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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矛盾论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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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矛盾论

第1篇:马克思主义哲学矛盾论范文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

【 正 文 】

一、5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深刻的变化是什么?

对此,我的回答是,5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深刻的变化在于,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实现了以革命为主题到以发展为主题的转换。其主要的标志是:

第一,在对马克思主义根本道理的理解和把握上,实现了由“造反有理”到“发展是硬道理”的转换。

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自产生以来,主要是无产阶级翻身求解放的革命理论。有一条著名的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有理”,这个口号非常鲜明生动地表明了共产党人在夺取政权之前的任务和信念,表明了革命和战争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主题。无疑,这在革命战争年代是正确的。但是,在共产党取得政权进入和平建设年代之后,继续大讲马克思主义的道理是“造反有理”,用这个道理怎么去指导我们的实践呢?我们又去造谁的反呢?在革命即将取得胜利之前,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所以,他提出: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遗憾的是,由于“左”的思想在党内取得了统治地位,开始放弃了这些正确的思想,以至后来多次重申“造反有理”。这种时空错位的“造反”理论导致了什么实践后果,这一点我们从“”这场劫难中已经看到了。

那么,在我国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后,又应当怎样理解和表述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道理呢?邓小平根据时代和党的中心任务的变化,正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这就是“发展是硬道理”。由于底子薄,起点低,加之人口众多,人均资源有限,中国还是一个贫穷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上仍处在较低水平。不仅与发达国家比,即使同发展中国家比,也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历史与现实使中国人民取得共识,中国的出路在于发展,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于发展,中华民族的命运和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皆系于发展。如果说,在革命战争年代,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归结为一句话,就是造反有理,那么,在和平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的道理也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发展是硬道理。1986年,邓小平在接见外宾的时候就高度概括地指出:“我们所做的工作可以概括为一句话:要发展自己……”(注:见《人民日报》1986年12月15日。)1987年,他在会见日本友人的谈话中,用同样高度概括的语言说:“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就是努力把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9页。)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他明确指出:“从根本上说,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对于我们这样

的发展中的大国来说……发展才是硬道理。”为了强调“发展是硬道理”,邓小平还指出:“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基本路线”,同时又称这条路线为“中国的发展路线”。因此,可以说,发展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主题,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提出“发展是硬道理”,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主题的重要转变。

第二,在对唯物史观核心理论的理解和把握上,实现了由强调阶级斗争理论向强调生产力理论的转换。

什么是唯物史观的核心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对此没有明确回答。在革命战争年代,在阶级斗争是共产党人面临的主要任务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者往往把阶级斗争理论作为唯物史观的最核心的理论。当然,阶级斗争理论确实也是唯物史观极为重要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也很重视阶级斗争理论。他们认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的主要矛盾,阶级斗争的最集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社会革命,只有通过社会革命才能实现由低级社会形 态向更高级社会形态的转变,所以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阶级斗争理论在唯物史观中占有的这种重要地位,是任何马克思主义者都不能忽视的。列宁就曾指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阶级斗争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问题之一。 ”(注:《列宁选集》第2卷第426、322、309页。)则进一步指出:“阶级斗争, 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注:《选集》第4卷,第1424页。)

列宁、之所以如此重视阶级斗争,从根本上说,是因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直接动力。但是,如果把列宁、的这些论述不适当的加以引申,并以此为由否定生产力理论是唯物史观的核心理论,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然坚持这种观点,就必然会导致背离历史唯物主义。但认为阶级斗争学说是唯物史观的核心理论,这确实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中长期以来存在的一种倾向。更有甚者,“”中,竟然公然鼓吹:“阶级和阶级斗争是所有一切社会现象的总根源”。这些问题,不仅涉及到对唯物史观的科学把握,而且直接对我们的实践产生着重大的影响。因此,要以唯物史观正确地指导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必须对阶级斗争和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对阶级斗争理论和生产力理论在唯物史观中的地位,作出科学的阐述。

正是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指出:“革命是要搞阶级斗争,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注:《邓小平文选》第2 卷第311页。)这一精辟论述, 科学地阐明了阶级斗争和生产力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对于我们准确地理解和坚持唯物史观的核心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指出,“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更走到了极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他说:“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的改善,革命就是空的。”(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1页。)“我们在总结这些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4—255页。)他还说: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们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

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因此,他强调说:“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

第三,在对唯物辩证法的理解和运用上,从倚重矛盾的斗争性到重视矛盾的同一性。

对立统一规律即矛盾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而矛盾的基本属性就是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坚持唯物辩证法就必须善于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正确处理矛盾斗争性和同一性的关系,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在统一中把握对立。不懂得这一点,就不能抓住辩证思维的实质,就不可能对所处理的问题做出中肯的分析。

应当说,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在统一中把握对立,这一解决矛盾的基本要求和方法,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是应当加以坚持的。但是,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又因矛盾性质和矛盾环境的不同而有着不同的表现,因此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对于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侧重又是依具体情况而不能一概而论的。革命战争年代所处理的大量矛盾,主要是对抗性矛盾,带有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性质,与矛盾的这种对抗性相适应,斗争性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起着主要作用,解决矛盾的方法和形式,往往是矛盾的一方克服另一方、一方消灭另一方、一方战胜另一方。因此,重视矛盾的斗争性,这在革命战争年代无疑是必要的和正确的;甚至把共产党的哲学说成是斗争哲学,这也是可以理解可以接受的。但是在和平发展时代,在我们取得政权经济建设成为中心任务之后,仍然片面强调矛盾的斗争性,忽视矛盾的同一性,大讲斗争哲学,就不合时宜了。

邓小平是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大师,他根据时代特征和矛盾性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确处理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的关系,形成了一整套解决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矛盾的新方法。他重视同一性在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大量对抗性矛盾的作用,创造能够使矛盾双方共同发展的良性运行机制。邓小平实事求是地研究和处理一系列涉及社会主义建设全局的重大关系,在创造性地研究和处理这些重大关系的过程中,邓小平紧紧把握辩证思维的实质,总是 寻求一种使矛盾双方都能够在其中共同发展的解决方法。他不套用一方克服一方、一方消灭一方、一方战胜一方的解决矛盾方法,而是在强调矛盾的此一方时不忽略矛盾的彼一方,在看到矛盾双方互相排斥的性质时同时看到矛盾双方互相依存的性质,在看到此方对彼方的制约时同时看到彼方对此方的制约,真正做到了在矛盾对立面的统一中认识和解决矛盾每一方面的问题。

在解决祖国统一大业的问题上,邓小平正确把握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为解决港澳台问题提出“一国两制”的新思路。他认为,解决香港、澳门和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和平方式,一种是非和平方式。非和平方式就是以斗争性为主解决问题,而且采取诉诸武力的办法,一方吃掉另一方,大陆吃掉港澳台。和平方式就是以同一性为主解决问题,不排除使用武力,但争取不使用武力。采取非和平方式武力解决问题,对各方面都不利。采取和平方式,不仅对大陆而且对港澳台都有好处,是宜于各方都能接受的统一的方针。根据这种实事求是的分析,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奠定了基础。

在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代世界主题的条件下,邓小平还把正确处理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的关系,重视同一性在解决矛盾中作用的方法,延伸到解决某些国际问题上,提出了一整套解决对外政策和国与国之间矛盾的新方法。他指出:“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我们就是要找出一个能为各方所接受的方式,使问题得到解决。过去好多事端爆发了,引起武力冲突。假如能够采取合情合理的办法,就可以消除爆发点,稳定国际局势。”邓小平还提出,发展中国家解决相互之间的矛盾要坚持“和为贵”,中国处理与美国的关系要“有斗有和,斗而不破”。这些重视同一性在解决矛盾中作用的主张,在处理我国于其他国家的关系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缓和了很多矛盾,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创造了和平的国际环境。

二、5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重大的成果、最重要的进展是什么?

经过50年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重大的成果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形成,最重要的进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进入了新阶段。从以革命为主题到以发展为主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划时代的变化,把它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中的界碑,极具历史的合理性。而且这种阶段划分,与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进入到新阶段,具有逻辑和历史的一致性。

当然,首先要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重大进展,是由最先发动并作了最初探索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我们党以武装斗争夺取政权为中心任务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取得胜利,我国已经从战争年代开始进入和平时期。1956年,我国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标志着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胜利,我国已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或者更为确切地说,我国已经进入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时,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从以革命为中心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转变的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当代中国社会实践的这一历史性的转变,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必须进行相应的主题转换,既由革命为主题转变为以建设或发展为主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保持蓬勃生机的需要,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有效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世界观方法论指导的需要。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第10页。)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最早意识到这个问题。1959年末1960年初,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时指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注:《读社会主义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第85页。)为了

适应社会主义时代和建设实践的需要,撰写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些著作,都是从以革命为主题到以建设即以发展为主题,而做出的尝试。当然,如前所述,由于错误地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提出“无产阶级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没有能够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主题由革命到发展的转换。

1978年,邓小平在三落三起重新复出之后,在面临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繁重任务的情况下,以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为契机,通过恢复和发展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移的同时,进一步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转换问题。他提出,我们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大党,必须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要按照实践的发展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前进。他说:“我们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列宁、同志历来重视具体的历史条件,重视从研究历史和现状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指导革命。那种否定新的历史条件的观点,就是割断历史,脱离实际,搞形而上学,就是违反辩证法。”(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1页。)

他围绕着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集中全党和哲学理论工作者的智慧,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做出了一系列全新运用和阐述,不仅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而且形成了邓小平哲学思想这一社会主义建设历史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邓小平哲学思想是我们党和人民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最新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新结晶。

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唯物论基础和认识论方面,邓小平提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精髓。他将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并提,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并把“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新的内容。他提出,党的思想路线要为制定和贯彻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服务,思想路线要靠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来保证。取得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改革开放的规律性认识,要靠实事求是,要靠实践,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解决党内外和党与党之间的分歧,不搞争论,要拿事实来说话。他坚持真理标准和价值标准的统一,进一步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具体化为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的标准。

在唯物辩证法方面,邓小平提出坚持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提出脱离实际就是搞唯心主义,就是搞形而上学,就是违背辩证法。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做出重新判定,提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个主要矛盾决定了我们党和国家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我们必须紧紧抓住主要矛盾和中心工作,有效促进其社会矛盾的解决。他坚持和发展了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思想方法,创造性地提出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他坚持和发展了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一的原理,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特殊概括现代化的一般,然后将现代化的一般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开辟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道路。他坚持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的统一,注重同一性在解决矛盾中的重要作用,探索和创造和平发展时代和和平建设时期解决矛盾的新方法。他坚持和发展了平衡和不平衡的辩证统一原理,提出了以非平衡协调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思路。他坚持和发展了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辩证法,提出能否抓住机遇不仅影响到我国发展的快慢而且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他提出要用宏观战略眼

光分析问题,开创了运用系统分析方法分析经济社会现象的典范。他运用系统综合方法,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在唯物史观方面,邓小平将生产力理论置于唯物史观的核心地位,认为生产力的革命是社会发展最根本的革命,提出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他依据时代和科学的发展,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他破除了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抽象议论,尖锐指出在旧体制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下,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他将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区分为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为社会主义全面系统的改革铺平了道路。他提出革命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首先提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动力。他破除了斯大林把上层建筑和生产力割裂开来的做法,强调了生产力与上层建筑的直接相互作用,指出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他将社会形态和社会制度做出区分,指出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只有实现现代化,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他将精神文明范畴纳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科学阐明了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辩证关系,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但要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

总之,邓小平哲学思想的产生,适应了时代和中国社会实践发展的需要,是当代中国时代精神精华的最集中的反映。惟其如此,才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保持了蓬勃 发展的生机,才能为当代中国的实践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做出结论,邓小平哲学思想是5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最重大成果;以邓小平哲学思想为标志,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是5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最重的进展。

三、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最迫切的任务是什么?

我认为,以哲学思想和邓小平哲学思想为指导,以当代中国现代化的实践为中心,以中外传统和现代哲学为借鉴,建构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新形态,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完备科学世界观,这就是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最迫切的任务。

首先,这是当前我国社会实践发展的迫切需要。

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也就是不发达阶段。实现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化、信息化社会的转型,是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呼唤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建构。虽然,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实现了由以革命为主题向以发展为主题的转换,虽然我们已经有了邓小平哲学思想这一正确的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哲学理论。但是必须看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真正起步的时间并不长,我们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规律性认识还知之不多,知之不深。对于发展目标、发展主体、发展动力、发展规律、发展机遇、发展战略、发展模式、发展代价、发展与对外开放、发展与制度选择、发展与技术创新、发展与政治稳定、发展与社会公正、发展与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发展与人口环境资源等重大问题,由于受实践发展的深度和广度的制约,有的我们还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认识,有的虽有突破性的认识但在实践上没有取得重大进展,这表明我们还没有把这些发展中的基本问题基本理论整合成一套具有完备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特别是,今后50年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期,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形成较为完备的理论形态的时期。我们能否

在30年到50年的时间里,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基本实现代化,仍然是对我们的一项极为严峻的考验,迎接这种考验需要极高的哲学智慧。因此,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以哲学思想和邓小平哲学思想为指导,以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中心,在广泛吸收中外传统哲学和现代哲学和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尽快建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哲学。

其次,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内在发展的迫切需要。

建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哲学,不仅来自中国当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迫切的需要,而且来自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内在发展的需要,因为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具有了完备的革命哲学,但恰恰还没有形成完备的发展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诞生之日起,就以批判资本主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为主题。这是时代和实践决定的。马克思自觉地意识到历史的需要,为新哲学的产生确定了基调。他指出:哲学的任务“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8页。)他认为, 在对资本主义旧世界的批判中,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页。)所以,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他们是以革命为主题来阐述和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作为革命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说,已经具备了完备的形态和内容。正如列宁在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时指出:马克思学说完备而严密,“它给人们提供了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资产阶级压迫所做的辩护相妥协

的完整的世界观。”(注:《列宁选集》第2卷第426、322、309页。)

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不但要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压迫提供完备的革命哲学,还必须在无产阶级夺得革命胜利之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完备的发展哲学,而且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相对于社会革命来说,需要经历更长的历史时期,任务更为繁重和复杂,这就尤其需要构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哲学。但怎样围绕社会主义建设形成马克思主义的建设哲学或发展哲学,由于受到时代和实践的限制,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条件去开展这一工作,列宁意识到这个问题但逝世过早也没有能系统地进行这一工作。斯大林和实际上已经开展了这项工作,特别是提出了很多可贵的思想,但他们对这个历史课题解决得都不成功、不理想。邓小平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系列新运用、新阐发,把发展确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建构奠定了基础。而建构理论形态完备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则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发展的迫切任务。

第2篇:马克思主义哲学矛盾论范文

李达的《解说》一书之所以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一个根本的原因是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深刻的理解,对哲学思想有着真挚的感情和科学的态度,同时对阐释和宣传哲学思想有着崇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也正因如此,《解说》具有一系列鲜明的理论特色。

第一,准确性。准确性是解读经典著作必须坚持的首要原则。《解说》对“两论”的解读,鲜明地体现了这一原则。这里所谓的“准确性”,既包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阐释的准确性,也包括对“两论”中哲学思想的解读的准确性,而这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解说》的准确性,首先是由于李达本身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长期精深的研究和深刻的理解。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李达一向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准确理解而著称,他的《现代社会学》《社会学大纲》和《唯物辩证法大纲》都无不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上的准确性。同时,《解说》写作过程中李达与之间的学术互动,也有效地保证了《解说》的准确性。例如,《〈实践论〉解说》书稿中曾写道:“唯物论的‘唯理论’是今日教条主义的来源,唯物论的‘经验论’是今日经验主义的来源。”把这句话修改为“唯物论的‘唯理论’与今日教条主义相像,唯物论的‘经验论’则与今日经验主义相像。”显然,修改后的论述更为准确,因为哲学史上的唯理论和经验论并不一定就是今日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来源”。实际上,从《解说》的写作过程中李达与的学术互动看,互动双方都在努力追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的准确性。例如,在1952年9月17日给李达的信中写道:“矛盾论第四章第十段第三行‘无论什么矛盾,也无论什么时候,矛盾着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这里‘也无论在什么时候’八字应删去。你写解说时,请加注意为盼!”

第二,深刻性。《解说》的深刻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解说》对“两论”内容所关涉的许多哲学问题和哲学理论进行了深刻阐述。《解说》并不只是就“两论”的文字而解读“两论”。为了帮助人们理解“两论”中的哲学思想,李达在《解说》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哲学史上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学理上的深入探讨和论析。例如,《解说》第34页至37页关于人类认识从感性阶段向思维阶段推移过程的阐释、《解说》第41页对贝克莱、莱卜尼兹、黑格尔关于感觉与思维关系的观点的论析、《解说》第61页对哲学史上“唯理论”诸派别的考察、《解说》第89页至95页关于真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关系原理的阐释、《解说》第135页关于庸俗进化论者魏斯曼观点的论述、《解说》第165页关于苏联孟什维克的唯心论者德波林派观点的阐述、《解说》第168页至169页关于《资本论》中矛盾运动原理的阐释等等,都是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其二,《解说》也对哲学思想作了深刻理解,抓住了哲学思想的根本。在《解说》中,李达特别强调哲学思想所蕴含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想方法。李达深有感触地说:“要搞通思想是很不容易的。”他认为,“在学习思想的过程中,只有首先抓住思想中最根本的东西———实事求是的态度,实践的观点和群众的观点,然后才能理解思想的精髓。”在《解说》中,李达经常运用实事求是的方法和矛盾分析法对中国革命问题进行深刻的剖析,这也体现了他对哲学思想的深刻理解和自觉实践。

第三,通俗性。通俗性是《解说》又一显著特色。对于这一特色,在1951年3月27日写给李达的信中有过明确的评价:“这个解说极好,对于用通俗语言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解说》是写给广大干部和青年看的,是写给工农兵看的。《解说》的写作鲜明地体现了这一大众性取向,作者注意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历史典故和生活中的故事,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深入浅出地阐释深奥的哲理,有时还辅以各种形式的图解。

第四,科学性。《解说》所具有的科学性,是使得该书能够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并且经久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科学性源于两个方面,即李达本人是一位严谨的学者,具有突出的科学精神,同时他对解读“两论”的工作抱有一种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今天,我们以批判的态度来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甚至提出不同的学术见解,是十分常见的事情。但李达在建国初期就能如此,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新中国的建立两大事件,在实践上验证了思想的真理性和威力。在这种情况下,对待的著作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是李达《解说》科学性的突出体现。李达对“两论”所存在的理论上的漏洞、瑕疵并未加以掩饰,而是实事求是地、科学严谨地给予了明确的“修正”、弥补。例如,李达写《〈实践论〉解说》时,认为把太平天国和义和团笼统地视为排外主义的例子是不妥当的,并纠正了这种说法。又如,在《实践论》中讲到认识过程中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时,突出强调了二者的先后顺序。李达则用他所认同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相互渗透、不可截然分割的观点来解说关于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关系的看法。他在《〈实践论〉解说》中写道:“两者互为条件,互相补充,互相发展,互相丰富其内容。两者具有有机的不可分离的关系,决不是各自独立的认识阶段,其间决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人们如果割裂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把两者分离开来,或者专重理性认识而无视或轻视感性认识,或者专重感性认识而无视或轻视理性认识,就背离于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而陷入于主观主义。”再如,《矛盾论》存在着过分推崇斗争性而忽视同一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的倾向,强调“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而没有反过来说没有同一性同样没有斗争性。李达则在《〈矛盾论〉解说》中明确指出:“矛盾的同一性和矛盾的斗争性,在任何事物或过程中,都是不可分离地结合着,我们运用矛盾法则研究任何过程时,决不可把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割裂开来,或者只认识矛盾的同一性而忽视其斗争性,或者只认识矛盾的斗争性而忽视其同一性。若果是这样,就会违反唯物辩证法,甚至要陷入机会主义的立场。”还如,《〈矛盾论〉解说》在谈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问题时指出,在社会主义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仍然是社会的基本矛盾,但它是非对抗性的,社会成员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他们的利益“是在一条共同线上”的,社会主义社会自身可以及时改进生产关系以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这是50年代初李达提出的观点。正是在这些观点的启发下,于50年代中后期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明确阐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并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特点作了科学的规定。《解说》的这个特色,也充分说明了李达对思想特别是哲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的特殊贡献。

第五,细致入微。1978年李达《〈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再版时,《人民日报》刊发文章指出:“作者对思想细致入微的解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深刻阐述,有助于我们今天更好地学习‘两论’。”《解说》“细致入微”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其对“两论”的逐段解读上。这种逐段解读,与时下流行的重点词汇注解、提纲挈领介绍、主要观点评述、篇章结构分析、段落大意归纳等经典作品解读方式都有明显不同。这个显而易见的特色为《解说》带来了非常好的传播效果。如果一定要分析其中的道理,那就应该说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在一个文盲和半文盲占绝大多数的国度里,要想把的哲学智慧转化为人民群众的自觉实践,把精神力量转化为物质力量,实现哲学思想影响的最大化、指导作用的最大化,最实际、最有效的方法莫过于逐字逐句地向民众解释,把高度概括的哲学理论通俗化,让民众明白其精神实质。”《解说》将的“两论”分89段引出,然后“运用历史、哲学、自然科学和人类斗争的经验材料,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详细而准确地阐释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中蕴含的哲学思想”。《解说》对“两论”的细致入微的解读,到今天仍能深深感动每一个阅读它的人。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当李达认为“两论”的语言足够流畅、无需解说时,他宁肯坚持在《解说》中照录“两论”的原话,以使《解说》的语义保持连贯、完整,也绝不跳过。只有彻底放下了学者的架子、全心全意为普通大众读者着想的人,才会有如此的举动。

二、《〈实践论〉、〈矛盾论〉解说》的重要意义

“李达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上影响最大的学者型理论家。”“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李达创造了多项绝无仅有的传奇”。“李达是名符其实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泰斗。”也曾当面称赞李达“你在理论界跟鲁迅一样”。以上对李达的评价都指向这样一点,即一切想要从理论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程的人,都不可能绕开对李达宣传与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活动的研究、都不可能绕开对李达研究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述的研究。李达的《解说》对建国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首先,《解说》适应了建国初期提高广大党员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需要。建国初期,广大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普遍不高,其中不少人甚至还是文盲或半文盲。而如果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掌握,特别是如果没有确立起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们就很难对党的事业及其发展前途形成统一的认识,就会在思想方法上出问题,就会在实际工作中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因此,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是当时摆在全党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陈云在20世纪50年代曾经指出:“学习理论,最要紧的,是把思想方法搞对头。因此,首先要学哲学,学习正确观察问题的思想方法。如果对辩证唯物主义一窍不通,就总是要犯错误。”而在建国初期的情况下,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使他们把思想方法搞对头的最重要途径,就是帮助他们学习“两论”,向他们宣传普及哲学思想。李达撰著《解说》,是自觉地为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这一时代需要服务的。他说:“《矛盾论》和《实践论》一样,同是思想的基础,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宇宙观,是革命行动和科学研究的指南,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统一。

这两篇杰出的著作,都是为了纠正党内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偏向,提高党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水平而作的。在革命和建设任务异常繁重的今天,我们千百万党与非党的工作干部,以及愿意站在工人阶级立场的知识分子,在学习《实践论》之后,进一步学习《矛盾论》,以提高思想水平,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偏向,掌握正确的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方法,就必然能够胜任自己所担负的工作,避免或减少错误,有效地为国家的建设事业和社会主义的前途而奋斗。”事实上,《解说》也确实很好地适应了建国初期提高广大党员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需要,有力地促进了当时对哲学思想的学习、宣传和普及。其次,《解说》为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提供了一个重要范例。建国初期,在一个文盲与半文盲占绝大多数的国度里,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进而帮助和引导人们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项非常艰巨的理论工作。《解说》的准确性、通俗性、科学性等理论特色,使其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范本。特别重要的是,李达不是那种纯粹书斋里的学者,他懂得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百姓,有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和教育的实际经验。他强调指出:“从实际出发,是一切工作者最基本的工作方法。从实际出发,就是从感性认识的材料出发。所谓实际,就是千百万群众的实践的具体情况。任何工作者,必须调查与自己工作部门有关的一切实际的材料,吸取群众的意见和经验,调查各阶层的生动的生活状况,即是说要‘详细地占有材料’;然后根据这些材料,依据辩证的方法,进行思考,引出论理的结论。”在《解说》中,李达正是这样做的。他反复强调,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而《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思想的基础。因此,他在解读“两论”时也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始终注意运用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具体事例来阐释哲学思想。无论是从内容还是方法上看,《解说》都是对于哲学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的生动诠释。《解说》无疑为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提供了一个重要范例。应该说,在任何历史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的解读即文本解读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题中有应之义。然而,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一些人完全沉迷于文本而罔顾现实,他们既不关心文本中的思想对现实实践的指导意义,更不会联系现实去阐释文本,而是醉心于文本自身的逻辑,纯粹是为了解读文本而解读文本。有人甚至认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就应该是这种形式的文本解读。在我们看来,这种形式的文本解读是完全背离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作家所一贯倡导的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正确原则的,而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归结为这种形式的文本解读,只会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引入死胡同。考虑到这种情况,半个多世纪前李达在《解说》中为我们提供的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的范例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再次,《解说》为推进建国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创造了一个良好开端。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铸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哲学,并吸收其合理内容,用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二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社会现实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中国社会的问题,并通过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研究和对中国实践经验的概括,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作为思想的理论基础,以“两论”为主要本文的哲学思想正是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标志性成果,它既大量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哲学的精粹,又是对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的哲学概括,具有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从这个角度看,建国初期《解说》对“两论”的解读,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既已取得的标志性成果的系统展示。《解说》对“两论”的解读,同时也是对于建国后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开启。李达本人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在民主革命时期撰写的《现代社会学》《社会学大纲》都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名典。《解说》是李达建国后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一个重要文本,它既是对“两论”的解读,也是对于新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探索。他在谈到《实践论》的重要性时指出:“我们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是解决一切问题的锁钥,而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的一个基础———《实践论》,自然是指导中国革命行动与建设新中国的总指针。在现在,中国人民正面临着一个新兴的时代,一切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滋长着,新时代必须带来新事物,因而也就必然产生着新问题。

三、总结

第3篇:马克思主义哲学矛盾论范文

《实践论》《矛盾论》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指出党的思想路线曾经出现错误的根源,是理论脱离实际、实践脱离国情。“两论”论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并且系统地提出如何实现这种“结合”,其思想方法就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两论”的问世,标志着哲学思想的形成,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哲学基础。

1 《实践论》、《矛盾论》的写作背景

1.1 党的革命历史经验需要从哲学高度总结

中国革命最初十几年“两起两落”的曲折道路,把总结经验的任务鲜明地提到全党面前。认为, 总结经验必须提高到哲学高度, 因为“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党内“左”右倾错误最深刻的根源是哲学指导思想层面的错误, 即唯上、唯书、不唯实, 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 把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 把苏联经验绝对化。如果不从哲学上解决问题,那么,纠正一种错误必定还会犯另一种错误。我们党在纠正陈独秀右倾错误以后,连续犯三次“左”倾错误,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最后,王明“左”倾错误几乎使中国革命陷入绝境,根本原因就在于始终没有从哲学高度对中国革命进行总结。

1.2 党内错误思想路线需要从哲学层面批判

在总结政治、军事斗争经验教训时,总是结合这些斗争实际进行哲学分析。1935年12月,他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着重从政治路线、政治策略上总结经验, 批评党内长期存在的狭隘关门主义和对于革命的急性病。在分析这些政治错误的同时,指出了其思想方法上的错误,即那种认为“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山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思想和主张“革命的力量是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笔直又笔直”的形而上学思想。1936年12月,作《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演讲,着重从军事上总结经验,批评“左”倾教条主义者军事路线的错误,但这篇演讲首先提出的是“如何研究战争”,即研究战争的方法论问题,强调研究战争“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所有这些,都是必要的,但是,在看来又是很不够的,还没有对“左”右倾错误思想路线作系统的哲学分析、概括和总结,还不可能使人们完整地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于是,在1937年7月和8月,作了《实践论》和《矛盾论》的演讲,专门讲哲学问题。

1.3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需要升华

在上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在李达、瞿秋白、郭沫若,尤其是艾思奇等人的推动下,很快兴起了一个大力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及辩证唯物论的运动。但总体来说,当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还以翻译、介绍和论述经典著作为主,带有明显的幼稚性,不准确、不全面。在研读中外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的同时,深入思考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创造出真正符合中国国情和经过中国革命检验、被证明是正确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两论》体现出活生生的中国革命的认识论和中国革命的辩证法,标志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2 《实践论》、《矛盾论》的核心内容

“两论”论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批判否认这种“结合”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并且从方法论的角度系统提出如何实现这种“结合”。“两论”的问世,标志着哲学思想的形成,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哲学基础。

2.1 《实践论》的核心内容

《实践论》是中国革命实践和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认识论。为了批判主观主义和轻视实践的教条主义,把认识论定位为实践论。在《实践论》中,他阐明实践和认识(中国哲学称之为“知和行”)的辩证关系:1.知和行统一的基础是社会实践。知和行相统一,基础是社会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实践具有认识的决定地位和决定作用,是认识的来源、认识发展的动力、检验真理的标准、认识的最终目的等。2.知和行的统一是在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中实现的。这个认识过程包含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又由理性认识到革命实践的两个能动飞跃。3.知和行统一的过程就是获得真理的过程。知和行相统一,也是人们获得真理、发展真理的过程,是真理同错误作斗争并战胜错误的过程,是真理的相对性与绝对性互相作用、互相转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无限发展,永不完结。4.《实践论》实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党的群众路线相统一。《实践论》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同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统一起来,科学地阐明“从实践到认识,从认识到实践”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一致性。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做出的独创性贡献。

2.2 《矛盾》的核心内容

《矛盾论》是中国革命的辩证法。1.阐释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和基本规律。《矛盾论》从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以及唯物辩证法的各个规律和诸项范畴之间的相互关系,阐明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根本规律。2.提出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问题是矛盾问题的精髓。从事物内部无不包含矛盾,内部矛盾引起发展,分析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矛盾的统一性和斗争性、矛盾的对抗性和非对抗性等问题。而关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绝对性和相对性的关系,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哲学基础。3.建立分析矛盾特殊性的逻辑结构。阐述对立统一规律,最突出的贡献在于,以矛盾的普遍性为指导,从物质运动的形式、各个运动形式的发展过程和发展阶段,以及过程和阶段的矛盾的诸方面,建立起分析矛盾特殊性的逻辑结构。他分析矛盾的特殊性,特别提出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揭示了矛盾发展的不平衡性。 矛盾发展的不平衡性原理,为中国革命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提供了可靠的哲学依据。

3 学习《实践论》、《矛盾论》,在实践中坚持党的思想路线

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党的思想路线体现了唯物论与认识论的统一,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思想路线是政治路线、工作路线的基础,是最根本的东西。学习《实践论》、《矛盾论》,在实践中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就是在任何条件下都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

3.1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

这里的“实际”既包括作为主体人的思想以外的客观实际,也包括主体人的思想本身即思想实际。首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工作。对于地方各级领导干部来说,因时因地、结合具体情况执行中央、上级的正确方针和指示,使点子、政策、方案符合实际情况、符合客观规律、符合科学精神就是从客观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工作。其次,“谋事要实”必须从思想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工作。思想实际包括思想态度和思想能力两个方面。思想态度决定主体能动性能否发挥,思想能力决定主体能动性发挥的效果。我们要加强学习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不断推进党的思想建设,不断改造我们的思想实际。

3.2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

首先,坚持通过理论创新实现理论联系实际的要求。理论联系实际并不是用以往的理论套用实际,并不是形而上学地、教条式地应用理论,而是要求有所发现,有所创造。其次,坚持通过实践创新实现理论联系实际的要求。实践创新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落脚点,再好的理论、再好的规划如果不落实到行动就只能是水中月,镜中花,只有通过创业创新的实践才能达到改变世界的目的。

3.3 猿植⒎⒄拐胬

第4篇:马克思主义哲学矛盾论范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发展与创新

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定蕴含着马克思哲学的中国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我们不难看出有哲学系想的的体现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实践为认识的基础,运用矛盾分析法解决问题,用联系和发展的眼光看问题等哲学思想。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第一次发展时体现的哲学思想

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次历史性的飞跃。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思想的基本理论成果包括:第一,中国革命新道路理论的基本形成。创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第二,土地革命路线的形成。党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政策,提供了中国土地革命理论的基本模式。第三,新型人民军队建设理论和红军作战原则的提出。第四,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初步确立。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路线和独立自主作为思想活的灵魂。

思想是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到革命实践中的典范,以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路线,也就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坚持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物质的反映,物质是第一性,意识是第二性。同志在长期的革命过程中不仅不断总结革命经验,而且还重视从哲学角度思考和看问题。在写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中体现按照辩证法办事的原则,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道路也发挥着重大的指导作用。《实践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唯物主义本质,把辩证法运用于认识论中提出“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与主观和客观相分离的认识”。①《矛盾论》首次提出矛盾的普遍性同特殊性的关系问题是矛盾问题的精髓的科学思想。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科学运用推动者思想的不断理论化和科学化。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发展时体现的的哲学思想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发展。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②

邓小平理论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主题,建设性的回答了当代中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哲学基础。邓小平理论有很强的实践性和群众性,邓小平曾提出过“白猫黑猫”论体现邓小平理论的实践性,邓小平也曾说:“我个人做了一点事,但不能说都是我发明的。其实很多事是别人发明的,群众发明的,我只不过把它们概括起来,提出了方针政策。” ③邓小平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他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主义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要停止了,就要。” ④这句话表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和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

1987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的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转折,自此中国共产党开始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强大动力,邓小平强调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与实践的关系,实践是认识的基础,通过实践认识和发展真理。以及对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认识,矛盾的对立和斗争以及相互转化的深刻认识。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次发展时体现的哲学思想

以为代表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以为代表的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得第三次发展。“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历史唯物论和历史辩证法的创造性运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用联系的发展的观点看问题。

以为代表科的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可持续发展,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发展是硬道理,国家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社会主生产力。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坚持科技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不断发展生产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人为本就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理论,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观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协调发展就是指社会的各个领域、各项事业在开放的条件下相互依存、相互适应、相互促进、共同推进的状态和进程。解决好经济协调发展就必须树立辩证的思维方式,运用辩证法统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坚持用全面的、系统的、运动的观点看问题反对用孤立的、片面的、静止的观点看问题。科学发展观体现矛盾的对立统一的规律和永恒发展。

上述马克思中国化的三次发展中几乎都运用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践观点和矛盾观点联系和发展观点以及和群众观点。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相信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科技的不断提高,社会的不断进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也将不断的前进,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也将会得到不断地发展。历史证明了只有不断对马克思理论进行创新运用,才是将马克思哲学不断发展创新的重要途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发展需要我们不断地继承和创新。

【参考文献】

[1]关于建党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M].人民出版社,1985:46-47.

[2]邓小平理论概述[M].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6:1.

第5篇:马克思主义哲学矛盾论范文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第一次发展时体现的哲学思想

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次历史性的飞跃。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思想的基本理论成果包括:第一,中国革命新道路理论的基本形成。创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第二,土地革命路线的形成。党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政策,提供了中国土地革命理论的基本模式。第三,新型人民军队建设理论和红军作战原则的提出。第四,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初步确立。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路线和独立自主作为思想活的灵魂。

思想是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到革命实践中的典范,以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路线,也就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坚持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物质的反映,物质是第一性,意识是第二性。同志在长期的革命过程中不仅不断总结革命经验,而且还重视从哲学角度思考和看问题。在写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中体现按照辩证法办事的原则,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道路也发挥着重大的指导作用。《实践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唯物主义本质,把辩证法运用于认识论中提出“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与主观和客观相分离的认识”。①《矛盾论》首次提出矛盾的普遍性同特殊性的关系问题是矛盾问题的精髓的科学思想。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科学运用推动者思想的不断理论化和科学化。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发展时体现的的哲学思想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发展。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②

邓小平理论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主题,建设性的回答了当代中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哲学基础。邓小平理论有很强的实践性和群众性,邓小平曾提出过“白猫黑猫”论体现邓小平理论的实践性,邓小平也曾说:“我个人做了一点事,但不能说都是我发明的。其实很多事是别人发明的,群众发明的,我只不过把它们概括起来,提出了方针政策。” ③邓小平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他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主义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要停止了,就要。” ④这句话表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和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

1987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的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转折,自此中国共产党开始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强大动力,邓小平强调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与实践的关系,实践是认识的基础,通过实践认识和发展真理。以及对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认识,矛盾的对立和斗争以及相互转化的深刻认识。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次发展时体现的哲学思想

以为代表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以为代表的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得第三次发展。“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历史唯物论和历史辩证法的创造性运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用联系的发展的观点看问题。

第6篇:马克思主义哲学矛盾论范文

摘要〕 中国共产党人思维的主题是由中国革命、建设的和改革的实践进程以及党在不同时期的历史任务所决定的。新世纪,我们党根据形势和发展的需要,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和各国人民共同努力建设与发展和谐世界。中国共产党人的和谐思维是马克思总体性哲学的与时俱进。和谐思维与马克思的总体性哲学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是马克思总体性哲学的现实转化。

〔关键词〕 思维方式转变;总体性哲学;和谐思维

思维方式是社会存在的产物。要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和谐世界,就需要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这就是和谐思维。这种思维方式是我们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哲学,分析当今世界和中国的实际,深刻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规律所作的新的理论概括和新的思维样式,是对马克思主义总体性哲学的回归与发展。

(一)

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总体性辩证法是认识世界的科学方法,总体性的个体、总体性的社会、总体性的历史观是总体性辩证法的逻辑展开。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实践范式的发展与转变,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总体性思维应该成为思维的主题。作为肩负革命和建设不同时代历史使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具有不同的思维样式。实际上,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以矛盾学说为核心的革命性的哲学;另一个是以总体性为核心的建设性的哲学。反映在社会行动方案中,前者突出了阶级斗争的精神,而后者则导向和谐社会的建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化为社会实践的过程中,矛盾学说以及在这一学说基础上形成的阶级斗争理论在前苏联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使马克思主义由理论走向实践;而总体性学说却因革命思维的没有及时转换,一直深藏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宝库之中。

马克思主义总体性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构成部分,贯穿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始终,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核心。马克思的总体性思想最初来源于黑格尔,不过当他把这个思想运用于对人类历史特别是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研究时,他已经是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彻底地改造了这个思想,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方法论。总体性的人、总体性的历史、总体性的社会是马克思分析解剖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武器,构成了马克思总体性哲学的核心内容。

首先,对于人类社会,马克思历来都是以总体性的观点来理解的。1845年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地指出了是否从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角度来把握资产阶级社会,是旧唯物主义和新唯物主义在历史观上的本质分歧。马克思认为,一定的社会关系的总和又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不管其形式如何,社会都是人们相互交往、相互作用的产物。这种相互交往首先是在物质生产中发生的,它是生产得以进行、继续和扩大的社会前提。因此,交往的发展是尾随生产的发展,即尾随生产工具和交往手段的发展的。正如马克思指出过的,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会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的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同时,迄今为止的社会,不论其形式如何,又都是在人们的交互作用中自发地产生的。在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参与交往的各个个人无疑都有其自觉意志和特殊目的,然而彼此交往的过程的总体却总是表现为自发过程中的客观的联系,表现为一种与单个人相独立的社会过程。尽管构成社会总体的各种关系和联系来自自觉的个人的相互作用,但这些关系和联系却并不存在于他们的意识之中,作为总体也不受他们的意志支配。

其次,对于人,马克思始终也都是把人作为总体性的人来把握的。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说:“人是一个特殊的个体,并且正是他的特殊性使他成为一个体,成为一个现实的、单个的社会存在物,同样地他也是总体、观念的总体、被思考的和被感知的社会的主体的自为存在,正如他在现实中既作为社会存在的直观和现实享受而存在,又作为人的生命表现的总体而存在一样。”〔1〕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马克思更是明确地指出:“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2〕这就是说,不是个人构成社会,而是社会构成了个人。因为每个人都毫无例外地处在这些社会关系和联系之中。他是奴隶还是公民,是工人还是资本家,并不是由他个人的特质所决定的,而是由一定的社会关系和联系所决定的。没有银行就没有银行家,没有公司就没有公司经理。也许有人会说,马克思这里所讲的“社会构成个人”,其实不是个人,而是一定的社会角色,如奴隶、工人、银行家等等。如果抽去了他们的社会差别,他们全都是被称作人的人。但抽去了社会差别的人,是历史和现实中都不曾存在过的抽象的个人,这种人最多只是生物学和生理学的对象,而不是历史科学的对象。从马克思的观点看来,即使是研究任何一个个人,也必须通过社会这个总体才能进行。

其三,提出并坚持用总体性观点来研究社会历史,这是马克思的重大理论贡献。如果要问马克思在历史观上所作的贡献最重要的究竟是什么,我以为就是他的关于社会关系的思想。在研究历史科学的过程中,马克思明确说明,他“不是从人出发,而是从一定的社会经济时期出发”〔3〕。“一定的社会经济时期”构成了一个科学把握的对象总体,即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予以概括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结构总体”。“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着人们的意识。”〔4〕马克思不仅第一次提出了生产关系这个范畴,而且还把它看成是一个有机构成的体系,一个辩证联系的总体。正因为他提出了生产关系这个重要的历史哲学范畴,把它看成决定整个社会生活过程的现实基础,他就为全部人类历史提供了最重要的方法论指南。

(二)

既然总体性方法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核心,我们就应自觉地运用这一方法来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正是凭借和运用这一方法观察和解决当前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现实问题的硕果。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矛盾学说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矛盾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大众的矛盾,这是敌我之间的对抗性矛盾,非用暴力革命的方式不能解决,党的中心任务就是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武装斗争,夺取革命的胜利。与此相应,如何打破旧的矛盾统一体,求得社会根本矛盾的彻底解决就成为当时思维的主题。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社会生产状况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矛盾,经济建设成为党的中心任务。要顺利完成这一任务,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需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需要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全体人民同心同德进行长期艰苦奋斗。与此相应,矛盾思维的主题就应该转向如何尽量避免剧烈的动荡和冲突以实现新的矛盾统一体的长期和谐健康发展。

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改造提前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成为时代主题。一个良好的开端开始了。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围绕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这一基本方针,阐述应该如何处理社会主义时期各种重要的矛盾关系,强调了“团结”和“平衡”,强调了“调整”、“兼顾”以及“顾全大局、互助互让”,强调了“向外国学习”。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提到重要位置,强调维系新的矛盾统一体,指出在不断地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要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然而,这个良好的开端后来一度被中断,矛盾思维的历史性转换遭到挫折。究其原因,主要是受“左”的思想、特别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的影响,使我们党在对社会主义时期社会矛盾的分析和处理上发生了重大失误。

浅谈马克思的总体性哲学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和谐思维

改革开放和全面经济建设的开展再次呼唤思维方式的转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党根据对时代特征和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重新认识,果断地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领导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奋斗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党在新时期的历史使命和根本任务。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以及党在新时期的历史使命和根本任务,再一次凸显了思维的主题实现历史性转换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党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强调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稳妥处理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强调经济、政治、文化要协调发展,强调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哲学角度看,其实质是为我们处理改革发展中的各种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方针原则,指导我们通过大量的及时而适当的工作,尽可能以妥善的方式消除各种社会发展中的不稳定不协调因素,避免大的动荡和冲突,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稳定协调健康地向前发展。这无疑大大地向前推进了矛盾思维的历史性转换。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们面临一系列的新情况新问题。在国内,我们已经在总体上实现小康的基础上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加快经济发展,促使社会更加和谐,是形势的需要,人民的要求。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是人类面临的共同任务。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明确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与各国人民共同努力建设和谐世界,从而为我们在新世纪正确处理各方面的矛盾关系,提出了明确的完整的指导思想。这体现了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新认识,也体现了我们党马克思主义总体性思维的新水平,成为在完整意义上实现矛盾思维向总体性思维历史性转换的标志。在马克思那里,既然历史的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社会的各个环节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那么我们对社会的改造应当是进行总体性的改造,而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也应是全面的、综合性的推动。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实际上就是总体性的发展观,就是要求我们注重发展的全面性和协调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际上就是建设良性互动、协调发展的社会。

(三)

总体性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就是马克思的总体性认识方法。这就要求我们历史地、整体地、能动地看问题,而不是静止地、片面地看问题;要求我们把事物的组成要素看成是处于运动过程中相互作用的诸要素,而不是归结为没有区别的简单的一致性,它始终遵循整体优于部分的原则,坚持局部必须由总体来解释,事实的意义只有在整体中、在与整体的联系中才能显现;它要求认识到历史的丰富性,把人与事实放到历史的总体之中去认识,也就是一种总体化的运动,是一种人与环境条件集合在正在进行的一种宏观化的综合的统一之中。总体性辩证法作为一种正确的认识方法,揭示了世界的普遍联系和辩证发展,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和谐世界提供了最一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和谐思维与马克思总体性哲学是一脉相承和内在一致的。总体性辩证法直接构成了和谐思维的方法论,总体性的个体思想是以人为本的哲学基础,总体性的社会思想是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依据,历史的总体性的逻辑展开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与发展和谐世界。

和谐是总体性的高层境界,和谐是协调一致的统一,是具体与多样性的统一。总体性的认识过程是由抽象到具体的综合过程。思维的作用在于把那些孤立的分散的事实综合起来,然后上升为完整的总体在意识中再现出来,哲学追求一种全面整体的总体,而远离总体的部分片段都是非真实的和不稳定的。因此,总体对部分具有绝对的优越性。具体的总体是真正现实的范畴。因为它是能够在思维中再现和把握现实的唯一方法。马克思指出:“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5〕只有在这种把社会生活中的孤立事实作为历史发展的环节并把它们归结为一个总体的情况下,对事实的认识才能是对现实的认识。这就是为什么只有辩证的总体观能够使我们把现实理解为社会过程的原因。同时,总体并不排斥部分的多样性,但总体对部分具有绝对的优先性。总体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因而它不但不排斥部分的多样性,反而以多样性为自己的前提。

总体和谐是异与同的和谐统一,是差异和矛盾的和谐统一。在和谐社会中也是有同有异的,成员之间和各类群体之间的差异、对立和矛盾仍然存在。这就要求我们把社会发展过程看作是多方面规定的综合,是具体的多样性的统一。重视总体社会的和谐与统一的同时,重视各个部分的和谐与统一,从总体上把握社会的发展。和谐虽包含着和对立统一相同的质和量方面的差异的统一,但这些差异的相容程度却大为增高。在和谐社会中,虽然也存在着差异和矛盾,但各种差异不能离开统一而独立地表现出来,否则就会破坏了和谐。由于和谐社会中成员的目标基本一致,其价值取向大体相近,彼此之间较易建立诚信和友爱,因此其成员之间的差异较小,对立和矛盾也主要是非对抗性的,因而有利于达成并巩固社会的和谐。和谐社会的发展会逐渐形成一种公共理性,作为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基础,因此其绝大多数成员会自觉地服从公共理性,并尊重他人在民族、性别、职业、世界观、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异,保障其公民的权利,从而防止差异的扩大,减少因对立和矛盾导致对抗的概率。和谐社会中的成员在法律的范围内享有充分的自由,能够较好地发挥其积极性和创造性,因此在成员之间的相互影响下,会产生一种自组织作用,形成推动社会发展的活力,从而可以增加共识、减少差异、化解矛盾,防止对抗,保持社会安定有序地发展。

浅谈马克思的总体性哲学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和谐思维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着眼于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着眼于党和国家长治久安而提出来的新概念,也是必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的执政能力之一。它在客观上就要求运用总体性辩证法的普遍联系和辩证法发展观作为最一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立足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四位一体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总体布局,使经济建设与合理利用资源相联系;物质文明、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相统一;发达地区、优势产业、先富群体与欠发达地区、困难行业、贫困群众相扶助;依靠工人阶级和发挥广大农民、知识分子的作用与发挥其他社会阶层人员为社会经济发展积极贡献力量的作用相结合;建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科学的社会管理体制、健全的保障制度、完善的法律制度、促进社会事业发展的有效机制的统一体;营造良好的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国内环境与国际环境、周边环境的和谐。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实践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哲学理论也同样具有这一特征,在这一哲学理论之中包含着转化为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全部基质。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哲学在转化为社会行动方案的时候,必然导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构。

在社会总体性的理论层面上,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也就是社会总体性理论在现实中的具体要求。在马克思看来,未来社会将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那将是一种真正的共同体,在那里,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当然,“自由人的联合体”取决于社会结构的支持,如果一个社会的各个领域在结构上处于一种不平衡的状态,以及在发展过程中不能处理好平衡发展的问题,就不可能走向“自由人的 联合体”的方向。总体性方法与和谐社会内在一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总体性方法和总体性思维的具体化。在总体性原则中,一方面个人的自由解放既是社会发展的目的,且是社会发展的保障,另一方面又必须在个人与外部世界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中来理解个人的自由。正如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在这一社会中,个人与个人之间,相应地个人与社会之间都处于有机的、融洽的联系之中。社会的多元主体,如个人、集体、国家等,在认同和共识的基础上形成相对稳定持久的行动协同。这里最重要的是参与社会的各个阶层都能双赢互利,双赢互利符合“总体”的本意,也是“和谐社会”的要旨。我们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在普遍联系中存在和发展的、充满了创造活力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各种社会力量的团结、统一和协调的社会;是各种社会要素的统筹、配置和活化。因此,离开了总体性辩证法的普遍联系和辩证发展,就不可能获得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最一般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

在总体性的个体的理论层面上,和谐社会将具体地体现在人的全面发展上。中国的执政党先是鲜明地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然后又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可以说,和谐与人的全面发展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走向和谐社会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人的各种需求和功能之间的协调与和谐是社会协调与和谐的起点和基础。在扬弃了私有制的条件下,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完美地实现了和谐的统一,实现了个体为社会而存在的同时社会本身也为个体而存在的统一。和谐社会中,人的主体性是在人与自然、人与人和人与自身的关系中生成和展开的过程,人不仅把自身投射到他人、社会和自然之中,实现着人的“物化”,而且也同时是把这种“物化”作为人的全面发展的具体途径。与此相反,当一个社会丧失了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的时候,就会把人置于物的统治之下,使人成为物的奴隶,从而使人失去了“人”这个“根本”。所以,走向和谐社会的过程需要确立以人为本的原则,或者说,只有以人为本,才是一条走向和谐社会的现实途径。

在历史总体性的理论层面上,将突出人创造历史和不断实现历史目标的过程。作为马克思主义总体性哲学的基本内容是把社会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来对待的,认为社会是一个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总体,并揭示了社会有机体的结构和演变规律。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需要把构建和谐社会作为自己的目标。社会有机体及其向总体运动的实质,便是作为主体的个体能力的发挥和他们之间关系的建立,是社会各种关系的自组织过程,它深入到人的行为、生活方式、情感方式、文明与文化等方面。可见,历史总体性的理论作为个体总体性与社会总体性的综合统一,必然指向构建和谐社会这一社会主义发展的目标。

总之,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它在社会有机体的总体性与人类个体的自由全面发展上有着原则上的一致性,是马克思主义总体性哲学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现实转化。总体性哲学要求我们从总体性的视角出发去把握个体、把握社会、把握历史,并落脚于社会有机体的总体化及人的全面发展。人类个体可以获得社会有机体的总体性,社会有机体也可以获得人类个体的主体性,是个体的社会化和社会的个体化的共生共存。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3.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20.

第7篇:马克思主义哲学矛盾论范文

关键词:虚拟;现实;主体性价值

以计算机、信息技术与通讯技术为支撑的信息网络的高速发展,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与速度改变着人类的生活,标志着人类正在进入网络化时代。网络化带来了现实生存的虚拟化。而“虚拟技术不仅仅是一种技术工具,更重要的是它嵌入到人类生活的社会文化系统之中,使以往的社会文化系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核心体现就是:虚拟技术带来了社会关系和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1]。所以,网络虚拟不仅是对现实生活的超越,而且是对人们的生存观的彻底改变,使人们生存的“现实感”和“现实”含义趋于淡化,出现了虚拟与现实相背离的矛盾,使人的主体性价值趋于消减,给马克思主义哲学带来了新的“贫困”。笔者认为,解决虚拟与现实相背离的矛盾,就在于通过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揭示其必然性、辩证性及和谐性,研究人的主体性价值的实现途径,促进人的和谐、自由、全面发展。

一、虚拟与现实的辩证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对象

关于虚拟与现实的问题已经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课题之一,但无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往往把“虚拟”作为一种抽象存在,甚至把虚拟世界的人也看成一种抽象的存在,从而消解了现实中人的主体性价值。作为现代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关注人类世界的整体性发展,而且更关注现实的人的发展。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2],即以人的发展为坐标来重新“安排周围世界”,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所以,数字化时代出现的虚拟与现实的矛盾现象,也必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的主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必须能够对此作出科学理性的解释。

首先,虚拟是现实的反映,现实是虚拟的基础,没有现实就不可能有虚拟。网络虚拟实质上就是以数字化方式构成的虚拟空间。这种虚拟空间与网络、电脑及其他高科技手段相结合,为人类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数字化时代。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网络是人类思维的产物,是看似无形实则有形的虚拟空间,因为网络虚拟不是网络虚幻,更非虚无缥缈的真“无”,而是对现实的虚拟,是对现实的反映,是在现实基础上的虚拟。虚拟的事物所具备的属性,一般与现实世界中的物质属性存在是相对应的关系,即与现实世界中的物质相对应。也就是说,虚拟虽然不一定是现实的,但却来源于现实,是一种“虚拟实在”,而“虚拟实在中的物的属性是借助虚拟现实技术手段对真实世界中客观物质属性的描述”[3]。所以,它与真实世界中物理意义上的存在又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我们在关注这一现象时,始终不可能离开对现实的人及其所在的现实的物质世界的关注。换言之,虚拟在本质上并没有脱离其现实性的范畴,因为现实是虚拟赖以存在的基础,而任何事物发展的可能性并不等于其现实性。因此,网络虚拟只不过是不受现实条件限制的而对现实可能性的一种布展方式。认清这一点,对于我们进一步研究虚拟与现实的矛盾关系甚至和谐关系都至关重要。

其次,虚拟对现实的不可能性的反映具有更高的层次性,没有现实的不可能性就不会有更高层次的虚拟实在性。数字化方式的出现是比语言文字符号的发明更为重要的一次革命,如果说语言符号创造了人的思维空间和符号空间的话,那么数字化方式则是在思维空间与符号空间中发生的一次更高层次的革命,它在思维空间、符号空间的基础上又创造出了虚拟空间、数字空间、视听空间和网络世界,并直接指向了某种不可能的可能性,使不可能的可能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为一种真实。所以说,虚拟是人类中介系统的又一次深刻的革命,是数字化的革命,是对现实不可能性的反映。从这个意义上说,对现实不可能的可能性的虚拟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一方面,这种虚拟是建立在现实性范畴框架之外的,它否定了以往那种一切从现实出发的传统思维方式,因而就更具有创新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现实性是从过去的某种可能性发展而来的,只是对一种可能性的选择,而对不可能的可能性的虚拟则展现了多种可能性,并通过虚拟使其成为虚拟空间中的某种真实,这就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创新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其三,虚拟与现实既有一致性又有背离性,其一致性具有积极意义,其背离性则给当代哲学带来了新的“贫困”。笔者认为,虚拟作为一种数字化的存在,就其现实性而言,有三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一是对现实事物的虚拟,即对象性的虚拟或现实性的虚拟,是一种正向虚拟;二是对超越现实性的虚拟,即对现实的不可能性的虚拟,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虚拟,也是一种正向虚拟,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三是对与现实相背离的虚拟,这是一种违背人类发展规律的虚拟,是对人的主体性价值扭曲的虚拟,这是本文探讨的重点所在,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的新“贫困”。虚拟的前两种形式表明了虚拟与现实在不同等级和层次上的一致性,是多维空间中的正向虚拟,这两种虚拟形式有利于人的主体性价值的实现,是值得提倡的;而第三种虚拟形式则是与现实相背离的虚拟,是一种负向虚拟,具有一定的副作用,但具有更大的现实意义。作为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为人们思维提供方法论原则的同时,只有面对这样的“贫困”,在虚拟与现实的相背离的负向虚拟中研究其和谐的可能性,才能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人类社会现实问题研究的理性升华。所以,虚拟与现实的背离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新的用武之地。

二、虚拟与现实的矛盾给马克思主义哲学带来的新“贫困”

网络的出现,在为人们信息共享提供了无穷的可能性,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条件的同时,也使得网络主体的在场和不在场的界限趋于弱化甚至消灭,造成虚拟与现实的背离,极大地阻碍了人的主体性价值的实现,使人们在尽情地享受高科技带来的诸多便利和快乐过程中,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尴尬和矛盾,使网络主体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以及传统的伦理道德等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也给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制造了前所未有的“贫困”。

美国网络空间专家迈克尔·海姆认为:“虚拟实在是实际上而不是事实上为真实的事件或实体。”[4]也就是说,你感觉到的虚拟实在,当你说它是真的时候,它却不同于自然现实;但是,当你说它是虚拟的时候,它又可以和你交互作用,是现实存在的。由此便引发了虚拟与现实的矛盾,其最主要的表现就是虚拟与现实的分裂或对立,就是社会和人的虚拟方面与现实方面发生了脱节、分离甚至冲突,这是网络时代的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其后果非常严重:虚拟经济与现实经济的分裂将会引发金融危机,虚拟政治与现实政治的分裂将会引发政治动荡,虚拟文化与现实文化的分裂将会引发文化冲突,虚拟人格与现实人格的分裂将会引发整体人格的分裂等,而整个社会的虚拟部分与现实部分的分裂则必然会引发整个社会的瘫痪。因此,有学者担心,网络社会的到来“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就像亚当和夏娃偷吃了禁果,就像婴孩被注入了生命,阿帕网[注:阿帕网是互联网(Internet)的前身,是美国“尖端研究计划署网络”ARPAnet(AdvancedResearchProjectAgencyNetwork)的音译,该技术要求系统程序在执行命令时不受任何影响(包括受到核弹的攻击)。]一旦投入运行就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而后来发生的一切几乎都是顺理成章的”[5]。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现象。我们固然需要一个网络世界,因为它给我们带来了诸多方便,它给我们提供了许多现实世界不能提供的事物,它满足了我们许多现实世界不能满足的需要。但是我们不需要一个凭借自己的特殊性而可能凌驾于现实世界之上的网络世界,更不愿意看到网络世界成为吞噬自己母体的“枭獍之徒”。(枭是一种类似猫头鹰的鸟,古人认为它长大后会吃掉母鸟;獍是传说中一种凶猛异常的野兽,一生下来便会吃掉母兽。所以枭獍之徒往往被用来形容那些数典忘祖、忘恩负义的人。)如果有朝一日网络世界真的凌驾于现实世界之上,那么对于我们人类来说绝对不是一件好事。因为那就说明我们人类存在的根基受到了损害,我们人类可能会被虚拟连根拔起,社会就不成其为现实的社会,而人也不成其为现实的人,人的主体性价值更无从谈起。

面对人类社会出现的新问题,传统哲学不仅不可能真正关注现实的人和人的现实“生活世界”,而且更不可能关注虚拟世界里的人。马克思所说的传统哲学只是在“解释世界”,这并不是指它着重于“求真”,即认识、解释世界的本原、本质、结构、发展动力及客观规律,而是指它把现实问题变成观念问题,甚至变成对现实的辩护。所以,马克思认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6]。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与传统哲学的主题存在的根本差异,即由“解释世界”置换为“合理地改变世界”,从而为我们解决虚拟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提供了原则和方法。另一方面,从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的历史视野来看,虚拟与现实的矛盾应当是人类自由本质演进所必然伴有的现象,它内在于人的实践本性。由于人的实践的本性在于不断地扬弃外在世界对人的给定性,不断创造出属人的新世界,因此,人在自由地、创造性地建构自己的世界与自身的同时,也必然为自己带来新的问题与困境。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马克思主义哲学今天所面临的虚拟与现实相背离的哲学困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人的自我异化”过程中的必然现象。然而,“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7]。因此,尽管异化的发生是人类不可规避的命运,但批判异化、克服异化更是人类发展的必然选择。

马克思认为,人类要发展必须先学会生存;为了生存,必须进行物质实践,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转换;为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转换,人和人之间必须互换其活动,并结成一定的社会物质关系,“这些物质关系不过是他们的物质的和个体的活动所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罢了”[8]。所以,虚拟与现实的矛盾不过是人类所必须进行的物质实践的对象罢了,是人与自然之间进行的物质转换过程中结成的一种新的社会物质关系。我们只有从人的物质实践活动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在虚拟和现实的矛盾中揭示人存在的真实本质,在虚拟生存形态中科学而系统地阐释马克思的人学理论,在相互矛盾的生存空间里论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问题,才能走出虚拟与现实的矛盾给我们带来的新“贫困”,为实现人的主体性价值提供理论支持,这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在数字化时代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所在。

三、虚拟与现实矛盾中人的主体性价值的实现途径

诚然,由于虚拟与现实的矛盾把“人”与“物”的关系给颠倒了,使虚拟的“物”成为现实的“人”的统治者,使得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在整体上陷入一种无序的状态:在这个漫长的自发的(而非自觉的)发展过程中,人类将经历一个非常痛苦的(大量的社会对抗和冲突)和付出巨大代价的(经济危机、环境污染、人性扭曲、两极分化、社会病态等)过程,这种物质关系必定扼杀人的主体性价值,殃及整个社会。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决定了它的革命性和科学性,违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就谈不上革命性和科学性。马克思指出:“一个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和任何在内容上是正当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有着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9]所以,我们必须从理论上寻找虚拟与现实相背离的矛盾关系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联性,科学合理地对虚拟与现实相背离的矛盾现象及其和谐统一进行哲学阐释,使虚拟与现实的矛盾能够和谐地统一起来,才能为人的主体性价值的实现开辟新的途径。

首先,虚拟与现实矛盾的和谐统一是人的主体性价值实现的基本前提。虚拟与现实的矛盾具有统一性,其统一性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来源上的统一性,虚拟是从现实中发展而来的,因此它们之间完全有可能实现矛盾的和谐统一。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虚拟与现实的和谐统一是“否定之否定”的产物。当虚拟尚未从现实中产生的时候,这是一种“肯定”状态;当虚拟从现实中产生出来并与现实形成对立关系时,这是一种“否定”状态;这种“否定”状态进一步发展就有可能达到“否定之否定”的状态,即虚拟与现实的和谐统一。所以,从来源上讲,虚拟与现实的和谐统一实质上是“流”与“源”的辩证统一关系。二是结构上的统一性,虚拟是广义上的现实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它们之间有可能实现和谐统一。一般而言,部分与整体总是相对和谐的。如果某种部分完全不同于整体,那么它就不可能是这个整体的一个部分;如果某个整体完全不容纳部分,那么它就不可能是包含这个部分的整体。部分与整体之间的这种天然的和谐关系决定了虚拟与现实是有可能和谐统一的。三是相互作用中的统一性,虚拟与现实各个方面的相互作用也为虚拟与现实的和谐统一提供了可能性。虚拟与现实之间的相互建构、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相互影响和相互转化都从不同方面说明虚拟与现实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虚拟与现实的和谐统一是完全可能实现的。所以,从相互作用上讲,虚拟与现实的和谐统一实质上是“彼”与“此”的辩证统一关系。所以,虚拟与现实矛盾的和谐统一的可能性为人的主体性价值实现提供了前提。

其次,虚拟与现实矛盾的和谐统一是在虚实之间的交互作用中实现的,也可以说是在虚拟与现实之间的博弈中实现的。但是,虚拟与现实矛盾的和谐统一只能建立在正和博弈的基础之上。从博弈论的角度上看,虚拟与现实之间存在着三种可能的博弈模型。第一种是负和博弈,即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由于激烈的冲突而两败俱伤。第二种是零和博弈,即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双方在博弈的过程中一方获胜一方落败,获胜方所获得的正好是落败方所失去的。这其中既可能是虚拟世界占了现实世界的上风,也有可能是现实世界占了虚拟世界的上风。但是不论是虚拟压倒现实还是现实压倒虚拟,其实都是整个世界内部的一种自相残杀,它们对于整个社会来说都没有任何促进作用。第三种是正和博弈,即网络世界与现实世界在博弈过程中通过化敌为友、良性互动等方式实现了双赢。在正和博弈之下,不仅网络世界和现实世界各自都得到了发展,而且它们各自的发展是互不对抗且相互促进的这就是虚拟与现实的和谐统一。负和博弈不能带来虚拟与现实的和谐,零和博弈也不能带来虚拟与现实的和谐,只有正和博弈才能带来虚拟与现实的和谐。而虚拟与现实之间正和博弈的前提就是虚拟与现实之间关系的性质是良性的。一般而言,只有虚拟与现实之间的良性关系才能实现二者的和谐统一。

最后,实现人的主体性价值又有助于形成虚拟与现实矛盾的和谐统一性。但这里所说的人必须是“完整的人”,完整的人不仅有其自然属性,也有其社会属性和人文属性;不仅有其物质性,也有其精神性;不仅有其追求现实利益的一面,也有其追求抽象价值的一面。总之,完整的人不仅仅有其经验性,也有其超验性。虚拟是人的重要方面,人的现实性和虚拟性是人的经验和超验二重性的特殊表现。既然人有现实的方面、现实的需要以及虚拟的方面、虚拟的需要,那么实现人的主体性价值就不能仅仅考虑人的现实方面和现实需要,也应该考虑人的虚拟方面和虚拟需要。只有全面地理解人和人的需要,人的主体性价值才有可能真正成为现实。因此,人的虚实二重性是虚拟与现实矛盾和谐统一的人性根据。实现人的主体性价值就必须全面把握人的虚实二重性,这样才能满足人的全面发展这一需要。所以,实现人的主体性价值和虚拟与现实矛盾的和谐统一是相互促进的。

总之,虚拟与现实的矛盾性是虚拟与现实矛盾和谐统一的前提所在,虚拟与现实的同一性是虚拟与现实矛盾的和谐统一的基础所在,虚拟与现实的对立性是虚拟与现实矛盾和谐统一的必要性所在,虚拟与现实的统一性是虚拟与现实矛盾和谐的可能性所在。但是,虚拟与现实的和谐不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先验状态,也不是一种一劳永逸的永久状态,虚拟与现实的和谐统一这一价值目标的实现需要我们人类的明智选择。如果我们选择了有利于虚拟与现实的和谐统一的虚实关系,选择了有利于虚拟与现实矛盾的和谐统一的发展观和发展模式,那么虚拟与现实的和谐统一就有可能实现。因为“这个世界是我们的世界,要把它变为天堂或地狱都在于我们”[10]。为了实现虚拟与现实的和谐统一,我们应该也必须选择全面的发展而非片面的发展,协调的发展而非失调的发展,可持续的发展而非暂时性的发展,有利于人的主体性价值实现的发展而非不利于其实现的发展。我们只有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准确把握和运用其原理和方法,才能走出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留给我们的任何“贫困”;我们只有不断地走出“贫困”,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人类现实问题研究的理性升华;我们只有实现人的和谐、自由、全面发展,才能在虚拟与现实的矛盾中实现人的主体性价值,最终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得以丰富和发展。

参考文献:

[1]白淑英.从技术思辨到社会哲学关于虚拟世界研究的方法论转向问题[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7,23(1):81-84.

[2]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48.

[3]张怡.虚拟实在论[J].哲学研究,2001(6):72-78.

[4]迈克尔·海姆.从界面到网络空间虚拟实在的形而上学[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114-115.

[5]郭良.网络创世纪:从阿帕网到互联网[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23.

[6]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6.

[7]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17.

[8]马克思.马克思致巴维尔·瓦西里也维奇·安年柯夫[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32.

第8篇:马克思主义哲学矛盾论范文

[论文摘要]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理论来源之一,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对青年马克思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本文试从青年马克思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中阐述他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继承、批判和改造,即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扬弃。 

 

 

1873年初,马克思在为《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所写的那篇著名的《跋》中曾说:“将近三十年以的,当黑格尔辩证法还很流行的时候,我就批判过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批判。把它重新“颠倒”过来,拯救出其中的“合理由核”改造为科学的辩证法。 

 

 

一 

 

马克思写道:“将近三十年以前,当黑格尔辩证法还很流行的时候。我就批判过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这是马克思在1873年写的。推算起来,马克思指的是他在1843年夏天写作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部手稿。正是这部手稿标志着马克思在理论上自觉地对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对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进行仔细的研究。而这种研究使他日益高开批判哲学和黑格尔哲学。开始时他曾经和黑格尔一样,认为历史的发展是从属于精神的发展的,但很快把二者看成是相互影响的。现在则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历史不是决定于观念、宇宙精神,相反地,是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在历史发展中起着巨大的作用,虽然还不是决定的作用。从这个观点出发,马克思解决了国家和社会的最重要问题。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在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上的唯心主义观点,论证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思想,使自己的观点沿着唯物主义的方向深化了。 

法哲学是黑格尔对其“精神哲学”的第二部分“客观精神”的具体阐述。国家,在黑格尔看来,是“客观精神”发展的顶点和最高体现。是那个神秘而驾驭一切的绝对精神的直接实现。把它抬高为决定社会的形式和发展的创造性因素。从理性和伦理的观点替反动的普鲁士国家辩护。从而否认国家的阶级性质。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说:“国家是伦理理念的观念——是作为显示出来的,自知的实体性意志的伦理精神。”“国家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东西”。还说:“人们所必须希求于国家的,不外乎国家应是一种合理性的表现,国家是精神为自己所创造的世界,因此,国家是具有特定的,自在自为地存在的进程。”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国家是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决定力量、家庭和市民社会都是它的从属物。黑格尔完全颠倒了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把国家这种上层建筑当作整个人类社会的基础,而把社会的经济关系当做派生的东西,马克思指出:“理念变成了独立的主体。而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关系变成了理念所具有的想象的内部活动。实际上,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而思辩的思维却把这一切头足倒置。”马克思认为,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真正构成部分,是国家存在的方式,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 

矛盾的思想,是黑格尔在辩证法上做出的最重大贡献,他认为矛盾:“一切运动和生命力的根源;事物只因为自身具有矛盾,它才会运动,才具有动力和活动。”“矛盾是推动整个世界的原则,说矛盾不可设想,那是可笑的。”他甚至将内在矛盾及其否定性看作“辩证法的灵魂”。这些思想是伟大的杰出的。但他的辩证方法和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体系是矛盾的。他认为绝对精神是理性的上帝,既是实体又是主体,它虽然推动个体的变化与发展。但它本身却是常住的、永恒的。所以它是一切矛盾的调和者与消融者,它的自我认识也就是它本身的终点,他经常用某种“中介”来消融国家和社会的各种矛盾范畴。 

青年马克思肯定了黑格尔矛盾的思想,认为黑格尔的深刻之处在于他处处都承认矛盾的存在。其“主要错误在于把现象中的矛盾理解为本质中的理念中的统一”。因而主观任意地调和矛盾,取消对立面的斗争。例如,黑格尔把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裂看作一种矛盾,认为君主、行政、立法权、等级等。彼此也处于相互矛盾之中。但是黑格尔并没有说出对立的全部尖锐性。而是借助于“等级要素”“立法权”等中介,来调和市民社会和君主之间的对立。 

根据辩证法,任何事物的矛盾必然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在社会历史领域也是这样!黑格尔在国家制度的发展问题上却背离了辩证法。他认为,现实的国家制度在不断变化,它向前运动着。但是“这种前进的运动是一种不可觉察的无形的变化”马克思指出这种观点是庸俗的。并且指出:“诚然,在许许多多国家里。制度改变的方式总是新的要求逐渐产生,旧的东西瓦解等等,但是要建立新的国家制度总要经过真正的革命”只有当:“人民成为国家制度的原则”进步本身也就成了国家制度的,才能避免通过革命来推翻旧的国家制度。 

二 

 

马克思在实现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变后,开始了建立新世界观科学体系的探索过程,继续深化其理论。马克思还不断地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行批判和改造。在马克思哲学形成以前,这种工作最集中地体现在《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之中。手稿中的异化劳动概念就是马克思批判地继承黑格尔辩证法的最重要成果之一,是马克思早期辩证法思想的最重要体现。 

黑格尔第一次在他的《精神现象学》一书中把“异化”当作专门哲学概念引进哲学,并赋予它以丰富的内容。一方面,黑格尔把异化理解为主体向客体的转化,认为绝对精神在逻辑阶段达到顶点以后,就突破自身而异化为自然界。在认识领域也是这样。另一方面,在黑格尔哲学中,异化概念还包含有矛盾双方对立统一的思想。在黑格尔看来,主客体之间不仅存在着决定和适应的关系,而且他们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对立的关系。客体一经从主体产生出来。就与主体相对立。并反作用于主体,而主体则总觉得客体与自己是格格不入的,极力想挣脱客体对自己的束缚。绝对精神在自然阶段就处于这种状态。正是由于主客体双方的矛盾对立,才促使绝对精神最终摆脱了自然界物质外壳的束缚,进入精神阶级,并在黑格尔哲学中认识自己。异化概念正是对主客体双方这种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关系的一种哲学概括、它深刻地体现了黑格尔的对立统一规律的基本内容,构成了马克思所说的“在异化这个规定之内——黑格尔辩证法的积极的环节。”但是,黑格尔的异化概念所包含的辩证法思想统统被禁锢在唯心主义的外壳中,为了拯救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必须对异化概念进行批判和改造。 

首先:唯心主义异化观与唯物主义异化观相对应。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的核心问题。就是主体和客体的关系问题。在黑格尔看来,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就是自我意识和意识的关系。马克思尖锐地批判了这种异化思想的唯心主义素质。他说:“主词和宾词之间的关系被绝对地相互颠倒了;这就是神秘的主体——客体,或笼罩在客体上的主体性,作为过程的绝对主体,作为使自己外化并且从这种外化返回到自身的,但同时又使外化回到自身的主体,以及作为这一过程的主体:这就是在自身的内部的纯粹的,不停息的旋转。”黑格尔从唯心主义出发,认为“绝对观念”是主体,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异化为自然界,然后又在发展中扬弃了异化,回归到“经对观念”自身。主体向客体异化的过程是主体的劳动过程,但黑格尔所承认的劳动是精神劳动,马克思从人和自然的现实关系上去理解劳动,并把人的本质归结为劳动,即自由自觉的活动。把人的对象化、异化理解为客观的物质活动,即实践。辩证地解决了主客体的关系问题。 

第9篇:马克思主义哲学矛盾论范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 和谐社会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体现了坚持用矛盾的观点来观察和解决发展中的问题

矛盾的观点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原则,它构成了事物发展的源泉、动力和实质内容,“提供了理解一切现存事物的‘自己运动’的钥匙”。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任何矛盾体都包含着既对立又统一两个方面,即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所谓矛盾同一性是指矛盾着的对立面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吸收、相互贯通的一种趋势和联系,它反映矛盾双方互相依赖性、相互贯通性。矛盾的斗争性是指矛盾着对立面之间相互排斥的属性,体现着对立双方相互分离的倾向和趋势,矛盾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动力。“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矛盾的两个方面在一定条件下会发生转化的,推动事物发展的动力在一定条件下是会发生变化的。而现阶段,和谐居于矛盾的主导方面,起着主导作用。和谐(同一性)成为社会主义发展的社会动力,因为,和谐可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合力;和谐可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向心力、战斗力,为我国的现代化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和谐可以使人们在思想认识上达成一致,树立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价值观念,为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由此可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基本原理的同时,运用矛盾的观点来分析解决发展中的新情况新问题的一次伟大的理论创新。

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在当代的进一步运用与发展

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全部历史本来有个人活动构成,而社会科学的任务在于解释这些活动。”在解释这些活动时,马克思主义哲学明确提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上经典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几乎将他们的所有理论和实践活动的最高目标确定为谋求人的自由、解放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活动的主体,是社会物质财富、精神财富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决定性的力量。这一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原理要求我们必须坚持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最高标准”,把实现好,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最高的价值导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当中明确指出: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一重要原则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观贯穿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突出了社会发展中人的主体地位和作用,明确地把以人为本作为发展的最高价值取向。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正是对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继承和发展。

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系统观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系统观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最好体现就是,用联系的观点来理顺发展中各方面的关系。唯物辩证法认为,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普遍联系的物质世界,诚如,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指出的那样:“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联系客观又普遍的存在我们世界当中,联系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总特征之一,是人们分析问题、考察事物的基本原则。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相结合,提出建设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基本特征和谐社会,并指出和谐社会的这些基本特征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需要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全面把握和体现,这体现了用联系的观点分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整体发展问题。另外,和谐社会还强调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四位一体性,做到个人自身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社会各系统、各阶层之间的和谐;个人、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整个国家与外部世界的和谐,因为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联系具有普遍性,其中任何一方面的发展都是与其它方面的发展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用联系的观点来理顺发展中各方面的关系,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统观最好体现。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根据新世纪新阶段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中国社会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而提出的,它在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关原理的同时,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丰富和发展。

参考文献:

[1]段方乐《历史 现实 方法———历史唯物主义的多维度反思》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