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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儒商 精神 嬗变 儒家
引言
儒商积极倡导以儒家理念去经商,大力强调以儒家宣扬的诚信仁义等伦理道德作为商业经营的基本指导理念,由此形成了具有浓厚儒家文化特色的商人精神——儒商精神。儒商精神是市场竞争法则所促成,体现着商品经济的客观要求,能够有效地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保障商业经营活动的正常进行。目前,商业领域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的欺诈之风日盛,损人利己、尔虞我诈的不正当竞争时常发生,极大地破坏了正常的商业经营秩序,市场经济的发展遇到了严重的道德危机。在商业道德普遍滑坡的情况下,儒商精神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和广泛探讨。积极倡导弘扬儒商精神,大力培养造就一批具有儒商精神的高层次经营管理人才,成为时代和社会的迫切要求。然而,怎样界定“儒商精神”?儒商精神起源于何时?其涵义历代有无变化?这些都是必须首先要明确的重要理论问题,值得进行深入探讨。所以,为了对儒商精神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和准确的界定,必须从归纳、梳理史料中追根溯源,对儒商精神进行客观的历史考察。大致而言,儒商精神的嬗变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孕育滥觞期、发展形成期、西化转型期、现代重塑期。
孕育滥觞期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商品经济快速发展,文化创新和发展处于一个百家争鸣的鼎盛阶段,儒家学说应时而生,并和商业经营内在地融合起来。初步形成的儒家思想与商业经营活动的逐步结合,催生了一批名垂千古、被后世奉为楷模的儒商,如子贡、范蠡、白圭等。他们进行商业经营的主导理念都在较大程度上溶入了儒家的思想学说,能够取利不忘义、周急济贫,具有智、勇、仁、强、信等基本商业素质和伦理道德规范,强调商德乃“万利之本”,反对巧取豪夺、坑蒙拐骗,从而为后世儒商提出了许多经典的经营之道,初步规定了应当遵循的伦理准则、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由此开创了注重以德经商、具有儒家文化特色的商人精神。
这就是说,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儒家学说的创立和儒商的出现,儒商精神开始在商业经营中被倡导。不过,当时儒家思想和商品经济还处在早期发展阶段,二者融合的深度和广度及其影响的范围程度还较为有限,所以儒商精神还处于孕育滥觞的萌芽时期。
发展形成期
(一)潜在发展
自秦统一中国,由汉至魏晋南北朝这一时期,儒家学说逐渐成为封建社会政治统治的正统主流思想,其先义后利观被极端化为重义轻(贱)利论,此时儒者被视为道德高尚、博学多才的君子,而商人则被视为唯利是图、道德卑下的小人,“重农抑商”的理念被奉为金科玉律,统治者大力奉行抑商政策,商人的经营活动受到极大的限制和打击。在这种社会条件下,“儒”与“商”几乎成为两个截然对立的范畴,难以较为顺利地相互融合,儒商失去了正常存在的客观生态环境,只能在夹缝中缓慢生长,儒商精神也由此进入了一段艰难曲折的潜在发展时期。
(二)逐步形成
唐宋时期,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鼎盛时期,商品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由此人们的轻商思想日趋淡化,重商意识开始兴起,儒士已开始重商,商人也明显地表现出好儒倾向,相互之间的转变和融合逐步变得普遍,同时朝廷的抑商政策也在逐步放松,由此儒商开始逐步崛起。在此情况下,社会上涌现出一批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儒商,他们在商业经营活动过程中力行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主张以德为商,不仅讲究诚信无欺、货真价实,而且坚持“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追求义利兼得,同时急公好义、热心公益,能够仗义疏财、乐善好施,“人有急难,倾财救之”,此外他们还非常注重以和为贵、团结互助,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互助会和行会的大量出现。唐宋商人在商业经营活动中积极倡导儒家道德规范和伦理准
,为儒商精神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从而儒商精神开始逐步形成。
(三)成熟兴盛
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儒商”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壮大鼎盛期。深受儒家学说影响的明清儒商,将儒家伦理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用来指导商业经营活动,把儒家仁义作为立身之本,遵循以义制利、诚信无欺、公平守信、以人为本、以和为贵等一系列商业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从而树立了与儒家道德价值观相符合的经商理念,实现了儒与商的沟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儒商精神。这些基本规定在明清以前的大部分儒商中是难以达到的,而明清儒商则完全具备了这些条件。明清儒商从形式上看是“儒而从商”、“贾而好儒”、“亦儒亦商”,从实质上看则是“用儒意以通积聚之理”,“以儒学饰贾事”,实现了儒家思想与商业经营法则在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方面的高度统一和有机结合。由此可见,随着明清儒商的日益发展壮大,儒商精神亦愈呈现成熟兴盛的态势,不仅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而且得到大力的倡导和宣扬,被广泛地融入到商业经营活动的各个方面,充分体现了明清儒商的精神气质和风貌,从而提高了其整体素质,使其商业经营活动获得了更大的发展。
西化转型期
以后,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和“西学东渐”的影响下,随着儒商的近代转化,儒商精神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近代儒商精神。
近代儒商传承了儒家文化精神,强调以儒经商,用儒家思想进行企业管理,更为凸显重道德、重和谐的经营理念,构筑了以儒家理念为核心的企业精神。根据时展和经济现实的客观需要,近代儒商又对传统儒商精神想进行了合理扬弃,赋予了一些新的思想内涵。例如,在作为儒商精神核心的义利观方面,由传统儒商精神的“先义后利”或“重义轻利”,转变为了“义利并重”、“义利统一”;在诚信方面,由依靠传统道德维系的伦理信用观,进步到“重合同,守信用”的契约信用观,突出了法制意识,使商品交换行为建立在更规范、更可靠的正式制度基础上;在终极目标方面,强调“经世济民”的价值追求,把商业活动与民族救亡、富国强兵等有机地结合起来,使自己的商业利益和民族利益、国家的整体利益相统一,充分体现了崇高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 更为重要的是,近代儒商对西方商业精神也由鄙视、排斥、抵触转向有条件的正视、相容和接受,在一定程度上学习、借鉴和运用了西方科学的商业经营管理理念,从而把传统儒商精神和西方商业精神进行了相互融合,使儒商精神添加了近代化的因素,初步具备了作为科学商业精神的应有特征。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近代儒商精神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不仅扎根于中华大地,而且开始冲出国门,从中国走向了世界,在海外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尤其对中国港台、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儒家文化圈的各国商人和海外华裔商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可见,转入近代,儒商精神进入了一个西化转型期。在继承传统儒商精神的前提下,将其与西方商业经营意识相融合,从而构建一种适应近代商品经济要求的儒商精神,成为近代儒商精神发展的基本方向。近代儒商精神虽然是在传统儒商精神的基础上转型而来,二者之间具有自然继承的某些明显痕迹,但它已经突破和超越了仅仅作为经验和习惯的传统儒商精神,实现了传统儒商精神的升华和自我改造,从而把儒商精神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基本上反映了儒商精神在近代商品经济条件下所具有的时代特征。
现代重塑期
“二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现代儒商群体开始形成并逐步壮大兴盛起来。他们深入挖掘了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吸收了其合理内核,并自觉地将其渗透到自己的商业经营活动之中,积极倡导以仁为本、以和为贵、以义取利、诚实守信、自强图新、勤俭廉洁等伦理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大力宣扬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勤勉敬业的职业精神、人本主义的管理理念、重群克己的合作意识、热心公益的仁爱精神、经世济民的商业理想,严格遵循节俭寡欲的自律准则、以义驭利的经营原则、诚信为本的行为规范。以上商业经营原则和指导思想,都成为现代儒商精神的重要内容。
此外,现代儒商十分注重吸取西方现代商业经营管理思想的精华,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将儒家思想和西方商业精神进行了有机的结合。他们所具有的和平竞争、
共谋发展的共赢意识,顾客第一、服务至上的营销观,趋时应变、科学决策的经营观、以和济争的善意竞争意识以及标新立异的创新精神等,充分显示出了一种全新的儒商精神,构成了现代儒商精神所独特内涵。
这一时期,儒商精神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进一步走向世界。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国家以及中国港澳台地区商人、海外华侨商人,扬弃了旧有儒商精神的缺陷,规避了西方商业精神的弊端,将儒家思想与商业经营活动进行了更加完美的融合,提出了与现代市场经济法则相统一的现代儒商精神。尤其是,近年来,儒商精神在欧美一些国家得到广泛传播,并被人们普遍认可,从而产生了更加深远的影响。在此情况下,儒商精神正逐步实现全球化,形成一种世界性儒商精神。1994年国际儒商学会的成立和首届世界儒商大会的召开,就是这一阶段开始的显著标志。21世纪的儒商精神,应是具有世界性的儒商精神。
由此可见,随着现代儒商群体的壮大兴盛,儒商精神也进入了革新重塑期,开始由传统形态进一步向现代形态转变,在传承、革新、转型等一系列重大过程上进行了自我演进与发展,在扬弃传统儒商精神的基础上,又在一定程度上融汇了西方商业精神的有效成分,更加之以现代科学理性作为自己的思想基础,从而实现了儒商精神的升华,形成了一整套同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富有较强包容性、继承性和鲜明创新性、时代性特质的现代儒商精神,即新儒商精神。
结论
儒家思想在商业经营活动之中的成功运用,形成了源远流长的儒商精神。儒商精神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它在儒商长期的商品经营实践过程中从萌芽到逐渐形成,又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因素交互作用下,随着时代的前进和社会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地发展演化,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具体表现和品质特征,是一个动态的历史概念。由于儒家思想和商业经营活动的互相沟通、结合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儒商精神跨越历史的隧道,随着儒家思想、商品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地发展演变,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大致说来,儒商精神经历了先秦的孕育滥觞、秦汉的潜在发展、唐宋的逐步形成,清末至民国时期又开始了西化转型,而在“二战”以后,儒商精神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得到了进一步的扬弃和优化,实现了现代重塑。儒商精神的变迁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也是历史发展的要求,更是由市场竞争法则所促成,体现着商品经济的客观要求,是商业经营获得成功的思想保障。在每一次转变过程中,儒商精神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完善和优化。儒商精神的合理内核,在今天仍充盈着活跃的生命力,对现代商业经营活动具有积极的理论借鉴价值和实践指导作用。当代商人应当大力倡导和弘扬儒商精神,努力塑造良好的人格形象,以提高社会地位和名誉声望。只有这样,商业经营才能够获得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和强大的智力支持,在市场交易活动中表现出强大的竞争实力和明显的比较优势,从而提高市场占有率,实现利润的最大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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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尹砥廷.论儒商[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4)
关键词:企业家精神;经济伦理;制度模式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5-0094-02
企业家精神最早出现在法语中是由弗兰克·奈特提出来的,当初的意思是指企业家的才华和能力,意为企业家所应该具有的内涵或性质。不过,企业家这一产业革命以来崛起的特殊群体或阶层,实在太复杂太富于变化了,以至于企业家所应该具有的内涵——企业家精神,也成为一个比企业家概念更为复杂的问题。
纵观西方关于企业家精神理论的有关材料,概括思想家们的研究成果,可以用这样一些理论模式来加以认识:一是经济伦理学模式,即从价值取向和伦理学角度论述企业家精神;二是文化特质模式,即从民族文化的相异性及其与经济发展的互动角度探讨企业家精神。
一、经济伦理模式中的企业家精神
持这种思想的人认为企业家精神归根到底是与市场经济要求相适应的经济活动的伦理取向。亚当·斯密关于“自由竞争”的思想和马克斯·韦伯以“敬业”为特征的所谓“资本主义精神”,是对资本主义经济伦理所作的最具代表性的总结和归纳,也是从经济伦理角度诠释企业家精神的典型。另外,熊彼特的“创新”由于今天企业实践背景也从一般意义上的企业家功能能力,上升到了初步具有经济伦理的意蕴。而新制度经济学和上面分析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则从不同的伦理视角出发都隐然包含了与它的理论性质一致的哲学价值和经济伦理思想——“合作”。
在中国,认为企业家精神就是企业家经济伦理的观点也很普遍,一般认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道德观念归根到底就是所谓的企业家精神,这种精神是市场经济在各个发展阶段中一直留下来的特有的思想基础和心理基础。这里所谓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道德观念,主要就是指经济伦理。
企业家精神的经济伦理模式具有深厚的思想渊源。近代资产阶级哲学家英国人霍布斯和约翰·洛克发展了古希腊斯多葛学派关于人的“自然权利”的理论,为近代资产阶级经济伦理思想提供了哲学依据。亚当·斯密把洛克的哲学思想运用到经济学理论中,提出来“自由竞争”思想。约翰·洛克的哲学和亚当·斯密的经济学思想得到了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在政治学和法学方面的有力支持,并成为整个西方社会制度的基础。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自由竞争”思想推动了西方现代文明的发展,同时也使这种思想成为西方社会最重要的价值哲学和经济伦理。
作为一种观念意识,“自由竞争”在西方市场经济发展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还不足以说明一种新的文明产生的动因。人为什么会去竞争?是什么力量触动人们放弃安逸生活和已有成就去冒险经营?一般人都认为,是马克斯·韦伯所提出的是一种文化精神使然。韦伯认为,在缺乏一种精神力量的情况下,即使是最有希望的制度和技术条件也不能达到理性的经济目的。现代类型的资本主义只有在物质和精神——结构性支持和规范性支持都已出现时,才能畅通无阻。韦伯指出:“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首先并不是用于资本主义活动资本额的来源问题,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问题,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有资本主义精神出现并表现出来,它就会创造出自己的资本和货币供给以达到自身的目的,相反地情况则是违背事实的。”新教伦理——新教徒的勤勉、坚韧、节俭、诚实、守法、对财富孜孜不倦的追求,把工作当作生活本身和目的等等,韦伯称之为“敬业精神”。这种“敬业精神”,正是韦伯从宗教文化的广阔视野所揭示的资本主义最重要的经济伦理。无疑,这种“敬业精神”是构建近代企业家精神最早最重要的支柱。
除“竞争精神”和“敬业精神”外,作为企业家精神的经济伦理的第三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创新精神”。奥地利学派和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与“人力资本”理论和“决策”理论等,同属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派,它最早是从企业家成长模式角度来阐述“创新”问题的。但是,由于二战以来不断兴起的新科技革命,以及美国在新科技革命中的巨大成就,刺激发展中国家普遍大力引进新科技,力图缩短现代化建设中的传统道路。这使得“创新”精神弥漫于整个世界,并为从一般意义上的创新能力逐渐提升成为新时代的经济伦理提供了实践和理论基础。
二、文化特质模式中的企业家精神
近年来,国内外不少理论家热衷于研究民族文化特质,从各民族独特的文化底蕴,以及其内涵中不同的哲学世界观、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等文化特质与现代经济社会的互动,来考察和诠释不同国家地区和民族的企业家精神。
一、民族品牌的成长
品牌,是一种文化,而且是一种极富经济内涵的文化。品牌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品牌的灵魂,是凝结在品牌上的民族精神。
(一)民族品牌
品牌,简单地说就是一个名称、标记、符号或设计,是企业通过设立区别标识,为顾客提供独特的价值和承诺而形成的无形资产。品牌是一种错综复杂的象征,它是品牌属性、名称、包装、价格、历史、声誉、广告方式等的总和。品牌既包含实体产品,也内含文化和个性。如奔驰汽车所传递的是一种德国文化:高度组织、效率和高质量;美国万宝路表示了美国文化的进取与自由;我国的全聚德、同仁堂道出了中国文化中儒家文化的精髓。各种品牌均植根于民族的文化土壤之中,而后才流行世界。正应了“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句话。可见,民族品牌,就是植根于本民族的品牌,民族品牌既内涵有民族文化,又彰显着民族精神。
(二)发展民族品牌的必要性
品牌是一个民族经济实力的代表之一。一个民族的品牌在国际市场上声誉的优劣和数量的多少,能够反映该民族的整体形象和经济实力;反过来,民族的经济实力又不断扶持和强化其品牌在国际上的地位。强势品牌的塑造不是少数人、少数企业的事情,它与整个民族人民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
一位日本名人曾说过,“代表日本脸面的有两个:左脸是松下电器,右脸是丰田汽车。”品牌专家们普遍认为在当今工商界,品牌是经济增长和获利能力上升的核心。对今天的中国而言,培养自己民族的世界级品牌,其意义超越了获取经济利益本身。从某种程度上说,世界级品牌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名片,就如人们看到可口可乐、万宝路品牌,就会想到美国文化乐观奔放、积极向上的精神内涵与强大的综合实力。品牌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著名的本土品牌会让国家和民族引以为傲,所以,民族品牌就有着超乎经济的意义。
(三)民族品牌的成长,需要国民的爱国情感和民族精神
民族品牌的成长,需要在国民的意识里把民族提到一个高度。而民族意识则来源于民族自觉、即民族自信心。民族自信心要靠国民的爱国情感和民族精神。这也要求我们明白:第一,对消费者来讲,品牌意味着一种文化和情感,所以倡导民族文化、弘扬民族精神,有利于保护民族品牌。第二,大力推崇民族品牌,唤醒国人的民族情义,把民族意识提高到民族自信心的培养上。假如我们每个出国的人都用中国的银联卡,那么就有13亿人用,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数。因此,只要把民族意识提到一定的高度,民族品牌就能创造出来。
二、民族文化的唤醒、民族精神的弘扬可成就民族品牌
(一)民族文化
文化人类学创始人英国著名人类学家E・B・泰勒关于文化的定义被认为是经典性的:“文化是一个复合的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们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一切技能和习性。我们认为,文化是一个社会的整体概念的凝聚,是融理论、实践和发展于一体的综合性概念。可以说,人类社会的一切实践活动及其创造性成果(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都是表现文化意义的。”
狭义的民族文化是指民族的精神文化,它侧重强调民族的传统文化;因为民族传统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相互区别的基本表现。我们这里所讨论的民族文化是指中华民族文化,它包含有民族的性格、民族的传统文化价值、民族的本质文化精神。即实用、内向、平均、和平、安稳等文化心理;仁、义、礼、智、信、忠、贞、孝、悌等道德取向。包括天人合一;儒家思想;诸子百家人生哲学;宗法伦理等。从历史上看,中国的文化早在4000年前就已形成,而到了春秋战国时代,达到极其繁荣的发展阶段,后经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而确立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的主导地位。儒家文化的发展及演变构成了贯穿于中国古代文化的主线,浸透于民族的性格和心理中,其思想精华在方方面面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中国知名的老字号品牌都贯穿着浓厚的儒家文化精神。
(二)民族品牌的成长需要文化唤醒,弘扬民族精神
1.民族文化的唤醒是民族品牌成长的基础
这里讲的文化唤醒并不意味着国民已没有传统的文化意识,而是说我们需要全面继承民族文化中优秀的东西,不要一味地崇洋,对本民族的文化精华视而不见,而是要唤醒国人的民族文化意识。不要总认为中国的文化不行,西方的文化先进。对民族文化的唤醒,会大大增强国人的民族自信心。
中华文化是世界历史上最悠久,最具特色的文化类型之一。它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民族精神的体现,具有强大的凝聚力。我们目前正处在一个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时期,本土文化受到了外来文化的严重冲击,西方发达国家不仅占有经济、科技和军事的优势,而且到处试图用自己的思想文化控制和占领别国的文化阵地,消解别国的文化和民族精神。许多学者和经济学家研究亚洲“四小龙”的崛起,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儒家文化中的积极成分。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儒家文化一直是日本企业文化中的内容,日本企业中倡导的人即资本、和能生财、忠诚三大观念均来源于儒家。日本高桥进教授在分析日本企业经营与儒家思想之间的联系时说:日本企业的组织原理为:“集团主义”“终生雇佣”和“年功序列”,集团组织结构的伦理是“礼”“和”及“忠恕”;终身雇佣制度来源于“孝”“家庭主义”和“尚”思想;年功序列主义则导源于“力行”观念。可见日本企业精神中仍保留着深厚的儒家文化的影响。在韩国的工业化过程中,儒家始终作为秩序原理而存在。儒学也是新加坡华人企业家成功的文化因素。在这些国家和地区里,一直是使用“家”作为企业的量词,这其中包含着企业便是“家”的意思,企业员工就是“家庭成员”。正是这种仁爱和谐的企业文化氛围,为他们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
在信奉儒家文化的企业里,劳资关系相对和谐融洽,员工的主人公意识较强,促进了企业经济平稳、迅速地发展。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被日本、韩国、西方所崇仰,而我们自己却视而不见。所以,有些学者提出,要想成就民族品牌,首先要唤醒国人的民族自信心,民族自信心来自于对民族文化的崇仰与信赖。民族品牌是在本土文化中产生并成长的,本土品牌包含着国家和民族的涵义,在体现“地利、人和”的优势中,也体现出民族文化。可见,国人对民族文化的崇仰是民族品牌成长的基础之所在。四川长虹彩电宁可放弃与法国大公司合作,也决不让出自己的牌子,在不断提升产品与服务质量的同时,将企业精神注入品牌中,“以产业报国、民族昌盛为己任”,目前市场占有率已超过3%,表达了保护民族品牌的决心和信心。
2.弘扬民族精神,使之成为民族品牌成长的动力和源泉
一个民族要兴旺发达,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能没有精神支柱,不能没有民族之魂。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是一个民族实现其共同理想和奋斗目标的精神依托,是民族文化的灵魂和核心。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活动中形成和发展的,为民族大多数成员所认可和接受的,是富有生命力的优秀思想品格,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的总和,是一个民族的心理特征、文化传统和思想情感等的综合反映。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文化中固有的,并且持续不断的一种历史传统,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中具有凝聚、调节、推动、教化功能的一种活的精神力量。中华民族精神形成于中国五千年文明的母体中,是传统文化中积极向上的精神思想积聚,凝练和提升,又是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作为中国优秀文化精髓的积淀,它有着丰富,极具特性的文化内涵,主要表现为“自强不息、崇德重义、整体为上、浓重的爱国情节”。中华民族在五千年光辉灿烂的文化发展历史中,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以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等为特征的伟大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民族品牌之魂,只有大力弘扬民族精神,才能保证民族品牌的成长。如韩国汽车工业起步较晚,基础薄弱,牌子至今也无法跟欧美、日本汽车相比。但是,韩国汽车能够横行天下,不是靠舒马赫等顶级车手给宣传出来的,而是靠国民呵护扶持起来的。据了解,韩国人珍爱国产车,积极支持国产车,哪怕价格高、性能差、也自觉地首选国产车而不是质优价廉的日本车、美国车。这种对民族品牌的偏爱虽然包含着浓重的地方保护主义情绪,客观上却使韩国车站稳了脚跟,打开了市场,扩大了规模,获得足够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也终于走向世界,为民族赢得了尊敬和赞誉。这也是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的胜利。而中国汽车业发展几十年没有做大做强,与我们自上而下的崇洋,追求奢华的心态有直接关系。
此夜,天空没有璀璨的明星,也没有明亮的圆月,更没有星星点点的灯火,显得黯然失色。在这样的夜空下的校园显得更寂静,令我感到熟悉而又陌生,在这寂静的夜里,我陷入了沉思。
在这炎热的天气里初三的学长学姐们正在为即将来临的中考做最后的冲刺。他们的脸上都挂着急迫紧张而又喜悦的神色,个个埋头苦读。这一幕幕努力拼搏的场景让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今天英语课上老师所讲的故事。这是一件真实的事情,故事令人感动,又令人不由自主地为故事中的主人而惋惜。那件事发生在几年前,一名本校的学生酷爱化学,在化学方面有着优异的成绩,是化学老师心目中的特优秀的学生。一天,他在家里做化学实验,该实验是老师布置的作业,而且老师强调说:“同学们必须在家长的正确指导下操作。”可是他实在太爱化学了,于是自己动手操作起来。突然,一阵爆炸声从他的家传了出来。于是,悲剧发生了,那位学生伤得太重而无法救治。虽然这是一件不幸的事情,但其中却包含着我们三中人的精神:勤奋好学,努力拼搏,积极进取。勤奋好学,努力拼搏,积极进取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去追求的精神,这些精神促使着我们三中人努力奋斗,不断进取,是我们前进的动力。我们每个三中人都必须抓牢这根精神的绳索,努力攀向成功的高峰。
在学习、生活中拥有那样的精神还远远不够,我们还需要有三有的大榕树精神和孔子精神。我校有着一棵百年大榕树,它不仅是我们炎炎夏日的遮荫伞,而且是学习的好地方。听上一届的同学说,在大榕树下写作文和学习特别有灵感。这棵大榕树经受了百年的风吹雨打,遭受了各种各样的虫蚁侵吃,坚持不动摇,依然不断的成长,最终才能长成现在那样的大伞,为我们遮风挡雨,这全是因为大榕树顽强坚韧,不怕困难险阻才能从一棵小树苗长成苍翠茂盛的大榕树。这棵大榕树与师生的精神风格相照应:有容乃大,吸纳茁长,无私奉献,顽强坚韧……这也是我们三有的精神。
学习上是大榕树精神,而人与人之间相处我们学校推崇的是“孔子的儒家思想”。为了让我们更好认识到儒家思想,强化思想教育,学校特意在校园里竖立了一尊孔子铜像,活用孔子铜像育人,充分发掘孔子儒家思想的内涵。说起孔子,我记得《论语十则》里有一则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则论语对于我们同学之间相处有很大关联,自己讨厌的事物,不要施加在别人身上,而学校用孔子的儒家思想教育我们,使得同学之间的相处就更加和睦,更加的包容,更能促进同学间的共同进步。这是我们三有的文化氛围。
让我们扬起三中精神的风帆,不断的开拓进取,努力拼搏,驶向人生成功的彼岸!
摘要:金庸的作品广为传阅,同时又融入了中国的主流思想,讲儒家的进取、道家的飘逸以及禅宗的超脱精神和谐地交融一体,在其小说作品中沉淀着中华几千年的主流思想,在娱乐的同时体会到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本文从分析人物形象入手,剖析其中所体现深邃思想。
关键词: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佛家思想
金庸的武侠小说为广大的各阶层、各年龄阶段的读者所喜爱。他的作品通过人物灵魂的刻画,表现了中国文化传统在人们思想认识中的沉淀,凸现了人物的主体性审美思维,纵观金庸的小说无不融入中国的主流思想。几千年来读书人的最高追求就是十年寒窗苦读,一朝济天下,青史留名,然后退隐山林。所谓“功成,名就,身退,天之道也。”
一、儒家思想的体现
金庸笔下塑造了无数淳朴善良,稳重敦厚,重义轻利而又自强不息的侠义英雄,这些英雄的形象与行动正是以儒家文化思想的仁、义、礼、智、信作为人格修养的道德标准,因此,诚信知礼,维护正义在英雄们的身上得到充分体现。我们可以这样认为,金庸小说的侠义英雄是以儒家文化思想作为底蕴的。他们不仅质朴无华,为人厚道、胸怀大度,待人善良甚至有点愚钝,而且仁义、勇敢、诚实、守信,是金庸所要赞扬的真正的大侠形象及精神。如郭靖,为人厚道、愚钝,虽练就一身武功,但做事以大是大非来论断,以儒家的理论来论是非,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作为自己的行动思想。同样,明教首领张无忌率众抗击元朝,其目的并非为了做富贵至极的皇帝,只在于解救天下的黎民苍生,这种精神境界正是儒家仁义精神的写照。
儒家主张积极入世,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行弗乱其所为,然后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是一致的,因此金庸笔下的英雄人物也往往采取积极的入世态度。如郭靖,父亲被害,孤儿寡母流落异族,为人木讷,受人欺辱,但其侠骨铮铮,为人讲义气,胸襟宽广,侠肝义胆,赢得了武林同道的一致认可。尤其是在金兵入侵中原之际,敢于挑起重任,指挥江湖中豪侠义士,力保襄阳城,完成了其一代大侠的历程,这正应了金庸先生“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创作思想。杨过,因为有一个认贼作父的父亲,少年时代流浪街头,使他处处受人欺侮,以致性格乖张,但心地善良,宅心仁厚、侠骨仁义、广结朋友,这种大英雄式的处世个性,使他能救人于危难,在与小龙女分开的十六年中,因除恶扬善,赢得了“神雕大侠”的威名,特别是在襄阳城大战中救黎民百姓,替郭靖解了襄阳之围。尤其显著的是萧峰,他面对比令狐冲、张无忌更为严酷的困境,凭空蒙受不白之冤,以至朋友弃义,英雄侧目,中原武林皆以杀之而后快,但他不气馁,不退缩,不因厄境而改其志,坚韧不拔,终成一代大侠,最终实现了儒家弟子“达则兼济天下”及“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人生境界。
二、道家思想的体现
道家思想体现为对个人精神的绝对自由的追求,对人生困境的超脱,追求一种安宁、恬静的心理环境,这是一种十分独特的精神修养方法和处世态度。为了获得精神的绝对自由,其提出了精神修养方法:无欲,去智,体“道”。金庸遵循道家思想的内涵,笔下的大侠不泛拥有如此理想的精神境界并实践于人生。
首先金大侠在人物对爱情的选择与态度上体现了一种个人精神绝对自由的追求。这种独立、自由人格意识突出地表现在人物的爱情观上,他所讴歌的是一种纯洁的爱情,他提倡爱情的双方应该拥有平等的、自由的、独立的人格。赵敏可抛弃做郡主的富贵,因为爱情;万人至尊的任盈盈爱上一介武侠令狐冲,因为爱情;华筝公主要求郭靖忘记自己是成吉思汗的女儿,因为爱情;而最令人荡气回肠的是杨过与小龙女之间的爱情,杨过、小龙女为了爱情,不再像道家那样消极地反抗社会和现实,而以平等、自由的人格精神积极面对人生。金庸遵循道家思想的内涵,又超越了道家思想,把儒家的入世精神融入了道家,从而在理想人格的追求中实现儒道互补。
其次,道家的“遁世”指浪迹于山林,潜隐于人世,这是一种回避人世的态度表现了对世俗生活的冷漠。这种淡薄的心境让很多人以隐退江湖作为自己最后的归宿。黄药师为人清高不群,特立独行,自认举世皆浊我独清,因此不愿俗人惊扰,不与外界沟通。亲手建造的桃花岛是游离于俗世之外的隐居之地,他永远满足于在岛上的灼灼桃花中独自吟赏风月,抚琴弄箫,以品味孤独的态度享受着离群索居的。
最后,崇尚率性自然、返璞归真,无欲,去智的思想在金庸小说众多的人物中,通过老顽童周伯通这一人物形象得到集中的体现。他的嬉笑怒骂,胸无半点尘埃,与人无争,不计名利,皆出自天性。可以说,周伯通几乎是一个真空般的“人”,完全超然于世外。这种空灵无暇的心境使得他武功盖世,成为天下“五绝”之一。显然,周伯通的人格精神体现了庄子的“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三、佛家思想的体现
关于金庸的佛教思想,其宣传的是“普渡众生”和“一切皆空”的思想。
首先,一灯大师便是金庸用来表达其佛家思想的一个显著人物。郭靖、黄蓉历尽波折,最终才在一座大山之顶见到一灯大师,而一灯大师的出手就是为了救人,符合佛家“渡人救人”的宗旨。而最让读者震撼的是从丐帮帮主到辽国南院大王的萧峰,历经波折之后,产生了普渡众生的佛家思想,也正是这一思想的典型表现。
摘 要 中国武术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体现着中国文化的特色。武术文化代表着中国古代体育的典型代表,如今中华武术正在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传承和弘扬优秀的中华武术文化,就是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精神,对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华崛起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 中国武术文化 形态结构 内涵
一、文化的内涵界定
文化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范畴,狭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实践活动中形成的精神产品以及与人的精神活动相关的活动过程;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的本质力量,以及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人的实践活动创造的人化世界。一种成熟的文化形态中往往包含着许多分支文化,武术文化就是中华文化母体下的一种文化形态。中华武术文化有着完整的体系和足够的文化承载能力,透过武术文化可以完整折射中国传统文化的光芒。
二、中国武术文化的形态结构
(一)武术文化的本质
“武”最早出现于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之中,是指人手中拿着武器;在《说文解字》中,“术”主要指技艺、方法、手段等。因此,武术就是徒手或手执武器进行格斗的方法技能,其本质特征就是格斗中的方式方法。武术有着体育健身、娱乐表演、自卫格杀、竞技运动等多种功能。武术不仅仅是人们在争斗中的击打动作、舞枪弄棒等格斗技巧,还体现为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以内外兼修、术道并用为特点的人体文化。武术文化是一个完整的文化体系,包含奋发进取、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以仁爱、伦理为核心的伦理文化精神,重视血缘关系的宗法精神。
(二)武术文化的组成结构
通常可以从物质文化、心理文化、社会文化等方面解读武术文化。物质文化是指社会发展中留下的物质形态,如建筑物、生产工具、生活用具等;社会文化是指社会发展形成的社会组织、社会制度、道德规范、社会关系等;心理文化是社会发展中积淀于人们心理深处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民族性格、社会心理、审美情趣等[1]。其中心理价值层是武术文化的内核,反映着民族性格、民族心理、民族思维方式等,表现为一种内在超越的精神。
三、中国武术文化的内涵解析
(一)武术文化中的道家文化思想
《易经》是我国最早的哲学著作,也是中华文化的总源头,其中隐藏着中华文化最核心、最稳定的内核。《易经》中的天人合一、阴阳辩证思想深深影响了后世武术文化的发展。武术中的“太极”一词就出现于《易系辞》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这里的太极是宇宙万物最本源、最初的形态。“道”是武术追求的最高境界,而“道”则源自于老子的《道德经》。老子是以道为出发点来考察自然万物与人类社会,认为道产生了自然万物、推动世界发展,道也是自然万物运动的总规律[2]。道家认为,人是阴阳二气运行变化的产物,阴阳平衡是身体健康的内在表现。这种生命观与健康观深刻影响了古代武术,使中国武术形成了形神兼备的审美意识,通过手法、步法、身法等运用形成了神随形转、形随意动的境界,显示出逼人的威势和脱俗的神韵。
(二)武术文化中儒家文化思想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儒家思想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它影响着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儒家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仁爱”,在法制不健全的古代社会,这种道德约束对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稳定具有积极意义。仁爱思想直接影响着武术文化的发展,武术道德就是从“仁爱”出发建立起来的道德体系。武德中的仁爱思想还体现在武技的运用上,武术的本质是技击,武德强调技击应以制服对方为主,禁止随意使用武术伤人,正是儒家的道德约束限制了武术的破坏性。
“礼”也是儒家文化重要内容,儒家认为如果人们都按照“礼”去做事,遵循既定的社会秩序,社会就会变得和谐而有秩序。在武术文化中的拜师仪式、比赛仪式等就是儒家“礼”文化的具体表现,这种仪式对维护师道尊严、保持武术的神圣尊严有着积极意义。宗法意识是儒家文化的重要内容,是“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的伦理纲常思想的具体体现,中国封建社会就是一个典型的宗法社会,这种宗法制度对中国武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武术文化中的门派意识极强,按照技术风格可以分为少林拳、太极拳、蛇形拳等,按照地理位置的差异可以分为少林派、峨眉派、武当派等,这些武术门派多以门、宗、派命名,这充分说明武术与宗法之间有着密切联系。
(三)武术技击中的谋略文化
西方文化是一种诚实守信为重要内容的文化,而中国传统文化则是典型的谋略文化。中国谋略文化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孙子兵法》是谋略文化的典型代表,这些谋略文化深刻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3]。武术文化就是一种竞技性的谋略文化,它讲求斗智不斗力,注重智取巧取、以术制胜、以己之长攻敌之短等,这与西方竞技体育有着本质的区别。
中国武术文化就是中国民族精神的结晶。武术是一种浸润了美、智、刚的健身艺术,它是速度、力量、气势的统一,正是载这种刚健有为的民族精神的强力支撑下,才是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不倒,毅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在道德失范、精神无根、进取乏力的今天,我们应该将武术精神融入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共同构建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参考文献:
[1] 王岗.中国武术文化要义[M].太原:山西出版集团山西科技出版社.2009:88.
由于人文教育在要求生徒掌握儒家经典知识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将儒家人文精神内化为道德品格,因此不但要求书院重视教学环节的人文精神培养,而且将人文教育渗透到其活动的每一个环节之中,既体现在学规之类的制度化文件中,也从书院内部环境的创设、祭祀等方面鲜明地体现出来。
学规是规定书院的办学宗旨、办学目的、教学内容及其学习方法等方面内容的制度性文件,书院的人文教育也在学规中得到充分的表现。在中国书院发展史上,朱熹所制定的《白鹿书院揭示》是最有代表性、影响最大的书院学规,不仅为历代书院所采用,而且还成为南宋中后期以来官办教育机构的规范性文件之一。《白鹿书院揭示》将儒家的道德规范作为书院办学指导方针,首先就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为获得这些道德规范,《揭示》认为掌握儒家经书是关键,朱熹说:“圣贤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经。有志之士,固当熟读而问辨之。”为此,他提出了“为学之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从这个“为学之序”来看,朱熹要求生徒学习儒家经典的最终落脚点就在于笃行上,即将道德规范转化为行为实践。在朱熹看来,行为实践更多地会表现在日常行为中,他说:“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以至于处事接物,亦各有要。”为此,《白鹿书院揭示》对生徒的日常行为规范也有相当严格的规定,在修身方面,要求生徒“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在处事方面,要求“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在接物方面,要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为达到学规中的各项要求,朱熹强调自我主观努力的作用,他说:“则夫规矩禁防,岂待他人设之后有持循哉?”与此同时,他认为学规还有警示作用,对于生徒的道德教育必须具有一定的强制性,指示生徒严格遵守这一学规,“诸君其相于讲明遵守而责之于身焉……其有不然,而或出于禁防之外,则彼所谓规者,必将取之”。《白鹿书院揭示》不但规定了人文教育在书院教育中的地位,而且还提出了具体的实施办法。
与《白鹿书院揭示》强调主观自觉性不同,在同为南宋著名学者的吕祖谦为丽泽书院制定的《规约》中,则强调外部力量的强制性在人文教育实施过程中的作用。在道德教育方面,《规约》主张建立书院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将社会舆论作为人文教育的重要手段。他认为生徒违反道德准则之后,要先对其进行劝勉。如果劝勉无效,则要对其进行严厉的谴责。如果谴责仍然无效,则需要公之于众,借助社会舆论的力量来促使其悔过。对于那些屡教不改的生徒,书院应当开除其学籍。为使人文教育落到实处,《规约》要求生徒使用日记簿,将每天所学的内容和疑问记录下来,“肄业当常有,日纪所习于簿,多寡随意。如遇有干辍业,亦书于簿”。等到生徒聚会探讨学术时,各自提出自己有关于经书的疑问,互相商榷。对懒惰不愿意写日记的生徒,应当“共摈之”。我们认为朱熹和吕祖谦的学规在开展人文教育方面,各有特点,朱熹重视生徒的道德自觉性的培养,而吕祖谦则重视舆论的监督与强制作用。
尽管实施人文教育的方式不尽相同,但书院利用学规开展以儒家道德伦理为核心的人文教育的传统为后世所继承,只是在不同的时候和不同的书院根据实际情况补充一些大同小异的条目而已,使书院的人文教育在强调道德自觉和舆论强制方面走了调和的路线。
清代岳麓书院山长王文清于乾隆十三年(1748年)制定的《岳麓书院学规》,现仍刊在岳麓书院讲堂东墙之上。这一学规延续了书院重视人文教育的传统,从孝、忠、庄、俭、和、悌、义等方面对生徒作出了严格的要求,学规的前半部分为:“时常省问父母,朔望恭(谒)圣贤;气习各矫偏处,举止整齐严肃;服食宜从俭素,外事毫不可干;行坐必依齿序,痛戒讦短毁长;损友必须拒绝,不可闲谈废时。”不但保持了历代学规对儒家伦理道德进行严格要求的传统,它还将儒家道德伦理规范贯穿于日常行为中,力图使生徒养成良好的素养和人格形象。因此,这一学规使书院的人文教育更加易于落实,也使得书院人文教育效果更易于考核。
除学规之外,书院人文教育实施的方式还有很多,如书院内部环节的创设与祭祀是最为典型的。书院建筑的总体布局是遵循儒家纲常伦理的,内部环境的布置也时刻彰显出道德教育的重要性,采取类似潜在课程的方式实施人文教育。如岳麓书院讲堂的布置就十分具有代表性,讲堂东、西两墙上嵌有朱熹手书的“忠、孝、廉、节”和清代山长欧阳正焕手书的“整、齐、严、肃”八个大字,集中体现了岳麓书院的院风和人文教育传统。这种布置使书院生徒置身于浓厚的儒家伦理道德氛围之中,时刻警醒他们保持对儒家伦理道德的体悟和追求。
书院祭祀也是实施人文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书院祭祀是中国古代庙学体制的延伸,并结合书院的需要形成了自身的特点。除与官学同样将孔子等先圣、先师、先贤作为祭祀对象之外,书院还供奉本院学派的创始人或代表人物以及与本院息息相关的人物,其目的在于一方面彰显本院的学派学风和旨趣,另一方面意在将这些人树立为本院生徒,甚至成为书院所在地的道德和学术的榜样。通过开展祭祀礼仪,向生徒与地方民众传达书院的道德与学术追求,使生徒与地方民众受到儒家人文精神的浸染。
这些实施人文教化的方式多是重在对于人文教育的第一个层面——完善自我道德修养的要求,而对于第二个层面——治国、平天下的方面则显得相对忽略。这与儒家认为道德修养是承担社会责任的基础的思想是一致的,加之书院作为教育机构,强调个体道德教育亦在情理之中。
二
北宋以降,书院逐渐发展成为传承、创新和普及儒家学说的重要机构,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发展中担当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可以说,书院是儒家文化传播、创新和普及最有力的推动者,也是儒家精神的有力践履者。
儒学是以人为本位的学说,主要表现为在对人的价值和人格肯定的同时,也强调人应该具备社会责任心,并认为这二者之间存在前后依存的关系,即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内圣外王之道”,通过“正心”、“诚意”、“修身”、“格物”、“致知”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达到“内圣”的境界。在此基础上,儒家学者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责任,即所谓的“外王”。这种由内圣走向外王的思想,即是儒家人文精神的主要内涵。换言之,儒家人文精神包含着两个相互关联的层面:其一,士人通过忠实践履儒家的道德规范,并将其内化为自身人格、价值的追求方面,使个体道德达到完善的境界。其二,儒家人文精神的理想在于将儒家的道德要求付诸实践,最终实现“天下大同”的理想。儒家将这种人文精神渗透到教育的各个环节,使中国古代教育呈现出典型的人文特色。书院教育不仅将以道德养成为核心的人文教育摆在首要位置,而且按照儒家的理想来设计人才培养模式,使其人文精神得到贯彻落实。
作为宋代儒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一生创建、修复并讲学于多所书院,在长期的书院教学生涯中,朱熹将培养书院生徒的道德品质作为首要任务,他在《白鹿书院揭示》中指出:“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在朱熹的设想中,道德养成被视为人才模式的核心,他说:“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则皆因其天赋之秉彝而为之品节,以开导而劝勉之,使其明诸心,修诸身,行于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而推之以达乎君臣上下、人民事务之际,必无不尽其分焉者。”他的这一人才模式的基本内涵与儒家道德所信奉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是完全吻合的,道德培养被提高到首要地位。
不惟朱熹如此,几乎所有的书院大师都强调儒家人文精神在教育活动中的绝对地位。长期主讲南宋长沙岳麓、城南二书院的著名学者张拭则认为书院应该“传道而济斯民”,将以儒家道德为核心的“道”作为教学的主要内容。明代心学的代表人物王阳明的为学之路虽然与朱、张二人明显不同,但在书院人才培养模式的选择上,却是与二人一致的,对书院人才培养的首要标准也是“明人伦”。在(增修万松书院记)中他指出:“今书院之设……士之来集于此者……而进取之心,自吾所汲汲,非有待于人从而趋之也。是必有进于是者矣。是固期我以古圣贤之学也。”而“古圣贤之学明伦而已。”所谓“明伦”就是要精通儒家的伦理道德,并将其内化为信念,进而外化为行为准则。此外,王阳明还将书院的道德教育与自己的学术主张结合起来,认为书院教育应启发良知、培养圣人,即所谓的“致良知”。
尽管明清代大多数书院是以培养科举人才为主要任务,但书院仍然重视人文精神的灌输,强调良好的道德素养和扎实的儒学功底是科举应试的前提条件。道光中叶,主讲庐州泾川书院的著名汉学家胡培晕认为:“国家设立书院造就人才,原欲其讲明修己治人之道,备他日任使,非徒以膏火月廪周其空乏,亦并非望其博取科第为一身之荣已也。”许完寅认为当时书院教学的主要弊端是“聚诸生课文词,为科举而已”。尽管他也承认“当今之世,士之起于乡也以科举,势不得不专于文词”,但他还是认为片面追求科举文词会妨碍道德水平的提高,他说:“然而循习之深,则得于心者亦不自知其所至,其有道德而能文词者如彼也,其文词当于理而进于道者又如此也。夫何有今昔之异哉?”因此,他要求桐乡书院的生徒通过潜心学习儒家经典,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他说:“吾愿吾乡之士,讲习于其中,无诱乎功名名利而存苟简之心,相与究孔孟之遗,为修己治人之大,勇于自立,而以积久持之,待其学之成履之为德性,发之为文章,举而用之为丰功伟业,斯所谓人材于此出,斯所谓造士于此始矣。”嵩阳书院的执掌者耿介也认为从事举业的生徒要重视“有本之学”的学习,他说:“今日论学,不必烦为之辞,即于举业加一行字,使修其辞为有德之言见诸用,为有本之学。”
虽然不同历史时期、不同书院对人文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尽相同,甚至沦为科举附庸的书院对人文教育相当不重视,但人文教育贯穿于书院千余年的发展始终,成为其区别于中国古代其他教育机构的显著特征。
三
尽管如此,书院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对生徒参与社会政治的实际运作也是相当重视的,这使得书院人文教育的内涵进一步拓展。书院不是修道院,不以培养清心寡欲的儒学教徒为目标;书院亦不是纯粹的文官训练营,不以培养追名逐利为终生目标的势利之徒为任务。书院教育应该通过完善生徒道德,进而实现全社会道德的完善,以此充分体现出儒家所要求的人文精神。
为此,书院学者们往往将这种人文追求与社会政治、日常人伦结合在一起。而在传统中国的政治体制下,科举是几乎将儒家经典知识权力化的唯一制度,也是士人将文化话语权转化为政治话语权的必经之途,书院与社会政治的结合往往表现为对科举仕进的追求。因而,为实现个体道德完善与“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大多数书院都将道德教育与应试教育统一起来,目的在于培养“德业”与“举业”并重的人才。书院大师们认为士人必须在研习儒家经典的基础上,将儒家思想内化为良好的道德修养和崇高的品格,而不是片面追求科举之学,即所谓立志。朱熹说:“若高见远识之士,读圣贤之书,据吾所见而为文以应之,得失利害之度外,虽日日应举,亦不累也。”明代王阳明的高足王畿亦持基本相同的观点,认为“举业”与“德业”并不是对立的双方,二者是相互促进的,他说:“是非举业能累人,人自累于举业耳。举业、德业原非两事……其于举业不惟无妨,且位有助;不惟有助,即举业为德业,不离日用证圣功,合一之道也。”
此外,不少书院的创建者或修复者则进一步认为生徒努力学习“有本之学”,不仅能提高自身素质,而且还能提高科举及第的机率。广西洛江书院要求生徒全面研习《易》、《书》、《诗》、《礼》、《春秋》等儒家经典,将学习心得付诸实践。这样不但自然会形成观察社会的独特视角,而且还能在场屋竞争中稳操胜券。饶拱辰创建巴东信陵书院以后,反对书院生徒“惟是习文艺、取科第为富贵资”,注重在讲明义理和提高自身修养上下工夫,使自己成为学问淹通、修身慎行的君子,这样能使“其文艺必能卓然自树立于流俗之外”,在科场竞争中脱颖而出的机率自然也更大,即使“不得科第,亦能为乡党所倚赖而矜式”。
书院教育的这种转变,使得科举应试知识与人文教育结合在一起,成为实施人文教育的主要资源了。乾隆五年(1740年)制定的台湾(海东书院学规)云:“‘六经’为学问根源。士不通经,则不明理。而史以记事。历代兴衰治乱之迹柢,亦胥在焉。舍经史而不务,虽诵时文千百篇,不足济事。”以科举考试所必须掌握的基本知识与人文教育结合起来,将人文教育寓于科举应试教育之中,应该说这是书院科举化背景下,书院人文教育的一种自我调适,以适应生徒普遍读书应举的要求。
正因为如此,在明清社会科举化的背景下,书院依然能在人才培养方面独树一帜,不仅造就了诸多学术人才,也培养了一批德才兼备的治术之才,正如邵廷采所言:“自帖括义兴,学校之设名存实微,若夫求论几深,征核日用,动静有养,德艺不遗,其人其学多出书院。”
书院不仅将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人文教育提升到绝对主导的地位,并将其贯彻到书院的各个层面,使书院教育呈现出典型的人文特质。书院教育强调生徒道德的完善和治国、平天下能力的统一,培养了不少德才兼备的人才,他们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这充分表明书院所倡导的人文教育是有着旺盛生命力的。
一、优秀传统文化对青年伦理道德教育的积极影響
在对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教育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重要的教育资源。
(一)优秀的传统文化是青年学生伦理道德教育的民族根基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就其本质特征而言属于道德文化,注重培养人的道德情感体系。如今,青年学生的价值追求和价值观念呈多元发展,出现了一些道德迷失的现象,因此,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教育工作需要寻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文化资源,以此来弘扬中国的传统美德,规范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教育。
(二)优秀的传统文化是青年伦理道德教育的内容源泉
教育的价值取向是历史的、具体的、发展的。传统文化中优秀的教育资源可以作为青年学生伦理道德教育的思想源泉。如,农业社会中“仁学”的内涵,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做人之道,都可以作为青年学生的道德教育源泉,同时通过提炼、转化,可以将其合理因素渗透到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教育中,进而构建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体系。
二、不符合青年伦理道德教育的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响
文化作为农业社会的政治附庸,中国传统文化也表现出较强的农业社会特征,传统文化中部分伦理道德内容也趋向于对封建礼法的学习和对个性的消弥。因此,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与青年伦理道德教育相一致的内容,如诚信观念、礼让观念、敬老爱幼观念、尊师重道观念、团结友善观念等,也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冲突的内容,如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等级观念和以“三从”“四德”为中心的男尊女卑观念等。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青年的伦理道德教育一方面要甄别传统文化中符合现代教育价值取向的教育内容,并赋予其新的时代精神和内涵。另一方面,要甄别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教育内容,对于传统文化中激进、落后、阻碍当今社会与人发展的糟粕,则应摒弃和改进,以适应当代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
教育。
三、发挥优秀传统文化促进青年学生伦理道德教育的积极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浓厚的伦理道德色彩,在对青年学生进行道德伦理教育的过程中,要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使其成为青年学生伦理道德教育的重要资源。
(一)爱国主义精神的传承
中国传统文化中始终贯穿着一种从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出发,先公后私、重义轻利的思想,并渗透着“尚公”“公忠”的道德思想,表现出为国家、为民族、为整体的利益不息奋斗的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这种胸怀天下的情怀也正是青年伦理道德教育的民族根基和思想根源。在伦理道德教育的过程中,教师可以指引青年学生以前人为榜样,培养学生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爱国主义精神,并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树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构建爱国家、爱民族、爱人民的道德品质,强化青年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
(二)谦虚礼让精神的延续
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中国人自古讲究谦恭礼让,谦虚礼让也成为中国伦理道德的民族特色。“虚己者进德之基”“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等,都将谦虚作为自我修养的原动力。面对当代青年学生,可以培养青年学生“孝敬父母、尊重师长”的道德规范,培养其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质。同时,谦虚礼让是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品质,也是形成和谐社会秩序、文明的社会风气不可缺少的道德规范,面对青年学生,谦虚礼让也可以表现在对待学习、知识技能的态度上,激励青年学生不断追求,不耻下问,克已让人,宽容待人,并以此来践行青年学生伦理道德的行为规范。
(三)诚实守信精神的发扬
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将诚实守信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言必信,行必果”,“以诚为本、取信于人”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也是当代青年学生伦理道德教育、诚信教育的内容。挖掘这一传统文化资源,对于大学生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协调各种人际关系及促进和谐社会建设都有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关键词:唐诗 侠文化 儒家精神
一、唐代诗歌的侠文化及其精神解析
“侠”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有文字记载的可追溯至韩非子的《五蠹》,汉代的司马迁曾在《史记・游侠列传》中对“侠”的特征进行了概括,指出其“救人于厄、振人不瞻、不即信、不倍言”的特点。自此以后,侠的形象便负载着文化精髓逐渐深入到文学作品中来,且在这一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汉魏以来,就有以游侠为题材的诗歌出现,但大都处于零散状态,无所谓形成风气或规模。到了初唐时期,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复苏、城市规模的扩大,为游侠的行动提供了物质前提;北方游牧民族的大规模内迁徙不仅使得中土文化进一步丰富,而且也使其雄杰剽悍的风尚引进,从而使得文化事业得到了长足发展,这为游侠诗歌提供了一个发展的空间,为盛唐诗歌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唐诗中的任侠精神不是个别的、偶然的现象,它随着唐诗的到来而扩展为诗坛上的普遍风气。人们对游侠形象的集中歌唱,以及对生活中狭义精神的开拓和赞美,表现了这个时代特有的精神风貌。”[1]具体地说,任侠上升为一种精神能够在唐代时期以唐诗为表现形式成为突出的文化现象,不仅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生活为它提供了浓厚的土壤,也是当时社会的必然要求。唐代社会上盛行的游侠风气,结合了特定历史时期的需要,加之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共同形成了强大的精神合力,推动和促进了唐代侠文化的繁荣。进而以一种文化的姿态、精神的引领甚至是时尚的膜拜方式从各方面影响着人们的生活理想和文学诉求。盛唐的诗人们所以不约而同地从任侠风气中吸取诗情,其根本原因在于它提供了这个时代所需要的精神力量。
唐代诗歌侠文化的精神意义就在于:它向我们昭示着作为社会存在的人,以他独特的开拓精神、自强性格、奋斗意识来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这是一种价值观的指引。这种以追求自己信念和实现自身理想的清醒信念,增强了面对现实问题的进取意识,敢作敢为的行为方式彰显了言必行、行必果的豪爽意气,体现了在盛唐时代的社会朝气。“任侠精神中表现出的对于勇武豪爽、建功立业、自由享乐等人生理想的追求,参与了文人人格理想、生活理想和审美理想的构建。他们将侠或任侠精神作为一种审美意象,寄托了自己的理想,抒发了建功立业的报复和怀才不遇的愤懑,形成颇具时代文化精神的审美情趣。”[2]可见,唐诗中的任侠精神从实质和内核当中是与博大的儒家文化心灵相通的,儒家文化的精神内核为任侠精神的张扬和发展提供了文化基础、社会基础、群众基础及信仰基础,反之,任侠精神以唐诗为载体代代相传又不断扩大着这些基础的范畴,并且以独特的方式丰富和解释着儒家文化的深刻内涵。
二、唐诗中的侠文化精神与儒家文化的融会贯通
在唐代,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士子们普遍有着一种强烈的自信心与责任感,他们自负有管晏之才,希望在这圣明的朝代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他们将英雄之梦寄托在游侠身上,通过对唐前著名游侠的反复吟颂,抒发自己尚武任侠、卫国效忠、积极入世、立功边塞的渴望与豪情,以及肝胆相照、轻生死、重然诺、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精神品质,同时也发出了难遇明主、仕途坎坷的不平之鸣。因此,唐诗中的任侠精神实则与儒家精神交融汇通。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爱国效忠、积极用世。
唐朝国力的强盛,经济的繁荣,思想的兼容并包,文化的中外融合,使得唐代士人普遍有着一种强烈的自豪感和自信心,他们大都以帝王师、王佐之才自诩,在卫国效忠的同时,毫不掩饰对功名富贵的追求。初盛唐的咏侠诗中,多吟诵侯嬴、朱亥、鲁仲连等战国游侠,钦佩他们急人所难、誓死卫国、慷慨赴难的报恩与报国精神,以此来抒发自己对国家朝廷的忠诚热爱与对功名富贵的热切追求。这与儒家文化的经世致用的目标和出发点不谋而合。如虞世南的《从军行》:“涂山烽候警,弭节度龙城。冀马楼阑将,燕犀上谷兵。剑寒花不落,弓晓月逾明。凛凛严霜节,冰壮黄河绝。蔽日转征蓬,浮天散飞雪。全兵值月满,精骑乘胶折。结发早驱驰,辛苦事旌麾。马冻重关冷,轮摧九折危。独有西山将,年年属数奇。烽火发金微,连营出武威。孤城塞云起,绝阵虏尘飞。侠客吸龙剑,恶少缦胡衣。朝摩骨都垒,夜解谷蠡围。萧关远无极,蒲海广难依。沙磴离旌断,晴川候马归。交河梁已毕,燕山旆欲挥。方知万里相,侯服见光辉。”[3]226
第二,尚武任侠、立功边塞。
在唐诗中,我们经常会看到游侠的矫健英武的身姿和高强敏捷的身手。历史记载,秦汉以来至周隋时期的侠士都是武艺卓越之辈。他们“以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墨子《经说上》)。“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在现实生活中本来还有这样那样缺陷的长安豪侠逐渐被民众理性化、类型化,成为勇敢者冲决世俗法网的人格模式和行为规范,特别是对于渴求建奇勋、立伟业的唐代士人而言,长安游侠尚武使气、一蹴而就功名的个人英雄主义风范与传奇经历成为他们追求功名利禄、展示个人才能的最佳行为模式。”[4]通过歌咏唐前著名侠客的英雄事迹,来抒发对边塞时事的看法,表达自己重然诺、轻死生的侠义气节以及立功边塞的豪情。同时,唐代侠士不愿做白首死章句的儒生,亦不愿走正常的科举道路,从自身而言,他们更愿意从军边塞,由边将入仕。唐代的尚武任侠和立功边塞相互影响,形成互动形态,这种时代意识的塑造和任侠精神发扬,共同成就了唐代文学的恢弘大气,孕育出一批极具代表性、影响广大、意义深远的唐代诗歌,即咏侠诗和边塞诗。这对于儒家文化是一种发扬光大,更丰富了儒家文化的精神内核。盛唐诗人对儒生的轻视,其实质并非是真正否定儒家和儒生,而是在于嘲弄那些没有实际学问、于国无用的腐儒,对那些博文广博、有经世致用之才的儒生还是非常欣赏的。如杨炯的《从军行》:“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3]611
第三,肝胆相照、重义轻利。
儒家与侠有共同之处,儒家提倡重义轻利,孔子说“君子义以为上”,把“义”作为一个人立身处事的根本。孟子把“义”提到至高无上的高度,认为“义”是高于一切的,君子不仅要重义轻利,而且当“义”与生命发生冲突时,应该毫不犹豫地“舍生取义”、“杀身成仁”。这些观念与侠的“义”的观念是一致的。“义”是侠的核心价值所在,侠客们视“义”的价值高于生命,为“义”可以毫不犹豫地舍弃生命。由此可见,侠对“义”的崇尚,显然受到儒家观念和精神的影响。也因此,侠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劫富济贫,仗义疏财,舍生取义,杀身成仁,成为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中一种不可多得的优秀品质。如王昌龄的《少年行》:“走马远相寻,西楼下夕阴。结交期一剑,留意赠千金。高阁歌声远,重门柳色深。夜阑须尽饮,莫负百年心。”[3]1421
第四,不平之鸣、悲士不遇。
在侠客们、士子们看来,士不遇是人生中莫大的悲哀,“士为知己者死”、见用于国家朝廷成为他们人生价值的体现。但是,现实往往非常残酷,在唐代的咏侠诗中,诗人们往往宣泄着一种怀才不遇的不平之鸣,就连盛唐繁荣的清平社会中,侠士们虽一个个自负有管晏之才,怀着经邦济世之志,渴求一个欣赏与重用自己的明主,但往往事与愿违,他们所面临的却常常是仕途坎坷、沉沦下僚的冷酷现实。这种认识与儒家文化中“学优而仕”不谋而合,正是因为学优而仕的意识价值观,使得唐代诗人对怀才不遇格外看重,从而创作了很多作品来表达内心的不满和感慨。如李白的《行路难》:“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直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坐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3]936
综上所述,唐代诗人的情怀和生活态度通过唐代诗歌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他们这种热爱生活、积极关照自我价值实现、谋求报国理想的态度与儒家的入世精神融会贯通。“侠与儒在文化表现上往往各有侧重,侠代表的是一种尚武传统,儒代表的是一种礼乐传统。”[5]
由于侠文化形式上总是强调个性的张扬甚至是不羁,而儒家思想则主张对个性的约束和导引,以期达到温和儒雅、中庸至善的境界。这使得二者看似互相矛盾,难以调和,然而,细品诗境,不难发现,二者正是以不同的形式追寻着同一归宿,侠的肩上担负着儒的使命,而侠的行为则表现出儒的追求,只是前者表现得张扬激进,而后者则显得平和温善。因此,唐代诗歌中所呈现和张扬的侠文化精神就其实质而言,就是一种与儒家思想精神融会贯通、相互促进和完善发展的积极入世的精神文化。
参考文献
[1] 钟元凯.唐诗中的任侠精神[J].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4):18-24.
[2] 汪聚应.唐代任侠风气与初唐诗歌创作[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114-119.
[3] 彭定求.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