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汉语教学的基本特点精选(九篇)

第1篇：对外汉语教学的基本特点范文

关键词:汉语语构;对外汉语教学;研究

一、汉语语构形成的语言学机理

(一)汉族表达情感的语言传统

从语言学以及文化学上来说，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的语构总是基于这个民族的生活特点以及表达情感的基础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只有认识到语构所形成的民族基础，才能从根本上认识一个民族的生活的基本语言规律。首先，汉语语构基于汉族生活表达情感的需要而产生。任何一个民族在表达个人的基本情感的过程中都是需要把内心的情感来外在出来，也就是说，只有一个民族在表达自己的感受的过程中才能实现语言的发展。如喜悦的感情、伤悲的感情、悲哀的感情、伤心的感情，这些感情是人性的体现，也就是说，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的人们以及世界上任何一个时代的人们都需要把这种感情来表达出来，所不同的是任何一个民族在表达感情的时候所使用的语言工具是不同的。这实际上也就是世界上众多民族之间所存在的诸种不同语言的根本原因。其次，正是基于人们表达感情的基本手段不相同，换言之，任何民族在表达感情的过程中所使用的语言工具不同，实际上也就造成了人们对语言的运用的不同。

(二)汉语含蓄的表达特点

汉民族一直算世界上的一个保守的民族，也就是说，汉民族对于外在的事物总是存在着一定的保守心理，这种保守心理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汉民族保守的民族特点，这就是汉民族在吸取外来文化的过程中所造成的比较缓慢的一个深层原因。从民族性格上来说，必须认识到汉民族的含蓄性格造成了汉语言表达含蓄的基本特点。首先，含蓄的语言表达方式总是不把自己的直接目的表露在语言之中，换言之，与西方国家的人们不同，汉民族总是把自己的欲望含蓄地表达在自己的语言之中，而不把自己的直接意思表达出来。比如，在对待别人送给自己的礼物方面，汉民族与西方民族的表现是迥然不同的。在汉民族，总不会当着客人的面来把礼物打开，因为汉民族认为这是对客人的不尊重。而西方民族则会直接当着客人的面来把礼物打开，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对客人的尊重，这就是两个民族之间表达感情的一种巨大差异。其次，正是这种含蓄的表达方式，实际上就导致了汉民族在语言表达过程中，总不能把自己的直接目标表露在语言之中，这实际上就对汉语的语构形成了长期的影响，以至于汉民族在表达自己的感情的过程中总是含蓄表达，实际上这就是汉民族表达感情的一种策略，而这种语言表达策略实际上已经内化成了汉民族的一种民族性格。

(三)汉语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特定的语法结构

在中国，汉语至少拥有五千年的历史，从中华民族的起源、发展的整个过程来看，汉语一直伴随着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的起起落落。纵观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民族都是经历了一定的困难与挫折才形成了今天的态势的，没有经历过挫折的民族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不存在的。在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汉语由最初的简单的语法结构逐渐形成了复杂的语言结构，这是因为人们的生活，本身就是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而人们的生活本身就是语言表达的一种对象。首先，生活的渐趋复杂性造成了汉民族语言的复杂性。也就是说，在人们语言的发展的整个过程中，人们的生活是逐渐发生复杂化的。这正如商品经济的发展一样由最初的物物交换逐渐发展为物与货币的交换，再逐渐发展为今天复杂的商品交换形式，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语言的发展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程度的类似性。其次，语言产生的根源就是为了表达生活，换言之，在语言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是为了表达特定阶段人们的物质与精神需要而产生的，只有认识到语言的这个基本特点才有助于认识语言发展的规律。在汉民族语言发展的过程中实际上也恰恰符合语言发展的这个规律。要认识到语言发展的这个规律必须深刻认识到语言发展的基本特点，只有在认识到语言发展的基本特点的情况下才真正实现认识到汉语语构的基本规律。最后，汉语语构与汉语表达的复杂性具有正相关关系。实际上，任何民族的语构都是由简单到复杂的一个发展过程，也就是说，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的语构都是在其发展过程中，实现其复杂化的。汉语语构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语构是因为汉语在起源、发展的任何阶段都与其他民族具有不相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特点。

二、汉语语构与其他民族语言语构的不同点

(一)在表达对象上

众所周知，语言的发展就是为了把语言对象表达出来，也就是说，任何民族都具有一定的语言表达对象，建立在正确的语言表达对象上的民族语言才是正确的以及值得发展的民族语言。首先，表达对象是任何民族的民族语言必须具备的语构。可以比较绝对的说，任何民族语言都必须把表达对象放在语构之中，表达对象构成了民族语言的语构，这是由语言的基本特点所决定的。汉民族语言的语构不同于其他民族正是在表达对象的安排上与其他民族语言具有不相同的特点。，也就是说，正是在汉民族语构的不同表达对象的支配下，才使得汉民族语构的形成逐渐与其他民族的语构的形成出现了不同点。其次，表达对象在任何国家以及任何地区都具有不同的特点。从地理上来说，任何国家、任何民族基于其生活的地理环境以及生活的自然环境的不同，更是其基于本民族的语言传统的不同，其语言表达对象都具有不同的特点，这实际上也就内在地决定了语言发展的基本特点，表达对象对于语构的形成产生的影响是绝对的，对于汉族也不例外，汉语的语构在语言表达对象上与其他民族形成了不同的特点。

(二)在表达方式上

前已述及，汉族自古以来就具有含蓄的表达方式，而其他民族，尤其是西方民族的语言表达方式更是显著不同于汉民族。首先，无论含蓄表达方式还是直接的表达方式，最终其绝对作用的依然是这个民族的民族语言的基本规律。任何民族的民族语言在发展过程中都会形成属于自己的文化形式，只有拥有自己的文化形式的民族语言才是靠得住的民族语言，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才是真正属于这个民族的语言。任何一个民族的民族语言都是必须建立在自身的文化体系上的民族语言，不考虑自己的文化体系，那么这个民族的民族语言的发展就不是具有长远眼光的发展。其次，含蓄的语言表达往往把目标对象放在语言的最后。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汉民族的语言表达习惯就是含蓄，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中国人，说他想吃这个苹果，那么这个中国人一定不把苹果放在这个句子的显著位置，甚至干脆不放在这个句子之中。含蓄的表达方式实际上就造成了语言表达的语构结构的基本特点。最后，西方民族直接的语言表达方式。无可否认，西方民族在表达自己的观点的时候，往往一步到位。也就是说，西方民族在表达自己的感情或者表达自己的观点，甚至表达自己的欲望的时候，总是把其表达的对象放在显著的位置，这实际上与西方民族的总的民族提点有根本的关系。西方民族之所以，在整个世界近代化的过程中，一直处于比较显著的位置，与这个民族的民族性格是具有绝对的关系的。

(三)在强调方法上

汉语在强调一件事物的过程中，往往也比较直接，这一点与西方民族有一些相似，但总的来说并不完全相同。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西方民族语言在表达感情以及表达欲望的时候总是直接，而汉语在表达感情的时候很少甚至绝大时候都不直接，这实际上就造成了汉语与西方民族语言的巨大差异。首先，在着重强调一件东西时，汉语往往用感叹号，也就是说，感叹号在汉语表达感情的过程中扮演着这样的角色:强调感情的特有性。也就是说，在汉语之中，感叹号总是要强调感彩的强烈性，无论这种感彩是悲伤的还是愉悦的，感叹号总是能够把这种感彩表达出来，这种语言强调的基本方法实际上就决定了汉民族语言与西方民族语言的不同特点，造成了他们的语构形成了不同特点。其次，西方民族语言在强调一件事物的时候总是运用质问的语气，换言之，西方民族在强调事物时，总是希望让对方自己思考，也就是说，“你看这样做是否合适”，总是想让对方换位思考问题，这是西方民族与东方民族最大的不同点，这样的不同点实际上也就造成了两个民族的语构的不同。

三、对外汉语教学中如何避免语构对教学的影响

(一)教师注重文化渗透

在对外汉语教学的课堂上，教师要注重其对学生的文化渗透过程。实际上在任何时期的对外汉语教学都是一种文化渗透与文化传播的过程。认识到这一点将更加有利于教师实施对外汉语教学，实际上也只有让学生逐渐加深对汉民族文化的理解和认识，才能真正地实现汉语教学的目的。首先，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要注重讲授汉语背后的文化底蕴。任何语言学习都是一种文化学习，作为一种文化学习都是建立在对文化的深刻认识的基础上的，没有对文化的认识就没有对语言的感觉。教师要在实际教学的过程中，注重运用多种教学方式把文化渗透到汉语教学过程中去，只有把文化渗透到汉语教学中，才能逐渐培养学生的语言感觉。基于汉语语构的复杂特点，只有在实际教学中，教师逐渐把语构放在语言学习的重点上，才能实现语言学习的最终目的。从本质上来说，无论国人学习自己的语言还是对外讲授汉语，实际上都需要进行一种文化学习，只有把语言的学习与研究真正地作为一种文化学习才能从根本上培养学生的运用语言的能力。其次，文化渗透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也就是说，教师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只有把文化渗透的方式进行整合，整合文化渗透方式，实际上也就成为了人们学习语言的一种途径。教师在实际的课堂教学中，只有把文化，尤其是汉族文化传统渗透到汉语教学的整个过程之中，才能真正实现学生理解汉语语构以及能够接受汉语语构的教学目的。

(二)充分考虑学生的文化背景

基于文化背景的不同，对外汉语教学实际上最大的难度就在于让学生理解在不同文化背景之下的汉语含义。因为人们总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生活，即便对于学习汉语的学生来讲，也是来自于各个不同地区以及各个不同国家的学生为主。这些学生在自己的生活环境之下，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本民族语言习惯的影响，换言之，这种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深蒂固的。首先，只有结合学生的文化背景才能把汉语语构与其他民族语言的语构实现对接。前已述及，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的语构都是不同于其他民族的，也就是说，任何民族语言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都具有不同的语构。对外汉语教学的语言当然是汉语，教师教学的最终目的就是让学生理解这种不同语言之间的语构问题，学生只有在不同的语构环境之下才能真正实现对本民族语构与汉语语构的深刻理解。实际上，学生也只有理解到了这种语构之间的不同差异才能真正实现汉语学习的目的。毋庸置疑，在实际的教学活动过程中，学生充分认识到语构的问题，才能真正实现学生对外汉语的目的。其次，教师要充分考虑到文化背景的差异性。教师要充分认识到学生之间的不同的文化背景才能实现汉语教学的最终目的，比如，对外汉语教学中，学生有可能来自于不同的国家甚至来自于不同的洲，这样学生学习语言的文化背景就差距很大了，甚至截然相反。所以，在学生学习汉语的过程中，教师充分考虑到学生之间的文化背景差异以及语言发展的基本规律才能实现语言学习的目的，也才能真正实现语构的掌握。

(三)任务型教学方法的创新性运用

实际上，任务型教学方法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一直被广泛运用，但在汉语语构教学中，一直缺乏运用。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只有把任务型教学方法与汉语语构的教学紧密结合才能让学生主动地进行汉语语构的学习，也才能够真正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任务型教学方法指的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能够结合学生所学的知识的程度来进行对学生布置一定的学习任务。一般来说，这种学习任务都是以学生完成为主，教师协助为辅的形式来进行。首先，任务型教学方法只有结合学生自身的学习特点，才能充分发挥任务型教学方法的优势。由于汉语语构具有不同的难度，也就是说，只有在任务型教学过程中，才能让学生更佳深刻地理解语言的语构之间的不同特点。其次，任务型教学能够让学生在不同的语构之下，进行学习。任何语言都具有不同的语构特点，只有结合不同语言的语构特点才能实现语言学习贯彻的根本目的。在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教师要主动地运用任务型教学方法，来拓展学生主动运用汉语的能力，汉语的语言运用能力只有在逐渐地摸索过程中才能充分实现，对于汉语语构的学习更是如此，学生只有在汉语学习的不同阶段不断扩展自己学习汉语的主动性以及创造性，才能实现汉语学习的根本目的。

［参考文献］

［1］刘俊．现代汉语语构文化探析［J］．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2015(4)．

［2］王梦达．汉语语构文化蕴涵的模式探微［J］．青春岁月，2013(24)．

第2篇：对外汉语教学的基本特点范文

汉字是汉语的书写符号系统，无论是对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来说，都是学习汉语，获得汉语读写能力的基础。因此，对外汉字教学是对外汉语教学的重要内容。然而，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与拼音文字有很大的差别，对于非汉字文化圈的外国人来说，汉字是他们在学习汉语过程中最大的困难，有些外国人甚至回避汉字的学习。所以对外汉字教学既是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重点也是难点，了解对外汉字教学研究的成果和现状，有利于对外汉字教学的发展。

一、以教学为目的的汉字本体研究

对外汉字教学领域的汉字本体研究包括字形研究、字音研究、字义研究，具体来说又主要集中在汉字构形研究和形声字研究两个方面上。

（一）字形研究

字形研究是对外汉字教学本体研究的主要方面。现代汉字学主张汉字有笔画、部件和整字三个结构层次。受现代汉字学的影响，大部分学者对对外汉字教学任务的理解主要局限在教授汉字形体上，在汉字本体方面的研究上偏重字形结构研究，而尤为重视部件的研究。

1.部件研究

张旺熹《从汉字部件到汉字结构——谈对外汉字教学》（1990）从汉字的特点出发，分析了1000个高频字的部件分布，提出了汉字“部件结构教学”的基本原则和方法，该方法立足于现行汉字的特点，符合汉字本身的规律，其有效性不断地得到教学实践的证实；费锦昌《汉字部件研究》（1996）主要讨论了汉字部件切分的原则和方法；崔永华《汉字部件和对外汉字教学》（1997）主要对《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中甲、乙两级词的基础部件进行了分析；万业馨《汉字字符分工与部件教学》（1999）在讨论字符分工的基础上提出了“汉字教学部件”；梁彦民《汉字部件区别特征与对外汉字教学》（2004）提出对外汉字教学应贯彻汉字系统性教学原则，联系汉字的理据性；邢红兵《<（汉语水平）汉字等级大纲>汉字部件统计分析》（2005）在拆分《大纲》2905个汉字的基础上，建立了“等级汉字拆分数据库”和“等级汉字基础部件数据库”，并对数据库中相关信息进行了统计等等。这些文章在对汉字构形规律和部件统计分析的基础上，说明了汉字部件教学的可行性和高效性，对汉字教学有很大的启示。但是关于部件的切分，各家观点并不一致，仍存在争议。我们认为，部件的切分应从适于教学的角度出发，以“据理切分”为主，辅以必要的“据形切分”。

2.笔画笔顺研究

笔画是汉字最基本的书写单位，但是关于笔画笔顺研究的文章数量不多，比如，张静贤《现代汉字笔顺论》（1990），易洪川等《笔顺综合研究及留学生用笔顺规则》（2000）等。其中有代表性的是梁彦民《汉字笔画区别特征初步分析》（2002）从留学生汉字偏误入手，分析了汉字笔画的形状、数目、组合关系以及笔顺等构成的区别特征，指出教学中“忽视了形体区别特征知识”的问题。

（二）字音和字义研究

由于与语音、词汇研究有交叉，对外汉字教学领域的字音和字义研究主要是指对形声字的声旁和形旁的研究。主要有：施正宇《现代形声字表义功能分析》（1992），施正宇《现代形声字形符意义的分析》（1994），潘先军《形旁表意功能在留学生汉字学习中的负迁移及对策》（2002），（德国）孟坤雅《声旁能不能在对外汉字教学中发挥作用？》（2000），万业馨《略论形声字声旁与对外汉语教学》（2000）等。万业馨从汉字教学中“重形不重音”的现状出发，结合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分析了形声字表音的实际情况，说明了解形声字读音的途径不是唯一的，并在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对形声字的安排提出了建议，对教学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总的来说，形声字形旁的研究比较多，在汉字教学中也有很好的应用，而形声字声旁的研究相对薄弱，认为声旁的有效表音率很低。

二、汉字习得研究

汉字习得研究，是指从学习者角度来研究对外汉字教学，主要包括认知规律的调查和研究，以及汉字偏误分析。

（一）汉字认知规律研究

代表性的论文有：王碧霞等《从留学生识记汉字的心理过程探讨基础阶段汉字教学》（1994）通过对留学生汉字学习的心理调查，从学的角度探讨了对外汉字教学存在的问题，指出应当设立专门的汉字课，基础阶段的汉字输入要大，输出要小，在大量输入的基础上培养学生的“字感”；石定果和万业馨《有关对外汉字教学的调查报告》（1998）对留学生在汉字教学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调查，证实了汉字学习态度与母语文化背景的关系，证实了汉字学习能力与汉语综合知识水平的关系；陈慧等.江新（2001）留学生在汉字注音任务中，也表现出规则性效应，而且对形声字规则性的认识还随着汉语水平的提高而增强；万业馨《从汉字识别谈汉字与汉字认知的综合研究》（2002）指出对汉字规律的探求应该是一项综合研究，应当把汉字研究和汉字认知规律的探求结合起来，才能有益于汉字教学。

（二）实验研究

实验研究是指认知心理学实验与对外汉字教学相结合，主要是笔画数、部件对汉字识别的影响研究。比如，张积家等《笔画复杂性和重复性对笔画和汉字认知的影响》（2002），冯丽萍等《部件位置信息在留学生汉字加工中的作用》（2004）等。尽管认知心理学实验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但是仍有不少问题有待深入，而且如何将认知研究与具体的教学实践联系起来，仍是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三）偏误分析

在偏误分析方面代表性的有：施正宇《外国留学生字形书写偏误分析》（2000）认为跟汉语习得过程中存在中介语一样，汉字习得过程中也存在着一种中介状态，而以正字法为依据，对非字、假字、别字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客观、准确地描述这种中介状态。高立群《外国留学生规则字偏误分析——基于中介语语料库的研究》（2001）主要对比分析了留学生在学习读音规则形声字和不规则形声字时出现的错误，认为学生对汉字的识别主要依赖于对字形信息的加工。偏误分析针对学生在汉字教学中出现的具体问题进行研究，为汉字教学提供了依据。我们有必要对学生在汉字教学中出现的错误和偏误进行归类总结，从而找出原因，并有针对性地予以解决。

参考文献：

[1]费锦昌.对外汉字教学的特点、难点及对策[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3）.

[2]冯丽萍.对外汉语教学用2905汉字的语音状况分析[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6）.

[3]冯丽萍.遵循汉字认知规律的原则[A].对外汉字教学研究[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4]江新针.对西方学习者的汉字教学：认写分流、多认少写[A].对外汉语研究学术论会论文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5]万业馨.略论形声字声旁与对外汉字教学[J].世界汉语教学，2000，（1）.

[6]王汉卫.精读课框架内相对独立的汉字教学模式初探[J].语言文字应用，2007，（2）.

[7]肖奚强.外国学生汉字偏误分析[J].世界汉语教学，2002，（2）.

[8]邢红兵.《（汉语水平）汉字等级大纲》汉字部件统计分析[J].世界汉语教学，2005，（20）.

[9]徐彩华.汉字教学中的几个认知心理问题[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6）.

[10]苑春法，黄昌宁.基于语素数据库的汉语语素及构词研究[J].世界汉语教学，1998，（2）.

第3篇：对外汉语教学的基本特点范文

【摘要】对外汉字教学是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难点，在整个对外汉语教学中具有重要地位。本文回顾了对近十年来对外汉字教学的研究进展，从“教学对象”“教学方法”“规范与测试”及其他方面对我国对外汉字教学内容进行了分类总结。

关键词 对外汉字对外汉语汉字教学

对外汉字教学是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对外汉字教学研究开始得到重视和研究，九十年代初期，学界主要研究的方向是对外汉字的教授问题，研究的重点是教学方法和教学技巧。九十年代中期之后，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大大提高，汉字本身的结构特点与对外汉字教学的关系从以前的薄弱处成为研究的重点，汉字在对外汉字教学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得到认可，同时有关该方面的专著逐渐增加。《世界汉语教学》、《语言教学与研究》和《语言文字研究》三种期刊是我国对外汉语教学的重要核心期刊，可以反映我国对外汉语教学的水平和态势，本文对2005 年至2014 年10 年间对外汉字教学研究的63 篇文章进行分类综述，以期把握该领域的最新研究动态。

一、教学对象

对外汉字教学的目的是让留学生能掌握汉字的基本知识并且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汉字，通过对学习者的偏误分析、认知规律的研究探究教学对象在汉字学习过程中的认知策略，以更好的帮助学习者学习汉字。

1、认知规律

近年来，众多学者结合汉字文本因素，通过设计实验和任务研究留学生对汉字字形、音、义的认知特点，对认知规律进行了归纳和分析。王骏在《留学生汉字习得的相关因素研究》一文中以31 名非汉字文化圈留学生为对象进行试验研究，发现部首和词汇量是影响留学生汉字习得的重要因素，并提出了一系列的教学建议。李俊红《声符对于形声字意义认知的效应——DSICP 学生声符与形声字意义认知自主联结测查报告》通过测查，发现了非汉语学习者在学习形声字的过程中，对于形声字整字及其声符的认知联系程度。王建勤《外国学生汉字构形意识发展模拟研究》中通过实验研究，对留学生不同习得模式进行分析以及对教学对象字形意识的构建，得出了汉字模型构建认知的规律和意义。张金桥《印尼华裔留学生汉字正字法意识的形成与发展》设计了一项词汇判断任务，考察了印尼华裔留学生汉字正字法意识的形成与发展规律，并提出了相关的教学建议。

2、偏误分析

对教学对象的语言偏误分析研究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具有重要意义和实践价值，是第二语言习得规律探索的重要部分，可以通过偏误分析进行学习策略的研究。汉字习得过程中的偏误主要内容是字形和识读方面的偏误，徐彩华等在《留学生汉字形误识别能力发展的实验研究》中通过三个实验考察了汉字圈和非汉字圈留学生对汉字形误判断的能力。黄伟《字形特征对汉字文化圈中高级水平学习者书写汉字的影响——基于“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的观察》，通过对“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中汉字的书写错误率进行统计分析，考察了字形特征对汉字文化圈中高级汉语水平学习者书写汉字的影响。刘丽萍《笔画数与结构方式对留学生汉字学习的影响》设计了两个实验，通过对认读、书写正确率和偏误情况的分析，考察了汉字笔画数与结构方式对留学生认读和书写汉字的影响。

二、教学方法

1、根据汉字系统性进行教学

万业馨和李大遂都强调了汉字的体系和系统性，认为在对外汉字教学过程中，应遵循汉字规律，将形音义有机结合起来，系统性地学习汉字。李运富《“六书”性质及价值的重新认识》认为“现代的汉字教学存在诸多偏误”，应该充分发挥“六书”在基础教育教学中的价值，从“六书”的本义出发，“同时关注字源、字构、字类和字用等知识要点，让学生初步构建汉字基础知识的综合体系”。①2014 年，他又在《汉字的特点与对外汉字教学》中针对英文探讨汉字的特点，分析了汉字难学的原因，提出根据汉字的形音义特点指导对外汉字教学。姚敏《现代汉字理据研究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强调对外汉字教学应从理据性入手，探讨了理据在汉字教学中的应用，认为针对中高级水平留学生，采用字理教学的效果才能达到更好。陈颖《从汉民族思维特点入手谈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字词教学》提出了从汉民族思维特点入手，将汉字教学与词汇教学结合起来进行教学的方法。

2、根据形声字进行教学

形声字是现行汉字的主体，其表音、表义及结构规律是指导汉字教学的重要依据，形声字教学法从声旁和形旁两个方面进行研究。李蕊《留学生形声字形旁意识发展的实验研究》对《高等学校外国留学生汉语教学大纲(长期进修)》中的形声字进行了封闭性数字统计，并分析了形旁的表义状况及其与整字的各种关系，及其对教学的意义。张熙昌《论形声字声旁在教学中的作用》分析了留学生汉字学习中重形旁、轻声旁的原因，考察了2500 个常用字中形声字声旁，提出了应充分利用声旁进行教学，培养留学生的声旁意识。

3、根据笔画进行教学

笔画是构成汉字字形的最小连笔单位，学习者在学习汉字时应该同时把握汉字拼音与笔画的基本知识，做到能按照笔顺正确的书写笔画。王汉卫、苏印霞《论对外汉语教学的笔画》以“等级划分”3000 汉字为范围，得出并分析了对外汉语教学用字笔画、教学笔画、基础笔画的数据差异，为笔画教学提供了一定的参考。安然、单韵鸣《非汉字圈学生的笔顺问题——从书写汉字的个案分析谈起》对非汉字圈学生书写汉字和教师教授汉字的过程进行了定性分析，发现笔顺问题并不能直接反映学生的水平，教师的教学重点应该转向部件教学。

4、不同教学方法的探讨

李香平《对外汉字教学中的“新说文解字”评述》一文评析了“新说文解字”教学方法，认为应该从汉字教学的角度思考字理解释，在充分运用这种教学方法的同时也要加以规范。江新《“认写分流、多认少写”汉字教学方法的实验研究》采用实验的方法比较了“认写分流、多认少写”和“认写同步”两种汉字教学方法对汉字形、音、义习得效果的影响，结果显示“认写分流、多认少写”组的识字、写字效果均好于“认写同步要求”。2013 年，严彦也比较了这两种教学方法，发现“两种教学方法对汉字的语音习得效果差异不显著，时间造成的遗忘对字音和字形习得效果的负面硬性显著大于字义”②。施正宇《词·语素·汉字教学初探》提出字、词兼顾教学，在语素的基础上拓展学生的汉语能力和汉字能力。有的学者，如王汉卫和李大遂等人，通过对课堂教学效果的测查，考察了不同阶段、不同水平和不同母语背景的学习者的课堂效果，以探索新的有针对性的教学模式。

三、规范与测试

该领域主要围绕汉字的识读和字形书写的规范与《汉字应用水平测试及测试大纲》进行研究。陈燕《汉字部首法取部位置的研究》从理论上探讨设立取部位置的原则以规范汉字。王立军《汉字的自然发展规律与人为规范》一文探讨了改革开放以来汉字规范的经验以及当代汉字规范的具体实践。李红印《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收“词”分析》统计出《大纲》实际收“语”的数量和主要类别，分析了《大纲》收“语”存在的问题。邢红兵《〈（汉语水平）汉字等级大纲〉汉字部件统计分析》参照“基础教学用现代汉语常用字部件规范”的拆分原则，对《（汉语水平）汉字等级大纲》中的2905 个汉字全部拆分，建立了数据库并对相关信息进行统计。

四、其他

教材编写也是对外汉语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外汉字教材依据汉字本身特点进行编写，同时兼顾了不同阶段的学习者的认知规律。所以可从对教材的研究中挖掘学习者的习得规律和认知策略。如：于龙、陶本一《识字教学的问题与对策——基于语料库的小学语文教材用字研究》对汉字的量、序、法等问题作了研究，为小学识字教学和教材编写提供了科学的依据。李香平《留学生高级班汉字课汉字知识教学与教材编写研究》对留学生高级班汉字教学现状进行分析，探讨了针对高级班留学生在教学实践和教材编写过程中应该关注的汉字基本知识，并提出了其汉字知识编选原则。

此外，王东海《汉字属性整理与展示平台“字网”建设与研究——兼论其在辞书编纂、修订中的应用》探讨了Unicode 大字符集汉字属性整理与展示平台“字网”的建设，并讨论了“字网”在辞书编纂、修订中的应用。吴贺《俄罗斯首例汉字科学化教学方案——19 世纪王西里的汉字识记体系分析》，介绍分析了俄罗斯19 世纪王西里的汉字识记体系，肯定了该体系对现今汉语教学的重要意义。此外，有不少学者在汉字评估、语言文字与文化的关系及汉字的发展前景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如王宁、张先亮、张一清等。

结语

回顾近十年的对外汉字教学研究，汉字本体研究、汉字教学法以及应用等方面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定量、实验研究方法的应用使结论更加可行、可靠，利用汉字字形进行教学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是我国对外汉字教学研究还存在着不少问题。

1、教学对象方面，虽然汉字本体研究已经取得一定成果，但是对汉字的系统性研究不够深入，特别是对汉字形音义三维特点的研究较少，影响对留学生习得规律研究的效果；针对非汉字文化圈学生的偏误分析及认知策略研究虽然受到重视，但是显得过于零散，需要进一步深入；偏误分析多集中于字形方面，欠缺字音、字义方面的偏误研究。

2、教学方法方面，研究成果大多侧重汉字字形方面，忽略了汉字的表音体系以及字义、字音和字形的内在机制；针对不同阶段、不同母语背景的留学生的阶段式教学模式还需要学者深入研究探索，使整个汉字教学系统更加科学、完整。

3、教材编写方面，各种教材鱼龙混杂，水平不一，教材选择比较随意，没有一个规范的大纲；虽然制定了《汉字应用水平测试及测试大纲》，但对大纲可行性的研究仍然欠缺，不同阶段学生识字量还没有制定出比较统一的标准。

除了上述问题以外，对外汉字教学需要推进和解决的问题仍然不少，需要学者们共同努力推进汉字教材编写、汉字课程的设置以及汉字课堂教学方法模式的创新以适应时代需求，要不断研究出新的方法和理论，指导汉字教学，改进教学模式和方法，提高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

①李运富，《“六书”性质及价值的重新认识》[J]《. 世界汉语教学》，2012（1）

②严彦，《不同教法对汉字形音义习得影响的教学实验研究》[J]《. 语言教学与研究》，2013（3）

第4篇：对外汉语教学的基本特点范文

关键词:汉字教学;方法;对外汉语

中国的对外汉语教学事业具有相当悠久的历史,早在1950年,清华大学就筹建了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接待了新中国第一批外国留学生。这是我国第一个专门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机构。1952年,根据政府间协议,著名语言学家熙等人首次赴保加利亚教授汉语,这是解放后我国向海外派遣教师教授汉语的开始。此后,我国政府和有关部门为了发展对外汉语教学事业,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

1962年,为了适应新的形势,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了外国留学生高等预备学校,并于1965年1月正式改名为北京语言学院,使我国对外汉语教学有了一个稳定的基地。60年代初以来,我国政府为执行政府协议,陆续派出一些汉语教师到外国任教,包括非洲的埃及、马里、刚果,亚洲的柬埔寨、也门,欧洲的法国等。期间,我国对外汉语教学事业遭到了严重挫折,留学生纷纷回国,北京语言学院解体。被派往外国任教的教师也大部分撤回。

1978年以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综合国力的提高,中国对外汉语教学事业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阶段。目前,我国开展对外汉语教学的院校约330余所,每年接受来华学习汉语的外国留学生四万余人。各学校纷纷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教学,逐步形成了完整的教学系列和教学网络。而汉语也已成为各国留学生学习的最为热衷的语种之一。“但是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在教学方法和方向上的一些错位却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思索。”

著名作家、文字学家王蒙先生曾指出:“汉语是字本位的。对于大多数民族来说,她们的独特的语言与文字是她们的文化的基石。尤其是使用人数最多、延续传统最久、语音语词语法最为独特的汉语汉字,更是我们的命脉,我们的灵魂,我们的根基。”他还进一步指出:“华文的字比拼音文字的字母不知重大凡几,而词与句的组合仍然离不开字。

即使不承认百分之百的字本位,也得承认七八成的字本位现象。华文文学讲究炼字,这与拼音文字大不相同。”[1]作为世界最悠久的文字,汉字在上下五千年的传承发展中,早已积淀了许多优秀、宝贵的教学经验,当然也形成了独有的汉字文化。这些教学经验集中到一点,正如王蒙先生所指出的,即汉语教学应“以汉字为本位”。这是符合汉字自身规律和汉语自身特点的科学的教学之路。大量的教学实践给了我们这样的经验,如果在教学过程中沿着这条路子走,汉语和汉字教学就会在快车道上前进;如果偏离了这条轨道,误入“以词为本位”的路子,或者过多地涉及汉字文化的教学,汉语和汉字教学就被误导到“误区”,甚至出现汉语教学的危机。

原北京语言学院(现改名为北京语言大学)校长、两届世界汉语教学学会会长吕必松教授对这些问题也有自己的看法。他曾经在《汉字教学与汉语教学》一文中总结说:长期以来,我们对外汉语教学所采用的教学路子,基本上是印欧系语言教学的路子,现在仍然占主流地位的对外汉语教学路子的特点是:不严格区分口语体语言和书面语体语言;按照语文一体、语文同步的模式组织教学内容和进行技能训练;把“字”和“句子”作为教学内容的基本单位;把汉字排除在语言要素之外,使其成为词汇的附属品;追求教学方法的惟一性,或主张听说法,或主张功能法,或主张结构功能法或功能结构法等等。这样的教学路子是否反应了汉字和汉语的特点,值得反思。有经验的汉语教师可能都有这样的体会:我们没有向学生系统介绍口语体语言和书面语体语言的区别,致使学生语体转换和书面表达能力普遍滞后;我们也没有按照汉字本身的特点和规律进行教学,这正是造成“汉字难学”的主要原因;更没有充分利用汉字和汉语某些利于理解和记忆的特点,致使教学事倍功半。[2]吕教授指出的这些问题,都是存在的客观事实。这些问题,我们不能不正视,不能熟视无睹,更不能讳疾忌医。

其实,吕教授多年来走的也是“印欧系语言教学的路子”,但是,他作为对外汉语教学这一学科的带头人,很注重接受国内外同仁的不同意见,注重调研大量对外汉语教师的教学情况,并进行了客观的比较、审视和思辨,从教学路子上进行了反思,并得出了再也不能继续印欧系语言教学路子的重大结论。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之所以存在这些问题,从根本上说来,就是因为我们采用的基本上是印欧语系的教学路子,至今还没有找到一条符合汉字和汉语特点的教学路子。因此,努力探索新的教学路子,是提高汉语教学效率的当务之急。”[3]

吕教授在文章中引用法国著名汉学家白乐桑的意见:无论在语言学和教学理论方面,在教材的编写原则方面,甚至在课程设置方面,不承认中国文字的特殊性以及不正确处理中国文字和语言特有的关系,正是汉语教学危机的根源。[4]

吕必松教授高度称赞白乐桑先生的意见是“很有见地的论述”。白乐桑先生所指出的我们汉语教学处在“危机”中的评估,绝非危言耸听,只要联系吕教授指出的那些问题,就不能不认同他的论断是对的。吕教授正因为存有“危机”加深的忧患,存有教学效率“事倍功半”的忧患,他才把“努力探索新的教学路子”,视为“提高对外汉语教学效率的当务之急”。作为对外汉语教师,我们就更应该感觉到其紧迫性,把找到一条符合汉字和汉语特点的教学路子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

在2005年召开的第八届国际汉语教学研讨会上,不少国家的汉语教学专家都呼吁汉语教学应该进行改革,都主张对外汉语教学不应该走拼音文字的老路,应该突出汉语和汉字的特色,走“以字为本位”的教学路子。尤其是法国的著名汉学家、法国教育部汉语总督学白乐桑先生强烈地主张汉语教学再也不能走“以词为本位”的拼音文字的老路了。他在《人民日报》的访谈录中尖锐地指出:“我经常听到中文难这种说法,很奇怪,说这话的都是你们中国

人。”白乐桑先生的话真让我们中国人为之震撼,也发人深省。在世界汉语大会闭幕式的致辞中,许嘉璐副委员长谈到:“中国的语言学家们从实践中意识到,在信息化时代,汉语教学从内容、方法到手段,都应该有所变革,有所创新,我们将为此而不懈努力;今后,‘汉语难学,汉字难认’的舆论和现状都应逐步有所改变。”

民族语言的发展史告诉我们,各语种之间可以互相吸收、互相借鉴。但是,各民族语言所特有的本质特征及其传统,却只能一代代继承和发扬下去,而不能嫁接。“以汉字为本位”,是汉语教学固有的传统;而“以词为本位”,是拼音文字固有的传统。将“以词为本位”的传统“嫁接”到“以汉字为本位”的汉语教学的传统上,汉语教学怎么可能不出现“危机”呢?为了更深切地认知这一历史性的教训,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中国传统汉语教学的历史风貌。

中国传统的汉语教学,历来都十分重视汉字教学,一直是“以汉字为本位”的。汉字教学,作为学好汉语的基础,作为汉语教学的突破口,一直放在汉语教学重中之重的位置。上起周代下至近代,汉语教学的基础阶段,都是以识字教学为中心,“先识字,后读书”,几乎可以说是各朝各代汉语教学的纲领。即使在书面语和口语相分离的两千年中,各朝各代也都把识字即扫盲作为一项国策,基础汉语教材就是押韵上口的常用字识字课文。秦代的《仓颉篇》、汉代的《急救篇》、南朝的《千字文》、宋代的《三字经》和《百家姓》等,都是代代相传的语言兼文字教学的课本。从宋代起,《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合称《三百千》,成了互相配套的文言文的识字教材,也是培养学生听、说、读、写能力的综合教材。这套教材,被视为经典,凡初学汉语者,必读之,必背之,必做到“四会”:会认、会读、会写、会用。

《三百千》中,内涵极为丰富,学习者不仅能从中学到汉语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还能学到许多中华文化知识,为其进一步学习汉语和中华文化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百千》可谓是“以汉字为本位”的典范。这套在全国作为汉语和中华文化的普及本,通行全国,长达一千余年,影响极为深远。《三百千》的总字数为2720个,这与现在所提的2500个常用字差不多。当时的初学汉语者,只要记住《三百千》中的字,就可以读很多初级读物。据记载,盛唐时代,长安的外国留学生数以万计,《三百千》也是他们必读的识字课文,并被他们传入到韩、日、越等国。在欧美和东南亚等地华人居住区“唐人街”,《三百千》也广为流传。

在前后三千年的“以汉字为本位”的汉语教学中,已经形成了符合汉字自身规律和汉语自身特点的优良传统。我们应该百倍珍惜。不但在今天的语文教学中应予以继承和发扬,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也应该有所继承和发扬。

那我们应该怎样科学地进行对外汉语教学呢?笔者认为,只有在理念和操作上都获得一致,才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对外汉语教学中的现代汉字教学,才能真正实现汉字教学的目标。

汉字教学可以说是一门理论性和实践性都相当强的实用科学,这就要求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师应该具备丰富的汉字知识。但是,在教学过程中,却又不能把这些知识全部传授给学生。一方面要加强对现代汉字本身的研究,将自己抑或他人的研究成果充分地运用在日常的汉字教学当中;另一方面也要研究汉字的教学方法,了解学生的实际情况,注重学生学习汉字的重点和难点,通过反复的讲解和练习,形象而又直观、分层级地进行汉字教学。

首先,讲清汉字的性质。汉字是典型的语素文字,而非拼音文字。每一个汉字都由音、形、义三个部分组成。著名语言学家徐通锵先生对汉字和汉语的特点有非常全面系统的论述:“字”实际上是形、音、义三位一体的结构单位,仅仅把它看成一种文字的书写单位是没有道理的。传统的汉语研究,不管是文字、音韵、训诂、方言,还是别的什么,都是以字为基础,从来不讲语素和词,不讲与此相联系的主、谓、宾和名、动、形,这绝不是我们祖宗“落后”,“没有语法观念”,而是汉语的结构本身允许做这样的研究,需要这样的研究。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字”在汉语结构中的地位,用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去研究它的性质和作用,使传统和现代结合起来,推进汉语研究。把“字”看成为汉语句法的基本结构单位,而把“词”置于一边或置于次要地位来考虑,这是汉语语言学观念的转变……语法结构单位从“词”变为“字”,这不单是简单的概念更替,而是语言研究的视点的转移。这恐怕是带方向性的理论问题。[5]

汉字的音和形会发生变化,但是基本字义一般是不变的。如“口”字,《说文解字》:“人所言食也。象形。凡口之属皆从口。”在汉字的变迁过程中,“口”的字形从秦时的小篆到隶书再变化到楷书,字形发生了些许改变,其基本字义却始终保持不变。很多由“口”组成的合体汉字在《说文解字》中就有“吻、吞、咽、咳、吮、嘴、吹、问、吃、啖”等179个。“口”作为基本语素,可以组成很多词语,如“口白、口碑、口才、口称、口吃、口臭、口风、口技、口腔、口琴、口哨、口音、口吻、口若悬河、口是心非”等等。记住了一个“口”字,就可以认知由“口”字组成的合成字以及跟“口”有关的词语的意义。由此可见,记忆构字能力很强的独体字,对于学习汉语和汉字来说是相当重要的。

现代汉语的常用汉字有3500字左右。而对外汉语教学根据教学实际对3500个常用汉字进行了一些调整。按照《汉语水平·汉字等级大纲》的规定:甲级汉字800个,乙级汉字804个,丙级汉字500+11个,丁级汉字2864+41个,共计2905个。我们可以根据这项规定来具体实施课堂教学。

其次,解析汉字的字形结构。现代汉字可以分为独体字和合成字两种。“六书”中的象形字和指事字都是独体字,而会意字和形声字都是合体字。现代汉语中的独体字大都来自古代的象形字和指事字,如“日、月、水、山、爪、田、上、下、本”等等;而有些合成字则是经过简化后进入到独体字的行列的,如“龙、专、门、书”等等。现代汉语的合成字多数来自古代的会意字和形声字,如“休、林、男、旅、盖、芽、理、际、盛”等等;少数来自古代的象形字和指事字,如“燕、鱼、泉、亦”等等。[6]

在教学过程中,应该让学生认识到,独体字既是常用汉字,又是构成合成字的重要部件,组字能力很强,必须牢牢记住。分析合体字可以理性地了解汉字的构造原理,从而更好地掌握记忆和书写汉字的诀窍。但是,我们也清醒地知道,汉字在造字的过程中,“有的字有理据,有的字没有理据,有的字有部分理据。有的在造的时候就没有理据,有的字本来有理据,在发展过程中失去理据”。[7]所以,部分汉字的把握是无法用理性分析来认识的。我们认为,记忆汉字不能没有诀窍、没有方法,但是其最基本也最有效的方法归根到底只有一个字:“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反复强调的。

第三,剖析汉字的部件。部件是汉字最基本的结构单位,也叫字形、字素、字根、字元等等。独体字只有一个部件,而合体字有两个以上的部件。“临、地、讨、骗、词、加”等是两个部件,“谁、警、懒、蒜、街”等是三个部件,“营、韶、筐”等是四个部件,“赢、膏”等是五个部件……部件和部件之间的组合是分层次进行的,不是一次组合而成。如“韶”的部件是“立、日、刀、口”,这些部件一般都可以成为一个独体字。由此可见,剖析汉字的部件对于认知汉字的结构和正确地书写汉字应该是很有帮助的。

最后,讲授汉字的笔画。笔画是构造汉字的线条,是汉字构形的最小单位。现代汉语中笔画最少的只有一画,如“一、乙”等,笔画最多的是36画,如“鼻囊”。其中以9画居多,10画和11画次之。汉字的基本笔形也不外乎如下几类:点、横、竖、撇、捺、提、折等,其派生笔形共有26个。[8]作为对外汉语教学,就应该先教会学生正确书写汉字的先后顺序,要求学生掌握汉字书写的基本笔顺:先横后竖、先撇后捺、先上后下、先左后右、先外后内、先中间后两边、先进去后关门。

有很多人认为,汉字多达数万,结构繁多,很难写;而英语字母就那么26个,就能拼出数以万计的词。诚然,汉字字数多,结构繁复,但是,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知道,汉字是有规律的,只要顺其规律,就可以可化难为易。比如说,汉字形成的规律是:先笔划少的,后笔画多的;先结构简单的,后结构复杂的;先独体字,后合体字。只要这样顺应汉字固有规律来教汉字,就会一顺百顺,势如破竹。再说,在学生掌握了汉字笔画、笔顺规则后,再掌握100至200个汉字部件,就差不多能写所有数万个汉字了。因为所有的汉字几乎都由这100至200个部件组成的。汉字的部件,是根据统计有600多个,其中大部分都是罕用部件,常用的主要部件只有100多个,它们几乎覆盖所有3500个常用字,记住这些部件,意味着所有的汉字就都会写了。我们之所以提出汉字教学“以部件为纲”,就是为了“纲举目张”,只要教会学生会认、会写、会记住100多个部件(有相当多的部件是独体字)。汉字难写也就迎刃而解了。教学生记住100多个部件,如同记住100多个英语单词,能说难吗?

综上所述,汉字和汉语学习确实并不难,其易学、易认、易记、易写可说是显而易见的。只要我们掌握了正确的教学方向和方法,找到一条符合汉字和汉语特点的教学路子,那我们就可以充分地利用汉字与生俱来的优势,把传统的经验和现代语言学理论结合起来,开创汉这和汉语教学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1]王蒙.为了汉字文化的伟大复兴[J].新华文摘,2005,(9).

[2][3]吕必松.汉字教学与汉语教学[A].汉字与汉字教学研究论文选[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4]白乐桑.汉语教材中的文、语领导之争:是合并,还是自主,抑是分离?[A].第五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第5篇：对外汉语教学的基本特点范文

“对外汉语专业”是专门为培养对外汉语教学者、科研人才而设置的一个全新的专业。第一个专业点于1981年在北京语言学院设立，在设立之初属于国家控制专业。到2000年，由于对外汉语教学师资需求的急剧增加，国家放宽了对此专业的限制。据统计，至2004年全国已有63所院校设置了这一专业，而且，数量还在逐年增加——不论是在大陆，还是在港澳台地区。

在对外汉语专业设置之初，“现代汉语”就被明确地定位为该专业的必修、基础、应用课，但长期以来却没有专门的教师、教材，一直依赖于汉语言文学专业。事实上，就现代汉语的课程任务和目标而言，汉语言文学专业和对外汉语专业对它的要求却有实质性的差别。请看教学大纲对此所作的规定：（下划线为笔者所加）

汉语言文学专业：“……系统讲授现代汉语的基础理论和基础知识，加强基本技能的训练，培养和提高学生理解、分析和运用现代汉语的能力，为他们将来从事语文教学工作和现代汉语的研究工作打好基础。”

对外汉语专业：“掌握汉语言文学基本理论和知识……具有从事语言或文化研究的基本能力……培养具有较扎实的汉语基础……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及中外文化交流相关工作的实践型语言学高级人才。”

由上面的比较可以看出，汉语言文学专业对现代汉语的要求是让学生打好基础，同时加强三种能力（理解、分析和运用）的培养；而对外汉语专业的现代汉语却更加突出了实践性，同时提出了对学生语言研究能力的培养。由教学大纲的对比可看出，对外汉语专业对现代汉语课程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

二、“现代汉语”教材建设的紧迫性

（一）从教材使用情况谈起

在全国的上千所高校中，除少数的单科院校外，绝大多数高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都开设现代汉语课程，而且这一科目在全国也有很多较为典范的教材可供使用。如邵敬敏主编的《现代汉语教程》，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张斌主编的《新编现代汉语》，北大现代汉语教研室编写的《现代汉语》及分科教材……相比之下，对外汉语专业尽管至2004年在全国已设立60多个专业点，但学科及教材建设却不能尽如人意。拿现代汉语来说，除北京语言大学等少数高校采用自编的“现代汉语”教材外，绝大多数院校的对外汉语专业根本没有自己的教材，还依然依附于汉语言文学专业，用汉语言的教师、采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材为对外汉语专业学生讲授现代汉语课程。

造成今天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如专业设置时间较短、师资力量薄弱、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但归结起来只有一点——学科意识淡薄。在这里，学科意识淡薄突出表现为：缺乏对学科的认同意识、缺乏对学科的钻研意识、缺乏传授具有本学科特色知识的意识以及缺乏培养特殊学科人才的意识等。其中学科认同意识的缺乏是最根本的症结，认同问题解决不了，学科的其它建设问题也就都无从谈起了。当然，我们必须承认：学科认同意识的缺乏有其产生、存在的特殊社会背景。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受到“是个中国人就能教汉语”“会说普通话的就能教汉语”“能教中小学语文的就能教外国人汉语”等论调的影响，加之近些年来大量出现的随意拉几个不相干的人办起的外国人短期汉语学习班（据统计，这样的学习班仅浙江义乌一个地区就多达几十所）等不负责任的做法给人们造成了一种假相：

会说普通话的中国人＝对外汉语教学教师

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或中小学语文教师＝对外汉语教学教师

持此观点且依此行事的不仅仅只有社会上的一些蒙昧无知者，在学界乃至对外汉语专业内部也不乏其人。但是，我们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对外汉语专业的学科意识淡薄、学科认同感较低，存在社会的负面影响，这只是外因；学界及学科内部的贬低或自我贬低才是内部因素，是主要原因，专业教材的缺乏就是最有力的证据。

（二）目前所采用的现代汉语教材无法实现对外汉语专业的培养目标

1.现行的“现代汉语”主要是为培养从事语文教学及汉语研究的人才而编写的，这样的教材尽管版本多，却没有一套是专门为对外汉语专业“量身定做”的，缺乏针对性。在此，我们必须清楚地将对外汉语教学和国内的中小学语文教学区分开来。尽管同样是语言类教学，但它们的性质截然不同：对外汉语教学所面对的是对汉语及汉文化一无所知的外国留学生，而他们对于语言学习的要求是学一种工具、一种技能，而不是一套知识；相比之下，国内的中小学语文教学则是在学生已经或基本掌握了汉语这一工具的前提下进行的汉语学习，因此，对于他们语言学习的要求就不再仅仅是学一种工具，更重要的是要掌握一套知识。

学科性质的差异性决定了教学内容的差异性。现行的“现代汉语”一般是以语言现象、语言事实的描写为主要目标，缺少对现象成因、现实的使用情况及新的语言现象的动态关注。虽然现代汉语几经修订，也推出许多新的版本，但仍然以知识性传授为主，忽略能力的培养；侧重静态形式描写，忽视动态、意义、功能的把握。这样的教材有利于培养中小学的语文师资，但却不能满足培养对外汉语教学师资的要求。如上所言，对外汉语与中小学语文教学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教学，因此，对对外汉语专业学生的培养绝不能和汉语言方向的学生等同看待；相反，应该对对外汉语方向的学生要求更高，他们掌握的语言知识应该更全面，解决语言问题的方法应该更多，运用语言及研究语言的能力应该更强。但现行的现代汉语教材却体现不出这种差别，也无法培养出差别性的专业学生来。对此可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

一方面，在多年的对外汉语教学实践中，我们发现：有相当数量的语言现象及语法问题，在汉语为母语的研究者和学习者看来是想当然的，无需研究，也不必设立专门的语法规则；但这些用法在留学生看来却是难以理解和掌握的，甚至是和他们以前所学的用法是相矛盾的。比如说“使”字句，无论是现代汉语教材还是汉语词典都解释的极为含糊，“前一动词有使令意义，能引起一定的结果，常见的动词有‘请、使、叫、让、派、催、逼、求、命令、吩咐、动员、促使、发动、组织、鼓励、号召’等。”（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增订三版）（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26页。）而在词典中“使”字条下则阐述为“①派遣；支使：使唤|使人去打听消息。……③让；叫；致使：办事使群众满意|加强质量管理，使产品合格率不断上升。”（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149页。）这就给了学生一个不恰当暗示：“使”和“让、叫”等词的意义和用法相同。于是，在这样的暗示下学生造出了下面的句子：

（1）老师使我擦一擦黑板。

（2）老师使我们作文。

（3）我使他做这件事。

（4）秦始皇使大臣修长城。

（5）母亲使聂小倩住她家。

（6）他只会使人做这做那，自己从来不干。

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而且，由这些问题所引发的留学生语言偏误也常常带有普遍性，但这些问题在现代汉语教材中一般都找不到现成的答案，属于被现代汉语忽略或遗忘的问题。转贴于 另一方面，尽管说用汉语言的教材来培养对外汉语的师资只能算作是学科设置之初的权宜之计，而现在看来，这样做的危害是极为深远的。它不仅不利于培养学生初步的语言研究能力，更可怕的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培养出的未来对外汉语教学教师和中小学语文教师恐怕并没什么差别。这样的无差别意识一旦植根在学生头脑中，想再消除这些未来的对外汉语教师对本学科的误解，并产生对学科的认同感，恐怕就不是三年、五年所能解决的了的，至少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才有可能。事实是：2007年夏，已有全国性的第一批对外汉语教师从大学走向社会，目前，他们在教学中存在的纰漏已经有所表现。这就有必要要求在这段时间里，全国所有从事对外汉语师资培养的教育部门、主管部门静下心来想一想：我们是否实现了对外汉语专业的培养目标？如果没有，我们离这个目标还差多远？以后我们该为在校学生再作些什么？我们该不该有属于对外汉语的专业教材呢？

2.从教育学的角度说，时代对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人们对学科的认识也随之变化。学科“是指某一特定的科学领域，它具有公认的科学概念、基本原理、规律和事实，并反应本学科最新成果”（靳玉乐，2003：74）。受其影响，对教材观念也出现新的转向，放弃了原来的绝对“权威性”，逐步转向“范例性”——即把教材看作是引导学生认知发展、学习生活、人格建构的一种范例，不是学生必须完全接受的对象和内容，而是引起学生认知、分析、理解事物并进行反思、评判和建构意义的中介，是案例或范例。这时的教材作为“中介”应很好地发挥范例的作用，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引发学生提出问题，促进学生的深入思考和探究，学生则通过自己的经验来主动建构新的认知体系。不仅如此，在信息社会中，人人都需要通过不断地自学来实现自身素质和能力的可持续发展。在面对庞大的信息资源时，人人都应具备查找、分析、综合以及分辨真伪的能力。这种能力应在学校教育阶段得到培训和锻炼。所以，教材应具有时代气息，反映时代的要求和变化。由此可见，范例性的、反映学科最新成果的教材已不仅仅是对外汉语专业的独家需要，而是整个教育教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三）学科意识要增强，独立发展是关键，教材建设是前提

过多的外部依赖扼杀学科独立的精神、歪曲学界内部的学科认同，最终将使学科丧失自我。现在需要独立迈出的第一步（也正是现在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为对外汉语专业专门组织、编写一套通用的教材。其中，现代汉语教材的编写应该而且必须是首当其冲的。众所周知，现代汉语课程是培养学生的语言实践能力及基本科研能力的最根本的课程之一，其学科地位对于对外汉语专业的培养目标、培养要求都是极为重要的。为了学科的发展，为了培养合格的人才，必须改变对外汉语专业的尴尬局面，不能再让此专业的教师、教材依附于汉语言文学专业。当前，对外汉语专业面临的困难是：“一来缺乏足够的讲授对外汉语理论课程的教师；二来开不出多少对外汉语专业理论的课程，只是一般的中文系课程再多加点外语而已”（陆俭明，2004）。陆先生所说的困难确实存在，而且还远不止这些，但这并不能作为一个学科不发展、课程不建设而依赖于其它学科的借口。诚如前面所说，由教育部审批的对外汉语专业在全国已建成了60多个本科教学点，这说明我们的师资已经具备了一定规模（当然，不排除个别学校虚报、瞒报以及拉相关专业优秀教师充数等情况）。加以北京语言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等老牌名校的强大后盾支持，对外汉语专业的学科、教材建设走独立发展道路的时机已经成熟。

三、教材建设的目标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对外汉语专业不宜再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现代汉语教材。从事对外汉语专业教学、科研以及相关的力量应当联合起来，共同编写一套有针对性的、体现本学科特色的专业教材。这不仅仅是学科从依附走向独立的重要一步，同时也是增强学科认同感、培养出大量优秀合格对外汉语教学师资的重要保证。下面是笔者对现代汉语的教材建设提出的几点看法：

（一）明确培养目标，体现对外汉语的专业特色

根据我国的教育目的，大体上可将课程分为四类：

认知类：包括基本概念、原理和规律、理解和思维能力；

技能类：包括行为、习惯、运动和实际能力；

情感类：包括思想、观点和信念；

应用类：包括应用前三类来解决社会和个人问题的能力。

这样的目标可以说是相当完善的，是有利于学生全面发展及个性培养的。但由于种种条件的制约，在具体课程及教材编写上一直侧重认知能力的发展，对学生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关注不够，造成学生知识面过窄、缺乏个性、创新及实践能力缺乏等片面发展的现象。针对这一点，对外汉语专业在培养目标中就明确地将其定位为语言应用类学科，课程设置、教材编写、课堂讲授都应该体现出其学科特点。因此，教材的编排体例就没有必要总在单一理论指导下做文章；不仅如此，要编写出切合培养目标的新型教材，还必须破除教材理论的权威性、观点的普遍认可性、体系的完整性等种种束缚，这是对外汉语学科发展的基本要求。这是因为：我们要培养的是对外汉语教学的人才，而这些人才要在未来的工作岗位上随时准备解决语言问题，其中有些问题可能在现代汉语以及中小学语文教学中从未出现过。因此，这些问题也就不可能有前人的研究成果可供参考。

未来的对外汉语专业教师必须具有初步的语言研究能力。而这样的能力来源于哪里呢？是经典的理论、权威的观点么？仅靠这一点显然远远不够。众所周知，要培养一种研究能力，必须吸收众多学科、众多理论的营养，同时需要对吸收的营养不断地消化。这样，才有可能改善学生对语言的观察、分析及研究能力，逐渐培养他们对学科的敏感性和认同感。传统教材编写的条条框框将会严重束缚对外汉语方向的师资培养，不利于学科的进步；只有打破陈规，才有可能编写出有特色的对外汉语专业教材。比如说现代汉语的理论体系，在保持原有的静态分析描写的模式下，有必要加入一些动态的、解释性或生成性元素来充实原有的单一框架，诸如功能主义的分析方法、普遍语法理论以及语用学中的一些合理的、积极的成分……这些理论在欧美地区方兴未艾，并且它们在第二语言教学及研究中确实发挥着结构主义无法替代的作用。随着这些理论研究队伍的不断扩大、研究体系的日臻完善，它们必将为对外汉语以及整个第二语言教学界提供更为强大的发展动力。

（二）在教材内容的选取上，将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结合起来

根据新课改的要求，教材编写一方面要选择适合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内容，另一方面要紧密联系学生的生理、心理特点及学习规律，精选适合学生终身学习的基础知识与技能。在教材内容的选择与组织上，应正确处理社会需求、学科需求与学生需求的关系，体现教材内容的现代化。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对教材内容的选取与组织制定明确的指导方向。对外汉语专业为未来的对外汉语教学培养师资，教材建设也必须切合这一总目标。为使对外汉语教学逐步走向科学化、规范化、标准化，对外汉语教学学会在1988年研制完成了《汉语水平等级标准和等级大纲》，经不断修订已日趋完善。《大纲》中对汉字、词汇、语法等按水平等级做了较详细的说明，其中规定的教学要求、教学内容及数据是经过科学统计和对教学实际的分析得出的，既针对外国人学习汉语的特点、难点，又针对于现代汉语研究的遗漏及薄弱环节。《大纲》为对外汉语教学教材编写、师资培养的总依据、总参照系，也是对外汉语专业教材编写、课堂教学的重要参考依据。以此为依据编写教材，才有可能做到既针对教学、高于教学，又服务于教学。另外，在选取教材内容时，有两点需要注意：

1.在语言类教材内容的选取上要删繁就简、降低难度，尤其是认知类的概念、原理、规律等在“语言学概论”中已讲得很清楚，就没有必要在现代汉语中浪费笔墨；在中学语文阶段已出现或大部分出现过的可大量精简，减少冗余信息；增加必须的语言现象、语法问题。

比如说虚词就是急需补充的一部分，而且必须作较为详细的补充。因为虚词是汉语最重要的语法手段之一，在汉语中担负着极为繁重的语法任务，起着重要的语法作用。而我们所从事的虚词研究，大都是以母语为汉语作视角进行的。由于对很多虚词的特殊分布及特殊功能往往习以为常，对于虚词间的许多细微差别也往往习焉不察。因此，对于虚词的介绍在语法课本中大多较为笼统，或者以点代面，或者浮光掠影。而对于外国留学生来说，现代汉语中所忽略的虚词问题却常常是他们迫切需要的；不仅如此，虚词使用的频率之高、用法之复杂完全超出了汉语研究者的预料。据统计，汉语虚词总共有900多个，其中语法等级大纲里要求掌握的就有500个。为证实虚词在语言习得中的作用，北京某高校曾对此做过专项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在一个学期内第二语言学习者所造的1464个病句中，其中虚词使用不当的病句竟有952个，占65%。由此可见，虚词掌握的程度直接决定着留学生的语言习得效果，也是他们能否学好汉语的关键。因此，虚词问题必须成为新编教材中的一项重要的补充内容。

2.学生创新实践能力的培养应该是而且必须是新教材编写的重要目标之一。如果抛弃了这一点，编出的教材就会失去针对性，科学性、专业性也就无从谈起了。

为了培养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可将对外汉语教学中有代表性的语言实例引入到教材中，即使这些语言问题目前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也不要紧。通过课堂教学实验，我们发现：这样做不但不会破坏教材知识的体系性、科学性，反而能够使学生更深刻地了解汉语、认识汉语，而且还能促使学生产生一种解决问题的欲望，在不断的探索、研讨、总结中体味收获的喜悦，在潜移默化中逐步培养学术研究意识和初步的语言研究能力。对于新教材内容的选取，我们以为：实践类知识比例最少应保持在总量的四分之一以上。

对外汉语专业是一个特殊的新兴专业，其中的“现代汉语”教材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学科的专业特色以及专业的培养目标。前人没有留给我们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又没有一套专门性的“现代汉语”教材范本可供参考，但我们有能力、有信心依靠现有的力量和条件编写出一套属于对外汉语的通用教材来。以此为基础，逐步提高教师队伍的素质，加强本学科理论及实践研究。我们坚信，在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下，不久的将来，对外汉语专业一定能走到独立、规范、健康的发展轨道上来。

（本论文为山东省高校教学改革立项A05021“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下高师中文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及其子课题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改项目“对外汉语专业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改革”研究成果之一。项目主持人：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曹志平。）

参考文献：

[1]崔永华.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学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

[2]靳玉乐. 新课程改革的理念与创新[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3]吕必松. 语言教育与对外汉语教学[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

[4]刘珣.对外汉语教育学科初探[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

[5]李如龙. 也谈现代汉语课程改革[J].语文建设，1998，(5).

[6]邢福义 汪国胜.现代汉语课程改革的思路和目标[J].语文建设，1997，(12).

第6篇：对外汉语教学的基本特点范文

关键词：汉语教育；汉语教材出版；特点

21世纪由于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的进步以及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为维护共同利益、应对共同挑战，人类需要紧密合作、加强沟通。合作与沟通主要靠语言，这就使21世纪成为第二语言教学大发展的时代。汉语和英语的教学，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成为人们关注、研究和讨论的主要课题。

一、汉语教育与出版：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

中国现代的、成规模的汉语作为外语的教育和出版事业，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至今已经历了三个阶段。

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是第一个阶段。中国第一部对外汉语教材《汉语教科书》于50年代后期正式出版，在国内外曾产生很大的影响。该书除英语、俄语等语种的注释本外，还出版了越语、印尼语、缅甸语等小语种注释本。这一阶段尽管中国出版的汉语教材数量还不多，但当时的一些精品教材，除《汉语教科书》外，70年代由北京语言学院专家和教师编写的《基础汉语》《基础汉语课本》等，已逐步走向世界，为很多国家的汉语教师和学习者所采用，标志着中国作为汉语的母语国为外国人学汉语提供帮助的开始。从世界第二语言教学的发展来看，这二三十年正是结构法教学盛行的年代。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工作者从汉语教学实际出发，借鉴外语教学特别是英语教学理论和经验，积极探索汉语的教学特点和规律，在西方的语法翻译法、听说法、视听法的基础上，提出了加强实践性的原则。由于对外汉语教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当时出版界对出版对外汉语教材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是对外汉语教学和出版事业发展的第二阶段。随着中国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高等学校和教育机构加入到对外汉语教学领域。这一学科得到了国家和社会的承认，教学理论研究和教材编写进一步展开。这一时期在西方语言的教学和教材编写中，以功能为导向的交际法、任务法已成为主流。由北京语言学院编写的、体现结构与功能相结合原则的《实用汉语课本》，成为八九十年代世界上使用最多的基础汉语教材之一。1985年，专门从事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的专业出版社――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正式成立，从此，北语社担负起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资源最主要的生产基地和研究中心的使命。

21世纪以来是对外汉语教学和出版事业发展的第三阶段。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世界很多地方出现了学习汉语的热潮，中国政府也加大了帮助外国人学习汉语的力度，中方与外方合办的850余所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遍布世界各地。汉语教学的需求和教学资源出版的需求日益增长，汉语教育事业和出版事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的新形势和新挑战，越来越多的出版社参加到这项事业中来。迄今为止，中国内地有120多家出版社出版对外汉语教学资源，2005年以来出版的汉语教材和教学辅助材料已达数千种，其中北语社出版的汉浯教材3000多种。可以说，汉语教材出版对国际汉语教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二、探索适合汉语特点的教学体系和出版之路

60多年来，中国的汉语教育工作者和出版工作者一直密切关注世界外语教学理论和语言教育出版事业的新进展，认真研究并汲取英语教学的成功经验，努力使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和教材编写与世界第二语言教学相接轨。我们认为，英语教育的普遍规律同样适用于汉语作为外语的教育。中国传统的语言教育思想，如“语文合一”“学以致用”“因材施教”等与今天所提倡的语言教学要体现多元文化，语言教学的根本目标是培养语言的运用能力以及以学生为中心，强调课堂上的互动、“用中学”等教学理念是相通的。这些理念既是汉语教学的指导思想，也是汉语教育出版事业的指导思想。

另一方面，汉语作为一种与绝大多数外国学习者的母语没有谱系关系、而且距离很远的目的语，无论在语音、词汇、语法、文化因素等方面都存在很多特点，特别是还有汉字这一独特的文字系统。这就使汉语的学习和教学体现出较大的特殊性和一定的难度。以语法为例，不论是西欧、东欧、北美、南美还是中亚的学习者，其母语都是形态变化的语言，他们习惯于性数格时态体的变化。当他们学习彼此的语言时，由于目的语和母语之间存在着共同之处，已有的母语知识与习惯有利于、甚至会帮助他们掌握目的语，也就是能发挥语言习得理论所提出的母语的“正迁移”作用。而学习汉语时则完全不一样，汉语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形态变化，它主要是以虚词的使用或词序的变化作为语法手段，这却是来自上述地区的学习者所不熟悉的，他们的母语知识和习惯不仅不能帮助他们学习汉语，而且很多时候还起着干扰作用，甚至成为偏误的来源。正是这种特殊性和难度，要求我们在借鉴英语教学和教材编写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汉语的特点和汉语学习与教学的特殊规律，从而找出适合汉语特点的教学体系和出版之路。这样做，也能为丰富第二语言教学和出版理论宝库作出我们的贡献。

三、新形势下汉语教学资源出版的思考

随着汉语教学的蓬勃发展以及学科体系的日趋完善，从教与学两个角度上，都对汉语教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体现汉语特点和地域特点、符合语言学习规律和教学规律、以学生为中心的高水平的汉语教材。

1.汉语教材出版的理念

教学理念是教材设计的理论基石，教材是教学理念的具象化。不同的教材体现了编写者的不同教学理念。汉语教材只有做到编写者的教学理念与出版社的出版理念有机融合，才能编写、出版精品的汉语教材。为适应今天国际汉语教育发展的新形势，以及因此而出现的对汉语教学、教材和对教师发展方面新的需求，汉语教材出版应致力于满足教学需要，满足学生需要，努力使汉语教学理论研究成果与教材设计相结合，使汉语教材研究与教材开发相结合，使汉语教学实际与教材编写相结合。

2.对汉语教材市场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制定科学的研发规划

一是调查了解国内外汉语学习者的情况，密切关注对外汉语市场动态，即时开发有市场需求的汉语教材。不能满足市场需求的教材难以称得上是好教材，衡量一套教材的好坏的两个重要指标是看教材的销量和覆盖面。

二是调查现有对外汉语教材品种，理出教材等级、技能、品种等的结构框架，构建出版社的对外汉语教材全品种开发框架。

三是密切关注第二语言教学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动态，构拟新的教材体系，推陈出新，实现教材的更新换代。

四是密切关注新的媒体形式所带来的新的教学模式，探寻如何使汉语教材尽可能在不同媒质上充分延展，如何充分利用新媒质的优势实现汉语教学方法的革新，为开发新型教材提供思路。

3.海外本土化汉语教材的研发出版

国家汉办许琳主任曾说过：“教材经过市场检验才是根本，教师要脱离本体，要贴近外国人的思想、贴近外国人的习惯、贴近外国人的生活来编教材，组织教学。要把中国式的教材变为当地本土式的教材，出发点是他们要学什么，而不是我们让他们学什么。”

按照第二语言教学的理论和方法，海外本土化汉语的研发出版应充分体现以下几点：

一是以目标学生为主体。研究国外学生身心发展特点和语言学习规律，研究国外学校教育的基本特点，以适宜的内容、科学的活动和有效的编排方式编写符合国外学生语言学习规律的汉语教材。

二是要针对不同国家地区的语言结构、功能、文化、话题、心理特点，最大限度地发挥语言对比的效用。

三是要结合目标学生的自身语言和实际生活，教材教学单元的内容、话题、活动等应贴近学生的生活实际。

四是课文选材要体现趣味性。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是教材的消费者。要抓住学生，使学生对教材感兴趣。

五是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和灵活性。充分关注教学的实际需要，有利于教师和学生结合各个学校的不同情况和不同班级的实际需要创造性地使用教材。

六是纸质教材研发与多媒体教材、网络版教材开发同步进行。充分发挥不同介质教材的功能和优势，为汉语教学提供切实可行的整体解决方案。

4.建立出版社前期参与，作者、专家、编辑共同策划研讨的教材研发机制

一套优秀的教材，除了需要优秀的作者，还离不开优秀的编辑。我们要改变通常作者编写完教材再交给出版社编辑加工的传统教材出版模式，出版社应与作者先联合立项，参与教材项目的前期策划与大纲的初步制定，组织国内外一流教学专家、教材编写专家对项目进行研讨，最后确定教材大纲，并进行项目的中期和终期评估，提出修改意见。教材成稿正式出版前，还要进行1-2个学期的教材试用与评析，从而保证教材质量。这种学术与实践相结合的教材出版方式，也促进了作者编教水平和编辑业务水平的提高。

5.汉语教材出版应集教学研究、教材研发、教师培训为一体

出版社首先应是研究机构，要积极参加到有关语言教学的前沿课题、紧迫课题的研究中去，掌握汉语教学的发展动态，加强与海内外汉语教学单位和汉语教师的交流，以学术研究、教学及信息的增值服务促进对市场信息的准确掌握和分析，从而使教材研发出版更加有针对性。只有站在这一学术高度，才能保证出版物的质量，才能使出版物起到引领学术潮流的作用。

与发展历史较久、理论基础雄厚、实践经验丰富的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俄语等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不同，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时间还不长，基础比较薄弱，特别是理论研究方面还有大量的事情要做。为了解决教学和教师培养中出现的新问题，特别是提倡教材研发中的创新，出版社需要加强自己的研究力量，创建一批一流的国内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专家，与国外的汉语教学专家和汉语教师保持紧密的联系，获得第一手的教学资讯，直接听取教师对教材的意见，从而保证教材的质量。

第7篇：对外汉语教学的基本特点范文

关键词：对外汉语教学 跨文化交际 军校汉培

中图分类号：H19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13-0153-02

一、外军学员汉语语言学习的重要性

汉语语言教学是外军学员预科阶段及本科阶段的主要课程，它的主要目的是对听、说、读、写等语言技能和语言交际技能进行综合训练。

汉语教学的目的是培养学员运用汉语进行交际的能力。它主要有三方面的要求：一是有汉语语音、语法、词汇的知识和一定的文化知识； 二是在掌握了这些知识后的言语技能，即能做到听说读写四会；三有运用上述知识和技能进行有效而得体的交际的能力。军校汉语课教学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基础性

所谓基础性就是在教学内容上要通过对基本词汇、基本语法、基本文化项目的训练，打好学员的语言基础和技能基础，从而为其他专项技能课（听力、口语、阅读、写作）更广泛、更深入的训练提供必需的、坚实的物质基础，使各门专项技能训练更丰富、更自由、更有成效。

（二）综合性

所谓综合性就是要围绕限定的词汇、语法、功能、文化项目进行听、说、读、写的综合训。能用汉语表达深层次的思想内容，阐述自己的观点、立场。在真实语言环境中可以跟当地人进行无障碍的听说读写四方面的交流。

（三）长期性

外军学员汉语的学习不仅仅停留在预科阶段，而是要贯穿整个四年的本科阶段。是一种不间断的长期性学习。随着语言学习的深入不断提高学习难度，不断输入中国文化、军队文化、历史、地理等方方面面的内容。

二、外军学员的特殊教学背景

（一）“汉语热”的国际背景

近年来，“汉语热”持续升温。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来华留学生的数量的快速增长。学习目的和学习形式也变得多样化。二是孔子学院的广泛建立。它给外国人学习汉语提供了一个平台，给外国人了解中国提供了一个窗口。孔子学院不仅仅教授汉语语言，更主要的是传播中国的经典文化。而军队院校汉语正是在这种“汉语热”的国际背景下应运而生。让外国军官、学员力图在跨文化对话中增进彼此间的了解和认同。

（二）“厚植资源”的军事交流背景

军校的汉培工作有别于地方的汉语培训。其教学对象为各国军官和学员；教学任务是以汉语语言能力、交际能力为主、中国文化及军事背景为辅的教学任务；教学特点是以技能训练为中心、以文化因素相结合、以基础知识为重点的集中强化教学；教学目的是培养高素质、高技能的外军军事人才，加强中外海军交流，广交朋友，培养亲华力量。

（三）“千差万别”的文化背景

军校的外军军官或学员具有所在国高中学历或高中以上学历，均来自不同的非发达国家，所在军队指挥军官科技素质要求相对偏低，他们的军事背景、体制编制、教育程度、文化习俗、语言习惯等方面有诸多不同。这些“千差万别”的文化背景造成外军学员之间交流存在一定障碍，教员在授课时也有相当的困难。

三、军队汉语教学与跨文化交际

（一）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它既反映文化，也受文化的影响。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所以语言要受到各种社会文化的制约，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孤立存在，更不能脱离社会现实生活而流传下来。事实上，每个民族或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进行跨文化交际时就会表现出文化差异。正由于文化因素的差异，使得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出现困难，交际双方无所适从，因此，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特别是军队院校中文化教学显得尤为重要。

（二）军队汉语教学与跨文化的关系

在向中国人民各战区授旗并训令时强调，要“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这是着眼实现中国梦强军梦所作的深邃思考，而军事院校的对外汉语培训是在“服务大局、厚植资源”军事交流背景下的产物，所以对外汉语教员必须树立全球视野，处理好军队汉语教学与跨文化交际的关系，即对外阐释好中国梦的深刻内涵和世界意义，阐释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阐释好当代中国国防、军队的发展成就，引导外军军官、学员全面客观认识中国、中国军队，塑造中国军队良好形象。

四、军校汉培中提高学习者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策略

（一）培养外军学员跨文化交际的意识

外军学员来华刚开始接触汉语时，对汉语和中国并未构建起完整的印象和认识框架。有较强烈的不适应感，会因为自尊心、紧张、不适应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对汉语学习兴趣不浓厚。要激发学员的学习兴趣，教学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比如春节的时候，可以带领外军学员感受浓厚的过年气氛，一起包饺子、贴春联、放鞭炮、吃年夜饭等等。把跨文化意识渗透到每节课中，让他们在潜移默化中，不自觉地用中国文化进行交际。

（二）丰富文化教学的方法手段

打破传统的教学方法，运用现代化信息技术、多媒体等手段，丰富教学方法。比如直观的一幅画、生动的一段视频等。还可以适当进行语言实践，比如带学员看茶艺表演，功夫演出等等。

在文化教学中要突出军事文化教学。用一个真实的军人故事、一段感人的军事新闻向外军学员说明中国、阐释中国军队，增加中国国际话语能力。

（三）提升军队汉语教员自身素质

对外汉语教学是一种特殊的跨文化交际活动，对外汉语教员必须有正确的跨文化意识，正确对待文化差异，才能顺利进行教学。除了具备专业的知识储备外，还要有“内知国情、外知世界”的基本功。有优化国家的国际舆论环境的能力。面对一些国际热点问题，要立场正确、政治成熟，引导学员正确的舆论导向。

五、结语

对外汉语教学在外军学员培训任务中是关键一环，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高也是对外汉语教学的一个重要目的。它不仅直接影响到是否可以消除外军学员初到中国引起的汉语交际中的文化差异和文化冲突，还有助于提高对目的语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和适应能力，增强学习兴趣。军队院校对外汉语培训工作是军队外事工作重要组成部分，是公共外交新途径。军校中的对外汉语教学应该处理好汉语教学与跨文化交际的关系，向世界说明中国，增加中国国际话语权。突出中国对外军事培训的独特魅力，不断促进中国与别国之间军事友好往来，提升中国军事软实力。

参考文献：

[1] 吕必松.对外汉语教学探索[M].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7：139.

[2] 高小燕.创新发展先进军事文化的着力点[J].红旗文稿，2011（3）：24-25.

[3] 苏梁波.全球化时代军事文化安全与文化传播探析[J].军事记者，2011（9）： 19-21.

第8篇：对外汉语教学的基本特点范文

关键词 汉语师资 普适性 针对性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15）03-0129-03

一、教师培养的重要性

崔希亮（2010）提出，汉语国际教育的“三教”（教材、教师、教法）问题中，“教师”是问题的关键，解决了“教师问题”，其他问题都会迎刃而解。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学位的设置，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为了解决教师问题而采取的措施。事实上，教师问题也一直是汉语教学界关注的焦点，只是随着汉语国际推广如火如荼地展开，师资问题显得日益突出，以至于它可能成为汉语国际推广可持续发展的瓶颈，此时汉语教师问题也就成为热点问题。

几年以前，我们还在用“对外汉语教师”来指称针对母语非汉语教学的师资，现在人们日渐趋向于用“国际汉语教师”来指称。在学界印象中，一般认为前者立足的是国内汉语教学，后者则是立足于国际视野，这样理解当然无可厚非。吴应辉（2010）提出要建设国际汉语教学学科，但是将汉语国际传播与之区分开来，指出国际汉语教育包括传统的对外汉语教学，含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这一意见无疑是正确的，因为现在有一种或隐或显的意识，那就是传统的对外汉语教育师资培养只是针对国内留学生的汉语教学，已经不能满足或适应汉语国际推广的需要，而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学位的设立，好像就是对此观点的佐证。

传统的对外汉语师资培养模式不能满足或适应当今汉语国际推广的需要，这是事实，但在师资培养问题上，如何理解汉语教学师资培养中的普适性与针对性的关系非常重要，这对解决汉语国际教学中的“师资瓶颈”问题具有积极意义，尤其在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研究生实际培养的操作上更具指导意义。

二、教师培养回顾

我国自2007年设立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学位以来，汉语国际教育硕士身影就在国际汉语教学中屡屡出现，每年派往海外担任汉语教师的志愿者，汉硕是重要组成部分。怎样才是一个合格的汉语教师？这个问题是多年以来关于师资培养的核心问题，汉硕是不是合格的国际汉语教师？以往的研究和讨论可以概括为“意识说”、“素质说”、“能力（知识）说”、“技能说”几种观点。各种观点说法不一，多因为视角或立足点不同，但各种说法却又大同小异，如从业的个人基础就被描述为“专业意识”、“专业素质”、“专业能力”、“专业技能”等不同说法，内容实质其实没有太大差别，只不过落脚点不一样，如“意识”、“素质”、“能力”属于个人内涵，而技能则是体现在行为上的素质。张和生多年来关注汉语教师的培养问题（张和生、鲁俐，2006），在论述汉语教师素质培养时就认为汉语教师基本素质最重要的三个方面是汉语本体知识、中华文化知识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第二语言教学技巧，这实际上又是从素质角度打通了上述几个层面。

国家汉办颁布的《国际汉语教师标准》，可以说是上述各种说法的集大成，它对国际汉语教师的要求有知识、有技能、有方法、有素质，涵盖了上面各种说法。《标准》的“前言”明确说，《标准》就是“针对从事国际汉语教学工作所应具备的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全面描述”。

无论是各种说法还是《标准》的描述，对汉语教师的业务要求实际上可以用“体”与“用”两个方面来概括：专业知识（能力）是“体”，教学技能乃至跨文化交际、对外交往与协调等是“用”。汉语教师既要具备扎实的“体”的功底，又要掌握灵活可行的“用”的技能，才是合格的汉语教师，这也是有效实施汉语国际推广战略的关键。“体”、“用”兼备的汉语教师，适应各种环境下的汉语教学，我们认为这就是国际汉语教师的普适性。所谓各种环境，不仅从大的方面指国内、国际的环境，也指某些具体的环境，如学习者母语背景环境、不同教学类型环境等等。

目前国内汉语教师培养的途径主要有两个，一是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对外汉语方向），二是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前者有硕士、博士两个层次。现在一般印象都认为前者是立足国内，后者针对的是国外。我们认为这种理解是失之偏颇的：两者的不同是学位性质不同，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是“学术型”或“研究型”的，后者是专业学位，目前也只有硕士层次。然而，二者有一个很大的相同点就是“出口”。可能的话，毕业以后他们都要从事汉语教学，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这样在认识上和实践中又出现一个误区，那就是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在培养中重“体”，汉语国际教育硕士重“用”。如果单从教学上看，只有“体”不会“用”的教师不是合格的教师；同样，“体”不强又何以“用”呢？在此情形下，要培养出优秀国际汉语师资只能是空谈。所以，当前汉语师资培养的症结是没有培养出“体”、“用”兼备的普适性师资。“学术型”研究生教育缺乏统一的教学计划，因师设课，培养方案普遍缺乏实践环节，所以不能满足需求。而专业硕士在培养中大量课程是实践性的，而且有一年时间的实践要求，但学生专业知识不够或功底不扎实，光有技能也不能满足高端需求，对汉语国际推广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不利影响。李晓琪（2011）在考察了英美国家英语作为第二语言专业研究生课程设置后发现，这“普通语言学与英语语言学”等“体”类的课程也占有相当比例（约占20.17%），由此给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课程提供了参照，认为“语言学”类课程的地位是基础必修课，因为语言学和汉语的知识是教学成功的先决条件。

综上，无论什么途径，都应该培养出既具备“体”的能力又掌握“用”的技能的普适性汉语教师。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环境，无论母语是汉语背景教师还是海外本土汉语教师，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的培养都必须符合这一要求，否则就有违设置这一专业硕士学位的初衷。

三、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培养的普适性与针对性

汉语教学中当然也有特殊情况，如学习者母语背景、不同媒介语、本土教材、特殊教学对象与环境乃至特殊国情与文化等等，教师根据普适性教学原则、方法、手段，并调整自身教学经验，以适应特殊情况，却仍难以完成教学任务，必须通过专门的培养与训练才能满足教学要求，这种满足专门需求而对教师进行“体”与“用”的培养与训练，就是汉语教师培养的针对性。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在培养中就应该根据需求进行针对性训练。

通过上文我们对汉语教师普适性的讨论，现在可以明确，以往语言学专业的对外汉语方向与汉语同际教育专业硕士的培养并不是普适性与针对性的矛盾，当前汉语国际教育教师的数量和质量问题也不是针对性不强导致的结果。我们认为，应该梳理清楚普适性与针对性的关系，这对国际汉语师资队伍具有重要意义。

普适性与针对性的关系，可以这样概括：普适性是第一性的，针对性是第二性的：普适性属于基础层面，针对性属于提高层面；普适性要满足普遍要求，针对性是满足特殊要求。明确了二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在培养汉语师资中才能处理好从培养理念到教育培养方式、课程设置等问题之间的关系，而不至于纠结于学科概念与范畴等形而上的观念上。

现代教育理论认为，作为一名第二语言教师，除了要具备语言教学的“体”与“用”的基本功之外，更重要的还应树立现代语言教学理念、教师自我反思意识，并能对自己的职业发展进行规划。所以，汉语教师的培养首先就要基于这样的普遍认知，培养出来教师就是要放之四海皆可用，而不是只能用于某种特别环境与适用某种特别对象。过去“对外汉语”方向的培养主要是立足国内，今天全世界有3千万人在学汉语，国内最多只占其中1%，汉语国际教育大视野是必须树立的，这也更突出了普适性的重要性，不能再区分出着眼国内和立足国际，只有拥有了大批合格的普适性教师才能满足国际汉语教学的需要。所以，普适性在汉语教师培养中是第一性的，针对性作为对特殊情况需求只能是第二性的。

第9篇：对外汉语教学的基本特点范文

2.汉字教学的目的。所谓对外汉语教学中的现代汉字教学是指：以外国人为对象的、以现代汉字为内容的、用外语教学方法进行的、旨在掌握汉字运用技能的教学活动。汉字教学的根本目的是讲清现代汉字的形、音、义，帮助学生认读汉字，书写汉字，学习汉语，掌握汉语的书面语；当然，学生在学习汉字的过程中，同时必然也在接触和学习汉字文化，毫无疑问，这是汉字教学自然产生的客观效果，无须刻意追求。必须特别强调，汉字是语素文字，一个学生掌握汉字数量的多少，不仅关系到学生的汉语口语水平的高低，而且也是学好汉语书面语的关键。

3.汉字教学的现状。现代汉字教学，应该贴近教学对象的实际。我们的教学对象可分两类：一类是既不懂汉语又不识汉字、在语系上和文字体系上跟汉语汉字完全不同的欧美等国学生；另一类是同属汉字文化圈的日本、韩国学生。后者虽然认识一些常用汉字，但不会说汉语，而且日语和韩语在语系上跟汉语没有亲属关系。比较起来，日本学生和韩国学生学习汉字相对比较容易，因为，日本学生在中学阶段就会日本常用汉字1945个，韩国学生也会1800个韩国常用汉字，撇开读音不谈，这对他们学习汉语词汇会有一定帮助。不过，由于日本和韩国汉字的字义在借用汉字时跟中国汉字在内涵和外延上不尽相同，因此他们很容易望文生义，产生负面效用，有名的例子是：日本的“手纸”相当于汉语的“信”，汉语的“点心”则相当于韩国的“午饭”。从学习汉字的角度，汉字文化圈的学生肯定要比汉字文化圈外的学生容易得多，但是必须指出，三个国家的汉字分别记录的是三种不同的语言，因而日本、韩国学生在学习中国汉字时都应该把汉字当作外语外文来学习，不这样是学不好汉语的。事实上，也许由于认识上的偏差，日本和韩国学生并没有因为认得汉字的优势而一定比欧美学生学得更好，特别是口头表达方面。

当然，学习繁富复杂的汉字，对于年过20的欧美学生而言也绝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情，若要记忆更是苦不堪言。据我所知，国内大多数学校都比较重视汉字教学，作出了较好的安排。在初级阶段有的学校还专门开设了汉字课，布置汉字书写练习。到了中级阶段，则把汉字教学置于课文教学之中，汉字教学与汉语词汇教学同步进行。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把汉字教学与汉语词汇教学结合起来，使学生比较准确地理解汉字的字义；但是如果处理不当可能也会产生弊端，以词汇教学取代汉字教学。因为，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通常把注意力放在课文的阅读与理解上面，关注的是词语和语法教学，汉字只是作为一个词汇单位教给学生，这样很容易忽视汉字的教学。所以，有人说，所谓汉字教学只是初级阶段才有，到了中级之后就不知不觉地被取消了，很难说还有严格意义上的对外汉字教学。我认为，汉字教学应该贯彻基础汉语教学阶段的全过程。当学生看到“美不胜收”时，首先是查看英语翻译：so　many beautiful things that one simply can't take the mall　in.或者more beauty tha one can't takein. 他们是从英语翻译来了解该成语的含义，却不大理会这一成语四个汉字的字形、读音和字义。他们通常从图形上认读汉字，摄取汉字的形体图像，疏于记忆，如果教师不作特别强调和提示，学生们很难分辨汉字的部件和笔画，因此写起来常常丢三落四。通常的情况是，各校一年级学习汉语的人数很多，但许多人浅尝辄止，遇有困难就半途而废。“经过十年寒窗生活以后，只剩下极少数的学生攀登硕士或博士的高峰。”（柯彼德，1997）据我所知，即使这些佼佼者，他们的毕业论文几乎很少是用汉语写就的，通常是用自己的母语。他们的汉语说得很流利，但是他们中一些人在阅读、特别在书写方面依然存在许多困难，离所谓“语言通”“文化通”和“中国通”还有相当的距离，“最明显的原因是汉字的难关”。（柯彼德，1997）他们对汉字往往缺乏审断能力，不能分辨“浃、挟、狭、铗，挡、档、裆，买、卖、实，没、设，讷、纳、呐、衲，募、幕、蓦、慕、暮，卷、券”等等，所以动起笔来常常出错；打出来的文字也错得离奇。这就是当前的汉字教学情况。

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在理论层面上，有人从本体论出发，认为先有语言，后有文字，文字只是记录语言的符号，符号是可以跟本体分离的。最能体现这一思想的是美国结构主义者john de francis，他主编的《初级汉语读本》《中级汉语读本》《高级汉语读本》就分为拼音本和汉字本两种。他主张先教会话，后教汉字，对于那些只想学习会话单项技能的人也可以不教汉字。这种看法和做法曾流行于欧美。这种看法也深深地影响着欧美学生，他们普遍地存在着重口语、轻汉字、重阅读、轻书写的倾向。从哲学层面上说，我以为语言先于文字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某种语言一旦拥有了文字，文字对语言的反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特别是像汉字这样的语素文字对汉语的反作用尤其明显，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是汉字保留了古代汉语的词语，保留了古代圣贤的语录，保留了古代优秀的诗词歌赋、格言成语，保留了古代汉语特有的语法格式，并把它们中的一些成分原封不动地保留在现代汉语之中。汉字与汉语简直难解难分。一个外国学生，如果真的要学好汉语，成为汉语方面的高级人才，我想，不学习、掌握汉字简直是不可能的，把汉语学习跟汉字学习对立起来的做法也是不可取的。事实上，汉字已经成为汉语特定的组成部分，学习汉字就是学习汉语；若要学好汉语，必须得学习汉字。

在操作层面上，有人从同源论出发，认为汉字就是汉文化，在教汉字时往往大讲汉字的源流嬗变、文化考察、风俗探源、书法艺术欣赏等等。如果如此理解汉字教学，人们就可以这样讲授“茶”字：“茶”在《说文·草部》中为“荼”：“荼，苦荼也，从草余声。同都切。”据大徐本注：“此即今之茶字。”然后引证《广韵》：“宅如切，平麻澄。”再论“茶”字三种写法“茶、梌、荼”，根据《唐陆羽〈茶经·一之源〉》注解：从草，当作“茶”，其字出自《开元文字音义》；从木，当作“梌”，其字出自《本草》；草木并，当作“荼”，其字出自《尔雅》。再解释“茶”的民俗含义：“旧时订婚聘礼的代称。如三茶六礼，受茶。”明陈耀文《天中记·茶》：“凡种茶树必下子，移植则不复生，故俗聘妇必以茶为礼。”《清平堂话本·快嘴李翠莲记》：“行什么财礼？下什么茶？”再讲茶的种类，茶的功能，茶具、茶道等等。讲者用心良苦，努力在弘扬汉字文化，听者如坠入云雾之中，一无所获。难道这是对外汉语教学中的现代汉字教学吗？当然不是。正确的方法是，讲清“茶”的形、音、义，告诉学生“茶”字的用法和写法。还有，教师可以通过组词练习，比如“红茶、绿茶、新茶、陈茶，茶馆、茶道、茶点”等，并且隔三差五地考考学生们记住了没有。事情就这么简单！

我认为，只有在理念上和操作上取得一致的看法，才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对外汉语教学中的现代汉字教学，才能实现汉字教学的目标。

4.现代汉字不同于古代汉字。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汉字教学应该定位于现代汉字。现代汉字虽是古代汉字的发展，但是经隶变后的汉字形体已经由圆而直，大幅度地丧失了以形示义的功能，汉字已逐渐脱离了图画的意味，变成了一种记录语言的符号。这是汉字成熟的标志。传统的“六书”理论虽与现代文字学有相通之处，但已不能完全适用于现代汉字的分析。同样的术语有的名同字异。比如，“六书”中的象形字“日、月、山、水、手、心、子、女、弓、矢、刀、戈、户、舟”等在现代汉字中已不再具有象形的特质，变成了记号字。“日”字在“晴、明、旦、昏、晒、晖、晨、暗”中只是意符。“六书”中的指示字，如“凹、凸、丫、一、二、三”在现代汉字中却已成了象形字。在简化字中又出现了许多新会意字，如“宝、笔、尘、粜、籴、泪、灭、灶”等等。古代汉字中的所谓形声字，如“江、河、打、布、刻、蛇、霜、逃、醉”等在现代汉字中已变成半意符、半记号字。在“六书”中有些形声字已与今义不同，如“骗”：《集韵》匹羡切。《字略》：“骗，跃上马也。”现指“欺骗”意。“特”，《说文解字》：“特，朴特，牛父也。从牛寺声，徒得切。”“牛父”即“公牛”，现指“特别，特殊”义，意符和声符均发生变化，成了合体记号字。汉字教学，虽然古今不能截然分开，但在观念上必须区分古今汉字。

5.对外汉字的教学内容。汉字教学是实用科学。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师应该具有丰富的汉字知识，但并不是把这些知识统统都要倒给学生。一方面要加强现代汉字本身的研究，利用他人的研究成果，用于汉字教学之中；一方面也要研究汉字的教学方法，了解学生的实际，选中切合学生学习汉字的重点和难点，通过反复讲练，形象而直观地分层级进行汉字教学。

首先，讲清现代汉字的性质。汉字是语素文字，而非拼音文字。一个汉字均由形、音、义三个部分组成。形、音可以变化，但基本字义一般不变。如：“女”，《说文解字》：“妇人也，象形。王育说。凡女之属皆从女，尼吕切。”现代汉字“女”字形由篆而隶而楷，但基本字义不变。很多由“女”组成的合体字仅《说文》就有“姓、娶、婚、妻、姑、妹”等244个。“女”作为基本语素，可组成多字结，前置如“女儿、女方、女工、女皇、女人、女色、女士、女强人”等等，“女”也可后置，如“处女、闺女、妓女、美女、少女”等等。记住一个“女”，就可以认知由“女”组成的合成字以及跟“女”有关词语的意义，由此可见，记忆构字能力很强的独体字，对于学习汉语和汉字是何等重要！

现代汉语常用汉字有3500个。对外汉语教学根据实际对3500个常用汉字作了适当的微调，按照《汉语水平·汉字等级大纲》规定：甲级汉字800个，乙级汉字804个，丙级汉字500＋11个，丁级汉字2864＋41，共计2905个，可以据此编写教材，进行课堂教学和教学测试。至于是否要把2905个汉字再分成“复用式掌握”或者“领会式掌握”，这是可以而且应该研究的。

其次，解析现代汉字的字形结构。现代汉字整字可分为独体字和合成字两种。“六书”中的象形字和指事字都是独体字，会意字和形声字都是合体字。现代汉字中的独体字多半来自古代象形字和指示字。前者如“人、手、水、火、日、月、禾、田、井、虫、止”等，后者如“甘、方、七、八、上、下、本、末”；有些合成字是经简化后而进入独体字，如“龙、专、门、书、卫”等。现代汉字的合成字多数来自古代会意字和形声字：前者如“休、林、男、旅、盖、析”等，后者如“芽、理、简、案、沐、际、盛”等；少数来自古代象形字和指事字：前者如“燕、鱼、泉、阜”，后者如“亦”。（苏培成，1994，pp.70）应该让学生知道，独体字既是常用汉字，又是构成合成字的部件，组字能力很强，必须牢牢记住。解析合体字可以理性地了解汉字的构造原理，领悟汉字的理据性，从而掌握记忆和书写汉字的诀窍。应该指出，在造字过程中，“有的字有理据，有的字没有理据，有的字有部分理据。有的在造的时候就没有理据，有的字本来有理据，在发展过程中失去理据。”（苏培成，1994，pp.81）所以，应该特别强调，记忆汉字不能没有诀窍，也不能没有方法，但是最基本的方法只有一个字：记！这一点应该向没有背诵习惯的欧美学生反复说明，反复强调！

第三，剖析汉字的部件。部件也叫字根、字元、字素、字形，是汉字基本结构单位。独体字只有一个部件，合体字有两个或两个以上部件。“地、和、对、好、动、园”等是两个部件，“想、娶、树、坐、渠、谢”是三个部件，“营、韶、筐”等是四个部件，“燥、赢、膏”等是五个部件，“麓、臂”等是六个部件，“憨、鳞”等是七个部件，“齉”是八个部件。部件与部件的组合是分层进行的，不是一次组合而成。如：附图（略）“韶”的部件是“立、日、刀、口”，这些可称为末级部件。末级部件一般都可以成为独体字。由此可见，剖析一个字的部件对于认知汉字的构造和正确地书写汉字都是很有帮助的。

第四，讲授现代汉字的笔画。笔画是构造汉字的线条，是汉字构形的最小单位。现代汉语通用字中最小的汉字只有一画，如“一、乙”等，最多的是36画，如“齉”字。其中以9画字居多，10画和11画次之。如果把提归入横，捺归入点，钩归入折，汉字基本笔形有五类：横，竖，撇，点，折；并有26个派生笔形。（参见苏培成，1994，pp.59）我认为应该教会学生正确书写汉字的先后顺序，要求学生掌握汉字书写的基本笔顺：1.先横后竖：十、干、丰；2.先撇后捺：八、人、入；3.先上后下：三、京、高；4.先左后右：川、衍、做；5.先外后内：月、匀、同；6.先中间后两边：小、水、办；7.先进去后关门：回、目、国。教授汉字时，教师始终应该对学生严格要求，认真训练，反复默写，养成规范的书写习惯，这对学生将会受益无穷！

6.汉字教学的方法。国家汉办颁布的《汉语水平·汉字等级大纲》不同于一般的教学大纲，而是一种规范性的水平大纲。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如何实施《汉字等级大纲》需要另订汉字教学计划。母语的汉字教学与对外汉字教学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前者是学习者已会说汉语后再学汉字，其教学顺序是从字词，学字难和学词易是对立的也是互补的；后者是学习者既不会汉语也不识汉字，其教学顺序则相反，是从词字，学汉字和学词是同步进行的。（参见刘英林等，1995，pp.19）因此，绝大多数学校的对外汉语教材都是把汉语的词汇教学和汉字教学结合在一起，同步进行。我以为这是很好的方法；我只是担心，如果安排不妥，只注意词汇教学，就会影响汉字的掌握。汉字教学的方法值得研究。要加强科学性和计划性，克服随意性和盲目性。

首先，应该制定汉字教学计划，把《汉语水平·汉字等级大纲》所列的甲级字、乙级字、丙级字和丁级字具体化，也就是要制定一个怎样分别实现上述各级字目标的具体规划。具体要求是：列出一份汉字教学计划，列出汉字教学点，确定每一课应教的重点汉字，并将这些汉字醒目地印在课本的显著位置。就像john de francis在他主编的《初级汉语读本》（汉字本）等教材中所做的那样，每一课都用方框列出一组汉字，放在课文的右上角，以供学生读写、记忆。教师应该采用各种有效的方法，帮助学生记住这些汉字。

其次，在这份汉字教学计划中，应该分层次地列出构字能力很强的独体字和常用合体字，精选例字，用现代汉字学的理论，精当地解析这些例字的字形（部件、笔画、笔形和笔顺）、构造（意符、声符、记号及其变体）和理据，以利学生认知和记忆。据本人统计，在甲级800个字中，有独体字137个，约占5.7％。如“八、白、百、半、办、包、本、必、不、布、才、长、厂、丁、车、成、大、单、当、刀、电、东、儿、二、发、反、方、飞、丰、夫、干、个、工、广、互、户、几、己、见、斤、火、九、开、口、乐、立、力、了、六、录、写、买、毛、么、门、米、母、内、年、牛、农、女、片、平、七、其、气、千、目、求、去、人、日、三、色、上、少、声、生、十、史、示、事、手、术、束、水、四、太、无、头、万、为、文、五、午、西、习、系、下、先、小、辛、羊、也、页、业、一、衣、已、以、义、永、尤、有、友、右、鱼、元、月、云、再、在、占、正、之、中、主、子、自、走、足、左”。这些独体字，一般使用频率很高，构字能力也很强。比如，学会了“木”与“白”，就很容易理解“柏”：“木”是意符，“白”是声符，也容易理解“材”“杆”等等，具有认知意义。在解释汉字字义时，不宜把一个字的所有义项一古脑儿全教给学生，因为他们领会不了，应该分层地进行，先教基本的常用义，再教派生义，用逐步积累、不断加深的方法，让学生最终掌握一个汉字的主要义项和基本用法。实践证明：解析汉字的部件及其意符和声符对于理解和记忆合体字都是有效的方法。

第三，分析现代汉字的结构也是学习和记忆汉字的有效方法。统计表明，现代汉字的构成方法主要是形声字，约占90％，会意次之，象形极少。这跟《说文解字》相似：《说文》共收9353个小篆，其中形声字7967个，约占85％。所以，我们的教学重点应该放在形声字教学上面。由于语言的变化，现代汉语的形声字有三种情况：1.狭义形声字，如“湖、榆、恼、疤、搬、苞、枫、陲、俘、荷、狮、铜、谓、锌、洲、株、砖、肤、护、惊、态、钟、桩、油、娶、驷”等；2.广义形声字，如“江、河”；3.半意符半记号字，如“缺、刻、蛇、霜、逃、醉、灿、础、灯、炉、拥”等。除狭义形声字外，学习者都需要特别记忆，避免字读半边的类推错误。从现代汉字学的观点，由于篆书隶化而楷，古代的象形字已变为独体记号字，如“日、月、山、水、手、心、子、女、弓、矢、刀、戈、户、舟”等，如能适当作些溯源分析，有助于了解这些字符的涵义，可能会激发起学生学习汉字的兴趣；但不宜离题万里。我不赞成在讲现代汉字时，过分渲染汉字的象形特征，因为这不是现代汉字的本质，也不符合事实，即使在《说文》中也只有象形字364个，仅占3.8％。在教学中，偶而也可采用“戏说汉字”的办法，使人一笑也是效果，但是不能成为析字的主要方法。因为它既不能揭示汉字的构造规律，也无助于理性地认知汉字、记忆汉字。

第四，对比结构异同，区别易淆之字。汉语是一个庞大的字符集。汉字是语素文字，不同的汉字表示不同的语素，不同语素则用不同的汉字来区别。汉字的方块形体限制了汉字的构造，一个汉字与另一个汉字只能靠部件、笔画、横竖、长短、位置等来加以区别，这就给汉字造成纷繁复杂的局面。初学者常常不易分辨。从字形方面分析，常见易淆的情况有：多横少点：亨享，兔免；上长下短：未末，士、土；左同右异：扰、拢，伧、伦；左异右同：课、棵、裸；上同下异：暮、幕，简、筒；下同上异：籍、藉；外同内异：遣、遗，圆、圜；左右相同，中间有别：辨、辩、瓣。从字义方面分析，因理据和用法而引起的混淆有：字义理解不准：（国）事、（国）是；很、狠；用法分辨不清：作（法）、做（法），分（子）、份（子）等等。从书写方面分析，容易出错的是：笔画增损，笔形失准，笔顺颠倒，部件易位，偏旁窜乱，间架不匀，以及由于形似、音近或义近导致写错别字。（石定果，1997）由于打印不便，恕不一一例举。经验表明，当学生已经学过了一些汉字，在认读或书写时出现混淆或错误时，教师如能进行结构、字义和用法方面的对比，是非常有效的方法。

总之，对外汉字教学，对于外国学生学习汉语和书写汉字都至为重要。应该重视对外汉字教学，应该编制一份对外汉字教学大纲，详列汉字教学点；应该讲究汉字教学方法；应该编写一套能够体现《汉语水平·汉字等级大纲》的教材。这应该成为完善对外汉语教学的一大目标。

 

【参考文献】

[1]石定果《汉字研究与对外汉语教学》，《第五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2]孟柱忆《韩国汉语教学的特点和问题》，同[1]。

[3]白乐桑《汉语教材中的文、语领土之争：是合并，还是自主，抑或分离？》，同[1]。

[4]柯彼德《汉字文化和汉字教学》，同[1]。

[5]安子介《汉字的再认识》，《第二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8。

[6]卢绍昌《对外汉语教学中汉字教学的新尝试》，同[5]。

[7]苏培成《现代汉字学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8]杜智群《形近易误字八百组》，印刷工业出版社，1984。

[9]戴昭铭《文化语言学导论》，语文出版社，1996。

[10]刘志基《汉字与古代人生风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11]钟秋生《华文教育错误字辨析》，新加坡华文研究会，1990。

[12]陈仁凤、陈阿宝《一千高频度汉字的解析及教学构想》，《语言文字应用》199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