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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新经济政策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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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新经济政策

第1篇:国家新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国家新区 政府政策 政策效应

一、区域经济政策

(一)区域经济政策的内涵

区域经济政策是一个由政策实质、政策方向、政策手段和政策效应评价四个相互联系和限制的子体系组成的,同时也是由区域部门经济子政策和区域空间经济子政策等组成的体系。

制定区域经济政策必需以区情为条件,以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计划为根据。

(二)区域经济政策的目标

区域经济政策的总体目标是:实现社会安定、经济协调、平衡和可持续发展。具体来说,西方国家分为促进区域经济快速增长、稳定增长和平衡增长三种类型。区域政策的具体目标是在“问题区域”加强资金投入,创造新的就业岗位,以拉平地区之间失业率的差异,实现公平和机会均等。

二、国家级新区现状

(一)国家级新区

国家新区,是把建立和新区的开发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由国务院批准的统一规划和发展的总体目标,对采取特殊政策的地区更开放、更有利。目前我国共设立8个国家级新区,它们分别是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重庆两江新区、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甘肃兰州新区、广东南沙新区、陕西西咸新区和贵州贵安新区。

各区战略定位准确,发展目标鲜明,国家给予各区大力的政策扶持,成熟的国家级新区发展迅速,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下逐渐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中心与新的增长极。

(二)我国国家级新区

(1)上海浦东新区和天津滨海新区。浦东新区是上海的一个市辖区,90代年后中国政府进入“建设浦东”的实质阶段,浦东成为上海经济的助推器,同时成为中国三个增长极之一。滨海新区位于天津东部沿海地区,环渤海经济圈的中心地带,是我国北方对外开放的门户。滨海新区的发展够解决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南高北低、东快西慢”的不协调局面。

(2)重庆两江新区和浙江舟山群岛新区。两江新区是新设立的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中国第三个国家级新区和副省级新区,但与浦东和滨海本质不一,它没有行政区划。舟山群岛新区作为中国首个群岛新区被写入全国十二五规划,规划对准新加坡和香港等世界一流港口城市,带动整个长江流域经济,是我国一项海洋经济战略决策。

(3)甘肃兰州新区和广东南沙新区。兰州新区位于兰州北部,处于兰州、西宁和银川三个省会城市的中间位置,是国家计划建立的综合交通枢纽,也是甘肃与国内、国际交流的重要窗口。南沙新区位于广东,依傍珠三角地区,成为为重点对外开放区域和经济开发区。

(4)陕西西咸新区和贵州贵安新区。2014年,国务院正式批复陕西设立西咸新区,位于陕西省西安市和咸阳市建成区之间。西咸新区不仅是西咸一体化和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建设的关键所在,也必然成为西部大开发特别是西北大开发的战略中枢。贵安新区位于贵州省贵阳市和安顺市结合区域,规划定位是中国内陆开放型经济示范区、中国西部重要的经济增长极和生态文明示范区。

三、国家级新区战略定位和政策扶持

(一)东部国家级新区

在东部,我国已设立的国家级新区主要有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浙江舟山群岛新区,广东南沙新区。

浦东新区政略定位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核心功能区。国家在对滨海新区的政策扶持上也有所不同,除了同浦东新区在规定企业减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之外,用地政策上也宽广与浦东,支持天津滨海新区进行土地管理改革。开展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及土地收益分配、增强政府对土地供应调控能力等方面的改革试验。

2011年6月,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浙江舟山群岛新区,以海洋经济为主题,成为海洋经济发展的先行试点、海洋综合开发试验区、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为其重要的战略定位。日前,舟山政府了人才工作的“1+5”政策体系,为未来10年的人才事业提供了政策保障。

广东南沙新区依靠珠三角地区,定位为重点对外开放区域和经济开发区,总体目标是建设国际智慧滨海新城、港粤澳合作的国家级新区、珠三角世界级城市群的中心带。南沙新区与珠三角一脉相承,临近香港和澳门,加强粤港澳合作是未来的必然之举。

(二)西部国家级新区

在西部,我国已设立的国家级新区主要有甘肃兰州新区、陕西西咸新区、重庆两江新区和贵州贵安新区。

兰州新区的重要战略定位是成为西北地区主要的经济增长极,带动甘肃及周边地区的发展,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

西咸新区是我国战略西斜的灯塔,其战略定位是西安国际化大都市的主城功能新区和生态田园新城;带领内陆型经济开发的国家级新区。

重庆两江新区的发展目标是:在辖区内所有三个区加在一块800亿元GDP基础上,2012年翻一番,到1600亿元;到2015年再翻一番达到3200亿元;到2020年再翻一番,达到6400亿元。重庆市七到八成的国内外直接投资,将落户“两江新区”。

贵州贵安新区是目前最新成立的国家级新区,计划通过五到十年的努力,积极建设成为内陆开放型经济的新高地、产业创新发展的实验区、高级服务业的内陆先行区和生态旅游保护区。

四、国家级新区政策效应分析

(一)新区财税和投资政策效应

国家给予各区的政策优惠力度都大,但因地制宜,各区又有所不同。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和重庆两江新区都有符合规定的企业按税率15%征收企业所得税,其中浦东新区区内必要建设免征关税和工商统一税,外商投资区内的交通项目所得税前五年免征,后五年减半征收。浦东新区相比其他两个新区的财税政策优惠力度较大,这使得浦东在招商引资方面取得重大成就。三个新区中,两江新区政策优势最为显著,其中最大的优势是政策叠加优势。

(二)新区金融和产业政策效应

2012年10月舟山政府在《关于进一步加快舟山群岛新区地方金融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指出新引入的总部金融机构和区域性总部金融机构享受若干优惠政策,比如开办奖励机制、办公用房补贴机制、税收奖励机制等。

南沙新区在国家金融产业政策的大力支持下产业经济发展迅速,2009年现代城市农业生产快速发展,农业总产值20.26亿元,增长了4.52%,2010年,汽车制造业年产值突破700亿元。CEPA 的签署和实施,是港澳与内地的经贸合作从市场引导下的企业自发合作,向市场主导、政府规制和企业为主体的自觉合作转变,粤港澳之间经济合作从早期的功能性整合向制度性整合发展。

(三)新区土地和人才政策效应

兰州新区的土地利用规则为优先建设、强化生态、集约利用、保护耕地。对林区和耕地的保护很大程度上响应了兰州新区生态新区的定位,在生态建设中以自然原貌为前提,利用土地政策先行先试,发展成为有影响力的经济高地。

人才是西咸新区发展的关键,为了吸引人才,西咸新区管委会除了在国家级新区普遍人才政策的扶持之外,增加了一系列优惠条件,对西咸新区实施的国家“千人计划”和“百人计划”人才颁发高层次人才专属奖金且免征个人所得说。这样一来,大批的高新技术人才涌入西咸新区,为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五、提高国家级新区政策实施效率的具体对策与建议

(一)深化国家政府职能转型

国家级新区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依托政府的政策扶持,提高新区政策实施效率的关键仍在政府,国家级新区的政府职能转变应从管理型转向公共服务型。任何优惠政策的颁布都是国家给予新区的支持,这种支持是服务性的,目的在于更好的服务新区各项发展,加强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培养有利于提高政策实施效率。

(二)国家政策制定因地制宜

国家级新区地理位置各不相同,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历史人文文化不一,国家对新区的政策扶持理应因地制宜,根据各区迥异的背景制定适宜的政策。与此同时,兼顾公平也是各区平衡发展的必要条件,政府秉持相对公平的原则扶持各区经济社会发展。

(三)增强地方政策实践操作

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又验证了理论的可靠性。任何的政府政策提出都依赖于地方政府的实践与操作,在实践与操作的过程中认知政策扶持的重要性,增强政策的实践与操作,全方面吃透国家优惠政策,在新区各项发展建设中更好的运用政府的政策扶持。

六、结论

“国家级”对于国家级新区来说就是一顶“帽子”,“国家级”三个字的意义在于国家对国家级新区的政策关怀。国家级新区成立的目的在于设立经济发展重心,以良好的发展势头带动落后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国家对于新区的政策扶持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新区的发展前景,政策扶持是前提,政策实施效率是新区发展的条件,提高国家级新区政策实施效率有利于新区更好的利用政策,享受政策扶持,在一个健康的社会环境中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和全面小康。

参考文献:

[1]陆大道.区域发展及其空间结构[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5.

第2篇:国家新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产业政策;全球化;能力建设;国际竞争力

产业政策理论已形成并发展了两个多世纪,随着古典经济学在经济领域主导地位的确立,产业政策曾一度被视为影响市场机制自由运行的障碍而饱受批判。然而上世纪末,代表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在解决拉美经济危机及转型经济国家的经济增长中无所作为,人们开始重新反思产业政策在现代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希望通过产业政策来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从而引导并促进各国的经济发展。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状况下,各国纷纷推行抵御金融危机影响的产业政策,使研究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业政策的意义更加重大。

一、传统意义上产业政策的产生及其特征

产业政策的实质是政府对产业活动的干预,即政府通过对相关产业推行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干预资源在产业内和产业间的配置,并使资源按照不同于市场机制引导下的配置方向重新配置,是解决经济、社会重大问题的综合性目标政策,是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也是政府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发挥作用的重要方式。传统产业政策的主要特点表现为挑选赢家、严密保护、直接干预三方面。在执行产业政策过程中,政府往往出于一定的政策目标考虑,针对特定产业乃至特定企业提供一定的政策支持。如,在对外贸易方面,为改善国际收支,政府往往会制定进口替代或出口导向战略,通过选择征收高额关税及推行非关税政策对本国市场实施严密保护。早期的产业政策帮助一些国家奠定了工业发展的基础,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但由于在产业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往往会对相关产业或企业产生较为明显的租金,导致政府及其代理机构出现普遍的寻租及政府工作效率低下等现象,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深陷危机中的拉美经济是最鲜明的例证。因此,传统意义的产业政策遭遇普遍的怀疑,这直接导致“华盛顿共识”的产生。

二、经济全球化形势对产业政策的新要求

经济全球化格局的形成导致以贸易保护为核心内容的传统产业政策理论的终结。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与关贸总协定的建立,促进了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但日本、东亚、拉美等国仍制定一系列产业政策,针对外国产品的进口替代、跨国公司在本国的直接投资、本国资本项目的开放等方面设置种种限制,通过严密的贸易保护实现本国经济发展。然而,在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现代科技的推动下,随着全球经济相互融合的加速,全球商品市场、资本市场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欧盟、东盟等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的产生,在推动区域协作发展的基础上,打破了各国在贸易与投资方面所设置的限制。

现代国际贸易发展也摆脱了单纯以要素禀赋为标准的传统理论的束缚,转而考虑不同国家在新的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与作用。从这方面来说,现代产业政策理论也必须克服传统的静态思维模式,而着眼于通过有效的产业政策,促进特定产业升级,实现特定企业面对国际竞争时的动态调整,从而通过创造动态比较优势,实现现有产业结构的调整,进而提升本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上世纪末,随着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航空航天技术为核心的新经济的发展,知识、人力资本、组织资本、社会资本等无形资本在生产中的地位日益得到强化,在大规模生产系统中,研发与营销等非生产环节成为最能创造价值的环节。在这阶段,创新与研发、区域集群中企业之间的协作这两方面在产业政策理论中的地位得到极大提升,不断产生的各项新的要求,导致近几年西方经济学中现代产业政策理论的产生

三、现代产业政策的新特征

科学技术的发展及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使传统意义上的产业政策越来越不符合当前的经济形势。尤其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广泛采用产业政策的拉美国家与东亚诸国先后陷入经济危机、货币危机的困境,这就把传统意义的产业政策推向灭亡。代表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的失败及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不断推动新经济发展的策略,以欧盟为代表的区域合作组织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各项举措,也代表着现代意义上的产业政策的产生。与传统的产业政策相比,现代产业政策表现出以下几方面的新特征:

首先,现代产业政策把创新能力建设作为其核心内容,教育、培训与研发成为现代产业政策理论的重要议题。随着创新经济学及演化经济理论的发展,现代经济学已摆脱传统的静态思维模式,而把创新科技发展视为推动现代经济发展的根本驱动力,通过推行公共教育与提高科研能力,促进产学研合作,加速创新成果商业化进程等,从而增强社会创新能力的提升,进而保证经济的增长。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的作用一方面体现在确立创新发展的制度环境,另一方面,通过加大教育等公共方面投入的力度,扶持一些外部效益较高的创新部门的发展,从而产生全社会性的创新浪潮,保证经济稳定增长。在这方面,欧盟产生之初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就明确规划了欧盟各国发展教育与培训事业,随后的《博洛尼亚宣言》以在民族国家内建立“欧洲高等教育区”作为其行动的根本目的。“里斯本战略”的制定更是明确了欧盟各国要通过在创新能力建设方面的合作,最终确立欧盟各国在国际领域的整体创新竞争力,保证欧盟能在发展知识经济的基础上,实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克林顿政府围绕斯坦福大学等高校发展信息技术的新经济政策则更鲜明的揭示了能力建设在现代产业政策体系中的作用。

其次,现代产业政策打破了传统产业政策偏重于供给推动为主要手段的调节机制,而转向综合利用供需两端的政策实现其政策目标。传统的产业政策主要通过挑选赢家的机制,通过许可证、直接补贴、税收减免等方式,引导社会投资的方向,改变相关产业的供给结构与供给水平,从而实现对本国经济发展的方向调整。在传统产业政策阶段,政府采购固然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但其更多是满足政府自身的消费需要,缺乏明确的目的性。而在现代产业政策阶段,公共采购已成为各国政府推动创新、引导产业结构调整的有效手段。各国政府可综合运用公共采购手段,消除创新主体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分担其创新成本,或利用公共采购创造一个自由市场无法在短期形成的需求规模,从而保障企业的创新行为能获得足够的经济利润,以刺激企业创造行为的发展,推动社会创新能力的提升,进而保持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增长。

更重要的是,政府利用其所占有的知识存量对某一方面技术的发展趋势作出一定的预期后,就可以明确向各市场主体,也就是公共采购活动的供应者提出其创新方案的具体功能、成本及质

量等多方面的要求,利用这些要求为企业的创新行为指明方向,引导企业的创新行为。这样,公共采购就可从需求的角度着手,起到引导创新行为的作用。据国外最新研究表明,在很长的时间内,在许多领域,公共采购比直接向企业提供研发补贴更能激发创新。在目前金融危机之时,各国政府纷纷通过公共采购刺激经济,保持经济的稳定发展。在这一时期,利用产业政策手段,从需求角度促进社会创新发展,提升整个社会的创新能力,将有助于各国尽快摆脱危机所带来的困扰。

再次,现代产业政策更关注在wto规则的限制下提升国际竞争力。在传统产业政策框架下,一个国家无论是采用进口替代战略,还是出口导向战略,都往往选择严密的措施对本国市场进行保护,鼓励出口产业的发展,改善本国的国际收支状况。随着二战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每个国家都通过紧密的商品贸易、要素流动和金融交易与其他国家联系起来。在这样的形势下,任何一个国家想独立存在已经不再可能。wto的相关规则也限制关税、配额等传统产业政策工具的使用领域。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国就必须在wto及其他多边或双边协议的许可下,充分发挥全球市场的功能,运用各种政策手段提高本国的国际竞争力,从而提升本国在国际价值链中的地位。

在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区域集群及区域经济协调已成为推动地区经济迅猛发展的重要形式。在这方面,欧盟走在世界前列。欧洲的一体化使欧洲形成了一个统一市场,促进具有规模效应的技术交易。同时,欧盟范围内整体教育水平的提升与教育事业协作能力的加强、公共与私人部门研发行为资源共享性的增强、全欧洲层面金融体系的发展,共同促进了欧洲的经济增长。像欧盟这样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通过国家之间的政策协调与国际产业分工,从而实现整体产业竞争力的提升,也成为现代产业政策的重要研究领域。

最后,在现代产业政策体系内,政府的角色已从传统的直接管制转向在健全市场功能的基础上,通过制定规则,为经济发展提供完善的制度环境。在传统产业政策模式下,政府管制的功能往往会使其行为获得巨额的租金,而一旦政府机构的委托代理机构没能得到合理设置,或缺乏足够的监管机制,就容易诱使普遍的寻租现象,从而降低政府行为的效率,破坏资源的最优配置,这也成为新自由主义攻击传统产业政策理论的主要理由。

现代产业政策体系并不否认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有效性,而且在一些市场机制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中,还必须依赖政府的引导,来完善市场功能,健全市场机制。在建立相对完善的市场机制后,政府的功能将更多的体现在通过指定具体的保障机制,来为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提供必要的环境保障。

在制度制定过程中,为避免寻租现象的产生,一方面,必须强调对政府公共行为机制的有效监管机制,保证政府行为的透明度和公开性;另一方面,还要更加注重政府与各市场主体之间的信息沟通机制,从而在科学有效的政府运作机制的维护下,协调发挥市场与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双重功能,最终保证社会资源得到充分和有效的利用,推动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发展。

第3篇:国家新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财政;政策;经济增长;影响

我国一直把财政政策作为一种常用的宏观调控手段,根据各时期经济形势的不同,采取了不同类型的财政政策。目前我国的财政政策己经形成了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以经济手段为主的间接调控体系。从中国财政政策实践来看,财政政策确实可以明显的刺激经济增长。当前我国正处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这些问题的解决都依赖于财政政策的有效调控。但是对于财政政策的运用依然存在很多不足,亟待我们研究和分析。

一、财政与财政政策

(一)财政

要研究财政政策,首先要搞清什么是财政。财政是政府的"理财之政"。"财政"一词,二层含义:1.从实际意义来讲,是指国家(或政府)的一个经济部门,即财政部门,它是国家(或政府)的一个综合性部门,通过其收支活动筹集和供给经费和资金,保证实现国家(或政府)的职能。2.从经济学的意义来理解,财政是一个经济范畴,财政作为一个经济范畴,是一种以国家为主体的经济行为,是政府集中一部分国民收入用于满足公共需要的收支活动,以达到优化资源配置、公平分配及经济稳定和发展的目标但是,目前学术界对于财政的定义还存在一定分歧,受到较多关注的包括再分配论、政府收支论和公共财政论。

(二)财政政策

明确了财政概念,就可以对财政政策加以研究。财政政策是指以特定的财政理论为依据,运用各种财政工具,为达到一定财政目标而采取的财政措施的总和。简言之,财政政策是体系化了的财政措施,它的目的就是实现财政职能。同时,它也是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形势和任务制定的指导财政分配活动和处理各种财政分配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客观存在的财政分配关系在国家意志上的反映。它是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也是国家实施财政宏观调控的过程。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又是国家干预经济、实现国家宏观经济目标的主要手段。

二、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体现在税收政策、财政支出、财政预算政策三个方面。

(一)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税收是我国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而制定合理的税收政策,能够对国家经济发展状况加以调节,如合理分配收入,稳定经济和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等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有贡献,主要表现在:首先,在财政政策的作用下,税收是由政府组织的,可以筹集资金,满足国家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政府通过税收政策而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将其合理分配应用于社会公共投资方面,不仅为其提供充足的资金,而且有助于促进我国社会公共事业的发展进程,对经济增长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其次,在税收政策的影响下,可以使私人将经济收入进行储蓄或投资,一方面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另一方面有利于活跃市场经济,对推动经济增长有着卓越的贡献。

(二)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制定财政支出政策,能够进一步满足人们的需求根据相关调查显示,我国财政支出过程中,能够产生结构效应,可以对经济增长发挥着积极的调节性作用。经济建设、社会文教等方面的财政支出占据较大比重,而经济建设尤多,二者与GDP增长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一方面,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国家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财政支出,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有利于国家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呈现上升趋势,但总体水平仍然较低,对政府财政支出的需求相对较大,需通过财政支出政策加以调节。另一方面,我国政府在社会文教方面加大财政支出力度,对我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有重要影响。由此可见,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有着一定的影响。

(三)财政预算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赤字、盈余、预算收支平衡是财政预算政策的重要组成形式,对我国经济增长有着一定的影响。

首先,财政赤字对经济发展有影响,其影响力程度与赤字规模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其中赤字弥补方式是尤为关键的影响因素。所谓的财政赤字,是财政收入不能满足开支,通常以通过银行借款形式而弥补财政赤字。在此过程中,中央银行的准备金得以增加,但是否引起货币供给过度,则不能确定。所以,赤字弥补形式的有效,才能对经济增长发挥着重要影响。

其次,财政需求与供给对国家经济发展状况产生重要影响,财政赤字能够使财政需求结构加以改变,确不会使需求规模扩大。基于此,以国债收入进行弥补,如若能够合理控制此债务补偿模式,则能够充分发挥其“扩张效应”,在规避通货膨胀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着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最后,财政预算政策中赤字,能够充分发挥着“排挤效应”,能够促进政府对经济结构进行合理的调整,在资源合理配置的基础上,可以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另一方面,财政赤字发挥“排挤效应”,可以对政府投资中产生的不良影响进行抵消,有利于实现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对促进经济增长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当前形势下财政政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持

当前形势下中国需要财政政策是毋庸置疑的,而需要什么样的财政政策可以从政策基调、政策的预期工具两个方面来分析。

第4篇:国家新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列宁;“新经济政策”;市场;国家资本主义;合作制

1921年春开始,在列宁的领导下,苏俄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在列宁晚年,为什么要实施经济政策,怎么样通过新经济政策推动落后的俄国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一直是列宁最关心的问题。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在实践中不断的发展,重温这段重要的历史,对更好理解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

十月革命后,为了应对严重的国内军事、政治和经济危机,俄共(布)实施余粮征集制,对工商企业进行广泛的国有化,消灭商品货币,代以实物交换和分配,实施强制义务劳动等,史称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它有效的保证了苏维埃政权在战争中能够集中人力物力战胜敌人。然而,战争威胁减轻后,俄共(布)却并进一步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直接控制,希望以此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

在国内战争后,国民经济恢复任务被提上日程。1920年4月, 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经济建设的当前任务》的决议,提出了首先从工业入手,从而恢复国民经济[1]。1920年12月,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提出,“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 。但在战时共产主义强化的条件下,经济与政治形式却日益恶化。到1921年春天,苏俄政权面临的危机,竟然较内战时更为严重。1921年5月,列宁回顾说,“1920年秋季和冬季……没有完全有保证的和足够的粮食储备,国家就根本无法全神贯注地有步骤地进行恢复大工业的工作。”

恢复工业计划的失败促使了列宁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他认识到农业因为受到余粮收集制的影响,农民生产没有积极性,必须首先解决好农民问题,才能重启经济重建,实现工农联盟。“1921年春天形成了这样的政治形势:要求必须立即采取迅速的、最坚决的、最紧急的办法来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和提高他们的生产力。” 这样,列宁开始考虑以粮食税取代余粮收集制。1920年11月30日,列宁起草的《人民委员会关于直接税的决定草案》,第一次提出要研究是否“把余粮收集制改为实物税”。1921年3月,在喀琅施塔得暴动的推动下,俄共(布)十大形成决议,正式决定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这标志着新经济政策启动。

列宁写道,“新经济政策的基本的、有决定意义的、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使我们开始建设的新经济……同千百万农民赖以为生的农民经济结合起来。” “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如果我们不实行退却,即把任务限制在较容易完成的范围内,那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是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转向间接过渡的结果。

列宁对新经济政策的思考,始于粮食税,继而发展到对自由贸易、商业精神和市场的认识,对国家资本主义的认识和对农业合作社的认识,最后形成了一个内在有机联系的政策体系。目的是经济上解决工业化与农村发展的矛盾,政治上巩固工农联盟,开辟了一条向社会主义间接过渡的道路。

首先,通过粮食税,进而发展到对自由贸易和市场的新认识。新经济政策的起点是实行粮食税。它使农民在完成固定的实物粮食税后,可以利用市场自由处理自己的余粮。1921年4月,列宁在《论粮食税》中写道,“粮食税是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正常的社会主义产品交换的过渡”,“流转就是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在这一限度内,流转对我们是有利的”。他认为“商业的发展,即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有千百万小生产者存在的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

列宁最初的设想,国家需要的粮食,主要通过粮食税和工农业产品的商品交换两种途径完成。这里的商品交换,实际上是在国家监督下,以实物交换方式进行,从而绕开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自由贸易,避免滋生资本主义的因素。列宁认为,这是一种有意义的暂时退却。

然而,由于当时苏俄消费工业十分落后,国家拿不出足够的工业品与农民进行交换。粮食税反而导致1921年6月以后的粮食危机。到1921年秋天,列宁意识到应当“要作最坏的打算”,允许让农民通过自由贸易,在市场上自由的交换余粮,承认货币为媒介的流通。这是“第二次退却”。“我们应当认识到,我们还退的不够,必须再退,再后退,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由国家调节买卖和货币流通。” 至此,新经济政策的全貌展现。在这个意义上,有的研究者认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开始时间也可以界定为1921年秋天。

由于自由贸易在农业和地方小工业领域的成功,列宁进一步考虑利用市场发展国营企业,指出“国营企业也在改行所谓经济核算,实际上就是在相当程度上实行商业的和资本主义的原则。” “目前已有少数企业开始实行商业核算制度,按自由市场的价格支付工资”。到1921年12月,俄共(布)第十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对当时的经济特点总结是:“国内市场的形成”和“货币交换的发展”,提出要“以市场的存在出发并考虑市场的规律来掌握市场,并且有系统的通过深思熟虑的、建立在对市场过程确切估计之上的经济措施,把调节市场和货币流通的工作掌握在自己手中”[1],要求国有工业“适应市场条件和市场竞争的方法” [1]。

其次,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早在1918年5月,列宁第一次指出苏俄在过渡时期存在着五种经济成分:(1)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自然经济的农民经济;(2)小商品生产;(3)私人资本主义;(4)国家资本主义;(5)社会主义。他认为,“国家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大大高于我国现时的经济,这是第一”,“国家资本主义中没有任何使苏维埃政权感到可怕的东西”。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期中“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是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国家资本主义较之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目前的情况,将是一个进步。”

新经济政策开始后,列宁对苏俄的国家资本主义和一般的国家资本主义作出了明确区别。“我们在我国实行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我们掌握了一切经济命脉,我们掌握了土地,它已归国家所有。这一点是很重要的。”1922年3月,列宁对国家资本主义作出了明确定义:“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范围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是同国家联系着的,而国家就是工人,就是工人的先进部分,就是先锋队,就是我们。”

列宁还在《论粮食税》中探讨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四种具体形式:租让制、合作制、代购代销和租借制。列宁认为,租让制具体方式是“我们和最文明的西欧资本主义直接订立正式的书面合同”,它是苏维埃国家同外国资本家进行经济合作,获得先进技术和资本的方式。“我们给世界资本主义一定的“贡赋”,在某些方面向他们“赎买”……使我们的经营的条件得到改善。” 合作制此时也被列宁认为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具体形式之一。它指把小商品生产者联合起来的,“在小农国家里占优势的、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而不是工人合作社”。合作制资本主义“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列宁认为,“租让的基础是大机器生产,合作社的基础则是手工的、部分甚至是宗法式的小生产”。“由租让向社会主义过渡,是由一种大生产形式向另一种大生产形式过渡。由小业主合作社向社会主义过渡,则是由小生产向大生产过渡。”代购代销是“国家把作为商人的资本家吸引过来,付给他们一定的佣金,由他们来销售国家的产品和收购小生产者的产品”,而租借制是“国家把国有的企业或油田、林区、土地等租借给企业资本家,而且租借合同与租让合同极为相似”。这些具体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作用是让“我们”懂得“需要经过哪些中间的途径、方法、手段和辅助方法,才能使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

列宁认为,在苏维埃国家政权的前提下,国家资本主义较之苏俄当时主要的小生产形式先进,它能够在更大的社会化基础上组织工农业产品交换,提高科技和管理水平。他希望在引入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的同时,通过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与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竞赛,激活国有大工业,壮大社会主义经济,最终战胜小私有经济和资本主义。列宁写道,“我们宣布新经济政策后,提到日程上来的竞赛和比赛,是一场严重的竞赛……这是两个不共戴天的敌对阶级斗争的又一斗争形式。” 这样,在落后的经济条件下,应当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最后实现向社会主义的间接过渡。列宁说,“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当利用资本主义(特别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

最后,列宁对合作社的理解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苏维埃俄国脱胎于一个小农国家。粮食税政策的提出,使列宁进而思考如何预防小农生产具有的自发的资本主义性质,寻求“使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式组织小农,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在此前,列宁曾提倡过共耕制、集体农庄等,但效果都不明显,这促使他对合作社进行了重新的评价。1921年春,列宁提出合作社虽然具有自发的资本主义性质,但它是一种社会化的组织形式,“‘合作制’资本主义和私人资本主义不同,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合作社这一商业形式比私营商业有利,有好处……合作社便于把千百万居民联合起来,组织起来,而这种情况,从国家资本主义进一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角度看,又是一大优点。” 有研究者认为,列宁在1921年5月的《论粮食税》中,指出了“粮食税—资本主义的发展—合作制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样一条发展脉络。

俄国的农业合作社在一战前就有所发展,但战时共产主义使已有的合作组织严重萎缩。1920年1月1日,俄国有3.05万个合作社,到11月下降为仅1.3万个。在新经济政策的鼓励下,农业合作社得以恢复发展,到1923年,达到到3.12万个。1921年春天,列宁认为“合作社也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而“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这里所说的不是工人合作社,而是小农国家中占优势的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必然产生出小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这时所提倡的合作社,更多是消费合作社,几乎在整个1921年,农业合作社还没有从消费合作社中分离出来。

随着合作社范围的扩大,列宁对合作社也有了全新的认识。1923年1月,在《论合作社》中,列宁写道,“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我们向作买卖的农民让了步,即向私人买卖的原则让了步;正是从这一点(这与人们的想法恰恰相反)产生了合作制的巨大意义……我们发现了私人利益即私人买卖的利益与国家对这种利益的检查监督相结合的合适程度,发现了私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合适程度,而这是过去许许多多社会主义者碰到的绊脚石。” 列宁认为,“而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阶级胜利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对我们来说,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与此同时,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 在肯定了合作社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后,他还认为合作社发展要坚持自愿互利的原则,要采取积极支持、稳步前进的方针。这样,列宁对小农经济如何联合走向社会主义形成了自己明确的思路。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内涵十分丰富,并且一直在发展和深化。从粮食税开始,列宁的思考逐步围绕了一条主线,即对利用市场,以及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认识。

列宁认为,必须利用市场与自由贸易,激活工农业经济的联系。市场和国家资本主义实际上是部分复活了资本主义因素,允许自由贸易和市场发展,有利于建立工农业之间的联系,刺激农民生产,改善工厂经营状况。而允许高于小农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成长,有利于刺激工业恢复与发展,有利于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形成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良性竞争格局,提高经济效率。它在一定时期和范围内,有利于实现小农为主体的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的间接过渡。

列宁又认为,自发的市场意味着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因此必须对之进行必要的限制和管理,必须努力促进社会主义因素在经济竞赛中逐步战胜资本主义和小资本主义因素,这样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1918年,列宁曾指出,“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 这种对小生产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的警惕,实际上一直在影响列宁和俄共(布)的决策者。列宁认为,实施自由贸易、商业精神和国家资本主义,实际上都是一种“暂时的后退”,必须退得“适度”,并在适当的时机,重新转入“进攻”,即实施更具有直接社会主义性质的政策。

1921年秋天,列宁主张从当年春天新经济政策实施之初的粮食税和商品交换退到“由国家调节商业”,退到以货币为媒介的流通。“1921年春季,我们在经济方面实行了退却,我们在1921年的秋冬和1922年初,还要继续退却”。但到了1922年3月,列宁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转而提出,“我们已经退了一年。我们现在应当代表党宣言:够了,退却所要达到的目的已经达到。” “退却已经结束,现在的问题是重新部署力量。”“资本家为了发财致富建立了同农民的经济结合;为了加强我们无产阶级国家的经济实力,你也应该建立同农民经济的结合……这样我们就能战胜私人资本家。”

新经济政策的产生是在国内矛盾激化,特别是农民暴动的刺激下,比较仓促启动的,并没有形成完善的改革方案,实际上是“边做边总结”,在实践中不断深化认识。新经济政策出台之初,领导集团无法准确估计“向新经济政策退却”的思想将怎样付诸实施,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政治、经济和思想问题,在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中出现了恐慌。一些县的党组织甚至认为,列宁提出的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措施是向资产阶级投降,引发了退党潮。另外,缺乏实施新政策的管理机关。没有谁可以依靠,只能靠原来的粮食工作者,而他们又肩负着取缔余粮收集制的任务。向农民解释清楚现在是实行粮食税而非余粮收集制本身,就是件困难的事情。新经济政策实施一年后列宁发现,“汽车不完全按照甚至完全不按照掌握方向盘的那个人所设想的那样行驶”。

新经济政策引入了市场机制,部分的复活了资本主义,其逻辑前提是承认商品经济的效率合理性。实际上,如何看待社会主义与市场的关系,是影响人们对新经济政策理解的最深层因素。市场机制对于社会主义,是仅仅可以暂时利用的,还是一种长远的制度安排,这是新经济政策走到一定阶段必须回答的核心问题。但刚刚革命后的苏俄,彻底接受市场经济的原则,是很多革命者无法认同的。新经济政策时期,苏俄一直在努力划清界限:“什么是从法律上满足任何公民与目前经济流转有关的要求,什么是滥用新经济政策”,而两者之间模糊的界限,使政策的执行经常处于摇摆之中。

1921年12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思想做出决议,认为必须从市场的存在出发考虑市场的规律,掌握市场,通过有系统的、深思熟虑的、建立在对市场过程的精确估计之上的经济措施,来调节市场和货币流通。这说明当时列宁将市场的作用已经提升到相当的高度。但同年11月16日,列宁给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的信中写道:“新经济政策不是要改变统一的国家经济计划,不是要超出这个计划的范围,而是改变实现这个计划的办法。” 这表明列宁认为市场实际上仍然只是计划的补充,虽然是十分重要的补充。事实上,新经济政策时期,苏俄经济中的市场化程度总体上仍然是比较薄弱的。德米特连科认为,“新经济政策只是20世纪20年代政治经济的一种趋势和因素。当时存在着两种基本要素的矛盾:一是居主导地位的国家所有制同无产阶级的行政管理系统和思想意识形态,二是的非社会主义(非公有制)的体制,它要求相应的经济方式和有效的自我保护机制。上述二者各有自己的发展逻辑,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合作及冲突,而新经济政策的这种性也就决定了它的(夭折)命运”。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使苏俄在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下得以恢复,作为反危机措施,它是比较成功的,表现为新经济政策实施后,农民暴动消退,国家经济迅速恢复,并且开始与西欧的部分经济联系,巩固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更重要的是,它探索了在落后国家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杰出贡献。

然而,由于列宁领导苏俄经济建设时间太短,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仍然在发展之中,新经济政策的各方面措施的意义和价值仍然未能在党内形成共识。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至少要执行一二十年。1921年5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会议决议也强调,新经济政策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个要在若干年内长期实行的政策”。但由于新经济政策与传统的社会主义政策之间巨大的差别,使党内主流对它的真正含义和地位有明显的分歧。新经济政策究竟是一种策略性政策,还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模式,这个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

在执行新经济政策的20世纪20年代,苏联经济总体较好,但时有起伏,如1923年出现销售危机,1926年出现商品荒,1928年出现粮食收购危机等。戈里诺夫认为,新经济政策时期,苏俄“同世界经济缺乏正常的(甚至在保留对外贸易垄断的条件下)经济联系”,存在“城乡在技术方面(生产力的工业性和非工业性)、组织方面(大生产和小生产)、政治经济方面(社会主义和小商品成分)及其他方面的明显差距”。这实际上与市场不健全和经济生活的行政化有直接的联系。列宁逝世后,党内发生的激烈的权力与路线斗争,政治上走向高度的集权化和官僚化,这都使市场取向的新经济政策外在环境日益严峻。随着斯大林在党内斗争中胜出,以及加速工业化战略的提出,政策开始转向。1928年冬天,粮食危机再次深化,斯大林结束了新经济政策。历史证明,这并不是偶然的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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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梅.新经济政策:俄罗斯史学研究新视角评介[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0,(1):15.

第5篇:国家新经济政策范文

一、辩证地看等国际税收竞争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主权国家所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各国政府在运用宏观政策管理经济的过程中,必须面对变化的社会、技术、经济等方面的约束条件。这些约束条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国际税收竞争,它的存在使得主权国家自主改革税收制度和运用税收政策的能力遇到新的挑战。国际税收竞争的一个直接效应就体现在对一国宏观税负水平的影响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世界税制改革普遍采取减税政策和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税收竞争趋势有直接的关系,国际财税理论界也加强了对国际税收竞争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因此,必须对国际税收竞争的这些影响深入加以分析。

一方面,国际税收竞争尤其是恶性税收竞争的目的在于吸引非居民税基,把生产要素与经济活动引向本国。优惠的税收措施将会影响跨国企业的投资决策和经营地点的选择,从而使富有流动性的资本、金融及其服务业从高税负国转移到低税负国。如果各国都竞相参与减税竞争而未受到任凭约束,流动性较强的经济活动将从各国税基中消失。进而,国际税收竞争会扭曲税负的分布,引发新的不公平。在现代社会中,税收不仅是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补偿,同时也是作为政府实施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财力。因此,在经济活动国际化的背景下,各国必须确保税收收入的相对稳定。如果不是通过减少财政支出来弥补上述税基受侵蚀造成的财政损失,则只有对流动性弱的生产要素及经济活动课以重税。显然,这种税收负担的转移降低了税收制度的公平性。

另一方面,利用包括减税在内的税收竞争手段参与国际竞争属于一国主权。一国有权自主地决定自己的课税安排,包括其税收优惠措施的设置。尤其是在全球资本市场已基本形成,各国货币政策运行受损的情况下,税收政策更是成为各国实现短期稳定和长期结构调整的重要工具。因而,主动减低税收负担参与国际税收竞争,以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同时防止本国资本外流,发展国内经济,也是提高一国国际竞争力的有力手段。研究发现,那些选择通过向其他企业和公民征收较少税收收入进行竞争的国家里,经济增长得更快,而选择由高税收筹集资金的大政府和更多服务的国家,其经济增长就要慢一些。可以说,国家之间合理的税收竞争已成为一国有效分配资源的可选择的重要手段之一。此外,适度国际税收竞争也将有利于税收中性原则的贯彻。通常认为,高税率、歧视性的课税范围和不规范的税制内容都将作用于经济,影响纳税人的决策和行为,从而破坏税收中性。而在税收竞争潮流的冲击下,各国纷纷实行了一系列扩大税基、降低税率的改革,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税收对经济活动包括对劳动、储蓄和投资的扭曲作用。如果基于全球视角,将全球视为一个共同市场,税率的降低带来的全球性税负减少从整体数量上削减了税收的额外负担,从而使资源配置在全球范围内得以优化,提高了国际经济效率;扭曲作用的削弱还源于税基的扩大。税基的扩大拓宽了税收政策工具调节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歧视性课税范围对纳税人经济行为的诱导作用。

因此,必须坚持对税收竞争进行客观、全面、辩证、发展的理解:税收竞争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下国际税收关系发展的一种必然现象,这是税收国家主权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一种表现形式;但过度的税收竞争将反而阻碍经济全球化进程。因而走“税收竞争----税收协调”之路是未来国际税收关系应取的趋向。简言之,坚持国际税收竞争的辩证观是考察宏观税负问题的重要也发点。

二、当前国际税收竞争新态势

当前国际税收竞争已出了不少新动向,而这与国际资本流动新特点与国际经济形势日趋严重这两方面密切相关。最近几年,国际资本流向最突出的特征是全球资本持续、大规模流入美国,导致美国金融市场长期繁荣,并为美国经济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但自2000年下半年以来,国际经济出现了许多变化。美国近年来持续的经济增长开始放缓,所谓“新经济”乐观氛围下带来的股票市场价格上扬开始了价值回归的过程,金融市场动荡不断。欧洲国家的经济受制于各国自身经济结构上的深层次矛盾以及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有确定性而增长乏力。日本则由于“泡沫经济”的破灭而陷入长时期的衰退,对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来说,金融危机造成的阴影还未退去,出口乏力和内需不足依然严重。

在这种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国际资本市场也面临着新一轮的调整。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在谋求通过各种方式吸引国际资本,刺激国内投资和需要,拉动经济增长。而税收工具则成为各国宏观经济调控手段的重要组织部分。当前的世界经济正在引发新一轮的大规模减税运动。可以说,在经济全球化的现实背景下,税收竞争已成为提升一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环节。

就发达国家而言,其减税的主要目标是刺激国内市场消费和投资,振兴经济。美国国会于2001年第5月底通过了今后10年内减税1.35万亿美元的法案,其重点是削减个人所得税。在全部减税金融中,个人所得税占近65%。这一减税法案希望不仅能拉动消费而且将对技术创新和中小企业发展产生促进作用。加拿大在2000年的财政预算中制定了一个五年的税收计划,这项计划将减税580亿加元。其主要措施包括降低税率与其他减税的措施,期待在未来5年内使加拿大公司税率与西方主要工业国税率大体持平。法国在2000年9月开始在今后三年中采取一系列减税措施,减税总额估计高达1200亿法郎。减税涉及到个人所得税、公司税、汽车印花税、石油内部产品税以及社会保险分摊费等五个税种。德国在2000年5月通过了一揽子措施来降低个人所得税和公司税的方案,规定到2005年为止,每年削减450亿马克的税收,以此来促进德国的经济增长。而日本也于近期考虑采取包括减税在内的各种措施,以刺激低迷的股市和增强消费信心。

就新兴市场国家与地区而言,其减税主要是为了吸引外资流入,以解决金融危机过后经济重建过程中出现的资金供给的巨大制品和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大量资金的问题。东南来国家的减税和税收优惠的实施力度尤为强劲。印尼政府在2000年提出了以税收优惠为核心的新的外资政策。新加坡对生产和研究开发领域的设备投资采取了减税政策,较大幅度地降低了外资企业的税负。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政府吸引外资的新政策也基本上是围绕新一轮减税的竞争而展开的。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如巴西、匈牙利、俄罗斯等也纷纷制定了一系列鼓励外商投资的减税和税收优惠政策。发巴西允许地方政府为吸引外资而制定自己的税收优惠政策,各州可根据实际情况向外资提供高于联邦政府确定的优惠政策等。

总而言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深入和现代世界市场经济所固有的供求矛盾的加剧,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在进行新一轮的减税改革,一求吸引外资,二求刺激国内经济。这种减税运动客观上造成了国际税收竞争的加剧。这说明,在新的经济环境中,税收政策越来越成为政府对经济管理的重要工具。但必须注意的是,这种减税是和税制规范和优化结合在一起的。税收中性、收入公平分配以及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等多重原则之间的有效结合日益成为各国在市场经济深入发展过程中所致力实现的目标。

三、应对国际税收竞争和积极财政政策的持续性

研究当前国际税收竞争态势的现实意义是多重的,这不仅包括我们应积极应对国际税收竞争挑战,合理适度地运用税收竞争政策,也包括应加快税制改革与完善的步伐,合理地确定宏观税负水平。笔者在这里要说明的主要观点是,我们应结合国际税收竞争的新态势,从税收在我国积极财政政策运用中的内在作用和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国际财税背景这一新角度,来研究当前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问题。

什么是积极财政政策可持续性?不少学者都发表了很好的观点,在笔者看来,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至少可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这一政策在执行时效应的最大化,二是这一政策在执行时风险的最小化,三是这一政策的适时调整乃至转换。从总体上说,我国自1998年以来执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在这三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或已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并加以完善。其一,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是有目共睹的,从中国特定历史条件出发,以发债作为主要形式的积极财政政策在扩大内需、遏制通货紧缩趋势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果。这既表现在我们对这一政策实施妆对当时形势的准确判断,又表现在我倦该政府执行中对政策取向与政策组合的合理选择。其二,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风险控制,这几年的实践也已证明是成功的。中央对于这种带有阶段性、应急性特点的财政政策,已经明确指出并充分考虑到这一政策可能带来的财政风险,在发债空间的把握、国债项目建设质量的保证、抑制通货紧缩趋势与防范通货膨胀新苗头并重、短期财政政策运用与财政资源长期可供给性的协调等方面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成绩。其三,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适时调整是一政策持续成功的重要方面,这几年成功的实践包括了对这一政策力度的控制、具体措施的选择、与稳健货币政策等相关政策的配合等。与此同时,我们对积极财政政策运用与长期财政平衡观的辩证关系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并逐步根据不断变化的国内外形势来研究在一一历史条件下积极财政政策的转换问题。

在充分认识我国积极财政政策所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我们也应看到,从如何保持积极财政政策可持续性这一特定角度出发,特别是随着积极财政政策运用的外部环境因素的变化,现有的政策组合选择中仍存在一定的改进空间。许多学者已从不同角度对积极财政政策的完善提出了不同的建议。笔者认为,作为一种完整的财税政策组合,积极财政政策必须充分考虑税收作用。只有充分发挥税收作用的积极财政政策,其可持续性才是完备的,因此应将税收制度和税收政策内在化于积极财政政策之中,并结合税收这一内在因素的外部环境变化来调整积极财政政策。应该说,税收在近年来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与宏观调控中已经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税收收入的稳定增长为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提供了财力支持,我们实行了鼓励投资与消费的一系列税收措施,出口退税体制的不断改进与运作也收到了良好的效应。与此同时,我们也认识并论证了在一定历史阶段上暂时不采用减税手段作为积极财政政策方式之一的客观性。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从税收角度来考虑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我们要充分注重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对积极财政政策进行调整的必要性,清醒认识以举债为主要手段的积极财政政策可能积聚的财政风险,认真探讨对宏观税负水平进行必要调整是否会有助于积极财政政策发挥最大效应。

具体说来,适时考虑运用一定减税方式来完善积极财政政策的组合,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前述国际税收竞争加剧带来的外在压力,这一环境变化要求我们要适当降低宏观税负水平。笔者认为,结合国际税收竞争的新态势进行税制改革和适度减税是保证积极财政政策可持续性的重要环节。其一,适当减税将有利于积极财政政策效应的更好发挥,税制设置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制度因素,一个良好、有效的减税方案可以增加企业的活力,从而在增加产出扩张经济的同时,使政府的财政收入取得动态的同步增长。其二,应将减税和规范税制的改革同步进行。针对我国当前现实,减税有可能在短期进一步加万里我国的财政困难,因此,必须深化税制改革,规范税制,加强征管,有效保证必要的税收收入。其三,考虑到国际税收竞争的压力,适当减税,参与合理的税收竞争可以使我国在国际竞争中处于相对有利地位,是我国在经济全球化下对经济进行宏观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减税、规范税制和扩大公共开支相互配合、同步实施的做法将会加强政策实施的有效性与可持续性,体现政策工具相机选择的稳定性,从而提高财政安全度,并达到在中长期有效发挥财政调控职能的作用。

在合理适度减税和规范税制改革的具体操作上,一是应减轻企业所得税负;二是加快将生产型增值税转为消费型的步伐;三是减免高新技术产业税收负担;四是适当降低消费税税率,鼓励汽车和住房等耐用品的消费;五是完善个人所得税制,扩大征收范围,实行分类和综合所得税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体系;六是在降低税率和取消个别税种的同时,适时开征一些新税种,加强税收对经济的调控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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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国家新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新经济政策 阶段 退却 社会主义

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是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就其实践意义来说)。新经济政策思想活学活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为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实际”地建设社会主义指明了方向。列宁就曾说过,现在我们“将社会主义拖入了现实生活”①,这为我们如何深入地理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质,把握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作出了光辉的榜样。

一、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的背景

新经济政策思想即是列宁围绕苏俄新经济政策所阐发的一系列关于建设社会主义、认识社会主义的新思想。毋庸置疑,列宁这一思想是围绕新经济政策的提出而逐渐形成的思想。在苏俄三年内战行将结束,列宁等苏俄领导人正打算将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的时候,苏俄却爆发了一场极其严重的政治危机。这场危机以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乱为顶峰。危机的严重性质给苏俄的领导人以警醒,使他们意识到三年内战中为赢得战争所采取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已经不适应新的国内形势,必须果断地终止这一政策从而避免农民阶级对苏维埃政权的敌视,避免农民和工人阶级联盟的破裂。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列宁重新思考了在苏俄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并且逐步得出了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认识。其核心内容是,改余粮收集制为粮食税,恢复工农生产中的流转,实行租让制,采用迂回的办法来建设社会主义。值得一提的是,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思想既是源于对三年内战时期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反思,又不限于仅是对以往政策的总结,而也是在基于对苏俄这样的国家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的深刻认识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二、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初步构想阶段。在十月革命刚刚胜利后,大约1918年春天,列宁即对苏俄国内所存在的经济成分作出了较为冷静的判断,即指出,苏俄存在着从宗法式的、小商品经济的、私人资本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的直到社会主义的五种经济成分,并着重指出了在这五种经济成分中苏俄是小商品经济占据绝对优势。他由此推导出国家资本主义对于一个小农经济国家的意义,因为从生产力的角度来说,国家资本主义要高于小商品经济并且是社会主义的前阶。②苏俄既然处于这样的阶段,就需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即国家监督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阶段来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但在这个阶段,列宁的这一思想仍处于设想阶段,尚未经实践的检验,只能说其中孕育着新经济政策的思想萌芽。需要注意的是,这一初步构想不是在战时共产主义之后而是早在之前就已经提出来了。

第二阶段是正式提出的阶段。随着苏俄进入三年国内战争阶段,苏俄的经济政策也随之变化,原先设想的国家资本主义已不可能实行,战争的状态及苏维埃政权处于守势的局面使得苏俄迅即转入以共产主义原则为基础的的产品集中分配体系,这种既符合战时需要又契合社会主义理论原则的经济政策使得苏俄经受住了武装干涉和国内叛乱的考验,与此同时,这种体系和政策的初步见效使得列宁等产生了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思想。所谓直接过渡,即是指苏俄通过战时共产主义的经济政策从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国家直接过渡到以社会主义经济(社会主义即要求对社会生产进行计划调节)为主的国家。这种直接过渡的思想抛弃了列宁原先关于建设国家资本主义的设想,脱离了当时苏俄经济的实际,在国内战争进入尾声之际,导致了大批农民破产,生产遭到极大的破坏,农民与苏维埃政权的关系高度紧张,这就为新经济政策的提出创造了条件。

大致在1921年春,国内的政治危机(农民暴动不断,甚至出现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乱)最终迫使列宁结束战时共产主义,实行新经济政策。但在这一阶段,应当说,列宁主要是从战术的角度来理解新经济政策,认为新经济政策类似于一种军事上的退却,而这种退却只是一种临时性的、迂回的战术。这种“退却”的说法首先是一种为了说明和宣传解释新经济政策的形象的比喻。必须着重指出,这时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定位存在不确定性,因为列宁多次指出退却的时间和限度是不知道的,要看实践的情况③,他对于新经济政策是存在一定的疑虑的,因为他必须考虑到新经济政策在恢复了正常的工农流转和生产之后与苏维埃政权之间的关系问题。在经历了三年国内战争的殊死搏斗和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之后,这种退却在意识形态上存在着巨大的困难,因而列宁在许多场合都反复强调这种退却是为了“极顽强地向前进攻”,所以这种退却是有附加条件的,即退却是为了更好地进攻,而不是背叛革命。因此,在这个阶段,新经济政策更多的是一种权宜之计,因为随时面临着转入进攻(即调整政策)的情况。顺便提一句,虽然新经济政策与列宁关于建设国家资本主义的原初设想相呼应,列宁在解释新经济政策时也提到了1918年春的著作,但必须指出,在经历了残酷的国内战争和意识形态的强化之后,列宁这时对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强调不可避免带有“临时性”的意味。

第三阶段是发展深化阶段。在新经济政策实行一年多以后,列宁根据实践的经验对新经济政策的定位有了更为清醒、更为理性的认识。在这个阶段,列宁对新经济政策的认识已由原先的“退却的进攻”变为“长时间的或战略的退却”,也就是说,这时的退却已经不是临时性的措施,而是必须长期实行的稳定的政策了,这样说,不是意味着“放弃进攻”,而是将进攻大大往后延期了。这种看法的依据在于,列宁认为“为了通过新经济政策使全体居民人人参加合作社,这就需要整整一个历史时代。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度过这个时代也要一二十年。”④这就清楚地表明,短时间内从退却转入进攻已不是列宁的观点了。列宁的观点之所以会发生这种转变,一个基本的因素在于,列宁对于俄国农民的文化程度作出了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列宁认为,在俄国当时的情况下,没有俄国居民的合作化,俄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就没法建成,而没有文化程度、文明程度的极大提高,居民的合作化就难以完成。而俄国落后的文化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列宁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就发生了质的变化,用列宁自己的话来说,“与此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⑤这里的“根本”就表现在,从战时共产主义的教训来看,社会主义已经不是意味着采用集中的产品生产和分配方式(即典型的计划经济),而是意味着采用合作社的生产和分配方式(即资本主义的集体企业经济),当然,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即无产阶级国家掌握土地和生产资料。因此,从这样的角度再反过来看列宁关于“退却”的提法就更易于理解了,正是由于长期停留在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得以充分论证之后——因为列宁曾明确地指出“合作社的发展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⑥,他才能够得出“延期进攻”的观点而不是“重新进攻”的观点。因为,这时的“退却”已经有了不同于提出这一说法之初的含义,“退却”已经不是退却了,而是重新确立新的社会主义阵地了⑦。

三、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阶段论的重大意义

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发展的过程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这三个阶段的思想变化是非常急剧的,常常伴随实践的变化而变化,这导致了我们理解列宁思想的难度,但如果我们能紧密把握列宁思想发展轨迹之间的这种与实践互动的关系,则不难找到列宁不同阶段思想之间的历史联系和内在发展逻辑,正是这种逻辑浓缩了苏俄革命乃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深刻矛盾。

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的发展脉络清晰地告诉我们,他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从根本上来说是一贯的、始终如一的。新经济政策表面上看起来是一种临时性的举措,其最直接的目的就是为了缓和苏维埃政权与农民之间的紧张关系,巩固苏维埃政权。但在新经济政策实施的过程中,列宁结合对苏俄发展阶段的分析,敏锐地发现,在俄国完成十月革命之后,却仍然面临着无产阶级革命之前需要完成的经济任务。这一任务不仅不随着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果实而更易于完成,恰恰相反,这种经济领域的任务与当时的苏维埃政权所宣传的革命意识形态还存在着结构性的矛盾。正是这种矛盾在俄国后来的发展进程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记,同时也使后来的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对科学社会主义本来面貌的认识变得模糊不清。因此,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根本目的就是要解决这一矛盾,而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发展变化的最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它还原了科学社会主义本来的面貌,探索了如何在现实的条件下,运用唯物辩证法实践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方法和途径。

注释:

① 《列宁论新经济政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第247页

② 《列宁论新经济政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第51页

③ 《列宁论新经济政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第242页

④ 《列宁论新经济政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第252页

⑤ 《列宁论新经济政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第255页

第7篇:国家新经济政策范文

中国发展模式亟待转型,这一点已经成为政学精英的共识。然而,在有关中国发展模式转型的精英论说中,福利国家始终是缺位的。令人感到啼笑皆非的是,不管其意识形态取向根源于何处,很多中国精英在谈到“福利国家”之时,却都会突然变脸,一下子变成了米塞斯和哈耶克的同道。诸如“福利国家养懒汉”、“福利陷阱论”、“福利国家危机论”等,大行其道。

众所周知,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方向是提升国内民间投资和民间消费。然而,由于各种社会风险难以得到有效的分散,居民对于未来收入的预期不稳定,而对于未来支出快速增长的预期却是确定无疑,因此中国居民储蓄率持续攀升,自然导致消费率持续下降。这个问题已经困住中国经济几十年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亟待社会政策变革,其方向是重建一个适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福利国家。 福利国家建设应该与否是伪问题

福利国家建设并不一定与市场化建设相悖,也不一定会有损于市场运行的效率。正如市场机制本身有多样性,福利国家的制度结构也有多样性。实施“积极的社会政策”,建设一个发展型福利国家,使之成为市场机制运行的社会性基础设施,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社会基础。

由于语言的问题,很多人往往把“福利国家”理解为福利水平较高的国家。其实,这是一种误解。“福利国家”一词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对福利提供负有一定责任的政府,可以适用于任何经济体中的政府施政行为和模式。按照这一理解,福利国家完全可以有不同的模式,而其中的福利提供水平也会有高有低。福利国家无所不在,当然,福利国家或社会保护体系发展到何种程度,取决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而且,福利国家的建设也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国家、市场和社会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日益呈现多样化的格局,即便在发达国家也是如此。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无论福利国家的改革走向何方,欧美经济发达国家政府在社会政策上的支出,其实没有下降。

因此,福利国家建设的问题,对于中国来说,绝不是一个可以回避的问题。无论如何评价,中国事实上正在建设一个福利国家。在过去的近20年来,中国政府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上付出的努力,正是不折不扣的福利国家建设。可是,中国的福利国家建设,一方面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不相适应,呈现为福利水平普遍较低的境况,另一方面在制度变革和制度建设方面进展较慢,导致国家、市场和社会在福利筹资、提供和监管各领域的边界不清和职能错位,既损害了公平也不利于效率。

因此,中国福利国家的转型理应成为中国发展模式转型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的福利国家建设,亟待摆脱既有的行政化藩篱,创新治理模式,走上一条让行政机制、市场机制和社群机制相互融合、相得益彰的新路,简言之,走向发展型福利国家(the developmental welfare state)。 发展型社会政策具有普适性

在有关社会政策的国际文献中,探究所谓“发展型社会政策”(developmental social policy)“积极的社会政策”(active social policy)或发展型福利国家,是近30年来的一个热点,正试图解决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如何相得益彰这一老问题。

众所周知,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之后,西方发达国家福利国家的发展模式面临严峻的挑战,庞大社会福利开支被视为经济发展的负担。在意识形态上,新自由主义兴起,各种抨击福利国家的论述风起云涌。长期以来,在人们的印象中,福利国家社会政策的实施,无非是财富的再分配,并不能直接促进财富的增长。毫无疑问,保护型的社会政策为新自由主义对社会政策的抨击提供了土壤。20世纪最后20年,在西方发达国家,福利国家的收缩成为一时之选;而在发展中国家,社会政策的发展障碍重重。

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社会政策学术界兴起了从发展主义角度来研究社会政策的新思潮,主张社会政策绝非仅仅涉及财富的再分配,而且也可能通过各种方式来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这种所谓的“发展型社会政策”着重于个人(尤其是社会弱势群体中的成员)、家庭、社区、民间组织和政府机构的能力建设,从而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关于发展型社会政策,最早的论述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校区梅志里(James Midgley)教授1975年出版的《社会发展:社会福利中发展型思路》一书。在此之前,社会政策文献中的经典性话题是所谓“剩余型”和“制度型”福利国家之争,而梅志里则提出发展主义的新思路,主张超越这一争论,把家庭、社区、民间组织甚至市场力量(即营利性组织)、国家的努力,整合到一个协同推进社会福利的新制度框架之中,从而使社会政策与经济发展协调起来。

2005年,梅志里和霍尔(Anthony Hall)合著了《为了发展的社会政策》 一书,进一步发展这一理论框架。值得注意的是,梅志里等学者所提出的发展型社会政策的思路,主要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政策。在他们看来,经济发展水平尚不高、政府财力比较薄弱的发展中国家,不能盲目追寻发达国家发展福利国家的既有道路,而是必须探寻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协调发展之路;甚至在某种意义上,社会政策固然不必为经济发展让路,但必须有助于经济发展。唯有如此,社会发展才能具有可持续性。

毫无疑问,发展型社会政策的适用性绝不限于发展中国家,而是同样适用于发达国家,具有普适型。实际上,就在梅志里致力于以发展中国家为背景构建发展型社会政策的理论框架的同时,国家社会政策学术界呈现了百花齐放的态势,多种理论同时孕育成长,为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这些理论包括:

“社会投资”(social investment)理论,把国家与社会的福利开支视为社会投资而非社会消费,不仅重视社会政策对于推进社会公平的作用,而且强调社会政策对于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作用;

工作福利(workfare)理论,强调以促进就业为中心的社会福利政策,推动福利的受益者参与劳动力市场;

福利混合经济(mix welfare economy)或福利多元主义(welfare pluralism)理论,高度强调国家、社区、市场、家庭协同发挥作用;

能促型国家(the enabling state)的理念,探讨了国家如何通过推动社区和非营利组织的能力建设,来实现发达国家福利国家的转型,从而一方面完善社会保护,另一方面可以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在以上的理论中,相当一部分发源于对西方发达国家福利改革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发展型社会政策的研究依然方兴未艾,上述的理论迄今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整合。至于积极的、发展型的社会政策林林总总,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两方面:其一是加强医疗、教育和社会救助,从而强化福利领取人的人力资本,提高其参与劳动力市场的能力;其二是通过鼓励性或者惩戒性措施,要求福利领取人接受工作培训、参加社区公益活动、参加非社区性志愿服务、为其创业提供财务和非财务支持(咨询、信息提供等)、为他们提供法律援助等。

随着发展型举措的不断增加和改善,社会政策不再是消极的、保护型的措施,而成为推进社会公平和经济发展的一种积极的手段。 积极社会政策的广阔天地

在发达国家中,尽管各国政府的施政理念有所不同,但其共同点是将福利国家治理模式的改革纳入“积极社会政策”的框架。近年来,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着力推动这一治理创新。所谓“积极社会政策”,是指一种全新的政策理念,即将各种社会项目的重心,从保障民众免受风险转向其能力建设,并且以更好的方式利用其能力。将积极社会政策作为施政主轴的福利国家,自然被称为“积极福利国家”,而那些将过去的消极社会政策转变为积极社会政策的改革举措,被称为“社会激活政策”(social activation policy)或“社会激活项目”(social activation programmes)。福利国家的这一改革取向,最终目标是召集并塑造“积极的公民”(the active citizenship),强化公民的责任感,通过积极参与和选择,将“消极的社会”改造为“积极的社会”。

积极社会政策其实并非全新的理念。在此概念提出之前,有关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active labour market policy)的研究和实践早已行之有年,前者的宗旨是将劳动政策的重心从失业保护转为就业促进,而后者的取向是将社会福利政策从收入支持的提供转为工作能力的培养。积极社会政策的框架将原来两个略有不同但颇多重叠的研究与政策领域整合起来,从而形成了社会激活的努力不再限于有工作能力的失业者和就业政策,而是从就业政策扩展到儿童政策、弱势人群政策、老年人政策等。

就中国而言,社会政策的变革,对于中国经济的“稳增长”和发展模式的转型来说,并不一定都是远水。关键在于如何选择社会政策变革的路径,使之一方面能有效地帮助民众分散社会风险,另一方面又能同市场机制的运行相行不悖。

例如,笔者在2012年提出的“全民健康保险”(简称“全民健保”,亦可称“准全民公费医疗”)之策,就是这样一种“近水”。作为一种“发展型社会政策”,全民健保的思路非常简单,即废除现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转而由国家财政出资,加上国民缴费,建立一个缴费水平统一、给付水平统一的全民健康保险体系。国家财政出资至少应该为每人每年1000元,而国民健保费可以设定在每人每年200元(低收入者免予缴费),两者今后均随着人均GDP的增长而增长。有了这样的筹资水平,所有国民均可至少享受现行城镇职工医保的待遇水平,即大约75%上下的医药费用将由全民健保来支付。国家在各省设立全民健保局,代表所有参保者向各类医疗机构购买医药服务,而医疗机构则可以走向有管理的市场化。在全民健康保险制度之外,民营健康保险也有足够的空间获得发展。

全民健保的构想不仅能让现行碎片化的全民医疗保险体系整合起来,而且还能消解其中所蕴含的诸多老大难问题,例如个人账户的存废、异地就医的管理、医保关系的转移接续等等。更为重要的是,全民健保制度的建立还能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有促进效果,即具有发展型的特征。这是因为,走向全民健保的第一步,就是立即停止城镇职工医保的缴费。这意味着,原本大约1000亿元的职工个人缴费得以中止,直接变成了职工们的现金收入,极其有望转化为消费;原本大约3000亿元的单位缴费也得以中止,极其有望帮助所有企业减轻负担,即降低企业社会保险缴费费率的总水平。中国社会保险缴费水平之高绝对处在世界第一集团之列。

第8篇:国家新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 西方经济学流派 理论观点 政策主张

一、现代主要西方经济学流派的划分

现代经济学一般指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发表以后流行于欧美国家和某些其他国家与地区,并一直延续至今的经济学说。

西方经济学理论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不断发展变化,并且衍生出许多具体的流派。各流派都有各自的理论观点及政策主张,他们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既有一致、又有冲突。按照现行的一般标准,基本上是以西方经济学家们对经济活动的基本指导原则,即以如何看待国家和市场对经济的作用为标准,将现代主要经济学流派主要分为两大类:国家干预主义的各流派和经济自由主义的各流派。其中国家干预主义的主要流派有凯恩斯主义、新古典综合流派、新剑桥学派等;经济自由主义的主要流派有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等。

二、国家干预主义主要流派起源概述

1、凯恩斯主义。凯恩斯的经济思想最早属于英国剑桥学派,以研究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著称。1929—1933年资本主义各国经济大萧条,而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却无法从理论上解释,更无法从政策上提出摆脱经济困境的办法。正是这场经济大危机使凯恩斯的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36年他发表了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学市场经济可以自动维持经济充分就业的主张,提出了一整套新的有效需求理论,并主张通过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积极干预以消除大规模失业、摆脱经济萧条。由于这些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被认为是对以马歇尔、庇古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自由放任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的革命,所以称其为“凯恩斯革命”。这标志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产生,也形成了以国家干预经济思想为基础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长期占据主流地位。

在“凯恩斯革命”之后,为了学习、运用和推广凯恩斯提出的新理论、新方法,凯恩斯主义的追随者对其理论进行了大量的注释、补充甚至改进,这些人形成了后凯恩斯经济学派。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后凯恩斯经济学派形成了两大主要分支,一支是以美国经济学家为主的新古典综合学派,另一支是以英国经济学家为主的新剑桥学派。

2、新古典综合学派。被称为“凯恩斯时代”的20世纪40—60年代,美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此时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和观点逐渐回归,并渗透、融合进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于是新古典综合学派应运而生。新古典综合学派在理论体系最完整的体现就是1948年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此外,随着形势的发展,70年代后新古典综合学派还广泛吸纳了其他学派的观点。新古典综合学派的出现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平息了“凯恩斯革命”后西方经济学界的争论和分歧。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也基本上被大多数经济学家折中的接受了。

3、新剑桥学派。新剑桥学派是“后凯恩斯主义学派”在英国的重要分支。因为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都在英国剑桥大学任教,而其理论又与以马歇尔为代表人物的剑桥学派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相背离,于是被称为新剑桥学派。新剑桥学派的经济学家认为新古典综合学派把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经济理论与凯恩斯的理论结合起来,以弥补凯恩斯经济学的缺陷和不足,是对凯恩斯经济思想原意的歪曲,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倒退。他们认为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经济学是冒牌的凯恩斯主义。

三、经济自由主义主要流派起源概述

1、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现代货币主义学派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美国出现的重要经济学流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虽然对刺激经济发展、缓和经济危机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也引起了长期持续的通货膨胀。60年代通货膨胀继续发展,到70年代初出现了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的局面。于是,现代货币主义学派在英美等国异军突起,他们自称是“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鼓吹货币的重要作用,主张以控制货币数量的金融政策来消除通货膨胀,保证经济的正常发展。但是现代货币主义者内部仍存在着分析方法、理论模型和假设条件的不同,无法将其看作完全统一的思想流派。因此,这里介绍的现代货币主义流派,主要是介绍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有关理论和政策主张。

2、理性预期学派。20世纪70年代,西方各国陷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大量失业和经济停滞并存的困境,战后流行多年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和政策既无法解释,也无法解决该困境,因而陷入危机。而与凯恩斯主义相对立的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在改变滞胀局面时,也没有出现人们所期待的效果,于是一些年轻的经济学家从现代货币主义学派中分离出来,形成了一个新的学派,这就是理性预期学派。由于理性预期学派的基本政策主张与其他坚持古典经济学或新古典经济学的现代货币主义学派和供给学派的基本理论主张大致类似,于是在实践中这些学派便以理性预期学派为主体逐渐融合,最终形成了今天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

四、国家干预主义主要流派观点及政策比较

在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中,凯恩斯根据简单的国民收入理论得出经济中产品需求、劳动力需求和投资需求三大需求不足,即“有效需求不足”。正是由于经济中“有效需求不足”情况的存在,所以得出需求管理,即国家干预的必要性。但在具体政策主张上,凯恩斯又以“流动性偏好陷阱”的存在为依据,认为货币政策是无效的。因此,凯恩斯主张政府应该采用财政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而不重视货币政策。

而通观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经济理论,可以明显发现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经济理论在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走的更远。其理论上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在宏观方面接受了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在微观方面仍采取传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其核心理论是对凯恩斯经济理论的重要解释,即希克斯—汉森(IS—LM)模型。这是将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进一步细化,加入了货币市场分析后得到的经济模型。以该模型为依据,新古典综合学派认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同样重要。同时,“菲利普斯曲线”使他们在政策的应用上更为灵活,如果说凯恩斯时期的经济政策还较为保守的话,那么他们的经济政策已经成为较为激进的以经济增长为目的的相机抉择的经济政策。

新剑桥学派自认为是凯恩斯经济理论的正宗和嫡传。他们认为凯恩斯在从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束缚中摆脱的并不彻底,他们一方面要弥补凯恩斯理论的不足,同时还要纠正“新古典综合”学派对凯恩斯理论的歪曲。在经济理论上,新剑桥学派在继承了凯恩斯的收入分配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在政策主张上,他们仍然主张实行政府干预,不主张实行自由放任,只是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症结在于分配制度的不合理和收入分配的失调,因此,经济政策制定的重点应该在调节收入分配、理顺阶级关系、创造社会稳定的经济环境来推动经济增长。

五、经济自由主义各流派比较

理性预期学派与现代货币主义学派在实践中逐渐相融合,最终形成了今天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可见,他们有较深的历史渊源,其基本理论和政策主张也非常类似。这两个学派最主要的区别就是理性预期学派更为激进一些。理论上,相对于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增加了对理性预期的论述,因此政策主张上也更信奉经济自由。现代货币主义学派在政策主张上强调货币和货币政策的重要性,但是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承认国家干预对经济确实存在一定的影响,即“经济政策长期是无效的,但短期还是有效的”。而以理性预期为基础的理性预期学派,认为过多的政府干预只能引起经济的混乱,为保持经济繁荣,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简言之,就是他们认为“经济政策不仅长期无效,短期也无效”。 转贴于

第9篇:国家新经济政策范文

一、公共投资对于经济的长期具有重要作用——西方国家的实践

对世纪30年代,美国著名的罗斯福“新政”,堪称是政府运用财政支出政策调节经济的成功范例。罗斯福“新政”的主要内容是实行以公共工程投资为中心的财政支出政策,通过兴办社会公共工程,来增加社会需求,并改善就业状况。

二战后尤其是60年代至70年代初,是西方国家利用公共支出政策调节经济周期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西方国家为了促进高水平的需求和就业,所采用的不再是以公共工程投资为主的政策,转而主要通过政府消耗性支出政策和政府转移支付政策来调节经济周期和促进国民收入的增长。这一时期,西方各国的消费性财政支出快速增长,并成为推动财政支出增长的主要因素。1960年,主要工业国家政府转移支出和补贴支出平均占GDP的比例大约为8%,1980年上升到17%。

直到二十世纪70年代初,西方国家所奉行的以政府消费性公共支出为中心的财政支出政策获得了成功。然而,从70年代中期开始,西方国家步入了经济增长缓慢,通货膨胀压力增大,失业率上升的尴尬境地。对于这一前后矛盾的结果,西方经济学界有各种解释,其中最为流行的观点认为,与公共支出的乘数效应相对立的挤出效应的存在是最主要的原因。许多经济学家对包括公共投资政策在内的财政支出政策作用产生了怀疑。这种怀疑在西方国家的实际政策中得到体现,从70年代末开始,西方国家转而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严格限制预算支出的增长。但由于消费性支出的刚性作用,主要工业国家政府转移支出和补贴支出仍然出现增长,其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1980年的17%上升为1992年的21%,实际上公共投资成为紧缩财政的对象。

笔者认为,二战后西方国家以消费性公共支出为主的财政支出政策能在一定时期内发挥作用,并带来经济的空前繁荣,是由当时特殊的社会经济状况所决定的。众所周知,除了美国以外的大多数工业国家,在二战期间都在不同程度遭受战争的破坏,这些国家在战后从低水平生产率中复苏,其经济发展潜力很大。因此,二战后至70年代初,除了美国以外的主要工业国家都出现了投资高潮。这一时期,这些国家国内总投资占GDP的比例一般都在20%以上。这些国家以消费性公共支出为中心的财政支出政策所形成的消费需求,与投资高潮所形成的供给相适应。美国二战后实行的以消费性公共支出政策为主的财政支出政

策的成功,其主要原因在于“新政”时期对包括基础设施、教育等具有永久价值的公共工程项目的大量投入。当战争年代走向复苏的经济发展余地得到充分发挥,投资收益率便开始下降,“新政”所形成的资本逐渐被发展了的经济所完全吸收,致使消费性公共支出政策的作用随之减弱甚至消失。可见,对于美国而言,二战后与消费性公共支出政策同时出现的经济繁荣,实际上是以前大量的公共工程投资对经济推动作用的一种延续;对于美国以外的工业国家而言,二战后与消费性公共支出政策共存的经济繁荣,实际上是这些国家在经历战争重创后,经济复苏带来的投资高潮形成的。一句话,二战后西方国家的经济繁荣主要是投资因素在发挥作用,消费性公共支出政策则起了顺水推舟的作用。

以上的分析表明:“新政”在增加当时需求的同时,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打下了基础,而二战后西方国家所实行的财政政策则只是在短期内发挥了积极作用。这说明了在经济的长期增长方面,公共投资政策具有消费性公共支出政策所无法替代的作用。

始于90年代初期的美国“新经济”再次印证了公共投资政策对于经济长期增长起着重要作用。一般认为,促成美国“新经济”形成的因素很多,其中“着眼于长远的政府投资”是促成“新经济”的重要因素之一。1993年以后,克林顿政府明确实行了有选择的适度加强经济干预的政策。这一政策的内容包括保证政府的科研与开发支出、增加政府对人力资源投资等方面的政府投资政策。

二、公共投资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必要条件——理论基础

凯恩斯是最早就公共支出政策对经济的作用机制进行深入研究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强调资本形成的重要性,因此,在公共投资政策与消费性公共支出政策的选择上,凯恩斯本人倾向于公共投资政策。然而,凯恩斯的投资乘数理论本身无法说明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公共投资将比消费性公共支出发挥更大的作用。凯恩斯本人也承认其关于公共投资重要性的认识,主要基于实际判断,而非理论分析结果。新古典综合派运用扩展的财政政策乘数模型说明了公共消费政策与公共投资对需求具有同样的作用机制,并提出公共投资调节总需求具有效率低、时滞长的缺陷。他们认为在调节总需求方面公共消费政策较公共投资政策更为有效。

最新的经济增长理论也支持凯恩斯关于强调公共投资的判断。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经济学家注意到公共投资或者公共资本的生产性,并通过公共投资或者公共资本的生产性说明长期经济增长。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从全新的角度分析公共投资的作用,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拓宽了公共投资领域。传统的投资概念指的是形成物质资本的支出流量,相应地,公共投资主要指财政用于基础设施的公共工程投资,即财政用于形成物质资本的开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学家更为关注劳动力素质提高和技术进步对未来产出的影响,并将它们视为广义资本的组成部分,因此,在他们看来,任何可以带来产出的开支都可以被视为投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将在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中被视为外生的劳动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率内生化,从而导入包含人力资本在内的广义资本。并提出通过人力资本的作用避免物质资本边际生产力递减现象的出现。人力资本概念的提出,拓宽了公共投资领域。根据他们的分析,公共投资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即:财政用于形成物质资本的支出、财政用于提高劳动力素质即形成人力资本的公共支出、财政用于促进技术进步的公共支出。

二是从资本持续积累的角度,也就是从供给的角度分析公共投资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拓宽公共投资领域的同时,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论证了在实现资本积累方面,公共投资所发挥的作用将是消费性公共支出无法替代的,并进一步揭示了公共投资政策与消费性公共支出政策对经济的作用机制是不同的。巴罗认为,政府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决定力量,并将政府支出流量纳入宏观经济生产函数,建立了分析政府活动影响经济增长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公共资本具有生产性效应。阿罗和库兹认为通过公共投资形成的公共资本存量具有生产性效应,他们最早将公共资本存量纳入宏观生产函数、考察公共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德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格雷纳在运用巴罗所建立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时,接受了公共资本存量比政府支出流量更为重要的看法,认为公共投资对于私人资本的边际生产率的正效应主要是通过公共资本存量而产生的。这些分析说明了公共投资主要是通过生产性公共资本所形成,同时也提高了私人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并克服了私人资本投资收益率下降趋势,从而达到激发私人投资的效应。即公共投资必须通过其所形成的公共资本来发挥其乘数效应。

三、以公共投资资为主的财政支出政策—一中国的现实政策选择

利用财政支出政策调节供求平衡,大家并不陌生。直至90年代中期,我国的经济运行基本处于短缺经济状态,供需矛盾主要体现为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投资饥渴症”则是其主要症状之一。在这段时期,我国的宏观调控目标主要是抑制总需求,财政支出政策成为抑制总需求增长的主要政策工具之一。由于消费性公共支出具有很强的刚性,以及“投资饥渴症”的存在,我国主要通过减少公共投资来控制总需求的增长。这一时期财政用于形成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公共投资绝对数量虽然都有增加,但其占GDP的比例却逐年下降。其中,形成基础设施的国家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中所占的比重明显下降,由1981年的28.L%降至1996年的2.7%;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占当年GDP的比例由1981年的5.55%降至1996年的0.92%。这一时期财政用于教育和科学研究方面的支出占GDP的比例也出现了逐年下降的趋势。国家财政预算内教育支出占当年GDP的百分比由1980年的2.53%下降为1995年的1.85%;财政的科学研究支出占当年GDP的百分比由1980年的1.43%降至1996年的0.5l%。

始于1997年的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现象,究其深层原因,主要是由于我国在相对长的时期,依赖削减公共投资来控制总需求膨胀,从而导致了公共投资不足、公共资本相对缺乏所造成的一般资本收益率下降。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公共物质资本相对缺乏。改革后,政府预算用于基础设施的投资大幅度下降,使我国的物质资本积累出现了非公共资本的长期快速增长与公共资本积累速度放慢并存的局面,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于经济增长。据统计,至90年代末期,我国平均每平方公里国土面积拥有的公路不过0.12公里,国道平均车速物公里,大大低于汽车行驶的经济水平。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现象与经济周期长波理论所揭示的基础设施长波是一致的。经济周期的长波理论认为,经济中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增加需要政府的行动和政府的资金,如果政府不能以一个平稳的速度来扩张经济的基础设施,经济将存在基础设施投资长波。其二,人力资本积累不足。改革后我国的人力资本积累落后于经济发展,、我国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收益率水平扩大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研究表明,1995年我国人力资本收益率水平达到52%,比物质资本收益率高40个百分点。而在1978年,我国人力资本收益率只比物质资本收益率高出20个百分点。1948年和1969年美国的人力资本收益率只比物质资本收益率水平高4个百分点。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结果都表明,90年代中期,我国的人力资本存量过低。人力资本积累与教育和科技进步密切联系,由于教育和技术进步都具有积极外部性,市场对于存在积极外部性的产品供给量是不足的。因此,提高教育水平、促进技术进步,改善人力资本供给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靠政府投入。我国人力资本存量过低的状况,与我国财政用于教育和科研方面的支出不足直接相关。

要解决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的问题,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我国的经济政策要点是在增加总需求的同时改善供给结构。而选择以公共投资为主的财政支出政策是实现这双重目标的保证。增加财政用于形成物质资本的基础设施投资、用于形成人力资本的教育和科研支出,将在增加社会总需求的同时,扩大公共资本在社会总资本中所占的份额,相应促进资本积累,改善供给结构。许多经济学家都认识到,近期我国经济运行出现良好转机,与供给的改善存在密切联系。

在许多人看来,1998年确定的以扩大财政支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实际上成为以前的财政支出政策的一种延续,其主要目标仍然是调节需求总量,只不过由抑制总需求改变为增加总需求。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所揭示的财政支出政策在改善供给、促进经济长期增长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被忽视了。人们急切期待着乘数效应的产生,并试图以短期内乘数效应的大小来判断积极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就在前一阶段,一些人对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提出了怀疑。

生产性公共资本研究者的研究表明,公共投资必须通过其所形成的公共资本来发挥其乘数效应。因此,公共投资乘数效应的时间跨度可能比较长。一方面,公共投资开始产生乘数效应的时间可能比较长,这是因为通过公共投资形成生产性公共资本必须花费一定时间。另一方面,生产性公共资本发挥乘数效应的持续时间也是比较长的,这是由于乘数效应的产生不仅是由于需求量的提高引起的,同时是由于公共资本存量增加所导致的私人资本边际生产率的提高引起的。由于目前我国经济的有效需求不足表现为结构性需求不足,即在一般性工业制造品存在过剩的同时,公共物品和高质量的消费品还处于短缺状态。因此,我国应选择以形成资本的公共投资为主的财政支出政策。而且必须通过公共投资将我国经济导向具有知识经济、世界经济特征的现代经济。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政府的公共投资应该包括改善基础设施的公共工程投资、促进产业升级的高新技术投资、提高国民素质的人力资本投资等方面。当然,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分配不公的现象在我国长期存在,实际上在我国存在着大量的无货币支付能力的潜在需求。这些潜在需求一旦转化为有货币支付能力的需求,对于解决一般工业品的过剩问题将产生重大作用。因此,如何运用财政转移性支出手段,提高社会低收入阶层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从目前而言也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