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自然科学的特点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近代自然科学的特点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近代自然科学的特点范文

一

1543年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一书出版，以日心说否定了居统治地位达1300多年之久的地心说，给人类展现了一幅全新的自然界图景，从根本上动摇了中世纪神学的统治基础，使自然科学从神学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获得了独立生存的权利，此后自然科学便迅速发展，产生一系列革命性的变革。当人们认识到这些知识变化的广泛性和重要性时，就把16、17世纪科学的巨大变化称为“近代科学革命”。《天体运行论》的出版成为近代科学革命诞生的标志。

进入20世纪以来，由于自然科学加速度发展，重大理论和重大事件不断出现，“科学革命”引起科学哲学界、科学史学界充分重视，进行了大量富有成果性的研究。库恩的范式革命说、波普尔的证伪革命说、拉卡托斯的纲领转移革命说，还有凯德罗夫的思维方式革命说等，这些学说分别从不同角度和层次强调了科学革命应具有的特征。基于对科学革命的不同理解，又有“科学理论革命”、“科学方法革命”、“科学观念革命”等提法。尽管如此，作为“近代科学革命”却是有它特定的含义，指从哥白尼日心说的提出到牛顿《自然哲学数学原理》的完成，即近代自然科学由诞生到确立时期的革命性变化。

近代科学革命虽然产生在科学技术相对落后的西欧，但具有世界性普遍意义。一是改变了世界科学发展的进程——由古代科学形态进入近代科学形态。二是自然科学的发展打破了地域限制，融为一体，这已为举世所公认。但这并不排斥在此之后，由于科学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各个国家具体社会经济环境的差别，不同国家、地区科学由古代科学形态向近代科学形态过渡或转变的形式和时间早晚有所不同。然而，不论其形式如何不同，时间早晚怎样先后不一，都必须具备近代科学量和质的规定性。量的规定性指接触和掌握属于近代科学范畴的一定量的知识内容。所谓质的规定性，是指应学习和掌握近代科学的实验方法、数学方法和思维方式，实现自然观的转变，或者说，抛弃哲学思辨和直观猜测，代之以分析的方法和实证的态度，具有以实验方法和数学原理为基础的超脱政治和伦理道德的鲜明特征〔2〕。一句话， 必须是对以经验或描述性古代科学本质特征的否定。这是判定任何国家和地区是否进入近代科学时代的一般原则。否则，近代科学就成为一个没有确定内容的空泛概念，近代科学革命也失去了世界性意义。判断中国科学何时进入近代时期也必须遵循这一原则。

二

根据我们对近代科学革命的理解，《几何原本》的翻译、《崇祯历书》、《律历渊源》的编纂不能作为中国近代科学革命诞生、发展、完成的标志。

（一）从知识内容看，属于西方古代科学知识的移植或西方古代天文学、数学知识与中国古代天文学、算学知识的混合，不属于近代科学的范畴。

众所周知，《几何原本》产生在公元前3世纪的古希腊， 书中借助演绎方法对当时的几何学知识作出了严密的逻辑性叙述。1607年徐光启与利玛窦翻译的前六卷，虽然是根据当时德国数学家克拉维斯（1537—1612年）的注释本，但译出的内容只是原来拉丁文的译文。“关于克拉维斯的注解以及他收集的欧几里德《原本》研究者的工作，几乎全部略去。”〔3〕由此可知，这是纯粹古希腊时代的知识。 尽管《几何原本》是古希腊科学的最高成就，对近代数学的建立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与近代数学知识却有着质的不同。

《崇祯历书》可以称得上是16、17世纪“西学东渐”的又一成果，不可否认，作为中国杰出的科学家徐光启在领导改历过程中“会通、超胜”的思想是闪光的，直到今天仍具有重大的价值。他力图通过改历，把多种历法计算方法建立在了解其所以然的基础上。《崇祯历书》中的法原部分多达40卷，占全书的1/3， 这和以往中国的历法相比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另一个值得称道的是，引用了哥白尼、弟谷所测定的较精确的天文数据，使计算比旧历法精确些。当然还可以举出一些胜过旧历法的地方。但这些进步都是相对于中国以往旧历法而言，总体上仍属于古代天文学知识的范畴。不仅没有达到超胜，连会通也相差甚远。诸如，书中采用的弟谷体系是对哥白尼学说的反动，有些概念比中国古代的“宣夜说”还落后〔4〕。 对有可能涉及到近代天文学理论的地方也作了歪曲，为了维持“地静说”，杜撰了“恒星循黄道东行”的奇怪理论〔5〕。因此，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崇祯历书》不仅没有引进近代天文学知识，反而阻碍了近代天文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难怪有人评论《崇祯历书》充其量只使中西古代天文学知识起到了一种“混合效果”〔6〕。

《律历渊源》是《历象考成》、《数理精蕴》、《律吕正义》三部著作的汇编。《历象考成》及其《历象考成后编》较《崇祯历书》进步的是抛弃了过时的小轮体系，借用了刻普勒的行星椭园轨道说，但刻普勒认为太阳在其一个焦点上，而《历象考成后编》则将地球与太阳的位置互换。这一篡改就使这一学说容纳在古代天文学的支柱地心说框架内，同近代天文学理论有了质的差别。《数理精蕴》是当时数学知识的汇集，代表了中国当时数学的最高水平是不错的，但由于当时近代数学知识，一没有输入（对数除外），二没有在中国数学家笔下产生，因此，水平再高，也只是代表古代数学的最高水平，与近代数学无缘，只是研究古代数学的必读书，而不是学习近代数学的必读书。

由上可知，《几何原本》的翻译，《崇祯历书》、《律历渊源》的编纂，或是古希腊、中世纪西方科学知识的介绍，或是中国传统科学知识的汇编，这些知识虽然开阔了中国学者的视野，满足了当时的需要，但不能以中国学者接受这些业已落后了的知识作为中国近代科学革命的开端。

（二）从科学思想和方法上看，无论《几何原本》的翻译，还是《崇祯历书》、《律历渊源》的编纂都没有接触和运用近代科学的思想和方法。

近代科学的方法是从系统的观察和实验开始，达到普遍性的有限认识，通过逐次归纳达到更为广阔的概括，在归纳综合的基础上，通过演绎而前进到比较复杂的观念。毫无疑问，东方科学中归纳的思想方法和文艺复兴时期对古希腊科学中注重逻辑演绎、理论论证思想方法的挖掘，为近代科学思想的孕育提供了充分的来源，但近代科学思想方法不是对过去简单的继承与兼容并蓄，而是在观察实验的基础上，运用数学工具，既排斥了单只是对经验的描述和朦胧的猜测，又否定了那种“忙于单纯的数字和虚构的图形，以摆弄这种无聊的东西为满足”，“依赖寥寥几本古籍，反来复去对它们的内容作逻辑的修补，而不注意事物”〔7〕的哲学思辨。这充分体现在笛卡尔的解析几何学和牛顿、 茉布尼茨的微积分学中。《崇祯历书》编译过程仅将中国传统的代数计算方法转变成古希腊的几何学方法，其它的手段和方法都是过去经常采用的，并无新奇之处。《律历渊源》中这两种方法也没有有机结合达到升华。

近代科学思想方法是近代科学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近代科学知识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就是近代科学思想方法孕育和发展的过程。科学思想方法不能脱离知识内容而独立存在。学习相应的科学知识是掌握科学思想方法的前提，尚未接触过近代科学和知识内容又怎能谈得上学习和确立了近代科学思想方法呢？

三

科学革命决不仅仅是某种科学理论的改变，而是对整个传统科学的变革。中国近代科学应是中国传统科学革命性变革的产物。因此，正确把握中国传统科学的基本特征，看《几何原本》的翻译到《律历渊源》的编纂是否冲破了这些特征，是决定其能否成为中国近代科学革命诞生、发展和完成标志的关键。

中国传统科学的基本特征是什么？有人归结为三点：一是相对封闭的体系；二是注经式的发展；三是非演绎逻辑体系〔8〕。

（一）把相对封闭作为中国传统科学的特征，这里封闭性的含义是什么？近年来，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讨论中，有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封闭的文化。这里“封闭”一词是在两种意义上使用的。第一是指价值体系上的排异性，在与异质文化的碰撞中不具有应变涵化和再生机能。第二指产生在特定的地域环境中的文化范式， 任何文化都具有封闭性〔9〕。自然科学作为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成果，作为满足人类物质生活需要的知识和手段，客观上不具有排异性，对任何形式的知识都具有吸收创新的机能，对任何社会集团都具有同等的价值。正因为如此，传教士在经过多次失败之后才找到了科学技术这块敲门砖，赢得了士大夫和封建皇帝的青睐和重用。中外科学技术的交流、传播并非16世纪始。早在隋、唐、宋、元时期，印度、阿拉伯等国家与民族的数学、天文知识就流传到中国。只是由于当时中国科学水平比这些输入的知识水平高，才没有产生较大的影响。至于中国先进科学技术的外传与影响更是有口皆碑。封闭性对于广义的文化也许是适应的，用于科学技术则是不妥当的，给科学技术的交流传播带来障碍的主要是地理的分割和政治上利害的冲突。若是指第二种意义则更不妥。因为任何一种科学体系都具有封闭性，就不成其为中国传统科学的特征了。

我们不妨假定这种特征成立，从《几何原本》的翻译到《律历渊源》的编纂真的打破了中国传统科学的封闭性，那么，它为学习西方科学打开了通道吗？事实正好相反。欧氏几何的翻译半途而废。利玛窦作为进身符的《坤舆万国全图》和清政府绘制的《皇舆全图》秘藏宫府极少有人看到。《崇祯历书》编制10年后才颁布实施。从中国当时著名科学家徐霞客、宋应星、李时珍的活动中都尚未找到受其所传西学影响的证据。连徐光启本人主要的精力还是用在《农政全书》的编写上。更具有讽刺意义的是1723年《律历渊源》出版之日正是清政府严厉禁教中止西学输入之时。1744年乾隆皇帝上观象台视察时，看到都是西洋仪器时竟下令按传统的浑仪制度再造一架新仪器。徐光启“会通超胜”的理想成为一场梦幻。中国科学总体上从此更加落后于西方。

（二）中国古代科学自秦汉形成体系，其著述方式也被后世所沿用，许多成果都是在对典籍的注释过程中取得的。这就是科学界所指的“注经式”特征。16—17世纪西学东渐并没有冲破这种发展模式。

首先以天文学为例，中国天文学是以历法为核心与为制历服务的天文观测并行发展为帝王政治服务的“官学”。《崇祯历书》编译的起因和全过程始终都没有脱离这个模式，制订一部实用的历法是唯一的目的。介绍西方天文学知识的范围也局限于制历的需要。《崇祯历书》颁布后，著名的天文学家都把主要精力用在中国古代历法的收集整理或《崇祯历书》计算方法的修补上，得到的主要成就是把古代资料译释清楚，对各历错字讹文一一补订。江曰祯以30多年的功夫对自西周共和年起到清初2500余年间的历法各用当时通行方法计算出朔闰时刻编成《历代长术辑要》。一代学子梅文鼎、李锐曾发愿要把历代历法作一系统研究，而在去世之前得到的结论却是，西方天文学源于中国的盖天说。由于许多学者把精力集中在训诂、校勘、辩伪、辑佚等考据资料，对问题的研究大都是限于一些个别问题，很少作全面的整理研究，不少人连译释工作也未见得做得好〔10〕。

再看数学，《律历渊源》内容之一的《数理精蕴》本身就是一部典型的注经式著作。该书只不过是把当时输入的数学知识和中国尚有存本的算术典籍有条理地进行编排。在此之后，西方天算知识成为治经之术，中国数学发展的主流就是对古代算经的收集、校勘、译释。《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中辑录的经典，如十大算经都是那时收集整理出来的。

（三）无论中国古代科学还是古希腊科学虽然都属于经验描述科学形态，但相比较而言，前者擅长代数计算，后者擅长几何的逻辑演绎，《几何原本》的翻译对中国数学发展确实产生了深刻影响。《崇祯历书》的编译也使中国天文学计算体系由代数学转变为几何学，但从根本上看中国学者并没有摆脱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数理精蕴》中对西方的三角算法、体积算法、对数方法、方程建立与解法的讨论颇为详细。但对《几何原本》则只编译些基本概念和算法，各定理的次序与体系却被打乱，不能体现《几何原本》的精神，因而难以从中学习其推理方法和形式逻辑的精华，可见编纂者仍注重习其一技一长，而对思想方法却很少研究。一代算师梅文鼎用勾股之法研究《几何原本》后得到的结论是“其最难通者，以勾股释之则明”，“信古九章之义，包举无妨。”〔11〕这也许还是在此之后相当长时间中国数学研究没有突破初等数学范畴的原因之一吧。天文学还是仅仅把历法计算的疏密作为重点，刻普勒天体引力思想在《崇祯历书》中已隐约提及，当时虽引起王锡阐的注意，但由于这不是关心所在，就没有深入进行理论探讨，失去了重大突破的机会。由上所述，从《几何原本》的翻译到《律历渊源》的编纂，不论当时的成就，还是对以后相当长时间的影响而言，与其称为近代科学的革命，勿如说对中国传统科学的发展注入一种新的因素，导致传统科学在衰落过程中的一次复兴更为合乎历史事实。

四

明末清初从《几何原本》的翻译到《律历渊源》的编纂虽然处在世界近代科学革命之后，但在中国并没有引起轰轰烈烈的科学革命，将中国科学引上近代化之路，只是诱发了传统科学的复兴，这是由诸多历史因素和科学自身发展规律所决定的。

（一）近代自然科学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和发展的产物，又是资产阶级向封建势力作斗争的武器。中国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虽然在16世纪中叶或此之前已经萌生，但发展缓慢。特别是17世纪中叶满清落后民族侵入中原，更加延缓了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化。学术文化与经济过程相适应，凡接触过西学的文人学士一方面不能不对西方科学称其“巧密”，呼唤科学的世界，另一方面又高举人所不能怀疑的“六经之旨”，始终逃不出传统思维的藩篱，致使“西学中源”的思想自黄宗羲最早从天文学角度提出后，不论学者还是皇帝都穿凿附会大力阐扬。热烈一时的“西学东渐”被政治上的闭关所中断，探索西学中源的复古之风代替了吸收创新。如同中国其它的诸多发明：印刷术、造纸术、指南针、火药等传到欧洲立刻变成了不起的成就，在它的祖国却始终停留在胚胎状态，甚至死在母腹中。正如马克思所说：“既为旧的所苦，又为新的发展不足所苦，死的抓住活的”〔12〕。

（二）西学的传输者是笃信上帝的传教士，介绍西方古典历算学知识只是他们敲开中国传教大门的工具。接受者一方，不论学者还是皇帝，只是为弥补中法制历之不足，要“锫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满足一时政治之需要。科学的价值是在满足一定的主体需要过程中实现的，非科学之动机既决定了传播、接收内容的选择，也注定了前途与作用。由此不难解释《几何原本》翻译的半途而废，具有某些新观念的《坤舆全图》深锁宫中秘不示人。历史注定时代的鸿沟不能由这些人来填平。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谁想凭空超越自己所处时代条件限制，谁就会陷入唐·吉诃德的境地。

（三）《崇祯历书》的编译虽然使中国的历法由代数体系转变为几何体系，但为什么未能导致中国天文学的根本革命呢？任何一种知识体系的价值是由其内容的科学性决定的。中国传统的代数体系和西方古典的几何体系都不失为一种数学模型，差别只是计算方法之差异，在观念上没有不同，同属一种科学形态，具有同等的价值〔13〕。

（四）除上述因素之外，还应考察当时中国传统科学发展的态势。中国传统科学以天、算、农、地、医学为主干。自宋元达到发展高峰，明时，又由于封建政府禁止民间私习天文历法，到明末天文历法几乎成为绝学，实用数学已向商业数学和珠算方向发展，并获得普及。1592年程大统所著《算法统宗》“莫不家藏一编。”〔14〕这种转变基本上满足了社会生产生活对数学的需要。农学、医药学也进入总结阶段。《农政全书》、《天工开物》、《本草纲目》、《外科正宗》等中国古代科学史上的经典著作都是在16—17世纪之间产生的。总之，明末清初，中国传统科学从总体上讲同西方的差距尚不显著，同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需要尚不存在突出的矛盾。外无压力内无危机的状况表明不具备产生革命性变革的条件，对输入西学尚有一定的抗衡能力，从而淡化了《几何原本》、《律历渊源》的影响。

五

科学史既是一部知识体系发展史，也是一部科学与社会相互作用关系的演变史，划分科学史，自然科学知识本身在各个发展阶段所显示的不同的本质特点是根本的标准。其次也要考虑各个历史时期科学与社会相互关系的不同特点。这两点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15〕。历史分期一般都是选择重大事件为标志。由于对历史事件性质的评价有赖于人们的价值观念，具有很大的主观性，这就要求在选取事件时，在坚持标准的基础上具有广泛接受的可能性。第一要保证性质的一致性，即对同一划分对象在同一水平上的划分，不能采用性质不同的指标。第二具有普遍的适应性。首先，体现出这一时期区别于其他时期的基本特征。其次，体现出世界科学史的统一性与各民族科学发展多样性的统一。最后，体现出事件主体的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的统一性。只有具有普遍性才能有被广泛接受的可能性。显然把《几何原本》的翻译作为中国近代科学史的开端是不符合以上思想原则的。一是划分中国科学史这同一对象时指标性质不一。古代科学史是据知识内容的性质划分，近代科学史则以科学活动为特征，具有不可比性。二是割裂了中国科学史与世界科学史的统一性。这样划分虽然时间上中国科学进入近代是在世界近代科学革命产生之后，中国近代科学史具有中西科学融汇的特征，但中国近代科学却不具有近代科学的知识内容和思想方法。三是割裂了事件参与者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的统一性。作为科学革命，必须是对旧有传统的否定，为未来科学的发展铲除障碍，开通道路，提供广阔的前景。按科学发展规律，科学革命之后应有一个相对迅速发展时期，但历史事实却是中国科学停滞长达200年之久。这样划分， 使中国近代科学史的早期（按理应是飞速发展期）出现了中断，违背了科学的发展规律。

我们不同意把《几何原本》的翻译作为中国近代科学史的开端，并不是否认这一历史事件在中国科学发展史上的地位与作用，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输入的西方古典科学知识虽然已经落后于时代，但使中国学者有机会较系统地接触了西方古典科学，激发了搜集整理研究中国传统科学典籍的热情，并出现了一些成就，使在走向衰落过程中的中国传统科学出现一次复兴，也为后来学习西方近代科学作了早期心理准备。

注释：

〔1〕张纯成等：《15—16世纪的中国自然科学革命》， 载《史学月刊》1990年第2期。

〔2 〕（美）格雷戈·布鲁：《科学与历史：文明辩证观的一些理论问题》，载《大自然探索》1986年第3期。

〔3〕钱宝琮：《中国数学史》，科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235页。

〔4〕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中国天文学史》， 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23页。

〔5〕《徐光启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26页。

〔6〕（美）V·N沙马：《十八世纪耶稣会天文学对印度、 中国天文学的影响》，载《科学史译丛》1986年第1期。

〔7〕（英）亚·沃尔夫：《十六、十七世纪科学、 技术和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版，第721、708页。

〔8〕张纯成等：《15—16世纪的中国自然科学革命》， 载《史学月刊》1990年第2期。

〔9〕孙晓春：《中国文化封闭说》，载《北方论丛》1989年第4期。

〔10〕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中国天文学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39页。

〔11〕梅文鼎：《〈勿庵历算书目〉辨》。

〔12〕参见马克思：《〈资本论〉序言》。

〔13〕席泽宗：《十七、十八世纪西方天文学对中国的影响》，载《自然科学史研究》1988年第3期。

第2篇：近代自然科学的特点范文

一、试题特点分析

1.突出主干基础知识，涉及隐含基础知识

历史基础知识是指重要的历史年代、主要历史人物、重大历史事件和最基本的历史概念。新课标规定高中生所掌握的基本历史应是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大历史问题。第28题所呈现的“哥白尼的‘日心说’”、“伽利略的试验科学”、“牛顿的经典力学”、“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是近代自然科学发展中的主干基础知识。

隐含基础知识是指隐藏于主干基础知识之下，与主干知识紧密相关的基础知识。隐含知识往往是课程标准、考试大纲与教材鲜有提及，但必须挖掘、拓展的知识。“哥白尼的‘日心说’”就属于此方面的隐含知识。

2.一题一专题，考查容量大

通过专题呈现考题逐渐成为高考试题命制的趋势与特点，一道选择题往往是一个单元主题的浓缩、一段历史阶段特征的总结。第28题考查了近代以来世界科学发展的主要轨迹，考查了近代科学的独立、奠基、形成与拓展过程，这种以专题形式呈现的试题形式也恰恰符合了新课程以来以模块组织教学的特点。

3.关注热点，突出现实

第28题关注的是科学发展问题，隐含着对现实的关注，不仅如此，该题还巧妙地切入了周年热点问题，2013年是哥白尼（1473―1543）诞生540周年，命题者以隐性的方式，通过引用恩格斯的材料来设问，以此考查与时代热点密切相关的历史知识，突出反映了历史学关注现实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学科价值。

4.设问精巧，强调理解

从近几年新课程高考试题来看，新材料、新情境、新问题的“三新”试题逐渐成为命题主流。第28题以恩格斯对近代自然科学的评价为材料来设置问题，“自然科学的独立宣言”是指近代自然科学从宗教神学中脱离出来而成为独立发展的学科体系。哥白尼的“日心说”最早否定了宗教神学深信的“地心说”，宣告了科学的独立；伽利略的试验科学开创了近代科学，为经典力学的创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牛顿创立的经典力学标志着近代科学的形成；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把发展变化思想引入生物界，开创了生物科学发展的新时代。该题要求学生综合对比四个选项，在深刻理解四位科学家的成就与特点的情况下作出正确选择。

二、基础知识复习策略

1.以主干知识为主，隐含知识为辅

教师在复习教学中应依托课程标准与教材，着力做好主干基础知识复习，除准确、全面、深刻把握具体史实、基本概念、理论观点外，更应多方位、多层次、多角度进行分析与比较，使学生既能深刻理解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又能在解题过程中灵活运用。教师要善于挖掘隐含知识，理解隐含知识的原因、特点、影响与评价等，帮助学生形成具体历史问题的多元认识。

2.运用联系的方法组织知识，形成整体架构

联系方法是基础知识整合的有效方法。联系有纵向联系和横向联系。纵向联系有助于学生加深对历史史实本身的理解掌握。横向联系有助于学生加深对历史阶段总体特征的把握。第28题是有关近代科学在不同时期的贡献、发展，属于纵向串联方面的考查。现行教材以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三大模块组织教学，由于各模块之间各有侧重、彼此独立，因此，只有把相关历史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联系对比才能理解更全面、更深刻。

3.以时间为脉络，突出热点，关注现实

历史是随着时间而发展的，任何史实都可放在时间的大坐标中定位。时间有两类：一类是历史时间。历史的连续性和规律性是通过按时间先后顺序发生的历史现象和历史事件体现的。教师在基础知识复习中必须引导学生关注历史时间，必须培养学生的时序性思维。另一类时间是现实时间。即任何一个历史史实都可与现实时间发生联系。教师在基础知识复习过程中应引导学生既依托课本又能跳出课本去关注社会的各种现实问题，运用历史学科独特的视角去审视、理解、洞悉现实热点、焦点与周年等问题。

第3篇：近代自然科学的特点范文

中国近代史具体指的是清朝灭亡到新中国成立的这一阶段历史。这是一个乱象纷呈的年代，中国社会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社会力量和各种思潮，清朝的封建势力、西方思想的引入、维新派的新思想和新文化运动等等。各种学术势力和思潮都给人们的思想造成一定的冲击，虽然社会处于无组织状态，但是学术研究却是异常活跃。区域上看，虽然国内政治格局不稳定，但无论在国统区还是共产党的统治区各种学术研究都蓬勃发展，也形成这个时期特有的文化氛围和学术研究特点。建国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无论是文化学术界还是文学界，都一直深受近代各种思想和文化的影响。在这个特殊时期，史学理论也在持续发展着，而且取得了一定成就，有自己的形成和发展的特色，当然也带有这个历史时期特有的烙印。近代史学可以说是近代历史留下的历史的回音，而史学理论则是历史的车辙碾过之后留下深深的印记。近代历史的异彩纷呈也使得这个时代史学理论研究不再枯燥，有着时代赋予的色彩和文化印象。

叶建的《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形成与演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是阐释这个特定时代的历史理论研究的专著，通过中国近代史学研究的历史形成与演进的介绍，对近代史学理论的研究内容和发展特点进行分析解读。作者重点阐释了中国近代史学理论发展中问题探索的阶段和历程，以及近代史学家们对此的相关研究成果。同时，还探讨了中国近代史学理论对西方史学理论的接受和借鉴，以及对中国传统史学的继承和阐发等各方面的问题，详尽而系统地为我们展示了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发展脉络及传承意义。史学，尤其是史学理论，总是感觉有些距离，而且有些神秘。虽然人们对历史并不陌生，但一旦上升到理论高度便显得有些曲高和寡，能够让读者读下去而且受到一定的教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该著脉络框架十分清晰，读者通过简单的介绍和目录，便可以大体知道本书的结构框架。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历史理论带给读者的沉重感，使读者有兴趣读下去。而且，正如前文所述，中国近代的有着独特的历史环境，各种政治力量，各种文化团体和学术思潮涌现，加上内忧外患，一切都显得千头万绪。关于这段历史时期的史学理论研究自然也是纷繁复杂，想从中理清脉络，并研究其形成和发展历程，实属不易。作者通过分析、比较、归纳，抓住主干，梳理旁支，条分缕析，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和理论框架，揭开了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神秘面纱，使之生动鲜明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这种豁然打开读者视觉的框架结构，看似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却足可以看出作者经过认真刻苦思索和探寻的过程，这也是本著一个最鲜明特点。本著的另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对中西方史学理论的交流与借鉴的阐释。自从人类的文明史形成之后，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文化交流就没有间断过，尽管清朝盲目自大、闭关锁国，但仍然没有隔断文化的交流。清朝灭亡之后，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各种文化思想也被带进来，中国近代文化思想的异彩纷呈也多半源于外国思潮的引入和搅动。尤其是梁启超、谭嗣同所倡导的维新运动，其实就是引进西方世界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即Democracy和Science，民主与科学。这对当时的学术研究无疑打了一针强心剂，各种学术思想和学术研究蓬勃发展起来，并形成了不同的流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史学理论研究自然也受到这个时代特定环境的影响，与西方史学理论发生剧烈碰撞和交流。当时的社会思潮使研究者的思想进一步开放，更加容易接受新事物，因而能够做到对西方史学理论的有效阐发，并合理进行吸收和借鉴，也使得西方的一些先进的史学理论得到学习和传播。

再次，本著还关注史学理论的传承与发展。有传承才能有发展，这是任何一门学术发展的必要前提条件，也是必然发展方向。作者探讨了关于史书体裁、体例总结，对古代史家史学思想的阐发，以及对传统考据精神、方法的继承和发扬等各方面的研究和借鉴。同时，作者重点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体系对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影响。马克思主义思想对中国的影响可谓重大而深远，从学术研究到政治格局，马克思主义都起着灵魂性的指导作用。中国近史学理论便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本著重点介绍了马克思史学理论产生的条件、理论贡献和巨大影响，还介绍了李大钊、瞿秋白等先驱者的重大功绩，以及何干之、翦伯赞等学者的成就，并指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科学性、创新性以及在今后的史学研究成为指导思想的必然趋势。直到现在，国内学者对史学的研究都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的指导，同时，也明确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思想在中国近代史学理论传承和创新中的作用。中国传统史学理论研究，正是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指导下，兼容并蓄，对中国传统的史学理论进行继承、阐释和再创造。可以看出作者这部作品经过长期的研究实践和学术积累，是其长期研究成果的凝结。读者在领会近代史学理论的同时，也不禁会对作者严谨的学术态度油然而生敬意。

第4篇：近代自然科学的特点范文

?

关键词：哲学;超越;异同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共同点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都是作为对近代西方哲学的扬弃而产生的，它们的流传和发生影响又大致是在同一历史时代，因而二者之间必然有着许多相同点。

?1.时代背景相同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产生的时代背景相同,都产生于19 世纪中期。这一时期,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经过了产业革命(第一次科技革命) ,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各国资产阶级成为社会的统治阶级,统治地位得到了巩固。资本主义社会这时也已发展到了自己的成熟期,社会的基本矛盾明显地暴露出来,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不断出现。这一时期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也变得日益激烈,工人运功此起彼伏,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

?2.自然科学前提相同

?这一时期自然科学的发展,不像近代早期处于分门别类的研究、搜集材料科学阶段,而是已发展到“整理材料科学”阶段。自然科学是以研究客观物质发展过程为特征的科学,有机化学、地质学、动植物学以及生理学、胚胎学等已纷纷建立起来。最重要的是当时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以及达尔文的进化论。这些划时代的自然科学成果为人们超越近代哲学的思维方式和创立现代西方哲学奠定了自然科学前提。正因为如此,新的科学方法和科学实证精神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充分的表现出来。

?3.哲学思想来源相同

? 西方传统哲学特别是西方近代哲学是它们的哲学理论的直接思想来源。近代英国的经验主义哲学,如培根的实验科学精神及归纳法等,对现代西方的科学主义思潮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们继承了这一传统并在现代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现代的科学主义思潮从孔德实证主义开始贯穿整个现代西方哲学的历史过程之中。欧洲大陆的唯理论的理性主义哲学思想和德国古典哲学中康德对人的主体性的强调,费希特把客观理性主义转向主观的非理性主义等,对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人本主义思潮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而人本主义的非理性主义就是从此发源,从而成为现代西方哲学思想中一支重要的哲学思潮。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有近代英国的经验主义和法国的唯物主义、理性主义,德国古典哲学中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人本主义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理论来源。

?4.对待近代西方哲学的态度相同

? 批判、继承和超越。作为现代西方哲学的开创者,他们从各自不同的出发点、立场、原则、方法出发来猛烈的批判近代哲学以及西方哲学传统。第一,他们批判了近代西方哲学把世界二元化的形而上学认识论传统。第二,批判近代哲学的哲学观。近代哲学的任务是去建立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以及企图使哲学成为一切科学和知识的基础,成为凌驾于一切“科学之上的科学”。他们要追求绝对普遍的永恒真理、终极存在。恩格斯宣告了这种近代哲学的“终结”,后现代主义则宣布大写的哲学死了。第三,他们批判了近代的先验的形而上学的理性原则和极端理性主义。近代西方哲学的理性是抽象的先验的不证自明的东西,用理性代替了中世纪的上帝,理性成为万能的君主和神明,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近代哲学家们认为一切都是有理性的,都是符合理性的原则,理想的社会应是理性的社会。近代的资产阶级由抽象的理性主义原则,企图在人类历史上建立他们梦想中的理性千年王国,这种极端的理性主义和先验的理性概念以及与人无关的独立自在的唯物主义的物质概念一同被现代哲学所抛弃。

?5.哲学理论特征相同

?在批判和抛弃了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本体论及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后,强调主客、心物、思有之间的差别和联系，并且要求将它们看着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的过程。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作为主体的人的创造性活动;在抛弃了形而上学的物质概念和先验的不证自明的理性概念后,提出了人与世界的联系和统一,提出了与人相联系的世界相对于人而言才是真实的有价值和意义的;把哲学的目光从形而上学的天国拉回到人间的现实世界之中,哲学向人们生活世界的回归;哲学关注人的生存状况,人的真实处境及人的异化、人的价值、尊严、自由和解放;哲学重视人的实践活动,重视实践活动中人与人结成的社会关系,主张实践高于知识和理论,要求人们积极行动,人应该是行动的人;强调人的能动性、主体性、创造性,强调用人的实际行动或实践活动去改变现实世界;注重人的非理性方面的研究,强调理性的人的精神状况的另一面:情感、意志、本能、潜意识等在人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使对人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与近代西方哲学相比更注重事物的价值和意义,注重人的个性化、社会生活的多元化和审美情趣化。现代西方哲学中占主导的是从近代的认识论转向变为现代的语言转向,语言成为现代西方哲学关注的中心,他们重视语言操作、分析、逻辑的东西。

?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区别

? 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都是在对西方哲学传统,特别是对近代西方哲学的批判和超越,共同开创了现代哲学,并且具有其时代的哲学共同特征和理论特质,但是他们是从各自不同的哲学立场、原则和方法出发开创现代哲学的,因此,他们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是不容忽视的,不能因为其共性而混淆他们之间的原则性界限。

? 1.社会阶级基础不同

? 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就其理论的社会阶级基础来说，是以作为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理论形态的新哲学来取代作为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理论形态的旧哲学，其根本目的是促进无产阶级旧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革命斗争，由此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彻底解放。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获得解放的思想武器。无产阶级只有把哲学作为精神武器,才能消灭一切剥削和奴役,才能实现自身和一切人的解放放。哲学只有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才能成为改造世界的真正现实的哲学。

? 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的革命变革的上述伟大意义，是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由近代到现当代的转型所无法比拟的。后者尽管也属于西方哲学史上具有根本性意义的思维方式转型，但它是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范围内发生的，西方哲学家们推动这次转型的动机并不是为了反对和废除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而是“改进”(改良)资本主义制度，或者说对资本主义制度作一定的自我调整，将其从已经陷入的危机和困境中暂时解脱出来。他们批判和要求取代各种形态的近代哲学的原因 只是由于这种哲学思维方式本身也已陷入了深重的危机和困境，难以起到维护已经陷入危机和困境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作用。同样需要作具有根本性意义的转型。

?2.社会影响程度不同

?在对待社会现实问题时,作为改造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强调批判的武器,而且更强调武器的批判,把哲学引向感性的物质实践活动,从而使哲学成为真正现实的哲学,是哲学走出了象牙塔。正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理论特质,从它诞生之后,就传播到全世界,成为被压迫民族和阶级获得解放的思想武器。哲学不再只是哲学,而是投身于人们改造世界的物质实践活动之中。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深远影响是其他哲学所望尘莫及的。现代西方哲学虽然也关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问题,但他们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不能触及到社会的根基,也不主张废除资本主义社会来建立新的更理想的社会制度。所以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无论多么激烈尖锐,但却是在资本主义所许可的范围之内。现代西方哲学作为哲学仍是哲学,即他们只是哲学理论而没有把自己的理论变成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没有超出理论的范围变为真正的物质力量。他们也强调实践,但并不是人们改造世界的感性的物质实践活动,而是生物的行为主义实践,正因为这一点,现代西方哲学无法变为彻底的哲学理论,也没有可能成为像马克思主义哲学那样对社会现实产生那么深远影响的哲学理论,所以他们对近代哲学的超越并不彻底,这是二者根本区别的关键之一。

?3.对待近代西方哲学的态度不同

? 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了以前哲学的“科学之科学”的哲学观、思辨形而上学、传统本体论,但并不是全盘否定西方哲学传统,而是吸收并改造其精华和合理成果,丰富自己的理论,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继承人类优秀成果基础上加以创新。例如：他坚持了唯物主义立场,但吸收并改造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建立了自己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批判思辨理性主义形而上学,又继承了理性主义传统;在吸收人本主义精神实质的前提下,批判了资产阶级抽象的人本主义人性论,把人本主义建立在现实社会生活的基础上,从社会经济结构和人的社会关系去看人、去解放人,从而使人本主义脱胎换骨,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有机成分。

?现代西方哲学在批判和超越近代西方哲学的态度上,为了创造现代哲学理论形态,而把自己的哲学与近代西方哲学对立起来,并对其全盘否定,从而使他们的理论导向了反对形而上学，反对理性主义。由于反对无所不包的形而上学的哲学体系,因此他们的哲学具有偏激的唯心主义的非理性主义、相对主义、虚无主义、悲观主义的特征,从而不能真正彻底的完成对近代哲学的批判和超越。

参考文献:

?［1］梁景时.论现代西方哲学的特征及对西方传统哲学的扬弃［j］.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10,(01) .

?［2］陈明.西方哲学史的历史走势［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3) .

?［3］王良铭.马克思对近代西方哲学主体性思想的扬弃［j］.江苏社会科学，2008,(06) .

第5篇：近代自然科学的特点范文

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从新时期国家战略高度，论述了当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及承担的历史任务，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是一幅高起点的、前瞻性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宏伟蓝图;这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通力协作的系统工程;这需要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按照自身发展特点，精心描绘出在这幅宏伟蓝图中的所在位置。正是在这篇重要讲话的启发和鼓舞下，关于建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有几方面问题需引起我们的关注。

自觉性和自信心是关键

对于一件重要事情的重要性认识，有没有自觉性决定了认识的高度。这种自觉性来源于时代的启迪和历史使命的召唤。517重要讲话指出：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其发展水平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质，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既取决于自然科学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不断在实践和理论上进行探索、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发展着的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读了这段话后，联系中国走在世界前列，后来受到列强侵略，又经过百余年的抗争、奋斗，走上了伟大民族复兴道路的曲折历史，能够深刻体会到517重要讲话激发人们自觉精神的强大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使命感的自觉认识，既来源于现实，又来源于历史，它表现为豪迈的有作为、敢担当的奋发精神。

有了自觉性，还要有自信心。近百余年的学术史表明，当中国近代学术起步之时，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已有了较高的发展水平，因此，引进西学为我所用是现实的选择。一方面来看，中国学人了解了西学;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中国学人放松了表现自我。对于中国文化优秀遗产尤其是优秀的学术遗产缺乏集中的、深入的和系统的研究，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学人的学术和理论自信心。面对中华优秀文化这座思想、理论、学术的富矿，我们建构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理应具有充分的信心。

探索关于发掘、梳理古代学术遗产的路径

建构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从何处入手?这是首先要明确的问题。517重要讲话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我国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国，研究队伍、论文数量、政府投入等在世界上都是排在前面的，但目前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习近平总书记进而指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包含三个方面的特点：第一，体现继承性、民族性;第二，体现原创性、时代性;第三，体现系统性、专业性。在这三个特点中，继承性、民族性是第一位的。这是因为，脱离了继承性，也就失去了民族性，没有民族性，当然也就谈不上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因此，建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应首先从继承性、民族性入手。

谈到话语体系，必然涉及有关理论问题，包括概念、范畴等学术用语。从中国古代史学来看，记述历史的著作浩如烟海，而讨论理论问题的专书却并不多见，人们关于历史的认识和关于史学的认识，多散见于各种著作之中。这种情况不仅影响到后人对理论问题发掘、梳理，甚至使人产生一种误解，认为中国古代史学只有记述、没有理论。可以说，这种情况不止是史学如此，其他学科也存在类似情况。以史学研究为例，可从两方面来加以关注：其一，不应以西方近代以来的历史哲学著作和史学方法论著作来反衬中国古代的历史著作，一则是时代不同，二则是中西学人在理论思维与表述上的特点不同，作简单的比较并不符合实事求是的原则;其二，中国史学家的理论表达散于各书，以至于显示不出其理论魅力，但却因中华文明不曾中断而使不同时期的学人可以以接力的方式，传承着对许多问题探索的连续性，即用另一种方式显示出它的系统性。这两方面，或许也适合史学以外的一些学科用以看待本学科的理论遗产。

尊重、凸显中国学术遗产的特色

中国古代史学家鲜明的理论意识，具有久远的传统。东汉班固称：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后论)这里既说到事，也谈到理。《后汉书》作者范晔一方面批评班固《汉书》后赞于理近无所得，一方面夸耀自己所作的序论笔势放纵，实天下之奇作(《狱中与诸甥侄书》，见《后汉书》卷末所附)。刘知幾更是自幼观书，喜谈名理(《史通自叙》)。元初，胡三省批评一种说法，即世之论者率曰：经以载道，史以记事，史与经不可同日语也。胡三省尖锐地指出：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亡弊。(《新注〈资治通鉴〉序》，见《资治通鉴》书首)明清之际，王夫之进一步提出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读通鉴论》卷一)命题，揭示了势与理的辩证关系。

王夫之还指出，读《资治通鉴》为什么要发论，又是从哪些方面发论，他写道：引而伸之，是以有论;浚而求之，是以有论;博而证之，是以有论;协而一之，是以有论;心得而可以资人之通，是以有论。(《读通鉴论叙论四》)王夫之的势理观以及他从对历史的认识中所阐发的论，显示出中国古代史学家对于理论的激情和深入的思考。

第6篇：近代自然科学的特点范文

摘要：近代哲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社会进步的表现。近代哲学之所以能超越和突破传统，是因为传统哲学有着明显的缺陷和局限性，已经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传统哲学还没有自觉意识到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而是离开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的考察，去断言某种先验或者超验的存在，具有朴素性和形而上学性。近代哲学对于思维与存在的问题已经有了新的见解和突破。

关键词：近代哲学；超越；突破；传统哲学

近代哲学对传统哲学的超越与突破可以从中国近代哲学突破传统哲学中凸显出来。

一、 中国近代哲学与传统哲学的分界及背景

（一）中国近代哲学与传统哲学存在发展的社会背景

中国近代哲学是从1840 年鸦片战争开始至1919 年“”，这以前都称作传统哲学。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下，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受到了冲击，出现了新兴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诞生了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但封建买办经济在社会中仍占显著优势，中国人民受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

（二）中国近代哲学与传统哲学的发展历程

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中国文化思想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新文化和封建阶级旧文化的斗争，也就是新学与旧学、西学与中学之争。19世纪末，西方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扩大了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危险。严重的现实使一批有见识的知识分子清醒地认识到,中国要摆脱贫困落后的状况,摆脱帝国主义的欺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就一定要改变现状。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后，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出了“变法”的强烈呼声。维新派思想家们找到了欧洲19世纪中叶出现的C.R.达尔文的进化论，作为“变法”的理论依据。他们企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改良方式，变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为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度，并为此与封建顽固守旧派作了一定的斗争。但是，这条道路走不通，维新运动以失败而告终。

1919年“五四”运动中，中国涌现出了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看到，以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为主要内容的西学或新学，不能为中国革命指引正确的道路，中国革命需要新的理论武器。他们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得到启示，看到了中国民族解放的新希望。他们积极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基础上，于1921年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武器的共产主义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代表了中国思想文化战线的革命方向。

二、 中国近代哲学突破和超越传统哲学

（一）传统哲学的形神论与近代哲学的无神论。

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哲学一样，很早就重视对鬼神的研究，形成了形神论。形是指肉体；神指鬼魂，精神，死后即鬼神。我国先人在这个问题上主要有3 种观点：(1)相信有鬼神，(2)不信有鬼神，(3)怀疑有鬼神。无论是哪一种观点，其对中国人民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正因为相信鬼神，在封建社会才存在了帝王的统治，也才有了封建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剥削。

近代哲学正确认识了人与社会的关系，相信自然与科学，通过自己的努力证实了无神论。近代哲学是以进化论为基础的哲学形态。自从鸦片战争的大炮轰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之后，西方近代先进的哲学和自然科学大量涌入中国，尤其是后者，对近代中国影响更大。最先觉醒的一批优秀知识分子寻找救国救民、自主自强的知识，他们认为，西方列强所以能打败中国，是因为他们社会制度先进，有着先进的科技知识和生产技术。于是，这些知识分子很快接受了这些先进的学说，尽管不少人是生吞活剥的，一知半解的。但他们都把这些知识纳入自己的学说中，并力图用这些知识、学说去解释宇宙，解释社会、解释人生。

（二）古代哲学与近代哲学对待自然科学的态度不同。

古代哲学对待自然科学的态度是淡漠甚至蔑视的，而近代哲学则热衷于自然科学；古代哲学视哲学与自然科学如冰炭不可同器，近代哲学则把自然科学视为哲学的基础；由于远离自然科学、古代哲学带有明显的玄想性和直观性，由于亲近自然科学，近代哲学带有实证性和经验性。总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自然科学改变了中国哲学的走向，使近代哲学具有了不同于古代哲学的特征和风格。总的说来，中国古代思想家作为政治家、文学家、历史学家等社会科学家，或者无暇顾及自然科学，或者不屑对之加以研究，从而使他们的哲学与自然科学呈分离之势。他们不仅没有意识到自然科学是哲学的基础，没有认识到自然科学会对哲学的发展起促进作用，反而把自然科学视为干扰或钳制哲学发展的消极因素。按着中国古代哲学的伦理道德旨归，哲学尤其是认识论的最终目标是“穷天理，明人伦”，这主要是一个向内用功、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的过程。而自然科学则向外用功、丧志，只能使人心荡神驰、魂不守舍，在向外驰求中迷失方向。基于这两个方面的原因，自然科学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没有成为哲学的论证工具或主要材料，古代思想家大都对之有意无意地避之．睢恐不及。因为在中国古代，一种哲学只要容纳了过多的自然科学的成分，便会失去其高雅与精深，而变成难登大雅之堂的支流末学，最终不得其传。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哲学流派如墨家、阴阳家以及道教等的式微历程都反映了这个问题。中国近代哲学家热衷于自然科学，运用西方传来的自然科学知识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了自然科学与哲学的联系。严复认为，自然科学对哲学家来说极其重要。因为哲学(群学之一)必须以自然科学为基础，得到自然科学的验证才能定为真理。缺乏自然科学的素养，不可能建构出良好的哲学。

（三） 中国传统哲学与近代哲学中的主体不同。

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主体是封建主义的代表，其主要成员是封建阶级。近代哲学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的哲学。1840年鸦片战之后，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一个新兴阶级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它有着新的生产方式，需要新的与之对应的社会意识形态，需要新的哲学，以表达他们对世界、人生、历史等的看法。资产阶级的出现也促进了小资产阶级的发展，因而也产生了小资产阶级哲学。与传统社会不同，近代中国的封建制度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农民阶级在这个时候更加深切地感受到社会的变化对他们的影响。因而也积极地探求解脱他们自己的道路。于是，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农民的哲学便从封建阶级的哲学中游离出来，成为中国哲学史上一个独具特色的哲学形态。

综上，中国近代哲学突破和超越传统哲学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同时也是满足社会自身发展的需要。

三、 总结

中国的近代哲学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内容主体上，都有传统哲学没有的先见性和预见性。近代哲学突破传统哲学的思想观念，在接受先进科学技术的基础上充分体现了唯物主义论。（西南民族大学；四川；成都；610000）

参考文献：

［1］ 近代哲学之特征. 浙江社会科学［J］ 2000年弟4期

［2］ 对近代哲学主体的解读. 平 原 大 学 学 报［J］ 2006年8月第23长 第4期

［3］ 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近代哲学与古代哲学的比较. 黑龙江社会科学［J］ 2004年第3期No．3，2OO4

第7篇：近代自然科学的特点范文

关键词：近代早期；英国；鉴赏家群体；兴起

近代早期（1500—1750年）英国兴起了一个新的文化群体——鉴赏家（virtuoso）。鉴赏家群体于15世纪末16世纪初随着英国人文主义运动的兴起而出现，在16世纪末17世纪上半叶最为活跃，直到18世纪才逐渐衰减。他们作为新生活方式的消费群体，活跃于英国文化生活的各领域，引领着近代早期英国文化的发展方向。鉴赏家群体的出现不仅改变了贵族的文化生活方式，而且也改变了英国文化知识的价值功用，推动着近代科学的发展。但是，在国内对文艺复兴时期学术进行的研究中。“鉴赏家”却不太受学者们的关注。有鉴于此，本文拟对这一问题进行粗浅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鉴赏家群体的构成特征

鉴赏家一词自17世纪以来就被不同的学者广泛使用，所指对象却不尽相同。较早使用鉴赏家一词的是近代早期的学者亨利·皮查姆（1576—1643年）。他适应贵族文化的需要著有《完美的绅士》一书，该书在当时被视为鉴赏家手册。作者在《论古迹》一章中，将拥有雕像、碑铭和钱币的人视为鉴赏家。如他所言：拥有这类昂贵的、属于君主们的或反映君主们思想的珍品……精于此类事物者，用意大利语说是鉴赏家。近代早期，该词也通常指进行文学、艺术作品欣赏与收藏的人。如研究近代早期英国历史的学者露西·哈钦森在考察当时著名的文化艺术赞助人、鉴赏家科洛勒尔·哈钦森时评价说，他“是一位著名的鉴赏家”，正尽可能地收集所有杰出艺术家们的作品，并考察“这些人在绘画、雕刻和所有其它类似的能激起好奇心的作品”。通常情况下，近代早期的鉴赏家也是业余科学爱好者的自称。如研究17世纪英国科技文化史的卡森·塞缪尔·邓肯指出，从事科学实验与研究的皇家学会会员“被称为哲学家，或更经常地被称为鉴赏家”。皇家学会早期会员罗伯特·波义耳于1660年在《物理力学的新实验》中也将他的同仁们称为鉴赏家。可见，近代早期的鉴赏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文化群体，既包括古钱币、碑铭等古物的鉴赏、收藏者，也包括文学、艺术作品的鉴赏、收藏者，甚至包括从事科学实验与研究的人。

虽然鉴赏家群体构成相当复杂。但大体分为两类：“古物研究者”（the antiquarian）与“业余科学爱好者”（the amateurs of selenee）。古物研究者是鉴赏家群体兴起之初，对热衷于收藏手稿、绘画作品以及其它各类古物者的总称，他们是早期的鉴赏家。在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这一文化群体大量收藏钱币、徽章、雕刻、手稿，并纷纷著书立说，呼吁贵族要“勤于考察古代作品中著名的人物，并尽一切可能购买这些书籍”。不仅如此，他们也在伦敦成立了古物研究者学会（the Society of Antiquarians），并将与古物研究相关的知识纳入学校教育的范畴，建立宫廷学院，发展纹章学院，交流、传授雕刻、绘画、纹章学、古物知识、钱币、徽章等能给研究者带来愉悦之情的知识。古物研究者推动古物研究活动在当时的文化生活中异常盛行，英国历史上由此掀起了一场古物研究者运动（the antiquarian movement）。这场运动呈现以下特征：一是参与人数众多。上自君王，下到普通绅士，甚至是一些富有的中间阶层人士都对古物研究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以致“了解绘画、纹章、钱币、雕像等成为一名绅士的标志”。二是藏品范围广，各类徽章、雕塑、钱币、绘画作品、古代文稿等都是古物研究者的收藏对象。如英国鉴赏家之父阿伦德尔伯爵以“藏有丰富的徽章和雕塑”而闻名。他的“阿伦德尔之家”（the ArundeI House）是英国最好的古代雕塑品收藏所，陈列着古希腊、罗马时期著名人物的大理石塑像。三是藏品全。古物研究者依据个人喜好与需要，往往会尽可能地收藏相关藏品。如威廉·弗利特伍德是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的一名律师兼国会成员，也是一名小有名气的法律古物研究者。他“收藏了有关英国历史与法律的绝大多数手稿”。

近代早期的鉴赏家也以业余科学爱好者的形象存在。之所以称这一时期的鉴赏家为业余科学爱好者，一方面在于17世纪中叶以后，鉴赏家群体的主要兴趣逐渐从古物研究转向早期的科学实验与研究。如第九代诺森伯兰伯爵从事解剖学、宇宙学、炼金术和蒸馏法等的研究，获得了“术士伯爵”的雅号。不仅如此，他还供养大量学者，研究光学定律、数论、太阳黑子、木星卫星；设立实验室，提炼长生不老仙丹，研究永恒运动。对科学的兴趣在当时贵族文化生活中变得格外引人注目。人们开始认为，“一个有文化的绅士忽视科学的魅力是近乎反常的事情了”。1645年，有着共同兴趣与爱好的鉴赏家组成了一个“无形学院”。他们定期到格雷莎姆学院的天文学教室集会，讨论在自然界中“能看到、触摸到、感觉到或听到的所有事物”，而不是研究“神学、形而上学、道德哲学、政治、文法、修辞或逻辑学”。1660年，英国建立第一个研究自然科学的组织，该组织发展成为伦敦皇家学会，并在三年后创办了《自然科学汇报》（Philosophical Transae—tions），及时刊发会员们的最新研究成果。业余科学爱好者对皇家学会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1663年皇家学会131名会员中，18人是大贵族、22人是从男爵和骑士，47人是乡绅，32人是博士，2人是神学学士，2名人文硕士，8名外国人。很明显，绝大多数会员是有闲的绅士，他们作为业余科学爱好者承担起早期科学研究的重要责任。另一方面，鉴赏家与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家无论是在科学研究的目的还是在对待学术的态度上都是有区别的。近代早期，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家是培根主义思想的追随者。他们进行科学实验与研究的目的在于努力认识自然而不仅仅是叹赏自然之美。因此，培根主义者往往会进行长时间的、细致的实验与观察，并采用科学实验与数学推理、逻辑论证相结合的方法认识自然。他们才是孜孜不倦于科学实验与研究的耕耘者。而鉴赏家大多不具备培根主义者的科学精神。鉴赏家进行科学实验与研究仅仅是为了满足个人好奇心或者是获得精神上的愉悦感。对鉴赏家们而言，实验科学既没有实际用途，研究起来也太枯燥，不具备娱乐性。因此，鉴赏家缺少对纯科学进行深入研究的兴趣，他们仅仅是科学实验与研究的浅薄涉猎者。

尽管近代早期的鉴赏家群体以业余科学爱好者的形象出现，但并非所有的鉴赏家都只是业余科学爱好者。他们中也不乏醉心于科学实验与研究的人。这些人既是著名的鉴赏家，也是深切关注科学发展并推动着科学进步的人·如著名的鉴赏家约翰·威尔金斯博士是无形学院创始人之一，他在机械力学、天文学方面的贡献不可忽视。以鉴赏家自称的罗伯特·波义耳，被称为皇家学会的灵魂，他“在物理学、化学和生理学方面的研究工作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罗伯特·胡克被誉为皇家学会的“双眼和双手”，在力学、光学、天文学等诸方面都有重大成就。约翰·雷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植物学家”。

虽然近代早期的鉴赏家大致分为上述两类，但古物研究者与业余科学爱好者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一些业余科学爱好者本身也是古物收藏者。如前所述，皇家学会早期会员中，有许多人是有闲的绅士，他们既对科学实验与研究感兴趣，也大量收藏古物珍品。在学会每周聚会时，他们不仅交流科学研究的最新动态，也常常展示自己收藏的珍品。其中，部分藏品被保存在格雷莎姆学院的“怪物与空想之房”中。古物研究者与业余科学爱好者只是从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领域对鉴赏家群体进行的分类，这两个文化群体的出现表明近代早期鉴赏家活跃于英国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学术、自然科学、古物研究、文学和纯艺术史都是鉴赏家普遍涉猎的范围”。

二、鉴赏家群体兴起的原因

鉴赏家群体的兴起与近代早期英国在经济、政治、思想方面的变迁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首先，近代早期英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为鉴赏家群体的兴起提供了物质保障。经济与文化的关系可以用恩格尔系数定律加以阐释。恩格尔系数是德国经济学家恩斯特·恩格尔（1821—1896年）提出的，指个人或家庭用于购买食品的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他借此阐明一个规律：家庭或个人的经济收入越高，用于食品方面的支出比例越小，而用于文化娱乐等非生活必需品方面的支出越高。依据这一理论，作为文化消费的鉴赏活动只有在拥有较高经济收入的情况下才能进行。近代早期英国推行圈地运动，没收修道院的财产，开拓了美洲殖民地，建立股份公司。这些经济活动与措施无疑增强了英国的经济实力，而贵族阶层则分享了这一时期逐步增长的财富。“在16到18世纪期间，贵族仍然是英国最富有的社会阶层，贵族富豪的例子俯拾皆是。”“坦普尔勋爵自夸‘有大量的闲钱’，威廉·酱尔特尼留下了一百多万，据认为，第二代弗利勋爵在1766年留下了年产值为21 000镑的不动产、年产值7 000镑的矿山，还有500 000镑的基金投资。”巨额的财富为高昂的文化鉴赏活动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如近代早期一位著名的鉴赏家为了搜集“一两盒鹅卵石或贝壳·一打黄蜂、蜘蛛、毛毛虫”，不惜到各地旅行，在欧洲各地设置办事处。并频繁地考察各地的铁矿、煤矿、石矿基地。可以说，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就不会有文化鉴赏活动的产生，也就不会有鉴赏家的存在。

其次，近代早期英国官僚机构的确立推动着鉴赏家群体的出现。都铎君主亨利八世推行管理机构的变革，建立起以国王、枢密院、国务大臣和财政大臣为核心，直接对君主负责的官僚机构。亨利八世推行的这一“都铎政府革命”改变了中世纪以来由君主治理国家，王室与政府不分的管理格局。历经伊丽莎白女王的统治之后，英国官僚机构基本确立。官僚机构的形成与确立直接影响着贵族的文化生活。都铎时期随着官僚机构的形成，英国官僚群体逐渐膨胀起来。在国家对人才需求增加的历史背景下，贵族们纷纷以出任官职，为国效力为己任。但到16世纪末17世纪初，斯图亚特王朝统治时期，英国“官僚群体膨胀”的现象已经结束了，出任官职的机会因此大大减少。在此史境下，部分贵族子弟将兴趣转向文化鉴赏活动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这一点可以从近代早期两部名著的写作主旨中得到反映。生活在都铎时代的托马斯‘埃利奥特爵士（1490—1546年）著贵族子弟的必读书籍——《统治者必读》，意在将贵族培养成未来的统治者，让他们“在公众事务中，树立正义的标准”。而近代早期行将结束时，奥巴代亚·沃克（1616—1699年）所著，风行于英国上流社会的《论教育，尤其是年轻绅士的教育》，则提出贵族应该将时间主要用在体现个人“特别喜好”的事情上，尤其是学习“历史、古物研究、语言；自然史、实验、医学、外国法律、数学、天文观测、雕刻”等具有“创见性的学习”方面⑨。这两部著作都对当时贵族精神的塑造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但前者强调的是个人对国家的责任与义务，而后者强调的则是个人的愉悦与快乐。

再次，近代早期英国古典文化的积累为鉴赏家群体的兴起提供了文化基础。鉴赏家的文化活动需要有以一定的文化知识为基础。皮查姆曾以雕塑品的鉴赏为例说明了这一点。他认为，要成为一名优秀的雕塑品鉴赏家。需要具备四个条件：一是熟悉“历史、诗歌”等古典文化，了解古典时代不同雕塑品的“性质与标识”。二是熟悉“古钱币”上英雄、君主们的图像，可以利用图案的相似性辨别雕塑品。三是拥有一本最权威的雕塑品大全——《雕塑图与当今罗马鉴赏家》，该书收录了所有重要的雕塑品。四是到各地“实地考察”。以上四种能力中。前后两点注重的是文化素养，另外两点注重的是专业技能。像雕塑品的鉴赏一样，其它文化鉴赏活动也是既需要专业技能，也需要拥有丰富的文化底蕴，尤其是古典文化知识底蕴。15世纪末、16世纪初，人文主义思想从欧洲大陆传到英国以后，古典文化获得了极大的发展。这一时期，英国不仅出现了传播古典文化的文法学校、大学学院，而且大量出版了传播古典文化的著作，对古典文化的赞助也已经成为“时代的气质与风尚”。当时人们要接受古典文化的熏陶是一件非常便利之事。他们不仅可以通过上学或购买书籍后自学的方式研习古典文化，也可以通过到欧洲大陆游学的方式，也就是皮查姆所言的“实地考察”的方式，感受古典时期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成就，学习语言、古典文化与艺术。尤其是大陆游学，“能教他们审美知识、古物方面的知识，以及塑造一名鉴赏家的理解力”。可以说，鉴赏家在近代早期的兴起并非偶然，它是古典文化积累到一定程度后的必然结果。

三、鉴赏家群体的社会影响

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面对科学革命的冲击，鉴赏家群体的黄金时代无可挽回地结束了。但作为16、17世纪出现的一种新文化现象，鉴赏家群体的兴起仍然深深地影响了17世纪英国的知识与文化生活。

鉴赏家群体的兴起改变了贵族的文化生活方式。受中世纪骑士文化的影响，都铎王朝早期的贵族热衷于放鹰养犬而鄙视文化知识的学习。理查德·佩斯曾经回忆一位保守主义绅士对文化知识的态度时说，“我对主发誓，我宁愿自己的儿子上绞刑架也不愿意他学习文化知识。因为绅士之子恰当地吹响（狩猎）的号角，娴熟、雅致地狩猎，带着猎鹰并对之训练才是得体的。而学习文化知识应该留给农夫之子（去做）”。但都铎王朝中后期，随着鉴赏家的出现，贵族们纷纷追求文化知识。1614年，当托马斯·费尔法克斯爵士送长子到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读书时说：“我最关心的，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将我的儿子培养成一名学者。”1632年，约翰·斯特罗德爵士则明确地告诫儿子：“对绅士来说，学问像一颗镶在金戒指上的钻石：两者相得益彰。”文化知识成为贵族追求的目标。这一时期英国诞生了许多贵族知识分子，如伊彼法尼·伊夫舍姆绅士是斯图亚特王朝初期英国最著名的雕刻家，纳撒尼尔·培根爵士是最著名的画家之一，罗杰·普拉特骑士是17世纪中期最著名的建筑家之一。鉴赏家群体的兴起推动近代早期的贵族从中世纪的骑士转变成学者型的绅士。他们致力于古物研究、建筑学、早期科学实验，收集书籍、绘画品，也鼓励、赞助诗人、作家、知识分子、科学家、雕刻家、工匠和建筑家等，成为英国文化生活的主导者。他们在文化、艺术方面的才艺表明，近代早期的贵族比百年前英国普通绅士拥有“更浓厚的知识兴趣与更高的学术成就”。

鉴赏家群体的兴起改变了文化知识的价值功用。受人文主义运动的影响，都铎时期的文化知识主要为世俗社会服务。时人认为，“如果长期醉心于学习，而不在实际生活中显示它的成效，（这样的知识）是没有用的”。“为了国家利益”，将知识运用于现实生活，才是“最值得称道的”。为此，任何学科的学习都围绕其实用价值展开。如埃利奥特的《统治者必读》中提到绘画与几何学，甚至提到“观察各类人群、野兽、贝类、鱼类、树木、灌木、草本植物”等宇宙学的学习，但其出发点在于强调这些知识对“农耕与战争”的实用价值，而不是给研究者个人带来的精神享受。如前文所述，随着都铎官僚机构的确立，加之近代早期大学教育的发展，接受过良好教育，并以服务于君主，为国效力为己任的贵族人数日益增多，甚至超过了国家对公职人员的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下，部分贵族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学术领域。他们出于自己的兴趣与爱好，为了获得个人精神上的满足感而不是为了追求在政府部门中任职而追求知识。文化知识的价值功用由此从实用性转向休闲娱乐性。如亨利·皮查姆在《完美的绅士》中指出：“通过历史与各个时代中最明智的人交谈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洞悉最令人愉悦、令人赞赏的数学、诗歌、图像、纹章学等知识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情。”

第8篇：近代自然科学的特点范文

现代大学制度复旦大学贡献创建于1905年的复旦大学，在20世纪初叶，开创了中国近代私立大学教育的先河。复旦大学的办学特色，为中国近代大学教育的发展作出多方面的贡献，同时对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提供启示。

一、现代大学制度的定义

现代大学制度是指大学为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求，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施民主管理、全面落实作为法人实体和办学主体所具有的权利和责任相统一的管理制度。现代大学制度包括大学与政府、大学与社会的关系，涉及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完善和改革。从宏观层面来说，主要指政府宏观管理，市场适度调节，社会广泛参与，学校依法自主办学。从微观层面来讲，现代大学制度是指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是指在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指导下，大学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科学管理。

二、复旦大学办学特点

复旦大学创建于1905年。1905年，震旦学院140余名学生因反对法人干预教育从震旦学院退学。震旦学院校董教育家马相伯支持学生的正义行为，宣布出资创办复旦公学。从此，复旦公学成立。从复旦公学的创建过程中可以看出，它是当时有识之士在反法帝国主义夺权中重建的爱国民主学校。1917年，复旦公学开始招生本科，改名为私立复旦大学，下设文、理、商三科以及预科和中学部。1941年，学校改为国立。复旦大学作为中国近代著名的私立大学，在当时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有其独特的办学特色。

1.思想民主，学术自由

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倡导教育独立、学术自由，是复旦大学所追寻的目标。马相伯主张学校应兼容并包，学术思想自由。他在复旦时明确提出囊括大典、网罗众学、兼容并收的办学方针。复旦校歌歌词中“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政罗教纲无羁绊”，为复旦人对教育和学术领域的追求和理想。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坚持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对于新思想的引进， 也非常关心。所聘请教师中有思想极为先进的人物，对当时复旦发展有很多影响。1924 年，复旦设立行政院，实行教授治校，建立起一套民主制度。

复旦大学因是私立大学相对来说比较独立，可以保护激进学生，有按学术标准或他们选择的学术标准办校的可能性。相比国立大学来说，所受政府束缚较少。

2.学生自治管理

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认为，大学应是学者自由问学的机构，认为大学应培养学生的民主意识和自治能力，想把复旦办成一微型民主社会。复旦大学成立学生自治会管理学校，设有评议部、执行部和司法部，校务由学生推选干事自己管理。学生自治会除了安排食宿和同学们一般社会活动外，办了一所为师生员工服务的合作银行和几个合作机构。复旦大学积极提倡独立自由和学生自治精神。学生自治制是由学生选举出几位代表，组成一个委员会来承担学校的所有管理工作，院内各部事务全部都由学生管理。学生代表直接参与学校的行政管理。通过培养学生自治能力，分配学生担任行政职务是为了将来把民主价值观运用到社会。这一管理制度体现民主、自由、平等观念。这也形成复旦独特的治校风格。

3.中西会通，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并重

复旦作为近代中国知名的私立大学，它的教学有其独特的风格。首先，教学要求非常严格。在为学生奠定知识基础方面，复旦大学规定，学生凡国文、英文、算学有一科不及格者，不能升级，也不能毕业。复旦学生以基础扎实而著称。其次，非常注重外语教学。把英文、法文、德文、拉丁文列入必修科目，规定除了本国的历史、地理、数学等课程须用汉文外，其他科目都用西文教授。目的是培养中、西会通的人才。除此之外，复旦大学提出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并重的教育理念。复旦大学的办学理念是崇尚科学， 注重文艺， 不谈教理，容纳各种人文及自然科学知识。

设有中文、外文、历史、社会学、新闻、教育等系的复旦文学院在课程设置的广泛程度上，可以和美国文科学院相比拟，同时又注重职业训练。学生毕业之后，可能应付社会的挑战和适应社会的需要。成立于1917的复旦大学商学院是根据当时国际、国内商业发展以及上海民族工商业的需求， 创立此学科。它设有银行学、会计学、国际贸易和企业管理，为民族工商业培养一大批经营管理人才和理财贸易专家。

复旦大学的教学理念是中西会通，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并重。从复旦课程设置来看，有两点是其突出的特点。一是学校对于课程设置有较多的自，因而有可能根据中国培养高等人材的需要，来决定教什么或不教什么。二是注重实用知识的学习。当时的复旦课程设置，不仅向学生介绍了新知识，并且力求结合现实常发生的问题加以说明。

三、贡献

建设现代大学制度，其核心是指在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指导下，大学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科学管理。目前，中国大学制度存在很多欠缺，不管从对外关系上还是内部管理。中国大学作为学术组织，其主体地位缺失，大学存在严重行政性泛化现象，缺少学术独立与学术自由氛围。近代复旦大学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这些为目前的中国大学制度创新提供一些借鉴作用。

就大学与外部关系来说，复旦大学最初建立是因为反法帝国主义夺权所产生的，它是一所爱国主义民主学校。国外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倡导教育独立、学术自由，而且复旦大学一直到1942保持其私立大学的性质，政府对其干涉相对较少，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学校在较独立的环境相对比较自由的发展。

复旦大学对现代大学制度贡献主要体现在其学校内部治理上。学生自治制度是复旦大学的一显著特色，其管理制度把学校管理权利交给学生体现民主、自由、平等观念，而其课程设置是其另一重要特色。其课程设置学校有较大的自，教授可以决定教什么不教什么，其教学内容很重视实用知识的学习。复旦教授和学生都重视学术自由，他们从中国教育传统中吸取知识来承担社会重任、关心实用研究的内在价值，来加以改造以适应社会需要。他们既不盲目追求西方学术标准，也不排斥引进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理论，而是想树立起中国近代学术标准。

参考文献：

\[1\]刘献君.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哲学思考\[J\].中国高教研究，2011，(10).

\[2\]程沧波.国立复旦大学\[A\].中华民国大学志\[M\].

\[3\]薛明扬.复旦杂忆\[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4\]赵少荃.复旦大学创立经过\[J\].上海高教研究，1984，(02).

\[5\]孙宏.复旦公学(学院)迁锡纪事\[J\].档案与史学，1999，(01).

\[6\]别敦荣.我国现代大学制度探析\[J\].江苏高教，2004，(03).

\[7\]宋秋蓉.近代中国私立大学办学成功地因素分析\[J\].高等教育研究，2003，(05).

\[8\]许美德.一个大学新传统的开创――复旦的早年\[J\].复旦学报，1982，(02).

第9篇：近代自然科学的特点范文

马克斯·韦伯在分析工业资本主义在世界兴起的历史时认为，虽然帝制时代的中国存在资本主义萌生的物质条件（市场、劳动分工、货币经济、对外贸易等），但当时中国没有形成追求进步的文化及合理的制度，以及系统追求科学知识的体制，因此，资本主义最终只在西方出现。李约瑟、席文、伊懋可对中国为什么没有进一步产生近代科学做出了某种解释。李约瑟认为其原因在于“中国和西方对待纯粹的和应用性自然科学的态度，科学家和工程师在古代中国社会中的地位，以及哲学、宗教、法律、语言、生产方式和产品交换等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注：Joseph Needham， The Grand Titration: Science and Society in East and West，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69， p.14.李约瑟认为中国科学的发展是一个相对平缓的上升曲线，公元2—5世纪时，就已达到很高水平。） 席文把中国科学技术衰落的原因归于“几个世纪的灾难性的财政及其他行政举措，持续增长的人口造成的严酷压力，社会长期保持稳定和居于霸权地位的正统的文化意识形态没有受到挑战，而其中的创造性则被窒息了”（注：N.Sivin，“Science in China's Past”， in Leo A. Orleans， ed.， Scien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3.）。伊懋可在分析中国科学技术在宋朝以后的停滞时，认为中国陷入了“高均衡陷阱”。“晚期传统中国社会陷入人口剧增，自然资源短缺的陷阱，因此，没有必要投入以现代科学和工业为基础的技术和资本以打破传统技术在农业和水路运输上的水平。”（注：M.Elvin，“Why China Failed to Create an Endogenous Industrial Capitalism: A Critique of Max Weber's Explanation”， Theory and Society， (13) 1984， pp.100， 106.）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对本文的核心问题的许多解释说法，可以归纳为外因论、内因论、综合分析论和人类学的视角。本文将围绕这四种主要视角进一步探讨近代科学未能在中国自发产生的问题。

一、影响中国古代科学进步的外部原因

大多数学者在探讨中国科技落后的原因时都首先从外部环境入手。这些不利的外部原因一般认为存在于以下几方面：

（一）科技的发展缺乏经济刺激　例如，陈亚兰就认为中国的经济是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不需要复杂的科技。（注：陈亚兰：《试论清前期封建社会需要与科学技术发展的关系》，自然辩证法通讯编：《科学传统与文化》，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172页。）

的确，西方近代初期的科技史表明，扩展经济活动，例如国际间的海上贸易、采矿业、要塞建筑及军械生产等所产生的技术问题推动科学家如伽利略和吉尔伯特等人从事科学研究。（注：B.M.Hessen，“The Social and Economic Roots of Newton's ‘Principia’”， in George Basalla， ed.， The Rise of Modern Science: Internal or External Factors， London: Paytheon Education Company， 1968，pp.31—39.） 然而，经济活动的扩展并不能充分解释现代科学的兴起，12世纪的意大利城邦国家和中国的宋朝和明朝就是明显的例子，那里扩展的国际经济贸易并没有伴随科学的革命性发展，例如：现代力学和磁学的发展。

（二）重农抑商的政策　外因论者认为，历朝政府对海外贸易、采矿及冶炼采取的限制政策，对重要工业的官营，对盐、茶、酒、矿物等重要商品的流通和买卖课重税，阻碍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注：林文照：《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自然辩证法通讯编：《科学传统与文化》，第93—105页。） 如明朝政府禁止民间开矿及海外贸易的措施。（注：《大明律例》规定“盗掘金、银、铜、锡、水银等项矿砂，每金砂一斤折钱二十贯，银砂一斤折钱四贯，铜、锡、水银等砂一斤折钱一贯，俱比照盗无人看守物准盗窃论。若在山洞捉获，分别轻重治罪。”参见《大明律例·盗贼条》。）清初对海外贸易严加控制：限制海运货物的重量，禁止出口兵器、火药、铜铁、稻米、小麦、马匹等。（注：林文照：《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第102—103页。）雍正年间，商业扩张，朝廷却明令限制工场中的雇佣工人数，甚至拆除机器。

外因论者没有注意到，中国古代两千年的历史显现出相当多样的情况。并不是所有朝代的政府都实行限制工商业的政策。五代十国时期，大多数政府都优先发展政权间的贸易。唐、宋、元时期，政府没有限制海外贸易，甚至在明朝，政府对海外贸易的禁止也并没有一贯地强制执行。（注：例如，明永乐朝实施的海禁在1567年松懈了，到明末又重新严厉起来。）1740年，明朝的法令鼓励私人在国内采煤矿。

（三）重文轻理的儒家思想和“八股”取士制度　外因论者认为儒家思想倾向和“八股”取士制度使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智完全集中在语言、修辞及伦理知识方面，以及与农业社会有关的课题上，而不是自然科学知识和各种工业生产问题上。（注：戴念祖：《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三大原因》，自然辩证法通讯编：《科学传统与文化》，第109页。）

社会意识形态制约科技发展，（注：J.Nef，“The Genesis of Industrialism and of Modern Science”， in C. Read， Essays in Honor of Conyers Rea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 pp.263—266.）然而，在中国，士大夫的兴趣和文化观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某些时期，如在沈括所处时代，观念也起了很大的变化，许多儒生士大夫开始关心以前有身份的人不屑一顾的技术性工作。（注：参见席文：《为什么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是否没有发生》，李国豪、张孟闻、曹天钦主编：《中国科技史探索》，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6年版，第100页。）《宋史》记载那时流行官员和庶民向朝廷献呈新技术发明，（注：参见《宋史·兵志》。）朝廷常奖授钱财和官位，一些发明更被政府推广。

在探讨影响中国技术发展的外部环境时，人均资源和动力占有量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工业革命前夕，欧洲人比中国人人均占有的资源（木材、煤、土地等）和动力（马）更多。（注：E.Jones， The European Miracl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这一点部分地解释了两个地区的相对发展水平和技术的使用，特别是节约劳动力和消耗资源的技术。一些研究表明，资源缺乏和人口过多影响了中国的技术发展。晚清江南地区，由于劳动力廉价而资源（木材）价格昂贵，这使人们不愿采用节约劳动力的机器生产，因而导致生产技术的衰落。（注：M.Elvin，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外因不能充分解释近代科学为什么不能在中国产生，因为科学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因，古代中国技术书籍缺乏以一种（理论）科学的方式，即用法则和定理，来对技术问题进行解释的传统，这些都有可能影响中国的科技发展。

二、制约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内在原因

英国汉学家伊懋可就指出缺乏对机器的一种几何透视观影响了中国的技术进步。对西方人而言，“机器是运动状态中的几何体”。17世纪以后，正是这种能在机械中看到几何学的影子，看到机械背后的那些抽象的线条框架和角度，并日益在技术书籍中以机械绘图的形式加以表现的能力，使近代欧洲人与中国人相区别。（注：参见M.Elvin，“Skills and Resources in Late Traditional China”， in D. Perkins， ed.， China's Modern Econom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111.）

我国学术界不少人也看到制约中国古代科学发展的诸多内部原因，例如，中国科学家不注重把对自然现象和机械奥秘的解释理论化，大多数科技著作仅是对当时生产经验的记载或对自然现象的描述，（注：林文照：《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第83页。）臆测性的讨论代替了严密地寻找规律的努力，（注：Jin Guantao， Fan Hongye and Liu Qingfeng，“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J.Fraser， N.Lawrence and F. Haber， eds.， Time， Science and Society in China and the West， Amherst: The Un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86， p.175.）过分依赖于形而上学的冥想，而缺少以试验验证假设的传统。（注：例如明王阳明对竹子的研究和清初的刘献庭对磁学的讨论。参见《王文成公全书·传习录下》和刘献庭《广阳杂记》卷一。）

中国有机自然哲学对科技发展的影响　许多学者认为中国古代自然观特别是阴阳五行学说妨碍科学的进步。（注：叶晓青：《中国传统自然观与近代科学》，自然辩证法通讯编：《科学传统与文化》，第159—161页。）中国自然哲学家在解释现象时，往往求助这种自然哲学，例如：电被解释为，“阴阳相激为电”；地震被认为是“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磁石吸铁是“阴阳相感、隔碍相通”；气候与温度的变化被比喻为人类心情的变化。（注：林文照：《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第87页。）这些看似合理的解释阻碍中国自然哲学家去探究现象的本质和真正动因。

上述问题很难有定论，例如李约瑟就认为阴阳五行学说对中国的科学思想发展有益而无害，虽然《易经》精致的符号体系阻碍了中国科学哲学的发展，因为它提供了一种不能成其为解释的概念框架。（注：C. Ronan， The Shorter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Abridgement of Joseph Needham's Original Tex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182， 171， 187.）席文持相反观点，认为《周易》“最常用于对变化作能动的解释，而不是一种对静态物质的分类理论，此外，中国古代的科学家也缺乏建立数学公式和用实验来验证假说的传统，因此，似乎就没有理由说这种形而上学哲学阻碍了原本不存在的趋势。”（注：席文：《为什么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是否没有发生》，李国豪、张孟闻、曹天钦主编：《中国科技史探索》，第105—106页。）

然而，宇宙观同研究方法确存在一定联系。在西方思想中，认为上帝根据机械和数学原理创造世界的观念，（注：“伽利略、开普勒、笛卡尔……坚持认为上帝在他的创造性劳动中是一个几何学家，数学能够揭示宇宙结构基础……开普勒……说上帝像一位建筑师那样创造了‘自然’”。参见R.Bonelli and W.Shea， eds.， Reason， Experiment and Mysticism in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75， pp.11—12.）使现代早期的科学家如开普勒、伽利略和牛顿能够把“现象世界”想像为具有数学和谐性，并能够“根据机械学的原理”来解释。（注：G. Holton， Thematic Origins of Science Thought: Kepler to Einstei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62.）换句话说，科学家能通过模仿上帝创世的行为揭示世界秘密。这就为研究自然，并以力学和数学的原则解释世界提供了宗教哲学论证。中国自然哲学家认为世界的产生与变化与人类相似，天人感应。这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他们许多人会认为冥想和超验的体验，而不是实验，是揭示宇宙隐秘模式的方法。

“现代科学和过去所有科学体系的区别并不在于对自然的观察，而在于观察自然的目的和方法……以及以实验或受控观察的结果作为结论的最终依据。”（注：J.Nef，“The Genesis of Industrialism and of Modern Science”，p.218.）“设计”（试验）和“抽象化”是西方近现代科学研究方法论的两个极其重要的方面。（注：R.Bonelli and W.Shea， eds.. Reason， Experiment and Mysticism in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p.15.）一方面，必须精心设计试验从而使自然现象的过程和数据能更清楚地被观察到，并能对实验前形成的理论假设或推论进行验证。另一方面，实验前必须进行理论的抽象化建构，区分表象和假象、派生的和次要的以及基础的和更深层次的、实在的事物及过程，从而形成科学概念和提出假说，使研究者在实验中做到对自然现象的观察合乎理想的简单化。

作为一种解释自然的理论，阴阳五行学说包括宇宙生成的观念、气的观念和物质的五种形态观念等等。（注：阴阳、五行、气是中国传统科学的三大概念，各门学科都用它们来说明自己的研究对象。参见席泽宗：《科学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9页。）这些观念同近代科学所认知的宇宙的结构、物质的存在状态和实体相距甚远，甚至可以说这些概念基本没有把握住物质世界的真正的实在和深层的联系。依据这样的超验的和不能证实的概念，作为大前提很难推论出可被证伪的实验科学理论。

中国古代科学理论的公理化和证伪性问题　内因论者认为中国哲学家对自然的解释缺乏理论的清晰性、证伪性和公理化传统阻碍了科学理论的发展。阮元对中西方科学解释理论的评价被作为例证，阮元认为中国的理论妙在仅仅是寻求对现象的描述而不解释原因，“天道渊微，非人力所能窥测”，而应“言其所当然，而不复强求其所以然，此古人立言之慎也”，这样，理论才能“终古无弊”。（注：阮元：《畴人传》卷三，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610页。）

“公理化”是科学理论建构必须遵守的一个重要原则，它体现在作为理论出发点的基本概念或大前提同推论假说之间的逻辑性，所有的推论或假设应被表述为是由一套特殊的公理推论出的定理的形式，且具有验证性。

中国古代“科学”理论缺乏公理化传统的确显著。以天文学理论为例，《周髀算经》中的“盖天说”算是例外，它表现出是一个公理化的几何体系。其定理“日影千里差一寸”是从其公理和前提“天地为平行平面”推论出来的。唐开元年间的大地测量数据证明与其不符，“盖天说”便更趋式微。出现于汉代的“浑天说”，长期统治中国天文历学界直到西方近代天文学传人才逐渐被取代。它对地球周边的描述大体轮廓相符，并能经观察验证，和预告日食、说明月食，对制定立法有指导作用。张衡的“浑天仪”几乎是一个物化了的托勒密地心说模型。然而，托勒密的宇宙体系却“是一个高度可证伪的，公理化的几何体系”。（注：江晓原：《天学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5页。）托勒密强调理论建构的“几何学”方法，并采用一种能够把各种事实统一起来的最简单的假说”，（注：参见金观涛、樊洪业、刘青峰：《文化背景与科学技术结构的演变》，自然辩证法通讯编：《科学传统与文化》，第43页。）即环行运动来解释天体运动。（注：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和希腊的公理化方法甚至影响了中世纪西方的理论表述，基督教的宇宙论、人类起源和四帝国的说法，都有一个理论的逻辑结构，并意指一个可能的经验世界，因而具有证伪性。）

而在张衡的理论中，“天大而地下，天表里有水，水包地，犹壳之裹黄，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浮……天转如车毂之运也，周旋天端……”。（注：张衡：《张衡浑仪注》，《开元占经》卷一。）张衡的理论中存在严重的逻辑不一致性和与当时的常识相左的观念：天地为何不沉不陷？天体如何能从水中通过？西汉起，杨雄、王充、张衡、葛洪到张载围绕日月如何出入的争论也颇能说明问题。

王充质疑像太阳这种阳性的星体如何通过被视为阴的水，晋朝葛洪提出星宿属阳性，但如龙，因而能生活在水中，还根据《周易》中的卦象来说明天体和日月可进入地下，“《明夷》之卦离下坤上，捆在上，以证日入于地也”，离是火代表太阳，坤是地。（注：葛洪：《晋书·天文志》，载《中国天文学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3页。）宋朝的张载用新的说法来克服这种理论逻辑的不相一致性，认为地球也是在气上漂浮着的，“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注：张载：《正蒙·太和篇》。）但是，张载的修订并没有带来哥白尼似的革命。这也许同中国古代宇宙论的基本概念的错误性有关。“气”是对自然现象的肤浅认知，它并不是像“作用力”或“原子”那样的实在。

中国古代自然哲学家对待实验的态度问题　并不是所有中国古代自然哲学家都不关心实验。例如墨家就不是用阴阳五行学说来解释光学和力学的，而是通过实验论证来提出他们对光学和力学的解释。就“受控实验”而言，明朱载堉就试图建立一个研究杭州湾涨潮模式的设施。在其他领域，如天文观测仪器、沙漏时钟、浑仪等的制作，弦的共鸣现象，桥梁的结构强度，水轮联动擒纵机构，织布机和火药等的发明和发现应该都是反复实验的结果。（注：李约瑟称：“中世纪的中国……在理论上已经很接近它（受控实验），而且在实践上经常超过欧洲的成就。”参见Joseph Needham， The Grand Titration， p.50.）从汉代起就确立了以日食观察作为检验历法的标准。苏颂和韩公廉的水运仪象台里，浑仪、 浑象和报时系统是由同一套漏壳流出的水推动机械传动装置带动的，机械传动系统的运转速度可根据浑仪对太阳、恒星进行观测时的跟踪情况来调整，从而使浑象和报时系统的记时工作准确。（注：郭盛织编：《中国古代的记时科学》，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72页。）这应该都是建立在反复观察和实验的基础上。然而，的确还没有证据表明中国传统的科学家发展出一套实验论的哲学，并充分了解探究自然秘密时实验的重要性。

宋以后，中国自然哲学思维出现重要发展。朱熹和方以智等强调自然现象背后存在可辨别的模式，“物之所在，无不有理”，（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版，第295页。在《朱文公文集》卷39《答陈齐仲》中，他区分了隐藏在草、木、器用中的理、天理和人性。）“理”决定植物的生长、谷物收获季节以及为什么某些植物仅适合某种类型土地等。（注：朱熹：《中庸章句注》，《四书章句集注》，第83页。朱熹自己进行了包括观察和实验的研究。他对化石成因有正确认识，这比达·芬奇早400年，他还比较了晶体如雪花和盐。）方以智区分了“通几”和“质测”，认为对自然现象的哲学思考——“通几”应建立在对自然现象的考察，即“质测”之上。（注：方以智：《物理小识》，载《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74页。）王夫之同样认为“格物”是研究自然现象的活动，揭示自然现象长期发展的深层规律。（注：方以智：《物理小识》，第207页。）然而，几乎所有“人都未能再前进一步”，（注：A. Einstein，“A Letter to J.E.Switzer of San Mateo California (1953)”， in Joseph Needham， The Grand Titration， p.43.）认识到试验在发现自然现象因果联系的重要作用，从而“主动对自然提问”。（注：R.Bonelli and W.Shea， eds.， Reason， Experiment and Mysticism in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p.12.）

在西方学者与工匠传统的结合并逐步发展到受控实验是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科学的最伟大发展，而在古代中国学者与工匠传统最终并没有结合起来。

西方机械论取代有机自然观的特殊背景　在讨论中国传统有机自然哲学应在多大程度上对中国没有自发产生近代科学负责时，必须注意到阴阳五行学说所代表的那种世界观念并不是中国文化所特有的。科学革命前，欧洲人也倾向于用人类行为和观念的外推来解释自然现象。例如，吉尔伯特通过显示地球本身是一个巨大的磁场，来解释指南针的行为，但中世纪的科学家德拉帕特（Della Porta）却认为磁铁有头发，铁处于醉态，同样用诸如“同情与憎恶”这样的情感的观念来解释磁性现象。（注：W. Gilbert， On the Magnet， London: Chiswick Press，1901，p.113.）哈维证明心脏类似一个“小型的水泵”，而早期的生理学家盖伦（Ferneland Galen）则认为心脏是一个“维持生命之火的炉床”，（注：W.Osller，“Harvey and His Discovery”， in C.Read，Essays in Honor of Conyers Read，p.222.）中西这样的解释并无本质差异。

在西方，主要是文艺复兴后出现的某种十分特别的思想观念，帮助西方科学抛弃旧的有机自然哲学，并推动一种对宇宙的新解释方式的兴起。在这些新的思想潮流中，尤为重要的是奥卡姆的威廉（1285—1349年）所提出的“本体精简论”或“概念精简化”原则，即没有必要不得引入更多实体或概念于解释中的原则。（注：克罗姆认为罗杰尔·培根和奥卡姆的威廉已从旧的自然哲学概念中解脱出来了。参见A.Crombie，Robert Grosseteste and the Origins of Experimental Science，Oxford: Clarendon Press，1953，p.7.）这一原则激励了近代早期科学家如开普勒和伽利略去探寻一种对宇宙更简单的机械论的解释。在1607年8月1日开普勒给费瑞休斯（Fabricius）的信中就反映出“本体精简论原则”怎样帮助他提出了机械论的宇宙学说。（注：开普勒写到：“当你说不用怀疑，所有（天体）运动循完美圆形轨迹时，这在论据组合上是错误的。实际上是运动使所然。按哥白尼，它们在一个倾斜的轨道上运动。但托勒密和第谷却认为它们呈螺旋状曲线。但是如果说到运动的形成时，你就引用了一个仅在思想中而不是在现实中存在的东西，因为除了天体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其他东西作用于天体。”引自G.Holton，Thematic Origins of Science Thought:Kepler to Einstein，p.61.）

后来的伽利略更试图把他的研究范围限制在分割开的、界定清楚的领域，而不去寻求一种对宇宙的超验理论为特征。（注：R.Bonelli and W.Shea，eds.，Reason，Experiment and Mysticism in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p.158.）培根明确地指出，实验可以清除那些没有实用性的概念和帮助定义现象的性质。（注：R.Harre，Great Science Experiments，Oxford:Phaidon Press，1981，p.15.）而在传统中国，却不是“奥卡姆的剃刀”或几何式证明的形式，而是某种美学观，甚至是非证伪性影响着直到晚清的“科学”解释。

转贴于

三、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综合原因分析 一些学者从外因和内因两方面对中国科技近代落后的原因进行综合探讨，特别是从中西原始科学范式和宗教形态的差异入手来分析。

原始科学范式的差异　综合论者发现，许多构成近代西方科学范式的重要成分在古希腊自然哲学中已萌芽：几何学视野下的空间观，欧几里得公理化传统，毕达哥拉斯关于数字在理解宇宙中的重要性等等。（注：金观涛、樊洪业、刘青峰：《文化背景与科学技术结构的演变》，第36—37页。）中国仅在春秋战国时期，《墨经》和《考工记》所代表的学术流派重视技术后面的形而上学和从实验中抽象出的理论。（注：金观涛、樊洪业、刘青峰：《文化背景与科学技术结构的演变》，第70页。）然而，最终儒家受到官方的支持而成为显学，墨家那种有科学观念萌芽和实验传统的范式却未能成长。

中西宗教对科学的不同影响　综合论者认为宗教对处于萌芽状态的科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中国历史上有许多时机能使更具科学之光的墨家传统复活并促进“近代科学结构的建立”，如东汉末年，以造纸术、地震仪、浑天仪和星图的发明为标志的第一个科技发展高潮；16和17 世纪以《本草纲目》、《天工开物》、《农政全书》的编纂为标志的对中国科学技术的总结的尝试。那时耶稣会士引介西方的科学，徐光启翻译西方的科学著作，反思中国传统。然而，科学的突破却最终都未出现。（注：金观涛、樊洪业、刘青峰：《文化背景与科学技术结构的演变》，第69—81页。）在西方，吸收了希腊科学传统的基督教帮助克服了通常阻碍前现代科学发展的障碍。基督教不仅普及了原始科学观念并使科学探究成为受到主流意识形态支持的活动。

宗教文化意识形态对科学的影响　默顿（Merton）的研究表明，宗教对近代科学的发展有强大影响。宗教和科学活动都包含对世界的生成、结构和演化的探讨。中古时代，科学探索常与宗教和巫术活动交织在一起。以信仰和教会组织为支撑的关于宇宙自然的宗教假说影响科学家的思维和实践。中世纪后期许多科学问题是在讨论神学问题中被发现的。（注：George Basalla，ed.， The Rise of Modern Science:Internal or External Factor，London:Paytheon Education Company， 1968，p.19.）库恩甚至认为17世纪科学革命部分是对基督教宇宙哲学，即亚里士多德—托勒密体系不能解释反常现象的回应。

但是，显然不能一般性地断言儒教哲学排斥科学。从汉儒董仲舒起，宇宙论就成为儒家哲学的重要部分。当托马斯·阿奎那对古典知识和基督教理论进行综合时，中国的理学大师如张载、周敦颐和朱熹等同样也对中国的自然哲学知识进行综合。朱熹把佛道思想中形而上学的和自然科学知识融入其理论，并吸收了沈括所总结的科学知识和从张衡到张载的天文理论，他提出的地球和星体产生的观念与康德的星云说极为相似。他的宇宙论比张衡的天文理论似乎更有条理性和“科学”性，李约瑟甚至认为理学从本质上来讲是科学的。（注：C.Ronan，The Shorter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p.247.李约瑟赞扬朱熹是“圣托马斯·阿奎那，但却拥有斯宾塞的世界观，朱熹使用一种无异于现代科学的观念来思考”。见李约瑟：《中国科学史》卷二，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489页。）显然，儒家思想似乎并不比天主教更敌视科学，朱熹提倡研究自然以完善人类的知识就是证明。“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未有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其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6、7页。意指自然科学的“格致之学”是从朱熹的论著获得特殊含义的。）

分析中西文化对科学发展的影响以下两方面的差异值得注意。第一，学术传统。自古希腊，对自然的探究就具有独立价值，甚至在中世纪，西方的大学课程中也包含自然科学知识传授：含语法、修辞、逻辑的艺术课，以及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四门学科。（注：参见A.Crombie，Oxford's Contribution to the Origins of Modern Science，Oxford:Basil Blackwell，1954，p.11.）第二，欧洲社会的开放和文化生活的分散性。12世纪，私立学院在中国和西方兴起，对科学的兴趣在增长。在西方如牛津大学，格莱斯特等学者认识到希腊科学的意义并试图去探讨科学研究的方法和科学解释的本质。罗杰尔·培根和奥卡姆的威廉提出一套有别于经院哲学的关于科学研究对象、意义和方法的新观念。14和15世纪中，西方不少大学在数学、天文学、哲学领域中设立了教授职位。在意大利，对科学的兴趣使伽利略和其他学者不顾教会的责难，而在旧的学术圈子之外建立了一个新的学术社团去从事科学研究。

耶稣会士与明以后中国科学发展　牛津大学的克洛比认为西方现代科学源于古希腊原始科学范式，后发展出新的独创思想和有自我生命力的科学研究方式。（注：A.Crombie，Oxford's Contribution to the Origins of Modern Science，p.11.）这产生了另一个问题：如果原始科学范式，（注：科学范式是“一个时代普遍接受的科学成就，它为科学团体提供了一个提出研究问题和解决办法的模式。”参见Shigeru Nakayama，Academic and Scientific Traditions in China， Japan，and the West，trans.Dusenbury，Tokyo: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1984，p.17.）即希腊科学传统是促使近代科学最终在西方兴起的原因，那么， 当这一科学传统由耶稣会士介绍到中国明朝后为什么没有引起向近代科学的跃进呢？

何兆武认为中国“并没有任何根本性的阻碍近代科学传入的思想因素”，西方传教士介绍过时的前伽利略时代的科学，中国因此未能步入近代科学。（注：《何兆武与席文教授讨论科学史与思想史的一封信》，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主编：《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第566—567页。）席文也说前伽利略时代的科学，处在“欧洲科学意识分水岭”的中古那一边，不能使中国人革新他们的自然知识。（注：N.Sivin，“Science in China's Past”，p.26.）

然而，传教士带来的科学知识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影响。从徐光启和方以智（《物理小识》）等学者的著述既可看出。徐光启意识到西方的科学解释有严密的逻辑结构且采用演绎法，“《几何原本》者度数之宗……众用所基”。（注：徐光启：《刻几何原本序》。）徐光启试图去重组中国科学知识，他主持下修定的《崇祯历书》采用西方第谷的天体运行体系和几何学的计算方法。席文后来把传教士东来后引起的中国天文历法变化称为“哥白尼式天文学革命”。

对西方科学的兴趣延续到清初皇帝如康熙，他热情地学习西方的数学和天文学，甚至在宫廷中组建了一个法国式的皇家学院，邀请欧洲的科学家做物理和化学方面的实验。然而，清廷后来指责耶稣会士传播颠覆性教义并突然禁止他们的宗教活动，对西方科学的热情也跟着消失了。康熙年间，杨光先从文化意识形态上攻击耶稣会士制定的天文历法与他所监之“尧舜相传”的立法相悖，表明中国古代宇宙观妨碍中国吸收西方的科学知识。

四、从人类学的视角对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解释

中国能否不采用伽利略—牛顿学说体系所代表的科学范式（注：伽利略通过把对运动的研究数学化，扫清了物质和运动新观念出现的道路。在开普勒和伽利略的基础上，牛顿才能推翻旧的宇宙模式，并使对空间的理解几何学化。无论是天体还是地面物体的运动，才能都被视为是几何体在抽象的空间中的运动。所有使用终极原因的解释因而从科学中消失了。参见A.Koyre，“Significance of Newtonian Systems”， in George Basalla，ed.，The Rise of Modern Science:Internal or External Factors，p.99.）而发展出自己的“近代科学”形式呢？西方学者如席文认为没有牛顿，西方就不能发展出近代科学，因为牛顿力学体系始终是近代科学的核心部分。但是，一旦某种科学突破在统计物理学和波动物理学这两个领域其中之一发生，那么称之为牛顿式的那种探测的路数就会迟早被发明出来。（注：《何兆武与席文教授讨论科学史与思想史的一封信》，第569页。）

对席文的观点持批评态度的金春峰认为中国的传统思维模式中的时空观使牛顿体系难于在中国产生。他把中国的文化思维模式称为“月令图式”，认为《礼记》中的《月令》一章较好地阐述了这种思维模式。它以下面的观念为特征：

第一，人类活动和自然过程中存在着季节性的规律。第二，时空是主观的，时间和空间结合形成五个区域。每一区域和五种元素之一相对应。如东方与春季相结合，由木主持；南方与夏季相结合，由火主持。时间是循环往复的，空间不是向各个方向无限的扩展，而是有限的，并随时间流转的。（注：金春峰：《“月令”图式与中国古代思维方式的特点及其对科学和哲学的影响》，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主编：《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第128—130页。）与这种思维方式对应着一套探究问题的路数：例如，着眼于整体或系统，把握客观对象的运动形态，关注物体的功能属性，而不是结构；把所有的事物视为有机体，强调物质和能量的相互转换，不关注建构几何模型和运动轨迹。（注：金春峰：《“月令”图式与中国古代思维方式的特点及其对科学和哲学的影响》，第132页。）

金春峰认为《月令》模式观念把宇宙理解为一个充满着流动的气和被分隔开的时空构成的有机体“阻碍了以机械论的哲学为特征的近代科学的出现。（注：金春峰：《“月令”图式与中国古代思维方式的特点及其对科学和哲学的影响》，第139页。）”

中国古代时空观　李约瑟曾把中国古代的时空观称为“隔间式的时空观”（注：Joseph Needham， The Grand Titration，p.231.）和“联想式有机思维方式”，（注：C.Ronan，The Shorter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p.188.）认为是反映了中国官僚社会以“行政式的方式对待自然”。（注：C.Ronan，The Shorter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p.188.）格朗尼特称这种时间意识为“宗教仪式的时间观”，因为它过分强调时令、节气、义务和机遇。“中国人喜欢把时间看作是由时代、节气、新纪元”的集合体，“对时间和空间的思考从来就是与具体的事件联系在一起”，中国人把时间分解为朝代，就像他们把空间分为方位一样，中国人从来没有刻意把时空想像为是可以容纳抽象概念物的基体。（注：M.Granet，La Pensee' Chinoise，pp.86，88，96，113.引自Joseph Needham，The Grand Titration，pp.50，228.）

“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隔间式的（四方上下）空间观似乎在这里找到文字证明。（注：尸佼：《尸子》。）的确，从《礼记·月令》中能看到时间被分解为节气、时令、文化与宗教节日，以及与气和阴阳五行的概念的联系。然而中国古代时空观并不都是“月令”模式，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存在多样的时空观念。“历史学中的类推似的，符号化的和教诲性的时空观，过去两千年来天文时钟和水利驱动时钟所体现出的客观的均匀划分的时间，生物演化过程中的连续与断裂的统一，在各种关于未来和过去的社会政治学说中的进步与退化观”等等。（注：引自N.Sivin，“On the Limits of Empirical Knowledge 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Science”， in J.Fraser， N.Lawrence and F. Haber， eds.， Time， Science， and Society in China and the West， p.152.）尽管这样， 循环的时间观和与它相联系的自然观似乎仍是处于中国自然哲学思想的深处，与上述时间观交织。（注：在那个时代，循环论的观念既不是道家的、法家的、儒家的，也不是墨家所特有的，而是所有各家共有的对自然过程的一种思维模式。参见N.Sivin，“On the Limits of Empirical Knowledge 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Science”， p.153.）例如，在历史编写中，循环时间观和方位化的空间观与连续的线性时间观配合使用，表现为随着朝代的更替，而出现的进步或倒退的演化。在对自然现象的解释中，阴阳五行学说和与它相结合的循环论和方位化的时空观念构成基本的思维框架。

中国天文学家的空间观念展示了一幅复杂的画面，无限宇宙观念似乎盛行。中国三大天文学理论之一的宣夜学派以无限虚空的观念而著称，“天了无质……高远无际……日月众星，自然浮生虚空之中”。（注：《晋书·天文志》。）“浑天说”的传播者——张衡也说天地之外是宇宙，“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注：张衡：《灵宪》。）11世纪的张载写道，“天大无外”。（注：张载：《正蒙·太和》。）朱熹也认为天无形，是空的。但是，这些观念与阴阳五行学说混杂在一起，宇宙总的来说仍被视为是一个有机体，其中两种基本相反的力量波动互补。（注：“不论何时当人们尝试去解释结构和变化时，便可能使用阴阳五行学说。当每一种性质的科学发展完善其古典形式后，阴阳五行学说也增加了与每一研究领域问题相关的特殊词汇，连同另一些技术性概念一起，就为这门‘科学’提供一种足以构成解释的理论话语。”参见Sivin， “Science in China's Past”， p. 15.）

中国古代时空观和运动观念对科学发展的意义　李约瑟认为近代自然科学不能在中国自发产生与中国人“对时间和变化的观点无关联”，而应主要从其他意识形态的因素，“具体的地理、社会、经济条件”来解释。（注：N.Sivin，“Science in China's Past”，p.xv.）弗莱泽提出相反的观点，认为近代科学的基础是相信必须把“对自然的假设理论数学化，并用试验来验证这些假设”，“而这种对数字化和量度的要求起源于某些与此密切相关的关于时间的学说，这些学说是西方土生的”。弗莱泽把中国不能自发产生近代科学归因于中国自然哲学家喜欢有机自然哲学。（注：J.Fraser，N.Lawrence and F.Haber，eds.，Time，Science，and Society in China and the West，p.1.）席文对此持折衷的立场，声称无法证明“循环的时间观念以外的其他时间观念在中国特殊的科技环境中能更有效地推进中医和炼丹术，甚至无法知道他们是否会被吸收。”（注：N.Sivin，“On the Limits of Empirical Knowledge 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Science”，p.154.）

然而，当我们探讨为什么在中国没有自发产生近代科学这一问题，并涉及到中国自然哲学对此的影响时，其中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领域是物理学。在此领域，方法论和形而上学的突破首先发生，由此开启了西方近代科学。在中国古代科学这个领域中，有机自然观以及与它相联系的隔间式时空观，而不是其他时空观，例如无限虚空的观念，被用来解释自然现象及物体运动的原因。这一点很重要。

希腊的原子论者把时空理解为几何形盒子，原子散布其中。他们相信物体所处的位置及其运动存在某种结构模式。如果物质的一个粒子在特殊的时间占据着特殊的位置，那是因为另一个粒子的推动。（注：参见Lucretius，DeRerum Natura，translated and revised by M.Smith，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5，pp.29—39.）这些观念为在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从几何学的角度把运动理解为是在一定的时间内位置的变化的观念打下了基础，随后导致现代力学和现代早期西方科学思想中对因果关系的机械论理解的出现。

中国自然哲学中，“两种时间观念成为那些试图区分过程的时间阶段性和空间结构的手段。互补的阴、阳运用于自然过程中，代表着消失和出现、持久和变化、收缩和扩张等方面；运用于空间结构时，则表示正面和背面，低和高，内部和外部。”五行用于区别空间关系时，“五行中的四行常用来表示指南针的四个基本方位，每年太阳路径的四分之一和四季相对应，地球处于中心位置，其他行星围绕地球旋转。”（注：N.Sivin，“Science in China's Past”，pp.14—15.）

每种事物的性质都被认为适合于它所占的位置，并依据与其所占的时空位置相符合的规则活动。自然过程的规律性被想像为不是由某种机械的原则所支配，而是为适应社会生活模式。一个物体占有其位或运动是其性使所然，或是像一个有机体那样按自己的意愿行动，或在“能量场”的影响下，或因共鸣，或由于感应。（注：Joseph Needham，The Grand Titration，p.226.）这一运动观念与希腊和牛顿学说中把时间和空间视为几何形的空盒，或无限延伸的线条，其中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可量度的位置的观点相佐。它解释了中国很难发展出牛顿型物理学和几何天文学的原因。（注：中国人缺乏对天体运动的希腊式几何学观念，他们不觉得现象背后的原因可以从几何学和机械论的角度去理解。在他们看来，宇宙这个大有机体中的每一个有机体都依据其本性遵道而行，它们的运动可以由本质上非具象主义的代数来处理。参见C.Ronan，The Shorter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p.221.）

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其他可能性　墨家和名家证实了中国古代科技有可能向另一方向发展。名家试图去发展一套关于逻辑推理的法则，墨家不仅与阴阳五行学说没多大联系，同时提出不同的时空观和运动原因观，并有依据试验来阐明一般物理原则的倾向。（注：参见《墨经》，以及C.Ronan，The Shorter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p.340.格莱汉姆对《墨经》这些相关段落有不同的理解和翻译。参见A.Graham，Later Mohist Logic，Ethics and Science，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1978，p.295(A44)，pp.435—436(B63—64).）墨家认为在时间和空间中发生的运动是可测量的，并可能考虑到了运动的力学原因。（注：C.Ronan，The Shorter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p.341.）墨家关于物体运动需要时间，空间位置可以量度，运动在于力学原因的观点与后来西方的伽利略，甚至是“牛顿第一定律”所表述的观点相似。墨家同样探讨了物体的下落运动、斜面运动和球面运动等。

中国古代科学思想中还含有许多可以被称为“现代”的科学观念。“理学”中关于两种基本力量的观念，猜测到了物质深层结构的两面，即后来被西方科学家称之为“正极”和“负极”、电子和质子。李约瑟认为中国人“虽从未站在过牛顿所处的位置，却接近拥有原子物理学家玻尔和卢瑟福所代表那些立场”。中国人关于自然以波动的方式运转，自然界两种力量中的每一种轮流升至最高点，然后下降让对立面来控制场的观念，“表达了我们认为相当合理的对波动现象的一种科学的抽象”。（注：C.Ronan，The Shorter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pp.236—237.）实际上在中国古代科学思想中还可以找到更多有近代科学水准的观念和发现，例如《内经》的血液循环理论。

尽管如此，缺少一种追求再现自然表象和揭示现象深层结构的哲学认识论倾向（the philosophy of presence）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近代科学终究没有在中国自发兴起。西方认识论的重要特征被德里达称为“逻各斯中心主义”，它预先假定现象中存在秩序和结构。这种认识论推动西方学者去揭示所研究事物的逻辑结构和本质。这种具相主义倾向是西方科学和艺术现代性的本质特征。概而言之，没有这种揭示事物结构的愿望和努力，科学研究就不能说是现（近）代的。

反观中国，居支配地位的宇宙论是建立在强调所谓差异性、变化性和不确定性的观念基础上，老子的宇宙论哲学体现了这一点。这种非具相主义哲学预先假定“宇宙的秘密是不可了解的”，因此对现象的描述和解释也应与此相一致。阮元关于中西宇宙论表述的差异性的言论突出反映这一观念。前面提及的诸如中国古代科学思维缺少几何观以及公理化传统都可以被认为是反具相主义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