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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法律意识调查报告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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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法律意识调查报告

第1篇:农民法律意识调查报告范文

一、调研目的

社会调查实践活动是学生学习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旨在通过运用课程学习的基本理论知识,研究和探讨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通过社会调查实践活动,锻炼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协调沟通能力,通过撰写社会调查报告,提升学生对实际问题的认知水平,培养学生所需的专业素养,更好服务于自身工作。

二、调研内容

学生根据现有所学理论知识基础,结合工作实际情况,既可在教师给定的选题范围内开展调研,也可以根据课程学习内容,自行确定调研课题,以便更加有效的开展社会调查实践活动。调研课题根据课程设置分为两部分,选题分别如下:

(一)《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

1、当代青少年社会责任感调查。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通过参观纪念场馆、观看陈列展览、瞻仰历史遗址、寻访革命先烈、聆听“五老”讲座(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等一系列方式,调研当代青少年社会责任感现状,探讨行之有效地思政教育途径,深入教育和积极引导青少年爱国、爱党、爱社会,肩负时代使命,敢于担当,建设美好中国。

2、生态文明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结合自身工作和行业特点,分析生态文明意识与行为方面存在的问题,调研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情况,提出一系列可行的建议和对策,写出调研报告。

3、所在家乡青少年精神生活状况调查与分析。通过对当地青少年精神生活状况的调研,了解青少年精神生活基本情况,针对调研结果,进行系统分析,帮助青少年树立科学正确的“三观”,进一步加强对青少年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意识的培养,敢于担当,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

4、革命老区经济发展模式调研。江西革命老区在国家支持和自身努力下,经济发展取得显著提高,但仍居全国较后水平。通过对生产生活条件、产业结构、教育卫生、地方财力、人民生活等各方面的深入调研,为老区经济发展建言献策。

(二)《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1、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及面临挑战调查。对自己所在地区农村经济、社会的变迁及农民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思想观念的发展变化进行深入调查,调查中可采取查看文献、走访、谈话、问卷调查等形式展开,在收集整理资料的基础上,写出调查报告;或选择当地一个或两个有的村庄开展相关调查,写出调查报告;亦可对全球化形势下,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包括产业结构调整、环境变化、劳动力转移等方面面临的各种问题和挑战开展调查研究,写出调查报告;还可以选择城乡结合部农村面临的各种问题和挑战,如治安问题、征地款项的发放使用、劳动力安置问题等进行调查分析,写出调查报告。

2、以你的家乡为例,从社会民主政治建设、经济发展、文化生活、社会面貌及百姓生活等诸多方面进行建国70周年社会变迁的调查研究,写出调查报告。

3、城乡居民法律意识、维权意识调查,了解、分析当地居民法律意识、维权意识状况,分析近几年来普法教育的成绩和存在问题,并思考对策。

4、结合所在地区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推进红色文化的创新,探索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5、新时期农村和城市社区基层党组织建设调查研究,可以通过走访、谈话、问卷调查等随机形式在你所选乡村或社区了解基层组织建设、思想建设状况、党内民主发展状况,了解农村和社区党基层组织的地位和作用及存在问题。

三、调研要求

1、所有学生根据教师给定的选题范围,必须参加社会调查实践活动。

2、学生根据自己所选定的选题列出调查计划书(包括调查对象、方法、内容及时间安排),作好调查笔记。

3、学生根据调查结果写出调查报告

调查报告的内容应包括:调查对象一般情况、调查内容、调查结果、调查体会。调查报告字数3000字左右。

调查报告要求语言简练、明确;叙述清楚、明白;资料数据真实、可靠;结论有理、有据。

四、组织实施

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小组成员以5人为宜)进行社会调查实践活动,明确小组成员的分工,每人独立提交调查报告。

五、成绩考核

社会实践成绩采用百分制,根据学生完成情况分为三档,评分标准如下:

A档:80~100:全面完成社会实践各项工作,选题适当,具有较强的实用性、科学性和专业性;实践方法正确,实践计划设计合理,实践记录完整;调查报告语言简练准确;叙述清楚明白;资料数据真实可靠;结论有理有据,字数不少于2500字。

第2篇:农民法律意识调查报告范文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为指导,坚决贯彻落实党的十八会议精神,以依法行政、改善民生为重点,加快现代农业发展为主线,要把评议工作与创先争优、作风建设及农业各项工作紧密结合起来,通过评议,肯定成绩,找出不足,改进工作,进一步增强大局意识、法律意识和服务意识,切实转变工作作风,着力解决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建立和完善规范协调、廉洁高效的农业行政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促进我区农业经济发展。

二、评议内容

本次人大评议农业工作的主要内容,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法律法规等情况,重点检查《农业法》、《种子法》、《农药管理条例》、《植物检疫条例》等与农业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贯彻执行情况;

2、贯彻执行区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议、决定情况,重点检查审议意见及区人大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

3、2011-2012年以来履行部门工作职责以及依法行政、改革创新、工作落实、服务发展等方面的情况;

4、领导班子及机关工作人员执行各项制度、纪律规定,勤政廉政和民主作风建设的情况。

三、方法、步骤和时间安排

(一)评议准备阶段(7月份—8月份)

1、成立机构。成立接受人大工作评议领导小组,各站室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彭素龙担任办公室主任,负责组织、实施、协调自查自评和整改工作。

2、制定方案。根据区人大常委会工作评议实施方案要求,结合农业工作实际制定接受人大工作评议实施方案,撰写工作汇报材料。

3、动员部署。召开局属各单位负责人及机关全体干部工作评议动员大会,贯彻落实区人大评议动员会议精神,对人大工作评议进行动员部署。组织干部认真学习有关政策、法律、法规,统一认识,明确工作任务与职责,掌握评议方法,遵守评议纪律,发动广大干部群众积极参与评议工作。

4、营造氛围。充分利用网站、简报、会议等各种宣传工具,宣传评议工作,公布工作评议监督电话。进一步增强农业干部职工的法律意识、大局意识、公仆意识,为人大代表评议营造良好的氛围,确保评议工作圆满完成。

(二)评议调查阶段(9月份—10月份)

1、广泛征求意见。采取发放征求意见表、发放调查问卷、公布举报投诉电话、召开座谈会、走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产业大户、群众等形式,广泛听取社会各界对农业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对重大问题要及时向区人大常委全报告。

2、接受审计。区审计局对我局2011-2012年度的财务收支情况进行审计,并将审计报告报区人大常委会。

3、接受机关效能办测评。对近两年来的廉政、机关效能建设和创业服务情况进行测评,并将测评结果报区人大常委会。

4、开展自查自纠。对自查出来的问题,剖析原因,在认真梳理和分析存在问题的基础上,能马上改的,立即整改;不能立即整改的,要定出整改的措施和期限,并向群众解释清楚;对制度不完善的,要修改完善相关制度。并及时向区人大常委会报告自查自纠情况。

5、配合人大评议调查。积极配合人大工作评议调查组开展评议工作调查,主要是搞好工作汇报、召开座谈会、个别谈话、民主测评等形式对我局工作进行评议前调查。对照人大检查评议的内容,局领导班子和局属各部门要认真总结,逐条查找本单位和工作人员在依法行政、服务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服务人民群众、优化发展环境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为整改工作理清思路,打好基础。

(三)会议评议阶段(11月份)

积极主动配合区人大评议工作小组做好会议评议工作,局长要向区人大常委会作工作汇报,接受区人大代表工作评议,并听取区人大评议工作小组、人大代表、各界人士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并认真对待,虚心接受,分析原因,落实整改。

(四)整改落实阶段(11月份—12月份)

1、制定整改方案。在接到书面评议意见后20日内,结合自查,对存在问题逐条对照检查,分析原因,制定整改方案,提出具体整改措施。

2、落实整改责任。按照“谁主管谁负责、一级抓一级”的原则,将整改工作中的具体任务、目标和要求分解到具体的科室和人员,明确整改职责,要求在2个月内抓好整改落实。

3、完善规章制度。分析问题的原因所在,属于缺乏规章制度约束的,迅速订出制度;属于制度不健全的,马上进行修改完善。

4、写出整改报告。整改工作结束后,及时撰写整改报告,及时报送区人大常委会。如未能在整改阶段落实整改的,要向区人大常委会报告原因。

四、工作要求

1、统一思想,高度重视。区人大常委会评议我局工作是依法履行监督权的重要体现,全局干部职工要加强学习,充分认识开展工作评议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我们一定要把这次区人大对我局工作评议列入重要的议事日程,精心组织,狠抓落实,以促进全区农业工作更好更快的发展。

2、端正态度,积极迎评。以工作评议为契机,自觉接受人大监督,不断建立健全工作制度,促进我局各项工作的有效开展,做到评议促干劲、促改进、促成效。

第3篇:农民法律意识调查报告范文

【关键词】农民 民告官 行政诉讼 障碍

“民告官”,即所谓的行政诉讼,是指在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时,依照行政诉讼法向人民法院提讼,由人民法院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决的活动。“民告官”的状况直接关系到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和成败。而“民告官”的主体――我国9.4亿农民,不能不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2008年,笔者参加的课题组为完成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农民法律意识与和谐社会研究――以河北为中心”的科研任务,集中对河北省的11个典型地市进行了大量调研。调查结果显示,当农民遇到行政争议时,选择通过“民告官”这种法律手段解决问题的仅有三成,而近70%的农民选择了忍让和其他途径。调查显示,之所以选择忍让的原因包括:怕被打击报复;打官司太费钱;害怕赢了一时、输了一世;因为官官相护,觉得打官司也白搭等等。可见,虽然农民具有了一定的法律知识和法律意识,但真正能够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却不多,个中原因需要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

农民“民告官”的障碍

传统“无讼”、“贱讼”和“惧讼”观念根深蒂固。“无讼”是中国古代正统法律思想的体现,体现了中国古代法律以秩序为价值取向的要求。《易经》中《讼卦》卦辞曰:“讼,有孚窒惕中吉。终凶。”“以讼受服,亦不足敬也。”①可见古代就对诉讼不支持甚至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贱讼”很直接地表明了人们对于诉讼的一种价值评判,人们普遍认为争讼是卑贱羞耻的行为,是世风日下、道德败坏的表现。中国古代对诉讼较多的地区或人斥为“人心不古”、“世风浇漓”、“刁讼”,足见其影响之大。至今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宁愿忍受损失和痛苦而羞于诉讼,亦是例证。“惧讼”则更多地体现为普通百姓对法律与法官、司法体制与实践的惧怕及不信任。在我们的调查中,因担心遭受打击报复或官官相护而被迫选择忍让的农民占被调查者的比例加起来高达90%,可见农民的“惧讼”心理至今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

农民文化程度不高,法律知识匮乏。农民文化水平和法律知识的多少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民告官”的状况。目前,我国农民的结构也在逐渐发生变化,除了一部分在家务农的农民之外,还出现了在外务工农民和经商办企业的农民。他们对文化和法律知识有着前所未有的渴望。尽管我们党和政府近些年来对文化事业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重要性的认识越来越深刻,也采取了送书下乡等普法教育措施,但是从适用法律维权的角度来讲,还是远远不够的。农民遇到侵权问题时,虽然多数人知道可以通过法律手段维权,但具体法律如何规定,应适用什么样的程序,会有什么样的后果等,农民心里还是没谱。这是导致农民“不敢告”、“不会告”的重要原因之一。

审判工作问题频出,司法缺乏监管。当前行政审判工作还存在一些不相适应的问题和薄弱环节。有些法院的领导干部,对行政审判工作认识不够,导致少数法院行政审判机构不健全、审判力量不足、队伍不够稳定、审判人员整体素质不高;有的法院认为行政审判难度大、风险大,怕得罪政府或有关行政机关,不敢行使司法监督权;有的法院明知行政行为违法,却违心裁判,违法办案,矛盾上交;有些行政案件质量不高,个别案件久拖不结;一些地方,还不同程度地存在非法干预行政审判的现象,限制当事人诉权的“土政策”还没有彻底清除等等。所有这些来自审判工作的因素或多或少会导致行政审判工作的效率和公正性受到负面影响,这当然成为农民不敢轻易涉足司法领域的重要原因之一。

诉讼立法滞后,成为天然屏障。目前我们适用的仍是1990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至今已20年。虽然这期间,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的形式作了部分补充和说明,但仍有一些问题没能从根本上解决,比如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问题。该问题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权限问题,二是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问题。前者的情况往往是,县或者乡镇基层政府经常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决定、公告等,当涉及侵害农民合法权益时,法院往往会以“抽象行政行为”不属于受案范围为由拒绝受理,导致农民“状告无门”。后者往往是基层政府的决定未构成对农民实际权益的直接侵害(但有可能会对国家或者社会公益造成侵害),农民即使出于正义去,由于农民既不是行政相对人也不是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人,所以也没有主体资格。

诉讼成本过高,农民望而却步。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北大宪法行政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锡锌在接受相关媒体采访时表示,对广大老百姓来说,进行一次行政诉讼的成本很高,有的时候可能要“掉一层皮”。导致成本很高的原因有多方面,比如总体环境问题、程序衔接配套问题等。但很重要的是,现行的《行政诉讼法》以及诉讼法所确立起来的一些具体制度,已经不能满足新情况、新形势、新需要,它和现实的配合程度现在看来距离已经越来越大。对于农民来讲,案件受理费、律师费也许并不是最大的成本支出,他们往往更担心漫长的审理周期即时间成本和司法腐败等所形成的综合成本,当然“精神成本”更是不可预见的。这些问题在我们的调查中表现得十分突出。这导致最终有相当一部分农民选择忍让或者寻求诉讼外的救济途径,目前我国众多“上访专业户”就很能说明问题。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发现影响农民“民告官”的因素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既有体制上或立法上的原因,也有具体执法和司法的原因;既有大的社会环境的原因,也有农民自身的原因。

农民“民告官”障碍的排除

大力加强新农村文化建设,普及法律知识,从根本上解决农民“不敢告”、“不会告”问题。中央和地方政府应加大投入,建设覆盖全社会的普遍均等、惠及全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进一步加强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送书下乡工程、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等国家重大文化工程的实施,着力改变农村文化设施、文化供给、文化服务的水平。这一过程要重点突出“法律知识文化下乡村”,进行广泛的宣教活动,在农民中倡导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打破“贱讼”“惧讼”的心理痼疾。同时要把我国司法领域取得的新成果及时汇报,让农民真正感受司法的权威,树立对法的信心和信仰。还要在农村常设“法律服务站”,及时为农民提供法律知识服务。只有这样,才可以逐渐从根本上解决农民“不敢告”、“不会告”的问题。

加强司法建设,坚持“两手抓”,改变司法形象。针对司法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必须坚持“两手抓”,一手抓体制建设,一手抓队伍建设。体制上需要重点解决的是“司法不独立”的问题。司法实践中,法院司法权的行使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干扰。由于行政诉讼案件的被告是政府,法官(法院)在立案、审理、裁判以至执行环节不免有该立不立、该审不审、该判不判、该执行不执行的情况出现,极大影响了司法在农民心中的威信。这需要从体制上作出根本改变,比如法院可设立独立的财政体制,在法院的设置及管辖权方面尽量避免地方干涉等等。队伍建设方面应加强法官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教育,尤其是依法司法的意识教育,真正做到“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法官的责任是当法律运用到个别场合时,根据他对法律诚挚的理解来解释法律。独立的法官既不属于我,也不属于政府”。②

加快立法步伐,彻底解决“不能告”问题。现行《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受案范围太窄,不利于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最为突出的问题是抽象行政行为不可诉。从实践看,县、乡镇两级政府利用“红头文件”侵犯农民合法权益的情形时有发生。农民提讼,法院也往往以“抽象行政行为”不属于受案范围为由不予立案。所以必须加快行政诉讼法的修改进度,把政府等公权力组织的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彻底改变“民告官”“状告无门”的状况。另外对于农村所涉及的公益诉讼问题也应该尽快提上立法日程,尽快解决原告主体资格等实际问题。

健全法律服务网络和制度,降低诉讼成本,让农民“想告就告”。对于诉讼成本中所包含的案件受理费,笔者认为,行政诉讼本身作为对行政行为的监督,案件受理费完全可以由国家承担。这样既有利于为受侵害农民减轻负担,也可增强行政责任心。目前只是在特殊情况下有些免减缓的政策,力度显然不够。即使存在法律援助措施,也不是所有人都可以享受到的。此外,要尽量提高司法效能,缩短诉讼时间,可以考虑适用简易程序和引入有限调解制度。这些制度创新完全符合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老百姓是拥护的,这是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必由之路。(作者单位分别为:河北经贸大学法学院;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本文系河北省社科规划项目“农民法律意识与和谐社会研究――以河北为中心”阶段性成果,课题号:200602002)

注释

第4篇:农民法律意识调查报告范文

吴邦国委员长主持会议。

根据通过的议程,会议首先听取了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乔晓阳作的关于邮政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法律委员会建议本次常委会会议继续审议;如果审议意见比较一致,也可以考虑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重庵作的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法律委员会建议本次常委会会议继续审议。

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颁布施行20多年来,对规范议事程序,提高议事效率,保障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法履行职权,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随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不断发展完善,需要总结多年来的实践经验,对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进行适当的修改和完善。受委员长会议委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李飞就修改常委会议事规则的必要性、修正案草案起草情况以及这次修改的指导思想、工作思路、主要内容等作了说明。

为了加强国防动员建设,健全国防动员制度,完善国防动员体系,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军队有关单位以国防法为依据,总结我国国防动员实践经验并借鉴世界主要国家的国防动员立法经验,拟订了国防动员法草案。受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委托,国务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国防部部长梁光烈向会议作了关于国防动员法草案的说明,介绍了制定国防动员法的必要性、草案起草的简要经过,并就草案中国防动员的组织领导体制、经济建设的国防要求、预备役人员的储备与征召、物资动员、公民和组织的国防义务与权利、特别措施等主要问题作了解释。

为保障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依法执行国家赋予的安全保卫任务,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武警总部在总结武警部队执行安全保卫任务的实践经验基础上,拟订了人民武装警察法草案。受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委托,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司令员吴双战就人民武装警察法草案规定的领导指挥体制、任务范围、职权、义务和权利、保障措施、监督检查以及法律责任等作了说明。

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吴爱英向会议作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关于移管被判刑人的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澳大利亚关于移管被判刑人的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外交部副部长李金章作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的议案的说明。

会议还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黄镇东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了有关任免案等。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兆国、路甬祥、乌云其木格、韩启德、华建敏、陈至立、周铁农、李建国、司马义・铁力瓦尔地、蒋树声、陈昌智、严隽琪、桑国卫出席会议。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人等列席会议。

当天下午,会议分组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修正案(草案)》,这是草案首次提交人大常委会审议。

参加分组审议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经过20多年的实践,积累了很多经验,现在有必要进行适当的修改,既体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民主集中制,保障依法履行职权,又体现了进一步健全完善和规范议事程序,保证及提高议事效率。

4月21日上午,会议分组审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法(草案),常委会组成人员普遍认为修改后的草案对稳定农村土地基本经营制度、保障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促进农业农村的经济发展和农村的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在分组审议时龚学平说, 制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法,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的纠纷解决机制,是对农村土地承包法和现有的法律规章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也是落实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的法律保障。

关于仲裁的范围问题,任茂东说, 关于征地补偿引起的纠纷是否属于仲裁范围的问题,这次法律委在关于修改问题的说明中进行了说明,因征收及其补偿问题涉及行政法律关系而非民事法律关系,因此不宜列入仲裁的范围。但是,对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征地补偿费引起的纠纷,修改报告认为,仲裁难度较大,目前各地做法不一,因此不宜明确列入仲裁范围。我认为理由并不是十分充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中明确规定,将“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列入诉讼受理范围。与此相衔接,我认为可以考虑在本法将这一类纠纷纳入这一范围。

白克明在分组审议时提出,现在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中有相当多的不是村民和村民之间的,而是村民和村委会之间的。有时候一些村委会,不与老百姓商量就把土地变卖给某企业,这些问题常有。这部法律对这一类矛盾纠纷适用不适用?草案第二条最后一款没有写清楚。我认为这部法应把这个问题写清楚,应该明确村委会和村民之间的问题依照本法规定处理。农民与农民之间的矛盾,不难调解,而最难的是老百姓与村委会的矛盾。

4月22日下午,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听取和审议国务院关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情况的报告、关于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情况的报告、关于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进展情况的报告等。吴邦国委员长出席会议。

会议由周铁农副委员长主持。

受国务院委托,民政部部长李学举向会议报告了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情况。他说,目前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村医疗救助制度、农村五保供养制度、自然灾害生活救助制度等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形成,被征地农民、农民工社会保障工作取得了长足进展,一些地方还探索开展了农村养老保险试点,初步保障了农村群众基本生活。但现阶段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够健全,存在一些需要认真研究解决的问题。今后一段时间,需要按照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原则,以解决制度缺失问题为重点,继续健全和规范各项保障制度,逐步扩大覆盖面,不断提高保障水平,着力从体系层面进行衔接配套,增强推进合力。他还从健全法律法规、加大资金投入、加强协调协作、注重统筹平衡、强化基层管理和服务等方面报告了加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具体措施。

受国务院委托,教育部部长周济向会议报告了我国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情况。他说,近年来我国职业教育的改革发展取得了重大进展,实现了历史性突破:职业教育特别是中等职业教育规模迅速扩大,具备了大规模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的能力;职业教育办学思想更加明确,改革发展思路更加清晰;加大投入,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得到加强;建立健全职业教育学生资助政策体系,有效促进了教育发展和社会公平。同时,职业教育仍然是我国教育事业的薄弱环节,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需要还有差距。周济说,在研究制订《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过程中,将进一步明确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和目标任务,认真研究和吸收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加快职业教育改革创新步伐,实现职业教育质量、结构、规模、效益的协调发展。他还从九个方面报告了进一步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主要政策措施以及关于修改职业教育法的工作进展情况。

受国务院委托,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向会议报告了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进展情况。他说,目前我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得到有效控制;城市大气环境综合整治不断加强;积极探索大气污染区域联防新机制;产业结构调整力度进一步加大;清洁能源利用和节能工作扎实推进;大气污染防治法制建设和执法工作不断深入;污染防治基础能力建设力度不断加大。他说,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能源消费的不断攀升,发达国家历经近百年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近二三十年集中出现,呈现区域性和复合型特征,存在发生大气严重污染事件的隐忧,大气环境形势非常严峻。他还介绍了下一步的工作设想:确保实现主要大气污染物减排目标;建立和完善区域、城市大气联防联控机制;进一步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大力推进机动车污染防治工作;进一步完善大气污染防治监管和保障体系;强化大气污染防治的科技支撑。

会议还听取了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胡康生作的关于邮政法修订草案、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修正案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法律委员会建议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这两部法律案。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兆国、路甬祥、乌云其木格、韩启德、华建敏、陈至立、李建国、司马义・铁力瓦尔地、蒋树声、陈昌智、严隽琪、桑国卫出席会议。国务委员戴秉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等列席会议。

为了使公众更充分地了解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进展的情况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相关的监督和调研工作情况,当天下午,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召开专题记者会,邀请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和国务院有关部委负责人就有关问题作了介绍并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

4月24日上午,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在完成各项议程后在人民大会堂闭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修订后的邮政法和关于修改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的决定,国家主席分别签署第十二号、第十三号主席令予以公布。

吴邦国委员长主持会议。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关于移管被判刑人的条约》的决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澳大利亚关于移管被判刑人的条约》的决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的决定,批准了上述条约。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的公告,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现在实有2984人。

会议还表决通过了有关任免案。

完成各项议程后,吴邦国发表讲话。他说,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的决定。修改后的常委会议事规则,适应新形势下人大工作的需要,将实践证明比较成熟的做法写进法律,同时注意与相关法律的衔接,对原有的一些规定作了补充完善,对于加强常委会制度建设,进一步规范议事程序、提高议事效率,保障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将发挥重要作用。

吴邦国指出,全面修订后的邮政法,明确了邮政普遍服务的承担主体、业务范围以及服务和资费规定,强化了邮政普遍服务的支持保障机制,加大了对邮政和快递服务的监管力度,完善了通信安全和用户权益保护制度,对于进一步提高邮政普遍服务能力和水平,更好地满足人民生活和社会发展需要,具有重要意义。

吴邦国说,会议还听取和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大气污染防治等三个专项工作报告。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事关亿万农民的切身利益。党的十六大以来,农村社会保障工作积极推进,取得明显成效,得到了广大农民的衷心拥护。但由于这项工作起步时间不长,地区发展不平衡、经费投入不足、保障水平偏低、覆盖面窄和基层管理薄弱等问题都很突出,与农民群众的需要与期待有较大差距。要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按照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原则,进一步加强农村社保体系建设。一是要把增加农村社保投入作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扩大内需、改善民生的一个重点,加大财政投入力度。二是要尽快解决农民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和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三是要逐步提高农村低保和新型合作医疗的补助标准、扩大覆盖范围;要坚持试点先行、逐步推进的原则,积极做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

吴邦国强调,职业教育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教育工作的战略重点,虽然近些年的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但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还有很大差距,仍是我国教育事业的薄弱环节。搞好职业教育既是长远大计,也是当务之急。要把发展职业教育与开发人力资源、促进就业、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结合起来,促进职业教育质量、结构和规模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一要建立健全职业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积极改善职业学校办学条件,逐步实行中等职业教育免费。二要尽快完善职业教育管理体制,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支持、鼓励社会各界尤其是大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三要加强职业教育教师队伍建设,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到职业学校任教。

吴邦国强调,在充分肯定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取得的成绩的同时,要充分认识防治大气污染的重要性、紧迫性和长期性,充分认识造成我国大气污染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发展方式粗放和产业结构不合理。要把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作为改善大气环境质量的治本之策,综合运用法律、经济、科技等各种手段有效控制和减少大气污染,确保实现“十一五”规划纲要确定的主要大气污染物的减排目标。一要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积极发展清洁能源,大力推广节能产品,加快发展循环经济。二要严格执行环保法规,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加快治理老污染源,做到稳定达标排放;严把环境准入关,坚决控制新污染源。三要加大火电、冶金、水泥等重点行业和重点城市、重点地区的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建立和完善区域大气联防联控机制。

吴邦国指出,为配合这次会议的审议,提高工作质量,有关专门委员会围绕上述三个专题,深入实际进行大量调查研究。有关专门委员会还在事前或调研过程中分别听取了国务院有关部门的情况介绍,调研结束后又及时与国务院有关部门充分交换意见,对修改和完善有关专项工作报告、加强和改进相关工作提出中肯建议。会议期间,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会议的同志对专项工作报告和有关法律草案提出了不少好的意见和建议。会后,法律委、法工委要会同有关方面,认真研究大家对法律草案的审议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有关法律草案,提请以后的常委会会议审议;常委会办公厅要汇总整理大家对专项工作报告的意见和建议,形成审议意见,送国务院及有关部门研究改进工作参考。

吴邦国还就进一步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监督工作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强调,客观形势对做好人大监督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我们要紧紧抓住常委会工作报告确定的监督重点,从人大监督工作的特点出发,灵活运用这些年形成的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机制和方法,坚持依法行使职权,积极开展监督工作,争取今年在提高监督工作水平、加大监督工作力度上迈出新步伐。

吴邦国指出,今年是我国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十分繁重。为做好全年工作,党中央及时作出了保增长、调结构、重民生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批准的政府工作报告又作了具体安排,确定实施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一揽子计划,并部署了七个方面的重点工作。从今年一季度经济运行情况看,经过全国上下的共同努力,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6.1%,经济持续下滑趋势得到初步遏制,整体经济表现好于预期。在国际金融危机持续深化蔓延的背景下,这一成绩的确来之不易,充分说明中央对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决策部署是完全正确的,也进一步坚定了发展信心。但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国经济出现的积极变化还是初步的,经济回升的基础尚不稳定,前进中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做好全年的工作,任务繁重。

吴邦国说,针对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严峻形势和艰巨任务,今年的常委会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把推动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作为人大监督工作的重中之重,着力加强对经济工作和解决民生问题的监督,督促和支持“一府两院”按照各自工作报告提出的目标任务做好工作,确保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确保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任务的顺利完成。为此,吴邦国强调了三点:

一要加强调查研究。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这些年来,我们在人大工作中,无论是立法工作还是监督工作,都形成了积极开展调查研究的好做法。调查研究既是我们做好人大工作的内在需要,其本身也可以起到推动有关方面改进工作的作用。搞好调查研究,首先需要结合人大工作重点选择好调研题目。根据委员长会议精神,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已就监督9080亿元中央政府投资计划的实施问题,选择保障性住房建设等五个题目,准备主动开展专题调研,常委会会议还将安排听取和审议有关专题调研的报告。希望通过专题调研,提出有分量的意见和建议,以点带面,推动改进工作,督促各地区各部门严格把握政府投资和政策导向,坚持政府投资量力而行,防止重复建设和城市盲目扩张,确保中央保增长、调结构、重民生的一系列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二要搞好跟踪监督。跟踪监督是这些年我们推动解决重点难点问题的一个好办法。这是因为,人大确定的重点监督事项,都是一些事关全局而又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抓住这些重点难点问题,综合运用听取审议专项工作报告、开展执法检查等多种形式,深入开展跟踪监督,督促有关方面抓紧整改,力争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前些年通过人大监督推动解决的拖欠出口退税、拖欠农民工工资和超期羁押等问题,都是经过几年的跟踪检查,最后取得了满意的结果。今年,我们确定的一些重点监督事项,也要采取这一做法,有的要在下半年通过调研等形式进行跟踪检查,有的要在明年继续作为重点监督事项,安排听取审议专项工作报告或开展执法检查等。

三要增加人大监督工作的透明度。监督权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重要职权,人大监督是代表国家和人民进行的具有法律效力的监督,是不可替代的。增加人大监督工作的透明度,既是常委会自觉接受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监督的内在需要,也有利于更好地推动有关方面改进工作。一是按照监督法的规定,将执法检查报告、专项工作报告及审议意见等,及时向社会公开,并注意收集和认真研究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二是加强跟踪报道,对一些重大监督事项,从方案出台到调研、从审议到反馈,要进行全程的、有重点的持续性报道。三是加强新闻宣传的组织与策划,把握舆论导向。应尽量减少程序性的内容,多报道实质性内容,将人大工作的新闻宣传向深度拓展。要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刊以及网络等新媒体,灵活运用各种报道形式,使人大工作宣传报道既准确深入、又生动活泼。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兆国、路甬祥、乌云其木格、韩启德、华建敏、陈至立、周铁农、李建国、司马义・铁力瓦尔地、蒋树声、陈昌智、严隽琪、桑国卫出席会议。国务院副总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等列席会议。

第5篇:农民法律意识调查报告范文

近年来,市人民检察院为进一步深化预防职能,围绕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公共权力运作、公共利益实现中存在的问题等,抓住典型案件、类案进行调查研究,二年来,共写出调查报告7篇,得到市委有关领导的批示和肯定,得到上级院的认可,也得到被调查单位的理解和支持,发挥了检察机关在预防职务犯罪中的职能作用。

一、统一思想认识,理清调查思路

高检院下发的《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规则(试行)》第七条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预防职务犯罪部门应当围绕可能引发职务犯罪的隐患、非规范职务行为,以及职务犯罪衍化的宏观和微观因素开展预防调查。”省、市院近年来制定的《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意见》、《实施细则》等也都进一步提出了开展预防调查工作要达到的标准,预防调查已作为一种新型的工作内容和检察工作方法予以确定。对此,我们根据上级院的要求,认真学习相关规定、深刻领会预防调查的重要意义。认识到预防调查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具体体现形式之一,也是理论与实践、职责与任务、打击与预防相结合的最有效的预防工作方法之一,同时,又是开展犯罪分析、预防宣教、预防咨询、提出包括检察建议在内的预防对策的重要基础,是加强检察机关预防工作专业化、职能化和规范化建设的客观要求。在此基础上,我院确立了要通过开展预防调查来研究腐败犯罪的现象和规律,确保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依法规范进行,不断提高预防工作专业化水平,增强预防工作的针对性、科学性和实效性,促进预防工作全面、协调和持续发展的思路,将预防调查作为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一项基础工作来抓。二年来,按照上级院规定预防调查事项的程序、调查范围等,积极开展这项预防业务。

二、选准选好课题,着力预防调查

选准选好课题是做好预防调查的前置条件。二年来,我院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选准选好课题,开展针对性预防调查。

1、结合自侦部门查处的具有系统性、行业性特点大要案件,针对重点部门、重点岗位和重点人员进行预防调查。,我院查处发生在税务系统的职务犯罪案件6件8人,这一致使国家税收损失340余万元的系列职务犯罪案件,因其涉案人员均为一线聘用人员、均以发票为作案对象、内外勾结等特点引起了预防部门的高度关注。在院领导及国、地税等相关部门支持下,预防人员于初及时开展调查,通过深入案发单位走访、查阅案卷、询问当事人等,发现案发单位存在对发票的监管机制不到位、对工作人员的监督管理不到位等问题,遂及时下发了检察建议,提出加强发票管理、科学安排岗位人员等六项预防建议,得到采用和落实。同时,撰写了《关于我市税务人员职务犯罪的调查报告》向地方党委、上级院汇报,得到了市委有关领导批示和上级院的肯定。1月16日,市预指委向全市转发了这一调查报告,这一调查事项还获得了市院评比三等奖。

2、瞄准职务犯罪典型、新型案例的突出特点,及时发现新的作案手段、犯罪重点领域和环节部位,掌握新的职务犯罪动向趋势,来确定预防调查对象。,我院查办了王某因超低价购房被以论处的案件。此案属于7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中的新型职务犯罪,是规定下发后苏州地区第一起。我院根据查办该案时掌握的资料,认为应以该案切入点进行预防调查,以便我们对新类型职务犯罪问题有进一步的了解和掌握。通过询问相关单位的负责人、调取有关制度以及召开座谈会等方法,发现案发单位在制度上、体制上、管理上的漏洞和薄弱环节。针对这些问题,我们以检察建议的方式向有关单位提出了预防建议,写出《苏州首例新型受贿案的调查报告》向地方党委报告,《苏州职务犯罪预防》第1期刊登了该文。

3、围绕党委政府关注的反腐败工作重点,社会关注、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找准切入点和突破口开展预防调查。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始终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全局性和根本性问题,我院紧紧围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一主题,结合本地区农村经济发展的特点,通过对已发案件的综合调查,分析研究预防对策。以来,我市发生8件涉农职务犯罪案件,涉及工程建设、税费征管、水电管理等多个领域,反映出的农村干部法律意识淡薄、侥幸心理严重、心态不平衡等问题,对此,我们在深入各乡镇调查时,通过召开座谈会的方式,了解农村干部的思想动态及对职务犯罪危害的认识,了解农村干部在涉及农民切身利益及镇、村重大事项的决策方式,了解农村干部在工作中的困难及采取的措施等。在此基础上撰写了《让村务在阳光下运行》的调查报告,得到了上级院的肯定。

三、发挥职能优势,推动机制创新

第6篇:农民法律意识调查报告范文

河北省沧州市的P 县是华北地区比较有名的农业大县,也是全国贫困县,又是远近出名的上访大县。笔者专门到该县调查,发现当地许多农民家境贫寒、生活拮据,甚至穷困潦倒、不堪“税赋”(主要是指统筹和提留)。在就P 县村民上访问题作调查时,笔者发现,上访村民与乡村干部之间通常会采用针锋相对的博弈策略。村民上访时一般会通过证明其行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来建立正义诉求的基础,为此他们往往打出弱势群体“情感牌”,积累上访文化资本,紧紧抓住乡村干部的弱点,灵活运用“炒”、“缠”、“闹”等一系列合理性与合法互为用的上访技术;而乡村干部则采取风险控制、政治“太极”、软硬兼施以及“秋后算账”等种种应对策略。

一、“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弱势群体的情感牌

农民在上访过程中为了引起上级政府、媒体乃至大众的关注与同情,通常打出弱势群体的情感牌。这种策略利用社会上“帮助弱势群体、关怀弱势群体”的正义感。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告状时的一种基本话语就是诉苦,告状者通常表现得可怜无辜,而被告则被形容成肆无忌惮、横行霸道的无法之徒[2].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辱贫、贵不傲贱,是中国传统道德的重要主张,也是现代人文关怀的一个基点[3].如今以弱势群体身份出现的上访村民,仍然采用这种传统的争取道德关怀的方法。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同情,给了上访村民一种道德上的支持,也让上访者获得了一定的心理优势。

社会学理论指出,利益被相对剥夺的社会群体可能对剥夺他们的社会群体怀有敌视或仇恨心理;当弱势群体将自己的不如意境遇归结为获益群体的剥夺时,社会中就潜伏着冲突的危险,甚至他们的敌视和仇恨指向也可能扩散[4].处于弱势地位的村民之所以会积极参与上访活动,是利益被剥夺后心理渲泄的一种需要。他们在贫困生活的压力下,看到周围存在着大量的社会不公现象,危机感强烈,在心理承受力越来越脆弱的情况下,一点刺激就会引发他们采取上访等举动来渲泄自己的不满情绪。例如,该县白九拨村经常上访的3位村民都是村里出了名的贫困户,每年都需要镇政府发放的贫困救助。当他们把自己的生活现状与一些“利用”手中的权力富裕起来的乡村干部相比时,总有着强烈的被剥夺感,认为当前的贫富差距等问题皆源自干部们的。他们控告本村村委会主任时是这样说的:“他们(白村长等村委会干部)家都刚造了新房子,还天天吃肉喝酒,哪来的钱,还不是用的我们老百姓头上的。前段时间村里又是卖树又是卖土,他们从中肯定拿了不少好处。我们以前上缴的提留款哪儿去了,还不是让他们给贪了。要不他们怎么不敢将村财务向老百姓公开?我们要上访,我们一定要把他们告下去。”

尽管上访者倾诉的问题可能有复杂的原因,但他们往往把这些原因简约成具道德裁判力的话语。例如,李九拨村的李殿松有着7年“访龄”,他在上访初期将本村的贫困与落后归因于前任村支书(兼村委会主任)李殿福的挥霍与贪污。告倒李殿福后,李殿松通过竞选成为该村首位民选村委会主任。他上任后,由于连续几年征收村“提留”不力,被镇政府罢免。这次罢免导致他开始了新一轮的上访。李殿松认为,目前之所以该村的“提留”难以征收、集体经济亏空、老百姓生活贫困(包括他自己),都是因为镇政府不支持他的工作,“是他们将李九拨一步一步地推向了深渊”。无论是在笔者采访他时,还是在他给县长、县委书记、市长、省长、省人大主任甚至中央领导写上访信时,他都会强调:“救救我们吧,我们太难了,为了把我村经济搞上去请多下来调查调查吧!”“我们活得忒不容易了,再这样下去,我们老百姓还有日子过吗?”

类似这样的诉苦话语自始至终都将上访者置于令人同情与关怀的弱者地位,它成了村民上访时赢得舆论与道义支持的“情感牌”。

二、寻求话语权力:上访文化资本的获得

对上访者来说,他们的“声音”能否引起人们的关注、能否合法化以及能否在“告状”中占据主动,其话语的权力是个关键。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5]揭示,话语蕴含着权力,话语显现、释放并行使着权力;话语的争夺实质上即权力的争夺,话语的拥有意味着对权力的拥有[6].上访者要取得成功,就不得不关注其语言的政治效用,而他们所用话语能否发生效力,与现行制度对该话语的授权有关[7].按照中国的《宪法》和《条例》,上访者不得违反“四项基本原则”,要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行使自己的权利[8].因此,上访村民话语权力的大小,与其法律意识密切相关。许多上访者在上访过程中通常会学习并尽量熟悉法律法规,运用法律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诉求。

中国农民的法律意识普遍较低,平时不学法、不知法、不懂法,也不信法[9].毫无疑问,在农村普及法律知识能明显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但近几年来不少乡镇政府官员担心民众知道的法律知识多了,不便于管理[10].笔者在调查中却发现,P 县上访村民的法律素质却相对较高,他们不仅通过各种途径主动学习法律,熟记与村民们利益息息相关的法律条文,而且善于运用法律条款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村民上访时经常带着法律法规小册子或摘抄的法律条文,可见他们懂得如何借用法律话语所赋予的权力来增强自己在上访中的地位。换言之,上访村民通过积极学法、用法以获得上访者的文化资本,增加其上访成功的砝码。

为了寻求上访话语权力,通常村民上访文化资本的获得主要来自2条途径:

其一是大众传媒的灌输与影响。随着农村广播、电视等的普及以及农民渴望法律意识的增强,各种传播媒介诸如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等,为农民提供了接触法律的有效途径,使他们通过多种形式学习法律知识,提高了法制观念,增强了依法保障自己合法权益的意识。一些村民甚至养成了定期订阅报刊杂志、收听收看广播电视的习惯。这在P 县的上访村民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有上访者在接受笔者的访谈时说:“现在我们基本上家家有电视看,我们能收到中央电视台的《今日说法》、《新闻调查》、《焦点访谈》等节目,学到了不少法律常识。”还有人说:“为了能够学法、懂法,了解国家的最新形势和政策,我每年花在订阅《中国法制报》、《中国农民报》、《河北日报》等上面的钱就有几百元。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多懂一点法律知识,总有一天能够派上用场。哪一天干部违法了,我就要依法去告他。”也有农民表示:“我喜欢看《乡镇论坛》,这是我去年到北京上访时在北京买的合订本,在我们P 县买不到。上面写的很多发生在其它地方的乡村干部违法的事情,在我们村也存在。他们那儿的老百姓去告了,也提醒了我们要拿起法律武器伸张正义、维护我们的合法权利。”

其二是自学。在P 县,虽然农民家庭经济困难,却有越来越多的村民自费购买法律书籍。有农民在接受访谈时表示:“这些《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土地法》、《国家赔偿法》、《行政诉讼法》、《农村法律法规》等有关法律、法规的书籍,都是我们自费在北京、C 市购买的。不过如果能够找到一些我们农村常用的有关法律知识汇编成的小册子就好了,毕竟我们没读过几年书,有的法律书太厚、内容太多也看不懂。遗憾的是这些小册子在我们这儿很难买得到。”有些人文化水平不高,就请有文化的年轻村民或乡村教师给大夥读一段解释一段,不识字的村民还让孩子念给自己听。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情况[11].

除了农民个人自学法律知识之外,在P 县还有少数被其他村民戏称为“法律专家”的上访者,平时经常相互动员学习法律,并在本村从事普法活动。如杨庄村的陈洪利有上访“专业户”之称号,他经常把本村的部分村民(即后来跟随他一起上访的村民)聚在一起,利用晚上、农闲的时间组织大家一起学习《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河北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和《河北省条例》等法律法规。他还自费掏钱复印有关法律宣传资料在村里四处张贴。陈洪利告诉笔者:“这几年我们在杨庄所做的‘普法’宣传工作,比乡村干部们以前多少年做的还要多得多!”应该说,这可以算是农民自己组织的普法教育[12].

在P 县,当笔者问起村民们这两年学法有何收获和感想时,他们的回答几乎众口一辞:“通过学法,干部们知道的法,我们也知道;干部们不知道的法,我们想方设法去知道。这样以后如果上访或同干部打官司,我们的腰杆子更直了,说话也更有底气了。跟谁对话、上法庭,我们都不会怕了!”

三、“雪亮的群众眼睛”:抓住乡村干部的“把柄”

中国的《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同时宪法还赋予了公民监督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利。根据《宪法》第41条第1款的规定,中国公民有权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和建议;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权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诬告陷害。在调查中发现,上述公民权利往往成为上访村民手中的“尚方宝剑”,成为他们手中可以运用的又一重要砝码。

乡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有时甚至是一个“透明”的社会,左邻右舍都抬头不见低头见,因此也是一个容易互相监督的社会。上访村民充分利用这个优势以及农村特有的生活交往环境,想方设法地抓乡村干部的“把柄”,以此作为上访时控告乡村干部的重要证据。P 县调查显示,通常以下几方面的“把柄”确实是乡村干部的“软肋”:

首先是。部分乡村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如镇政府的干部任免权、村干部的土地承包权、集体资产处置权、宅基地划分权等),为自己或家人亲戚甚至“随从”提供方便、谋取私利。在P 县,白九拨村村长的行为多次引起该村村民上访。村民表示:“上个月(2002年3月)他(白村长)擅自砍掉6棵树,建自家及其弟弟家的宅基地。若平时社员砍掉一棵树非得要村委员批准,而村长一下子砍掉6棵,却不征求村民意见,这是严重的个人主义和谋私利行为,一定要其给个说法,并不得占用现有村里位置较好的宅基地。”

其次是公款吃喝。乡村干部往往找出各种理由(如镇政府干部下乡检查、收税费等),公费吃喝。例如,该县南花园村的上访村民反映:“他(南花园村老支书金学荣)年岁已大(60多岁)、愚昧无知、不懂科学、没有文化,不求上进,混入党内。多年来把全村村民带入无知的闭塞状态,陷入困境,村民们身处万丈深渊,走的是泥土道,种的是干旱地,靠天吃饭,村风村貌破烂不堪。最让我们可恨的是,这么多年来不挖井、不修路、不办电,却将村民交的提留大部分用于吃喝了。特别是上面一有领导进村,就找机会拍马屁,忙前忙后,招待吃喝,吃的钱还不是我们老百姓的,光这几年就被他们吃掉了几万块钱。”

再次是。实行村民自治制度以来,不少地方的村级财务管理混乱,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其直接后果就是侵犯了农民的利益,加重了农民的负担。这种情况引起农民的严重不满,并将这一切归因于乡村干部的。因此,揭露问题基本上在每个村民的上访个案中都会出现。

第四是乡村干部的“个人作风”问题。在强调伦理道德的乡村社会中,乡村干部涉及事件一直是个异常敏感的问题,当事人及其家人会成为当地舆论关注与谴责的焦点。而关于这类事情的消息往往都是道听途说,很容易在传言中“越描越黑”,闹得满城风雨。上访村民们往往抓住这一点,在乡村干部的“个人作风”问题上“大做文章”。该县南花园村的上访村民提到:“‘庸官’金学荣多年来不理村务,他的精力整天花在色情场所,98年以来曾被派出所、公安局多次抓捕、受审和罚款。”

第五是干部违反政策、法规。目前乡村干部不懂法,甚至知法犯法、执法违法、有法不依的现象司空见惯。由于上访村民的法律、民主意识明显增强,他们一旦发现乡村干部的行为违反了政策法规,就会紧盯不放,以此作为上访告状的重要证据。笔者在调查中发现,被告发的违反政策法规的镇政府干部通常涉及村干部任命、村委会选举、打击报复等问题。例如,李九拨村村民曾状告镇政府不按程序罢免民选村委会主任且对其打击报复,杨庄村、白九拨村的村民状告镇政府违反《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及《河北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不实行村委会选举。当地村民说:“依据《选举办法》第三条,第2届任期3年,届满应及时进行选举,不组织选举是上届村委会和镇政府的过错。镇政府任命杨学奇村主任是违法的,因为《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规定,村委主任和委员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指定。”在P 县,村干部通常是在计划生育、处理集体资产等方面违反政策法规且留下把柄,被上访村民抓住了“小辫子”。村民在调查中反映:“(代九拨村)支部书记管彦彬之母抱养一女孩,违反计划生育政策;村支部副书记张玉凤违法占用耕地建房。” 四、上访操作的技巧

尽管上访的农民懂得打“情感牌”,有了“文化资本”,也抓住了乡村干部的“把柄”,但这并不能保证他们在上访中获得成功或达到目的。很多情况下,村民上访并不能如愿,也很难达到预期目的。上访既是对上访者毅力、耐力、勇气的考验,也耗费上访者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在笔者调查的P 县上访村民当中,“忒难了”、“劳民伤财”、“石沉大海”、“杳无音讯”、“冷嘲热讽”、“灰心丧气”等字眼,往往是这些村民描述他们上访的艰巨性与复杂性时使用较多的词句。

当村民们一次次上访无功而返、得不到重视、无人出面解决问题,甚至部分上访者返乡后还遭到少数乡村干部的刁难与报复时,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与合法权利,为了最终或部分实现上访目的,上访村民们在长期的上访实践中总结出了各种不同的博弈技术。通过调查,笔者认为,可以将村民们采用较多且具一定连贯性的上访策略概括为“炒作”、“缠访”、“闹访”。

1.上访的“炒作”

上访村民采用“炒作”的策略,一方面是为了引起媒体与公众的关注,形成舆论压力,或引起上级领导及主管部门的重视,另一方面则是抓住了乡村干部普遍存在的“怕上访、怕告状、怕曝光、怕调查、怕通天”等心理弱点。在P 县调查中发现,村民们采用较多的炒作方式有以下几种:

其一,炒作“上访”本身,以“要上访”相“威胁”。在“干部考核”、“一票否决”、“稳定压倒一切”等压力下,地方干部都不希望在自己的任期内“出乱子”、添麻烦,于是干部“怕(越级)上访”成了众所周知的事实。例如,白九拨村的几位村民多次到镇政府上访未果,就向镇政府表示:“如果在20天之内没有结果……,我们将买好白布(用来写上访标语)到C 市(C 市乃管辖P 县的地区)、石家庄上访,要一直干到底。”其实村民们并没有去C 市上访,他们对镇政府说的话只不过是想引起镇政府的重视,早点帮他们解决一些问题。

其二,用夸张的手法引起上级领导或主管部门的重视。村民们有时会在上访时夸大事实真相、突出事件的严重性,希望上级政府“关注”、“重视”、“震惊”,然后“迅速立案”、“勒令调查”。例如,在白九拨村案例中,上访者将村长与村民的一般性冲突事件说成是“打伤数人”;在南花园村案例中,上访者则将村委会几年合计不到2千元的招待费说成是挥霍几万元、贪污十几万。

其三,造声势引起轰动效应。上访村民往往会采用联名上访,因为这样容易形成声势。笔者在P 县调查时曾巧遇南花园村村民到C 市上访告状的队伍。这批上访者的拖拉机没行驶多远就被镇政府、县政府拦截回来。起初笔者甚感疑惑,上访者为何不悄悄地分散去C 市,而是大张旗鼓地集体行动,结果反而被拦截?后来N 镇纪委副书记(有着多年接待、处理村民上访的经验)在访谈中作了解答:“这么多年同他们(P 县的上访村民)打交道,我心里明白,其实他们有时并不想上访,特别是到市里、省里甚至北京去上访,因为毕竟进城上访需要花钱;平时很少出门,到了大城市可能还不知道到哪儿找人;即使找到了人,是否有人会接待、重视他们等,这些因素他们必然都会考虑,而且也有所担忧。所以说穿了,比如上次要到C 市上访(甚至扬言下一次要到石家庄上访)的南花园村上访村民,他们骨子里根本不想去C 市。如果想去,他们会拉着白布,早几天就组织人在村里绕上绕下吗?当天临出发前,他们会一大帮人开着拖拉机、拉着白布到镇政府、县政府门前兜个几圈吗?要是真的去C 市上访,他们悄悄地坐车去,谁都不会察觉的。而他们之所以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想虚张声势,引起轰动,让你政府领导知道、重视,把他们接回来后,以此作为同政府谈判、要求解决问题的筹码。”

其四,借助媒体曝光,形成舆论压力。笔者在P 县调查时,经常被村民们误以为是记者,于是他们就紧紧围着我们要反映问题。村民们知道,如果媒体能报导他们的诉求,会对他们的上访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少上访村民曾多次给《河北日报》、《中国农民报》、《法制日报》、《乡镇论坛》、《今日说法》、《新闻调查》、《焦点访谈》等媒体写信反映问题、要求采访。

其六,选择特殊时机,赶在敏感时期上访。以前村民上访往往选择农闲时期,而现在农民上访者积累了经验,改变了策略,专门趁上级领导到P 县检查调研或有重大活动期间上访,以扩大声势和影响。这样的策略常使地方政府非常紧张。2002年笔者在P 县调查期间,正值全国、河北省及沧州市先后召开“两会”以及中共“十六大”召开等特殊时期,县委曾提出明确要求,全县上下必须“严格控制并做到不发生一人进京、赴省、到市上访出丑闹事”,要求干部们努力做到将矛盾、问题解决在基层。地方政府的这种应对方法恰好成为村民们可以利用的上访博弈策略。

2.“缠访”

这是村民的上访进入胶着状态时他们采取的博弈策略。政府官员对常规的上访往往采取拖与推的方法来应付。笔者在调查中发现,有些村民面对政府的拖、推策略时,相应地采取了“缠访”这种策略以对付政府的拖延和推托。最常见的“缠访”策略是采取不间歇地、密集地上访主要领导和有关部门的方法来谋求问题的解决。例如,在调查期间笔者常遇到白九拨村的几位上访村民,当时正值农闲,他们几乎天天去镇政府上访,一去就抓住某位干部“缠住不放”,镇政府干部们见到他们就怕、就躲;如果他们在镇政府办公室里找不到镇政府的负责人,上访者就留在这些负责人的办公室里“赖着不走”,摆出一副“不管你怎么躲着我,我就赖在你的办公室守株待兔,不相信你一直不露面”的架势。

村民们“缠访”到一定程度,如果上访仍然失败、问题得不到解决,或虽有所解决却令村民们不满,抑或上访者遭到打击报复,村民们会继续不断地越级上访、反复上访,直至达到目的为止。此即所谓的“反复上访”。P 县的柴红利、李殿松等上访专业户均有好几年的“访龄”,几年来他们从P 县到C 市、石家庄、北京反反复复地去过很多部门,特别是遭到“报复打击”后上访的力度和频率进一步加大。他们说:“现在要去找哪个领导、哪个部门,简直就是轻车熟路”:“去多了,上面很多领导都认识我们了”。用他们的话讲:“我们是在‘屡败屡战’!”虽然曾经失望过、灰心过,但他们依然执着地表示:“我们会一直告下去!”

3.“闹访”

这是上访村民最后的、也许是最有效的但也是最危险的手段。“保一方平安”是地方政府最基本、最重要的责任之一,一旦发生闹事事件(或称为农村),政府就会以“危害社会秩序、破坏公共财产”为由,动用手段来打压,少数上访代表可能被拘留甚至逮捕,集体上访也就随之土崩瓦解。尽管如此,仍然还有村民“闹访”。因为有些上访村民意识到,只有在向政府诉苦的同时恰当运用“闹事”手段,才能将上访中被政府看作是“鸡毛蒜皮的问题”转换为涉及一方安定的社会秩序问题,将一般的农村社会问题转化为政府自身运转的要害问题,从而改变政府的推诿、拖延和敷衍态度,促进问题的解决。政府与上访村民之间的这种互动模式导致上访者当中形成了“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行动哲学。

在调查中发现,一般情况下上访村民采用“闹访”策略时,初始动机可能仅仅是一种威胁或只想在一定范围内“小打小闹”,目的仅仅是想通过在一定程度上打乱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制造事端来扩大影响,进而引起人们的注意并向政府施加压力。例如,白九拨村那3位经常上访的村民一次又一次地无功而返后,曾十分认真地对镇政府官员说:“如果你们领导再躲着我们,不理不睬的话,我们就回去闹事,你们是不是要等事情闹大了,出了人命才肯出面吗?”镇政府起初以为他们还是“干咋呼”,没想到当晚这3位上访者便带着一帮村民(多为其家人)冲到村长家,欲挖掉村长家非法占用的宅基地,结果与脾气火爆的村长发生了肢体冲突,有一人受伤。这个“血”的代价换来的是,镇政府最终同意20天后重新组织村委会选举。

使用“闹访”策略时,上访村民既有获取胜利的希望,也有彻底失败的可能,所以必须小心翼翼地把握好“闹事”的度,既要使之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局面的“事件”,从而把想躲闪推诿的政府拖到前台来,又不能明显逾越法律,为地方政府实施报复提供口实。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踩线不越线”[15].P县上访村民中有人总结了他们的“成功经验”:“因为我是上访告状的,所以平时在村里处处小心、安分守己。我时刻提醒自己,为了避免被政府抓到把柄而遭到‘报复’,所以一切违法的事情我都不会参与,他们也无法找到我的岔子。”

然而,尽管上访村民有意控制“闹事”的程度,有时随着事态的发展以及少数人的起哄与利用,以及其它许多不可控因素的影响,“闹访”也可能演变成大规模甚至是恶性的农村。

五、乡村干部接待村民上访的初步策略

面对村民上访,乡、村干部的选择空间并不是一个静态结构,而是在与上访者的互动中形成的动态结构。值得讨论的是,乡、村干部在村民上访前、上访过程中面临什么样的压力,他们对上访者提出的问题如何处理,怎样受到上访村民和上级政府行为选择的影响。由此可以了解乡、村干部在上访问题上的“可为和不可为”空间。

1.控制信息:欺上瞒下

在中国集权的政治体制里,与政策法规有关的信息往往是在行政体系内由上往下逐级传达的,而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究竟如何传达来自上级的信息,很难严格监督。因此,如果在信息下传的中间环节上有地方官员做一点小手脚,比如将上级政府的政策稍加改动,或隐瞒一点,那么到最后这个政策的执行就完全变样了。这是中国“有令不行,有法不依”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央政府一般情况下只能监督省一级政府,对县政府就基本上无法直接监督了,而对乡镇政府的作为就更是一无所知。由于没有独立的媒体,也没有民意代表的监督,基层政府欺上瞒下之举就屡屡得逞,好政策贯彻不下去,坏消息很容易对上封锁,政策法规任由地方官员按照自己的利益需要来解释,农民只有受欺负的份[16].农民的负担越减越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在P 县调查期间,笔者就曾遇到部分乡、村干部片面解释税费政策和“村民自治条例”等情况。还有少数乡、村干部与村民发生冲突或矛盾时,总是利用村民们不了解政策、不熟悉法律的弱点,寻找对自己有利的政策、法规乃至过时的文件或故意作片面的解释,以便为自己的“非法”行为辩护。有的官员这样做了之后居然还“底气十足”地对准备上访的村民喊出“有本事你去告啊”之类的话。

针对地方政府的这些行为,中央政府的主要应对办法是派人下基层调查或检查工作,但地方政府早已发展出一套成熟的办法来应付,可以让上级派来的调查组、检查组无法在调查和工作检查过程中了解真相。在多数情况下,上级政府获知的真相是通过民众上访和记者调查两个渠道揭露的。

在P 县,出现村民上访时,乡、村干部通常会想尽办法对上隐瞒,不让不利于基层官员的信息“通天”。他们深知,上级政府或领导面对村民上访时,不会对上访者的一面之词轻易采信,更不会随便表态;当上级政府就上访者叙述的“苦情”与基层干部核查时,如何向上级汇报情况的主动权基本上掌握在乡、村干部手里。即便上级派人或工作组下基层调查,基层干部仍然可以千方百计地做好“封堵”信息的准备工作。

李九拨村的上访者李殿松告诉笔者:“2001年6月15号,镇领导石俊祥(当时李九拨村挂职支部书记)中午1点多钟给我打来电话,说省委调查组要来明察暗访,如果见了省里人千万别乱说,否则后果自负”。“其实,我在家盼着省工作调查组到我村调查,没想到让我空欢喜一场,省里调查组6月16号已经回省去了。”

2002年7月13日,笔者到南花园村调查老支书金学荣的有关情况(由于是周末,事先未与镇政府打招呼)。调查结束后我们刚一离开村子,就有村民给镇政府打电话,说是有记者到村里暗访了。这让镇政府干部们感到十分紧张。镇党委侯书记立刻打电话给我,询问我们刚才是否在南花园村做过调查采访。当我们承认后,他松了口气,但再三嘱咐我们,调查的材料若用于研究倒也罢了,但千万不要拿去报导。乡、村干部害怕媒体曝光真相的心态可见一斑。

2.“政治太极”:以静制动、圆滑推托

当村民上访已经发生时,乡、村干部往往会采取种种应对策略,其特点与太极拳要领中的“静”、“慢”、“圆”等颇为相似,所以可以将其称为乡、村干部的“政治太极”。

在P 县调查过程中,笔者注意到,乡村干部接待和处理上访问题时,面对情绪冲动、举止夸张且急于获得解答的上访村民,往往都表现得心平气和、镇定自如,丝毫看不出紧张之处,更不表露任何情感。笔者曾多次与镇政府干部一起接待过上访村民。上访村民进屋坐定后(不久往往会自己站起来,一方面是情绪激动,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不习惯办公室这样的正式场合),就开始说话或发牢骚,镇政府干部们要么点上一支烟(有时也会顺带递给上访者),静静地听上访者诉说委屈或发泄不满,要么不管面前的上访者如何“表演”,自己仍静静地看着手边的报纸或文件,摆出一付“你尽管说吧,我听着呢”的架势;往往等上访者讲完后,干部们才抛出一句“讲完了吗?还有的话,请慢慢讲”之类不痛不痒的话,这常常能冷却上访者的火气,或者让上访者“有火也发不出”,从而避免可能的争执或激烈的争吵。一些乡、村干部是这样解释的:“时间长了,那是我们给修炼出来的。因为这些事情一年到头,我们见多了,群众来上访不奇怪。”“只要是来上访的,一般都会有情绪、不满和牢骚,那个时候他们就怕我们干部没情绪、想吵架吵不起来呢!”

乡村干部们的“政治太极”的另一特点是“慢”,除非是已经引起上级、媒体关注的上访或是发生了严重的突发性事件,否则“不紧不慢”往往是大部分乡、村干部面对村民上访的通常反应。他们的解释是:“他急你不能急,悠着点,静观其态,只有这样才能为事情的处理赢得时间。况且时间长了,村民们的火气与不满也许会降下一点,此时很多事情或许就会不了了之。”

许多情况下,乡、村干部对上访村民所反映的问题、提出的要求完全了解、知情,这些问题有时甚至明显地是乡、村干部自己的过错或失误造成的,但乡、村干部面对村民上访时,仍然会找出各种理由或干脆不说任何理由,就是拖着不办理、不落实,“能拖一天就拖一天”,直拖得上访村民筋疲力尽、不抱希望地放弃上访。在白九拨村、南花园村等案例中,村民要求罢免现任村长、村支书并重新选举,依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这样的要求是完全正当合法的,但镇党委和镇政府一直拖着不办,结果造成矛盾激化,村民们不得不越级上访。

乡、村干部接待与处理村民上访时,他们会熟练地运用“圆滑”、“老练”的技巧。例如,遇到自己认识的上访村民,就想方设法地套近乎;遇到利益受损的村民,就主动站在村民的角度考虑问题;碰见“肝火”正旺的上访村民,也一起发泄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如果上访者“知书达理”,能坐下来讲道理,就与其分析解决问题的难度。

如果说这样的“圆滑”对应付村民上访还有点积极意义的话,那么乡、村干部的另一种“圆滑”──“推访”,就是耍弄上访村民了。所谓的“推访”,就是乡、村干部在接待、处理村民上访时,故意推卸责任,玩“踢皮球”的游戏。笔者在P 县调查期间就多次遇到这样的事。例如,白九拨村的上访村民找镇党委书记,书记把他们推给包村的干部,说是该村选举的事情一律由包村干部全权负责;在李九拨村的案例中,李殿松被治保主任打,某些镇政府干部却做假证,当李殿松到镇政府上访时,镇政府推脱说,这事应该是派出所管。有时乡村干部实在没有办法时,还会把矛盾上交,告诉上访村民:“你去告吧!”

六、禁、堵、劝、哄:乡、村干部软硬兼施、化解上访的手段

从关于村民上访的各种报导来看,许多情况下上访者和政府官员之间的互动过程都充满了矛盾、冲突,甚至演变成严重的大规模,而基层乡村干部的“态度蛮横”、“执法粗暴”及“动不动对上访村民施以刑罚”更是不时见诸于报端。

确实,村民的上访,特别是直接针对乡、村干部的上访,往往令乡、村干部“怀恨在心”。特别是有些上访者采用了夸大事实、越级上访、“缠访”、“闹访”等手段,这就更是让乡、村干部十分痛恨。笔者在调查时记录了乡、村干部这样的牢骚:“现在部分群众坏得很,‘一封信几毛钱,让你干部跑半年’。群众上访了,你就得去应付检查、汇报,一耽误就是多少天的时间。那我们其它工作还要不要做。我们的工作耽误了不说,村里面只要有人上访,这个村里的所有工作基本上就会处于瘫痪状态:三提五统收不上、税费积欠没人交、两委班子轮着换、集体事业一团糟。而且上级有时也会不问青红皂白,只要群众去上访就认为是你的错、工作没做好,轻者扣工资、扣奖金,重者还会撤职、调离岗位以及落得个党内处分。如果真是我们的错,也就罢了,关键问题是有时候这些上访村民‘蛮横刁钻’、趁机捣乱,还带头起哄组织其他村民与我们对着干,而且他们也知道我们拿他们没治,你说怎办?”“只要一有群众上访,他们就是‘老子’,我们是儿子。我们是干部怕群众啊!手中又没有权力,现在的干部在群众面前普遍软弱,这还怎么树威信、怎么做工作!”“如今我们P 县的老百姓知法不懂法,只了解减负法、村民选举法等,只关心对自己有利的法律;农民法律意识、民主意识是增强了,但文化素质没有改变;‘马克思主义电筒,只照别人不照自己’;不出钱但希望干部为其办事;要求干部只能办事不能花钱;对干部的要求苛刻,‘你是公仆,就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要可以不交钱什么事情都可以跟着一起干;离京城近,大事小事上北京。”

对上访者的不满使一些乡、村干部利用政府的权力对上访村民采取强硬的惩罚措施。但是,乡、村干部的大多数往往倾向于采用“禁”、“堵”、“劝”、“哄”等手段,而不愿意过分激化矛盾。因为他们有这样一些考虑:首先,在村民上访过程中若过度地采用强制手段,往往会适得其反,反而加重事态发展的严重性,也损害政府形像;其次,上级政府规定了“几不许”,这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乡村干部的过激举动;再次,与村民们“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熟人关系,迫使乡、村干部们面对村民上访时慎用强制手段;第四,为了处理好与村民的关系,以利于日后的工作,许多包村干部(大多由镇政府干部兼)在处理村民上访问题时不得不“缩手缩脚”;最后,上级倡导的“带着感情做工作”的指导思想,也影响着乡、村干部对村民上访的处理态度与方法。

所谓的“禁”与“堵”,是乡、村干部软硬兼施诸般手段当中带有半强制性的策略。“禁”主要是尽量封堵上访村民可能利用的有关“知识”和“信息”。例如,村民们普遍反映,在P 县很难买到《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土地法》、《森林法》、《国家赔偿法》、《行政诉讼法》以及《选举条例》、《条例》等与农民利益息息相关的资料,甚至连《中国农民报》、《乡镇论坛》这样的报纸杂志也很难在P 县订购到。村民们手头持有并当作“宝贝”的书刊资料,基本上都是他们在上访C 市、石家庄或北京的过程中购买的。此外,在P 县以及其它农村贫困地区仍有极少数乡、村干部试图直接或间接地阻止农民学法、知法、懂法、用法,对可能引起民告官的法律、法规,更是一点也不想让农民知道[17].

一旦村民上访、特别是集体上访发生了,乡、村干部会想方设法地堵住上访队伍,与上访村民周旋,设法稳定上访村民的情绪。在P 县,各交通要道口负责维护交通秩序的交通警察就成了地方政府及部门的“信息员”,他们会为政府实行“路堵”,以封堵上访队伍。每当上级政府到P 县视察工作,或举行全国性(或本地)的重要活动,以及重大节日,或者因突发事件与干群冲突而引发上访苗头,乡镇政府为了防止或控制住村民上访,往往会派专人(如村干部或者是镇里下派的包村干部)进村,他们甚至就留在村民家里,几乎是24小时“看守”上访“专业户”或准备上访的村民。例如,P 县李九拨村案例和杨庄案例中,每到“关键时刻”镇政府都会派村干部严密“监视”陈洪利、李殿松等上访活跃人物的一举一动;一旦有迹象显示他们打算上访,必然会有乡、村干部出现在他们家中,“形影不离”地做他们及其家人的思想工作,甚至尽量暂时答应他们提出的要求(是否兑现是另外一回事),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从源头上“堵”住上访。

除了一些“硬”策略之外,乡、村干部还采用“劝”、“哄”等软性策略。所谓的“劝”是指乡、村干部运用人情关系劝说上访者打消上访念头。劝说者的长者身份、个人交情、为人品性等(说白了就是“面子”)具有关键性作用,通过给上访者“面子”(尊重上访者)或希望上访者给个“面子”(尊重劝访者),达到化解上访的目的。除了这种人情关系式的劝解之外,乡、村干部有时也会利用利益交换来达成劝说的目的。

所谓的“哄”在某种程度上带有欺骗性,这是乡、村干部无奈之下采用的有碍基层政府形像的“非道德”策略。例如,为了稳定上访局势、安抚村民情绪、化解突发事件,乡、村干部在“关键”或敏感时期会采用暂时让步或作出承诺,满足上访者的要求,至少让上访者暂时退访。

七、“决不打击报复”:地方政府的官式承诺和实际作为

目前在部分农村地区,对上访者事后打击报复的现象比较严重。一些乡、村干部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打着“稳定压倒一切”的招牌,把反映问题、参与上访的村民当作“刁民”,动用公、检、法等工具,肆意打压[18].他们一旦发现被人举报或有人上访告他们,为了掩盖罪行或发泄私愤,往往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调动各种关系力量,采取各种手段,打击报复上访群众。这样的事例在全国范围内时有见闻。

笔者在P 县访谈乡、村干部时,每当涉及到对上访村民“打击报复”的话题,本来一脸和气的乡、村干部立刻就面露紧张之色。大凡在正式场合(如办公室、会议室或有外人在场),一谈起“打击报复”,乡、村干部一般都是官话连篇、满嘴大道理,并且一再强调,他们决不会采用甚至也坚决反对对上访村民采取打击报复手段:“我们镇(县)绝对不会发生打击报复的事情,我们更不会明知故犯、违法执法。现在上面这方面抓得紧,媒体也关注,我们不会顶风作案的。”然而,作出这些官式承诺,丝毫也不妨碍他们对上访者毫不留情地打击报复。笔者就亲历过这样的事。

2002年6月笔者曾当面听P 县N 镇政府的干部在正式场合表示,绝不会对上访者打击报复。一个多月后,笔者随这几位干部到杨庄村催缴税费,回到镇上后一起到一家饭店喝酒,席间他们谈到,杨庄的税费不好收,肯定与几名“老上访”有关,然后就当着笔者的面商量如何找法子治治他们。一位镇党委副书记当即提议,从第二天开始强行催缴,凡拒不配合的“钉子户”、特别是上访“专业户”更要严厉对待,可以同时申请法院执行。他声称,法院的某负责人就住他家隔壁,一个电话就会派人来,可以告这些上访“专业户”抗税或妨碍执行公务罪,先关上几天再说。他的提议得到了大多数在场的镇政府干部的同意。这位镇党委副书记接着还向笔者介绍,他以前在另一个镇任党委副书记期间,就是靠“暴力”手段控制了当地的计划外生育,因此获得了县政府的嘉奖和表彰。当晚在座的另一位镇政府负责人随即用电话把N 镇派出所所长叫到我们所在的饭店,立刻商量如何把白九拨村那几位“烦人”的上访村民以聚众斗殴的罪名拘留,最好在这夏季收费的节骨眼上办得越快越好。派出所所长满口答应,表示这两天就办。

事实上,在笔者调查的P 县,凡是近几年里上访过的村民,特别是上访组织者或上访积极分子,均在不同程度上遭到乡、村干部一手策划或安排的“打击报复”。当然,没有一位乡、村干部会承认他们曾对上访村民“打击报复”,对上访者实施的判罚常常是通过法院判决执行的,似乎与乡、村干部并无直接关系。然而,从上访者这个角度来看,事实上已经形成了“打击报复”的结果和遭到“打击报复”的意识。据笔者的调查,P 县上访村民上访返乡后遭遇过的来自乡、村干部“秋后算账”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其一,对上访村民及其家庭成员威胁恐吓。有时是乡、村干部直接出面威胁上访村民(如镇政府负责人曾威胁白九拨村的几位上访村民:“如果再上访闹事,就让派出所把你抓起来。”),也有乡、村干部不出面,通过他人进行恐吓(如陈洪利、季义江及其家人都曾在家里多次受到不明身份、讲话为当地口音者的恐吓,有时也会接到恐吓电话)。

其二,通过“合法”手段让上访村民蒙受经济损失。比较典型的是杨庄案例中陈洪利、季义江两人分别被取消其土地承包权,强行毁掉了他们的树苗,两人遭受了几万元的经济损失。

第7篇:农民法律意识调查报告范文

为确保农民工按时足额拿到工资,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和社会稳定,我局按照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安局、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总工会的统一部署,于20__年__*月__*日至2013年__*月__*日在全区组织开展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现将目前排查工作报告如下:

(一)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牵头上报区政府召开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协调会,会同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______派出所、工商行政管理局______分局、区总工会共同研究制定了《______区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方案》,成立专项检查领导小组,要求联合执法、各司其职、密切配合、齐抓共管,共同做好此项工作。

(二)广泛宣传、营造氛围。采用多种形式,广泛宣传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重大意义,普及《劳动合同法》、《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工资支付暂行条例》、《最低工资规定》、《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知识,通过送法律知识上门、设立农民工维权告示牌、张贴相关宣传品等形式,提高广农民工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能力,营造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法制环境。同时,要求被检查用人单位应对20__年工资支付情况开展自查自纠,主动纠正存在的问题。

(三)联合执法、重点整治。本次专项检点是使用农民工的各类用人单位,特别是招用农民工较多建筑施工、加工制造、餐饮服务及其他中小型劳动密集型企业、个体工商户等。主要检查用人单位按照工资支付有关规定支付农民工工资情况、遵守最低工资规定情况及依法支付加班工资情况;企业经营者拖欠农民工工资逃匿情况、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劳动合同签订情况等。

第8篇:农民法律意识调查报告范文

按照市农业局宛农[2004]94号文件关于开展农业行政执法工作检查通知精神,结合内乡实际,现将内乡县2004年农业行政执法工作情况汇报如下:

一、提高认识,加强对行政执法工作的领导

今年以来,我局始终把农业行政执法工作作为重点工作。一是年初就制订了全年行政执法实施方案,局成立农业行政执法领导小组,局长任组长,主抓副职为副组长,各农业行政执法单位领导为成员,办公室抽调人员为专干,全面督导农业行政执法工作落到实处。局领导班子每季度召开一次专题会议,听取主抓领导和各行政执法单位阶段性工作汇报,总结成绩,查找不足,确定解决问题办法,部署下步工作。二是实行“绩效挂钩,一岗双责制”。即:主抓领导、执法单位领导工作成绩实行百分考评制,年底考核,60分以下不合格,发放工作60%,70——85分为合格,发放工资80%,90——100分为优秀,发放全额工资并进行适当奖励。三是经常向县人大、县政府领导汇报农业行政执法工作情况,争取领导的重视与支持。如六月份,我们就农资广告不规范,有误导群众问题,建议县人大常委会印发了《关于加强广告管理的决定》的通告,九月份配合县人大组织开展了《种子法》执法检查,农业行政执法工作得到县领导充分肯定。

二、强化宣传培训,营造农业行政执法的良好氛围

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刊、宣传栏、标语、公告、挂图、横幅等宣传媒介,加大科普宣传力度,提高广大农民朋友识别假冒伪劣农资的能力。结合普法工作,加大农资法律法规宣传,在农资产品集散地、经营场所以及集中居住区设立宣传栏,普及识假辨假知识,提高农民群众的自我保护能力和经营者的守法意识,动员组织广大人民群众投身到农资打假的工作中。今年以来,共出动宣传车42辆次,印发各类法制宣传资料1.5万余份,受教人员达2万多人次,同时,在电视台、广播电台开办了“农业行政法律法规宣传栏目”,通过以案释法等形式,使农民对农业法律法规有了明确的认识,受到社会的广泛称赞。种子管理站、植保植检站、土肥检测站,在加强自身人员农业行政执法素质的同时,还为各生产厂家、经营商户开办了各类法律法规知识培训班,其中种子管理培训136人,植保植检、农药等培训人员200余人,土肥培训60余人,使全县农业行政执法水平和遵纪守法自觉性有了明显提高。

三、坚持依法行政,严格规范执法行为

随着国家法律法规体系的逐步完善,农业行政执法的任务越来越重,要求也越来越高。今年以来,我们结合贯彻《行政许可法》和县委优化经济发展环境的要求,把完善制度、严格规范农业行政执法行为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一是规范执法机构队伍。协调县编委健全了局法规股、种子管理站、植保植检站和农药监督检验所、肥料监测管理站等农业行政执法单位,调整充实持部、省、县执法证专职农业行政执法人员24人,各单位都配备了基本的交通、通讯、检验、取证设备,能依法正常开展农作物种子、肥料、农药、植物检疫、食用菌种、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等农业行政执法工作。二是规范执法行为。局对各执法单位分别下达委托执法文件,签订了实施行政处罚委托书;对构成行政处罚案件的立案审批、询问及调查取证、违法行为处理通知、行政处罚决定书下达、结案报告等执法程序及文书严格按照农业部规定的规范程序和文本格式执行;向社会公示执法依据、程序、举报电话等。同时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规定,所有收费、罚款一律上缴财政专户,严禁对单位、个人下达罚款任务。三是加强对执法单位、执法人员的培训和管理。执法人员除积极参加上极组织的培训外,局组织为期一周的法律法规和业务知识培训,开展思想作风教育整顿活动,要求执法人员必须树立为基层为群众服务的思想,做到恪尽职守、文明执法、程序合法、廉洁奉公,不得利用特权谋取不正当利益;各执法单位定期向局汇报执法工作开展情况,实行错案追究制,全年局系统执法人员没有出现违纪违规现象。

四、认真履行职责,狠抓农资市场打假整治和管理工作

在年初全国农资打假电视电话会议和市局召开的全市农资打假专项治理会议后,我们迅速向县政府主管农业副县长作了专题汇报,制订了《内乡县2004年农资打假工作方案》,承担起农资市场管理牵头单位的职责,组织各执法单位采取经常性检查与集中整治相结合,部门执法与联合打假相结合,明查暗访与奖励举报相结合等方法,认真开展农资市场打假整治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种子市场整治工作。首先对全县种子市场进行了拉网式检查,共检查种子企业2家,种子经销户140家,其中,瓜菜种子案件14起,品种侵权案4起,标签不合格案19起,质量不达标案件15起,查封违法种子案件5600公斤。其次是加强了对种子广告发布工作的管理。对发布种子广告的单位及个人把好“三关”,即:品种审定关、种子质量关、广告语关,严禁任意夸大种子产量和质量,误导农户消费。并与工商局结合,实行种子广告由农业、工商两乡审查制。取缔违法和虚假广告12个。其三严格品种管理。对新品种引进示范实行申报登记制度,种植面积严格限制在本作物种植面积的5%以内,查处销售未审定品种案件2起,涉及种子1930公斤。其四加强种子质量监控,对重点作物,特别是小麦、棉花、玉米、水稻等农作物和种植面积较大的其他播作物,共抽检样品112份,代表数量17万公斤,其中棉花合格样品占60%,玉米合格样品占91%,水稻合格样品占93%。如在对种子公司玉米样品抽检中,检测出鲁单981和单科2123两个品种不合格,及时向公司出具了检验报告和处理意见,责令停止经营该品种,2万公斤种子已退货。

农药市场专项整治工作。先后对全县16个乡镇的农药经营门店进行了检查,重点检查甲胺磷类农药及其高毒农药混配制剂、杀鼠剂等。共检查经营门店189个,抽样品25个,查处假劣农药产品8个,立案5起,查处5起,结案5起。认真落实省植物检疫备案办法,对全县调运、销售的小麦种子全部粘贴植物检疫证明标示。

肥料市场专项整治工作。共检查县内两个生产企业及经营门店200个,重点检查复混肥料、过磷酸钙、磷酸二铵、生物钾肥料、硫酸钾、氯化钾、磷酸二氢钾等肥料品种30个,代表肥料2500吨,违法肥料品种4个,代表肥料300余吨。立案4期、查处4起、结案4期,挽回经济损失20万余元。全年全县没发生重大农资质量事件,切实维护了我县农业生产的安全。

五、搞好部门配合,加大执法力度

在农业行政执法工作中,我们注意主动与工商、公安、质监等部门协调与配合,加强相互间的信息交流和案件查处工作。如与工商局协调规范了种子、农药、肥料广告的审验管理工作;与公安局配合依法查处了师岗镇一农民非法经营杀鼠剂案件;与质量技术监督局结合查处湍东植检一门市经营劣质硫酸钾案件。

总之,全年我县农业行政执法工作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仍存着执法力度不够大、个别经营户经营劣质农资、综合执法没有开展等不足,今后我们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落实各项工作措施,使领导和群众满意。

第9篇:农民法律意识调查报告范文

我市围绕村民自治深入开展了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活动,进一步完善了村民自治制度,在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促进农村社会和谐,推动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全市有两个村被命名表彰为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另有72家村(社区)受到省、命名表彰。我镇兴宁社区被省命名,广陵社区、北肖村被命名,通靖村、曹市村、新圩村、宁界村、木行村己申报为市民主法治合格村。为进一步巩固农村基层民主法治建设成果,推广示范村(社区)的创建经验,根据《法治建设纲要》及省、有关通知精神,结合实际,决定在全镇深入开展基层民主法治合格村达标验收活动,特提出如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十七大”精神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依法治国方略,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部署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任务,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以开展基层民主法治合格村达标活动为载体,进一步促进农村基层民主,完善和落实村民自治制度,维护农村社会稳定,为促进法治合格市的建成提供基础保障。

二、总体目标

村民自治制度更加完善,村级各组织之间职责明确,关系协调;广大农民的民主意识和法制观念普遍增强,农村基层干部民主管理、依法办事的能力明显提高;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群众生活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得到有效治理,农村社会政治稳定的局面得到巩固和发展。到2014年底前,全面达到民主法治合格村。

三、工作任务

认真按照文民主法治示范村的创建要求,全面落实村民自治各项制度,着力推进农村民主法治建设。按照“四民主、两公开”的要求,加强基层组织自身建设,民主管理村级事务,保证群众的自治权利。

落实民主选举制度。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健全和完善民主选举制度和选举程序。村党支部、村委会都要按期举行换届选举,坚持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真正把那些政治坚定有理想,发展经济有本领,处事公道有威信,解决问题有办法的人选进村级领导班子。

规范民主决策程序。村级组织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健全村民议事制度,制定议事规则,明确议事内容和范围。严格执行党员大会、村民会议或代表会议制度,凡属于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和涉及村民利益的重要事项,都实行民主决策。

完善民主管理机制。依据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结合本地实际,由全体村民讨论制定村民自治章程,对村民的权利和义务、村级各类组织的关系和工作程序,以及经济管理、社会治安、村风民俗、婚姻家庭、计划生育等方面的要求,作出具体明确、便于操作实施的规定,并严格按自治章程管理村级事务。凡需民主管理的地方,都要依法建章立制并认真落实,做到有制可依,按章理事。

加大民主监督力度。完善和落实村务、财务公开制度、民主评议干部制度和村委会报告工作制度。经过村务监督小组或村民理财小组审查的村务财务各项内容,及时张榜公开,每季不少于一次。对村委会及其成员进行民主评议和民主测评,对评议不称职的村干部应予以调整或罢免。村委会要向村民会议或代表会议报告工作,自觉接受民主监督,改进工作不足。

切实加强法制宣传教育。认真组织实施“五五”普法规划,紧密结合基层生产、生活、工作实际,运用多种有效方式,针对不同层次、不同对象,加强相关法律知识的宣传教育,使农村干部增强法制观念,提高依法办事能力,使广大群众学法知法,履行应尽义务,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利。要以“八个一”为中心内容(即:即一套普法制度、一个法制宣传栏、一所法制学(夜)校,一家法律书屋(阅览室)。一支普法骨干队伍、一本法制教育读本,一张维权联糸卡,一档讲座。)完善农村普法工作的载体,不断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法律素质,增强他们的法制意识。

加强村级调解组织建设。建设好村级调解室,配齐配强调解人员并定期开展培训。定期排查民间纠纷和不安定因素,善于运用法律、行政、经济和思想教育的手段,及时化解矛盾,妥善处理纷争,维护基层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

四、实施步骤及要求

宣传发动阶段(2014年上半年)。各村要对村民自治工作进行回顾总结,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制定整改措施。

全面实施阶段(2014年6——8月)。依据活动意见和本地达标计划,全面组织实施,做到突出重点,点面结合,分类指导,全面推进。各村要按照“四民主两公开”的原则要求,对照考评标准,逐项落实,全面实行村民自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