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营模式和商业模式的区别精选(九篇)

第1篇：经营模式和商业模式的区别范文

中国很多民营企业的发展，普遍遵循这样的路径：产品品牌+渠道品牌

区域品牌

全国性品牌

练内功

谋求上市

战略新布局

基业长青。

在这样的路径中，产品和渠道建立起品牌，这是民营企业崛起过程中最关键的一步。

麦肯锡研究中国市场环境后，也曾经给所有营销元素的重要性做了一个排序，分别是：通路——产品——品牌。这个排序，还是非常符合中国市场实际的，至少是符合前30年中国市场的实际。

在未来，特别是互联网经济时代，笔者认为，产品应该是排在所有营销元素之前的，产品第一，产品为王，大单品是王中之王，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不过，在未来不短的时期之内，渠道，特别是有效的渠道模式，仍然很重要，仍然是营销模式中的一个关键组成要素。

消费品特别是快速消费品的销售奇迹，更关键的成功要素是产品和渠道。现阶段的中国消费品市场，特别是在快消品市场，渠道与品牌相比，渠道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上海超限战咨询沈志勇认为:全国化市场覆盖率与终端铺货率，以及其背后所蕴含着的渠道模式和渠道运营能力，是成功的核心原因之一。

中国企业的渠道模式发展，经历了这样的路径：区域总制

多级批发制

二级经销制

“经销制+深度营销”渠道模式。

当一个行业、一个市场进入到抢夺存量市场份额、抢夺竞争对手市场份额的阶段，由渠道深度下沉演变而来的“经销制+深度营销”模式，成为目前大多数已进入成熟期的行业的强势企业所采取的渠道操作模式。此种模式的真正本质在于厂家在经销制的基础上更加强了对经销商与终端的管理与控制，这也是消费品行业发展成熟与行业竞争白热化、同质化的一种表现。

上海超限战咨询沈志勇认为:目前，中国企业的渠道模式，常常进入了两种极端情况。要么，是厂家完全依赖经销商，将区域市场的运作全部交给经销商，企业只是承担提供产品和广告支持以及压货催款的职能；要么，是厂家完全撇开经销商，直营终端或者仅仅让经销商承担物流配送和资金结算职能，其余的市场职能皆由企业完成。

这两种极端情况都有其局限性，它们将厂家和经销商完全割裂开来，没有将二者整合在共同的营销价值链当中去。真正既高效又节省成本的模式，是那种厂家与经销商共同参与、共同建立合作关系的“伙伴型模式”。

这种“伙伴型渠道模式”，对于一个消费品厂家来讲，常常有很多模式的变异:

①、“分销联合体”渠道模式

在中国市场，娃哈哈是采用分销联合体模式的典型代表。娃哈哈通过收取经销商的保证金建立信用契约，再通过娃哈哈强大的成功产品推出能力、持续而稳定的渠道收益提供能力和对渠道网络强大的管控与维护能力，娃哈哈仅凭其几千个销售人员，就建立起了在三天之内将任何一款产品推向全国数十万个鸡毛小店的强大的联销体链条。

所谓的“分销联合体”，顾名思义，即联合销售体系，或者联合销售体，即厂商联合。就是企业仍然采用二级分销制，但企业已将触角延伸到二级分销和终端层面。也就是说，经销商的重心集中在地级城市，分销商的重心则集中在县级城市和乡镇市场，厂家、经销商、分销商签署三方协议，厂家可以直接给予分销商区域、时间、价差和服务等分销支持，并配合经销商对各分销商进行市场服务支持。

娃哈哈联销体的具体结构是：娃哈哈总部—各省区分公司—特约一级批发商—二级批发商—三级批发商—零售终端。由娃哈哈制定的这张营销网络的主体由娃哈哈各级公司与2000个一批商以及更为众多的二批商、三批商和销售终端组成。

在这种模式下，由于企业已将传统的爱窜货乱价的二批商改造为分销商，并给予了相应的权利和支持，分销商必将全力进行市场的开拓和维护，并承担起区域市场内的分销和送货上门服务，既能够显著提高渠道的覆盖密度，又能够大大降低或者根除其原有的窜货和乱价的冲动。

另一个方面，企业又将经销商从单纯的物流配送商角色改造成为渠道服务商，充分利用经销商原有的分销、团队、服务平台，在厂家向经销商输出管理和服务的前提下，让经销商从以前的那种随机型的无服务的送货模式调整为巡访送货服务模式，让经销商的业务员按照固定行程计划开展巡访配送的模式，每到一站，则在分销商处停下来进行清点库存、整理货架、张贴海报、建议订单和感情联络等工作，承担起渠道专业化的维护工作和销量提升职能。而企业呢，则派出业务员对经销商进行培训和指导，输出企业统一的工作标准和规范。

在中国企业深度分销的红利已经达到极限的当下，在人力成本快速上升的当下，这种分销联合体模式，比之“经销商承担物流配送，厂家负责全部市场工作”的模式，成本更低、风险更小，更加适合于绝大多数的中国企业。

②、“流通1.5批”渠道模式

农贸流通市场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产物。虽然目前总体上看有些萎缩，但在部分地区，如山东的临沂，因附近农村比较落后，交通也不发达，加上政府支持，又有大型批发市场的基础，这种模式至今还是很有活力。

流通市场常常是中小企业崛起的温床。因为流通市场的门槛低，进入没有障碍；流通市场受广告的影响较小，大企业的钱海战术在流通市场行不通；流通市场的终端过于弱小，大企业精耕终端无从做起；流通市场过于分散，大企业的大兵团作战无法施展。

流通市场的好处是无规则、自由流通；不受行政区域限制；经营灵活、薄利多销；品种繁多、配货方便；辐射力强。

但是，流通市场以松散形式关系为主体，没有固定网络和客户，以价格优势为主要手段吸引顾客，容易导致相互压价、低价冲货，没有深层的服务意识，只做“坐商”。

流通市场的二批，本质上是“名牌杀手”。所以，“把二批变成1.5批”，是解决二批杀价的主要模式。

“1.5批”不是传统的二批，也不是一批，是一批和二批之间的经销商。说是二批，因为他从一批那里拿货。厂家把以前给一批的政策，分解一下，给了二批。

这样一来，原来的二批虽然名义上是二批，实质上已经成为一批。名义上，二批从一批处提货，销售价格和政策由一批决定，二批还是二批。但他享受的待遇是分销商介于批发商和商之间这种待遇，要高于优于二批商的待遇，这样来锁定二批。厂家给一级经销商一定的折扣或补贴。

在实际操作中，厂家要把二批当作一批来管理，要求业务员的工作重心由以前围绕一批转，改变为帮助二批做市场。

除了绑定1.5批之外，做流通市场，还要强调终端动销与回货，做好核心终端。

③、“厂商协同营销”渠道模式

所谓“厂商协同营销”模式，是指企业为达到对网络的有效建设、开发、掌控，实现销售增长与市场控制之目的，厂家通过投放（由厂家人员管理控制的）人、财、物等各类资源，全面系统的支持经销商开拓市场与销售管理。

“厂商协同营销”模式，厂商协同进行营销传播、品牌建设、终端建设、产品促销等方面的营销活动，以达到共享营销资源、巩固营销网络目标，实现厂家与渠道经销商紧密合作，多方获益。它整合了厂家与经销商之间的资源，改变了经销商单打独斗拼市场、拼资源的局面，厂家参与经销商的市场运作，经销商在厂家帮扶的情况下做市场。

这种模式，其基本的运作路径是：由于多数经销商的营销管理水平都比较薄弱，所以厂家视经销商为合作伙伴、为公司的外延“办事处”，厂家派出厂方代表兼任经销商公司的常务副总，帮其制定营销方案，而且要帮其管理市场，为经销商的团队提供专业的培训，帮助经销商重新建立业务流程，同时让经销商参与到厂家的市场推广策略制定中。

宝洁公司，是曾经采用“厂商协同营销”模式的典型代表企业。

④、 “股份制区域销售公司”渠道模式

1997年以来，格力独创了“以经销商大户为中心”的核心销售体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股份制区域销售公司”模式。此渠道模式被认为是“21世纪全新的营销模式”。格力营销模式的核心是以资本为纽带，联合各个省份的有实力的经销商，通过控股的形式成立销售分公司，一起开拓和维护市场的渠道模式。

厂商共建销售公司，因为双方思想统一、目标共同、行为一致，所以更加容易实施深度合作，更加容易共同提高管理水平、经营水平、盈利能力等，彻底解决、避免诸如窜货、倒货、乱价等市场运作困惑与难题。

格力各省销售分公司的操作手法就是，由格力和各个省几个较大的经销商合资组建，在每个省选定几家实力最强的经销商，通过参股的形式组建销售公司，共同开发和维护市场。格力是以品牌等无形资产入股，占少许股份（后来，格力增资控股，加强了对销售分公司的控制）。销售公司有充分的自主经营权。

实际上，销售公司相当于格力空调在该省的总，实行的是独家经销制。而在各省的二级市场，格力采用的是选择性分销。在地级区域范围内，选择几家实力较强的家电经销商作为批发商(格力称为代售商)，再由若干家分销商(格力称为指定经销商)作为零售终端。

在具体的渠道分工方面，格力总部负责制定和实施全国范围内的品牌传播以及促销活动，各省的品牌传播和促销活动由各省的省级销售分公司制定并实施。各省销售分公司在品牌传播以及促销活动中产生的费用，可以折算成价格在货款中去扣除，也可以向格力总部报销。分销工作全部由省级销售分公司来实施并完成，它们拥有制定价格的权力，以及渠道管理的权力，物流、现金流、信息流的管理全部由格力销售分公司负责。

⑤、“配送式”渠道模式

这种销售模式采用营销网络通路整合方案来优化销售渠道，将经销商，变为配送商，实行“一级调控、二级配送、服务终端”的科学分销模式。

加多宝在全国实行的是总经销商制，把全国市场划分为六大区，每个区设立一名总的经销商。然后总经销商又去开发一些具有专业配送能力的经销商或分销商，加多宝称之为邮差商，它们只管物流运输，其他的费用，包括进店费、终端维护费等都由加多宝来承担。同时终端维护工作，包括终端网点的开发、维护以及终端POP、终端生动化等工作都是由加多宝的地面部队来完成。

由此可以看出，加多宝的渠道层面，无论是经销商，还是分销商，他们只是承担物流和资金流的使命。加多宝一方面实施“高空轰炸”，投放大量的铺天盖地的广告，另一方面就是实施所谓的“人海战术”，深入渗透全国每一个市场，每一个终端网点。这种地空一体化的作战策略，才是加多宝成功的关键。

⑥、“直销”渠道模式

所谓直销，说得通俗一点，就是企业在城市市场，直接实施对终端的销售、管理的干预与控制，从而省略了中间一些不必要的渠道流通环节，通过强化对终端的掌控力度，加强对终端的管理，来达到销售最大化的最终目的。

可口可乐公司是以直销闻名的。它在中国市场的主要地区都采用直销的模式。

可口可乐将渠道类型划分为22种之多，但是，归纳起来，可口可乐的渠道系统可以划分为四条： KA渠道、直营渠道、批发渠道和101渠道。

可口可乐重点客户部专门负责KA渠道的直销；直营渠道系统，则是由可口可乐直营餐饮渠道、学校渠道、旅游景点等。

2000年开始，可口可乐启动101项目服务终端零售市场，由销售部负责101渠道和批发渠道的运营。101渠道和批发渠道的区别在于，可口可乐公司业务员是能够直接掌控101客户下属的终端的，而不能掌控批发渠道下属的终端网络。

研究发现，可口可乐的直控终端的渠道模式，经历了由区域精耕到渠道精耕的进化。

实施区域精耕，这不能不涉及到可口可乐的国际化策略，就是可口可乐在国际化的过程中所采取的的特约经营模式。

所谓特约经营模式，就是与某一个区域内的当地的装瓶商成为合作伙伴，来生产和销售可口可乐的系列产品，同时协助可口可乐品牌的维护和发展。

截止到2012年，可口可乐在中国大陆已经发展了40多家区域装瓶商，他们负责各个区域的销售、品牌维护等等。

可口可乐的做法是，以全国各地的装瓶商为区域中心点，以一定的区域范围为作战半径，实施区域精耕。

2004年之后，由于渠道终端业态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中国市场出现了很多超大型的终端业态、内资大型超市、连锁便利店以及各区域的中小超市。区域精耕已经难以适应市场形势和终端业态的发展，可口可乐适时的对渠道模式做出了调整，由区域精耕进化到渠道精耕。

所谓渠道精耕，也叫通路精耕，简单而言就是将渠道细化，并由不同的业务员负责不同的渠道，即将大卖场以外的渠道细分为小店、批发、小超市、餐饮、网吧、工厂、学校、军事、医药等类型，由不同的业务员负责，一个业务员负责一两种渠道。工作范围不是按区域划分而是按渠道类型划分。

⑦、“联盟商”渠道模式

所谓“联盟商”渠道模式，就是厂家和经销商在经销商所在地联合办厂，改变经销商单纯为厂家销售产品的单一角色，转而让经销商购买厂家的品牌使用权进行OEM生产，双方共同出资，共同管理，厂商抱团，销售厂商共同的产品。风险共担，利益均沾。

这种渠道模式，适合那些产品在当地有一定成熟度，特别是在当地已经是大单品的品牌；而且，所在市场及其周边区域的市场容量，要足够支撑一个工厂。

第2篇：经营模式和商业模式的区别范文

关键词 差别化经营；服务外包；竞争优势；大连软件园

中图分类号F272.3；F063.1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673－0461（2011）02－0017－08

一、引 言

国际发展经验表明，服务外包具有集聚发展的特征（杨丹辉，2010）。[1]服务外包企业往往集中在具有特定区位条件的城市，而这些城市的软件园区或高新技术区则成为当地承接服务外包的主要平台和载体。印度的班加罗尔、爱尔兰的都柏林和中国的大连都是服务外包集聚城市的典型。正是基于对服务外包这一特征的认识，国家将推动服务外包基地城市建设作为促进服务外包发展的重要措施，先后认定了20个服务外包基地城市，设立了11个国家软件产业基地和11个国家软件出口基地。目前，各地不同层次的软件产业园和高新技术开发区更是多达数百个。这些园区在政策支持、吸引投资、服务企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调研发现，随着国家认定的服务外包基地城市不断增多，各服务外包基地城市以及各类园区之间在硬件设施建设、招商引资、人才引进等方面的竞争日益激烈。竞争的结果虽然促进了中国服务外包产业规模的扩大，但同时也导致国内服务外包企业员工流动率上升，并一定程度上挤压了企业承接外包业务的利润空间。①

作为首个国家认定的服务外包基地城市，大连市凭借独特的区位优势和运营模式，在激烈的接包竞争中，成为中国最具吸引力的服务外包集聚地之一。据IDC2007年的全球交付指数（GDI）的指标排名，以劳动力成本、租金成本、语言能力和员工离职率等一系列标准进行比较评估，在亚太地区35个可能作为离岸交付服务中心的城市中，大连名列第五，是排名最高的中国城市。1998年～2009年间，大连软件产业销售收入从2亿元增长到403亿元，总量增长了200倍。大连软件出口从1998年不足1000万美元增长到2008年的10亿美元，增长100余倍，成为国内软件和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

大连市服务外包的快速发展不仅得益于其优越的区位条件，而且很大程度上是大连软件园经营模式创新的结果。有别于国内大多数软件园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由政府的派出机构（多为高新区管委会）直接管理运营园区，并为入园企业提供招商、基础设施、信息等服务的模式，作为服务外包企业在大连集聚的主要载体，大连软件园（简称DLSP）是由民营企业――“大连软件园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管理的，大连市政府主要为软件园提供政策指导等辅管理和服务，即该园区采取“官助民办”的运行模式。自1998年创立以来，大连软件园12年间累计投资超过60亿元，建成了国际化的服务外包集聚区。

从世界范围来看，科技园区建立的主旨在于营造创新环境、形成创新要素的集聚、培育高技术产业集群。目前，国内外相关研究（Chen，2006；石晓军、龚晓峰，2003；刘雯雯等，2009）较为关注形成科技园区差异化创新环境的资源优势、区位条件和政策因素，[2][3][4]而很少有学者从园区经营模式的角度，分析体制创新与科技园区竞争优势之间关系以及差别化经营模式对促进园区产业集聚的作用。就其投资主体和管理模式而言，实行“官助民办”模式的大连软件园是中国服务企业和科技园区尝试差别化经营的典型实例。本文以差别化经营及相关理论为依据，分析大连软件园“官助民办”运营模式的独特性，探讨差别化经营策略与服务外包集聚园区竞争优势形成及其可持续性的关系。

二、差别化经营与大连软件园的竞争优势：文献简评及理论分析

企业要想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脱颖而出，必须实行建立在技术和管理创新基础上的、有别于竞争对手的竞争策略。差别化经营是指企业通过某种方法改变和其他企业基本相同的产品、服务等，从而与竞争对手形成有利于本企业的差别，并使消费者相信这些差别而产生不同的偏好（白建义，2004）。[5]产品、技术、服务、制度和管理等方面形成与其他竞争者的显著区别，且利用这些区别，创造富有竞争优势的战略行为都可以视为差别化经营策略（李钢，2005）。[6]对于生产性企业来说，提供异质产品是差别化经营的重要手段。相关研究表明，在空间因素（采购距离）、信息传递和品牌影响力（广告等主要渠道形成）等因素的作用下，消费者对特定产品的偏好得以巩固和强化，致使同等价格的需求交叉弹性降低，进而使提供异质产品的厂商凭借超出边际成本的价格获得更高的利润，并形成改变行业组织结构的市场势力（Schmalensee，1982；Shaked、Sutton，

1987）。[7][8]

对服务企业而言，差别化经营则主要源自管理模式及其提供服务的独特性和可识别性。鲁桂华、蔺雷、吴贵生（2005）通过构建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发现厂商实施“服务延伸实体产品差别化”的竞争战略，必然导致服务增强，进而扩大厂商利润与消费者总剩余。这一结论为企业通过服务差别化获得可持续竞争优势提供了理论根据。[9]迈克尔・波特（1996）给出了构成企业独特性的驱动因素，这些驱动因素按其显著程度不同，对企业价值链独特性的作用也存在差别。实际上，企业任何一种价值活动都是独特性的一个潜在来源，科技园区（包括服务外包集聚区）为入园企业提供的差别化服务同样能够产生经营歧异性，而这种经营的“标歧立异”与成本优势共同构成了企业（园区）最主要的两种竞争优势。[10]考察其发展历程和运营特点发现，以园区企业化和市场化经营为基础的制度创新为大连软件园赋予了构成经营模式独特性的驱动因素，成为其核心能力和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见图1）。

三、“官助民办”：大连软件园的经营模式和服务体系

1.“官助民办”经营模式及其对园区发展的影响

“官助民办”的模式是大连软件园差别化经营的集中体现，也是其竞争优势的基石。所谓“官助”是指地方政府通过政策和资源聚集，在土地规划、国际招商、政策实施等方面给予软件园针对性的指导和推进；而“民办”则是由企业按照市场化原则，提供软件基地开发、招商引资、商务配套以及面向软件企业的专业服务。“官助”与“民办”充分调动了政府和企业两方面的积极性。[11] 一方面，体现了政府政策的前瞻性和指导性；另一方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为入园企业提供更为全面、高效的服务（见图2）。体制创新赋予了大连软件园活力和效率，在“官助民办”这一独特的经营模式和管理体制下，民营资本为主的大连软件园股份有限公司作为经营主体，承担园区从土地开发、物业建设到招商引资、物业运营、企业服务的全过程经营管理，以大连高新技术园区管委会、信息产业局为主的政府部门则通过土地规划、政策扶持、环境建设、完善服务体系等功能，为园区及服务外包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见表1）。

依据合约理论，服务外包有别于制造业外包，其本质是人力资本市场合约和劳务活动企业合约的融合（江小涓，2009）。[12]服务外包企业特别是处于初创期的中小型服务外包企业，其人力资源配置方式具有多元化特征，往往是企业自主招聘与园区派遣并用。同时，由于服务外包企业管理层多具有技术背景，这些企业对其对园区的物业管理及其他服务的依赖程度较高。如果服务外包企业入驻的园区采取市场化运作，有助于企业与园区建立基于市场合约的服务关系，而不仅是获得来自园区管委会（政府机构）的行政管理和一般。另外，对美国硅谷的经验研究也发现，社会资本的参与对创新资源的集聚以及高技术产业集群的发育具有推动作用（Cohen，1999）。[13]可见，“官助民办”模式符合软件和服务外包企业所需的园区运营条件，对服务外包集聚城市及科技园区的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体制保障。在协调政府与入园企业之间关系方面，“官助民办”的软件园能够更好地发挥中介和桥梁的作用。一方面，软件园帮助政府了解企业的发展状况和行业动态，使政府主管部门及时掌握企业对投资环境和扶植政策等方面的需求；另一方面，向企业提供国家的产业政策导向、信贷支持等相关信息和咨询服务。

2．大连软件园的服务体系、品牌运作与竞争优势

由于采取有别于一般高新区的企业化运作，大连软件园服务项目的投资和拓展更为灵活高效。服务外包企业对网络设施的稳定性以及数据快速、安全传输等方面的要求较高。服务外包的这些特点不仅是其集聚式发展的基础，而且也对服务外包园区的功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针对行业发展的规律和特殊要求，在园区的软硬件条件配备上，大连软件园构建适合承接国际服务产业转移的商务空间和专业支持平台，并为服务外包企业提供业务对接等专业化服务。同时，作为服务外包集聚平台，园区服务的系统化尤为重要。大连软件园为服务外包企业提供人力资源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网络设施、物业服务、产业合作等全方位服务，其中一些商业化的服务是在传统高新技术园区管委会管理模式下难以实现的（见图3）。

大连软件园的专业化和系统化服务集中体现在其“BOT”式的客户解决方案中。这该方案下，由大连软件园按照企业的具体要求提供顾问型定制物业，由企业或软件园进行人员招募、管理和培训，待入园企业正式投入运营后，大连软件园再将所有人员移交给企业。由于服务外包对人力资源的综合素质要求较高，加之行业技术更新快，传统高校教育很难满足服务外包企业的人才需求。为此，大连软件园直接投资软件教育和服务外包的专业培训，先后投资参股东软信息学院、交通大学软件学院等民办高等教育机构以及专业培训机构。通过与服务外包企业、大学（培训机构）签订三方协议，根据服务外包不同岗位的要求以及行业发展的最新趋势，为企业安排定制式培训，提高了大学毕业的实际工作技能，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服务外包企业的培训支出及其风险，改善了软件园乃至大连市服务外包行业的人力资源供应结构。作为软件园核心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交钥匙工程”不仅为入园企业与软件园提供了合作共营的机会，入园企业可以缩短投资周期，降低风险，而且软件园则可以获得服务的规模效应，提高服务质量（见图4）。调研发现，“BOT”服务模式支撑了Genpact、IBM、HP等大型跨国服务外包商在大连软件园的快速规模化发展。对于以企业规模作为竞争力主要标志的服务外包行业来说，这种服务支持成为影响企业入园决策和当地扩张的重要因素。

另外，品牌作为消费者识别商品和服务的重要标志，是构成企业产品差别化或经营差别化策略的主要内容。相对于生产有形产品的制造业企业，服务企业的品牌经营难度较大。随着服务领域竞争加剧和全球化程度提高，越来越多的服务企业开展品牌运作。大连软件园的品牌运作建立在专业认证基础上。2002年，DLSP一次性通过了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成为国内鲜有的从园区开发建设、物业管理到企业服务全业务流程通过该认证的专业机构。2009年，大连软件园确立了新的品牌定位：商务园区经营管理专家。这一定位将DLSP的主要业务归于承接服务外包企业的辅助业务外包，从而由单一的软件园区经营管理者转向更为专业化的综合解决方案服务提供商，进一步突出软件园区的核心能力。

3. 服务集聚、低碳园区与绿色增长

从行业的技术路线及其对基础设施、人力资源的要求等方面来看，服务外包往往呈现出集聚发展的特点。Schmitz（1999）认为一旦科技园区实现了企业集聚，将使入园企业获得技术、信息、政策、人力资本等重要资源的共享，并由此形成溢出效应和集成效应。[14]一项对部级软件园的研究发现，创业网络有助于提高软件园的创新能力（吴冰、王重鸣、唐宁玉，2009）。[15]大量外包企业集中进驻服务外包核心城市的软件园或其他高技术园区，不仅将构筑依托科技园区的创业网络，而且便于地方政府管理。在“官助民办”的创新模式下，大连软件园较好地解决了软件园区建设的资金和效率问题，在园区内逐步生成了国内业务形态最丰富、业务规模最大的服务外包企业集群，进而推动了当地服务外包产业的规模化、集聚式、国际化发展。截至2009年，大连软件园入园企业500家，其中世界500强企业近40家，园内企业吸纳就业超过5万人。2008年，大连软件园软件和信息服务销售收入152亿元，软件和信息服务出口达7亿美元，占当年大连市软件与信息服务出口的2/3，成为中国软件和服务外包产业的重要基地。目前，全球前十大ITO和BPO服务提供商中，已有6家在大连市开展外包业务，中国前十大软件出口企业全部在大连市设立了分支机构，三大类服务外包ITO、BPO和研发中心均已形成一定的集聚效应（见表2）。

服务外包的蓬勃发展是全球服务产业转移的结果，服务外包的集聚发展为大连吸引了众多信息服务业大跨国公司的投资，实现了产业创新，使大连市的标志性产业由造船、港口、旅游等传统产业快速向软件开发、服务外包、科技研发等现代服务业辐射升级。随着服务外包的发展，软件业与信息服务业在大连市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不断提高，软件与信息服务收入占大连市第三产业的比重由2000年的2.0%上升到2008年的19.0%，同期软件与信息服务收入占全市GDP的比重由0.8%提高到7.8%。同时，服务外包企业的聚集还带动了当地房地产、酒店、会展、休闲娱乐等相关产业的发展，促进了服务业内部结构的调整，而大连作为“世界办公室”的全新形象则进一步提升了城市影响力。

再从其组织方式、技术平台以及雇佣人员的结构来看，服务外包具有产品无形化、生产与服务同步化、环境友好、资源复用性高等特点。服务外包的这些特征不仅很好地契合了世界范围内技术变革与产业升级的方向，而且也符合各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要求。因而，服务外包集聚对地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突出意义。从大连软件园的能耗和产出数据来看，大连软件园已成为大连市单位GDP能耗最低的产业功能区，促进了园区的绿色增长（见表3）。这表明服务集聚型的科技园区对地方经济的低碳化发展起到重要的示范作用。

总体而言，大连软件园的差别化经营及其域外发展进一步提升了当地服务外包产业的竞争优势，并为地方体制创新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产生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见表4）。

四、差别化经营模式的移植效果

近年来，基于行业发展趋势和市场需求，大连软件园整理自身发展模式的经验，通过构建输出体系，加快DLSP模式的域外移植。DLSP专业的管理团队及丰富的园区开发运营管理经验吸引了国内其他园区的关注。自2007年， DLSP先后与武汉东湖高新区、天津泰达开发区、苏州高新区、成都高新区等地方主管部门合作，以投资开发、委托代建、运营管理、咨询服务等多种方式，共同发展当地的软件和信息服务园区，管理并运营了武汉光谷软件园、苏州苏高新软件园、天津滨海服务外包产业园，并在这些软件园中尝试推行“官助民办”的经营模式，或应用DLSP的物业管理模式和服务体系（见图5）。随着异地开发和托管规模的扩大，大连软件园及其经营模式的影响力不断增强。由于目前天津、武汉、苏州服务外包发展的总体水平与大连有一定差距，DLSP的多园区经营促进了各园区之间招商信息的交流和投资项目的合理配置。不仅有利于提升大连软件园服务外包项目的层级，优化其承接服务外包业务结构，而且还使大连软件园的经营模式产生了一定的规模效应。同时，大连软件园的服务模式被多个服务外包基地城市学习借鉴，特别是定制式物业管理，已在北京、成都、济南等城市推行，从而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国内服务外包基地和软件园区总体服务水平的提高。

然而，理论上讲，实行差别化经营的企业通常需要付出额外的成本（Gehrig和Stenbacka，2004)。[16]如果在经营过程中出现无法形成价值独特性、过度追求差异化、不能充分了解歧异性经营成本的代价、难以正确认识买方细分市场等问题，都会造成差别化经营的失败。从这一角度来看，采取差别化经营策略必然存在一定的风险。这些风险主要包括以下方面：①差别化经营模式创新的初始投入以及创新失败的风险；②差别化经营模式的外部效果，即竞争对手的模仿和学习；③市场环境的变化有可能削弱差别化经营模式的独特程度，或使差别化模式不再适用。随着全球服务外包竞争日益激烈以及国内各地方政府发展服务外包积极性不断提高，大连软件园发展的外部竞争压力增大，其经营模式的独特性及其竞争优势的可持续性面临诸多制约（见图6）。

（1）园区开发模式。“官助民办”模式既是大连软件园经营体制的核心优势及其差别化经营的主要特征，同时，这一模式也为大连软件园与当地政府沟通带来了一些障碍。大连软件园的经营主体只是一家民营企业，不具备政府派出机构的身份。除大连软件园外，大连市还另设有高新技术开发区，该开发区与国内其他地区的开发区运营模式基本相同，由市政府派驻的管委会负责管理，在区内也聚集了一批有实力的大型服务外包企业，这两个同城园区在招商等方面存在一定的竞争。相比之下，作为政府派出机构，大连高新技术开发区与政府及相关主管部门的关系更为紧密，在与政府协调的某些方面，大连软件园不具备优势。

（2）政策支持。尽管大连市政府十分重视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在国内较早提出鼓励服务外包发展，同时也是国内服务外包产业氛围较好、政府行业管理水平较高的城市之一，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城市及其软件园区或开发区参与承接服务外包的竞争，一些地方政府为争夺项目，给予服务外包企业优惠政策的力度远远超过了大连软件园，这增加了大连软件园的发展不确定性。

（3）园区管理体制。目前大连软件园的管理体制在国内各类园区中处于先进水平，并已形成基于差别化经营的竞争优势，然而，随着DLSP在大连当地的发展及其域外扩展，在获得规模效应的同时，其管理体制和客户解决方案在多个园区被复制，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经营模式的独特性。DLSP投资或托管的各园区之间已出现招商引资、外包项目、人才引进等方面的竞争，加大了DLSP内部管理与协调的难度。同时，对于实行差别化策略的企业来说，竞争对手的模仿与客户不认同其服务的特殊性同样会损害其差别化的持久性（波特，1996）。[10]尽管各地服务外包园区仍以政府派驻管理为主，但这并未妨碍其他园区对大连软件园服务体系中部分内容的学习和模仿，而由学习模仿产生的外部效应致使DLSP管理体制升级创新压力增大。建立能够阻断学习模仿的进入壁垒意味着管理成本增加，这为大连软件园业务设置及其运营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4）招商引资策略。作为成熟的服务外包园区，大连软件园已不再将优惠措施作为招商的主要手段，而是将集聚优质资源、提升层次和提高园区空间利用效率作为招商的基本原则。面对全球服务外包结构升级以及国内承接服务外包竞争加剧的态势，如何适时调整招商引资策略、协调改善招商质量与降低招商成本之间的关系，对大连软件园维护其经营模式独特性的重要问题。

（5）人才发展。不论对大连软件园自身还是入园服务外包企业来说，高素质人才都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由于当地人才培养规模和水平有限，为适应服务外包急剧扩展的发展态势，大连需要从域外和境外引进大量IT领域的技术和管理人才。目前，虽然大连市仍有成本优势，但一方面不断上涨的当地工资水平使服务外包企业的运营成本上升；另一方面，总体薪酬低于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的现状又加剧了高端人才的流失。尽管大连具有一定的城市吸引力，但与北京、上海等国际化大都市相比，在为各类人才提供个人发展机遇、满足高端人才对城市功能的多元化需求等方面仍存在差距，制约了大连软件园乃至整个大连市服务外包行业的人才供给。

（6）融资和资本运作。与北京、上海、深圳等金融中心相比，大连市的整体金融氛围相对薄弱，先进的金融业态不够丰富，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大连软件园的资本运作能力。长远来看，缺乏高质量的资本运作不仅将阻碍软件园自身的扩张发展，而且难以为入园企业特别是成长型的中小服务外包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服务，不利于DLSP服务能力和层级的提升。

五、结论与思考

从印度、爱尔兰、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以及国内北京、大连、成都、西安等城市的经验来看，服务外包发展与其集聚城市形成了良性互动关系。承接外包不仅有利于带动当地相关产业的发展，而且对集聚地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积极影响，包括提升城市形象、对高端人才形成强大的吸引力、推动地方经济绿色增长和低碳发展等方面。同时，对大连软件园“官助民办”经营模式的分析表明，以企业化和市场化为导向的园区管理体制和运营模式创新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服务外包企业的集聚发展，并成为服务外包园区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但在域外扩张程中，实行差别化经营策略的企业在获得规模效益的同时，学习和模仿的外部效果有可能削弱服务企业（科技园区）经营模式的独特性及其竞争优势的可持续性。

随着服务外包规模扩大，尽管总体发展政策环境不断改善，但由于国家对服务外包仍缺乏战略层面的支持，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服务外包集聚城市及相关园区外包业务升级发展。如国家有关软件与集成电路的政策规定，获得国家支持的软件产品或企业必须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由于软件外包企业没有自己的知识产权，因而，国家政策特别是资金支持不适用软件外包企业。实际上，不少软件企业为承接更高层级的外包业务，研发投入巨大，开发能力也逐步提高，但服务外包企业的这些投入却无法获得政府更有效的支持。另外，调研中发现，与国内服务外包高速增长的态势形成巨大反差，不论从政府层面还是企业层面，现阶段对服务外包发展尚未形成长远认识，对中国服务外包的发展模式仍存在分歧和争议，战略支撑的缺位很难通过园区服务功能的完善弥补。为此，国家应在鼓励服务外包基地城市体制创新和园区多元化发展的同时，制定服务外包发展战略，立足营造产业氛围、塑造有竞争力的市场主体，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服务外包发展模式。

[注释]

①通过对大连、北京、成都、济南等服务外包基地城市和外包企业的调查发现，不同基地城市承接服务外包的规模以及园区的发展基础和水平存在较大差距。随着国家认定的服务外包基地城市不断增多，地方政府政策扶持力度加大，各地对人力资源以及外包定单的争夺加剧，一些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低的ITO项目出现了过度竞争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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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经营模式和商业模式的区别范文

论文摘要：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须考量农业保险自身特点、宏观社会经济政策等多重因素。外国农业保险法定模式主要有政府垄断的模式、政府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而由私营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模式、政府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而由农业互助合作保险组织和私营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模式、政府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而由民间非盈利团体经营的模式等。我国现行由中国保监会设计和推动的五种模式利弊兼有。为了实现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结合，我国应确立“多层次体系、多渠道支持、多主体经营、多地区共同发展”的农业保险混合发展新模式。

农业保险模式的选择是一个国际性难题，它并非单纯的保险业问题，而是涉及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农业政策、农业与其他部门或产业的关系甚至各级政府责任划分等，这些因素如果协调得好，就能为农业保险的发展创造一个比较有利的环境和前提条件。因此，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实质上是一个通过立法手段对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复杂利益关系进行综合协调的过程。我们必须进行多重因素的考量，形成不同的类型。任何一种或几种模式的选择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发展中的所有问题，这需要立法的不断推进。

一、农业保险法定模式选择的考量因素

纵观中外农业保险法律制度变迁史，我们发现，农业保险法定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农业保险自身特点

农业保险具有风险的可保性差、交易费用高、产品的准公共物品属性等鲜明特点，这些特点对农业保险模式的选择会产生重要影响。农业风险的可保性差使保险组织与投保农户在农业保险市场上难以自发成交，从而决定了农业保险不能全盘照搬一般商业保险的模式。由经营技术难度高、逆选择与道德风险特别严重等多种因素引起的农业保险产品的交易费用过高，决定了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应以是否有利于成本控制为一项重要标准，并以组织制度和运行制度的创新为基本原则之一。此外，农业保险产品的准公共物品属性使政府对农业保险市场的干预成为必要，这决定了政府主导或支持下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应是各国农业保险模式的理想选择。

(二)宏观社会经济政策

一方面，宏观社会福利政策对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会产生重要影响。发达国家将农业保险作为农村社会福利政策的一部分，因而农业保险的政策性很强;发展中国家视农业保险为农业自然灾害损失补偿政策的一部分，故农业保险的政策性显得相对较弱。另一方面，宏观经济政策对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也会产生重要影响。这主要表现为经济体制的影响、农业产业政策的影响和外贸政策的影响。如在外贸政策的影响方面，根据wto规则，政府不可以依黄箱政策对农产品进行直接补贴，但可以依绿箱政策对农业保险实施补贴，并向农业生产者提供与产量无关的收入补贴以支持农业。现在，许多wto成员国正在充分利用这一绿箱政策，在国内以立法形式建立或完善以财税扶持为核心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通过这些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农业保险中的政府扶持作用凸显。

(三)经济发展水平

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体现为该国或该地区政府财政收人和国民人均收人状况，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政府财政收人就越好，国民人均收入就越高，反之，则相反。由于农业保险具有准公共物品属性，其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政策扶持，尤其是农业保险补贴支持，同时农户也须采取“选择性进人”的方式，即只有付费才能享受相应服务，而不同农业保险模式对政府支持能力和农户付费能力及保障程度的要求有别，因而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国际比较角度看，不同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样，特别是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实力差距大，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也就千差万别。而在一国内部，亦可根据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同状况，选择多样化的农业保险法定模式。我国东、中、西部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均衡，是此类混合式农业保险发展模式的典型代表。

(四)实践经验和教训

在已制定实施农业保险法的国家和地区，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既可能深受该国或该地区相关实践经验和教训的影响，也可能受他国或他地区相关实践经验和教训的一定影响。以加拿大为例，在1959年联邦政府通过《联邦农作物保险法》之前的20多年时间里，虽然该国没有开办农作物保险，但有一些与保险的功能相似的为因灾受损的农场提供经济补偿的政策项目，这些政策项目在实施中均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也有许多不足。这些源于国内的宝贵经验和教训，为<联邦农作物保险法》的制定与实施打下了一定的实践基础。此外，促使该国政府下决心举办农业保险，也与其邻国美国20多年试验农作物保险所提供的较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有关。

(五)经济学理论

经济学理论在一定时期内对国家经济生活总是会表现出相应的杠杆指导作用，这点在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中也不例外。相关的经济学理论对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起着直接或间接的指导作用。美国农业保险理论认为，要取得农作物保险的成功，此类保险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并掌握全面可靠的统计资料。受此观点影响，美国政府对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十分慎重，在1938年开办农作物保险之前已对1900年一1938年的灾害损失进行系统科学的分析，对拟采取的模式进行了可行性论证，1938年《联邦农作物保险法》获得通过后，该国政府就设立了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负责设计、维持和完善农作物保险制度。德国及其他一些西欧国家农经学界，从19世纪以来就一直认为农作物一切险是不能成立的。受该理论影响，西欧除少数国家(如法国、瑞典)外，迄今一般都不发展一切险农作物保险。

二、外国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具体选择

受上述诸因素的影响，在世界范围内，在立法上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的政策性模式、以市场为主导的商业性模式和合作性模式三大类。从保险体制和组织机构的角度来看，农业保险模式又大致可细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政府垄断的模式

以前苏联、希腊、加拿大为代表。其主要特点是: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政策支持力度大;保险组织形式是由政府出资设立国有保险公司或者集中统一的国家农业保险机构(在前苏联是国家保险局)，对农业保险业务实行垄断经营;保险责任范围为多重险或一切险，保障水平较高;保险实施方式不一，希腊是强制保险，加拿大是自愿保险，前苏联和原东欧国家是强制保险与自愿保险相结合，但以强制保险为主。

(二)政府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私营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模式

这一模式以美国为典型代表。其主要特点是: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政策支持力度大;保险组织形式是由联邦政府出资设立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负责农业保险的规则制订、稽核监督并提供再保险，农业原保险业务则全部交由私营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或;保险责任范围为农作物一切险，保障水平高;保险实施方式是自愿保险与强制保险相结合，但名义上以自愿保险为主，又可称为准强制保险方式。

(三)政府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农业互助合作保险组织和私营商业保险公司混合经营的模式

这一模式有时也被称为民办公助模式，以德、法等西欧国家为代表。其主要特点是:政府对农业保险提供充分的政策优惠;政府没有建立全国统一的农业保险组织体系，农业保险业务主要由农业互助合作保险组织和私营商业保险公司混合经营;保险责任范围一般只涉及单一险和综合险，不涉及一切险;保险实施方式是自愿保险。

(四)政府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民间非盈利团体经营的模式

这一模式也被称为政府支持下的相互会社模式，以日本为典型代表。其主要特点是: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政策支持力度大;中央政府的主要职责是为农业保险提供补贴和再保险支持，并对其进行监督和指导;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不是政府保险机构，也不是商业性保险公司，而是民间的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保险相互会社—市盯村农业共济组合;实行两级再保险体制，即在县级范围内由都道府县农业共济组合联合会为市盯村农业共济组合提供分保，在全国范围内由中央政府农业再保险特别会计(官方)和国家农业保险协会(非官方)为都道府县农业共济组合联合会提供再保险;保险责任范围为农作物一切险，保障水平高;保险实施方式是强制保险与自愿保险相结合，但以强制保险为主。

(五)政府提供一定的政策支持、以国家再保险公司为主经营的模式

巴西为该模式的代表。其主要特点是:政府对农业保险提供一定的财政支持;国家再保险公司是农业保险业务的主要经营者，兼营农业保险原保险和农业保险再保险业务;其他商业保险公司只经营农业保险原保险业务，并向国家再保险公司分保。

(六)政府和金融抓构等社会力量联合主办、半官方的政府控股公司经营的模式

菲律宾是这一模式的主要代表。其主要特点是:政府对农业保险提供一定的政策支持;保险组织形式是由政府和金融机构联合出资设立政府控股的保险公司，并由其负责农业保险业务的经营，各有关金融机构可为其人;保险险种少，涉及范围小，保险责任范围大多较为狭窄，保障水平较低;保险实施方式大多为强制保险，并且这种强制一般都与农业生产贷款相联系。

(七)纯商业化经营的模式

在世界农业保险发展史上，商业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业务基本上是失败的，但也有例外:一是西欧国家等多国商业保险公司承担单一雹灾风险获得了成功;二是在严格限定承保条件的前提下，少数国家的纯商业化经营也取得了成功，这以智利的国民保险集团和毛里求斯的糖业保险基金最为典型。其主要特点是:政府不对农业保险提供任何补贴;保险组织形式是商业保险公司，由其对农业保险业务进行市场化经营;商业保险公司对投保农户(场)严格限定承保条件，并规定较高免赔比例;保险实施方式是自愿保险。

三、我国农业保险试点模式的分类与评价

像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我国农业保险迄今仍处于试点阶段。这一时期的农业保险模式在类型选择上虽变化不定，但总体上由单一性渐趋多样化和特色化。鉴于诸具体试点模式所产生的功效不尽一致，其对我国今后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均具这样或那样的借鉴意义。

(一)我国农业保险试点模式的分类

自20世纪80年代初恢复国内保险业务以来，我国已试验过多种农业保险模式，从时间序列和影响程度来看，以如下三种为主:

1.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商业化经营的模式。1994年之前，全国范围内的农业保险是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独家经营的。当时这家国有独资保险公司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方面是营利性的商业机构，主营商业保险业务;另一方面又行使着政策性保险公司的职能，兼营农业保险业务，农业保险的亏损最终由其他险种的盈利来弥补。

2.纯商业化经营的模式。1994年起的随后十年时间里，随着《公司法》的实施和国家经济体制的转型，农业保险的高风险、高赔付与农民支付能力有限却希望得到高保障水平的保险服务的矛盾，以及农业保险的非赢利性特点与保险公司的营利性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从而导致国内农业保险市场的全面萎缩。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经办的农业保险，虽然在公司内划人政策性保险的范畴，但实际上是一种既无国家强制性又未享受财政补贴的纯商业性保险。

3.政策性和商业性相结合、内资和外资相结合的模式。为改变农业保险的颓势，在中国保监会的设计和推动下，2004年10月起我国在若干省市开始了以商业保险公司与地方政府签订协议代办、设立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经营、设立农业相互保险公司经营、设立由地方财政兜底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经营、继续引进像法国安盟保险等具有农业险经营先进技术及管理经验的外资或合资保险公司经营等五种模式为主体的新一轮农业保险试点。

(二)我国现行农业保险试点模式的利弊分析

我国现行农业保险试点模式利弊兼有。政府主办并经营的发展模式的优点最能体现出农业保险的政策性，缺陷是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的内部治理机制难以科学构建，总体运行成本偏高，容易造成政府失灵。商业保险公司为政府代办及商业保险公司与政府联办的发展模式的优点是使政府服务与经济补偿两大优势有机结合，缺陷是容易导致商业保险公司与地方政府间权义不分，两者争抢利益但互推责任，最终损害投保农户的合法权益。合作保险的发展模式虽然在理论上具有经营机制灵活、大幅降低道德风险等优点，但存在着组织基础差、政策背景不成熟、风险过于集中难以应付巨灾等缺陷;在纯商业化经营的条件下，虽然商业性保险公司具有明晰的产权、科学的内部管理制度及大量的技术和管理人才，经营机制也较为灵活，但由于缺乏财税和再保险的有力支持，该模式极易造成保险风险过大，市场失灵。外资模式的推行显然有利于保证国内农业保险市场的适度开放性，有利于引进域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经营技术等，但“如果让外资或合资商业保险公司作为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经营主体，这既不现实也不可能”。总之，上述诸种模式或公平性缺乏，或效率性不够，故其中任一单一模式都不宜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广。

四、我国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路径—以公平与效率为视免

笔者认为，为解决农业保险中出现的“三难”问题，我国应按照公平和效率兼顾的改革取向，对由保监会设计和推动的五种农业保险模式予以改革和完善，通过专门的农业保险立法，逐步建立起政府主导下的“多层次体系、多渠道支持、多主体经营、多地区共同发展”的符合我国国情的农业保险混合发展新模式。

(一)政府主导

我国农业保险总的来说应为政策性保险，依公平原则的要求，政府在农业保险制度变迁和农业保险产品供给中应发挥主导作用。即，政府应对政策性经营的农业保险提供统一的制度框架，各级政府和各种允许的经营组织应在这个框架内经营农业保险原保险和再保险业务，政府则对规定的农业保险产品给予较大的财政支持及其他方面支持。实践表明，我国农业保险发展顺利的时期，也是政府的积极参与期。

(二)多层次体系

依地域范围，我国应分层次建立全国性与区域性的农业保险制度，分别开发相应的农业保险险种，政策性农业保险险种体系应循序渐进，逐步扩大，从而形成中央和地方相结合的农业保险制度体系;依业务性质，应建立政策性与商业性相结合的农业保险制度体系;依业务范围，应建立传统的种养两业保险与现代的“以险养险”相结合的农业保险制度体系;依资本来源，应建立官资与民资相结合、内资与外资相结合的农业保险制度体系;依实施方式，应建立强制保险与自愿保险相结合但以强制保险为主的农业保险制度体系;依业务承保方式，应建立原保险与再保险相结合的农业保险制度体系，原保险与再保险又可分别自成独立的多层次制度体系。

(三)多渠道支持

政府可借鉴国内外农业保险的先进做法，通过制度供给，对农户予以保费补贴和农业生产优惠贷款，对保险组织予以经营管理费用补贴、税收优惠、利率优惠、再保险，对农业巨灾保险基金予以补贴，对农业保险理论研究的组织，予以相关教育培训服务和信息服务费用的支出补贴等等，通过各种方式对农业保险予以支持。市场可以通过企业章程和企业内部业务规则的制定、农业保险和再保险共同体的组建等方式对农业保险进行支持。社会中间组织可以通过行业自治规则的制定、集体谈判机制的构建等方式对农业保险进行支持。社会公众则可以通过农产品消费税的缴纳、农业巨灾风险证券和农业保险的认购等多种方式来支持农业保险的发展。其中，政府的支持最为关键。

(四)多主体经营

因不同的农业保险条件要求不同的农业保险组织形式相匹配，而不同的农业保险组织形式又各有其利弊，故农业保险一般应实行多主体经营。但我国学界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国内农业保险到底由哪些主体经营众说纷纭，主要有“政府经营论”、“互助合作经营论”、“商业保险公司经营论”、“多主体经营论”等观点，迄今尚未形成完全一致的意见。保监会第三轮混合模式试点所确定的诸经营主体也有相互重叠和疏漏之处。鉴此，笔者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主张应在政府的推动下建立一个由一般商业保险公司、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包括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商业性农业保险公司和互助合作性农业保险公司)、农业保险合作社、联合共保体、外资保险公司、专业性农业再保险公司等构成的，但以商业保险公司为主经营农业保险的多元化农业保险经营组织体系。之所以主张以商业保险公司为主经营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一是因为该经营模式具有独特而显著的效率优势，二是因为该经营模式的缺陷也可以通过制度创新予以矫正或将其负面影响降至最低。

第4篇：经营模式和商业模式的区别范文

中原国家广告产业园概况

中原国家广告产业园的基本概况如下：

该产业园分为两个区块，建成区位于郑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科学大道，占地86亩，由四栋高层、一栋多层商业配套服务大楼和一栋多层园区管理与广告服务平台大楼组成，建筑面积24万平方米；二期位于一期西面3公里处，占地300亩，规划建筑面积54万平方米，已于2014年开工建设。中原广告产业同管理办公室和高新区全资公司郑州中原广告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实行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的模式，既负责园区的招商、企业服务、对外联络和品牌推广，也负责各项优惠政策的具体落实，还负责公共服务平台的经营管理。目前，已有动漫、互联网、广告传媒公司等广告及关联企业240多家企业入驻。①

广告产业园运营模式概念分析

广告产业园与其它产业园有很大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服务产业、关联产业和后起园区上。服务产业指广告要服务于有广告需求的其他产业比如房地产、酒店业、餐饮业等等；关联产业指广告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媒介、市场研究、公共关系、营销、直销、活动等的配合才能完成；后起园区指广告产业园开建于高新技术园区、工业园区、农业园区、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之后，其发展乃至业态都有可能与先期的产业园区发生关系。这样的特点决定了广告产业园的运营会涉及服务的产业、关联的产业和其他产业园区。

所以，我们可以参照一般产业园的运营模式定义给国家广告产业园运营模式下一个定义：为了保障国家广告产业园扶持资金的合规使用、规划设计的集群化标准、政策等资源的创新集成实施、招商工作的顺利进行、公共服务平台的搭建，以维持园区的良性持续运行，实现广告产业集群的培育、广告产业示范、广告产业转型升级和促进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既定目标，所选择采用的管理模式、演进模式和商业模式的总和。演进模式用来区别国家广告产业园不同的起步和业态环境，是其特有的运营模式内涵。

国家广告产业园现有运营模式评析

通过浏览现有的32家国家广告产业园网站和“国家广告产业园建设与运营培训班”等提供的相关材料，笔者将各国家广告产业园自拟的运营模式归纳如下：

1.多数属于政府高新区等园中园，并由其下属全资公司运营和管理

这类园区还可以分为高新区投资运营和民企投资高新区运营两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投资与运营一体化，便于整体谋划；第二种模式投资与运营分离，其投资方以销售和租赁写字楼为目的，运营方以维系广告企业正常运行以及培育广告产业集群为目的，其间的协调和合作有一定难度。

2.部分园区由民营企业投资和运营

深圳、海南等少数园区的投资运营皆由民企承担，经济利益的考量与扶持资金的获得与服务于当地广告产业发展的使命存在一定的矛盾，运营方可能获得利润回报，但广告产业可能有增长而无成长，园区处于“集而不群”的状态，实现广告产业集群培育目标的动力不足。

3.个别园区由国有媒体或文化园区投资运营或融合而成

重庆园区、武汉国家广告城、广州国际媒体港，分别由重庆日报报业集团、长江出版集团、广州广播电视台投资运营，与媒体产业融合发展，有媒体优势。这是国家广告产业园的一种演进模式。

潍坊、芜湖、大连、长沙、成都等由原来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改称或新增广告产业园区而来，有与广告产业关联度最高的文化创意产业，易于形成觇模、融合发展和培育广告产业集群。这又是国家广告产业园的一种演进模式。

4.共性特征

国家广告产业园区所在地的省、巾、区级政府和工商部门都成立有主导、支持和协调工作性质的领导小组，出台了注册、入驻、获奖、经营补贴等减免税、奖励等政策。

绝大多数园区属于园中园性质，由政府原有园区所属的仝资子公司运营管理，而写字楼建造的投资方大都属于民营企业，少数由政府全资子公司投资建造。

尽管是国家资金扶持和主导的人型项目，但由于国家广告产业园的推进较快，人们对其的认识才刚刚开始，所以，发展思路和运营模式人部不足很清晰，也不是很全面。

5.运营模式分类

2014年4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组织的广告产业园区建设和运营专家评估组提交的《广告产业园区评估报告》，按照开发建设与市场运营模式，把广告产业园区分为“政府开发+政府建殴+政府运营”、“政府开发+民企建设+政府运营”、“政府主导+民企建设+民企运营”三种模式。这种分类方式仍然是管理模式的概念。

影响国家广告产业园运营模式设计的主要因素

1.政府不缺位不越位

政府主导性质要求其运营力量不能缺少各级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的指导、支持和参与，但必须清晰地界定政府在国家广告产业园规划设计、建造、开园、运行过程中的阶段性角色，也不能把政府的作用绝对化和普遍化，因为国家广告产业园最终要形成具有内在驱动力的广告产业集群和依靠市场维系的运行机制，而这些都是市场的问题。

2.可持续和企业化是谋划国家广告产业园区运营模式的基本考量

从2011年底到现在，国家资金扶持的三年时间已经结束，大多数园区的公共服务平台已经搭建完毕，企业入驻已有一定的规模，接下来的正常运行和集群化发展所需费用从何而来？这应该是国家广告产业园区运营模式设计中最为关键的问题。

3.地方特色和比较优势是国家广告产业园区运营模式建构的基础

对于国家广告产业园来说，成功的运营模式既不能缺少政府部门、行业组织的参与，更要结合本区域的广告资源状况和广告产业使命，比如海南国家广告产业试点园区就是园区统一承接海南特有的蓝色（海岛旅游）和绿色（热带农业）产品的市场化、品牌化服务，然后分别委托给不同园区广告企业完成。

中原国家广告产业园的运营模式描述

结合上述分析，我们可以为中原国家广告产业园设计一个可行的运营模式：

1.管理模式

管理主体：郑州高新技术开发区全资公司“郑州中原广告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根据需要，随后可以引进民问资本组成国有与民企合作的股份公司。

参与方：河南省广告业发展领导小组、河南省工商局中原广告产业园建设领导小组、郑州市人民政府、郑州市工商局、郑州高新区管委会及其广告产业园管理办公室、郑州高新区工商分局、河南省广告协会、郑州市广告协会、河南中原广告研究院、建设方郑州仟禧置业有限公司、入园广告企业代表等政府、工商部门、行业协会、学术机构、企业五方组成。

管理机制：由五方代表组成中原国家广告产业园联席会议，作为议事和决策机构，每半年召开一次会议，议定重大事项。下设联席会议办公室，与郑州高新区管委会附设机构广告产业园管理办公室合署办公；设立中原国家广告产业园建设和运营督察办公室，由五方代表组成，设在河南省工商局广告处。

口常运营：由郑州中原广告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全权承担，自负盈亏。国家扶持资金和高新区配套资金由高新区管委会委托公司使用。

管理主体的职责：按照有关规定合理高效地使用国家扶持和高新区配套资金，负责招商、品牌推广、企业维系、与国家工商总局广告司产业发展处对接、公共服务平台的运行、各种集群化培育活动的进行、业务开发、自我维生机制的建立等事务。

管理模式可以概括为：政府指导，企业化管理，企业、行业协会、研发机构五方参与的合作管理。

2.演进模式

在原有动漫企业迁入的基础上，整合迁入高新区原有广告、网站、网络技术公司、网络市场服务公司及关联企业人驻，由此形成产业园一定的企业规模和以动漫制作公司、传统广告公司、网络公司为主体的产业结构；再借助于减免、优惠、补贴、奖励等扶持政策和公共服务平台的服务内容、服务质量和价格优势等，招入省内外大型广告公司、大型关联公司（市场研究、大数据、公共关系公司、营销公司、影视制作公司、设计公司、会展公司、电子商务公司等）、广告支持机构（研发机构、广告行业协会、知识产权服务机构、金融服务机构等）、数字广告和数字营销机构等有一定的规模和品牌价值以及高成长性的企业入驻，形成产业集群必备的结构要素、完善的产业链、以数字广告和服务于河南优势产业商品化和品牌化的专业性广告公司为园区的产业特色，以广告产业和数字广告研究为比较优势的广告研发品牌；在二期开园以形成广告新材料、新设备研发、生产与交易为重点的产业形态的同时，不断推出和完善产业集群培育的人才培养、学术研讨、广告竞赛、业务合作、创新大赛、技术推广、展览、联谊等各种活动，最终发展成为我国中部独具特色的有影响力的广告产业集群。

3.商业模式

以园区内企业区级税收的一定比例通过财政拨付来维系园区的日常运营，以公共服务平台的对内和对外服务获取平台运行、维修等所需费用，以拟没立的独资或股份公司经营活动所获取的收益来维系各种活动的开展。

第5篇：经营模式和商业模式的区别范文

【关键词】移动通信 虚拟运营商 商业模式

自今年初工信部《移动通信转售业务试点方案》（征求意见稿）以来，虚拟运营进入实际操作阶段，中国的虚拟运营时代日益临近。现阶段关于移动通信虚拟运营商（MVNO）将如何运营，与基础移动通信运营商（MNO）将如何共生，成为业界共同关心的话题。

本文从全球成熟电信市场的移动虚拟运营商的发展现状与市场规律出发，探索移动虚拟运营商的合理市场定位，结合市场定位对当前成功的移动虚拟运营商的商业模式进行说明，为国内即将获得牌照的移动虚拟运营商提供参考。

1 国外移动虚拟运营商的发展规律

截至2012年底，全球共有700多家移动虚拟运营商，大部分位于欧洲、北美等发达地区，其中欧洲国家相关业务开展最为广泛。预期未来三年，全球移动虚拟运营的增长主要出现在新兴市场的低平均客户话费（ARPU）地区。

（1）移动虚拟运营商的市场占有率：7%是成熟市场的平均份额

对成熟电信市场的发展经验进行分析发现，移动虚拟运营商和传统运营商开展产业链的合作共赢是其发展的主要模式。全球MVNO市场占有率最高的国家是北欧的荷兰，占比达到13.5%。而观察欧洲和美国的数据发现，成熟运营环境的客户市场占有率基本稳定在7%左右的水平。

（2）移动虚拟运营项目的发展周期：通常需要5至7年时间

移动虚拟运营商模式起源于欧洲，欧洲市场的发展水平居于全球领先地位，欧洲的多数虚拟运营项目基本经过5年的时间实现了从发展到成熟的过程。由于欧洲国家面积较小和人口较少，与中国市场不具备可比性，而美国市场无论是在市场规模和区域面积还是在市场竞争方面都与中国比较相似，因此美国案例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美国移动虚拟运营商项目于1999年正式启动，经过3年的发展达到了0.8%的市场份额。随后迎来一个高速发展期，经过4年的时间市场份额从1.5%提升到5.7%，在此之后进入相对平稳的发展阶段，市场份额处于一个缓慢上升过程中，基本稳定在7%左右。

2 移动虚拟运营商的市场定位

（1）客户的多样化需求催生巨大的市场空间

随着移动通信市场占有率逐步达到一个饱和水平，行业的后续发展需要对整个产业链的各个环节进行新的分工，发挥链上各企业优势，满足客户的个性化需求。

不少领先的服务型企业掌握大量的客户资源，特别是拥有客户消费行为信息数据库的企业，如服务品牌、客户资源、营销渠道等，通过与移动通信服务的结合，能够实现对现有客户信息资源的充分挖掘利用，在提供现有服务的基础上提供个性化的移动通信服务。

（2）互惠互利关系促进产业链的完善与市场的发展

与传统移动通信运营商相比较，虚拟运营商无论从规模、资金还是客户等资源禀赋方面均无优势可言，这就决定了移动虚拟运营商与传统运营商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为合作共赢的产业生态关系。移动虚拟运营商与基础网络运营商之间，不是简单的竞争关系，而是一个产业价值链上下游合作的相互依存、互利互惠的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合作共赢的关系不同于传统的增值服务商（SP），核心区别在于移动虚拟运营商以自有品牌向客户提供各类通信服务，并拥有独立的计费、客服与营销、管理体系。关于虚拟运营商与传统增值服务商的区别，详见表1。

移动虚拟运营商与传统运营商合作可使传统运营商专注于网络建设，加快网络建设速度，扩大网络规模，提高网络质量，从而在提高网络使用率中增加利润；而虚拟运营商则可以利用其强大的市场营销、推广力度，提供更优质的专业化、个性化服务，两者协同配合共同推动电信市场的新一轮大发展。

3 全球移动虚拟运营商发展的商业模式

3.1 不同分工带来不同运营类型

从移动通信产业链的角度分析，虚拟运营产业涉及移动虚拟运营商、网络运营商（基础电信运营商）、服务提供商、设备提供商、终端提供商、分销商和最终客户等众多环节。

根据成熟市场的发展经验，虚拟运营商目前主要有三种经营模式：

（1）专注于客户管理的MVNO：该类MVNO类似于移动业务转售商，其运营的重点集中于产品价格、产品组合、客户推广等营销管理方面的工作。它们甚至不需要建设移动通信网络中的客户在网信息模块与计费系统，而是利用MNO的HLR（Home Location Register，归属位置寄存器）进行用户数据管理，依赖MNO提供的用户呼叫清单进行计费管理。

（2）专注于增值服务的MVNO：该类MVNO能够进行数据通信的服务端口，并拥有部分或者完全独立的HLR，从而可以自行控制相关的客户网络数据。

（3）完整的MVNO：也就是上述的不拥有实体基础网络的虚拟运营商，覆盖了移动产业链中其他各个环节。

3.2 不同运营类型产生不同商业模式

根据成熟市场的发展经验，目前发展较为成功的MVNO主要有三种模式：终端零售模式、客户资源模式、综合价值模式。下文分别选择台湾地区的两个成功案例与欧洲的一个成功案例进行说明。

（1）终端零售模式：台湾全虹通信

1981年台湾全虹通信成立，2002年成为中国台湾地区手机销售龙头企业，2006年9月租用台湾远传电信网络推出MVNO服务。在提供MVNO服务前，全虹通信门店遍布岛内各大商圈，具有一定的品牌基础、分销渠道及客户规模，此前终端零售阶段与各大运营商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开发增值业务的资质。

随着全虹通信MVNO业务的拓展，除了终端零售及储值卡等传统业务外，全虹通信开创自有电信品牌Utec，为客户提供移动通信服务，并对业务进行自主定价，获取移动通信业务经营收入，同时向远传电信支付网络租赁费。

对远传电信而言，全虹通信广泛的门店分布、丰富的客户管理经验和深入人心的品牌都是其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通过并购全虹通信，远传电信能够充分利用全虹的客户信息优势开展客户管理和业务拓展工作，而自己集中精力于业务改善和网络优化。

（2）客户资源模式：台湾家乐福

2008年11月，家乐福获得中国台湾MVNO营业牌照，同年结盟中华电信进军台湾电信市场。台湾家乐福通过直接与中华电信合作，承租电信网络资源并通过自有品牌向消费者销售电信服务。

台湾家乐福进驻MVNO市场，由于投入的新增成本低，可以增加现有客户的边际贡献；另外，在客户同意的情况下，还可以向客户提供商品折扣促销等信息，提高企业综合效益水平。

台湾地区电信市场竞争激烈，作为台湾地区最大的电信运营商，中华电信拥有广泛的网络覆盖，它与家乐福结盟，能够充分发挥自身的网络优势，借助家乐福的销售渠道和客户管理经验，实现对收入贡献较小的低价值客户的有效转移，最大限度地为低端消费者提供物美价廉的电信服务。

（3）综合价值模式：英国维珍公司

目前移动虚拟运营商中广受认可的最为成功的案例是英国的维珍移动（Virgin Mobile，英国Virgin集团与英国移动网络运营商One2One的合资企业）。维珍移动采用的自建模式、独立计费和客户服务是该公司开展MVNO业务的独特商业模式。

1）建设模式——非核心网络的自建模式

通过与支撑管理系统提供商、移动数据平台提供商合作，自己建设并管理所有室内的非核心网络设备。这种模式的风险、技术门槛在所有MVNO模式中是最高的，但经营规模和潜在收益也是最大的。

2）客户服务——独立计费系统和客户服务机构

Virgin Mobile的虚拟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Virgin Mobile拥有独立的计费结构与结算系统，对话费以及服务价格进行重新打包定价，而不是单纯地跟随One2One。

3）整合创新——整合集团产品与创新服务

Virgin Mobile的成功之处在于充分利用了品牌优势，同时充分利用集团品牌原有的销售渠道与服务项目，在移动通信领域引入整合服务打包推广的创新理念。

4 成功运营企业的共同特征

通过总结上述各类别的移动虚拟运营商的运营模式，可以看到不同商业模式但同样成功的移动虚拟运营商所具有的共同特征：

第一，有号召力的品牌。无论是全虹通信，还是台湾家乐福以及英国维珍，它们在开展MVNO项目之前已经具有影响广泛的品牌以及众多的服务客户。由于虚拟运营商是租用网络经营业务，这会导致客户信任感的降低，虚拟运营商需要提供更加贴身的个性化服务才能真正俘获客户的心，因此一个具有号召力的品牌对于虚拟运营商更加重要。

第二，分布广泛的分销体系。移动通信运营作为一个面向客户的服务性行业，不论是行业客户还是个人客户，都无法具有很高的集中度，为了实现各类业务与服务的有效推广，必须有分布广泛的分销体系做支撑。成功案例中提到的，不论是台湾全虹、家乐福还是英国维珍，都拥有强大的分销体系。

第三，特色业务的开发能力。客户对移动通信服务的日益多样化的需求是虚拟运营商获取发展的前提条件，如果虚拟运营商仅仅是简单地将基础电信运营商的资源原封不动地转售出去，是无法获得长足发展的。虚拟运营商需要在对客户需求的深度洞察的基础上，通过业务和技术创新，开发出适应不同用户群体需求的创新型服务，从而吸引并稳定客户群体，为企业赢得发展空间。为客户提供个性化服务并与传统运营商形成差异化发展，是MVNO企业生存所必备的核心能力。

第四，与基础运营商的合作关系。由于虚拟运营商本身不具备基础电信网络资源，从基础电信运营商获得的网络租赁价格的高低以及网络服务质量的优劣，将对虚拟运营商未来的盈利能力与发展前景产生重大影响。因此，与基础运营商的合作关系是决定虚拟运营商未来业务发展状况的重要因素。

5 结束语

实现虚拟移动通信项目的成功运营需要做好以下四项工作：第一，要遵循虚拟运营项目市场发展规律；第二，要理顺与基础运营商之间的关系定位；第三，要探索适合自身特点的商业运营模式；第四，要培养促进市场成功运营的核心能力。只有这样才能为虚拟运营企业赢得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1] 孙杰贤. 中国式虚拟运营[J]. 中国信息化， 2013（2）： 15-18.

[2] 梁辰. 苏宁瞄准虚拟运营商牌照[J]. 通信世界， 2013（3）： 22.

[3] 汪建. 虚拟运营商路在何方？[J]. 数据通信， 2006（5）： 32-34.

第6篇：经营模式和商业模式的区别范文

［关键词］城市运营 发展 投资 模式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2）07－0130－02

长久以来房地产行业就与城市密不可分。城市派生房地产业的发展；而科学的房地产开发，亦能激活城市功能，并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

在大规模的城市化浪潮中，原先完全由政府主导的城市运营渐渐出现了一批具有国资背景的城投企业参与其中，其后又陆续出现了中铁、中房、北大资源、利海等各类房开企业的身影。另一方面，随着房开企业本身综合开发实力的日益提高以及与日俱增的社会责任感，政府也越来越愿意邀请他们一同参与到“城市运营”的建设中来。

但传统的房地产行业又与现代的城市运营有很大区别。前者是“造房子”而后者却要“造市”。这就要求“城市运营商”有能力整合多方资源实现组合式经营，为城市的未来提供增值产品、文化与服务，进而提升整个城市的竞争力。

对于一家房地产开发企业而言，除了要积极、主动地转化业务模式，不断提升企业的综合创新能力、资源整合能力外，对于土地市场的关注、研究学习已有成功开发模式，或许可为正处转型期的新城市运营商们提供有益借鉴。

一、中国城市运营的发展与运营商的兴起

传统意义上讲，城市运营概念是指政府和企业在充分认识城市资源基础上，运用政策、市场和法律的手段对城市资源进行整合、优化、创新而取得城市资源的增值和城市发展最大化的过程。包括：经营城市有形资产、培育城市无形资产、建立与推广城市品牌三方面内容。而对于城市运营商，则指围绕城市的总体发展目标，结合城市发展的机遇，以市场化的方式，在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同时，使自己的开发项目能够成为城市发展建设组成部分的经营开发企业。其业务一般包括土地一级开发及推广、二级物业开发销售、城市主体功能设施经营管理、城市品牌管理等。城市运营商在选择城市运营项目时，主要驱动模式包括：（1）产业办公驱动模式；（2）商业贸易驱动模式；（3）公建配套驱动模式；（4）生态居住驱动模式；（5）休闲旅游驱动模式。

国内城区开发在经历“城区自然生长”阶段后普遍进入“城区野蛮成长”时代，同时局部向“城区系统运营”的科学发展时代过渡。

第一阶段，城区自然生长。此阶段的特质是城市空间的扩大与更新均随着人口的导入自然向外延伸。表现出城区自然且又缓慢的发展，如蛛网般蠕动着向外延伸，城市功能服务设施逐渐老化，同时难以满足新增市民的需求，人们拥挤在城市中心，不愿到更偏远的地方居住，除了中心区，人们似乎没能够意识到其他区域的土地价值。

第二阶段，城区野蛮成长。此阶段的特质是城市资源市场化，尤其是土地成为最重要的经营资源。表现出政府意识到土地资源的稀缺性与土地价值的差异性，城市得以最大程度的扩张，政府开始注重城区规划，但更多的是以土地财政收入增加为目的，同时政府开始引导人口居住，但带来的是更多居住群体的标签烙印千城一个面孔，城区个性缺失与城区长远发展乏力。

第三阶段，城区系统运营。此阶段特质是城市不再一味地向外扩张，开始注重城区的可持续发展。表现在政府全面重视城区短期与中远期的发展规划；城区的发展，不再是单一的土地出让与项目开发，政府开始注重人口可持续导入与更新，重视居住产品之外的服务提供，生态环保以聚焦，绿色节能成为首要。注重城区文化传承与性格的塑造。

二、城市运营业务模式与盈利模式探讨

针对城市运营的发展和城市运营商的兴起，可以发现：目前开展城市运营业务的区域相对集中在二、三线城市；而众多城市运营企业发展中，主要以央企、大型国企为主；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企业具备较强的地域属性；特别是具备一定实力的民企开始成为土地一级开发市场新的参与者。同时，本文将进一步分析其业务模式及盈利模式，进而便于带来一些新的探讨与启示。

（一）城市运营业务模式

目前的城市运营商主要还是聚焦于土地一级开发，仍具有较强的政府属性，资源获取较多仰赖政府相关部门。

除去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类企业生而肩负一级开发使命外，其他企业从传统房地产甚至其他产业领域转向土地一级开发业务的驱动因素，本文认为主要有“政府关系驱动型”与“专业能力驱动型”两种情况。特别地，“专业能力驱动型”根据驱动因素分为：（1）产业资源；（2）基建资源；（3）旅游资源；（4）商贸资源；（5）新城镇建设；（6）旧城改造。

其中，“政府关系驱动型”占主导地位，未来的趋势是这些企业全面介入所在城市一级开发业务，转型为城市运营商，他们紧跟国家政策热点，一级开发业务实现全国化布局。“专业能力驱动型”则占辅助地位，未来的趋势是这些企业专注专业领域做大做强，与各地政府互补性合作，市场空间将更为广阔。

（二）城市运营盈利模式探讨

作为城市运营商，如何找到清晰的盈利模式，值得探讨。土地一级开发业务的常见盈利模式主要有六类：

1.从一级开发本身获利

通过政府支付固定的一级开发利润获利。分享土地出让金：通过与政府就土地出让金的分成而获利。包括三种形式：

第7篇：经营模式和商业模式的区别范文

【关键词】城市商业银行 跨区域经营 模式

一、引言

我国城市商业银行于1995年正式获准成立，在成立之初，城市商业银行的业务就被限制在所在城市。从风险防范的角度，考虑当时特定的经济金融环境，这种单一城市制的经营模式在当时是有必要的。但是随着部分城市商业银行的业务扩张，这种模式引起的贷款集中度过高、地方政府行政影响过大、风险分散困难等问题逐渐显现。在此背景下，部分国内城市商业银行本着提升效率和竞争力的目的，提出拓展发展空间、实行跨区域发展。在2006年以来较为宽松的政策环境下，城市商业银行的跨区经营迅速发展起来，截止到2010年底，全国共有147家城市商业银行，已有78家实现了跨区经营，占全部城商行数量的53% 。然而，在城商行跨区经营5年的快速发展中，由于没有考虑其自身实际情况，新问题也逐步显现。如：市场定位不足，盲目扩张；许多中小城商行照搬大型城商行的战略目标和市场定位，没有充分考虑自身的资金规模、制度结构、信用保障、网络覆盖范围、技术水平等因素，在客户定位和产品定位方面与其他大型商业银行具有极强的趋同性，产品和服务的同质化严重。因此探索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发展的恰当模式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二、我国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发展的主要模式

（一）合并重组

这种模式是指城市商业银行通过吸收或新设合并将众多城市商业银行合并成为一家银行的方式实现跨区域经营。城市商业银行通过合并重组不仅能扩大自身规模，提高风险抵御能力，还能降低不良资产比例，增强自身资产实力，同时通过合并重组后统一内控制度、科技电子化、业务标准等，有利于降低城商行交易成本提高其社会信誉。徽商银行、江苏银行、吉林银行和富滇银行均是通过此种方式完成跨区域发展的。

（二）开设分支机构

此种模式主要是指城商行通过自我资本积累，到其所在地以外区域设立分支机构，开拓业务空间。随着我国经济和金融业的全面发展，城市经济金融环境愈加开放，一些城市的经济中心不断向周边城市转移，企业跨地经营已司空见惯。在监管政策的允许范围内，部分城市商业银行已开始跨区域经营，首先是在省内和经济紧密区域设立分支机构，然后再向全国布局，走差异化、特色化发展道路。跨区域经营，可以壮大城商行自身规模，拓宽服务渠道，提升市场竞争力，提升综合实力。开设分支机构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省内跨区发展，二是到异地设立分行。目前，我国大部分城市商业银行的跨区经营均采取此种方式。

（三）发起设立村镇银行

由城商行主发起或参与发起设立村镇银行，通过参与被投资村镇银行的经营与决策，使被投资村镇银行事实上成为城市商业银行的子公司，从而实现城市商业银行的跨区域经营。包商银行、齐鲁银行、潍坊银行等均在跨区发展中采取过此种模式。

（四）参股控股模式

通过参股或控股城商行或农商行，参与被投资机构的经营决策，在对被投资机构进行有效控制的情况下，被投资机构事实上已成为城市商业银行的子公司。而在没有控制力的情况下，双方可以通过股权合作方式展开业务上的合作，进而实现间接跨区域发展。这跟人们传统意义上说的直接跨区域发展差别较大，但其最终效果是相同的。

（五）联盟模式

此种模式不涉及股权与控制权的问题，更多是在于业务上的联合与合作，相对而言组织比较松散，采用联盟模式既避开了股权收购，将多家城市商业银行有机的整合为一体，既可以保持各家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的独立性和灵活性，获得当地政府的政策支持，同时每家城市商业银行未来可借用联盟这一平台化解资金上的瓶颈、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

三、政策建议

城市商业银行在发展中受到地域限制越来越突出，在政策放开的情况下发展跨区经营是其今后发展的重要路径。但是并不是每家城商行均适合跨区域经营，要理性看待，寻求适合自身发展战略和自身实力状况的发展之路。

不同的城商行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来实现跨区发展，可以采取合并重组、异地分支机构的设立、参股控股、设立村镇银行和联盟等模式。可以采取其中的一种也可以同时采取多种模式。不论选择什么模式都应适应自身的发展规律，符合自身的实际，成为精品化的银行，达到跨区经营的目的。

四、结语

我国城市商业银行发展时间比较短暂，其跨区经营的模式和效果还有待观察。因此，应理性看待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发展的问题。同时各个城商行之间情况各异，不存在一个固定的跨区发展模式，各行应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发展模式，通过学习成功经验，采取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1] 葛兆强. 银行并购、商业银行成长与我国银行业发展[J]. 国际金融研究，2005（2）.

[2] 李镇西. 中小银行的规模扩张与风险管理[J]. 银行家，2011（5）.

第8篇：经营模式和商业模式的区别范文

[关键词]日式快餐；快餐连锁企业；成长模式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8)12―0040―05

从2003年至2006年，中国快餐业以年均20％左右的速度增长，高于餐饮业增长速度。目前快餐业在中国餐饮业中所占比例为20％，而处于快餐业发展成熟期的欧美发达国家所占比例为60％，中国快餐业正处于高速成长期。在中西式快餐蓬勃发展之时，日式快餐悄然兴起。然而，对日式快餐连锁企业的研究尚处空白，本文以经济学相关理论为基础，对日式快餐典型企业――味千(中国)的成长模式进行系统研究，并归纳出快餐连锁企业一般成长模式及对中国快餐企业成长的启示。

一、快餐连锁企业成长模式的理论基础

国内外学者对连锁经营理论的研究集中于3个维度：(1)资源理论：阿克(Aaker，1989)认为组织长期竞争优势与绩效的基础是存在于组织内部的资源和能力。奥克斯菲尔德特和凯雷(Oxenfeldt，Kelly，1969)指出特许商成长受3种资源限制：管理专业性、地方市场知识和资本。在此基础上，相关研究涉及：一是资金匮乏论，马丁和朱斯蒂斯(Martin，Justis，1993)认为信用市场状况对不成熟特许经营商拓展存在制约作用；考姆博斯和凯特臣(Combs，Ketchen，1999)揭示餐饮业特许商资金实力影响其特许扩展规模。二是信息匮乏论，米克勒(Minkler，1992)认为公司在地理空间拓展时，需要评估当地市场状况，识别适当位置，而获取成本昂贵。三是管理资源匮乏论，汤姆普森(Thompson，1994)和沙恩(Shane，1996)指出特许连锁能克服管理资源对连锁成长的限制。四是先行优势理论，先行优势理论认为进入市场的时间序列会影响到公司的竞争优势(Stalk，1988)，奥克斯菲尔德特和凯雷(Oxenfeldt，Kelly，1968―1969)认为先行优势是整合特许连锁系统的内在关键要素。雷伯曼和蒙特戈麦瑞(Lieberman，Montgomery，1988)指出先行优势的3个关键要素是可比优势技术、稀缺资源优先购买权和改变顾客行为能力。斯蒂文(Steven，2003)认为先行优势是企业竞争战略的一个核心概念，并实证先行优势适用于餐饮企业。五是资源理论对先行优势的整合，在先行优势的研究文献中，存在对先行者优势和劣势的争论，一些学者认为在特定空间竞争框架下，首先或早期进入市场者会带来竞争优势(Prescott，Visscher，1977；Lane，1980；Chaffee，1985；Anderson，1987；Kerinetal，1992；Tabuchi，Thisee，1995)，而另外一些学者通过实证研究指出，先行者并不必然会带来竞争优势(Gal-or，1985；Lilien，Yoon，1990；Golder，Tellis，1993；Kalyanaram et al，1995)。阿米特和斯高梅克(Amit，Schoemaker，1993)指出先行优势可以从公司资源角度解释。路易斯和埃德沃德(Luis，Edword，2002)认为争论的原因在于方法、产品特征、行业以及公司拥有资源和能力的差异。吉等人(Ji et al，2003)提出基于资源和能力的视角可以更好地理解先行优势理论。(2)理论：为克服资源约束，连锁企业使用特许方式扩大规模，但特许双方在效应函数上存在差异，导致委托问题。相关研究涉及：一是的道德风险及利益调节，布瑞克雷和达克(Brickley，Dark，1987)认为加盟者存在以特许品牌声誉为代价的道德风险；兰方泰尼(Lanfontaine，1992)提出通过契约调整委托双方利益分配；龙勇等人(2005)研究了特许经营体系的协调机制。二是直营与特许经营的比较，与直营相比，特许经营有更高的收入(Norton，1988)、收益(Shelton，1967)和较低的薪金支出(Krueger，1991)；特许经营可提供更好的激励(Rubin，1978)，降低监督成本(Fladmpr-Lindquist，Jacque，1995)；特许经营者向潜在加盟者传递专有知识成本高昂(Jensen，Meckling，1995)，而直营更易于专有知识传播(Darr et al，1995)。三是不同经营方式的选择，卡维斯和莫菲(Caves，Murphy，1976)分析了直营或特许经营的决定因素及条件，布拉达克和艾考斯(Bradach，Eccles，1989)以及丹特等人(Dant et al，1992)认为直营和特许经营相结合的方式可获得更高收益。(3)规模经济理论：连锁经营的规模经济是指在单店规模经济基础上，通过联合或兼并等手段，跨地域增设分支机构或协作单位，以降低经营成本，增加收益。连锁经营的规模经济体现在：一是先进的经营管理制度(方惠等，2005)；二是布点严谨的规划系统和布局完整的市场网络(黄丹峰，1999)；三是品牌、名店的优势(李陈华等，2004)。

通过理论梳理，可以看出，企业为克服连锁经营的资源和能力限制，而选择介于市场和科层之间的组织形式――特许经营，这会产生委托问题，而无论选择何种成长方式，必然涉及成长区域规模经济的问题。因此，在一定制度背景下，成长模式受资源和能力、成本以及成长区域布局的影响。快餐连锁企业成长模式是指在一定制度背景下，快餐企业以连锁方式成长的逻辑规律。从战略层面看，快餐企业应具备成长的资源和能力，选择合适成长方式及空间维度布局，以实现时间维度的持续成长。因此，成长模式是快餐企业资源和能力、成长方式及空间布局的战略选择。以下使用基于资源和能力的先行优势理论、理论、规模经济理论分析日式快餐企业味千(中国)的先行优势、成长方式选择和区域布局。

二、昧千(中国)成长模式分析

2007年8月，笔者为青岛中通公司与日本花月日式拉面合作项目做了商业计划书，在此过程中，对日式拉面市场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味千(中国)是国内日式快餐最具代表性的企业，因此选择味千(中国)作为日式快餐典型企业进行研究。

(一)味千(中国)概况

1995年，味千(中国)控股有限公司成立，取得 日本品牌“味千拉面”的中国总权。2004年和2005年，以收入计算，味千分别荣列“中国餐饮百强企业”第7位和第5位。2007年3月，味千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成为首家在香港上市以内地为基地的快速休闲餐厅连锁经营商。截至2007年年底，味千有210家分店，是中国日式快餐的第一品牌。

(二)味千(中国)先行优势分析

1．可比优势技术

可比优势技术是指与竞争对手相比所具有的技术优势。在快餐业中，体现为前向生产工业化技术、运营技术和信息技术。中式快餐门店前向工业化水平较低，使门店不能获取工业化的延伸效应，导致门店运营效率较低。另外，中式快餐企业的信息技术不能有效整合内部资源。对味千而言，首先，公司在配送基地生产半成品拉面和调味料，工业化生产的拉面质量与手工制作没有区别，但效率更高。其次，工业化的延伸效应是门店运营技术的简化，以保证高效率和产品质量一致性。第三，信息技术将公司总部、生产基地、物流配送、门店整合为一个有机系统，保证总部控制下高效率的信息反馈和产品配送。与西式快餐相比，味千使用浓缩、油分离等工艺技术，从豚骨、肉、海鲜、蔬菜等天然原料中萃取而成天然调味料，经简单加工味道鲜美，营养丰富，更符合中国人口味。可见，味千具有中西式快餐企业所不及的可比优势技术。

2．稀缺资源优先购买权

稀缺资源优先购买权是影响企业竞争优势关键资源的优先获取权。巴内(Barney，1991)指出稀缺资源是一种异化资源，其有效获取可保持企业持续竞争优势。快餐业依靠位置传递产品，不同位置门店的商业潜力存在差异。斯蒂文(Steven，2003)认为位置是餐饮企业的稀缺资源，其供给有限。因此，位置优越的物业成为快餐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战略性资源。首先，味千在不同区域制定明确市场发展规划以识别有价值或有潜力的物业资源。以味千北京市场开发战略为例，第一阶段目标是在核心商圈建立样板店；第二阶段目标是结合旧城改造，发掘有潜力商圈建立品牌店；第三阶段目标是在北京周边地区的科技园区、涉外设施、交通枢纽、卫星城开发门店。其次，在规划基础上，味千与家乐福、招商地产等商业、地产巨头签订战略协议，保证优先获得稀缺物业资源。稀缺物业资源的优先购买权为味千的健康成长奠定了基础。

3．改变顾客行为能力

改变顾客行为能力是产品对顾客购买行为的影响力。根据卡彭特和纳克马图(Carpenter，Nakemato，1989)的研究，与老产品相比，顾客更渴望认知新产品属性。因此，新产品具有满足顾客偏好，改变顾客行为的能力。对快餐企业而言，产品体现为菜品、服务、环境的组合。在菜品方面，一是味千在全国门店中有100个以上的菜品，涉及面、饭、小食、汤和饮品五大系列，给顾客很大选择空间，可满足目标市场不同顾客的偏好。二是菜品做工精细，无论蒸、煮、烤、炸、炒，都能保证菜品统一质量，降低了顾客的购买风险。三是注重菜品合理营养。味千菜品以青菜、豆制品、豚骨、肉、海产品为主要原材料，经过合理搭配和烹饪，使顾客能均衡营养。四是菜品观感特征显著。不同配料与面有机搭配，盛器、菜品、餐具颜色协调，增加了顾客消费体验。五是专业化研发团队保证菜单每半年更换一次，每年菜品更新率达40％，使顾客保持口味新鲜。

在服务方面，味千服务模式实现了休闲与快餐服务的平衡，提供迎客、引位、桌前点餐、上餐服务，以区别中西式快餐，提升了产品价值。在用餐环境方面，味千以传统日本文化和现代快餐文化相结合为主题，以红、黄、白色调，简洁的装饰风格突出快餐环境特征，以武士、相扑健将的装饰画、浅黑色家具、长圆筒灯、粗青石地面突出日本传统文化。三方面的有机协调满足了顾客对多样化选择、低风险、营养、求新、快捷与休闲体验的价值诉求，建立了转换障碍(Mascarenhas，1992)，使顾客对多样化搜寻和竞争性吸引的转变能力减弱，增强了味千产品改变顾客行为的能力。

(三)成长方式选择

在快餐业中，成长方式一般包括直营和特许经营。味千一直坚持自营方式成长，原因在于：一是日式快餐市场规模较小，直营经营成本较低(张荣齐，2007)。二是科层组织易于管控，有利于专有知识传播(Darr，et al，1995)，形成统一管理模式。三是培育品牌。直营能实现质量稳定，建立一致化品牌形象，提高顾客品牌认知度，从而为特许经营建立直接信任信号(Rajiv，Patrick，2003)，公司经营时间和规模也为特许经营建立了间接信任信号(Gallini，Lutz，1992)。四是中国特许经营制度建设相对落后，容易产生道德风险，导致委托关系冲突。

随着市场规模扩大，在成长动力、品牌、配送基地、融资等特许条件已具备的前提下，公司计划在2007年下半年有选择地开展特许业务，主要目标是二、三线城市。同时，味千制定严格加盟条件，采取地区方式，不接受个人加盟，规定加盟者必须是注册资金1000万元以上、流动资金600万元的企业，有实力承担整个地区的经营管理。因此，味千未来选择以直营为主、特许经营为辅的成长方式是对内外条件综合权衡的结果。

(四)成长区域路径选择

成长区域路径是指起点城市选择、同区域成长和跨区域成长的有机衔接。(1)起点城市选择：味千将连锁发展起点城市选在公司总部所在地香港，以实现低成本配送和高效管控。(2)跨区域成长：在香港扩张获得成功后，味千将深圳作为实现进入内地市场、实现跨区域成长的平台。深圳作为特区区位优势明显，可辐射珠三角地区。(3)跨区域成长的对接：在以深圳为中心，初步实现珠三角地区布局的规模经济后，1999年，味千进入上海，在上海不同商圈、CBD、高档社区已拥有58家门店，初步实现同区域的规模经济。同时，以上海为轴心，向中国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拓展，包括北京、江苏、浙江、福建、山东等省市。(4)地区对接：在东部地区有效布局后，味千实施跨区域成长的地区对接，向中西部地区拓展市场，已在武汉、重庆、四川开设门店。根据公司发展规划，味千将继续在东部地区拓展市场空间，实现区域内规模经济，并将发展重点放在中西部地区，从而实现中国市场的合理空间布局。

三、启示与结论

(一)结论

通过对连锁经营理论的梳理，以及对味千(中国)的系统分析，我们归纳出快餐连锁企业的一般成长模式(见图1)。快餐企业成长模式如同稳健行驶的汽车，应具备基本要件――发动机和车轮。其中，以资源和能力为基础的先行优势如同为汽车安装发动机，是第一核心要素，它能使企业具备成长动力；成长方式选择和成长区域布局如同汽车双轮，可保证快餐企业顺利扩张。快餐连锁企业持续成长机制是建立在先行优势、经营方式选择、区域布局与外在条件战略整合的基础上，只有在战略层面形成清晰的成长机制，才能保证快餐连锁企业的持续成长。

(二)启示

1．整合先行优势

首先，可比优势技术能实现前向生产工业化，并将效率和质量优势延伸到门店运营层面，保证门店运营技术的高效率和一致性质量。另外，信息技术能将配送物流、整体运营、门店销售整合为一体化的高效运营系统。其次，战略性规划物业资源的解决路径。一是制定清晰物业资源选择规划；二是建立有价值或有潜力物业资源识别、评价系统；三是与相关商业零售商、房地产开发商等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第三，培育动态满足顾客偏好能力。一是以菜品研发为基础，实现菜品种类、创新、营养、口味、观感的系统整合。二是服务模式与定位相吻合，在有限服务与自助服务之间寻找效率与效果的平衡。三是服务环境体现快餐文化与产品发源地文化的结合，同时，可注入门店所在地典型文化要素，以增加顾客的认同。

2．针对内外条件选择不同成长方式

在发展初期，快餐企业以自营方式建立品牌，形成成熟管理模式，并培育先行优势。在内在条件具备后，可有条件实施特许经营，实现自营与特许经营对接，在特许经营制度环境改善后，扩大特许经营比例，逐渐过渡到以特许经营为主的成长方式。

第9篇：经营模式和商业模式的区别范文

本次报告基于网络社区在营销过程中的品牌公关及管理层面的属性特点，从数据层面给出一些策略建议，以供相关人士参考。本报告包括三个专题：中国网络社区发展分析、网络社区营销价值、社区电子商务。

1.中国网络社区发展阶段

导入市场阶段

90年代中期，由新闻组起步，中国网络社区进入导入阶段。用户关注内容以新闻时事类为主。

积累用户阶段

1998年开始，中国网络社区的发展进入积累用户阶段，以BBS(论坛)为核心服务的网络社区逐渐为广大网民认可。

探索商业模式阶段

2008年开始，中国网络社区在一定用户积累的基础上，进入探索商业模式阶段。

商业模式基本成型阶段

中国网络社区运营商对于盈利方式及商业模式的探索，势必经历一段时间，艾瑞咨询分析预计，2015年中国网络社区的商业模式将基本成型。

2.基于AISAS模型的网络公关

用户融入舆论的主动性是“双S节点”的魅力所在

网络公关，有别于传统营销手段自上而下的灌输式推送方式，利用网络的手段，充分调用用户积极性，使其自觉参与其中，从而产生由下至上的舆论导向，实现营销目的。由此，用户参与的主动性是至关重要的。

AISAS模型中“搜索”和“分享”两个行为节点(及Search和Share，又称“双S”)，是社区网络公关锁定的关键目标，其核心价值在于，用户与舆论的交互行为(获取口碑信息及口碑信息)均为自发行为。因此，“双S”节点对网络公关来说，具备了非常关键的重要意义。

3.社区电子商务核心竞争力

社区电子商务区别于传统的电子商务模式的主要竞争力体现在三个层面：

第一，网络社区聚合了一定数量的高黏性用户群

如上文所述，一方面，日均覆盖人数的稳定增长体现了社区服务在用户基数上得到了较高的认可；另一方面，用户访问时长指标体现了社区用户较高的黏性，其对社区服务的依赖性逐渐增强。这是网络社区开展电子商务的基础。

第二，各兴趣组(话题组)细分了不同的购买需求

网络社区中各个讨论区、话题组实际上已经实现了对不同用户群，不同需求的筛选和细分，针对性地进行产品推销具备了合理性和便捷性。

第三，社区网友的意见为购物决策提供依据

网络社区开展电子商务最核心的价值和竞争力即在于其中的评论信息形成的舆论导向，这对消费者购买决策具备重要的影响(上文的调研数据已经证明)，基于网络社区特有的舆论影响和公关价值，ESN具备了强大的排他性优势。

4.2009年中国网络社区开通SNS服务的情况

中国网络社区SNS服务开通情况

根据调研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网络社区中已经开通SNS服务的网站占到64.2%，13.2%的站长计划开通SNS服务，12.8%的站长表示有可能计划开通此类服务。

分析认为，用户对SNS服务的认可已经引起网络社区站长的注意，加之天涯等大型网络社区的SNS化的示范效应，中国网络社区SNS化的趋势已经愈发明显。

5.2009年中国网络社区站长倾向的广告类型

搜索类广告仍为站长首选。

根据调研数据显示，2009年，搜索类广告依然是中国网络社区站长的广告首选，其在所有广告类型中的占比为56.6%，较2008年下降11个百分点。而流量联盟广告和软件联盟类广告的占比达到17.1%和10.3%，较2008年分别增长0.4和0.9个百分点。

分析认为，搜索类广告以较低的用户干扰和可见的效果获得中国网络社区站长的青睐，同时，流量联盟及软件联盟类广告及其他形式的联盟广告，基于操作上的简易型、按效果付费的计费模式，获得了广大中小站长的普遍认可。

6.2009年中国网络社区的营收分布

网络社区盈利状况有所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