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医疗纠纷的主要方法精选(九篇)

第1篇：处理医疗纠纷的主要方法范文

关键词 医疗纠纷 预警 干预 时机

医疗纠纷是指医患双方对医疗处理后果及原因认定存在分歧。数据表明，医疗纠纷事件的发生有增高趋势〔1.2〕，严重地影响医院的正常秩序和声誉，也影响社会的和谐和稳定。医疗纠纷造成医护人员伤害的恶性刑事案件给人们敲响警钟[3]，因此如何有效地处理医疗纠纷有着十分重要意义。本院3年来医院处理医疗纠纷中，有85.7%在医院最终得到解决，只有14.3%是由卫生行政机构和法院调解或进入司法程序。本文对我院在医疗纠纷预警机制的建立和干预介入时机等方面的经验进行总结。

1 预警流程及管理办法

建立医疗纠纷预警机制，制定医疗纠纷的处理预案。医院根据医疗纠纷易发环节、隐患的严重程度、演变成纠纷的可能性，一旦形成医疗纠纷的处理方法等制定相应的对策。预警中行之有效的措施是医疗安全不良事件与隐患缺陷报告制度，院内医疗不良事件报告流程（见图1）。

1.1 医院对不良事件的等级进行划分，对报告原则、报告人的责任和义务、流程和奖惩措施作出明文规定。

1.1.1 医疗安全不良事件按事件的严重程度分4个等级：等级划分Ⅰ级事件（警告事件）—非预期的死亡，或是非疾病自然进展过程中造成永久丧失。Ⅱ级事件（不良后果事件）— 在疾病医疗过程中是因诊疗活动而非疾病本身造成的伤病员机体与功能损害。Ⅲ级事件（未造成后果事件）— 虽然发生错误事实，但未给伤病员机体与功能造成任何损害，或有轻微后果而不需任何处理可完全康复。Ⅳ级事件（隐患事件）— 由于及时发现错误，但未形成事实。

1.1.2 医疗安全不良事件报告的原则 （1）Ⅰ级和Ⅱ级事件属于强制性报告范畴；（2） Ⅲ、Ⅳ级事件报告具有自愿性、保密性、非处罚性和公开性的特点。

1.1.3 奖惩 （1）对于主动报告医疗安全不良事件的个人，根据报告的先后顺序、事件是否能促进质量获得重大改进，给予相应的奖励；（2）每个季度以科室为单位评定并颁发医疗安全不良事件报告质量优秀奖。评定标准：1.主动报告Ⅲ级、Ⅳ级医疗安全不良事件达到3例以上或Ⅰ级、Ⅱ级事件达到1例以上，并且上报的医疗安全不良事件对流程再造有显著帮助，实现流程再造达到3项以上的科室；2.发生Ⅰ级、Ⅱ级医疗安全不良事件未主动报告的科室取消评选资格；（3）当事人或科室在医疗安全不良事件发生后未及时上报导致事件进一步发展的；机关、职能部门从其它途径获知的，虽未对患者造成人身损害，但给患者造成一定痛苦、延长治疗时间或增加不必要的经济负担的，予当事人或科室相应的处理；（4）引发医疗纠纷或已构成医疗事故和差错的医疗安全不良事件，按《医院综合目标奖惩实施方案》相关条款处罚；（5）对于已经进行医疗安全不良事件报告的医疗缺陷，医院将根据情况酌情减免处罚；（6）影响恶劣或损失巨大的医疗安全不良事件，由院办公会决定处罚措施。

1.2 实施医疗纠纷“零报告”制度

对预计手术或治疗效果不佳；发生院内感染或并发症；病情复杂或突然发生意外变化等；对医生交代病情难以理解；交通事故、故意伤害、灾难（害）事故、打架斗殴或伤者，对医疗行为有抵触不满情绪；自杀倾向及精神异常；对收治入院过程和科室服务存在抱怨；子女众多，对治疗满意度不一致；病人或家属复印病历时提出要全部复印或非正常时间段来复印等情况的伤病员极易产生医疗争议，以上情况可视为易产生医疗纠纷的苗头。规定各科室的值班员在每天下午下班前，将当天本科室的医疗投诉、争议、纠纷苗头和纠纷情况汇总，填写“零报告”登记表，经主任、副主任或护士长签字后，立即交医疗值班室。报告的内容包括患者姓名、身份、ID号、入院日期、简要诊疗经过、患方反映的主要问题和诉求、科室初步处理意见等。

1.3 强化循证医学整合。国家为提高医疗质量，加强医疗安全，现已出台一些符合“循证”原则的“路径”或“指南”[7]。但要将其很好地应用于临床，必须依靠良好的学习型组织氛围。组织应努力学习循证医学知识，并将其整合至日常工作中[8～10]。我院根据医院实际情况要求各科将本专业的2～3常见病和多发病制定出单病种辅助检查和符合我院实际情况的临床路径，有效地提高医疗质量减少医疗纠纷，保证医疗安全。

1.4 医院每半个月的周会和每半年召开医疗形式分析会，通报医院医疗安全情况，收集典型投诉案例进行分析和点评。通过案例分析和点评，提出存在问题，警示警示医务人员，建立风险意识，规避医疗风险。

2 医疗纠纷的处理机制及干预时机选择

2.1 建立医疗纠纷处理的三级机构

医疗纠纷处理的三级机构：（1）科室设立医疗纠纷监督员，发现医疗纠纷苗头及时作出处理并报告主任和护士长；（2）医院成立医疗纠纷鉴定委员会，由医院科委会成员组成，主要负责判断医疗纠纷的责任，为医疗纠纷的处理提供科学依据；（3）设立医院医疗纠纷处理办公室，人员组成除医院人员参与外，有条件的还应邀请具有法律知识人员或聘请的法律顾问参加；具体负责医疗纠纷的接待、调查和处理。

各科室的医疗纠纷监督员、主任和护士长为第一责任人，一旦发现纠纷苗头，立即启动相关预警机制，由科室主任、护士长负责协调，力争将可能发生的纠纷消灭在萌芽当中。如科室内部处理有困难，再将投诉上交医院医疗纠纷处理办公室处理相关责任科室予以配合。而患者直接投诉到医疗纠纷办的案例则由医院直接负责处理。

具体流程如下：预警—科室医疗纠纷监督员—科主任—医院医疗纠纷处理办公室—医院纠纷鉴定委员会—院领导—第三方机构介入—诉讼。

2.2 把握医疗纠纷最佳干预期

处理医疗纠纷贵在“早”，应将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一起典型医疗纠纷的形成，具有明显的分期特点。按照王亚平教授[11]观点，医疗纠纷分为潜伏期（纠纷形成早期）、显露期（纠纷形成中期）和暴发期（纠纷形成期）。越早做工作，阻断成功的把握性就越大。医疗纠纷阻断最佳时机或介入期是潜伏期。在这个时期，阻断工作的目标是：融洽医患关系，消除患者不满和疑虑，从而化解可能出现的医疗纠纷。

2.3 充分发挥科室医疗纠纷监督员和科主任在处理医疗纠纷中的作用。凡发现医疗纠纷苗头，科室医疗纠纷监督员要及时了解情况，第一时间作出处理。科主任和护士长接到报告后要组织认真调查、分析，明确可能发生医疗纠纷的性质，采取相应对策，将可能出现的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之中。一旦出现医疗纠纷，按应急预案及时采取沟通等对策外，并及时向医院相关部门报告。

2.4 医院医疗纠纷处理办公室接到医疗纠纷报告后立即按预定程序进行处理，组织医疗纠纷鉴定委员会对医疗纠纷的性质、是否构成医疗事故作出实事求是的判定，并提出处理对策。

2.5 医院医疗纠纷处理办公室根据医疗纠纷鉴定委员会的意见，与机关和科室密切配合，在公平、公正、合理、合法地维护医患双方权益的原则下，使医疗纠纷得到有效地解决。医患双方和解是处理医疗纠纷的最佳选择，在没有第三方主持的情况下，纠纷当事人就争执的问题进行协商并达成协议的纠纷解决方式[12]。医患双方协商后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制作协议书，双方签字。必要时可通过担保等形式，以增强协议的法律效力。

我院对医疗纠纷处理的体会是：（1）医院领导要高度重视安全文化建设，并将其诠释为各级人员共同的价值观、信仰和行为准则[4]。（2）将医疗安全为第一，甚至以牺牲生产和效率为代价。为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医院及每个科室年初建立全年的安全目标，年初签定安全责任书，明确将医疗纠纷的发生率跟科室建设挂钩。（3） 公开对待缺陷和问题，当出现缺陷时应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5]。（4） 建立学习型组织，对待问题的态度应首先着眼于改进系统和流程，而不仅仅对有关责任人单纯的进行处罚。Nolan等[6]

认为，虽然我们难以对导致人犯错误的人本原因加以改进，但可以对系统过程加以改进，减少缺陷的发生，保障医疗安全。（5）良好的团队协作可以有效防止缺陷和医疗纠纷的发生，而良好团队的形成取决于组织成员之间的身份的认同、相互尊重和有效交流。（6）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激励机制和奖励措施，使安全承诺得以付诸实施。

医院作为处理医疗纠纷的中间或和终末环节，应充分发挥医院自身在处理医疗纠纷中的主导作用。

据统计本院3年来医院处理医疗纠纷中，有85.7%的医疗纠纷是在医院最终得到解决。通过上述方法建立的处理机制方式灵活、程序简单、省时省力、经济便捷、能充分体现双方意愿的特点，是处理医疗纠纷的主要形式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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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徐嘉玲， 周东， 文黎敏， 等. 循证医学在神经内科的应用[J]. 中华医院管理杂志， 2001，（17）：41.

第2篇：处理医疗纠纷的主要方法范文

论文关键词 医疗纠纷 多元化 价值分析 解决机制

一、概述

（一）医疗纠纷案件之特点

医疗纠纷与其他民事纠纷一样属于平等主体间的人身财产关系，属民法的调整范畴。较其他类型的纠纷，医疗纠纷具有以下主要特点：一是医疗纠纷的专业性较强，它不仅包含医疗科学而且涉及很多相关法律法规，这些都是医疗纠纷的复杂成因。二是双方当事人的关系特殊，医患双方关系如果常常处于紧张或者利害冲突关系，就产生致防卫性医疗之虞，不利于医疗工作的进行。三是双方当事人实力相差悬殊，从表层来看医疗机构属于强势一方，不仅有雄厚的资金，而且医生掌握着更专业的知识；同时相关的病历材料掌握在医疗机构手中，故双方实力存在不平衡。

（二）我国医疗纠纷解决机制之现状

近年来我国医疗纠纷大幅上升的现状对于社会、患者及医疗机构都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医学知识和法制观念的普及促进了人们对自身权利维护的渴求，对纠纷解决的要求也不断细致，医疗纠纷的解决机制已经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医疗纠纷有其特殊性，当纠纷发生时患者一方往往会特别不理智，稍有不慎便会使事态升级，以致影响正常的医疗秩序。目前我国医疗纠纷的处理主要有以下几种途径：一是当事人和解；二是卫生行政部门调解；三是通过诉讼来解决。但是与当前医疗纠纷产生的复杂性和情况的多变性相比，这些方式还远远不能为正常的医疗秩序保驾护航。

（三）医疗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

医疗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是指由诉讼与非诉讼共同组成的医疗纠纷解决整体机制。在此机制中各方式或程序相互独立，保有其自身之特定功能和运作方法；而在体系中相互协调、功能互补，以满足社会的多元化需求。从理论角度应当综合协调讼与非讼、公力与私力、法律与道德的相互关系。从实践层面应当注重诉讼与非诉讼程序的相互协调解决机制的重构。

二、我国现行医疗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的问题

（一）现行解决机制的匮乏

我国《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对医疗纠纷的处理方式只规定了以上三种。这种规定凸显出明显的弊端：首先是解决方式比较单一，而且机制没有创新性，主要体现在对仲裁机构、调解委员会及专业性调解组织解决纠纷的当时没有规定。其次是对法院调解、诉讼没有相应专业的程序性和规范性的规定。现行的医疗纠纷解决机制的法律规定导致了医疗纠纷之多样性与解决方式之单一性的矛盾。我国《侵权责任法》及《<民事诉讼法>解释》也只是规定了医疗纠纷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分担方式，无涉其他。更加凸显了医疗纠纷妥善解决了迫切性。

（二）现行解决机制效率偏低

在医患纠纷日益上升的背景下，医疗纠纷的诉讼解决机制显现不堪负重之态。因医疗纠纷的专业性与特殊性，法院的判决也很难做到合理准确，举证责任的倒置也降低了医疗诉讼的门槛，剧增的案件与法院的承载能力矛盾尖锐，同时也必然影响到程序的公正。再者，我国医疗纠纷的非诉讼解决机制被边缘化。我国虽有重调解轻诉讼的传统，但是由于医疗纠纷的特殊性，当事人特别是患者一方往往倾向于通过诉讼来解决纠纷。这种做法很多时候既浪费了司法资源又不利于多元化医疗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只是非诉讼解决方式效果不明显。另外一个问题是现行的医疗纠纷尚未形成有机整体，诉讼与非诉讼未能较好衔接互补，效率低下。

（三）现行机制的局限性分析

1.和解。即双方协商。这是一种成本最低的解决方式，医患双方都应优先考虑。和解是建立在双方对相关事实和权益的处置规则的认识趋同的基础上。但目前在我国未能形成良好的这一基础，致和解的成功率较低。而医方对自身权利义务的充分理解，患者也未形成理性的就医观念，当事人就很难选择选择和解。

2.卫生行政部门调解。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出台之前，绝大部分医疗纠纷的都是采用此种方式。卫生行政部门解决医疗纠纷基于其职权行为，费用较低。但是，目前社会对卫生行政部门公信力缺乏信心。而许多医疗机构又具有行政性质，所以公众此种解决方式的公正性仍然存在较多的质疑。

3.诉讼。严格的诉讼程序的严格性、权威性与强制性使得诉讼在医疗纠纷的解决中始终占据主要地位。然而其不足也显而易见：医疗纠纷的专业性难免造成医疗诉讼成本的加大、诉讼效率的降低；医疗鉴定中双方的不信任甚至敌对，也不利于医患关系的恢复，加剧矛盾的尖锐化。

三、国外医疗纠纷解决机制之分析借鉴

美国医疗纠纷主要通过非诉讼（ADR）模式解决。首先，鼓励仲裁和调解。在仲裁方面，先从立法上推进ADR的发展。实务中，仲裁庭聘请专业的医疗和法律人士作为仲裁员，以帮助医患双方准确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在调解方面，成立国家医疗纠纷解决委员会，探索以调解方式解决医疗纠纷。其次，专业委员会评估。为预防医疗事故的发生，成立“医疗机构资格鉴定联合委员会”，负责评估医院的品质。其还要求医院主动将医疗过失告知患者一方，以及双方讨论有害医疗过失。否则，医院可能丧失合格资格。利用此方式从源头减少医疗纠纷的发生。

在德国，首先由当事人对话协商，这是一种主流的方式；其次由调解和仲裁机构解决。调解和仲裁机构是医疗事故庭外解决的专门机构，若当事人协商不成，患者一方即可求助该机构。机构的办公费用由保险公司承担，患方几乎不用支付费用，此方式避免了漫长的诉讼历程甚至医患关系的恶化。最后，诉讼解决。在前两种方式都不能解决时，患方可对引发事故的医生提起民事甚至刑事诉讼。但一般由原告对医方过错承担举证责任，除非被认定为重大医疗过失。

四、我国医疗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价值与应坚持的原则

（一）价值分析

1.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医疗纠纷如果处理不好不仅会影响医疗秩序而起还会影响到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应该注重主体之间矛盾的真正化解。建立和完善医疗纠纷的多元化解决机制可以最大限度的化解医患矛盾，营造良好的医疗环境，更能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2.有利于人民的医疗利益的维护。建立完善医疗纠纷多元化机制，患者和医生的利益都能得到很好的维护。医生进行医疗行为时没有后顾之忧，可以全力对患者进行救助，而患者在纠纷发生后不再选择“医闹”，从而医生的人身等利益得到保障。通过多元化的方式，纠纷得以迅速有效的解决，双方的工作生活也能快速回到正常轨道。

3.有利于法治理念的更新、促进法律发展。医疗纠纷固然可以通过刚性的判决解决，但是容易产生利益失衡，破坏社会和谐。医疗纠纷多元化的解决机制可以发挥更好的作用，它能够对人们的法治理念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促使司法改革走上更实际更人性化的道路。作为法制的一部分，多元化的医疗纠纷解决机制以其专业性和社会性实现了法的空间与社会价值观的交流，促使法律规范与社会规则的融合，从而促进法律的发展。

（二）应坚持的原则

1.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原则。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建设中，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原则是大前提。医疗纠纷的多元化解决机制的建立也一样，不管是对国外经验的借鉴还是对自身理念的完善，都应当遵循这一原则。只有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理论基础和指导方向，才能确保医疗纠纷多暖和解决机制的正确性及有效性。

2.坚持以调解为中心的原则。调解制度在我国有雄厚的文化底蕴和制度土壤。调解作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一种，其最大特色就是克服法律自身缺陷，超越法之形式正义，实现实质正义，有利于纠纷的妥善解决及个体利益的保护。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坚持以调解为中心的原则是医疗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必然选择。

3.坚持公平正义的原则。医疗纠纷的产生很多时候与权益的失衡戚戚相关，其多样性和复杂性更加使社会公平问题日益凸显。如果在解决此种纠纷的时候不能坚持公平正义的话，矛盾就更不可能得到化解。公平正义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医疗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建立需要以公平正义为原则，才能实现正义途径的程序化和公开化。

五、构建医疗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之建议

（一）建立健全多重调解制度

1.设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人民调解是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2011年实施的《人民调解法》设立了“司法确认”制度。调解协议经人民法院确认后即具有强制执行力。建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吸收医疗专家、法律专家作为调解委员。不仅能吸收人民调解的优势，而且可以使医疗纠纷得到更专业的解决。

2.改革行政调解。我国卫生行政部门是医疗机构的主管部门，在处理医疗纠纷时具有高效专业的优势，也可对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进行行政监督、行政处理，是非诉讼解决的重要方式。建议取消行政调解限于医疗事故的法律规定，并可规定医疗纠纷发生后，只要一方申请行政调解，卫生行政部门就应当受理，在纠纷处理时人员组成、程序等均应满足公开、透明的要求，增强当事人的主导性，提高行政调解的公正性。

3.完善法院调解功能。广义上的法院调解包括法院附设的调解和诉讼中调解。根据我国国情，可以考虑设立专门的医疗纠纷调解部门。这样可以避免讼累、减轻法院的负担，也可以高效地解决医疗纠纷。

（二）建立完善医疗纠纷仲裁与诉讼互补制度

仲裁以其所具有的优势是医疗纠纷解决的一个很好途径，但是据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只有合同及其他财产性权益纠纷才可以仲裁。鉴于此，建议把仲裁范围放宽至医疗纠纷或者建立专门的医疗纠纷仲裁部门；聘请医学专家和法律专家担任仲裁员，从更专业的角度解决医疗纠纷。同时对于无法仲裁的情形应当及时提交审判庭，避免纠纷的拖延与恶化，以判决作为纠纷解决的最后一道屏障。加强仲裁庭与审判庭的互通，以仲裁的便捷性推进诉讼的效率，以诉讼的强制力强化仲裁的效果。

第3篇：处理医疗纠纷的主要方法范文

一、 当前医疗纠纷案件的基本情况和特点（一）当事人维权意识逐渐增强，案件数量增长较快随着法律的不断健全，当事人双方尤其是患者一方保护自己权益的意识逐渐增强。近几年，人民法院审理的医疗纠纷案件逐年上升，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颁布后，这一趋势更为明显。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为例，2000年至2002年，该院共审结二审医疗纠纷案件149件，其中2000年度20件，2001年度51件，2002年度78件。人民法院报报道，从2002年4月1日起，人民法院审理医患纠纷案件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后，医患纠纷案件数量猛增。2（二）案件双方当事人矛盾突出，案件审理难度较大近年来，医疗纠纷成为社会矛盾最为突出的热点之一，在不少地方甚至酿成大型冲突。据有关部门统计，最近三年，北京仅71家大中型医院就发生医护人员被欧事件502起，致伤残90人；1991年1月至2001年7月，湖北省发生围攻医院、殴打医护人员事件568起，398名医务人员被打，致残32人。有些地方甚至因矛盾激化导致杀人和爆炸等恶性事件。如2001年，四川省邻水县农民包某因对治疗效果不满意，在其就诊的重庆市第三人民医院制造爆炸案，造成5人死亡，35人受伤。3由于医疗纠纷关系着患者的人身财产权利以及医院的声誉，即使是在诉讼过程中，医患双方的矛盾仍然容易激化，这使得医疗纠纷案件的审理难度更大。

（三）纠纷表现形式多样，涉诉案由种类繁多在法院已审结的与医疗相关的民事案件中，涉及的案由主要是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有的案件直接确定为赔偿）和医疗服务合同纠纷，还有追索医疗费纠纷、医疗美容纠纷、医用产品质量纠纷。4此外，有的案件以人身损害赔偿为由起诉，实际上为医疗事故纠纷，还有的案件以财产损害赔偿为由起诉，实际上涉及医院在诊疗过程中有关药物质量和仪器的使用等问题。

从案件性质方面分析，人民法院受理的上述案件，大部分属于对医疗活动产生争议引发的医疗纠纷，另一些纠纷则属于非医疗纠纷，即医患双方对医疗活动本身没有争议而在其他方面产生争议，如患者因被医院的陈旧设备砸伤而与医院发生的争议。还有的一些纠纷则属于非医患纠纷，这些纠纷看似与医疗有关，实质上其主体并不是医患双方，如非法行医纠纷、美容服务纠纷。

（四）适用法律不统一，影响法院公正形象在法院已审结的医疗纠纷案件中，有的案件依据人身损害赔偿的标准处理，赔偿的数额较高；有的案件则依据《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标准处理，患者或其近亲属只能获得数额很低的补偿。因此，经常会出现案件事实基本相同，而处理的结果相差很大的现象。以北京市法院为例，在近年来已审结的医疗纠纷案件中，从整体上看，患者通过诉讼获得赔偿的比例明显呈上升趋势，但获得的赔偿数额相差悬殊，高的已达到几十万元，少的仅几百元。

（五）重复鉴定，案件审理时间过长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实施前，由于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的人员均是由相关医疗单位的人员组成，这种行政性的医疗鉴定缺乏中立性，其鉴定结果的权威性受到了广泛质疑。据统计，上海市司法鉴定中心受理鉴定的300多例医疗纠纷中，有80%的医疗鉴定被推翻。5因此，在医疗纠纷案件中，患者对医疗事故鉴定技术委员会的鉴定结论大多持有异议，而法院审理此类案件的一个重点是确认医院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因此往往又需要委托司法鉴定机构进行医疗过错鉴定，从而导致案件的审理周期较长。

上述特点的存在，决定了审理医疗纠纷案件的难度较大。多年来，人民法院充分履行司法审判职能，依法处理和化解了大量医患纠纷，保护了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

二、审理医疗纠纷案件的若干疑难问题（一）受理医疗事故纠纷是否有前置程序原《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第11条规定：“病员及其家属和医疗单位对医疗事故或事件的确认和处理有争议时，可提请当地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进行鉴定，由卫生行政部门处理。对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所作的结论或者对卫生行政部门所作的处理不服的，病员及其家属和医疗单位均可在接到结论或者处理通知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向上一级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复议；也可以直接向当地人民法院起诉。”因此，在2002年9月1日之前，各法院对不经医疗技术鉴定和行政处理就直接提起医疗损害赔偿诉讼的应否受理这一问题认识不一。有的法院规定，凡是医疗事故纠纷，没有经过医疗技术鉴定的，法院均不予受理，即认为医疗事故纠纷应有个前置程序。在实践中，有的患者为规避此规定，不以医疗事故纠纷为由起诉，而以人身损害赔偿为由向法院起诉，法院亦以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予以受理。

（二）如何确定医疗事故相关纠纷的案由如前文所述，法院审理的与医疗相关的民事案件类型很多，案由确定五花八门，很不统一。而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就医疗纠纷仅规定了两类案由，即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和医疗服务合同纠纷。因此，在实践中如何确定相关案件的案由，也是法院立案工作面临的一个问题。

（三）如何确定医疗纠纷案件的诉讼主体医疗纠纷的主体是医患双方，其他人不能成为医疗纠纷的主体。医方主要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患者方是指接受诊疗的病人及其近亲属。6实践中，在医疗纠纷相关案件原、被告的确定上也存在着一些问题：1、原告的确定。如有患者因使用心脏起搏器致死，其母亲向某基层法院提起诉讼，法院认为主体不合格而不予受理；又如某患者因医疗过错致人身损害，起诉要求损害赔偿，而其夫要求赔偿误工等损失，法院将其夫列为共同原告并予以实体判决。2、被告的确定。如有的患者已分别在数家医院进行治疗，但发生医疗事故争议而在法院起诉时，如何确定被告？又如涉及医用产品、药械质量问题时如何确定被告，在输血引发医疗损害时如何确定被告？

（四）如何界定患者和医疗机构的的举证责任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由于医疗事故在性质上属于医疗侵权，上述规定应适用于医疗事故，即医疗事故纠纷案件在举证责任方面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但在审判实践中，各法院对此类案件的举证责任问题认识并不一致。具体有：（1）在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后，患者及医院的举证责任范围如何分配？（2）在一些医疗事故纠纷中，有的医院存在涂改、隐匿、销毁病历的情况，同时，还存在患者方抢夺病历等情况。出现上述现象，对医患双方的举证责任产生什么影响？（3）医疗事故赔偿诉讼中医疗机构认为其提供病历资料即履行了举证而不申请鉴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如何处理？

（五）怎样对待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司法实践中如何看待医学会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仍然是一个问题。如果医疗纠纷曾经卫生行政部门处理并依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作过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但最终调解不成又诉至法院的，法院在审理此类医疗纠纷案件时，当事人又申请进行医疗过错鉴定的，如何看待医学会的医疗事故鉴定结论？此时是否还有必要进行司法鉴定？

（六）如何确定医疗事故赔偿责任目前，人民法院在处理医疗纠纷案件的赔偿责任时，既要考虑民法通则和相关司法解释，又要考虑《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由于上述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之间有些条文内容不统一，相互之间不衔接，甚至相互抵触，致使各法院在审理医疗纠纷案件时，在确定医疗损害赔偿时面临着一些疑难问题。这些问题的实质是医疗纠纷的法律适用问题。

1、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的标准问题《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50条规定，对构成医疗事故的，赔偿的范围具体包括医疗费、误工费、住院伙食费、陪护费、残疾生活补助费、残疾用具费、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交通费、住宿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十一项。这一规定使医疗事故的具体赔偿有法可依，改变了原办法规定的一次性象征性补偿办法，提高了赔偿标准。但是，《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的赔偿标准仍然与人民法院办理其他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赔偿标准相差较多。目前，对于医疗事故纠纷案件是采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赔偿标准，还是采用在实践中依据民法通则掌握的民事侵权赔偿标准，各法院认识不一。

2、精神损害赔偿问题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自然人的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时，可以依法请求赔偿精神损失，但由于各地的生活水平不同，对精神损害赔偿并没有规定一个统一的标准。在医疗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中，各法院采用的精神损害赔偿的标准也不一致。《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49条第11款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居民年平均生活费计算。造成患者死亡的，赔偿年限最长不超过6年；造成患者残疾的，赔偿年限不超过3年。”审判实践中采用哪一个标准是一个急需明确的问题。

此外，对于欠发达地区的患者到较发达地区就医发生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的（或者相反），赔偿标准是采用事故发生地的相关标准还是采用患者住所地的相关标准，各法院做法也不一致。

当然，审判实践中还有许多别的疑难问题，如患者是否有权复印医院的主观性病历，又如患者认为病历被涂改而拒绝作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应如何处理，等等。

三、对医疗纠纷案件相关法律问题的思考与分析为解决上述疑难问题，本文以下对医疗纠纷案件的相关法律问题作一分析，以理清思路，找出对策。

（一）医患法律关系分析在法院受理的与医疗相关的民事案件中，绝大多数案件是患者或其近亲属以医疗机构侵权为由起诉，只有少部分案件是医院起诉患者要求交纳医疗费或腾退病房，这些案件均涉及医患双方的权利义务问题。

1、患者的权利。关于患者的权利，《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等国际性文件及条约对患者的权利做出了原则性的规定。就国内而言，宪法、民法及医疗卫生法律以及其它法律法规均规定了患者的权利，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项：（1）生命健康权，《民法通则》第98条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2）平等医疗保障权，我国宪法第4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3）自主权，即指具有行为能力并处于医疗关系中的患者，在寻求医疗服务的过程中，经过自主思考，就关于自己疾病和健康问题所作出的合乎理性和价值观的决定，并根据决定采取负责的行动。（4）知情同意权，即指病人有权知晓自己的病情，并可以对医务人员所采取的防治措施决定取舍。7（5）人格权，民法通则第101条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6） 隐私保护权。

2、患者的义务。在医疗服务过程中，患者的义务主要有：（1）遵守医院规章制度的义务；（2）尊重医务人员人格和工作的义务；（3）合作医疗的义务；（4）接受医学检查的义务；（5）交纳治疗费用的义务。

3、医疗机构和医疗服务者的义务。在医疗服务过程中，医患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医务人员的权利和义务与患者的权利和义务是密切联系的，患者的权利，往往是医务人员的义务。概括的说，医疗机构与医疗服务者的义务主要有：（1）执业医疗的义务；（2）提供安全医疗服务的义务；（3）提供医疗服务的告知义务；（4）紧急治疗的义务；（5）医疗危险注意义务；（6）医疗转诊的义务；（7）医师的报告义务。

4、医疗服务者的权利。在医疗服务过程中，医务人员与就诊患者相关的权利主要有：（1）治疗权；（2）特殊干涉权；（3）医学研究权；（4）人格尊严权。

以上分析了医患双方在医疗服务过程中的权利义务。需要指出的是，法院在审理医疗纠纷案件时，应对医患双方的地位有个正确的认识，虽然患者在医学知识以及举证能力方面处于弱者的地位，但同时也要看到，目前有许多纠纷属于患者或其近亲属的认识或专业知识存在局限而引发的，有的更是属于患者无理缠讼所致，对此法官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

5、医疗损害赔偿法律关系的主体。要正确确定医疗纠纷的诉讼主体，首先需要明确医疗损害赔偿法律关系的主体。在一般情况下，医疗损害赔偿法律关系的请求权主体为患者及其近亲属。即当医疗损害导致患者伤残时，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主体是患者本人；当医疗损害导致患者死亡时，损害赔偿请求权就归属于其近亲属。但是，在患者的身体遭受严重损害时，其近亲属也可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而医疗损害赔偿法律关系的赔偿义务主体，则有所不同。国家医疗机构和私立医院所致的医疗损害，赔偿义务主体是医疗机构即医院，而非具体的经治医生，受害人不能以医院的经治医生为被告起诉，而应以医院为被告。个体诊所的医生所致的医疗损害，以该个体诊所的业主即医生本人为赔偿义务主体。如果是个体诊所的雇用人员致害，则由个体诊所的业主为赔偿主体。8（二）医疗纠纷相关概念辩析为准确确定与医疗相关的民事纠纷的案由，需要将医疗纠纷置于与医疗相关民事纠纷的大概念中，与有关的概念进行辩析。所谓与医疗相关的民事纠纷，是泛指一切医疗活动中或与医疗有联系的相关活动中发生的民事纠纷。提出这一概念，是为了更好地区分医疗关系及其相关关系，从而更好地区分医疗事故纠纷与其他纠纷。与医疗相关的民事纠纷可分为医患纠纷与非医患纠纷。医患纠纷是泛指医患双方之间产生的争议。非医患纠纷则泛指非医患双方之间产生的纠纷，如非法行医纠纷、美容服务纠纷、在医疗活动期间患者与非医务人员发生的纠纷。这些纠纷的共同点在于一方或双方并非患者或医疗机构（包括虽为医疗机构，但并非行使医疗机构的职能，如某些医院提供美容服务）。

医患纠纷可分为医疗纠纷和非医疗纠纷。医疗纠纷是指医患双方围绕医疗活动（包括收诊和进行诊疗护理，下同）而产生的争议。非医疗纠纷则是医患双方之间在医疗活动过程中对医疗活动内容本身没有争议而在其他方面产生的争议。如患者因医生将诊疗护理中发现的患者的隐私告知他人而发生的争议，患者因被医院的陈旧设备砸伤而与医院发生的争议，患者因与医务人员发生口角进而殴斗发生的争议，等等。需要注意的是，随着医疗领域卫生保健活动的广泛开展，相关纠纷也逐渐增多，如因婚前医学检查失误发生的纠纷等。这类纠纷因发生于卫生保健领域而非严格的医疗活动领域，应属非医疗纠纷。非医疗纠纷显然不属医疗事故。

医疗纠纷又可分为医疗侵权纠纷和医疗服务合同纠纷。医疗侵权纠纷是就医疗机构在医疗活动中是否过失致患者人身损害及由此带来的财产与精神损害是否赔偿、如何赔偿所发生的纠纷。医疗侵权纠纷包括医疗事故纠纷和其他医疗侵权纠纷。医疗事故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9其他医疗侵权包括非医疗事故侵害和故意行为造成的损害。医疗服务合同纠纷是指医疗双方围绕医疗服务合同中侵权损害之外的有关方面发生的争议，如给付或返还医疗费纠纷。之所以强调侵权损害之外，是因为就医疗损害而言，传统上均是作为侵权来看，作为侵权来处理较之作为违约处理更利于保护患者的权益，对患者实现更为充分的赔偿，同时亦能够加重医疗机构的责任，促进医疗活动的规范。并且由于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和起诉违约相比，起诉侵权并没有给患者增加额外的诉讼负担。此外，医疗服务合同在实践中毕竟少见，内容也不够明确，按违约处理在掌握上也有不便。因此，对医疗损害应定性为侵权损害。

（三）对医疗纠纷案件立案工作的探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46条规定：发生医疗事故的赔偿等民事责任争议，医患双方可以协商解决；不愿意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当事人可以向卫生行政部门提出调解申请，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依此，《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了三种医疗事故争议的处理程序：一是当事人协商解决，二是当事人申请卫生行政部门主持调解，三是向人民法院起诉。其中最大的改变是由卫生行政部门处理改为调解，当事人调解不成或调解达成协议后一方反悔的，卫生行政部门不再调解。卫生行政部门不再享有对医疗事故赔偿的行政处理权。10此外，《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40条规定：当事人既向卫生行政部门提出医疗事故争议处理申请，又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卫生行政部门不予受理；卫生行政部门已经受理的，应当终止处理。该条明确了卫生行政部门和人民法院受理医疗事故争议案件的管辖权冲突和解决办法。即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将排斥卫生行政部门对医疗纠纷的管辖权。11据此，以后法院受理医疗事故损害赔偿争议无需经过一个引起广泛争议的前置程序。

此外，与医疗纠纷立案工作有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49条规定，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那么，对于那些不构成医疗事故或尚未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医疗纠纷，当事人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是否应该受理，这个问题涉及《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与民法的关系问题，将在下文分析。

（四）医疗纠纷案件的法律适用目前，处理医疗纠纷适用的法律规范尚不完善，主要有：（1）我国参加的国际公约，如《世界卫生组织宪章》等；（2）宪法；（3）民法通则和有关司法解释；（4）药品管理法；（5）医疗法律，主要有医师法、护士管理办法等；（6）医疗行政法规如《医疗事故处理条例》；（7）其它法律法规，如产品质量法等。

当前，医疗纠纷法律适用的关键问题是要明确医疗事故的性质及所涉及的利益关系，并由此准确界定《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与民法通则及民法理论的关系。

一方面，医疗行为是一种民事行为，医疗事故的基本性质是侵权损害，对医疗事故的处理应当受到民法及其理论的约束，同时也要遵守《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规定。但是，根据我国《立法法》第79条规定，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规章、规章。由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不是对民法通则中有关侵权损害赔偿的一般规定在特殊领域（医疗行为）适用的具体规定，不能构成特别法和一般法的关系，在下位法与上位法抵触时，应当适用上位法。例如，《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49条规定，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这条规定即与法律的规定不符。民法通则第106条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据此，医疗行为作为一种民事行为，不仅要遵守医疗服务规范，还应遵守民事活动规范，对于不构成医疗事故但存在民事行为上的医疗过失的，仍应承担民事责任。

另一方面，与一般的民事侵权主要地仅涉及当事人双方的利益不同，医疗事故所处的医疗卫生领域和人的生命健康密切相关，因此，在医疗事故的处理中，在衡平患者与医疗机构的利益时，需夹入对医学发展这一社会利益的考虑。当然，这种利益的考虑要适当，否则不但损害了患者的合法权益，而且不当减轻了医疗机构的责任，在实际上放纵了医疗机构，甚至成为医疗机构不尽其职责的庇护伞，最终反而不利于医疗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

对此问题，最高人民法院现已明确，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应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

综上，人民法院在确定医疗纠纷案件（主要是医疗事故纠纷）的赔偿范围及赔偿数额时，主要应当依照民法通则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并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合理规定，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确定，从而既要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又要防止因赔偿数额过高过分加重医疗单位的负担。

（五）医疗侵权纠纷案件的举证责任问题举证责任是当事人对诉讼中提出的事实主张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并在不能证明时承担不利后果的责任。《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一般认为，举证责任有两层含义，即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和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简言之，即行为责任和结果责任。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即就特定事实主张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即就特定事实主张如不能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则要承担的不利后果，这个不利后果就是败诉。12举证责任的分配即由哪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它对当事人的权益有重大影响，是举证责任的根本问题。应当看到，举证责任的分配是确定的，不存在着诉讼中发生转移即由一方转至另一方的问题。举证责任分配有两种方式，即“谁主张、谁举证”和举证责任倒置。

第4篇：处理医疗纠纷的主要方法范文

[关键词] 医患纠纷 医疗事故 医疗纠纷 医疗行为豁免权 医疗事故鉴定

一、医患纠纷总论

（一）引言

近年来，医患之间的纠纷呈急剧上升的趋势，据中国消费者协会统计，其增长幅度在两位数以上。此种增长度已引起人们的充分关注。

怎样看待医患纠纷的数量激增？从时间上，我国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人们对医患纠纷尚不甚关心，医疗市场还处于卖方市场，患者基本居于弱势地位，处理的主要依据是《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引起社会的关注。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人们对医患纠纷给予了空前的关注。标志是在1998年中国消费者协会对消费者投诉的“愤怒”程度排行榜，医疗投诉“名列”第5位。这时期从舆论导向看，除了《健康报》外的报刊，在关注医患纠纷时，多数观点明显向患者倾斜。

从1999年起，舆论对医患纠纷的关注开始趋于理智，人们开始冷静地看待医患双方，新闻媒介的医患纠纷热逐渐降温。各地的不同案例均限于个案的报道，不再有对医务界整体的贬伐。对《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修改工作已提到日程上来，逐步形成了依法处理医疗事故争议和医患纠纷的共识。

2001年12月21日公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医患纠纷中举证责任分配作了规定，2002年4月4日国务院第351号令公布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这两个新的法规与司法解释的施行，给目前医疗事故争议和医患纠纷的处理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

（二）医患纠纷的概念、特点及性质

1、医患纠纷的概念、特点

医患纠纷，是指患者或其亲属与医疗单位及其医护人员之间围绕诊疗护理服务而产生的争执。医患纠纷不同于医疗事故。也不同于医疗纠纷，是不同的法律概念，医患纠纷与之有本质的区别。从其特点上来看：

（l）主体限于医患双方。医患纠纷的主体限于医患双方，与其他方的纠纷即使有医疗服务的内容也不属于医患纠纷。例如，患者认为卫生行政部门对医疗事故的处理存在问题，而产生的争议，这种争议属于医疗纠纷中的医疗行政纠纷，而非医患纠纷。

医患纠纷这一概念中的“医”，是一个广义词，不仅指医生，而且指医方，包括医疗单位及其医护人员。医疗单位包括医院、卫生院、疗养院、门诊部、诊所、卫生所、急救站（中心）、检验中心、专科疾病防治院（所、站）、妇幼保健院等等，经依法登记并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医疗机构。习惯上，人们把医疗单位都统称为医院。医护人员包括在医疗机构工作的管理者、医师、护士等从业人员、一般情况下，医患纠纷虽然因医护人员的行为引起，但成为医患纠纷的一方主体主要仍是医疗单位。

医患纠纷这一概念中的“患”也是个广义词，一般情况下“患”是指患者，不仅是指患病者，还包括所有接受诊疗护理服务的人。在《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中对患者称为病员，但接受诊疗护理服务的人并非确有病，无病时体检并不奇怪，所以将接受诊疗护理服务之人都称为有病之人显然不妥，而从实践中看，也已过时。新的《条例》采用了“患者”这一称谓。另外，在特殊情况下，非患者亦可成医患纠纷的主体，例如病人死亡，其利害关系人也可取代死者成为医患纠纷的主体。

（2）客体为人身权和财产权。医患纠纷的客体主要是医患关系主体的权利和义务所指向的对象即人身权和财产权。医患纠纷不同于一般民事纠纷的特点在于，双方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对象首先是患者的生命权、健康权，是公民的最基本的权利，而医患关系的主体对客体的期盼是一致的，双方都希望延长患者的生命，防止健康受到损害。实践中，医护人员的错误操作造成患者生命健康权的受损是导致医患纠纷的重要原因之一。医患关系的客体还包括财产权，免费诊疗护理已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消失而逐步被有偿服务所取代。医方提供诊疗护理服务，患方依价付款已被社会所接受，一旦服务存在瑕疵，患方便认为物非所值，支付费用便有了异议。还有的患方享受了服务之后，拒绝或拖欠医疗费用，引发纠纷势在必然。患者这种行为直接的侵犯了医方的财产权，由此，医方有权主张自己的财产权益，产生纠纷也是顺理成章。

（3）内容围绕诊疗护理服务关系的争执而展开。从内容上，判断是否属于医患纠纷，关键在于双方争议的事由是否因诊疗护理服务所引起。例如神医行医，造成不良结果发生的，此是神医决不是医，从而不构成医患纠纷，而是刑法所制裁的“非法行医罪”。诊疗护理服务是一个较大的范围，就每个具体的医患关系来说，都有各个环节，无论哪个环节，无论医生、护士，所提供的服务都是整个诊疗护理服务过程的一部分。这些环节呈链条状形成一个系统工程，患者是这一服务工程的中心。另外，随着近年来，药品市场的竞争发展、药品的采购、自行配制、保管、使用过程也成为诊疗护理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4）医患纠纷的产生不都是从患者引发的。因医患纠纷的客体除了生命健康权外，还有财产权的内容。使得常见的纠纷由患方因认为其生命健康权受到侵害而提起，发展到医院可能因医疗费用拖欠而主动出击。

（5）医患纠纷是不可避免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医患双方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有医便有患，有患才有医，两者本身就是相互依赖又相互对应。客观地判断，就单个具体的医疗事故而言，通过努力按科学和操作章程办，是可以防止的，但从长期和全局而言，医疗事故是不可能避免的，医患纠纷也是不可能避免的。研究和依法处理医患纠纷应当是一项长期的任务。

2、医患关系的性质

关于医患关系的性质，法学界一直争议较大，主要有两种观点：（1）医患之间不是双方的买卖关系，而是政府实行一定福利政策的社会公益事业．医患双方的关系不是也不可能平等。患者有权选择医院，但基本不能自愿选择治疗疾病的手段、方案；就医院而言，没有拒绝为患者治疗的权力。

医疗法律关系中不遵循完全自愿原则，双方参加人也不是完全平等，也不能遵循“等价有偿”原则、因此患者不是消费者，而是健康权益的得益者，李春生教授在《对卫生法律关系几个问题再认识》及吴崇其、庄国臣《关于医疗纠纷若干法律问题的探讨》中都支持了这一观点。

（2）医患关系是一种非典型的契约关系，是一种特殊的合同关系，其性质仍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中国人民316医院和304的嵇其、陆龙、黄少平同志在《试论医疗服务特殊性及其在合同中的体现》一文中认为医疗服务本质上是一种技术服务。我个人认为第二种观点较合理一些。在一般情况下，医患关系是合同关系，表现为技术服务类合同，包含了心理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科学技术服务。存在很大的技术风险性，应当“预见”和“不可抗力”的差别很小。而在特殊情况下，诊疗护理行为的产生不是以合同为依据，而是基于紧急避险和无因管理，其性质与合同关系有明显的区别。目前大多数学者认为在一般情况下，医患关系的性质是一种特殊的合同关系即医疗技术服务合同关系，但也有例外。

（三）与医疗纠纷，医疗事故的区别

1、医患纠纷与医疗纠纷

医疗纠纷是指患者或其亲属认为医疗单位或者医护人员提供的诊疗护理服务有过错并造成患者人身财产精神损害的后果，而与医疗单位或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医疗事故鉴定机构之间产生的争执。（此概念是江西景德镇市王才亮律师在2000年中国民商法论坛《医疗纠纷与律师实务》的发言中提出的。）梁华仁教授所著的《医疗事故的认定与法律处理》一书中对此也做了定义，但是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实施之前，已经不太适宜。（l）纠纷主体不同、医疗纠纷的主体有a、患者及其家属b、医疗单位及其医护人员c、卫生行政部门d、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而医患纠纷的主体是属于上面a、b两项。（2）性质分类不同，医疗纠纷分为医疗民事纠纷和医疗行政纠纷；而医患纠纷仅限于民事纠纷。（3）争议内容不同，医疗纠纷争议的内容有a、人身损害赔偿，b、行政机关不作为，C、服务缺陷，d、精神损害；而医患纠纷a、人身损害赔偿，b、医药费用c、服务缺陷，d、精神损害。

由上可以看出，两者是极其相似的概念，有交叉重叠之处，医疗民事纠纷属于医患纠纷之范畴，而医疗行政纠纷则是性质完全不同了，其关键区别在于医疗纠纷的客体主要是生命健康权，而医患纠纷的客体还涉及到财产权的内容。

2、医患纠纷与医疗事故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2条规定：“本条例所称医疗事故，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医疗事故是一种能在医患之间引起民事法律关系，设立、变更和终止的客观情况，是一种法律事实，而医患纠纷是一种争执状态。

二、我国医疗事故处理规定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

2002年4月4日国务院第351号令公布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于2002年9月1日起实施（以下简称《条例》），是目前国内处理医患纠纷的专门法规，它的施行，给目前医疗事故争议和医患纠纷的处理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所以着重谈一下《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存在的问题。

（一）关于事故的定义

《条例》较之原来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中规定的定义有了明显的进步，扩大了医疗过失行为导致人身损害后果的范围，将原来的3级医疗事故变为4级，即增加了“造成患者明显人身损害的其他后果的”第4级医疗事故，同时第49条第4款规定“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但重新定义的医疗事故定义是否完全“合理”和周全，还是值得商榷。（1）“明显”一词是个模糊的概念，人们对此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和认识，有不同的衡量标准，因而极易造成概念的混淆并导致当事人的争议．且实践中如何合理的界定“明显人身损害的其他后果”的范围，将是非常难以操作和掌控的，而此又直接涉及和影响医患双方权益保护。

（2）根据民法基本的归责原则—一过错责任原则，只要行为人的过错导致受害人人身损害，行为人就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包括赔偿责任，一般上不区分“明显”与“非明显”的损害后果。《民法通则》第106条也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因此《条例》将“非明显”的人身损害后果排除在医疗事故之外拒绝给予受害人任何赔偿，有违背侵权行为法基本原则和我国民事基本法律之嫌。

（二）关于医疗事故的抗辩事由

《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第3条规定了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四种情况：医疗差错、医疗意外、并发症及受害人过错。《条例》第33条则排除了医疗差错作为非医疗事故的情形，同时又增加了几种新的抗辩事由，包括（1）在紧急情况下为抢救垂危患者生命而采取紧急医学措施造成不良后果的；（2）无过错输血感染造成不良后果的；（3）因患方原因延误诊疗导致不良后果的；（4）因不可抗力造成不良后果的。而在新的《条例》中未明确提及“并发症”不构成医疗事故，而是采用了“在现有医学科学技术条件下，发生无法预料或者不能防范的不良后果的”（《条例》第33条第3项）的说法。医疗临床实践中，难以避免的并发症是客观存在的，作为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在其本身没有过错的前提下，对因并发症造成的损害后果，医疗机构是不应该承担责任的。但如何理解《条例》中第33条第3项规定的内涵？其是否涵盖了“并发症”呢？因为医疗行为本身具有复杂性、探索性、科技性和风险性，所以应对医疗机构及医护人员实施的合法诊疗行为所造成难以预防的不良后果，规定不应承担法律责任，也就是说应对医疗行为设置“医疗行为豁免权”。而并发症应属于这一范畴。另外《条例》规定的“无过错输血感染造成不良后果的”情形不属于医疗事故，但却未对“无过错输血”的概念未做明确规定，实践中又是容易引起争议一个隐患。综上《条例》中的规定是没有原则性的错误，但就其实际操作中，公众如何正确理解和实施《条例》，需要立法机关或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依法做出相应的解释，这是完善的一个途径。

（三）关于病历的复印、复制、封存和启封

病历资料是对患者的疾病发生、发展情况和医务人员对患者的疾病诊断、检查和治疗情况的客观记录，同时也是一种重要的书证，在医患间就诊断及治疗发生争议时，其对于认定医疗机构是否存在医疗过失行为起着其他证据难以替代的证明作用。

《条例》将患者的病历资料分为客观性病历和主观性病历资料两种。根据《条例》的第10条规定，患者有权复印或复制其客观性病历资料，而无权要求复印或复制主观性病历资料。《条例》第16条同时规定，对于主观病历在发生医疗事故争议时，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封存。但是，《条例》没有对客观病历资料是否也应一并封存做规定，尤其是在患者没有行使复印或复制病历资料这一权利时。《条例》第16条规定“应当在患者双方在场情况下封存和启封”，从此规定中我们很难判定封存主观性病历资料是医疗机构履行的义务还是可选择的权利？如果是医疗机构的义务，而医疗机构未能封存，医疗机构应承担何种法律责任？如果患者或家属对封存病历程序不配合，如拒绝在场，医疗机构能否单方封存或在第三人在场见证的情况下封存，其法律效力如何？从《条例》的上述规定行文看，我认为找不到答案。

《条例》16条对病历资料类别的划分，我认为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把病程记录也归入了主观病历，但实质上病程记录是医务人员对患者治疗经过如实的客观记载，不属于主观性病历资料、其是证明医务人员诊断和治疗措施是否得当的重要证据，将其排除在患者可复印或复制的病历资料范围以外，实际上对患者非常不公平的，使患者在医疗事故鉴定时仍处于不利的地位，患者的知情权无法得到实现、就目前许多人都知道患者有权复印或复制病历，但却不知道患者复印或复制的病历资料范围是有严格限制的，更不知道客观记录患者治疗情况的病程记录是不能复中的。从这一点来讲，《条例》实际上是加强了对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保护力度。

（四）关于尸体检查问题

《条例》第18条对“尸检”做了详细规定。但还是没有解决实践中我们经常遇到的问题，即如何实施尸检手续。第一若对患者死因有争议时，谁来提出尸检申请，提出后引起什么程序；第二若因患者家属不同意尸检又拒绝签字而致无法查明患者死因的，医疗机构可否就此作为免责事由？这些实际的困惑都在《条例》中无从找寻。

（五）关于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程序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是医疗事故争议处理的核心问题。《条例》将鉴定的组织确定为中立的第三方，即地市级以上医学会，对鉴定程序和鉴定文书进行了规范。但新的医疗事故鉴定程序还存在一定问题．

1、关于鉴定程序的启动问题。《条例》第20条规定，卫生行政部门接到医疗机构关于重大医疗过失行为的报告或者医疗事故当事人要求处理医疗事故争议的申请后，对需要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应当交由负责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的医学会组织鉴定；医患双方协商解决医疗事故争议，需要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由双方当事人共同委托负责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的医学会组织鉴定、据此，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程序的启动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由卫生行政部门移交，另一种是医患双方在协商过程中共同委托。但是，对于任何一方当事人能否单方直接申请医疗事故鉴定，《条例》没有明确规定。现实中争议双方共同协商确定进行鉴定的情形是很少见的，因此医患双方协商共同委托鉴定的规定缺乏现实的可行性。

2、关于法院是否可以委托医学会进行鉴定问题

《条例》第46条规定，发生医疗事故赔偿争议时，医患双方均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人民法院的审判人员受自身条件的限制，在审理过程中多需要委托专业人员进行鉴定。那么，法院是否可以根据《条例》规定的程序向医学会提出鉴定申请？这就涉及到行政权不得干涉司法审判权的原则，所以《条例》未对此问题加以规定。

3、关于鉴定人制度问题

虽然医学会建立的有专家库，医疗事故鉴定都是由这些专业人士做出的，但并不能确保其鉴定结论一定是无误的。

倘若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存在一定的问题或认定不够准确，是否应追究相应的责任？怎么追究？在《条例》中也无规定。

个人认为应建立“鉴定人制度”，即对最终做出的鉴定报告实行署名制，这样以来，若发生错误了，也便于直接追究责任人的责任。

4、关于鉴定人员的回避问题

《条例》第26条明确了鉴定人员回避问题，即专家有法定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也可以口头提出或书面申请。但是，对于当事人提出的回避申请应当由谁裁决，如何裁决，采取何种形式，是否有权申请复议等问题，《条例》均没有明确的规定。

医患纠纷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还应在实践中不断的为调整好医患间的关系而做出新的研究，从而完善立法。由于本人水平有限，所涉理论知识较浅，不足和错漏之处在所难免，祈盼得到各位教授和老师的赐教。

参考文献

（1） 王才亮著《医疗事故与医患纠纷处理实务》 法律出版社

2002年7月第1版

（2）梁华仁著《医疗事故的认定与法律处理》 法律出版社 2000年4月第1版

（3）《医疗事故损害赔偿》 中国法制出版 2003年1月第1版

（4）李春生《对卫生法律关系几个问题再认识》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2年12月第1版

（5）吴崇其、庄国臣《关于医疗纠纷若干法律问题的探讨》 法律出版社 2003年3月第1版

第5篇：处理医疗纠纷的主要方法范文

目的:了解医患双方对医疗纠纷的认知情况，分析医疗纠纷的成因并提出防范对策。方法:采取分层抽样方法抽取130名医务人员和130名患者进行问卷调查，运用描述性分析、卡方检验等统计学方法进行数据分析。结果:医患双方均对医患现状持乐观态度，差异无显著性(P＞0．05)，而双方对医患信任程度、医患关系性质、医疗纠纷责任主体、法律法规认同和医疗纠纷解决途径的认知差异有显著性(P＜0．01)，医方、患方分别认为医疗体制改革滞后和医务人员医德缺失是引发医疗纠纷的首要原因，对于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均最看重调查是否中立。结论:防范医疗纠纷，增进医患信任是前提，有效的医患沟通是必要条件，正确的价值导向是外部保障。

关键词

医疗纠纷;医务人员;患者;认知;南宁

2010－2013年，广西医科大一附院医务部共接收医疗纠纷投诉221例，平均4．9例/月;2010－2013年9月，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共发生医疗纠纷77起;广西中医药大学附属瑞康医院医务部接收的医疗纠纷投诉，由2009年的40起增加到2013年的100起;2011年以来，南宁市各医疗机构共发生医疗纠纷600多起，医闹引发群体性医疗纠纷24起［1］。医疗纠纷频发对医务人员人身财产安全构成严重威胁，阻碍医学事业的发展和社会的安定和谐。本研究就南宁市某三甲医院医患双方对医疗纠纷的认知状况进行调查，探索医疗纠纷发生的深层次原因，为防范与处理医疗纠纷、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提供建议。

1资料来源与方法

1．1研究对象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从南宁市某三甲医院医务人员和住院患者中选取研究对象。从医院46个临床科室和17个医技科室分别随机抽取9个临床科室和4个医技科室，再采用方便抽样方法从每个科室抽取10名医务人员，共130名;从医院91个病区中随机抽取13个病区，再采用方便抽样方法从每个病区抽取10名住院患者，共130名。向医务人员和住院患者各发放13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分别为120份和116份，有效回收率分别为92．3%和89．2%。

1．2研究方法参考华中科技大学关于医患关系双方认知研究的硕士论文设计调查问卷［2］，并请专家进行评估与论证。医方和患方使用相同的调查问卷，调查内容包括2部分:第1部分为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第2部分为研究对象对医患关系现状、医患信任程度、医患关系性质、医疗纠纷责任主体、医疗纠纷成因以及医疗纠纷解决途径等的认知情况。

1．3统计学方法将问卷统一编码，采用Epidata3．0建立数据库，以双重录入方法录入数据，设定严格的逻辑控制和核查程序，对数据进行逻辑核对和清理。采用SPSS19．0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和卡方检验，检验水准α=0．05。

2结果

2．1医患双方对医患关系现状的认知医患双方对医患关系现状的认知程度差异无显著性(P＞0．05)，42．5%的医方和58．6%的患方认为当前医患关系非常和谐和比较和谐。医患双方对医患信任现状的认知程度差异有显著性(P＜0．01)，患方对于医患信任程度高于医方。

2．2医患双方对医患关系性质的认知医患双方对医患关系性质的认知差异有显著性(P＜0．01)。医方认为医患关系首先是法律关系，其次为消费关系;患方认为医患关系首先是消费关系，其次为法律关系。

2．3医患双方对医疗纠纷责任主体的认知医患双方对医疗纠纷责任主体的认知差异有显著性(P＜0．01)。74．2%的医方和60．3%的患方认为医疗纠纷是医患双方共同引起的，医患双方对医疗纠纷归责问题有一定的共识。值得注意的是，有20．0%的医方认为医疗纠纷是患方造成的，而29．3%的患方则把主要责任完全推给医方。

2．4医患双方对医疗纠纷成因的认知对医疗纠纷成因进行排序发现，医方认为医疗体制改革滞后是引发医疗纠纷的首要原因，其次是患者期望过高和媒体报道失实;患方认为首要原因是医务人员医德缺失，其次是医患沟通不够和医疗费用过高。

2．5医患双方对涉及医疗纠纷处理的法律法规的认同性医患双方对《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和《侵权责任法》等涉及医疗纠纷处理的法律法规能否保护自身利益问题的认知差异有显著性(P＜0．01)，医方对法律法规认同程度高于患方。总体来说，不太认同法律法规能保护自身利益成为双方共识，患方对处理医疗纠纷的法律认同度较低。

2．6医患双方对医疗纠纷处理途径的选择医患双方对解决医疗纠纷途径的选择差异有显著性(P＜0．01)，一旦发生医疗纠纷，医方首先选择民事诉讼方式，患方则倾向于采取协商和解方式。第三方调解这一新型医疗纠纷解决方式，仅被9．2%的医方和5．3%的患方选择。

2．7医患双方对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最看重之处对于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医患双方均最看重调解是否中立。其次，医方还比较看重调解员的专业能力和调解结果的法律效力，患方则注重调解纠纷的效率和调解过程的透明度。

3讨论

3．1医患关系现状比较和谐调查显示，大部分医务人员和患者均认为当前的医患关系比较和谐，这与既往的研究结果不完全一致，例如高莹、乐虹等的研究发现大多数患者认为医患关系是和谐的，而医方认为是紧张的［3－4］。医方对医患关系评价较低可能与医院级别、患者就医态度、医闹发生情况、媒体渲染等因素有关。程俊对医患关系看法的调查显示医方对当前医患关系和谐程度评价不高，高级别综合性医院医务人员对医患关系的评价低于低级别综合性医院［5］。近年来，大量疑难杂症患者涌向三甲医院，致使医务人员工作负荷加重，精神压力较大，社会媒体时常曝出打医、伤医事件，在这种敏感环境下医方的职业危机感比较强烈。但本次调查中，医方普遍反映该医院绝大多数患者比较尊重医务人员，也能够积极配合治疗，因此对医患关系现状持乐观态度，这为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3．2医患信任度有待提高医患信任是医患关系的核心，只有相互信任才能进行良好的互动。调查显示，尽管医患双方对医患关系评价比较乐观，但是彼此信任程度不够。例如，双方都倾向于将医患关系定位于消费和法律关系中，较少认为属于较亲密的朋友、伦理关系。究其原因，一方面医务人员每天处于高度紧张、忙碌的工作状态下，与患者沟通时间较短，患者不能清楚了解自己的病情，容易怀疑医方诊疗行为;另一方面，现行的医药卫生政策如药品加成、药品价格放开等使医院产生趋利行为，医疗服务项目价格中技术劳务价值偏低，促使医方出现过度医疗、收取红包等职业道德滑坡行为。由此，患者会对医疗行业产生不良印象，对医务人员的人品产生质疑。而一些患者骗保、逃费欠费等行为，社会频发的诸如哈医大附院患者捅死实习医生、广西医科大一附院患者泼汽油伤医等恶性事件，则严重影响了医务人员对患者的信任。

3．3医患双方对医疗纠纷成因有不同看法患方认为引起医疗纠纷的前3个原因是:医方医德缺失、医患沟通不够、医疗费用过高。医方医德缺失、医患沟通不够，反映出医方漠视患者权利、缺乏人文关怀、缺少与患者沟通的时间和耐心以及以医谋私等情况［6］，也验证了前面提到的医患信任程度不够的问题。此外，部分患者将医疗纠纷归咎于医疗费用偏高，原因在于以药养医政策导致医院公益性淡化。近年来，大医院过多使用高新技术和进口药物，过度医疗以及不合理收费造成医疗费用快速增长，加上医保支付水平过低，昂贵的医疗费用致使部分患者特别是贫困患者根本看不起病，自然把怨气发泄到医务人员身上。不同于患方，医方认为引起医疗纠纷的前3个原因是:医疗体制改革滞后、患方治疗期望过高、媒体报道失实。首先，长期的以药养医政策为医院带来了丰厚利润，却忽视医务人员的劳务价值，因此有些医务人员认为我国医疗体制的缺陷是医疗纠纷频发的根本原因。其次，一些患者和家属未能认识到医学发展的局限性，认为只要进了医院就能治好病，一旦达不到预期治疗效果就把责任归咎于医方，常常引起医方不满。还有，近年来一些媒体不断曝光医疗行业的负面事件，故意歪曲事实，“妖魔化”医务人员，促使社会对医疗行业形成不良印象，为医疗纠纷的发生埋下了隐患［7］。

3．4医患双方对医疗纠纷的处理方式不同第一，对医疗纠纷责任主体的认知不同。统计显示，有20．0%的医务人员和29．3%的患者将责任归咎于对方。究其原因，发生医疗事故后医方一般很少先承认自己有过错，而患者因缺乏相应的医学知识，认为医务人员是医疗行为的主体，加上媒体对医疗事件报道有失偏颇，往往将过失归咎于医方。第二，患者对处理医疗纠纷的法律认同度较医方低。大多数患者对医疗纠纷处理途径的选择首选自行协商，而医方倾向于法律诉讼，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①卫生行政部门与医疗机构没有实现管办分离，其利益关系使行政调解的中立性倍受患者质疑。②法律诉讼耗时过长，容易影响患者康复，且大多数患者特别是贫困患者难以承担巨额诉讼费用。③患者较少接触与医疗相关的法律法规，发生医疗纠纷时不知如何诉诸法律。因此，大部分患者倾向于选择省时便利、程序简单、可以与医院讨价还价的自行协商方式解决医疗纠纷。④对医方来说，通过协商方式虽然可以维护医院名誉，但患者普遍欠缺医学知识，对医方的解释难以信服，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很容易激化矛盾，医方往往需要支付巨额的不合理的医疗赔偿作为代价。⑤医院作为独立的法人组织，有专门处理医疗纠纷的部门和人员，所以医方更倾向于选择民事诉讼方式［8］。值得一提的是，第三方调解作为新型医疗纠纷处理方式，在构建公平的沟通平台、简化纠纷处理程序、节约成本等方面有其他方式无法比拟的优势。但调查发现，医患双方首选第三方调解解决医疗纠纷的比例偏低，这与张兆金等人的研究结果不太一致［9］，可能与政府对第三方调解的重视程度、宣传力度和第三方调解处理效果等因素有关。目前第三方调解缺乏国家层面的法律保障，现有规章制度对第三方调解机构的行为缺少约束力，难以保障第三方调解机构的中立性;地方政府对第三方调解机构重视程度不够，经费不足、人才短缺的问题严重制约了第三方调解机构解决纠纷的能力。

4结论

第6篇：处理医疗纠纷的主要方法范文

蔡　勤

章正林

乔春福

第7篇：处理医疗纠纷的主要方法范文

关键词：医疗纠纷；法律；程序

前言：关于医疗纠纷的处理，法律层面上要求立法全面，立法内容涵盖纠纷当事人的法律责任、涉及解决争议的鉴定方法、安全保障程序等，而且实体法和程序法形成相互对应的关系，另外也有明确的卫生行政管理相关法规予以支持。与此同时，要强调保障人权，无论实施哪一种纠纷处理措施，都在综合权衡各方面因素的基础上，将病患者的健康恢复放在工作的首位。只有这样，法律程序的设置才比较完善，为了确保接受纠纷调停的当事人的各项权利，设置了庭审程序和听审程序等配套程序，另外也有救济、申辩等保护性制度辅之。本文的研究，正是从这些方面着手，了解医疗纠纷法律的缺乏之处，同时提出相应的完善措施。

一、医疗纠纷法律的缺乏之处

（一）处分法定方面

根据相关法定原则，引申出医疗纠纷的处分法定原则，属于人权保障的基本原则。根据该原则，要求法律剥夺和限制公民权益在法律允许范围之内，基本内容包括：医疗纠纷处理的内容都有法律条款相对应，譬如医疗纠纷处理适用对象的选择、基本条件、决定机关、执行机关、监督机关等，都必须有具体的实体法进行规定；医疗纠纷处理的适用依据是相关法律，我国的《立法法》规定医疗纠纷处理的强制措施，只能利用相关的法律予以规定，而违反这些法律的任何规定都可以判定是无效的。

（二）必要性方面

医疗纠纷处理的必要性原则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方面是医疗纠纷发生在公民与医生之间，并且具备威胁社会他人人身安全的危险性，出于社会防卫的考虑，而不得已采用这种措施，另一方面是医疗纠纷处理出于患者与医生之间分歧归类的需求，采取特殊的处理措施和手段，侵犯某一方的合法权益。医疗纠纷处理的必要具有一定的紧迫性，需要尽快消除纠纷发生时的人身危险性，但也要注意保护各方的合法权利。

（三）平衡性方面

医疗纠纷处理的平衡性原则，要求所消除的医疗纠纷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威胁性，和医疗纠纷处理所达到的防卫社会的需求相匹配。医疗纠纷的处理应该结合纠纷事件负面影响的严重程度，采取相应处理的措施，直至纠纷问题解决和纠纷影响消除。如果脱离平衡性的原则，所采取的医疗纠纷处理程度不足以消除其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威胁性，则无法满足防卫社会的要求，势必造成医疗卫生资源的浪费。为了避免执行机关以防卫社会为借口而滥用医疗纠纷处理的权利，我们需要要求司法机关认真鉴定纠纷事件的严重程度，为医疗纠纷各方面量身定制具体的解决方式、期限、评价标准、执行程序等。

二、医疗纠纷法律程序完善的建议措施

在明确医疗纠纷法律程序完善基本原则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对医疗纠纷法律程序进行完善，需要从立法模式的完善、适用对象的完善、适用条件的完善等方面入手：

（一）立法模式法律程序完善

相比于传统纠纷处理方法，医疗纠纷处理对于消除纠纷事件对社会的危害，具有更高的作用，这是在司法实践中已经得到广泛证明的结论。基于我国目前的医疗纠纷立法现状，要求医疗纠纷的解决应从实际事件出发，打造适合医疗纠纷处理的立法模式。我国现有的医疗纠纷立法模式，是在各种法律概括性规定的基础上，再由其他法律细化规定而形成的。比方说，医疗纠纷事件做造成危害社会行为的问题，达到了《刑法》所规定的严重程度，就需要用《刑法》加以规定，但由于这些犯罪行为具有广泛性、多样性和复杂性，不可能在《刑法》中用过长的篇幅做出细节性规定，因此需要用专门法细化设定。

（二）适用对象法律程序完善

根据《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其他医疗纠纷的地方性法规，对适用对象的规定并不统一。笔者认为需要在这些法律法规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医疗纠纷的适用对象。刑法规定医疗纠纷处理的对象，很多地方性法规也沿用了这个规定，而对于限制刑事能力是否判处刑罚，始终是司法实践的尴尬案例。因此，笔者认为对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医疗纠纷者也应该有适用的处理措施。笔者对这些适用对象的完善，建议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正在医疗期间的患者与医生发生纠纷，并且出现了攻击其他病人或者医疗工作人员，其严重程度达到《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最低程度，可以判断其人身危险性已经达到社会上其他危害社会犯罪行为的严重程度，同样需要用强制处理措施进行约束，以达到防卫社会的目的。另一方面是针对患者家属，如果这些人与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发生纠纷，采用纠纷处理的方式，则与《刑事诉讼法》相冲突，而简单的法律条件不能满足医疗纠纷处理需求，只能通过申请强制处理措施，在限制其人身自由的基础上，进行纠纷当事人的强制性处理。

（三）适用条件法律程序完善

关于医疗纠纷的强制处理，一般的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件并不适用。目前医疗纠纷处理的适用条件过于狭窄，笔者认为应该将医疗纠纷各种主客观的条件也囊括在内，具体设想是：一方面是肇祸的病人，经人民法院审判，确定适用强制处理的，由公安机关强制移送到强制医疗机构执行。我国《刑法》规定肇祸造成的危害结果，与犯罪行为造成的危害结果是一样的。之所以将病人肇祸也作为强制处理的适用条件，主要是因为这种病人很有可能再次实施肇事肇祸，其家属或者监护人很有可能看管不住，使得社会再次面临侵害。我们需要利用国家的强制力，隔离病患者并予以治疗，这样才符合防卫社会和保障病患者合法权益的立法宗旨。另一方面是公安机关需要针对肇事的纠纷当事人，责令其相关机构进行调停处理，必要时转送到公安机关处理。

（四）决定机关的完善

医疗纠纷当事人做出法律所禁止的危害社会行为，对其执行强制处理措施，需要由法院进行判决，理由如下：目前进行强制纠纷处理当事人的人数，相比于其他纠纷案件的人数，比例相对较小，将医疗纠纷的案件分摊到各级法院审理，不会增加审判工作的负担。对于肇事的医疗纠纷当事人，对其是否决定强制处理，只要在治安案件的范畴内，可以由公安机关进行决定，因此公安机关在处理和判断治安案件的经验已经比较成熟，可以提高案件处理的灵活性。总之，人民法院、公安机关、司法鉴定委员会在医疗纠纷处理中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司法鉴定委员会根据专业的知识备，判断纠纷事件的人身危险性程度，为法院和公安机关提供专业性的医疗建议，而人民法院或者公安机关根据病司法鉴定委员会的鉴定结果，按照相关的法律决定是否启动强制处理程序。

三、结束语

医疗纠纷处理的措施具有特殊性，在执行的过程中，必须以相关的法律为依据，以确保执行时兼顾各方主体的基本权益，同时又能通过强制医疗纠纷当事人来维护社会的稳定，具有积极的法治意义。文章通过研究，基本明确了医疗纠纷法律程序完善的方法，但鉴于医疗纠纷法律案件的复杂性，因此以上的方法，还需要结合法律实践的经验，予以进一步补充完善。

参考文献

[1]刘长秋，刘锋.法律视角下我国医疗纠纷的成因及其对策[J].医学与法学，2015，（2）：33-36.

[2]梁平，陈焘 .医疗纠纷协商和解机制的法律规制与完善[J].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5，（3）：77-78.

第8篇：处理医疗纠纷的主要方法范文

关键词法律视角；医疗纠纷；法治意识；安全管理

随着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改革，医疗体系逐渐完善和健全，人们对医疗卫生观念也在相应转变，对医疗技术和服务水平的需求也日益提高。但由于医疗资源的总量与患者需求、区域配置之间的不平衡，多方面的原因导致医患纠纷数量逐渐增大，医患关系也日趋紧张。剖析医患纠纷产生的深层次原因，以医疗纠纷的预防与处理作为突破口，完善法治化背景下医院安全管理方面的优化路径，从而建设好法治医院、平安医院。

一、当前医院医疗纠纷的现状及产生原因

从我国裁判文书网统计出，2013年至2018年间涉及医疗事故的裁判文书数量呈现出波动中上升的趋势：2013年1991件呈现低谷，高峰期在2017年6342件，2018年略有下降为5464件。［1］裁判文书网上显示的数据仅是包含了已经到法院并且经过审理的案件，还有大部分的医疗案件和纠纷在医院、政府以及其他第三方调解机构得到了调解和处理。医患纠纷从最初的矛盾演化为医疗案件，会经历一段过程。深究近年来医疗纠纷产生的原因包括以下几点：

（一）医学专业性导致医患之间信息不对等

医学是一门复杂、高深的学科，医学生要经过长期系统化的理论培训、临床实践培训，且需通过专业化的执业考试后才能成为医务工作者。此外，医学界对人体生命科学复杂性的研究具有局限性，加上患者个体的差异性，多种因素决定了医疗本身存在着极高风险性。对于患者而言，对当前医学科学发展的局限性和疾病风险的未知性等方面认识不足，自然处于弱势地位。［2］与医生的专业性和权威性相比较，双方形成了严重信息不对等。

（二）优质医疗资源与患者需求的不平衡

目前，我国医疗机构虽然数量较多，但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综合水平等与满足人民群众医疗需求还存有一定差距。我国虽然实行分级诊疗制度，但是分级诊疗的实际运行情况并不乐观。患者更倾向于到具有权威性的三甲医院看病治疗。三甲医院原本主要是针对疑难重症进行治疗，但不得不分配许多优质医疗资源到一般症状的解决和处理上。这种情况导致了大医院的挂号难、看病难问题，“黄牛”和“号贩子”也就相继出现，上述矛盾长期无法得到合理处理解决，便使得民众抱怨的声音越来越大。［3］

（三）医患双方沟通不足、解决机制不畅

患者数量的增多、医护人员数量有限、医生每日接待问诊数量也有限等原因导致医患双方沟通不足。门诊患者看病等待所需的时间远远大于就诊所花费的时间，医生也不能花过多精力去回答每一位患者、家属提出的每一个问题。此外，由于信息的不对等，医护人员都会按照要求认真履行了告知义务，但患者对医疗风险往往不能理性对待，对医疗结果的期望值又高于正常值，此种矛盾随时可能激化患者的负面情绪，使之做出一些极端行为导致伤医案件发生。关于医疗纠纷产生的原因，还有学者将其归因于媒体对“医闹”的片面宣传、医患间信任的缺失、医疗保障和救济机制的不完善等。［4］

二、法律视角下医疗纠纷处理和医院安全管理的难点

（一）提供医疗服务过程中，医护人员法治观念薄弱

1．院方法治建设体系不完善目前，大部分公立医院内部未建立统领全局的法治建设体系，由于组织架构不健全，法治认知薄弱，管理理念缺乏法治思维，没有纲举目张的工作抓手，未能形成一套有效的法律事务和经验路径处理医疗纠纷。［5］对待部分医闹患者，迫于多方面的压力，往往采取不合理的做法“平息”事端。这有悖于采取合法合理的途径解决医疗纠纷的初衷。对于医患纠纷的处理不能仅停留于“治标”层面，更重要的是“治本”。2．医护人员法治观念薄弱医疗纠纷发端于医疗服务过程中，由于部分医务人员缺乏专业的法律知识，法治观念薄弱，未能将医院法律风险的防范关口前移。一般公立医院是由医务部门先行调解处理医疗纠纷，并由外部聘请法律顾问提供专业法律服务。医务部门的人员大多数并非同时具有医疗纠纷业务工作能力和法律专业知识背景，仅依靠于外部法律顾问提供专业的法律意见，往往降低了医疗纠纷处理的及时性和有效性3．法治培训形式大于内容在院方组织法律培训、法律实务知识讲解时，部分医护职工由于自身工作繁忙、法治意识不强，认为处理医疗纠纷和参加此类教育培训属于行政、后勤人员的本职工作，自主参与意识和积极性不强烈；同时有些培训往往是形式大于内容、走过场、达不到预期效果。随着患者的自我保护意识和法治观念增强，更加有意识地在接受医疗服务中运用法治思维和途径维护自身权益。若医护人员不重视提高自身法治思维和观念，不能更好地运用法律知识和医疗处理规程展开医疗服务，在医疗纠纷中将会陷于不利之地。

（二）医患纠纷处理过程中，部分患者法治意识缺位

近年来，在一些“医闹”事件中，部分患者对医院任意打、砸、闹，采取极端行为围堵医院、要挟医院和政府，破坏了正常的医疗秩序，扰乱了社会和谐稳定。部分患者采取极端方式不仅不能解决医疗纠纷，反而还会触犯法律的底线；不仅没有维护到需要维护的合法权益，还会使自身受到法律的制裁。应采取合法合理的途径保护自身权益；我国《民法典》《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对医疗纠纷的处理、医疗损害责任认定等都有明确的规定。

（三）医院安全管理方面，安全保卫力量还需优化

1．人员风险防控能力不足部分医院存在医护人员风险意识及风险防控能力不足，在医患纠纷发生的早期未产生足够的重视，未能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予以化解、控制和处理。安保人员到达现场后应突能力不足、缺乏快速反应的协作机制。医院虽然有对应的应急预案，但并未定期开展有效的培训和演练，导致人员风险防控意识欠缺、能力不足。2．客观硬件配置不够优化医院属于开放的人员密集场所，空间大，人流量大。仅靠医院现有的普通安防系统以及安保人员日常巡逻，是难以第一时间赶到纠纷现场处理化解。根据国家卫健委等多部门联合的《关于推进医院安全秩序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要加强医院技防、物防、人防建设，推进医院智慧安防建设。根据实际需要，配备安检设备，完善一键报警及防控设施设备等硬件，强化安防系统建设。3．多部门协同力有待提高在处理医疗纠纷时，临床科室之间、科室与医务、安保部门之间协同力不足，各为其政，在法律事务方面容易存在推诿扯皮的现象。而在发生医患纠纷事件时，医院安保人员只能采取协调和劝解的方式进行处理。虽然医院和公安合作在院内建立了警务室，派驻人员在医院内执勤巡逻。但由于警力有限、经费短缺等问题导致实际情况下公安对医院空间安全治理参与不足，驻院警务室并未发挥出其应有作用。［6］

三、法治视角下医疗纠纷处理的完善路径

（一）完善医疗法律体系，推进医疗服务法治化

进程医生和患者是医患命运共同体，双方之间的信任关系和利益平衡只能建立在法律制度的框架内，因此应完善我国现有的医疗法律体系，重构医患之间的制度信任，保障医患命运共同体的合法权益。［7］在最高检2021年工作报告中提到，要坚决严惩任何一起伤医扰医犯罪。高度重视对医护人员的权益保障，不仅是要严惩任何一起恶性医闹事件，对存在风险和隐患的医疗纠纷也应做好预警和应对。2018年10月1日起施行的《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虽然弥补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部分不足，对医疗纠纷的预防和法律责任部分进行了完善，［8］但对于医疗损害鉴定制度、赔偿制度以及相关的保险制度还需细化。因此完善医疗法律体系，要推进医疗服务法治化进程，从而真正实现途径多元化解决医疗纠纷。

（二）加强医患沟通交流，及时化解医患纠纷

发生医患纠纷，并不意味着一定就会发展为恶性暴力伤医事件。医护人员应积极主动，在合适的时间节点化解处理纠纷，避免事态的进一步恶化。倡导医患之间积极沟通交流，建立运行有效、畅通的沟通机制。患者对自己病情不隐瞒，真正信任医生；医务人员对待患者要更有同理心，将医疗过程中的风险和应对方案告知患者，解决患者心中的担忧和不信任。在诊疗过程中，更加注重细节，按照操作流程进行，完善制度化管理。对待诊疗行为中出现的意外和摩擦提前应对处理，把握住医疗纠纷发展恶化的共通性，完善应急预案和处理规程。

（三）提升安保能力，保障医院安全稳定运行

医院安保法治化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首先，应健全完善医院医疗纠纷处置规程、安全保卫制度。加强安保力量建设，主动排查调处化解各类医患矛盾纠纷。积极构建金字塔式的组织管理体系，织密安全管理网。其次，完善医院安防配置，根据新《安全生产法》的相关要求，切实完善医院内部的智慧安防系统建设，将消防、安防和监控等配置为有机联动的整体，提高隐患识别的精确度。同时，贯彻国家发改委、国家卫健委等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对严重危害正常医疗秩序的失信行为责任人实施联合惩戒合作备忘录》，对严重危害正常医疗秩序的失信行为人建立重点人群预警机制。最后，加强安全防范能力，巩固多部门联动的分工协作机制。医院内部科室之间加强沟通协作；警医联动方面，完善医院与属地派出所的联动机制。为实现平安医院建设的预期目标，也需要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政府、人大以及各社会团体监督与配合，以便从容应对各类医疗纠纷。

四、结语

处理好医患关系，需要构建医患命运共同体，同时需要医事法律制度规范的指引，医患双方构建法治思维，遇事找法，从而有效解决纠纷；院方还应完善相关制度，提高安全管理水平，从而更好地推进平安医院建设。

参考文献

［1］乔晓东．论目前医疗纠纷处理现状及解决路径［J］．法治与社会，2020（14）：144-145．

［2］金恒宇．信息不对称背景下医患关系的伦理学思考［J］．卫生软科学，2010，24（1）：34-35，42．

［3］杨锐．中国式医患关系的成因分析［J］．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2019，19（A5）：346，348．

［4］陈颖，黄羽沛．疫情防控背景下的医患关系改善之研究［J］．医学与法学，2021，13（2）：76-80．

［5］陈薇薇．法人治理结构下公立医院法治建设策略研究［J］．中国卫生法制，2020，28（3）：38-43．

［6］姜厚宇．空间社会学视角下的医院安全治理研究［J］．现代医院管理，2021，19（4）：48-52，63．

［7］申卫星．医患关系的重塑与我国《医疗法》的制定［J］．法学，2015（12）：79-91．

第9篇：处理医疗纠纷的主要方法范文

关键词:医事程序法;医疗纠纷;纠纷解决机制;程序公正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4-0073-02

一、什么是医事程序法

医事程序法是指处理医疗纠纷、解决医疗争议的程序法律规范的总称。

医事程序法包括各类纠纷解决机制中的程序性法律,如诉讼、仲裁、鉴定、公证等。医事程序法的确立,不仅扩充了传统医疗纠纷解决机制的内容,也对囊括未来的纠纷解决机制具有前瞻性。同时更突出了各种程序法律制度之间的联系,有利于形成整体性的医疗纠纷解决机制。

二、医事程序法的实践基础:医疗纠纷及其解决

医疗纠纷已经成为常见的纠纷形态。2002年中华医院管理学会就医疗纠纷和侵权事件的发生状况,对全国326所医院进行了多项选择式的问卷调查。在被调查的326家医院中有86%～96%的医院发生过因医疗纠纷导致病人滞留医院、不住院或不缴纳医疗费用的现象。调查结果显示,医疗纠纷发生率高达98.4% [1]。

因此,如何预防、缓解、遏制医疗纠纷,缓和日趋紧张的医患关系正在成为全社会共同面对的重大课题。这不仅关系到社会的文明进步,也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

学界一般认为,医疗纠纷是指病员或其家属与医疗机构(医务人员)之间,就诊治和护理过程中发生的不良后果及其产生的原因在认识上不一致而导致的分歧或争议。但这一概念具有如下缺陷:

(一)侧重于现象归纳,没有从纠纷的本质上看待医疗纠纷

纠纷的本质是一种利益对抗状态。医疗纠纷作为纠纷之一种,其本质上也是医患双方的利益对抗形态。这种利益对抗体现了医疗服务之利益获得与患者健康成本和收益权衡之间的矛盾。当患者认为其付出相应成本,而未能收获其认为的健康收益之时,或者虽然有健康收益,但其认为成本支出太高,必然会对收取利益的医疗服务机构和人员产生不满,当这种不满积蓄到一定程度且无法化解之时,纠纷随之发生。

在这种利益对抗中,尤其需要注意:

首先,医疗活动本身有易产生纠纷的特征。医疗活动与人的健康相联系,而健康则是每个社会成员都关注的基本生存资源,一旦发生损害,产生利益对抗的几率较大。同时,医疗活动又是一种兼具高度专业化和风险性的活动。专业化使患方难以对健康收益和成本付出作出准确的判断;风险性则意味着患方在利益衡量时必须在成本中增加对医疗活动风险的估算,这种估算很难为患者理解。基于对健康资源的重视和利益衡量的困难甚至误判,利益对抗在医疗活动中较其他领域更易发生。

其次,转型社会中的各种问题也增加了医疗纠纷发生的可能性。具体到医疗卫生服务领域,一方面,由于转型期医疗卫生改革的持续进行,医疗机构游走于营利模式和公益服务模式之间且往往由于各种原因偏向前者,以药养医、收费畸高等现象时有存在;另一方面,转型期的医疗法律制度发展相对滞后,既没有对这些行为进行合理规范,也未对纠纷前期产生的不满进行合理疏导,以致纠纷频繁发生,医患关系日渐紧张,而这种现实状况又增加了患方对成本收益考量时的盲目和冲动,进一步加剧了医疗纠纷。

因此,在承认利益对抗的客观性的前提下,如何缓和这种对抗,或者使双方容忍这种对抗,应当成为医疗纠纷解决的思考方向。

(二)所提供的信息偏重在实体意义上解决医疗纠纷,而忽略了纠纷解决机制本质上是一种程序性设置

从纠纷本质的角度来看,医疗纠纷的发生不仅与医疗行为的过错或失误相关,也与医患之间易发生争议的特性和具体的社会环境相关。将纠纷解决仅限于实体问题,一方面可能会将解决方案简单化,另一方面也会产生“一切纠纷皆可通过判定真相而解决”的错误预判。实体解决如判定过错是否存在、违约是否达成、赔偿是否妥当等的确是医疗纠纷处理中急需解决的问题,但如何才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实体解决,甚至在实体判断无法发现真相的时候,医疗纠纷应以何种方式终结,这些都不是实体判断本身能够解决的问题。

因此,我们需要引入医事程序法。医事程序法是对现有法定纠纷解决机制的归纳。纠纷解决机制其实质是一种程序装置,它既会为实体性判断的产生提供对话的场所和空间,也会通过程序设置缓解纠纷所蕴涵的不满和争执,在这种程序装置中,“每一方都被要求‘全面地’考虑问题,反思他方的利益主张,而不应‘片面地’斟酌一己的得失。”[2] 更会通过程序装置本身的有序运行吸收实体判断无法准确达成时可能产生的不满。就医疗纠纷而言,医疗风险的权衡、信息不对称的平衡、患者苛求医疗服务质量的冲动,从实体本身难以作出恰当的安排,这就需要在医疗纠纷解决机制中,通过程序设置,对这些方面作出有益于实体判断的程序安排。

三、医事程序法构建的价值基础:程序公正

(一)程序公正概述

医事程序法的价值基础是程序公正理念。最早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翰・罗尔斯于1971年出版的《正义论》中提出,是指达成某一项实体结果的过程、步骤、手段的公正 [3]。

总的来看,程序公正的标准应当包括:

第一,裁断者的中立性。这表现为:首先,裁断者与争议的案件及双方当事人无实质性联系。其次,裁断者无价值偏袒。前者是客观要求,主要通过回避制度等程序性要求予以实现,后者是主观要求,主要通过裁断者的选任和裁判者责任制加以控制。第二,当事人的平等性。当事人平等包涵:首先,当事人地位平等,有平等的权利,承担同等的义务。其次,程序设置平等地保护当事人的权利行使,使之机会均等。当事人平等并不排斥一定条件下的“有差别对待”,这主要是基于对资源占有处于弱势状态的当事人的程序性帮助,如在医疗诉讼中举证责任分配上的区别对待等,这些差别对待本质上是弥补弱者的参与条件,使结果更趋向公正。但做出此种帮助时需要格外谨慎。第三,当事人参与原则。这是指与程序的裁断结果有利害关系的人或其权益可能会受到裁断影响的人均有充分的机会并富有意义的参与裁断的过程。这种参与包括:首先,当事人决定程序是否启动的参与权。其次,当事人有权利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观点,提出自己的主张及支持主张的证据,并对裁断结果的形成有实质性的影响。再次,当事人的每项参与权都有必要的程序保障措施,剥夺参与权的行为会受到程序制裁。第四,程序理性原则。包括:首先,一致性。指程序适用应当保持一贯性,不可随意变更。其次,公开性。指除了必要的不公开程序外(如涉及个人隐私的医疗活动),程序应当公开而为人所知。这可以使程序进程置于大众监督之下,增强裁断者的责任感和公正性。最后,高效性。这是指程序应当及时终结,不可随意拖延。

(二)医事程序法与程序公正

程序公正理念是医事程序法的价值基础。程序公正理念渗透于医事程序法的每一个程序法律环节中,是衡量这一规范是否科学和合理的标准。医疗纠纷的处理可以经由正当的程序形成公正的结果或可被接受的结果,尤其是后者,更是目前医疗纠纷中所急需的。

有学者提出转型中国的医疗纠纷最大的隐患是不信任及其引发的暴力事件 [4]。而不信任既有由上文提及的社会环境、医疗事件本身之风险、不规范的医事实体法律法规所导致之外,也有医疗纠纷发生后处理程序不正当所导致的问题,而由程序原因所导致的对信任的摧毁是极为严重的。现实中,表现为当事人既不信任由与医疗机构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医学会进行的鉴定,也不信任有强大组织优势的医疗机构参与的行政处理和医疗诉讼,这些不信任在本质上是对处理程序本身的不信任。这与长期医疗纠纷处理程序中的忽略裁断中立、当事人参与、当事人平等和程序理性等程序公正标准有关。因此,建立一种迈向过程导向、以程序公正为目标的正当程序是重建医患信任、缓解医患矛盾的合理策略。

面对日益严重的医患不信任,医疗机构已经开始重视医疗纠纷的处理程序。中国医院协会于2008年9月26日公布了《医疗纠纷处理程序》(试行),向全社会征求意见。规定别强调了医疗纠纷处理程序的公开性、公正性和参与性,这至少透露了医方意识到程序问题是导致医患双方激烈不信任的主要问题,也努力欲从程序问题上对医疗纠纷处理的现状进行改造的良好愿望。然而,这样的规定虽然体现了医方努力的意愿和行动,但却存在问题:(1)在法律性质和效力上处于尴尬境地。在规定中,涉及和解方式、诉讼过程和鉴定程序等本应由法律规定的内容,其效力也存在疑问。(2)因制定主体不中立招致的怀疑。由医方单独制定的规定在实施中,会使患方对哪怕是公正的程序形成误解和质疑,从而影响该规定被信任的程度。因此,医疗纠纷的处理程序应当属于医事程序法立法的范畴,立法者应当秉承程序公正理念对其进行规定。

参考文献:

[1]杜海岚.遏制医疗纠纷上升势头――326所医院问卷调查综述[N].法制日报,2002-02-21(5).

[2]何兵.现代社会的纠纷解决[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