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一体化战略精选(九篇)

第1篇：城乡一体化战略范文

关键词：城乡一体化 经济发展 城镇

党的十指出，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增强农村发展活力，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着力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推进一体化，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一、城乡一体化概念及研究内容

城乡一体化就是要把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城镇居民与农村村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综合研究，通过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促进城乡在规划建设、产业发展、市场信息、政策措施、生态环境保护、社会事业发展的一体化。

城乡发展的现状，主要表现为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城乡发展差距较大，如何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是我们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的问题。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是我们一直关注度较高的民生问题。城乡在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调整城乡差距的发展，实现一体化战略是一漫长的过程。不仅需要国家政策的支持，更需要人民的共同努力。

城乡一体化研究的内容主要着重在于城乡总体发展，城市的工业发展，以先进的技术促进农村的经济发展。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工业和农业，以及城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领域，以工业促进农业，工业与农业相互促进的战略。加强城乡之间的交流与写作，使得城乡生产力优化分工、合理布局，从而产生最佳的经济效益。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使得城乡共同发展，经济共同增长。

二、城乡发展的现状分析

城乡发展的现状，最明显的就是城乡发展的不平衡。主要表现为城乡经济、文化、社会、教育等的各个方面的差距，以及对于居民收入水平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我国城乡发展所产生的差距，是历史长期以来发展所影响的，经济区域发展较为先进的地方，经济与文化等的各个方面都较为先进。城市发展较为迅速，居民整体素质以及城市的经济增长都较为迅速，家庭教育也要优于农村。而对于农村来说，农村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就远远落后于城市，农村产业结构较为单一，居民整体收入水平要低于城市人口。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坚持家庭经营在农业发展中的基础地位，尊重和保障农户生产经营的主题地位，同时强调培育壮大新型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实现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共同发展，充分激发农业生产潜能，并对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创新提出了新的改革思路。

城乡发展存在着差距，无论是经济、文化、社会以及其他方面，都是城乡发展存在差距的明显表现。我国提出了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战略，就是要兼顾城乡发展，使得城乡经济得到进一步的均衡发展，使得城乡共同进步。贫富差距拉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影响，长期影响着我国城乡的共同发展。

农村经济的发展，不仅需要提高农村整体的增长，更需要优化农村的产业结构，长期的以第一产业为主的农村，需要适度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相应的二、三产业，从而促进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促进农村经济的总体增长。

三、影响城乡一体化因素分析

城乡一体化战略是我国一直关注的问题，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是哪些因素不利于一体化的进程。

（一）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影响

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是不利于我国城乡协调发展的结构体制。城乡二元结构，呈现出了城乡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发展的不平衡，使得城乡发展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模式。城市发展较为迅速，而对于农村来说，农村经济的发展较为缓慢，与城市发展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最后，表现为城乡差距拉大，城乡发展不协调，尤为农村人民生活水平有待提高。

城市与农村的二元结构，是长期的历史发展以及现实原因造成的，都是影响城乡一体化的因素。城乡二元结构不利于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城乡一体化实现的是城市与农村协调同步发展，但是在长期发展以来，城乡一体化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更多的实践与政策来协调城乡发展。

（二）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均衡

城市的经济发展，较多的是第二、三产业的发展，而相对于农村来说，农村的经济发展则注重第一产业的发展，长期的农业经济使得农村整体经济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与农村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协调发展，以工业化带动农业化的发展，以城市的发展进步带动农村的发展进步。

统筹城乡发展是科学发展观中五个统筹（统筹区域发展；要统筹城乡发展；要统筹经济社会发展；要统筹人和自然和谐发展；要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其中的一项内容。就是要更加注重农村的发展，解决好“三农”问题，坚决贯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

农村与城市的发展，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是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的表现，是带动我国城市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有效举措。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城市和农村发展所存在的差异性的表现。

（三）城市与农村产业结构存在差异

城市的产业结构较为多样化，以工业和第三产业等的发展为依托，带动整个城市的发展进步。而对于农村的经济发展，农村则长期是以第一产业的农业发展为主，我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大国，农村的经济发展长期致力于农业的发展，而对于农业技术的投入力度还应增强，不断提高农业技术进步，发展现代化农业，不断创新农业经济。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根本的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改革和结构调整，形成城市与农村相互促进、农业与工业联动、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格局。

完善城乡一体化，是我们党和国家在政策上投入较大的方面，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优化资源配置，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统筹城乡发展，发展城乡一体化，同样也是一定程度上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有力举措。三农问题，是我国一直关注的民生问题。不断顺应城乡发展的时代特征，落实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最终促进我国城乡发展的共同进步。

参考文献：

[1]张永岳.我国城乡一体化面临的问题与发展思路[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1.

[2]杨荣南.城乡一体化及其评价指标体系初探[J].城市研究，1997.

[3]陆铭，陈钊.城市化、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J].经济研究，2004.

[4]陆学艺.城乡一体化的社会结构分析与实现路径[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11，（06）.

第2篇：城乡一体化战略范文

关键词：城乡一体化；城市生活方式；村落的终结；郊区城镇化

中图分类号：C91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3）-08-14（5）

我国人口城市化进程主要呈现为四条路径：一是城市化加速带来的城市扩张与城市增长，使得近郊农村人口逐步转变为非农业人口，最终形成了户籍、居住、工作、生活的城市化；二是传统的农村人口考入大学、参军入伍，最后通过毕业、转业等方式，变成城市户籍人口，从而形成了工作、居住、生活的城市化；三是农民工进入沿海城市工作，一部分人因为买房入籍政策或长期自有产权房的驻留，逐渐成为了买房地的城市人口，形成了居住、工作、生活的城市化；四是因为城镇化建设，开发区、工业区的建设，征用了大量农村土地，使得农民失去土地而变成了城镇户籍人口。[1]这四种城市化的人口结构转变，汇聚成了中国每年以千万计的人口城市化规模，每年超过1%以上的城镇化增长率，基本是由上述途径转化而来。

纵观中国城市化路径可以发现，大城市郊区城市化成为了中国最主要的城市化形态。城郊地区的农业人口因为城市增长、城市扩张，适应了一条“侵入与接替”的城市生态学规律。在中国的语境之下，其人口身份变迁、生产方式的变迁所带来的城市公共服务的变迁，呈现了多样性的特点。同时，在这一进程中，也体现了一个农民身份变迁中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分化，这种分化的现象为我们的城郊村人口的城市化发展提供了新的问题。本文以江苏北部徐州市的城郊农村人口城市化变迁为例，深入考察此类型城市化在带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微观进程及其存在的问题。

1 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的理论辨析

中国城乡一体化发展思想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提出，以费孝通先生为代表的小城镇建设派，开启了中国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理论进程。费孝通曾认为，所谓发展模式，其基本含义是指在一定地区、一定历史条件，具有特色的经济发展路子。当初的小城镇发展模式，便是在苏南地区乡镇企业逐渐勃兴的历史背景中，具有一定示范性的发展模式。但由于小城镇发展在全国范围的时空条件并不具备，因此，经过了近十年的发展，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

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中国进入了典型的转型发展时期。在此转型背景下，改变城乡二元格局、逐步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已经成为大势所趋。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历史和经济条件下，我国出现了不同的、因地制宜的城乡一体化模式。与此同时，不少学者对城乡一体化的概念和内涵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发展模式。但由于城乡一体化本身涉及社会经济、政治环境、生态环境、文化生活、空间景观等多方面，学者们对城乡一体化的理解有很大的不同。

社会学和人类学界从城乡关系的角度出发，认为“城乡一体化是指相对发达的城市和相对落后的农村，打破相互分割的壁垒，逐步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促使生产力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合理分布，城乡经济和社会生活紧密结合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直至消灭城乡之间的基本差别，从而使城市和乡村融为一体。”[2]这种观点主要探索了打破城乡二元的藩篱，实现要素的自由流动，从而消灭城乡差别，实现城乡一体化。经济学界则从经济发展规律和生产力合理布局角度出发，认为城乡一体化是现代经济中农业和工业联系日益增强的客观要求，是指统一布局城乡经济，加强城乡之间的经济交流与协作，使城乡生产力优化分工，合理布局，协调发展，以取得最佳的经济效益。规划学者是从空间的角度对城乡结合部做出统一的规划，对具有一定内在关联的城乡物质和精神要素进行系统安排，即“不是要求市区去经营农业，也决不排斥合理的区域分工。其重点还在发展乡村。城乡一体化的实质在于通过规划，对全市的产业、人口、设施进行合理布局，使市区和郊区更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从而导致城乡之间的差别真正消失。城乡差别消失的第一本质，就是变二元结构为一体化。”[3]生态、环境学者是从生态环境的角度，认为“城乡一体化是对城乡生态环境的有机结合，保证自然生态过程畅通有序，促进城乡健康，协调发展。城乡一体化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条件下，城市与乡村实现结合，以城带乡，以乡补城，互为资源，互相服务，以达到城乡之间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协调发展的过程。”[4]可以说，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在不同的学科都有其不同的具体论述，但核心是要打破城乡二元的巨大差距，通过各种具体的路径，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统筹、城乡融合的城乡一体化发展结果。

2 城乡一体化的圈层结构与梯度发展形态

由于城乡一体化首先指称了城乡不同空间对象，因此城乡一体化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空间变迁的形态与结构，其中城市的圈层结构理论对于我国现阶段进行的城乡一体化的实践有很大的帮助。中国可以依据城市的圈层结构理论，来帮助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路径。城市圈层理论中关于中圈层和外圈层的论述认为：中圈层即是城市边缘区，既有城市的某些特征，又还保留乡村的某些景观，呈半城市、半农村状态，居民点密度较低，建筑密度较小，以二产为主，并积极发展城郊农业。因此据此模型，可以将中圈层作为城乡一体化的先导，因为在这个圈层进行城乡一体化比较方便，既有固有的基础设施支持，且这里人们的生活方式逐渐与城市融合，一体化不论物质条件还是精神条件都具备。而外圈层即是城市影响区，土地利用以农业为主，农业活动在经济中占绝对优势，与城市景观有明显差别，居民点密度低，建筑密度小，是城市的水资源保护区、动力供应基地、假日休闲旅游之地。

圈层结构理论为中国当前大量呈现的城郊农村的城市化，提供了一个非常实用的理论参照体系。绝大多数的大城市城郊结合部属于典型的城市中圈层，既有建城区的形态，也大量分布着城郊农业形态。而且该区域农业基本都是以蔬菜种植为主，以供应城市市场为重点。这一区域也是城市扩张最容易“侵入”的地区，因此，具有最具规模性的城市化潜力。

圈层结构为郊区化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郊区化（Suburbanization）是城市发展的一个阶段，也是一个自然的发展取向。城市发展有一个集聚（Centralization）与扩散（Decentralization）的路径，郊区化就是城市扩散的一种必然过程，是城市在原有空间内由于人口、产业的扩张而向原有空间扩展的一种土地利用空间延伸模式。[5]这是一种分散型城市化，是人口、就业岗位和服务业从大城市向郊区迁移的一种离心扩散过程，[6]最早出现在西方发达国家。20世纪5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进入工业化后期，原有城市趋于饱和并急剧蔓延，包括环境、交通、地价等因素的不断恶化和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出现，使得居住和工业用地到主城区以外寻找空间，出现了城市的分散化发展趋势。世界各国的城市化都基本上经历了一个城市扩展的过程，而郊区化的正式出现，则主要体现为城市中心区的饱和后，因为某种力量引导而出现的总体趋势的城市发展向郊区的大规模转移。[7]

根据经济发展理论中的梯度发展模式以及产业转移理论的启示，可以总结出城乡一体化的梯度发展模式。这种梯度发展模式既是可以指在全国范围内，东、中、西部地区的城乡一体化模式的梯度发展，也是指某一个地区由于地理因素、经济因素等的影响，导致不同的发展速度而施行不同的梯度化的城乡一体化模式。因此可以将城乡一体化的“梯度发展模式”[8]归纳为城市向外部圈层实现逐级型、梯度化扩散。城郊农村的城镇化，便是城市形态向外延伸与扩张，最终实现城郊村的城市化发展形态。这种对城郊的侵入与接替，也是一种城市资源的侵入过程，城乡一体化便在这种城市发展资源和功能的扩散过程中，逐步得以实现。

3 江苏省城乡一体化发展规划与路径

自从2008年起，江苏便提出了五个一体化，用于统筹城乡发展，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区域协调互动发展机制，实现城乡一体化战略。首先是规划一体化，即要按照城乡规划全覆盖的要求，在搞好城镇空间布局规划、村镇布局规划的基础上，推进重大专项规划向农村延伸，合理调整城乡生产力布局，统筹安排市场建设，加强农村工业与城市工业的协作配套，在扩大农村消费的同时，增强城市消费对农村发展的拉动作用。其次是基础设施一体化，即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基础设施要先行。要统筹推进城乡交通、水利、电力、电信、环保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推进城乡道路、供水管网的“无缝对接”，促进城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共用。加快城乡公交一体化，加强农村环卫设施建设，逐步实行城乡垃圾统一收集处理。第三是公共服务一体化，即构建公共服务体系要由过去重点保障城市向城乡并举转变，财政公共投入要向农村倾斜，实行城乡科技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等社会事业统筹规划、合理布局，推进城市优质社会事业资源进入农村，为农民提供更多质优价廉的服务。第四是就业和社会保障一体化，即把农村就业纳入整个社会就业体系，逐步实现城乡劳动者就业服务共享、就业机会平等。构筑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农民最低生活保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农村养老保险四道保障线，有条件的地方逐步实现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并轨。第五是管理体制一体化，即改变城乡分割、条块分割的工作状况，调整城乡管理方式，建立综合协调机构，形成城市工作、农村工作相互对接、良性互动的新格局。

按照江苏省的统一布局，各地开展了城乡一体化的实践，并形成了一些典型发展模式。其中江苏省的昆山、泰州、南通三个市，从基础设施（包括道路、规划、交通、环卫）、公共服务（医疗、教育、产业与就业）、居住方式（水、电、气、电话、通讯）等方面采取措施，进行城乡一体化的综合改革实验，为全省城乡一体化发展提供了相关的参照和借鉴。昆山的城乡一体化经验主要有：对城市化四个进程的认识比较独到，提出了“新昆山人” 的理念，一举打破城乡壁垒；推动农民稳定就业，产业带动互融，城乡“对接”共创经济繁荣；统筹规划建设，城乡“联网”共话生活品质；民生保障普惠，城乡“并轨”共享发展红利 。昆山经验的主要特点是综合深化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内涵和过程，强化了城乡并轨发展理念。泰州的城乡一体化经验主要有：探索城乡一体的规划发展机制；探索建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互促共进机制；建立城乡一体的就业机制、社会保障机制、财政支出机制、合作机制、社会救助机制、教育机制和户籍管理制度。泰州经验的主要特点是强化体制机制建设，统筹城乡两盘棋，做到资源配置一体化。南通的城乡一体化的实施情况是市区实现医保城乡一体化；海安全面实现城乡用电一体化、城乡客运一体化等。南通的经验主要是重点突破，在某些领域率先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可以说，江苏城乡一体化的不同模式，为城乡一体化改革发展提供了生动的案例经验。

4 徐州城郊朱窝村发展案例探析

徐州朱窝村位于城郊结合部，在行政区划上属于徐州市九里区九里街道，距市中心半小时车程，却基本融入了九里区建城区体系内。九里区是传统的老工业基地，有丰富的资源、能源优势。区内煤炭、铁矿蕴藏丰富，徐州矿务集团、徐州发电厂、江苏巨龙水泥集团、中煤五公司等十多家省部属大中型能源企业以及全国最大的钼铁生产基地坐落在此。同时，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徐州工程学院、江苏省模特艺术学校和全国重点中学徐州一中九里分校等大中专院校也集中在这里，教育设施建设对于该村城市化的推动作用明显。

朱窝村周围的基础设施现已基本完善。村前道路经过几次拓宽，已经修建成标准的双车道柏油马路，路边的绿化也逐渐成形；有两路公交车在该村设立站点，车次比较频繁，最近几年又换成了新公交车，更加方便舒适；自来水在十多年前就通到了每家每户；电话、网络等现代通讯设备凭村民自愿都可开通业务；与村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医疗、学校、商店等设施也比较完善。

通过深度访谈，我们既看到了城郊村的发展，也看到了城郊村与城市的差距所在，更看到了该村在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当中对于村民的保障方面存在两个不平衡发展之处。

一是基础设施建设与制度保障不平衡发展。虽然村民可以享受到与城市一样的宽阔的马路、绿化的环境、及时有效的医疗、就近的教育以及便捷的交通等等，然而，没有在制度上给予农民最基本的保障，农民也就没有能力去享受基础设施完善为生活质量带来的提升。在该村中，仍然存在许多生活在贫困线下的农民，仅靠家人与亲戚的一点接济度日，没有政策与制度上给予生活保障。

二是贫富两极的不平衡发展。城郊村中“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的现象，表明就业支持等制度的缺失问题。经过调查发现，村里富裕的村民因房屋较多，凭借临街门店楼等资源获得较好的租赁收益，再加上自己做生意，其收入水平比城里工薪阶层还高，很多富裕村民的孩子都送到了徐州市区的小学上学。但是贫穷的村民因资源不足，无力盖楼，加上因病致贫等因素，导致其就业、收入水平非常低。既没有多余的房屋出租挣取房租，更没有能力做生意和打工，因此生活状况日益恶劣。

徐州朱窝村的情况表明，城郊农村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遭遇了一个长时间段的阵痛期。这个阵痛期主要体现为，一些城市发展资源的进入，改变了村落的就业和收入结构，提升了部分城市公共服务的能力。但是，由于并未真正享受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全面资源配置，其城中村形态的生产、生活状况，将持续较长一段时间。只有在未来的某一时期，整个村落被拆迁，重新得到安置后，才能摆脱这种城郊农村城市化发展的尴尬境地。

5 讨论：城乡一体化的障碍所在

城乡一体化是一个长期的、面临诸多困难的过程，其中既包含“破旧”是否能够彻底，又包含“建新”能否符合实际、与时俱进。在这个过程中，障碍是必然存在的，因为不管是从经济因素、文化因素，还是从体制性因素、制度性因素等方面来说，城乡统筹的过程中出现各种问题都是必然的。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找出这些问题所在，并试图从综合考虑的角度出发一一解决。

一是城郊型非农化的土地征用款的“克扣”，导致土地保障功能失效。在徐州朱窝村的调查中发现，农民并没有得到应得的土地征用款，并且在失去土地之后明显有一部分人群的生活水平降低了，这其中非农化土地征用款的克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经过多方了解，这是一个牵扯到多部门利益的环节，简单来说是这样一个过程：在正常情况下，征地款的征收发放途径应当为占地单位交给村委会，村委会将征用款发放给村民。但该占地单位的建设属于教育建设，本应由市政府财政拨款，而市政府并没有一次性下拨款项，占地单位也无力支付，所以在村委会主管人员默认的情况下，这笔征用款迟迟不能落实。由此可见，如果没有更完善的体制和有效的公民权益保护途径，土地对于农民的保障功能就只会在城市化的过程中逐渐丧失。

二是政府及集体组织主导的就业支持严重缺乏。朱窝村中有这样的一大批青年，他们有一定的文化程度，身强力壮，时而也到城市打零工，但没有任何保障。城乡一体化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促进平等的就业机会，增加农村人口的收入，从本质上改善他们的生活。如果能将这一部分年轻人集中起来进行统一的就业培训，为他们创造一个良好的就业环境，不仅能够解决这些人以及他们所在的家庭温饱问题，也是增加了对周边地区工业化建设的劳动力支持。另外，对于残疾人等弱势群体，城郊村也缺乏像城市一样的就业保障措施。

三是农民自身的“增能”意识、观念、行动力的缺乏。居住在城郊村的农民，由于传统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意识，他们缺乏自我增能的观念，对于现状的不满很多情况下仅停留在抱怨，没有解决问题的思路，更没有行动的动力。这种文化因素、制度因素等共同作用形成的现象对于城郊村城市化有着非常严重的阻碍。改变他们的思维定势，采取一定措施鼓励创新、奋发图强，是从微观上促进城乡一体化的重要方面。

四是有规划、无管理的现状突出。政府每年都会出台相关规划，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推动城乡一体化。这些规划政策大多都是有远见的、有前景的，但最终未必能够成为可行的、有效的。管理环节的缺失，使得事先规划好的方案一拖再拖，不能及时实施，甚至由于管理的混乱，事与愿违的情况大有所在。比如朱窝村的旧城改造工作迟迟没有动工，这其中必然牵涉到各方利益问题，不能有效地解决。只有进行有效的规划和规范的管理，才可能实现政府规划政策的言必信、行必果。

五是社会保障、医疗保险的覆盖率低下，低保缺乏。朱窝村的贫困户的遭遇很值得我们反思。对于贫困户家庭来说，门前修了怎样宽敞的马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不能在过年过节的时候吃上一顿肉、收到一些慰问品。但经过了解我们发现，最低生活保障在很多时候被当做“人情”或者“福利”发放给相关部门人员以及有关系的人。低保、医疗保障等社会保险是对于一个公民基本生存权利的保障，真正需要的人群无法得到应有的保障，是制度上的不足，更是有效监管的缺失。当然，对于合作医疗保险等自愿参与的险种，还存在农民参保意识淡薄的问题，如何普及这些有效的保障，是提高城郊村最低生活标准的关键。

六是农民非农化的生活水平“负农民化”。所谓“负农民化”，是指已经脱离土地的农民，在生活观念、生活方式以及生活水平上比不上拥有土地的农民的现象。对于原本生活就不富裕，又有没有任何技术手段谋生的农民来说，原先拥有土地的时候还可以靠自家种的粮食维持生活，并且可以享受因为土地而带来的优惠政策。现在，他们既没有了土地以提供生活来源，也没有了任何优惠政策以保障生活，完全处于无固定收入来源、无生活保障的尴尬境地，他们的生活水平在城乡一体化的过程中反而明显下降了。必要的社会保障、积极的就业支持是帮助他们脱离“负农民化”状态的有效手段。

城乡一体化在一些地区很成功，但同时在一些地区表现得差强人意。城郊结合部地区，因其特殊的区位、地理、社会生态条件，导致其资源嵌入的非均衡化和非一致性现象十分突出。要破解城郊地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困境，必须要从更大的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战略中出发，实现整体性更新。否则，城郊区域的城镇化、城乡一体化都将面临阵痛期，而这并非是良性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本意之所在。

参考文献：

[1] 李习凡，胡小武.城乡一体化的“圈层结构”与“梯度发展”模式研究——以江苏省为例[J].南京社会科学，2010，（9）.

[2] 薛德升，陈文娟.有关“乡村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等几个概念的辨析[J].城市问题，1998，（1）.

[3] 凌岩.农村城市化论[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14.

[4] 陈光庭.城乡一体化概念的历史渊源和界定[J/OL].http：///2002-12-14.

[5] 张鸿雁.侵入与接替——城市社会结构变迁新论[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5：453.

[6] 刘秉镰，郑立波.中国城市郊区化的特点及动力机制[J].理论学刊，2004，（10）：20.

第3篇：城乡一体化战略范文

关键词：城乡发展一体化；发展不平衡；城乡理论

中图分类号：F29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1-0222-02

马克思恩格斯在关于城乡融合实现的路径探索中，十分重视农业与农村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城乡分离和差别的产生是农业发展和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还强调了城市和城市化发展对城乡融合的影响，重视城市的带动作用，对农村和农业的发展具有带动作用，是社会前进的动力。

当前中国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中，城乡融合速度加快，但是在发展进程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其中的主要矛盾是城乡发展不平衡，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和矛盾。如何消灭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突出矛盾、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成为当前中国面临的重要课题。

一、城乡发展不平衡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突出矛盾

（一）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日益扩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城乡经济联系显著增强，但总体上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却在不断扩大，主要体现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上。自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体保持在 2.5∶1。1978年农村改革后比例逐渐降低到 1984 年的1.71∶1。自 1985 年起，城市改革起步，职工收入增加，城乡差距重新扩大，2012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4 565元，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7 917元，前者是后者的3.1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也直接影响了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使消费水平差距不断拉大。2008年，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3 661元，比1978年增加3 545元，年均增长12.2%。而城镇居民2008年的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11 243元，比1978年增加10 932元，年均增长12.7%。目前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水平落后城镇居民至少十年以上，且城乡居民生活消费水平之间的差距一直处于扩大状态。城乡居民生活消费支出比从1978年的2.68∶1扩大到2008年的3.07∶1，也就是说，目前城镇居民1个人的消费相当于3个农村居民的消费。

（二）城乡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差距明显

对比城乡，不论是在水电气还是住房、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建设上都差距明显。同时，乡村相比城市的养老、医疗、失业等保障上也落后许多。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城乡理论，城乡之间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上的差距在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到来前应当已经缩小到一个很小的地步，必须尽快消除。当前存在的现状，与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程度不够、农业基础设施薄弱、抗灾减灾的能力不够完善和强大、物质技术装备水平低等紧密相关的。农村生态环境、教育、文化、卫生、社会治安、人文环境等与城市都有着极大的差别。

二、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战略选择及其理论支持

现阶段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未发生根本改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继续拉大，城乡之间的矛盾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无法完全消除，因此必须采取行之有效的战略措施。

（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展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生产力，实现城乡融合

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都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在人类社会初期，由于生产力低下，社会分工不发达，农业与畜牧业、手工业直接结合在一起，整个社会浑然一体，无所谓城乡关系问题。当生产力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社会分工深化了，于是出现了城市，开始了城乡分离甚至对立的历史。然而，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包括我们目前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的指向和结果应当是城乡融合。

为实现城乡融合而发展的生产力，应当是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后，立足提高质量和效益上，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增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构建，更多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驱动，更多依靠节约资源和循环经济推动，更多依靠城乡区域发展协调互动的先进生产力。

（二）大力支持农村，继续实施城镇化发展战略，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

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认识到实现城乡融合是一个漫长的社会历史过程，在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需要重视国家和城市对农村的支持和农村的城镇化。“把每个人的生产力提高到能生产出够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五个人或六个人消费的产品；那时，城市工业就能腾出足够的人员，给农业提供此前完全不同的力量；科学终于也将大规模地像在工业中一样彻底地应用于农业。”他们还重视生产力的协调安排，把“大工业在全国尽可能平衡的分布”看作是消灭城市和乡村分离的条件。

城镇化作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有利于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转移农村人口，增强农村活力，对于改变中国城乡分布结构，优化城乡经济结构，推动农村社会变革具有重大意义。同时，城镇化有利于增强城市对农村的支持，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要发挥政府在城镇化中的积极作用，充分发挥财政的效能，对城镇建设给予必要的财力支持，创造有利于城镇发展的条件。

在城镇化过程中深化土地制度、户籍制度、保障制度等改革，建立一套有利于全面促进城镇化的新制度体系，提高农村活力，提供强有力的制度支撑、制度保障。加强对乡镇企业发展的扶持，鼓励城市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扩散。

（三）着力改善民生，缩小城乡差距，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加大和完善国家在农村的基础建设、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投入力度，去除城镇化过程中面临激烈市场竞争、就业压力的后顾之忧。

一是缩小城乡教育差距。城镇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人口的比例分别是乡村的3.4倍、6.1倍、13.3倍、43.8倍、68.1倍。在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农村学生辍学、流失现象也比较严重。 二是缩小城乡医疗差距。目前，全国农村合作医疗的覆盖率只有10%多，80%以上的农民属于自费医疗群体。近几年，由于公共卫生供给短缺，医疗价格大幅度攀升，农村不少地方出现了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三是缩小就业差距。城市劳动人口的登记失业率为5%，农村劳动人口的失业率没有人计算得出，抛开进城务工的1.3亿劳动力不算，留在农村4亿劳动力的利用率也只有50%左右。四是缩小政府公共投入差距。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不断下降。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第4篇：城乡一体化战略范文

实施“三大发展战略”是经过实践检验的正确路径选择

省委十届三次全会提出，推动四川由经济大省向经济强省跨越、由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跨越，必须实施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战略、“两化”互动城乡统筹发展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五年来，省委、省政府带领全省上下深入实施“三大发展战略”，推动四川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就，充分证明“三大发展战略”是符合四川发展实际的正确道路选择。

实施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战略，塑造区域竞相发展新格局。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战略的实施，全面激发了全省各区域的内在活力，形成多点多极竞相发展态势，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实现历史性飞跃。2017年全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x亿元，经济总量5年迈上2个万亿台阶，全国排位从2012年的第8位跃升至第6位，是自重庆市直辖以来的最好位次。

首位城市领先发展，成都市2017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2170亿元，稳居西部地区中心城市第一。市（州）梯队竞相追赶，经济总量过千亿市（州）达15个。县域经济活力不断增强，过百亿的县（市、区）达112个。

新兴增长极快速崛起，天府新区、川南经济区、川东北经济区、攀西经济区等区域发展势头强劲，已经成为全省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民族地区发展呈现良好态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五大经济区实力不断壮大，2017年成都平原经济区地区生产总值超过2万亿元，川南、川东北经济区地区生产总值均超过5000亿元。

实施“两化”互动城乡统筹发展战略，形成“四化”同步发展新态势。“两化”互动城乡统筹发展战略的实施，推动了新型工业化、信息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同步发展，产业竞争力全面提升，城乡发展更加协调。2017年全省工业经济总量突破4万亿，工业增加值突破1万亿，新型工业化跨入稳定推进阶段，实现了从适应性调整向战略性调整转变。信息化发展取得长足进步，20XX年建成成都部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2017年率先建成“全光网省”，互联网骨干网络网间访问能力迈入全国前列。新型城镇化有序推进，2017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9.2%，百万人口大城市达到5个，全国重点镇达到277个，数量位居全国第一；累计建成幸福美丽新村16000多个。城乡差距进一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比从2012年的2.7:1缩小到2017年的2.53:1。城乡各项事业建设统筹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不断提高。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增强转型发展新动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促进了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互动，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经济结构实现历史性转变。省委将全面创新改革作为“一号工程”，全力推进落实“9张清单”，初步形成一批可推广、可复制的经验和做法，国务院拟在全国首批推广的17条经验中，我省独占8条。2017年科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52%，较2012年提高6个百分点。产业结构调整取得重大突破，高新技术产业产值达到1.6万亿元，五年增长128%。科技创新实力不断增强，截至目前，全省有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5个、国家工程实验室6个，国家重点实验室13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7个，国家企业技术中心66家，部级企业技术中心数量居中西部首位。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全力推进，建成4家部级小微企业创新创业示范基地和102个省级小企业创业示范基地，在孵小企业5700余家，小微企业孵化成功率超过90%。

实施“三大发展战略”是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的关键之举

“三大发展战略”是在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和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基础上，立足四川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继承历届省委治蜀兴川思路，根据新形势、新情况、新变化、新要求提出的战略决策，并在发展中不断丰富和完善，对四川转型发展科学发展将继续起到重要指引作用。

“三大发展战略”顺应四川经济发展阶段性规律，是谱写中国梦四川篇章的必然选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全体人民的庄严承诺，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奋斗目标。谱写中国梦四川篇章，必须深刻把握当前四川面临的机遇挑战，必须着力破解制约四川发展的矛盾问题，为加快现代化创造条件、夯实基础。“三大发展战略”正是立足四川阶段性发展特征提出的符合省情实际的战略决策。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战略针对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增强点极引领带动，推动区域协调联动发展。“两化”互动城乡统筹发展战略针对城乡发展不协调的问题，促进“四化”同步发展，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针对发展动能不足的问题，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三大发展战略”解决的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事关四川的全局和长远发展，是实现治蜀兴川宏伟蓝图的必然选择。

“三大发展战略”全面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是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抓手。“四个全面”是提出的我们党在新形势下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四川要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需要紧紧围绕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着力解决制约改革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体制机制障碍，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三大发展战略”的实施是以深化体制改革、加快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基础的。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战略着眼于增强区域间的协调联动，着力在构建互利互惠的区域合作机制上有所突破。“两化”互动城乡统筹发展战略着眼于推进“四化”同步，着力建立合理的城乡资源配置机制。创新驱动发展着眼于激发创新活力，着力在科研管理机制等方面创新突破。“三大发展战略”的实施以体制机制改革为前提，实施过程中又将进一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推动治理能力现代化，对于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具有重要作用。

“三大发展战略”深入践行新发展理念，是推动四川实现转型发展的关键举措。从经济发展新常态出发，鲜明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是我们党认识把握发展规律的再深化和新飞跃。“三大发展战略”，就是用新发展理念引领四川发展、深入推进治蜀兴川的战略实践，充分体现了新发展理念的基本内涵。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战略主要体现协调、绿色、开放的发展理念，通过优化区域要素资源配置，突出区域的主体功能，带动区域经济更加协调、绿色、开放发展。“两化”互动城乡统筹发展战略主要体现协调、共享的发展理念，通过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等，带动城乡更加协调发展，城乡居民共享更多发展成果。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主要体现创新发展理念，并通过技术和制度创新为绿色、开放和共享发展提供保障。“三大发展战略”是新发展理念在四川的创新实践，是新时期四川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的关键举措。

“三大发展战略”有助于把握重大战略机遇，是对中央领导指示精神的具体落实。对四川工作寄予厚望，明确要求四川要推动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再立新功，要求做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脱贫攻坚、创新创造等工作。“三大发展战略”与重要指示精神高度契合，是对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具体落实。实施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战略，其中一项重要任务是全力推进脱贫攻坚，为最终打赢脱贫攻坚战夯实基础。实施“两化”互动城乡统筹发展战略，其中一项重要任务是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提升农产品的供给质量和水平。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就是要抓住全面创新改革的重大机遇，广泛开展创新创造活动，不断增强转型发展新动能。

准确把握“三大发展战略”在新时期的内涵和要求

在新的发展阶段和历史背景下，必须立足四川省情和国内外环境变化，紧紧围绕四川承担的新任务和新使命，准确把握“三大发展战略”的新内涵和新要求，明确主要任务和着力重点，不断开创四川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

以构建区域协同共兴、整体跨越提升为重点，深入实施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战略。

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战略强调“点”与“极”塑造，由单极发展走向多点多极共兴，解决四川发展不平衡问题，激发各地发展活力，促进区域分工协作和联动发展。新时期，实施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战略，要顺应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和资源要素配置市场化要求，引导经济合理布局，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强化区域分工协作，在提升首位城市同时，着力次级突破，夯实底部基础，实现区域协同共兴、整体跨越，提升全省经济整体实力，打造引领西部、面向全国的核心增长区域。

强化首位城市带头带动引领示范辐射作用。成都市是全省经济发展的核心增长极，肩负着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重要使命，要以优化城市功能、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提升国际化水平、搭建面向全省的服务平台为方向，全面提升首位城市发展水平，更好发挥领先发展、带动全川的突出作用。围绕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按照国家中心城市发展定位，优化和拓展城市发展空间，优化提升中心城市发展功能，着力改善人居环境，加速国际化城市进程，加快培育发展中高端产业，率先实现城市空间、城市产业、城市生态、城市管理、城乡形态转型升级，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活力城市。要以重点平台、重大项目共建共享和重点产业协作为抓手，引导其他各市（州）积极融入成都发展，分享成都发展红利，与成都形成抱团发展、协同发展、共享发展新格局。

打造各具特色和支撑的区域经济板块。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需要立足区域主体功能，发挥区域比较优势，突出区域发展特色，培育区域发展新引擎。成都平原经济区要以成德绵协同创新为牵引、以城际轨道交通建设为突破，推动率先实现一体化发展。天府新区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开放合作为动力，以天府国际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为支撑，建设成为现代高端产业集聚区、内陆开放经济高地、城乡统筹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打造西部最具创新活力新兴增长极。川南经济区要依托陆上通道和长江黄金水道，大力发展通道经济和临港经济，建成长江上游重要城市和川滇黔渝结合部区域经济中心。川东北经济区要依托天然气、农产品等优势资源发展特色产业，建设成为川陕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示范区和川渝陕结合部区域经济中心。攀西经济区要积极发展以战略资源开发为特色的区域经济，加强清洁能源、特色农业、阳光生态旅游等产业发展，建成国家战略资源创新开发试验区和全国阳光康养旅游目的地。川西北生态经济区要坚持保护优先、绿色发展，加强高原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积极发展生态经济，建设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

持续做大市州经济梯队，夯实县域底部基础。城市是区域经济的主要空间载体，增强全省经济后劲，必须发展壮大城市经济。要结合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引导市州错位发展，加快培育发展各具特色的支柱产业，壮大一批骨干企业，推动开发区创新发展、绿色发展，促进产城融合互动发展，做大做强一批区域中心城市，加快形成区域现代产业集聚区。县域经济是区域经济的重要基础，要坚持分类指导、精准施策，深化县域综合配套改革，着力打造一批工业强县、现代农业强县、生态经济强县。促进市县联动发展，促进市县之间基础设施、要素市场、公共服务等共建共享，引导和推动市区二三产业有序向县域转移延伸。

以构建“四化”同步发展、城乡共同繁荣为重点，深入实施“两化”互动城乡统筹发展战略。

“两化”互动城乡统筹发展战略主要是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解决当前四川城乡发展差距大、产业竞争力弱的问题。新时期，实施“两化”互动城乡统筹发展战略，要顺应信息革命、产业融合、城乡发展的内在联系和演进规律，更加注重发挥信息化的聚合、叠加、倍增效应，促进信息化和新型工业化深度融合、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良性互动、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构建具有四川特点的现代产业体系、现代城镇体系和现代城乡形态。

着力形成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两化”互动城乡统筹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新型工业化。要把握全球产业变革大趋势，瞄准世界产业制高点，以提高技术含量、延长产业链条、增加附加值、增强竞争力为重点，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推动产业层次向中高端延伸，提升四川在全国产业分工格局中的地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深入实施《中国制造2025四川行动计划》，做大做强“双七双五”产业。发展壮大现代服务业，培育发展新兴先导型服务业，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延伸，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向精细化高品质转变。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十大行动”，建设“四区四基地”，实现由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跨越。积极推动产业融合发展，培育新业态、增添新动能。

着力形成宜居宜业宜商的现代城镇体系。“两化”互动城乡统筹发展战略的基石是新型城镇化。要优化全省城镇化布局，着力构建以四大城市群为主体形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一轴三带、四群一区”城镇化发展格局。以铁路、高速公路等陆路通道和长江黄金水道为依托，重点建设成渝城镇发展轴、成绵乐城镇发展带、达南内宜城镇发展带和沿长江城镇发展带。率先发展成都平原城市群，加快发展川南城市群，着力培育川东北城市群，积极培育攀西城市群。大力发展区域中心城市，支持建设百万人口城市，提高中心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和辐射带动能力。开展“宜居县城建设行动”，深入拓展“百镇建设行动”，发展特色鲜明的中小城市和重点小城镇。

着力形成城乡一体的现代城乡形态。“两化”互动城乡统筹发展战略的关键是城乡联动发展。深入实施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社会治理“五个统筹”，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深入推进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深化户籍、农村产权、社会保障、用地、农村金融“五项改革”，积极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构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逐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消除城乡居民的福利差距，妥善解决好人口城镇化问题，努力构建现代城市和现代农村和谐相融、协调发展的新型城乡形态。

以构建动力转换接续、发展提质升级为重点，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把创新创造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以科技创新带动理论、产业、管理、体制机制和文化等全面创新，以改革创新破解发展质量不高、效益低下的问题，加快推动我省发展进入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轨道。新时期，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与全面创新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国家重大战略紧密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创新资源优势，激发创新活力，依靠创新培育新动能，依靠创新实现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加快建成国家创新驱动发展先行省。

突出全面创新改革“一号工程”。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既是中央赋予我省的重大历史使命，也是我省发展面临的重大历史机遇。要毫不动摇将全面创新改革作为未来全省发展的“一号工程”强力推动。继续抓好“9张清单”的落地落实，加快推进国家授权的30项先行先试改革任务。深入推进军民深度融合发展，努力消除军民融合体制障碍，突出“军转民”“民参军”双向转化，加快创建成德绵军民深度融合发展示范区。充分发挥成德绵等重点区域协调创新效应，带动川南、川东北、攀西等其他地区创新发展。大力推进科技体制机制创新，加快科研院所分类改革，深化科技体制管理制度改革，充分释放创新创业活力。

第5篇：城乡一体化战略范文

关键词：城乡一体化城乡统筹理念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识码： A

党的十报告将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作为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一项重要任务给予高度关注。报告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党的十六大以来，特别是党的十提出“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我党解决“三农”问题、加强“三农”工作的指导思想不断明晰，理论认识不断深化，政策措施更加有力、有效。这些重大理论和政策创新，为开创中国特色城乡一体化发展道路提供了思想保证和理论基础。

一、在决策思维上升华了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认识

建国后城乡“二元”制度的实施，逐步形成了人们城乡“二元”思维定势，制定发展战略和计划或规划，首先会将城市与农村分开考虑；制定实施政策，城市和农村也有明显区别；公共资源配置，更是国家包揽了城市的所有一切，而农村则始终是“人民事业人民办”。党的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以后，根深蒂固的“二元”思维定势逐步松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思想不断明确。一是在指导思想上，从统筹城乡发展到“两个论断”的提出，从全面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到以工促农、以城带乡，从逐步形成城乡发展一体化格局，从“三化同步”到十提出的“四化同步”和城乡发展一体化。解决“三农”问题，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指导思想逐步明晰。二是在规划制定上，“十一五”规划、“十二五”规划的研究制定，统筹城乡发展已经成为规划制定的基本原则，具体规划中，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能够做到统筹考虑，统一安排，尤其是城乡发展布局和工农关系处理，都是有利于城乡一体化发展，并且不断深入深化。三是在政策导向上，首先是政策指向逐步明朗，不仅要强化农业基础，加快现代农业发展，提高粮食和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而且要不断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新农村，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其次是公共资源均衡配置。特别是公共财政资源配置重点向农业、农村、农民倾斜，逐步消除城乡之间业已存在的差距。再次有效政策变为制度。稳定增长的投入机制、农业直接补贴制度、取消农业税制后的城乡统一税收制度、城乡统一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城乡合作医疗制度和公共卫生体系、城乡衔接或逐步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城乡逐步融合的就业制度等等，这些都是从一开始作为政策出现，经过实践证明行之有效，而逐步通过体制、法律形成制度，为城乡统筹发展和城乡发展一体化奠定了坚实的制度支撑。

二、在发展战略上拓展了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内容

党的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这是第一次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从国民经济社会全局的角度提出的城乡共同发展战略，开启了中国经济社会统筹协调发展的新纪元。此后，一系列理论创新和实践都按照这个战略的要求，跳出“农业”解决农业问题，跳出“三农”解决“三农”问题，城乡“二元”格局逐步打破，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不断扩大。党的十七大提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同时强调，“要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更加明确，“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战略任务，把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作为基本方向，把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作为根本要求”，并提出，“必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始终把着力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作为加快现代化的重大战略”。同时，从制度建设、现代农业建设、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等方面为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任务作出了全面具体的部署。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了“三化同步”，即“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战略思想，同时从现代农业发展、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等方面对加快形成城乡发展一体化格局进行部署规划。十六大以来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战略脉络日益清晰：从“二元结构”松动到政策和公共资源配置向“三农”倾斜，从大力促进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从农村税费改革到城乡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社会保障制度衔接统一，工农关系协调发展逐步深入，城乡融合渐次推进。据此，党的十明确提出实施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实质内容再一次深化，城乡一体化发展提升到了战略层面。第一，由“三化同步”深化到“四化同步”。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将农业农村发展真正融合在国民经济社会整体发展之中。第二，城乡发展一体化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既要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加快新农村建设，同时要加大城乡统筹发展力度，逐步缩小城乡差距，着力促进农民增收，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促进城乡共同繁荣。第三，城乡一体化发展有了制度保障。十提出，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着力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推进一体化，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这为城乡发展一体化提供了制度支撑。

三、在发展布局上关注了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互动

第6篇：城乡一体化战略范文

关键词：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城乡教育资源一体化 教育公平

一、问题的提出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各级政府强力推进以城乡一体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战略。与传统城镇化战略不同，新型城镇化战略要求实现以人为核心、以人的素质提高为内涵的质的城镇化扩张，而城乡教育资源一体化是确保这一目标实现的关键。为确保农村人口向城镇地区转移过程中，不仅人可进城，且可工作进城；不仅可令农民通过进城来提升生活质量，且可确保留在农村的农户生活质量同步提高，由此提出了以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内涵的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战略目标。通过将两个目标统一于城乡一体化战略框架内，可以消除长期横亘在城乡居民之间的城乡二元格局问题。随着农村人口大规模流入城镇地区，传统的与居民的户籍关系直接捆绑在一起的城镇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显然不能适应大规模的非户籍人口的涌入，由此导致了公共服务不均等的问题日益突出，并成为影响城乡居民公平分配改革红利的主要障碍。地方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应当从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角度着手，着力实现城乡教育资源一体化，以此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确保我国城乡教育资源一体化战略的顺利落实。

二、城乡教育资源一体化进程中的问题分析

1.制约城乡教育一体化的教育体制问题

其一，城乡二元化体制制约城乡教育一体化。城乡经济与社会发展二元结构问题是制约我国城乡教育资源一体化战略落实的主要制度障碍。城乡二元经济体制产生的根源在于建国初期为实现工业化战略目标而急需从农村获取资金和原材料积累，以此来支持我国工业化战略目标落实。以农村居民支付巨大代价而换得的工业化成就是前期城乡二元经济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存在的合理面，但立足于农村居民角度分析，以农户为代价的工业化进程却严重损害农民的切身利益，对农民和农村而言缺乏公允性。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渐入尾声，全面推进我国城乡教育资源一体化进程应当被提到各级政府的工作日程上来，各级政府应当运用城市工业化积累的大量资源，有效地反哺农业、农村和农村教育，确保城乡基本教育资源投入的均等化。

其二，行政权主导下的教育体制制约城乡教育资源一体化。当前我国的农村教育行政管辖权由地方政府负责，具体表现为“分级管理”和“以县为主”的教育管理体制。这一管理体制有效地保障了我国农村教育主管部门贴近被管理者，在更为真切地掌握一线教职员工生活需求和学生教育需求的基础上做出更贴近教育实践的决策。在县区为主的教育管理体制下，教育主管部门可动用的资源是本县区范围内的城乡教育资源，从而导致以县为主的城乡教育一体化统筹管理也只能停留在较低层面。再者，在贫困落后地区整体教育资源相对匮乏的情形下，经济欠发达县区的财政支出主要靠上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来实现，以“吃饭财政”为主的地方财政缺乏更多财力来发展教育事业。

2.制约城乡教育一体化的教育制度问题

其一，城乡教育的财政投入一体化制度安排问题。农村基础教育发展的主要问题在于农村教育投入力度不足和城乡教育投入差距大。地方政府若仅按照生均资源来拨付农村中小学办学经费，将会导致部分规模较小的农村地区学校难以维持自身的正常运行。再者，当前农村教育财政经费分配结构不合理削弱了农村基础教育质量。世界上多倒家的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经费支出占公共教育财政总支出比例的八成以上，而我国的教育经费多用于高等教育，由此产生的高等教育财政支出比例过高并形成对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的挤出效应。在对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比例严重不足的情形下，农村义务教育质量提升战略的有效落实受到掣肘。

其二，城乡一体化教师管理制度缺位。首先，农村教师薪酬福利制度不完善使得农村地区师资力量持续流失，多数老师倾向于向城镇流动，优秀师资力量更是如此，从而造成了农村学校师资力量匮乏问题突出。再者，面向农村教师在职培训制度缺位导致乡村教师缺乏足够职业成长空间。农村地区的教师具有较多的知识文化史和较高素养，普遍对自身的职业成长空间有着较高期望。而教育主管部门给农村教师创造的在职培训机会较少，降低了农村教师掌握现代化知识和技术的能力，从而缩减了农村地区教师的职业成长空间。

3.制约城乡教育一体化的教育资源配置问题

其一，财政资源投入不足影响城乡教育一体化。传统的城乡教育资源一体化战略考虑通过撤并农村地区中小学的方式来保障农村学子享受城镇地区的优质教育资源，但该战略未能考虑到被撤并学校学生和教师的生活需求和情感需求，导致部分农村学生长期脱离家庭或监护人看管，进而影响到中小学生的穿衣吃饭等生理需求，且更因他们对亲情的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而严重损害其人格健全。

其二，教师资源培育力度不足影响城乡教育一体化。城乡二元化体系造成的城乡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的差异是诱发城乡教师管理制度二元化问题的根源。在优秀教师资源的分配上，我国长期倾向于向城市地区集中资源特别是优秀教师资源，从而导致农村地区优秀教师资源短缺。在农村教师人事管理制度安排上，地方政府给予农村地区的教师编制数量少、职称名额有限、高级职称比例低，由此打击了多数有才华的农村教师留守农村继续从事教育工作的积极性。在教师的职教育培训上，农村地区教师获得培训机会少，有效性培训效果差，使得农村教师缺乏足够的职业生长空间，难以适应现代教育的正常教学要求。

其三，网络教育资源问题。由于网络化教育资源共享体系的建设需大量人、财、物资源的投入，而各地区教育主管部门的财力有限且有着相对独立的部门利益诉求，缺乏向农村网络教育工程投入资金的能力和意愿。再者，当前各地教育资源网络化工程是由各部门和各学校自建标准来落实，由此造成网络教育技术化标准不统一，使得各校的网络化教育资源更具封闭性而非开放性，从而降低了各校共享教育资源的能力。

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视域下城乡教育资源一体化策略

1.创新城乡教育一体化体制设计理念

其一，以教育公平理念来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体制设计。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应通过深入调研来把握城乡教育的差别；从价值观上，把城镇地区和农村地区的教育放在平等地位上来做一体化设计方案；从财政投入上，应平衡城乡教育资源投入力度，同步推进城镇地区和农村地区的教育事业发展。教育主管部门还应当考虑农村地区教育长期投入不足的现实，适当加强对农村基础教育的财政投入力度，以弥补其历史欠账。考虑到农村教师是当地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加强农村教师队伍的培养力度，确保每个行政村都有至少一所小学，这不仅可以加强农村的基础教育，更可以丰富村民社会文化生活，提高农民文化素养。

其二，以特色化理念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体制设计。城乡教育资源的一体化战略下，教育主管部门应结合城镇和乡镇地区各自特色，办出特色化教育；同时，教育主管部门还应当挖掘农村教育的特色需求，适当开展与农村地区的农务劳作活动紧密相连的特色化课程，让农村的学生“寓教于劳”和“寓劳于教”，在参加农作过程中强化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掌握能力。

2.消除城乡教育一体化制度障碍

其一，全面推进城乡教育管理制度一体化进程。针对当前我国农村地区教育管理工作中事权和财权分离的问题，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应当对现行主要由县教育局来负责城乡教育一体化战略的制度体系做出改革，从省级层面和市级层面来统筹城乡教育，确保省内和市内优秀教育资源可以在全省和全市共享，确保省市优秀师资力量可以顺畅地被调配到农村地区，有效克服“富县办富教育，穷县办穷教育”的制度性城乡教育水平差异问题。

其二，全面推进城乡教育投入制度一体化进程。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应在统筹全省教育经费的基础上来有序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建设进程，确保省级层面的教育事业的财权和事权的有机统一。地方政府和立法机构应当通过立法和政府文件方式，确立各级政府在支持城乡教育一体化进程中的投资责任。地方政府在制定本地发展规划时，应以确保财政资金优先投入基本教育服务领域为前提，切实保障城乡基本教育服务均等化战略目标的实现。

其三，全面推进城乡教育的教师管理制度一体化进程。各地区教育主管部门应当打破城乡的教师编制分割线，建立城乡统筹的教师管理制度体系。教育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农村地区教师编制的倾斜力度，在可满足基本教学质量的前提下，给予农村地区教师更多的进入教育系统事业编制的机会。再者，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城乡教师的定期流动机制，鼓励各学校教师在整个教育部门管辖区范围内自由流动，实现优秀教师资源的城乡共享化目标。地方政府应当给予积极支援农村地区教育事业的城市地区优秀教师更高的薪酬福利待遇。教育主管部门可与财政部门加强沟通，建立适合农村地区教育发展的薪酬福利制度，有效地提升农村地区的教师薪酬福利待遇水平，确保流动到农村地区的城镇教师的薪酬福利水平不低于城镇地区甚至高于城镇水平，以此来激励城镇地区教师流动到农村地区的积极性。

3.优化城乡教育一体化资源配置

其一，优化空间布局以促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地方政府应当通过调整城乡教育资源的空间分布方式来合理配置城乡教育资源，确保城乡教育一体化战略的有序落实。地方政府教育主管部门要在做好与新农村建设相配套的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保障农村地区学生可以就近入学；地方政府还要结合农村中小学生的身体和心理健康条件来制定相应的农村中小学空间布局方案。以当前农村地区小学生的身体条件和居住条件来分析，平原地区的学生上学半径以不超过半小时为宜，学校距W生家庭的道路距离应当不超过1.5千米；对于初中学生而言，学校距离家庭应当不超过40分钟，以5千米范围内为宜。农村地区的中小学布局应当设置在人口相对聚集的主要城镇，而不应“一刀切”地将各地中小学都搬迁到县城中心。农村小学撤并不仅应考虑到优化农村地区教育资源目标的实现，更应考虑到通过优化农村小学空间布局的方式让学生能就近读书，以降低学生家长与学生的负担，更可减少老师对学生的生活辅导负担。

其二，推动教师资源一体化以促进城乡教育一体化。教育体系中的核心资源是教师资源，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应有效避免农村优秀师资力量的流失，采取精神激励和物质激励相融合的方式来制定各类激励政策，鼓励城市地区教师积极向农村地区流动。为了促进农村地区的学生与城市地区的学生一样享有城镇地区的优秀教育资源，教育主管部门应当鼓励城市地区优秀教师主动向农村地区定期、定点流动。

其三，强化教育资源的网络化建设。教育主管部门应当转变传统的教育观念，在全力推进城乡教育资源网络化进程中加强合作精神，确保各地教育主管部门之间共享优质教育资源。地方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应找寻各校参与教育资源网络化进程的利益交叉点，并在结合本地城乡教育特点的基础上参与到跨地区和跨校的教育资源网络化进程中。各地区教育单位应当把本地和本校的核心教育资源分享到网络平台上，促进网络教育资源的丰富化，提升网络教育资源对学生的吸引力。再者，为确保城乡教育资源网络化进程的顺利进行，教育主管部门可建立联席会议制度，积极制定可支持城乡教育一体化的网络教育技术标准制度，确保平台教育资源的共建和共享。

――――――――

参考文献

[1] 戴晖， 柯玲，罗哲. 城乡一体融合发展――成都市探索统筹城乡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第二阶段建设实践方式程[J]. 教育与教学研究， 20160（1）.

[2] 陈方. 湖北省城乡发展一体化水平与进展评价：2006-2012[J].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1）.

第7篇：城乡一体化战略范文

摘要：统筹城乡发展研究是一个世界难题。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统筹城乡发展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对我国西部地区统筹城乡发展的研究相当少。西部地区是大城市、大农村并存，民族地区和生态环境脆弱地区等特征集于一体的特殊地区。因此，应借鉴国内外经验围绕“统筹城乡发展规划、统筹城乡劳动力就业、统筹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统筹区域联合与协作”等方面实现西部地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实验顺利实施。

关键词：统筹城乡发展；综合配套改革实验；问题与对策

统筹城乡发展研究是一个世界难题。2007年6月7日，经国务院批准在中国欠发达地区的重庆和成都市设立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是继南部的深圳、东部的上海浦东、北部的天津滨海之后，中国首次在西部地区设立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其中，批准重庆市作为我国唯一一个以省为单位的改革试验区，是中央对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化改革和加快推进西部大开发的重大战略部署。重庆、成都市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设立，为两地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但显著的城乡差距、工农差距、收入差距、城市化滞后、城乡劳动就业不协调、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不平衡、农民市民化缓慢、库区移民安稳致富等方面的矛盾与问题严重阻碍着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实验的顺利实施。笔者紧紧围绕西部地区统筹城乡协调发展这一主线，在全面把握西部地区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和大城市带大农村发展格局的条件下，详细剖析阻碍西部地区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主要矛盾与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适合西部地区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体系。

一、国内外关于统筹城乡发展研究综述

(一)国外学者关于统筹城乡发展的研究

从历史上看，各国在发展初期都经历了城乡关系失衡的非良性互动状态。发达国家统筹城乡发展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发展经济和城市经济领域。然而，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城乡之间的二元结构十分突出，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及其区域二元社会经济文化结构问题的研究则集中在较广泛的领域和视野展开。其中，刘易斯(W.A.Lewis)(1954)提出的“二元经济论”、费景汉、拉尼斯(JohnC.H.Fei、GustavRanis)(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费景汉——拉尼斯二元经济结构模型”、乔根森(D.W.Jorgensen)(1968)提出的“二元结构模型”、哈里斯、托达罗(Harris、Todaro)(1970)提出的“哈里斯——托达罗模型”、缪尔达尔(KarlGunnarMyrdal)(1957)提出的“地理二元结构理论”等从发展经济学角度出发，把城乡关系成为其最为重要的研究对象之一，他们探讨了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普遍面临的城乡关系、结构变迁、劳动力转移、资本积累、技术选择、环境污染、生态恶化、人口增长极变化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形成了基本的理论分析框架。同时，霍华德(E.Howard)(1898)提出的“田园城市理论”、沙里宁(E.Saarinen)(1910)提出的“有机疏散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城乡关系理论”、赖特(FrankLloydWright)(1932)提出的“广亩城理论”、芒福德(L.Mumford)(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城乡发展观”、麦基(T.G.Mcgee)的亚洲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20世纪开始的“城乡边缘区理论”、岸根卓郎(岸の根卓の男)提出的“城乡融合设计”概念等从社会学和城市经济学的角度对统筹城乡发展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

(二)国内学者关于统筹城乡发展研究

新中国建立后，同志的城乡关系论对计划经济时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骆子程等学者以城乡二元结构为基本线索，系统分析了城乡矛盾的特殊性、演变过程、体制原因及影响后果，并提出了解决这一矛盾的基本思路。接着，周叔莲(1996)、郭克莎(1996)、金碚(1996)、王建(1996)、王积业(1996)、农业部政策研究中心课题组(1998)等学者对统筹城乡发展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21世纪初期，曾菊新(2002)、张平军(2004)、周一星、石忆邵和张翔、柴彦威、金艳、曾磊、鲁奇(2002—2005)等学者从社会学、城市经济学的角度对城乡统筹发展与和谐社会构建进行了系统研究。目前，党和国家制定的重大方针、政策在统筹城乡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等方面对学术界提出了重大的研究课题。2007年6月7日经国务院批准在中国欠发达地区的重庆和成都市设立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一重大战略部署以及党的“十七大”精神要求学者们对其中一系列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从国内外研究现状中可以发现：其一，国外学者研究的理论大多是在发达国家城乡关系问题并不明显的条件下创立的，且一般把城市与乡村分离开来研究，这对发展中国家统筹城乡发展的针对性明显不足；其二，国内学者多数集中在宏观层面，围绕社会热点就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展开应对性和政策式讨论，紧紧围绕城乡关系问题展开研究的论文和专著一般散见于对其他相关问题的研究之中，而针对统筹城乡发展的特殊性进行重点研究的更不多见；其三，国内大多数学者主要对东部发达地区的城乡统筹问题进行研究，而对我国欠发达地区统筹城乡问题缺乏相应的研究。因此，笔者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借鉴国外发达国家或地区统筹城乡发展的经验和成果，结合西部地区城乡二元结构的现状及其原因，运用投资学、运筹学、经济学、系统科学等理论来研究西部地区统筹城乡发展的主要问题，提出符合西部地区统筹城乡发展的有效途径及政策建议。

二、西部地区统筹城乡发展中的主要问题

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设立，为我国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但也存在阻碍着城乡统筹战略的顺利实施的主要问题。西部地区统筹城乡发展中的主要问题如下：

(一)思想观念上的制约

西部地区统筹城乡发展中的观念思想制约是限制城乡进一步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第一，“等靠要”、“为搞实验区而搞实验区”等消极思想限制了人们的积极主动性发挥，不利于重庆市在制度上进行自主创新，阻碍了城乡统筹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第二，城乡统筹发展是一项系统的战略工程，必须要做好近期与远期目标想结合的战略规划，戒除一蹴而就式的改革观念。第三，重城市、轻农村，城乡分治的传统观念和做法，人为地在城乡之间筑起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加大了统筹城乡发展的难度。

(二)城市化进程滞后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农业对工业、农村对城市的依存关系日趋增强。但西部地区城市化进程滞后，使得城市负担不断加重，削弱了城市的先头带动作用。表现在：第一，整体城市化水平偏低，决定了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处于较低的水平。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较低，2006年仅26.9%。第二，区域差异显著。2006年都市城市化率达到61.5%，而其他地区城市化率分别只有20.8%。第三，城镇体系建设不合理。城市两极分化较为严重，中等规模城市出现断层，影响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带动功能及城市化进程。滞后的城市化进程减弱了城市对农村的带动效应，不利于统筹城乡战略的顺利实施。

(三)城乡劳动就业不协调

城乡劳动就业不协调是西部地区城乡统筹问题的根本所在。表现在：第一，农村劳动力过剩现象严重。西部地区农村人口占3/4，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第二，城市就业吸纳能力较弱。目前，西部地区城市优势产业培育不足，导致城市劳动承载能力的不强，已经成为城乡就业问题的症结所在。第三，城乡就业结构性矛盾突出，产业结构与劳动力素质结构的不匹配，进一步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进而影响到统筹城乡发展进程。

(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不平衡

不平衡的基本公共服务事业严重制约着重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制约着西部地区和谐社会的构建。表现在：第一，基础建设投入的不平衡，城市投入的总量高于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基础设施投入的不平衡，2006年，西部地区城市地区固定资产投资为农村的14.29倍。第二，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平衡，广大农村不能分享城市的优质教育资源。第三，医疗卫生水平的不平衡，不健全的农村医疗卫生体系远远滞后于城市。第四，科技文化的不平衡，科技文化的投入、应用推广等城市大大超过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不平衡阻碍了农村的快速发展，扩大了城乡间发展差距，对统筹城乡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五)国民收入分配不合理

收入分配不合理不仅影响了西部地区消费与投资结构的协调，而且从长远来看关系统筹城乡的成败。表现在：第一，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始终要高于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97年的5302元上升到2006年1157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997年的1692元增长到2006年的2871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2.18倍，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只增长了1.69倍。第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总体上呈现出扩大的趋势。1995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为3.13倍，到了2006年达到了直辖以来的最大程度，收入差距扩大了4.03倍。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的隐性收入，其城乡居民的实际差距将会更大。第三，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总体小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改革30年间的绝大多数年份中城镇居民的收入增幅要高于农村居民的收入增幅，而且农村居民的收入增幅变动态势极不稳定，不利于差距的缩小。

(六)农民市民化缓慢

农民变市民速度的缓慢，不仅不利于农民增收，还导致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是影响统筹城乡发展战略顺利实施的主要障碍。表现在：第一，农村人口比重较大，目前仍然有55%的人口生活在农村。非农就业的适应能力差和就业及收入的不稳定制约农民转化为市民。第二，农民市民化障碍重重，在体制制度及意识观念等方面的阻力较大。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二元体制下的户籍政策，农村的土地制度，不平等的教育体制，歧视的就业政策等制度层面的制约因素，以及法律意识、思想观念等其他方面的因素，都将对农民市民化进程产生阻碍作用。

(七)统筹城乡发展的制度障碍

西部地区统筹城乡发展面临的制度障碍，削弱了统筹城乡发展的动力与活力，已成为城乡统筹发展的瓶颈。表现在：第一，户籍制度不统一，制约城乡二元制结构的改变。第二，土地制度不健全，农村宅基地还在增长，没有实现居住性转移。第三，社会保障制度有待完善，全市还没有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劳动和社保局分支机构在全市覆盖不广。第四，公共财政体制不完善，农村税费改革不彻底，基层财政转移支付面临诸多问题。第五，农村金融制度发展滞后，农村金融组织体系不完成，金融产品单一，服务水平较低，农业保险发展迟缓。城乡发展的制度障碍是造成二元经济社会体制的主要原因，导致政府政策向城市倾斜，形成了封闭的城乡关系，造成了城市带动农村经济发展机制的缺失，不利于城乡统筹协调发展。

三、西部地区统筹城乡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制定完善西部地区城乡统筹发展战略规划

西部地区统筹城乡发展战略是一个长期的、系统的工程，这必然要求制定详细的战略实施规划。战略实施规划主要包括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

西部地区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目标包括远期目标和近期目标。

近期目标：加大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力度，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快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步伐；着力解决好民生问题，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加强城市建设，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建成有西部特色的城乡统筹发展模式，形成具有示范效应的全国城乡统筹发展新模式。

远期目标：努力把两个地区加快建设成为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为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不懈奋斗。建成有适度差异的具有新型城乡特点的城乡经济社会关系，实现城乡经济社会的一体化。

(二)深化思想认识，破除落后观念

西部地区统筹城乡发展不仅是经济发展的统筹，同样也是思想观念的统筹。第一，破除旧有的城乡差别观念。传统的城乡差别、收入差别、工农差别等观念严重阻碍城乡经济的协调互动发展，因此应建立统筹城乡发展新观念，以新观念促进新型城乡关系的建立，以新观念引导新发展。第二，破除改革中的“等靠要”等依赖思想。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重点在于体制制度的改革，打破旧有的体制束缚与制度障碍，进行体制创新，从制度与体制中释放出新的生产力，并以新型城乡一体化制度保障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第三，避免改革一蹴而就的心态。“急于求成”、“为搞实验区而搞实验区”等心态不仅不能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而且将会加大统筹城乡改革的难度。统筹城乡发展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必须制定远期与近期相结合的战略规划，并且在实践中不断修正与完善。第四，破除改革“避重就轻，求稳怕乱”的思想。统筹城乡改革的核心在于打破旧体制，在于某些统筹土地、户籍及社保等关键领域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只有破除改革“避重就轻，求稳怕乱”的思想，树立积极进取、敢闯敢冒、超前思维等观念才是改革成功的保证。

(三)加快城市发展，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

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在于发挥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和带动作用，首先要做大城市经济圈，扩展城市经济圈的发展空间和容纳能力，逐步实现大城市带大农村协调发展，实现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补、协调发展的良性循环道路。城市经济圈的壮大一方面可以为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提供雄厚的资金支撑和科技支持，另一方面也可以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加快农民变市民进程。具体来讲，主要包括发展优势产业以及促进农民向市民转化等方面。

1.突出城市产业发展带动作用。产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城市对农村的经济带动作用主要依靠产业的带动作用来实现，通过城乡产业的链接与融合来实现城乡经济发展深度和广度的拓展。这两个地区是传统的工业基地，装备制造业是传统的优势产业，但目前应对其进行技术改造和制度创新，一方面对现有产业进行整理和升级的同时积极培育具有潜在优势的新兴产业，另一方面，主动将产业链向郊区和有条件的农村城镇地区延伸，以产业发展为依托，来促进当地城市化建设和农民市民化进城。

2.增强城市就业吸纳能力。城市是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载体。增强城市就业吸纳能力将有利于推进农民市民化进程以及发展统筹城乡战略的顺利实施。

3.探索农民变市民的创新模式。西部地区统筹城乡发展的核心和重点在于农民变市民，目前农民变市民进程主要是受到现有体制与机制的制约，因此，加快农民市民化必须进行模式上的创新，打破旧有的体制和制度。尤其是在城乡结合地区，农业产业化及农民市民化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可以优先考虑在城乡结合部率先进行农民市民化模式的探索和创新。

(四)加快农村自身发展，提高农村对城市的支持作用

统筹城乡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其重点和难点都在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加快农村自身的发展，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是发展城乡统筹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根本任务。

1.加大农业发展支持力度。现有农业投入水平较低是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的主要瓶颈。因此，稳定提高对农业投入的比重，增加支农投入的总量，是促进农村、农业快速发展，统筹城乡发展的前提。

2.积极发展劳务经济。农村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约3/4，而且在广大农村地区已经出现大规模的劳务输出现象，发展劳务经济的条件已经具备。而且发展劳务经济既增加了农民收入来源，也使进城农民提前适应了城市工作与生活节奏，增强了城市适应能力，为农民市民化创造了有力条件。因此，劳务经济可以作为农村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统筹城乡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主要是：第一，组织技能培训，提高就业能力。第二，突出企业优势，创新就业模式。第三，发挥政府作用，做好就业服务。

3.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第一，建议逐步建立起合理的土地流转制度，失地农民以土地换住房、社保等制度。按照总量不变、占补平衡原则，合理调剂区域建设用地指标；通过互建工业园、财税分成等方式，与库区的对口支援区县及其他地区协调建设用地指标，保证统筹城乡发展用地需要。第二，探索建立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制度，完善农村承包地流转方法，明确流转程序，配套建立土地流转风险保障制度，促进农村土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按照“承包地换社会保障、宅基地换住房”的原则，采取置换或回购土地、实施“新居工程”、享受廉租住房、自主购房补贴等办法，鼓励农民“自愿退出宅基地、流转承包地”，进入城镇或农村新型社区居住。第三，引导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村民集资、土地经营权入股等方式，在中小企业创业基地和农副产品加工区修建标准厂房或职工公寓出租，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增加农村收入，逐步实现工业向园区(基地)集中、人口向新型社区集中、农用地向规模经营集中，从而实现促进农民市民化、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的目标。

4.加快生产要素向农村扩散。生产要素是农业生产和农村发展的基础，包括资本、人力、技术等。目前困扰农村发展的主要问题是资本和技术，应该通过多种途径解决。现有农村财政金融体制较为落后，对城乡国民收入再分配的调节作用不够突出。同时也不能发挥出对农村发展、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的资金支持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统筹城乡发展的进程。而现有的农业生产方式多是粗放式经营，技术对农业的支持力度相对不足，又加剧了其他生产要素的耗用。主要措施为：第一，深化公共财政制度改革，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分配合理的公共财政制度；第二，完善农村土地流转机制，尝试土地入股、以地换资等资本筹措方式；第三，尝试建立农村银行，激活农民或农村自有资金；第四，改善投资环境，拓宽投融资渠道，积极发展“业”在内的政府或私人的现代融资渠道；第五，加大对农业的技术支持力度，着重解决关系农业发展的节水技术、病虫害防治技术等突出问题。

(五)统筹城乡发展，发挥城乡协调互动作用

1.确立战略工程地位。西部地区统筹城乡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明确城乡统筹发展的战略地位是顺利实现统筹城乡发展方略的先导和根本。

2.建立城乡一体化户籍制度。打破农民变市民的户籍障碍，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体系，消除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在工资、社保等方面的差别。

3.构建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完善覆盖城乡的最低生活保障、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为主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城乡居民基本生活。

4.完善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统筹城乡公共服务改革是完善政府职能，促进统筹城乡发展的前提。第一，加强政府在统筹城乡进程中的主体作用；第二，加快建设服务型政府，不断强化政府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第三，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5.构建开放型的区域经济合作框架。统筹城乡发展，不仅要实现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协调发展，还要以一种开放型思维，将重庆市、成都市更好地融入到区域经济、全球经济的合作中去。加强相互之间以及与周边地区的经济合作与协调发展，鼓励优势产业、企业“走出去”，支持外地优势产业、企业“引进来”。

第8篇：城乡一体化战略范文

党的十六大指出，世纪头年，是我国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并提出这个时期的主要任务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基本实现工业化。这是党中央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根据这个战略部署，我们必须抢抓机遇，创造性地加快经济发展，走出符合桐乡实际的发展新路子。今年年初桐乡市提出了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奋斗目标，确立了今后年推进桐乡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工业立市、开放带动、城市化、科教兴市”四大战略。这四大战略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互相关联，相互促进，在实际工作中，必须突出主线，协调推进。

确立工业立市主线

把工业立市作为主体战略来抓

在全市国民经济构成中，桐乡的工业比重逐年上升，目前已超过，处于主体地位，工业发展的快慢直接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整体实力。加快桐乡新一轮发展，从可能性与可行性分析，仍然要依靠以工业为主体的快速增长带动大发展。因此，必须确立工业立市的工作主线，把工业立市作为主体战略来抓，实现工业经济扩容、提速、增效，逐步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实施工业立市战略，一是狠抓园区建设，推进产业集聚。当前，抓工业经济从根本上讲就是抓园区经济。进一步加强对现有省级经济开发区、乡镇工业园区、企业工业园区和特色工业园区等四类园区的分类指导和优化整合，向园区板块规模化、产业特色化和资源配置最优化方向发展，增强园区集聚力。二是狠抓技术改造，加快产业升级。鼓励企业与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合作，支持企业积极运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高新技术企业，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导向作用，加大对生产性投入的支持和奖励。推进企业改革，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三是狠抓民营经济，优化产业结构。民营经济是我们的体制优势，要进一步把民营经济做大做活做强。坚持量质并举，扶优扶强，推动民营企业向规模型、科技型、外向型方向发展，造就“由小变大、由大变强、靠新出强”的良好发展态势，形成一定数量的大集团、“小型巨人”和量大面广的中小企业群体竞相发展的喜人景象。

发挥对外开放的带动作用

把开放带动作为龙头战略来抓

外来资源、外在市场等外源性力量，是拉动新一轮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因此，开放带动是四大战略中的龙头战略。近年来，桐乡市委、市政府把招商引资作为“一号工程”，大力引进外来资金和技术，为桐乡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对地处上海南翼的桐乡来说，接受上海辐射受益匪浅。切实用好区位优势，主动接轨大上海，深度融入长三角，努力把桐乡建设成为环杭州湾地区的先进制造业基地。以开发区和各类工业园区为主体，做好“引进来”文章，瞄准和引进大企业、大项目和高新技术项目，提升桐乡产业层次，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全社会都应增强服务观念，结合政府职能和机制的转变，切实减少审批环节，提高办事效率和服务水平，共同营造“亲商、安商、富商”的良好氛围，以一流的软硬环境吸引外来投资，推进开放型经济超常规发展。

发挥城市化对工业化的促进作用

把城市化作为基础战略来抓

工业发展的环境、资源等很多关键要素集中在城市，工业发展离不开城市强有力的支撑。因此，推进新一轮发展必须发挥好城市化对工业化的促进作用，把城市化作为四大战略中的基础战略来抓，尽快把桐乡建设成为投资的乐园、居住的天堂。要继续加快城市建设。坚持走投资、建设、经营多元化的路子，用年时间，使城市面积扩大到平方公里，把桐乡建设成为上海南翼的工业重镇、现代化的工贸型中等城市。坚持建管并举，提升城市品位，进一步巩固省级文明城市创建成果，打造“生态桐乡”，优化城市生态环境，提高人居质量。强化和弘扬城市个性，突出江南水乡特色，用好运河等河道景观，展现江南水乡一流的怡人水景在城市建设中融入桐乡深厚的文化底蕴，使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形成互补格局。依托以中国濮院羊毛衫市场为中心的市场群的强大集散功能，建设区域物流中心，打造现代物流基地；依托以乌镇古镇景区为中心的景点网络优势，打造旅游休闲基地。以此优化城市环境，增强城市竞争力。

发挥生产力的推动作用

第9篇：城乡一体化战略范文

〔关键词〕 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县域经济；战略协整；共生品牌；协同发展；竞争力

〔中图分类号〕F2913；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4）04-0007-07

〔作者简介〕袁中许，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讲师，博士，河南郑州 450002。

一、引言

在我国着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及城乡统筹与城乡一体化发展过程中，无疑离不开中心城市集聚和扩散功能的发挥。然而，现有研究大多关注对全国范围内经济具有强大辐射影响力的一级中心城市，以及对所在行政省区领域内有经济带动作用的二级中心城市。就我国整体经济而言，中心城市对应其宏观与中观领域发挥对经济的核心引领作用；省辖的地级城市中，去除二级中心城市外，其余地级城市则不妨称之为“地方中心城市”。但直至现在，对于一市之域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的“地方中心城市”如何在相对微观区域中体现其经济地位和作用，这方面的研究整体上还比较缺乏。不可否认，地方中心城市中确有占比很小的一部分，像四川的攀枝花、河南的漯河等，凭借一方突出优势，呈现出显著的区域经济影响力，成为“强势型地方中心城市”。同时，也有另外一小部分，像安徽的阜阳和湖北的恩施等，在资源或地理位置等方面有明显劣势，若没有强大的外部力量和外来机遇推动，恐难呈现区域经济影响力，这一部分可归为“弱势型地方中心城市”。对于大多数地方中心城市而言，从其经济发展的现实基点看，既谈不上具有多方或某一方可以依凭的特别的内外力量或者可以轻松转化为经济效应的突出优势，又不同于劣势型地方中心城市，故属于“均势类型”范畴。相比于一级中心城市、二级中心城市和强势型地方中心城市，这些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应有的作用远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和发挥。谢小平和王贤彬研究发现，我国城市化推进中，中小城市过多大城市过少，而大城市的出现及大城市的共同发展有利于县域经济效率。〔1〕作为地方中心城市，大部分属于中等城市，有必要壮大规模使其进入大城市行列。赵玉芝和董平在分析江西的县域经济特征时认为，由于马太效应县域经济差距在加大，并强调政府的策略与地方中心城市的重要性。〔2〕另外，通过经济绩效、生态环境及城乡统筹等七方面的实证，郝华勇得出山西地方中心城市的市域城镇化普遍存在质量指标不协调的问题，并且发现省会中心城市由于竞争力和结构功能局限，其核心辐射带动作用并非十分明显。〔3〕说明我国城市化、城乡统筹及经济一体化的有效推进和发展已经迫切呼唤“地方中心城市”作用的发挥。

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不仅涉及我国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还包括东部发达地区。截止目前，对地方中心城市的研究仍然处在探索阶段。张海丰和黄河东从工业化绝对向心期理论出发，认为广西经济发展需要全省地方中心城市的带动，为此必须提升各地方中心城市的竞争力，争取发展的战略制高点，通过集聚与扩散功能，发挥地方中心城市在县域经济体系中的核心、引擎和重要支撑作用。〔4〕戴宴清提出我国城市化在达到30%水平后，已进入快速发展的起飞点，中心城市理应承担城市化的历史重任。针对县域经济大而全、小而全带来资源浪费，重复建设的问题，应做大做强地方中心城市，完善功能，提高县域经济协调能力，使地方中心城市成为当地一方发展的增长极。〔5〕胡碧玉等从城市经营视角出发，以南充、广安、眉山和巴中为例，认为实现四川地方中心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重点是在比较优势基础上培育城市主导产业，以此提高城市竞争力。〔6〕田学思和赵崇生认为地方市级政府既是“政治人”，又是“经济人”，应当从行政区整体利益考虑，实现辖区共同发展。 〔7〕这些研究指明地方中心城市在区域经济发展中需要发挥引擎作用，应因地制宜朝着扩大规模，优化功能，提高竞争力的方向发展。

不可忽视的是，“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与“县域经济”由于政治、地理、经济、文化与历史渊源而存在的共生关系所决定，发挥“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的核心作用，“县域经济”必然与之紧密相连。这里“县域经济”是指除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市区经济之外，仍属该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市级行政职权所辖的所有县域经济。就现状而言，一方面，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强调自身中心作用却忽略自身有限的条件，以致所属县域经济无法感受向心引力和辐射，表现为孤立和分散；另一方面，县域经济往往忽视对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发展的能动作用，使得整体互补和积聚效应乏力。其实，在城乡统筹和城乡一体化发展中，二者之间整体上潜存着一个动力系统有待发掘利用，通过系统的有机衔接，可以解决地方中心城市与县域经济的断裂问题，从而有效地推进城乡产业融合和促进城乡持续发展。〔8〕任迎伟和胡国平提出，城乡产业之间的关联性客观地要求加深城乡产业互动和发挥区域政府的促进作用，通过区域政府的合理干涉避免不利于城乡产业互动的城市偏向发生。〔9〕

本文立足于城乡区域系统共生视角，从增强和发挥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主导作用，有效推动相对微观区域城乡经济互动、共同发展与动力发展出发，探讨和研究我国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与县域经济之间战略协整的方法路径。

二、构筑一个统建实体――“点域共生系统”

地方中心城市负载着所属地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特有功能，在服务自身的同时，不断扩展与外界的联系，尤其是与所属地域的联系。城要管理，市要繁荣，故而城市需要发展。地方中心城市所属区域，除市区外还有所属县域（主要包含三农区域），都需要发展。毋庸置疑，两者如同一个共生体。尤其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加速，这种联系客观上会越来越紧密。县域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地方中心城市带动，地方中心城市的发展同样离不开县域经济支撑。事实证明，二者之间的持续、协调发展是高度关联的。〔10〕这必然要求地方中心城市所在区域主体顺应客观现实和利用客观条件，实现双赢。

作为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一方面仍然是县域经济发展的信息集散与服务中心、技术支持基地、商贸窗口、物流交通中枢和人才聚集地，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突出优势，使得产业发展动力不足，经济环境的生态链难以形成。虽然具备一定的经济常态要素，可市区经济实力有限，由此制约了地方中心城市对县域经济引领和扩散作用的发挥。再者，县域经济与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在自然地理上一脉相承，在政治文化上上下相齐，一般而言，不会单独存在突出表现。县域经济纵然有较为独特的一面，仍难越过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扩展其外部效应。因此，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及其县域经济要在经济日益开放、竞争更为激烈的环境中保持活力和持续发展，必须创造属于共有的竞争优势。那么，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与其所属县域经济之间的最优选择便是“合谋而动”，通过自主和内在的资源要素与利益行为联合，改变所属区域经济的平庸处境，发掘潜力培育优势，创造条件进一步使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力。

实现二者的真正联合，首先必须造就开放的心态和思维。县域经济要突破发展瓶颈，实现收入持续增加，农副业繁荣，新农村建设和新型城镇化有效推进，急切需要地方中心城市的带动。同时，地方中心城市要扩大规模，承载生产、生活与服务体系功能，提升城市文明和现代化水平，真正发挥对县域经济的带动、辐射、调节和服务功能，同样需要县域经济支撑。其次，将开放性融入其中，促进历史和地理彼此相依的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和县域经济之间物质关联系统的形成，在此基础上，充分认识和运用城乡“共生”关系，确立二者稳定合作、共同进化、相互适应、相互协调和对称性互惠的共生系统性质。〔11〕由此打破城市和镇乡彼此分割的局面，使“三农”支持地方中心城市发展，地方中心城市则依托“三农”，进而形成城乡互动，互助互推，紧密依靠，有机统一的发展整体。

可见，这里所探讨的是以无强势支撑的“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为中心点，以“县域经济”为域，两者有机结合形成的既相对微观又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统一建设实体，故称之为“点域共生系统”。

三、点域共生系统的战略协整及共生价值品牌

点域共生系统的构筑只是满足了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与所属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前提，但真正实现其发展战略，还需要所在主体的能动协整开拓。

1.点域共生系统的战略协整

不谋全局者，难求其一隅。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与所属区域经济的发展，应放在国家经济整体格局中考虑，这就要求点域共生系统通过协整方法实现自身协调、持续和富有竞争力地发展。

依据战略理论和协整理论，为了点域共生系统的战略协整，必须首先做好三方面事项。一是发挥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的主导地位。由所属区域经济政治文化的核心地位和组织资源发挥的有效性决定，主导不仅事关发展方向，而且紧密相连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战略利用。二是中心城市由于具有中心地位和身负主导作用，为了引导点域系统发展战略的实现，必须以制度确立中心城市的长期发展目标。正如企业一样，要经营好城市必须选择好自身的发展目标，着眼全局，立足长远，运用目标带动资源、优势和潜力，实现整体优化，造就特色。〔12〕地方中心城市的发展目标是在县域经济发展支持下的目标，而县域经济是地方中心城市发展目标带动下的经济。三是围绕点域系统发展战略与中心城市长期发展目标，对区域资源做到有效整合，中心城市抓着能够体现和支撑点域系统共生协同发展的产业经济，不仅应选择好主导产业，还要考虑协调和优化三次产业结构。重视发挥主导产业的主导和扩散效应，发挥好支柱产业和高新产业的功能，坚持用产业集群模式培植产业经济特色优势，并利用产业政策引导产业协调布局规划，从而推动区域经济良性发展。〔13〕在此基础上，推进协整和战略，创建点域系统共生价值品牌，以品牌价值影响力推进点域系统的发展。

2.点域系统的共生价值品牌及其对协整战略的助推

品牌是最有价值的无形资产，是实体、社会心理特征及产品相关利益整体的象征。构建品牌利于提升企业、城市与区域的吸引力和竞争力。由于品牌的建立具有广泛、深刻、持久的社会基础，其影响力所带来的“溢价优势”无疑成为城市和区域经济实力与竞争力的标志。〔14〕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是产品经营时代，90年代是资产经营时代，那么21世纪就是品牌经营时代。品牌分布彰显区域经济集群优势，通过产业集群打造产业和产品品牌。品牌的价值则在于为地方中心城市与区域经济带来持久的动力源泉和深刻长远的发展。〔15〕

品牌对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和区域经济发展的意义犹如血液之于生命。有了品牌，特别是创立了价值品牌，就等于有了消费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和市场吸引力，就会吸引更多优质企业、资金、技术、劳动力和人才的集聚，从而加速和促动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与所属区域经济富有活力地发展。故，在原有县域和市区产业经济品牌及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品牌基础上，通过点域共生系统目标战略的协整，坚持培优和挖潜，并在注重产业与文化的核心、内含创新建设上实施有效的、有机的整合，创建属于点域系统共生的价值品牌，从而依托该品牌的内在凝聚力和外在竞争力，为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和区域经济的有效联动、持续发展提供价值动力和源泉。

四、双向战略协整概念及双向战略协整水平测度

1.双向战略协整

双向战略协整是将辖区内重要的和具有一定特色、优势、潜力的资源与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的发展目标进行有机渗透和结合，也即发展目标的制定和实施充分考虑了县域和市区在内的区域经济因素，区域经济的发展则自觉融入跟进地方中心城市的发展目标，使之发挥整体联合互动效应和要素集聚的系统优化效果，从而形成点域共生系统鲜明的优势与特色，以此创建点域系统共生价值品牌，推动点域系统经济整体动力发展。

五、点域共生系统战略协整实例

在前述理论与方法分析基础上，本文借助“许昌实例”进一步探究由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与县域经济共同构筑的点域共生系统及其战略协整，并以此检验其可行性和最终效果。

许昌市作为我国中部后发地方中心城市，就其地位、资源条件和经济特征而言，属于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尽管相距省级首位中心城市郑州不足100公里，能够分享来自郑州的经济辐射带动效应却十分有限。在我国所有地方中心城市中，许昌市本身并不具有特殊和突出的经济优势及经济环境优势，自然资源与地理条件的潜在可能性优势有待挖掘，社会文化资源虽然有一定的历史和现实基础，但比较分散，也比较荒疏，整体上缺乏重视、创新和提升，称不上特别丰富与奇特，影响力自然是有限的。此外，该区域内既没有国家重大投资项目，也没有称得上“浩大的建设基地”。在国内较知名的企业仅两家，产业集群数量很少且规模分布不均衡。作为一个内陆地方中心城市，难以享受国家各项投资或税收等优惠政策。因此许昌市作为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具备一般意义上的代表性。

1.确立点域共生系统战略协整的层次因素

（1）目标因素。许昌市所辖周边五县二区，分别是许昌县、鄢陵县、长葛、禹州、襄城县与市区魏都区及正在建设的东城新区， 其中长葛和禹州均为县级市。从2003年开始，顺应国家城镇化发展形势，许昌市致力创建点域共生系统战略，将中心城市与县域经济进行有效协整，发挥区域系统内现有的资源、特色和优势，挖掘潜力，树立特色许昌，创建点域系统共生品牌，组织推出并正式实施了许昌城市七个发展目标，分别为创建优秀旅游城、国家卫生城、国家园林与森林城、打造文化生态城、轻工商贸城、以农业科技为依托的科技城及宜居与中原创业示范城。这七个目标依次记为b1、b2、b3、b4、b5、b6和b7，作为协整目标因素其权重相应设为a1 、a2、a3、a4、a5、a6和a7。

（2）资源因素。许昌市区及所辖周边五县的经济资源及可转化为经济效应的地理、政治和文化资源。就鄢陵县而言，有“腊梅之乡”之称，建有中原花博园和花卉基地，以花卉、花木产业为主导，以棉花生产为支柱。而禹州以钧瓷为特色，禹州钧瓷享有一定范围的知名度，且有比较丰富的煤炭资源，并以中药材种植为支柱。许昌县以发制品产业为主导，以河南瑞贝卡股份有限公司为龙头，产品主要对外出口①，其次是以粮食产业为支柱，以腐竹产业为特色。长葛以黄河模具金刚石制造业为主导，以农业机械为支柱，以众品实业及养殖业为特色。①襄城县山水资源较为丰富，紫云山风景有别致的一面，该县域以烟草、蔬菜种植为支柱。毫无疑问，许昌市区，是许昌市这一地方区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区位交通地位比较重要，也是南水北调、西气东输工程的通过地。工业上具有一定行业实力的许继继电装备集团和许昌烟草公司，有日益兴旺的商贸业，前景向好的房地产业，还有分散但可以适度挖潜并具备历史依托的三国文化资源。许昌市作为地方区域，地处中原，地理位置较好，气候温和，四季分明，某种程度上有利于人才资源的潜在聚集。

①众品实业重在运用标准化、专业化和产业化模式从事农副产品的加工和制造。

针对以上情况分析，我们归纳了10个协整资源因素，其中，县域烟草、粮棉、药材、蔬菜种植及养殖等农业资源记为c1，特色山水资源、钧瓷及花卉资源记为c2，县域外贸加工制造及机械产业记为c3，市区城内的继电装备业记为c4，烟草业记为c5，商贸房地产业记为c6，文化资源记为c7，整体人力与人才资源记为c8，地理生态资源记为c9，许昌作为西气东输及南水北调的经过地，交通区位，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及中原城市群的重要一员等潜在因素记为c10。

2.点域共生系统协整层次因素的权重分析

一个系统通常由若干层次结构构成，对于系统的总体评价通常运用层次分析法，即对层次之间及层次内部聚类均采用加权量度法。无论采用客观赋权，还是主观赋权，运用得当都能获得较为可靠的评价效果，如同Marinoni（2006）的研究所呈现的。〔16〕现在，设定该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与县域经济的战略协整中，其点域共生系统有两个层次，第一个是首要的层次，即目标因素层，第二个是资源因素层，主要为经济因素，以及蕴涵经济效应的文化、政治和地理因素。各个层次又有若干分类，由于对层次类别难以做到客观赋权，故根据调查、考察，及其他可获得性信息与数据的纵横对比，结合有关专家建议，经综合分析给予主观赋权。

3.点域共生系统的层次因素赋权与其共生协整的阶段成果

由于许昌点域共生系统中有着一定的中原文化积淀及三国文化资源，农业资源也比较丰富，旅游资源蕴涵潜力，城市及周边环境日趋生态化，与创业相匹配的人文与政治环境日益突显，所以，出于战略考虑，将目标因素权重依次定为020，010，015，025，010，005，和015，其中发展目标b1，b4与b7为重心，b2，b3，b5，b6则是重心目标实现的必要和可利用条件。同时，依据创建国家卫生城、优秀旅游城等的努力程度，以及自身和外部综合评价，2010年目标成绩分别赋为75，90，70，80，55，40，和65，每个资源因素对发展目标的权重总和为1，对不同发展目标的实际影响作用给予相对赋权，然后乘以070，即对地方中心城市发展目标与系统资源因素项数之比，进行量纲化处理，再将相关数据代入（1）式可得该年度共生战略协整水平的阶段性成果值约为092。

4.点域共生系统的协整创新演进与共生协整战略推进

由战略协整水平数值与表1对比可知，许昌市作为地方中心城市，其主导发展目标与包含市区经济、县域经济在内的所属区域进行双向战略协整，经过2003年以来的不懈努力和协整创新推进，至2010年已实现较为占优水平。协整水平测度值作为双向协整水平的综合体现，也是对该点域共生系统的整体评价，此量度方法兼具静态与动态指标的量化功能。〔17〕事实上，协整就是一种生产力的创新创造和资源效益的优化，借此可以提高城乡凝聚力和系统整体经济素质，使区域特色和优势得以呈现和提高，逐步树立点域系统共生价值品牌。期间，一方面，许昌市政府坚持和加强自身对区域引领的主导地位，将以往对区域的行政管理理念逐步转变为对区域发展战略的协整服务理念。另一方面，重视运用产业集群模式推动目标发展下的特色和富有潜在优势的产业在链条上对接和扩展，并且专门成立支持战略协整的科技人才服务总部和管理协调服务总部，经过8年的战略实施和创新努力，许昌点域系统协整水平得到不断优化提升。由表2知，与之对应，该点域系统共生品牌在这8年内提升了近85位。促成了“文化、旅游、生态和创业”为核心的“特色许昌”这一点域系统共生、具有不可完全替代性的价值品牌的确立。同时，内外创新演进的战略协整带动点域共生系统综合竞争力在全省不断提高并较为稳固地向前跨越了六位，由平庸者变成了领跑者，使运用共生品牌价值动力推动点域系统经济实现持续与跨越发展战略稳步推进。目前许昌点域共生系统整体实力居省会郑州和工业基础雄厚的副省级中心城市洛阳之后，这说明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与县域经济进行战略协整，可以有效地实现该区域城乡经济的联动、持续与动力发展。不仅如此，在这一战略协整过程中，许昌市区人口规模扩大迅速，从2003年的51万增加到2010年的81万，7年间增幅达60%，实现了城乡区域人口总量和中心城市经济容量、经济层次相称的城市规模优化，也验证了刘妮娜和刘诚所提出的城镇化发展水平与人口层次有序流动一致的观点。〔18〕同时，伴随协整水平的推进，协整目标成绩也在不断提高，证明点域系统战略协整同样利于提升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的城市化质量水平。当然，根据优化协整的动态性，还应通过对其他项目标的权重及资源因素系数的调整，提高宜居和示范创业城发展目标的权重，加强农业科技城与创业示范城目标的合作。同时，如果引入能够发挥区位优势与人力资源优势的科技环保制造业，引领和强化农业产业集群化发展，其协整水平将会进入新的提升阶段。

六、结论与启示

在加快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及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新时期，除了发挥一级和二级中心城市的作用外，还应当重视和发挥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在相对微观区域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和引领功能。对于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而言，受自身力量和条件局限，以及与县域经济的相依性，二者应选择以“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为中心点，以“县域经济”为域的城乡一体点域系统共生战略联动发展道路。战略协整理论及许昌市的实例分析表明：因地制宜采取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与县区经济在“目标因素”和“资源因素”上进行双向战略协整，不但可行而且富有成效。通过战略协整，能够创造点域系统特有的共生价值品牌，从而借助该品牌的价值动力推动区域城乡经济整体发展，这种战略协整还有利于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的城市化水平提升，同时，战略协整保障了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的核心带动功能与县域经济支撑凝聚作用的同步互动与双向增强。在战略协整下，由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的目标带动和区域资源因素的向心互动，使发展具有了内在性和源泉性，相对于被动给予，战略协整无疑会增添城乡统筹中区域经济主体的内驱动力。〔19〕此外，战略协整的协同性、适应性与竞争一致性，也决定了这不仅利于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对于所属县级城镇、近距离都市圈及远距离小城镇与新农村辐射的承接和传导，〔20〕也会促动反向产业链的专业分工合作及市场梯度培育，故可以成为推动我国新型城镇化、城乡一体化的一种根植性途径选择。

不难发现，战略协整过程就是对内帕累托改进和对外竞争占优的过程，也是一个“点域系统共生品牌”塑造和价值提升的过程，归根结底是一个创新演进过程。创新协整意味着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发展目标的稳步推进，及点域共生系统原有经济活力的相互影响和增强。这一过程自然蕴涵了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管理水平、服务功能和产业集群效应的相互反馈、支撑、促进，以及点域系统共生品牌形象的树立与不断提升。再通过进一步的协整创新，可以不断呈现和发挥点域共生系统的整体优势和潜力，使属于点域系统共生品牌的价值力量逐步得以形成和提高，并以品牌吸引人气和人才集聚，化现实和潜在资源为经济优势，积极汲取外部信息，形成点域系统内在的特色属性，从而通过核心产业和核心技术的内在创新持续增强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主导下的点域系统共生品牌的价值竞争能力。事实上，这种战略协整的创新演进，不仅体现在相对既定的时期和条件下，即使在发生目标改进或调整、资源要素出现新的组合或形态变化，抑或环境、政策变迁等条件下仍然具有创新演进的功能。正是战略协整的这种创新演进特性，可以保证在双向战略协整中能够不断提升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的带动与辐射功能，并逐渐摆脱区域经济的分散和平庸，最终使 “点域共生系统”竞争力优势得以逐步形成和增强。

在我国新型城镇化及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推进中，为发挥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从根本上增强所属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持续发展的能力与活力，本文从研究结论中得出几点实践启示。

首先，应树立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与县域经济之间“点域系统”的共生共演意识。对于数量众多的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而言，没有极为突出的地理区位、政策支撑和经济资源优势，所以不能沿袭一级和二级中心城市及强势型地方中心城市的发展路径，但又不必像劣势型中心城市那样被动地等待外来支持力量和机遇。由于地理空间上的经济血脉相连、文化近同和政治相依特性，决定了在内外开放环境和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与县域经济系统的共生关系及战略协整演进发展的必然性。

其次，应提升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的战略主导能力和引领区域经济紧密互动、共同发展的协同服务水平。从战略引导出发，坚持发挥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的主导功能和作用，提高承载相对微观区域以经济联动发展为核心的目标综合治理能力，并在战略协整中， 提升以技术支撑与效率关联为中心的协同服务水平。

再者，应坚持以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推动点域共生系统的协整创新演进，促进新型城镇化下的城乡区域经济协同与动力发展战略。借助企业家精神培养、服务业专业化扶持及“回波效应”的新增力量，致力于点域系统集群企业的核心技术与核心产业创新，促进目标和环境动态跟进的战略协整，内在地推动点域系统共生异质性价值品牌的核心技术链和产业链培育，从而保证其独特价值品牌的内涵不断积淀和价值竞争力的增强与提升，推动产城互动和城乡区域经济协同与可持续发展战略。

〔参考文献〕

〔1〕谢小平，王贤彬.城市规模分布演进与经济增长〔J〕.南方经济，2012，（6）.

〔2〕赵玉芝，董平.江西省县域经济特征及其成因分析〔J〕.人文地理，2012，（1）.

〔3〕郝华勇.山西省市域城镇化质量实证研究〔J〕.理论探索，2011，（6）.

〔4〕张海丰，黄河东.提升中心城市竞争力，带动广西经济发展〔J〕.改革与战略，2006，（4）.

〔5〕戴宴清.中心城市发展的制约因素与现实路径――以江苏省盐城市为例〔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7，（1）.

〔6〕胡碧玉，牟进洲，宋小军.四川省非中心城市经营城市的调查与思考――以南充、广安、眉山、巴中为例〔J〕.科学・经济・社会，2007，（3）.

〔7〕田学思，赵崇生.促进区域经济各主体力量协调发展〔J〕.宏观经济管理，2010，（11）.

〔8〕吴丽娟，刘玉亭，程慧.城乡统筹发展的动力机制和关键内容研究述评〔J〕.经济地理，2012，（4）.

〔9〕任迎伟，胡国平.城乡统筹中产业互动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08，（8）.

〔10〕赵喜仓，吴继英.江苏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与中心城市可持续发展关联分析〔J〕.江苏大学学报，2005，（3）.

〔11〕刘荣增，齐建文.豫鲁苏城乡统筹度比较研究――基于共生理论的视角〔J〕.城市问题，2009，（8）.

〔12〕徐盛华，陈子慧.现代企业管理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13〕芮明杰.产业经济学〔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

〔14〕郝胜宇，白长虹.从顾客视角建设城市品牌〔J〕.城市发展研究，2008，（1）.

〔15〕王兆峰.品牌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2007，（2）.

〔16〕Marinoni O.，Hoppe A.Using the Analytical Hierarchy Process to Support Sustainable Use of Geo-resources in Metropolitan Areas.Journal of Systems Science and Systems Engineering，2006，（2）.

〔17〕叶民强，张世英.区域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系统协调发展衡量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1，（8）.

〔18〕刘妮娜，刘诚.人口有序流动与有质量的城镇化〔J〕.经济体制改革，20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