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光启蒙精选(九篇)
第1篇：月光启蒙范文
做阅读题可以从试题的分值中推测答题的要点。如一道题给的分值是3分，答案可能就有3个要点，一个要点一分，所以从试题所给的分值中，我们就能推测答案的要点和要求的字数。下面好范文小编为你带来一些关于月光启蒙阅读及阅读答案，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月光启蒙阅读原文母亲患了老年痴呆症，失去了记忆。我赶回老家去看她时，她[甲]地坐在藤椅里，依然那么[乙]，但却不知我从哪里来，不知我来干什么，甚至不知我是谁。不再谈她的往事，不再谈我的童年，只是对着我笑，笑得我泪流满面。
微风吹乱了母亲的满头白发，如同故乡的天空飘满愁絮……
坐在面前的母亲忘却了她给我的那份爱，但故乡的天空不会忘记：是母亲那一双勤劳的手为我打开民间文学宝库，给我送来月夜浓郁的诗情。
童年苦涩，夏夜却是美妙的。暑热散去了，星星出齐了，月亮升起来，柔和的月色洒满了我们的篱笆小院，这是孩子眼里最美的时辰。母亲忙完了一天的活计，洗完澡，换了一件白布褂子，在院中的.干草堆旁，搂着我，唱起了歌谣：
“月亮出来亮堂堂，打开楼门洗衣裳，洗得白白的，晒得脆脆的。”
“月姥娘，八丈高，骑白马，挎腰刀……”
“月儿弯弯像小船，带俺娘俩去云南，飞了千里万里路，凤凰落在梧桐树。凤凰凤凰一摆头，先盖瓦屋后盖楼。东楼西楼都盖上，再盖南楼遮太阳。”
她用甜甜的嗓音深情地为我吟唱，轻轻的，像三月的和风、小溪的流水。
小院立即飘满她那芳香的音韵。
那时，我们过着清贫的日子，但。黄河留给家乡的故道不长五谷，却疯长歌谣。母亲天资聪颖，一听就会。再加上我的外婆是唱民歌的能手，我的父亲是唱莲花落的民间艺人。母亲把故乡给予的爱，亲人给予的爱，融为伟大的母爱，伴着月光给了我，让一颗混沌的童心豁然开朗。
母亲唱累了就给我讲嫦娥奔月的故事，讲牛郎织女天河相会的故事……高深莫测的夜空竟是个神话的世界。明月已至中天，母亲沉浸在如水的月色里，像一尊玉石雕像。沉静片刻，她又吟唱起了幽默风趣的童谣，把我的思绪从天上引到人间：
“小红孩，上南山，割荆草，编箔篮，筛大米，做干饭。小狗吃，小猫看，急得老鼠啃锅沿。”
“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喝，下不来——老鼠老鼠你别急，抱个狸猫来哄你。”
“毛娃哭，住瓦屋。毛娃笑，坐花轿。毛娃醒，吃油饼。毛娃睡，盖花被。毛娃走，唤花狗，花狗伸着花舌头。”
民歌童谣唱过了，我还不想睡，就缠着她给我说谜语，让我猜。母亲说：“仔细听着：麻屋子，红帐子，里边睡个白胖子——是什么呀?”
我问：“朝哪里猜?”
母亲说：“朝吃的猜。”
我歪着头想了一会硬是解不开。母亲笑着说：“你真笨，这是咱种的花生呀。”
母亲不识字，却是我的启蒙老师。她在月光下唱的那些明快、流畅、含蓄、深刻的民歌童谣，使我展开了想象的翅膀，飞向诗歌的王国。
母亲失去了记忆，而我心中却永远珍藏着那一轮明月……
问题：1.用恰当的词语填空(2分)
(1)将“安详”、“慈祥”填入文中的甲、乙处：
她[甲] 地坐在藤椅里，依然那么[乙]
2.根据文章内容，在下面空格中填入恰当的文字(6分)
月光下，母亲为我唱 民 歌 ( )( )说 谜 语
3.根据文意，将文中的句子填写完整。
(2分)
那时，我们过着清贫的日子，但
4.文中画线句运用了
的修辞方法，表达效果是 。文中运用同样修辞方法的另一个句子是。(5分)
5.对标题“月光启蒙”理解最贴切的一项是(
)(3分)
A.月光下，母亲用甜甜的嗓音深情吟唱，让我初步了解了许多民歌童谣。
B.在故乡明亮的月光下，母亲教会我要坚强地面对生活中的磨难。
C.在故乡的天空下，月光启迪我领悟了浓郁的诗情和生活的真谛。
D.明月星光下，母亲用智慧和才华陪伴我的童年，启迪我的想象和诗情。
6.如果以“母亲失去了记忆，而我心中永远珍藏着那一份母爱”来结尾，和原文比较，哪一个好?为什么?(80字左右)(8分)
参考答案：1.(2分)甲：安详
乙：慈祥
2.(6分)讲故事
唱童谣
3.(2分)精神生活是丰富的
4.(5分)比喻(1分)形象生动地写出了母亲嗓音的轻柔、甜美(2分)微风吹乱了母亲的满头白发，如同故乡的天空飘满愁絮……(或：“月儿弯弯像小船”、“此时明月已至中天，母亲沉浸在如水的月色里，像一尊玉石雕像”)(2分)
5.(3分)D(3分)
A(1分)
6.(8分)观点(1分)理由(6分)(写出两点，每点3分)语言(1分)原句好的理由：(1)意境更含蓄(2)结构呼应更紧密(3)内容上突出了诗情(4)语言上具有诗歌的韵味
第2篇：月光启蒙范文
一、类比
类比指的是教师向学生呈现相似的学习资料，让学生在比较中认识事物的本质特征的方法。在《月光启蒙》的备课过程中，我设想学生会被“月光是如何启蒙作者的”这个问题吸引，但是对“启蒙”的含义可能不能准确把握。学生在之前已经学过“启发”，它与“启蒙”的含义相近，因此，我想通过类比来帮助学生认识“启蒙”。在教学中，学生看到“月光启发”的板书后，举手示意书写错误了。这时，我引导学生分析这两个词：“启发”是指一个人或事物帮助我们解决疑难问题，而“启蒙”是指一个人或事物帮助我们开启了认识新事物，认识新世界的方法。民间文学对作者来说是一个新的事物，所以这里用“启蒙”更合适。理解了“启蒙”的含义，学生才能真正理解母亲对作者的帮助，才能理解文章的中心思想。作者用歌谣和童谣来说明不同的内容对自己的不同影响，但对学生而言，区分度并不明显，因此，教师要向学生说明歌谣和童谣的不同，帮助学生把握文章的结构。歌谣指随口唱出，没有音乐伴奏的韵语，包括民歌、民谣。童谣是指在儿童之间流行的歌谣，内容简短。歌谣中渗透着作者的故乡情，而童谣讲述了一些日常生活的小故事和小道理。通过类比，学生对所要学习的事物的本质特征了解得更加清楚了，也建立了新旧知识的联系。
二、对比
对比指的是教师向学生呈现对立的学习资料，通过正反分析，突显对立事物的特征的方法。《月光启蒙》一文中，作者提到“那时，我们日子清苦，但精神生活是丰富的”。我引导学生在文章中找体现作者和母亲日子清苦的词语或句子。母亲的衣服是母亲自己动手用一块白布做的褂子，煮饭用的是院中的干草堆，在那样艰苦的生活条件下，作者的精神生活却是丰富的。表现作者精神生活丰富的内容，包括歌谣、童谣、神话故事、谜语。通过作者清苦的物质生活和丰富的精神生活形成的对比，以及作者现在的文学地位和已取得的成就的描述，学生认识到，精神生活的丰富远比物质生活的优越更有价值，更能促进个人的成长。个人的价值不是通过物质条件的攀比来体现的，而是通过精神生活的充实来体现的。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要树立学习目标，在业余生活中多读有内涵的书，多做有意义的事。小学语文教学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关注学生的思想发展，而对比教学相对于传统的教学，更能引起学生的共鸣，更能促进学生行为的改变。
三、横比
横比指的是教师向学生呈现同一时间内两种或两种以上事物在各个方面的状况和矛盾，然后进行比较的方法。《月光启蒙》中提到的歌谣、童谣反映了当时的文化，教师可以比较歌谣和童谣的内容，具体分析这些内容对作者的影响。“月儿弯弯像小船，带俺娘们去云南。飞了千里万里路，凤凰落在梧桐树。凤凰凤凰一摆头，先盖瓦屋后盖楼。东楼西楼都盖上，再盖南楼遮太阳。”这寄托着作者家乡人的期望，也使作者从小树立起奋斗和努力的目标。“小红孩，上南山，割荆草，编箔篮，筛大米，做干饭。小狗吃，小猫看，急得老鼠啃锅沿。”“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喝，下不来。老鼠老鼠你别急，抱个狸猫来哄你。”“毛娃哭，住瓦屋。毛娃笑，坐花轿。毛娃醒，吃油饼。毛娃睡，盖花被。毛娃走，唤花狗，花狗伸着花舌头。”这首童谣反映的是作者小时候的生活。作者在小时候帮助大人上山割荆草、编箔篮，这些劳动带给了作者很多乐趣。作者家乡特有的生活，加深了作者对民间文化的认识。歌谣中渗透着作者家乡人的希望，童谣渗透了作者的童年生活和童年乐趣，内容和形式都各具特色。
四、纵比
纵比指的是教师向学生呈现不同时间段内两种或两种以上事物在各个方面的状况和矛盾，然后进行比较的方法。作者日子清苦，精神生活却非常丰富。在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进行对比的同时，我结合作者和母亲的生活条件以及学生现在的生活条件进行对比；作者的精神生活和学生现在的业余生活进行对比；作者母亲的白布褂子、生火的干草堆和学生的名牌衣服、统一供给的液化气与供暖设备进行对比；作者童年割荆草、编箔篮的行为和学生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行为进行对比；作者精神生活的歌谣、童谣、神话故事和谜语与学生业余生活中的电脑游戏和电视剧进行对比，引导学生认识到在富裕和安逸的生活条件中，更应该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形成健康的生活习惯，努力学习。
第3篇：月光启蒙范文
【关键词】语文课；导入艺术
常言道：“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一堂课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如同唱戏的开头锣鼓，未开场先叫座，又恰似一支动人的乐曲，开头定好基调，就能扣人心弦……可见导入的重要性。课堂教学的开端就是新课的导入部分，它能将学生课前分散的注意力即刻转移到课堂上，并使其处于积极状态，酝酿情绪和带入情景的作用。成功的导入法，具有艺术性、趣味性、知识性、启发性，导入能牵动学生的思绪，使其产生疑问激发兴趣，促使学生情绪高涨，步入求知欲的振奋状态。因此，在课堂教学中，要重视课堂导入的巧妙性。导入的方法有很多，形式也多种多样，现归纳以下几种。
一、设计悬念法
古人云：“学起于思，思源于疑”，而“好奇之心，人皆有之”。美国心理学家布鲁纳指出：“思维永远是从问题开始的。一个人意识到问题的存在，通常就是他积极思维的起点。从教育心理学的观点看，设疑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进而开发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例如：王崧舟老师的《二泉映月》是这样导入的：《二泉映月》是一首著名的二胡曲。但是，它不光是一首二胡曲，它还是无锡惠山的一道非常著名的风景，这篇课文中有不少地方在写“二泉映月”这一道风景。打开课文，自己大声地朗读《二泉映月》这篇课文，划出描写“二泉映月”这一道风景的话。王老师富有磁性的声音介绍着：“二泉映月”不仅是一首二胡曲，而且是无锡惠山的一道风景来设计悬念，引出课文内容。老师充满悬念的导语，使学生对二泉映月有了大概的了解，唤起了学生的注意力，拓展了学生的思维跨度，有利于他们个性的发展和创造能力的提高，提高了学生对新授课文的兴趣。
二、逐步揭题法
逐步揭题法就是由老师一步一步的将课题揭示出来，引导学生通过分析题目的意思来领会课题意思和文章大意。标题是文章的眼睛。透过眼睛，我们可以审视一个人的心灵；同样，透过标题，我们可以抓住文章的主题和脉络。所以，从标题导入新课，能让学生抓住重点，把握中心。例如：王崧舟老师的《圆明园的毁灭》是这样导入的：
师：（深情地）同学们，请拿出你写字的右手，和老师一起写《圆明园的毁灭》。（边写边说）圆，圆满无缺的圆；明，光明普照的明；园，皇家园林的园。就这样，一座圆满无缺的皇家园林，一座光明普照的皇家园林，被英法联军这两个强盗毁灭了。（板书：的毁灭。）请大家来读课题。
王老师一个字一个字揭示，递进导入，揭示课题，在整个过程中，老师没有太多的语言，学生也没有说太多的话。课堂上学生和老师的神情都非常的严肃，让我们感觉到他们把心里的话儿蓄在自己的心里，藏在最深处。此时无声胜有声，将学生带入到了圆明园毁灭的意境中。
三、故事导入法
我国古代教育家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学习兴趣是学习动机中最活跃、最积极的成分，也是学习活动中最基本的内驱力因素。如何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使学生感到语文学习的乐趣，这是语文教学成功的关键之所在。根据小学生爱听故事的心理特点，由老师把新授课文的内容编成故事，先讲给学生听，让学生在学习新课文前，先对课文内容有了大概的了解，学起课文来，自然就容易多了。故事式导入的关键在于，教师一定要编好故事，要悬念迭起，要能激发起学生的兴趣，而不是课文内容的简单复述。例如教学《卖火柴的小女孩》时，我让同学们回忆自己的大年夜生活后讲述了这样的故事：有一个漂亮的小女孩，长长的金黄头发，大大的眼睛，有一颗善良的心，从小没有了妈妈，天天靠卖火柴维持生活。今天是大年夜，天冷极了，还下着雪，没有人买她的火柴，天已经黑了，她还在街上走着，走着……，讲述了与主人公命运相关的故事，激发学生对课文内容的关注的心情，从而促使学生急不可待地去读书，去了解故事。走出教室，走进生活 。
四、质疑导入法
第4篇：月光启蒙范文
关键词：语文；触类引情；《记梁任公的一次演讲》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992-7711（2014）03-0099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最易动人心者，是触类引情。
我们往往有这样的经历：见到不幸的人、不幸的事，突然想起自己曾经经历过的类似的人和事，于是悲从中来，想到伤心之处，不免落泪，甚至号啕不已。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感情共鸣”。
《记梁任公的一次演讲》中的几次引用，梁任公无一不悲喜露于形外，“手之，足之，舞之，蹈之”，甚至于悲怆掩泣。不明就理的人，尤其是刚升入高中的新生，总觉得梁启超太矫情了，或者是这些表演太突然了，让人无法理解。
其实，学生如果对梁启超的人生经历和演讲之前的一段不长的历史有所了解，为梁任公设身置地想一想，从感情角度考虑，梁任公的演讲表现，是不难理解的，甚至会觉得梁任公真的是一个性情中人，更觉得他人格的伟大。
第一引用《箜篌引》：公无渡河。公竟渡河！渡河而死；其奈公何？
诗意大概是：劝你不要渡过黄河。可你不听劝告，最终硬要渡过黄河！结果，因为渡过黄河而溺死，对你，我又有什么办法？
梁任公为什么要引用这首诗？在引用这首诗时，他心中突然产生什么样的联想，触动他的伤感？
对有所了解的人，或者读过梁启超写的《谭嗣同》一文的人，都会知道：在变法失败之后，梁启超的老师谭嗣同本来有机会逃亡国外，甚至有人劝他出逃，但他却对梁启超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当日本志士多次强行要求谭嗣同出逃时，谭嗣同又言：“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嗣同始。”最终被捕就义。梁任公在1922年在清华大学演讲引用《箜篌引》为例时，不能不联想起自己最敬重的老师，老师谭嗣同与引诗中那狂夫义无反顾的精神和行为，两人何其相似？梁任公演讲至此，能不动情于中，能不伤情悲嚎！
第二次引用是孔尚任《桃花扇》曲词：“高皇帝，在九天……”
本曲词，引自《桃花扇・哭主》，提兵镇守武昌的左良玉，听说崇祯驾崩，捶胸顿足对北方哭道：高皇帝，在九京，不管亡家破鼎，那知他圣子神孙，反不如飘蓬断梗。十七年忧国如病，呼不应天灵祖灵，调不来亲兵救兵；白练无情，送君王一命。伤心煞煤山私幸，独殉了社稷苍生，独殉了社稷苍生。
此时此刻，梁公引用此曲词，又有什么样的联想呢？
崇祯皇帝是一位励精图治的亡国之君。即位后，立即剪除魏忠贤的势力，在位十七年间，不溺于声色犬马，而是勤勉辛劳，希望国家能强盛起来，只可惜当时明朝大势已去，积重难返，最终不能改变现实，江山移人，他也自杀身死。是一个可敬又可悲的人。
可是崇祯帝死去距梁先生当时是已近300年，和任公先生又没有什么关系，先生却是“悲从中来，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已。他掏出手巾拭泪”，先生这样的悲伤流泪，定是什么触动了他的内心，牵动了先生的伤痛呢？
是触类联想，梁任公之悲，绝不仅仅是为崇祯帝，而是由崇祯帝联想到了自己曾追随的光绪帝。悲的是国家的衰亡，他的悲在于他的一腔爱国情怀！
我们懂得，梁任公自己一生敬奉的圣主――清朝倒数第二皇帝光绪帝，即使在失败，自己被悬赏首级，被迫流亡日本，人生处在极端困难时，也口不言光绪帝的是非。在他看来，光绪帝是他难得的明君，也是一位很想有所作为的皇帝。17岁亲政，但实权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中。面对甲午战争战败的屈辱，他深知“非变法不能立国”，决心变法图强。1898年6月，下诏变法维新。9月，慈禧太后发动，光绪帝被囚禁，失败，戊戌六君子被杀，光绪“力图振作”的愿望始终无法实现。光绪帝1908年逝世后不久，1911年清朝灭亡。这与崇祯帝命运多么类似，大好的明朝江山在崇祯帝手中断送；大好的清朝江山也几乎在光绪帝手中断送。物类伤情，梁公不免由崇祯而联想到光绪，悲从中来。
第三次引用是引用了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梁公产生什么样的联想而喜从中来？
这恐怕就很少人了解了，这不得不提到一个历史背景。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建立了中华民国。革命初兴，清廷逊野之同时，自古就是中华领土的外蒙古却在沙皇俄国的威逼利诱和极少数王公的唆使下“宣布独立”。尽管后来外蒙古取消了独立，实行“自治”，但外蒙实际上已经沦为沙俄的殖民地，中国于塞北外蒙之实际已丧失殆尽！
就在梁公演讲前的三年即1918年，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对德战争。徐树铮被段祺瑞任命为参战处参谋长兼西北国防筹备处处长。徐树铮从日本借得巨款和武器，编练参战军。1919年，德国战败，参战军被改编为西北边防军，徐树铮任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为彻底解决外蒙问题作准备。由于俄国发生“十月革命”，以哲布尊丹巴为首的外蒙王公贵族失去靠山，因此决定回归中国以维护自身利益。于是，北京政府驻库伦（今乌兰巴托）都护使总督与外蒙王公经过艰苦的谈判，终于达成了《改善蒙古未来地位六十四条》，但条约遭到了外蒙“议会”的否决。这使北京政府意识到必须加快速度解决蒙古问题。1919年10月，徐树铮率领步兵二旅，骑兵一团，挥师出塞，向库伦进发。晋商等大商团体亦受许树铮之请派到外蒙各地，以商业促进外蒙之经济建设。徐树铮一到库伦，立即让回内地，也否定了《六十四条》。他把外蒙古伪政权的“内阁总理”巴德玛多尔济“请”到了自己的司令部，并将其他王公及哲布尊丹巴活佛加以软禁。同时为了保卫国家和领土完整，徐树铮将军队派驻外蒙各地，如买卖城（今恰克图）、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唐努乌梁海，完成了对外蒙古的统一。尤其是唐努乌梁海，被沙俄侵占达七年之久，终于回到中国怀抱，至此，不仅外蒙及乌梁海，西北内蒙各盟旗及西北陕甘新疆皆在徐树铮统辖之下，进一步遏制地方分裂及外国列强渗透势力！ 1919年11月17日，外蒙古正式上书中华民国总统徐世昌，呈请取消“自治”，废除中俄蒙一切条约、协定，回到中华民国怀抱。孙中山电贺其成就可与傅介子、班超相比。
梁任公作为著名的爱国人士，又是局中之人（曾被任为北洋政府官员），此时引用到杜甫的诗句，又怎能不想起这桩收复国土的大事，当然喜形于言表了！
第5篇：月光启蒙范文
教师：文本对话的先行者
据了解，现时的阅读教学中，很少有老师愿意花较多的时间精力去和文本对话。他们对下发的教材教案“顶礼模拜”，认为它们凝聚了许多名师的心血，很少有异议。他们一拿到新课文，匆匆读过两遍，浏览一下中心思想、篇章结构、重难点分析后，就照本宣科，还美其名曰“站于巨人的肩膀上”。虽说向名师学习，汲取精华，无可厚非；但真正到了自己的课堂上，一味地将这些优秀教案上的感受、理解生硬地“搬运”给学生，就显得牵强附会了。
教师同文本对话，一定先要“聆听”文本的声音，调动自己对生活的积累与感受，“披文以入情”，让文本感动自己。记得，特级教师洪榴曾执教过《如梦令》。这堂课的主线就是读词。俗话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洪老师一开始就以“读”拉开了她此堂课精彩的帷幕。古筝曲缓缓响起，屏幕上的小令慢慢闪现，洪老师美轮美奂的示范导读让人产生了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抑扬顿挫，惟妙惟肖。孩子们也兴致盎然，跟着读起来。
学生：文本对话的主体
《天鹅的故事》一课中，“为什么称老天鹅是破冰勇士？”是学生在理解上的一个难点。在学生声情并茂的朗读过后，笔者趁热打铁，激昂澎湃地说：“天鹅们就这样呆呆地看着老天鹅一次次用身体扑打冰面，一次，两次，三次……一次又一次的扑打、撞击，你们仿佛看见冰面上留下了什么？此时，你仿佛看到了老天鹅怎么样了？”有学生说：“在沉重的撞击中，它的羽毛片片撒落，还渗着隐隐血迹。”有的说：“在沉重的撞击中，老天鹅的身体被撞破了，流了很多的血，把洁净的冰面都给染红了。”还有的说：“虽然老天鹅全身上下伤痕累累，但它依然竭力撑起了自己的身体……”笔者顺势道：“是啊，老天鹅没有停下来，它要和冰面来个殊死拼搏！你认为这是一只怎样的老天鹅，想对它说些什么？”在此过程中，笔者提出了两个很好的锻炼思维的问题，引领着课堂的主体学生和文本进行着无痕且又极为生动的对话；学生已不知不觉地将老天鹅的形象烙在心底，流露出对天鹅的敬佩之情。不难看出，笔者沿着教材的内容线索在学生的情感高潮处，设置的两个展开性的问题，已为学生创设了可运用自己理解感受、叙述想象的空间。他们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对话中，催发了生动课堂的生成。
倾听：对话的师生平等
教师要善于倾听每一位学生的声音，要以最大的热忱和耐心去感受其内涵，以最大的宽容和信赖去对待可能出现的问题。基于这样的认识，教学《和他的大黑骡子》一课时，笔者与学生有过这样的对话练习：“冲着警卫员发火，这是为什么？”学生们通过思考，各自表达了不同的理解，把内心交织着的各种情感——痛苦、矛盾、不满、埋怨、恼恨与担忧都品了出来。
叩问：推进对话互动
如学习《月光启蒙》这一课后，笔者并没有就此收课，而是请学生再把课文默读一下，看看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要提出。一学生道：“‘月光’是月亮的光线，是一种自然界中的事物，它又不是人，怎么能给人‘启蒙’呢？”思索片刻后，有学生解释道：“月光虽不是人，也不会说话，但文章不是写月光怎么去教育人、启发人，说的是作者在童年时在夏夜月光的陪伴下，母亲唱民歌、民谣、给了他启发。”又一学生补充道：“文尾有这样一段话：‘母亲不识字，却是我的启蒙老师……’我觉得，真正给他启发的是母亲这个人，而母亲又是在月光下给予启发的，所以，作者用‘月光启蒙’做题目。”还有一学生说：“因为这个题目很有诗意，意境也很美。一读到这几个字，我的眼前就会浮现出夏夜月光之下，一位慈祥的母亲，对着她的儿子正吟唱着民歌民谣……”
第6篇：月光启蒙范文
【关键词】林白水 公共交往 思想启蒙
林白水（1874—1926）是我国新闻界的耆宿老将。在短暂的一生中，他先后创建了多家新式学堂，十几家报纸并参与和组织了革命团体和学会。在中国报业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并为启迪民智鼓动革命做出了贡献。林白水最突出的贡献是创办白话报， 为实现报纸由文言文到白话文的转变， 也即为报纸的通俗化， 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是运用白话报进行革命宣传的第一人。本文从公共领域的视角浅析林白水的公共交往。
一、什么是“公共交往”
目前学界对于公共交往还没有一个公认且明确的定义。从传播学的角度看，公共交往是指在社会这个大的公共空间内，以个人或组织的身份与其他个人和组织进行的传播与互动，并对社会产生相应的影响的活动；哈贝马斯从哲学的角度解释公共空间及公共交往时强调了个体在进行公共交往时的价值取向和社会功能趋向。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公共交往可以理解为被涵盖在“国家—社会”这个大的理论框架之下，当发生社会危机时通过中间媒介的交往活动有利于缓解这种危机，保持国家社会结构的稳定、平衡、发展。
二、林白水的公共交往活动
1、林白水的思想启蒙活动从新式学堂开始
林白水原名林万里，字少泉，号宣樊、退室学者、白话道人，闽县（今闽侯）青圃村人。幼承家学， 又拜名士高啸桐为师。但他从小受到新派思想影响，成为思想不同凡响的青年，特别表现在一直拒绝参加科举，坚决反对做满清政府的官。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应林启之邀，赴杭参与创办求是书院、养正书塾、东城讲舍、蚕学馆4 所新式学堂， 任求是书院总教习。这里要指出的是，教育救国是当时知识分子在内忧外患的状况下普遍的做法，林白水也认为“救国的第一要义是教育，首先教育所有的国民，唤起全国人民对国家大事的关注，然后才能谈革命。”
林白水办蒙学堂不久，又回到杭州求是书院和养正书塾担任总教习。林白水在任总教习期间，经常约请一二十名思想先进的学生到他住处谈话，谈话的内容是关于当时政治军事问题和世界的政治思想和学说。后来，这些学生大部分在林白水思想的熏陶下，成为激进的革命分子。
2、林白水的报业活动
1901 年6 月，好友向藻馨创办了《杭州白话报》，林白水加盟该报主持笔政。他在报中鼓吹革命、倡导新政并提倡社会改革，因为思想开放，很受读者欢迎。由此，林白水迈开了新闻工作的第一步。后来， 林白水还将其妹妹林宗素从福州带到杭州， 帮助其办报。林白水在《杭州白话报》当主笔的时间不是很长。
1902年，林白水应蔡元培之邀来到上海，组织成立了“中国教育会”，并先后创办爱国女校、爱国学社及社刊《学生民界》，同时，也为《苏报》写过时评。这些活动，都为其激进的民主革命思想与辛辣的政论文风奠定了根基。
1903年春，林白水赴日本求学，在那参与并发起爱国组织“青年会”、“拒俄义勇军”。同年，为了推动革命，他又回到上海，与蔡元培等人创办了《俄事警闻》。他大力宣传爱国主义思想，1905 年3 月，因为刊登了德国在山东等地侵犯中国的消息，被清政府查封停办。
林白水在多年的办报活动中主要贯彻了这样的思想：
（1）鼓吹变法维新。《俄土战记》是根据相关书籍综合写成的历史故事，讲述了土耳其被俄国侵略的历史，故事认为土耳其失败的原因是没有进行及时和真正的变法，其百姓也不明白维新的道理；如果该国做官的明智，念书的爱国，闲民不闹教案，上下一心，替国家争争气，就不会输得一败涂地。林白水讲这个故事的目的，是要中国人吸取土耳其失败的教训，个个长志气，变法改良，把中国建设好去与各国争雄，不然的话只能落得个与土耳其一样的下场。
（2）鼓吹自强自立。林白水认为中国人不能求靠别人来救自己，只有自己救自己。如何救自己呢？ 林白水认为有四样事情是必须得做的： 开智慧、多看报、不要再闹教、要遵着孔夫子泛爱众的说话。他说，如今要开智慧， 有两个法子。第一就是要多读书， 第二就是要多看报。到了智慧即开， 再讲究那勤职业的道理。这里， 林白水宣传了读报的好处。
（3）鼓吹民主自由。《美利坚自立记》是从各种书籍中综合而来的，《非律宾民党起义》也是从各种报刊文章中综合而来的， 前者是说英国虐待美洲的百姓， 大英雄华盛顿，不受虐待，奋臂一呼，冲开英国的天罗地网，血战八年， 美国竟能自立， 大家享自由平等的幸福；后者是说，西班牙虐待菲律宾的百姓，大英雄渥军鸦，不受虐待，奋臂一呼，冲开西班牙的天罗地网，现在菲律宾虽不能自立，仍旧做了美利坚的属国，毕竟杀死西班牙。①林白水借这两个故事，向国人介绍了大量有关西方的风俗习惯、思想观念。
3、林白水与孙中山
作为中国报界先驱的林白水深受孙中山的影响而成为中国近代史上蜚声中外的历史文化名人。林白水深受孙中山影响的表现之一就是发起组织爱国、民主的革命团体，旗帜鲜明地参加反对满清政府的行列之中。
1906年开始，林白水先后参与组织的革命团体大体有“中华教育会”、“军国民教育会”、“对俄同志会”和“光复会”等。由于当时出现许多仁人志士献身于救国救民的事实，使他认识到要奋斗就必须将力量组合起来，付诸实际行动。
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孙中山曾先后发动了广州起义、镇南关起义、云南河口起义、广州黄花岗起义等十次起义，但均因敌我力量悬殊而失败。特别是黄花岗起义失败，给林白水很大的打击。这次起义中，他有十几位学生壮烈牺牲了，但林白水并不气馁，而是决心像自己学生那样，更加努力地去实践孙中山的革命思想。这年10月10日，孙中山领导的武昌起义获得胜利，林白水为之一振，决定赶回福州参加光复的斗争。
在这里必须提及的是，尽管林白水一生的政治生涯有过曲折坎坷，但是他始终对孙中山先生是十分尊重的。1924年10月北京发生后，冯玉祥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家大事，孙中山为了早日结束军阀割据分裂混战的局面，实现中国的和平统一，不辞辛苦和艰险，带病来到北京。孙中山入京，受到北京市民的热烈欢迎。林白水获悉孙中山入京的消息后，也异常兴奋，连续在《社会日报》上发表了《吾人对孙中山先生之敬意》、《时局与孙中山》、《欢迎孙中山》等时评文章，表达了林白水对辛亥革命胜利成果的维护之情，也进一步宣传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
三、对林白水公共交往的反思
1、理性缺位
余英时先生在考察1985年后中国思潮发展时指出，因为社会无法提供一个值得多数人认可的现状，中国近代思想史一直呈现出一个激进化历程。②林白水出于对清政府统治的强烈不满，从民族救亡的时代命题出发，着手进行革命启蒙，清朝廷，主张建立共和政府，国民享有思想、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如果说这种政治框架的设计还符合时代要求的话，但在激进心态的支撑下，他把共和政府这个命题化为种族政府命题：“大凡一个国度，总是由同种族的人民组织成功的。一个国度里头，若有两种混合，这就不能够称他为完全的国度”。③在制定法律时，他认为“先要设几个法学学堂……再开一个法学研究会……然后公举几个法律起草员……这种法律，就都是汉族定的了，又都是百姓定的了。一旦光复中原，就不怕没有规则了。并且强调：“但定法律的时候，还有两句最要紧的话，一桩是不要满人定法律，……一桩是不许西人定法律。”④如此，在民主启蒙的旗帜下，悄然地改变了启蒙的宗旨，把满族人排除出法律的主体之外，另外一种专制穿着现代的外衣登上了历史舞台。
2、角色尴尬
从社会史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启蒙运动缺少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与革命相伴而行是中国启蒙运动的特色，启蒙为革命制造舆论，革命使启蒙理念深入人心。但林氏为启蒙者角色预设了一个精英立场，精英利用白话文教育大众、开通民智，是革命的裁判。但关键在于，革命启蒙一旦与“现实大众”发生交涉，面向大众成为目标，那么，是民众而不是启蒙精英就成了革命的裁判，革命的目标、途径、方式得由民众来裁定。
从启蒙的姿态来说，林白水面向了民众，指出国家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现在中国的读书人没有什么可望了，可望的都在我们几位种田的、做手艺的、做买卖的、当兵的以及那十几岁小孩子阿哥、姑娘们。”⑤
对读书人的无用，林氏如是说：“那般读书人，不要说他没有宗旨"，没有学问，就是宗旨、才干、学问件件都好，也不过、嘴里头说一两句空话，笔底下写一两篇空文，出了这两件，还能干什么大事呢？”⑥
简言之，林白水作为读书人在社会学意义上从士转化为知识分子比其心态的转变要来得彻底，士与知识分子在社会意义上已经开始截然两分，在思想上却蝉联未断，林氏虽然有意识要扮演新型的社会角色——启蒙，却更多地传承了士以天下为己任及其对国是的当下关怀，身已新而心尚旧，这种角色尴尬和本身的学养储备使得他难以承担更为艰巨的文化启蒙工作，而仅仅是一个准备和过渡，因此，辛亥之后的反复与革命启蒙本身的局限是紧密相关的，这其中，既有时代的原因，也有其本身的原因，其成就和局限，都带有先行者的鲜明烙印。
参考文献
①江东雄次郎，《本报一年期满总论》[J].《杭州白话报》，1901
②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激进与保守》，《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0
③白话道人：《说种界》，第七期，1904-3-17
④《论法律》第11期，1904-5-15
⑤⑥白话道人，《中国白话报发刊词》，《中国白话报》，第1期，1903-12-19
第7篇：月光启蒙范文
另一方面，与的政权的建立相伴随，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平息了。早在为农民运动大声叫好之时，就对此不以为然。他的态度正如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嘲弄的：“嘴里天天说‘唤起民众’，民众起来了又害怕得要死”。既然害怕得要死，就要采取措施。于是农民运动不但不再被支持，而且受到了限制和镇压。组织发动和支持者受到了清洗。然而，翻身的愿望被镇压之后更为强烈，而且有了尖锐的斗争性。当然，劳苦大众翻身求解放的声音并不是自己在文学中喊出的，因为他们没有掌握文学工具，无法在文学中表现自己的声音。但是，一些文人却在投身于国民革命的过程中把目光投向社会底层，而且早就向文学家发出了“到兵间去，到民间去，到工厂间去，到革命的漩涡中去！”的号召 [11]当运动使以阶级斗争的方式谋求翻身解放的行动失掉了合法性的时候， 一些文人开始转向文学运动。由于各种国际流行的理论影响，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到了他的最后一日，世界形成了两个战垒，一边是资本主义的余毒‘法西斯蒂’的孤城，一边是全世界农工大众的联合战线。各个的细胞在为战斗的目的组织起来，文艺的工人应当担任一个分野”。[12]他们要走向大众，充当他们的代言人。这种代言人的资格是令人怀疑的。鲁迅在《路》中如此讽刺说：“上海的文界今年是恭迎无产阶级文学使者，沸沸扬扬，说是要来了，问问黄包车夫，车夫说并未派遣。这车夫的本阶级意识形态不行，早被别阶级弄歪曲了罢。另外有人把握着，但不一定是工人。于是只好在大屋子里寻，在客店里寻，在洋人家里寻，在书铺子里寻，在咖啡馆里寻……”在鲁迅看来，本人并非无产者而声称代表无产阶级，真正的工人却被认定并不具备无产阶级意识，这是非常荒诞的。但是，鲁迅的讽刺并不能动摇他们要做大众代言人的决心。他们要努力获得阶级意识，并且要求作家放弃知识分子的自我主体而做大众的留声机器。
这种主张与他们对大众的认识密切相关。他们认为“一切被压迫群众不但是反抗统治阶级的力量，而且是创造新社会的主人。”[13]认为“现在的中国农民第一是不像阿q时代的幼稚，他们大都有了很严密的组织，而且对于政治也有了相当的认识；第二是中国农民的革命性已经充分的表现了出来，他们反抗地主，参加革命，……”所以他们断言“阿q时代是早已死去了！阿q时代是死得已经很遥远了！”[14]诗人向着阿q呼喊：“粗暴起来啊，阿q！粮食/工作/爱情/你要的，你的权利……”。[15]
因此，他们就要反对鲁迅胡适式的启蒙主义立场，对五四新文学予以全面的批判。他们说鲁迅“暴露了知识阶级的厚颜，暴露了人道主义的丑恶”，[16]甚至宣判鲁迅为“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不得志的fascite （法西斯谛）”[17]。在彻底告别和批判启蒙文学的同时，他们坚决反对民族主义。这不仅表现在他们对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坚决批判，而且表现在对一切表现着民族意识的作品的否定态度和自己创作中对民族意识的摒弃。在阶级意识的支配之下，他们认为被压迫阶级没有祖国，被统治阶级没有义务爱统治阶级的国家。所以，即使面对“九·一八”之后的形势，他们也决不一般地表现救亡主题，而是坚持以阶级意识看待中日冲突：“中国也有大地主，日本也有大地主/他们要打仗，他们在打仗/我们联合起来”[18]。甚至主张抗战也不是因为日本侵略中国，而是因为日本威胁着苏联。《总退却》、《伟大的开始》等作品受到严厉的批评，其原因就是作者描写中日战争时“没有站在阶级的立场上”，[19]批评者甚至发出了这样的指责：“他是为了父母妻儿民族和国土而抵抗，他并不是为了阶级的利益而战斗！”[20]
面对两大潮流对启蒙文学的挑战，五四启蒙主义的持守者进行了抵抗。当时新文化阵营早已分化，胡适与鲁迅也走向了不同的道路。但是，在守卫五四启蒙主义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他们从不同的方面捍卫着启蒙主义及其标志的新文化和新文学。面对革命文学倡导者对五四新文学特别是启蒙主义的攻击，鲁迅进行了有力的反击，与之展开了长期的论战。鲁迅与革命文学倡导者的矛盾是复杂的，但是，冲突的根本之处是启蒙与翻身的冲突，其关键在于鲁迅坚守五四的文化目标和启蒙主义立场。革命文学论者对五四新文学运动方向的否定是鲁迅所不能容忍的；革命文学论者强调作家放弃知识分子的启蒙主体地位而充当大众的留声机器，是鲁迅难以接受的；革命文学论者认为阿q时代已经死去，大众已经觉悟而不再需要启蒙，也是鲁迅不能认同的。与此同时，胡适打响了另一战场上的一场五四精神保卫战。面对以党化教育愚弄人民、以三民主义统一思想、以弘扬传统整合精神、以及限制自由思想、大搞现代迷信、剥夺自由权利和瓦解五四成果等种种倒行逆施，胡适终于忍无可忍，连续写了《名教》、《人权与约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知难行亦不易》、《新文化运动与》等文章，与国家权威意识形态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他尖锐地指出：“从新文化运动的立场看来，是反动的。”“根本上的运动是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运动，自始便含有保守的性质，故起了一些保守的理论。这种理论便是后来当国时种种反动行为和反动思想的根据了。”[21]而胡适说的“反动思想”包括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胡适与冲突的关键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立场与民族主义的守旧立场不可调合的矛盾。
三
谁是冲突的胜利者呢？国难当头之际，长期的冲突以民族主义文学的胜利告一段落。抗战前夕，左联解散，无条件放弃全部的理论主张而服从于民族解放战争的需要就是一个标志。“两个口号”的论争虽然进行得非常激烈，但双方都赞同新文学必须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目标和任务。它显示着30年代以阶级意识为主体意识的左翼文学向民族意识的归顺。周扬主张“国防文学”，要求“文学上反帝反封建的运动集中到抗敌反汉奸的总流”。[22]虽然“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仍然保存了“大众”的字样，意味着仍然存在阶级意识，却也承认“在一切救亡运动解放运动里面，抗敌战争－－民族革命战争底运动是一个共同的最高的要求”。[23]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作家都聚集到了抗日救亡的大旗之下，服务于争取民族解放的战争。四分五裂的文坛也形成了一个统一战线。“统一战线”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但无论怎样解释，都无法抹杀一个事实：统一战线必然统一于某种中心。在民族主义旗帜下形成的统一战线的中心意识必然是民族意识。因此，抗战开始，文学意识形态和审美倾向上的矛盾开始转入次要地位，一切服从抗战的要求。各派作家联合起来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其《简章》中明确地宣布着他们的宗旨：“以联合全国文艺家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完成中国民族自由解放，建设中国民族革命的文艺。”当时的情形确如郭沫若在《抗战与文化问题》中所说：“‘八·一三’以来，所有国内的种种颉颃状态几乎完全停止了，所有一切有利于抗战的力量也渐渐地集中了起来，就已感觉着有集中的必要。就简单拿文化问题来说吧，所有以前的本位文化或全盘欧化的那些空洞的论争，似乎早已是完全停止了。而在文化的分野里面受着鼓舞的，是抗战言论，抗战诗歌，抗战音乐，抗战戏剧，抗战漫画，抗战电影，抗战木刻……”左翼作家不但不再把苏联放在自己祖国之上，甚至认为：“全国的军队必须有统一的编制，统一的指挥，然后才能做到配备恰当，进退有序的地步，文艺作家也同样，必须自身有整齐严密的组织，然后才能有系统，有计划地执行自己的工作。”
这种一切服从于民族救亡的形势从文坛的两件事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一是“与抗战无关论”引起的风波；一是所谓“反对作家从政论”导致的批判。其实，梁实秋并非主张文学与抗战无关，他的原话是“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24]结果却引起发了激烈的批判。反对者从根本上否认在抗战中有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好象写作或者发表与抗战无关的作品就是对抗战的破坏。沈从文在1939年发表文章《一般与特殊》，对一些作家投笔从政提出批评。因为在他看来，作家从政之后满足于一般宣传，是创作质量下降的原因。他并不反对文学创作为抗战服务，却实在看不起一些文人满足于风云际会。文章一发表就受到了激烈的批评，最严厉的指责也是以此破坏抗战。
由于全力配合抗战，文学集结于民族主义的旗帜之下，民族意识成为文学的中心意识。30年代初开始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在抗战时期终于取得事实上的胜利。这个过程是一个救亡压倒启蒙的过程，也是一个救亡压倒翻身的过程。
如果到此为止，救亡压倒启蒙的结论是正确的。但是，救亡主题的胜利只是暂的。进入40年代之后，文学的中心主题开始发生变化，压倒一切的主题已经不是救亡。
在抗战形势下，虽然似乎一切都服从于救亡的需要。但是，如果深入考察，不难发现抗战文学中一直存在着一种虽然统一在抗战大旗之下却并不甘心于服从抗战的声音。虽然民族矛盾已经成为主要矛盾，但总是有人更关心阶级矛盾而不愿意把民族矛盾的解决作为压倒一切的主题。面对这种现象，救亡宣传的权威机构一次次试图通过劝导和警告实现整合。其方式无非是张扬孙中山“取民族而摒阶级”的主张，希望全国上下，同心同德，一致抗日，保卫国家。并因此而号召作家“不专写社会黑暗”，“不挑拨阶级的仇恨”，为全民族的利益而创作。[25]但是，民族中心意识已经失掉了整合的能力。面对民族主义的宣传，人们不但不再象抗战初期那样响应，而且表现出强烈的反感。战国策派受到来自左翼作家和自由主义作家的同时批判就是一个证明。它意味着启蒙主题和翻身主题的重新复活。
在这种复活中，对陈铨的剧本《野玫瑰》的批判是深有意味的。该剧受到批判的原因之一是“美化特务”。剧中的主人公夏艳华是一个为了抗战把生死置之度外的特工，是作者歌颂的民族解放战争中的英雄。批判者却把她称作“罪恶昭著的法西斯特务”，真让后人摸不着头脑，甚至以为批判文章出自日本侵略者或者汉奸之手。事情很简单，仅仅因为她是政府派遣的，受命于当时的统治者。这种批判使我们看到，在一些人的思想中，阶级意识已经再次压倒民族意识。
在延安，经过文艺整风运动之后，文艺的发展改变了方向，其重要特点之一也是阶级意识的迅速强化和救亡主题迅速向翻身主题转化。延安平剧院演出《逼上梁山》。看后给平剧院写信说：“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戏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接着，歌剧《白毛女》轰动延安。当《白毛女》刚刚演出的时候，人们的认识并不一致，据张庚回忆，“当时在墙报上就出现过文章，攻击《白毛女》，说它是破坏统一战线的戏”。[26]这种攻击之所以出现，因为日本侵略者还没有投降。可是，等看过这个戏之后，不仅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且指示修改，加了枪毙黄世仁的结尾。由此可以看到的是：民族意识中心论者在阶级意识中心论者面前的溃败。
与此同时出现的现象是在创作中翻身主题对救亡主题中心地位的取代。从文学的题材内容上看，文学开始表现新的主题，新的人物。解放战争、、复仇清算、以及从属于阶级翻身之下的妇女翻身成为主要内容。以《白毛女》、《血泪仇》、《赤叶河》、《逼上梁山》为代表的戏剧，以《王贵与李香香》、《漳河水》，《赵巧儿》、《王九诉苦》、《铁算盘子来算账》等为代表的诗歌，以《李有才板话》、《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为代表的小说，充分显示着翻身文学主潮的来临。无论以什么形式表现什么故事，其主题词差不多都是：“要报千年的冤和恨，咱们穷人要翻身”，“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在翻身主题压倒救亡主题的同时，文坛出现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启蒙主题在文学中的边缘化和迅速萎缩。考察启蒙文学萎缩的主要原因，可以清楚地看到，李泽厚“救亡压倒启蒙”的论断在四十年代已经不是历史的事实。在四十年代，启蒙文学多次受到沉重的打击，但没有一次来自民族救亡。
一次是1942年延安文艺整风运动。它批判的是个人主义和人性论，要调整的是大众化与化大众的关系，要改变的是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考察文艺整风中受批判的作家和作品，不难发现它之所以受到严厉批判的主要原因就在于继承了五四启蒙主义精神。呼唤杂文时代也罢，强调文学家与政治家的不同也罢，都显示着启蒙主题的回升。但是，要求一切服务于翻身解放的根据地政治却不能容忍五四式的启蒙立场。无论王实味还是肖军，其问题都在于从鲁迅那里继承的启蒙精神。丁玲的问题也在于她与五四启蒙精神没有能够真正一刀两断。他们对等级观念特别敏感，无法接受家长式的组织管理，接受不了对人的漠视和对个性的压抑，并且试图揭露新形式下的封建主义货色。这种启蒙的声音因其有可能动摇人们的信仰和削弱人们的热情而必然受到了打击。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进一步的措施是通过思想改造的形式解构知识分子的主体地位，以保证彻底放逐启蒙文学。
一次是稍后展开的对胡风的批判。这一批判运动一直持续到50年代“胡风反革命集团”被关押。胡风之所以受到批判，主要原因在于他不愿意放弃从鲁迅继承来的启蒙主义立场，不愿意放弃启蒙知识分子的创作中的主体地位与历史主体性。因而，也不愿意承认工农大众即使脚上有牛屎也比知识分子干净，更不承认知识分子必须在思想感情上与工农兵取得一致然后才能从事创作的金科玉律。胡风的惨败当然与30年代左翼作家的宗派有关，但这宗派本身在当时就是以是否在接受阶级意识之后仍然保持启蒙立场而划线的，胡风与周扬的矛盾仍然是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矛盾的延续。因此，胡风的惨败事实上是鲁迅文学道路的惨败，是中国现代启蒙主义文学的惨败，同时，也标志着左翼作家中启蒙主义者的最后消失。
还有一次是对“自由主义文艺”的批判。以“京派”为主要力量的所谓“自由主义文艺”之所以受到批判，原因在于他们的自由主义，在于他们对人的解放以及人性论等一系列五四新文学主题的持守。严格地说，“京派”并非五四启蒙精神的嫡传，但是，在特殊的背景上，无论沈从文还是朱光潜和萧乾，却都不愿意被某种统一的思想意识所吞没，而顽强地守护着自由和个性。由于这种持守，在抗战时期民族意识唯一合法的时候，他们是不合时宜的；抗战结束阶级意识取而代之，他们仍然不合时宜。但是，他们却试图以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重整五四新文化阵地。于是，他们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严厉的打击。打击他们的主要理由正是郭沫若在《斥反动文艺》一文开头所说的：“今天是人民的革命势力与反人民的反革命势力作短兵相接的时候，衡定是非善恶的标准非常鲜明。凡是有利于人民解放的革命战争的，便是善，便是是，便是正动；反之便是恶，便是非，便是对革命的反动。我们今天来衡论文艺也就是立在这个标准上的，所谓反动文艺，就是不利于人民解放战争的那种作品，倾向，和提倡。”[27]这种尺度与当年倡导革命文学运动时的尺度是相同的。只要不利于闹翻身的文艺都属于“反动文艺”，启蒙文学自然是“反动文艺”。
从以上几个事件可见，40年代文坛上压倒启蒙的力量已经不是救亡，迫使启蒙主题从文坛消失的不是救亡主题，而是阶级意识的唯我独尊和翻身主题高于一切。
注释：
[1]鲁迅《热风·四十》。
[2]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新青年》1卷4号。
[3]胡适《我们对于西洋文明的态度》，《现代评论》4卷83期。
[4]邓中夏《贡献于新诗人之前》，《中国青年》第10期，1923年12月出版。
[5]《每周评论》第19号。
[6]《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p591－592。
[7]《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选集》第1卷。
[8][9][10]《民族文艺论文集》，杭州正中书局1934年版，p409，p88，p130--131。
[11]郭沫若《革命与文学》，《创造月刊》1926年4月。
[12]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创造月刊》1928年2月。
[13]蒋光慈《关于革命文学》，《太阳月刊》1928年2月。
[14]钱杏村《死去了的阿q时代》，《太阳月刊》1928年3月。
[15]邹获帆《跨过阿q》，见《新诗选》第二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16]杜荃（郭沫若）《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创造月刊》1928年8月。
[17]成仿吾《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创造月刊》1928年5月。
[18]陶晶孙《谁是真正的好朋友》，1931年《北斗》第1卷4期。
[19]丹仁《关于〈总退却〉和〈豆腐阿姐〉》，1932年《北斗》第2卷第2期。
[20]《文学新地》第1卷第1期，1932年出版。
[21]《新文化运动与》，《新月》2卷10号。
[22]《关于国防文学》，《文学界》创刊号，1936年6月5日出版。
[23]《胡风评论集》(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p375。
[24]《编者的话》，《中央日报》1938年12月1日。
[25]张道藩《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文艺先锋》1卷1期，1942年9月1日出版。
第8篇：月光启蒙范文
关键词：梁启超；侯外庐；萧S父；明清启蒙；文化主体
自2008年萧S父先生归隐道山以来，学界已经着手整理萧先生的思想遗产。从相关研究成果来看，集中讨论萧先生“启蒙论说”的专文较多。W者根据自己对萧先生著作的理解，分别从不同角度，对萧先生“启蒙论说”作了多层次的阐发。本文在吸收消化前辈观点的基础上，试图比较萧S父与梁启超、侯外庐等“启蒙”论说的异同，揭示萧S父明清“启蒙”说的思想个性。
一、引言
就中国思想史进程来说，大多数学者都承认，已经过去的20世纪将会是中国思想史上变动最为剧烈的时期之一，陈寅恪称之为“赤县神州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具体到明清思想史领域，它与“近代性”紧密相关的“特质”，以及明清思想史本身承古启今、中西交会的转折性质，一直是学界关切所在。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诸多学者，分别以自己所承续的学术源流为出发点，爬梳整理，形成了明清思想史的多种诠释路向。在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众多论题中，就明清思想与“启蒙”之间的关联，以“主题”的形式予以明确探讨的学人，主要有梁启超（1873―1929）、侯外庐（1903―1987）、萧S父（1924―2008）三位。①对于这三位学人来说，近代以来迄今中西古今文化碰撞与交融的“大历史”，是其共同的客观历史处境，同时又因其各自所处的时代氛围不同，以致他们在明清思想史研究领域中，既有一致的致思方向，也有思想个性的差异。
对于这些异同，本文拟首先选取“概念界定”“选定范围”“思潮主题”“人物择取”“研究方法”“代表著作”“写作背景”等角度，做一较为直观的区分。详见下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梁、侯、萧明清思想史观等多方面的若干相似之处。从学术脉络的角度看，三位均主张明清思想具有“近代性”的特质。因此，在学术脉络上，三者可归为一种在思想史上有先后承续关系的共同诠释路径（萧S父在己著中也对梁启超、侯外庐的致思方向较为肯定B11）。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虽然梁、侯、萧均就“启蒙”主题与明清思想的关联，形成了“相似”的学术进路，但他们各自的“启蒙”论说本身存在不同的旨趣，主要体现在对“启蒙”的不同理解上。
二、“政治现象”与“学术变迁”：梁启超论“启蒙”
就三位对“启蒙”的概念界定来说，如果我们不只是注意到上述表格中含有“启蒙运动”“文艺复兴”等字眼的表述，而且联系到这三位学人明清思想史观的形成背景和论述思路，我们就会首先发现他们各自对“启蒙”的理解，各不一致。众所周知，梁启超的清学史二种《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均写于梁氏1920年欧游归来后。不少学者认为，这次欧游标志梁启超思想的转变。法国学者巴斯蒂认为，以欧游为分水岭，“梁启超的活动和撰述从那时候起采取了一个全新的方向，即定向于思考中国的文明和中国的过去，而不是思考从西方的借鉴。”B12欧游之前，梁启超曾经到访美国、日本、澳洲等国，亲眼目睹这些国家的繁荣景象。但梁氏这次欧游，时间长达一年之久，又处于欧洲一战刚刚结束后的萧条时期。西方各国先进与落后、发达与衰败、战争与繁荣的鲜明对比，对他产生了较大的触动。因此，梁启超在结束欧洲访问抵沪后，旋即应邀赴吴淞中国公学，发表了回国后的首次演讲，他说：
因观察欧洲百年来所以进步之故，而中国又何以效法彼邦而不能相似之故，鄙人对于此且有所感想。考欧洲所以致此者，乃因其社会上政治上固有基础，而自然发展以成者也。其固有基础与中国不同，故中国不能效法欧洲，在此百年中可谓在一种不自然之状态中，亦可谓在病的状态中，中国效法此种病态，故不能成功。B13
又说：
夫以道德上而言，决不能谓个人享乐主义为高，则中国人之所长，正在能维持社会的生存与增长，故中国数千年来经外族之蹂躏，而人数未尝减少，职此之故。因此吾以为不必学他人之竞争主义，不如就固有之特性而修正与扩充之也。B14
在演讲的结尾又提出期望：
总之吾人当将固有国民性发挥光大之，即以消极变为积极是也。……鄙人自作此游，对于中国甚为乐观，兴会亦浓，且觉由消极变积极之动机，现已发端。诸君当知中国前途绝对无悲观，中国固有之基础亦最合世界新潮，但求个人高尚其人格，励进前往可以也。B15
晚年的梁启超对中西文化优劣的认识，已经不是1903年初次访美时的情形。在1898年至1912年间，梁启超流亡日本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报刊，曾陆续发表一系列文章，后来汇成《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其中有下列表述：
言泰西近世文明进步之原动力者，必推倍根，以其创归纳法论理学，扫武断之弊，凡论一事，阐一理，必经积累试验然后下断案也。审如是也，则吾中国三百年来考证之学，其价值自有固不可诬者也。何也？以其演绎的而进于归纳的也。泰西自十五世纪文艺复兴以后，学者犹不免而涉于诡辩，陷于空想，自倍根兴而始一矫之。有明末叶，自中国诡辩空想时代也。乃明之亡，顾、黄、颜、王、刘诸子，倡实践实用之学，得其大者；阎、胡、二万、王、梅诸君，同时蔚起，各明其一体。其时代与培根同。其学统组织之变更，亦颇相类。顾泰西以有归纳派而思想日以勃兴，中国以有归纳派而思想日益销沉。非归纳派之罪，而所以用之者误之涂径也。B16
对比梁启超将近20年前后的表述，可看出梁启超此时的思考重心，已经由“顾泰西以有归纳派而思想日以勃兴，中国以有归纳派而思想日益销沉”等类似问题，转变为思考“中国何以效法彼邦而不能相似之故”。梁认为，“归纳法”中西各国都有，却走向不同结局，原因就在于“因其社会上政治上固有基础，而自然发展以成”，“（欧洲）固有基础与中国不同”，因此对于他国文化的优长，应“就（本国）固有之特性而修正与扩充之”。此外，梁启超还指出欧洲文化也有种种弊端（“个人享乐主义”等），对比欧洲文化的负面性，更应注意发掘“中国人之所长”。
梁启超以上认识，以及梁氏在《欧游心影录》所记录的种种感观，一起构成了梁启超写作《概论》和《学术史》的大致思想背景。在《清代学术概论》的结语中，梁启超这样表述他的“感想”：
我国文化史确有研究价值，即一代而已见其概。故我辈虽当一面尽量吸收外来之新文化，一面仍万不可妄自菲薄，蔑弃其遗产。B17
所谓“经世致用”之一学派，其根本观念，传自孔孟，历代多倡道之，而清代之晚出派，益扩张其范围。此派所揭橥之旗帜，^学问当有讲求者，在改良社会增其幸福，其通行语所谓“国计民生”者是也。故其论点，不期而趋集于生计问题。而我国对于生计问题之见地，自先秦诸大哲，其理想皆近于今世所谓“社会主义”。今此问题为全世界人类之公共问题，各国学者之头脑，皆为所恼。吾敢言我国之生计社会，实为将来新学说最好之试验场，而我国学者对于此问题，实有最大之发言权，且尤当自觉悟其对此问题应负最大之任务。B18
由此大致可以看出，梁启超晚年对本国学术史的态度有着怎样的转变。毋庸讳言，梁启超本人一生思想芜杂，其思想的复杂多变，如同其政治经历一样，二者几乎等量齐观。这位学宗常州今文经学学派的晚清戊戌六君子之一，一变为大力鼓吹“新民说”、“进化论”、“公德说”的报人，次变为与乃师康有为组建保皇党的流亡政客，再变为与乃师分道扬镳而拥袁、倒袁的财政总长，终变为民国整理国故、研究学术之清华国学院首席导师（早年曾与古文经学旗手章太炎为敌，晚年又握手言和）。梁启超的一生，几乎堪称清末民初思潮变迁的缩影，上述演讲所流露的思想，基本可以算作梁启超中西文化观的晚年基调。
需要指出，梁启超并没有明确用“启蒙”或者“启蒙运动”来指涉明清思想史。首次使用“启蒙”概括和描述明清思想史的学者，是侯外庐。与侯外庐相比，梁启超多使用“文艺复兴”一词，他所使用的“启蒙”，只是用来描述清代学术史四分期中的第一期“启蒙期”――梁启超同时也借佛学术语“生”来表述。“启蒙”在梁启超那里，被理解为一种对旧有思潮的“反动”和“破坏”；而“”一词，则被用来概括晚明清初的顾炎武、胡渭、阎若璩等若干人，以和清代中期“正统派”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人相对举。梁启超说：
“清代思潮”果何物耶？简单言之：则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而以“复古”为其职志者也。其动机及其内容，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而欧洲当“文艺复兴期”经过以后所发生之新影响，则我国今日正见端焉。B19
又说：
启蒙期者，对于旧思潮初起反动之期也。旧思潮经全盛之后，如果之极熟而致烂，如血之凝固而成瘀，则反动不得不起。反动者，凡以求建设新思潮也。然建设必先之以破坏，故此期之重要人物，其精力皆用于破坏，而建设盖有所未遑。所谓未遑者，非阁置之谓。其建设之主要精神，在此期间必已孕育，如史家所谓‘开国规模’者然。B20
梁启超进而论述清代“思潮”的特点以及形成的主要因素：
吾观中外古今之所谓“思潮”者，皆循此历程以递相流转。而有清二百余年，则其最切著之例证也。
我说的“环境之变迁与心理之感召”，这两项要当为“一括搭”的研究。内中环境一项，包含范围很广，而政治现象，关系最大。B21
以康熙间学界形势论，本来有趋重自然科学的可能性，且当时实在也有点这种机兆。然而到底不成功者，其一，如前文所讲，因为种种事故把科学媒介人失掉了。其二，则因中国学者根本习气，看轻了“艺成而下”的学问，所以结果逼着专走文献这条路。但还有个问题，文献所包范围很广，为什么专向古典部分发展，其他多付阙如呢？问到这里，又须拿政治现象来说明。B22
蜕变趋衰落的原因，有一部分也可以从政治方面解答。B23
由此可见，梁启超认为清代学术思潮（从晚明1623年之后算起的三百年）的种种“风气”，其之所以发轫、兴盛、灭亡、蜕变，而后“循此历程迭相流转”，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政治现象”。事实上，梁启超《学术史》与《概论》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学术史》专门花了三章的篇幅，以“清代学术变迁和政治的影响”为题，说明清代学术思潮变迁的背景。梁启超对中国学术与政治的关系看得很透彻，早在流亡日本时，梁启超就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文章说：“泰西之政治，常随学术思想为转移，中国之学术思想，常随政治为转移。”B24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的不同点，就在于“学术”受“政治”主导。梁启超这一认识，在他的明清思想史论述中最为深切。
综上所述，在通过对梁启超明清学术史观进行大致梳理后，笔者认为：虽然梁、侯、萧均以“启蒙运动”“文艺复兴”等词描述明清思想史，但就梁启超的明清思想史观来说，可以被粗略概括为“政治现象――学术变迁――启蒙（文艺复兴）”。以梁启超清学史著作所列举的人物来说，其学术路径几乎都与当时的政治气候相关。所谓“”，是“为政治而作学问”B25，因对晚明腐朽政治、外族入侵不满，而转向“经世致用”；所谓“正统派”（考据学派），则是与当时官方意识形态汉学相合拍而兴盛的；所谓“蜕分期”，则主要由晚清今文学派康有为等“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之类人物（包括梁本人）引领；所谓“衰落期”，则指正统派俞樾等人最后“死守之壁垒也”。
通观梁启超的明清思想史论述，我们还要注意到梁与侯、萧另一明显不同之处――他们对18世纪清代考据思潮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梁启超认为清代考据学代表着“科学”，他曾说：“自清代考证学派二百余年之训练，成为一种遗传，我国学子之头脑，渐趋于冷静缜密。此种性质，实为科学成立之基本要素。”B26此外，梁启超用“全盛期”一词来指涉18世纪的考据学，也可见一斑；而侯、萧则将18世纪的清代考据学，分别描述为明清思想史的“学术暗流”和“历史洄流”。以今天学界的观点看，清代考据学方法是否能够成为“科学”成立之基本因素，是另一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从这里可以看出梁启超的矛盾心态――一方面他要努力发掘中国文化也有与西方科学相类比的资源，以跟随世界“先进潮流”，另一方面他又必须从尊重本国文化主体地位的前提出发，找到一个引进科学最适合的渠道。在梁启超看来，清代考据学就是这样一种最合适的途径。
三、社会运动与社会实践：侯外庐“早期启蒙说”的指向
侯外庐在40年代出版的《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50年代重新整理并更名为《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的两书中，谈到了他对清代考据学的认识：
第17世纪的启蒙思想，气象博大深远，应作特独研究，是为第一编；第18世纪的汉学运动，为学问而学问，正是乾嘉对外闭关对内安定的学术暗流，戴（东原）章（实斋）二子不过是清初大儒思想的余波（梁任公谓清代的学术极盛时代，不确），是为第二编；第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叶的文艺再复兴，更接受了西洋学术的直接影响，内容殊为复杂多面，直于现在文化相连，是为第三编。B27
从反对中古的烦琐哲学方面来讲，回到古代一事，也包含着为了进行批判活动而选择武器的功用。然而钻在牛角尖里的所谓“汉学”自然不符合这种情况。顾炎武的“理学，经学也”的命题，傅山的“五经皆王制”的命题……。这是进步的思想，我们应当把它和乾嘉的“汉学”区别开来。B28
毋庸讳言，侯外庐对18世纪清代考据学的评价较低。他甚至不同意把清代考据学的源头溯源到顾炎武、黄宗羲等人。他说：“讲清代汉学历史的人，往往把汉学上推到顾炎武黄宗羲。其实清初大儒以经世之务为目的，以考据之学为手段，并无所谓汉学的专门研究。”B29侯外庐认为“顾黄之学的支配内容是新世界的启蒙运动”，因此，18世纪的专门汉学，看起来好像是继承顾黄等人的考据，但实际上是“把清初学者的经世致用之学变了质的”。侯外庐为此强调：“专门汉学的前驱者，决不应当追源于顾黄诸人”B30甚至据此批评梁启超、章炳麟、胡适等人，认为章炳麟将“汉学家的治学精神理想化了”，而梁、胡则是把“这种汉学家的治学精神，吹捧成了什么‘近代的科学方法’了。”B31与此形成对比，萧S父在80年代的代表作《中国哲学启蒙的坎坷道路》中，则将清代考据学称之为“洄流”：
18世纪的历史洄流，表现为社会经济新因素由大破坏到复苏、民族关系由落后族的征服到被融合的过程中，封建专制主义回光返照地稳定了一段，伴之而来的是程朱理学的权威竟得以在“御纂”、“钦定”的形势下恢复。B32
对比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在对18世纪考据学的思想史的定位问题上，侯外庐、萧S父与梁启超存在较大的距离。众所周知，侯外庐的致思方向，是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为“范式”，诠释明清思想史。侯外庐特重社会学研究方法的主导原则，即首先分析明清时期的经济社会变动情况，再据此分析该时期的学术思潮。以笔者的阅读感受而言，侯外庐的明清思想史著作，“社会史”成分多于“思想史”成分。
就对整个清代思想的总体认识来说，虽然侯外庐与梁启超一致：“中国先秦诸子思想之花果，固然可以媲美于希腊文化，而清代思想之光辉，亦并不逊色于欧西文艺复兴与宗教以来的成果”B33，但二者实际上存在鸿沟。笔者以为，就侯外庐所标举的“早期启蒙”说而言，应首先关注其具体论述，是要解决中国思想史上的什么问题。要想弄清楚这个问题，一切都得回到侯外庐当时的撰写背景。作为《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的原作，《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在1944年11月，就已经出版上卷了。B34在这之前，侯外庐已经有一系列关于明清思想的论文相继发表。B35侯外庐后来回忆说：
当时，研究和撰写这一段思想史，我感到有强大的动力在推动自己，一则，“近代”问题的研究更能为革命斗争的需要服务，这一点颇令人鼓舞；二则，在认识上，我认为先秦诸子思想与明清之际的思想是可以分别同希腊文化与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后的文化媲美的。这是两个历史剧变时代惊心动魄的文化遗产，确实有必要先行整理。B36
可见，侯外庐撰写《近世思想学说史》的动力有两个，除了明清思想史本身的特质之外，另外一个重要的动力是“为革命斗争的需要服务”。这里所说的“为革命斗争的需要”，主要是指抗战时期至建国之前，包括侯外庐在内的马克思左翼学者反对胡适、陈立夫等人的学术观。B37事实上，侯外庐撰写近世思想学说史的切入点，就是从评价清代考据学开始的。早在1939年，侯外庐就于重庆《理论与现实》杂志创刊号，发表《中国学术的传统与现阶段学术运动》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侯外庐认为：
清代学人的汉学运动，有人说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这是错误的。因为当时学术的退休性，固然经过康熙以来的文字之狱以及封建文化的统制政策，被学术的“历史”觉醒所刺激，而这一觉醒却是一般的知识真理之形式发展（如严密性的治学方法，文字学），没有进步历史的布尔乔亚自觉手段的觉醒内容（如西欧文艺复兴时代的知识运动内容）。中国学术史古典的退休特点，一方面保持历史学（包括文字学）的探究，实在是中国学术最好传统承继的优良精神，他方面缺乏进步自觉手段的觉醒，而与中国农民运动脱节，又是长期退休的停滞条件。B38
侯外]所使用的“退休性”一词，可理解为“落后”；“代数学”，则可理解为“形式大于内容”或者“徒有其表未有其实”。在侯外庐看来，所谓“清代学人的汉学运动”，并不能够代表历史的进步――恰恰相反，清代考据学是社会进步的阻碍因素，而清代朴学方法最大的价值，只是“中国学术反对愚昧的‘代数学’”，并无“时代的进步意义”。B39接下来，侯外庐又对五四时期“资产阶级”的学术观提出批评：
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自觉手段，因了封建反动的复古，没有和中国民主革命的巨潮配合，却采取了两个路线：一即仍承继着中国古典学术的退休历史，回到历史学的探求中，从梁漱溟胡适之的整理国故（最极端的是拘束于戴东原的遗产），一直到顾颉刚的古史辨，都表明了这一特点：知识阶级和社会运动脱节而在形式知识中的代数学中避难；……B40
在该文中，侯外庐同时还就“知行”等问题，强调“行”（实践）的重要性，对孙中山的“知易行难”“先行后知”均表示肯定，并提倡“革命的人文主义的哲学”的学术运动。最后，侯外庐在该文末尾第六部分“现阶段的学术运动”中，提出了期望：
现阶段的学术运动，不但要把中国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代数学继承起来，而且要批判这一学术精神和实践社会相隔离的矛盾；……B41
由此可见，侯外庐对“清代学人汉学运动”评价过低的重要原因，就在于“知识阶级和社会运动脱节”“与中国农民运动脱节”“学术精神与实践社会相隔离”等等。毋庸讳言，侯外庐在抗战至建国期间发表的一系列明清思想史论述，几乎均带有为当时政党之间意识形态舆论斗争服务的性质。但更重要的是，马克思历史唯物史观本身的理论特性（这里指侯外庐自己所理解的马克思唯物史观）――对“实践性”“革命性”的强调，以及主张发动社会运动以改变现实这一特质，投射至学术研究领域，必然会造成这样一种学术进路。
至此，我们也就不难明白，侯外庐的《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之所以特别重视黄宗羲、顾炎武、颜元、王夫之等人的思想，原因就在于其思想带有明显的“经世致用”的实践性（虽然“经世致用”不完全就等同于“实践”）。也正因为如此，侯外庐格外注意强调，所谓中国的“启蒙运动”“文艺复兴”，绝不能用来形容清代的汉学运动，而应该指向晚明清初顾、黄、王、颜等人重实践（主要是指社会运动）的学术潮流。
为了申述这一点，笔者摘引侯外庐《早期思想启蒙史》第一章第三节“启蒙思潮的特点”的部分论述如下：
中国的启蒙者如何心隐、李贽以至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和颜元等人，都以各种表现方式，强烈地仇视农奴制度及依存于它的一切产物。
他们同情人民的利益，特别是农民的利益，尽管他们多数并不同情农民暴动。
十七世纪的中国学者所提倡的“经世致用”之学或实际实物实效之学，是中古绝欲思想的对立物，是进步的资产阶级先辈的先进思想，他们所提倡的个人实践实质上是进步的“市民”的世界观，而“实用主义”的唯心论所标榜的个人主义却是代表大资产阶级的腐朽的世界观。
傅山虽然敢在京师做平民运动，但他们的思想倾向却接近于代表城市中等阶级的反对派（不要误会为中小地主）；颜元虽然在方法论上是复古的，但他的思想倾向却接近于城市平民反对派。B42
如果我们暂时搁置侯外庐所使用的马列理论“术语”（例如“资产阶级”“近代市民”“城市平民”等），我们可以看到，侯外庐诠释明清思想史时，一种暗而不彰的思路在于：注重挖掘明清思想史中明确反映社会运动、社会实践的思想资源，以及着重强调以哲学思维批判现实、改造现实的思想家。前者以顾炎武、黄宗羲、颜元为代表，他们的特点是偏重于亲身参与社会实践；后者以王夫之、方以智等为代表，他们的特点是偏重于以哲学思维批判现实。通观侯外庐《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书中均多处体现了这一思路。因此，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侯外庐的早期启蒙说，可以大致概括为“革命实践――社会运动――启蒙思潮”的模式。
前文说过，对于18世纪清代考据学的认识上，侯、萧二者分别使用“暗流”和“洄流”一词指涉这一时期，此二词表面上看均含有贬低意味，但各自指向不同。“暗流”一词，与“主流”相悖反，或许还起着干扰作用。B43（侯外庐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使用“暗流”一词）；而“洄流”则意味着暂时的“洄游”，本身和“主流”方向相一致。萧S父以“历史的洄流”一词描述清代考据学时说：
17世纪的启蒙哲学，穿过了18世纪的洄流而在19世纪后期的维新运动乃至20世纪初叶的新文化运动中闪耀出火光，18世纪乾嘉朴学中被扭曲了的科学方法，穿过19世纪的政治风浪而在20世纪初酝酿史学革命时发生了重要作用……B44
此外，萧S父与许苏民合作的《明清启蒙学术流变》一书，以明清思想史的“学术流变”为题，也颇能说明这一点。该书以明清启蒙学术为主潮，将明清思想史分为三个阶段，并描述了第三阶段的特点：
第三阶段：清中叶时期（即从乾隆至道光二十年，约18世纪30年代至19世纪30年代）。其思想动态的特点，可以概括为：执著追求、潜心开拓，身处洄游而心游未来，其思想旗帜，可以戴震为代表。B45
由此可见，萧S父与侯外庐不同，他将18世纪的考据学，放在17、18、19三个世纪的思想历程中，并理解为明清之际思想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环”，它虽然“身处洄游”，但其“承上启下”的思想史地位却很重要。萧S父的这种理解，导源于对黑格尔和马克思思想资源的双重吸收，主要是“否定之否定”的观念和“历史与逻辑的相统一”的方法。可见，萧S父之所以重视18世纪考据学，背后蕴含的深意是――明清思想史应被凸显为一个整体的、连续的观念，其内部并不存在断裂和二元对立的现象。
以清代考据学巨擘戴震为例，侯外庐在评价戴震思想说：
我们认为戴震思想的天地，比之王夫之、颜元更狭隘些。我们对戴震哲学思想所具有的光芒虽不能忽视，但对其哲学体系则不能不说比清初大儒的成就是有逊色的。B46
又说：
戴震哲学的理论范畴显得贫乏，没有夫之变化学说的丰富，但他q解道器之说，提出‘谓之’的字义，却补充了夫之‘谓之’的解释。”B47
此外，侯外庐还认为，就中国哲学史的重要论题“道器论”来说，王夫之的道器论是统一的，戴震所讲的“道器”是分裂的。就社会历史来说，侯外庐同样认为戴震与王夫之相比，缺乏“历史的发展理论”：
王夫之的生化论，是生化史的秩序论，是说明条理法则的日新日成，日变日革，器变而道亦变。戴震的生化论却没有历史的发展理论。B48
读者可以注意到，侯外庐在评述戴震思想时，几乎处处是以王夫之作为参照进行对比。侯外庐将戴震思想“劈成两半”，持一种较为对立的评判：“戴震的社会哲学‘理’论，颇有人文主义的思想色彩，我们认为在这一点上才是他真正继承了清初大儒的宏图，而他的考据学则是末节小技。”B49其实早在1944年，侯外庐就在《乾嘉时代的汉流与文化史学的抗议》一文中，专门将黄宗羲、顾炎武、王船山、李二曲等人对经典的注解、疏解工作，与阎若璩、毛奇龄等人的考据学术区分开来，并认为“首开汉学家之风气”阎百诗等人，已经“遗忘了清初大儒的中心传统”。B50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
与侯不同，萧S父则认为戴震是我国18世纪杰出的考据学家、自然科学家、启蒙思想家，B51并将戴震明确作为启蒙思潮第二期的代表人物。《明清启蒙学术流变》一书，已对戴震的学术思想予以全新认识：“戴震所提倡的‘察分理’，为行将日益增多的具体科学门类的诞生提供了哲学依据”“从戴震所强调的明辨真伪、分析精微的‘心知’，到章学诚注重的史学研究的‘别裁精识’，大大凸显了‘我’作为求‘真’的知性主体的地位，为中国学术进一步走向‘察分理’式的专家之学和体现巨大历史感的对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开了先路。”B52萧、侯明清思想史观的不同，同样也体现在二者对王夫之思想的不同理解。笔者曾在拙文《萧S父船山学研究的“内在理路”浅探》中对这一点予以初步分疏：与侯外庐相比，萧S父深化了船山思想与启蒙思潮的联系，将王夫之思想进一步明确为明清启蒙思潮最具代表性的典型人物，而侯外庐倾向于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说和社会学说角度，判定船山“启蒙学者”的身份，但在具体论述“启蒙”思潮与王夫之思想存在怎样的关联时，主题并不明晰。B53由此可见，萧、侯处理“启蒙”与明清思想家的关系时，前者对后者不仅是时代的超越，更是宏观认识上的超越。
四、启蒙与启蒙反思：萧S父“启蒙”论说的“变奏”
关于侯、萧早期启蒙论说的异同，蒋国保先生已经予以详细疏解，并将萧S父的启蒙论说概括为“坎坷启蒙说”。蒋先生首先区分了二者对明清之际时代划分范围的不同，并指出二者的启蒙标准分别依据于列宁和康德各自的表述，最后指出萧对早期启蒙的把握是立体的，对各个启蒙思想家，在相同的启蒙理念下所呈现的不同的启蒙取向，做了整体的分析和概括。B54郭齐勇先生则就萧S父启蒙论说的双重含义进行了发掘，指出其启蒙论说存在显、隐两层，其隐性的一层便是走出现代性，蕴含着启蒙反思的意蕴。郭先生还着重指出，萧S父晚年认为自己并不属于侯外庐学派。B55上述学者对萧S父启蒙论说的独特意蕴的揭示，对本文有重要启发。
以笔者肤浅的了解来看，萧S父的明清思想史观以及“启蒙”论说，有其独特的思想个性，其思想内部存在一定的张力。萧S父的“启蒙”论说，可大致归纳为“思想多元――文化主体――启蒙与启蒙反思”的学术进路。B56上述概括只是一个粗略的描述，但笔者认为它或许能够代表萧先生“启蒙”论说的全部风貌。
诚然，萧S父曾表明他继承“侯门血脉”B57，但如果我们联系萧S父的整体思路，深入解读萧S父“启蒙”论说的一些关键性表述，就会发现：我们过去对于萧S父“启蒙”论说的了解，大多流于就“启蒙”而言启蒙。萧S父的“启蒙”论说，其意义绝不是仅从明清之际思想资源中，发掘出与“启蒙”相关的思想资源，而倒过来说，其更宏大的意义在于――以“启蒙”为话题，为传统文化如何进行现代转化，找到本民族的历史文化根据，背后蕴含继承传统文化优秀遗产可贵的主体意识。
萧S父的明清启蒙说，论说主体是中国的“启蒙”，又是从中国思想史的明清阶段，寻找现代化的原初生长点，力图打通传统和现代，这就在主旨上必然会对“启蒙”作一番传统哲学的再吸收和重铸。萧S父“启蒙”论说的出发点，首先是拒斥西化狂潮和复古逆流，他说：
百年来，中西古今文化的论争中，不少人在西化狂潮和复古逆流的汹涌夹击之下，目眩神移，无所归依，正是由于在文化心态上失去了民族主体意识，以致陷入了种种误区。这是重要的历史教训。B58
针对百年来中西古今文化论争的历史教训，萧S父指出其根本症结就在于：“失去了民族主体意识”。由此，他进而强调：“所谓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即指民族文化绵延发展中形成的独立自主意识，是一个民族能够涵化外来文化、更新传统文化的能动的创造精神。”B5980年代曾兴起一股西化思潮，类似五四时期激进的“全盘西化”，又卷土重来。针对学界的质疑，萧S父不改初衷，坚持认为：
尽管17世纪以来的西学东渐在中国近现代的文化代谢中起过重大的引发作用，但从根本上说，中国的现代化及其文化蜕变只能是中国历史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B60
可见，萧S父对本民族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贯坚持。也因为如此，在进行具体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时，萧S父非常注重强调双方地位平等的重要性。他曾借对比中西科学的成就时指出：“如果仅就中西科学的早期汇合而言，明清之际确属于特殊的历史阶段，因当时双方大体处于平等地位，从事和平的文化交流，易于显示出各自的优势和弱点；当时传入的西方科学既有古代的、中世纪的积极成果，也有一些近代化的新进展，当时中国科学从总体上也达到这一水平，这就易于比较双方的异同――同中之异与异中之同，易于比较中西双方的科学传统。”B61萧S父这一认识，在80、90年代西化思潮比较严重的背景下，客观上有利于驳斥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之“事事不如人”的心理。
萧S父说：“中国有自己的文艺复兴或哲学启蒙，就是指中国封建社会在特定条件下展开过这种自我批判。这种自我批判，在16世纪中叶伴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生长而出现的哲学新动向（以泰州学派的分化为标志，与当时新的文艺思潮、科学思潮相呼应），已启其端，到17世纪在特定条件下掀起强大的反理学思潮这一特殊理论形态，典型地表现出来。”B62萧S父对“启蒙”的定义，虽然采用马列人类史观的五个社会阶段的划分，但却是通过对比各国的历史道路，从“明清之际是中国文化思想史一个特殊阶段”这一论断出发，作了明确而又严格的界定――“在特定条件下展开过这种自我批判”，重在强调“批判”的“自我批判”，凸显“启蒙在我”的主体身份。
在萧S父看来，中国的启蒙，要靠中国文化的自我批判和自我更新，而不是套用别国模式。他为此进而论述：“人类总要走出封建社会，但走出的途径各不相同”，“如果对比西方，我国与意大利、法国、英国、荷兰等国走出中世纪的办法迥然不同，却近似于德意志和俄罗斯。”B63可见，萧S父的“启蒙”论说，从一开始就自觉排拒抽象、同一的“启蒙”理念，并拒斥西方“启蒙”学说占据话语权的主导地位。
在《黄宗羲的真理观片论》一文中，萧S父引用章学诚对黄宗羲的评价说：
这里，两个“合而一之”，一个“综会诸家”，显示出他（笔者按：章学诚）所见到的黄宗羲学术堂庑之广大，超出了汉学、宋学以及宋学诸流派的藩篱；至于“九流百家之可以返于一贯”，则表露出黄宗羲所追求的新哲学体系，对于九流百家的思想都试图融摄包容，驰骋古今，不拘家派，“其于象数图纬，无所不工，以至二者之藏，亦披抉殆尽”。这正是启蒙学者的探索精神和恢宏气象。B64
上述论述中使用“合而一之”“综会诸家”“融摄包容”“九流百家可以返于一贯”等词，在《周易》《老子》《中庸》等经典中，均可找到根源性的表述。它背后蕴含独特的认识论、境界论以及深层底蕴，恰恰是西方启蒙学说中较为匮乏的思想资源。由于萧S父大力阐扬中国本土明清之际思想家的学说，必然会在内容上与西方“启蒙”学说相区别，而明清之际的思想学说，在很大程度又来源于对古典思想的熔铸和再创造，这使其学说在客观上就已经蕴含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本已有之的独特内涵，例如“天人合一”“和而不同”“人文化成”“相反相待”“杂以成纯、异以贞同”“一本万殊”等表述。
除了阐扬明清之际思想家本身的学说之外，萧S父“启蒙”论说的另一重要的思想来源是儒门《易》《庸》之学及道家思想。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萧S父对道家思想尤为关注，发表了《易蕴管窥》等一系列文章，着重探讨了儒、道之学与明清启蒙学说的关联。在《儒门〈易〉〈庸〉之学片论》一文中，萧S父指出《易》《庸》等儒门之学与明清启蒙学说的内在思想渊源：
《易》《庸》之学的多元文化史观的优秀传统，在明清之际所引发的学术思想变化中的新的整合；也可以说是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者冲破了儒家道统一尊的囚缚，在学术文化史观上向《易》《庸》之学的复归。B65
萧S父从传统先秦经典著作中，追溯明清启蒙学说的思想起源，在梁、侯的明清思想史论述中，是没有这一点的。除儒学思想资源之外，萧S父还指出明清之际学者本身的思想，离不开对道家思想资源的吸取。在《道家・隐者・思想异端》一文中，萧S父指出道家思想的“异端”性格，有利于打破人们的思维定势，在学术资源上，也常常儒道互补、佛道共融。更重要的是，萧S父认为，以儒、道为主体的“先秦子学的复d”，是明清之际学术思想重新整合的一个重要因素。他论述道：
明清之际，“天崩地解”的社会震荡，“破块启蒙”的思想异动，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在这空前的变局中，学术思想出现了新的整合，活跃于整个中世纪的思想异端，开始蜕化为力图冲决网罗、走出中世纪的新的启蒙意识。这一思想的重新整合和蜕变的过程，是极为复杂的，但先秦子学的复d，长期被目为异端的《老》《f》《列》思想的引起重视和重新咀嚼，无疑是一个促进的重要因素。B66
此外，萧先生特别重视传统易学的思想价值，他把传统易学按照现代眼光，分为科学易、人文易和诗化易，并认为“科学易”是明清启蒙学说的一个重要来源。他说：“‘科学易’作为近现代易学流派，乃是近代科学思潮冲荡的产物。在中国，17世纪崛起的桐城方氏易学学派，可说是“科学易”的雏形。方孔荨⒎揭灾恰⒎街型ǖ龋三代相承，精研易理，著述很多，自成体系，其根本趋向在于将传统易学的象数思维模式与西方传入的新兴质测之学相结合。……引进西方新兴质测之学，用以论证和发挥中华科学思想的优秀传统。这正是近代“科学易”的致思趋向。”B67以上种种论述，都说明萧S父的“启蒙”论说，并没有局限于“启蒙”本身，而是在更广阔的思想史维度上，寻求传统文化如何进行现代转化更多的坚实的历史依据。
近年来，学界有关“启蒙反思”的讨论热烈，因其是在全球环境日益污染严重、生态失衡、科技理性膨胀的严峻现实背景下展开，而具有重要的学术讨论意义。B68启蒙反思所批评的“启蒙心态”，主要是指人类中心主义和工具理性、科技理性的滥用。在这方面，晚年的萧S父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启蒙反思”的字眼，但他已经借助儒、道资源，表达了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和对终极关怀的关注。他说：
（道家）由此，展开其认识论、方法论上的一系列如何突破片面、局限的自我超越；展开其美学上的一系列由“技”进乎“道”、由工具理性进到价值理性，实现求真与审美统一的自由理想；……这一切，以其对文明社会中异化现象的警省，以其对工具理性的局限性的敏感，以其对形而上的终极价值的关怀和对人类寻回精神家园的渴望，都有助于现代人走出自己的哲学困境，都是中国传统哲学中最富有现代性的文化基因。B69
可见，在萧S父看来，中国传统哲学之所以富有现代性的文化基因，是对 “工具理性的局限性”的敏感“形而上的终极价值的关怀”，以及对市场经济社会金钱物化、异化等现象的“警省”，而这些恰恰都是中国传统哲学本已有之的独特内涵――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蕴含了“启蒙反思”的向度。在这个意义上，萧S父的“启蒙”论说，其实在深层次上扬弃了西方启蒙学说，发扬了传统哲学的优秀价值，超越了西方启蒙思想。
五、结语
通过对梁启超、侯外庐、萧S父三者“启蒙”论说的纵向比较，可以看出：萧S父在学术脉络上，吸取了梁启超和侯外庐有关明清思想史论述的合理成分，一方面将明清思想史以“启蒙”为主题，整合成一个完整的、螺旋上升的思想史进程，纠正了梁启超将思想史看成是平面循环之“迭相流转”的偏颇；另一方面克服了侯外庐抬高顾黄王、贬低清代考据学的对立评判，充分肯定清代考据学的价值，并淡化社会经济史的色彩，强化“思想的内在理路” B70，提升早期启蒙思潮的论域，将“启蒙”从“社会实践”“社会解放”的范畴，转向为以“人”为核心的一系列论题――“人”的发现、肯定人的主体性、“新人学”等等。
由于萧S父的学思历程主要处于整个20世纪后半叶乃至世纪之交，因此其思想更具有直接的启发性，其更宏大的文化维度和现实意义在于――以本土传统哲学为底色的“中国启蒙”为话题，为传统文化如何进行现代转化，找到本民族的历史文化根据，树立了继承传统文化优秀遗产的主体意识。
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萧S父的明清启蒙说，也存在一定的时代局限性。萧S父对明清思想和宋明理学（按：这里指以朱熹为宗的狭义理学）持对立评判。在宋明理学内部，萧S父对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评价又有区分。B71笔者认为，其原因可能在于没有注意区分意识形态化的“理学”和宋明理学思想本身，其“伦理异化”“伦文主义”的相关论述，更多的是抨击作为意识形态的一种思想和学说，它是否与理学思想本身存在本质上的相关，尚需认真讨论。这一点，是我们扬弃和发扬萧S父明清“启蒙”说应注意的地方之一。
【 注 释 】
①从宽泛意义上说，这里其实还应包括熊十力、胡适、钱穆、嵇文甫、谢国桢、吕振羽，以及日本学者岛田虔次、沟口雄三等人，但因其学术旨趣并非明确就“启蒙”与明清思想之间的关系作为主题，故暂未纳入讨论范围。
②B26梁启超著、朱维铮校注：《清代学术概论》，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5页、第160页。
③B28B29B30B31B42B46B47B48B49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6―27、34、403、404、416、26―36、430、433、435、452页。
④B32B44B60B62B64B66萧S父：《吹沙集》，巴蜀书社2007年版，第12―15、25、33、343、14―15、322、170页。
⑤以上人物选自梁启超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和《清代学术概论》，以及《儒家哲学》《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部分篇章。
⑥以上人物选自侯外庐著《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和《侯外庐史学论文集》（下）的部分篇章。
⑦以上人物选自萧S父、许苏民合著：《明清启蒙学术流变》（修订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⑧侯外庐于1935年曾出版《经济学成立及其发展》（国际学社出版），内容主要是通过对重农学派、古典学派等早期经济思想史的介绍和评判，引入马克思《资本论》经济学“剩余价值”等新学说。在侯外庐的思想史著作中，大多都运用马克思经济学方法分析古代经济变动和社会阶层的分化，进而分析该时期的学术思潮。
⑨侯外庐在九一八事变后，从哈尔滨返回北平后，加入左翼教师联合会，1932年12月因“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被捕入狱，次年8月出狱。通观侯外庐1930年代的活动、事迹，侯外庐以自己的方式，参与由陈伯达等人发起的“新启蒙运动”，并与左翼人士同声相求。参见杜运辉编著：《侯外庐先生学谱》“1930年―1937年部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⑩侯外庐在40年代与郭沫若等也有论战，主要是关于墨子“明鬼”论的讨论。
B11详见萧S父《评梁启超的“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观》、《侯外庐新版〈船山学案〉读后》、《“早期启蒙说”与中国现代化――纪念侯外庐先生百年诞辰》（与许苏民合作）等文。
B12巴斯蒂：《梁启超1919年的旅居法国与晚年社会文化思想上对欧洲的贬低》，载李喜所主编：《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第218―237页。巴斯蒂说：“我找到的文件主要收藏在法国外交部档案和巴黎的国家档案馆，目的是厘清梁氏思想发生转折的具体情况。”见该书第219页。
B13B14B15梁启超：《梁任公在中国公学演说》，刊于民国九年三月十五日《申报》，转引自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版，第578、579、580页。
B16梁启超著、夏晓虹导读：《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第113页。另，根据石云艳的整理资料，梁启超在日本流亡期间发表的文章，多为介绍西方思想文化的著作和文章，累积达40多部，其中有三分之二以上是介绍各国政治理论以及革命状况的内容。详见石云艳：《梁启超与日本》，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7―111页。
B17B18B19B20梁启超著、朱维铮校注：《清代学术概论》，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59、161、5、2―3页。
B21B22B23B25梁启超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4、20、26、15页。
B24粱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儒学统一时代》，《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三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8页。
B27B33侯外庐：《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上卷），重庆三友书店1945年版，第1页、自序第1页。
B34杜运辉著：《侯外庐先生学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39页。
B35侯外庐《船山学案》于1944年出版。同年7月，侯于《中苏文化》1944年第15卷第5期，发表《颜习斋反玄学底基本思想》；8月又于《大学》杂志1944年卷第7、8期合刊，发表《第十九世纪初中国思想界的一个号筒――龚定庵思想的历史说明》；10月，又于《中苏文化》1944年第15卷第6、7合刊，发表《黄梨洲底哲W思想与近代的思维方法》等。
B36侯外庐：《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90页。
B37陈立夫当时提出“唯生论”等观点。
B38B39B40B41侯外庐：《中国学术的传统与现阶段学术运动》，载《理论与现实》1939年第1期第7页，该文占据十个版面，共分为六部分。文献来源：武汉大学图书馆“晚清民国全文期刊数据库”， 第8、9、16页。
B43侯外庐说：“对于它（18世纪考据学）的历史地位的了解，要分清问题的主流和因此主流而派生的副产物。”见《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27页。
B45B58B59B61B63B65B67B69萧S父：《吹沙二集》，巴蜀书社2007年版，第157、418、418、536、40、103、115、231页。
B50侯外庐：《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19页。
B51萧S父：《中国哲学史史料源流举要》，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46页。
B52萧S父、许苏民：《明清启蒙学术流变》：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版，第653页。
B53B56具体论述请参阅拙文：《萧S父船山学研究的“内在理路”浅探》，《船山学刊》2014年第1期。
B54详见蒋国保先生《“坎坷启蒙说”对“早期启蒙说”的继承和超越》文，该文就侯、萧“启蒙”论说的不同，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探讨。此外，还有新加坡学者李绰然文《从清谈到经世：晚明思想变迁的再检讨》，就萧S父与余英时各自的“内在理路”等论述，作了比较。此二文载吴根友主编：《多元范式下的明清思想研究》，三联书店2011年版。又，请参阅吴根友先生《20世纪明清学术、思想研究的三种范式》，该文将梁启超、钱穆、侯外庐归为20世纪明清思想研究三种影响较大的范式，载氏著《明清哲学与中国现代哲学诸问题》第11―30页，中华书局2008年版。
B55郭齐勇：《萧S父教授启蒙论说的双重含义》，《哲学动态》2009年第1期。
B57萧S父：《吹沙三集》，巴蜀书社2007年版，第38―37页。
B68关于“启蒙反思”比较集中的讨论，可参阅《开放时代》（2005年第3期）刊出杜维明和黄万盛的长篇学术对话《启蒙的反思》后，以及哈佛燕京学社协同《开放时代》和《世界哲学》杂志社，于2005年12月15日在北京大学临湖轩举办“启蒙的反思”学术座谈等辩论文章，后集中刊载于《开放时代》（2006年第3期）；参阅郭齐勇、郑文龙主编：《杜维明文集》第五卷，武汉出版社2002年版；以及胡治洪主编：《现代思想衡虑下的启蒙理念》，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B70萧S父曾使用“思想的内在理路”之语，在其专著《明清启蒙学术流变》的目录中有三个导论章，分别以“明代中晚期的时代背景与思想的内在理路”“明末清初的时代背景与思想的内在理路”“清代中期的时代背景与思想的内在理路”为标题。
第9篇：月光启蒙范文
清晨，我迈着轻盈的步伐走向学校。天刚蒙蒙亮，皎洁的月光散发出了它平时没有的魅力。
天边，我看到一抹霞光——那是太阳的“启明星”。我离霞光越来越近，发现了，我追寻的霞光变成了只是的宝库——学校。我走上前去，在天空上寻找这那轮明月，可是，它不见了，留给天空和人类的，是一天的遐想，一天的故事。霞光也渐渐消失，太阳露出了甜蜜的笑容。校门开了，同学们一拥而进，大家也许不会注意，那曾经皎洁的月光。一天的故事，还在继续着……
河北省邯郸市峰峰矿区羊东矿羊渠河学校五年级:周雅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