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我军解放南阳精选(九篇)

第1篇：中原我军解放南阳范文

少小从军，成为黄樵松将军贴身卫士

1926年1月，贾相臣出生在方城县赵河镇白营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6岁那年，土匪打开白营土寨，在村中盘踞3天，杀人放火，抢劫财物，无恶不作。土匪威逼贾相臣祖母拿出银元、大烟土，扬言如果办不到就将贾相臣杀掉。后经地方军追剿土匪，才避免一场灾难。

贾相臣幼年时代上过几年初小，后因家境困难、父母无力供给而中途辍学。1942年方城县干成灾，军一四三师在南阳一带驻防，师和黄樵松的家属就住在赵河镇白营村。为生计所迫，17岁的贾相臣由黄樵松夫人王怡芒介绍，到一四三师师部卫士当兵，经过三个月的军事训练，贾相臣开台执行师长办公室的站岗、值勤、保卫任务。1943年春，因黄樵松师长的勤务兵结婚回家未归，贾相臣便补充这一空缺，任务是提水端饭、打扫卫生、传送文件禀报外来人员、跟随师长外出等。从此至1948年11月3日黄樵松将军太原起义失败被捕，贾相臣作为黄樵松将军的贴卫士，前后共跟随黄樵松将军6年。在此期间，除贾相臣1944年春回家三天结婚，三天后即返回师部外，其余全部时间，他与黄樵松将军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据贾相臣回忆说，黄樵松将军是一位有正义感、有民族气节的爱国人士。他原籍河南省尉氏县后黄村。原名德全，字道立，号怡墅。1898年其父黄金玉到太康县北大街自营一个小杂货铺，赖以度日。1901年，黄樵松即出生在这里。1919年，黄樵松考入太康县高等学堂，1920年又考入河南省立淮阳第四中学。在校读书期间生活艰难，靠父亲五、七日送一次馍来维持生活。1922年，冯玉祥将军在太康一带招募学兵，黄樵松不甘父辈辛劳，毅然投笔从戎。人军营后，他严于律己，忠厚待人，刻苦磨练，作战勇敢，历任班长、排长、连长、营长，获冯玉祥将军馈赠的金壳怀表一块。后在西北军四十三军高树勋部、二十六路军孙连仲部分别任团长、旅长，1937年七七事变后，升任三十军二十七师师长。面对国土沦丧、人民受辱的悲惨局面，他愤笔写道：“救国寸肠断，先烈血成河。莫忘山河碎，岂能享安乐。”他率部参加了娘子关战役和台儿庄战役，战功卓著，誉满全军。他为此分别赋诗道：“陈兵娘子关，壮志薄云间。笑斩鲤登头，放歌大板山”：“微山湖畔草青青，台儿庄前血腥腥。击溃板垣师，战败矶谷兵。打破敌迷梦，洗净民族羞。完成先烈未竞志，誓将大节报国仇。恢复旧神州，浩气壮千秋!”1938年冬，黄樵松率部移驻南阳休整。1939年5月又奉命移师鄂北枣阳，部队改番号为第二集团军六十八军一四三师。1942年至1945年，率一四三师再次移驻南阳。

在驻防南阳期间，贾相臣亲眼目睹了黄樵松师长生活俭朴，爱护士兵，体恤百姓，军纪严明。他不吸烟，不喝酒，不，不爱财。平时经常穿着士兵衣服深入连队，检查伙食账目，询问是否有克扣士兵兵饷、虐待士兵现象，还组织部队眷属为士兵缝补拆洗衣被。他从不任意训斥人，不官僚，平易近人。为救济灾民，他号召官兵每人每天节省二两米饭，在两处搭棚舍饭。他自编《吃饭歌》：“一粥一饭，人民血汗。细米白面，劳动所换……”，命令士兵饭前必唱。他要求士兵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准侵犯百姓利益。有一次，一个士兵打死百姓家一只狗。他当即命令严惩，后经狗的主人苦苦求情才作罢，但还是拘留禁闭这个士兵7天。还有一次，工兵连一个士兵拿了群众家一条席，他发现后当即责令将席还给群众，并由连长执杖重打这个士兵20军棍。

血战肃阳，十昼夜不离黄樵松将军左右

1945年3月，日军发动了旨在一举攻占豫西南要地和摧毁老河口中美空军基地的豫南鄂北战役。3月16日，黄樵松师长参加了第五战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刘汝明在南阳城西刘相公庄总部召开的军事会议。会上，刘汝明要求黄樵松的一四三师坚守南阳至少10天，阻击日军西进，屏障老河口。黄樵松接受任务之后，深感此战艰巨。当他离开总部走到大门口时，深情地向送行官兵一一告别，最后猛然抬手一挥，朗声说道：“来生再见!”说罢跃身上马，慨然而去，在场人员无不为他那凛然正气所感动。为表示与日寇血战到底的决心，他命副官处制作白茬棺材一口，上写“黄樵松之灵柩”，让人抬着棺材在南阳市大街游行，后置于师部防空洞口处，以此激励全体将士英勇杀敌。同时，令南阳专员褚怀礼、南阳县县长赵芝庭把城中所有居民疏散到城外安全地带。

3月20日拂晓，日军出动4个师、100多辆战车，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从鲁山、叶县、舞阳、驻马店分四路向南阳开始大举进攻。3月22日至24日，日军快速逃窜到南阳东北地区，先以飞机、大炮狂轰滥炸，后以坦克加步兵猛攻，冲破第一道防线，占领了南阳盆地东部盆窑和独山制高点。敌人在独山设立炮兵阵地，居高临下，大炮直射城内指挥部。对此，黄樵松当即同副师长、参谋长研究决定，星夜将师部移至南关路东一家酱菜店里，抢修一个临时指挥部。此处靠近白河，黄樵松对贾相臣等师部人员说：“这就叫背水作战!”在几天的激战中，日军虽突破了第一道防线，但伤亡惨重，于是改变计划，绕过南阳，直逼邓县和湖北老河口，企图夺取老河口飞机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刘峙闻风丧胆，从老河口逃至均县(解放后修丹江水库被淹没)，老河口沦人敌手。随后，日军调过头来仍攻南阳。黄樵松亲临阵地督战，鼓舞士气，在南阳小西关连续打退敌军坦克、步兵四次反扑。

日军重重包围南阳，一四三师孤军守城，顽强抗击。3月26日至30日是战斗最激烈的时刻。城西卧龙岗据点的一个连被敌人四处包围，该连将机枪架在诸葛亮庵的后大殿楼上奋勇抵抗，终因敌众我寡，全连覆没。当时，师部电话一直与卧龙岗通着，贾相臣就守在电话机旁，直到听不见那里的声音为止。守城北玄庙观的60多名官兵全部壮烈殉国，守城西北马武冢的一个排40名战士手持手榴弹冲人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黄樵松当时为此含泪写道：“战士冲敌群，自戕敌开花。精神恸神泣，怡墅泪滔滔。誓杀小倭寇，浩荡慰英魂。”3月30日，敌我展开激烈巷战。一四三师官兵临危不惧，与敌展开逐屋争夺。该夜零点左右，发电嘉奖一四三师，并赏洋100万元，同时下令五十五军曹福林部星夜赶赴南阳解围。贾相臣接住电报后送给黄樵松，黄樵松立即打电话给各阵地，鼓舞官兵士气。可直到第二天下午，一个援兵也没有到。在此情况下，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刘峙感到继续固守南阳已无战略牵制意义，遂电令黄樵松弃城突围。

黄樵松接到电报后，怒视天空，在誓死守城与军令难违的复杂矛盾心境中，沉思良久道：“苦战十昼夜，南阳成废墟，姑将好头颅，留待最后掷。’’3月31日傍晚，黄樵松率部在一个营的掩护下，从敌人炮火中经三里桥翻城壕突围。拂晓时分，部队赶到唐河县桐河镇集结。清点人数，部队损兵折将2600余人，占全师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在虽经拼死血战仍不能使钟灵毓秀的历史文化名城南阳免遭沦陷的情况下，黄樵松怀着沉痛之情，在日记中写道：“别矣南阳城，回顾复回顾。红杏暗送香，白水牵衣诉。”

4月1日晚，部队行军到达唐河县源潭镇驻防收容整顿，准备继续截击日军。当时贾相臣伯父由赵河镇白营家中冒险通过日军占领区，来到源潭镇看望贾相臣。黄樵松给予热情接待，亲自陪着吃饭。两天后，贾相臣伯父临走时，黄樵松又为其送了路费，并对他说：“相臣很老实，跟着我家中不要担心。”

不久，总部刘汝明来电，令一四三师到湖北郧阳休整。半个月后，部队胜利到达郧阳。6月，长官部刘峙在湖北均县草店召开的师长以上高级将领会议上，给黄樵松师长颁发金质奖章一枚。

饮恨太原，与黄樵松将军一起被捕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黄樵松率部在由湖北郧阳开往河北禹县途中，表示决不参与内战。“十年戎马久离家，踏遍关山和水涯。等待功成归故里，携儿月下种梅花”，便是他当时心态的真实流露。

1946年5月，黄樵松所率的部队恢复三十军番号，调往山西晋南驻扎在临汾，归胡宗南指挥，他被任命为三十军副军长。6月，撕毁停战协定，发动内战，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黄樵松非常气愤，以请病假为名住开封，迟迟不肯到任。后经三十军军长鲁崇义频发电报催促，才勉强回军。1947年10月，胡宗南电令三十军空运西安，留三十旅固守临汾。1947年底，鲁．崇义升任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黄樵松被任命为三十军军长。1948年5月，临汾解放，三十旅旅长谢锡昌等全被俘获。 1948年夏，我华北人民第一兵团在司令员的指挥下，先后取得了临汾战役和晋中战役的胜利，进而包围太原。此时，阎锡山如惊弓之鸟，派人四处求援。考虑到太原是华北重要的工业和军火生产基地，一旦落人共产党之手，将会如虎添翼。于是，他命令胡宗南调兵增援太原，胡宗南决定空运三十军去太原参加作战。黄樵松对此非常反感，气愤地兑：“眼下太原是一个死岛，一个三十军，三个三十军也扭转不了灭亡的败局!阎锡山有能耐他自己打，我不去太原当炮灰。”他以治病为名住到陕西渭南一家私人医院。胡宗南数次派人前去劝说，最后又派副官带着专列火车到渭南迎接，黄樵松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来到西安胡宗南绥署。黄樵松去太原完全是违心之行，临登机前，他对一位朋友说：“厮杀半生，如今还要打内战，国家何日得安宁，人民何日得苏生!” 1948年7月下旬，三十军10000余人空运太原。此时，适逢我军正处于战役收缩休整阶段。三十军曾于9月中旬和10月初夺回被占领的风格梁、大小窑头等据点，但也损失4000余人。阎锡山大肆吹嘘三十军是“天兵天将”、“旗开得胜”，并花天酒地招待三十军，命太原各剧院星期天免费优待三十军，极尽收买拉拢之能事，以期继续为其卖命。黄樵松深知点滴小胜根本改变不了彻底惨败的局面，三十军救不了阎锡山的命。到太原后耳闻目睹这座孤城的一切情景，思想不由地陷入彷徨和苦闷之中。特别是人民华东野战军9月24日胜利结束了济南战役，对黄樵松震动很大。他写下“济南噩耗，大势去矣"Jk个大字，让贾相臣拿给参谋长看。此时，他对将要彻底失败和灭亡的命运已经看破。

就在此时，太原前线最高司令员和华北军区参谋长王世英研究决定，利用邯郸起义将领高树勋和黄樵松的故旧交情，策动三十军火线起义。明以利害，并保证起义后仍编为一个军，一切待遇与人民相同。

1948年10月31日，黄樵松经过慎重考虑，权衡利弊，最后决定顺应潮流，举行阵前起义，走和平解放太原的光明大道。他写下一封亲笔信，找来军部少校谍报队长王正中、谍报员王玉甲，令二人换上便衣，持信到阵地商谈起义事宜。王正中、王玉甲来到八纵司令部，受华北第一兵团政治部主任、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王新亭及高树勋将军的亲切接见。对他俩说：“黄军长以民族利益为重，迎接

我军人城作战，这种爱国热情，我们表示钦佩。只要黄军长愿意脱离蒋阎，我们表示欢迎，人民对于他们的爱国举动是不会忘记的。”同时，对黄樵松提出的起义后参加组织山西省政府、保持原部队和番号、给予补充和休整、暂不调离防地等四项条件全部答应。

王正中和王玉甲将意见带回后，黄樵松又给、高树勋写了回信。在给的信中说：“为了拯救太原30万父老姐妹出水火，我决心起义，站在人民和正义这方面，望请指示，定当效劳……”。在给高树勋的信中说：“我决心遵循你的教导和栽培，在你爱国爱民的精神感召下，坚决听从你和贵军首长的指导，万死不辞。”

11月3日，黄樵松又派王正中、王玉甲持信来到八纵司令部，二次会商起义计划。双方经过协商最后议定，我军攻取太原城，黄樵松军长的三十军交出他防守的大小东关，让我军顺利进城，消灭阎锡山顽军。战斗一打响，三十军随即撤到城外集结，进行补充整编。王正中请求派代表进入太原城直接商议起义计划，主任当机立断表示可以，并自告奋勇准备亲赴太原与黄樵松会面，经电话请示，认为不能亲自前去，改派八纵队参谋处处长晋夫和侦察参谋翟许友前往，晋夫的公开身份是八路军的宣传部长。

三十军起义在即，黄樵松考虑到三十军大部分兵力都由二十七师师长戴炳南掌握，起义必须让他知道。同时，黄和戴在军营中转战南北，是生死之交，亲密战友。黄升三十军军长，即任戴为二十七师师长。黄对戴深信不疑，遂将、高树勋的信件和起义计划全部告诉戴，想不到戴炳南两面三刀，背叛出卖黄樵松，于3日晚上11点左右，驱车直奔太原绥署向阎锡山告密。

当日晚12点左右，黄樵松接到太原绥署电话通知，要他前去开紧急军事会议。此时，黄樵松对戴炳南仍深信不疑，毫无警觉，遂起床亲自叫起司机(阎锡山派的)。临上车时，只叫贾相臣一人前往。在进入太原省府时，贾相臣看到大门两厢都有临时工事，楼顶上架着机枪，四处都有埋伏。车到第一座大楼前停下，黄樵松刚下车，阎锡山的高级参谋兼副官处处长张文昭和副官处副处长安忠厚便迎上前来同黄握手，“请黄军长先到这里说话”，连拉带拥地将黄樵松带进副官处屋中。副官处中校副官李富廷忙递烟倒茶，称“阎主任正在开会，请暂侯一时”。张文昭以让座为饰，顺手抓住黄樵松的手枪。随之，设伏人员蜂拥而上，从黄樵松身上搜出、高树勋的亲笔信，接着将黄樵松扭送到阎锡山面前。阎问黄：“黄军长，总统和我都很器重你，到太原后待你不薄，你为什么还要叛变呢?”这时，黄樵松已知道事情败露，便坦然地说：“好汉做事好汉当，我不愿打内战，我要弃暗投明，事已至此，由你看着办吧!”阎锡山将手仗往地上一捣，众人将黄樵松捆绑起来。

与此同时，阎锡山手下的一个排长带着一个班士兵，手持刺刀对准在副官处的贾相臣，把贾相臣的手抢摘掉，不让动弹。随后，这个排长挥着刀，提着手枪让贾相臣出来。贾相臣心想，可能是要把他拉到阎锡山的“自省堂”活埋。出来后便问：“你们让我上哪去，我是河南方城人，如果处理我，往方城捎个信。，，(‘不要说话”，几个人用枪对着贾相臣吼道，并将他押到省府大门东侧一间小屋里扣起来。当夜，阎锡山即派人到三十军军部将黄樵松的上尉副官韩东锋、卫士李士尧同时搜捕捆绑，押到太原省府。4日早上，又将他们戴上脚镣、手铐，转押至省府院内西楼侯审。

接着，阎锡山又派人按黄樵松起义原定时间、地点、信号规定，到前沿阵地逮捕了晋夫、翟许友、王正中、王玉甲4人，押送太原省府扣押起来。这时，不了解情况的前哨部队和首长，还在等待接应人城。只是时间一过，随即下令前哨阵地严加防守，并派侦察员进城探明情况。当司令员得知是由于戴炳南告密而导致起义失败时，愤怒地说：“等太原解放时，一定要把戴炳南列为头号战犯，严惩不贷。”就这样，和平解放太原的计划被打乱，解放的时间被推迟。

三十军官兵在太原前线听到戴炳南告密、黄樵松被捕的消息后，个个气愤万分。他们纷纷议论说：“一顿四个菜，不愿跟老戴。老馍就大葱，情愿跟黄樵松。”三十军起义虽未成功，但它却像一颗无声的炸弹，对于负隅顽抗、死守太原孤城的军队是一个极大的震动。在我军“阎锡山的鬼话信不得，特务们的造谣听不得，太原工事守不得，逃跑回家迟不得”的强大政治攻势下，阎军中下级军官和士兵纷纷动摇，整班、整排、整连、整营向我投诚事件不断发生，至1948年11月底就有敌军5470多人投诚和起义。而就全国形势而言，正是军队土崩瓦解、人民捷报频传之际。就在11月4日黄樵松起义未成的当天，远在千里之外的贾相臣家乡河南南阳，这座黄樵松当年曾率部殊死血战的古城，在此的守敌王凌云仓皇南逃，我军当即兵不血刃占领南阳。闻讯写下《中原我军占领南阳》的著名电文，指出了解放战争势如破竹的胜利前景。两天后，规模宏大的淮海战役便打响了。

贾相臣、韩东峰、李士尧在太原省府大院西楼被押了7昼夜后，经原三十军军长鲁崇义去电，戴炳南才把他们送到西安处理。到西安后，鲁崇义接见了他们，在说明情况的同时，给以安慰，并重新安排了工作。

黄樵松、晋夫和王正中等在太原受审，三天后阎锡山按照“黄樵松速解京审办”的电令，将黄樵松、晋夫、翟许友、王正中、王玉甲五人用飞机押解南京。法庭经过审讯，判处黄樵松、晋夫、王正中死刑，王玉甲无罪，翟许友另案处理。在法廷上，当审判人员让黄樵松在判决书上签字时，他一下子将桌子掀翻，大声反驳道：“我不是叛变，而是不愿替当炮灰，不愿打内战!”并说：“的宣传部长是我请来的，我的谍报队长是我命令他去的，要杀杀我，为什么判他们有罪?”当审判人员让晋夫在判决书上签字时，晋夫反驳道：“我堂堂正正作为的全权代表，是来接受三十军起义的，黄军长无罪，有罪的是你们!死!吓不倒我们，人民是会替我们报仇的!”当敌人要晋夫承认他就是华北人民第一兵团政治部主任时，晋夫冷笑，笑其无能。

1948年11月27日夜，下令南京军法局将黄樵松、晋夫、王正中拉出狱外枪杀。在一片呼喊声中，三人英勇就义。当夜，黄樵松将军夫人王怡芳托人将三人遗体买出，备棺人殓，葬于莫愁湖畔。

1949年4月24日，人民攻克太原，历时6个月的太原战役胜利结束，共歼敌13．5万人。太原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经过严密搜索，终将罪大恶极的战犯戴炳南抓获。同年7月8日，太原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以主任、副主任罗瑞卿、赖若愚、的名义法字第二号布告，判处戴炳南死刑，执行枪决，以告慰黄樵松、晋夫、王正中烈士英灵。

50年来与黄樵松将军家人来往不断

南京解放后，在党和人民的关怀下，黄樵松、晋夫、王正中三烈士遗体由莫愁湖迁放到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南京市人民政府在黄樵松墓前树立一块墓碑，上刻“黄樵松烈士永垂不朽”九个大字。

1949年12月25日，贾相臣跟随鲁崇义在四川成都起义。起义后又在人民第二野战军川东军政大学三分校三总队六大队三中队学习，1950年复员回到家乡河南省方城县赵河镇白营村。分61j 7年的妻子见他平安回来，激动得泪水直流。同年12月，贾相臣被安排到赵河区吴坝乡担任财粮(会计)工作，1956年初到1957年参加泌阳县板桥水库建设，1958年至1982年一直从事地方工业工作，1983年从方城县五金厂离休。

在地方工作的几十年中，贾相臣兢兢业业，团结同志，多次出色地完成领导分配给的任务。

50年来，贾相臣一直被黄樵松将军爱护百姓、关心部属、坚持正义、弃暗投明的人格力量深深地感染着，而黄樵松将军的遗属也一直没有忘记他这位对黄樵松忠心耿耿的贴身卫士。黄贾两家鸿雁频传，来往不断。1952年5月，黄樵松夫人王怡芳亲自来到方城县赵河镇白营村看望贾相臣。当他看到贾相臣已被政府安排工作、一家人过着幸福的生活时，心中非常高兴，鼓励贾相臣听党的话，好好工作。贾相臣含泪给她讲述了黄樵松将军起义功告垂成、被阎锡山诱捕的详细经过。王怡芳听后，联想到黄樵松在狱中给自己写下的“天寒草哀，长夜漫漫。以志永别，来生再见……’的那封遗书，禁不住泪如泉涌，泣不成声。他对贾相臣说：“相臣，你是最了解黄将军的，同时也是黄将军太原起义失败被捕的见证人，让我们继承黄将军的遗志，像黄将军那样，做一个对国家、对人民有益的人。”

1973年6月，贾相臣到开封看望王怡芳。临走时，王怡芳买了几斤桃子让贾相臣带给孩子们。

1977年，贾相臣出差路过南京，来到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他站在被造反派捣毁的黄樵松烈士墓前，眼泪哗哗流出，久久不愿离去。

1979年11月27日，在黄樵松、晋夫、王正中三烈士遇难31周年之际，黄樵松烈士骨灰由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迁至山西太原双塔烈士陵园革命公墓。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人政府、省政协、省军区和太原市党政军领导及社会各界人士代表400多人，在此举行了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贾相臣作为黄樵松将军生前的贴身卫士，应山西省委统战部的邀请，参加了纪念大会，并同黄樵松将军夫人王怡芳及其家人合影留念。黄樵松将军的生前好友及社会各界人士纷纷题词悼念。时任山西省人民出版社主任的高鲁致悼词道：“抗日烽火中，你曾在台儿庄前，挥剑斩倭寇，立下战功，举世闻名，全民扬眉吐气；太原快解放，你正欲高举义旗，却遭敌暗算，殉命雨花，万众震惊，痛失忠良!”诗人臧克家致悼词道：“沉痛悼念为争取民主、反对独裁、壮烈牺牲的抗战名将黄樵松将军!”山西省委统战部副部长民在会上说：“黄樵松军长太原起义，虽然遭到破坏，但对动摇蒋、阎军心，鼓舞人民斗志，为太原解放，却起到一定积极作用。黄樵松烈士是一位爱祖国、爱人民、爱和平的爱国人士，他为和平解放太原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虽死犹生。”

“昨日梦中炮声隆，朝来满院榴花红。英雄效命咫尺外，榴花原是血染红。”黄樵松将军这首血泪交融的《榴花》诗，正是他一生壮志未酬的真实写照。

第2篇：中原我军解放南阳范文

阜阳位于安徽省西北部、黄淮海平原南端，与河南省接壤。阜阳历史悠久，是皖西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阜阳作为全省建党较早的地区之一，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时期，马克思主义就在阜阳大地传播，1925年阜阳成立了第一个党小组，1926年成立了中共阜阳支部，1928年初成立了中共皖北特委。土地革命时期，在阜阳掀起了席卷皖北大地的革命风暴，爆发了震惊黄淮的四九起义，创建了皖北工农红军和皖北苏维埃政府。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却揭开了皖北土地革命的重要一页。

抗日战争时期，阜阳涡北地区是新四军淮北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皖北特委在阜阳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救亡活动，建立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推进国共合作，领导地方抗日武装，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解放战争时期，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陈粟大军挺进豫皖苏，都在阜阳大地上留下了光辉足迹。邓小平、驻阜阳临泉期间，一方面对新区进行调查，召开了华中局高级干部会议，提出了著名的“新区政策”，受到党中央和的高度重视，并在全国推广；一方面指挥了阜阳战役，运筹帷幄，逐鹿中原。阜阳解放区人民在“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口号鼓舞下，积极支援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人力、物力方面的重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阜阳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和新民主主义改革和建设。“”结束后，阜阳积极开展农村改革；作为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积极探索乡镇企业制度建设和农村税费改革，为中国农村改革做出了重要贡献。改革开放以来，阜阳人民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解放思想，加快发展不动摇，经济建设、社会事业快速发展，社会和谐稳定，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目前，全市人民正为创建有实力、有活力、有竞争力的皖西北中心城市而奋斗。

血沃皖北铸党辉：中共阜阳党组织的创建

以后，阜阳一批在外地求学的进步青年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教育，加入中国共产党。如黄埔军校的茅延桢、张子珍，在上海读书的周传业、周传鼎，在北京求学的李乐天（光宇）等。

1925年夏，阜阳成立了最早的党组织――中共阜阳党小组。1926年，中共阜阳支部成立。

1928年2月，中共皖北特委成立，在阜阳积极开展军运和农运。4月，特委领导了震惊黄淮地区的皖北四九暴动，建立了第一支中国工农红军和皖北苏维埃政府。

暴动失败后，以中共皖北特委书记魏野畴为代表的一大批党组织领导人和红军战士壮烈牺牲。

魏野畴，陕西兴平人。1923年经、刘天章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先后创办《秦钟》、《共进》杂志，宣传革命，是我党早期的宣传活动家。大革命时期任中共陕西军委书记。1927年，他来到驻阜阳的国民革命军杨虎城部从事秘密工作，组建杨军中秘密党组织和中共皖北临时特委，并任皖北特委书记，他积极开展农运和军运工作。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他组织领导了皖北军民暴动。后在率领暴动部队转移中被捕牺牲。曾高度评价四九暴动和魏野畴：“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他点燃了皖北革命的烈火。”

在四九起义的影响下，阜阳地区先后爆发了白庙暴动、老窑湖暴动、中秋节暴动、黄家坝暴动、四一九暴动等，以不同的形式开展武装斗争，有力地支持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

在阜阳党组织创建和开展武装斗争的过程中，一大批早期党员，如茅延桢、张子珍、李乐天、周传业、周传鼎、乔锦卿等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早期播火传马列，血沃皖北铸党辉。

震惊黄淮的阜阳四九起义

1928年春，中共皖北特委在书记魏野畴的领导下， 在阜阳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运和兵运工作，为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精神，于4月9日，以驻阜城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军（高桂滋部）教导团为主力，配合驻太和的第十军（杨虎城部）军校学员以及地方党组织领导的农民赤卫队，联合发动武装起义。

4月7日，中共皖北特委在西湖“会老堂” 召开了地方党委和军队党委紧急联席会议，决定于4月9日凌晨发动武装起义。战斗打响后，起义部队与军激战半夜，因城内久攻不下，且天也将亮，起义军决定兵分两路撤离，一路由魏野畴带领向西南方向转移； 一路由杜聿德等带领过颍河向西北方向转移。

上午11时许，杜聿德、申明甫率领的起义队伍和行流集农民赤卫队员会师后，在王官集大寺庙前召开皖北工农红军起义大会，宣布成立“皖北苏维埃政府” 和 “ 皖北工农红军”，选举李端甫、李烈飞为皖北苏维埃政府正副主席，昌先、杜聿德为皖北工农红军正副指挥。大会宣布了《农民协会组织纲领》、《临时工会法》、和《临时土地法》，并宣布立即开展皖北土地革命。

四九起义的突然爆发，使反动政府惊慌失措，待清醒之后立即组织反扑。敌人纠集所属部队及地方民团2000多人向刚诞生的红色政权反扑 ，皖北工农红军奋力还击， 激战三四个小时，给敌人以重大伤亡。但敌众我寡，加之平原作战，无法掩护和迂回，起义失败。昌绍先、 胡英初、蔡甲午等80余人壮烈牺牲。魏野畴所率部队向西转移时，在临泉老集被反动军队诱捕，杀害在老集西头。杜聿德被俘后在阜阳城东岳庙附近英勇就义。

四九起义是我党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精神，用革命的武装反抗反动派一次英勇的实践，它极大的鼓舞了皖北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打击了敌人的反革命气焰，积累了武装斗争的经验，培养和锻炼了干部。这次起义历时不久，但它点燃的革命烈火遍燃黄淮大地，在安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刘邓大军在临泉

1947年6月，和中央军委根据军事形势作出决定：实施战略大反攻。、邓小平根据中央指示，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从鲁西南强渡黄河，挥师南下，千里跃进大别山，东视苏皖，西逼川陕，俯迫武汉，威慑南京。这一战略攻势，恰似一把利剑刺入敌人的心脏，揭开了人民战役反攻的序幕。

1947年8月18日，刘邓大军抢渡沙河，进入沙南地区。接着于22日夜渡洪河，24日强渡汝河，27日徒涉淮河，进入大别山区。刘邓首长在南进中分别接见了豫皖苏区党委和沈项临（沈丘、项城、临泉三县）县委负责人，作出了开辟沙南的重要指示。

1947年12月，为了坚持大别山的革命斗争，面对军33个旅的围追堵截，带领后方指挥所离开大别山，于21日到达临泉县韩老家等地，在外线指挥全局。邓小平带领前方指挥所，坚持在大别山内线作战。1948年2月24日，邓小平北渡淮河，回师沙南，在临泉县韦寨与胜利会合。

在临泉县庞营乡的韩老庄，城乡的平安庄，黄岭乡的前刘寨，韦寨乡的吕营、大秦庄（今属单桥乡），宋集乡的罗寨、刚庄，迎仙乡的韦楼，老集乡的柳寨，邢塘乡的大王庙、油坊庄、于老庄等地都留下了、邓小平的身影。1948年4月，刘邓首长离开临泉挥师豫西，他们在这里前前后后停留了大约9个月。在这里他们筹划出全国战略反攻大计，指挥和领导两个战场的斗争。他们一方面开展整军，开展新区调查，提出著名的《关于新区问题的报告》，召开中原局高级干部会议，领导豫皖苏新解放区的革命斗争，帮助地方开展剿匪反霸和；一方面在沙南运筹洛阳战役和阜阳战役，取得了洛阳大捷，消灭了敌人有生力量，巩固了挺进大别山的胜利成果，为逐鹿中原，加快全国解放进程，奠定了基础。

红色遗址遗迹掠影

阜阳四九起义纪念馆位于阜阳市颍泉区行流镇王官集行政村北侧。1959年，原中共阜阳县委在旧址处建立四九起义纪念馆。纪念馆由纪念碑、陈列室、小型广场、绿化景点及月牙池、干沟组成，占地面积约15亩。四九起义纪念碑矗立在四层台阶36级的平台上，高12米，占地50平方米，玻璃瓦冠顶，碑身为白色大理石。碑名由陈云谯同志题写。四九起义陈列室为砖瓦结构平房，共10间，面积218平方米，展带140平方米，室内分别展出了早期中共阜阳党组织发展概况及阜阳近代史、四九起义有关史实、今日阜阳的发展和成就，还陈列着四九起义时用过的武器及烈士的遗物。

1962年6月1日，阜阳四九起义纪念馆被公布为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5年，被安徽省委、省政府公布为首批安徽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0年被公布为安徽省国防教育基地。

太和县革命烈士纪念碑广场

太和县革命烈士纪念广场位于太和县城西南角。1990年1月，县委、县政府向社会各界募集资金42万元，筹建太和县人民烈士纪念碑，于1992年4月19日奠基开工，1993年7月19日落成。

纪念碑高23.4米，其中碑身高21.4米，底座高2米。碑基占地500平方米，碑座南北两面各筑有19级台阶，象征四一九暴动和七一九惨案两大事件，碑文中所列烈士姓名有中共早期党员、军事将领欧阳泰（1894―1927年），1928年在皖北四九起义中壮烈牺牲的中共皖北特委委员蔡甲午、胡英初，皖北工农红军总指挥昌绍先等21位魂系太和的烈士，1932年在四一九暴动中壮烈牺牲的中共太和县委军委书记胡九鸣等15位烈士，1940年7月19日在制造的七一九太和惨案中牺牲的丁钱辉等7位烈士，解放战争中“华东一级英雄”马思进烈士，1971年在与反革命集团作斗争中牺牲的“忠诚战士”陈修文烈士，还有在抗美援朝、戍守边疆中阵亡的其他烈士姓名等也都一一镌刻。正面碑文雕刻“革命烈士永垂不朽”8个大字。

2004年，该纪念广场被安徽省委命名为“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七七抗战纪念广场

七七抗战纪念广场位于界首市裕民大桥北引桥东。

1941年1月25日，侵华日军以西山秀雄为总指挥，在亳鹿公路上集结了4000余日伪军，举行豫东皖北大扫荡。日军进犯至界首时，所到之处，烧杀抢掠，奸女，犯下了滔天罪行，制造了惨无人道的“界首城北（郊）惨案”。

为保卫界首，骑二军一部在此阻止日军进犯，将士们冒着日军的炮火，浴血奋战，一直打到天黑，伤亡惨重。

2月5日夜，骑二军部队回援，抵达界首东南地区，刚刚侵占界首的日军见形势不妙，于2月6日上午仓皇撤离界首。为牢记日军侵略者的滔天罪行，永远纪念死难的界首人民和骑二军阵亡官兵，当年在城北关建立公墓并修建“七七抗战纪念塔”。后碑体毁于“”。

1994年10月26日，中共界首市委、界首市人民政府重新建成“七七抗战纪念碑”，并在主碑四周修建纪念广场，种植青松翠柏，昭示抗日英雄永垂不朽！

张爱萍上将为“七七抗战纪念碑”题写了碑名。

中共长官店支部委员会遗址

中共长官店支部委员会旧址，现位于临泉县长官镇中心小学院内。时为中共早期党员，著名革命烈士张蕴华任长官小学校长时住地。新中国成立后为纪念长官店暴动重新修建。

第3篇：中原我军解放南阳范文

1948年夏季，我军发起晋中战役，八纵队是主力之一，我参战部队密切配合，横扫晋中平原后，以雷霆万钧之势包围了太原。困守太原孤城的阎锡山惊恐万状，向求援，为稳定军心，急忙调军第三十军从西安空运到太原增援。三十军系西北军旧部，军长黄樵松是富有正义感的将领，对蒋家王朝腐败无能、坚持内战的政策早有不满，到太原后更觉前途渺茫。在我太原前线总指挥司令员和军起义将领高树勋秘密写信劝告和敦促下，决心弃暗投明、率部起义，配合我军解放太原。

1948年10月31日，黄军长派其谍报队长王正中秘密出城前来我军阵地，商洽起义事宜，双方初步商妥后，王正中回城复命。11月3日，黄军长再次派王正中和谍报员王玉甲两人来我方，邀请我方派代表入城，具体议定配合作战方案。兵团政治部主任原拟亲自前往，后经决定：派八纵队参谋处长晋夫，以宣传部长的名义随王正中等入城商谈，并由侦察参谋翟许友以警卫员的身份随同前往。

在王正中二次出城的同日，黄军长就召集所属各师师长，告知其起义计划，让他们进行准备。不料该军二十七师师长戴炳南卖主求荣，立即向阎锡山告密。当晚，阎锡山就将黄军长诱至绥靖公署予以扣押，并派人布置在阵地密谋扣捕我方入城人员。

1948年11月4日拂晓，晋夫随王正中等刚进入预定的敌军防线，立即遭到扣捕，被押送到绥靖公署。起初，晋夫怀疑是黄军长有意诱捕；后来才知道，黄军长在头一天晚上就被扣押起来了。11月6日，阎锡山将黄樵松、晋夫、王正中等用飞机送往南京，被关禁在国防部军法局看守所内。

17日上午，敌军法局开庭会审，担任所谓原告的就是戴炳南，他在宣读什么“黄逆叛党叛国，私通奸匪”等滥言以及诬蔑晋夫为匪谍渗入国军等所谓“罪行”后，遭到晋夫的厉声驳斥：“我是代表堂堂正正来接收三十军起义的，你们说我是匪，是匪的正是你们自己，全国就要解放了，人民会清算你们的血债的。”黄军长也慷慨激昂地反驳说：“宣传部长是我请来的，我的参谋是我命令他去的，要杀就杀我，他们无罪。”晋夫又高声说：“黄军长，你没有罪，有罪的正是他们，死，吓不倒我们，会有人替我们报仇的。”晋夫的话鼓舞了大家，5位志士都高声怒骂。军法局长恼羞成怒，最后宣布，晋夫和翟许友转伪特别法庭再审。

在所谓特别法庭的审判中，晋夫一再受到严刑拷打，敌人一面企图逼他承认自己是兵团政治部主任，一面探听我军情报。尽管他被打得一条臂膀折断、满脸满身是血，但他守口如瓶，敌人除了受到严正斥骂外，什么也没有得到。最终，晋夫、黄樵松和王正中3人被判死刑，翟许友和王玉甲被判无期徒刑。

1948年11月27日早晨，晋夫、黄樵松和王正中 3人，被反动派从看守所里提押出来秘密杀害。晋夫临刑前高呼“打倒反动派” “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壮烈就义。

太原解放以前，我方从情报中陆续得知晋夫等遭到扣捕的消息，但具体情况特别是被敌人审讯的详细情节，是在南京解放、翟许友出狱归队向组织汇报后，才真相大白的。

前些年，有些文史资料刊登起义投诚人员相关文稿中说：“晋夫入城后，和黄军长当面商谈，并配戴上少将军衔，住在正大饭店，因行动暴露而遭逮捕。”这类胡编乱造的无稽之谈，不是别有用心，就是哗众取宠。

晋夫不仅在敌人监狱中和刑场上是铁骨铮铮的英雄，在战场上也是出类拔萃的人才，在机关工作中更是勇挑重担的楷模。1947年初，晋夫随太岳军区王新亭司令员率部队到晋南前线，配合陈赓司令员指挥的晋冀鲁豫军区第四纵队，组织反击战役，连克新绛、稷山、河津等10余座县城，为解放运城打下基础。期间，晋夫协助首长掌握情况、组织指挥、出主意、定计划，起了出色的参谋、助手作用，几次在会上受到表扬和嘉奖，这也是他在八纵队组建时提升为参谋处长的主要条件之一。

第4篇：中原我军解放南阳范文

在华中前线，人民第四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一部，在西起长江岸上的宜昌，东迄赣江岸上的吉安，从西北到东南约一千里的孤形上，于十一日发起了攻击，西翼连克沙市、江陵、宣昌等重要城市，并渡过了长江；东翼则在强渡赣江后连克赣中重镇吉安及安福、靖江、宜春等县城，攻势的矛头一路指向衡阳以东的茶陵，一路沿湘赣铁路直趋株州；而在此两翼之间，中路则越鄂湘边的幕阜山，进入湖南省境。人民的雷霆步武，已经踏上了这个华中的鱼米之乡，这个在大革命时代以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著名全国的地方，这个的故乡！

这一带的敌军是白崇禧匪首指挥的部队。共有十多个军三十多个师，除由宋希濂指挥的四个军彷徨于宜昌以南和西北外，其余的陈明仁的一兵团、张淦的三兵团、霍拨章的十一兵团，都汇集在长沙、衡阳的。这些敌军可以说是局促西南一隅的残余匪帮仅存的本钱了。然而它又怎能抵挡得住在全歼东北匪军与解放平津后长驱南征的人民第四野战军，和一年来转战中原、不久前又渡江进军浙赣的第二野战军×兵团呢，现在敌人正纷纷退向长沙和卫阳，在那里也许会有一场大战；但是曾经妄言“保卫湖南”的白匪也许会溜之大吉，沿湘桂铁路和粤汉铁路向广西、广东撤退的军车正隆隆不绝呢。

在西北前线，人民第一野战军和奉命自晋入陕作战的华北一部，于本月十二日发动强大攻势，在西安以西的扶风、眉县地区一举包围残灭了胡匪四个军九个师，收复了宝鸡、风翔等县城。

西北战场的这一新发展曾经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当校五月间解放西安时，胡宗南匪部曾惊慌地向西、向南窜逃。其后，于上月初起，胡匪即纠合马匪共十多个军之众，企图在立足未定、后援未到之际，南北夹击关中平原，大吹大擂所谓“关中会战”。然而，这个：会战”对胡马匪军旅没有什么好结果。沿渭河两岸节节抗击，诱敌深入，坚守咸阳地区。不仅纷粹了敌人“西安指日可下”的迷梦，并且争取了我军后援部队到达和布著围残深入之敌的时间。而吹嘘“大会战”的胡马匪军则谁也不肯打头阵，龟步爬行地进至咸阳以西和西北便胆战心惊，畏缩不前。然而的天罗地网已撒开了，四万多的胡匪一下子便被消灭净尽。其余的胡匪正丧魂失魄似地向汉中、天水方面溃退，而马家匪军则有如惊弓之鸟，赶忙向西北逃命。正乘胜分路追击中。

经过这次大捷之后，西北战场上与敌人的力量对比，已占很大的优势。胡宗南匪首手中的部队只剩下残缺不全的七个军。马家随军的第一线部队也不过五个军左右而已。

华中前线和西北前线的攻势，展开了解放大西南和大西北的远景。湖南地当广西、广东和贵州的前门，由此可分路挺进粤、桂、黔等省，当有革命传统的湖南人民，无疑地会奋起支持人民的进军。而在白匪老窠的广西的西南部，人民桂滇黔边纵队正日益扩展其活动；在广东的东北部和西南部，也遍布人民游击部队的足迹。残余匪帮在这些地区的兵力，除白崇禧匪首指挥的在湘中的十余万人较精锐外，其他桂粤黔广大地区只有稀稀落落的第二线部队。这一切情况，使得湘中的战事具有特别的重要意义，而大西南的解放也呈现着光明的图画。至于西北前线，第一野战军既获得了华北兵团的增援，又取得了歼灭胡匪四个军的大捷，西可进军甘肃、宁夏、青海，南可经汉中而入川北，解放此号称天府之国的盆地。

华中与西北前线的攻势，恰在人民解放战争第四年之始，三年来人民已壮大了约三倍，发展到四百万人，歼灭了敌军共三百零五万人，基本上打垮了匪军。残存的匪军现在已不足一百五十万人。解放区的人口已扩大到二亿七千九百余万，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五十八强，面积亦占全国面积的百分之三十强，包括了全国最富庶的地区。中国人民的力量已变得空前强大，要不了好多时间，就可以在全国把残余匪帮扫荡净尽。

第5篇：中原我军解放南阳范文

郭伯雄、王刚、宋平、刘华清、李德生、迟浩田、张震、洪学智、胡启立等，分别以不同方式对黄经耀同志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

黄经耀是江西省于都县人，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历任战士、班长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第四、五次反“围剿”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他历任排长、连长、副营长、营长、副团长等职，参加了广阳、孝义、午城等对日作战，创建苏鲁豫边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斗，山东粉碎九路围攻，粉碎日军七路围攻大扫荡的战斗，打通华北与华中战略联系的艰苦斗争。此外，还配合淮海部队参加宿北战役。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团长、副师长等职，参加了开辟西满、北满根据地的斗争和秋、冬季攻势作战、锦州攻坚战、辽西黑山大虎山会战、沈阳攻坚战、平津战役、湘西剿匪等。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师长、黑龙江军区司令员、黑龙江省军区第一副司令员、陕西省军区司令员、陕西省委书记、副司令员兼宁夏军区司令员、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等职。抗美援朝作战中，他参加了第一、二、三、四次战役。他为西北地区的稳定和繁荣，为部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黄经耀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曾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勋章。他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据9月20日《人民日报》）

欧阳毅中国人民原炮兵副政治委员欧阳毅同志（正大军区职待遇），因病于2005年6月1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7岁。

、曾庆红、贺国强、郭伯雄、曹刚川、王刚、徐才厚、肖克、迟浩田、张万年、张震等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对欧阳毅同志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对其家属表示慰问。

欧阳毅是湖南宜章县人，1926年参加革命工作，1927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湘南暴动，跟随部队上井冈山。他先后任红四军团党委秘书和士兵委员会秘书及军委秘书，军部无线电台政治委员、纵队党委秘书、纵队政治委员办公厅秘书长，红四军教导大队政治委员、师党部秘书长，党中央政治保卫处秘书、秘书科长，中华苏维埃国家政治保卫局秘书、执行科长、秘书长，红五军团保卫局局长，红四方面军政治保卫局秘书长、总指挥部局长，西路军总指挥部局长、侦察部部长等职，参加了攻打永新、莲花、瑞金、宁都、长汀、龙岩、梅县、兴国等战斗，亲历了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参加了红军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他历任抗日军政大学总校秘书长、中央军委总政治部锄奸部副部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保卫部部长。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他转战南北，功绩卓著，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新中国成立后，欧阳毅先后任军委公安军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炮兵副政治委员，炮兵党委纪委书记等职。期间，他与、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1982年9月炮兵机关撤消后，他任炮兵机关善后工作小组组长，做了大量扎实细致的工作。

欧阳毅同志是中共七大候补代表、十一大代表，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他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曾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据9月22日《人民日报》）

柯正平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9月30日讣告：原澳门南光公司总经理、新华社澳门分社顾问，澳门著名社会活动家、知名人士柯正平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05年9月30日在澳门逝世，享年94岁。

在柯正平先生病重期间及去世后，、、吴邦国、、贾庆林、曾庆红、黄菊、吴官正、李长春、罗干、刘云山、吴仪、张立昌、俞正声、贺国强、王刚、、朱基、尉健行、李岚清、司马义・艾买提、顾秀莲、热地、乌云其木格、傅铁山、唐家璇、廖晖、刘延东、阿沛・、霍英东、马万祺、徐匡迪、张榕明和李德生、张劲夫、黄华、彭冲、廖汉生、吕正操、郑天翔、刘复之、田纪云、钱其琛、王汉斌、张震、陈慕华、雷洁琼、邹家华、王光英、布赫、铁木尔・达瓦买提、吴阶平、彭云、曹志、吴学谦、洪学智、叶选平、杨汝岱、任建新、孙孚凌、朱光亚、万国权、胡启立、赵南起、毛致用、经叔平、王文元、邓力群等同志以不同方式表示了慰问和哀悼。

柯正平先生1911年4月出生，广东海丰人。他青年时期曾参加工农革命军，后辗转到港澳从事爱国进步活动。他担任澳门中方机构负责人期间，积极发展澳门爱国进步事业，不断壮大澳门爱国统一战线。他参与创办了澳门南通银行和澳门中国旅行社，努力加强澳门与内地的经贸合作与往来。他作为中方代表参与了中葡两国政府关于澳门前途问题的谈判，参与了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起草、制定和宣传。他广泛团结澳门各界人士，积极参与澳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层面的事务，努力践行“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

柯正平先生是全国人大第四、五、六、七、八、九届代表，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外事委员会副主任。■

（据10月14日《人民日报》）

肖洪达中央军委办公厅原主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原副书记肖洪达同志（正兵团职），因病于2005年9月1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曾庆红、吴官正、郭伯雄、曹刚川、乔石、刘华清、徐才厚、何勇、李德生、肖克、杨白冰、迟浩田、张万年、张震、邹家华、洪学智、叶选平、赵南起、张廷发、韩光等，分别以不同方式，对肖洪达同志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对其亲属表示慰问。

肖洪达同志是广东潮阳人，1938年参加革命工作，1939年参加新四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他历任干事、副科长、科长、《前锋报》编辑、《抗敌报》主编、旅教导大队教导主任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东北军政干校秘书科长，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民运科长，四野政治部民运科长、秘书处长、组织部副部长等职，参加了东北地区的社会调查、反特、、支前等工作，参加了天津战役，并为大军南下做了大量战勤准备和保障工作。1955年，他任军委副主席办公室主任。转业地方工作后，他曾任沈阳112厂党委副书记，中南局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军工局长、宣传部副部长，广东省委常委兼办公厅主任等职。期间，他与、“”反革命集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1975年任军委办公厅副主任，1977年任军委办公厅主任、军委办公会成员，直接为军委首长服务和参与军委重要决策。1985年后，他历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常委、副书记。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他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为人民军队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肖洪达同志是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曾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和中国人民独立功勋荣誉章。■

（据10月4日《人民日报》）

李伟总政治部原文化部顾问、正兵团职离休干部李伟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5年8月25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李伟是河北沧县人，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工学院土木工程系，1938年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先后担任炮兵观测员和数学教员、数理总教、宣教股长，延安炮兵学校和东北炮兵学校政治部宣传科科长；东北炮兵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四野特种兵团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部长，中南、四野炮兵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志愿军炮兵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军委炮兵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总政文化部文艺处副处长、第二处长，总政文化部编审出版处第一处长、俱乐部工作处第一处长，总政文化部副部长，总政宣传部副部长，总政副秘书长，总政宣传部部长等职。

李伟曾参加“一二・九”运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参加了黄涯洞、靠山屯、四平、吉林、辽阳、锦州、天津等战役战斗。抗美援朝期间，他参加了第一二三次战役。

李伟长期担任军队宣传文化部门的领导工作，对部队的宣传文化工作倾注了巨大心血。他是我军著名音乐家，一生酷爱音乐，笔耕不辍，共创作了近800首歌曲，发表了大量音乐理论、文艺评论作品。

李伟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他1964年由大校军衔晋升为少将军衔，曾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89年他被授予全国“老有所为”精英奖。2001年获中国音乐金钟奖终身荣誉奖。■

（据10月11日《人民日报》）

贺进恒第二炮兵原司令员贺进恒同志，因病于2005年8月1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

、、郭伯雄、曹刚川、王刚、徐才厚、肖克、迟浩田等，分别以不同形式对贺进恒同志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

贺进恒是山东蓬莱人，1938年参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班长、剧社政治委员、剧团团长、行署政治特派员、县大队政治委员、独立营副政治委员、营政治教导员、团政治处副主任、团副参谋长、团参谋长、副团长、团长等职，先后参加和指挥了对日伪军的“夏季攻势”和对军的胶高即、平掖、胶东普东、莱阳、潍县、兖州、济南、淮海、渡江等战役战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参加了解放舟山群岛战斗，并两次进军福建。1952年，他调任炮兵某师参谋长，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上甘岭战役和夏季反击战役。从朝鲜回国后，他历任高级炮兵学校训练部战术系主任、军委炮兵司令部军训处处长、炮兵军事科学研究部副部长、郑州炮兵学校校长、炮兵某工程指挥部副司令员等职，为人民炮兵的建设、发展和壮大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从1968年起任第二炮兵某基地司令员，第二炮兵司令部参谋长、副司令员兼司令部参谋长、副司令员、司令员、党委书记。他作为战略导弹部队的第一代创建者，从第一个基地的组建到二炮部队全面形成战斗力，始终忘我工作战斗在第一线，为我军战略导弹部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贺进恒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兼外事委员会委员。曾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独立功勋荣誉章。■

（据10月15日《人民日报》）

郝玉山原林业部党组成员、副部长郝玉山同志（部长级医疗待遇），因病于2005年8月2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

郝玉山同志逝世后，、曾庆红、回良玉、贺国强、王刚等同志以不同方式对郝玉山同志的逝世表示哀悼，并对其家属表示慰问。

郝玉山是陕西米脂人，1916年出生，1933年参加革命工作，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期间，先后任陕西秀延县赤卫军大队经济员、游击队经济员，米西县一区区委书记、独立五营政委，基干游击支队政委，安定县委统战部副部长。抗日战争期间，先后任洛川工委组织部部长、边区党校总支书记、吴旗县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定边县委书记、三边骑兵团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期间，先后任定边县委书记、三边骑兵团政委、三边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宁夏省建设厅副厅长、厅长，广东省海南岛区党委第一副书记、行署第一副主任，广东省农业厅厅长，甘肃省计委副主任，宁夏回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西北局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国家林业总局党组成员、副总局长兼“三北”防护林建设局局长，林业部党组成员、副部长。■

（据10月16日《人民日报》）

何长庆国家民委原顾问何长庆同志（部长级医疗待遇），因病于2005年8月2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何长庆逝世后，、、贺国强、王刚、华建敏等以不同方式表示哀悼。

何长庆是山西泾阳人，1916年出生，1937年参加革命。抗日战争时期，何长庆参加延安“陕北公学”“青年训练班”学习。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中央组织部党员训练班学习，在西北八路军办事处伤兵医院、中央宣传部资料科工作。1941年任西北工作委员会研究员、中央调查研究局四局调查处科员。1943年后在西北党校学习，曾任西北党校秘书长。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赴榆横地委参加新区工作，后调西北野战军总政治部随军工作团，参加宜川瓦子街战役。1948年秋赴平山中央马列学院第一期学习。1951年至1964年，任云南省委宣传部处长、副部长。1964年后任中央西南局高级干部读书班主任。1973年任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1977年任云南省科委副主任。在“”期间受到迫害。1978年任文化部政治部副主任。1980年调国家民委工作，先后任文化司司长、国家民委党组成员、顾问。1987年离职休养。■

（据10月16日《人民日报》）

熊向晖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原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党组书记、副董事长熊向晖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5年9月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

熊向晖同志逝世后，、吴邦国、、贾庆林、曾庆红、黄菊、吴官正、李长春、罗干、王兆国、刘云山、吴仪、张立昌、、、俞正声、贺国强、郭伯雄、王刚、万里、乔石、朱基、李瑞环、宋平、刘华清、李岚清、荣毅仁、薄一波、徐才厚、何勇、唐家璇、贾春旺、刘延东、黄华、邹家华、邓力群等领导同志以不同的方式，对熊向晖的逝世表示哀悼，对其亲属表示慰问。

熊向晖同志原籍安徽省凤阳县，1919年4月生于山东省掖县。1936年9月参加革命工作，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12月至1947年8月受党的派遣，一直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为保卫党中央作出了特殊贡献。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战斗在党的统战和外交战线上，为党的统战和外交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1962年任中国驻英国代办处常任代办。1971年和1972年，作为总理的助理，参加了中美重大外交活动。我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任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中国代表团代表。1972年任中国驻墨西哥首任大使。1978年后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1982年后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党组书记、副董事长。1993年离休。

第6篇：中原我军解放南阳范文

1948年11月，辽沈战役结束，沈阳解放。中央随即任命陈云为沈阳市军管会主任，为沈阳卫戍区司令兼军管会副主任。

东北虽已解放，但东北境内帝国主义的间谍活动仍十分猖獗。

沈阳市三经路38号，是美国原驻沈阳领事馆，是美国在中国东北的重要情报据点，它在所有外国领事馆当中，规模最大。领事馆里面的所谓领事官员，实际上大都是美国的谍报人员。

瓦尔德1947年3月出任美国驻沈阳总领事，上任不久，东北的局势便开始向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瓦尔德奉命同美国军方特务机关“美国陆军联络团”配合，网罗起一批日本特务、汉奸，以美国驻沈阳领事馆为基地，开展间谍活动，主要任务就是搜集有关我东北解放区，以及内蒙古、苏联和北朝鲜方面的情报。

沈阳解放后，按照中央既定的外交方针，沈阳市军管会宣布不承认原外国驻沈阳领事馆外交人员的地位。

二、美“领事馆”拒不交出电台，我军管会决定入馆强收

按照当时的国际法，领事馆是没有无线电发报权的，但是，在政府统治时期，各领事馆却以同本国通讯联系需要为名，纷纷架设电台，美国领事馆更是或明或暗地储备了大批电台等间谍设备和物资。沈阳解放前夕，各领事馆不少电台转入地下，继续传递着解放区的政治和军事情报。

沈阳解放后，军管会采取措施，取消原各领事馆享有的各种特权，其中首要的一项，就是要求各“领事馆”交出他们所拥有的电台。

此令一下，各旧领事馆反应不一。

英、法等国的“领事馆”说他们没有电台，美国“领事馆”承认拥有电台，但却公然违抗军管会的命令，拒绝将电台交出来。

11月18日下午，召见瓦尔德，命令他将原美国领事馆所拥有的电台全部交出来，瓦尔德说：“电台是美国政府的财产，未经国务院批准，本人无权交出来。而且，电台交出后，我们无法同外界联系。”

讲明了我新政权对原外国驻华外交人员的态度后，说：“至于联络问题，重要电报经我方审查后，可以由新华社。”

把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但瓦尔德仍然不肯交出电台。

警告道：“如果你拒绝交出的话，我们将派人去取。”

瓦尔德大概觉得人民政府不过是吓唬他，不敢真的进入“领事馆”收缴电台，就说：“那是你们的事。”

当天晚上，收到了瓦尔德以“美国领事馆总领事”的名义写来的一封抗议信，对军管会要其交出电台的举动表示抗议，声称：美国领事馆虽无力反对军管会将电台取走，但必须对此事提出抗议，因电台系美国政府财产，所有保管及使用权为总领事一人负责。

瓦尔德此时的策略是，先以强硬的态度，耍耍威风，争取吓唬住人民政府。如果这招不行，那就通过拒绝军管会命令，迫使军管会采取强硬措施，强行进入“领事馆”收缴电台，给外界造成军管会“进入领事馆检查，并强行取走美国政府财产”这样一个所谓事件，为美国政府在国际上打压我人民政权制造借口。瓦尔德的这些小伎俩早被我方识破。

11月20日，中央给沈阳市军管会发来指示，大意是：

美领事拒不点交电台给我，其目的在逼我入馆强取，造成我进入领馆检查及强取美国政府财产的两种借口。我方应先向其声明我新政府与美国政府并无外交关系，旧美国领事馆人员，只能当外侨看待，并保护其居住安全。如果旧领馆人员不遵守我军管会之法令，军管会有权实行人身及室内检查，禁止旧领馆人员行动自由，直到驱逐出境。所以，我军管会有权命令旧领馆人员停止电络，交出电台由我保管封存，待将来双方建立外交关系，或旧领馆人员自沈阳回国时当予发还。现旧领馆人员拒绝接受此命，军管会即派公安机关入室内自行接收，并由双方点数，签字封存。

按照中央指示，当天下午，军管会一行人来到原美国领事馆，执行收缴电台的任务。

进入“领事馆”后，我方人员首先向瓦尔德递交了沈阳市军管会关于实施检查的通知，瓦尔德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知道军管会动真的了，也没有了往日的嚣张气焰，带着军管会人员前往装有电台的各个房间。

因为不少电台都隐蔽了起来，所以收缴工作很费力气，从下午1点开始，一直到晚上11点才结束，一共收缴无线电收发报机9台，其中有7台是便携式的，还有几台发电机、手摇马达，以及其他一些相关的辅助设备。

三、美驻沈阳“领事馆”还留着一手，在美孚商行还藏着电台

军管会人员将收缴的收发报机等逐件清点，写好收据交给瓦尔德。接着，军管会要求瓦尔德写一份保证书，保证美国“领事馆”内，以及瓦尔德本人的住宅和“领事馆”旁边的“美孚商行”（有美国“领事馆”的人住在里面）的院子里，再没有无线电台，并证明军管会除了收缴电台及相关设备外，没有动用“领事馆”里其他任何物品。

瓦尔德按照要求在收据上签了字，没有说什么。不过，他说“美孚商行”里面虽然有“领事人员”住宿，但是这个院子是私人财产，不属于“领事馆”所有，因此他无权为它担保，坚持不肯做出该院内没有电台的保证。

瓦尔德的这一做法引起了军管会人员的怀疑，但没有露声色，同意瓦尔德暂时不为“美孚商行”担保，暗中将该商行监视起来。

随后，作为对抗拒军管会命令的惩罚，瓦尔德和“领事馆”其他人员被分别限制在他们各自的住处，除了勤杂人员可以在军管会的监控下上街买菜、采购日常用品外，其他人一律不得随便出入。

在南京的司徒雷登得知沈阳市军管会进入美国“领事馆”收缴电台的消息后很是慌张，马上指示上海等地的美国“领事馆”，务必要加倍小心，对中国人避免发表意见，对政府人员之态度应表示顺从。

司徒雷登又电示美国驻香港领事馆副领事谢伟思，要他前去拜访在香港的新华社华南分社社长乔冠华，询问在沈阳美国“领事馆”停止发报之后，能不能利用新华社的电台同美国国务院或其他“领事馆”进行联系。

乔冠华回答道：“按照国际公法，领事馆没有发报的权利。至于利用我方电台，要视当地情况而定。”

谢伟思又提出：“能不能通过新华社香港分社代转？”

乔冠华表示“可以考虑”。

谢伟思进一步提出要求，说：“为了避免各方收听到我们的电报，希望能允许用我们自己的密码。”

对这个要求，乔冠华表示：“此事难以办到。如果你们的密码向我地方当局公开，也许还会考虑。”

谢伟思说美方可以把密码向中共公开。

最后，谢伟思说：“如果此事办成，必然会对华盛顿当前对华问题的决策产生好的影响。”

美国人这样做同样是耍了个花招。他们请我方帮助其发电报，甚至不惜公开密码，目的是想制造一个假相，似乎沈阳美国“领事馆”那里真的是没有电台了。

事实当然不是这样。

军管会奉命对美孚商行进行监视的侦察人员发现，商行内有电波频率出现。经过进一步侦察，发现商行内原美国副领事胡贝德的房间里有电台发报。

军管会进行了突击搜查，将藏匿在商行内的电台查获。

就在查处美国“领事馆”电台的第二天，沈阳市军管会和公安部门一举擒获了由美国原领事馆指挥的佐佐木弘经、伯彦苍、吴人杰等特务分子，当场缴获了美式收发报机六部，发电机三台，密码本16个，还有间谍行动计划书、特务机关指令信件、间谍组织人员履历表，以及情报底稿和各种地图、图表等。

经审讯，这些间谍分子交代了原美国领事馆指挥他们从事间谍活动的情况。

面对这些罪证，美国政府一方面百般抵赖，一方面想以将沈阳“领事馆”关闭并撤退全体人员的方式，来逃避罪责。

于是，司徒雷登派原美国驻南京大使馆二等秘书高立夫以私人名义向南京市人民政府外事处递交了一份备忘录，称：美国政府已决定关闭原美国驻沈阳领事馆，先将其人员撤至北平，然后再调回美国。

备忘录还附了一份给瓦尔德的英文命令，请求外事处代为转达。对此，南京外事处的答复是：沈阳问题超出本处工作区域和业务范围，同意你以个人身份暂时将备忘录留下，如本处无力处理时，当将来件退还。

四、美国“总领事”瓦尔德恼羞成怒殴打中国雇员，被判有期徒刑6个月，并赔偿经济损失

瓦尔德被困在“领事馆”的院子里，整日焦躁不安。他不敢向人民政府发泄，就把气发到“领事馆”的中国雇员身上。

1949年9月27日早上8点钟，“领事馆”的中国雇员来上班了。

五十多岁的老信差姬玉衡从楼下走过时，瓦尔德喊住他，把他带到院内一座钢筋混凝土柱子跟前，命令他将柱子拆毁。

憨厚老实的姬玉衡知道这是有意刁难，但也不敢违背瓦尔德的命令。

姬玉衡小心地拿起工具干起来。瓦尔德面带冷笑，背手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便上了楼。

水泥柱子非常坚固，姬玉衡从上午一直干到下午3点多钟，已是筋疲力尽，实在坚持不住了，便向雷贝格请求允许其他人来帮帮忙。

雷贝格跑到楼上向瓦尔德请示，瓦尔德一听，大发雷霆，说姬玉衡是故意“拒绝工作”，命令雷贝格将姬玉衡解雇，轰出“领事馆”。

几天后，姬玉衡找瓦尔德要被解雇后应得的解雇金、休假补贴和拖欠的工资，瓦尔德一听，竟拍案大骂：“混蛋，滚出去。”

姬玉衡刚想申辩，瓦尔德跳起来，同另外一个美国人一起，将姬玉衡从后楼梯上连推带踹，踢下楼去。

过了一会儿，瓦尔德又命人将姬玉衡带上楼，告诉他可以发给所欠的9天的工资，其他款项一律不予支付，并让姬玉衡签字。

姬玉衡见对方赖账，拒绝签字。

瓦尔德便命令雷贝格等将姬玉衡从屋子里推出来，边踢边打，推下楼去。

闻讯而来的中国工人上来解劝，反被雷贝格等痛打。

此时，瓦尔德从办公室冲出来，将姬玉衡按倒在地猛打，直打得姬玉衡昏死过去才罢手。

中国工人赶紧向沈阳市公安局报案，我公安人员当即派人前往现场侦查。

法医经过检查，发现姬玉衡已被打成脑震荡，神志不清，小便失禁，有生命危险。

瓦尔德等殴打中国工人的消息传开之后，引起沈阳各界的极大愤慨，纷纷要求严惩凶手。

10月24日，沈阳市公安局依法将瓦尔德等五名凶手逮浦，审讯后，11月21日中午，沈阳市人民法院依法判处主犯瓦尔德有期徒刑6个月，并赔偿经济损失；从犯雷贝格等四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3至4 个月；同时并判五犯驱逐出境。

宣判结束后，瓦尔德回到他在美国“领事馆”的住处接受监管，等待被执行驱逐出境。

当瓦尔德回到领事馆时，他得到的是一个更令他震惊的消息：人民法院将在五天之后，公开审理美国佐佐木弘经等人的间谍案。

五、审讯原美国驻沈阳领事馆藏匿的间谍

11月26日中午，轰动中外的沈阳美国间谍案开庭审理。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公开审理美国间谍案件，来自沈阳各界的300多位代表和30多名记者早早地就坐到了旁听席上。

审判开始后，沈阳市人民法院审判长徐烈，沈阳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李剑等人端坐在审判席。在检察官面前的桌子上，堆积着大大小小的装着间谍计划书、指示信、情报底稿的纸包、布袋，以及美制电台、收发报机等各种间谍犯罪的证据。

审判长宣布开庭后，被告佐佐木弘经、黄耀庭、坂下喜一等七名罪犯被押上被告席。随后，检察官李剑宣读沈阳市公安局的书：

被告佐佐木弘经，日本人，男，年34岁，日本化名佐久间健佑，中国化名张执中。时曾在兴安岭参加日本特务工作，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来沈阳，于1947年5月充当国防部第二厅情报员，后充当美国间谍，间谍代号S.S.K。为潜伏沈阳之美国间谍负责人。

被告吴人杰，中英混血儿，中国籍，男，年43岁，为美军联络团潜伏沈阳活动之间谍，间谍编号为TOAS#4。

……

在东北全境解放之前，佐佐木等人就被美国谍报机关网罗起来，在美国“陆军联络团”和美国前驻沈阳领事馆的指挥下开展间谍活动，主要任务是搜集有关我东北解放区，以及内蒙古、苏联、北朝鲜等方面的情报。

……

1947年10月，佐佐木经一日籍美国间谍介绍，加入“美国陆军联络团”沈阳分团，接受美国驻沈阳领事馆内一个名叫西田的美籍日本人的领导，奉命吸收日伪特务残余，扩大特务组织，搜集东北解放区和内蒙古等地的情报。此后，西田建立了一个代号“T?S”的谍报网，也交由佐佐木指挥。

1948年9月，东北全境解放在即。鉴于沈阳形势危急，美军联络团决定撤离，西田指示佐佐木拟定了一份《十月潜伏计划》，安排沈阳解放后的间谍活动计划。

佐佐木决定将“T・S”间谍组织以开设商店、餐厅等形式为掩护，潜伏于沈阳，并从西田那里领取了微型收发报机，支取了五个金元宝作为活动经费。

沈阳解放前五天，西田、亨特等乘飞机逃离，佐佐木奉命转入“地下”，设立秘密电台，继续在原美国驻沈阳领事馆和ALG 的领导下从事间谍活动。

……

佐佐木等对他们在原美国驻沈阳领事馆和美国陆军联络团的指挥下所犯各项罪行供认不讳，审判长最后宣判，判处佐佐木弘经等各犯有期徒刑2至6年。

判决书的最后一部分宣布，将前美国驻沈阳领事馆全体外籍人员驱逐出境。

审判长话音刚落，法庭上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在审判进行过程中，旁听席上有一个人始终表现得焦躁不安，这个人就是原美国驻沈阳领事馆“副领事”马迪克。当犯人被押解上来的时候，马迪克悄悄低下头。审讯中，马迪克面红耳赤，局促不安，缩着脖子，不敢正视前方。

当审判长宣读判决书时，马迪克两眼直勾勾地盯着审判长。他听不懂中文，脸上一片焦躁不安之色，紧张到了极点。审判长判决书宣读完毕，马迪克慌忙向翻译问道：“我是不是有罪？我是不是有罪？”

第7篇：中原我军解放南阳范文

1945年11月起我跟随老首长在解放战争当中，打了许多许多的仗。我今天以跟随老首长打仗的历程为主题怀念老首长。

我跟老首长是1946年8月出太行山，激战鲁西南，转战鄂豫皖，跃进大别山，挥戈下巴蜀，逐鹿中原，全歼淮海，强渡长江，千里追击，斩断浙赣线，进军大西南，解放重庆，参加成都战役，歼灭胡宗南集团，老首长在关键的战役当中都其了关键的作用。我们在老首长带领下征程三万公里、三跨陇海、四过黄河，李德生老首长参加并指挥我们打了战役、战斗一百多次，老首长是能打硬仗、恶仗、胜仗的专家。他的功劳卓著、贡献极大，赢得了党和人民及全军指战员的崇敬和爱戴。李德生老首长永远是我们的学习榜样，他的光辉可以和日月同辉。

他打的仗多了，起的关键作用也多了，我今天想说老首长带领我们，“刀劈三关，攻克襄阳”。襄阳战役由王近山司令员指挥采用“弃山攻城”的特殊战法，于1948年7月7日开始，一直到16日上午10点攻城，活捉了特务头子康泽，给集团以沉重打击。7月23日，中共中央给中原局、中原军区、刘、陈、邓等首长和全军指战员发来贺电：“庆祝你们在襄樊战役中歼敌两万余人，解放襄阳、樊城、老河口等7座城市，并活捉法西斯特务头子康泽的伟大胜利。”党中央的贺电，给予了我们极大的鼓舞。而我所说的这些都是原话，我只是个小参谋，不敢瞎说。襄樊战役的关键就是“刀劈三关”，“刀劈三关”是谁劈的？是李德生！7月9日黄昏，李德生首长亲自指挥49团3营，攻打了琵琶山。第一劈首战即胜。随后他亲自指挥49团2营攻打真武，并取得了胜利。接下来的第三劈就是攻城。大家都知道襄阳城坚固，三面围水，一面靠山，北与樊城隔汉水相对，城南有羊祜山、虎头山等制高点，地势险要，工事坚固。这个在历史上没有哪个人能打破襄阳，老百姓称襄阳叫“天打的襄阳”。而这个“天打的襄阳”就被李德生首长攻破了。李德生首长，几天几夜不睡觉，带领部队干部勘察、研究、反复的研究作战战术。当时我们只有两门战防炮、十几门迫击炮、二十几挺机关枪，而这就是我们的火力，不像我们现在的武器装备这么先进。整个战役的胜利是凭借李德生首长的智慧和严密的组织计划。攻城时我们组织了四个火力队，李德生首长组织计划制定到具体的哪一支枪，负责哪一个火力点，哪一个火力点负责哪一个碉堡等等。就是这样，战斗中保护顶起两名战士爬上城墙，而后他们也负了重伤。当时20多个营于16日一天取得胜利。襄樊战役中李德生首长所在纵队共俘敌1100多名，缴获各种枪5000多支，炮103门，子弹76万发，还缴获了许多军用物资。襄阳战斗，是李德生首长担任旅长以来指挥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攻坚战。

第8篇：中原我军解放南阳范文

    1951年镇反运动中,公安机关侦悉其联络土匪,收藏枪弹,组织秘密反动武装,逮捕处决。[6]罗宝瑚,私立广州大学法学士毕业,曾任国民政府中央军校第六分校政治教官、一五七师及四十六军政治部中校科长、广西省省立第一中学教员和阳春春湾菁苹中学校长。1945年后,历任阳春县第三区区长、联防主任,曾率队袭击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也曾向中共党员罗杰率领的武工队表示互不侵犯的意向。1949年10月,率部逃入西山,任国民党“阳春县长”,率众攻入松柏圩。1950年潜逃被捕,1951年“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卒于春湾通天蜡烛峰下”。[7]王其标,原为徐东海匪帮匪徒,1925年受招抚。先后任营长、警察所所长、巡官,长期官匪一窝,走私贩毒,拉丁勒索,欺压百姓,曾多次率警队搜捕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和进步人士。阳春解放后,逃上八甲大山,任“反共救国军”独立第四旅旅长。率匪众攻占、攻打各乡政府。1951年被解放军追剿部队击毙。[8]陈鸿藻,留学法国巴黎大学统计学院获硕士学位。1936年回国后历任广东省政府统计处及民政厅统计主任、广东省训练团课长兼教官、广东国民大学教授、广东省统计处统计长。1947年在本县当选国民大会代表。解放后留居广州。1951年由原籍农民起诉其以购买枪械为名侵吞群众稻谷,被捕送劳动改造,1953年病故。[9]第二类为民主人士或专业技术人员4人,其中,解放后被错判处决的3人、被“农民清算斗争受伤,病死”1人。刘经画,清末毕业于广东省公立法政学堂,1912年在本乡联集民军响应辛亥革命,加入同盟会。曾任三甲联团局副局长,省参议会参议员、三甲自卫团团长。1922年任讨伐陈炯明部的东路讨贼军第二师第三路军副司令兼第二支队司令,因计划不周,领导无方,“有损于社会和人民”,县人甚为不满,他从此脱离军籍。任两广盐运使公署雷州乌石场知事。抗战爆发后,回原籍任三甲联防办事处主任、县立中学校舍筹建委员会主任。他热心公益事业,重视文化教育,首倡捐谷400石建县立中学新校舍,捐助银1万元建阳春新生活服务社。他个性刚直,在省参议会以敢言知名,先后对政府开赌禁等案抨击激烈。1922年曹琨贿选总统,经画发出“真”电呈孙中山,“恳我大元帅挚全国义师大张挞伐,并希国人主持正义,群起鸣攻”。1946年再度当选省参议员,兼驻会委员。他对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内战甚为不满,加入农工民主党,在省议会议席上抨击国民党政府倒行逆施、贪污腐败,被报界记者称为“炮手”。1948年,因他邀集留穗省参议员联名函告驻会委员,反对省长宋子文增加田赋的决策,县议员大会秉承当局意旨,罢免其省参议员职务。国民党开除其党籍。1949年,刘经画获悉当局将要发通缉逮捕令,即与罗翼群等几名省参议员相偕赴香港,发表《反对蒋反动政府在粤挣扎祸国殃民敬告广东同胞书》。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刘经画返穗,在广东省参事室工作。1952年阳春开始土改,刘经画被拘捕回乡错杀。1986年由阳春县法院宣布平反。[10]莫宝瑚,国民党员,曾任黔桂铁路军分校教官、工兵学校二等(中校)、三等(少校)测正地形测量教官、助理工程师、教具科长、兼淮河水利局绘图员等职。1948年返家做小贩。1950年参加革命工作,先后在阳春农校、筑路会、农建科和水利局等任技术员、工程师。1963年被选为县人民委员会委员。投身阳春水利建设,自行测量、设计和实践施工兴建多项水利工程,对阳春水利建设起了重要作用。“文革”期间因所谓历史问题被批判斗争,蒙冤受屈,在漠阳大桥投河身亡,当时定为“畏罪自杀”。1979年,阳春县委组织部通知“对莫宝瑚所作的畏罪自杀的结论和各种不实之词,给予推倒,公开恢复名誉”。[11]严显郁,“是广东省经济金融界颇有声望的专家”。就读中山大学经济系,抗战时随校赴滇,毕业后留校工作一年,调国民政府财政司钱币司工作。抗战胜利后,被委派为粤、桂、闽三省财政金融特派员办公处主任秘书,接收三省敌伪财政金融。拒受馈赠,秉公办事,工作进展顺利。1948年调广东省财政厅。1949年春辞职到广州大学任教。1950年,被委派到省保险公司工作,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956年被下放农场劳动,后转到恩平农村插队落户。

    1978年冬落实政策平反回广州,任暨南大学教授。[12]游君艺,原有祖业田租3500余石,是春城首富。1941年后卖田租致力经商,开有粮店、药店、碾米机行。毕业于广东国民大学、广东燕塘军事政治学校,先后任区长、县党部执行委员、县参议员、省参议员。于1936年陈济棠下野后脱离政治活动。乐善好施,历任阳春博爱善堂长、县救济院院长。解放初,任区支前委员会副主任。1951年土改运动中,被农民清算斗争受伤,病死于春城。[13]第三类为早年参加革命的共产党员,解放后被错处10人。这10人中,1920年代入党的,被判处劳改2人,被无辜开除党籍1人;1930年代入党,在政治运动中自杀3人,“文革”中被判刑或被迫害3人;1940年代入党,被限制使用1人,在政治运动中自杀1人。这些人物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均平反,是“对本县历史有贡献、有影响的人物”。[14]“传略”对历次政治运动及执行“左”的政策的一些细节有具体反映。林丛郁,中学时积极投身“五四”爱国学生运动,担任肇庆学生会会长和肇罗阳学生会会长。1922年考进广东公法学校(后并入广东大学)半工半读,积极参加“新学生社”革命活动。任广东省平民教育委员会实施部总干事。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改称共青团),1925年转为中共党员。1925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秘书。第四军南征邓本殷时,他兼任国民党省党部南路特别委员会委员,筹建南路各县党部,开展民众运动。调任第四军二十五师政治部秘书,随军北上,回师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任起义军第十一军二十五师政治部秘书。三河坝战斗后,奉命转到地方工作,持介绍信回广州,至韶关时,广州起义已失败。后任中学教师。1930年后,失去与组织联系。因与广西人韦敬群相爱结婚,至广西任中学教师并改名增华,为李宗仁起用,任南宁军校政治教官、军校党部书记长、绥禄县长,师政治部主任、军政治部主任,任军职时同情、掩护共产党人,开展抗日工作,被军统上报涉嫌通共,免去军职。1941年之后,历任广西绥靖公署参议、广西省政府参议。抗战胜利后,闲居广州,得同乡推荐任省统计处专员、省公路局第三运输处柳州分处副处长。1949年2月往香港任中学教师。解放后,返肇庆,由共产党友人谭天度安排,出任肇庆专员公署公安处秘书。1950年转肇庆师范学校任教师。审干时,以其曾任国民党军职,1951年被送劳动改造。1956年释放。安排到广东省文史馆任干事、研究员,参加民革。[15]罗文川,毕业于国立中山大学法律系,1924年在学时参加国民党,同年秋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底转为中共党员。中共组织安排其到第四军政治部任党务科长,曾任第四军政治部后方留守处主任,同时秘密担任中共的政治指导员,负责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师及叶挺独立团的中共党组织工作,直接由两广区委军委书记周恩来领导。1927年国民党“清党”时潜回家乡,一度到广西南宁任中学教师,与中共组织失去联系。回乡后,历任小学校长,提出创办私立菁苹初级中学,被推举任校长。曾区长三个月。1944年辞职回家经营农、商。他对脱离共产党心怀愧悔,按共产党游击队通知定时送钱粮到指定山林。1952年土改中,农民控诉其高租重利盘剥,逼死人命,被判十年徒刑。因其服从劳动改造,四年后得提前减刑释放。1960年病故。[16]廖绍琏,1926年在广州就读国立法科学院时,组织两阳革命青年社,任常委兼组织委员。当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加入中共。参加广州起义,任宣传组长。起义失败后辗转回阳春,继续开展党的活动。1932年因阳春党组织被破坏,与组织失去联系。此后做过教师、小学校长。1938年恢复组织关系,积极投身抗日救亡工作。1941年曾组织抗日民众自卫队。1942年,组织决定他返原籍扩建金堡小学,发展党组织。为了党的工作,他摒弃杀父之仇的恩怨,与当地士绅搞好关系,建成金堡小学并被委任为校长。组成金堡党支部,任支书。同年经组织同意,到中学任教师,出任县参议会秘书,做上层统战工作。担任县参议会议员兼县立中学训育主任,宣传进步思想,为北撤的领导干部筹措经费。他以合法身份支持党组织发起的“反梁(国民党阳春县党部副书记长、戡乱建国委员会副主任梁荣熙)”、“倒马(县长马北拱)”斗争,迫使当局将梁撤职,通过参议会策划弹劾马。1947年出任中学校长,安排一批共产党员到校任教,掩护中共阳春领导机关开展工作。支持党组织领导学生罢课,迫使国民党当局撤销指使警察打伤学生的警察所长刘经栋。1948年下半年,为配合武装斗争需要,廖辞去中学校长职务,到电白县任公路交通管理处长,调任阳江县公路交通管理处长,提供了大量重要情报,为配合武装斗争和阳江县的解放起了积极作用。解放后,任阳江县政府公路交通管理处长,1950年春调广东省交通厅任科长。1951年夏到中山县土改整队学习班学习,因其曾任国民党县一级职务,被无辜开除党籍。后调到阳江县师范学校任教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山县委给他平反,恢复党籍和名誉。

    合资办书店,秘密销售进步报刊,为中共筹备抗日游击大队经费及枪支,掩护安置一批共产党员任教师,掩护中共秘密机构开展活动,迎接解放军进城。解放后,任县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人民法院院长、司法科长、县政府办主任。1950年调任粤中专员公署财委会秘书。土改运动中以“阶级异己分子”之嫌被开除党籍,1952年撤销其行政职务。林顿感悲观失望,自杀身亡。1983年经湛江地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批准,宣布撤销对其党内和行政两项处分的决定,恢复名誉。[18]曾昭常,1938年参加广东青年群社阳春分社,1939年入党从事地下工作,将其父在春城开的药店永生堂交由组织管理,以之为县委在春城的活动据点及筹措革命经费。该堂还成为阳春工人运动、学生运动的活动据点及交通工作站。1947年,他支持中共两阳特派员决定,动员新婚的妻子冒险打入国民党县长的秘书室任录事,从事情报工作。1949年阳春解放,曾昭常被任命为县军管会委员、工会主席,后任区委书记兼区长,他见党和部队领导从山区进城,体质虚弱,缺乏衣服,遂动用永生堂收入为他们置办一批衣服和营养品。1952年反贪污运动中被诬称贪污公款,“清算”其夫妻假日在店膳食费用,他不堪刺激,自杀身亡。1982年后历届县委领导“都高度评价其无私贡献,毕生为革命奋斗的事迹,认为他是一位好党员”。1984年,县政府决定将永生堂遗址定为革命文物保护单位。[19]李希果,任教县立中学,1939年加入中共,随后负责在学生中发展党员。组织抗日救亡宣传队到各地演出。根据中共组织分工,他长期从事统战工作,先后担任县立中学训育主任、中学校长,兼任国民党县党部秘书和《云灵报》编辑。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以县立中学为阵地,积

第9篇：中原我军解放南阳范文

在大失败时白崇禧还想和共产党打一仗

1949年春,突破长江防线,在南方大地追歼军队。败局已定。但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军队的白崇禧集团仍然想和共产党打一仗。

白崇禧属于桂系,他足智多谋,手下的军队也装备精良。当突破长江防线时,狡猾的白崇禧很快收缩兵力,因此,其军事实力未受大损。也正是由于拥有相当的实力,他在大败局中,仍然表现得很骄横,一心想和共产党打一仗,以挽回败局,立下大功,使今后以他为首的桂系集团能够掌握中央大权。白崇禧的基本想法是:将主力退至他的老巢广西,利用他在广西“天时地利人和”的形势,长期经营,寻机挫败追击而来的四野。同时,考虑湘南的地形有利于防守,他也想在湘南和打一仗,如果形势不利,再退守广西。

人民渡过长江后,人民四野主力一直追着白崇禧部,下决心一定要全歼其部。

在中央军委和四野政治工作部门的积极争取下,长沙军队起义,1949年8月长沙和平解放,人民第四野战军主力继续向南方挺进。中央军委考虑到第四野战军作战任务很重,特别调动第二野战军一部归四野司令部指挥。四野司令部指挥部队挺进迅速,很快便到达江西省南部和湖南省东北部地区。

此时,白崇禧经反复思量后,调整了部署,将其主力5个兵团11个军31个师共20万余人退至以衡阳、宝庆(今邵阳)为中心的湘南地区,与华南军政长官余汉谋集团组织“湘粤联合防线”,企图在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集团呼应下阻止人民南进。

白崇禧认为,他手中的20万军队装备精良,只要部署得好,完全可以阻止四野南下。如果湘南战局于己不利,他再率部撤退至广西也不迟。出于这一想法,白崇禧对于军事部署,十分用心,对部下要求也十分严格,有时他会突然出现在基层连队,检查军事布防和准备工作。

指示四野对白部远距离包围迂回

远在北平的,冷静地分析了中南战局,认为要歼灭白崇禧主力是肯定的,但仗一定要打好,对白部不能轻视。对白崇禧部进行了分析,认为白部还是很能打仗的,他们的特点是机动性强,很灵活,如果与广东敌军组成防线,仍然有固守的“本钱”。

也对四野进行了分析,认为四野渡江作战后,打得积极主动,歼灭了大量敌军,而且一直追着白崇禧部打。但是,中南地区地形复杂,白崇禧指挥打仗也很灵活,每次四野在即将抓住白部时,都没有歼灭其主力。如果再这样打下去是不行的。以前我们采取的近距离迂回包围的战法不能奏效,应该从根本上改变,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的战法。

这是一个大胆的设想。1949年7月16日,为中央军委起草了致四野、邓子恢、萧克的电报,电报指出:

判断白崇禧准备和我作战之地点,不外湘南、广西、云南三地,而以广西的可能性为最大……和白部作战方法,无论在茶陵、在衡州以南什么地方,在全州、桂林等地或在他处,均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因为白匪本钱小,极机灵,非万不得已决不会和我作战。因此,你们应准备把白匪的十万人引至广西桂林、南宁、柳州等处而歼之,甚至还要准备追至昆明歼灭之。

从全局考虑,在把上述电报拍给等人后,又致电二野领导人邓小平、张际春、李达:

我对白崇禧及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

的这两份电报,是对我军作战方略的重大改变。军事方略的改变,也改变了战争的局势。

作出上述指示后,四野改变了此前一直紧紧跟在白崇禧部后边追击的方针,转而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的作战方式。司令部命与白部接火的部队,根据战场实际情况,或者采取拖住敌人的方式,或者采取不用强攻方式而只是间断性火力打击的方式,或者采取按兵不动方式,不再派部队近距离包围敌人,以免吓跑敌人。10月2日,四野司令员、第二政委邓子恢致电十二兵团:

严令各部先完成迂回切断,再进行包围攻击;正面部队须等待迂回部队到达,而不可进得太快;在情况不明时,应大胆渗透迂回切断,而不与军正面相持。

邓小平指挥的二野部队也改变了过去猛追猛打的作战方针,不再采取强攻方式作战,而是调动部队远距离包围敌人。同时,四野和二野在远距离包围、迂回问题上,相互配合,二野五兵团十六军和十七军被调入前方,作为四野指挥的战役预备队。

四野情报先行

此时,已经进驻武汉的四野司令部对于全歼白崇禧集团信心十足,但在如何与白崇禧作战方面,却又十分慎重。四野首长一连几天连续开会,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分析白崇禧集团在我军进攻下可能采取的行动是什么,同时也对日常作战行动作出部署。最后,大家一致认为,白崇禧的意图有四:一是撤往云、贵;二是逃往海南岛;三是撤往广西死守老巢;四是在湘南与我决战。

接着,四野司令部首长分析了这四种选择中每种选择对我军的利弊。但是,白崇禧到底是怎么打算的?大家均猜不透。在此情况下,提出情报先行,一定要摸清白崇禧的真实打算,依照准确情报再作出军事部署。四野政委、参谋长刘亚楼完全同意,他们向负责情报工作的四野二局局长彭富九布置了一个特殊的任务:采取一切手段,摸清白崇禧下一步的决心,并且要快。

彭富九接受任务后,深知这项情报工作搞得好坏,直接决定我军下一步的作战方针和采取何种作战行动。但关于白崇禧部的情报确实难以获取。因为江南地区过去是统治区,我军情报工作相对薄弱,加上白崇禧部是在运动之中,变化快,而且白崇禧十分精明,他身边多是铁心忠于他的人。白崇禧对于自己的想法从不向任何人透露,有时到下命令前一两个小时,他也不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告诉执行单位。彭富九派了大批侦察员化装深入白崇禧部驻扎地搞情报,仍然没有收获。他反复思考后,觉得靠派侦察员很难搞到确切情报,应该把技术侦察放在首位,从敌人来住电报中打开突破口。他把技术人员叫来,向他们交代了破译白部往来电报的任务。经过技术人员的努力,很快就破译了白部电报密码。他们立即把白部往来电报全部截获并进行破译,几天内就破译了几百份敌方电报。彭富九组织几名技术侦察员,不分昼夜,连续几天对往来电报逐一仔细分析研究,最终筛选出3份最有价值的电报:一是白崇禧司令部电令各军给团以上单位发五万分之一的广西地图;二是白崇禧电告广西省政府速报各地存粮数;三是电告广西省政府上报各地桥梁分布及承重情况。彭富九和侦察员们对之仔细研究,认为这3份电报应该与白崇禧下步的军事意图有极大关系。他迅速把这3份电报送四野司令部。四野指挥部经过分析,最后判断:白崇禧集团的基本打算是想回广西老巢作长期经营。

决心抑留白部主力于湘南

四野指挥部虽然确定了白崇禧想回广西老巢的意图,但又从另外一个方面分析认为,白崇禧不会轻易放弃湘南,很可能寄希望于在湘南与我打一仗,至少迟滞我军向南挺进。

四野首长认为,我军可利用白崇禧的这种心理,抓住战机,在湘南消灭白部主力,这样对我军最为有利。因此,指挥部决心在湘南打一场大仗。并将此判断和决心报告中央军委,得到了批准。

此后,司令部改变了原来的战略部署,令四野各部,不要进军过猛过急,进军要稳一些,慢一些,要给白崇禧以“希望”,给他部署湘南防线的时间。如果我军向南进军过急过猛,白崇禧见在湘南已经没有部署防线的时间了,就可能会迅速退守广西,出现我军极不愿看到的结果。

兵分3路进击白崇禧集团

四野此举果然奏效。白崇禧见四野主力并没有追到跟前,认定自己有足够的时间在湘南一线布置防线。

在白崇禧在湘南部署防线的同时,四野指挥部也在加紧部署。总体格局是,取大迂回动作,远距离包围白部,利用白崇禧想在衡山、宝庆一带和四野打一仗的心理,将计就计,把白部抑留在衡山、宝庆一带,歼灭其主力。具体是:将四野第十二、第十三、第十五兵团和此时奉中央军委之命归四野指挥的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分成中、西、东3路,进军华南,同时发起衡宝战役和广东战役。

西路军,由四野的第十三兵团团部及下辖第三十八军、三十九军组成,由常德取道沅陵攻取芷江,尔后沿湘黔桂边进军桂西,切断白崇禧集团西逃云、贵的道路,完成右翼战略迂回任务。中路军,由四野第十二兵团团部及下辖第四十军、第四十一军、第四十五军组成,自长沙、株洲地区南下,直接进击衡、宝,正面攻击衡宝地区白崇禧集团主力,歼灭白部精锐部队4个师,尔后进军广西,配合东路军、西路军围歼白崇禧集团。东路军,由第四兵团及第十五兵团及两广纵队组成,进军广东,发起广东战役,歼灭余汉谋集团。在与广东之敌作战过程中,既牵制广东之敌,不使之与白部联手,又切断白部退往台湾之路,伺机消灭广东之敌。同时,第四兵团要插向广东西部、广西南部,完成左翼战略迂回任务。

为求稳妥,四野司令部留置湘东的第十二兵团第四十六军、第十三兵团第四十九军及暂归第十二兵团指挥的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第十八军配合中路军作战。另以第十三兵团第四十七军和湖北军区独立师留置湘西北永顺、大庸以南地区,牵制宋希濂集团,保障第四野战军南进部队的侧翼安全,并掩护第二野战军主力西进四川前的集结。此外,以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部指挥第十六军、第十七军集结于常德、邵阳一线为预备队,随时准备支援中路军作战。

衡宝战役自9月中旬发起。从9月13日起,西路军第十三兵团主力沿常德至芷江公路南进,至10月5日解放沅陵、泸溪、溆浦、辰溪、怀化、芷江、黔阳、会同等地,歼军第一三军一部,其第十七兵团部与第一军主力从芷江南逃。这样,人民从右翼突破军“湘粤联合防线”,切断了白崇禧集团主力退往云、贵的道路。

中路军第十二兵团于9月中、下旬先后西渡湘江,集结于衡宝以北娄底至湘乡一线。配合中路军作战的第四十六军和第十八军亦展开于安仁地区,牵制衡阳地区之军。10月2日,中路军以主力分路向青树坪、永丰、白果市等地展开正面攻击,突破白崇禧守军第一线阵地,白部第七十一军后撤。第十二兵团遂派部队向敌后穿插,防止白崇禧主力南逃。10月3日,白崇禧发觉人民主力南下,急从乐昌、耒阳、郴县等地调第四十六、第四十八、第九十七军等部北上加强衡宝防线,企图会同原在该线的第七军及第一兵团迟滞人民南进。

在中路军进军过程中,发生了一次意外,四野的四十九军推进至湖南省湘乡县青树坪一带时,与我军其他部队相距较远。白崇禧看准这是一支孤军,在青树坪一带预先搞了一个“口袋阵”。四十九军大意,钻进了白崇禧的“口袋阵”,遭到重创。四十九军的失利,使四野指挥部更加谨慎。立即指示部队:“有许多仗应该胜利而未胜利,有许多仗不该吃亏,而吃了亏。”但另一方面分析:这次意外也有一个好处,就是让白崇禧更坚定在湘南与我军打一仗的决心。果然不出所料,白崇禧打胜青树坪一仗后,更加骄傲,在湘南与我军决战的信心大增。此时,他的部下建议他退到广东或者广西,但白崇禧认为,那样“会影响国际观瞻,影响美援,因美援正在交涉中,所以必须暂缓后撤”。他否定了部下的建议,决心以自己的20万主力部队在衡阳、宝庆一带构筑工事,在此地与四野打一仗。得手后再“凑足5个军”向长沙反攻,再打一场“青树坪战役”。

四野指挥部觉察到,白崇禧集中主力似有在衡宝一线反击的企图,于5日下令:除作为预备队的十六军、十七军继续向衡阳以北渣江地区机动外,其他“在衡宝线以北各部队暂勿南进,并迅速将各师位置电告”。按此令,已进至衡宝线以北的中路军主力就地停止待命;西路军停止南进,由黔阳、芷江折向宝庆、祁阳之间地区;第四十六、第十八军西进耒阳、常宁。同时严令各部:“先完成迂回切断,再进行包围攻击;正面部队须等待迂回部队到达,而不可进得太快;在情况不明时,应大胆渗透迂回切断,而不与军正面相持。”

把一个疏漏变成巧妙一招

10月5日,在传达司令部命令时,机要部门出现一个疏漏,第四十五军一三五师没有接到停止前进的电令。此时,该师在师长丁盛和政委韦祖珍的率领下,以急行军速度开进,全师连续行军24小时,突进80公里,于5日楔入衡宝公路以南的沙坪、灵官殿地区白崇禧集团防御的纵深处。5日拂晓,当他们打开电台,把部队位置电告四野首长时,四野首长对他们已经悄然潜至敌腹部大吃一惊。

这次一三五师意外孤军开进,对双方来说,都是意外。对于我军来说,该师孤立突出,与其他各部队脱离,很容易被敌人吃掉。而对于白崇禧来说,这支部队突然来,就成了锲入他们后方的一根钉子,对白部侧后造成严重威胁。四野第四十五军军长陈伯均事后说:“一三五师这次进入敌后,在我们主观上来说,事先是无意的,不是有意的,但既然进入敌后,形成穿插,就起了很大作用。”

司令部曾经对一三五师的处境十分担忧。但经过对战局反复思量后,却转忧为喜,意识到这一意外带来了巨大战机。于是,立即直接给一三五师回电:“很好,你师已插入敌人的心脏,现就地待命,下步行动由野总直接指挥。”之后,又电令一三五师丁盛、韦祖珍:“(一)你师明日上午应在现地休息和待命,准备下午向湘桂路前进,于六号十二时左右突然进至洪桥、大营市之线掀翻铁路。(二)你们暂时归我们直接指挥,望告电台特别注意联络我们。(三)目前敌后甚空虚,你们需采取机动灵活的独立行动,袭歼小敌,截击退敌。”指挥部在命令一三五师在灵官殿地区坚决阻击敌人的同时,急令已经停止前进的3路大军,立即急行军,分头扑向敌人。具体为:我第四十一军向新宁方向追击敌第七十一军;我第四十五军向武冈方向追击敌第七、第四十八军;我第四十军分别向洪桥、白地市方向追击。另以我第四十九军第一四六师向水东江追击;我第一四五师向水东江以西追击;令我西路军迅速占领武冈、洞口一线,堵击退却的白崇禧集团第七十一军、第十四军;令我第四十六军主力向衡阳、耒阳前进;我第十八军加速向零陵方向发展;我第五兵团主力向衡阳、宝庆之间地区疾进。8日,中路军各部向白崇禧集团压缩攻击。第四十六军占领耒阳和衡阳,第四十九军占领新化。

白崇禧发现我第一三五师插入其后,而西路我军也已经迂回至其侧后,才意识到四野是下决心在湘南将其主力围歼,便于6日急令嫡系部队第七军,加上其他部队共5个师,立即向我第一三五师猛烈进攻,欲打开向南的通路,同时令衡宝线各部队迅速后撤。

一三五师奉命坚决阻击敌人,不让他们跑掉。我军1个师对5个师,又是孤军,处境极为困难,但一三五师官兵发扬大无畏的精神,顽强作战,一连打退敌人多次进攻。战斗打得异常激烈,经常短兵相接,战士们浴血奋战,子弹打完就拼刺刀,没有让敌5个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师前进一步。这对于我军把白崇禧主力全部包围聚歼于衡、宝一带,起了关键作用。

决胜湘南

四野指挥部命令部队急进时,即确定了先吃掉白崇禧精锐部队一七一师、一七二师、一三八师、一七六师这4个师的方针。因为这4个师是白崇禧的嫡系,是他的“老本”。9日,四野部队即将上述4个精锐师合围于祁阳以北白地市、黄土铺地区。10日,四野第四十六军、第四十一军、第四十五军、第四十九军从东、北、西3个方向,向敌核心阵地发起攻击,激战至11日上午,即将白崇禧4个精锐师基本歼灭。此役打掉了白崇禧的骨干力量,并乘胜占领衡阳、祁阳、耒阳、新宁、宝庆、隆回等湘南广大地区。同时,西路军于10日攻占武冈,将白部第十四军第六十二师围在石下江地区,并于13日发起攻击,当天即将敌第六十二师全部歼灭。这样,我军在很短时间内先后吃掉敌5个师,白部的骨干力量基本被消灭。

与此同时,四野指挥部适时发起湘西战役,命留在湘西北的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七军等部于14日向敌宋希濂集团第一二二军发起攻击。战役仅仅进行两天,即于16日全歼敌人,俘敌军长张绍勋以下5100余人,解放了大庸、桑植两县。至此,湘西已经全部被占领。同时,四野指挥部命我东路军发起广东战役,于10月14日解放广州,10月下旬再向南大步迂回,在广东南部全歼企图经过雷州半岛退向海南岛的军4万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