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中的哲学思想精选(九篇)

第1篇：孙子兵法中的哲学思想范文

关键词：《孙子兵法》；英译本；霍姆斯；图里；历时性描写研究；翻译学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1)04-0187-05

霍姆斯(J.Holmes)于1972年提出了翻译学的理论框架，把翻译学分为纯理论研究和应用翻译研究。纯理论研究又分为描写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图里(G.Touryl对霍姆斯的翻译学框架进行了阐释，认为描写翻译研究是翻译作为一门学科的关键。描写翻译学主张原著不是翻译过程中唯一的中心，翻译是一个众多变量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译者、读者、社会历史文化等诸多因素都对翻译有着重大的影响。因此该理论主张采用描写研究的方法来探讨翻译现象及功能。具体而言，以现实的翻译现象(包括翻译行为与翻译作品)为研究对象，通过客观描写与分析，探究译者的翻译目的和翻译策略，探讨译本在译入语文化中的作用和地位，并归纳出特定历史时期与文化系统中制约与影响翻译的因素。翻译描写可从共时性与历时性两个视角展开，其中历时性描写适用于研究同一原著在不同时期产生的多个译本。跨越百年，有33种英译本的《孙子兵法》英译历程，很适合采用历时性描写方法来研究。

一、对《孙子兵法》英译历程进行描写性研究的必要性

问世2500年来，《孙子兵法》在世界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被公认为最富哲理性的兵法，其思想已超越单纯的军事领域，深入到政治、外交、经营管理、体育竞技等各个方面。《孙子兵法》被译成多国文字，在世界各地广为传播，并掀起了全球的“孙子热”。本文试图将百余年间出现的33种《孙子兵法》英译本，根据历史阶段进行划分，探寻特定历史背景下译者的意图，并总结各个阶段译本的共性，归纳出译者翻译策略选择及其变迁。全面客观地描写《孙子兵法》英译历程，将有助于我们真正了解这部伟大兵书英译事业的重大意义。

二、《孙子兵法》英译历程的描写性研究

(一)　《孙子兵法》英译历程的分段描写

我们将《孙子兵法》英译历程分为四个阶段，挑选出各阶段具有典型意义的译本加以考证与研究。

第一阶段：1905年-1910年

这一时期产生了两种英译本：1905年卡尔斯罗普，(E.F.Calthrop)的译本(1908年修改后再版)与1910年翟林奈(Lionel Giles)的译本。卡尔斯罗普是一位当时在日本学习的英国上尉，最初他选用的底本是日文“十三中文底本进行重译，新增吴起兵法，并附加了较详细的英文索引。英国汉学家翟林奈批判卡氏译本，认为其“不能处理孙子兵法中各式各样的难题……这个译本不仅有严重错误……而且省略也比比皆是，难译的章节还被有意曲解或一带而过。因此在1910年，翟林奈选择清代孙星衍的《孙子十家注》作为底本，重译了《孙子兵法》。其译本是汉英对照，基本遵循中文版式并分段编号。译文与注释同页编排，注释紧跟译文之后。翟林奈还逐一介绍了各位注家，为西方读者了解中国古代文化知识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其译文严谨通顺，行文流畅，富有韵律，至今仍为经典之作，对孙子思想在西方世界的传播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以上两个译本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由于译者身份不同，所以翻译目的不一。卡尔斯罗普在重译本序言中指出，他对这部兵法的关注跟“最近的战争”(1904-1905年日俄战争)有关。日俄海战中，日本海军司令东乡平八郎随身携带《孙子兵法》，他在布阵和实战中借鉴了孙子“以逸待劳，以饱待饥”的作战思想。开战前日本战舰就集结于作战海域，组织演习，最终将远渡重洋、疲惫不堪的俄军舰队一举歼灭。卡尔斯罗普看到了日本人灵活应用《孙子兵法》的效果，因此有意将该书介绍给英国军方。而翟林奈是位汉学家，他出生于中国，受其父亲汉学家翟理思(HerbertA.Giles)的影响，对中国文化兴趣浓厚，具有扎实的汉学功底与严谨的治学态度。1900年在大英博物馆东方印本与写本图书部就职，负责管理东方书刊与手稿。他对卡尔斯罗普译本的质量非常不满，遂决定重译。他翻译《孙子兵法》并非受到战争历史背景的影响，完全是出于个人兴趣。

第二阶段：1943年-1969年

这一时期共产生六种英译本。二战期间，马切尔・科克斯(El Machell-Cox)与萨德勒(A.L.Sadier)各译了一个版本，但由于译得仓促，且随意调换章节，所以质量不高，发行量也不大。郑在1945年出版了中国人的第一个英译本：《兵法――约公元前510年成书的军事指南》，不过因为“郑对英文知之不多，所以其译本没有太大价值”。1963年，台湾出版了葛振先(chen-Sien Ko)翻译的《孙子兵法》中英文对照本。同年，美国准将塞缪尔・格里菲思(samuel Griffith)也出版了一部英译本。该书风靡西方各国，当年就被列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中国代表翻译丛书，此后多次再版，曾连续100多周成为亚马逊网站上榜畅销书，并取代了翟本在整个西方世界的权威地位。1969年，台湾出版了唐子长编译的《孙子重编：中英对照本》。该译本与葛振先译本境遇相似，发行量有限。

本阶段具有鲜明的实用主义特点，有的英译本带有浓厚的军事色彩，翻译目的在于指导当时西方军事界对战略战术的调整。二战后局部战争不断升级，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西方军事理论和实践暴露出自身局限性。西方一贯强调要在武器装备和兵力数量上占据优势，不太重视谋划与灵活运用战略战术。20世纪50年代，美国在朝鲜战争中被技术装备处于劣势的中朝军队挫败，60年代又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沼，这表明“以力取胜”的作战原则归于失败。格里菲思致力于寻求对付游击战与小规模战争的“正确作战方针”，他曾仔细研究的游击战理论，并认为其理论来源就是《孙子兵法》。他的译本从军事战略的高度很好地诠释了孙子思想，论述了孙子战争观，并讨论了《孙子兵法》与思想的关系，而在翻译策略上具有明显的归化倾向。

第三阶段：1983年-1988年

1972年，尼克松访华并签订了《中美联合公报》，中美间文化交流也随之加强。这一阶段的四种英译本均在美国出版。1983年，詹姆斯，克拉维尔(James

ClavelI)编订再版了翟林奈的译本。1987年，陶汉章将军所著、袁士槟教授英译的《孙子兵法概论》得以出版。1988年，R.L.Wing和托马斯・克里利(Thomas Cleary)的译本也先后出版。

本阶段《孙子兵法》英译现象具有两个特点：翻译目的从上一阶段的军事研究转变为普及中国文化与古代哲学思想。上世纪80年代，《孙子兵法》开始成为美国流行文化的一部分。克拉维尔认为：“孙子思想对我们的生存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战争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和平。”其译本基本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虽然他是以翟林奈译本为底本，但删去了大量汉字与注释，并加了自己的评注。其注释多从人文角度出发，着重于译文的通俗性，使得西方读者更易于接受。克里利则是一位东亚语言文化哲学博士。此前他翻译了大量道家与佛教著作。他特别强调这部军事论著中蕴含着“丰富的人文主义内涵”，并将《孙子兵法》与道家思想联系起来探讨。这是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研究的一种新尝试，说明西方学者不仅重视《孙子兵法》的军事价值，也关注其哲学价值。②中国人自己出版了高质量的《孙子兵法》英译本，并且采用异化法来诠释这部中华典籍。袁士槟教授英译的《孙子兵法概论》曾被列为80年代最畅销的军事理论书籍之一。

第四阶段：1991年-2010年

上世纪80年代末，西方世界日益关注中国文化，对中华古典文化的解读、研究与应用逐步得到发展。《孙子兵法》的精辟哲理与基本原则被西方各国广泛采用，取得了巨大成就。短短20年间，共出现21种英译本，它们各具特色，异彩纷呈。

1972年，西汉简本《孙子》从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1993年，美国汉学家安乐哲(Roger T Alyles)以它为底本，出版了《孙子兵法：第一个含有银雀山新发现竹简本的英译本》。该译本完善了通行本的译文，并补充翻译了新竹简本中未见于通行本的部分。安乐哲还详尽讨论了《孙子兵法》的历史背景以及该书与其他中华军事和哲学著作的关系，并试图解释中西方人生观的差异性。

1993年，拉尔夫-索耶尔(Ralph D.Sawyer)出版了《武经七书》英译本――《古代中国的七部军事经典》，其中包括了《孙子兵法》。该译本着重于军事策略的应用研究，广泛探讨了从商朝到战国时期的战争模式、战略战术等内容。值得一提的是，索耶尔参考了北京大学李零教授与中国军事科学院吴如嵩教授新发表的研究成果。该译本注释将近百页，资料详实；另外还提供一百页左右的历史相关信息，不足之处则是译文中误译稍多。

1999年，加里，力口葛里亚蒂(Gary Gagliardi)出版了《兵法：孙子之言》。他花费25年的时间认真研读《孙子兵法》及先前所有英译本之后，才开始动手翻译。加葛里亚蒂追求准确地理解《孙子兵法》原文中的每一个汉字。他先将汉字逐字译为英文，然后再逐句进行英译。该译本采用汉英左右对照的排版，便于读者完整掌握字句的确切含义。其译文流畅，加注极少。这种一丝不苟的翻译态度以及异化的翻译策略，说明西方学者越来越重视《孙子兵法》的原文本内涵，希望做到真正深刻地理解原著。该译本被视为指导其他亚洲语言著作英译的范本，2003年获得“独立出版商多元文化非小说类图书奖”，此后多次再版。

2002年，曾与导师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s)共同翻译过《红楼梦》的英国著名汉学家约翰・闵福德(John Minford)也出版了一部《孙子兵法》英译本。其译本字句精练、阐意完整，体现出其深厚的中华文化功底。同年，美国丹马翻译小组(Denma translationgroupl出版了另一部英译本。他们对《孙子兵法》的研究历时10年，其译本特点突出：丹马翻译小组选择典型的异化翻译策略，使得译文在形式上极为接近原文。它文笔简洁，西方读者初读起来有些晦涩，在汉字与英文之间貌似留有一一对照的痕迹，并且不在正文中加注解释。其文体介乎诗歌与散文之间，目的是尽量保留原文本的风貌，朗读起来颇具中文的韵律感。作者在序言中表示，希望读者在反复诵读中，将声形意都印入脑海，体会原文的优美绵长。虽然译文正文显得有些过于精练稀疏，但丹马翻译小组在译文后补充了许多材料，包括3篇评论，并就文本意义与历史时代、中西方世界观逐一展开讨论。此外，他们还在译文后将注释汇总，用长达100页的篇幅来逐句解释。他们着重强调哲学思想，而非实用性意义，并专门设立了相关网站。在英译过程中，他们不时将部分原文与自己的译文提供出来，邀请全世界的个人研究者参与讨论，给出建议，并对自己最后的翻译选择做出阐释。这样充分调动了英语读者的积极性，有利于群策群力地深入挖掘原文本的意义。

2007年，汉学家维克多・默尔(Victor H.省略)等。

总结起来，本阶段《孙子兵法》的英译现象呈现出多元化、多维度、多层次的特征。具体来说，有以下特点：①译者精心选择原文版本，希望更深入地掌握与挖掘最新的权威文献史料。例如安乐哲与加葛里亚蒂等均选择银雀山简本作为底本，而索耶尔则从《武经七书》入手。译者们选择新的原著底本，从文献学角度进一步丰富了《孙子兵法》的英译研究。②译者们吸收了国内外孙子兵法研究的新成果，用于指导英译研究。例如索耶尔参考了吴如嵩教授的研究成果，而林戊荪先生也是在吴教授的中译本基础上完成英译工作的。⑧大多数西方译者逐渐认识到了中国古籍文化的艺术价值与不朽魅力，其翻译不再为了迎合英语读者，一味采用归化策略。而是追求让译文保留原文风貌，并通过撰写大量评论、注释、附录予以补偿。这样既详尽介绍了相关历史背景、人物故事、提供了必要的文化信息，又凸显出中华文化特性。④华人学者开展了大量《孙子兵法》的英译工作，并日益获得西方世界的认可，这样既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又避免了文化失真。例如黄昭虎先生的英译本在亚马逊网上书店就很是畅销。⑤许多译者借助研究孙子兵法的专业网站来调动西方读者阅读和讨论的积极性，这同样促进了专业研究的深入开展。例如Denma翻译小组一方面凝聚了多名成员的辛勤努力，另一方面也汇聚了许多读者的智慧与见解。

(二)　《孙子兵法》英译历程的发展脉络

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孙子兵法》英译本的全面历时性描写，我们描绘出《孙子兵法》在英语世界传播的大致面貌。这一历程跨越105年，涵盖33个译本，其发展脉络可以概括为下表所示的6个方面(参见表1)。br>

表1显示，百余年来因为不同时代的泽者各自身份有所不同，翻译目的与策略选择也有差异，这使得《孙子兵法》英译本呈现出逐步变迁、日渐繁荣的景象。在这一漫长演变过程中，社会历史文化因素的变化，导致了译者的文化立场发生转变，使得新译本除了准确体现其军事哲学思想之外，还越来越能表现出中华文化的艺术魅力。

第2篇：孙子兵法中的哲学思想范文

1、兵圣是中国春秋时期著名的军事家孙武。

2、孙武（约前545年－约前470年），字长卿，春秋末期齐国乐安（今山东省北部）人。中国春秋时期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尊称兵圣或孙子（孙武子），又称“兵家至圣”，被誉为“百世兵家之师”、“东方兵学的鼻祖”。

3、孙武大约活动于公元前六世纪末至前五世纪初，由齐至吴，经吴国重臣伍员（伍子胥）举荐，向吴王阖闾进呈所著兵法十三篇，受到重用为将。

4、其著有巨作《孙子兵法》十三篇，为后世兵法家所推崇，被誉为“兵学圣典”，置于《武经七书》之首。他撰著的《孙子兵法》在中国乃至世界军事史、军事学术史和哲学思想史上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哲学等领域被广泛运用。

（来源：文章屋网 ）

第3篇：孙子兵法中的哲学思想范文

关键词：《孙子兵法》；智；仁；义利观；大学生人文精神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06-0112-03

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认为，经典作品是每次重读都能带来新发现的书，是即使初读也像在重温的书，经典永远不会耗尽它向读者所说的东西[1]。《孙子兵法》正是一部值得反复阅读和不断阐释的传统经典。传统和现代并不是完全对立的概念，在过去一百多年的激进主义思潮中，传统成为落后、保守的代名词，使现代成为进步、创新的象征。中国的历史经验和西方的文艺复兴，证明脱离传统并不能走向现代，离开传统也很难实现创新；进行传统的现代性转化，是我们建立文化自信的途径之一。《孙子兵法》研究专家吴如嵩先生认为，对兵法的考据性工作已经完结，我们应该从现代的角度，探索兵法在其他领域的研究与应用，并且与西方的强势文化相对照，才能显示兵法的现代价值[2]。

《孙子兵法》的思维方式、理性精神、人文价值、战略思想是渗透性的，我们可以从不同视角对其进行文学、历史、哲学、文化、军事的解读。除了进行历史文化的挖掘，还可以进行现代管理学的渗透，积极服务于学校的专业建设，为大学生就业困难提供策略性支持，改变他们专业划分过细、知识结构过于单一、在市场上动辄捉襟见肘、难以纵横捭阖的困境。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孙子兵法》具备形而上的文化价值，也拥有形而下的可操作性策略。兵学思想的现代转化，可以弘扬传统智慧，对学生进行通识教育，塑造大学生以人为本、仁智合一的人格精神，培养学生建立在共赢基础上的竞争能力，使他们树立理性的义利观，并且强化其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一、塑造以人为本、仁智合一的人格精神

与儒家文化以仁为首不同，《孙子兵法》（以下简称《兵法》）是重智的。在论述优秀将领必备的五种品格时，孙子把智放在首位：“将者，智信仁勇严也。”[3]把兵家五德和儒家五常“仁义礼智信”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兵家和儒家都具有“仁、智、信”的文化理念，在本质上这两种文化形态并不是对立冲突的，而是互相渗透、互相融合的，共同构成了齐鲁文化的基石，塑造着山东乃至中华民族的人格特征。

《兵法》的智有丰富的内涵，首先表现为蕴涵其中的科学理性精神。兵法的科学理性是对天命的怀疑，要做到知彼知己，事先了解敌情，不可用迷信鬼神的方法，不可用过去相似的事情做类比，也不可通过观察日月星辰的运行位置去占卜，一定要从了解敌情的人那里去获得，这在占卜成风、笃信天命的时代是难能可贵的。对人的重视促进了情报学的发展，竞争情报专家包昌火先生认为，情报学的老祖宗不是西方的申农，而是东方的孙子。兵法的情报学知识可以使学生掌握收集情报信息的方法，在信息泛滥成灾的网络时代，学会甄别信息的真假是非常重要的。封建社会，宦官拥有信息解释权；网络时代，技术人员拥有信息制控权，从冷兵器时代到后工业社会，信息战一直是重要的竞争手段。

与此相关联的是孙子的信息化思维以及对数字的重视，《兵法》中不同的数字一共出现了近160次。我国古代哲学的特点是思维的含混性，但是孙子却用超越时代的科学思维对战争进行了定量分析，虽然数据的准确性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去衡量，但其中表现了可贵的科学意识的萌芽。意大利学者克里斯托夫Υ擞屑高的评价，他认为孙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去对待社会现象，是一种科学的态度，是孙子的伟大成就。就重视科学和科学方法而言，在中国古代思想领域，孙子是一位孤独的先驱[4]。

在科学理性之外，《兵法》更有对谋略的重视。孙子主张：“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这是最优化选择的策略，智慧的较量优于暴力对抗，尽量避免硬碰硬的流血战争，减少战争的伤亡。要尽量不战而屈人之兵，以智取胜而不是以力取胜，通过谋略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胜利。这不仅体现了兵法对智谋的重视，同时也可以看出孙子的智建立在仁学基础之上。孙子的慎战甚至反战倾向，与穷兵黩武盲目鼓吹战争是迥然不同的，有专家认为孙子是和平主义者，这是不无道理的。

《兵法》充满智慧的仁体现了鲜明的人本主义倾向。“道”是兵家文化的核心，是战争中具有规律性的东西，是民心向背，在判断战争胜负的五种重要因素中，“道”处于首要地位。孙子推崇的“道”是民众与国君具有共同的革命目标，上下同欲，才能共同出生入死，取得战争的胜利。孙子对这种鲜明的人性化思想有细致的描述：“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只有爱兵如子，才能共同赴汤蹈火，出生入死。这种把士卒当子的理念好像统领全篇的一个总纲，后面相继论述的以全取胜、围师必阙、强则避之等谋略，均从人性化的角度体现了唯人是保的主题。

由此可以看出，《兵法》的智是建立在仁基础上的智，只有爱护士卒，尊重个体的生命和尊严，他们才甘愿为之牺牲生命和尊严。优秀将领不但具备“智信仁勇严”的五德，更应该清楚发动战争不是为了获得个人功名，不能一将功成万骨枯；同样，退却逃跑也不回避个人应承担的罪责，永远把士卒和民众的生命价值放在首位，这便是做到以人为本了。

《兵法》“以人为本、仁智合一”的理念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统一，对塑造大学生健全的人格精神，培养学生的人文关怀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大学生正处于世界观的形成和转化期，兵学智慧可以开阔他们的知识视野，在进行职业规划时具有更准确的判断力，同时也可以提高他们的核心竞争力，以及处变不惊的危机管理能力。《兵法》中的人本思想，可以使大学生置身于人类优秀的文化传统中，对现实世界进行深层次观照，对生命进行终极意义的叩寻；对生存世界具备更多人文关怀，更加尊重个体生命价值，懂得理解和关爱他人，树立高尚的人格理想和道德追求。传统文化中闪耀着人性光辉的“仁学”理念将成为集体无意识，渗透在他们的血液里，无论将来走向哪个工作岗位，管理者或者是被管理者，都将成为他们一生的财富。

二、培养以共赢为基础的竞争力

《孙子兵法》作为先秦诸子百家的兵学代表作，具有其他哲学流派不同的文化内涵，它代表的“智文化”重谋略贵创新，其中蕴含的竞争意识更适宜于现代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兵学的竞争理念可以培养大学生的竞争意识与竞争能力，现代社会生存压力越来越大，不少专业就业困难，培养学生的竞争能力是非常必要的。

在传统文化中，儒家主流文化并不提倡竞争，《论语》规定了世俗社会的纲常伦理，社会和谐是建立在服从和孝悌基础上的。与儒家互补的道家文化提倡无为、不争、致虚、处下、守柔，老子的哲学是一种退守和避让的哲学。同儒道互补的主流文化不同，处于非主流地位的兵家文化有鲜明的竞争意识，孙子认为善于用兵的人，“必以全争于天下。”竞争的策略要“以正合、以奇胜”，“正”是战争的常规思维，主要包括五事、五德、慎战、全胜等兵学理念；“奇”是超出常规的思维，比如“以迂为直”属于逆向思维，两点之间，不一定直线最短，有时最远最弯曲的路线恰恰是一条捷径。“因粮于敌”是借对方的力量发展自己，这是现代社会常用的借势方法。单人博弈时，要学习常山之蛇，提高自救能力。面对强大的竞争对手，需要“避实击虚”，寻找对方的阿喀琉斯之踵。

过分强调竞争的合理性，容易进入“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怪圈，社会达尔文主义把生物界的“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用于人类社会，以公理和正义的名义为强权辩护，西方殖民者正是以优等民族的姿态，对落后民族进行合法掠夺。《兵法》提倡的竞争不是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而是建立在共赢基础上的竞争。孙子主张对正在撤退回国的敌人不要去拦阻，包围敌人要留有缺口，对陷入绝境的敌人不要去逼迫。孙子的用兵原则告诉我们，不要置他人于死地，要给竞争对手一定的退路和生存空间，学会竞争更要学会妥协。当遭遇相同的生存困境时，即使与敌人在一起也要同舟共济，互相救援，就像左手救右手。美国博弈论专家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通过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壕堑战系统发现，敌对双方相信“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策略。在某种情况下，敌对者也可以产生相互同情的情绪，合作可以在敌对双方之间产生[5]。

孙子的竞争智慧符合现代社会的生存理念，某些方面和“蓝海战略”有相似之处。《蓝海战略》是韩国学者W.钱・金和美国学者勒妮・莫博涅的研究成果，蓝海与红海相对，是一种超越竞争的全新思维模式。孙子主张锐卒勿攻，是避免硬碰硬的流血竞争；避其锐气，相当于摆脱竞争、寻找商机；避实击虚，是开辟无竞争或竞争比较薄弱的市场空间；穷寇勿迫，是给他人一定的生存空间；以迂为直，可以挖掘客户的潜在需求。通过兵法和蓝海战略的共同点可以看出，其竞争策略以良性竞争为主，这样才能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兵法》的蓝海思维可以使大学生在激烈竞争的现代社会中另辟蹊径，开辟专业和职业的蓝海，寻求竞争力比较弱的就业空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模式。

大学生适当学习竞争的策略，可以通过提高核心竞争力的方式进行自我优化，让他们明白优和劣、强和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通过个人努力以及某些外在条件，优劣、强弱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兵学的共赢理念可以让学生懂得竞争的人性底线，要给对手一定的生存空间。马云曾经说过，这个世界如果没有人能够温暖你，就要学会用左手温暖右手。《兵法》主张在关键时刻要救援你的敌人，就像左手救右手。《兵法》处处闪耀的人性光辉，对培养良性竞争文化是有积极意义的。

兵法提倡竞争，也提倡妥协。它的竞争意识、共赢特点，具备和现代商战相通的基因，使兵学理念用于商业管理时有一定理论根据。龙永图先生认为，文化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量，不少管理者把传统文化理念运用到现代管理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传统文化不是一个故步自封的系统，对它的现代阐释和应用可以增加它的活力。

三、树立理性的义利观

竞争的目的是什么？司马迁认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马克思说：“致富欲望是所有人的欲望。”[6]《兵法》告诉我们，军争为利，利益是战争的直接内驱力；用兵要坚持有利就行印⒉焕就停止的原则，要能及时止损。孙子在谈论利益的同时也在考虑危害，“在害思利，在利思害。”不知道用兵的害处就不知道用兵的好处，这是一种辩证思维的模式。利是战争的驱动力，也是战争的重要手段，对于敌人要“利而诱之”，对于己方则“饵兵勿食”。毫无疑问，《孙子兵法》是一本并不耻于谈利的书，“利”在《兵法》中一共出现四十多次，但它并不是不择手段、没有道德底线的个人私利，而是受“仁”制约的国家利益。只有上下同欲，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也只有利合于主，这样的将领才是“国之宝也”。

孙子以国家利益为首位的原则和墨家有共同之处。墨子说：“义，利也。”义就是让他人受到恩泽，把有利于天下作为自己的职责；“孝，利亲也。”孝是为父母谋福利，忠是为国家谋利益。孔子对财富的态度也符合最基本的人性需求：“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富贵，是任何人都想得到的，但是要用正确的方法得到它；贫贱，是任何人都想摆脱的，但是要用正确的方法去摆脱它。若“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孔子也愿意去做；余英时先生认为，所谓的“执鞭之士”，就是《周礼》中的“胥”，是市场管理人员里级别最低的。每个“胥”掌管两家店，作为这两家店的保安，看守大门，维持秩序是他们的职责所在[7]。从中可以看出，孔子不但熟悉市场语言，而且对商业活动也不排斥。根据马斯洛的层次需求理论，人首先要满足物质层面的需求，然后才能实现尊重的需求，从而获得自我价值的实现。

简单梳理传统文化的义利观，可以使当代大学生正确地看待物质利益，在市场经济的洪流中不受利益诱惑，保持做人的良知，同时也不至于谈钱色变，耻于言利。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离开“利”去谈“义”只是空中楼阁；同样，离开“义”去谈“利”则会导致对金钱的崇拜和攫取。

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树立理性的义利观，可以加快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同时促进精神文明的发展，这是社会和谐的基石，也是培养大学生人文精神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1] [意]卡尔维诺.为什么读经典[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4.

[2] 吴如嵩.孙子兵法新说[M].北京：出版社，2008：203.

[3] 中国人民军事科学院.孙子兵法新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8：2.

[4] 张文儒.孙子兵法与企业战略[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137.

[5] [美]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合作的进化[M].吴坚忠，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51-61.

第4篇：孙子兵法中的哲学思想范文

《孙子兵法》既是一部军事经典著作，又是一部光辉的哲学著作。它是我国灿烂的古代文化中一份珍贵的遗产。孙武在其书中揭示了一系列具有普遍意义的军事规律，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军事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不仅深受战国以来历代军事家的重视和推崇，对他们的军事思想和实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在世界军事思想领域内也拥有广泛的影响，享有极高的声誉，至今仍有其不可抹煞的科学价值。下面为大家精心整理了一些关于《孙子兵法》读书笔记，请您阅读。

《孙子兵法》读书笔记1最近我阅读了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最早、最完整、最著名的军事著作《孙子兵法》，真是受益匪浅。它成书于春秋末期，在中国军事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不仅对中国的军事学发展影响非常深远，在世界军事史上也具有重要的地位。

它主要论述的是战略方面的理论，比较抽象，但哲理性强，可借鉴的范围很广。孙子兵法的作用远远不再局限于一本军事著作的范畴，它还被广泛运用于政治斗争、商业竞争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内容包罗万象、博大精深，涉及到战争规律、哲理、谋略、政治、经济、外交、天文、地理、等方面内容，堪称古代兵学理论的宝库和集大成者，在世界广为传播。

在当代，一些相关企业要求员工的入门基础就是熟读《孙子兵法》，因为它的作用及地位在管理的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在《孙子兵法》的《谋攻》当中是以智谋攻城，即不专用武力，而是采用各种手段使守敌投降。《形》、《势》讲决定战争胜负的两种基本因素：形指具有客观、稳定、易见等性质的因素，如战斗力的强弱、战争的物质准备;势指主观、易变、带有偶然性的因素，如兵力的配置、士气的勇怯。《虚实》讲的是如何通过分散集结、包围迂回，造成预定会战地点上的我强敌劣，最后以多胜少。《军争》讲的是如何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夺取会战的先机之利。九变》讲的是将军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战略战术。《行军》讲的是如何在行军中宿营和观察敌情。《地形》讲的是六种不同的作战地形及相应的战术要求。《九地》讲的是依主客形势和深入敌方的程度等划分的九种作战环境及相应的战术要求。《火攻》讲的是以火助攻。《用间》讲的是五种间谍的配合使用。书中的语言叙述简洁，内容也很有哲理性。在古代，很多将领用兵都受到了该书的影响。处于当代的我们更应该像古人学习!

有人说，读《孙子兵法》的启示就是：无论做什么都不要有一颗仁慈的心。我觉得这是错误的。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与古代是不一样的，虽然也需要竞争，但它们竞争的性质是不一样的，至少现在不用我们上战场与敌人厮杀，只是与对方动脑子竞争，专业的话就是心理战。

在《孙子兵法》里，学到的不仅仅是在战场上的技术，更多的是教会了我们如何在社会上立足的最好技巧。

《孙子兵法》读书笔记2在现代的商业范畴里，“商战如兵”。如“凡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斗众如斗寡，形名是也;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这里提到了“奇正”。人无我有，人有我好，人多我退。正所谓“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海。终而复始，日月是也。死而更生，四时是也。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哉!”

《孙子兵法》的魅力在于他是中华5000文明的结晶，他蕴涵了普遍的、朴素的、辨证的真理。在这里我们不能把其视为万古不易的真理，也不能把他捧上高高的神坛。但是，我们现在又必须把他捧上神坛，这不仅是因为数千年来《孙子兵法》和孙子在国人的心目中已经成为百战百胜、决战决胜的钢铁统帅的代名词及其圣经，更重要的是，其文笔简约，正因为简约，可以引申出无限的联想和解释，言简意赅，内涵深厚，高屋建瓴，高瞻远瞩，就像其道理尚存，“法无万古不便之法。”古时的圣经，现在很多以丧失其曾存的魅力，如“唯女子与小人者难养也，远之则怨，近之则不逊。”，如“男女授受不亲，嫂溺，叔援以手，权也。”如“蛮夷之有君，不若华夏之无也。”《四书》《五经》“六艺”，多以不用，就正如列宁所说：“历史是客观事物的排列，逻辑是主观对历史的排列。”，或如郭沫若所提出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旧瓶装新酒，使古老的东西披上新的外衣，外延其适用，内涵其道理;“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理论，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使新的理论有古老的外壳，让其与中华文明完美的结合。正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能够使“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现代，与古老，完美的结合，这也就是其真谛之所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一个道理。用古文阐释现代，用现代充实古文。《孙子兵法》有其长久适用的道理，因此，我们可以用它来解释、指导现代的实践，获得成就。如商业和教育。

《孙子兵法》读书笔记3今天，我和我妈去书店买了一些书，我看了其中的“孙子兵法”孙子兵法里有很多篇如《始计篇》第一、讲的是庙算，即出兵前在庙堂上比较敌我的各种条件，估算战事胜负的可能性，并制订作战计划。

《作战篇》第二、讲的是庙算后的战争动员、及取用于敌，胜敌益强。

《谋攻篇》第三、是以智谋攻城，即不专用武力，而是采用各种手段使守敌投降。

《军形篇》第四、讲的是具有客观、稳定、易见等性质的因素，如战斗力的强弱、战争的物质准备。

《兵势篇》第五、讲的是指主观、易变、带有偶然性的因素，如兵力的配置、士气的勇怯。

《虚实篇》第六、讲的是如何通过分散集结、包围迂回，造成预定会战地点上的我强敌劣，以多胜少。

《军争篇》第七、讲的是如何“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夺取会战的先机之利。

《九变篇》第八、讲的是将军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战略战术。

《行军篇》第九、讲的是如何在行军中宿营和观察敌情。

《地形篇》第十、讲的是六种不同的作战地形及相应的战术要求。

《九地篇》第十一、讲的是依“主客”形势和深入敌方的程度等划分的九种作战环境及相应的战术要求。

《火攻篇》第十二、讲的是以火助攻。

《用间篇》第十三、讲的是五种间谍的配合使用。我还查了一些作者的资料：孙子兵法“是从战国时期起就风靡流传的军事著作，古今中外的军事家们都使用其中论述的军事理论来指导战争，而且，其中论述的基本理论和思想还被运用到了现代经营决策和社会管理方面。然而，这部著作者是谁呢?学术界议论纷纷，一种认为是春秋时期齐国的孙武所著，一种认为是孙膑整理而成，一种认为是战国初年某位山林处士编写，还有的说是三国时代曹操编撰的。直到1972年4月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发掘的两座汉代墓葬中同时发现了用竹简写成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这样，数百年的争论方告结束，《孙子兵法》的作者被确认为春秋时期吴国的将军孙武。

《孙子兵法》读书笔记4《孙子兵法》是一部经典的兵法著作，书中道“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他在后世被应用被实践，并且让实践者获得成功。在《孙子兵法》出现过后的几千年中，历史历经了多少场战争，又有多少猛将锐兵借用《孙子兵法》中的战略战术大获全胜。《孙子兵法》古人用之于战，现代人亦可用之，用之于生活。

何为道?道乃明政。古时的战争需要人力，更需要人心。君主应当同民众一样有必胜的目标，有保家卫国的理想，意志统一，共同生死。古之用兵需要有严明的政治，今之社会又何尝不是如此。我们身处和平年代，没有战争，却又灾难。在大灾大难面前，我们需要“道”的存在。这不禁又将我的记忆带回那段痛苦的时光，那段自豪的时光。我们，经历了雪灾地震。但是?种植恍也⒚挥写虻轿颐牵?颐堑牧斓既撕妥婀?嗣裢沤嵋恍模?餐?乖值某【傲钊烁卸?U庋?纳舷乱恍牟痪褪潜?ㄖ?“道”最好的体现吗?或许那段往事不堪回首，但是那段往事让人难忘。

何为天，何为地?天乃天时，地乃地利。古时用兵作战不仅要靠军队实力，除了之前所说“道”之所用带来的人和之外，还需依靠天时地利。如若不是江面大雾弥漫，或许诸葛亮便会因为自己定下的三天之内造十万支军箭的军令状而丧命了吧;如若不是东南风的吹拂，或许火烧赤壁中周瑜只会烧伤自己了吧;如若荆州不是军事要地，又怎会成就其兵家必争的美名呢。天时地利在战时很重要，在现在的生活当中同样很重要。为什么商人会在情人节将玫瑰花精美包装然后卖出，为什么大雨天总会有人撑着一把伞外出卖伞，为什么经营者会挑选店面位置?这些不都是人们在生存和竞争中对天时地利理解过后的运用和实践吗?

何为将?将乃明将。战时拥有一个贤明的大将是福，现在拥有一个贤明的领导人同样是福。我们同样期盼自己的领导富有才华，赏罚有信，对下属关爱有加;我们也同样期待着自己可以成为一个勇敢果断受人尊重的领导。《孙子兵法》中的“将”告诉了我们领导之方，告诉了我们成功管理的方法。

何为法?法乃军法。古时战争中军法严明是众所周知的，只有拥有严明的纪律才会有严明的军队，只有严明的军队才会取得战争的胜利。古之军法，现之律法。在现代这样一个法治社会，我们需要懂法更需要守法。只有在有规有矩的社会中，我们才能够自由发展，良好发展。试想一个没有法律的国家将会是怎样，那将会是没有管制，没有保护，没有人权的混乱世界。

《孙子兵法》是兵书，指导军队在战争中获得胜利;《孙子兵法》也是生存指南之书，指引我们在生活中走向成功。

《孙子兵法》读书笔记5孙子兵法作为中国乃至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军事巨著，其深邃的战争理论、精准的战略眼光以及无可挑剔的战术运用，让多少战争神话上演，使多少不世名将诞生!读来荡气回肠，发人深省。禁不住总结了一下心中的感受：

一宏，孙子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孙子站在人类的生死存亡高度来定义战争，宏观大义，发人深省，可见孙子是深恶战争的，但又深知只有用战争的形式才能真正阻止战争，故其修兵书绝非是赞成战争。

二略，孙子言略归于形势虚实之道，孙子曰：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可胜。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终而复始，日月是也，死而复生，四时是也。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算也;奇正相生，如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夫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趋下;兵之行，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故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

可见孙子反复强调创造性和变化性的重要性，他指出战争要创造出战略上的优势而使敌虚，反复变化自己的用兵使之实。从后代无数百站百胜的名将的用兵来看，创造不存在的优势和飘忽不定的用兵正是他们的取胜之道。

三计，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扶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孙子毫不避讳的提出战争就是耍诈，这与春秋时期堂堂之鼓，阵阵之旗，兵对兵将对将兵车对兵车的战争形式背道而驰，却引领了之后数千年的中外战争。

四谋，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故曰：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

孙子深知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道理，故提出战争最终目的是使敌人不与我为敌，使想法不和者同我想法而已，能用别的办法达到这个目的就最好不要用战争。多么先进的军事思想啊，历史的长河中不就挂满了那么多因谋而息的战例吗?

第5篇：孙子兵法中的哲学思想范文

（一）和合：国际关系准则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在孔子看来，差异是存在的，通过互补互济，达到统一、和谐。“和合”强调的是中国文化的融和精神，台湾学者钱穆认为，中国文化的伟大之处，在于最能调和，使冲突的各方兼收并蓄，并存共处。《中庸》有云“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之道，是孔子提倡的旨在达到太平和合境界的一套理论和方法，它用和平方法化解各种社会矛盾，推动人文社会的发展、提高。“爱好和平”、“追求和谐”的中国传统思想植根于中华和合文化深厚的土壤之中，是中华民族的性格使然，和合文化的时代意义和现实价值也表现于此。各国间经济、文化的稳定发展，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为现世提供了价值评判标准和指导思想，即在包容的基础之上追求自由、平等，它必将服务于现代化建设的大业，解决冲突、化解矛盾、实现稳定，塑造国际间祥和、包容的和合氛围。

（二）内圣外王：国家形象塑造的至高标准

从国家层面说，中国的政治传播是一个通过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而进行的持续的、渐进的国家形象塑造过程。中国政府提出的中国梦，本质上是实现民族复兴的政治战略，它所提倡的个人梦、国家梦、世界梦由内而外、层层递进，国家形象的塑造尤其讲求以内养外，由此符合中国传统的“内圣外王”的哲学意涵。内圣外王最早出现于《庄子•天下篇》，“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道）”，即“内圣外王之道”，但它在发展过程中汲取了儒家学说，代表了儒家的核心精神。内圣外王是德性文化的体现，内圣是体，外王为用，内圣是外王的依据，具体来说，内圣是道德的理想境界，它是一种内在的德性自觉，而外王是德性的外显。外王之道中蕴含深刻的内圣依据，两者从未被割裂。《大学》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内圣讲求修身养德，外王追求齐家、治国、平天下，内圣外王是一个循序渐进、逐步升华的修己治人的体系。“仁者安仁，智者利仁，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论语•里仁》），“仁”是内圣最高境界的体现，“圣”是“仁”的提升，则外王就是“成仁”、施行“仁政”，这样说来，内圣外王即仁德“内化”与“外推”的融合。圣王则天，德性本原于天，又复归于天，下落至人间则为德，内圣外王是“天人合德”的价值取向。如何抵达“内圣外王”的理想境界？“仁者，爱人”（《论语•颜渊》），“爱人”是“仁”的行为标准，求之扮己而不苛求他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荀子•劝学》），“仁”存在于人的善性之中，善的积累可成就“圣”。“内圣外王”的中国传统智慧为当今时代的国家和组织形象塑造提供了一个至高标准，所谓“内圣外王”的国家，即实践“仁”的国家，它必将秉持人道、地道、天道，致力于人与人、人与天、人与地的和谐，对内以德治国、秉持仁爱，对外推行仁德的价值观。《论语•雍也》：“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立己是基础，达人是归宿，在寻求自我修养的基础上由己及人，用内修去感化他人，使自己的言行作为价值标准起到社会价值导向作用。对于国家来说，于内凝聚民心、提升文化精神素质，于外彰显社会良好风气和积极向上的国民士气。在公平与正义的政治框架下，建立新时代的道德标准，提升国民的思想道德修养境界和灵魂气质，开拓强国民福的景象，塑造一个拥有至高信誉的现代化大国形象。

二、彰显圆润通达的东方智慧

圆润通达的道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道”是老子哲学的中心观念，老子的哲学系统均由他所预设的“道”而展开。道既是形而上的实存者，又是一种规律。老子形而上的“道”，下落到经验界时，对人生及政治产生了重大意义，它为个体在政治社会秩序中如何获得理想状态提供了一套价值标准和原则性方法，作为东方智慧的“道”，呈现出“虚静”“、柔弱”的特征。

（一）“致虚守静”的政治准则

老子说：“致虚静，守静笃”（《老子》十六章）。在他看来，万物的根源是虚静状态的，在纷扰的世事和复杂的环境中，做到“致虚守静”难能可贵，它具体表现为不成见、不自满、不急躁、不烦忧。“虚而不屈，动而愈出”（《老子》五章），“虚”是空的状态，但它的作用却是不穷屈的，万物会随着运动而涌现出来、释放能量。老子常用“谷”形容“虚”，若用到人生方向则有“深藏”的意义，如“深藏若虚”、“虚怀若谷”。“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老子》二十四章），老子看重“虚”，认为自满会产生很多弊病，无法实现自身价值最大化。“静”与“虚”相伴而生，“虚”状的东西，必然也呈现着“静”的状态。“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老子》十六章），“道”具有循环往复的规律，万事万物最终都要返回到自己的本根，本根则呈现出“虚静”的状态，对于人来说，人的清静状态即“无欲”状态，只有摒弃内心贪欲、过多的忧扰以及巧诈之欲才可修得，对于国家而言亦是如此。老子的“静”并非裹足不前，而是包涵“动极则静，静极则动”哲理韵味的政治准则。“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夫亦将不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老子》三十七章）。人们对“道”有所体认，继而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道”所体现的必然之理，就转化为政治行为的当然之则。依道而行，修养内在的德性品格必将秉持“虚”、“静”原则。个人价值和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都可以从中国传统的道家智慧得到指导和借鉴。

（二）“柔弱不争”的政治态度

老子认为，事物发展到某种极限的程度时，就改变了原有的状况，而转变为它的反面，即古语“物极必反”，事物达到强的顶峰、盛的极致时，也就是向下衰落的一个转折点。基于此，老子主张“处下”、“不争”，具体表现为不逞强、不自以为是。“柔弱不争”的价值观对现世人的为人处事以及国际关系都具有启发意义。“弱者道之用”（《老子》四十章）、“绵绵若存，用之不勤”（《老子》六章），道的创生作用虽然柔弱但却无穷，不强制、不干涉，顺应自然。柔弱的作用运用到人生、政治方面，则是“柔弱胜刚强”（《老子》三十六章），老子说：“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老子》七十六章）从事物的外在表现来说，“坚强”的事物因其显露突出，在外力逼近的时候大多首当其冲，对于人而言，锋芒毕露的人更易招忌甚至陷害。“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老子》四十二章），水是天下至柔之物，却能水滴石穿、攻克最坚强的东西。老子所说的“柔弱”并非软弱无力，其中包含无比坚韧的性格，“柔弱”的生命价值：于柔静处下的人生背面，自有一刚大自主的人格。老子的“不争”观念，是为了消除社会不平等的争端而提出的，“不争”并不是提倡自我放弃，相反它敦促人去“为”，顺应自然的情状去努力，“不争”是指不与他人争功夺名、不将人类的成果占为己有，老子的“为而不争”是一种伟大的道德行为。利万物而不争，人生态度应如此，国际社会亦然。为着私自利益而争嚷不休甚至大动干戈、抢占人类成果的占有行动却屡见不鲜，“功成而弗居”、“功成而不有”，是老子“不争”思想的延伸，对国际社会的有序发展同样适用。

三、实施以防御为主的和平战略

中国传统思想，哲学与兵法互相渗透。中国的政治智慧是中华民族优秀精神文化的沉淀与提炼，从本质上说，它是和平民族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在应对多变、复杂的国际环境层面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孙子兵法》已是战略理论的纯熟之作，它所揭示的一些战略哲学和生存哲学，其传播价值在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领域的实践有较强的指导意义，兵家的战略原则是国家政治智慧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致人而不致于人：主动的战略原则

若把《孙子兵法》的战略原则归纳，可以形成以主动即“致人而不致于人”的战略原则体系。“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古代兵法讲求先、后，“致人而不致于人”表现的是谁主动与谁被动、谁能调动谁，主动的一方“致人”，被动的一方则“致于人”。主动与被动，除力量对比之外，还有心理的较量，一方的信念或价值主张若及早确立，人的思想就不会被轻易驾驭则行动不被他人所牵制。“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取胜者，谓之神”，古时战场虚实难测、瞬息万变，当今的国际形势也是同样。想要应对复杂的国际环境，全在“致人而不致于人”的主动性战略原则。中国军事战略侧重防御，缘于中国政府推崇的公共理性和公共精神。倡导自由平等，是中华民族积极地、主动地为世界带来和平的呼声，它不仅不会造成大国威胁，还会促进世界和平。“形兵之极，至于无形”，可意为避实就虚，战略防御不仅落实在实处，软实力也要打造好。国家政治传播也是塑造软实力的一种表现，政治文化对人的影响是悄无声息的，可谓“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政治传播中的民族特征是团结民众的无形力量，维护好、发展好本民族文化是从根本上避免民族分裂、抵御外族入侵的重要途径，这也是中国政治智慧传播的意义所在。

（二）慎战：实现富国民福的和平原则

“慎战”是《孙子兵法》中的重要战略原则，在战略层面上，它主张从更高的理性和更深的道义内涵去认识和应用兵法，起到安国安民的目的。“慎战”的智慧是中国政治传播的重要内容，中国以富国民福为宗旨，将强国战略用于和平目的，旨在将竞争导入理性约束范围之内。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战场上的生死，关系到国家的存亡，军事的背后是政治，战争的残酷使交战双方都要谨慎对待。《孙子兵法》讲求先礼后兵，在战争中追求最和平的方式，暴力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最后的手段。《论语•子罕》中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一句，阐述的是同样的道理，纵有千军万马可以消灭对方，但对方的坚定信念和意志难以磨灭，它将化作人最后的心里屏障，难以逾越。战争带来的是生命的践踏、人性的泯灭，绝不是意志的征服。中华民族注重仁爱和平精神，反对以力服人，讲求兼爱、非攻，所以中国传统重视战略防御，认为防御比进攻更强有力。当今时代，战争的残酷性与破坏性较之古代更为严重，“慎战”是世界各国必须坚守的和平原则。中国是“国家”与“个人”的结合，“国”和“家”是命运共同体。从整体和个体的关系来看，只有推动世界和平，才能实现和平发展、与各国互利共赢的美好愿望，每一个个体才有良好的生存、发展环境，从而更好地实现个人价值。中华民族的复兴既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又推动国际社会共同发展，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三）战略目标：不战而屈人之兵

中国的政治智慧集民族意识、民族情怀、民族信念于一身，是一种最为朴素、浓烈的民族情感，“自信、忧患”的民族特征，体现出中华民族特有的生活方式与生存价值。中国的政治智慧传播，是中华民族求和平、促发展的价值观在全球范围内的彰显，价值观一经被认可和认同，必将内化为人的自身信念，并随人的社会化行为扩散开来，以赢得和平、发展、共赢的目标。孙子曰：夫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孙子兵法》认为战争的最高境界是“全胜而取”和“不战而胜”，孙子讲求全胜，以最小消耗，换最大胜利。孙子尚谋，把谋摆在首位。“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孙子兵法》谋攻篇）。《三国志•蜀志•马良传》中也提及到战争的不同境界，“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上兵伐谋”又称“攻心为上”，在孙子看来，“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战争的理想状态。战争的特点是以力服人，它是力量、智慧和意志的综合较量，去其力不够，破其谋也不够，关键是要屈其志，归根结底是要瓦解对方的抵抗意志。国家政治智慧传播是在潜移默化中传播本民族的价值观，消弭隔阂、促进融合。中国的政治智慧，是立足于世界和平、合作、发展、共赢的基础之上，是寄寓着国富和民福的强国理念，中国的政治传播旨在使世界各族同胞认识到世界和平、自由发展的美好愿景，使“求和平、促发展”的坚定信念与意志深入人心，从根本上避免战争的发生，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四、结语

第6篇：孙子兵法中的哲学思想范文

关键词：中国古代；哲学辩证思想；现实意义

在我国古代，随着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人们的思维、观念与思想都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辩证法是人们在谈话以及论战的过程中揭露对方矛盾并克服这种矛盾的方法与艺术，事实上，哲学辩证思想是由对立到统一的一个过程，是在争论矛盾、追求真理的过程中显露出的我国古代哲学思维的特点的重要表现。下文针对我国古代几种哲学辩证思想进行解析，就其思想、主体、内容等展开研究，揭示其存在的不足，并就其现实意义展开研究。

一、中国古代哲学辩证思想概述。

所谓辩证法就是说人们在谈话以及论战的过程中，用以揭露对方矛盾并克服这些矛盾的方法。事实上，中国古代的辩证法是一种由对立到统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以追求矛盾与真理的辩证思想而存在，这也是中国古代辩证思想的特点所在。自先秦以来，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就是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形成的朴素的辩证思想。、

早在公元前十一世纪时，中国古代的人们在与自然的争斗中总结出了丰富等的经验，在那时，就有人提出阴阳学说，主要指出天地万物的相互对立、相互作用的特点。显然这两种特征是矛盾的，正是因为这种矛盾，人们才因此产生了辩证的思维。而发展至今，随着国际形势的复杂化发展，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涌现，这也给人们的思想带来了进一步的深化。面对各种矛盾问题与实践问题，要从认识问题到研究问题并进行分析，这也使得解决矛盾并克服矛盾成为了哲学界关注的焦点。

二、中国古代哲学辩证法的主要内容。

1、儒家辩证法。

众所周知，儒家思想一直以来都是我国备受关注的思想，而在儒家的各种经典中都对辩证法思想进行了丰富的贯穿。但由于文本限制等因素，儒家辩证法并没能对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进行详细的讨论。比如在《易经》中提到的辩证法思想。《易经》所指的阳代表的是积极进取、刚强等特征以及拥有这些特征的事物。而阴则代表消极、退守，柔性等特征以及拥有这些特征的事物。事实上，世界上的事物都是以这两种对抗性的状态存在的，也正是在这种阴阳概念的推动下逐渐发展。从这个方面足以看出，儒家辩证法思想是在探索事物的发展内在原因。

2、道家辩证法。

道家辩证法是我国古代历史上辩证法的主要类型，而在道家的经典学作中也体现了非常丰富的辩证法思想。道家辩证法的主要代表就是我们熟悉的老子，老子是中国古代的大哲学家，是早期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的哲学精华就是辩证法思想，他提出“反者道之动”的理论意义，也是中国辩证法思想史上一个理性形态的观点。老子的辩证法思想比较系统给的揭示出了事物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概念，而在当时，关于矛盾统一到朴素观念的形成是当代人们深化认识世界的表现。事实上老子的辩证法思维带有一定的消极性，但因其无为而治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也为处于劣势的力量取得最终的胜利，提供了思想武器因此使其成为了古代辩证法思想的重要类型之一。

3、兵家辩证法。

在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兼并战争的扩大，为适应战乱，各个国家的战略战术也有了明显的提高，对于战争经验的总结也越来越高。此时，军事辩证法的出现正是对长期以来社会变化以及战争的产物。在兵家辩证法思想中，尤其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孙子兵法》一书，书中所体现的正是新兴地主积极奖励耕战的精神，解释了战争中的有些重要规律，也为丰富古代辩证法和唯物主义思想提供了助推作用。事实上，兵家辩证法强调的就是佣兵打仗，根据不同的敌人和不同的特点产生不同的变化，是一种主观指导也符合客观的实际，因而受到国内外许多哲学家的关注。

4、法家辩证法。

首先，法家学派的产生也是在春秋战国时期，与兵家辩证法思想一样，共同是当时的重要学派之一。兵家辩证法思想主张以法治国，在各种经典的学作当中更是体现了丰富的辩证法思想。法家辩证法思想在关于物质运动变化的思想上，主张大自然的物质是不同运动并变化的，我们的行为与认识也不都是不变的。将这样的观念延伸到治国上来，法家辩证法思想发挥了不可小觑的作用。

5、墨家辩证法。

最后，墨家的辩证法思想在很多领域当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墨家学派是由墨子创立的，包含了人类思想的精华，主要以体现中国劳动人民思想的集中表现。墨家辩证法表现的是典型的我国人民吃苦耐劳、勤劳节约的优秀品德，同时，墨家学派在社会活动的基础上总结了当时的哲学，从自然学科到社会科学都进行了丰富且深刻的哲学思考，整体来说较为全面，这也是墨家辩证法得到社会以及自然观认可的重要因素。在墨子提出的异同辩证关系上，一直以来都受到中国人民的关注。因事物之间都存在异同关系，且人类认知也是从认识事物的异同开始的，因此，《墨经》对这种异同关系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在《墨经》中，墨子还针对矛盾对立面的相互转化进行了论述，他对于对立统一的法则认识不仅仅体现在异同关系的阐述中，更是从矛盾关系中得到了认识。墨子还通过一些具体的实例，向我们论述了矛盾对立面之间的相互转化关系，主张对事物问题的深入和全面分析，这也是使得墨家辩证法思想至今闪耀光芒的原因。

三、中国古代哲学辩证法思想存在的不足。

1、缺少彻底的矛盾论。

长期以来我们都知道，我国古代人民在实践生活中很早就有了对矛盾的认识，并有很多对于矛盾的相互对应概念，以此逐渐形成了辩证法思想。例如高低、正反，美丑、富贫等词汇来表示矛盾的概念对立。就如上面所提到的，道家辩证法思想中，《老子》五千言中就针对六七十中矛盾概念进行论述。但总的来说，中国古代的矛盾辩证观点是不彻底的，虽然主张的依然是对事物矛盾性的认识以及事物都普遍存在矛盾等实施，但却没能真正从本质上认识矛盾的客观存在以及产生矛盾的必然条件与依据。而中国古代的辩证法思想也没能对提出的矛盾观点做一个详细的处理，而只是针对矛盾的统一性进行了论述。就中国古代的辩证法思想中，老子对矛盾的处理就体现了以上态度，老子说矛盾应当是“措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的。意思就是，解决矛盾要使用其统一性来消解，以达到最后的“玄同”境界。从处理方法上来看，这就是在教人如何去消解矛盾。所以，老子对于矛盾斗争主张的是原始和谐解决的方案，认为理想的永恒是存在的，否则，事物经过一定的矛盾斗争势必会使其自身逐渐走向衰亡。

事实上，老子认为要解决事物的矛盾重要的就是要认识到事物发展的规律，并从这些规律中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而庄子在这一观点上也是承认矛盾是对立与有差别的，但也相对来说是有限的，事物的矛盾绝对无限上来看，事物已经不存在差别和对立，任何矛盾与对立也将在这种绝对无限中混为一体。可以说，庄子的观念已经将老子的观点否定，追求的是将同一境界的思想推到极致。

2、发展思想循环论不足。

中国古代的哲学对于运动变化的研究其实早有涉及，古代哲学家们普遍认同事物是变化的，而在进一步的认知中也认知到事物的这种运动变化是有规律可循的。因此，古代哲学家们用“道”“理”等词语来概括这种事物的运动规律，主要认为自然与人类社会都有道和理之分。如上面讲到的《易经》，《易经》中用数与象来表示很多变化的事物。而中国哲学大多有一个一致的倾向，就是承认事物变化的事实，也承认事物变异的根本，一切事物都是在变化中存在的，我们生存在一个变化不息的世界当中。由此看来，很多人说中国古代哲学是一种“变的哲学”这种观点还是有一定根据的。然后，中国古代人们承认事物的变化但不等于就认识到了事物的发展，他们对于事物的运动变化还有两种看法。一方面，人们认为是事物运动变化是在进行着无限的往复循环，而另一方面则是说运动变化也始终是保持上升、更新和发展的过程。第一种支持循环论，是与辩证法完全相背离的，而第二种观点主要秉持的是辩证法的发展观，是符合辩证法思想的。正是由于这样的错误认识，才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循环论。

3、认识论辩证法滞后。

中国古代的哲学辩证法思想在形成一定的方式之前，主要还是依靠概念的分析和语言的陈述，因此古代哲学史上对各种辩证法思想都想要总结出具遗体的认知过程与形式，并以某种直观的语言或者象征性的方式来表现事物的辩证性质。在这样的倾向下，就鲜有哲学家会对自己范畴内的概念解释清楚，因此当时各种各样的辩证法思维都是模糊不清，甚至随意流动的。总之，我国古代的哲学思想辩证法一直表现为求通尚中、求稳防变的状态，一直想要阻止事物的这种矛盾变化，因而表现得十分极端。可以看出，我国古代哲学辩证法思想利用的是非逻辑思辨的外推方式，但这种方式缺乏明确的规范和逻辑，不仅会混淆不同事物的本质，更可能使得辩证法走向反面。

四、中国古代哲学辩证法思想的现实意义。

1、为战略思维提供了思想基础。

前面介绍过，在我国春秋时期，有过像《孙子兵法》一样的战略兵家辩证法思想书籍，作为一名著名的哲学家与战略家，孙子留给世人的是一部绝世瑰宝，为我国的军事战略思想提供了思想基础，这也让其成为中国哲学史上的经典。下文就以《孙子兵法》为例，本书中关涉及到的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主要探讨战争的一系列矛盾的对立与统一，以及这种矛盾的转化。正是这种矛盾与转化的研究，充分体现了辩证思想和战略思维之间的转换。这种辩证思维对于中国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在世界军事思想领域也得到了极大的赞许。事实上，战略思维是一种事关根本、长远重大的思维，既符合身后的历史感，又有强烈的现实性。因此，能够为我们的战略思维提供基础性指导思想，也是对未来发展趋势以及不确定因素的一种预见和把握。

2、对现代管理的思想指导。

说到思想，我国华夏文化光辉的思想就是无为而治，这种思想主要论述管理者如何使用各种手段达到自己的管理目的。从实践上来看，无为而治的思想理念就是辩证法理论的一种表现，其过程就是辩证法的指导性思想。不仅体现了事物的矛盾统一性，强调了事物的因果性，其尺度把握得非常好，且运用的是刚柔相济的方式，遵循超脱和感化的思想指导来治理天下。事实上，这些思想在现代的管理行为看来，都是无为而治的闭合圈，因此我们说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对现代管理有着重要的思想指导作用。

3、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意义。

最后，我们再来讨论一下中国古代哲学辩证法思维为现代社会带来的现实意义。开篇我们提到，中国古代主张阴阳相接，以成和气。也就是说，阴阳两者需要协调才能生“和”，“和”也就是宇宙的基本原则。“和”不仅是我国的优良传统，更是我国道德传统的重要规范。“和”的文化传统深深扎根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也出现在每一个国民的实际生活中。而面对逐渐多元化的社会环境，在新的形势下，弘扬“和”的优良文化传统与道德传统，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变化，人们在处理不同层次、不同方面的群众利益时，往往运用的就是古代哲学辩证法思想中的“和”。以妥善的处理形式，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从经济、法律、行政等方式中得到协商和调节，及时合理的处理与反应群众的问题，引导群众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对于维护国家安定团结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作者单位：青海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参考文献：

[1] 杨慧娟.浅析中国古代哲学的辩证法思想及其现实意义[J].河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4：24-27.

[2] 黄玉兰.中国哲学史学科范式的历史考察[D].湘潭大学，2014.

[3] 程新新.论军事辩证法思想及其当代意义[D].江西师范大学，2011.

[4] 刘娜.科学发展观的辩证法思想研究[D].山东大学，2013.

[5] 周树军.哲学思想与中国传统哲学[D].东北师范大学，2010.

第7篇：孙子兵法中的哲学思想范文

儒家所提倡的“义利统一”的义利观是中国儒家哲学的价值论,也是现代经济活动中的价值观。所谓“义”是指人的道德价值,所谓“利”是指人的物质利益,在儒家看来:“义与利人之所欲两者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好义”《荀子》。孟子也认为:问题不在于得到多少利,而在于如何得到利,而如何得到利,通过什么渠道,采取什么手段,这是道义的问题。儒家虽然强调在经济活动中,人们应讲究道德,但他们同时也注重对利的追求。孔子曾说过:“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果无所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这几句话很形象的说明了孔子追求财富的强烈愿望;如果能获取财富,即使担任市场守门人,执皮鞭守护也心甘情愿;如果得不到还是干我的教师本行。这些都证明了孔子也是热衷于追求财富的。不仅如此,儒家在当时还看到了利的重要性,东汉崔迥在《政论》中说:“如果官吏的俸禄甚薄,仰不足已养父母,俯不足已养妻子”,他们就会冒刃求利来赡养父母,更何况让他们“临财御众”管理财物,就象“渴马守水,饿犬护肉”那样,让他们不沾水肉几乎是不可能的,崔迥建议“重其禄以防其食,使之取足于俸不与百姓争利”。由此可见,儒家一方面要求人们在经济活动中要以义为先,但同时也要求人们对利的追求,只不过主张君子谋利取之有道。“义利统一”的思想是工商活动中的基本原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为了获得较高的市场份额和经济利益,企业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竞争的残酷性决定了在经济活动中钱是要赚的,利润是要追求的,但是求利必须以义为取舍的标准,作为现代企业,不能只考虑自己的利益而危害他人和社会的利益,不能依靠假冒伪劣产品和不正当竞争,如暴力行为、钱权交易等牟取暴利,更不能依靠诈骗行为获取非法利润,否则,必须用仁义道德来规范企业的牟利行为。只要在不缺德、不违法的前提下,根据义利统一的价值取向,要求现代企业的经济活动必须有利于国家、民族利益和生态环境的保护。

二、兵家———效益优先

《孙子兵法》这部生于本土,源于本土,高度浓缩和体现我国人民大智、大学的传世之作,其思想和影响在今天已超出了军事领域,已深入到经济、政治等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今天在加速推进我国企业经济管理现代化的进程中,作为身逢盛世的企业家和经营者,深入地研究《孙子兵法》中关于现代企业可供借鉴的经济理论,有着至关重要的时代价值。关于追求经济效益的思想,在《作战篇》中表现的最明显,孙武曾把战争所耗和战争所得进行了对比。他认为,作战时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必须力求速胜,“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文也”。何廷锡注说“速虽拙,不费财力也;文虽拙,恐生后患也”。由此可见,孙武是一位很有军事头脑的军事家,在投入和产出上,他是极讲究经济效益的。《用间篇》中还有一段很有见地的论述,其大意是说,出兵作战耗资巨大,国不得安宁,民不得安息,战争数年是为了争一日之胜,如果吝啬爵禄在金百而不用间谍,那就“不仁不义,非人之将也,非主之佐也,也胜之主也”。《孙子兵法》的中心思想是“合与利而动,不合与利而止”,强调的是一个“利”字,虽然这里所说的利是指战争是否有利,而不专指经济效益,更不是指利润,但这种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利益的原则,从一般意义上讲,不也是经济活动的指导原则吗?21世纪的企业家,面对资源的有限性和竞争的激烈性,在经济活动中,如何正确的安排投入和产出,讲究经济效益,如何用尽可能少的劳动消耗和物质消耗生产出更多的符合社会需要的产品,如何合理使用资金,敢于把巨资用在刀刃上,从上述《孙子兵法》因利而动的思想中或许得到了重大启发。

三、《易经》———盛德大业

《易经》六十四卦本身的目的就是为成就大业的人提供关于事物吉凶,追求行动而获得成功的指南。实际上“大业”正是《易经》本身所追求的目标或理想,大业即事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从易经的解释来看,对人生、事业的定位不外乎“富有”即经济强盛。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盛德大业并称,因为,盛德作为一种德治政治必须有经济作为基础,这样才能以才聚人。富有大业的主要内容有三方面:1•重农业兼顾重商业。古代社会是以农立国,无农则无国,所以特别重视农业,发展农业是我国古代社会的传统,然而这种情形在春秋时的齐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齐国由于管仲改革,把工商业当作经济支柱,这一思想在《易经》中得到继承和发展,表现为《易经》在重视农业的同时,兼顾工商业的发展,《易经•系辞》“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由于商品相互流通使天下人互通有无,从而满足了人们的不同需要,促进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2•是善理财。重视农业兼顾工商业可以说是富有之源,但是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是不是一定就富有呢?也不是,还必须善于理财,管理财物一定要使财物有所用,用到正当该用之处。所以,《易经》主张“理财、正辞、禁民之用”,理财指的就是管理财物,使财物用之有方,节约开支。正如《周易•正义》所言“治理其财,用之有节”。3•要节俭反对奢侈。《易传》指出君主要“俭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而臣民则要“以俭德辞难”《象》,即让百姓以艰苦朴素、勤俭节约去克服困难,而统治者则节俭顾民。总之,《周易》以盛德大业为管理目标,试图通过有效的经济活动来实现治国、平天下、国富民强的政治目标。

四、墨家———交相利

职工是企业的主体,现代企业只有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使职工的劳动应该实现的利益得以实现,这样职工劳动才有动力,经济活动才有效率。同时,企业必须对社会、对顾客负责。企业只有在为社会共同利益做贡献的价值观指导下对整个社会负责,得到整个社会的支持,才能获得成功。向顾客负责就是寻求社会的共利,以寻求社会的共利为目标,正是该企业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墨家主张的“交相利”思想可以说是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群体与群体的互利思想,它是适合市场经济本质要求的价值观和经济哲学。《墨子•大取》说:“爱人不利己,不在所爱之中,利人不外己,己在所利中,为彼犹为己也”。因此,交相利的思想在今天可以成为我们公开打起的一面旗帜,因为市场经济是交换经济,商品与商品的交换本质上是劳动与劳动的交换,市场经济的这一本质要求每个人都必须为他人提供真诚的服务,从而获得等价的报酬,这就是说利己必须利他,利他即利己

。因此,交相利的思想反映了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它应成为我们时代的价值取向。在现实中,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无形地迫使每个企业必须按照市场的本质和要求去从事自己的经营活动,去反映和实现交相利的原则,任何坑蒙拐谝、损人利己的经营活动由于违背了市场经济的本质和要求,必然被竞争机制所埋葬。同时,交相利的思想也强调充分实现企业职工劳动所应得到的利益回报,这对职工是一个内在的激励,他激励职工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去努力工作,提高效率。因此,交相利的思想可以作为价值主义的管理哲学,也可以作为效率主义的经济理论。中国传统文化是古老的,它的表层是封建的,应该批判改造,但它的深层智慧却有永存的魅力和价值,从中总结出古老的经济理论思想可以为我国国企改革提供新的智慧和源泉。

参考文献:

第8篇：孙子兵法中的哲学思想范文

一、总揽全局,运筹帷幄

《孙子兵法》开篇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意思是说,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它关系着人民的生死和宗庙社稷的存亡,是不可不认真研究的。紧接着孙子从战争制胜条件、制胜法则、制胜谋略等各个方面对整个兵法进行了高度概述,孙子这种总揽全局的谋略思想对税务稽查工作有着十分现实意义。税务稽查是税收征管的最后一道防线,担负着打击涉税违法犯罪行为,维护税收公平正义,提高纳税遵从度和筹集国家财政收入的重任,可以说,稽查工作的好坏直接影响着整个税务工作。当偷税成为一种社会普遍现象的时候,稽查与纳税关系是矛盾的、对立的一面。在与纳税人的博弈中,稽查工作要赢得每一回合的胜利就必须站在全局角度,对工作进行认真研究,精心谋划,科学决策。如制定全年稽查工作计划,完善岗责体制,规范工作流程,健全制度监督,加强案源管理等,起到“夫未战而庙算胜”的稽查工作效果,完成法律赋予的神圣使命。

二、摩砺以须,兵贵神速

《孙子兵法•作战篇》中孙子说:“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这是孙子对行军作战要有充分准备的论述,继而提出作战“兵贵胜,不贵久”的战略思想。这种思想在税务稽查工作中的运用表现为:在稽查实施阶段,做好查前准备,包括掌握税收政策、熟悉财会知识、收集和分析信息、做好查前预案是十分必要的,只要胸有成竹,才能做到出能战、战能打、打必胜。在稽查实施过程中,应快速出击,掌握充分的证据,作出合理正确的判断。如对举报案件、有根据认为有逃避纳税义务的对象、涉嫌偷税的特定行业的查处,就不必遵循平常的稽查工作提前告知程序,以迅雷掩耳之势突击查处,防范稽查对象销毁或转移偷税证据。在稽查审理阶段,要快审快结,防止悬而未决,贻误战机。如有的纳税人在尚未接受处理处罚之前,会极尽所能找关系、托人情来干扰稽查工作,使稽查工作处于两难状态,甚至久而不决,这无疑给稽查人员当头一棒、泼一盆冷水,对工作产生负面影响,正如孙子所说“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在稽查执行阶段,发现问题也要当机立断,防止执行不到位。如做好税收保全、强制执行措施。

三、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孙子兵法》关于战争全胜谋略思想的最高境界,是“上兵伐谋”战略思想的具体表现,要实现这一目标,孙子提出其前提条件必须“知彼知己”,也只有“知彼知己”,才能“百战不殆”。对税务稽查工作而言,运用心理战术,加强税法宣传和辅导,提高纳税遵从度,敦促、帮助稽查对象主动自查申报,将偷税行为抑制在萌芽状态正是孙子全胜谋略思想的具体运用,如查前告知、稽查约谈是直接的运用,向征管部门提出加强税源管理措施和建议是间接的运用。所谓心理战术,是稽纳双方精神力量上的较量,一方面通过讲道理,从思想上说服对方,从精神上压倒对方,使其主动自查补缴税款,达到不战而胜效果;另一方面用谋略,以己方的计谋击碎对方的偷税幻想,在税源管理上重点加强管理,使其无计可施,只好遵从,依法纳税。这是孙子兵法中说的“善之善者也”。同样,要使稽查对象纳税遵从,知彼知己是基本保证。知彼,就是要全面掌握了解稽查对象生产经营状况和履行纳税义务情况,包括企业组成方式、投资规模、生产工艺、产品结构、营销状况、管理模式和纳税遵从度以及涉税问题等。知己,就是要熟悉掌握国家的税收法规政策、稽查工作规程、稽查执法权限和内部工作制度、纪律等。

四、修道保法,防微杜渐

《孙子兵法•军形篇》指出:“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不可胜者,守也”。孙子告诉我们,善于作战的人,必须明修政治,确保法制,从而能掌握战争胜负的决定权,想要不被敌人战胜,在于防守严密,税务稽查工作何尝不是如此。在稽查工作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决定胜负的是人。由于稽查工作的特殊性,税务稽查人员手中掌握着纳税人处理处罚大权,有的纳税人为了达到少缴税、少处罚甚至不缴税、不处罚目的,千方百计用金钱、手段,拉拢腐蚀稽查人员,一旦心理防线被毁,税务稽查工作就处于败势。因此,加强制度建设,规范工作流程,强化纪律监督,突出清廉教育,严格责任追究,可以有效防止稽查人员、贪赃枉法、渎职犯罪现象发生,使整个稽查队伍保持旺盛的战斗力,就像孙子所说“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形也。”

五、知人善用,出奇制胜

孙子曰:“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势,指建立在“形”的基础所形成的一种军事实力,正、奇是古代军事用语。从兵法中我们可以看出孙子“以人为本”的辨证法思想和主张灵活变动的用兵策略。在税务稽查工作运用上,领导者要发挥稽查战斗力作用,首先要调动稽查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做到知人善用。知是用的前提,在知方面,要熟悉了解属下人员的工作能力,了解他们的性格、特征、长处、短处;在用方面,要因人定岗,科学安排,把他们放在最合适的位置,方能用其之长,让他们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才华和能力,同时要善于扬其长,避其短,要求工作不吹毛球疵,正如孙子所说“不责于人”。其次要根据稽查情况的变化,针对不同的稽查对象采取灵活的稽查方法。稽查工作的“正”就是正面交锋,是在纳税人有准备的状态下实施检查;“奇”就是迂回调查和突击的暗袭。正与奇互相渗透,根据条件变化灵活运用。面对稽查对象偷税手段从多样化到隐蔽化,最后过渡到智能化的发展趋势,稽查工作采取“正”的方式已经难以获取其偷税的有力证据,因此,稽查人员要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专业特长,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主观愿望或一般原则出发,善于从对复杂多变的现象、条件的分析中,在认识上作出最佳抉择,运用对方意想不到的方法出奇制胜。

六、避实就虚,随机应变。

第9篇：孙子兵法中的哲学思想范文

一、大迂回战略源于蒙古族的围猎，它的突出特点是，在使用力量之前，先用计谋将对方制服。它与孙子的“诡道”思想一脉相承。

蒙古兵学中的大迂回战略是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们在长期的征战中所形成的作战韬略之一。在全面侦察敌情、地形的前提下，蒙古军队凭借骑兵的持久耐力和快速机动能力，经常越过人们难以想象的大漠、险滩、雪谷、荒原，出其不意地向敌人的深远纵深大胆穿插、分割，并与下面进攻部队相配合，四面包围敌人，迫使对方迅速瓦解。

蒙古军的迂回战略源于蒙古族的围猎。他们把围猎中的技艺，娴熟地运用到战争中，许多坚固的城堡，变成了他们围困中的野兽。因此，蒙古军队大迂回战略的突出特点是：它不以击溃敌人就算达到战争目的，而是用猎人那双狡黠、深邃的眼睛，盯着敌人的后方，以左右包抄的方式，将敌人包围，从不给对方留下一条逃生的出路。即使留有一条生路，那完全是一种战术运用。这种大迂回战略，与古代其他军队的进攻方式大相径庭，它不直接对敌列阵挑战，而是更讲实际，手段更隐蔽。并力图在使用力量之前，先施“计谋”将对方制服，与孙子的“诡道”思想一脉相承。

孙武总结战争规律，提出了兵以诈立的“诡道”思想，从此，春秋以前以“仁义”为核心的战争指导思想在战国时期已销声匿迹。但随着封建帝国的建立，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把民间的兵书视为祸水。随着儒家思想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兵家的“诡道”思想渐渐出现了断流，更谈不上继承和发展。而成吉思汗，在战争实践上，全面继承和发展了孙子的“诡道”思想。当然，这并不是说成吉思汗熟读《孙子兵法》，而是说成吉思汗在与兽、与部落、与外敌长期的争斗中，同样悟出了这一真理。因为规律性的东西并不因时间的流逝而失去其作用。我们从成吉思汗战略侦察团队的行动中，就能看到孙子的“诡道”思想被他们运用得多么娴熟。成吉思汗远征欧洲前，派速不台和哲别担任侦察任务。他们穿过格鲁吉斯坦，打败了乔治亚的精锐团队，随后越过高加索的黑岩绝壁，来到贴尔克盆地。这里已有一支很强大的军队正等着他们。蒙古军队的确太疲劳了，激战一天胜负未决。第二天，他们带着黄金和贵重的布、优良的马来到库曼人的营地，对他们说：“我们是同族，为什么要和外国人联合攻打你们的兄弟，他们给你们的好处，可以从我们这里得到。”库曼人带着蒙古军队送来的厚礼离开他们的同盟者远去。速不台却乘机追击并打败他们，索回了刚赠给他们的全部礼品。如果要讲仁义道德，速不台可谓犯了大忌，但他遵循的是战争规律。他们的侦察行动，促成了成吉思汗远征欧洲18年的计划。由此可见，成吉思汗的大迂回战略，不仅是一种军事行动，更重要的是一种与孙子一脉相承的思想，在中国军事思想的发展中，成吉思汗的大迂回战略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二、大迂回战略的实施体现了速度与距离的对立统一，蒙古军队清一色的轻骑兵，创造了农业时代的“闪击战”。

大迂回战略的具体实施首先需要速度，没有速度，谈不上战争的突然性，也难以对敌人达成合围；其次，需要长途奔袭，没有远距离奔袭，很难对敌产生威慑。可以说成吉思汗的军队都具备这两个条件，这也是他能够征服世界的奥妙所在。

13世纪，欧亚等国的军队多以步兵和重骑兵为主，而蒙古军队却是清一色的轻骑兵。轻骑兵具有突击力强、灵活多变的特点，适合远程奔袭。重骑兵防护性能好，机动性差，适合阵前对抗。所以，蒙古军的轻骑兵，恰如“二战”中机械化部队，它常以绝对的军事优势，迫敌解除武装。这就使成吉思汗时代所营造的战场，完全是一种飓风式战场。如果把它与“二战”中德国的“闪击战”作对比，就会发现在成吉思汗指挥的战争中有与德国“闪击战”相似的内容。“二战”中，德军闪击波兰，用了一个月；闪击丹麦、挪威，用了两个月；闪击法兰西，占领法国首都巴黎，前后也只有一个月。这是发生在工业时代的“闪击战”，而发生在农业时代的“闪击战”，其战绩在当时也是独一无二的。蒙古西征军在欧洲作战时它的集结：“从扬子江北岸至保加尔边境，部队集结都是在2至3个月完成的。这样部队每天平均行军速度达到90至95公里。它的突击：攻占北俄罗斯，只用了2个月零5天时间，每天的平均速度达到85至90公里；攻占南俄罗斯，只用了2个月零10天时间，每天进攻速度达到55到60公里；攻占匈亚利和波兰，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每天进攻速度达到58到62公里。”（《蒙古族古代战争史》240页，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由此可见，成吉思汗的轻骑兵，有与今天的机械化部队共同的特点，即高速、突然、攻击力强，往往使对方措手不及。成吉思汗正是利用轻骑兵机动性好的特长，打破了13世纪呆板的攻防战术，从而完全控制了战场主动权。当时，所向披靡的蒙古军已引起欧洲人的惶恐，甚至像遥远的城市，如卢卑克(波罗的海南岸一个城市)和纽伦堡(今德国巴瓦里亚境内)都加紧防御准备。就连当时的英国也提心吊胆，曾禁止船舶出海捕鱼。当时欧洲人对成吉思汗子孙的惧怕，从某种程度上是出于一种本能的反应，因为并不清楚蒙古人为什么不可阻挡，有人甚至把蒙古军后来因窝阔台去世而退兵之举，归结于他们教皇和皇帝的英明。后来法国的拿破仑对此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蒙古军西征，不是亚洲的散沙在盲目地移动，而是有严密军事组织和深思熟虑的指挥。由于他们比对手更精明因而才能所向无敌。拿破仑的分析切中问题的实质。当蒙古军象飞沙快速推进时，在它的背后，是行之有效的大迂回战略。而这种战略，在蒙古兵放牧、围猎时，就已经产生并成熟了。

三、大迂回战略能营造广阔的战争空间，能使战场攻防结构发生突变，从而打乱敌人的部署，为己创造有利战机。

蒙古军队的大迂回战略能以迂为直，避实击虚，扩大战争空间，节省兵力兵器，加速战争进程。蒙古军灭金，窝阔台就采用了成吉思汗临终留下的大迂回攻金方略。他令拖雷率主力西路军，绕过金军的重镇潼关，自宝鸡出汉中，强行通过南宋管辖地区，沿江而下，经唐(今河南唐县)、邓(今河南邓县)北上，采用大迂回战略，突然出现在金军后方。金朝十分惊慌，急忙抽调守黄河和潼关的主力部队10万余人前来抵挡。两军在邓州遭遇，拖雷只有3万人。他采用袭扰战术，避免与金军正面交锋，使远道而来的金军十分疲惫。这时蒙军正面部队已渡过黄河，直趋汴梁，金军仓皇北撤，当退到钧州(今河南禹县)三峰山时，被两路汇合的蒙古军团团围住，后又网开一面，在追击中全歼金军。此后蒙军乘胜进围汴京。金亡近在咫尺。

但蒙军南下灭宋的战争却持续了45年之久。这也许是他们遇到的众多对手中最难对付的一个。因为南宋所处的江淮地区，河渠成网，城镇林立，除蜀口、襄阳、淮河防线外，西段是连绵不断的高山峡谷，东段地处淮河下游，水道众多，后方还有长江天堑，都不利于骑兵作战。但蒙古军队能审时度势，避实就虚，发挥特长。他们选蜀为战略进攻要害，因为蜀地富饶，南宋近三分之一的收入来自四川。此外蜀地地理条件尤为重要，蒙军若夺去四川，就可以过三峡，顺流东下，直逼江东。窝阔台为发挥蒙古骑兵的特长，沿用灭金时宽正面、大纵深的迂回包围战略，在东起江淮西至川陕的宽大正面上发起进攻，力图越过长江，进入江南作战。但由于兵力分散，各战区虽有突破，终因气候不适，加上中军主帅死于军中，只好中途撤退。蒙哥汗继位后吸取窝阔台失败的教训，在占领区开始设官、筑城，为持久战作准备，从而避免了春去秋来，战果得不到巩固的缺陷。在战略指导上，仍以攻占巴蜀为首要目标，同时派忽必烈率军经略云南，目的是迂回西南攻其腹背，然后北上，接应主力，东下临安。可惜蒙哥汗在实施他的大迂回战略时，却因自己恋战，遇坚必攻，使其主力钝于四川的钓鱼城下，直至自己中石身亡，从而影响了整个战略目标的实现。

今天，当我们研究蒙军灭宋的战略思想，无不为他们开辟的广阔战场所折服。蒙军的大迂回战略使金束手就缚，使宋廷的沿江防御失去天堑屏障。虽然蒙军攻宋的前两次迂回未实现预期战争目的，但当时忽必烈的军队事实上已迂回云南大理，经过近一年征战，兀良哈台平定了“大理五城八府四郡，泊乌、白蛮等37部”（《元史·兀良哈台传》）并与四川蒙军汇合，从而使蒙宋正面战场决战时机成熟。若不是蒙军钓鱼台受挫，兀良哈就可以奇兵出广西拊京湖宋军之背，然后直下临安，这样，南宋的灭亡，就可能提前几年。由此可见，蒙军的大迂回战略可以创造利于己而不利于敌的有利战机，可以乘虚使敌我双方力量发生变化，并从根本上打乱敌人的部署，迫敌就范。

四、大迂回战略是将帅胆识和军队力量结合的产物，从某种程度上讲，它不仅仅是个方略问题，更重要的是个实践问题。成吉思汗独特的军事体制和治军思想，造就了一支高素质的军队，从而使他的战略思想得以实施。

研究蒙古兵学中大迂回战略的具体运用，从中可以发现，大迂回战略不仅仅是个方略问题，更重要的是个实践问题。作出大迂回的决策需要雄才大略的统帅，执行大迂回战略任务需要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否则大迂回战略只能是纸上谈兵。

成吉思汗是举世公认的伟大战略家，他能对复杂敌情作出正确判断，果断决策。蒙古军西征花剌子模之前，当时成吉思汗面临来自三方面的挑战，一是与金国长达9年的战争，二是西夏的反叛，三是斩其使臣、屠其商队的花剌子模。成吉思汗权衡利弊，采用稳住西夏，牵住金朝，全力西征花剌子模的策略。西征花剌子模分三路进军，大军在开进中，派哲别一路绕到敌后，向敌战略上敏感的卡什加尔方向迂回，切断花剌子模与阿富汗、呼罗珊之间的联系，掩护主力战略展开。大皇子术赤、大将军哲别率领三万人的军团，穿过真正意义上的死亡地带——帕米尔和天山山脉之间的谷地。当时“他们在一丈多深的积雪中行军，他们攀登4千多米被雪覆盖的吉西列阿尔多和铁列古达巴干两个高峰的道口。在大风雪中，用牛皮包住马腿，人穿双层的皮毛大衣，在7千多米的高山之间，在冰天雪地中前进。他们为了暖和身体，用小刀切开马的血管，吸喝了马的温暖的血液，又把血管封闭起来……”。（《大统帅成吉思汗兵略》，150页）这段史料，反应了蒙古军队在人类军事史上所创造的奇迹，它使汉尼拔和拿破仑越过阿尔卑斯山脉的行动显得逊色。当蒙古军队突然出现在费尔干纳盆地，莫罕默德率领的精锐部队正等着他们，疲惫的蒙古军队在十分不利的情况下，以惊人的机动作战与敌人会战。激烈的战斗持续到深夜，各自鸣金收兵。成吉思汗在接到他们的战斗报告后，令术赤归队，令哲别率领5000人马，继续向南方阿姆河上游迂回。成吉思汗等后续部队展开后，他亲率5万蒙古骑兵，从北方迂回行军，在渺无人烟的地点渡过锡尔河，通过了克吉尔库姆沙漠。“这个宽有500公里的克吉尔库姆沙漠，被世人认为是动物绝对不可能通过的天然障碍。从那以后经过了650年，俄罗斯对叶华作战中，俄军骑兵丧失了全部军马。现在成吉思汗突然出现在莫汗默德背后能置于死地的阿姆河下游地区。”（同上书，157页）这时的莫汗默德，已被四面包围：西方有成吉思汗，北方有察合台、窝阔台，在东方有术赤，南方有哲别。这就是成吉思汗大迂回战略最典型的一个战例，它创造了世界战史上的两大奇迹，而这种奇迹在那个时代，也只有成吉思汗统帅下的蒙古军队才能做到。

由此可见，成吉思汗军队的耐力和吃苦精神是何等惊人。如果换宋朝的军队去执行成吉思汗的大迂回战略，可能不等交战，就被雪山和大漠吞噬。成吉思汗的军队之所以勇往直前，所向披靡，这与它独特的军事体制和特殊的治军思想有很大关系。

首先，军民一体的军事体制，使蒙古士兵从孩提时就练就了钢铁般的意志。据史载：“蒙古人从三岁起就手拿弓箭。”（同上书，263页）他们放牧、骑射、围猎，很早就孕育了灵敏的马上战术。氏族之间的争斗，国与国之间的相互掠夺，已模糊了兵与民的界限。如今人们在探讨为什么中国的游牧民族屡屡能进入中原，打开城墙高筑的中原门户，恐怕原因恰恰在此。因为游牧民族的流动性，本身就是一种进攻样式的推演，而中原以墙自守，典型的农业式的生活，从某种程度上消磨了人的进攻意识。一个没有进攻意识的民族，要与强悍的游牧民族交战，其胜负可想而知。

其次，成吉思汗的治军思想做到了民族性、科学性的高度统一，这是他造就一支高素质蒙古军队的根本原因。所谓民族性是指成吉思汗治军完全立足于本民族的客观实际，如借用围猎训练军队就是一种全新的军民兼容的训练方式。所谓科学性是指成吉思汗治军完全从实战出发。它曾以西夏为对手考验自己的军队，“试图在对西夏的战争中，锻炼一下蒙古人，以利将来对中国的战争。”（同上书，93页）另外，成吉思汗也重视对军官的训练，“哪一个军官不来接受我的教育，而是呆在家里，那就好像是沉在水中的石头一样被消灭的。”（同上书，95页）军官们在大汗的宫廷受训后回到营地担任教官，经过一整套完整体系受训的蒙古军队，最后就像成吉思汗所希望的那样：“在日常生活中，有如两岁的犊儿，但在厮杀时，又似老鹰的搏击。在筵宴和娱乐之中，无忧无虑有如小驹，但在战斗的时候，又似海东青之扑仇敌。在白天，像老狼的俟机，在昏黑之中，像乌鸦的守夜。”（《蒙古帝国史》162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89）正是有成吉思汗这样出类拔萃的战略家和他那支坚不可摧的军队，蒙古兵学中的大迂回战略，才能在世界战争史上大放异彩。

五、大迂回战略离不开源源不断的物资供应，蒙古军队之所以能在穿插、迂回中屡建奇功，就在于它“羊马随征，因粮于敌”。

大迂回战略的实施一般要远离后方，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西征，基本上是脱离根据地作战。古人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但蒙古军队有一套独特的、与此不同的后勤保障体系，从而保证了蒙古军队的远征。

游牧民族“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史记·匈奴传》）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物合一，完全是受生存条件的驱使。蒙古人行军打仗，以反牲畜走到哪里，人跟随到哪里的游牧常规，而是军队走到哪里，羊马也驱逐到哪里，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部队的军需供给问题。

由于出征时携带的羊马很有限，为充分食用这些牲畜，成吉思汗还专门规定了屠杀的方法：“用牛羊的膀胱两个，吹满空气，把骨管伸进膀胱的管孔。骨管上刻有螺丝纹。在兽的第四、第五肋条之间，刺个然后把骨管创口，压迫膀胱把空气注入肺脏。这样做的时候，兽立刻死去。死状好像是被电击一样。这个杀法的利益是肉量增加70%，滋养力充分，脔肉柔软，味道也美，易于更长久的保存。”（《大统帅成吉思汗兵略》274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尽可能全部吸收兽类血和肠肚的营养，充分利用所携带的羊马。由此可见，蒙古军队在自我生存方面，有它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要说它不可战胜的秘密是什么，极度节俭的饮食习惯，就是其制胜的密诀之一。因为有超常的生存潜力与敌较量就有超常的战斗力，就有能使战争机器连续运转的动力。

蒙古军队“食羊尽则射兔鹿野豕为食。故屯数十万之师不举烟火。”（《蒙鞑备录》第13篇）这段史料，说明成吉思汗的军队在自带食物耗尽时，依然有强大的野战生存能力。当成吉思汗西征花刺子模时，其国王莫汗默德从间谍那里得知：“蒙古军队随身携带战斗时用的一切物品，他们以肉干和酸奶为饮食就满足了。他们对于好吃的食物和不好吃的食物都满不在乎，什么动物肉都能吃，甚至猪肉、狗肉都吃。他们的马不需要麦子和稻草。他们的马能用蹄子刨开积雪找草吃，甚至还能刨开土找杂草和草根、草叶吃也过得去。任何高山峻岭和大川小河阻挡不了他们的进击。他们能越过任何的山谷隘路，他们抓着马鬃马尻渡过任何河川。”（《大统帅成吉思汗兵略》，156页）莫汗默德被强大的蒙古军所震撼，从此，他便无心交战，而是一心一意千里撤退，只顾逃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