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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的当代意义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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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的当代意义

第1篇:儒家思想的当代意义范文

关键词:儒家;五常;大学生;教育意义

中图分类号】:B222【文献标识码】:A

*郑州大学研究生科学研究资助项目12R01902

董仲舒的“三纲五常”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历来被奉为经典的政治伦理范式与价值观念。进入现代化社会,带有强烈政治功利色彩的三纲思想因其彻底的封建糟粕性而被人们所批判与摒弃,而五常是深植于人性而概括出的伦理道德观念,具有高度的抽象性与永久的合理内质。当代大学生所面临的社会环境复杂,高校德育工作的开展困难重重,儒家五常思想对大学生德育工作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本文意在挖掘传统儒家优秀文化,以解决当代大学生的德育问题,培养大学生理性、积极、健康、充满人文关怀的道德价值取向。

一、儒家五常思想的核心内涵

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内容。作为单个的思想道德范畴,五常在孔孟的思想体系中早已得到十分详尽的阐释,而真正将这五种道德规范提取并进行整合的是董仲舒。《汉书・董仲舒传》记载,他在贤良对策中提到:“夫仁、宜(义)、礼、知(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至此,五常思想逐渐成为后世共同遵循的行为规范与道德准则。

仁是儒家所遵循的最高道德操守,也是其他道德规范得以衍生的思想根基,孔子倡导“仁者爱人”。要求人们要像爱自己一样爱别人,肯定别人的价值,促成别人的幸福,建立一种平等、无私、博爱的人际关系,从而达到社会的真正和谐。君子不仅要爱人,还要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自己所厌恶的,不愿做的事就不要强加于别人身上,这包含着朴素的辩证关系。如果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都像爱自己一样爱别人,忧别人之所忧,乐别人之所乐,那么和谐的人际关系便自然形成。儒家始终重视对仁爱之心的培养,倡导对自我修养的提升,从修身直至齐家、治国、平天下,达到自我身心与社会理想的高度融合与统一。

“义者,宜也。”(《礼记・中庸》)义是人们在人际关系中思想与行为的恰到好处、得体适宜,是人们对善恶好坏的评价标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利是人们自然而共同的内在要求,但如果只想得一己之利,便会损害到别人的利益,这便为义所不容。义并不排斥对自我利益的追求,它所寻求的只是人类在社会活动中普遍适宜的度,一旦利与义发生冲突,那么“重义轻利”便为君子的必然选择。儒家将义置于相当高的地位,经常仁义并称。中国自古以来就被称为仁义之邦,孟子说:“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因此,自古以来,“杀身成仁”、“舍身取义”便成为儒家君子的最高道德准则。

如果说仁与义还是从内在价值评判的角度约束人们的思想的话,那么礼则更注重从具体的外在行为规范层面规定人们去做符合自身身份与地位的事情。仁义作为儒家最高的道德理想有着高度的浓缩与抽象性,这就需要把内在的价值准则转化为外在具体的行为规范。以礼的行为方式规定人们什么应该去做,什么不能去做,理其序、正其位,从而形成稳定健康的人际关系,达到社会的融洽和谐。

智作为五常之一具有深浅两层涵义,浅显层面的智有着智慧、知识的意思,是通过长期的学习而达到的一种丰富的知识积累。而深层意义上的智则是理性的象征,是人们明辨是非好恶的道德观念。“知者知人……知者自知。”(《荀子・子道》)智要求人们不仅要知人而且要自知。知人即知道别人的优点、缺点,“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理解别人的悲欢愁苦从而原谅别人的无心之过。自知则要求对自己有一个冷静清醒的认识与衡量,并能经常进行自我反省,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只有知人知己,明辨是非,才能在人际交往中保持崇高的道德操守,从而达到“智者不惑”的境地。

信,即信用、诚信,是由“允”、“孚”发展起来的一个道德范畴。儒家十分重视信在维系正常社会秩序中的重要作用,要求人们重守承诺、言行一致,使言行与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和道德义务相符合。重守承诺作为最起码的道德要求在现代化的今天更是具有维系和谐社会关系的重要意义,只要社会的每个成员都以诚待人,不欺诈,一诺千金,那么良好的人际关系便自然形成。

二、儒家五常思想对大学生的教育意义

1.有助于培养大学生健全的人格

“健全人格指人格的生理、心理、社会、道德和审美各要素完美统一、平衡、协调。”[1]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物质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但另一方面,在精神文化领域,现代人却面临着普遍的困境。西方享乐主义人生观与唯利是图的价值观渗透到当代大众生活,一掷千金、花天酒地的生活方式为不少人钦羡与认同。这些错误的人生价值观又借助互联网的传播与散布对当代大学生造成了极为不良的影响,养成了他们虚荣、攀比、追求物质享受的不良人格,对高校德育工作的开展造成了重重困难。当代大学生迫切需要确立起新的道德范式以培养其健全的人格。在五常的指导下对大学生进行义的教育有助于匡正他们唯利是图且愤世嫉俗的人生价值观;对大学生进行信的培养有助于扭转他们考试作弊、论文造假的不正之风;对大学生进行智的指导有助于培养他们的理性意识,懂得时时反省自己的缺陷与过失,在慎独中体察自己的言行。五常思想着眼于人们的内在修为与提升,提出了完善而可行的道德规范,避免了人们思想的偏颇与独断,有助于大学生健全人格的养成。

2.有助于构建良好的同学与师生关系

高校是大学生进入社会前的最后一站,大学生对社会人际关系的处理能力是在学校中逐渐培养起来的。校园中的人际关系相对单纯简单,主要为同学与师生关系。而近年来,随着社会不正之风的入侵,原本单纯和谐的校园人际关系正日益受到威胁,出现了诸多影响同学、师生关系的不良因素,甚至酿造了一出出令人痛惜的校园悲剧,校园同学与师生关系迫切需要合理的道德规范加以匡正。儒家五常思想致力于和谐人际关系的构建,对高校同学、师生关系的构建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指导。仁的提倡有助于师生之间相互谦让,相互爱戴,原谅别人的无心之过,避免相互的矛盾与冲突;礼的倡导有利于师生恪守其职,自觉遵循符合自身身份的行为规范,学生从业于师,对老师敬爱有加,不冒犯师尊。老师学高为师,德高为范,不仅在学问,更在道德方面对学生起到引领与示范作用;信的推崇有助于同学、师生之间重守承诺且相互信任,避免了违约猜忌造成不和谐举动。只要学生与老师都能积极落实五常所倡导的道德准则,那么和谐健康的师生关系便自然建立。

三、儒家五常思想在高校德育工作的实施对策

1.增设国学课程,加强对儒家五常思想的学习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且源远流长,经过几千年的推延与沉淀逐渐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思想文化体系。由于社会与政治环境的影响,儒家思想固然不可避免地带有很强的封建糟粕性,但是,作为人类文明精华的积淀与传承,其中蕴含的永久的深邃合理性却不容忽视。同志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提出对于传统文化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继承这份宝贵的遗产。”[2]在社会文化环境极其复杂的今天,我们要加强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与学习,去粗存精、明辨好恶,在传统文化中汲取有利的精神资源。在高校德育建设方面,要重视儒家五常思想的借鉴意义,增设国学课程,对大学生普及五常所规定的社会道德要求,将仁义礼智信与现代社会环境相融合,用儒家五常思想武装大学生头脑,自觉对抗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

2.加强以五常思想为核心的校园文化建设

有人的地方即有文化,多人形成的集体则存在着文化场。文化场是人共同构建的,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个体。“高校校园文化作为学校精神、传统、作风的综合体现,无时无地不以环境和氛围熏陶人、教育人,体现出‘无意识教育’的特征。”[3]因此,高校应重视校园文化对学生德育工作的影响作用,努力加强以五常思想为核心的校园文化建设,让五常思想深入人心。例如,高校可以积极开展儒家五常思想学习的讲座,普及传统文化知识。举办国学知识竞赛,激发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学习热情。努力号召大学生走出校门,在社会实践中落实五常思想的道德要求。

3.改革与完善学生评价体系

传统应试教育的体制极力强调学生对知识的学习与把握,因此,学生的评价制度一味向学习成绩靠拢。这种单一的学生评价固然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与竞争意识,但却在另一方面忽略了学生健全人格的发展与道德情操的养成。正如爱因斯坦所说:“学校的目的始终应该是,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产生热诚的感情,这是最重要的。”[4]因此,高校应进一步改革以学习成绩论英雄的评价体系,更多地将学生道德的考量纳入到德智体美劳综合的评价体系上来,应建立一套以儒家五常思想为指导的完善、合理的道德评价准则,将学生的人生价值观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参考文献】

[1]胡瑞,李忠云.大学生健全人格培养的探索与实践[J].中国高教研究.2004年第10期

[2]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857页.

[3]肖谦,陈艳飞.论校园文化建设与大学生道德内化[J].思想教育研究.2009年5月.第5期.

[4]眭依凡.大学的理想主义与人才培养[J]教育研究.2006年第八期.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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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儒家思想的当代意义范文

【关键词】儒家思想;思想政治教育;现实

从春秋到现代,儒家思想历经千年,贯穿于整个中华传统文化的长河之中,对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裨助我们处理现实生活的种种矛盾。儒家哲学义理中蕴含着对终生教育的价值观、人生历练与处世修养等方方面面,裨助我们找回原有的“仁爱”、“忠恕”的纯洁心灵与善良的“自性”。儒家思想的超凡脱俗与至大至刚的浩然正气,蕴含丰富的教育资源,助推我们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充分挖掘儒家思想包含的深邃的教育理念与哲学义理,即是我国文化建设的需要,也是我国经济建设的需要。随着现代化建设的进行,解决社会道德问题更为迫切,急需借鉴儒家思想的至正至刚之气处理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所遇到的各种难题。

一、儒家道德思想精髓的内涵

管窥儒家“经世致用”的观点,充斥着对“仁善”的道德向往,在一定程度上裨助着社会的稳定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儒家思想中的“圣贤人格”、“自强不息”、“见利思义”以及“以和为贵”,对裨助处理社会道德问题以及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儒家思想中充斥的爱国主义精神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意义。“执干戈以卫社稷”以及“天下为公”的儒家言论,裨助我们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实现。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人们物质欲的泛滥,无疑儒家忧国忧民的道德境界可以很大程度上增强民众的国家民族意识。儒家认为,只有具备了超凡脱俗与至大至刚的浩然正气,面对外在的威胁与物质诱惑,才能达到处之泰然、镇定自若的高贵情怀。儒家道德思想认为若想真正的把握和领悟“德”的内涵,必须从道德的根源性开始。儒家认为道德的根源在每个人所固有的“仁心”,即认为“仁心”是人性所固有的。“为仁由己”的儒家认为学者必须先识仁才能在求知、做人、处事上有所依据,具有“依于仁”的完美性格才能成为国家栋梁。以道德伦理为根基的儒家思想建立在“仁”之上,“下学而上达”的教育思想充斥着科学内涵。儒家“以义为上”的义利观对物欲泛滥的现实社会是正确的处理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的良药。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人们迷失在物质的洪流之中,部分人一味地追求个人利益、眼前利益,内心毫无国家民族的责任之感,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造成了巨大的挑战。对儒家这种崇高义利观的弘扬,在一定程度上裨助当代青年正确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树立,以致形成“至贤至圣”的理想人格。从切实问题入手“问仁”的儒家思想,避免了空谈道德理论,具有极为重要的道德实践意义。“忠君爱国”与“忧国忧民”的儒家思想具有着崇高的道德境界,吸取儒家这种高度的国家民族责任感与爱国意识,对于裨助我们处理社会道德问题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儒家思想中至贤至圣的道德追求的现实意义。以“仁”为主体的“修身、齐家、治国”,是儒家道德的政治的实现路径,追求整体的和谐。我们只有树立至高至上的道德追求以及提升我们的心理思维,才能构建新的行为方式裨助社会风气的改变。儒家伦理实践在于自觉反省,保证本心良知。儒家认为“仁”是内在于我们每个人的,是一种无待外求的“本性”东西;“仁”是本心善性,必须透过人的自觉呈现,而后乃能透显它超越而客观的现实意义。儒家把道德行为划分作初级和高级道德两种发生模式:根据不安之情引起心理效应,作为内在说服和根据,推动初级道德行为的发生;通过学习培养道德理性作为外在说服和根据建立高级道德行为的动机。个人从高级道德做起,必然得到他人以初级道德的回报,这种至贤至圣的道德追求也是个人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实现的重要路径。儒家点出的“仁”,意指人都可以“克己复礼”与“反求诸己”,道德原则不是依据形式逻辑的规则去考核,而是依据反省自觉中的存在实感,因此,自我就可以做主地从事道德实践,以追求和实现自己的理想人格。这种实践将带来全面的存在性和终极性的自我转化,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极其重要的实践意义。儒家所强调的个人对他人念恩和善行实践的动机和反省批判的能力的“观功念恩”的教育思想,对于裨助当代青年人格的完善、情义的学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亦是一种新的道德疗法。儒家教育思想精髓的现实意义。儒家教育思想的内容包含天人合德为理想,以仁义内在为动力来唤醒人的纯真本性,并从具体之生活来落实道德的实践,在实践当中亲自去体会,亲自去验证道德,以德行之自觉为进路来达到良知之自由。在如今高校只重视对学生道德理论灌输而忽视道德实践的情况下,儒家教育思想中追求“至贤至圣”的道德实践,对于我们现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谦冲诚信”、“当仁不让”、“追求和谐”的理念充斥在儒家教育思想之中,很大程度上裨助我们克制内心与行动上的物质欲望,以致达到“至贤至圣”的道德境界。先秦儒家所倡导的“大同社会”不仅通过“福德合一”的道德智慧启迪了现代人的哲学智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增助我们现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儒家的中庸之道与权变智慧,对我们处理现当代的种种现实社会问题给予极大的启示,其科学内涵与教育思想增益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倡导与弘扬。儒家“其善而从、不善而改”的见贤思齐的教育思想,使得人能不断的自我成长以趋于完美之境地,其目的是希望培养出人们具恢宏气度的君子儒。

二、把握儒家思想精髓裨助当代思想政治教育

延存数千年的儒家思想不可避免地带有封建色彩以及历史局限性,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吸取儒家思想的精华来裨助我们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儒家思想不仅在思想、内涵、形式、方法上给予我们智慧的启迪,也直接或间接的贯彻在家庭、学校、组织所进行的教育之中,深刻且无形的影响着当代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我们应当结合时代的特点,充分挖掘儒家思想的科学内涵,裨助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儒家思想精髓对人们价值观的影响。儒家思想的精髓增助人们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树立,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积极的影响。随着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的发展,西方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逐渐流毒于当今社会,急需“臻于至善”的儒家精华洗涤人民的心灵引领我们到至贤至圣的道德彼岸。儒家主张通过教育与修养让人们在黑暗现实之中发现人的本善,这也是孟子以人格修养为视点的论述,对于充斥着西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当今社会,亦是一种新的道德疗法。主张“诚者,天之道”的孟子思想,具有世界伦理价值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意义。主张“天人合德”思想的孔子,认为是人的“仁”彰显了天道天命的价值。“万世师表”的孔子认为我们不仅要强调道德的教化作用,也要考量人民物质需求的合理满足,与孟子道德的产生不需要任何的物质基础的主张相比,极具科学和实践意义。主张“内圣外王”与“天下大同”的儒家,并没有忽视人民正常的物质需求而是把它限制在“一箪食,一瓢饮”的合理范围之内。随着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建设的深入,需要儒家“一箪食,一瓢饮”不堪其忧的思想治愈对物质欲极度追求的当今社会。诚然,灌输没有丝毫物质支持的“向善”道德思想,必然会成为空泛的道德口号,既无助于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也无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要综合考量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一味牺牲个人利益满足国家集体的需要,“道德”必然难以深入人心,也不能增助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儒家生命观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论语》被奉为儒家思想精髓的经典,被历代引以为修身处事的凭借,因此有必要深入挖掘儒家思想中生命观的科学内涵,通过对儒家生命观的管窥汲取精髓,裨助人们树立正确生命观,增益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论语》中的生命观以“生活与处世”的内容最多,而“生存与生命”的内容较少。管窥孔子“未知生,焉知死?”的言论,可以看出他关注的是生命的意义,重视的是现世之事,在一定程度上也高扬了生命的价值。《论语》中这样写道:“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管窥这句话,我们可知儒家按部就班与循序渐进的做事要求。“经世致用”的孔子强调的是现世的价值,关注的是生存的意义,而过度的强调生死与命理必然是本末倒置的。子张曰:“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儒家生命观体现的不是对生命的轻视,而是追求在集体、国家、民族的危在旦夕之际能够挺身而出的至高道义,这种舍生取义的至高道德境界也凸显出儒家对生命的高度珍重。同样,“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凸显的也是这种至高的道义,儒家不仅单方的要求对“仁”的道德追求,管窥这种思想的背后是对人生价值的至高要求与生命的珍重。以“未知生,焉知死”与消极以对的观点来诠释儒家关于死亡的哲思,是不全面的也是不科学的。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通过管窥孔子在祭祀中的谨慎与真情,也凸显了孔子对逝者的敬畏与生命的敬重。总括之,管窥《论语》中生命观可以发现,孔子虽然对死亡的概念未做深入的探索,但未对死亡的议题视而不见,通过谨慎积极的态度处理死亡祭祀的事宜表现出孔子超越命限的至高价值追求。通过管窥儒家“慎终追远”的谨慎态度以及对“立功”、“立德”、“立言”生命情操昂扬的追求,儒家将生命观最终回归到积极处理现实生活的努力之上,彰显生命价值的意义之所在。儒家生命观中凸显的对人生价值的至高追求与生命的珍重,增益当代人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树立,裨助着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儒家教育思想精髓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通过管窥儒家教育思想深刻挖掘其精髓对当代教育的意义,力求裨助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孔子教育原则总括之有四个方面,“因材施教”、“启发诱导”、“学思并重”以及“由博返约”。孔子在学习方法上采用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等各种不同方式使学习者能知行通贯。孔子认为只有深刻的把握受教者的特点,在教育上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要科学全面的掌握受教者的心理特点,对于不同年龄段(少年、青年、中年、老年)以及不同职业(学生、商人、工人等等)运用不同的方法。管窥孔子“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言论,可以看出其对“启发诱导”这种教育方式的重视。在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在从教者与受教者中要找到这样两个平衡点:第一,从教者主动与被动之间的平衡点,既要保证从教者的主动权利又不能完全扼杀受教者的积极性;受教者积极性与自由性,既要保证受教者的积极性又不能无视从教者的主导作用。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孔子“学思并重”的教育思想,深刻洞察到了人类的认识规律,科学的把握了学与思之间的辩证关系,对于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极具参考意义。子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孔子既要求学生要博学多识又要求学生学习的知识面不能杂乱,深刻地洞察到知识广与深的辩证关系,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从教者与受教者都有很多的理论指导意义。在学习立场上,孔子要求学习者能够以虚心的态度自动自发努力地去学习,并应珍惜时间,有恒心的学习,不可操之过急,而是循序渐进的学习。孔子的学习观念讲求学思并重,尚立志,注重学习兴趣的培养,以学习意义而言,其目的是希望培养出具恢宏气度的君子儒,借着学习使人能不断的自我成长以趋于完美之境地。基于此,儒家在教育方法、内容等各个方面的精髓,都可以裨助当代思想政治教育。

三、儒家思想精髓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感发

儒家思想精髓的实效性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感发。当代思想政治教育要向教育的实效性上侧重,并充分考虑受教者的心理与生理特点,空洞的灌输难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充分发挥现代传媒技术的作用,例如:微信、QQ等等,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受众采用多元化的教育避免呆板空洞的灌输。采用实效与开放的思想政治教育,符合思想政治教育受众的心理与生理特点,可以裨助受教者达到至贤至圣的理想人格。儒家思想精髓的实践性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感发。儒家思想的实践性在“知行合一”与“为己之学”上抒发得淋漓尽致。管窥儒家“知行合一”与“为己之学”的言论可见其对实践的重视,因此,应当着重培养思想政治教育受众的道德实践能力,避免空洞的理论说教。儒家伦理实践在于自觉反省,保证本心良知。道德原则不是依据形式逻辑的规则去考核,而是依据反省自觉中的存在实感,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是为了让受众者可以自主地从事道德实践,以完成自己的道德人格。这种实践将带来全面的存在性和终极性的自我转化,对于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受众者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儒家思想精髓的爱国性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感发。儒家的圣人是积极入世的,具有兼善天下、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倡导经邦济世、建功立业的理念,梦想着建立一个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理想社会。孟子主张以集义养气的修养工夫培养出浩然之气,以养成大丈夫坚守善道、不为环境所左右的气度,最终在成德成物的实践中达成济世救民的终极关怀。孟子认为明善诚身的修养才能践行成圣,完成理想人格,实现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把握儒家“尊王攘夷”民族大义的思想精髓,对于增助当代青年的爱国情怀发挥着重要作用,裨助着当代思想政治教育。

参考文献:

[1]罗国杰:伦理学[M].1989第1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

[2]唐凯麟:伦理学[M].2001年第1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8月.

[3]杨伯峻:论语[M].2011年第1版.长沙:岳麓书社,2012年7月.

[4]杨伯峻:孟子译注[M].2008年第1版.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6月.

第3篇:儒家思想的当代意义范文

一、两种倾向

这种分解,当然需要建立在对于儒家伦理的近代分析加以清理的基础上。这是因为,近代以来对于儒家伦理的分析,已经形成了某种支配人们对待儒家思想的惯性思维。不清理这种惯性思维,就不足以促使人们形成合理看待儒家伦理的理性眼光。而且,不进行这种清理,我们也无法走出以二元对诘的方法对待儒家伦理的方法困境,将儒家伦理的历史内容完整地还给儒家。进而,在提供一个儒家伦理思想的完整图象的基础之上,来讨论儒家的“现代”处境问题。

自近代以来,儒家伦理的处境,可以说是一直处于一种双面受敌的状态之中。这里的近代以来,当然是一个历史定位。它还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三个阶段来看。第一个阶段是晚清,这一个阶段中国处于与西方接触的早期状态。人们还习惯于在自己的文化视野中观察了解与自己文化传统不同的相异文化。因此,愿意引进现代西方伦理来审视儒家伦理的人士,还没有将两种伦理传统对峙的思路。而意欲为儒家伦理辩护的人士,也还没有一种将儒家伦理一定要抬举到高于和优于西方现代伦理的强烈愿望。即使在引进与拒斥之间发生非此即彼的分歧时,也还只是在双方的动机上做文章而已。这个时期的典范人物可以说是康有为。他既为儒家伦理辩护,又着意引进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2]第二个阶段是民国。这个阶段是一个对峙儒家伦理与西方现代伦理的特殊时期。一方面,这种定势的形成,是因为中国现代化的严重迟滞,使得中国人极度地焦虑起来。文化焦虑导致人们无法在中西伦理思想中寻找到兼综两者优势的契合点,而只能将两者关系处理为或为优点云集或为缺陷集合。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寻找中国现代化迟滞的原因只留下了思想层面的问题。所以,人们一定会在伦理思想的检讨上,陷入一个从思想观念上否定传统伦? 淼恼逯饕逅嘉笄呷胍桓鏊降摹叭谭创持饕濉钡木车亍5浞度宋锞褪浅露佬恪⒙逞浮⒑省#?]第三个阶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早年历史时期。这个时期,由于意识形态的需要,即为了建立起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权威,客观上需要将本性上与任何传统都对峙起来的马克思主义[4]放到与以传统伦理面目出现的儒家伦理的对立面上去。于是,对于儒家伦理的严峻批判与彻底否定,就势不可免。即使愿意对儒家伦理表示某种亲合的人士,到后来也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思想立场,加入到否定儒家的大合唱队伍当中。典范人物就是冯友兰。[5]

这里所说的双面受敌,则是指儒家既要对付来自单纯的夸奖带给它的不实之誉,所构成的对于儒家伦理的“捧杀”的危险。又要对付来自简单的否定带给它的过当指责,以及由此构成的“棒杀”的危机。前者,使得儒家伦理被理想化了,似乎它只具有值得我们表示敬意的道德理想主义内涵。后者,使得儒家伦理被妖魔化了,似乎儒家伦理只具有伦理中心主义的成分。就道德理想主义而言,它是一种基于人生的道德安顿而言述的理想主义。它具有不因为时代和地域因素变化的永恒价值。而伦理中心主义则是一种基于社会政治控制需要建构的伦理论说,它具有一种因为时代和地域变化而有的暂时性和缺陷性。从前者看儒家,则儒家可爱。从后者看儒家,则儒家可恶。但是,任意选择其中之一审视儒家,实际上都是在损害儒家伦理在其元初阶段形成的双旋结构的健全肌体,是对于儒家伦理的一种倾向性的、而非健全的评价。

儒家伦理自近代以来遭遇到的这种双面受敌情景,最终使得儒家伦理的处境变成为两种对峙的评价观的战场:一方面,站在抨击儒家伦理的伦理中心主义视角的激进主义,对于儒家伦理坚决的予以拒斥,并且不承认这种立场有任何妥协的可能性。[6]而站在捍卫儒家伦理的道德理想主义立场的保守主义,对于儒家伦理则坚定地予以辩护,认为儒家伦理是解决中国现代困境、乃至人类困境的良方。[7]

而且,从态度上讲,激进主义拒斥儒家伦理,自始就是一种全盘的拒绝。这种拒绝,既落在社会政治控制上,也落在人伦道德的理想导向上。其基本理由是,其一,就社会政治控制而言,儒家伦理导致了专制政治。其二,就社会生活来讲,儒家伦理的守成取向,约束了中国人的创造力。其三,就儒家伦理的人伦关系调整功能分析,它引发了“以理杀人”的恶劣情形。其四,就儒家伦理借以存在的封闭社会文化性格来讲,它使得中国陷入了自我锁闭的状态,而难以推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8]

保守主义对于儒家伦理的辩护,则需要区分情况来对待。早期为儒家辩护的保守主义,是政治保守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合一的形态。因此,这种辩护愈是坚定,就愈是难以自圆其说。因为这种保守主义无法解释近代中国在社会政治的运动上面,为什么不能与他们认为的落后的西方媲美。他们的辩护,显然与时代脱节。到后来,保守主义逐渐裂变为政治保守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后者,即文化保守主义对于儒家伦理辩护的理由,着重点并不放在儒家伦理可以发挥的政治功能上,而是放在儒家伦理可以发挥的整顿人心秩序的社会功能上,以及它应当的、或潜在的政治功能上面。因此,他们为儒家伦理辩护的基本理由则在于,其一,儒家伦理与专制政治没有必然的联系。儒家伦理乃是一套建立在道德理想主义基础上的实践伦理体系,它是要使人成为人,成为高尚的人。其二,儒家伦理是具有导向创新的思想特点的。其三,儒家伦理对于心性问题的强调,与“以理杀人”不仅没有联系,而且是尊重人性的、尊重日用理性的。其四,儒家伦理推动的是一种中庸态势,因此,它对于中国人避免偏激,择善而从具有积极意义。[9]

两种倾向的评价,显然是难以调和的。造成这种以对峙态度来对待儒家伦理的原因是多样的,但是归结起来,不外两个方面:一是对于儒家伦理的外在社会功能的理解与评价的差异。二是对于儒家伦理的理论结构的认知区别。两种倾向的论说各自具有自己的历史理由,它们从各自论说轨迹上来分析儒家伦理也具有其自圆其说的理论态势。但是,在两种论说的框架内理解儒家伦理论说,则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二、双旋架构

这种局限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假如儒家伦理的思想内容结构真正如激进主义或(文化)保守主义所说的那样,那么,我们如何可以将他们各自声称、却又互不调和的历史真实性与儒家思想的本真结构吻合起来?另一方面是,假如儒家伦理对于中国古典社会发挥了如此积极或如此消极的单一性作用,它如何可以与以完整的形态存在的古典社会--即一个既有优长之处、又有短绌之点的社会结构有效地结合在一起?前者,是从儒家伦理的自身结构完整性上着眼看问题的。后者,是从儒家伦理的社会效用与社会依托上着眼看问题的。显然,我们只有将儒家伦理视为一个既具有“优点”、又具有“缺限”的完整思想体系,我们才足以全面地审视儒家伦理,既给予历史上的儒家伦理以一个健全的伦理结构,而避免肢解原本和谐地共存的儒家道德理想主义与伦理中心主义内涵。同时,也给予历史上的儒家伦理一个完整的作用于社会的状态,使得人们足以理解儒家与古典中国社会内在地互动的真实状况,并避免就其积极作用而单纯赞扬儒家、或就其消极

作用来单纯否定儒家。 于是,如何凸显儒家伦理的历史真实结构,就成为我们勾画儒家伦理的完整面貌的前提条件。很明显,假如我们站在激进主义或则是保守主义的坚定立场上对待儒家伦理,就无法完整地看到儒家伦理的全貌,相应地,也就无法给予儒家伦理一个理性的评价,更无法勾勒儒家的现代处境和未来远景。我们只有寻求一个兼综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分析儒家伦理的方法优势、以及兼综二者伸张的儒家伦理在当下的或积极或消极作用的作用机制,才可以指望对于儒家伦理有一种健全的理解与评价。舍此,没有合理理解与评价儒家伦理的路径。

其实,只有从儒家伦理元初就具有道德理想主义与伦理中心主义的双旋结构,来看待儒家伦理的思想结构与社会功能,才可以指望真正理解儒家伦理的历史形态,也才可能构想儒家伦理的“现代”出路。这是儒家伦理自身显示而出的一种自己要得到理解的理解进路。它不是一个善意的或恶意的理解者所可以依靠自己的善良意志或恶劣心境就能够改变的一种理解路径。

因此,反观儒家伦理的历史结构形态,就变得格外重要了。从一部儒学史来看,构成它的核心观念体系--儒家伦理,既作为一种历史相沿以下主题一致的思想体系而延伸,又作为一种与古典中国历史和谐而在的观念体系与行为方式而演变。从其诞生以来,就以其双旋的构成显示为一种具有复杂性的思想体系。一方面,它以其道德理想主义为核心的个体心性儒学支撑着古典中国的理想思想世界和理想政治世界,适应着古典中国社会运行对于理想精神的需要。另一方面,它以其伦理中心主义为核心的社会政治儒学支持着现实社会、现实政治的有序运作,发挥着社会政治的控制功能。这两个思想层面是同构的,是水融地作为一个思想体系的两面,由儒家思想家提出、阐述和付诸实践的。同时,这两个方面又各有指向,以道德理想主义指向人心秩序,以伦理中心主义指向社会秩序。[10]

具体分析起来,这一双旋架构乃是儒家伦理从元初结构(原始儒家)到晚清时期(实学理学)一直延续的一种理论结构形态。我们当然看到儒家伦理的双旋结构这一说法所具有的一种偏离历史组合,而形成的理想化的儒家伦理结构的性质。因此,仅就其历史的具体结构而言,儒家伦理在不同的儒家伦理思想家那里,是具有明显倾向性的思想体系--在某个具

体的儒家思想家那里,或则他思想的道德理想主义色彩要浓厚一些,或则他的伦理中心主义

偏向要强势一点。但是,他们的思想指向则始终是双向的。这种双向指向的偏重点,受到思想家思想兴奋点和时代指向的影响。这正是有所谓个体心性儒学与社会政治儒学区分的理据

所在。也是个体心性儒学排拒社会政治儒学,指斥后者歪曲了儒家伦理道德理想主义真精神,而社会政治儒学批评个体心性儒学,指责后者迂远而无力处理实际的政治事务的原因所在。因此,要恰切地解析儒家伦理的双旋结构,首先要坐实在双旋结构的偏重方面,然后才可以透入到双旋结构的整体结构之中,展示这一结构的完整内蕴。

从双旋架构具有的各自的思想指向,各自的作用对象,各自影响中国历史的状态,各自存在的理由上来看,儒家伦理在阐释它的具体思想家那里,都不尽相同。就个体心性儒学而言,它在两个历史时期具有特别的衍伸能力--一是春秋战国时代,一是宋明两朝。前者以子思、孟子为代表,后者以陆九渊、王阳明为典范。他们围绕的伦理思想主题主要的是道德理想主义。关注问题的思想进路是由内圣而外王。化解外在紧张要素对于内在理想道德的挑战,是他们最为紧要的思想聚焦点。而这一儒家伦理形态对于古典知识分子--士人的影响是最为深刻的,它维持着上层精英社会的价值世界。它对于中国古典历史来讲具有着一种促使人们追寻理想生活的动力功用。因此,它的存在理由深深植根在人之为人的尊严和社会之为社会的秩序之“人性”的土壤之中。就社会政治儒学来讲,它也在两个时期显现了某种辉煌--一是战国末期至秦汉时期,二是明清之际。前者以荀子、董仲舒为代表。后者以明清之际三大家(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为象征。他们围绕的思想主题是如何使得混乱社会走向秩序井然的社会。他们对于伦理道德如何可以成功化解与其他社会要素的紧张关系,从而能够将社会纳入一个由自然秩序提供了正当性支持的和谐体系之中。这一儒家伦理体系主要以影响政治家和社会各类人士为主,它维系着古典中国的政治秩序,支持着古典中国的礼教结构,制约着大众的社会。它使得古典中国足以将现实社会政治生活组织起来而不至于陷入紊乱状态。因此,在儒家伦理理论中一直凸显的两大主题--以仁为核心的、道德理想主义的个体心性儒学,以礼为核心的、伦理中心主义的社会政治儒学,就分别由各有源流的“两派”儒学家们进行了专门精深的阐释。[11]

在分别审勾勒了儒家伦理的双旋结构的各自存在情形之后,我们就可以进一步追问:儒家伦理的双旋架构如何或紧张、或和谐地构成为完整的儒家伦理体系?这是由三个理由所注定了的。[12]其一,从思想主题上来看,不论是倾向于道德理想主义的儒家思想家,还是倾向于伦理中心主义的儒家思想家,在思想的主题是都是围绕天人关系、人性善恶、内圣外王与德主刑辅四个问题域,展开其伦理运思的。其二,从所有儒家思想家的思想意图上来看,则都是围绕既整顿人心秩序、又整顿社会秩序两个目标展开思想历程的。他们都是在“伦理政治化,政治伦理化”的思想对局中陈述自己的伦理观念与政治主张的。其三,从儒家思想家设想的理想政治蓝图与实际政治状态来看,在前者,他们都是对于基于理想的大同社会表示认同的。在后者,他们都是对于现实政治的非秩序状态表示强烈的不满,因此要加以规制化的。因此,所有儒家思想家之所以有理由被成为“儒家”思想家,可以说是基于同一个理由,即他们对于“三纲八目”都有共同的、积极的认可--从一个道德理想出发,改善社会人生现状,达到一个最为理想的状态:其体现为一种道德理想状态,就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体现为一种理想的人生境界与社会政治生活状态,就是“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如果说古典中国历史上对于这一理想原则没有认同感的话,那他就不是儒家思想家了。所以,即使是被心性儒学思想家蔑视的外王派儒学思想家,也从来没有在自己的伦理陈述中,对心性问题完全掉以轻心。反过来,心性儒学思想家对于政治问题的连带关注,历来就是体现他们思想特质的地方。所以,荀子要讲“伪善”,王阳明要讲“杀心中贼”紧要的同时讲“杀山中贼”。在儒学史上,没有绝对偏离儒学双旋结构的儒家思想家。

儒家伦理以其个体心性儒学的道德理想主义指向,和以其社会政治儒学的伦理中心主义指向,两条环绕儒家伦理之以内圣外王为中心的理论中轴,形成为儒家伦理的双旋结构。没有前两者略为偏离儒家伦理言说轴心的理论结构,就无法显示儒家伦理丰富多彩的理论内涵。而没有后者显示的中心性,就无法显现儒家伦理的统一理论结构。因此,儒家伦理以内圣外王为轴心统合了个体心性儒学与社会政治儒学。

三、理想寄托

对于儒家伦理双旋结构的勾画,实际上可以说是对于儒家伦理的历史既有结构的一个恢复工作。除非在双旋结构的勾画中,儒家伦理就不能够得到完整的理解与把握。否则就会陷入以往讨论儒家伦理的要么美化、要么丑化的悖谬境地之中。但是,在“现代”情景中讨论儒家伦理,凸显它的二元紧张又和谐的双旋理论结构,和伦理与政治双管齐下的二元紧张又和谐的双旋功能结构,又并不等于将构成为儒家伦理的两个思想链--定位于梳解个体心性儒学的道德理想主义,与定位于诠释社会政治儒学的伦理中心主义两者,等量齐观。事实上,我们之所以对于儒家伦理加以“现代”的关注,就是因为儒家伦理思想中具有现代性的成分。而这种现代性成分蕴涵的多少,就儒家伦理双旋结构的两个构成面来讲,显然是具有差别的。

第4篇:儒家思想的当代意义范文

    其实在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前后,新文化阵营对维护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各种思潮亟高度警惕,每有闻“孔”色变之势。与之相比,那些主张重新阐释和发扬儒学的人士,对于新文化则表现出了相对积极的态度。民国时期,陈之原先生的《发展新儒家思想》一文非常客观地指出:

    外来文化的输入,表面上好像代替了儒家思想,推翻了儒家思想,使它趋于没落消灭的运动,其实正是促使儒家思想新发展的大动力。……“五四运动”以后所输入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艺术,与儒家思想汇合,在历史上曾展开了一个新儒家思想运动,造成了儒家思想的新发展。由这看来,儒家思想的新发展,不是建筑在排斥外来文化上面,而是建筑在输入吸收外来文化上面。[5]

    从这个意义上说,袁良骏先生的观点可资我们借鉴,他在《“五四”· 新儒学 ·道德重建》一文中指出:

    “五四”的局限正是当代新儒学的光点,当代新儒学的局限恰恰也正是“五四”的光点。因此两个局限的排除和两个光点的融汇,正好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大发扬。[6]

    而台湾旅美学者张灏也在《新儒家与中国文化危机》中提倡:

    应该沟通新儒家和‘五四’的思想,才是我们未来文化发展的应有基础。[7]

    事实上,20世纪初期中国的文化场域中,文化现代化主要分成了三种形态,即马克思主义文化派、自由主义西化派、现代新儒学文化派。现代新儒家之一贺麟先生在发表于1940年代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中,认为“广义的新儒家思想的发展,或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就是中国现代思潮的主流。我确切看到,无论政治社会学术文化各方面的努力,大家都在那里争取建设新儒家思想,争取发挥新儒家思想。”并将“发挥新儒家思想,蔚成新儒学运动”视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主要特征。[8]他指出:

    儒家思想包含有三个方面:有理学,以格物穷理,寻求智慧。有礼教,以磨练意志,规范行为。有诗教,以陶养性灵,美化生活。”“儒学是合诗教礼教理学三者为一体的学养,也即是艺术宗教哲学三者的和谐体。因此新儒家思想之开展,大约将循艺术化,宗教化,哲学化之途径迈进。[9]

第5篇:儒家思想的当代意义范文

关键词:儒家思想;当代经济管理;负面影响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07-0-01

一、儒家思想强韧的影响力

作为中国影响最大的思想流派,儒家学说从春秋时期孔子创立至今,已有两千多年,在这么长时期历史的绵延中,儒家思想体系历经无数朝代更迭,被当权者及文人志士不停的更新、扩充、变革,以适应统治者的需要。自汉武帝时期推行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便成为华夏文化的固有价值系统。可以说,儒家思想因其适应封建统治者的需要,而成为中国古代整个封建时期的主流意识。

经过这么多历史的年轮,儒家思想被弘扬过、被打压过、甚至曾遭到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灭顶之灾,然而,其坚韧的生命力使得其成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学说中为数不多的一直对整个中国古代封建时期产生强大影响力的学说。自19世纪初,中国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随着清朝的结束而轰然倒塌,新的民主时期创设至今也不外百余年。虽然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再一次借着“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传播马克思主义,其中的白话文运动更是全面否定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废除文言文,推行白话文,然而就算如此,儒家思想对中国各个层面的影响仍然根深蒂固,对当代中国的经济管理至今仍产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究竟儒家学说有何魅力?儒家学说中和当代经济管理相关的论述又有哪些呢?

二、儒家思想中有关经济管理的论述

儒家有着自己的一套经济思想,并在历代变革中成就了我国古代的经济理论。

(一)义利之辩

儒家在阐述自己的经济理论时,总是将义与利联系起来。其推行仁义之道,以礼义之分,要求人们安贫乐道。孔子在表述其财富观念时说:“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孔子有一个得意门生,叫做子贡,他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之风被后世商界所推崇,成为历代儒商的杰出代表。

(二)以民为本的自由经济思想

孔子关于规划国计民生的目标,首要主张便是富民,认为民富而后才能达到富国,论语中有言:“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孟子更是认为国家应该推行仁政“则民可使富”,荀子也明确提出“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的理论。在西汉盐铁会议,儒、法两家关于国家经济政策的争论中也主张“工商在民”,给农民留下市场选择的余地。

(三)均衡经济思想

《中庸》有言:“子庶民则百姓劝,来百工则财用足”。孔子向来以人道为本,以人事为末,然而他并没有忽视工商的引进,“四民均则王道兴而百姓宁”,这里的“四民”指的是“士、农、工、商”,把商放在后面,并没有尊崇贬抑或者“重农抑商”的意思,“四民均”便是给予相等重视之意。

三、儒家思想对当代经济管理的负面影响

(一)重情意轻利益

儒家思想历来在追求利益的前提下要求保证“义”的合乎道德性。虽然在孔子的年代并没有抑制人们对利益的合法追求,然而在后续统治阶层的变动下,儒家思想渐渐的变的重义轻利。后期的儒家学说认为,“君子喻义小人喻利”,认为追求个人利益是遭人鄙视的。而对当代经济管理来说,利益的追求肯定是第一性的,生产力的发展直观的表现出来便是利益的增加,不寻求利益的贸易必然是不成功的,若是在当代经济管理中仍然尊奉重情意轻利益的原则,我国当代经济发展就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没有了发展的根本动力。

(二)重人情轻法制

与法家推行严苛的法律相比,儒家一向推行仁政,主张“泛爱众”、“仁者无不爱”。然而,“人治”与“法治”相比,其局限性相当明显。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一味的推行仁政和“人治”并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目前,我国的经济正快速发展着,经济全球化一体化更是对国内经济管理提出了挑战,想要促进国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性可持续健康发展,就必须加强法制建设,必须消除“人治”的干扰,“人治”不仅可能会滋生腐败现象,导致“权大于法”等不公平丑恶现象的产生,还可能使法律成为一纸空文,让市场经济无从发展。

(三)中庸之道抑制良性竞争

现代企业的发展是建立在良性竞争的基础上的,企业之间的良性竞争,企业员工之间的良性竞争都会促使企业往更好的方向发展。当代市场经济就是一个充满了竞争力的时代,没有竞争,就缺乏了前进的动力。而儒家推崇的“中庸之道”立足于调和社会矛盾,反对“争”,要求人们在处理矛盾时应该“与人为善”,“一切以中庸为原则”,提倡“君子无所争”、“和为贵”。这种态度在处理日常生活关系时尚可和谐邻里关系,但是若运用在当代经济管理中就显得不合适了。

(四)官本位价值观

“学而优则仕”是儒家提倡的做学问的正确之道,儒家反复强调“为仕”的概念,提倡“治国平天下”的理想,鼓励知识分子积极追求为官之路,为统治者服务。儒家的这种观念极大的影响着一代代文人志士,在社会化发展如此丰富的今天,仍有不少学习优者把考上公务员、事业单位当作自己的唯一目标。这种官本位价值观使得我国古代的大部分知识分子终其一生,寒窗苦读,只为求得一官半职,而不注重“实学”的研究和发展,致使我们这个产生了“四大文明”的历史悠久的国家在后来的工业革命中远远落后于其他西方国家。而在当代经济管理中,更加需要重视科技的研究与实学的发展,如果大部分知识分子仍然秉持着官本位价值观去求得个人仕途发展,不仅不利于企业的发展,更不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四、结语

儒家思想源远流长,对整个中国的历史发展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至今仍渗透着国人的心理和思想,我们要充分发扬儒家精神的精华,更要降低其对当代中国经济管理的负面影响,全面利用各种优秀学说,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和发展。

参考文献:

[1]高峰.论儒家思想对当代经济管理的负面影响[J].成都电子机械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6,12(4):22-23.

[2]侯琦,魏子扬.浅论儒学对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负面影响[J].新视野,2015,11(5):56-57.

第6篇:儒家思想的当代意义范文

一、先秦儒家管理哲学的个案研究

对荀子管理哲学的研究,学者们进行的比较深入,有几篇硕博论文分别从不同研究方向进行了详尽阐述。于海舰《荀子管理哲学思想研究》沿着荀子的哲学观点,如“天人关系论”、“人性论”、“明分论”,来探讨管理的主体、管理的本质、管理的手段、管理的终极价值等问题。从“明于天人之人”和“制天命而用之”的天人关系论突破了“天命论”的枷锁,使人成为管理的主体;“群居和一”的群观念,为管理设定了终极价值目标;“明分论”和“礼法论”为实现管理目的提供了合乎天人的管理方法论;“隆礼重法”的管理思想;从“以礼分施”的君道论等哲学观点谈起,把人的问题分析明白,而后向管理层面落实,详细探讨了“明分论”和“礼法论”在其管理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余森华的硕士论文《<荀子>的管理哲学特色研究》,从荀子管理思想的理论基础、“修身”思想与自我管理间的关系、“王霸”思想与公共治理的关系、荀子管理哲学思想与现代管理的关系四个方面,审视《荀子》思想的管理之“用”。阮艳的《荀子的管理哲学思想与现代管理》采用历史研究的办法,通过整理和分析《荀子》及相关哲学思想的研究资料,从现代管理学意义上的管理前提、管理组织、管理主体、管理方法以及管理目标等五个方面对荀子的“化性起伪”、“明分使群”、“尽伦尽制”、“隆礼重法”、“求治去乱”等思想进行了分析和阐述。另外,此文还将荀子的管理哲学思想与西方的X理论、马克思•韦伯的组织理论以及管理方法、管理目标等理论进行了比较分析,探讨其差异和通融之处,阐释了荀子管理哲学思想之精华。

对于周易管理哲学的探讨,就所涉及问题而言,应该说比较全面,但他们共同存在的问题是宏观而不具体,从外部即儒家研究《周易》管理思想,或者说用一般儒家的管理思想看《周易》经传管理思想,未深入到经传内部。黄新根的博士论文《<周易>管理哲学研究》在吸收前贤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从《周易》经传出发,通过解读《周易》卦象符号和文辞,全面系统地探讨《周易》经传的管理思想。把经传管理思想分开研究,指明《周易》管理思想是其固有的,与西方管理思想不同,有自己的特色。文章客观理性地分析了经传管理思想的优与劣,提出真正建立《周易》管理学必须扬长避短,融合中西管理思想。黄宝先《<周易>的管理哲学》一文,从其管理体制———科层制出发,从“盛德大业”的管理目标论、“阴阳之道”的管理决策论、“变易协调”的管理方法论、“民为邦本”的管理主体论几个层面论述了其管理哲学。他认为,科层制管理思想是《周易》管理哲学思想的精华,只是思想太超前,没有适宜生存的环境和土壤难以推广。张耀天的《周易管理思想初探》一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当前中国管理哲学的发展趋势,从“道器不离的形而上学论”、“以和为贵的管理目的论”、“大道至简的管理方法论”及“以人为本的管理价值论”几个方面阐述周易管理思想,并理顺了周易管理哲学的基本体系。许尔忠《<周易>的管理哲学智慧》一文,从整体性管理思维、进取性的管理理念和变易性的管理方法三个方面论述了其管理哲学思想,认为这些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管理思维、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的形成,还给现代管理许多重要启示和直接浸润。对《中庸》及其思想的研究,多与儒家管理思想或是孔子管理思想融为一体。黎红雷的《“中庸”本义及其管理哲学价值》一文,认为中庸一词有“中正、中和、时中、用中、平常、不变、恰到好处、不偏不倚、动态平衡”[4]等多重丰富内涵,同时蕴涵着“正—反—中”的中庸辩证法。把中庸辩证法运用到管理活动中,正确处理“为己与为人”、“正己与正人”、“修己与容人”、“行己与安人”的辩证关系,便形成“立己立人”的中庸领导智慧;正确处理“王霸杂之”、“恩威并施”、“明德慎罚”、“德主刑辅”的辩证关系,便是“德法兼济”的中庸管理智慧;正确处理“见利思义”、“取之有义”、“先义后利”、“义利合一”的辩证关系,便是“义以生利”的中庸经营智慧。以此说明儒家的中庸思想对人类社会管理活动的重要价值。严金梅、胡春蕾《中庸之道与现代管理》一文认为过犹不及与适度原则、和而不同与原则性和灵活性、“时中”与“权”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中庸思想在管理过程中的具体作用,同时他也认为,中庸在管理中存在很大局限性,应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使用。

二、先秦儒家管理哲学的核心问题和核心概念研究

对核心问题“仁”的研究几乎没有独立成篇的论文,大都与儒家其他管理思想融为一体,这里不再单独陈述。对“义利观”与儒家管理哲学及现代管理的研究比较深入,不同思想家的义利观都得到了归纳和发掘,研究深度也不断加强。李朝秀的硕士论文《先秦儒家义利观及其现代价值探微》从义利观的社会背景、理论来源入手,详细阐释其内涵、特点、儒家不同观点的共性与差别,并论述了其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文章认为,利和义是分层次的,达到“义”之不同层次的道德要求也是不同的。高晓红的《先秦儒家义利观及其现代意义》一文认为将义利观的主要内容归纳为:重义兼利、重义尚利、先公后私和先天下之公利。叶世昌《儒家义利观和现代企业管理》认为正统儒家的义利观可以“义以生利”和“何必曰利”[5]八个字为代表,其反映了贵义贱利思想。传统思想中的精华和糟粕具有相对性,要进行具体分析。对“人性论”的研究也较为深入,黎红雷《先秦儒家人性论的管理学意义》一文,从现代管理角度,重新审视先秦儒家的人性理论,论述了先秦儒家“性善论”、“性恶论”、“人性可塑论”与现代管理理论的异曲同工之处。文章认为,强调塑造人性以实施管理,正是先秦儒家人性理论的独特之处。易想和等人撰写的《何为人性?如何人性?———儒家人性论的管理意蕴及当代价值》一文,从儒家人性论的演变历程及哲学根源、管理意蕴及伦理困境、现代价值及伦理向度三个方面论述了管理中人性的重要性。认为其管理意蕴主要体现在以人为本、中庸之道、修己安人三个方面,现代管理应坚持“以人为本”的伦理向度。对“道治”与管理哲学的研究,张贵明《论“道治”管理哲学与C管理模式》一文认为,道治是对德治和法治的统合与超越,因其建立在自然秩序和自然法则之上,是以科学精神为基础的人本管理思想,而成为科学管理基础之上人本管理———C管理模式中最重要的哲学智慧。

三、儒家管理哲学的意义与当代价值研究

黎红雷《儒家管理哲学的现代启示》一文,从“安人”、“教化”、“修己”三个方面论述了儒家管理哲学的现代启示。文章认为,儒家管理的基本精神:以“人为中心,以道德教化为导向,以正人正己为途径”,对于现代管理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李玲等人撰写的《管理哲学视野下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梳理了儒家“仁”学思想、中庸之道、“德主刑辅”、“义利观”的现代价值,具体阐释了在管理哲学视野下,儒家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与现代管理的人本主义价值观高度契合,充分体现了人文关怀精神和崇尚人本价值的理念;“中庸之道”倡导管理者道德修身,在管理中感悟和把握平衡的艺术,揭示了管理依循的途径及追求的终极境界;现代管理中“正人先正己”的原则传承于“德主刑辅”的管理理念,体现了鲜明的东方文化特色;儒家“义利观”蕴含着义与利两种价值取向的辩证关系,它鞭策着管理者见利思义,以“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警示自身。

四、先秦儒家管理哲学与西方管理哲学的比较研究

成中英的《C理论:中国管理哲学》一书,认为西方的管理哲学是以经济为基础的,中国的管理哲学是以伦理为基础的,而中国哲学核心价值的来源是儒家。他指出中国管理哲学是具有一种现代性,融合希腊、西方的精髓在其中的,具有一种高度的知识性与伦理性、现实性与理想,实现和谐自由和正义的标准。书中倡导动态和辩证管理,是综合创新中国管理哲学的奠基之作。它运用逻辑分析与本体诠释方法重建中国哲学,开创了当代中国哲学与中西比较哲学研究的新蹊径。在论文方面,高志鹏的《浅谈中西方管理哲学的异同》、马鸿飞的《中国传统管理哲学与西方管理科学的整合》两文,以基本相同的框架结构分述了中国传统管理哲学的基本特征及价值取向,西方管理哲学基本特点及最新发展趋势,均认为中西管理哲学应逐步实现共通及融合,以利于我们构建中国特色的管理哲学,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第7篇:儒家思想的当代意义范文

[关键词]儒学复兴;现代新儒学;大陆新儒学

现代新儒学即将落幕之际,大陆新儒学悄然兴起,成为学界关注和探讨的热门话题。本文中的所谓大陆新儒学,是指现代新儒学式微之后,大陆地区兴起的新的儒学体系重构思潮。与现代新儒学不同,大陆新儒学没有统一的致思路向,有的汲汲于理论体系的构建,有的热衷于现实的政治进路,有的致力于儒学的生活化,有的尝试于儒学的宗教进路,其代表人物有蒋庆、黄玉顺、陈明、张祥龙等。虽然大陆新儒学没有统一的理论宣言,但它的出现无疑推动了儒学思想的再度复兴。鉴于现代新儒家存在理论偏误,蒋庆主张儒学再度政治化,进而取代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受到海德格尔存在论的启迪,黄玉顺尝试回归生活本源,重构儒家形而上学和形而下学;通过对传统儒学进行正本清源的疏解,李承贵认为人文儒学才是儒学发展的现实路径。纵观大陆新儒学研究之现状,学界对此领域尚未展开系统的学理疏解。鉴于此,本文拟对上述几种理论体系进行初步分析,以管窥大陆新儒学的内在特质和基本风貌。

一、儒学的消沉与落寞

对于中国人来说,刚刚过去的20世纪是一个喧哗与骚动、震荡与激变、启蒙与救亡并存的时代。各种社会思潮纷至沓来、蓬勃涌现,围绕“中国走向何处”“中国的现代性”等问题展开激烈的探讨与争鸣。作为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学的命运与未来前景自然成为人们关注和思考的重要议题。

首先是制度化儒学的解体。儒学解体的原因,余英时认为首先是“硬件”方面已体之不存,即持续2000多年的帝王制度的崩溃,使其丧失栖身之所。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自汉武帝“罢黩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即从先秦诸子百家之一种跃升为官方意识形态,其间虽因佛教、道教的冲击与挤压而曾经遭到过冷遇,但始终未能动摇其主体地位。然清末民初政权更迭,帝制王朝的分崩离析使儒学失去制度层面的支撑,儒学日见式微,走向衰落。帝制崩溃与延续千余年的科举制度的废除,亦使儒学失去长足发展的内源动力。科举取士是为统治阶级网罗人才,考试内容以儒家学说为根本,通过科举出仕的士大夫对传统儒学的研读和发挥,无疑为儒学的持续发展输送了绵延不绝的新鲜血液。1905年,清廷取缔科举转而采取新的教育和考试制度,显然切断了儒学与读书人之间的直接关联。需要指出的是,儒学解体之后并未因现代中国的救亡图存而获得些许生存空间,反而在经历20世纪数次激烈反传统浪潮之后,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打击、清算和荡涤,曾经显赫数千年之久、作为独立文化形态的儒学,其时“似乎成为一堆万劫不复的死灰”。

其次是现代新儒学的困境。五四新文化派对儒家传统的无情批判,激起了人们对传统与现代的深度思考。1921年梁漱溟推出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便是这种思考的理论成果,它基于现代社会对儒家传统的重新诠释,拉开了现代新儒学的序幕。尽管现代新儒家认同民主与科学,但与新文化派迥异的是,他们认为传统儒学早已蕴含科学、民主的因子,并不需要从西方引进,即“内圣”可以开出新的“外王”事业。为此,他们在传统儒学的基础上,放眼世界和未来,通过消融西方文化对儒家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力图寻找到儒家思想新的慧命。现代新儒家四代学人不仅“坐而论道”,还“立而行道”,但在大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他们始终没有找出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改变“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的现实窘境,而且当时一流学者很少关注儒学。1995年,牟宗三的遽然离世,标志着现代新儒学已经走到了历史尽头,“走完了这个现代新儒学的圆圈全程”。李泽厚曾发出这样的感慨:“恐怕难得再有后来者能在这块基地上开拓出多少真正哲学的新东西来了。这个圆圈是无可怀疑地终结了。”时光流转,梁漱溟曾以几个抽象的哲学概念对这个问题所作的精辟解答,也早已被人遗忘了。这并不是因为梁漱溟的观点不够深刻,而是因为这个问题太大,不是一个人或少数人在很短时间内仅凭学理探讨就能解决的。面对新的时代,现代新儒家的孤寂与落寞并非偶然,而是古老的儒学应对乏术,无法搭建一条沟通传统儒学与现代民主的桥梁。

制度化儒学的解体已有百年之久,唯其独尊的时代早已远去。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物质生活的丰富,民主政治也成为当今主流的政治安排,但随之人们又患上了现代性焦虑症。于是,挣扎于现实的人们将目光投向儒家文化,这又为大陆新儒学的勃兴提供了时代机缘。尤其是新世纪以来,构建新的理论体系几成儒学展开的基本向度,于是大陆再现儒学复兴的迹象。

二、大陆新儒学的构建

新中国成立后,现代新儒家纷纷移居港台及海外,留在大陆的老辈学人也基本上停止了儒学研究,转而关注马克思主义。1980年代中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文化研究热潮的勃兴,儒学传统及其现代命运才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增强和民族自信力的提升,大陆儒学研究也逐渐兴盛起来,新的儒学体系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里以政治儒学、生活儒学、人文儒学为例加以解析,以探究其底蕴。

1 政治儒学

政治儒学的产生与现代新儒学的致思路向密切相关。蒋庆认为,现代新儒学所以没有产生太大的社会影响,乃是源于其自身的理论偏误,可将其归纳概括为个人化倾向、形上化倾向、内在化倾向、超越化倾向。也就是说,现代新儒家只深掘儒学的心性和生命面向(蒋庆称之为“心性儒学”),而忽视了它的政治面向(即“政治儒学”)。基于对新儒家的这种认识,蒋庆提出政治儒学的理论构想,主张当代儒学的发展应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在他看来。政治儒学可以弥补心性儒学现实层面之不足。它关注社会现实、重视政治实践,这无疑彰显了儒学的政治理想。由于有着强烈的政治诉求,政治儒学从一问世即为社会各界所关注,引起学界热议。

那么,政治儒学到底有何独特之处?换句话说,其内在特质是什么?笔者认为这个问题可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解析。在理论阐释上,蒋庆从历史深处人手寻找原始依据。在他看来,政治儒学源于儒家之经学,其源头可追溯至周礼与春秋。在先秦,能将周礼与春秋之微言大义发扬出来的,唯有春秋公羊学,“故儒家的政治儒学主要指春秋公羊学”。它源于孔子、兴于公羊、成于荀子、光大于两汉(董仲舒)、复兴于清末(康有为)。这条一脉相承、有别于心性儒学的儒学传统,即是儒学的政治面向。有识于此,他认为政治儒学不屑于形上体系的建构,而扎根于人们的现实生活;认为道不在抽象概念的推演中,而在具体的政治现实中。所以,蒋庆试图改变现代新儒家以个体生命为关怀对象、以道德理性为理论依据的致思路向,转而以社会政治为研究对象、以政治理性为理论依据,并致力于政治实践的具体落实。

实践上,蒋庆结合传统政治思想与西方现代民主,提出“三重合法性”构想,并将其发展为“议会三院制”。首先,蒋庆借鉴中国传统政治资源,对《中庸》“王天下有三重”进行创造性转化,提出“三重合法性”的构想。具体来说,他把《中庸》“王天下”之“三重”的“议礼”、“制度”和“考文”,改造成“天道”、“历史”与“民意”三项,以分别对应“天”、“地”、“人”这三重维度,这是其政治儒学的核心理念。如果蒋庆对传统政治哲学的发挥仅至于此,那么“三重合法性”并没有什么特异之处。此论所以引起众多学者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强烈驳斥,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它对现代政治哲学的理解和融摄,进而以“议会三院制”实践其政治维度。所谓“三院”,即庶民院、国体院和通儒院,其制度设计为:庶民院代表公众民意,国体院代表历史文化,通儒院代表儒教价值。凭借“三院制”,蒋庆构建的“天道”、“历史”、“民意”之“三重合法性”便辐射到政治生活中。这种路径设计充分显示出其强烈的政治诉求。在《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中,蒋庆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实践“议会三院制”的目标就是儒学国教化。而儒学国教化正是民国初年康有为等人所倡,目的在于重构国民的儒学信仰,其政治意图十分明显。

通过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剖析,可以感知政治儒学浓烈的政治化倾向。尽管康有为等人的儒学国教化没有成功,政治儒学也难免遭到众多学者的批评,但都没有动摇政治儒学的立场。

2 生活儒学

关于生活儒学,学界现有两种不同提法:一是大陆学者黄玉顺的面向生活本身的儒学,二是台湾学者龚鹏程的日常生活化的儒学。前者热衷于儒学体系的构建,后者致力于儒学的大众化。因本文主要探讨大陆新儒学,故后者略去不谈。关于生活儒学的体系建构,黄玉顺本人曾多次撰文,就其概念内涵和构建思路展开论述。

一是概念内涵。何谓“生活儒学”?黄玉顺没有直接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而是先对“生活”和“儒学”加以界定。先说“儒学”。提及儒学,大家肯定会想起孔孟之道、宋明理学之类的话语,但到底“什么是儒学”?即便儒学界给出的回答也不尽相同。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以来,人们似乎与儒家传统隔膜甚深。黄玉顺认为有必要回到原始儒家,涤荡其理论构架,夯实其理论根基,重构新的儒学体系。再说“生活”。这是“生活儒学”最容易让人产生误解的地方,因为一说起“生活”,人们必定想到现实生活,自然也就把生活儒学理解成将儒学贯彻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为了消除误解,黄玉顺指出,生活儒学之“生活”有两个来源:一是中国人在轴心时代之前关于“生活”的观念;二是海德格尔存在论哲学对“存在”的阐述。海德格尔厘清了“生存”与“存在”的关系,认为人的生存只能是此在。倘若我们将这个“此在”去掉,回到“此在”之前,那么“生存”等同于“存在”,也就叫“生活”(life)。基于这种认识,黄玉顺指出:生活儒学就是以生活为本源,面向生活的儒学。

二是构建思路。回顾20世纪的儒学发展,黄玉顺认为它始终没有超越“西学东渐”的理论预设,当代儒学体系的构建应当避免这种倾向,创设具有当代思想视域的新儒学。为此,他从3个层面构建理论体系:其一,回归生活本源。黄玉顺承认,生活儒学受到海德格尔的启示,但绝不是原封不动地移植。为了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哲学区别开来,黄玉顺以“生活”指称“存在”或“生存”。在他看来,作为当下的存在,其实就是生活,并对“生活”作了如下界定:“生活”不是任何对象的存在,它只是存在本身;而具体的生活方式,则只是“存在的生活”的一种显现方式。在他看来,构建新的儒学体系,只有回归生活本源,才能阐释其形上与形下的可能性。其二,重建形而上学。作为一种新的理论体系,显然无法回避形而上学。但问题是怎样重建?黄玉顺坦言应秉持中道立场,既拒绝现代新儒家的纯粹哲学思辨,又拒绝大陆新儒家的原教旨主义。他认为形而上者的源头在于人们当下生活中的生活感悟。在形上体系的创设上,他把重建主体性和范畴表放在首要位置,并将后者视为形上与形下的过渡环节。其三重建形而下学。学界关于形上与形下的划分,一般常用佛教术语“此岸”与“彼岸”加以区别。由于具有强烈的人世倾向,儒家自古以来注重此岸,具体表现在制度伦理和正义理论上。黄玉顺指出,儒家正义伦理具有两个原则:正当性原则和适宜性原则。在他看来,通过提炼正义伦理的基本原则,可以看出当代儒学构建回归生活的诉求:如果说正义性所挺立的制度规范的生活情感是生活存在的原初显现,适宜性所奠定的制度伦理的生活方式是生活存在的再度显现,那么可以说这两者均来自生活,且归于生活。

综观上述,生活儒学打破传统哲学“形而上学形而下学”模式,构建“回归生活本源重建形而上学重建形而下学”的框架,不仅夯实了儒学本体形态的理论根基,还为当代儒学发展开辟了新的向度。

3 人文儒学

在儒学体系的构建上,人文儒学既没有强烈的政治诉求,也没有透过西学阐释儒家传统。通过对儒家思想正本清源的历史钩沉,李承贵发现人文主义才是儒学的核心内容,并将人文儒学确立为儒家思想的本体形态。

人文儒学何以成为儒家的本体形态?李承贵提供了五点理论支撑。现择其要者,概述如下:

其一,人文儒学是儒家思想的根本内容。儒学虽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理论体系,但其内在特质是人文主义。人文主义的内涵虽有争议,然其核心义理大体相同,即肯定人的主体性,高扬人的价值及意义,追求个性解放,崇尚人格尊严。孔子提出“仁”就是对人的主体性的肯定,而“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即肯定了人的价值及人生意义。这样的例子普遍存在于儒家典籍中,说明人文主义无疑是儒家思想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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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人文儒学是儒家思想生长之源。这里的“生长之源”是说,人文主义是儒学生成与发展的源头或种子。首先,“仁”是儒家思想生长的源头。在儒学体系的众多核心概念中,“仁”最具生命力也最具创造力,儒学的历次更替与创新,无不从重新释“仁”开始。其次,儒学的丰富和发展以人文主义为中心。在儒学发展史上,无论是生生思想,还是自强,精神,抑或厚德意识,无不洋溢着浓厚的人文关怀。

其三,人文儒学是儒家思想开掘之匙。此处的“开掘之匙”意指,人文儒学是诠释和评价儒家思想的最佳方法,并为20世纪儒学研究的实践所证明。举例来说,无论是现代新儒家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还是自由主义者胡适,抑或当代大哲张岱年,不仅肯定了儒家传统的人文主义精神,还运用人文主义方法对儒家人文理念进行整理、诠释和评价。

其四,人文儒学是儒家思想学科化之果。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现代教育体系的建立,儒学从传统儒学悄然转向人文儒学,致使原本属于人文社会学科的知识,被分别纳入中文、历史、哲学、美学、伦理学、宗教学、政治学范畴之中。如此以来,传统的儒家体系就不复存在,但人文儒学由此凸显。所以说,人文儒学是儒家思想现代学科化的必然结果。不可否认,儒学在现代教育体系中被逐渐边缘化,但这恰是儒学确立身份,使其走下独尊的神坛,重新挺立儒家的人文精神的重要机缘。

其五,人文儒学是儒家应对挑战之法。新文化运动以来,儒学面临各种严峻的挑战。李承贵认为,若从人文儒学角度思考,可使儒学成功应对挑战。儒学被挑战的原因之一是,儒学功能过多所致。由于传统儒学体系过于庞杂,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在功能方面有着广泛的诉求。而人文儒学仅在精神和价值层面发挥作用,可以有效地化解儒学的生存危机。儒学被挑战的原因之二是,儒学外王事业所致。如何由“内圣”开出“新外王”,乃是现代新儒家的毕生祈愿,却终究未能实现。但对人文儒学而言,开出科学与民主,是内在的诉求;开不出科学与民主,也是它的特性所规定。儒学被挑战的原因之三是,质疑儒学价值所致。近代以来,儒学之所以受到国人的质疑和批判,正是因为人们认为它与科学、民主相悖。作为由数千年积淀而形成的理论体系,儒学难免良莠不齐、泥沙俱下,但人文儒学对人的主体性的肯定、对个体尊严的维护,显然与民主观念兼容不悖。

经过以上5个方面的学理疏解,李承贵说:只有人文儒学才能担当起儒学的现代使命,人文儒学是儒学当之无愧的本体形态。乍看之下,似无疑义,但细心揣摩,会觉得人文儒学的根基不够牢固,因为人文主义显然无法作为本体撑起体系庞大且内容繁杂的儒学。所以,此论一出即受到不少学者的质疑,纷纷著文与李承贵展开论争。依笔者之愚见,人文儒学的论证和推理不乏精湛之处,但缺乏足够的事实依据,更无法展开社会实践。

三、关于儒学复兴的思考

不管认同与否,近年来儒学复兴已成无可争议的事实,尤其是大陆新儒学对儒学体系的构建作了有益的探索。除了上述政治儒学、生活儒学与人文儒学,影响较大的还有文化儒学(陈明)、制度儒学(干春松)、公民儒学(林安梧)、经济儒学(盛洪),以及近来郭齐勇关注较多的民间儒学。这些儒学体系的构架,是否表明儒学已经度过近代以来的持久落寞,再现昔日的辉煌气象?笔者认为尚需历史作出理性的评判。细致阅读大陆新儒学倡导者的学术论著,笔者就当前的儒学复兴思潮略谈两点浅见。

第8篇:儒家思想的当代意义范文

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对当代中国均有重要影响,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舶来文化必须与中国社会现实、中国儒家思想相契合,从内容到形式都转变为具有中国时代气息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才能被中国人民所接受。正如同志指出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只有正确运用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对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进行契合研究,对于认识和学习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群众路线”有着重要作用,对于贯彻“以人为本”的价值观更有着重要指导意义。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儒家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群众路线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根植于西方的先进文化,经过近百年的文化传播和实践探索,目前已成为当代中国的指导思想。儒家思想拥有上千年的悠久的文化历史和深厚的社会基础,至今对广大群众的行为规范及社会生活具有重要的影响力。马克思主义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与作为普通民众日常生活指导原则的儒家思想并不互相抵触,将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进行契合,既有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又有助于带动儒家思想现代化。

一、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相契合的必要性

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这就需要从思想文化和社会实践层面剖析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相契合的必要性。

(一)中国存在的文化问题当代中国在思想文化领域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中国多层次文化结构中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存在矛盾,影响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进行传播和实践;文化冲击与文化迷茫,反映中国当代社会思想与文化的缺失;传统伦理道德的缺失,导致信仰与行为的鸿沟。解决当代中国的文化问题,必须促进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的契合,用大众能够接受的话语体系传播马克思主义。

(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需要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需要一个与本土文化相融合的先进理论作为它的精神臂膀,尤其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更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作为其精神支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相契合的基础之上,在新的社会发展时期,为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需要,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要体现在中国化的进程中,体现在与中国社会现实结合的实践中,体现在与传统儒家思想的融合中。

二、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相契合的可能性

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传播,能够在中国文化土壤中深深扎根,就必须从儒家思想中找到共生点,二者的契合有着理论和实践上的可能性。

(一)理论上相契合的可能性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有着某种连贯之处,这种连贯为二者的契合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性。马克思主义和儒家思想对世界本源问题的认识是一致的,皆强调世界本原统一于物质,如儒家代表荀子认为“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虽然,荀子的古代朴素唯物论概念远远没有达到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高度,但古代朴素唯物论的内在同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以贯之。马克思主义和儒家思想在认识论方面具有相通性。儒家思想中强调“知行统一”,如《中庸》中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行”是“知”的基础,“行”是衡量是否掌握真知的标准。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认识的源泉、途径和目的,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可见,虽然儒家思想中用于内省、修身的“知行观”远没有达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但在一定程度上“知行观”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有异曲同工之处的。

(二)社会实践上相契合的可能性马克思主义和儒家思想的契合,不仅仅理论上具有可能性,在社会发展实践中也充满可能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理论命题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相契合为出发点的。虽说马克思主义是具有“普适价值”的开放性理论,但如列宁指出:“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最恰当的发展和继承,其灵魂是马克思主义,载体是儒家思想,目的是解决中国社会现实问题。如此可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过程为二者的契合提供了可能性。“儒家思想现代化”的理论说法也为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的契合提供可能性。笔者认为,儒家思想在现代社会之所以会走向没落,原因在其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在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就是这个科学理论。儒家思想的现代化及复兴的道路和途径就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对儒家思想起到一种扬弃作用,留精华,去糟粕,使儒家思想在民间大众中起到积极向上的作用,可见“儒家思想现代化”的实践为二者的契合起到了推动作用。

三、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相契合的原则

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相契合的原则,要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为基础,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用包容的思维辩证地对待儒家思想。

(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刘云山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巩固发展健康向上的主流意识形态。”[3]这表明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是要把儒家思想放在无足轻重的次要位置,而是立足中国实际,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儒家思想进行辨析,选择性的对儒家思想进行扬弃,这也是儒家思想现代化转变的根本条件。

(二)辩证对待儒家思想指出:“我们绝不能不区分精华和糟粕,对于传统文化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而是应该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受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4]这表明,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批判继承地把儒家思想中合理命题、合理观念融合到时代文化、时代精神中,使其成为新时代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三)以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为标准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对待马克思主义和儒家思想的契合,将二者契合的理论放在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环境中去考查,考查其是否对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起到推动作用;是否对现实问题的解决的改善起到良好效果;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利益。因为只有能够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契合理论,才能成为引领大众文化和时代文化的标准。

四、马克思主义和儒家思想相契合的典范——“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具体化、实践化的发展与创新,其形成与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与儒家思想“民本”思想的结合和交融。以群众路线为切入点,对“群众观”和“民本思想”进行比较分析,进一步对马克思主义和儒家思想相契合进行研究。

(一)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群众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主体,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主体;“民本思想”强调以民为本,如孔子提出的“勤政为民”、孟子提出的“得民心者得天下”等思想。“群众路线”中的“一切依靠群众”就是在“群众观”和“民本思想”二者基础之上提出的,表明人民群众是历史活动的主体,是群众路线的基本立足点和最终归宿。

(二)正确处理人民群众和历史人物的关系“群众观”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特别是在阶级社会中,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性力量;“民本思想”中对君民关系也进行了类似阐述,如孟子提出的“民贵君轻”、荀子提出的“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等思想。“群众路线”中的“一切为了群众”表明了群众是价值主体,是群众路线的根本出发点,历史人物不能决定和改变历史发展的总进程和总方向,且其要受到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制约。

(三)人民群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依靠力量“群众观”强调要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激发人民群众在推动社会发展中的创造性力量;春秋时期管仲提出的“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唐太宗李世民承袭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他强调“君依于国,国依于民”等。群众路线中“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的内容深刻体现了人民群众是社会建设、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依靠力量,依靠人民群众,正确发挥人民群众的重要作用。

在中国,“群众路线”思想不仅仅是“民本思想”的传承与延续,更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核心与灵魂。从到,党的群众路线思想都是一脉相承的,虽然不同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执政思想、执政理念与执政方法不尽相同,但强调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地位,强调人民群众的关键作用,强调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前进发展的内涵始终没有变。所以说,群众路线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相契合的典范。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相契合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从理论层面分析,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需要,也是儒家思想现代化的需要。从实践层面分析,二者的契合既是解决当代中国存在的文化问题的需要,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并且马克思主义和儒家思想的契合对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传承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具有深刻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列宁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刘云山.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N].人民日报,2007-10-29.

[4].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1.

[5]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第9篇:儒家思想的当代意义范文

(一)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

儒家思想又称儒学,由孔子创立,最初指古代的礼仪之道,后来逐步发展成为以“仁”为核心的学术思想体系。儒学创立于春秋战国时期,独尊于西汉武帝时期;在先秦以后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一直被确立为正统思想而大行于世。儒家思想随着社会的发展也经历了不同的变化,被后人划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孔子、孟子、荀子等为代表的先秦儒学,主要内容是“士”修身方面的道德规范与从政方面的治国原则;第二阶段是以《天人三策》、《白虎通义》为代表的两汉政治制度化和宗教化儒学,其中的一些主要内容被政治制度化而后成为了人们必须遵守的外在规范;第三个阶段是以程、朱、陆、王等为代表的宋、明、清时期的性理之学,主要是伦理道德、身心修养层面的儒学;第四个阶段从康有为开始,是与西方近代民主与科学思想交流融通的近现代新儒学,主要对当代人的思想道德修养和民族主体意识发挥作用。从四个发展阶段中可以看出,无论儒学处在哪一个发展阶段,都实际上承担了教化民众、维护统治的社会功能,这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目的十分相似。

(二)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包含对儒家思想的继承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教育实践活动,是统治阶级为了夺取和巩固政权、维护社会稳定和发展、培养合格接班人和社会成员而开展的社会教化;内容十分广泛,包括政治教育、法制和纪律教育、道德教育、思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宗教教育、人格教育等,涉及思想意识、文化心理及行为模式等多个层面;主要任务是在统治阶级的领导下进行社会主导思想意识(或称“主流文化”)的灌输和规范行为的训导。从这一定义可以看出,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与儒家思想一脉相承。

二、儒家思想的特点

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社会教化民众的正统思想,经历了2000多年的发展而逐渐形成了自身的特色,归结起来主要有五点:第一,以人为本,儒家思想重视人性,强调人的内心中具有一种价值自觉能力,包括“自我修养”、“自省”、“慎独”、“自我完善”,还提出了“做人”的要求和方法,使人们从中得到乐趣。第二,注重德育,儒家思想特别重视伦理道德,孔子从道德教育的内容方面进行了总体设计,创建了以“仁”为核心内容的道德范畴体系,为确立儒家道德教育的内容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三,尊师重道,“传道、授业、解惑”是教师的职责,尊重教师的实质是对人类文明传承的重视。第四,崇学重教,孟子认为,教育使人懂得人伦规范,是控制人们思想观念、维护统治的重要手段。第五,因材施教与言传身教,孔子主张根据人的不同资质加以教育,主张教师以身作则。从以上特点可以看出,儒家思想与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同样重视教育客体,具有相同的意识形态性即政治性,同样是实现政治目的的重要手段。

三、比较儒家思想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方法

儒家思想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发展,形成了比较系统和完善的教育方法,社会教化和修养两个方面的主要方法有:教化方法,主要有教育灌输、化民成俗、身教示范、礼乐结合、环境陶冶、践履笃行等几个方面;自我修身方法,主要有学思结合、自省、克己、慎独、积善成德等几种方法。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方法有理论灌输法、实践锻炼法、自我教育法、榜样示范法、比较鉴别法、咨询辅导法等。从教育方法的比较结果中可以看出,教育灌输与理论灌输法相一致、践履笃行与实践锻炼法相一致、自我修身方法与自我教育法相一致、身教示范与榜样示范法相一致;比较鉴别法和心理咨询法是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特有的方法,儒家思想中化民成俗、礼乐结合、环境陶冶等方法可以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有所启示。

四、儒家思想育人功能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一)儒家思想在维护封建统治方面的作用

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统治者维护统治的工具和手段,为统治阶级提供了系统的治国之道,“四书五经”中大多论述了儒家的治国之道。儒家思想的治国理念是王道政治,宣扬“君权神授”的观点,真实目的在于解决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同时,儒家主张“为国以礼”、“为仁以德”,《论语》中“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为,以强硬的行政权力、政策法令来管理国家,使子民顺应服从;以残酷的刑罚来约束,使子民安分守己,只不过让人隐藏了一颗不知羞耻的心,暂时不表现出违法违规的现象,只是表面的平和安定;如果以礼仁之德来感化人民、以礼义之法来引导人民,那么民众就会勇于知耻,且能在日常生活中克服不良习惯和丑恶心理,并长期保持不变。只有这样,才能使人心悦诚服地服从政治权威,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不仅有利于国家的安定,也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

(二)儒家思想在教化民众方面的作用

儒家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要设计者,其核心就是通过向民众灌输政治理念,形成民众的政治情感、政治心理和政治价值。儒家思想认为,人们要有一个正确的国家观念,个人应该服从国家、忠于君主;儒家所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规约人们的道德,使人们正确地认识自己的责任,从而“克己复礼以成仁”。儒家思想强调向内扩充人性中本有的“善端”,倡导反求诸己的修养路径,使人们坚信有成圣贤、达到理想人格境界的可能。这种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培养了民众良好的道德品质,既巩固了统治者的统治地位,又达到了引导民间才智忠君报国的目的。

(三)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与功能

当代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以培养人的思想政治素质为目的,以共产主义为方向,是直接作用于人的思想品德的实践活动,因此,当代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不断致力于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激励人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包括个体和社会两部分,思想政治教育的直接作用就是促进人的发展,即实现个体;进而通过人的发展来影响社会生活,促进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即实现社会功能。

(四)思想政治教育从儒家思想中得到的启示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善”,中国传统社会大多数时候以善恶来评价人的行为,善恶观念是深植于人们意识中的价值观念。儒家思想中的“五常”(即“仁、义、礼、智、信”)贯穿于中华伦理观念的发展中,给予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诸多的启示。《论语•季氏》中提出,做人要“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意思是“见到好的、善良的,要努力思考自己的不足,争取达到同样好的程度;见到不好的、恶的,要像碰到热水一样,尽力避开”;要“省”在高处,学典明理,坚定信仰,守住良心,不为蝇头小利而鼠目寸光,不为荣耀光环而急功近利。运用儒学的语境来解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发现,其中的大多数内容已在儒家思想中存在并早有阐释。思想政治教育与儒家文化有着功能上的价值契合点,正确的理解运用可以使思想政治教育更好地达到鼓舞人、教育人的作用,对于和谐人际关系、稳定社会秩序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五、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对儒家思想的批判性继承与方法创新

(一)儒家思想的精华与糟粕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几千年发展历史中的积淀和精华,博大精深,对于建构中华民族的伦理道德观与价值观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中包括“以德润身、内圣外王”的身心和谐思想、“仁者爱人、以礼待人”的人际和谐思想、“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和谐思想以及“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的生态和谐思想。当然,任何思想都存在自身无法克服的历史局限性,儒家思想在维护和推崇“大一统”社会政治理想的同时,必然会抹杀了人的个性,压制了人的创造性;因过于强调人伦关系的伦理道德规范,而存在浓厚的“官本位”倾向且缺少民主意识,更使得整个社会出现一种功利化的倾向;另外,因循守旧的思想和过于保守的作风也不利于社会进步,因此,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借鉴和吸收儒家思想中的精华、认清和摒弃其中的糟粕,并树立开放的治学理念,把思想政治教育推向前进。

(二)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对儒家思想的批判性继承

儒家思想中的许多内容体现了人类的智慧和情感,也反映出中国古代社会的需要,但是,一些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推移已不再符合时代的需求。在建国之初就向全党提出,应系统总结从孔子到孙中山期间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任务,采用“古为今用”等对待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方法论原则。因此,我们要认识到儒家思想的阶级性和封建性,不能全盘照搬其中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而是秉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树立正确的、批判性继承的态度。

(三)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在儒家思想启示下的方法创新

思想政治教育有着明显的阶级性,也与政治和传统文化有着很大的关联,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都有着明显的差别。封建制度下产生的儒家思想反映出当时政治社会和教育文化的需求,并随着几千年的发展深植于大众的思维之中。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儒家思想显然不能满足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需求,虽然我们不能完全割断思想政治教育与儒家思想的文化关联,却可以从中汲取有益、符合人性的观念和方法,并将其科学地运用于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成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创新的有效途径。

1.化民成俗

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养人的思想政治素质,如果民众能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中学到良好的社会风尚,就会在思想上生成道德规范、在行为上养成风俗习惯,并自觉自然地认同法治理念、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礼乐结合

礼乐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礼乐文化能提升人的道德水平,使人们实现自我完善。“礼”是从人的情感出发来制定,又是以修正人的情感为目标;“乐”是人类发自内心的情感之声。礼乐可以陶冶人的情操,也使人知道如何规范自己的行为;还可以维护社会秩序中的人伦和谐,在今天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3.环境陶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