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经典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社科经典论文范文
摘 要：思想体系的精髓往往集中体现在它的经典著作之中，马克思主义同样如此。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一个思想宝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方法。然而，对经典著作断章取义、教条式的理解会埋葬这些科学的思想方法。所以，我们要走出狭隘的教条式学习空间，用科学的学风去对待，并从中抽象出一般性的方法论来指导实践。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思想方法
一、经典著作是一个思想宝库
马克思主义在中文词典里就一直被解释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思想体系。就思想体系本身而言，它就应当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思想和著作，其涉及了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几乎全部社会科学，而思想体系的精髓便见之于经典著作。单从著作出版上看，中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就有50卷，历史考证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就有60多卷等，诸如此类，在此就不再赘述。
马克思、恩格斯本人从来不把他们的思想和著作简单当做一种主义或意识形态，而是把它当做科学。马克思不止一次说，“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把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当做他们的伟大发现。正是由于这些发现，社会科学变成了科学①。马克思在谈到劳动价值论时写到：“后来科学发现，劳动产品作为价值，只是生产它们时所耗费的人类劳动的物的表现，这一发现在人类发展史上划了一个时代”②。这些历史性发现都集中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并被后人不断去思考、学习、运用。
然而，经典著作的丰富思想却难逃狭隘的工具理性的命运。后人在经典著作里随意选取内容，断章取义，为达到其自身的目的，形成一种简单化、庸俗化的论调，而后以此为方法指导一段时间的实践。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论调及其实践会被历史抛弃，更甚的是使世人怀疑经典著作中科学的思想方法。这或许是马克思本人一直强调他的作品和思想体系不是理论教条，而是一种方法的缘由。
二、经典著作思想方法的遮蔽
虽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思想方法是一个完整、科学的体系，但社会思潮向来是纷繁复杂的，尤其是在“全面深化改革”时期。事实上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就不断有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断章取义，遮蔽经典著作中的科学思想方法。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文中，就鲜明的反对拉萨尔主义③歪曲其对公有制理解的内容。拉萨尔在《德国工人党纲领》中谈到了“公平的分配”时设想了“劳动资料是公有财产，总劳动是由集体调节”④的状态。马克思把这句话同拉萨尔所讲的“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权利属于社会一切成员”的话进行了对比、批判。此外他还批判了拉萨尔对公有制的看法等。马克思认为，在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中，生产者不交换自己的产品；在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中，生产者不交换自己的产品；用在产品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这些产品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为总劳动的组成部分存在着。于是，“劳动所得”这个由于含义模糊就是现在也不能接受的用语，便失去了任何意义⑤。马克思的意思是，在完全公有制的社会里，不可能有商品经济，因而根本不可能实行拉萨尔所谓的按劳分配。显然，拉萨尔主义的观点是曲解马克思观点的。然而，马克思这一判断却很少引起很多人的注意。
又如近几年来，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思想被用来论证建立所谓中国“市民社会”。有人认为构建社会主义市民社会，是对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的遵循。翻看经典，我们发现马克思早期所说的市民社会，其存在的基础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即资本主义社会。再者，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论述则着重从生产关系、交往关系入手。这与其思想的转变有直接关系，也就是他方法论视角变了，变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马克思把“市民社会”理解为经济关系，就是要说明政治、法权意义上的“资产阶级社会”存在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结构之中。因而，马克思“市民社会”的思想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消灭私有制、追求人类的解放的价值目标，而非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所谓“社会主义市民社会”，这是没有搞清理论前提的胡乱。
由上文不难看出：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要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撇清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有人在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时，把特定场景下针对具体对象的个别论断，脱离其具体历史情境，与具有普遍性的基本原理等同。这种做法，离开个别论断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包括思想理论背景），难以准确理解原著的本意，就可能读不出其固有的思想，而读出其本没有的思想，变成了误读和曲解，遮蔽了经典著作的科学思想方法。一针见血的指出：“不但应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间题立场和方法。⑥”他所提倡的立场、观点、方法便是经典著作带给我们的巨大财富。
三、学习经典著作的思想方法，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不断适应新形势、新情况、新任务，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强大生命力之所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不仅要把握理论原则，而且要着眼于宏、微观层面的问题去阅读和思考。其中，关键是深刻把握不同历史阶段的世情和国情，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过程中不断汲取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精神力量。我们应该始终着眼于我国改革开放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的实际，使我们对经典著作的学习成为推动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强大动力。
学习经典著作，不是空谈理论。断章取义、教条主义只会遮蔽经典著作的光芒。早在“”时期就强调：“我们所要的理论家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要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⑦”这就是说，理论家不是只看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有了理论便不与实际相联系。邓小平强调，“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管用”，就意味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理论的指导下，要能发现问题，认识问题，解决问题。因此，在学习经典著作过程中，应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着力运用理论研究解决当前重大问题，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
学习经典著作，要改造世界。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为了改造世界，即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学会运用经典著作中的基本原理来正确地分析和解决现实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正确地分析和解决我们思想上产生的困惑，特别是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自己的价值取向。指出：“理论研究只有同社会发展的要求丰富多彩的生活和人民群众的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才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⑧”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要坚持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各国国情下的具体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在中国，对经典著作理解的价值取向，从理论上来说，是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完善、发展，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实践上来说，是要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在实践中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学习经典著作，反对错误思潮。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一定意义上是革命导师针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而撰写的，马克思主义是在同自由主义、机会主义、教条主义等错误思潮的斗争中发展壮大起来的，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没有停止过同各种错误思潮的斗争。这就要求我们善于在同错误思潮的斗争中去理解与掌握它的思想方法，善于运用它的思想方法去同错误思潮作斗争。
当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甚嚣尘上，如宣扬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主张“全盘私有化”、鼓吹等，究其本质――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要毫不动摇坚持、与时俱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必须同各种错误思潮进行坚决的斗争。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过程中，能不能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谬论进行有理、有据、有节的批判与抵制，应该作为检验研读经典著作成效的一个重要评判标准。
总之，受主客观条件的制约，我们对经典著作深刻内涵的领悟将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过，通过学习经典著作，走出狭隘的教条式空间，用科学的学风去对待经典，并从中抽象出一般性的方法论来指导实践，这才是我们学习经典的题中应有之意。（作者单位：南京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3] 《列宁选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 《选集》第2～3卷[M]，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5] 李捷.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改革开放实践与时代的需要[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年第04期，第15-16页。
注解：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1页。
③ 拉塞尔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只要通过和平的合法的斗争，争得普选权，就可以把君主专制国家变为自由的人民国家；否认无产阶级进行经济和政治斗争的必要性。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2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3-434页。
⑥ 《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页。
⑦ 《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4页。
第2篇：社科经典论文范文
一、变迁：自近代大学始看传统文化经典教育的起落和影响
中华民国成立后，1912年民国教育部颁发的《普通教育暂行办法》中明确规定：“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传统经典教育自此从教育体制上被中止了。同年10月颁布的《大学令》也废止了大学中的经科。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对于废止经科的缘由曾这样解释：“清季学制，大学中仿各国教育科的例，于文科外又设经科。我以为十四经中，如《易》、《论语》、《孟子》等已入哲学系；《诗》、《尔雅》已人文学系；《尚书》、《三礼》、《大戴记》、《春秋三传》已人史学系；无再设经科的必要。废止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蔡元培主张废除经科并非是反对传统经典教育，而是由于学科门类的调整，传统儒家经典已分别纳入按照西方学科体制设立的各领域中。到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时候，他不停的鼓吹尊孔读经，要求大学必须增设经学院，而且要“独立建设，按经分科”。“专以阐明经义、发扬国学为主”，但很快随着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失败，儒家经学教育在大学中也逐渐被贬斥，1916年北洋政府又颁布了删除读经的条款。自此，作为一门独立学科门类的经学从大学中被放逐了。之后的国民政府虽然在确立“三民主义”教育宗旨的时候，也强调“恢复民族精神，发扬固有文化”，但实际上也只是教育的一个幌子而已。不过我们仔细看整个民国时期的大学教育，会发现传统经典教育还是通过开设国语、国文课程等方式延续着，特别是在综合性大学中的中国文学、哲学、史学等学科的教育与研究，成为了处在剧烈变革时期的现代中国传承民族文化经典遗产的最主要载体，如当时的鲁迅、胡适、顾颉刚等人开设的传统文史课程，都对开展传统经典教育、传承和整理民族传统人文经典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五四和新文化运动中传统经典遭到了程度不同的批判和解构。诚然，从历史进程变迁和社会发展时期的需要看，我们要充分肯定近代大学对传统经典教育的批判和废除，但并不是说这种文化教育的价值选择没有历史代价的。
新中国成立后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进一步激进和非理性，几乎所有的儒家典籍被作为封建糟粕而剔出在大学教育体系之外，传统的文史经典如《论语》、《大学》等一律被束之高阁，无人传授和解读，由此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历史真实原貌和深厚内涵被遮蔽，也导致了几代中国大学生对传统经典和民族文化的茫然无知或误解、曲解，进而也影响了自20世纪50年代后近半个世纪的中国社会。民众主体文化观念严重退化，对传统文化经典普遍存在陌生感、冷漠感，很少有人愿意去读这些经典，民众缺乏基本的人文素养，官场抑或学界也普遍存在人际交往的世俗化和粗鄙化现象等，“崇洋”、“厚古薄今”已积淀为一种民族集体的“文化无意识”。美国学者阿特巴赫深刻指出：“现代高等教育的基本结构、科学与知识的基础以及知识结构在本质上都是西方的，且逐渐在世界上占据主导地位。当代所有大学，不管它位于何方，都基于西方模式。”这种崇尚欧美文化的“文化移民”心态必然忽视了民族文化经典教育，削弱了青年学生乃至全体国民的民族认同感，故大学发展和整个中国大文明出现“无根”状态也是必然了。
二、意义：传统文化经典教育之于大学教育的必要性
近几年来传统文化经典教育开始逐渐得到重视，“国学热”、“百家讲坛”重新解读经典古籍等的兴起就是例证，说明了民众对传统文化经典开始有了新的认识和需求。传统文化经典之于大学教育应该说是必不可少的。
第一，辩证的看，传统文化经典教育与大学的本质属性之间始终存在着内在契合，作为高等教育机构的大学是传统文化经典教育得以研究和传承的重要途径，同时大学作为社会精神文化的高地也需要传统文化经典的滋养与支撑。大学教育的本质属性在于培养和塑造全面发展的人。所谓全面发展的人，应当是知识、能力与素质协调统一的人，是理性、情感与人格协调统一的人，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统一的人。而要实现大学教育这一根本使命，在众多丰富的教育资源中传统文化经典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大学应当把传统文化经典教育作为体现大学本质属性、实现大学文化使命的根本途径，作为大学教育体系的核心内容和基础部分，而不是仅仅作为一种专业教育的补充和点缀，我们应当学习和借鉴欧美大学开展的通识教育的做法，尽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学传统文化经典教育模式。笔者认为这或许是解决当代中国大学甚至是社会大文化底蕴不足、精神境界不高的治本之策。
第二，加强大学生尤其是理工科学生对传统经典的学习，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是大学社会功能和社会责任的必然要求。《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学校必须以人才培养为中心开展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这包括两方面的涵义：其一，要求培养质量合格的建设人才：其二，就是顺应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推动学生的全面发展。高校作为一个具有一定精神价值独立性的社会实体，通过自己的社会功能和角色分工来辐射和影响社会。因此，高等教育不仅仅是对学生进行学术、知识、技能上的培养，它的社会责任还体现在通过自身课程、文化、氛围等方面的影响，塑造出求真、创造、高知识、高文明的大学环境。完成对人的全面发展“使人完全成为人”的社会价值引导功能。传统经典对学生人文修养的熏陶作用，修身治事的指导作用，是其他方式所难以取代的。这要求我们在高等教育中要重视传统经典的教育。
第三，从目前高等教育的现状来看，大学生、尤其是理工科大学生的思想素养和人文素养亟需加强。中国的高等教育，在近十几年进入了飞速发展时期，无论是教育的规模、还是软硬件的建设，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在对教育目的和教育理念的实施层面上还存在着诸多的不足。当前在社会公众视野中，高等教育的社会评价不断下滑，社会公众对高等教育和学生培养质量的期望与评价的距离在不断扩大，从近年媒体上出现的对大学生质量和素质的质疑、以及许多
相关的负面报道中也略见一斑。诚然，学生素质的下滑，与社会风气和大环境影响有关，但也跟大学的教育目标和理念的模糊，教育模式的缺陷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高校对学生人文素质培养上的漠视相当严重，大学生尤其是理工科专业的大学生，在人文修养，尤其是传统文化上的修养让人实在失望。
三、尝试：在理工科学生中进行传统经典教育
笔者基于多年学生工作中积累的经验，试图探索一种与理工科学生现状相适应的传统文化经典普及方式，拟定从2011年初开始，笔者在自己所带的三个专业300多名学生中，开设《我读经典》栏目，对经典进行仔细研读，同时尝试注解，试图通过对经典的解读积累理科学生的人文知识、加强他们的自身修养。这一栏目以《弟子规》的注解为第一部分，打算陆续讲解其他传统经典。首先注解训读的传统经典是《弟子规》。之所以选择《弟子规》有两个方面的考虑：
其一，《弟子规》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的启蒙读物具有典型性。其内容主要是伦理层面的，通过对它的学习，可以让学生在学习人文知识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得到修养上的提高。
其二，《弟子规》语言接近白话，易记好懂，韵味十足，诵读时琅琅上口，也便于注解引申，适宜理工科学生的阅读学习。探索的方式如下：
1.在2009级所有的教室里设置《我读经典》栏目，以黑板报的形式给学生选注《弟子规》，选注形式为：把《弟子规》全文分为60个小节，每周解读3小节，共用20周注完。选取与学生修身、求学、处事等密切相关的章句进行注解引申，根据栏目开设的目的和理工科学生的特点，注重从人文素养和道德修养角度进行引导，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引发学生对社会和人生的思索，
2.结合《我读经典》栏目的内容。及时开展各种形式的相关工作。比如。在各班的班会中穿插人文典籍的介绍，每次班会介绍一本人文经典或一个人文学者，并鼓励学生去翻阅相关资料：针对《我读经典》的进程，适时举行相关主题班会、座谈会或讨论会。
3.做好《我读经典》栏目效果的反馈，计划用问卷调查的形式了解和掌握学生对这一形式的反响和效果。
自然，对于经典阅读热潮的讨论和纷争一直未停息过，其争论的一个焦点就是：如何甄别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和糟粕，这是思想界和学术界必须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可以说是与时俱进的，何为精华?何为糟粕?对于一些看似简单或者已经盖棺定论的界定我们都有必要重新审视和定义。因此。在《我读经典》的尝试中，我决定对典籍和章句的筛选尽量细致，努力使学生的人文素养和人格都得到提升，我知道这是个富有挑战性的尝试。人文教育永远都是一种潜移默化的熏陶，所谓“润物细无声”是对其最好的描述，它的功效远远大于裸的说教和硬性灌输。尤其是当我们面对90后这些年轻、激情、但容易偏激、任性的青年群体时，我们要重视的是教育方式的革新，要逐渐培养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兴趣，使得他们通过对传统文化的重新解读来发现经典的魅力，体悟其真谛，同时帮助他们提升自己的人文修养和自身素质。
第3篇：社科经典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在中央组织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推动下，我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发展很快，成绩显著。但是在发展中也存在一些待解决的问题，突出的是某些学科点忽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典著作的教育，严重影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的培养质量;同志2010年9月27日在中国浦东千部学院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强调了把马克思主又经典著作的学习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学习结合起来，更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必要性、重要性和基木路径，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规范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应以此为指导和动力，深刻理解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典著作的重要意义，坚持正确的方法，抓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典著作的研读和教育。
一、问题的提出
在中央组织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强有力的推动下，我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发展很快，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育取得了重大成就。这些成就，无论是在学科体系、教材体系、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上，还是在人才培养、科研成果上，都得到充分体现，从而稳定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提升了其教育教学的质量。同时也加强了马克思主义在高校的指导地位，加强了党的思想理论阵地，促进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这是当前我国思想理论战线健康向上的大好形势的重要表现。
现在的问题是要进一步发展这种大好形势。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来说，就是要始终坚持以中共中央国务院(2004 ) 16号文件的精神为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下发的学位(2005 ) 64号文件及其附件二的具体要求，以提高教育质量为中心，进行规范化建设。这方面要做的事情很多，其中重要的或基础的一环，就是要抓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典著作的学习、教育。这项工作，既关乎教材、教学内容，也关乎教师队伍建设、人才培养。在一定意义说，关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根本性质、发展方向和社会服务功能。现在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本学科的某些学科点、某些指导教师对这个带根本性的问题有所忽视。其具体表现多种多样，如:有的未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典著作课列人重要学位课程;有的在学位课程设置中虽然规定有这门课程，但建设得很差，教育质量不高;有的学科点在一批老教师退休之后，已经没有真正能讲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教师，只好随便应付;更有甚者，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和教学代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育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典著作的教育。如此等等。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思想上不重视，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毛泽东思想教育、特别是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教育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最重要、最基础的学位课程，甚至受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影响，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100多年前的“老东西”，没有研究的现实价值，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原因。总之，不管具体情况如何，上述种种表现，严重影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培养的质量。
二、重要指导意义
我们党一贯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和教育，党的几代领导核心都反复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和教育的重大意义。2010年9月27日同志在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座谈会上的讲话，再次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是领导干部的看家本领，是我们党克敌制胜的根本法宝。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领导干部，不可能是合格的成熟的领导干部。他指出:领导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现阶段主要是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干部教育培训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内容，重点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他要求将这一精神充分体现在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和干部学院的培训内容、教学布局、教材建设上。同时他又强调说: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在重点抓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育的同时，还要抓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典著作的学习教育。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源。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有利于从源头上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也有利于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解和运用。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就谈不上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要求，党内要有相当多的干部每人读一二十本、三四十本马列的书。新中国成立后，他多次强调学马列。邓小平同志说，读马列要精，这个“精”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导师们的经典著作。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也都强调老祖宗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去年底，出版了10卷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5卷本《列宁专题文集》。这两部文集，是党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所取得的标志性成果，全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是党员、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权威性教材。党校、行政学院和干部学院都应当开设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课程，专门讲授一些有代表性的篇目，指导学员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学习结合起来，更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建议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三所干部学院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在教学计划中加以安排。
同志这一段话，是直接针对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三所干部学院讲的，这些单位的教育对象是领导干部，这自然同我们地方高校有许多不同的特点、不同的要求、不同的做法。但是他强调要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重点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重点抓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育的同时，还要抓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典著作的学习教育等等精神，总结了我们党的历史经验，反映了我们党长期形成的优良传统，指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对领导干部的政治要求，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这是完全适用于我们地方高校的，特别是给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对我们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应该全面领会和很好贯彻。
三、研读经典的重要性和方法
同志的讲话，已经把研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典著作的重要意义、学习内容、学习要求和学习方法讲得十分明确。这里，根据同志的讲话精神，笔者着重就学原著的意义和方法提出一些看法。
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即钻研经典作家的原著，这是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历史观和科学方法论的必然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家给追随者和后继者的忠告。1884年8月13日，恩格斯在给格奥尔格·亨利希·福尔马尔的信中就提出:要“研究原著本身”。1890年9月，在致约·布洛赫信中，他再次强调:“我请您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而不要根据第二手的材料来进行研究。在这封信中，继后在1894年1月25日于伦敦致西瓦尔特·博尔吉乌斯的信中，恩格斯这位社会主义的“保姆”和导师，还开列了一系列重要阅读书目，以供有志于研究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人们学习。
恩格斯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要求，除了有当时的特殊背景外，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原著即马克思主义的载体，是其理论的文字存在和表达形式。钻研经典作家的原著，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跨越历史时空，面对大师，直接与经典作家对话、交流，把他们的原论直接传给后继者。研读原著具体说有四点意义:
第一，要真切地了解经典作家思想形成的根据和发展轨迹，就必须研读原著。只有这样，才能完整、准确地理解、领略这些思想的精髓、底蕴和历史发展脉络。恩格斯在为《资本论》第三卷写的序言中就说过:“一个人如果想研究科学问题，首先要学会按照作者写作的原样去阅读自己要加以利用的著作，并且首先不要读出原著中没有的东西。”
第二，要在正确地理解经典作家有关思想的同时，有效地学习他们观察和处理问题的立场和和科学方法，就必须研读原著。列宁在建议青年们研究国家问题要看看恩格斯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时说过:“我所以提到这部著作，是因为它在这方面提供了正确观察问题的方法。它从叙述历史开始，讲国家是怎样产生的。他还指出，要正确地分析国家问题，必须对它的整个发展过程作历史考察。 第三，要不“让一些简述读物和别的第二手资料引人迷途”，就必须研读原著。这个论断是恩格斯当年在给格奥尔格·亨利希·福尔马尔的信中着重提出的。今天，简述读物和第二手资料多得不可胜数，在这种背景下，恩格斯的论断对我们有多么重要就不言而喻了。
第四，要有效地抵制和反对错误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歪曲、肢解，就必须研读原著。这是从现实出发的。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继续保持积极健康向上的良好态势。但是，在充分肯定意识形态领域主流的同时，要清醒地看到，意识形态领域并不平静，思想理论领域呈现十分活跃、十分复杂的状态。一些错误思潮往往采取折中主义的、混合主义的手法，提出一些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观点，歪曲、肢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以混淆视听。面对多种思潮的交流、交融和交锋，只有研读原著，才能正本清源，与各种错误观点划清思想界限。
学习、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应采取正确的态度和方法。这可以从多个方面探索，笔者以为以下方面值得重视。
第一，要在研读文本上下苦功夫
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以后，马克思说过:“我所使用的分析方法至今还没有人在经济问题上运用过，这就使前几章读起来相当困难。”“这是一种不利，对此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事先向追求真理的读者指出这一点，并提醒他们。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他还说:“万事开头难，每门科学都是如此。谁怕下功夫，谁就无法找到真理。这一点，是每一个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人都需要明了和有精神准备的。
但是，马克思主义既然是科学真理，只要愿意付出定能学懂学通。列宁曾向大学生建议说，为了弄清国家这个“最复杂最难弄清的问题”，要多花些时间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要著作至少读几本”。他告诫大学生:“起初也许有人又会因为难懂而被吓住，所以要再次提醒你们不要因此懊丧，第一次阅读时不明白的地方，下次再读的时候，或者以后从另一方面来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会明白的”。他强调，“想认真考察和独立领会它的人，都必须再三研究，反复探讨，从各方面思考，才能获得明白透彻的了解”这些话，既鼓励了我们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信心，也指出了我们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方法。
第二，要认真领会并学会运用科学的方法
我们在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时，既要把握其中提出和论证的重要思想理论观点，又要重视研究和掌握形成这些理论观点时运用的立场和采用的方法。恩格斯多次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列宁还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只是(a)历史地，(β)只是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y)只是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包含着极其宝贵的科学方法，我们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时必须予以高度重视、认真领会和全面把握。
第三，要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
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优良学风，又是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方法。在这方面，总的说要具备问题意识，带着问题有针对性地学。展开来说有三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要注意联系历史实际，把握马克思主义某一理论提出的社会历史条件，包括经济的、政治的、思想的和文化的多个方面，特别是重大的历史事件;二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去思考和解答自己在理论领域中未曾遇到过的问题或感到困惑的问题;三是要关注历史的和现实的社会思潮，通过分析、比较、对照，深刻地把握理论，以期澄清是非，划清界限，提高理论水平。
第四，要注重理论的应用和创新
毛泽东说过:“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因此在初步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和观点之后，要自觉地以此为指导，去进一步学习、研究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历史和现实，自觉地努力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为此，要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究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很好地结合起来，高度关注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在分析新形势、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理论和实践双重探索中，推动理论的创新。
当然，发展理论，创新理论，是一项艰苦的科学工作，需要思想家费尽自己的心血。理论工作者要抱着慎重和严肃的态度，不能有任何轻率和随意。恩格斯早就讲过:“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恩格斯的这个论断应成为我们理论创新的座右铭。
第4篇：社科经典论文范文
张新科的文学文化研究还涉及社会文化，如在《中国古典传记的民族心理》《中国古典传记道德生命的张扬》等文章中，他指出，中国古典传记的发展，既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影响，同时也与我们的民族心理有密切关系，如注重现实心理、祖先崇拜心理、英雄崇拜心理、留名不朽心理等。这些民族心理，对古典传记的人物选择、材料选择、事实呈现以及价值取向等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中国古典传记中优秀传主的生命具有不朽的价值，传主的自然生命结束了，但他们的道德生命会在后代复活，并产生影响。这说明张新科的文学文化研究不仅仅只是对具体可感的文化现象的研究，更为重要的是也涉及精神文化层面的研究。就文学的人文性研究而言，张新科主要着力于古典传记的生命价值和古代文学的入世进取主题研究。在《活力释放：中国古典传记的生命内涵》一文中，他认为，中国古典传记里，围绕生命的问题，体现出多种思想和行为：或建功立业，或珍惜生命，或牺牲生命，或尊重他人生命，或预设生命的结束等。生命活动实际上是人的自身活力的释放，在释放过程中由生命激扬出灼热的力量，这种力量往往是最动人心魄、最具审美意义的。社会条件对活力的释放总会起到或促进或束缚或压抑等作用，而活力的释放是由于充沛的内在激情，这种激情主要来源于时代使命、信仰力量、前代楷模、家庭教育、个人修养等诸多方面。《唐前传记文学的生命价值》一文则从阐释唐前传记文学作品中传主本身的生命价值入手，对传主个体生命融入民族生命以及其对民族精神塑造所产生的重要作用进行了论析。在《入世进取：生命活力的展现》一文中，他提出“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入世进取主题，是人的生命活力的展现”的观点。入世进取主题的产生与发展，还与中国人自强不息的哲学心态以及重人生、重现实的民族心理有关。在《古代文学入世进取主题的忧患意识与悲剧色彩》一文中，他提出：“中国古代文学入世进取主题中充满着忧患意识乃至于悲剧色彩。忧患意识是人的生命意志的体现，甚至形成一种积极的时代风尚。”《昂扬奋进的主旋律：古代文学入世进取主题论略》一文认为：“入世进取主题是中国古代文学中最富生命力的主题之一。这个主题，有其昂扬奋进的主旋律，那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坚韧不拔的毅力，勇于反抗、勇于革新以及为理想而献身的精神，永远给人以鼓舞的力量。”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201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典传记文学的生命价值》乃是张新科古典传记生命价值全面系统的研究成果。论著以传记“是人类生命的一种特殊载体”为基点[3]62，以“生命价值”为切入点，在梳理中国古典传记源远流长的发展历程的基础上认为：中国古典传记具有“连续性”“系统性”“功利性”“丰富性”“多样性”“形象性”等特点；中国古典传记的生命内涵在于“活力释放”，也就是要转动生命时针，焕发内在激情；古典传记的生命价值体现为追求不朽，其主旋律是“昂扬进取”，并表现为“多音符”和“变奏曲”；中国古典传记的忧患意识表现出“深厚苍劲”的特征，是集体性焦虑与个体焦虑的集合；中国古典传记的悲剧实践主体是在为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而进行力的创造，他们具有顽强的意志和坚忍不拔的毅力，具有正义感和高尚情操；中国古典传记体现了天人关系、人生观念、人性展现的哲学意蕴；表现了注重现实、祖先崇拜、英雄崇拜和留名后世的民族心理；中国古典传记中道德生命的张扬乃是生命的复活，是道德的净化；其审美价值在于力的象征，这种力量分别是艺术力量、情感力量、感染力量。同时，论著还探讨了古典传记终极目标的实现、民族精神及其当代意义。可以说，该论著从古典传记的生命内涵、生命价值的体现、忧患意识、悲剧精神、哲学意蕴、民族心理、审美价值等方面开创性地建构了中国古典传记的生命理论。总之，张新科从文化学的视角对古代文学给予观照，从文学的角度理解文化，从文化的视野阐释文学。这样的研究能够把文学现象置于特定的时代氛围和特有的历史语境中，从广阔的文化视野中对文学现象进行多角度、多层面、多向度的考察和透视，探寻文学活动中的文化要素及其对文学的影响，从而更好地把握文学的发展规律。张新科古代文学的人文研究，旨在通过探究历史人物的生命价值和中国古代文人在文学作品中对生命意义的张扬，发现人的生命活力、生命内涵、生命价值、生命意志对于历史和人生的意义。这不仅仅是对中国古代文学文化研究的新开拓，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强调引进生命意识和生命活动视角，将文学置于生命美学的图景中进行审视和阐释，将对生命意识的考察上升到美学的层次，建构文学的生命观或生命文学观。理论和实践的共振共鸣，将文学活动引向深入，使文学的生命意识和生命美学观念犹如一道行走的风景，在开放、多元的发展变化中昭示着文学的行进和存在”[4]。如果要寻找更为深刻的现实意义的话，这样的研究能够让人们透过历史的记述，在对入世进取主题文学作品的体味中，感受历史人物、文人志士那火热的生命活力及其闪耀出的光辉，从而把自我生命融入民族生命之中。这也启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要释放生命活力，燃烧生命激情，绽放生命之花，从而“具有富于丰饶的生命力与创造力”[5]19，使自己成为幸福的人。
二、创新论
“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民族要发展，要充满活力，就必须有创新精神。”[6]张新科的古代文学研究有着突出的创新性。这种创新主要体现为善于发现问题，强调创造，努力探究文学现象之间的关联性，发现作家作品的创新精神。在《〈史记〉研究应走出误区》一文中，张新科在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史记》研究成果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指出，近年来在《史记》研究过程中，仍存在一些误区，应引起我们的注意。他认为，在《史记》研究史上，20世纪50年代曾出现过美化、拔高司马迁的倾向，有些研究者回护司马迁，不能正视司马迁思想的矛盾及局限性。除此之外，对《史记》材料不加考察分析，一律视为司马迁的思想；研究课题的重复、老化等，都是《史记》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探寻文学现象之间的关联性，也是张新科学术创新的体现。在《六朝新文学理论的先声——司马迁对魏晋南北朝文论影响三题》一文中，他发现了司马迁的文化学术观念与魏晋南北朝文论之间的关联，认为司马迁对学术性的“文学”与文学性的“文章”的区分及对文学家、文学作品的重视，影响了六朝人对文学不朽价值的认识和对文学规律的探讨；司马迁提出的“发愤著书”理论影响了六朝文论中的“蓄愤说”和“怨愤说”；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的历史观影响了六朝文论中的“通变”思想。在《〈水浒传〉与中国古代传记》一文中，他对《水浒传》与中国古代传记之间的关联作了较为详细的探讨，认为《水浒传》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反抗精神、侠义精神、英雄主义精神等内在精神对古代传记有许多继承与发展之处；《水浒传》在个性化的人物、戏剧化的场面、叙述方法等艺术上对传记文学有许多继承与发展。在《历史与小说的不解之缘》一文中，他认为小说从史乘分化出来以后，并没有脱净干系，仍带有史的特征。而史传著作也不是一块“纯洁”的地方，其中不乏小说的地盘，小说中有史，史中有小说，小说与史传有着不解之缘。张新科还善于发现古代文学作家作品的创新精神，这是其古代文学研究创新的又一体现。在《〈史记〉所体现的创新精神》一文中，他总结了《史记》多方面的创新精神：一是《史记》记载了许多有作为的政治家在治理国家方面的创新精神；二是记载了许多思想家的重要活动，表现了思想家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创新精神；三是表现了文学家、史学家的创造精神；四是司马迁自身的创新精神。另外，张新科还发现了司马迁的创造意识。在《毅力胜挫折心血铸长城——从挫折心理学角度看司马迁的创造意识》一文中，他运用美国临床心理学家艾里斯的“挫折的ABC理论”，深入分析了司马迁在创作《史记》时所体现出的创造性及其产生过程。他认为，司马迁在创作《史记》的创造性活动中遭遇挫折后，能够主动调整自己对诱发性事件的看法和态度，调整自己的情绪，最大程度地减少挫折带给人的不良反应以及苦恼、郁闷等情绪困扰所带来的不良影响，在挫折中奋进，保证了创造性活动的持续进行。任何科学研究都需要创新，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也不例外，而如何在理论体系、观点方法、考察视界等方面有所开拓和创新，是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张新科对研究误区的纠偏，对文学现象关联性的探究，以及对古代作家作品所体现出创造精神的发现，都可以说是创新古代文学研究的有益探索。
三、学科论
学科是学术的分类，指在整个科学体系中学术相对独立、理论相对完整的科学分支，或者说就是科学的部门。“由于人类知识是不断增加的，于是各个科学部门（各学科）的内容就会随着历史的前进、社会的进步越来越丰富。不仅如此，科学各部门的划分也就越来越细，科学所包含的学科就会越来越多。”[7]因此，随着人类知识的不断积累，新的学科会不断涌现。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中，张新科非常注重新学科的建立，他通过学科学术史的梳理、学科体系的建立及意义探究、学科的未来展望等方面的研究，建立了“史记学”。首先，他对“史记学”学科学术史作了梳理，在《20世纪史记学的发展道路》一文中，他认为20世纪的《史记》研究分为承前启后、初见成效、逐步深入、停顿沉寂和全面丰收五个时期；新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成为20世纪《史记》研究的两个重要转折点；各个时期的《史记》研究，既有对前人研究的继承和深化，又能拓宽研究领域，出现新变的因素，都有其鲜明的特点。同时，张新科对“史记学”学科的未来发展进行展望，在《史记学：21世纪研究之展望》一文中，他认为“21世纪的史记学仍将是研究的热点领域”，并从综合化、理论化、多样化、立体化、世界化、生产化六个方面对21世纪史记学的发展作了初步构想。之后，他对建立“史记学”学科的可能性及其意义进行论说，在《“史记学”体系的建立及其意义》一文中，他提出，《史记》研究之所以能成为一门学科——“史记学”，并且建立自己的体系，是由于《史记》本身的价值、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以及学科发展的需要等多种因素决定的；“史记学”的体系是一个开放型的体系，包括基础部分、理论部分和相关部分三大类；建立“史记学”的学科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为了建立这个体系，文史工作者应采取相应的措施和步骤。200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史记学概论》是张新科建立“史记学”学科体系研究的标志性成果。这部著作分“范畴论”“价值论”“源流论”“本质论”“方法论”“生存论”“主体论”等7论17章，第一次建构起“史记学”的框架体系，奠定了“史记学”的理论基础。该论著系统阐述了有关“史记学”的基础性研究、理论研究、体系构成、建立基础、意义价值、形成与发展、兴盛与繁荣等学理性问题，总结概括了“史记学”的特点及其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张新科在“方法论”部分提出，“史记学”应当以唯物史观作为其理论支柱，运用史学、哲学、文学、美学、心理学、军事、经济学、法学、政治学、伦理学、校勘学、文字学、考古学等理论以及自然科学理论展开研究；在“史记学”研究中，可采用考据、比较、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等多元化的研究方法，还应借鉴西方先进的研究方法。此外，他还在“生存论”中，就“史记学”与社会现实、“史记学”的学术组织、“史记学”成果的产生及批评等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作了探讨。最后，该论著还从才学识结合、继承与创新结合、求实与求美结合、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结合、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结合等方面对“史记学”研究者应具有的素养和对“史记学”研究应采取的方法作了分析。通过论证分析，他最终建构了由基础研究、理论研究和相关研究构成，以史学、哲学、文学为支柱学科，以政治学、地理学、军事学、医学、天文学、经济学、心理学、档案学、民族学为相关学科的“史记学”学科体系。
四、嬗变规律论
科学研究是人们探索未知事实或未完全了解事实的本质和规律，以及对已有知识分析整理、验证并发现有关事实的本质及其规律的实践活动。因此，科学“是用于探索的一套规则和形式，由那些寻找可靠答案的人们创造”。自然科学是这样，人文社会科学也是这样，正如宇文所安所说：“在人文科学领域，我们需要某种类似从牛顿物理学到量子物理学的飞跃……我们以前一直觉得十分明确和稳定的‘时代’、‘作品’、‘作者’原来都可能只是一些复杂的变化过程……对于书写文学史的人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像在量子物理学里一样，描述文学和文化的变化实际上是怎样发生的。”古代文学研究也应当注重把握其变化的规律。张新科在古代文学研究实践中，主要从发现演变轨迹、梳理发展过程两方面入手，探寻古代文学的发展规律。就古代文学的演变轨迹研究而言，张新科主要致力于唐前史传文学的相关研究。在《先秦两汉时期史传文学的嬗变轨迹》一文中，他指出先秦两汉时期史传文学的嬗变，呈现四个演变轨迹：一是由简单的记事向复杂的写人发展；二是人物类型由上层逐步向下层扩展；三是作者感情由隐而显；四是风格由简朴、单一向纵恣和多样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传文学的嬗变轨迹》一文则以魏晋南北朝时期正史中的《三国志》《后汉书》《宋书》《南齐书》《魏书》为例，在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传文学作了深入探讨后认为，这一时期的史传文学，呈现出了人物范围逐步缩小、由性格化向叙事化转变、思想感情由浓而淡、语言向骈俪发展的嬗变轨迹《。从〈左传〉到〈史记〉史传文学的嬗变过程》一文梳理了从《左传》到《史记》“藉事传人”的编年体到“以人明史”的纪传体的变化过程。《唐前史传文学研究》一书的出版是张新科对唐前史传文学及其嬗变轨迹研究的全面总结。该著作对唐前史传文学的发展过程、嬗变轨迹作了详尽的梳理和研究。首先，论著对唐前史传文学中人物形象的嬗变做了研究。其次，他把唐前史传文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先秦萌芽成长期、两汉成熟高峰期、魏晋南北朝逐步衰微期，认为唐前史传文学发展有连续性、系统性、功利性、模式化等明显特征。再次，该著作还注重研究唐前史传文学发展的规律，探讨了唐前史传文学与辞赋、小说等文体的关系。正像他自己在总结该书的特点时所言：该研究“一是不对单部著作作孤立研究，而是把唐前史传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二是不再详细勾勒发展的线索，而把重点放在规律的探寻上。”张新科还善于通过综合研究，探索文学现象的嬗变规律。如在《从唐前史传论赞看骈文的演变轨迹》一文中，他以唐前史传的论赞变化为例，探讨了汉魏六朝时期骈文的演变轨迹及其与史传文体的关系，认为：《史记》论赞是典型的散文体；《汉书》论赞语言大都变单为双，整齐划一，四字句增多；《三国志》的论赞文字不仅句法整齐，而且词义也整齐，排句也有增多；《后汉书》的论赞，形式更趋完美，有部分论赞已是成熟的骈文；沈约《宋书》、萧子显《南齐书》的论赞，不仅句式整齐，而且讲究韵律，骈化倾向日益明显。史传论赞的这种演变，与骈文本身的历史发展相一致，体现了散文与骈文之间的密切关系。可见，张新科是一个“能够将错综复杂的原因、现象等结合、整理，发现理论和规律”的研究者。除了嬗变轨迹研究之外，对古代文学现象发生发展过程的研究也是张新科嬗变规律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古代文学入世进取主题的发展过程》一文，针对入世进取、建功立业这一中国古代文学中充满生命活力的主题，分析了古代文学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变化过程，指出入世进取主题的产生与发展，是与社会的变化密切相关的。
五、经典化论
第5篇：社科经典论文范文
P键词：教育模式；教育理念；古典博雅教育；现代博雅教育；精通模式；博通模式
古典博雅教育与现代博雅教育并不只是名称上的差异，在知识的融通方式上，两者之间区分明显。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博雅教育产生于古希腊的“自由民”以上的教育，留给后人“自由知识”的理性传统与教育方式，主要体现在文史哲知识的原著阅读与深刻理解上，我们称之为“精通”教育模式。现代博雅教育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随着自然科学知识也成为“自由知识”和“自由学科”，随着现代知识爆炸的挑战，知识之间的融通与贯通成为时代的主题，在课程与教学目标设计与实施上，各学科知识之间的融通成为努力的方向，我们称之为“博通”教育模式。本文主要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探究两者的不同路径与共同归属。
一、精通与博通的历史考察与不同特征
古典博雅教育和现代博雅教育在培养路径与课程体系上，呈现出不同的模式，其一是精通模式，其二是博通模式。精通模式强调课程的少而精，表现为文史哲知识为核心的体系，教学主张经典著作的阅读和解读；博通模式强调课程的博与通，表现为文理兼备的融通体系，教学强调广泛的阅读。从表面上看，精通与博通仅仅是知识融通路径的不同，但实质上两者之间存在价值取向、知识追求等方面的差异。因而，我们有必要上溯历史的长河，从博雅教育发展的过程中考查两种不同融通方式并分析出它们不同的特色。
古典博雅教育源于古希腊，当时的“七艺”即博雅教育课程，“七艺”也称之为七种“自由艺术”或“自由知识”。博雅课程蕴含了人与知识之间自由关系问题的探讨，亚里士多德对此作了详细的论证。他认为所谓自由，就是免于实用性的束缚，“不论现在，还是最初，人都是由于好奇而开始哲学思考，……如若人们为了摆脱无知而进行哲学思考，那么，他们是为了知而追求知识，并不以某种实用为目的。”[1]什么样的人享有这样知识追求的自由呢？那只有自由民以上的人。亚里士多德认为知识对应于相应的人类层级，比如思辨科学对应于哲学家，实践科学对应于自由民，创制科学对应于技师[2]。“自由知识”或“自由艺术”是少数人享有的，博雅教育有着“高贵的”意义。
正因为如此，经过中世纪对于人的身份的强化，十八世纪英国的博雅教育又有着“绅士的”意义。尽管十八世纪的英国已经告别了奴隶社会，但是奴隶与自由民相区别的观念却流传下来，于是，就有了绅士教育首先是对贵族的教育，而所谓自由指的是：“不被奴役的；不被强迫的；不受限制的；被许可的；被允许的；开明的；率直的；坦白的；没有保留的；慷慨的；不节约的”[3]。可见，这种自由是一般平民无法享受到的，依然有着等级观念的英国博雅教育只能是少数人才能享受到的，它有着“适合于绅士的”、“慷概的”、“文雅的”等意义。
从教育学角度而言，精通模式体现出以下特征：首先，课程体系体现人文学科的价值。按古希腊人的理解，“七艺”都是人文学科，是为了人本身的自由发展而设立的，即使像数学这样与当今自然和社会科学应用极其相关的学科，古希腊人也认为是为了人本身的。所以，毕达哥拉斯明确地说“数学是智慧的体操”。古典博雅教育强调以古希腊语和拉丁语阅读经典著作，而古希腊语和拉丁语除了能训练心智之外，并不能适应社会的职业要求，可见为了人本身的心智发展，养成人的自由德性是精通模式追求的价值，人文学科追求的就是人本身的目的，而不是其他实用目的。
其次，课程内容主要以文史哲知识为主。古希腊的“七艺”都属于那个时期的哲学，哲学即探究事物根本原因的学问，也称之为“自由知识”或“自由学术”。亚里士多德率先提出“自由学术”的观念，他说，人“探索哲理只是为想摆脱出愚蠢，显然，他们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目的”。“只因人本自由，为自己的生存而生存……所以我们认取哲学为唯一的自由学术而深加探索”[4]。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物理学依然属于哲学，那就是自然哲学。后来，这一观念一直延续到18世纪。直到自然科学迅速发展，获得了完全独立的地位以后，自然哲学才只是专门研究科学与技术的哲学问题。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博雅教育只关心文史哲知识，即使是自然科学的问题，也是以哲学知识的观念存在的，博雅教育课程主要以文史哲知识为主。
再次，以古希腊语和拉丁语阅读与解读经典为主要的教学方法。对于文史哲知识的学习，经典著作的阅读才是最重要的。古典博雅教育认为对于经典的阅读离不开经典作家原有的语言形态，即古希腊语和拉丁语，“到十九世纪末为止，美国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主要掌握在希腊语和拉丁语教师的手中。”[5]经典著作本身蕴含了人类的智慧，与经典作家也就是智慧之人的交流只有通过名著的阅读才能完成。经典著作的阅读，不仅获得文字材料，还养成理论修养：不仅获得结论，还收获思维的方法。正如恩格斯强调的，学习哲学并没有什么捷径，只有在经典著作的阅读中才能获得其理论修养。
最后，课程与教学目标和职业无关。文史哲知识由于是以人本身为目的的，所以它不关心职业的要求。古希腊的博雅教育就是培养自由民的教育，十八世纪的英国博雅教育以培养绅士为目的。无论是“七艺”课程还是绅士教育课程都不关心职业的要求，因为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知识分类，理论知识研究事物的根本原因，实践知识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技术知识是关于操作性的知识。他认为最为重要的是理论知识，“学园”里教导的主要是理论知识，研究理论知识的人是“哲学王”，它们远离以技术为主的职业要求。事实上，职业教育“最初采用学徒制，19世纪随着工业的发展，一些欧洲国家开始采用学校教育形式，一般设立中学阶段的职业教育和职业补习学校。”[6]很长一段时间内，博雅教育课程目标与职业和职业教育无关。
直到十九世纪末，古典博雅教育一直在欧美延续，但是悄然的改变率先发生在美国，现代博雅教育在美国萌生。首先，现代博雅教育不是“高贵的”教育，而是普通人都需要接受的教育。“受到⒚傻墓民将是最真实意义上的自由人。他知晓自己的权利，也理解他人的权利；他知道，他自己的利益与那些权利的保存密不可分，因此，他将如同保护自己的权利一样保护别人的权力。”[2]（p252）可见，这里的自由是每个公民都享有的，而不是古希腊时期仅仅只为自由民享有的权利。“局限于少数人的教育观念已经失去了任何可能的正当理由，事实上，这种观念正在消失，……liberal education不可能再是少数人的特权。因此，它必须向所有人开放，必须为任何文明的人类社会的成员所共享”。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美国兴起了一项“自由教育”和“通识教育”运动，代表人物赫钦斯等人认为在民主社会中，每个人都是“自由和平等”的，显然这种教育是基于公民平等与政治自由的。其次，自由、解放成为现代博雅教育的目标。在论述自由技艺时，赫钦斯等人也总是将其与自由、解放等观念相结合，自由、解放成为博雅教育的最高目标。新托马斯主义者雅克?马里坦指出，“教育，尤其是自由教育，在本质上是培植、解放、形成、装备理智，即为理智德行做准备”[2]（p254）。马里坦已经认识到，对自由教育做“高贵的”、“适合绅士的”理解是不合理的，现代社会是民主社会，每个人都享有博雅教育的权利。于是，古典博雅教育的精通模式向现代博雅教育博通模式转型。
从教育学的角度加以总结，博通模式体现出以下几个特征：首先，古典语言失去了课程中的垄断地位。美国开国元勋本杰明?富兰克林在《有关费城青年教育的建议书》中开始设想完全不教授古典语言的学校。但是，他的设想遭到“有钱人，有学问的人”的反对，在做出妥协后，富兰克林转而主张将古典语言与实用学科结合起来[7]。后来，一些学院采用选修课制度将古典语言作为选修课程来对待，1869年斯沃莫尔学院彻底贯彻了选修课制度，学院规定艺学士学位只需要两年的拉丁文，希腊文则完全是选修；1914年，宾吉法尼亚大学全体教师讨论通过同意将“艺学士”授予那些没有选修古典学的学生[2]（p256-257）。这样，就使得作为博雅教育灵魂的古希腊语和拉丁语失去了其核心地位。
其次，自然科学等现代知识成为核心内容。1858年，托马斯?希尔在母校哈佛学院发表“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的主题演讲。他认为博雅教育应当包括五大分类：神学、心理学、历史学、自然史、（包括化学和机械科学、生物学、植物学）、数学，古典学不能代替自然科学的学习，完全建立在古典学基础上的教育肯定是有缺陷的[2]（p257-258）；大学应该向人民提供“博雅文化”，而这种文化并没有阶级和阶层的意义，主要是指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宽广文化。20世纪的美国，近代自然科学名正言顺地成为“自由学科”，在教育实践中，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成为博雅教育的内容。芝加哥大学将全部知识分为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生物科学、自然科学四大领域，并按照四大领域设计博雅教育课程，这成为美国大学博雅教育的典范[2]（p259）。
再次，各科知识的融通成为现代博雅教育的目标。为了达到对世界的整体认知，需要将知识融通为一个整体。现代社会最大的挑战之一便是知识的分化与爆炸，为了达到对知识的统一理解，各科知识之间的融通就成为教育学研究的主题。一方面追求各科知识的基本结构，就像教育改革家、心理学家布鲁纳强调的一样；一方面追求教育方法的变革，如在实践中学习，将知识综合应用于问题解决的过程中。英国大学的学院制教学将不同学科的学生混合编排在一起，并指定名师指导其学习，就是现代知识融通教学方式的实践。多方面的探究都是为了达到知识融通的目标。
二、精通与博通的现代案例与实践反思
精通模式承袭着古典博雅教育的理念，博通模式则坚持现代博雅教育方略，两者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在现代大学博雅教育改革中依然有着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其一是坚持精通的取向，认为只有在古典语言的学习中，通过经典名著的阅读才能达到博雅教育的目标；其二是博通的取向，认为必须融通文理科的整体内容，才能达到博雅教育的修养。
哲学家甘阳在中山大学的博雅教育改革就主张回到古典的博雅教育中去。而物理学家钱致榕在台湾政治大学的博雅教育改革则坚持现代博雅教育的博通路径。这是两个现代社会背景下的精通与博通教育模式的案例。在此，我们对两个案例进行实践反思与分析。
中山大学博雅学院隶属于高等人文研究院，作为中山大学博雅教育改革的试点单位，2009年，博雅学院开始招生，“博雅学院本科学制贯彻跨学科跨领域的精英教学方式，着重培养具有宽厚人文社会科学综合基础并有较强适应能力的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素质人才。”“学院的教学方案参考国外博雅学院（Liberal Arts College ）的经验，课程设置贯彻“少而精”的原则，每学期主要课程一般为4～5门，但每门课均有大量阅读和作业。学生在四年本科期间将广泛深入地研修中西方文明传统及其经典著作，必修古汉语、古希腊语与拉丁语等古典文明语言，兼修艺术理论及其技能。”“首届与第二届毕业生大部分进入国内外名校攻读研究生，其中近半获‘直博生’资格。他们攻读的学科领域分布非常广泛，包括：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中国史，世界史，中国文学，外国文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等。”[8]从课程体系来看，博雅学院的课程中，文史哲知识占课程的绝大部分。除了公共课的大学文科数学以外，几乎看不到任何自然科学的课程[9]。可见，该学院依然遵循着古典博雅教育的办学理念，并没有考虑现代美国的一些博雅学院没有把古希腊语与拉丁语作为必修课，并没有兼顾自然科学也是博雅课程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这一事实。
甘阳模式几乎是在恢复古典的博雅教育课程与教学模式，由于他强调博雅学院是为了培养无专业的精英，因而引来一些社会争议：一方面对课程设置中极为罕见的古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出现表示不理解，一方面对培养无专业的精英也无法完全接受[10]。其实，完全的古典博雅教育即使在西方也已经有所变革。现代美国博雅学院的课程中也并没有把古希腊语和拉丁语作为必修课程，而仅仅是作为选修课程，他们认为这些古典语言仅仅只是作为学术研究的一个方向，并不能作为博雅教育的必然选择。
由此可见，甘阳模式特别强调回归到古典的博雅教育，对于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其“少而精”的课程与教学方式也对学生的学术修养十分重要。但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自然科学知识已经成为现代人必备的学养，如果在本科阶段就采取只重人文科学课程与教学的精通模式，必然使学生过早地偏向于文科而对理科的知识了解甚少，不利于学生全面知识的修养。甘阳模式特别强调培养做学术的精英，从两届毕业生考取研究生的比例来看，的确达到了培养目标。但是，考取的研究生主要是人文和社会科学方向的，并没有自然科学方向的，而且纯粹学术人才的培养按照现代大学教育的惯例应该到研究生阶段才加以实行，在本科阶段就要求学生成为学术人才，无疑只能牺牲他们宽厚知识的教育和修养。
物理学家钱致榕教授在台湾政治大学博雅书院作为总导师主持了博雅教育改革，该项改革借鉴了西方现代博雅教育改革的经验。基于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发展，技术的变化越来越快，一些学校把术科知识作为追求的目标，导致学生毕业即知识老化的现实，钱致榕认为应该加强学科基础知识的学习，养成学生自学能力以及创造能力等优良品性。“现代社会瞬息万变，钱致榕担忧，术科知识容易被取代，往往大一学习的知识，毕业后已经落伍。他认为，推动博雅教育能让同学们兼备文理学科知识，同时培养自学能力、创造力，如此从学校毕业之后，才能不断自我学习，成为‘50年不落伍的人才’。”对于政大书院强调的“博雅教育”，钱致榕有自己的解释：“所谓博雅教育是一种教育理想，博是指广博的知识，而雅则是高雅、高品味。”这样，他明确主张兼通文理的课程体系，并强调教学应该将知识体系与方法很好地结合起来。“学科基础知识具备不易改变之核心价值；术科应用知识则应符合产业需求，两者不可偏废。教师在通识课程教授的是‘宏观知识框架’，从大方向讨论各种基础学问，如物理、心理、社会、政治等，帮助学生在知识领域纵横四方；‘文理并重，才能两条腿走路，才能走得潇洒、走得远’”[11]。
在课程实践中，政治大学倡导先导性课程，强调“社群教学”概念，即一门课程由相关院系的老师共同开设，教师混搭，学生也是混搭的，希望以此能够促进学生之间的交流，同时落实“大班授课，小班讨论”。2008年成立政治大学博雅书院，2009年成立“博雅荣誉实验班”，从学生的书写表达、思维辩证与批判思考等方面设计课程，融入书院“活动导向学习”理念，由学校补助选送至国内外进行专题研究，学生须在大三前完成田野调查、撰写论文，以养成学生运用知识、创造价值并关怀社会的政大特色。
应该说，钱致榕在台湾政治大学的博通教育模式，试图打开文理之间的隔阂，努力使学生获得学科基础知识的宽厚修养，是现代博雅教育改革的一个很好的尝试。从课程设计与安排来看，“先导型课程”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因为这些课程强调打通学科之间的界限，一门课程由不同院系的老师来完成，“大班授课，小班讨论”。在讨论过程中，不同院系学生也是混搭在一起的，这样可以使不同学生达到博雅教育之修养。在这个意义上，博雅就是博通。而其博雅书院“博雅荣誉实验班”的学员，则从学生的书写表达、思维辩证与批判思考等方面设计课程，融入书院“活动导向学习”理念，通过课题研究，完成田野调查、论文撰写等任务，突出学生反思与社会关怀的特色。任务型课程与教学设计，则主要为了学生内化自己所学的知识，使学生养成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但是，该模式实施起来的难度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课程组织与师资培养。首先，从课程组织来看，一门课程由不同院系的教师来上，会带来课程组织与整体协调的问题。毕竟，一门课程的整体性需要保障，至少应该在一个逻辑主线和理念下进行，不然也会给学生的知识和逻辑组织带来挑战。讨论的主持和组织也并不轻松，无论怎样，讨论需要回到它的主题，而不同系科学生在一起讨论问题时，不同知识背景可能使他们在讨论过程中不在一个问题域中发表自己的看法，由此使讨论的议题不集中，因而很难达到讨论的目的。其次，从师资的培养来看，课程的实施需要对教师进行相关的培训，教师之间需要了解博雅教育的目标，需要了解自身教学在整个课程体系中的地位，需要教学中的协调与合作，这也并非一件容易的事。
三、精通与博通的不同选择与共同归属
历史的追溯与现代的案例告诉我们：在知识融通和人的素质养成上，有着精通与博通两种不同的路径和模式。所谓精通，就是以少而精的课程，深层次的阅读达到融通的教育目标；所谓博通，就是以多而广的课程，广泛的学习，达到融通的追求。两者之间虽然路径不同，但他们都有着共同的目标，那就是“通”，就是使知识成为人们内在的整体性修养，“天地万物通盘予以考虑”的形而上学情怀依然是我们的理想。
精通与博通模式的历史考察让我们明确：第一，古典博雅教育与现代博雅教育都发端于古希腊时期的“自由教育”。烧咔『帽硐至宋鞣降睦硇源统与教育文脉。博雅教育是从“liberal education”（自由教育）翻译过来的，而现代博雅教育则是在继承古典博雅教育精神的基础上完成了知识教育面向普通大众的转向，这是西方理性传统与精神在教育上的体现。第二，古典博雅教育与现代博雅教育主张的精通和博通教育模式符合历史的必然。古典博雅教育选择精通模式依赖于人类知识总量不大，知识并没有分化，教育目标是培养少数社会精英，经典阅读就可以解决整体人文修养这一事实。现代博雅教育采用博通教育模式则因为人类知识总量爆炸式增长，知识分化明显，教育目标是培养杰出的公民，文理兼通成为现代人的素养与要求。第三，古典博雅教育与现代博雅教育课程与教学模式的合理性。精通模式课程的少而精原则，是因为古典时期知识内容总量不大，经典著作即可以涵盖总体内容框架（如七艺，六艺，四书五经）。采用古典语言进行深层次的阅读与解读的教学方式，则是因为文史哲知识在于把握思维方式形成人文修养，而思维方式与人文修养最好的学习方式是与原作者在相同的语境下的精神对话（恩格斯一再强调哲学的学习是原著的阅读）。博通模式课程的广博原则，是因为现代知识总量扩大，要达到对知识总体的理解需要广博的知识构架，现代著名的哲学家往往也是科学家，康德、马克思、爱因斯坦都是这样的理论大家。文理兼通的教学模式，如文理兼通的学院制教学与管理模式从实践上论证了文理兼通的可行性。?
精通与博通模式的现代案例则让我们困惑：为什么在现代已经没有古代社会精通教育模式条件的情形下，依然还有人坚持古典博雅教育精通模式呢？在现代社会，怎样的教育方式才能让学生达到精通要求呢？虽然甘阳先生遭受到各种批评，但他坚持认为“文理兼通”是一个伪命题[12]，他对现代博雅教育的博通模式持怀疑态度，认为文理兼通的标准是什么并没有一个说法。在现代社会如此浮躁的生存状态下，阅读经典才能使人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成为有独立人格与意识的人。钱致榕先生的博通教育模式取得了很好的经验，但博通教育模式的困境依然清晰可见。怎样的教育程度才可称之为“博通”，怎样的课程体系与课程组织才是有利于博通的？尤其在文理兼通上，课程的组织与教学的进程还需要接受各种挑战。
博雅教育一直是人类的理想，是那种“天地万物通盘予以考虑”的勇气和智慧的诉求。现代人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学科知识发展迅速，导致人们很难在知识面前达到相互通达和理解。具体表现为文科学生对理科知识几乎不能理解，而理科学生则因为知识的限制，缺乏人文修养。所以，现代博雅教育还是想通过教育教学的努力达到学生素质的提升，达到对世界的圆融理解，使学生成为有理想有社会担当、有丰富理解力和自学能力的人。
甘阳先生认为文理兼通是一个“伪命题”主要是从文理兼通的标准无法落实，实践起来十分困难来说的。但从时代的要求看，文理兼通却是十分自然的，因为，“天地万物通盘予以考虑”在现代就必然表现为文理兼通，没有文理兼通，现代人无法理解科学日益发达状况下的现代知识体系，无法理解纵横交错的理论构架。现代知识，从宏观的理论建构到微观的应用解释，从方法论的形成到各种方法的灵活应用，哪里能离开文理兼通呢？
虽然甘阳模式受到批评，但他坚持在现代博雅教育背景下的精通路径还是引起我们深思：知识的融会贯通不仅仅只有广博的路径，现代博雅教育实践中的博通模式，是不是有偏颇之嫌？在现代博雅教育背景下，精通也是一种必备的要求。现代博雅教育的内容，如果没有一定的深度，没有一定量的阅读，而仅仅只是强调广博的标准，是不是很难达到融会贯通的要求？在现代博雅教育改革的语境下，我们不仅面临知识的广博构架问题，还面临知识的深度挖掘问题。而深度的挖掘是现代博雅教育实践中比较忽视的。
古典博雅教育采用精通模式，现代博雅教育采用博通的模式，它们的不同之间处，一个在于“精”，一个在于“博”；它们的共同点是“通”。知识融通、人格健全、个性全面自由发展依然是“通”之主题。抛开古典精通路径中把人分成不同层级的做法①，精通和博通的博雅教育都是想通过知识的融会贯通达到健全人的修养，都是为了人本身的发展。怎样达到“通”的要求呢？从理论上来看，要达到“通”的要求，精通与博通的路径都需要回归到“自由教育”的理性传统，回归到“自由教育”的本意，这是精通和博通模式的共同归属。在此，我们也不能提供一个普遍性的解决方略，而是从人与知识的关系角度对这种共同归属加以说明。
第一，让知识成为“自由知识”。“自由知识”思想来源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虽然“自由知识”或“自由学术”主要指自由人才能享有的知识，但是他论述“自由知识”的本性，及其与人本身的关系的观点却值得我们很好地借鉴。他认为，自由知识是关于事物的根本原因的知识，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原理性知识。自由知识以自身为目的，所以其价值是永恒的，不会因为外在目的或功利要求而失去价值。在自由知识的研习过程中，人们往往是专注的，表现为“为知识而知识”，“为学术而学术”，这样的知识是最为养育人的。
但人们总会需要学习应用性或操作性强的一般知识，怎样使这些一般知识提升为“自由知识”呢？那就是理智的作用，理智“渗透进知识”，“作用于知识”[13]，所以大学的目的也在于理智的训练。赫钦斯这位在20世纪使芝加哥大学一跃而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校长强调道：“理智训练以及大学教育的真正而且充分的目的不是学问或学识，而是建立在知识基础上的思想或理智”，“正确地说，学院或大学的作用是严格意义上的理性作用。”[14]
所以，无论是精通模式下的文史哲知识，还是博通模式下的文理兼通知识，让学生掌握知识的原理，学科的基础，让学生通过理智的训练把一般知识提升为“自由知识”很重要。虽然我们已经进入博通的时代，但亚里士多德的自由知识思想的光辉依旧。为了应对现代知识分化与“知识爆炸”，教育家布鲁纳主张回到亚里士多德的理性传统，他的学科结构课程改革强调学科的基础，理论的价值，内在奖励的力量。让学生拥有“自由知识”的自我转化能力，拥有辩证思维与批判思考能力十分重要，博雅教育实践中我们应该强调学生们对所学知识的批判与反思，体验与升华。通过这样的心智训练，才能把那些原来零碎杂乱的知识变成为整体性逻辑性强的知识，成为原理性的“自由知识”。
第二，让知识成为“个性化知识”。哲学家化学家波兰尼认为知识在其发生上是“个人知识”。他娜鲜堵凵吓判了西方科学哲学的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传统，认为知识本身就带有个体性、缄默性。我们需要从波兰尼科学哲学的“个人知识”概念转化为教育学中的“个性化知识”概念[15]，需要研究和掌握学生主动建构知识并与自身原有知识联结的规律，需要让知识成为学生知识体系中活态化的知识，即与其信念、兴趣、审美情趣很好地结合起来。这样的知识才是学生知识结构中真正的“自由知识”。
从精通的模式来看，经典著作的阅读往往需要每个人付出很大的努力，需要战胜各种困难才能达到与原作者的对话与交流。通过原典的阅读，阅读者往往能获得理性的力量、心灵的感召。这个过程用审美的过程分析，乃是康德认为的庄严美，它使学习凝结成为个人意志努力、兴趣养成、审美体验的过程。从博通的模式来看，文理兼通意味着深刻理解各类知识之间的联系，在更高的层次上理解它们为什么是一个整体，有时候还会感悟到各学科知识之间美妙的联系。两者对知识的融通都强调知识与个性之间的特殊的链接，即知识与个体的认知、情感、个性的有机结合，生成为个体内心知识的活态化状态。这样的知识才有内生性的原初动力，才有创造性的活力。所以，无论是精通还是博通，首先要看到活生生的人的存在，从他们的兴趣与个性出发又回到他们独特的个性，让知识成为与每一个体相结合的“活知识”。
第三，探究精通与博通的知识体系和方法。每一个人的知识结构都是独特的、有差异的，即使是同一个专业、同一个班级的学生也会有知识结构的差异，这与它们的学习经历和个人兴趣相关。但对每一个个体而言，还有一个怎样的知识结构是最佳的问题。英语学习中有精读和泛读之分，对于每一个个体而言，精读和泛读的量也是不同的。更为关键的是：精通与博通都有内在的方法，精通的方法在于掌握知识的深度，知识的逻辑性与结构性，博通的方法在于掌握知识的广度，知识之间的联系。当一个学生通过内省的意识反思到自己知识建构的特点并不断地加以修正时，他才真正掌握了精通与博通的方法。
无论是课程设计还是教学，精通和博通都有一个度的问题。本科阶段博雅教育应该有一个怎样的度是我们必须认真研究的问题①。一般而言，只有精通没有博通会影响知识理解的广度，只有博通没有精通会影响学生知识理解的深度，也影响布鲁纳所说的“原理的迁移”。所以，把握好精通与博通的“度”很重要。我们不仅仅要研究现代博雅教育改革的一般模式，还要研究鲜活的博雅教育改革个案，在实践中不断彰显这个“度”的存在样式和作用方式。只有丰富多彩的博雅教育改革实践，才能够解决精通和博通的“度”的问题，并不存在一个固定的模式。我们依然走在不断探究与显现博雅教育之本真的路上。
参考文献
[1]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M].苗力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31.
[2] 沈文钦.近代英国博雅教育思想及其古典渊源：概念史的视角[D].北京大学，2008年博士论文.
[3] Samuel Jonson，John Waiker，Robert S Jameson. 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1928，297.
[4] [古希D]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5.
[5] [美]赫钦斯.民主社会中教育上的冲突[M].陆有铨，译.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94：69.
[6] 顾明远.教育大词典（增订合编版）[Z].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2092.
[7] Lee T. Pearcy. The grammar of our civility： classical education in America[M]Waco，Tex. Baylor University Press，2005，50.
[8] 中山大学博雅学院2014年招生简章[EB/OL].http：//lac.sysu.edu.cn/zsxx/zsjz/129357.htm.
[9] 中山大学博雅学院教务信息[EB/OL].http：//lac.sysu.edu.cn/tnews/index.htm.
[10] 中山大学通识教育培养“无专业精英”引争议[EB/OL].http：//learning.sohu.com/20091008/n267200292.shtml.
[11] 博雅政大 通识教育培育心灵思想广博通达的自由人[EB/OL].http：//info.nccu.edu.tw/epaper/enews_detail.php？AT_ID=201003150020.
[12] 甘阳.独立思考从接触原典开始[EB/OL].http：//21ccom.net/articles/sxwh/shsc/article_2012080965394.html.
[13] [英]纽曼.大学的理想[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32
第6篇：社科经典论文范文
1.经济人假设
所谓经济人假设，就是认为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追求个人经济利益。斯密将其规定为“每个人为改善自己的境遇而不断进行的恒常努力”。其实斯密并非只看到个人私利而不重视人类的道德伦理（可以参见其名著《道德情操论》）。他也是在反复思考了“经济人”和“道德人”后，才确认经济人是更加符合实际的假设，并且更有利于建立经济科学。
2.看不见的手假设
斯密认为个人追求个人私利的行为可以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而最终促进整个社会的福利。因此斯密认为国家的职责在于维护市场秩序，保护个人经济自由，而非干涉市场。
3.社会分工假设
斯密认为交换是人类的天性，这种天性促进了社会分工，而社会分工的发展促进了国家财富的增长。
4.研究对象
斯密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规定为经济、政治以至各种上层建筑，而非仅仅是经济领域。
二、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继承
19世纪70年代起，经济学经历了一场边际革命，这实际上是一场方法论上的革命，而非范式的革命。受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边际革命的影响，马歇尔（A.Marshall）于1890年出版了《经济学原理》，其中运用边际分析研究需求和供给，其核心是均衡价格。由马歇尔奠定的这一流派逐渐成为主流经济学，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Economics）。新古典经济学部分地继承了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两者相比，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变得狭窄了。首先，研究对象范围变小了，新古典经济学脱去了“政治”两个字，将研究对象局限为经济领域。另外，新古典经济学家们逐渐遗忘了斯密对社会分工的洞见。
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可以概括为两条。
1.理性人假设
理性人假设实际是对斯密经济人假设的延续。理性人假设是指个人通过自己的理性进行选择，在给定偏好和约束条件的情况下，个人总是能够使效用达到最大化。
2.市场均衡假设
在给定理性人假设的前提下，市场总是能达到均衡（瓦尔拉斯均衡），而此时的资源配置是最优的（帕累托最优）。因此新古典经济学实际上是以价格为核心，研究市场如何配置资源。
三、凯恩斯革命——范式的革命
从斯密到马歇尔，经济学的范式发生了继承和延续，但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对经济学范式上的革命是由凯恩斯（J.M.Keynes）来进行的。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经济大危机，人们开始怀疑市场的力量。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下，经济学家无法对此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在这个背景下，凯恩斯进行了一场经济学范式上的革命。在此基础上，他建立了宏观经济学的范式，并成功地解释了大萧条。这一革命以1936年《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发表为标志。
凯恩斯理论的范式可以概括为3点。
1.有效需求不足
凯恩斯认为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以及流动性偏好的存在会造成有效需求不足。而这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下是不会出现的，因为供给总是能创造需求（萨伊定律）。
2.工资刚性
凯恩斯认为由于存在工资刚性，价格的变动是很迟钝的，不能适应需求不足的变化。而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下，工资和价格的变动都是迅速及时的。
3.市场无法自动出清
凯恩斯认为由于存在有效需求不足和工资刚性，市场就无法自动达到供需平衡，即无法自动出清，所以会出现大萧条。因此凯恩斯主张国家干预市场。而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下，价格的迅速变化总是能使供需自动达到均衡，因此反对国家干预
市场。
由于大萧条的出现，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对经济现象的解释不再有效，而凯恩斯的范式有效地解释了大萧条。从而新的范式取代了旧的范式。凯恩斯的理论是从总量上来研究资源利用问题，因此称为宏观经济学。他的追随者在他建立的范式上发展完善了宏观经济学，被称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KeynesianEconomics），成为经济学的主流。
四、新古典综合派——新旧范式的结合
所谓新古典综合，就是指凯恩斯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两种不同范式的结合。它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过程。早在1937年，希克斯（J.R.Hicks）画出了最早的IS－LM曲线，其中运用了凯恩斯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被认为是新古典综合的开端。（注：参见赵汉平主编：《西方经济思想库》第三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页。）1948年，萨缪尔森（P.A.Samuelson）的《经济学》出版，标志新古典综合派的形成。1961年，《经济学》第三版中，萨缪尔森正式提出了“新古典综合”。他认为凯恩斯的理论是通过国家干预经济达到充分就业，而如果充分就业（均衡）实现了，那就恰恰满足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范式）。因此他将凯恩斯理论称为宏观经济学，将新古典经济学称为微观经济学，放在同一本教科书中。他本人也成为新古典综合派（NeoclassicalSynthesisSchool）的代表人物。新古典综合的实质是为了更有效地解释经济现象，而将经济学的新旧两种范式结合在一起，但是它并没能取消两者的矛盾，只是掩盖了矛盾。
五、一场更大规模的革命——第二次革命
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滞胀现象。凯恩斯理论的范式遭到了巨大的挫折。人们开始厌恶国家干预，重新向往自由市场。在这种背景上，一场新的、更大规模的经济学范式上的革命展开了。以弗里德曼（M.Friedman）为首的货币主义者首先对新古典综合派发起攻击。他们恢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货币数量论，藉以批评凯恩斯主义者的国家干预政策，提倡经济自由。理性预期学派（SchoolofRationalExpectations）的卢卡斯（R.Lucas）走得更远。他借助于理性预期的假设，并通过运用现代数学，了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范式——有效需求不足、工资刚性以及市场的无法自动出清，从而恢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市场自动实现均衡。卢卡斯的结论是稳定的政策都能被预期到，而能被预期到的政策是无效的。之所以会出现种种市场失灵现象实际上是变化不定的政策造成的。这是一场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范式的全面反动，被称为理性预期革命。在更广的范围内，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得以恢复和发展。西奥多·舒尔茨（T.Schultz）和加里·贝克尔（G.Becker）在人力资本理论方面，布坎南（J.Buchanan）在公共选择理论方面，都运用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并且将研究对象从经济领域扩大到了非经济领域，包括政治、婚姻、家庭、犯罪等各种不同领域。在新古典经济学复兴的过程中，对范式的革新也是普遍存在的。一些经济学家发现新古典经济学不能解释企业的出现，也不能解释制度的变迁。于是他们引入了交易费用的概念，并重新解释了产权。新的范式是将人们的交换行为设想为一系列谈判过程，而谈判是需要谈判者付出代价（即交易费用）的。因此理性的人就需要在交换（收益）和交易费用（成本）之间进行选择。产权实际上是交换的前提，而制度则是降低交易费用的手段。在这个范式上，科斯（R.Coase）和诺斯（D.North）等经济学家发展了交易费用理论、企业理论、产权理论、制度和制度变迁理论，（注：交易费用理论和企业理论真正起源于1937年科斯的论文《企业的性质》，但其获得实质性发展是在80年代以后，产权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则主要是在60年代以后起步。）等等。
八十年代以来，由纳什（J.Nash）、泽尔腾（R.Selten）、海萨尼（J.Harsanyi）领导的博奕论开始应用于经济学。博奕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正。在后者的范式下隐含了两个基本假定。一个是假定市场参与者数量足够多，从而市场是充分竞争性的；另一个是假定参与者之间不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而在现实中，市场参与者是有限的，在有限人数下，人们的行为常常是相互影响的。同样参与者之间的信息也常常是不对称的。在假设参与者行为相互影响的范式上，博奕论的研究得以展开。而在不对称信息的范式上，以维克瑞（W.Vickery）和莫里斯（J.Mirrless）为代表人物的信息经济学（实质上是非对称信息博奕论）也得到了发展。（注：参见张维迎：《博奕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三联出版社1996年版第10—11页。）
我们看到，这是经济学上一次浩浩荡荡的运动。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重新接替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范式，并且其自身也获得了发展和革新。同时在这场运动中作出卓越贡献的经济学家们亦得到了社会的认可，（注：本文所提及的，在这场运动中作出卓越贡献的经济学家均已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是：弗里德曼（1976），舒尔茨（1979），布坎南（1986），科斯（1991），贝克尔（1992），诺斯（1993），纳什、泽尔腾、海萨尼（1994），卢卡斯（1995），维克瑞，莫里斯（1996）。）他们的理论汇合在一起，成为新的主流经济学。
六、杨小凯的工作——第二次综合
最后我将提及澳洲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他正在试图创建一门新的经济学，他自称为新兴的古典经济学（NewClassicalEconomics）。其中他引入了当年亚当斯密提出的“劳动分工”的范式。在这个范式上，他通过运用现代数学对劳动分工和专业化进行了重新描述，并且希望在此过程中，将宏、微观经济学，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博奕论等各种理论体系整合在一起。（注：参见杨小凯《经济学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页。）
这将是经济学范式上的一次大综合，其意义可能超过新古典综合。因为后者的综合只是将两种相互矛盾的范式简单地合在一起，并没能取消矛盾。而前者是通过一种新的范式来解释原先不同的范式，因此原先的矛盾在新范式里被取消了。当然新的范式仍将面临新的矛盾，仍可能被另一种更新的范式所替代。
七、结论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发现西方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范式演变实际上经历了一个建立——继承——革命——综合——革命——综合的过程。不同的范式根据它们对客观经济现象解释的有效性而相互接替，或者说是根据它们接近被观察现象实质的程度而相互接替。
在六七十年代兴起的运动中，我们看到这不仅是一场对宏观经济经济学的革命，还是一次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全面复兴、发展和革新。同时，从研究范围的扩大（进入政治、家庭等非经济领域）以及杨小凯对社会分工的研究中，我们又看到经济学正在进一步向它的古典时期（亚当斯密时代）回归。
从古典——新古典——凯恩斯——新古典——古典的过程中，我们是否能体会到经济学范式演变中的辩证规律（正、反、合）？
【参考文献】
①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上海科技出版社1980年版。
②《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演讲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③汪丁丁：《在经济学与哲学之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④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⑤张维迎：《博奕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三联出版社1996年版。
第7篇：社科经典论文范文
一、引遵国外音乐学研究的新成果，为中国的音乐学学科建设提供借鉴
由于近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的音乐学学科建设是在“西学东渐”的历史背景下开始的，其学科建设的理念、理论基础、架构模式、研究方法、研究成果及其分支学科的设置和建构等都需要从欧美地区的音乐学学科建设中引进范式、经验，以资借鉴，所以在上世纪前半叶，中国音乐界或者是有大量的留学生赴欧美留学，学成归国，在实际研究、教学工作中传播欧美各国的音乐学学科理论，或者是大量译介欧美学者的音乐学研究成果，运用在教学、研究工作之中。人民音乐出版社于1954年成立以来，在译介欧美学者音乐学研究成果方面的贡献是显著的。
建国初期，在“一边倒”的政治背景下，人民音乐出版社主要译介的是苏联和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如：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东德等国的音乐学理论著作，如苏联的A.康津斯基等《西洋音乐通史（第一、二册）》、IO.凯尔第什《俄罗斯音乐史》、克列姆疗夫《音乐美学问题概论》、玛采尔《论旋律》、加拉茨卡娅等《外国音乐名作（1-4）》、斯波索宾等《和声学》、《曲式学》、斯克勃列科夫《复调音乐》、瓦西连科《交响配器法》、阿拉波夫《音乐作品分析》和匈牙利的B.萨波奇《旋律史》、波兰的丽莎《音乐美学问题》等。为对西方音乐史学、音乐美学、作曲技法理论、旋律学的研究提供了参照系，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i为音乐史和作曲技法理论的教学提供了相关的课程教材，有利于专业音乐学校和普通学校音乐教育教学质量水平的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际交流的扩大和频繁，人民音乐出版社对国外音乐学名著的译介不仅地区、国家增多，而且领域、品种也日趋丰富。出版了美国的H.朗格《十九世纪西方音乐文化》、P.汉森《二十世纪音乐概论》、E・索森《美国黑人音乐史》、N.斯洛尼姆斯基《拉丁美洲的音乐》、D.柯克《音乐语言》、萨姆・摩根斯坦《作曲家论音乐》、佩尔西凯蒂《二十世纪和声――音乐创作的理论与实践》、莫・卡纳《当代和声――二十世纪和声研究》，米盖等《理解后调性音乐》、艾伦・帕・梅利亚姆《音乐人类学》、约翰・布莱金《人的音乐性》、贝内特・雷然《音乐教育的哲学》及《音乐教育的哲学：推进愿景》，克尔曼《沉思音乐――挑战音乐学》、格劳特・帕利斯卡《西方音乐史》（第六版）；奥地利的E.汉斯立克《论音乐的美》、E.托赫《旋律学》；法国的郎多尔美《西方音乐史》、R.罗兰《贝多芬传》、查・柯克兰《对位法概要》、TH.杜勃瓦《赋格与对位教程》、维多尔《现代乐器学》、科尔托《钢琴技术的合理原则》：德国的H.迈耶尔《音乐美学若干问题》、F.魏因伽特纳《论贝多芬交响乐的演出》；英国的D.F.托维《交响音乐分析》、温奈斯特朗《二十世纪音乐精萃》、布克《音乐家心理学》；匈牙利的Z.柯达伊《论匈牙利民间音乐》、魏纳・莱奥《器乐曲式学》；日本的岸边成雄《古代丝绸之路的音乐》、星旭《日本音乐简史》、属启成《音乐史话》、林谦三《东亚乐器考》；加纳的J.H.克瓦本纳・恩凯蒂亚《非洲音乐》；朝鲜的文河渊《朝鲜音乐》；埃及的哈菲兹《阿拉伯音乐史》等。这些译著从不同视角介绍了音乐学的学科理论、作曲技法理论、各相关国家的音乐发展历史，为中国的音乐学研究者开拓了思路，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其中，《音乐人类学》和《音乐教育的哲学》的翻译出版，对中国音乐学术界了解、理解和研究该两门学科及其理论、方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并推动了该两门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对西方现当代作曲技法理论的译介，开阔了我国音乐创作界的视野，引起了音乐界的普遍关注，有利于音乐创作界打破思维定势，追求在继承传统基础上的不断创新。
二、大量出版高质量的中国学者写作的音乐学专著，大力支持中国的音乐学学科建设
在中国音乐学的学科建设过程中，许多有识之士从一开始就立足于中华民族音乐的基础，借鉴国外的科学方法，致力于中国人的音乐学术研究工作，已经和正在出现一批优秀的成果。在这60年来，人民音乐出版社对这些成果是十分珍惜、爱护和支持的。
首先，对有突出贡献的老一辈音乐研究家的研究成果高度重视，从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高度来认识，以出版物的形式对他们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予以继承，既出版他们自身的研究成果，又出版对他们的研究历史、研究方法、研究贡献的研究成果。如：出版韩立文、毕兴编的《王光祈年谱》、王光祈《东方民族之音乐、东西乐制之研究（二种）》、本社编《中国近现代音乐家的故事》，陈伯吹、沈家英编著《中国古代音乐家故事》、育辉《刘天华音乐生涯》、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河北定县管乐曲集》，杨荫浏、阴法鲁《宋・姜白石创作歌曲研究》、廖辅叔《中国古代音乐简史》、查阜西编篡《存见古琴曲谱辑览》、缪天瑞《律学》《缪天瑞音乐文存》、傅惜华编《古典声乐论著丛编》、邱琼荪《白石道人歌曲通考》、吕骥《吕骥文选（上、下）》、李焕之《音乐创作散论》、李凌《音乐漫谈》、吉联抗译注《古代音乐论著译注小丛书――孔子、孟子、荀子、墨子等论音乐》、李纯一《先秦音乐史》、[明]朱载口撰，冯文慈点注《律学新说・中国古代音乐文献丛刊》、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中国古代乐论选辑》、黄翔鹏《传统是一条河流》《溯流探源――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等，对以上这些为我国的音乐学学科建设做出重要贡献的前辈音乐家和他们的著作进行出版具有音乐文化传承保存的意义，为后代留下了宝贵的音乐文化财富，成为我国音乐学学科建设的奠基之作和后人继续推进相关研究的重要的基础性经典性参照。
第二，及时关注各历史时期各研究者的优秀研究成果，通过出版给予支持，使之得以传播、推广，产生最大的社会效益。例如：在音乐美学、音乐批评学、音乐史学方面，出版了于润洋《音乐美学史学论稿》《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何乾三选编《西方哲学家、文学家、音乐家论音乐》、张前《音乐欣赏心理分析》、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中国音乐美学史论》、许健《琴史初编》，吴钊、刘东升《中国音乐史论》、刘再生《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中国近代音乐史简述》、明言《20世纪中国音乐批评导论》、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交响音乐博览》、中国当代音乐学课题组《中国当代音乐学》、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音乐史学研究与音乐史学批评》，刘东升、袁荃猷《中国音乐史图鉴》：在民族音乐学和中国传统音乐理论方面，出版了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民族音乐概论》、伍国栋《民族音乐学概论》、杜亚雄《民族音乐学》、周青青《中国民间音乐概论》、曾遂今《中国乐器志――气鸣卷》，王同、丁同俊、温和《汉魏乐府新考一汉乐府相和大曲及魏晋清商三调研究》、易存国《中国古琴艺术》、庄裙华《音乐文学概论》、郭树群《中国乐律学百年文论综录》、王耀华《音乐中的中国人》，王耀华、郭小利《文明古国的历史回响》，王耀华、王州、刘富琳《中华民族的心声》等。其中的《音乐美学史学论稿》《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中国音乐美学史》等，代表了当代中国音乐学相关学术领域研究的最高水平，起了树立研究标杆的样板作用，无论是在研究视野或者是研究方法方面都给读者予以深刻的启示，引领着音乐学学科建设的前进方向。
第三，以深邃的历史、文化眼光，组织编撰多部音乐学系列丛书，进行文化积累。其中，比较重要的系列丛书有：1.祖振声、袁静芳、王耀华总主编《20世纪中国音乐史论研究文献综录系列》，含田青《佛教、基督教、少数民族宗教音乐》、史新民《道教音乐》、王耀华《20世纪新兴学科卷（上、下）》、袁静芳《传统器乐与乐种论著》、肖学俊《传统器乐与乐种论文综录（1901-1969）》、吴晓萍《传统器乐与乐种论文综录》（1970-1989），张伯瑜、谷雅《传统器乐与乐种论文综录》（1990-2000），李诗原、齐柏平《音乐表演艺术与作曲理论》，汪毓和、胡天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1901-1949）》、梁茂春《中国近现代音乐史（1950-2000）》、伍国栋《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樊祖荫《中国民间歌曲（上、下）》、姚艺君《中国戏曲音乐》、杨民康《民间歌舞》，冯光钰、李明正、周来达《曲艺音乐》等，从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各种体裁形式、各个历史时期音乐发展状况的研究角度，来总结20世纪中国音乐史、论研究的成果，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综合性历史记录。2.戏曲音乐研究丛书，含：刘吉典《京剧音乐概论》、武俊达《昆曲唱腔研究》、《京剧唱腔研究》、广东省戏剧研究室《粤剧唱腔音乐概论》、武兆鹏《晋北道情音乐研究》、路应昆《高腔与川剧音乐》、黎建明《湘剧音乐概论》，张九、石生潮《湘剧高腔音乐研究》、王基笑《豫剧唱腔音乐概论》、时白林《黄梅戏音乐概论》，刘荣德、石玉琢《乐亭影戏音乐概论》、何为主编《评剧音乐概论》、高鼎铸《山东戏曲音乐概论》、韩溪《唐剧音乐创论》等，各书分别对各剧种音乐、唱腔的渊源、流变、发展、音乐结构、旋律特点及其唱腔创腔规律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深入的论述。此外，还有《21世纪中国音乐学文库系列》《音乐文集、传记系列》《西方音乐经典译著文库》、建国10周年纪念《音乐建设文集（上、下集）》等，均对相关领域的音乐文化积累起了重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三、创办和办好各种音乐期刊，及时发表音乐学学术研究成果，促进音乐学术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
人民音乐出版社在经过“”的停办于1977年恢复后，共出版7种由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办的期刊，包括：《人民音乐》《音乐研究》《音乐译文》《音乐创作》《歌曲》《儿童音乐》和1980年创办的《词刊》。其中，除《音乐译文》于1983年停刊之外，其余6种期刊一直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到1986年底，1987年初转交中国音乐家协会杂志社出版。至1987年9月，《音乐研究》又再次由人民音乐出版社编辑出版，1988年10月人民音乐出版社创办了《中国音乐教育》，1996年2月创办《钢琴艺术》，2011年1月更名为《歌曲艺术》并于2014年1月改为《歌曲世界》，现在人民音乐出版社共有四种期刊，分别在综合性音乐学术研究、音乐教育研究、钢琴艺术研究与声乐艺术研究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促进作用。尤其是《音乐研究》以其所刊载学术论文的高质量水平，审稿、编辑、出版的严谨规范，社会影响的深度和广度，获得了学术界的高度赞誉和业界的崇高评价，现已成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CSSCI来源期刊、中文核心期刊，成为国内外音乐学术期刊的佼佼者，对音乐学学术研究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引领和促进作用。
四、重视教材和工具书的编辑、出版，为学校音乐教育和社会音乐基础理论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人民音乐出版社从成立开始，就重视对音乐教材的编辑、出版，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的李重光的《简谱乐理知识》《基本乐理简明教程》《五线谱入门》等乐理、识谱教材，几经修订、数10次重印，已经被几代人使用了几十年，成为一致公认基础音乐教材；吴祖强《曲式与作品分析》、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廖辅叔《中国古代音乐简史》、张洪岛《欧洲音乐史》等，已经成为专业音乐院校的基本教材，在音乐教育实践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尤其是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在上世纪60年代集全国民族音乐教育界之力编撰的《民族音乐概论》，成为我国音乐教育中的第一部有关民族音乐理论的教材，具有重要的民族音乐理论学科建设的开拓性意义，几十年来，被全国各音乐学院、师范院校音乐系（科）采用为大学本科、研究生教材，它所创用的中国民族民间音乐五大类分类法，至今仍然被民族音乐界广泛使用，对民族音乐理论的学科建设起了开拓促进作用。此外，还出版了一系列教学用书，如：[苏]斯波索宾《和声学教程》，茅原、庄曜《曲式与作品分析》，姚恒璐《作曲的基础训练》、杨儒怀《音乐的分析与创作》、段平泰《复调音乐》、陈铭道《复调音乐写作基础教程》、施咏康《管弦乐队乐器法》、樊祖荫《歌曲写作教程》等。另有：《音乐自学丛书》19册、“音乐赏析”系列丛书、《伟大的音乐》10套、《国韵华章》10套、《罗沃尔特音乐家传记丛书》53册、《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音乐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教材》20册等。
人民音乐出版社对中小学音乐教材的重视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并且逐渐往数量多、种类丰富的方向发展，至上世纪90年代，已包括：地方性音乐教材6种、统编的全国通用音乐教材4种、中小学音乐教师用书12册，《全日制初级中学教育小学五六年级课本・音乐》（简谱、五线谱版）及相关配套的教师用书若干册，以及中小学音乐教学卡片、音乐教学挂图等。进入21世纪以来，人民音乐出版社组织团队主持、参与《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的研制、修订和《“课标”解读》的编写，出版《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教材》（简谱、五线谱版各18册），并且以居于前列的编撰、出版质量拥有较大的市场占有率，受到广大师生的欢迎和喜爱，对提高基础教育音乐课程教学的质量水平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第8篇：社科经典论文范文
关键词：国学经典；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述综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13）32-0143-03
随着近些年国内流行的国学热，理论界有为数不少的专家学者持怀疑和批评的态度，他们认为时下我们没必要过于厚古薄今，过于夸大传统文化的教育价值。因此，研究国学经典的教育价值再一次成为热点问题。我们认为，国学经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有必要也有义务传承并发扬光大的。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就不得不重新审视我国传统文化在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功能，就不得不研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国学经典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育应根植于中华民族的土壤，充分汲取传统的养分。在现实的基础上积极探索研究、继承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国学经典，充分挖掘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内涵，切实增强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经过人工检索，目前尚未发现关于国学经典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研究的学术论文，我们就可以看出学术界还并没有非常关注。在学术界研究虽然没有直接摄入，但是输入国学经典的价值字样，发现有些国学经典的价值、国学经典的教育价值、国学经典与学校德育、高校国学教育以及如何在高校有效地开展国学经典教育、国学经典与大学生教育的关系问题等学术研究论文。
时下我们未发现将国学经典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联系在一起学术研究专著和教材，同样我们也没有发现关于国学经典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研究的专著和教材。现在，我们就学术界对国学经典的价值研究、国学经典的教育价值研究和国学经典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学术论文进行分析述综。
一、国学经典的价值研究述综
国学经典的价值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
1.研究国学经典当代形态与定位。袁行霈教授指出“国学的当代形态”这个命题，就是要强调研究“国学”不是复古倒退，也不是抱残守缺，而是具有革新意义的、面向未来和世界的学术创造活动。袁行霈教授在文中还论述了国学的当代意义。林蔺认为国学指周秦至清末以来中国社会整体的价值系统和生活方式：它在地域上不仅包括本国原生的学术文化，也包括为本国文化体系所吸纳的外域文化；在时间上不仅包括古代传统文化，还包括近现代文化。她还指出只要正确看待国学的民族性和世界性，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国学的现代形态，发掘国学的当代价值。
2.研究国学经典的价值。对此问题的研究比较透彻的当推北京市骨干教师纪连海学者。他认为国学经典价值首先体现在其内容上，就是研究国学经典的价值我们必须首先研究其内涵内容。他认为：“国学经典的主要内涵和内容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一是常识层面、二是学术与记忆层面、三是道德价值与人生意义的层面、四是民族精神层面。”
二、国学经典的教育价值研究综述
国学经典的教育价值研究主要体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1.集中研究国学经典教育的价值与意义。有人认为：如今，外来文化、网络文化等所谓流行文化对孩子们的影响越来越大，不少孩子不但在文化素养方面出现严重营养不良，还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浮躁、自私、好逸恶劳等不良心态……为此，人们开始关注国学经典教育，让国学经典教育进入基础教育课堂，这已经成为很多教育者的共识。高建新学者指出：《幼学琼林》还是推广和普及成语的一种媒体，青少年读了它，不仅自己掌握了许多常用成语，而且又通过他们的口语或文章，对社会大众进行放大传播，许多成语之所以家喻户晓，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直接和间接地学习《幼学琼林》所至，也就是说我们“掌握中华民族的常用成语，就是了解了许多民族文化之精义。”夏帜红学者认为：国学文化教育宗旨在于培育人们美好的心灵，纠正偏差观念和不良言行举止，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2.集中研究国学经典的教育策略探索。谭新军学者认为：经典诵读是人文教育的最佳载体。也就是他赞成国学经典在学校应该采用诵读方式进行。饶艳华则觉得应该让“国学课”与“时尚潮流”亲密接触，采用“把漫画请进国学课、把流行歌曲唱进课堂、把动画送进课堂”的方法开展国学经典教育。于晓伟谈到“经典诵读，丰盈心灵和师生共读，提升自我”的方式来开展国学经典教育。许世明认为：国学教育是一项系统的、长期的、文化浸润式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我们可以采取“家长根据自己孩子的年龄有选择地进行国学经典教育和教师进行国学教育的措施和策略”相结合的方法开展教育。
3.集中研究国学经典教育存在的问题。胡定荣副教授指出国学经典教学存在几个误区：①“反中国”的误区；②“反历史”的误区；③“反教育”的误区；④“反教学”的误区。杜霞博士认为：从价值功能上看，应科学理性地看待国学经典教育的功用，而不是一味地追捧或贬损；从资源选择和设计上看，应在保持传统文化根气的同时与现代观念意识进行智慧对接与整合，而不是简单地泥古、复古、照搬经典；具体到教学方式和作用途径上，则应力求让国学经典教育成为“唤醒”与“激励”，而不是“灌输”与“规范”。张晨学者认为：在研究、学习国学经典时，对圣贤们的遗教，要克服认识上的片面性，不应该把中国伦理文化作过分的、不恰当的夸张。这是国学经典教育教学应该反思的。
4.集中研究国学经典的教育价值存在于提高学生的素质方面。张三夕教授指出：自上个世纪初废除科举制，引入西方学校教育制度后，我国逐步放弃了在人生修养方面的历史文化传统，导致现实社会一些不良后果。要倡导学生在国学经典的长期耳濡目染中逐步自觉养成良好的文明习惯，并认为“良好的国民教育系统应该包括人生修养教育”。付金才副教授认为“目前培养创新能力的理论和方法主要是引用西方的，尚未本土化。”我们“要实现创新能力培养理论的本土化，就必须充分开发利用国学经典所蕴含的培养创新能力的思想资源。”、韩立菊两位则认为：读成诵—自我实现的创新和举三反一—能常模的创新”。我们可以在诵读国学经典中培养学生创新能力。还有学者认为：国学经典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先祖们智慧的积淀，闪耀着理性的光芒。从国学中汲取丰富的营养和精神力量，帮助青少年“正德”、“修身”、“启智”、“雅行”，对于提高青少年的人文素养，促进其可持续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教育功效。
三、国学经典与高校教育关系研究综述
国学经典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关系研究主要集中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国学经典教育有必要存在于高校教育当中；二是国学经典教育进高校的途径以及开展国学经典教育的方式方法；三是国学经典与大学生的素质形象的关系；四是探究大学生摒弃国学经典的原因研究。
这是研究主要集中于专家学者的论文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有：安徽财经大学博士、副教授俞香云的校级重点研究课题的最终成果《财经类高校普及国学经典教育的必要性与路径》学术文章；内蒙古科技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赵雪波、赵利利两位学者的《高校国学教学的义理方向》一文；太原理工大学令狐国芳，赵建利两位学者在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的学术论文《试析国学教育活动与大学生人文素质培养》以及广西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和广西中医学院新药中心陆海、张雯艳两位学者在《大学生摒弃国学经典学习的归因研究》一文中对大学生摒弃国学经典的原因分析。
上述研究无疑极具启发意义，也是后续研究的基础。但是总体来看，国内研究国学经典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成果还相当分散、单薄，忽视了国学经典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理论层面的探究，需要单独立项展开专门、系统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正是基于时下“国学热”的价值再思考、实现中华民族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背景下，为了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能够进一步发挥改善当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应有作用，把国学经典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价值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价值、与进一步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研究结合在一起进行综合研究并把它推进到新的理论高度。
参考文献：
[1]张岱年，等.国学今论·序[M].辽宁：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
[2]谭平，万平.国学经典导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
[3]袁行霈.国学的当代形态与当代意义[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10）.
[4]林蔺.“国学”概念的历史梳理及当代定位[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2）.
[5]纪连海.国学经典的价值[J].文化博览，（紫光阁），2008，（12）.
[6]刘浩辉.倡导国学经典教育，提高学生综合素质[J].资治文摘·管理版，2009，（04）.
[7]高建新.《幼学琼林》的特色及对国学的推介价值[J].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
[8]夏帜红.论国学经典与现代儿童德行教育[J].神州民俗，2011，（176）.
[9]谭新军.学校国学经典教学实践初探[J].中国教育学刊，2010，（12）.
[10]饶艳华.让“国学课”与“时尚潮流”亲密接触[J].课改在线，2010，（8）.
[11]于晓伟.国学润心田—浅谈学校国学教育[J].专题研讨，2009，（11）.
[12]许世明.国学经典的教育策略探索[J].教育教学，2011，（01）.
[13]胡定荣.警惕国学经典教育五种误区[J].中国教育学刊，2012，（11）.
第9篇：社科经典论文范文
一、指导思想
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倍增新三年统筹城乡发展、领跑十二五打造甜蜜Xx”为主题，以争创“Xx标杆”为载体，以“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服务人民群众、加强基层组织”为总体目标，充分运用理论学习宣讲、新闻宣传报道、典型宣传引领、社会宣传推动等方法手段，积极宣传中央、省市和我市创先争优活动的总体要求和工作部署，大力宣传全镇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的工作进展、成功经验和实际效果，及时宣传全镇各村（社区）、各单位在活动中创造的好经验、好做法、好典型，正确引导舆论，充分调动各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投身创先争优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我镇创先争优活动的开展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和社会环境。
二、宣传重点
1、宣传创先争优活动的重大意义和目标要求。多形式、多角度、多渠道宣传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的重大意义、精神实质、根本要求和重大战略部署；宣传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主题、载体，以及应把握的主要原则、总体安排、方法步骤、时间节点和需要重点解决的突出问题等。
2、宣传创先争优活动的具体举措和工作进展。积极做好各村（社区）、各单位广泛开展学习动员等方面的动态性宣传工作；宣传各村（社区）、各单位在推进载体建设和规划实施等方面的具体部署；宣传各村（社区）、各单位在细化目标任务、找准重点难点、分解落实责任、谋划工作思路等方面的工作动态；宣传各村（社区）、各单位在活动进度安排、重要工作举措等方面的实施和推进情况。
3、宣传创先争优活动的先进典型和经验做法。宣传全镇各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紧扣“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服务人民群众、加强基层组织”总体目标，努力把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科学发展优势，把党的组织资源转化为科学发展资源，把党的建设成果转化为科学发展成果的好经验、好做法；重点宣传一批创建先进基层党组织、努力做到“五个好”以及争当优秀共产党员、努力做到“五带头”方面的先进典型。
4、宣传创先争优活动的实际效果。宣传各村（社区）、各单位在创先争优活动中，结合中心工作推动科学发展取得的新的认识成果、制度成果、经济发展成果、民生改善成果；宣传运用集中性教育经验破解经常性建设难题，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提升基层党组织建设科学化水平的成果；宣传各村（社区）、各单位加强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提高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学习力、创新力、执行力、发展力的成果；宣传在本职岗位上争先进，在日常工作中创优秀，将创先争优活动化为行动取得的实际效果。
三、宣传形式
（一）理论宣传
1、加强理论学习。各村（社区）、各单位要将建设学习型党组织贯穿于创先争优活动全过程。通过开展各类专题讲座、报告会、读书会、调研会、知识竞赛等学习活动，组织开展集中性学习日活动、群众性读书活动，丰富学习载体和形式，营造更加浓厚的学习氛围。
2、注重理论宣讲。加强理论宣传队伍建设，深入开展领导干部“上讲台、讲理论”活动，与基层干部群众进行面对面的学习交流；镇将组建创先争优活动宣讲团，深入到村（社区）、企事业单位，讲理论、讲经济、讲文明、讲科学、讲法律，满足基层党员干部和群众的学习需求。
（二）典型宣传
1、选树典型。紧紧围绕“倍增新三年统筹城乡发展、领跑十二五打造甜蜜Xx”主题，以争创“Xx标杆”为载体，按照分类选树的原则，积极选树在农村基层党组织中提升服务发展水平、提升带领致富能力有新突破，能够自己带头致富、带领群众致富的先进典型；选树在社区党组织中，服务社区居民、提升文明形象、维护社区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先进典型；选树在机关党组织中，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走进企业、走进社区、走进农户，服务发展、服务基层、服务群众的先进典型；选树在事业单位党组织中，注重职业规范、争当行业楷模，注重敬业精业、争当岗位标兵，注重效率效益、争当创新能手的先进典型；选树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组织中，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引导和监督非公有制经济组织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团结凝聚职工群众，维护各方合法权益，促进健康发展的先进典型。
2、宣传典型。以争创“Xx标杆”为载体，在各村（社区）、各单位推荐上报的基础上，集中宣传报道一批创先争优的典型人物、典型群体和典型经验。镇将通过举行典型事迹报告会、座谈会、研讨会等形式，学习宣传先进典型，推动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创先争优。
3、提炼典型。深入挖掘典型内涵，总结提炼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符合基层发展需要的典型经验和工作方法，在选树“Xx标杆”的基础上，积极向上举荐“龙川先锋”、“扬州好人”，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提升基层党建工作整体水平，引领和带动全镇创先争优活动深入开展。
（三）社会宣传
结合本镇实际，组织开展文艺演出、事迹报告会、知识竞赛、学习辅导和交流等活动。镇广电站要选择黄金时段滚动刊播创先争优活动的宣传标语和口号。各村（社区）、各单位要利用好黑板报、宣传橱窗、宣传画廊、宣传横幅、电子屏幕等多种载体，积极营造浓厚的社会舆论和活动氛围。
四、工作要求
创先争优活动宣传工作，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政策性、指导性。各村（社区）、各单位要高度重视，按照上级精神和镇创先争优活动领导小组要求，做好宣传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