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期刊网 精选范文 农民合作社产生的原因范文

农民合作社产生的原因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农民合作社产生的原因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农民合作社产生的原因

第1篇:农民合作社产生的原因范文

我国实行农业合作化,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动因。

(一)客观方面的原因:

1.当时农业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使贫下中农不仅不能扩大再生产,甚至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这就决定了他们有组织起来的要求。

2.优先发展重工业需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资金,需要农业提供商品粮食和原料,需要农村提供工业品市场,而我国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很难满足这些要求。因为,只有逐步实现农业合作化,才能适应国家工业化的发展。①3.国家工业化的发展,要求改造以小农经济为特点的传统农业,提高农业生产率,达到规模数量,从而保证快速工业化的需要,彻底解决农业拖工业后腿的问题。②

(二)主观方面的原因:

1.源于一部分党员干部,包括一些高层领导干部对后农场形势变化的模糊认识③,在形势估计上,夸大了农民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和两极分化情况,过分强调两个阶段、两条道路的斗争。④

2.误认为贫农的互助的要求是社会主义积极性的表现,把劳动互助在一定条件下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绝对化,并以资本主义的发展经历过工场手工业阶段用作理论论证,得出简单协作可以形成新的生产力的结论。⑤

3.把单一公有制,消灭商品货币关系当作社会主义的固定模式。

二、农业合作化步骤加快的原因

农业合作化运动在短短三年里迅速完成,发展如此之快,除了这种生产关系形式对农民生产有帮助,农民积极参加外,还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党的领导加强等因素有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接二连三地批判所谓右倾机会主义,人为地促进了高极社的大发展。

2.降低高级社的办社条件,一个劲地改变实现高级社的时间。

3.当时从理论上认为,从初级社转到高级社这一生产关系的改变可大力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4.认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广大农村是纯而又纯的集体所有制,因此追求百分之百的农民加人高级社。

5.从客观上讲,中国共产党在广大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加之后富农经济日趋削弱,这也是高级社之所以大发展的原因。

6.由于初级社土地报酬规定偏低,除了交纳按土地分摊的股份基金,农业税等提成后,农民所剩无几,这是社会主义初级社社员愿意转向高级社,亦是高级社发展过快的一个重要原因。

7.高级社向社员征集股份基金,当时没考虑是否有能力偿还多余的部分,这也是高级社发展过快的另一个重要原因。⑦

8.1953年8月,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改变了原定的新中国要在一个时期内“走新民主主义道路”的设想,认为过渡时期从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天就开始了。因此,对“确保私有财产”和“四大自由”等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进行了批判,指出总路线就是要解决所有制问题,改变生产关系。这样增强了对农民和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治氛围。

9.1953年开始执行“一五”计划,大城市农产品供应紧张,由于实行粮食的统购统销任务较重,农民用粮也紧张。因此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是个体农民增产有限,必须大力发展合作化,解决个体农业与社会主义工业化之间的矛盾。⑧

10.很大程度上与的“促进”有关,最关注农业合作社,他旗帜鲜明地反对“收缩”和“砍掉”农业互助合作社,赞成合作化运动高潮的来临,这也是合作化运动加快的一个原因⑨。

三、关于农业合作社的经营管理、收入分配问题

(一)农业合作社的经营管理

互助组只是一种简单的劳动协作形式,没有改变农民的土地产权结构和产权关系。但是,互助组内部体现了集中劳动和分工协作的某些优越性。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从产权组织形式上看,可称为土地合作社。这种产权组织形式下的土地资产所有者的权益虽然化为股份,并没有作为分配的依据之一,但是资产实物形态上仍保持某种权属关系。因此,这种所有权与使用权的结构关系称为初级分离。受益权、处置权则在合作社与农户之间进行分割。这种产权结构虽然因广泛的思想动员,使广大干部和社员积极性较高,集中劳动和协助分工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和矛盾:(1)土地资产实物形态上的权益关系同集中统一使用之间的矛盾。(2)劳动计量与监督难度增加,激励减退。(3)管理水平与农业经营复杂性对管理要求不相适应。。正是由于上述问题和矛盾,使得从1953年底到1955年春,由于合作社数量增长太快(在一年半的时间里由1.4万个发展到63.4万个),结果造成不少新社的经营管理遇到很大的困难,合作社的总体质量和经济效益明显下降。在合作化高潮期间合作社效益又进一步明显的下降。

在大力发展合作社过程中,对规模经济的追求,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农业合作社经营与家庭经营相比存在的管理成本,而管理成本的大小决定了集体经营是否比家庭经营更有效益。由于理论上的缺陷和缺乏实践经验,在50年代推行农业合作化过程中,以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没有看到农业产业的特点及规模效益与工业的差别。⑩把合作社看作单纯的消灭个体农民的手估,不可能有真正的从国情出发和以发展农业为目的,依据农业生产发展和农业经济在商品化、专业化、现代化过程中的客观要求,选择最能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合作社的具体形式。。应该允许农民根据自己的情况自由选择家庭经营、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等经营形式,这些经济成分所占的比重此消彼长,除了国家依靠经济手段加以适当引导外,主要应依靠经济效益的高低来自由转移。@在我国农村经济管理中,必须认识到生产关系的变革不能搞“一刀切”,必须发挥集体经营和家庭经营的两个积极性,必须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⑩

(二)关于农业合作社中的分配形式

1.在合作社产品分配中,各个社员在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报酬的形式下,取得的收人并不都是占有别人的劳动,合作社的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报酬中,有一部分实际是各个社员自己的劳动所构成的。但是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报酬这些分配形式的存在,毕竟使一部分人可以占有另一些人的劳动。因此,这些分配形式是合作社中的私有因素,在分配关系上的是合作社中非社会主义因素的表现。而合作社中的劳动报酬和公共积累及公共福利基金这些分配形式则完全适合于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它们是合作社中的社会主义因素在分配关系上的表现,上述这样两种形式不同的分配形式的并存,正是反映了合作社私有因素和社会主义因素的矛盾。至于副业分配问题,它与农业收入中的劳动报酬合并,在合作社中按劳动多寡来分配。⑩

2.1952一1957年是“评工记分”的分配方式的形成时期,这种分配方式比较适合农村干部经营管理水平,农民比较容易接受。⑩

3.农业合作社中产品分配的各种形式的比例关系:(1)合作社公共积累和社员个人收人之间的比例关系:按提取公积金的数量大体是,初办社占总收人的5肠左右,以后随生产发展而增加,以至达到10%左右;提取公益金数量大体是:初办社时占总收人的1%左右,以后随生产而增加,一般不超过3写。(2)生产资料报酬(主要是土地报酬)与劳动报酬之间的比例关系:合作社总产品中在扣除了生产资料物质消耗、农业税、公积金、公益金、土地和其它资料报酬后,全部作为劳动报酬。对绝大多数社员来说,劳动报酬的收人大于土地报酬(固定报酬)。⑩用直接管理企业的办法管理合作社,生产按国家指令性计划,劳动过多地采用集体形式,产品由国家统购统销,分配按统一规定实施。⑩使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受到很大的影响,同时助长了少数贫困户的依赖心理和平均主义观念。后来的实践证明,这种方式的确达到了阻止两极分化的目的,但代价是使农村发展动力有很大的缺失。

四、农业合作化后我国农村市场变化及农民消费情况

(一)农业合作化后我国农村市场的变化情况

1.农业合作化后,我国农村市场发生了以下变化:(1)农业合作化扩大了生产资料的市场。(2)农业合作化扩大了农产品市场。(3)农业合作化扩大了生产资料的农村市场。⑧

2.农业合作化生产方式的形成,对我国整个商品市场产生了巨大影响:首先,工农业商品产值一致迅速上升,商品市场总量迅速扩大。第二,市场商品构成工业品比重上升,农产品比重下降。第三,市场商品交换量中工农业商品之间的交换比重递减,工业商品相互间的交换比重剃增。第四,商品市场的扩大和经常化。第五,市场参与者减少,商品逐次交换量扩大,计划市场基本取代了自由市场。由于上述原因,从而使我国商品市场的淡旺季渐趋不明显。⑩另一种观点认为,由于实行统购统销的农产品不能进人自由市场,从而使农产品市场商品量缩小。

3.50年代前期,农村商品市场上存在多种市场主体,包括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商业、私营商业及个体摊贩、私商的合作社商业、农业合作社商业及农民家庭贸易。为了活跃城乡市场,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国家允许多种经济成份存在,并随时调节各方面的关系,以发挥各自的积极作用。1953年以后,随着经济建设计划的实施,国家逐步加强了对农村商品市场的控制。@统购统销制度的实施割断了农民与市场的联系,土地种什么,信息不是来自市场,农民对自己的产品,处理无自,即使有余粮也不能拿到市场上出卖。这就排除了价值规律对农业生产的刺激作用。农业合作化实现以后,统购统销制度也割裂了私营工商业同农村市场之间的联系。导致农村初级市场萎缩,最后是自由市场网络萎缩。⑩到5。年代后期,各种商业成分中,有的基本退出了农村初级市场,如国营商业;有的被消灭,如私营商业;又有新生的商业,如合作社商业,供销合作社成为农村商业的主要经营者和领导力量,农民贸易(包括农民集体贸易和家庭贸易)的范围受到极大的限制。⑩

(二)农民消费变化情况

1.农民购买力增长:(1)农村购买力逐步增长,绝对值方面,经济作物产区最高;增长速度上,经济作物产区也最快。(2)农民的购买力的提高决定于总收人的提高,决定于单位面积的产量。

2.农民购买力的分配情况:(1)集体购买力的比重由少到多,渐趋稳定。(2)在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的比重上,生产资料投资在购买力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上升。

3.农民购买力的支出时间上:生产资料投资集中于上半年,生活资料集中于下半年,但上下半年渐趋均衡。

4.农民购销方式上:(1)集体性加强。(2)要求就地,及时购销。

5.农民生产资料需要的变化:(1)对新农具要求逐年增加。(2)对肥料、水利用具、农药等要求不断增加。

6.农民生活资料需要的变化:随着农民生产水平的提高,农民个人需要也在增加,很多工业品由不用到用,由少用到多用。

五、我国农业合作化与苏联农业集体化之间的关系

对于两者之间的关系,存在以下几种观点:

(一)50年代的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就是30年代苏联农业集体化的翻版,从总的理论发展模式和指导思想上看,它并未跳出斯大林全盘集体化的巢臼。

(二)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决不是苏联农业集体化的翻版。

(三)中国农业合作化同苏联农业集体化之间共同点和相似点十分突出,但二者又有明显的区别。1.相似点:(l)目标相同:都是要求在农村实现社会主义。(2)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内容相同:两者重点都是消灭个体经济和个体经营;都把限制和消灭农村商品经济作为主要内容;都改造个体农民。(3)基本道路相同或类似,突出表现在:两者都与国家工业化并举;两国走的都是先农业合作化、集体化后农业机械化、现代化的道路;两者的农业合作化(集体化)运动都是依靠国家政权自上而下推行的;都采取了群众运动的形式。⑧(4)我国的高级社同苏联集体农庄也有许多相似之处:第一,两者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制度;第二,虽然土地归属权不同,但土地使用权和使用方式相同;第三,两者对大型农具、耕畜等生产资料所有权相同;第四,二者的分配原则和办法基本相同;第五,二者的管理机构基本相同;第六,二者的组织规模都比较大。@2.不同点:(1)基点有差异: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起点比苏联集体化运动起点低。(2)农民对合作社的态度有差异:苏联农民对集体化的热情普遍不高,态度上带有更多的被动性,而在我国农民态度上带有更多的主动性、自觉性。(3)依靠力量上有差别。(4)具体手段有差别。(5)步骤上有差异严3.与苏联农业集体化相比,我国的农业合作化具有以下几点成功经验:(l)创造了逐步过渡的形式。(2)采取工业化与农业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3)通过和平道路消灭富农阶级。(4)强调解放发展生产力。

六、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评价

第2篇:农民合作社产生的原因范文

关键词:云南省;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产品;品牌创建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22-0058-02

云南省位于我国西南边陲,处于高海拔低纬度地区,这里特殊的地理气候特点使云南有发展农业得天独厚的优势。这里的农作物品种繁多,质量优厚。2012年云南省在《关于加快高原特色农业发展的决定》中提出全力打响“4张名片”,即“丰富多样、生态环保、安全优质、四季飘香”。要充分利用云南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发展基础,按照市场需求和消费者喜好,顺应绿色经济发展潮流,打造在全国乃至世界有优势、有影响、有竞争力的“云系”“滇牌”绿色战略品牌,以品牌带动生产、以产品带动产业发展。

一、云南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现状

在我国2007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中规定了合作社的概念,即“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创建农产品品牌,是指其所拥有的品牌具有注册商标、特色产品及“三品一标”认证等。

云南省一直重视农业新型经营主体的培育,尤其是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培育。近几年来,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表现出以下两种现状。

首先,合作社不少,示范合作社少;截至2014年,云南省农民专业社达到29 170 个,比2013年增长了34.3%;合作社注册成员达62.44万人。

但是在《关于拟评定2015年度农民专业合作社省级示范社及用水示范组织》的公示中,经省级相关部门评审,拟评定养殖专业合作社等147个农业类合作社,核桃种植专业合作社等10个林业类合作社,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等48个供销类合作社作为省级示范社,拟评定3个农业灌溉专业用水组织合作社为省级用水示范组织。这表明,云南省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发展速度快的基础上,也开始关注合作社发展的质量,特别是评选示范性合作社,更加凸显了合作社发展的规模化、标准化、覆盖化、区域特色化的趋势,不是仅仅关注合作社数量的多少。但是同快速增长的合作社数量和参与人数相比,示范社的数量过少,同时也说明了云南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质量亟待提升。其次,农民专业合作社不少,但拥有的品牌少。合作社在创建农产品品牌的发展上明显不足,在《2014年云南名牌农产品初选名单公示公告》中一共有59个生产企业(单位)上榜,其中只有两家合作社。第一家是建水县福新果蔬专业合作社,商标名称为“美秀福新”,产品是:马铃薯、小米辣、紫甘薯。第二家是祥云县吉才林园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商标名称为“吉才林园”,产品是“吉才冬桃”。而一些云南高原特色农产品比如云茶、云药的品牌则主要由一些公司申请,比如茶叶品牌有云南龙润茶业集团有限公司的龙润普洱茶、梁河县弘梁茶叶有限公司的弘梁有机回龙绿茶。云药品牌有文山市苗乡三七实业有限公司的苗乡有机三七、丽江百岁坊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研城百岁坊玛咖片、玛咖咖啡。面对仅有3%的低占有率,以及农产品的初级化、特色不鲜明等问题,可以看出合作社创建农产品品牌的行动亟待加强。

二、合作社创建品牌的优势

(一)合作社的规模化保证了农产品品牌的创建

传统生产方式是以家庭为单位,生产无品牌的农产品,这很难在中高端市场中获得更好的竞争优势。但合作社这一组织形式将农民联合起来的规模效应,形成了农产品的生产、加工、流通、消费等环节的一体化经营,充分保证了生产和消费的平衡,为再生产提供了必要条件。

(二)合作社主体为农产品品牌的创建提供了明晰的产权

农产品品牌的产权明晰,即品牌的所有者是合作社,那么就可以更好地对品牌进行投资、管理和维护。云南省物产丰富,特色农产品种类多,但知名农产品主要集中在茶叶、药材、鲜花上,合作社作为农产品品牌的主体,可以给区域特色农产品品牌带来自己的标识,明晰了品牌产权,为特色农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提供优势。

(三)合作社的标准化为农产品品牌的创建提供了保证

农产品标准化是农产品品牌创建的重要保证。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农产品标准化实施中把广大农民组成一个技术、信息、资金共享的利益共同体,统一生产标准,统一操作规程,统一产品质量,从而保障了农产品品牌的创建,并且提高了农业标准化生产水平,有效地改善了农民在市场竞争中的不利地位。

三、存在的问题

(一)合作社创建品牌内涵低,品牌特色不突出

一方面,合作社创建品牌随意,品牌大多随便以人名、地名命名,造成商标地区特色不明显,同时缺乏文化内涵。导致农民专业合作社品牌整体留给消费者杂乱多的印象,无法培养消费者的品牌忠诚度。另一方面,拥有大众认可度高和具有丰富农耕文化内涵的区域性品牌,却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维护。

(二)合作社不适应互联网环境,品牌创建意识不强

云南省位于我国西南边境,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人们受到传统的农耕文化和小农思想的影响深远。云南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一些发展思路早已落后于时代潮流,一些社员只关心产品的生产、销路和盈利情况,而合作社的带头人也只满足于传统的产销模式,并不接触互联网,更不会意识到品牌创建在网络时代的重要性。

(三)合作社产品科技含量低且加工不足,品牌附加值不高

云南省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农产品深加工上投入不足,合作社依然以初级农产品作为主打品牌产品,农产品仅限于初级加工,最多引进冷链环节。资金、技术的落后,进一步阻碍了产品的科技含量。

(四)合作社力量薄弱,品牌优势不明显

农民专业合作社成立的重要目的就是应对小生产,大市场的矛盾,从而在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基于云南省合作社的发展现状,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速度快,合作社数量多,但是合作社力量弱小,合作社之间缺乏联合和沟通,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联合机构。

四、对策建议

(一)申请原产地地理标志

云南高原特色农业的发展为农产品品牌的创建提供了很多特色农产品,可考虑由农业专业合作社将本地地理名称通过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注册为原产地地域产品专用集体商标。以此来突出高原特色农产品的特点,增加品牌的附加值,推动高原特色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二)培育网络品牌意识

我国的互联网技术发展日渐成熟,无线上网技术应用和移动装备的普及,使得大众进入了网络覆盖的信息化生活时代。这就促使合作社从传统的线下销售进入虚拟互联网平台,来宣传合作社的产品信息,以达到扩大销售渠道的目的。

(三)延伸农产品的产业链,提高农产品品牌的认知度

在云南高原特色农业的发展中,农民专业合作社不能仅仅销售初级农产品,还要延伸高原特色农业的产业链,为农产品的品牌增加附加值。促进农民专业合作建立了自身的产业链,可以实现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提高农民市场谈判地位,推动特色农产品品牌的认知度。并且,促使合作社扩大规模,成为成熟的市场主体,在市场上提升品牌影响力。

(四)打造云南省合作社联社,因地制宜地开发特色农产品品牌

大力发展合作社联社,有利于积聚产业的规模效益,避免过多相同特色农产品品牌的相互竞争。在云南省农民专业合作社信息网络建设方面,联社便于在产前、产中、产后收集、农产品产品相关信息以及市场供求、科技服务等信息,最大限度地减少市场不确定性带来的冲击和风险。

参考文献:

[1] 阮建雯,可斌,张汝坤,等.云南高原特色农业对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要求[J].中国农机化学报,2014,(35):36-39.

[2] 李敏,陈道发.湖北省农产品品牌发展的路径选择――基于鄂豫两省农产品品牌发展模式比较[J].科技创业月刊,2014,(4):40-42.

[3] 向明生.云南高原特色农业品牌发展模式探析[J].中国集体经济,2014,(30):12-13.

[4] 田文勇,赵圣文,张会.合作社农产品品牌建设行为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基于贵州、四川部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调查[J].开发研究,2014,(5):30-33.

[5] 晋雪梅,刘从九.网络环境背景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产品品牌管理存在问题与对策分析[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13):63-65.

[6] 钱淼,王伟.农民专业合作社对特色农产品品牌建设的作用[J].青岛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38-42.

[7] 杨丽莎.山地农业发展中农民合作制约因素及促进路径研究[D].成都:西南大学,2014.

第3篇:农民合作社产生的原因范文

关键词: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分层次;经济组织

2004年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持起草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2005年,浙江省人大率先颁布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浙江省各地都开始成立各具特色的农民专业合作社。2006年10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在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通过,并于2007年7月1日起实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制定,从法律上明确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市场主体地位,标志着农民专业合作社将进入依法发展的新阶段。笔者通过分析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历史、现状和趋势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化建设等不同角度,对分层次实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进行了探索和研究。

一、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历史、现状和趋势

当今世界各国都有不同类型和不同层次的发展。在美国,由合作社加工的农产品占农产品加工总量的80%,由合作社提供的化肥、石油等生产资料占农产品生产资料的44%,由合作社提供的贷款占农产品生产贷款的40%。在法国,由合作社收购的农产品中,牛奶和谷物分别占生产总量的50%以上和71%。法国食品出口中,通过合作社出口的谷物占出口谷物的45%、鲜果占80%、肉类占35%、家禽占40%。在日本,市场销售农产品绝大部分是由农协提供。其中米面占95%、水果占80%、家禽占80%、畜产品占51%、由农协提供的生产资料中肥料为92%、饲料为40%、农机为47%、农药为70%。虽然各国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背景和途径各不相同。但依据其特点。可以大致分为三种类型:

(一)专业合作社

此类合作社的显著特点是专业性非常强。通常以某种产品或某种功能为对象组成合作社,如奶牛合作社、小麦合作社,或销售合作社、农机合作社等。合作社规模一般都比较大,其本身就是经济实体,为了形成规模优势保障合作社利益,合作社之间的联合或合作逐步增强,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合作社体系。

(二)综合性合作社

此类合作社的显著特点是综合性非常强,通常根据社员的需要为社员开展多种多样的服务,主要有农业经营指导服务、农产品销售服务、信用服务等等。

(三)跨区域合作社

此类合作社的显著特点是跨区域合作与联合,以共同销售为主。通常合作社是以发展销售合作社为基础,继而扩大到生产资料的供应和农产品加工领域。

从总体来看,当前世界各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现状,既体现了各国不同历史背景条件下不同的农业发展特点以及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发展模式差异,同时也体现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农业生产规模化、农业经济结构层次化趋势下的重要地位。

二、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业经济结构调整和层次化特点

我国实行市场经济改革以来,农业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在市场化层次上,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使得农业生产按照整个社会对农产品的需求来进行资源配置,使得农业资源配置效率大幅提高、农产品产量大幅提高、农产品种类更为丰富。同时市场层次发展的不均衡也带来了农产品在市场供应上相对供大于求,增产不增收的新问题。其次,随着农产品市场需求结构的不断变化,消费者对农产品的品质要求不断提高,农产品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之间的矛盾使得市场的层次化差异更为明显。传统的以分散农户为单位的农业生产和经营是造成这一矛盾的根源所在,由于无法获得大规模生产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效益,导致农产品生产的相对成本过高。

在农业生产资料的组织和调度层次上,由于主要是农户分散的小规模生产经营为主体,传统的农村经济仍停留在半自给自足的状态,使得分散农户难以成为农业经济的投资主体,加之在资本市场上,农业多元投资体系以及完整的市场财政调控体系尚未完全建立,使得整个农业经济的资本投入相对不足。在农业生产的基础建设层次上,虽然国家在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投资上不断加大力度,但是由于在总体经济发展上形成的巨大区域差距以及历史原因,仍然使得农业基础设施在地域环境下存在巨大的层次差异。其次,传统的农业科研体系和科技服务体系难以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各种需求,加上分散的农业生产经营者在对农业科技的吸收、转换上存在很大的差距。使得科学技术农业生产中的运用总体水平无法大幅提高,从而存在较大的层次差距。

由于农产品市场体系和运行规则不健全,尤其是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市场主体地位尚未得到确立,农产品价格的市场形成机制尚未真正建立。使得诸多的矛盾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农业经济在发展层次上的资金、技术、人才短缺等层次差异问题。由于分散经营的农户难以参与到整个农产品的加工与流通领域。阻碍了农业市场体系的建设和发展。进而限制了各种其它要素的流动与配置,形成了制约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的鸿沟。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由于历史原因、地域原因、政策原因等形成的农业经济层次特点,加上分散农户小规模的生产与经营的制约,现阶段制约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矛盾主要出现在农户的分散以及非法人状态的经济属性上。

三、分层次实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全面推进我国现代农业发展

第4篇:农民合作社产生的原因范文

关键词:市场化;农民专业合作社;运行机制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确保了农民的农业生产的主体地位,市场经济的发展赋予了农民的商品交易的主体地位。伴随着这两大制度变迁的发生和发展,农民在自主经营的积极性空前提高的同时,离散化程度也日益加深。在家庭经营长期不变的背景下,如何克服市场化进程中农户分散经营的局限性,有序地引导农民和市场接轨,走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这是我国农业发展面临和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实践表明,作为“民有,民管,民受益”的农民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日益成为引导农民发展生产和增加收入,教育农民,繁荣乡村文化,连接政府与农民的有效组织载体作用。以浙江省为例,农民专业合作社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2003年4月浙江被农业部确定为全国唯一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建设试点省;2005年1月率先出台、实施了中国大陆地区的第一部合作社法规《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随后进行了“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化建设”。根据浙江省农业厅提供的数据,截至2006年底全省已有比较规范的农民专业合作社3856家,社员31.2万个,带动农户237.7万户,占总农户的19.4%。许行贯等(2004)指出,浙江省近些年来农民农业收入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浙江省在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张晓山(2004)认为,以浙江省为代表的发达地区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在全国具有一定的先导性,它们出现的一些苗头性的东西可能代表了中国农业经营方式和农民合作组织未来发展的一些趋势。鉴于此,以浙江省为例探讨市场化进程中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运行机制,对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健康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农民主体,多元主导

合作社的市场开拓行为间接地引起了市场资源在不同行业间的配置和流动,甚至直接作用到社会其他投资领域;同时随着市场对农产品的需求变化,合作社经营者为了适应市场环境,逐渐吸收了一些社会资本向农业领域流动,出现了投资者社员、销售者社员、加工企业社员、供销社和大户等,从而使社员性质即合作社的组建主体具有多元性。从浙江的实践来看,小农户牵头创建的专业合作非常少见,热心组织创办专业合作社的农户多数是那些具有一定经济规模、农产品生产的市场化商品化程度较高的专业大户和长期从事农产品销售的贩销户。同时,一些政府涉农部门(如农、林、牧、渔、供销社等)和涉农企业,出于自身的政治利益或经济利益,也参与创办专业合作社。参与主体的多样性,导致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结构具有高度的异质性。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员异质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不同参与主体的资源禀赋不同。在“人多地少”和土地流转不通畅的情况下,大多数农户承包的土地规模不大,拥有的自然资源有限;只有少数生产大户拥有相对较多的自然资源。由于农业收入增长十分有限,农民从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相对较难,多数小农户缺乏资本资源,拥有资本资源的成员数量有限。在农产品普遍过剩的情形下,多数小农户缺乏农产品营销和企业经营管理能力,相对而言,运销大户和龙头企业在人力资源上具有优势。政府涉农部门由于自身的权威,具有其他组织和个人无可比拟的社会资源,此外,农技部门拥有技术优势,村干部等乡村“精英”人物拥有一定的威望和人际关系网络。

2、不同主体参与合作社的动机和目的不同。多数小农户参与合作社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解决产品的销路和增加收入;生产大户由于生产经营规模较大、承担的市场风险更大,通过组建合作社可以形成一定规模的商品销售量,从而增强谈判地位,更有效地抵御市场风险;运销户单纯靠牵线搭桥、联系买卖、提供服务等方式提取手续费很难把业务做大,组建合作社可以提高质量标准、进行品牌营销、实现加工增值等。供销社领办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主要是为了寻求自身体制改革的出路,既有经济利益上的追求,也有政治利益上的考虑——争取对农民合作社的管理权;龙头企业参与组建合作社一方面可以通过合作社稳定其原料供应,另一方面可以获得政府部门的财政和税收优惠;一些基层政府和涉农部门参与合作社主要是出于自身工作的考虑和政治经济利益追求,当然也有部分基层政府出于造福一方的公心考虑。

3、不同参与主体在合作社创建和发展过程中的角色不同。对绝大多数小农户而言,由于缺乏自然资源,资本资源、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由他们出头创建合作组织的可能性较小,从个人理性的角度而言,小农户也不愿意这么做。因为作为集体而言存在“外部利润”分配到个人是非常有限的,为了获得不多的收益而花费成本、承担风险是不可取的。在合作社的形成过程中,小农户主要充当惠顾者的角色,少部分社员也可能会向合作社投资。由于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在农产品普遍过剩、农业产业化浪潮不断推进的背景下形成的,很多合作社一开始都具有纵向合作的色彩。在合作社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中,对资本资源、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的需求比较强烈。因此,只有那些具有一定生产规模、农产品生产的市场化商品化程度较高的专业大户,掌握一定农产品销售渠道的贩销户,农民社区里的“精英”人物,拥有一定资本实力的企业和个人以及拥有一定社会资本的组织,有能力组织创办农民专业合作社,将中小生产者及利益相关者带动起来。总的来看,小农户的资源禀赋决定了他们只能是合作社的普通成员;而其他参与主体由于愿意面对风险,也能够承担合作社的组织成本,充当了合作社创建的主导力量,他们大多是合作社的所有者、控制着,或者利益相关者。

综上所述,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不同要素所有者为了共同的利益而结成的契约组织。在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参与主体在资源禀赋、参与目的和主要角色等方面差异,导致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员结构具有高度的异质性。总的来看,合作社的成员可以归两大类:多数普通成员(一般农户)和少数核心成员(生产大户,运销大户,供销社,龙头企业、农技人员以及农村的精英人物等)。

二、面向市场,服务成员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持续生存和发展,需要完成两项互相关联的任务,一个是协调组织成员的活动和维持内部系统的运转,另一个是适应外部环境。第一项任务要求合作社经由某种复杂的社会过程使其成员适应组织的目标,而组织也适应成员的个人目标。这一过程也被称之为“互相适应”、“内适应”。第二项任务要求合作社与周围环境进行交流和交换,称之为“外适应”。对于农民专业合作社而言,要实现内部整合与外部适应,对组织的经营策略进行合理定位无疑是重要内容之一。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进程的推进和深入,农业生产经营越来越具有市场导向性。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农产品市场格局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深入发展,消费者需求的多样化,农产品买方市场特征越加明显。在这种背景下兴起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要想在市场上取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单纯依靠传统的“生产导向性”战略已经很难成功,而必要考虑如何有效的采用“市场导向性”战略。

尽管现阶段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还处于发展初期,相对稳定和成熟的市场战略尚未形成。但是,笔者对温州、台州两地的150家合作社的调查显示,很多农民专业合作社在经营策略上从一开始就具有一定的市场导向性(见表2)。例如相当多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基本上都在采用“要求社员掌握统一的生产技术和质量标准”,“向市场统一提供品牌化的产品”和“根据市场需求灵活地确定向市场投放产品数量”的经营策略:并部分采用“面向不同的客户提供差别化的产品”,“在制定产品价格时根据客户的意见进行调整”,“根据接到的订单组织社员的生产”的经营策略。由此可见,浙江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大多是为了在市场竞争中获利而存在的,市场导向是其与生俱来的重要特征。

在面向市场的同时,绝大多数农民专业合作社同时坚持为社员服务的宗旨。对浙江省372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调查显示,从服务内容来看(见表3),提供购买服务的有184家,占49.5%,提供运销服务的有179家,占48.1%,提供技术、信息服务的有110家,占29.6%,提供加工服务的有100家,占26.9%,其他服务还包括共同生产、仓储服务和农机服务。浙江省农业厅2004年对146家合作社调查显示,有84%的合作社统一采购供应种子种苗、化肥等农业投入品;76%的统一注册或使用商标;68%的统一进行无公害农产品认证;63%的统一分级包装和销售。

三、强调效率,体现公平

浙江省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在转型时期复杂的社会背景下,各参与主体出于自身利益追求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结果。各参与主体的资源禀赋和角色作用不同,价值取向、利益偏好和所追求的目标差异明显,这必然会影响其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认知。

首先,不同成员对组织目标和功能的认知存在差异。在多数小农户看来,合作社的主要功能是解决产品的销路和提供服务,而专业生产大户和运销户则认为合作社可以通过提高质量标准、进行品牌营销、加工增值等方式赢利。供销社领办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主要是为了寻求自身体制改革的出路,既有经济利益上的追求,也有政治利益上的考虑。龙头企业(公司)可能把合作社当作其稳定其原料供应的基地和获取政府部门财政和税收优惠的手段,一些基层涉农部门往往把合作社当作是自身职能的延伸。如果各参与主体从自身定义的角度来看待合作社,必然导致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定位的多元性。

其次,对外的协调和对内的整合也会导致农民专业合作社定位的多元性。一方面,在以市场为导向的外生性农民专业合作社中,部分成员追求的主要是经济利益,因此赢利性无疑是组织核心和持久的特征之一,也是组织实现内部协调的前提和基础。然而,为了获得存在的合理性和成员的认同,农民专业合作社又必须要坚持合作社原则,作为自己独特的特征。

既追求效率,又追求公平,是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重要特点。一方面,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作为一种经济行为它需要在市场上追求利润(尽管合作社与社员的业务是“在非盈利或成本基础上”经营,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只有这样才能保护成员的利益并满足他们的共同需要,这是经济效率的体现。另一方面,农民专业合作社有自己独特组织原则,作为满足社员共同需要并为社员共同所有和民主控制的互助性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内部坚持以下基本原则:以服务成员为宗旨,谋求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人社自愿、退社自由;成员地位平等,实行民主管理;盈余主要按照成员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交易量(额)比例返还,这体现了对每位成员公平的一面,这是公平的体现。

在如何处理效率与公平问题上,市场和政府的角色起着重要的作用。从浙江的实践来看,各级政府支持合作社的目的在于扶持农业、扶持农民,实现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因此,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其更多地强调合作社是农民的组织,强调合作社的利益要向生产者倾斜。一句话要体现公平优先的原则,也就是通常所谓的“民有、民管、民受益”原则。然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不能简单地建立在理想的原则和美好的期望的基础之上。实践表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形成和发展不得不依赖于生产和运销大户、农村基层组织、供销合作社和龙头企业等少数处于相对“强势”地位的非小农群体。在“强者牵头,弱者参与”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制度安排的核心是利益格局的调整。比如,在起步时之所以出现少数人占有绝大多数股份,是因为股份集中是聚集人力资本和货币资本等稀缺生产要素的前提,多数社员也能理解和接受。随着合作社的发展壮大,股份过于集中的弊端日益突出,面临调整和变革的压力。原因在于:一方面,市场竞争使合作社的带头者意识到,与农户结成利益共同体并取得农户的支持和拥护是保持和扩大既得利益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政府的政策导向使合作社的管理者意识到,让利于农户是取得政府的保护和支持的重要前提。

通过对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运行机制的分析,可以发现,在市场化进程中相当部分农民专业合作社在一定程度上已超越了国外传统合作社发展阶段,直接面对和适应农产品市场格局、终端消费者需求多样化、农业生产技术发展等现代农业发展趋势,成为具有市场导向性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客观地讲,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实践在全国处于发展前列。在相当程度上,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呈现的一些特征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也体现了农业市场化背景下经营方式和农民合作组织未来发展的一些趋势。由于在市场发育程度、资源基础、政府行为等方面的差异,需要对浙江的实践和经验保持清醒的认识。

参考文献:

[1] 黄胜忠,转型时期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织行为研究:基于成员异质性的视角[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

[2] 许行贯,创新农村经营体制的探索与实践[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

[3] 徐旭初,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制度分析[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第5篇:农民合作社产生的原因范文

鉴于农业为人类提供了最根本的消费资料,因此对农业生产效率的研究一直是学界研究的重要课题,其中,农业合作化由于增加了实物、人力资本规模和技术可用性,对农业产出理论的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而我国1978年以前的农业合作化实践则为这个理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自然实验,这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强烈的研究兴趣。本文试图从提高农业合作效率的视角,对国内外有关农业合作化的文献,做一个系统的梳理与总结,以推进国内学术界在该领域研究的深入,同时也希望为当前我国的农业改革提供一些借鉴。

一、合作化的进程及其不断加快的动因

建国初期,我国面临着严峻的发展建设问题。截止1949年,中国工业产值只占国民收入的12.6%,大约89.4%的人口生活在农村(Lin,1990)。随后国家进行了三大改造,以实现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其中,农业改造到1955―1956年冬天基本完成,这意味着延续两千多年的私有土地制度基本被废除,基层干部领导下的农民合作社开始成形,基层干部在农业生产和其他政治事务上被赋予完全的权威(Perkins,1964)。此后,合作化成为我国农村的一项基本政策,直到1978年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替代。

(一)合作化的进程

在1979年采用以家庭为基础的农作制度之前,中国的合作化进程可概括如下:20世纪50年代初,合作化只是民间自愿的选择,但在1958年秋后变成国家主导的集体化进程。其中,1958―1960年合作化程度逐渐加深的过程,被称为“大跃进”(Great Leap Forward)(Li和Yang,2005)。

Lin和Yang(2000)认为,1958年以前的合作化由于建立在志愿的基础上,呈现出渐进而缓和的特点,因而具有提高资本使用效率,便于新技术推广,以及使劳动力的配置趋于合理化的功效,大大推动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以1952年的价格来计算,1958年的农业产出增长了27.8%(Lin,1990)。但接下来的合作化进程由于其激进、迅速的特征,结果在导致集体农场规模急剧扩大的同时也带来了管理成本的大幅增加,这导致了农业产出的减少,直接引发了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

(二)合作社的主要形式

合作化的组织形式若就规模和公有化程度而言,可分为四个阶段:

1. 互助组。它由约4~5个相邻的农户组成,在农忙时集中各家的劳动力、牲畜、农具等以形成规模的力量应对紧张的农业生产,至于生产决策、日常运营仍有农户各自负责。

2. 初级合作社。它由20~30个相邻的农户,按照统一的生产计划集中使用农户的资产。至于收入分成,或按土地、牲畜和农具分红,或按劳动完成情况付报酬。

3. 集体农场或“高级社”。最初大约由30个农户组成,但很快变成包括一个村的全部农户,大约150~200户。在这种合作形式下,所有的生产资料,包括土地、牲畜、农具和劳动力等都集中在高级社中,以劳动的贡献为基础进行分配,主要采取的是工分形式,也采取过以劳动时间作为计算劳动贡献,但不是主要方式(Li,2005)。

4. 人民公社。根据Lin(1990)、Lin和Yang(1998,2000)的说明,中央政府1958年制定了一项新政策以作为工业中的大跃进的一部分,这就是将之前20~30个约含150个农户的集体农场集中成一个更大的单位――人民公社。单个公社的平均规模大约由5 000户、10 000个农民和10 000亩土地构成。

过大的规模使得人民公社的管理成本太高。Lieberthal.kenneth(1987)指出,由于把社员收入的基础放在以好几万农民为单位的总产量上,这种尝试给予个人努力的基础太少,是引发1959―1961年农业危机的重要原因。之后,集体农场的规模开始缩小,最先的演变是促成大队的建立,然后是设立叫做队的更小的单位,农民个体的收入取决于这些相对变得更小的单位总产量。到了1962年,公社自身也缩小了规模,公社总数由原来的2.5万个增加到7.5万个。与此同时,公社在生产上开始强调现代化技术的推广和增加资本的规模投入(Lin和Yang,2000)。

(三)合作化速度不断加快的动因

关于实行合作化的原因,Perkins(1964,1983)认为,增加投资率、将农闲时失业的农民有效组织起来进行公共工程的建设、推广新技术以及消除土地细碎化等原因使得合作化成为当时政府的选择。土地集中之后,农作物可以在最适合其生长的土地上得以耕种,而不像过去那样,农民出于生存的考虑,无论土质如何,都不得不种植足够的谷物。同样地,在农闲时其将富余劳动力组织起来进行公共工程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劳动力的季节性失业问题,同时公共工程的建设又为改善生产条件和实现工业化作了准备。而通过将生产单位行政化,可以快速通过行政命令推广新技术,从计划者的角度看,这是件方便和能够提高生产效率的事情。这些由Perkins(1964)首先提出的观点在之后经济学者的研究中基本形成了共识。

但是更多的学者认为,实行农业合作化的动因不完全在经济方面,政治方面即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路线,在推动合作化不断加快方面起的作用最大。新中国成立后严峻的国际形势,使其制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路线。为了使更多的资源,诸如人力、资金、粮食等能够顺利地向工业尤其是重工业领域转移,势必要把分散的小农组织起来,以便发挥规模经济的力量增加粮食生产,但更重要的是以垄断对垄断,保证粮食征购任务的完成。美国学者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89)指出,1952―1957年间城市人口增加了大约30%,但是政府征集到的粮食几乎没有任何增加。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改变了过去和缓的、建立在自愿原则上的合作化办法,而走上了违背自愿原则、快速推进合作化的道路。

实行引发中国农业大灾难的“大跃进”运动(这表现在农业上,就是实行人民公社制度)的原因,国外学者特别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路线的作用。Lardy Nicholas(1987)指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路线使更多的人力、物力转移到了城市,而剩余农村劳动力中又有相当部分投入到了水利建设中,这样就导致了真正投入到农田生产上的农村劳动力的极度缺乏,于是从中央到地方纷纷产生出将合作社合并为更大的农业基层生产单位,以发挥规模经济的强大动力。可以说,为水利工程而大规模地动员劳动力导致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农村的重要体制改革――成立人民公社。

Lardy Nicholas R(1987)、Lieberthal Kenneth(1987)还认为,在导致引发中国农业灾难的“大跃进”的发生问题上,中国统计制度的混乱可谓罪魁祸首。在他们看来,当时的统计制度已经坏到不可能有任何信心去了解实际产量的水平。Lardy Nicholas R(1987)明确地指出,“大跃进”是以毛泽东对中国农业面临的紧张状况的误解作为根据的。本来集体化并没有使粮食产量提高,甚至还有所下降,但来自地方政治干部的夸张汇报使毛泽东相信较大的农业生产单位可以产生更好的经济效益。

至于造成这些极不真实数字的原因,Lieberthal Kenneth(1987)认为,1957年的反右运动大大损伤了城市知识分子的声誉,这个运动强加给“右派分子”的严厉惩罚使他们不得不从原来制定各种规划的中央经济机关退出,从而被缺乏读写能力、统计技能和抽象概括能力但非常忠诚的农民党员所替代,这改变了政府的人力资源参数,从而影响了政府所采用的发展策略的正确性。当时,浓厚的群众动员氛围使得几乎所有的领域都形成了蔑视技术规范和技术专家的风气。比如,鞍钢就提出用政治动员的管理方法取代以前仿效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的钢铁企业的管理方法。Lardy Nicholas R(1987)进一步指出,由于基层统计资料的收集工作和监督制度遭到破坏,又有来自上级的要求引人注目的突破产量的强大压力,公社一级的政府便呈报高度夸大了的产量数字,这些数字的准确性未经认真检验便又上报各级行政机关,这些材料在北京刚一汇总出来就被接受,借以证实毛泽东对农业发展速度可能引人注目地加快的判断是正确的。

Lardy Nicholas R(1983)认为,上述这些有关农业产量的数据在几个方面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首先,它影响了国家领导人的判断,误认为给日益增加的城市人口提供足够口粮这个老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不仅如此,农业产量激增还为大幅度加快筹措投资基金提供了基础,以至于在农村饥荒出现的1959年,投资额进一步提高到国家收入的43.4%,达到空前的高峰。其次,农村繁荣的假象使人们设想能在成功地实行公社食堂的同时实行配给制。再次,错误地缩小谷类作物的播种面积,导致1959年的总播种面积比1957年少10%,粮食播种面积下落13%,而总产量下降13%。最后,导致在粮食产量实际下降的情况下,出口到苏联的农产品数量却日益增多,用以支付逐渐增加的、占较高投资额的进口机械和设备。

Lieberthal Kenneth(1987)指出,尽管这些虚假的数字最终被中央政府发现,但由于以下两个原因,被发现的时间大大被延搁:一是1958年的气候异常良好,非常有利于给人以农业成绩良好的印象;二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着手的许多工业项目在1958年开始取得效益,显示出惹人注目的工业产量的增长。上述两个因素使得在1958年年初和年中的几个月里,无论在中国共产党内还是在广大民众中,都形成了对“大跃进”的日益增强的支持。1958年秋,一些国家领导人,如陈云、彭德怀的视察旅行表明问题正在形成,农民食物短缺的情况证明官方统计提供的几乎所有地方都相当富裕的报告是虚假的,这使中央政府在1958年底开始着手纠正“大跃进”的激进策略,但遭到了来自地方政府的激烈抵制。这使中央政府的纠偏遇到很大困难。此后本准备纠偏的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又由于毛泽东和彭德怀的激烈冲突,而走上了继续“大跃进”的道路,并迅速扩大到引起灾难的程度。

综观上述国外学者的论述,可以看出正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路线,使得大量的人力、物力,尤其是粮食从农村到了城市,为了解决农村人手不足的问题,不得不将他们组织起来,这就是合作化运动不断加快、升级,直至实行人民公社,实行公共食堂的原因。而合作化运动的加快进行,带来了和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很大冲突,这就是中国政府为什么在知识分子阶层开展“反右”的原因。“反右”使大量的知识分子离开制定计划的中央经济机关,并在社会上形成了蔑视技术规范和技术权威的风气,由此造成“大跃进”期间统计制度的整体混乱,统计数字的全面失真,直至走向灾难性的1959―1961年农业危机。

二、合作化与1959―1961年农业危机

伴随着合作化的深入和“大跃进”运动的出现,中国于1959―1961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农业危机。对于危机产生的原因,国内外学术界业已做了很多的研究,概括来说,可以分为三种。而这三种解释,都与当时的合作化运动存在着一定的相关关系。

1. 食物供应量的下降(FAD―Food Availability Decline)。毫无疑问,FAD与农业生产率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关关系。至于引起FAD的原因,既可以是自然因素,也可以是制度因素。

(1)自然因素。根据官方对1959―1961年农业危机的描述,认为这三年连续的坏气候导致了农业的大范围减产,而农业的大范围减产自然导致了人均粮食供应量的下降。Eckstein(1966),Lardy(1978),Yao(1999)、Li和Yang(2005)认为天气与政策因素是农业危机的主要原因,激励问题是引发农业危机的重要原因但却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2)组织制度因素。Perkins和Yusuf(1984)首先提出公社由于规模不当所产生的激励问题似乎是农业突然滑坡的最可信原因。McMillan,Whalley和Zhu(1989)在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效率研究中,通过对于制度转型的全要素生产率测算,也得出了人民公社及合作化后期缺乏足够激励这一观点。

沿着这条思路,Lin(1990)用退社权来解释农民在合作化中面临的激励不足,以及农业生产率下降并一直徘徊不前的原因。他认为,退社权是一种替代对合作者监督的可行权力,随着农民退社权的丧失,他们不可能继续使用它来保护自己,更不可能以此制止其他合作者的机会主义行为,这直接导致粮食产出下降,食物供给也随之下降。

2. 食物获取权的丧失。Sen(1977,1981)和Bernstein(1984)认为中国政府1959、1960年过高的征购率――达到39.7%和35.6%,使得农民手中存粮急剧减少,乃至无法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而发生大饥荒。

Lardy Nicholas R(1987)认为,造成中央政府过高的粮食征购率的原因来自于地方夸张的汇报,这使得即使灾荒已经发生,地方干部却禁止把当地粮食短缺的信息传播出去,因为这种信息和他们先前报告的“丰收”前后矛盾。由于这个原因,通常能缓和粮食短缺的地区之间农产品的流通量被削减,总产量严重不足的地区便不可能指望从外地调拨粮食,从而进一步加剧了灾荒的程度。

3. 制度因素。Yang(1996)认为,饥荒的造成与公共食堂有密切关系。他指出,公共食堂作为公共财产,以至民众过量消费,最终导致公地悲剧,此乃引致饥荒的重要原因。至于各地区不同的死亡率,Yang认为主要是政治因素导致,他将党员密度(PMD)作为影响因素,用计量方法得出党员密度大的地区更倾向于贯彻中央政策。沿用这条制度解释的思路,Kung和Lin(2003)用计量方法将Yang的PMD与他们提出的另一个变量,即解放时间的早晚(Time of Liberation -TOL)作为影响因素,认为更早解放的地区,中央政府的威信在这些地区更大,贯彻中央政策的力度也更大。他们的计量结果显示,后者要比前者更为显著。

纵观国外学者的论述,可以将1959―1961年农业危机的原因进一步集中于自然灾害和政治决策失误两个方面,其中,政治决策失误起的作用更大。至于导致中央政府作出严重失误决策的原因,则主要归咎于统计制度混乱所导致的信息的严重失真,它使中央政府作出了提高粮食征购率,减少种植面积,实行“敞开肚子吃饭”的公社食堂等一系列决策,加剧了由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灾荒程度。

三、关于合作化的其他方面的研究

(一)关于Lin(1990)文章的争论

国外学术界对于合作化以及农业危机原因的研究非常繁复,其中Lin(1990)的文章以及其之后的一系列后续文章中所提出的以退社权的丧失来解释人民公社激励不足的观点,在学界引起了比较大的争论。

MacLeod(1984)提出了一个分析问题的新框架,在这个新框架下,他得出的结论是,即使在退社权缺失的情况下,合作体系内部的人仍可以采用可信的威胁来降低其他合作者偷懒的倾向。也就是说,一个良好的相互监督体系是可以做到对激励的完全替代,即在良好的相互监督体系存在的情况下,一个合作体系内部的合作者是可以做到完全有激励努力工作的。依据这个新的框架,Putterman和Skillman(1992),Dong和Dow(1993)进一步指出了退社权其实并不能作为监督的良好替代品,退社权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构成可信的威胁。Kung和Putterman(1997)提供了更多的事实证据对Lin(1990)的文章所提出的观点进行了质疑。他们认为在1956年时,农民虽然具有名义上的退社权,但是这样的“退社权”其实是没有任何实际效力的。同时,许多事实证据也表明在1958年时,虽然财产权已经在合作化的进程中丧失,但农民仍然对最终的农产品享有一定的分配权,从这一点出发,Lin(1990)的退社权的解释也站不住脚。

而Yao(1999)通过建立一个新的计量模型反驳了Lin(1990)提出的由于农民没有退社权,缺乏工作动力而导致农业危机的观点,认为Lin(1990)的观点不足在于将复杂的因素集中在了退社权被剥夺这一解释力并不是很强的因素上。从这个角度出发,他认为农业危机最大的成因仍然是政府的错误决策。通过计量分析,他得出结论说,官方文件所展示的自然灾害问题与政策因素是农业危机的主要原因,至于公社的激励问题则是引发农业危机的重要原因但却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二)对于合作化与政府计划的启示

Chinn(1980)利用之前学者通过调查建立的1920―1925年座落在华北17个地区的2 886个乡村样本数据作为模拟合作农场的数据来源,建立了一个模拟的合作化模型。通过对合作与非合作模式的探讨,他研究了技术共享等问题在多种情况下的发展路径。他的研究结论是:模拟农场的合作虽然表明不同农场的个体收入变化程度将会增大,但合作模式无疑有显著的好处。尽管无法仅仅在一个案例的基础上概括出合作化的好处,但是通过对合作化初期尤其是互助组和初级社的组织形式并没有遭到农户的抵触来看,合作化实际上通过允许产出分配的不平均化给农户带来收入的提高。也就是说,在合作化的初期,合作带来了帕累托改进,一部分人收入增加而同时没有损坏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但是这样的情形随着高级社的强制引入获得了改变,此时的平均分配带来了个体农户的抵触,受到利益损害最多的农户将选择抵触生产活动来使自己获得平衡。最后他得出一个结论,由于北方乡村自然结构的特性以及资本投入等的局限,在政府没有提出快速建立高级社这样激进的指导性政策的情况下,中国北方广大的乡村是非常适合进行合作化的。

Dong(1998)提出了一个动态模型,重点分析了监督机制在合作化运动中没有对农户提供足够激励的原因,他还分析了农业政策、粮食配给计划以及动态自执行合同等因素对于合作化的影响。Dong和Dow(1993)研究表明,合作化体系下由于剩余索取权是相对平均的,因此对剩余索取权的要求会使得社员的相互监督成为激励的有效替代。换言之,只要有一个高的折旧因子和足够的租金,在缺失退社权的重复博弈下激励机制仍是有效的,当然这样的假设与当时的政治体制并不相容。不过,这样的“中国经验”也给了政策制定者一个宝贵的教训,即作为一个有效和可持续的社会保障计划的设计者,必须充分注意其政策对工作人员激励的影响,这对我国当前的农业改革显然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作用。

Li和Yang(2005)建立了一个动态模型,试图理顺计划体系与实践结果之间的动态关系。他们对于大跃进的研究表明,通过向农村提取更多的农业剩余并将之向工业转移,固然是加速工业化的一种有效途径,但是这样的过程通常是不能成功的。因为当农业的资源向工业转移过多时,农业的基本投入由于无法保证,将带来粮食生产率的急剧下降,这会从根本上削弱工业化的基础。这样的理论预测和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的动态演变是一致的。Li和Yang(2005)还从经济体制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视角深度阐述了自己的结论:动态模型表明计划经济体制存在重大弱点,集中决策的存在使得任何一个简单的决策都会被动态模型无限放大。当一个决策被从上到下有效贯彻的情况下,任何一个小的政策失败都会带来整个经济范畴的巨大影响,从而引发出经济中新的系统性风险,这对于一个正在发展中的经济体而言,无疑是危险的。

Chen和Zhou(2007)则是从健康经济学的视角出发,试图拓展出一个长时段的包括健康资本因素在内的衡量模型。作者认为,人民公社化运动与其相伴而来的农业危机所带来的影响并不仅仅包括当时损失的人口,在那段时间受到饥荒影响的人口健康因素也应作为考量变量放入一个长时段的模型中。经历过饥荒的人群,尤其是婴幼儿所受到的身体机能的损伤,对之后的经济增长无疑存在着一个负的影响。

四、对当前我国发展农业合作组织的启示

1. 必须遵循农户自愿的原则。只有建立在自愿基础上的合作,才能使合作社成员相互熟悉,树立长远利益观点,并加强彼此的监督,从而避免出现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那种短时期内迅速扩大规模,结果造成效率严重下降的现象。也就是说,在自愿原则的框架下,就是考虑到退社权对激励的重大影响。

第6篇:农民合作社产生的原因范文

关键词: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结构;政策建议

一、问题的引出

我国的合作社正处于从不规范到规范的转变过程中,在此过程中,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结构的问题逐渐凸显出来,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特别是我国合作社尚处于发展初期,完善合作社治理机制,健全内部治理结构对合作社的规范运行和快速发展尤为重要。然而,目前关于合作社内部治理结构的研究,国内、外均处于起步阶段,还未形成完整的合作社治理体系。由于成员之间在资源禀赋、参与目的以及承担角色等方面的高度异质性,使得合作社的治理问题从一开始就比较突出。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委托理论和不完全契约理论等)和博弈论的不断发展,这些新理论为深入阐述和研究合作社内部的治理结构提供了有效的经济分析工具。Hendrikse和Veerman(2001)运用不完全契约理论,分析了农业合作社在什么样的治理结构下能够获取最大化的投资利润。Hendrikse和Veerman(2001)还采用另一种新制度经济学方法-交易成本理论,构建了一套在财务约束条件下农业合作社最优治理结构决策的逻辑顺序。徐旭初(2005)根据其对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长期考察,提出了一个关于合作社剩余控制权的研究框架,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治理结构是一种基于能力和关系的合作治理结构,着重探讨了知识、权利、非正式制度与治理结构的关系。2007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实施,确立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法律地位,并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其组织属性、利益分配与内部治理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目前,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运用委托—理论分析合作社存在的问题,深入探讨合作社治理结构的实证研究和个例研究较少。因而,本项目组选取兰考县多个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调研对象,并经过多次考察,最终确定两家典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武营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家家喜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作为案例,对其内部治理结构进行详细分析、研究。本文认为目前合作社在其治理结构上仍存在些许问题,着重分析了问题存在的原因以及对合作社的影响,并做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结构

合作社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组织与投资意义上的公司有着本质上的差异。合作社既非资合又非人合,而是一种交易的联合:强调有限的资本报酬有限——成员参与的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与外部交易的平台,资本是合作社的奴仆而非主人;强调一人一票而非一股一票;强调按惠顾额分配盈余而非按股分配;强调所有者与惠顾者的统一而非分离。

随着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合作社成员数量的增多以及成员异质性的增强,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治理机制已经发生微妙的变化,不同于“罗虚戴尔共同社”时期的合作社。本文拟从组织机制、产权结构、决策机制三个方面来探讨合作社的治理结构。

(一)组织机制

按照经典的合作社理论,合作社的组织机制是自愿加入和自由退出。国际合作社联盟规定的合作社的基本原则中,第一条就是自愿与开放的社员制——任何人只要能够利用合作社提供的服务并承担社员义务,均可入社,不受任何歧视;同时,合作社社员拥有自由退出的权利,这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保护社员利益的作用。我国2007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对合作社自愿加入、自由退出原则作出明确规定。但是,自愿加入并不意味着无条件加入。合作社作为一个封闭的为其社员提供服务的经济组织需要一定的资本维持运营,因此农户要取得社员资格需达到一定条件,譬如缴纳入社费、交纳股金等。

在实际调研过程中,调研小组了解到兰考县农民专业合作社均遵循自愿加入和自由退出原则。但随着合作社的发展,部分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根据其需要设有一定入社门槛;同时为保护其他社员的利益,有意退社的社员需要提前提出申请,并承担相应债务。

(二)产权结构

合作社原则规定合作社所有者与惠顾者同一,即合作社社员身份的同一性——既是合作社的所有者(投资者),又是合作社的惠顾者(生产者)。这是合作社与其他经济组织的根本区别,同时也是导致合作社产权结构不明晰的原因。由于传统合作社成员对合作社出资的目的主要是获得合作社的使用权而非投资的收益,因此,作为生产者的社员并不关心自己所占的股份,这在一定程度上就促成了合作社产权结构的不明晰。不明晰的产权结构容易导致传统合作社运营的无效率,对合作社的激励、监督机制发挥作用产生负面影响。对此,北美地区“新一代合作社”对传统合作社的产权结构进行了改革和完善,实行交易份额制(deliveryshares)和限制成员制(restrictedmembership),使传统合作社模糊的产权变得明晰,从而增强了产权激励。

在调研采访中,调研小组了解到兰考县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多为农民,其更认同惠顾者的成员身份,而较少关心合作社产权结构。所以,兰考县农民专业合作社普遍存在产权结构不明晰的情况。

第7篇:农民合作社产生的原因范文

关键词: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农业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F321.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4-0043-02

农业生产手段的现代化、生产技术的现代化、农民的现代化和农业组织管理的现代化,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可全面促进这四个方面现代化的进程。因此,在坚持家庭经营的基础上,通过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推进农业合作化,实现农业现代化,这是农业现代化别无选择的道路。

一、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促进生产手段现代化

生产手段的现代化就要实现农业机械化,在农业生产中广泛使用机器,以机器生产代替传统的人畜力为主的劳动。生产手段的现代化需要大量的农机具,如精量播种需要高质量的精量播种机;节水技术要用喷、滴灌设备;收割需要收割机,大型联合收割机不仅劳动效率高,而且能有效地减少农产品损失。农机具发展共同的趋势是运用数量多,农业机具配套齐全,向大马力、通用性和高效自动化方向发展。电子监视、自动控制及卫星定位等先进技术在现代农业中已广泛应用。农机具发展的共同特点使得单个农户难以拥有和运用数量多技术含量高的农机具,而通过联合形成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却能有效地解决这一难题。合作经济组织可通过共同出资购置配备成套的农机具,或有组织的分户购买不同的农机具,配套交换使用,机械化在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运作下就可以变成现实。

农业生产手段还包括水利化、电气化。其中,水利是农业生产正常进行的重要条件,实现农田水利化是提高农业生产水平的重要途径,只有搞好水利设施建设,建设起旱能灌、涝能排的完善的水利基础设施,农业的高产稳产才有保证。因此,水利化是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农业现代化的基本任务。我国水资源的相对缺乏、分布极不平衡及其对农业的重要影响,使得在我国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水利化的意义更为重大。在当前家庭分散经营的情况下,水利建设特别是小区域性的水利建设难以得到保障。缺水影响正常的耕种,且经常由于用水问题引起农户间矛盾纠纷。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可弥补因集体经济薄弱而出现的水利建设条件长期得不到改善的问题,它可以引导群众自己力所能及地维修水利设施、管理引用水工作,促进水利建设。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组织农户合理布局生产,规划土地,开展好农田基本建设,对山水林田路进行统一规划和综合治理,从而推进了农村建设的园林化。园林化有利于防风固沙、涵养水源、改善生态环境、保障农业高产稳产,而且能为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提供良好的环境。

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促进生产技术现代化

生产技术现代化包括在农业中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培育优良品种,实现良种化;包括基因工程、生物技术的应用,杂交育种技术、人工授精技术的推广以及良种基地和良种管理推广网络形成;包括采用化学技术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包括改革耕作技术,采用实施间套复种、移栽覆膜,到温室栽培、工厂化生产等现代先进设施农业。广泛运作先进科学技术,实现生产技术现代化是农业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内容。目前,我国农业科技运用水平不高、农业科技储备不足,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我国每年大约有6 000~7 000项农业科技成果面世,然而,能被较好转化利用的只有30%~40%,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60%~80%)。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村科技文化水平相对较低,信息不灵,且农民经济实力差,通常难以及时、有效地获得科技信息。即使获得科技信息,农民由于经济实力弱,承受科技投入的风险能力小,而有些新技术投入费用较大,单家独户的农民没有这种经济实力,由此造成了科技与农民实际应用之间的“脱节”现象。且分散经营的农户使得推广成本高,农业推广缺乏有效的转化载体。

在实践中,各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也都把技术教育培训和信息服务作为其工作的重要方面,经常组织短期培训班,提供技术、咨询服务,帮助农民改进生产技能,普及推广新品种、新技术,借助科技力量,减少农业风险和损失。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也能够根据本地区、本专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特点和遇到的实际问题,有目的、灵活地把分散的农户联络起来,为了共同的目标,引进和推广先进实用的农业科技成果,实现农业实用技术的推广与市场经济实际的有机结合,成为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新型载体。具体而言,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不仅在技术培训、新品种引进等方面,指导农民进行标准化生产,规范化管理。并及时跟踪市场需求信息,通过与龙头企业、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和政府部门的合作,把一些新品种和新技术送到千家万户,加快了农业现代科学技术的推广应用步伐,提高了农民的科技素质和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应用和推广技术与政府主导推动的技术推广不同,其对农户的技术推广工作往往是“示范式”的,容易得到农户的认可和接受。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来自民间,对农户的技术需求十分了解,他们的技术推广就有更广泛的基础,他们会及时将科技信息传递给农户,从而产生有效的示范带动作用,缓解了当前国家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供给不足问题,同时,也推动了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设和完善。

三、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促进农业劳动者现代化

农业现代化,实际是农民现代化。只有农民成为现代化的经营主体,才有推动农业现代化的不竭的动力和创造力, 也只有农民成为现代化的农民,才真正称得上农业现代化。作为现代化的农民必须转变传统观念,适应现代农业的要求,开拓进取;树立市场意识、竞争意识、科技意识、法律意识;具备经营现代农业、驾驭市场能力。因此,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必须增加人力资本,提高农民的文化科技素质。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具有对农民的教育功能,如国际合作社联盟一向都把对社员的教育作为合作社原则的重要方面。罗虚代尔公平先锋社在建社初期制定的办社原则中就包括“重视对社员的教育”,早期“合作社原则”第五条规定:“所有合作社都应对其社员、领导人、职工和一般群众进行合作社经济和民主原则以及技术知识的教育”。我国当前新发展起来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都注重对农民的教育和培训,提高农民素质。要合作首先得有合作意识,合作需要讲配合、讲协调。传统农民缺乏合作意识,他们独立经营。合作经济组织通过合作的形式,组织了农民,在合作中培养了农民的合作意识。在经营中引导农民进入市场,使农民逐步树立起市场意识、竞争意识和法律意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已具有了引进、消化、传播、推广农业实用技术和最新科技成果的功能,一些地方还把原来由政府部门承担的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委托给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来完成,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这些作用和功能的发挥增强了农民科技意识,提高了农民的科学技术素质。通过合作,使农民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实现联合,有组织地进入市场,提高了农民的市场谈判能力,增强了农民抵抗市场风险和驾驭市场的能力。随着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颁布与实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势必会在提高农民文化素质方面发挥巨大的作用。

四、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促进农业组织管理现代化

农业组织管理现代化要求提高农业生产社会化水平,合理布局农业生产。根据因地制宜原则,实行农业区域化、专业化生产,充分利用自然资源,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产品商品率;在高度社会化、专业化的基础上实行农工商综合的产业化经营。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可以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加快产业的现代化进程。通过产业化,能够解决我国现行农业经营体制下由于农户经营规模过小带来的种种弊端,有利于引导农民进入市场,有利于先进技术的推广应用,也有利于区域主导产业的发展,实现农业生产的区域化、专业化、市场化。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融家庭经营和集体经济之长,在巩固家庭经营制度的基础上,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和一体化。一般而言,专业化程度越高,社会分工就越细,而社会分工越细,农民需要从合作经济组织中获得的服务就越多,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功能也就越突出。我国目前许多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就是以专业化生产为基础组建起来的,有的合作组织致力于推进区域内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同时,大型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本身就可以成为一个完整的、一体化的农工商综合体,如按“公司+合作组织+农户”模式组建起来的合作经济组织,它与农户的关系除合同关系外,还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公益服务性质,这种关系与公司和农户之间单纯的契约关系相比较,具有更强的稳定性。可以说,当前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主要是适应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需求而形成的,其服务涉及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如产前提供良种、农资等生产要素服务;产中提供技术指导,可以通过向农户提供各种技术指导和技术服务,如施肥、病虫害防治及农药使用、灌水、土壤监测与化验等,促进农产品的标准化和优质化;产后进行加工、运销服务,并利用组织的优势资源创办或与其他企业联办农产品加工和销售龙头企业,组织甚至代表农民与农业产业化经营龙头企业签订合约,保护双方正当利益。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有效地推动了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和农业服务的社会化,推进了农业产业化经营,促进了农业组织管理现代化。

参考文献:

[1] 雷海章.现代农业经济学[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

[2] 刘卫东.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推动新农村建设的宁阳验证[J].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10-13.

[3] 钟智利,等.对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思考[J].辽宁农业科学,2006,(6):42-44.

[4] 张学鹏,杨子平.我国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功能定位及模式选择[J].开发研究,2006,(6):65-67.

[5] 曹泽华.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农村经济社会的历史性影响[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6,(6):57-59.

第8篇:农民合作社产生的原因范文

【关键词】农牧民 专业合作社 精准扶贫

【中图分类号】F327.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ki.rmltxsqy.2016.24.009

甘南州牧区农牧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现状

农民合作社参与精准扶贫是社会扶贫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充分了解农牧民专业合作社在甘南牧区精准扶贫中的运行情况,笔者进行了调研。调研发现,农牧民专业合作社益贫性的特征在当地脱贫工作中发挥着一般农企无法替代的作用,是当地扶贫理想载体。截至2015年3月,甘南州全州共有合作社1442个,入社成员达到2.9万户。2016年6月底加入合作社贫困户为6371户,覆盖率达到了94%,当地合作社的发展现状有以下几点:

(1)资金上受政府资助。例如,其乃何犏牛繁殖农牧民专业合作社受政府资助300万元,直接用作创立时的注册资金;阿纳扎西牦牛养殖农牧民专业合作社取得双联贷款资金100万,政府直接投资50万,保证了注册创立和初步运行。(2)合作社基本都有贫困户参与。例如,阿纳扎西牦牛养殖农牧民专业合作社2015年出栏犏牛120头,获利26万元,包括贫困户在内户均收入2.1万元。(3)贫困户以扶贫贷款和牛羊直接入股。例如,其乃合犏牛养殖农牧民专业合作社,每户入股的19头牛中基础母牛占10头,每年有8头牛犊出栏作为年收入;畜合隆藏羊养殖农牧名专业合作社在2013年“双联惠农贷款”中,所获贷款直接购买了种公羊200只。(4)会计记账中心解决了合作社财务能力弱的问题。当地在2013年7月成立了甘南州合作社会计记账中心,专门对整个甘南州合作社的财务进行统一记账,记账中心成立至今记账范畴已涉及甘南州1市6县。弥补了合作社财务知识的欠缺和会计人员的不足,防止出现死账坏账的现象。(5)政府金融担保为合作社的发展铺平了道路。甘南州玛曲县注册2100万成立“玛曲县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县政府追加担保基金1000万元,目前担保基金达到4100万元。各合作社在贷款时可充分利用政府担保公司的担保解决资金困难的问题。

农牧民专业合作社在甘南州牧区扶贫中的作用

将精准扶贫与合作社联合起来。合作社提供如惠农贷款等相关优惠政策,使加入合作社的社员有利益制度的保障。在阿纳扎西牦牛养殖农牧民专业合作社成立之前,村中的7户贫困户只能靠政策低保维持生计。加入合作社后,有效的利益联结机制使贫困户的增收有了保障。将牛羊及精准扶贫专项资金以入股形式放入合作社,确保了稳定收入的同时也防止了扶贫专项资金被滥用的问题。

整合资源有效节约草场节省人力。其乃合犏牛繁殖农牧民专业合作社的成立及相应的草补政策出台,使原来牧民围起来的草场得以整合。一方面减少了牧草的浪费,另一方面节省了人力资源。每户每年可以从合作社领到3至5万元不等的分红,同时有6至7万元的收入来自外出打工。

提高了贫困户收入,加快脱贫步伐。阿纳扎西牦牛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针对贫困的实际情况,把贫困户“惠农”贷款和精准扶贫贷款捆绑到专业合作社联合经营,年底有合作社给贫困户5000~9000元的分红,还有2.1万元的收入,脱贫效果明显。

提高了长期被边缘化的贫困户的组织性,起到了维护牧区社会稳定的作用。畜合隆藏羊农牧民专业合作社就是村民尕才让联合了该村7户牧户组建的,同时吸纳本村贫困户5户,让贫困户加入生产适应集体生活,通过自身摆脱贫困。看得见的好处使得贫困户愿意通过生产来获得稳定的生活来源,降低其被异化的几率。

专业合作社统一放牧、统一管理,对当地草场恢复帮助极大。据甘南州2015年统计数据,2015年测量草群高度15cm,相较2010年增高2.9%,增长了24%,草原覆盖率达到96.62%,比2010年增加了4.62%。2015年天然草原鲜草产量为369.7kg/亩,较2010年增加了59.7kg/亩,提高了19.3%。草原覆盖率的提高,对于生态保护而言作用明显。

甘南州农牧业专业合作社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仍然存在运行机制不健全、管理不规范的现象。目前,全州大部分合作社都制定了《章程》《财务制度》等,但由于缺乏正确的认知、引导与监督,很多时候合作社主要是由理事长一人管理。这不但背离了合作社运作原则,更使合作社益贫性得不到充分发挥。

过度依赖政府资金和农业项目扶持。没有政府资金支持,合作社根本无法运作,已是合作社经营的常态。由于地域及合作社人员对于品牌宣传及建设的局限性,农产品的后期销售路径不畅,产销两张皮给合作社和贫困户的持续增收带来困难。

文化程度偏低导致信息接收的缓慢。大部分牧民并没有接受过完整的义务教育,只懂得藏语和简单的汉语。宗教原因导致许多牧民不愿用出售牛羊的方式来换取资金。许多农牧民对合作社的管理与运行无法完全理解,阻碍合作社规模化、规范化建设。

草原退化及鼠害严重,亟待解决。全球气候变暖的大环境,导致当地许多草场狼毒遍地,草原狼毒滋生是草原退化的标志之一。由于信仰原因牧民并不杀生,而是任其自生自灭,因此旱獭数量巨大,破坏草根致使草场退化。

此外,大部分合作社仍然缺乏技术指导和相关农业基础设施。

进一步提升专业合作社在甘南牧区扶贫中的作用

完善制度保障,加强宣传力度,让更多贫困户加入到合作社中。首先,要让更多的贫困户和农牧户都加入合作社,可以村社为单位成立专门的扶贫合作社,因地制宜进行制度创新,弥补利益联结机制中的不足。其次,许多合作社监理职能较弱,合作社成立之初,政府应帮助合作社成立专门监督单位。再次,可对农业大户和合作社理事会人员进行培训,再以“大户带小户”的方式,让贫困户认识到合作社的优势。最后,要合理分工,让牧民放牧农民耕作,解决社员分工混乱的问题。

完善并延伸合作社产业链,创立品牌拓展市场。应该在示范社率先创建网站并指导合作社利用网络服务平台随时随地了解市场信息,准确把握市场走向,及时有效的合作社产品信息。通过示范社的示范作用,逐步让每一个合作社都可搭建自己的网络平台并交流农产品的信息。从而使信息流通更快,农牧民可以快速掌握先进的农业知识与农产品价格销售信息,避免在农产品市场上走弯路。

扩充农业技术人员,加强农业技术引进,完善饲草供应。联合农业院校及农业科研单位,轮流在合作社中进行技术指导及科研项目建设。在饲草供应方面,可以专门成立饲草种植合作社,来专门供应养殖合作社中所缺乏的饲草。在收割的季节,可以让外出打工的社员回村帮忙收割,之后将收割的费用转换为分红,年终时发放给社员。

第9篇:农民合作社产生的原因范文

关键词:社会环境;农民;农村合作社

中图分类号:F321.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12-0069-03

一、我国农村合作社的发展历程

(一)农村合作社的定义

目前,我国对农村合作社的定义一般都采用《合作社法》中对农村合作社的叙述,即:农村合作社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参加合作社的社员”,以提供农产品配套服务为主要工作内容。农民合作社与其他合作组织相比,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农民合作社是农民自治组织。虽然农村成了农民合作社,也会以市场的主体身份参与到市场竞争当中,而且由于是合作组织,因此在抵御市场风险方面具有非常明显的优势。但是,农民合作社与企业不同,它的最大特点是自治组织,而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第二,农民合作社体现了民主集中制。农民合作社不是由政府主导的也不是依附企业的一个组织,它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虽然会有一些机构对整个农民合作社进行统一管理,但是管理事物的具体决策必须要经过全体社员的共同表决通过,因此,农民合作社遵循的是民主集中制原则。比如,我国出台了鼓励大户土地流转制度,在黑龙江地区就出现了很多农民合作社,名义上的社长在大型机械采购和化肥等大额农业支出项目上必须经过全体社员一致同意才能进行。

(二)农村合作社的类型

目前,我国农村合作社在具体实践中因为地域和风俗习惯不同,各地对农村合作社的称呼不尽相同,但是无论哪种称呼,农村合作社的宗旨和基本原则却大同小异。第一,我国农民合作社的类型。我国农民合作社的宗旨和基本原则大同小异,因此我国农村合作社类型只是从不同的行业角度对合作社类型进行了划分。第二,我国农民合作社的宗旨。我国农民合作社的宗旨是依靠集体力量实现共同获利。首先,在我国当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个人很难抵御目前的市场风险;其次,我国农民合作社以保障共同利益为宗旨,以集体形式参与市场竞争,但是不强调追逐最大利益,因此我国农民合作社与企业有严格区分。

(三)发展我国农村合作社的意义

1.发展我国农村合作社的经济意义

我国农民合作社作为特殊的组织形式,在经济发展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第一,农民合作社是对我国现行农村政策的有益补充。目前,我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的土地经营制度,土地的使用权和所有权分离,这种模式在上个世纪80年代,在活跃市场、繁荣农村经济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程度不断加快,这种传统的经济制度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需要。这主要体现有三方面:首先,家庭分散式土地经营面对不断变化的市场,已经力不从心。比如,前些年,香蕉虫子传言造成我国南方个体蕉农损失惨重,而参加农民合作社的农民由于与企业签订有购买协议,基本没有损失。其次,家庭分散式土地经验在信息上存在不对称。市场经济下,信息往往至关重要。最后,农民作为市场主体之一,势单力薄。市场竞争不断加剧,农民作为个体在市场竞争中势单力薄,经常成为市场的弱势群体。第二,农村合作社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农业现代化的显著特征是:农业生产上的多要素密集型集约经营;渐进式地逐步转变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中国特色的农村市场运行机制;多样化的农业现代化模式和实现形式:传统有机农业与可持续生态农业的有机统一。发展现代农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但是在现代农业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很多难题。目前,我国农村基础科技网络和农业部门建立已经比较完善,但是在实现农业部门专家与农民互动方面还有不足。比如,目前只有河北有农业频道,并有定期的农业讲坛,其他省份与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第三,在家庭联产承包制下,土地使用分散,不利于我国科技成果的应用。虽然,我国在很多地区都建有农田示范基地,并为科技研究提供试验田,但是我国土地分散现状制约了科技研究成果的大规模推广。

2.发展我国农村合作社的的社会意义

我国农村合作社作为农民自治组织,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第一,农民合作社作为集体性组织,为提高农民素质提供了发展平台。三农问题一直是我国“一号文件”的重要内容,而解决好三农问题关键还是要靠农民素质的提高,农村合作社为提高农民素质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平台。首先,农民合作社本身就是自治组织,因此农民要更好地实现自己和集体利益,就要想方设法进行学习,这促进了农民学习的主动性。其次,农民合作社一般都会用公众资源对农民进行现代农业知识培训,进而让农民掌握现代农业技术。第二,农民合作社有利于维护广大农民的利益。农民包括农民工作为我国社会最主要的社会群体,由于知识水平低,一直处于市场竞争的弱势方。农民合作社有利于用集体的力量维护最广大农民的利益。

二、社会环境的变化对农民合作社的影响

(一)从社会经济发展角度看农村合作社

1.我国农村合作社产生的经济背景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农民合作采用的是集体所有制度下的统购统销,剥夺农业剩余产品模式。这是因为,新中国成立不久,百废待兴,为了发展我国工业,尽快完成我国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因此采取了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办法,大力发展合作社,这是一种大锅饭的制度模式。的一段话最能说明这点:“现在我们可以产白面,还可以造自行车,但是一辆坦克,一辆汽车也无法造出来。”改革开放以后,为了激发人民生产积极性,我国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通过将土地的使用权和所有权分开,鼓励农民积极生产。在改革开放最初几年,我国逐步改革统购统销模式,“票子”制度逐步淡出流通市场,同时积极开放我国商品市场,农贸市场的自由交易极大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近些年,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传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因此国家鼓励实现土地大户制流转,将农村土地通过流转的方式集中起来,有效盘活土地资源。

2.我国农民合作社经济特点

我国农业合作社在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经济特点。农民合作社在改革开放以前,经济上最明显的特点是:自愿和无偿,即,我国农民合作社生产的东西基本全部归集体和国家所有,农民配给是固定的,特别是在大锅饭时期,我国农民合作社资源和无偿体现的最为明显,但是这种自愿和无偿与经济发展规律相背离。改革开放初期,农民合作社经济特点是分田到户,土地成为了农民私有财产。土地成为了农民私有权不是指农民对土地有所有权,而是指农民对土地具有经营权。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农业生产逐步由统购统销的模式向商品经济转型。目前,我国农民合作社的特点是发展专业大户。土地大户流转已经成为了我国政策法规,也是未来我国农民合作社发展方向。

(二)从社会政治角度看农村合作社

1.我国农民合作社产生的社会背景

我国农民合作社发展一直深受政治的影响。第一,我国在上个世纪50年代曾经成立过农村初级合作社。其产生的背景是,我国进行三大改造,实现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转变。社会生产资料由个体所有变为国家所有,并通过农村初级合作社方式,提高当时农村生产力水平。农村初级合作社的成立在当时是一种农业创新,事实证明,当时这种政策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的发展。第二,时期实行一大二公的制度。是政府人为推行的经济方式,在当时的经济水平和社会条件下,并不适合社会发展需要。第三,近些年来,受农民工数量增加和城镇化步伐加快等因素影响,我国农村出现“空心村”现象,农村土地资源大量闲置。农民工大量涌入城市,加上农民工二代长期生活在城镇,我国农业劳动力面临青黄不接的尴尬局面。因此,我国推出了土地大户制流转制度,通过将搁置土地流转到土地大户手中,盘活土地资源,加速我国农业现代化步伐。

2.我国农民合作社政治特点

我国农民合作社最大的政治特点是农民户籍问题。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农民合作社政治色彩浓厚。我国农民合作社虽然是经济性组织,但是为支持国家工业的发展,农民的利益被牺牲。当时的人们重工轻农,农民的自主地位得不到重视,这集中反应在对农村户口的歧视上。时至今日,我国虽然对户籍制度进行了改革,但农村户口在医疗,保险、住房等方面与城市相比仍有很大差距。

(三)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农民合作社

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在改革开放初期,在繁荣市场经济,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市场经济要求生产应该社会化,即:生产关系要由单一个体向行业发展,由单一行业向产业链发展。这种生产关系条件下,生产的产业链应该向上下游延伸,进而实现产业发展。但是,我国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依然是单一生产,生产的目的性不明确,往往是种什么卖什么,依靠国家最低粮食收购价来维持农业收益。推动土地流转,使农业向规模化、产业化方向发展,是生产力发展一定程度后生产关系的必然要求。土地专业大户制可以有效将这些闲置土地利用起来,土地所有者还可以获得部分土地承包费用,因此符合社会分工发展要求。

三、发展农民合作社需要解决的问题

近几年来,中央在解决三农问题,推动农民合作社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但是这些努力还稍显不足。我国农民合作社的相关法律法规,为了强化农民的合作,限制了资本的来源范围,这就在制度上限制了农民合作社的发展壮大。我国农民合作社最缺乏的除了技术就是资金,只靠农民自有资金进行合作社的建设显然不太现实。地方法作为国家法重要补充,在推进农民合作社本地化方面作用很大,但是,我国各级政府将三农工作的重点放在如何提高农民收入和实现农业现代化上,对于农民合作社的重视程度不够,甚至不少地区存在寻租行为,严重影响了农民合作社发展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