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基础问题精选(九篇)

第1篇：哲学的基础问题范文

关键词：回归文本；中国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4）05-0039-04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掀起了一场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热潮。在这场学术盛宴中，面向“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路径，显露出自身独有的魅力，并受到诸多学者的普遍赞誉，逐渐获得学界的广泛认同。这不仅表明国内马克思主义学界的“现实意识”、“问题意识”和“反思意识”逐渐增强，而且也反映出诸多学者试图冲破“紧跟西方”的研究藩篱和构建本土学术话语体系的决心与信心。故而，面向“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理路，成为学者们格外关注的对象，并产生了诸多学术成果。然而从总体上看，此研究理路还处于初步形成阶段，其主要表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研究成果的“前提性”倾向突出，即大多囿于研究路径的前提性和技术性问题（可能性、合理性、内在原理等）；二是研究成果的“模式化”倾向突显，即运用马克思主义已有理论模型“硬套”中国现实，以致所得结论难以有效破解问题。因此，不断深化此学术路径，就成为当今学界应当关注的迫切问题。笔者认为，回归文本并彰显其固有魅力，是深化此研究理路的基础。

对现实问题的深入关涉、本质澄明与科学破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无论是“不使哲学成为现实，就不能消灭哲学”[1]9、“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2]220等经典命题的提出，亦或是对时代脉搏、国家状况和人的生存境遇的现实把握，无不证明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开辟了一条不同于以往思辨哲学的发展之路。然而，注重问题研究不等于忽略文本解读。只有深入解读经典文献，并从中挖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留下的宝贵财富，才能更有助于对问题的整体把握、系统分析和有效破解。通过解读文本，可以厘清和挖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念精华（理念澄明），为现实问题的分析提供基本思路；通过鉴赏文本，可以确立破解现实问题的分析框架（确立框架），分析问题的成因、实质和破解之道；通过品味文本，可以从经典作家的治学情怀中获得现实启示（重获启示）；通过挖掘文本，可以寻找到理论研究的适当切入点。

一、理念澄明：为分析现实问题提供基本维度

理念澄明，是指通过对文本的深入分析，使熟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更加清晰，使被遮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呈现出来，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厘清基本原理和探究思想精华。

厘清基本原理，是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范式和基本命题予以文本学澄明，进而不仅能够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知，而且能够为分析现实问题提供逻辑线索和内在理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系统概括，而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概念及其相互关系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华所在。因此，回归文本，首先应当探寻这些“熟知”的基本概念的原初形态并加以深入解读。例如，《资本论》中马克思的“自我辩护”为深入理解“生产方式”概念提供重要线索。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曾经针对美国一家报社对自己观点的批评予以积极回应。这种批评认为：马克思所表明的物质生产方式制约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观点，只适用于物质利益处于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社会，并不适用于政治占统治地位的古代社会以及天主教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而马克思则回答说：“中世纪不能靠天主教生活，古代社会不能靠政治生活。”[3]100并且他认为，“这两个时代谋生的方式和方法表明，为什么在古代社会政治起着主要作用，而在中世纪天主教起着重要作用。”[3]100这段话表明两个含义：一是马克思承认思想力量和政治力量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或是主要作用；二是马克思认为时代的谋生方式是决定思想和政治发挥力量的根源。那么可以得出结论：谋生方式（物质生产方式）使得政治力量或思想力量可以成为一个时代的主要推动力量。此理解能够为分析中国改革的动力结构问题（市场、权力和思想之间的逻辑架构）提供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视域。

探究思想精华，是指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文本为依据，深入探寻被长期遮蔽的思想精华，进而不仅能够扩充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内容，而且能够奠定分析现实问题的理论基础。在20世纪80年代，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曾借助改革开放之风，一举挣脱苏联教科书的枷锁，对经典文本中业已存在但长期被忽视的理论（如异化理论、人道主义理论和实践唯物主义理论等）展开了卓有成效的研究，进而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深入推进打开了一扇大门。然而近些年，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国际“马克思学”相关成果的渐进传入，以西方哲学体系（尤其是现代西方哲学）解读马克思等经典作家思想的研究路径逐渐兴盛起来，以致诸多学者的目光大都转向现代西方哲学，反而较少关注“原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进而不仅使基础原理的研究遭受冷遇，而且也使经典文本中诸多思想闪光点长期处于被遮蔽状态。而对经典文献研究的相对缺失，也使面向“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缺少必要的文本基础以致进展缓慢。因而，深入文本，探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精华，应当成为当前学者的重要任务。

寻找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遗珠”，不是要再次回到单纯文本阐释的窠臼，而是要针对当前出现的问题，寻找扎实的理论基点。因此，对于破解当前中国现实问题有所启示的理论才是需要寻找的对象。例如，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理论就应当成为学界的关注点。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明确提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1]531此命题不仅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命题，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诞生的重要标志。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奠基于唯物史观，从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几个层面系统诠释了需求问题、劳动问题、利益问题等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最为关键的是，此理论能够为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思想和实践提供哲学层面的必要支撑。

二、确立框架：为现实问题分析提供基本理路

回归文本，不仅要在理念层次上有所收获，而且要确立分析问题的基本框架，即为现实问题提供一个概念性图式，以实现对其进行逻辑式分析与解读。丹尼尔・贝尔认为，概念性图式是“分析家根据实际规程提出的逻辑规程”[4]16，其功能在于“从一个复杂的现实中选择特殊的属性，并按照共同的成规把他们分类，以辨别其同异”[4]12，进而能够把握现实发展的内在规律和本质。可以说，概念性图式（分析框架）是哲学理性关注现实的基本路径。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存在着很多经典概念性图式被人们广泛运用，如生产力发展图式、人的“三重依赖”图式、“异化―复归”图式等等。这些经典图式能够为人们把握现实生活世界的演进脉络提供重要的思维理路。然而，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急剧加速和社会问题的集中爆发，有些学者突然发现原有的解释图式似乎在中国现实发展面前丧失了自己的特有功能。例如，运用人的“三重依赖”图式分析当前中国人的生存境遇时，必然得出中国人的存在境遇处于“物的依赖”阶段，即受到资本、货币和商品的束缚。但从实际状况看，当前中国人的生存境遇是处于“人的依赖”与“物的依赖”的中间地带，“权力本位”与“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念成为笼罩在人们心中的阴霾，“权力=金钱”的荒诞逻辑更成为有些人的“生活追求”。面对理论与现实的巨大异质性，有些学者开始感到手足无措，进而开始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框架在当代中国的有效性问题。

诚然，任何理论都有着自身独特的诞生背景与适用范围，然而正是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在当代中国大放异彩。这不仅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俱进地内在品质，而且也是因为其关注的焦点是资本的运作逻辑与现代化的内在进程，此关注点与当今中国的现实境况能够紧密契合起来。因此，理论与现实之间错位的原因，不能归咎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时”，反而启迪我们应当回归文本，在经典框架的基础上对其加以时代化和地域化的发展。例如，人的“三重依赖”分析框架的原初形态是历时态的历史分析，而由于中国的“时空压缩”效应使历时发展的现实事件在共时情景下突显出来，这就意味着人的生存境遇可能出现更加复杂的结构性情景，即在“人的依赖”、“物的依赖”与“个性依赖”相互交织和相互渗透的情景下，人的生存境遇可能在不同的社会角色上展现不同的态势，这就需要对中国现实的各个阶层的生活状况进行实证分析，以改造和发展原有理论。

同时，我们还可以依据现实状况的发展，在借鉴先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探寻阐释历史唯物主义的新视角，进而为分析当代问题提供启示。例如，以大卫・哈维等当代学者创立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为基本视域，探究潜存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的“时空生产”理论，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的“时空转向”，为破解当代中国发展的“空间失衡”问题、空间经济发展问题以及“时间压缩”问题提供必要的理论启示。

三、收获情怀：为现实问题分析提供特有启迪

回归文本，本质上是与作者相隔时空进行深入对话，除了可以获得思想内容和分析框架之外，还可以体会出作者的治学情怀，即问题意识、广阔视域和坚定信念，并从中获得现实启示。

问题意识，是指以科学提出、分析和破解问题为主旨的观念。海德格尔指出，“任何发问都是一种寻求。任何寻求都有从它所寻求的东西方面而来的实现引导。”[5]正是在敏锐地感知时展脉搏、倾听时代呼声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才能切中时弊地提出现实问题，并予以科学的分析和破解。无论是马克思提出“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3]591，还是列宁提出“政权问题是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6]，都是对现实问题精准把握的佐证。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2]203因此，回归文本，体会文本背后潜藏的问题意识，对于当今“中国问题意识”的形成与培育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广阔视域，意指分析视角的多层次化和多领域化。视角多层次化，意味着分析问题的眼光既包括宏观抽象的概括，又包括中观表征的探究，还蕴含微观具体的透视。以现代化问题的分析为例。马克思主义对现代化问题的透视，既包括把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共产主义社会看作是现代化发展演进脉络的宏观概括，又存在着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西方国家与东方世界关系的日趋紧密看作是现代化进程的外在表征，还蕴含着对劳动异化、生产异化、需求异化等现代化问题的微观审视。视角多领域化，指分析问题视域的跨学科性，即包括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以马克思的治学理路为例。当现实的物质利益问题不断撞击既有的黑格尔哲学体系时，马克思开始退回书斋，大量阅读西方历史文献，并对政治经济学展开系统研究，最终形成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实现了哲学与经济学的双重变革，为现实问题的分析和破解提供了“利器”。正是由于多学科知识的汇聚和融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实世界分析的有效性才能得以保证。因此，扩展分析问题的视域与方法，形成哲学与各门具体学科的联盟，成为推进面向中国问题哲学研究之必然趋向。

坚定信念，指称对现实问题不断探寻的信心与决心。任何科学思想体系的构建，除了需要广博的学识和严谨的思维外，更为重要的是对问题探寻的不懈追求。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我们处处能够体会经典作家为了获得真知而不断探索的坚定信念。正如马克思所说，“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7]这种坚定信念也会成为以“中国问题”为研究对象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不断克服阻碍和困难的精神支撑。

四、寻求突破：马克思主义者眼中的“中国问题”

寻求恰当的切入点和突破口，是深化研究的迫切任务。在以既成理论模型分析现实问题的研究方式遭遇尴尬之际，急需转换研究思路以求突破。而寻找马克思主义者直接论述“中国问题”的文本片段并加以概括提炼，使马克思主义者眼中的“中国问题”以方法论形式呈现出来，进而作为深化研究理路的适当切入点，不啻为一种现实可行性路径。以马克思和列宁眼中的“中国问题”为例，世界眼光、本质分析、现实解决，可以被概括为此方法论的重要基点。

世界眼光是敏锐提出问题的重要基础。早在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就曾对中国天平天国运动展开评论，并运用世界眼光敏锐地提出这样一个关涉中国的疑问：“当英国引起了中国革命的时候，便发生这样一个问题，即这场革命将来会对英国并且通过英国对欧洲发生什么影响？”[3]609并且他还做出了回答，“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3]612。在20世纪初期，列宁同样运用宽广的世界眼光提出中国觉醒以及亚洲觉醒对欧洲的影响问题，他认为，“我们现在正处在这些风暴以及它们‘反过来影响’欧洲的时代”[8]3，在这种形势下“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无产阶级的胜利，而这一胜利一定能把欧洲各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都解放出来。”[8]167虽然现实历史并没有像马克思和列宁所设想的那样发展，但这并不影响他们所提出问题的方法论价值。在当代，随着改革开放取得辉煌成就，中国对世界的影响问题又再一次呈现在人们眼前，从世界近代化发展视域透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趋向，并对中国崛起与世界发展之间的关联进行哲学反思，可以成为当代学者突破的方向之一。

本质分析是清晰透视问题的重要方法。在1958年，马克思以生产方式观点为根基对中国所受到的殖民侵略，作出本质性评论。他认为，一方面中国陈腐的生产方式已经注定其受到先进生产方式侵略必将失败的命运，换言之，“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的悲歌。”[3]632另一方面，中国在侵略中所受到的摧残客观上将会以参与世界现代化进程予以补偿，“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将会呈现出来。在1900年，列宁以利益观点为基础一针见血地指出，俄国对中国侵略的本质，即“凡是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很快的国家，都急于找寻殖民地，也就是找寻一些工业不发达、还多少保留着宗法式生活特点的国家，它们可以向那里销售工业品，牟取重利”[9]320，而这种“掠夺政策通常通常叫作殖民政策。”[9]320同时，列宁还以阶级观点为底蕴精准地指出隐藏在殖民侵略背后的阶级动因，即殖民政策“对一小撮同中国做生意的资本家大亨有利，对一小撮为亚洲市场生产商品的厂主有利，对一小撮现在靠紧急军事订货大发横财的承包人有利”[9]321。这种对中国问题的本质分析对于当代“中国问题”的探析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在以发展平稳期、矛盾突显期和改革攻坚期为基本特征的新形势下，探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趋向的关键基点在于，寻找到阻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问题及其破解之道。然而，当今学界对于中国问题的探讨往往局限于表象层面，而不能进入中国发展的深层问题和本质问题中去。这就需要学界尤其是哲学界对中国问题的本质进行反思性探讨和概括，并发出自己应有的声音。

现实解决是切实破解问题的重要路径。列宁曾分析20世纪初期中国民主革命问题，认为由于当时“中国无产阶级还很弱小，所以没有一个能够坚决而又自觉地将民主革命的斗争进行到底的先进阶级”[8]129，因此要在建立民主制度方面作出贡献。但也有着自身的弱点，即“它还不能充分吸引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参加革命”[8]129，因而它要想在与袁世凯的争斗中获得胜利并真正推进中国民主进程的现实路径在于，“吸引愈来愈广泛的中国农民群众参加运动和参加政治斗争”[8]130。虽然列宁为当时开出的“药方”最终没有被采纳，但此药方内在具有的现实可操作性却折射出马克思主义者对既有问题采取现实解决的基本态度。这种态度也是面向“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所要坚守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中国问题”的破解不能满足于提出原则或方法，更为重要的是提出可操作性建议和措施，这就需要当代学者能够不断扩展自己的知识领域，使哲学摆脱“无用”之名。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5]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6.

[6]列 宁.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29.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4.

第2篇：哲学的基础问题范文

关键词：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哲学

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历史必然，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因而也成为近年来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普遍关注和讨论的热点问题。然而，从目前研究现状来看，无论是在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这一概念的理解上，还是在“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路径选择上，都还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为此，本文拟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就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基本内涵、实践基础和现实条件及其路径方法等问题试作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首先涉及到我们所要建构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目标和任务，即我们所要建构的究竟是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是广义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还是狭义的，即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为基础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问题。从目前研究现状来看，其主流的趋向显然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在我们看来，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着眼于新的实践中的现实问题的哲学思考和理论建构，否则就会因为远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这个中心，而偏离正确的方向，失去其应有的价值和意义。

马克思早就明确指出：“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上的精华，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1]220这是哲学发展的道路，也是哲学发展的动力和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说，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历史必然，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既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也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始终保持蓬勃的生命力的关键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也是在不断总结新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早在1872年《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明确指出：“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246-249正如毛泽东所说：“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联系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2]胡锦涛在2004年会见出席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会议全体代表时也强调指出，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等领域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新矛盾、新问题，我国改革和发展也面临一系列新任务、新情况、新课题。我们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继续推向前进，就必须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3]

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变革和发展的先导。在实践基础上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使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既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的基本内涵，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在不断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和最高理论形态，是我们党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唯一正确的理论。而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它正确反映了中国国情及其发展的基本要求；就是因为它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在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和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鲜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面对中国实际和中国问题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因为它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和新的实践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只有始终不渝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样也只有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形态，才能真正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和发展，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提供符合中国实际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历史必然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更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内在要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是实践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实践证明，要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改变世界”的巨大功能，就必须掌握群众；而要掌握群众，就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而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整个马克思主义一样，都是与时俱进的发展的科学，都是与自己的时代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科学。如果我们所建构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还是囿于“意识哲学”、“教科书哲学”和“改革教科书哲学范式”的范围，势必就会因远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远离大众的现实实践和现实生活而成为“空中楼阁”，要为大众所接受、所认同，并转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动力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物质力量，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只有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为基础，才能真正建构起富于时代性和创造性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才能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奠定坚实的思想前提和理论基础，也才能够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要求真正落到实处。从这个意义上说，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既是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创新的必然要求。

  二、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基本内涵和现实条件

新的时代和新的实践必然孕育新的哲学。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实践，不仅孕育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且孕育了作为这一理论体系的精髓和灵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哲学。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升华，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最新成果。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就是要在“深度全球化”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以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所蕴含的立场、观点、方法和智慧，以哲学特有的思维方式和叙述方式加以提炼和升华，使之真正成为以“中国实践”、“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为基础，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就是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五大建设实践为基础，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发展观三大创新理论为根据和依托，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哲学、政治哲学、社会哲学、文化哲学和生态哲学为一体，构建既具有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又能够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新唯物主义”，又称“实践的唯物主义”。以“实践”为基本规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就是“现实的个人”，其思想主题和本真精神就是“以现实的人为本”，就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其中心话语就是“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所面临的各种矛盾和条件。以“实践的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哲学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本质要求，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本质。而之所以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发展观三大创新理论为根据和依托，就是因为它是在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而之所以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大建设”实践为基础，则不仅是因为它涵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内容和主要方面，从根本上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实质性内容，而且更是因为它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新的理论生长点。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以“五大建设”实践为基础，切实加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哲学、政治哲学、社会哲学、文化哲学和生态哲学研究，乃是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所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

正如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的哲学思想和哲学智慧，同样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新阶段上的新成果，既具有广阔的全球视野，又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既是对中国优秀传统哲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崭新理论形态，也是以时代中的现实问题为中心，以现实实践中的反思思维为特征，包含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哲学、经济哲学、社会哲学、文化哲学和生态哲学等在内的系统开放的科学体系。其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新成果，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活的灵魂，也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创新发展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只有切实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哲学、经济哲学、社会哲学、文化哲学和生态哲学研究，才能为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提供鲜活而丰厚的思想资源，才能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从实践层面来看，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创新实践，我们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而且形成了举世瞩目的“中国模式”和“中国经验”，其中所蕴含的“中国智慧”，无疑为我们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从理论层面来看，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形态，已经创立了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标志性的成果为基本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概括，蕴含了丰富而深刻的哲学思想和哲学智慧，是我们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最为直接和最为丰厚的思想资源。

尽管，从目前来看它还没有真正形成自己特有的哲学的形式或哲学化的叙述方式，但却并不缺乏作为哲学所必须具有的思想内容。在3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仅有着自己坚实的哲学基础，而且有着自己独特而丰富的哲学思想内容，这就是“以解放思想为主题的唯物论”、“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观”、“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论”、“以和谐为特征的辩证法”、“以统筹兼顾为根本的方法论”和“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唯物史观”。[4]目前来看，人们在对其中所蕴含的哲学思想内容，以及与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和西方哲学思想的关系等问题上，还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和看法，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大家都不否认其中所蕴含的哲学内容。

正是从上述意义上说，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为基础，运用马克思主义特有的哲学思维方式，深刻揭示其中所蕴含的哲学思想内容，建构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核心内容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新形态，正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和责任。质言之，这里的问题并不是有没有哲学思想和哲学内容的问题，更不是有没有必要和可能的问题，而是应当如何建构的问题。

三、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路径选择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既意味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思想主题的转换，同时也意味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站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以及当代人类价值重建的历史高度，从马克思的“世界的一般哲学”或“当代世界的哲学”的理论视域出发，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努力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从思想主题和研究范式的根本转换，既是我们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内在要求，也是我们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在当前的必然选择。

哲学范式的转换是哲学创新发展的重要标志和实现形式。从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理论视域来看，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我们认为，首先必须对当前流行的哲学范式进行必要的清理和反思，以便能够使我们真正从各种各样的“意识哲学范式”和“教科书哲学范式”，以及“改革教科书哲学范式”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以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向“实践哲学范式”的根本转换。其次必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进行纠偏。所谓“纠偏”，就是要在强调“中国化”的同时，充分凸显“时代化”的价值和意义。在我们看来，所谓“中国化”，在本质上是一个空间概念，而不是一个时间概念；是一个与中国具体实际（包括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中国当前的实际）相结合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在新的实践的基础上创新和发展的概念。所以只有将“中国化”和“时代化”紧密结合起来，在强调“中国化”的基础上，努力实现从“中国化”到“时代化”，乃至“具体化”的根本转变，才能从根本上为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建构奠定坚实的思想和理论基础。再次还必须处理好“返本”与“开新”的关系问题。所谓“返本”，就是要“回到马克思”，就是要回到马克思哲学的本真精神上，并将其作为“开新”的前提和基础，作为“开新”的出发点。“返本”是“开新”的前提和要求，“开新”才是“返本”的目的和归宿。离开马克思哲学的原生态和本真精神，必然会失去意义的历史前提和理论根基，但必须明确“返本”并不是终极的目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正确处理好“返本”与“开新”，即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的辩证关系，才能为真正建构起反映时代特点和中国特色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奠定坚实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相对于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而言，哲学研究的思想主题的转换无疑带有更为根本的性质。以马克思的“世界的一般哲学”或“当代世界的哲学”的哲学观为指导，切实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在当前必须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思想主题从“革命”到“建设”、从“意识哲学”的本体建构到“实践哲学”的理论创新的根本转换。哲学思想主题的转换既是哲学话语言说方式转换的前提和基础，同时也是哲学对话（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对话，以及中、西、马哲学内部的对话）的前提和基础。哲学思想主题的转换要求我们必须直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所面临的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只有在解决和回答这些新矛盾和新问题的过程中，才可能有真正属于自己的话语言说方式，才能为不同哲学之间的对话创造可能的前提和条件，否则所谓的“对话”、“交流”、“交锋”和“融通”，只能是一种良好的愿望，或者说只能是一句空话。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实现哲学思想主题的历史转换，才能为造就真正属于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充分必要的前提，并开拓出无限的生机和可能。惟其如此，也才能使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乃至西方哲学研究真正服从和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使之真正成为或转化为我们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思想资源，也才能使我们所建构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更富于实践性、时代性、民族性和世界性，从而能够真正为当代人类的价值重建作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

[2]毛泽东选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1:16.

第3篇：哲学的基础问题范文

一、中医学的哲学问题

中医学是中国传统中宝贵的文化形式，是中国科学的代表形式之一，是中国生命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医学的进步不但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有过不能以其它文化形式可替代的作用，也由于其坚实的本体论基础而持久的影响了中国文化发展的理路，“儒必通医”就是最好的说明。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历程，西方的医学思想和医疗模式也开始输入中国。由于西方医学在治疗技术上的方便性，使之国人在医疗实践中能够接受西医的治疗方式，但是，正是这种实用主义和“全盘西化”的价值承诺形成了对中医学和中国文化的否定思潮。表现在思想形式上，由于自五四以来的“全盘西化”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数典忘祖、思想浅薄、急功近利成为学术思想界的主流之后，中医学也成为被否定的内容之一。为了提供否定中国文化的理性基础，自觉的不自觉的以西方的哲学思想判释中国文化的方法就成为时代的风气，以西方的医学模式判释中医学以比较两者的优劣，成为这个时代中医学研究的重要特点。如果说以西方医学技术上的特点做为可接受的标准还带有实用主义的特点，从而还能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证明理性的必然，那么，以“全盘西化”对中国文化及其对中医学的否定就是对中国文化理性自觉的背叛，而成为厚西薄中的思想方法了。

时至今日，随着对西方科学文化产生的一系列误区的深入认识，中医学在医学实践中的特殊的、基本的疗效被肯定，中医学也日渐受到重视。但是，对中医学的肯定仍然是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远没有在哲学理性上实现自为而自在的统一。尤其对于解决这一已经产生了几千年的中医文化的继续发展的理路问题而言，就更需要哲学的根据和支持。

问题表明，对中医学的正确认识及其发展理路的研究，首先需要中医哲学的研究作为基础。然而，以我们已经熟悉并习以为常运用于思想的西方哲学思维进行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结果的。以西方哲学的模式为坐标系进行中医学的研究，其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正确的方法是，应对中国文化之所以能产生中医学的哲学思想进行发掘，进而研究中医学的科学性，以对中医学的发展方向作出推定。这些是研究中医学发展应解决的基础理论问题，应当成为一切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应投以相当大的精力进行研究的问题。

但是，对于中医学发展方向的困惑而言，面对的问题既是中医哲学带来的也是以哲学对中医学提出的本体论承诺出现的。这表现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医学学科的科学性及其产生的哲学基础与我们所熟知并运用自如的现代科学和哲学对其进行研究而产生的误区，另一方面则要求中医学本身能证明自身的科学性和哲学基础，即中医学的学科性在本体论哲学的支持下表明其科学形式与哲学方式的统一──中医学是中国哲学形而中论的自在自为的统一。

就中国哲学的基本原理进行研究，其表明的哲学原理与中医学有怎样的相关性以及中医学表现出怎样的规律，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哲学和中医学的关系，表明了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在与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的统一性中展示出的科学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意义。如果说由于中国文化的哲学基础生成了中医学的学科形式，从而表明了中国文化的一以贯之的理论特点，那么，中医学就在其内容和形式中展现出的基本规律将代表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基本形式。因此，应当说，进行中国哲学研究──真正想探索中国哲学奥秘、并认为中国哲学是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具有独立的哲学形式，就应在《周易》、《道德经》和《内经》及《论语》等儒家和道学经典的研究上下功夫，这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基本方法，同样，这也是研究中医哲学的基本方法。

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进行的研究，以发现其基本规律，这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问题，这已成为现代以来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全盘西化”、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所以，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和以西方哲学推定中国哲学的研究一样，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进行西化式的推定。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中国文化对哲学的承诺及其原理的推定，应当认为这些推定的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而只是西方哲学和西医学对中医学理论的异化。

第4篇：哲学的基础问题范文

关键词：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经验”的哲学基础；经典马列主义哲学

中图分类号：BO－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09)02－0060－05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构建方面，我们取得过让人骄傲的成就。比如说，我们曾经对思想的“哲学基础”作过有说服力的提炼：不仅提出了“思想的活的灵魂”、“思想的精髓”这样站得住脚的纯哲学命题，并将其阐明、规定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样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涵义，且列出了支撑这一哲学涵义的哲学文本“清单”。那么，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构建情况如何呢?可以说此项“工程”尚未获得实质性进展。正如近来一些学者所判断的，“现实的发展走在了哲学理论的前面。从政治与文化方面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或者说中国式的现代化等命题中包含的‘中国性’问题，其具体内容究竟是什么，当代中国哲学界并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说法。”“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是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总体状况。”“在当代中国，真正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论为指导，以中国传统哲学为根，以西方优秀哲学成果为思想资源，立足当代中国现实，形成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魄、中国特色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任重而道远。”在这种逼人的情势下。要推进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构建，必须注意这么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定位问题

从意识形态范畴看，马克思主义哲学无庸置疑属于我国的主流哲学，构建中的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仍然处于“主流哲学”位置，对其他哲学形态起规范引导性影响作用。这是我国上层建筑领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在哲学界的体现。

从哲学学科范畴或学术范畴看，它又属于中国当代哲学范畴。在西方文明与马克思主义已经全面而又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客观条件下，当代中国的哲学包括传统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既不能再像“左”的年代那样“君临”其他哲学之上，也不能像当下一些场合处于其他哲学的“夹缝”之中，理应与其他哲学形态“平起平坐”，既守住“本份” (“本真”)又博采众家之长。我们应该在这一视野和框架下来构建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再也不能仅限于经典马列主义哲学框架内，更不能仅限于意识形态上的需要。因而，构建的实质和目标不是为了其原有形态或者说马列主义哲学传统话语系统的“生存”，而是基于当代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的挑战与回应、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碰撞”这一背景，铸造应对全球化(特别是其中的“资本”化)、面向未来的当代中国人精神家园，建立不同于曾经适应于战争年代、计划经济年代的传统哲学话语系统的一种新型哲学话语，类近于赵剑英说的“现代化、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的中华民族新哲学的建构”。

就此而言，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构建，说白了，就是要把“中国经验”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里的立场观点方法和智慧提升到哲学层次，提炼为哲学形态。这不仅直接指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问题的研究，也直接关系到如何在哲学基础理论层面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成果“拾进篮子”的问题，显然，这项工作的意义之重不言而喻。

二、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质和主旨问题

构建中的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母体――经典马列主义哲学是不能割舍的。处理好这种“本体”与“母体”的关系要求把握经典马列主义哲学的基质和主旨问题。其基质至少包括四个方面：

实践性：不再把致思的目标仅仅限于概念世界而转向社会生活的当下现实特别是社会基层群体的生存境遇，毫不怯懦地致力于世界现状特别是“无产者世界”的改变，主张“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 “共产主义对于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

批判性、超越性：对当下社会即(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则、信条进行反思和批判，在分析批判中超越现状，发现社会变化的新趋向、人类实践(特别是劳动者阶层奋斗)的新方向，具有反“现代性”、超“现代性”气派，用马克思的话说是“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这种“新思潮的优点”即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同时这种“批判”包括对“批判”者自我的批判与超越。 人民性：自觉反映产业工人阶级的疾苦，参与他们的谋划，代表他们的命运，指出他们(包括整个人类)的根本出路即建立“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主义社会，以“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实现全人类的解放自由幸福。这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终极关怀的一种彻底的人文主义精神。

民族性：马克思诚然“得到一种异常国际性修养。就西欧而论，他毫不表现民族偏见”，属于反思甚至反叛“现代性”的革命思想家，典型的非“欧洲中心主义”者，但他身上一方面秉承欧洲文明的人文主义传统，如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社会视为“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完成了的自然主义”或“完成了的人道主义”。另一方面传承了欧洲文化的理性主义精神――注重从规律层面追问人类历史的客观必然和现实条件，渗透着欧洲文化的形而上学传统。正如《资本论》那样，“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而把社会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马克思丝毫不想制造乌托邦……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的问题，正像一个自然科学家已经知道某一新的生物变种是怎样产生以及朝着哪个方向演变才提出该生物变种一样。”

其中“人民性”体现了经典马列主义哲学的主旨：首先是追问产业无产阶级的解放自由幸福的规律和条件，终极目标是实现整个人类的福祗。当代哲学构建过程必须始终坚持经典马列主义哲学这些基质和主旨，并以之为“底本”在现时代弘扬之。

三、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构架问题

新型哲学应包括三个层次，即思想体系、叙述体系、教学体系。

思想体系是一种学说在自然形成中的原生形态即“实质上的系统”。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

体系其实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始就一直处于生成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即是其“源体”，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重大成果――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之世界观和哲学智慧，当代中国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实业家等的哲学思想和智慧，是其思想体系的现实形态。

叙述体系是在其思想体系形成之中或形成之后自觉地构建起来的概念、范畴系统即“形式上的系统”。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叙述体系即“文本”呈现为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的政治决议和文件如《邓小平文选》、《文选》等，以及我国的“论坛哲学”。这个叙述体系由于还处在生成之中，学者之间或学派之间还存在争鸣与分歧，这当然是任何一个新哲学形态在形成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但这种过渡状态终该有个归宿或定型。

教学体系则遵循教育教学规律，把其思想体系、叙述体系编写成哲学、理论教科书，她往往成熟于思想体系、叙述体系之后。目前还在进行的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特别是其中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科书在这方面的确做了突破性工作，但由于那种曾经适应于战争年代、计划经济年代的传统哲学话语系统根深蒂固，目前既有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或“讲坛哲学”就体现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成分而言还不及“理想”状态，与当代中国的文明成果、与时代特征还存在距离，从而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质和主旨的显现与传播。这方面的状况表明了新型哲学构建并非只是追求“体系”的形式问题，而在基础哲学内容及其传播方面具有现实必要性。

四、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构建中的“瓶颈”问题

构建新型哲学的实际进程遇到的“瓶颈”是学界多年来驻足于这一“常识”：把“中国经验”的哲学基础或邓小平哲学仅仅定位为经典马列主义哲学、哲学的结论在当代中国的“应用发展”型。如有的认为，邓小平哲学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东西，而是对马克思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坚持、运用和验证；有的认为邓小平哲学主要贡献不在于提出了哪些新的哲学观点、哲学概念，而在于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化为指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立场、观点、方法，化为思维方式、领导方式、管理方式、工作方式。而一些海外学者则从另一个端点把“中国经验”的哲学基础或邓小平哲学归“根”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甚至直接归“根”于“实用主义”，如美国学者索林格把邓小平理论直接称为“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英国学者罗伯特・克林伯格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事求是”的口号“宣布了政策上的新的灵活的实用主义性质”。香港学者金思凯认为，邓小平的“猫论”“反映着他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哈佛大学研究员杨炳章认为邓小平“从小深受他那坚持实用主义哲学观的父亲的影响”。

“中国经验”的哲学基础或邓小平哲学，的确归属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即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的确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包括哲学)的运用和发展。可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作为源于欧洲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早在邓小平理论之前或改革开放之前就存在了，那么，“中国经验”的哲学基础或邓小平哲学的个性特色及其原创性究竟如何则蔽而不明。同样，“中国经验”的哲学基础或邓小平哲学当然与世界文明或世界哲学资源有这样或那样的关联性，但不能因此而把它归结为西方文化系统或某种西方哲学。上述大陆与境外学界的观点实际上都隐含着这么一个“共性”：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中国经验”的哲学基础或邓小平哲学的个性特色及其原创性置于前人或外国人既有观念的阴影下，抹掉了其作为当代中国人自己的学问之气派。

其实，“中国经验”的哲学基础或邓小平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史上的个性特色是鲜明的，明确提出不要“让马克思主义停留在几十年或一百多年前的个别论断的水平上”。邓小平哲学不同于学院哲学，呈现为强烈的问题意识，对当下实践问题坚执一种锲而不舍的哲学“追问”态度。长期以来，人们几乎都惯性地预先假定或自以为是地断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在“老祖宗”那里早就解决好了，后人按图施工就是了。邓小平首次出人意料地指出这个问题“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苏联也在研究这个问题，他们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这种“追问”并非小题大做，实际上牵动着社会主义世界的生存或发展问题，涉及如何看待经典马列主义或社会主义传统模式这类基础理论问题。

就邓小平理论的隐性哲学思想即“实质上的系统”而言，比如在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上，邓小平理论突破那种“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旧式思维，把“市场经济”这个实属生产力或生产方式的范畴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些属生产关系／社会形态的范畴区分开来，并且把“计划”、“市场”都划归“经济手段”即生产力或生产方式范畴。当剧变对整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带来莫大的压力与威胁的危难时刻，当代中国人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信马克思主义的颠扑不破性。这些虽然没有“言”以纯哲学术语，但人们不难领略其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世界观和哲学智慧，决非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世界长期盛行的哲学“教科书”模式所能望其项背的。

就邓小平理论的显型哲学思想即“形式上的系统”而言。经典唯物史观破解阶级社会问题固然考虑到“蛋糕不够大”的方面，但主要着眼于“蛋糕分割不公”，马克思处理人类社会基本矛盾问题的范式是“社会革命”或“阶级斗争”。邓小平理论则提出“改革动力”论，强调“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从历史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着眼于“把蛋糕做大”。这实际上是对处理阶级社会基本矛盾“经典模式”的大“调整”，是对唯物主义历史观学说在基础理论层面的新推进。相反，若没有这种大“调整”，让社会主义“动力”不足的痼疾继续蔓延下去，必将导致西方政治家所断言的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失败”论。用经济学家的话说，就是“能否有效率，正是决定一种生产方式能否生存和发展的最根本的因素。而且反过来说，如果没有经济的高效率，社会主义实现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的价值观，也会由于缺乏物质基础而成为镜花水月、空中楼阁”。

就哲学话语风格而言，“中国经验”的哲学基础或邓小平哲学属于“惠民哲学”：始终瞄着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紧紧围绕着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自然性、经济性、社会性的矛盾问题，突出社会生活矛盾的同一性作用，以立为本、重在建设，以富民、惠民为直接目的。以实现全体公民“共同富裕”乃至人类的福祉为最终目的。

如果我们从哲学追问的主题、哲学思想(观点)的表达形式和哲学话语风格等方面对“中国经验”的哲学基础作这样的诠释或“规定”，那么，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构建中的这个“瓶颈”问题就不难排

解了。

五、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称谓问题

众所周知，一个概念在逻辑上有内涵与外延之分，并且一个概念的“外延”可以不断扩展，其“内涵”则相对稳定。作为我国主流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或“哲学”等，都是以人物“专名”命名的，属“外延”层面对我国主流哲学的称谓，或者说属于这个主流哲学的各个具体形态，并未直接了当地标示其“内涵”。我们以往比较多地从“外延”上去称谓我们的主流哲学，除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之外，再没有或鲜有“内涵”层面上的称谓了。这种情形值得我们注意。相反，在国外，一些国家和民族对于他们自己的哲学有“内涵”层面上的称谓，如英国有“功利主义”，德国有“意志主义”，法国有“实证主义”，美国有“实用主义”，等等。这些称谓几乎可以“顾名思义”，并且在该论域内兼容性比较强。

中国当代主流哲学有没有一个拥有中国文化味的内涵层面的称谓呢?可不可以“实事求是”或“实事求是哲学系统”作为我们主流哲学的一个内涵称谓呢?可以作这样的尝试：

理由之一，“实事求是”是一个富有中国传统文化味的命题，为中国人家喻户晓。“实事求是”一词始出于东汉史学家班固的《汉书》：“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唐朝颜师古对“实事求是”作注：“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宋明理学提出“格物致知”或“即物穷理”而突出“实事求是”的认识论意义，随着明清“崇实黜虚”的实学思潮高涨及考据学重兴，“实事求是”的“经世致用”方面受到重视，曾国藩进一步把“实事求是”与宋明理学“即物穷理”统一起来，使之从考据学命题变成了哲学认识论命题。伴随着近代“开眼看世界”之风兴起，“实事求是”被注入了向西方学习的元素，郭篙焘将中国“实事求是”传统与西方科学精神相较，得出“实事求是，西洋之本也”的结论。这样，“实事求是”不仅成了中国古人治学的―个传统，也成了打通国学与西学的通衢或彼此通约的术语。

理由之二，“实事求是”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代表了作为中国当代主流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延安时期，对“实事求是”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解释，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学风。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把“实事求是”提升到党的思想路线高度，认为它代表着“思想的根本态度、根本观点、根本方法”，是“对马列主义哲学的概括”。“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则进一步突出其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强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人为本”，从而把“实事求是”发展到一个系统、全面的境界。

第5篇：哲学的基础问题范文

关键词：哲学范畴解释；困难；逻辑分析方法。

一、哲学范畴解释在哲学教学中的必要性

首先，哲学范畴解释的重要性是由它在哲学教学中的重要地位决定的。哲学范畴是哲学观点的构造元素，是哲学观点和理论体系的基础。哲学教学中，不可能避开哲学范畴，必须把哲学范畴解释明白了，才有可能讲清楚哲学的观点和理论体系。哲学范畴不仅是哲学理论和哲学教学的基础，而且是哲学课程和哲学教学的主要内容。哲学范畴和哲学原理共同构成哲学内容和体系的主干，任何哲学教学，都不得不解释大量的哲学范畴。

其次，哲学范畴解释的重要性来自于哲学范畴解释的困难性。哲学范畴的解释很困难，解释者常常难以解释明白，学习者往往理解困难，从而是哲学范畴的解释成为哲学教学中的难点和限制教学的瓶颈。比如，禅宗哲学的范畴“禅”就非常难解释，在哲学理论体系中，越是基础的范畴，越难解释：相应的，越难解释的范畴，越是基础的范畴。笔者认为，不突破最为基础的范畴解释的难关，整个哲学理论体系的阐述和教学就不可能顺利展开。因此说，哲学范畴的解释是哲学教学的效率和效果的基础。

二、哲学范畴解释的困难

首先，哲学范畴本身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多数哲学范畴都很抽象，难以理解。哲学是从整体上研究事物的共同规则的，传统的哲学更强调从世界整体的角度研究探讨人与世界的一般关系。哲学探索的问题决定了哲学范畴概括的是从各种具体事物之中抽象出来的一般规定性。哲学范畴源自于对具体事物的不完全归纳，带有一定的思辨和想象的色彩。例如，本原的范畴，撇开了具体事物的构成材料和变化的具体因果关系，从有限的具体事物扩展到无限的存在，从中抽象出各种事物的构成基础和最初原因的规定性。要解释抽象的哲学范畴，需要了解哲学范畴的内涵和外延，了解哲学范畴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的思维科学对事物概括的不同层面。也就是说，哲学范畴中的抽象、概括与一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有差异，弄清这些至关重要。

哲学范畴具有多义性和模糊性。哲学范畴包含有思辨和想象的成分，缺乏完整严格的事实归纳，因此，哲学范畴的含义具有多样性和模糊性。许多哲学范畴都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同一哲学范畴在不同的哲学家文本中、在不同的场合常有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含义。还有一些哲学范畴来自外文的翻译，由于不同语言文化的差异和译者的主观差别，也会导致哲学范畴的多义性和模糊性。比如，“真理”的范畴，就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真理符合论认为，如果一个命题“符合”于一个事实，那么它就是真的。真理融合论则认为，一组命题与别的命题相互依赖并且其中一组命题决定了另一组命题的真，而在实用主义眼里，真理就是有用的东西。此外，还有许多对“真理”的不同种种解释。“真理”的意义这么多种，究竟该如何解释呢?辩证唯物论的解释是，真理是标志主观与客观相符合的哲学范畴，是人们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哲学范畴的多义性，造成了哲学范畴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要把一个不确定的、多义的和模糊的哲学范畴解释清楚，实在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其次，哲学范畴解释的困难在于它与日常用语有区别。许多哲学范畴与日常用语接近，特别是传统哲学和主流哲学的范畴，由于长期的和广泛的传播，许多哲学范畴转化为日常用语，人们习惯用日常用语去解读哲学范畴。但是，哲学范畴与日常用语存在差别。用日常用语的词汇和思维定势去解读哲学范畴，就出现了偏差，从而形成哲学范畴解释和理解的困难。例如，“经济基础”范畴，在日常用语中，通常指经济条件和实力，而唯物史观所讲的“经济基础”范畴指的是“由社会一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是构成一定社会的基础。”如何消除日常用语与唯物史观范畴之间的差距，就成为解释哲学的“经济基础”范畴的一个难题。

第三，哲学范畴解释的困难在于它与具体学科范畴的不同，不具有自然科学实证或验证的标准性。同一个范畴在哲学范畴与自然科学等具体学科中常有不同的意义。比如，物质范畴，自然科学的物质结构理论，物质范畴描述了事物的各种定性和定量的特性，包括各种具体的构成成分、质量、能量、密度、曲率、形象、形态、结构层次、功能、性质和各种变化过程与规律等，物质等同于物体。哲学的物质范畴，则抽掉了物质的各种具体特性和内容，只是从物质与意识的关系角度强调“客观实在性”的规定性。哲学范畴与自然科学等具体学科的范畴构造方式与规定性的差异，尽管要概括事物的整体，但是并不在意事物整体的全部内容，而只是从各种事物之间的一般共同性角度把握事物的某一方面的规定性。自从近代以来，随着自然科学和科学理性主义的发展，人们早已习惯用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和知识去解释哲学范畴和哲学问题。而哲学范畴与自然科学等具体学科的范畴存在本质差别，这种差别构成了哲学范畴解释的一道屏障。

哲学范畴与具体学科范畴都具有抽象性，但是它们的抽象程度和抽象方式不同。具体学科范畴，特别是自然科学的范畴来自对某类现象的归纳和概括，具有统一的标准规范和严格的逻辑演算程序，有明确的思路可循，可以进行精确的定量分析，并且有实证基础和验证标准。具体学科范畴的抽象也只局限在某一类事物或事物某一层次和部分，其抽象的程度异于哲学范畴的抽象程度。哲学范畴往往涉及世界整体的根本问题，是高度抽象。在此，哲学范畴难以解释是与其他科学范畴相比较而言。

第四，哲学范畴的相似性以及表达方式的多样性，也是哲学范畴解释的一种困扰。哲学理论不存在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不同的哲学理论体系创造出许多相同或相近的哲学范畴，于是同一个哲学范畴有许多相似的范畴以及多样性的表达方式，例如，矛盾的同一性范畴，就有矛盾统一性、相同性、相通性、共同性、相似性等等多种相近的范畴和表达方式。一方面，多种多样的表达方式，为解释一个哲学范畴开拓了思路；另一方面，也增加了许多困扰，制造了辨析各种相似的范畴和多样性表达方式的难题。

三、哲学范畴解释的经验与方法

哲学范畴解释困难，寻找解释哲学范畴的有效方法就变得十分重要，有哪些行之有效的解释方法与经验呢?哲学范畴解释的历史悠久，人们在教学的实践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孔子首创启发式教学方法，他强调：“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后来，《礼记・学记》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启发式教学思想，并提出了启发诱导的三条基本原则，即：“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

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矣。”庄子创造了大量生动形象的寓言阐述哲学观点和范畴。禅宗的教学方法独具特色，推崇不言之较，用当头棒喝、动作、圆相等方法手段启示玄妙的禅意。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创立“精神助产术”启发式教学方法，采用问答、交谈或辩论方法，启发学生思考，引导学生自己得出结论。现代教育家提出了更丰富的启发式教学法。20世纪初美国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研究生院首创的案例教学法，美国教育家布鲁纳的“发现法”，德国教育家瓦・根舍因的“范例教学法”，苏联教育家马赫穆托夫的“问题教学法”等，都被得到了众人的认可。在中国，许国梁倡导的“启发式综合教学法”、李吉林倡导的“情景教学法”等教学方法广为传播。这些教学经验和方法，尽管不是直接针对哲学范畴解释的方法，但涵盖了哲学范畴解释的方法论。

哲学范畴解释要遵循人们认知的一般过程，即要做到深入浅出。认识发生发展的一般过程和规律是从形象的感性认识到抽象的理性认识、再回到具体的实践的不断循环发展。根据认识发生发展的一般过程和规律，哲学范畴解释的深入浅出的过程，首先是由浅入深。“浅”，指认识难度比较表面的、初步的、浅显的感性形象的认识。哲学范畴源自对具体事物的概括，尽管很抽象，但总有对应的具体事实、现象和形象。由浅入深的过程和方法，就是选择和分析典型的事例的范例教学法。陈述典型的事例的具体事实、现象和形象，是哲学范畴解释的基础和初步阶段。比如，吴承恩在《西游记》中塑造出憨态可掬的猪八戒形象活灵活现地解释了佛教哲学的“道谛”。又如，陶渊明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生动形象地解释了人生的“真意”和道家哲学的“天人合一”范畴。有了感性材料作基础，就可以进一步深入分析和概括哲学范畴的内涵和外延。最后，还得“浅出”，即从理论的认识进到实践的检验和应用，重新回到现象和事实上来，说明哲学范畴的验证和应用的情况。再以“天人合一”范畴的解释为例，阐述了它的涵义，还应该讲述它在现实中应用的可能性和应用的方面。这样，才能完整地解释“天人合一”范畴，才能让学习者真正领会它。由浅入深、深入浅出的过程，也就是由繁到简，由简到繁的过程。例证，讲究的是典型性，能够代表丰富、繁多的现象。哲学范畴的概括，强调的是简约，言简意赅。范畴的验证和应用，追求的是普遍性、丰富性。哲学范畴解释的由浅入深、深入浅出的过程或由繁到简，由简到繁的过程体现了有感性具体到理性抽象、再到理性具体的认识发生发展的辩证过程及其规律。

哲学范畴的解释有许多行之有效的方法，其中最有效的就是启发式解释方法。孔子哲学范畴解释方法的精髓之一，就是他首创的启发式方法。他强调：“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他的方法应用于哲学范畴的解释，就是要求解释者注意启发诱导，必须激发学生学习的强烈动机和主动性，促成学生内心苦苦思索和渴望表述的态势：要循循善诱，引导学生主动的独立思考，而不是牵着鼻子走；解释者必须激励学习者自主进取和探索的信心，而不是压抑他们的进取心；解释者提出解释的材料和可能的思路，耐心开导，鼓励他们独立得出结论。

哲学范畴解释的启发式方法的本质，是指导学生主动探寻理解和解决问题的思路。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创立“精神助产术”就是问题启示法的典型范例，苏格拉底采用系列提问、反问和辩论方法，在思路的交叉口，否定错误的思路并暗示可能的思路，步步引导学生思考和探求结论。

哲学范畴解释的主要方法是逻辑分析法。逻辑分析法，就是从范畴的各种逻辑关系上确定一个范畴的内涵和外延的方法，是科学理性主义的核心方法。哲学范畴解释的逻辑分析法的主要内容包括哲学范畴外延划界、内涵辨析、哲学范畴设计的根据与用意分析、对同一哲学范畴不同的争论与得失以及哲学范畴理解的难点分析等方面。解释哲学范畴的逻辑分析，首先，要分析同一哲学范畴不同的争论与得失。通过比较鉴别不同的争论与得失，明确各种思路和已有的观点，了解问题分歧的焦点和难点，选择问题的突破口。其次，要解释哲学范畴设计的根据与用意。追究一个哲学范畴设计的根据与用意，一是为了把握它产生的思路和解释的思路，以便更准确地解释它的含义和实质；一是评判它的合理性和价值得失。例如，唯物史观提出“经济基础”范畴目的在于构建与上层建筑对应的矛盾方面以及标志不同经济形态。要解释 “经济基础”范畴，如果不说明马克思提出这一范畴的意图，就很难解释为什么要把经济生产活动与次要生产关系排除在外。第三，要分析其中的难点。一个哲学范畴往往设计几个方面、几层意思或几个要点，各要点的难易不可能相同。抓准和突破难点，是正确有效解释哲学范畴的基础。最后，辨析内涵和外延划界，这是哲学范畴逻辑分析的根本和归宿。辨析内涵，主要分析范畴的语法和句法，明晰范畴构成的要点、难点以及各要点之间的逻辑关系，讨论哲学范畴的真假和价值合理性，要哲学范畴与具体学科及日常语言中相同范畴的同异关系。外延划界，就是确定哲学范畴的边界，理清范畴之间的交叉、重叠的关系；探讨哲学范畴应用的范围和主要方面。

哲学范畴解释必须坚持的一个方法原则，就是因材施教。因材施教，是历来备受推祟的教学方法原则。孔子是中国古代因材施教的大学问家。他的学生公西华问孔子：冉求和子路同样问“听到仁义是否立即照做”，为什么回答却不同?孔子说：“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他认为“过犹不及”很强调中庸之道，也很擅长于中庸方法。禅宗临济宗的“四料拣”、“四照用”与鸠摩罗什《禅秘要法经》倡导的五门禅观，都是因材施教方法的出色应用。因材施教，应用于哲学范畴的解释，首先要了解学生对哲学范畴的理解程度，然后给予提示、解答。其次，根据学生普遍存在的问题，对哲学范畴进行有针对性的诠释，必要的情况下，还要进行个别的解释。或随着时间的延续，知识的积累，相信学习者能逐渐理解哲学诸多范畴的内涵和外延的。

第6篇：哲学的基础问题范文

“当代哲学前沿”课程是哲学本科专业的一门基础课，这门课程对学生深入地理解与掌握哲学的前沿性、现实性、时代性、基础性等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各高校哲学院系普遍意识到了这门课程的重要性，并以不同的形式开设了这门课程。不仅对这门课程冠以不同的名称，而且各个高校在对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理念、教学方法等理解上也存在较大差异，且在教学实践中都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教学效果。这也直接决定了从理论上探索“当代哲学前沿”课程建设的必要性。

一、“当代哲学前沿”课程建设研究现状

基于对“当代哲学前沿”课程建设重要性的认知，国内外各哲学院所在普遍开设这门课程的同时，也对这门课程在建设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但就总体而言，国外高校对这门课程建设的探讨无论是就课程设置、教学模式等，还是就系统化、体系化而言，都要优于国内。

（一）国内“当代哲学前沿”课程建设研究现状

就国内来说，近年来各高校普遍意识到“当代哲学前沿”课程的重要性，因而纷纷以不同的形式开设了这门课程。国内许多高校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意识到通过“当代哲学前沿”课程的学习，既可使学生形成良好的前沿意识、问题意识、时代意识，也可进一步促进学生对哲学自身的理解。但具体来说，国内各个高校对“当代哲学前沿”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理念、教学方法等的理解上是存在较大差异的。正是由于这种差异的存在，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实践教学的效果并不理想，各高校对这门课程的教学仍处于探索阶段。

（二）国外“当代哲学前沿”课程建设研究现状

就国外来说，欧美国家在哲学学科的教学中，长期以来都非常重视哲学课程的前沿性、时代性意识，在课程设置上一直非常重视“当代哲学前沿”课程。可以说，在欧美国家相关哲学学科的教学中，这种对“当代哲学前沿”课程的重视不仅仅表现为课时量相对较大，而且还表现为将课程的前沿性、时代性贯穿于学科教学始终。其突出地表现为在各门课程的教学中始终强调哲学的时代性、现实性，强调哲学应与当下人类所面临的实际问题相结合。可以说，这种对“当代哲学前沿”课程的重视与强调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使学生们更好地理解了哲学的内涵，特别是哲学与时代的关联性，哲学并不是游离于时代之外的。

二、“当代哲学前沿”课程建设的内容

“当代哲学前沿”课程关注当代哲学生成的基本问题及其发展趋势，主要包括当代哲学发展的最新趋势、总体特征、基本问题、总体走向等。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当代哲学前沿”课程将打破目前的二级学科划分机制，即其教学范围并不仅仅局限于哲学七个二级学科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宗教学等某一二级学科，而是通过深入的讲授使学生理解当代哲学的整体景观与总体走向。基于“当代哲学前沿”课程在理论建设与实践教学中所存在的问题，以进一步优化教学内容、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为目标，笔者认为“当代哲学前沿”课程的建设应关注以下基本内容。

（一）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的研究包括对课程内容、课程设置、课程教材等的探讨。而在对“当代哲学前沿”课程教学内容的探索中，则主要探索如何进一步合理地设置教学内容，从而做到既体现课程的前沿性、时代性、导向性、基础性，又与其他课程形成有机的联系与互补。在课程的具体设置上，“当代哲学前沿”课程的教学在强调前沿性的同时，既要兼顾“总体的格局”，又要有所侧重。如在“当代哲学前沿”课程的具体设置上，既要关注西方哲学、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等领域，也要关注俄罗斯哲学、印度哲学、伊斯兰哲学等相对边缘化研究领域的前沿问题，从而使学生们对世界哲学有更为全面的认识。

（二）教学理念

教学理念是人们对教学和学习活动内在规律认识的集中体现，同时也是人们对教学活动看法和持有的基本态度与观念，是人们从事教学活动的信念。基于“当代哲学前沿”课程的特殊性，我们应探索出适应这门课程的指导理念与原则，从而为这门课程的更好开展提供方法论支撑。在教学理念上，突出“当代哲学前沿”课程的特殊性与差异性，并不是将其变成众多哲学学科基础课中的一门。实则，基于“当代哲学前沿”课程的教学内容，也就决定了我们对这门课程教学理念的选择应不同于其他哲学基础课程，而目前各高校在对此门课程的教学探索中并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此外，“当代哲学前沿”课程在教学理念上还应进一步凸显原著的地位，强调原著的“根基性”。“当代哲学前沿”课程在教学过程中，在坚持互动性教学模式的基础上，应格外强调以“原著”和“问题”为导向、为根本，以防止教学内容流于通俗化。

（三）教学实践

在教学实践上，探索“当代哲学前沿”课程的新教法，而不应局限于传统的教学理念与教学方法。例如在“当代哲学前沿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如何实现“前沿意识与基础意识”、“问题意识与文本意识”、“主讲方式与互动方式”等之间的良性结合、良性互动，需要通过长期的理论探索与教学实践去挖掘。

（四）教学方法

教学方法是教师和学生为了实现共同的教学目标，完成共同的教学任务，在教学过程中运用的方式与手段的总称。具体到“当代哲学前沿”课程而言，则主要探索该课程的授课方式、方法、手段等问题，探索采用何种教学方法从而达到教学效果最优化。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基于“当代哲学前沿”课程的教学特点，在教学方法上应格外强调师生之间的互动性，要求学生积极参与到教学活动当中。这种互动性教学模式，强调把教育活动看作是师生之间知识与心灵的交往、沟通，把教学过程看作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教”与“学”相统一的交互影响、交互学习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通过优化“教学互动”的方式，即通过调节师生关系及其相互作用而达到提高教学效果的目标。

三、“当代哲学前沿”课程建设的意义

“当代哲学前沿”课程的建设理念，是基于当前国内哲学专业教育所面临的现状，即对哲学前沿性、时代性、现实性把握上的不足而提出的。哲学是从理论层面对现实世界所存在问题的反思，哲学实则并不是游离于现实之外的，哲学是“思想中的时代”，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从宏观的哲学流派到微观的哲学家个体，虽在对哲学的理解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却都认知到任何哲学都是以一种时代性的内容、民族性的形式和个体性的风格表达着人类的问题，任何哲学都不是与现实无关的。基于当前哲学学科在课程设置上所存在的问题和哲学本科教学的特殊性，并依据教育部对本科教学的指导要求，我们应从理论上进一步明晰“当代哲学前沿”课程建设的研究意义与内容。

（一）深化学生对哲学自身的理解

对“当代哲学前沿”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们更为清晰地了解当代哲学发展的最新趋势、主要问题、争论焦点等，从而更深入地理解哲学自身。例如，通过在“当代哲学前沿”课程中设置“当代哲学家视野中的哲学观”章节，通过对现当代哲学家对本体论、认识论、存在论、实践论等基本问题的探讨等，学生能够更为深入地理解哲学的内涵。

（二）引导学生的“前沿意识”

“当代哲学前沿”课程的系统学习，可使学生能够更好地了解该学科的最新学术动态。在掌握最新学术动态与形成前沿意识的基础上，尽早地促使学生实现从“课程的听众”到“研究的参与者”之间的转变。

（三）适当“弥补”学科问题

第7篇：哲学的基础问题范文

杜威的教育思想是非常宏大的,如何对他的教育思想进行概述、如何将它的教育理论进行更进一步的系统的归类和划分是我们学习杜威教育思想时首先要面对的问题。从现有的教育史的著作中可以看到,对于杜威的全部教育思想的分类和概括有着许多不同的划分,这些方法各有异同也各有利弊,这些不同的概述体现了不同的教育研究人员在试图把握杜威教育思想体系中所进行的不同的尝试,反映了他们对杜威的教育理论的不同理解。从现有的材料看,大体分为两类:一类从杜威教育哲学的角度出发进行的划分;另一类是从杜威教育思想的角度出发进行的划分。比较这两种分类方法,以教育哲学为基础的划分方法是将杜威的教育哲学基础作为理论根源。而以教育思想为基础的划分没有区分教育学与教育哲学,教师避免了教育学与教育哲学的解释,比较简便易行。然而笔者倾向于前一种划分,因为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是他建立其全部教育理论的根基,杜威认为:“我们能给哲学下的最深刻的定义就是,哲学是教育最一般方面的理论。”[1]以哲学的视角去考察教育、指导教育是杜威所倡导的。在杜威的著作中既注重从哲学的角度批判教育中的弊端,也注重从哲学的角度阐述他自己的观点。要想学到杜威思想中的精髓,我们必须从他的理论根源———哲学基础上进行把握,才能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这对于我们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先进理论、对于我国基础教育的建设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结合杜威的教育思想理论体系谈谈中国教育哲学现状

(一)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哲学

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是美国土生土长的哲学体系,19世纪美国应用科学十分发达,但理论科学却远不及欧洲,哲学方面也是如此。内战结束时,在美国的大学里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是18世纪末传入美国的常识唯识论,19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哲学开始从神学中解放出来发展成独立的学科。在这一过程中在美国本土生长起来的实用主义功不可没。杜威是实用主义的集大成者,他认为实用主义首先是一种民主哲学,哲学应走出象牙之塔,改造为人们掌握自然和建立更美好社会的工具。他进而认为只有通过行动,人们才能获得有效的思想。实用主义由于强调一切思想应由效果来判断,鼓励了对传统信仰的批判,引导人们自发建立务实的原则,推动了在政治生活和个人生活各领域进行大胆的实验。实用主义哲学直接推动了教育运动的开展,并且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哲学也成为进步教育运动的理论基础。在杜威看来,普适的、永恒的、先验的真理并不存在,衡量真理的标准应是实用效果。人的思维是在疑难情境中产生,以获得经验并成为改造和指导人的活动的工具。因此真理是解决当前需要的工具,有用的就是真理,经验高于一切。

(二)中国传统教育哲学

教育是自人类社会出现以来就有的活动,中国历来重视教育,中国古代著名的学者、思想家多半从事教育,重视教育,并且大多成为著名的教育家,如果说中国在杜威来华之前未曾提出过教育哲学的概念,但关于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却是有着几千年的历史了。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均提出各自的政治主张,建立起风格迥异的价值理论体系,并以教育的形式传播他们的理论,因此提出不同的教育理念和方法论体系,秦汉以后儒家成为中国的文化主流,并经过后世几代儒家学者的改造和发展,形成一套完整的教育哲学体系。并且儒家经学教育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传统的教育方式和学风,从此,“读书和教书成为教学的基本形式”,“钻研文字成为治学的基本功夫”,“教育日趋脱离实际”。[2]可以说,哲学是教育实践的理论基础,哲学影响着教育哲学的方向。中国古代有关宇宙观、人生观的理解直接影响了中国的文化和教育。“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基本观念之一,儒家倡导天人合一,强调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强调人与社会协调,实际是讲天人合德。因此,中国文化主要研究社会人事和伦理道德,重社会人事,轻自然研究,造成中国自然科学发展落后于西方,同时受到道家、佛家思想影响,知识分子注重心性修养,完全脱离了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更加阻塞了中国知识分子对自然科学的关注和研究,使中国自然科学长期停滞不前。哲学对教育的影响不仅在世界观人生观等方面,还有思维方式、方法论方面的影响。例如中国古代重视经世致用、重行轻知的思维方式;“中国古代所谓的有学问不是关于客观世界的自然科学知识,而是如何安身立命和治国平天下的经世之学是人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不是构造知识的逻辑体系,而是寻求如何把握对象的关键和契机的技巧,要求原则、原理具有应用的简洁性和直观性一系列原则、原理向人伦日用直接转化。因此,在教育上则可称为实用理性教育和知行相即教育。”[3]然而中国哲学又有其弱点。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中讲述道:“中国哲学家之哲学,在其论证及说明方面,比西洋及印度哲学家之哲学,大有逊色,此点亦由于中国哲学家之不为,非尽由于中国哲学家之不能”,至于原因,冯友兰先生认为“盖中国哲学家多未有以知识之自身为自有其好,故不为知识而求知识,不但不为知识而求知识也,即直接能为人增进幸福之知识,中国哲学家亦只愿实行之以增进人类之幸福,而不愿空言讨论之。”“故中国读书人向不重视著书立说”,“故在中国哲学史中,精心结撰,首尾贯穿之哲学书,比较少数,往往哲学家本人或其后人后学,杂凑平日书札语录,便以成书。成书既随便,故其道理虽足自立,而所以挟持此道理之议论,往往失于简单零碎,此亦不必讳言也。”[4]冯友兰先生认为,中国哲学之所以不如其他国家哲学的发展,不是因为中国的哲学家不具有这样的能力,而是中国的哲学家没有潜心进行哲学研究,哲学专著往往不是完整的系统的。中国人重实行不重为知识而知识的研究工作,学习和教学往往为了“学而优则仕”,求学是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5]中国人首先是为了“内圣外王”而进行学习,“内圣”即“立德”,“外王”即“立功”,最后才是“立言”,即研究学问著书立说。可以说从哲学传统上讲,中国的哲学是缺乏系统研究精神的,同时中国人讲究“悟性”,重视直觉思维,在学习和研究中重视领悟和直觉,不注重形式逻辑,且重视思辨。因此中国的实证哲学受到直觉思维方式的限制难以发展。中国的教育传统便不注重实证,不注重观察和逻辑分析,也不注重研究的精确性,可以说中国的哲学是与教育哲学共生长的,两者是统一的。中国的哲学传统和教育哲学的传统是中国当代教育哲学发展的前提,古人的理论是我们研究的宝贵财富,也要求我们结合今天的现实需要进行更进一步的创造和研究。

(三)中国当前教育哲学现状

谈及中国当前教育哲学的现状,首先的问题便是对教育哲学本身存在的必要性及其含义的怀疑。许多人都会认为:已经有了教育学,为什么还要有教育哲学。而在广大中小学,无论校长还是教师,都难以表达自己对教育哲学的理解,较少树立教育哲学的观念,一些顺应改革的校长教师常常谈及各种新鲜的教育理念、教学方法,各种研究也较多以理念或方法的形式出现,较少论及教育哲学,较少对教育哲学进行研究,往往谈及哲学便是希腊罗马,便是西方哲学史,较少对中国传统教育哲学进行研究,新儒家的研究在中国大陆本土还不及香港台湾和其他国家的研究便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而另一方面,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教育,但近年来关于教育的报道常常是负面消息,而教育哲学的缺失与这些问题的出现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系。譬如,教育者关于民主观念的缺乏直接导致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的出现,将学生看作低于自己的个体,而不是将学生视为与自己平等的生命,这必将导致教育者忽视学生人格的独立性、平等性,恶意贬低和伤害学生人格和身心的现象出现;教育者不能从哲学的角度理解教育,而是单纯的将其视为传授书本知识的过程,这必将导致满堂灌、题海战和课业负担沉重的问题;并且教师及家长以考试论英雄的观点引发的学生心理的伤害和恶性事件的发生也就难以避免了;同时教育者忽视教育所包含的使学生社会化的应有之义,导致学生只会考试却不具有适应社会的能力,在各种危机和选择面前往往表现出茫然无知、手足无措的现象,这也是教育哲学缺失导致的必然结果。然而对于这些问题并不是因为教育哲学本身的研究已停止,而是教育哲学还停留在象牙塔内,还没被广大教育工作者所接受,而我们要做的就是使教育哲学下移至民间,在实践中寻求发展,在社会整体的文化中生根,以求中国传统教育哲学适应今日社会发展的需要。

三、重新确立教育哲学在中国基础教育中的地位

(一)何谓教育哲学

杜威认为哲学与教育是有着密切的联系的,“‘教育哲学’并非把现成的观念从外面应用于起源和目的根本不同的实践体系:教育哲学不过是就当代社会生活的种种困难,明确的表述培养正确的理智的习惯和道德的习惯的问题。所以,我们能给哲学下的最深刻的定义就是,哲学就是教育最一般方面的理论。”“哲学乃是作为审慎进行的实践的教育理论。”[6]如前文所述,杜威认为哲学是教育的基础,并用他的实用主义哲学观点来把握教育、建构他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于上面这段话,我认为有这样正反两方面的理解: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认为,哲学是世界观、人生观和方法论的学说。哲学是人类认识世界认识人生的基本理论,也是人们进行各种活动和选择时所遵循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哲学是人们在发展过程中自己发明的一种认识世界把握世界、认识人生把握人生的一种工具,是一种不同于有形的实体的工具,是人类智慧的集合。因此,哲学不仅是教育的最一般方面的理论,更是人类一切活动的最一般方面的理论。另一方面,这段话最大的可取之处便是强调哲学对教育的指导意义,认为哲学是教育的基本理论,倡导用哲学的观点把握教育实践、建构教育理论,强调教育哲学的必要性,这对于各国教育尤其是中国基础教育是很有启发意义的。而在中国也有许多关于教育哲学的研究,对于教育哲学的理解也有很多,一直没有一个一致的概念。石中英认为:“教育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全部可能与必要都是建立在对‘哲学’与‘教育’关系的认识上。”[7]周浩波认为:“如何确立‘教育哲学’的研究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呢,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理解教育。”[8]而关于教育哲学的定义的表述也有很多版本,黄济先生是解放后教育哲学的奠基人,认为:“对教育哲学的定义虽然如此分歧,但是其中却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大家都公认教育哲学的研究对象,应当使用哲学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和研究教育中的根本理论问题。”[9]同时他还认为“教育哲学应当是教育科学的概括和总结,应当给教育科学研究以理论上的指导,而教育科学的发展又给教育哲学提供了丰富的内容。”[10]黄济先生的这两段话充分说明了教育哲学的含义和教育哲学与包括教育学在内的教育科学的关系,我们完全可以在这一思想的基础上发展中国的教育哲学,重新确立教育哲学在中国基础教育中的地位。

(二)重新确立教育哲学在中国基础教育中的地位

第8篇：哲学的基础问题范文

关键词：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高等教育

美国著名教育学家约翰.S.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是西方第一部以高等教育哲学为书名的专著，是作者从事高等教育工作五十余年的经验总结，也是作者对高等教育的许多问题进行哲学思考的结晶”。该书从美国高等教育的实际问题出发，以“高深学问”为逻辑起点，沿着高等教育哲学的两个理论基础彼此间的联系与冲突的路径，深刻分析了高等教育最为关键且又彼此关联的若干基本问题，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完整丰富的高等教育分析框架。

一、历史回望：认识论与政治论的冲突与并存

布鲁贝克在《高等教育哲学》中提出的以认识论和政治论为基础的高等教育哲学观，对高等教育哲学进行了很好的总结。布鲁贝克在研究这一问题时是以高深学问的选择、传递、批判和创新为逻辑起点的。这个逻辑起点即“主旋律‘E’调（E代表专门知识expertise，即深奥的探求，它构成了高深的学问）”。围绕问题的主旋律“E”调进行论述得出其结论：在20世纪，大学确立其地位的主要途径有两种，即存在着两种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学，一种以认识论为基础，另一种则以政治论为基础。

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观趋向于以“闲逸的好奇”精神去追求知识。认为大学是一个“按照自身规律发展的独立的有机体”，高等教育自身发展逻辑就是追求知识的客观性；高深学问的选择、传递、批判和创新只受学术的客观性或独立性的认识规律制约，崇尚学术自治和学术自由，摆脱一切价值的判断，回避学术对社会的影响；认为应“在学术和现实之间划分一条明确的界限来保证知识的客观性”。因此，传承知识、探求知识是高等教育合法存在的哲学基础。在这种哲学视野中，高等教育的价值体现为追求知识，在价值观上是一种知识本位的高等教育价值观。

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观认为，人们探求深奥的知识不仅出于“闲逸的好奇”，而且还因为它对国家有着深远影响。它强调高等教育应该关注社会的要求，认为高深学问的选择、传递、批判和创新是以实际问题为价值取向的。人们追求高深学问主要是作为手段而不是目的，学术自治和学术自由都是有限的。“大学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知识之翼”。在这种哲学主导下，高校以服务社会、促进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为价值。在这种哲学视野中，高等教育的价值观是一种社会本位的高等教育价值观，其活动是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利益高于一切。它是实现社会发展的一个工具，人不再是目的，而沦为了手段和工具。

以认识论和政治论为基础的两种高等教育哲学观交替并存于高等教育系统中，有时是认识论哲学占主导地位，有时又是政治论哲学占主导地位，总体上呈现一种既相互冲突又相互联系的矛盾关系。其矛盾之处在于，探讨高深学问的认识论方法想方设法摆脱价值的影响，而政治论方法则必须考虑价值问题。这种矛盾在客观上成了高等学校内部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矛盾产生的深层根源之一，其相互联系之处在于：一方面，政治论使命的实现以认识论为依托；另一方面，认识论目的的达成又越来越依赖于政治论的照应。

二、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的主要贡献

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自1987年被译为中文以来，在我国高等教育学术界受到了高度的重视。一方面，表现在该书的引用率上；另一方面，反映在针对该书的评论、比较、体会、反思、启示的文章大量涌现，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该书的认识与理解。笔者认为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最突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巧妙地找到了高等教育的逻辑起点――高深学问。布鲁贝克认为：“高等教育与中等、初等教育的主要差别在于教材的不同，高等教育研究高深的学问。在某种意义上，所谓‘高深’只是程度不同。但在另一种意义上，这种程度在教育体系的上层是如此突出，致使它成为一种不同的性质。”该书以高深学问为原点，推导出高等教育的八个基本问题：由高深学问是应当被关在象牙塔中以防被曲解，还是应当放到市场和政治竞争场中去锤炼，分析概括出两种截然不同的高等教育哲学――认识论和政治论；由学术活动是否应当由掌握高深学问的专家予以控制，导出学术自治的问题；由为了高深学问的发展，是否应当保持完全价值自由的客观性和理智上的独立性，导出学术自由的问题；由并不是每个人都具有掌握高深学问的才能，导出高等教育为谁服务的问题；由学生学习高深学问是以知识本身为目的还是以为工作准备为目的，导出普通教育与专业教育的问题；由高深学问如何教授和承载高深学问的教材如何选择，导出教学与课程的问题；由“高深学问处于社会公众的视野之外，公众就难以评判学者是否在诚恳公正地对待公众的利益”，导出治学道德的问题；由对高深学问的探索具有宗教的内涵，导出庇护高深学问的大学在世俗社会中扮演教会角色的问题。其逻辑严密，有很强的说服力。

二是提出了著名的两派高等教育哲学分野。布鲁贝克认为，20世纪存在两种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学，一种是认识论，另一种是政治论。这两种高等教育哲学都以探究高深学问为基础，但是探究的目的和方式不同。前者认为探究高深学问的目的是知识本身，追求的是真理，探究的方式是完全摆脱价值的影响，认为学术与现实之间有着明显的界限，高等教育合法地位的获得依靠的是高深学问自身的规律，所采用的学术标准是真理的客观性；后者认为探究高深学问的目的是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追求的是权力，探究高深学问时必须考虑价值问题，认为学术与现实之间是紧密相连的，高等教育合法地位的获得依靠的是服务社会，所采用的学术标准是社会的需要。布鲁贝克借此分析了美国的高等教育，认为自美国建国起“高等教育的两种哲学――认识论和政治论――交替地在美国的高等学府中占据统治地位”，自19世纪末开始，这两种教育哲学就并驾齐驱，但政治论高等教育哲学占据压倒性的优势，它们的冲突始终贯穿于书中的各个章节。不过布鲁贝克认为，这两种教育哲学是可以调和的，“使高等教育哲学的政治论和认识论之间达到最有效的和谐”的方法是把思维和行动结合起来，“现实主义的认识论必须用实用主义的认识论作补充”。布鲁贝克提出的两种高等教育哲学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较强的普适性，各种高等教育哲学和各类关于高等教育的观点基本上都可以纳入这个分析框架之中。

三是以实践为导向的研究方法。“当我们打开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时，会立即感受到一种浓浓的实践性”。该书开篇就以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美国高等教育面临的问题、批评与挑战入手，当美国高等教育已成为学术界“大为不满”的“冬天”，当“社会和职业界已经对高等教育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甚至有人认为美国高等教育出现了“本体危机”和“合法性危机”的时候，布鲁贝克认为“需要对高等教育的一些基本概念作一次痛苦的重新评估”，“教育实践中矛盾错综复杂之时，就是检验这些实践的理论基础之日”，而且认为高等教育哲学“不可能从哲学界的现实主义、理想主义、实用主义或存在主义这些流派中演绎出来”，而是要“从高等教育实践中的矛盾和未定论的问题出发”，并且在书中多次强调“是经验而不是逻辑”制约着高等教育的发展。这是一种由下而上的、具有强烈问题意识的、以实践为导向的研究方法，对于一向注重体系建构的我国高等教育哲学的研究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启示和思路的拓展。

三、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的局限性

近年，国内对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质疑的声音逐渐多了起来，这一方面说明我国高等教育哲学研究的自醒，“开始对经典著作进行求真性的论证与批判性的反思”；另一方面也说明经典著作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局限性。笔者认为，该书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值得推敲和商榷。

首先，我国研究者对《高等教育哲学》提出的是否一个完整的高等教育哲学体系的认识是有分歧的。译者王承绪先生的解读具有较高的权威性，认为该书“提出了一个完整的高等教育哲学体系”。然而，也有研究者对此提出质疑，认为该书是为论说高等教育哲学提供一个基本的叙述框架，而非旨在表达作者本人的高等教育哲学思想。

笔者认为，布鲁贝克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一个完整的高等教育哲学体系。实际上，布鲁贝克的本意并非要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而是要对高等教育的现实矛盾和问题进行哲学思考，对众多的哲学流派进行整合。这些意图在该书中已经表述得非常清楚：“触及高等教育本质的价值观念的冲突明确地要求对此类问题作出哲学性的解决――这就是说，要求通过更为根本性的理论思考来澄清问题，平衡问题的正反两个方面。”“今天，我们的高等教育哲学流派已经太多了……现在，我们缺乏的是把高等教育哲学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本书试图建立一个参照框架，并且试图像音乐家在一个主题上做出变奏曲那样对各种哲学流派，甚至对一些不可调和的哲学流派做出处理。”因此，与其说布鲁贝克给了我们一个完整的高等教育哲学体系，不如说给了我们一个思考和分析高等教育问题的方法和框架；与其说布鲁贝克是在构建自己的高等教育哲学体系，不如说是在自己的分析框架中对众多哲学观点进行归类和评说。

其次，以高深学问作为高等教育的逻辑起点是否准确。虽然如上文所述，以高深学问为逻辑起点，提出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和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是布鲁贝克的重要贡献，而且以之贯穿全书，分析合理、逻辑严密，且能自圆其说，但是却存在着明显的不足――无视人的存在。从本体论的角度看，教育的第一意义存在是人，人是第一位的。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康德说：“人是目的。”如果说高深学问是高等教育的逻辑起点，我们就会进一步追问：高深学问的基点是什么？显然还是人，没有人就不可能有高深学问。这样看来，高深学问并非高等教育的本原。而以探究高深学问为基础的两种高等教育哲学存在同样的问题。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关注的是高深知识本身，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关注的是高深学问对国家和社会的作用，在这里依然看不到人的身影。人在这里沦为探究知识和服务国家的工具和奴仆，而与这两种哲学相关联的高等教育的两大职能――发展科学和服务社会被误当作高等教育的本体意义上的存在了。

再次，从我国高等教育的实际情况和读者的角度来看，一方面，《高等教育哲学》是根植于美国本土的完全美国式的高等教育哲学，虽然从目前世界高等教育面临着许多共同问题的角度看，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具有较强的普适性，但是各国高等教育又存在各不相同的问题，若完全套用，很容易导致理论和实践上的混乱；另一方面，该书的观点经常被淹没在大量引述的他人的观点之中，对于不太熟悉西方高等教育研究的话语系统和学术传承的中国读者而言，若想全面、准确、深入地理解和把握这部著作是非常困难的，极易造成误读和误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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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哲学的基础问题范文

【摘要题】理论纵横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G.W.Hegel，1770～1831）指出，“哲学认识本质”[1]。哲学历来是人们认识自然、社会和思维现象本质的思想武器。图书馆现象是一种社会现象，对图书馆现象本质的把握自然也离不开哲学思维。为了认识和把握图书馆现象的本质，我国图书馆学研究者们也进行了长期的图书馆哲学研究，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图书馆哲学研究进入了一个高潮期，形成了一股持续的“图书馆哲学研究热”。本文就是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状况的综合述评。

1关于图书馆哲学研究的起源及其发展

是谁在什么时间第一个提出“图书馆哲学”这一命题，这是一个很难考证的问题。张广钦认为，“图书馆哲学”这一提法至迟在1934年就出现，其根据是丹顿（J.PeriamDanton）于1934年就著有《呼唤图书馆哲学》一文[2]。据台湾胡述兆先生在《印度图书馆学之父——阮冈纳赞》一文介绍，阮冈纳赞于20世纪30年代就著有《图书馆分类哲学》一文[3]。据台湾沈宝环教授《在“图书馆哲学”的竹篱外徘徊》一文介绍，英国的包得菲（A.Broadfield）于1949年著有《图书馆哲学》（APhilosophyofLibrarianship）一书[4]。这说明，图书馆哲学研究至少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

在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起源于何时，也是一个较难考证的问题。蒋永福认为，20世纪30年代杜定友等人的图书馆学思想中就包含有较明显的哲学思考的痕迹[5]。不过，从现在能查到的文献资料看，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我国还没有人明确提出“图书馆哲学”这一术语或提法。在我国大陆，1990年蒋永福在《黑龙江图书馆》发表《试论三种哲学形态的图书馆》一文[6]，其副标题是“图书馆哲学思考之一”，这可能是在大陆图书馆界最早提出“图书馆哲学”（libraryphilosophy）一词的文献。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一个鼎盛期，在这一时期里，较早对图书馆现象作哲学思考的人有刘迅、刘烈、陈一阳、庄义逊等人。刘迅于1982年著有《论图书馆学情报学理论的共同基础——关于波普尔世界3理论的思考》一文[7]；刘烈于1985年著有《论图书馆学的范畴体系》一文[8]，陈一阳于1985年著有《关于图书馆学的哲学思考》一文[9]，于1988年著有《关于图书馆学的范畴体系》一文[10]；庄义逊于1985年著有《图书馆学的哲学研究述评》一文[11]。另外，卿家康、詹新文于1987年译有J·H·谢拉的《图书馆哲学》一文[12]。在这一时期，台湾的图书馆哲学研究也蓬勃发展，高锦雪教授于1985年就著有《图书馆哲学之研究》一书。令人遗憾的是，在上述研究者中，除高锦雪外，其余研究者无一是以图书馆哲学为自己主要研究领域的，因此他们的上述著文也都是“偶发之作”，其研究广度和深度都很有限，而且他们各自的图书馆哲学研究也都未能继续下去。

到了20世纪90年代至今，我国的图书馆哲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研究者主要有蒋永福、何长青、吕斌、周文骏、周庆山、胡先媛、张广钦、刘君、马恒通、李明华、郑全太、王梅等。在这一时期，台湾的图书馆哲学研究持续呈活跃状态，沈宝环、赖鼎铭、高锦雪、梁君卿、卢荷生等著名学者的研究已达到了较专深的境界，其中，赖鼎铭教授的《图书馆学的哲学》（1993年印行）一书可谓是视角极其独特的，不可多得的名著[13]。在大陆，蒋永福和郑全太是以图书馆哲学为主要研究领域的研究者，两人的研究成果也最丰，而其余的研究者们似乎仍属于“偶尔一发”之列。值得一提的是，蒋永福先生从1990年起致力于图书馆哲学研究，一直持续至今，是目前我国大陆图书馆哲学研究领域持续研究时间最长、研究成果最多的研究者，是该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应该说他为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

从上述可知，我国的图书馆哲学研究，其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的正式起步时期，在这一时期里，“图书馆哲学”一词正式见诸有关文献。20世纪90年代是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的发展时期，较之80年代的研究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研究队伍逐渐壮大起来，研究成果也达到了一定的数量，由此奠定了图书馆哲学研究在我国图书馆学领域中的显著地位。

2关于“图书馆哲学”的概念及其内涵

何长青认为，“图书馆哲学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图书馆现象领域的一般（或本质）规律的科学，是指导图书馆学应用研究和图书馆实践的基础理论和思想方法论”[14]。

张广钦认为，“图书馆哲学是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层面上展开评论的理性之学”，“图书馆哲学并不是很高深的玄学，而是图书馆学理论研究者对待‘图书馆’的态度、理论表现形式”[15]。

周文骏指出，“图书馆哲学是关于图书馆本质规律和方法论的学科。它一方面是图书馆实践和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总结、提炼和升华，另一方面也是哲学原理在图书馆领域的应用。所以可将其视为介于哲学和图书馆学之间的一个学科或者一个层次”[16]。

黄宗忠认为，图书馆哲学也就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图书馆哲学和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在本质上是一回事[17]。

周庆山认为，图书馆哲学就是图书馆学理论基础。他在《关于图书馆哲学的思考》一文中指出，“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是一种比图书馆学大而又能指导图书馆学的理论，事实上这里指的便是图书馆哲学”[18]。

吕斌和李国秋认为，“图书馆哲学”有三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图书馆事业的宗旨和目标，第二层含义是指图书馆学领域的基本理论问题，第三层含义是指图书馆和图书馆学涉及到的哲学问题[19]。

蒋永福认为，图书馆哲学就是图书馆人深思图书馆现象时获得的一种思维深处的感悟与理解[20]。他在《图书馆哲学是什么》一文中又指出，“图书馆哲学就是专门揭示和解释图书馆现象本质的部门哲学”，“图书馆哲学是一种高屋建瓴式地把握图书馆现象本质的综合思维方式”，“所谓图书馆哲学，就是对图书馆现象的哲学关怀。这种哲学关怀，体现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高度融合”[21]。

胡先嫒在《图书馆学理论基础研究述评》一文中指出，“图书馆哲学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原理应用于图书馆学，研究图书馆活动的一般原理和方法。它既要受到哲学的雨露浸润，又要取得图书馆实践的支撑，它处于哲学和思想学的中间层，研究的是图书馆活动及这一社会现象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探求的是图书馆学的一般原理和方法，并将哲学思想体现在图书馆学研究中”[22]。

李明华指出，“图书馆哲学是对图书馆实践、对图书馆的认识，对图书馆精神与图书馆文化的高度提炼与升华，研究图书馆哲学实际上是对图书馆实践活动和图书馆学理论成果作出高度的抽象和系统的概括”[23]。

刘君、易长芸认为，“图书馆哲学是以图书馆和图书馆学提出的各种哲学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的学科”[24]。

郑全太和孙淑文在《图书馆哲学和图书馆学的关系研究》一文中指出，“图书馆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图书馆价值观和图书馆学方法论”[25]。郑全太和石友荣在《试论作为实践哲学的图书馆哲学》一文中又指出，“图书馆哲学是关于流变不息的图书馆实践的价值和意义的深刻理解、感悟和诠释”[26]。

另外，马恒通还专门著文论述了“图书馆学哲学”（philosophyoflibraryscience）问题。他指出，“图书馆学哲学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图书馆学发展规律的科学，是指导图书馆学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和方法论”[27]。刘君和易长芸认为，“与图书馆哲学相反，‘图书馆学的哲学’强调的是哲学理论在图书馆领域的应用。……与图书馆哲学不同，图书馆学的哲学的出发点是哲学，落脚点是图书馆和图书馆学”[28]。

由上述可知，目前人们对“图书馆哲学”概念的内涵的认识还很不一致。这说明图书馆哲学研究目前尚处于“前科学”阶段，还很不成熟。不过，从上述诸说法中我们还是能够梳理出一些异中之同的看法：（1）图书馆哲学是对图书馆现象进行哲学思维的产物；（2）图书馆哲学研究探讨的是图书馆理论与实践中的本质问题，或者说，图书馆哲学是人们对图书馆现象的深层理解、感悟和诠释；（3）图书馆哲学是一种理论思维方式，是一种价值观和方法论。

3关于图书馆哲学的性质、任务和意义

关于图书馆哲学的性质，何长青认为，“图书馆哲学既是这些范畴的一门具体应用哲学或部门哲学学科，又是图书馆学的基础理论学科”[29]。张广钦认为，“图书馆哲学并不是哲学的分支学科，而是具有浓烈图书馆学个性特征的图书馆学分支学科的内容，是研究图书馆学高级理论形态的图书馆学研究方向”[30]。蒋永福指出，“图书馆哲学就是专门揭示和解释图书馆现象本质的部门哲学”，“图书馆哲学实质上就是人们对图书馆现象所进行的反思性关怀，因而也可称之为图书馆科学的‘元理论’，……（它）试图从整体上把握图书馆现象的本质，而一般不涉及或不直接描述图书馆现象中的个别环节或过程，具有明显的理论性、抽象性和思辩性”[31]。郑全太认为，图书馆哲学属于具体的经验科学，属于图书馆理论思维科学[32]；图书馆哲学是一种精神科学，它在本质上具有实践哲学的性质[33]；图书馆哲学是一种人文科学，所以它不可能达到自然科学理论那样的客观性、确定性和可验证性[34]。王梅和李芸在《论图书馆哲学的人文内涵》一文中批评当前的图书馆哲学研究缺乏人文内涵，指出：“图书馆哲学，首先我们肯定一点的是，它是人学，图书馆学与哲学的关系本质上的联系，是人文的相通，那么，图书馆哲学就不应该在人文的竹篱外徘徊”[35]。其实，蒋永福早在1991年就批评过图书馆理论与实践中缺乏人性的问题，并呼吁图书馆理论与实践中的人性的复归[36]。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目前人们对图书馆哲学性质的认识还有一些分歧，如图书馆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还是两者皆是？再如，有的学者认为图书馆哲学是一种经验科学、应用科学、实践哲学，而有的学者又认为图书馆哲学是理论科学、思辩科学，这两种看法相矛盾吗？等等。这些问题只能在以后的研究中予以澄清。

关于图书馆哲学的任务或目的，张广钦认为，“图书馆哲学研究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树立人文主义的图书馆学精神”[37]。蒋永福认为，“‘我是谁’，亦即图书馆现象的本质是什么？这是图书馆哲学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38]。周庆山也指出，“透过图书馆具体机构认识图书馆现象的本质，这正是图书馆哲学追求的目标”[39]。郑全太从“图书馆哲学在本质上是实践哲学”这一立论角度认为，图书馆哲学“所要解决的是来自图书馆实践中的有关什么是图书馆、图书馆的价值，什么是图书馆精神的问题”[40]，“图书馆哲学作为实践哲学是以图书馆智慧（或称图书馆精神）为知识目标的”[41]。刘君和易长芸从哲学的功能推断图书馆哲学的任务“就是通过图书馆学与哲学的结合，充分发挥两门学科优势，通过对图书馆问题的哲学研究，揭示出对图书馆发展的规律性认识”[42]。周文骏教授也指出，“图书馆事业建设中的种种问题，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属性和规律没有正确地把握。而这种正确把握正是图书馆哲学的任务”[43]。可见，人们对图书馆哲学的任务或目的的看法较为一致，即图书馆哲学追寻的是图书馆现象中的本质问题。

关于图书馆哲学的意义，周庆山指出，“图书馆哲学是一种科学精神、职业理想和学术境界，是我们不懈追求的目标”，“图书馆员忽视理念和思想而偏倚于实务和技术，是与他们对图书馆认识上的机构化、实体化及操作具体化有一定关系的。这正是图书馆哲学对于他们的重要意义所在，即它可以让图书馆员充分意识到其工作的意义、目标、原则、合理性和整体价值取向”[44]。张广钦指出，图书馆哲学研究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有助于提高图书馆学的学科地位，增强图书馆学理论的解释力；二是有助于增强图书馆人的理论观念[45]。郑全太和石友荣认为，图书馆哲学的功能价值在于用“图书馆智慧”指导图书馆实践，他们指出，“图书馆哲学并不是提供可操作性的技能和方法，从而在图书馆实践中直接应用，它要摆脱具体的事实和眼前的功利，与现实隔开一段距离，从而能够超越现实，以敏锐的理性的眼光去洞察、透视图书馆实践，对图书馆实践进行哲学的判断，以它的理性的洞察力和规定性，形成对图书馆实践及其与人生实践、社会实践的关系的图书馆智慧，真正地用智慧参与到图书馆实践中去”[46]。可以看出，目前人们对图书馆哲学的意义的认识大同小异，可以概括为：图书馆哲学是观察图书馆现象的智慧之学，它能够为人们提供观察图书馆现象的理论视野、价值观和方法论，能够为图书馆实践提供哲学指导。

4关于图书馆哲学的范畴体系和内容结构

4.1关于图书馆哲学的范畴体系

作为一种哲学层次的理论思维，图书馆哲学必须指导图书馆学建立自己的逻辑范畴体系。建立一种理论的逻辑范畴体系，主要是确定该理论的逻辑起点、逻辑中介和逻辑终点。刘烈以“图书馆”为图书馆学的逻辑起点，并循着“图书馆——图书馆的矛盾——图书馆的规律”这样的逻辑顺序阐述了图书馆学的范畴体系[47]。陈一阳认为，图书馆在本质上是“固化信息中心”，于是他以“固化信息”为逻辑起点，演绎出图书馆学的10个基本范畴，依次是“固化信息”、“存储”、“分类”、“目录”、“资料”、“情报”、“检索”、“读者”、“图书馆员”、“图书馆”[48]。何长青则以“文献”为图书馆学的逻辑起点，认为“文献”是图书馆现象领域最简单、最抽象的元素形式，它包含着图书馆现象领域中的一切“矛盾胚芽”[49]。蒋永福一开始也认为“文献”是图书馆学的逻辑起点[50]，后来他经过进一步的深思熟虑，改变了自己的这一观点，他根据“文献的实质是客观知识的载体”这一论断，认为“客观知识是图书馆学的逻辑起点，知识组织是图书馆学的逻辑中介，人是图书馆学的逻辑终点”[51]。从现在能查到的文献资料看，蒋永福可以说是在我国图书馆学界第一个完整地提出图书馆学的逻辑起点、逻辑中介和逻辑终点的学者。因为在这之前人们讨论的范围局限在逻辑起点问题上，而基本没有涉及逻辑中介和逻辑终点问题。而且，他的“客观知识论”观点正符合当前图书情报学“知识化”的趋势。相反，目前主张“图书馆论”和“文献论”的人似乎越来越少。

4.2关于图书馆哲学的内容结构

周文骏教授在1996年指出，“我国至今还没有建成图书馆哲学的内容体系”[52]。正因如此，目前关于图书馆哲学的内容结构的讨论分歧也最大。台湾的高锦雪在《图书馆哲学之研究》一文中指出，“图书馆哲学之研究，应自图书馆史与图书馆思想史双方面着手”，她对自己著作的内容体系作了如下安排[53]：“图书馆的本质与功能之哲学观”、“图书馆教育之哲学观”、“图书馆选择之哲学观”、“分类与建筑之哲学观”、“参考服务之哲学观”。何长青设计的图书馆哲学研究内容包括三方面[54]：（1）图书馆规律。包括图书馆现象的社会本质及功能、图书馆现象的内在运行机制及其矛盾关系。（2）图书馆认识规律。包括图书馆认识方法，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与图书馆实践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图书馆理论与实践的继承、发展与创新、变革的矛盾运动。（3）图书馆指导规律。即研究指导图书馆实践的各种辩证法问题。吕斌和李国秋则从图书馆哲学的本体论、图书馆哲学的认识论和图书馆哲学的方法论三方面展开了他们的研究内容[55]。张广钦根据图书馆学理论主要涉及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图书馆事业发展理论和图书馆各项业务工作理论，认为图书馆哲学的内容体系可划分为图书馆学哲学、图书馆事业哲学和图书馆业务哲学3个方面[56]。关于图书馆学哲学的研究内容，马恒通认为主要包括三方面[57]：图书馆学发展规律、图书馆学研究规律和图书馆学的理论价值观。从以上关于图书馆哲学内容的界定中我们可以看出，人们对图书馆哲学的研究内容如何界定问题持有各自不同的看法。所以，如何科学界定图书馆哲学的研究内容及其体系，将是今后图书馆哲学研究首先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不过，在图书馆哲学研究内容及其体系整体确定之前（这将是一个漫长过程），对图书馆哲学的某些局部或个别问题进行哲学意义上的研究是极其必要的。其实，一些学者早就做了这方面努力，如郑全太著有《略论图书馆评价的哲学范畴》、《图书馆学研究体系的哲学探析》等文[58～59]，武三琳、金高尚著有《关于图书馆引入管理心理学的哲学思考》一文[60]，李明杰著有《关于图书馆学方法论的哲学思考》一文[61]，陈思玲著有《哲学范畴的图书馆价值论》一文[62]，刘君君、周进良著有《关于读者管理的哲学思考》一文[63]，等等。

5关于图书馆哲学的几个关系范畴

5.1关于哲学与图书馆哲学

图书馆哲学固然是哲学与图书馆学结合的产物。把图书馆哲学视为哲学体系中的一个部门哲学或专业哲学，应该说是无可置疑的事情。但有的人只把图书馆哲学视为哲学原理、方法在图书馆学中的移植和应用，从而称图书馆哲学只是一种应用哲学，则是一种以偏概全的认识。这里，他们没有认识到部门哲学、专业哲学和应用哲学的区别。部门哲学、专业哲学是对某一部门或专业领域问题进行哲学思维而产生的一种哲学门类，而应用哲学则是哲学原理、方法在某一领域中应用而产生的一种哲学门类。可见，部门哲学、专业哲学和应用哲学是依据不同分类标准产生的哲学门类。图书馆哲学既是人们对图书馆现象进行哲学思维而产生的哲学门类，又是哲学原理和方法在图书馆学领域中应用而产生的哲学门类。所以图书馆哲学既是一种部门哲学或专业哲学，又是一种应用哲学。

5.2关于“图书馆哲学”与“图书馆学哲学”

“图书馆哲学”和“图书馆学哲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它们都是哲学与图书馆学结合的产物。哲学和图书馆学的结合有两个方向：一是“哲学图书馆学”，即哲学原理和方法在图书馆学中的应用；二是“图书馆学哲学”，即对图书馆现象进行哲学思维。前一个方向形成的是“图书馆学哲学”，后一个方向形成的是“图书馆哲学”。也就是说，图书馆学哲学是以“图书馆学”（理论）为对象，而图书馆哲学则以“图书馆现象”为对象。而所谓“图书馆现象”又可包含实践和理论两个维度，所以广义的“图书馆哲学”可包含“图书馆学哲学”。狭义的“图书馆哲学”是指抽掉“图书馆学哲学”内容的剩余部分内容。目前，在理论界存在混淆或不区分“图书馆哲学”和“图书馆学哲学”的现象，应引起注意。本文在上面介绍了图书馆学哲学的研究情况，就是从广义的“图书馆哲学”角度考虑的。

5.3关于图书馆哲学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

有的人认为图书馆哲学就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两者在涵义上是相同的。从两者的产生时间看，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肯定先于图书馆哲学研究，如果两者在涵义上相同，那么图书馆哲学研究就可说成是一种重复的或多余的研究。显然，现在的事实不是这样。我们知道，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属于理论图书馆学范畴，而理论图书馆学和应用图书馆学的研究成果都是图书馆哲学的“研究资料”。也就是说，图书馆哲学的研究范围要比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宽泛，层次也高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是对图书馆实践的一般性理论概括和总结，而图书馆哲学是对图书馆实践和理论两个维度进行哲学意义上的抽象和批判的产物。

5.4关于图书馆哲学与图书馆学理论基础

有的人认为图书馆哲学就是图书馆学理论基础。这种判断恐怕很难被大多数人们所认同。到目前为止，关于图书馆学理论基础问题众说纷纭，远没有达成共识。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那就是，能够成为图书馆学理论基础的理论肯定是图书馆学之外的某一种或某几种理论（如波普尔的“世界3”理论）。因此，如果把图书馆哲学当做图书馆学理论基础，就等于把图书馆哲学认定为图书馆学之外的一种理论。显然，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图书馆哲学当做图书馆学之外的一种理论。那么，图书馆哲学与图书馆学理论基础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目前很难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看来这一问题也是以后图书馆哲学研究首先且必须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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