,加大对常委会会议报道的深度和广度。如对法律草案的宣传,我们要求新闻单位对立法的必要性、可行性、依据、审议中提出的问题等进行全方位报道,同时对法规草案的起草、审议和修改情况加大报道力度,使社会公众加深对法规的理解。此外,在敏感问题的宣传报道上,我们及时提出指导意见,要求慎重报道。如审计工作报告的报道,我们在提出宣传报道计划的同时,明确提出了严格审稿制度、防止新闻炒作的要求。五年来,固定采访常委会会议的新闻单位由8家增加到16家。据不完全统计,16家新闻单位共刊播常委会会议新闻报道稿件近5000篇(幅)。2011年年底,在湖北日报即将改版之际,我们与湖北日报共同策划,联合推出“楚天主人”每两个月一次的专版,重点报道常委会会议有关法规、专项工作报告、代表履职等内容。

4.主任会议的宣传。对每月至少一次的主任会议的宣传报道,按和省委宣传部有关文件精神落实在突出版面(时段)刊发的要求,依照常委会会议宣传报道的做法,既发会议程序性新闻,也发记者们根据社会热点主动选角度发出的时政观察等热点新闻,着力抓好深度报道。

(三)扎实做好立法、监督的宣传工作。近五年来,我们着重对法规、决定的起草、论证、修改、审议、颁布以及贯彻实施各项环节进行了深入广泛的全程跟踪报道,以不断强化社会的法治意识。这方面,我们着力加强对立法工作的宣传力度,选择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立法事项,抓住公众参与立法活动和人大常委会审议法规草案这一最佳宣传时机,引导媒体对法规制定的全过程进行有信息量和有深度的报道,并注重根据不同的法规草案进行有区别的报道:对涉及全局、公众特别关注的法规草案作突出报道,对一般性法规草案做充分报道,对一些法规草案作适度报道,对个别敏感性法规草案作谨慎报道。充分报道立法论证会和法规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的情况,特别是对各方面意见的采纳情况。创造条件,让电台、电视台、网络媒体对常委会会议分组审议法规草案情况进行现场直播和录播,使社会各方面关心和了解立法机关的立法动态,正确理解立法意图,避免法规出台后的误读,使法规草案的审议过程成为引导社会舆论、凝聚各方共识、普及法律知识的过程。如2009年对我省实施未成年人保护法办法(草案)提请省人大常委会会议一审时进行了充分报道,有的条款引起全国各地广泛关注。为了避免该法规被误读,我们和央视十二套联系,请有关专家对某些条款进行了有理有据的正面解读,在黄金时段播出,有效回应了受众关注的热点问题。2010年对《湖北省就业促进条例》的宣传,省内外约有30家媒体进行了报道和转载,网络浏览量达30多万次,一个月内共收到意见480条;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对各方面意见经过梳理和研究,最终吸收了100多条公众意见建议,对一审后的法规草案条文作了21处修改,且多数为网民的原话。

在监督工作中,我们注重选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热点、民主政治建设的亮点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执法检查进行有针对性的重点报道。如2009年,我们起草方案,策划组织监督法知识竞赛题目和参考答案的撰写,在湖北日报、楚天主人刊登活动启事和知识竞赛题专版,并在楚天主人杂志开辟专栏,刊发专题文章和法律知识问答,对为何贯彻监督法作了详细报道。2011年省人大常委会启动了“湖北省农产品质量安全荆楚行”活动。为此,我们精心策划,组织媒体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长时间的跟踪报道。湖北日报开辟了农产品质量安全荆楚行专栏,进行了为期一个月、发稿12篇的连续报道。人民日报以大半个版面,报道了我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法施行情况,有效促进了全省各地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的整改,提高了执法检查成效,引起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领导的高度关注。在组织媒体对全省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开展专题询问的宣传工作时,我们邀请中央电视台驻湖北记者站到会进行了现场直播。记者在第一时间连接央视在“新闻30分”中播出专题新闻现场消息,又在“新闻直播间”刊发消息,湖北日报专版刊发了综述――《万千广厦庇“寒士”》,省广电总台电视新闻中心、湖北之声和省人大网、省政府门户网、荆楚网首次对专题询问现场进行了电视、广播和网络直播,荆楚网还制作了专题页面,第一时间刊发了消息和名为《特邀旁听人员眼里的省人大常委会专题询问》、《网民赞人大常委会专题询问“问出了我们想问的”》、《五次举手才被点名,人大常委会委员竞相发问》等通讯,让人读后耳目一新。据不完全统计,人民网、新华网、中国人大网等26家媒体分别对此次专题询问进行了报道,发稿量达到500余篇(幅)。

三、健全机制,规范工作,为人大宣传工作提供制度保障

1.制定年度宣传工作要点,加强对全省各级人大和新闻单位的联系与指导。每年年初,宣传处都要起草并下发年度人大宣传工作要点,提出本年度宣传工作的指导思想、工作内容和宣传要求,特别是根据常委会年度工作安排,对立法及监督工作、代表工作、自身建设等的宣传,提出明确的指导意见。

2.加强队伍建设。为更好地发挥机关工作人员参与宣传报道的积极性,切实保障有序、规范和高效完成人大新闻宣传工作任务,共同做好人大新闻宣传工作,我们组建了由28名机关工作人员组成的通讯员队伍。

3.组织和参与业务培训。为了进一步提高全省人大系统通讯员的新闻业务素质,提高人大宣传工作质量,我们每两年采取以会代训的方式,组织全省人大系统的报道骨干进行业务培训。2009年11月,我们承办了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举办的全省人大新闻宣传干部和通讯员培训班一系列会务工作,起草领导讲话和讲课稿等一系列文稿。各市州人大新闻宣传干部、部分县市区人大通讯员、跑线记者以及省人大机关通讯员共107人参加了培训。2010年9月,我们在具体承办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2010年度人大新闻宣传干部培训班上,特别邀请了部分市州分管和从事人大宣传工作的同志参加会议进行培训,会议的组织和服务工作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领导的高度肯定。

4.修订完善有关工作制度。五年来,我们对人大新闻宣传工作有关规章制度进行了清理,对不符合《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人大宣传工作的意见》精神、不适应新形势要求的相关内容按程序进行了修订。我们协助法规工作室编印了《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立法新闻宣传奖励办法(试行)》,协助研究室综合处编印了《湖北省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工作学习制度汇编》,制订了《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宣传报道工作规程》,重新编印了《关于进一步细化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宣传报道稿件审核审签工作流程的实施意见(试行)》、《省人大常委会机关新闻稿件处理签》、《关于做好人事任免工作宣传报道的意见》等,对新闻稿件的刊播日期、刊发版面、刊播时段以及送发媒体作了具体规定,明确并强化了新闻稿件承办人的职责。2008年,人大常委会公报由办公厅秘书处正式移交宣传处承办。我们在原有工作的基础上,认真总结,及时出台了《湖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编辑出版工作规程,对公报资料的收集、编辑、审核、录入、排版、校对、印制以及发行等工作予以规范和明确,大大提高了公报编印效率,受到常委会领导的表扬和兄弟处室的好评。五年来,我们共编印常委会公报40期500余万字。

5.完善人大好新闻评选工作。为了表彰为人大宣传工作做出优秀成绩的新闻工作者,鼓励更多的宣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好新闻问世,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连续21年组织了我省宣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好新闻评选活动,宣传处具体承办了评选活动的日常工作。五年来,共有500余件作品参加了省第17至21届宣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好新闻作品的评选,共评出190件获奖作品,其中一等奖61件,二等奖59件,三等奖70件;报送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参加人大新闻奖的作品57件,共有22件作品获奖。此外,我们编写的《人大好新闻评选标准初探》在中国人大和甘肃《人大研究》杂志上刊发,得到兄弟省市和新闻从业者的高度肯定。

四、做好今后人大宣传工作的思路

做好今后的人大宣传工作,我们认为必须创新新闻宣传的方式方法。只有坚持与时俱进,不断拓宽宣传领域,创新宣传方法手段,才能真正让广大人民群众从具体生动的事例中切实感受到人大制度的优越性,感受到人民当家作主的真正内涵。

1.创新人大宣传工作,首先要强化党的观念。认真坚持党管舆论的原则,坚持依靠常委会党组的领导,使人大宣传创新工作始终服从和服务于常委会工作的大局。建立和健全常委会新闻制度,组织开展重要会议和活动的宣传报道,都要及时向常委会党组和省委宣传部请示汇报,始终坚持在常委会党组领导下开展创新活动。要注重舆情分析,了解大局动态,不断提高引导舆论的本领。对人大工作中的热点敏感问题,要及时向媒体打招呼,引导媒体从有利于解决问题的角度进行宣传报道。进一步规范宣传报道的程序,严格落实审稿制度,避免出现政治上和业务上的差错。

2.围绕人大工作主题开展人大宣传创新活动。以会议形式集体履行职责是人大工作的基本特点。把宣传报道好人大的会议,以及为会议准备的调研、视察、检查等活动,作为组织开展人大常规新闻宣传工作的基本任务。不同的会议或活动有不同的主题。主题蕴含了丰富的新闻源。抓住人大工作主题去做文章,就能体现人大宣传创新工作的初衷,就能体现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职责和作用,反映人大工作的特点。自觉地把人大宣传创新工作放在人大工作的全局中去谋划和安排,突出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思路和措施的宣传,突出人大代表和常委会组成人员依法履职的宣传,才能取得人大宣传的最佳效果。

第7篇:媒体宣传方案范文

随着传媒技术的进步,传媒形式丰富、作用空前。司法过程所蕴涵或展示的内容及司法过程本身显示的刺激性,对于传媒来说具有永恒的吸引力,司法实践所衍生的事实和问题也历来都是传媒关注的焦点。特别是法制新闻,作为一种对司法工作进行舆论监督和对司法部门办理案件进行及时报道的新闻产品,因其题材重大、与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和生命财产安全息息相关,直接体现着我国司法公正的水平和法律进程,为广大受众所关注,也成为媒体的主流新闻样式。从上世纪80年代到2011年,全国仅电视媒体就有300多个频道开设了法制栏目,广播电台基本上都设置了法制节目,而法制类的报纸、杂志更是覆盖全国,仅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就有四五个法制题材的专题节目。以笔者主持的交通广播的法制节目《警法时空》为例,多半内容都是和司法部门合作完成的。同样,法制类新闻也是各主流媒体报道的重点,重大的法制事件常常是当天的头条新闻。

法制新闻报道的信息源有赖于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司法部门。近十年来,司法部门对媒体的作用越来越重视,通过媒体座谈会、记者联谊会等形式不断改进与媒体合作方式、方法。但是从目前的现状看,我国的传媒和司法的关系还没有理顺,传媒和司法部门在合作中远没有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合作状态,没有建立起和谐的互动关系,仍有很多碰撞和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媒体认为司法部门的宣传工作有待加强

(1)某些司法机关“内宣”“外宣”不分。传统的行业新闻的宣传中,向来有“内宣”、“外宣”之分。“内宣”的对象是本行业内部的人,目的是为了凝聚力量、营造氛围;“外宣”的对象是社会民众,目的是为了塑造行业形象、扩大影响力。很多内宣的稿件无法转变成外宣的新闻,因为有时它只是司法部门的动态和通知。对于同样一条新闻线索,司法部门往往更看重事件本身的行业价值,缺乏对事件的新闻价值判断,容易忽略案件背后的社会价值。

(2)某些司法机关变相阻碍舆论监督。2011年底,国家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新闻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问题研究》课题组对媒体、受众、司法机关工作人员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45%的记者因发表批评性报道而受到被监督者的威胁或潜在威胁。批评性报道“采访难、发表难”的原因依次是:“被批评对象的上级领导不同意”“不利于社会稳定”等,也有部分选择了“时机不成熟”“说情者的阻挠”等说辞。某些司法部门领导“司法公开意识不强”,使得记者采访的信息“不充分、不全面”“获取信息的途径不明确、不畅通”,他们还以“案件审理过程不便公开”为由,采取不同方式拒绝记者采访。

2.某些媒体借监督之便,不当行使报道权,干预司法

(1)部分媒体媒介素养不足,为了追求“眼球经济”在报道案件类新闻时有失偏颇,由此可能引发司法机关不满。比如一个教师可能涉嫌学生的案件,司法机关还没有进入审理程序,就有某家媒体使用了《禽兽教师学生案即将开庭》类似的结论性语言。其实当时所处的司法阶段仅是这个教师涉嫌犯罪行为,存在经过审理而不被司法机关认定为犯罪的可能。但某些媒体有失客观的报道,使受众形成先入为主的印象,舆论可能产生裹挟司法审判的力量——司法机关的法槌还没有敲下去,民众在媒体的驱动下已经把斥责和诅咒的鞭子挥了上去。

(2)某些媒体在案件报道中不求甚解,误导公众。广东省律师协会行政法专业委员会主任何富杰认为:“媒体其实是一个信息的平台,把案件事实摆出来,把对同一件事情的不同声音摆出来,交给受众,让他们凭借自己的认知水平去判断。媒体本身不应该作判断,更不能对案件的判决结果进行预测,审判权是法院专有的。现在部分媒体自己去作判断,把强烈的倾向性带进了文章中,甚至代为‘审判’,这就是一种‘越位监督’。从长远来看,这对司法权威的树立没有任何好处。”“南京彭宇案”“天津许云鹤案”,因为媒体预设的立场产生了很大的负面效应——导致人们不愿做好事,甚至一些地方出现老人摔倒也无人愿意搀扶,怕出现做好事反被诬告等现象。汲取这些案件的深刻教训,媒体在报道中要深入求证,不仅要注重司法裁判对社会主流道德取向的引导作用,更要注重对案件本身事实部分的确定,对一些敏感性强、社会影响大、公众关注度高的案件,应重视舆论引导,确保报道客观公正,防止出现背离事实真相的不当炒作,误导公众。

二、双方矛盾产生的原因在于媒体与司法部门具有不同的社会功能和社会期待

传媒的主要社会功能是关注社会、传播资讯、追踪热点、服务公众、引导舆论。而司法部门社会职能主要是通过查明事实、运用法律解决社会纠纷,目的是为保障人民利益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传媒报道注重的是记者的所见所闻所访得来的新闻事实。司法部门要通过侦查、审理,通过对法律事实的逻辑推理和判断,做出公正裁判。传媒报道和司法部门职能行使的最终目的应当都是维护全社会的和谐、公平、正义,但公众对于两者的现实期待存在差异。

受众不乐于接受严谨但艰涩的法条和法理,他们对法治新闻的重视程度更倾向于情节的戏剧性、题材的可议性和冲突性。笔者从自己主持的《警法时空》中得出结论:一档令人喜爱、常听不厌的广播法制节目处理好法律含量和可听性之间的关系十分重要。采编人员需要根据真实事件精心策划,让人物有血有肉、情节波澜曲折,并通过设置悬念,让听众产生想象的空间,避免法律知识的枯燥无味和法律条文的晦涩难懂,激发听众收听和参与的热情。此外,民众看重法制节目在法律原则背后体现出的人文关怀。法制节目不仅要以法说法,依法论事,还要以人文的视角去关注案件,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透视理性的法律背后感性的一面。

第8篇:媒体宣传方案范文

在这个案子中,犯罪嫌疑人原本是想利用交通事故定损赔偿过程中的“空子”来敛财,但实际上却对许多人的生命安全形成了威胁,更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年纪轻轻不思进取,只想着以“歪门邪道”来赚钱,等待他们的只能是法律的严惩。

当然,这样的危险行为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离不开受害者的“纵容”。在此案中,许多受害人在发生“事故”时都有“像是故意的”感觉,然而在赔偿数额不大的情况下为了减少麻烦就会选择赔款了事。犯罪嫌疑人正是利用了这样的心理,才肆无忌惮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其实,换个角度来看,这其中的安全隐患无法估计,一旦没有控制住“方向盘”,后果不可想象。已有嫌疑人就曾为了制造事故逼得他人撞上绿化带,导致车辆险些侧翻。

为何骗子能屡屡得逞?为何碰瓷事件屡屡发生、却屡禁不止?这折射出的是全社会法治意识薄弱的现状。

其实,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宣传时间不算短,方式方法也在不断地更新、创新。近三十年来,我们国家一直十分重视普法宣传。从贴海报、宣传栏到影视录像、广播节目、法律讲座、文艺演出等,所做的努力有目共睹。十八届四中全会更是提出了“依法治国”的理念,就是希望将法治观念深入人心,人人都能依法办事,都能依法捍卫自己的权益。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普法工作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法制宣传的效果一直不尽如人意。因法治意识淡薄,法律常识不足而导致或“纵容”发生的犯罪依然屡禁不止,像此案中这样间接“纵容”犯罪的例子不胜枚举。

中国人口数量庞大,人口素质不平衡,对法律知识的接受程度不一;立法与社会的快速发展相比,仍然存在着滞后现象,普法工作常常面临理论和实际上的困境等等。但是除此之外,笔者认为,其根源还是在于“法律至上”的观念还没有入耳、入心。违法者缺少的是对法律的敬畏,受害者缺少的是利用法律维护自身权利的意识。

第9篇:媒体宣传方案范文

要实事求是。对地方环境问题现状,本地居民了解清楚。因此借力地方媒体的环保宣教,要充分体现出坦诚的态度和务实的作风,切忌假大虚空,需要对闪光点充分挖掘、对敏感问题不回避,切实尊重公众的知情权。让公众充分知晓环境现状及环保工作中的困难。经过长期宣传,与群众建立互相信任、互相体谅、互相支持的关系。要反应迅速。报道老百姓身边发生的事需要注重时效性,让群众第一时间了解事件的起因,第一时间解读事件的经过,第一时间知道事件的结果。当突发事件出现时,环保部门抢占地方主流媒体信息平台、抢占先机向大众公布真相,才能杜绝因拖延时间而造成的谣言先声夺人,舆论形势扭转难的局面。要可亲可近。在议程的设置上避免看稿念稿、以稿播稿的单向传播方式,注意引导受众思考问题甚至扮演角色互动宣传,改变程式化宣传的套路,让宣传更可亲、可近、可回味。要形成合力。开展整体策划,一条宣传主线贯穿始终。在突发事件产生或有硬性宣传任务时穿插专题策划。在专题宣传上,一方面要形成系统思维,报纸、电视、网络、广播等媒体通力配合、有序协调,形成宣传合力;另一方面要做好新闻报道前瞻性、后续性和深度性的结合,缓缓切入、掀起高潮、留下印象。

高度重视新兴媒体截至2012年6月底,我国网民数量达到5.38亿人,互联网普及率已经达到39.9%。手机首次成为中国网民的“第一上网终端”。新媒体的风起云涌是一把双刃剑。2011年,黄健翔、孟非、陆川等多位知名人士通过微博发动“拯救南京梧桐树”活动,媒体随后跟踪报道,最终促成政府做出正面回应,优化移树方案。名人作为舆论领袖在环保宣传中起到了积极的放大和推动作用,可见我们用好新媒体这把剑就可以披荆斩棘,为环保宣传工作锦上添花。小微博的小信息也并不简单。因为每个人的文化程度、生活环境等因素的不同,个体内化了的价值观念和社会经验可能会将碎片化的微博信息叠加得面目全非。零门槛的途径和信息病毒式的扩散威力使得微博的传播力度不容小觑,为环保舆论监管下了战书。可见,用不好新媒体这把剑,它无疑就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一般在头顶高悬,让人惴惴不安。

鉴于此,环保宣教工作应高度重视新兴媒体。新媒体方便快捷,合理加以利用就会使得宣传效益倍增。对于它的弊端和带来的挑战,我们也不能怕,不能躲,不能等。公众通过新媒体反映环保问题,说明他们对环保部门是充满信心和信任的,希望通过向政府的呼吁改善生存环境。如果及时解决好他们的问题,无疑会使我们的公信力得到极大的提升。

二、把握宣传时机服务环保工作

舆论萌芽期,充分利用舆情分析技术手段“把好门”如今,网友言论活跃度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不论是国内还是国际重大事件,都能马上形成网上舆论,通过网络来表达观点、传播思想,进而产生巨大的舆论压力,达到任何部门、机构都无法忽视的地步。面对网上的海量信息,仅依靠人工的方法难以收集和处理,因此需要依靠信息技术和相关学科专业知识建立起自动化的网络舆情分析系统。目前有关舆情分析系统的技术主要有主题检测和追踪技术、文本分类、聚类、观点倾向性识别、自动摘要等计算机文本信息内容识别技术,其中基于关键词统计分析方法的技术相对比较成熟。市级外宣部门和部分环保部门已率先使用此技术,对环保舆情的监控起到了把关的作用,在信息扩散之前先人一步,掌握了工作主动权,杜绝了无序传播带来的种种负面影响。

舆论高潮期,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避免炒作为“门事件”完善应对传统媒体的新闻发言人制度。新闻发言人制度是国际上通行的新闻形式,有着引导社会舆论、改善政府形象的特殊功效,对公众知情权的实现有重要作用。在突发事件出现时,各种小道消息散布坊间,官方发言尤不可缺。各大企业、县区环保部门都需要有新闻联络人员及时向市级环保宣教部门及时通报基层情况,进而向市级环保部门新闻发言人或者主要领导汇报。同时,官方消息的应在八小时内,并视事态发展,定期举行新闻会。

建立应对新兴媒体的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政务信息公开化和网络问政深入发展,给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带来了新课题。打开新浪微博,环保微博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譬如“江苏环保”的一些好做法在《中国环境报》上就有专题报道。该政务微博“接地气”,语言亲切、平民作风,甚至运用了目前流行的“淘宝体”、“甄嬛体”,拉近了与网友的距离,留下了平等交流的良好印象。不“耍官腔”的同时,环保宣教应对新媒体还需要掌握一些传播的策略。如伦敦奥运会,你会发现所有的事实性传播,尤其是找到差异性事实的时候,传播速度极快,根本不用自己评论,大家都变成评论员。这对我们应该有很大的启发,运用新媒体的传播,不需要强加我们的观点,不需要以舆论引导的名义过多干涉网络言论,观点网民会来总结,但是一定要提供可以导向正面观点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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