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新经济政策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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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国家新经济政策范文

（上海财经大学，上海 200433）

摘要：当今知识时代，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已成为提高生产力的决定因素，研究怎样通过教育、研发投入的合理配置及制定有效的人才制度保障政策与提升香港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还没有学者从教育、研发投入及人才制度保障政策等三方面的因素对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影响的角度进行系统的定性和定量分析，以致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从教育、研发投入的资源配置和人才制度保障政策制定的成效等三者与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之间关系、影响和推动作用。

关键词 ：教育、研发投入； 人才制度保障政策；高教国际竞争力； 交替或互补关系

中图分类号：C9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5）22-0263-05

一、文献回顾

台湾教育及文化委员会（2003）曾对如促进台湾的高教国际竞争力进行了一次项目报告研究，当中的研究计划包括提供科技创新投入资源、教育投入资源、跨校大型研究、检讨高等教育进退埸机制等等。香港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2004）指出，要使香港的教育达到国际竞争的高水平，其中重要的一点是透过各个院校之间的相互合作，发挥各自的专长，并增强研究的合作可行性，吸纳不同界别的资金，增加研究的贡献。

李俊湖（2008）指出地区的教育部门，越来越关注并十分重视对当地提升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性，要增强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其中培养更多的专业人才、提升研究、教学与服务功能的高等教育为重要因素。朱红、朱敬、刘立新（2010）对中国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进行了一次比较研究，当中包括评价方法体系的研究，及进行评价及比较分析，最后总结出提升中国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的战略，主要为科教兴国、建立人才强国、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教育、高教大众化与普及等等。

二、实证研究设计

本文研究的教育投入和研发投入主要是指政府方面的投入。文章的研究方向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探讨教育、研发投入及人才制度保障政策之间的交互关系。教育、研发投入及人才制度保障政策之间可能有着互补或替代关系，若了解掌握三者间的关系，定能对整个地区的教育竞争决策有着一定的控制及针对性的改善。其次，是确定教育、研发投入及人才制度保障政策分别对高教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本文认为这三项项目（因素）会影响一个地方的高教国际竞争力（结果），若能够分析其影响的方向及其影响量，定能有效提升一个地方的高教国际竞争力。如图1所示。

高教国际竞争力之间的交互关系 来源：本研究

（一）变量定义

抽取不同的数据代表教育投入、研发投入、人才制度保障政策及高教国际竞争力：

1.教育投入（自变量）

利用香港统计处及教育局、新加坡统计部门，Year of Statistics，Singapore 2014及教育局历年的教育投入数据，代表当地教育的投入，再将其除以当年的地方人口后Ln，以Ln_Edu_（地方）表示。

2.研发投入（自变量）

利用香港创新科技署2012的数据及Agency for science，Technology and Research of Year of Statistics，Singapore 2014，代表当地教育的投入，再将其除以当年的地方人口后Ln，以Ln_RD_（地方）表示。

3.人才制度保障政策（自变量）

利用香港统计处历年人口统计数字及新加坡统计部门历年人口数字，代表当地教育的投入，再将其除以当年的地方人口后Ln，以Ln_Talent_（地方）表示。

（四）高教国际竞争力（因变量）

利用WEF全球竞争力排名（前15名），代表该地的高教国际竞争力。利用2005至2012年间的排名，可以得知香港及新加坡的高教国际竞争力的概况。但由于排名的数字愈大，该地的高教国际竞争力就愈低。因此，本文将每年的排名以下列公式进行变量转换，以Ln_Score_（地方）表示：

这样能有效代表地方的高教国际竞争力，Ln_Score_（地方）的数值愈高，该地的高教国际竞争力也愈大。

香港及新加坡两地的规模各不相同，为了增加年与年及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可比性，所有的变量均需先除以当年地方人口，方能更代表当时的真实投入。以下是香港及新加坡两地各年地方人口：

（二）模型建立

基于上述的研究方向及文献分析，本文有以下的假设：

假设1：教育投入与研发投入之间的为正相关

教育投入是一个国家（地区）投入在教育领域中的人力、财力和物力的总和，它包括支付在师资、学校硬件及软件设施、教材及学费等经费支出。教育投入是人力资本形成和积累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途径，人力资本和知识储存量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的积累增加，最终培育出后备劳动力和各层次的专业人才，而研发投入是在科学技术领域中的活动，是为提升创新技术水平而进行一系列相关的科学探索研究活动，它需要庞大的专业人才队伍及高科技的设备来进行科学研究。研发活动过程是积累知识的过程，通过大量的研发可以提升知识存量，因此研发活动是人力资本形成的基础，也是人力资本投资的高级形式。教育投入和研发投入都是人力资本形成的最主要途径。

假设2：教育投入与人才制度保障政策为正相关

教育投入的最终目的是培育后备劳动力和各层次的专业人才。在人才竞争激烈的当今世界，要留住用教育投入资源长期投资、用尽心血培育出来的人才是各国（地区）的一项艰巨任务。人才的流失将严重影响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因此人才制度保障政策的有效性将是决定人才去留的关键因素。另外，一个国家（地区）教育的发展也会影响人才的去留。

假设3：研发投入与人才制度保障政策为正相关

研发投入活动需要庞大的专业人才队伍来进行，人才的质与量绝对会影响科学研究的素质及结果。人才制度保障政策的有效性将是决定人才去留的关键因素，留住人才可以促进科研的发展。另外，研发活动过程中将会培育出更多的本地人才。

假设4：教育投入与高教国际竞争力为正相关

教育投入是人力资本形成和知识积累。人力资本的形成和知识积累形成人才的最后阶段主要是体现在高等教育的阶段内。因此，教育投入，特别是教育在高等教育方面的投入显得更加重要。高等教育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载体，传播知识、创造知识的重要阵地，肩负着一个国家（地区）培育专业人才的的重大责任，培育的优质人才越多，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就越强。因此教育投入与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之间紧密相互影响。

假设5：研发投入与高教国际竞争力为正相关

研发活动专业人才队伍的培育重任一直都当担在高等教育机构身上，高等教育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载体，肩负着培养专业人才的重大责任。一个国家（地区）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的强弱，影响到世界人才集聚的数量和质量。另外，高教国际竞争力的衡量标准之一是一个国家（地区）是否有高素质的研究成果，贡献世界。研发当中的研究发展绝对是影响高教国际竞争力的因素之一。

假设6：人才制度保障政策与高教国际竞争力为正相关

科学有效的人才保障制度政策是吸引世界精英人才的重要措施。高等教育机构是除了培养人才外，还是世界高水平人才聚集的基地。由此可见，人才制度保障政策与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有着相互重要的影响。

三、分析及结果

（一）描述性分析

描述性分析的主要作用为对各项变量有一个观感上的认知，主要包括变量的中心趋势及离散。以下是香港及新加坡两地教育投入、研发投入、人才制度保障政策及高教国际竞争力四者的描述性统计：

香港：

从上述的分析中，可以看到Ln_Talent_HK及Ln_Score_HK的离散较大，Ln_Edu_HK及Ln_RD_HK的离散则较小。就整体四项的离散情况而言，Ln_Edu_HK及Ln_RD_HK的离散相约，而Ln_Talent_HK及Ln_Score_HK的离散相约。

新加坡：

从上述的分析中，可以看到Ln_Edu_SG及Ln_RD_SG的离散较大，Ln_Talent_SG及Ln_Score_SG的离散则较小。就整体四项的离散情况而言，四者的离散均十分相约。

（二）相关性分析

相关性分析是用来衡量两个随机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当中包括方向及强度。分析的意义在于能够辨别变量的独立性，一来有助对两者之间的关系作出推论，另外有助后期变量模型的建立。相关性衡量及系数计算有多种不同的方法，本文中所使用的相关系数为Pearson相关系数：

当中的E为期望值函数（expectation function）。

本文利用相关性分析，研究香港及新加坡两地教育投入、研发投入、人才制度保障政策及高教国际竞争力四者的关系。以下是香港及新加坡各项变量的相关性分析之结果：

从表中可以看到全部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均为正相关，均约大于0.4，有些相关性更为显着，可推测香港的教育投入、研发投入、人才制度保障政策及高教国际竞争力之间的关系均为互补。

从表中可以看到全部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均为正相关，大部分的相关约大于0.6，不少相关性更为显着，可推测新加坡的教育投入、研发投入、人才制度保障政策及高教国际竞争力之间的关系均为互补。

而且，从表中可以看到于香港、新加坡两地在教育投入、研发投入、人才制度保障政策及高教国际竞争力的关系均为互补，一项的发展能影响（或代表）另一项的发展。另一点要留意的是，当中的三项自变量（教育投入、研发投入、人才制度保障政策）中，他们的相关性不弱，有些更为显着，若使用最小二乘法的线性回归构作模型，会发生严重的多重共线性的问题，直接影响研究推论。因此下文将尝试利用其他方法去构作模型，提高推论的可靠性。

（三）因素分析

前面的相关性分析中，可以看到三项自变量（教育投入、研发投入、人才制度保障计划）之间的高度相关性。因此可以推论出，教育投入、研发投入、人才制度保障政策三者中可能存在着一些潜在因素，同时影响着三者。本节将利用主成分分析，尝试萃取当中的因素。以下是两地的分析结果：

从两地的分析结果中，可以看到累积变异量也高达70%以上，而教育投入、研发投入、人才制度保障政策均存在着一个共同的潜在因素，这项结果能有助于后文进行更加准确的模型建构。

上述分析可以得出潜在因素的推论：不论是教育投入、研发投入、人才制度保障政策，人力资源均对三者有着重大的影响。负责教育投入资源配置人才的素质会影响对教育资源的规划利用和发展；人才的质量绝对会影响研发研究的素质；不同类型人才的去留也影响人才制度保障政策当中的资源分配。因此，教育投入、研发投入、人才制度保障政策三者间的潜在因素为人力资源（以joint表示）。

（四）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香港学者侯杰泰、成子娟以及内地学者温忠麟曾对结构方程有深入的研究。武文杰、刘志林和张文（2010）曾用结构方程模型来分析北京居住用地价格影响因素。在上一节的研究中，可以看到教育投入、研发投入、人才制度保障政策均与高教国际竞争力成正相关，而教育投入、研发投入、人才制度保障政策这三项自变量的高度相关性能够归立成一个潜在因素。因此，本节尝试利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模型建构，目的主要有两个部份：首先，研究人力资源对高教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其次，研究教育投入、研发投入、人才制度保障政策对人力资源的重要性，从而推论出三项对高教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性。以下是模型的假设：

香港

香港模型拟合分析

从香港的模型拟合分析结果中，卡方检定的p-value均大于0.05（0.344），其他模型拟合统计测量如RMR，GFI均十分理想，显示模型的高拟合度，而大部分的系数也通过显着性测试。这说明整个模型的信度高。

从新加坡的模型拟合分析结果中，卡方检定的p-value均大于0.05（0.366），其他模型拟合统计测量如RMR，GFI均十分理想，显示模型的高拟合度，而全部系数也通过显着性测试。这说明整个模型的信度高。

以下归纳了两地模型的标准化系数，以便进行比较：

四、结论

香港和新加坡两地在教育、研发投入、人才制度保障政策及高教国际竞争力的关系均为互补，一项的发展能影响（或代表）另一项的发展。当中的三项自变量（教育投入、研发投入、人才制度保障政策）中，他们的相关性不弱，有些更为显着。从香港、新加坡的分析中，累积变异量高达70%以上，而教育投入、研发投入、人才制度保障政策均存在着一个共同的潜在因素。不论是教育、研发投入、人才制度保障政策，人力资源均对三者显示重大影响，三者间的潜在因素为人力资源。由教育、研发投入、人才制度保障归纳出来的潜在因素对高教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均为正数，显示人力资源对高教国际竞争力有正面的影响，人力资源的素质会影响该地方的高教国际竞争力。香港的系数比新加坡低，显示香港的高教国际竞争力对于人力资源的敏感度相对新加坡低。三项自变量（教育投入、研发投入、人才制度保障政策）对人力资源全部系数均为正数，显示人力资源与三者有着正面的关系，从而正面反映出三者对一个地方高教国际竞争力的影响。香港研发投入对高教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最高，其次是人才制度保障政策，最后为教育投入；新加坡人才制度保障政策对对高教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为最高，其次是教育投入，最后为研发投入。

参考文献：

[1] 香港政府统计处、创新科技署、教育局等历年的研发投入及教育投入数据.

[2] 新加坡统计局及教育局历年的研发投入及教育投入数据.

[3] Agency for science，Technology and Research of Year of Statistics， Singapore 2014.

第2篇：国家新经济政策范文

"新经济"理解为"由新技术革命所推动的经济发展与增长"。这种理解是一种较宽的理解。经济史上的一些重大技术革命，如铁路、电力、汽车等等，都曾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与增长，因此，都可以称作"新经济"。那么，当前的"新经济"，即以信息技术革命为主的"新经济"，究竟"新"在哪里？我们如何更好地去认识它、把握它、借鉴它？美国的"新经济"也正在发展中、变化中，特别是美国这一轮的经济增长究竟能持续多久，都还在观察之中。就美国已经发生的情况来看，"新经济"的"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就技术层面和微观层面来考察，新经济"新"在它是一个创新的"蜂聚 "时期

在创新的"蜂聚"时期，一大批新兴的高科技中小企业应运而生，迅速崛起。

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曾经指出，创新是经济变动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创新的发挥作用只是"蜂聚"在某些时间里。他特别指明，"创新"不同于"发明和试验"，因为"发明和试验"本身对于经济生活不产生任何影响。熊彼特所说的" 创新"，是指能对经济生活产生影响的"生产手段的新组合"。他指出，这种" 新组合"包括5种情况：①采用一种新产品，或产品的一种新特性；②采用一种新生产方法，或新商业方法；③开辟一个新市场；5控制一种新的原材料供应来源；⑤实现一种新组织，包括造成一种垄断地位，或打破一种垄断地位。

当前正在推动经济发展与增长的信息技术革命，主要是以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发展为主线。二战结束时，现代电子数字计算机开始问世。在此后的30多年里，计算机本身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大型到微型、从慢速到高速、从专用到通用、从低性能到高性能、从高价格到低价格的不断更新与不断升级的演进过程。

80年代和90年代这两个创新"蜂聚"时期，比起历史上铁路、电力、汽车等的创新情况，规模与影响更加空前。特别突出的是，一大批高新技术的中小企业迅速诞生与崛起。这首先与信息技术产业本身的特点有关。一者，信息技术产业的产业链很长，其相关产品的生产可以分解出许多更细的、独立的新行业，如芯片业、软件业、互联网业、电子商务等等。二者，这些新分出的独立行业，一般不需要巨大的建筑厂房和机器设备，新企业很容易创建，特别是由互联网而产生了一种新的虚拟企业形式。三者，计算机与互联网的应用性极广，且易于操作，购置成本低，使其迅速大众化、普及化、社会化，迅速渗透到或融合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包括传统工业与商业部门，由此，产生了巨大的需求，推动了大批新兴中小企业的产生与发展。

2、就市场运作层面来考察，新经济"新"在它使竞争空前加剧

首先，企业间的竞争空前加剧。

其次，人才的竞争空前加剧。

再次，国际市场的竞争空前加剧。经济的全球化促进了"新经济"的发展； "新经济"的发展又进一步加速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从技术本身的特性来说，互联网是无国界的。以互联网为技术基础的现代国际金融与电子商务，以其以秒计算的速度，加剧着国际竞争。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背景下的国际竞争中，美国无疑处于极其有利的地位。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如何加速自己国家"新经济"的发展，如何在新的国际竞争环境下维护自己的利益，是极为重要的问题。

3、就资金层面来考察，新经济"新"在融资方式的创新

在信息技术革命的创新"蜂聚"时期，大批高新技术的中小企业之所以能够诞生和崛起，与资本市场上融资方式的创新是分不开的。这主要有两大方面：一是在这些高科技中小企业的创业期，新兴的风险资本的投资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二是在这些高科技中小企业的成长期，即其开始上市，新兴的纳斯达克股票市场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一个高科技中小企业，在其创业与成长的过程中，一般有四部分人在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一是企业家，即创业者或技术创新者；二是专业的管理者；三是风险资本家；四是投资银行家。这四部分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共同策划发展战略，作出决策，并以商业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提出雄心勃勃的创业与发展计划。

4、就政府层面来考察，新经济"新"在政策与制度的创新。

在"新经济"的发展中，政府的作用不是减弱了，而是更为重要了；政府的直接干预减少了，而政府的职能更集中于为市场机制更好地发挥作用，为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创造必要的政策与制度条件。

对于美国高科技迅速发展和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世界银行发展经济研究部研究主管尤苏夫提纲挈领地谈了11条：（1）由里根时期开始的减税。这对于推动民间投资具有重要作用。（2）金融市场的稳定性。以格林斯潘为主席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起到了重要作用。（3）政府在许多领域的解除管制。（4）金融体系的创新。如各种投资公司、基金等的活跃，为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5）对外来移民的开放性政策。这有助于人才的流入。（6）企业与研究机构之间的紧密联系。（7）冷战结束后，军事工业向商业与民用的转移。（8）计算机、互联网的广泛使用。（9）对外贸易的开放性。（10）R＆D的大量投入与效率的提高。（11）美国的海外投资不多，大多投资于国内。这与日本、韩国不同，日、韩大量进行海外投资，影响了国内产业的发展。以上11条，就有8条涉及到政府的政策，包括财政政策、金融政策、解除管制政策、移民政策、军转民政策、外贸政策、科技政策等等。"新经济"是这些政策综合作用的结果。克林顿在2000年度的《总统经济报告》中，从政府政策的角度，将90年代美国经济的成功归因于经济政策的三大支柱：其一，财政约束，以利于降低利率和刺激商务投资；其二，投资于教育、医疗保健，以及科学和技术，以迎接21世纪的挑战；其三，打开国外市场，以便美国人能有更好的机会参与海外竞争。在2000年4月5日"白宫新经济会议"上，克林顿说，关于美国经济增长的原因，其答案不是单一的。他归结了四条，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有两条：一是新经济的性质，它以技术为动力，以创意（ideas）为引导，置根于创新和进取心；二是美国企业制度的力量；第三条，许多传统产业和工人提高了生产率；第四条，政府的上述三大政策也起到了重大作用，这些政策为"新经济"的繁荣创造了基础条件。

5、就宏观经济层面来考察，新经济"新" 在促进了经济周期波动的微波化

首先，信息技术革命促进了供求的良性互动。

第3篇：国家新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新经济 国际贸易 创新 中国

21世纪的经济，是一个全球化的经济，这对我们来说既是挑战，也是一种机遇，如何更好的融入全球化，同时发挥本国贸易优势，相对应地带动我国经济的发展，共谋和谐发展，这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新经济时代

所谓的新经济时代，就是利用科学技术、相适应的经济政策和有意义的商业实践这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从而产生令人瞩目的经济绩效。如果出现经济的快速增长和较高的收入，以及低失业率和不会影响经济发展的通货膨胀，那么毫无疑问，这种情况，就是我们所说的新经济时代。这样的经济发展下，是能够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的，保持社会的稳定发展。

新经济相比较传统经济而言，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是一种从知识经济而发展过来的全球化经济。有着显著的高科技化特征和全球化特征。新经济趋向于的主体是全球一体化，借助于电子商务来实现交换，生产方式不同于传统的经济，着重于集约型，凭借高科技和信息的力量来实现自己增长的原动力，无限供给人类所需的资源，让人类都可以获得资源的共享。总之，新经济的核心是现代科技，是利用知识和信息从事生产、分配以及更好使用的经济。

二、新经济时代影响下国际贸易的创新

新经济时代的到来，这在一定程度上势必将产生行业内贸易朝气蓬勃的发展，行业范围的扩大发展，一些新的问题不断地被提出，尤其经济贸易这一问题。

（一）新经济时代下国际贸易发生变化的首先是商品结构

对外出口的商品贸易主体是“高科技的密集型产品”。而这种所谓的“高科技的密集型产品”是指那种含有高科技的高成分的产品。国际上对此也有相关规定，无论是使用高科技的生产的产品还是有传统技术被高技术改造之后生产的产品，如果其高技术成分超过百分之七十，那么这些产品都被成为高技术的密集型产品。这些高技术的密集型产品，与传统的相比，它们重量相当轻，甚至是没有重量，商品种类多样，方便操作使用，有很强的可用性，价格相对低廉，是无法与传统商品相比拟的。从现在的贸易现状来看，未来贸易的发展趋势是，以高技术的密集型产品为主，贸易增速会超过其他产品。

（二）新经济时代下，知识或者说是技术的密集型这一类的服务贸易将飞速发展

这也是一种国际服务贸易，主要是提供各种各类的知识（技术）服务，具体细分是四个方面：1、信息产品和服务。新经济时代，是一个信息网络化的时代，信息产品与服务都在联系着社会的方方面面，同时对信息产品和服务产品也有了更大的需求。所以说，在当代国际贸易中尤其是以知识性为主的国际服务贸易中，将信息产品和服务结合起来就是贸易的主要内容。2、知识。这个知识时代，科技的时代，知识也是一种商品，也是可以进行贸易交流的，包括很多方面，专利，管理，专业知识等等。3、金融服务，包括银行交易等等。4、投资服务。提供可供覆盖跨国经营投资的各种服务，具体的有特定领域的专业知识和能够供国际投资使用的一些通用知识，信息和知识技术都是这些功能的载体依托。

（三）在贸易中高技术贸易越来越重要

科学技术依然是第一生产力，技术这一要素，一部分是直接转化为生产力，一部分是作为国际贸易中可以用于交换的对象，因此，与之相关的技术专利、专有技术和商标作为体现技术的技术贸易在整个国际贸易的格局中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三、新经济时代下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新经济时代是依托信息与网络，那么全球的网络影响下，中国的经济对外贸易必然会受到或多或少的影响。新经济时代这把双刃剑，让中国经济在获得机遇同时，也无可避免的受到相当大的挑战。我们必须秉持这全面看待问题的态度，采取有效措施，制定有效政策，充分发挥知识这一资本在外贸中大施拳脚，走出被动境地，争取占有主动地位在未来的国际贸易发展中，持续不断地促进国民经济稳步、健康、持久地发展。

（一）增大科技投入，实行用科技发展带动贸易

注重科技的力量，不是一味的投资引进外资。同时深化市场上经济体制的变革，尤其是宏观投资或融资和微观上各个企业的不同经营体制的转变，较多地依赖市场的力量同时加强对知识产业的投入。

（二）增加教育基金的投入，重视人才资本的培养

相比较发达国家来说，我国在教育这方面的投资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这样造成，国民的素质普遍低于发达国家，在一些服务贸易方面相当显著。这不适应现在的新经济时代，国际贸易这方面，对素质的要求也是相当高的，需要专业的人才。一，国家加大教育基金投入，培养更多高素质高能力的人才，二，外贸企业也应该重视人力资本，多对员工进行培训，适应不断更新的知识。

（三）加快转变贸易的方式

如今网络交易已有取代传统交易的趋势，而在我国大部分企业仍然是传统的交易方式，浪费了大量的人力成本，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加大电子商务以及网络贸易的宣传，另一方面，培养大批掌握现代技术手段和营销的人才。

四、结语

新经济时代是科技的时代，知识的时代，互联网络的时代。一系列科技的发展变革，促使经济环境，贸易，商业等一系列发生变化。不可否认，这是一种机遇，一种创新发展的机遇，同时也是一种压力，对于发展中国家面临更为紧迫的任务，调整格局，有效的利用科技网络资源进行发展。无论是国际的贸易，还是中国的贸易，要顺应历史发展的大方向，不断调整完善自我，才能更有利于本国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尹祖宁.当代国际贸易创新与我国对外经贸发展[J].当代财经，2003（1）

第4篇：国家新经济政策范文

1.1使经济管理与市场经济相互促进

市场是实现经济资源优化配给的重要途径，但当前市场上频频出现不正当竞争事件，干扰了经济市场的有序运转，阻碍市场对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在全球化经济趋势的带动下，我国的市场经济格局长期处于变化发展中，这就导致了矛盾的产生，即经济干预调节策略无法与日趋变化的市场经济格局协调一致，为了调解这一矛盾，政府必须对宏观经济管理进行改良创新，使经济管理工作与市场经济发展步调相互配合，通过公共传播媒介对市场经济进行优化，可以修正市场固有的问题和不足。在对宏观经济管理工作进行改良创新时，不能脱离固有的经济政策、经济干预手段和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情况，应立足于实情进行改良创新，创设与我国经济政策和市场格局相符的宏观经济管理。

1.2革新经济干预促进市场资源合理配给

经济市场是实现社会生产资源优化分配的关键途径，因此要实现资源合理分配，必须依托市场。但由于当前市场经济发展并不完善，在发展的过程中仍然存在许多不足，这些问题都会对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造成干扰和影响。要想提升市场资源分配的科学性，应立足实际对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体系进行改良创新，并选择适宜的策略调整市场中的资源配给模式，提高资源的利用率，让经济资源创造出最大的价值。政府宏观干预市场资源配给的手段主要是，调整公有财产与私有财产在市场中的比例，并对这两种财产进行合理分配，防止因分配不均扩大社会的贫富差距。

2.对宏观经济管理进行改良创新的措施

2.1调整宏观经济干预管理的方向

政府采取何种手段对经济市场进行管理和干预主要取决于宏观经济管理具有怎样的目标和方向。当前我国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解决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与落后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因此，政府在制定宏观经济管理方向时，要按照我国市场经济格局及发展趋势来决定，并且调控方向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应该伴随市场的变化而变化。比如，在市场出现通货膨胀时，政府应采取适当的干预措施，控制经济局势，使市场逐渐收缩冷却。当市场出现通货收缩时，国家应采取一些刺激市场运转的措施。宏观调控的目的不仅要确保市场经济整体稳定均衡，还要控制经济结构稳定，各个行业均衡发展，防止某一行业单独膨胀。

2.2革新宏观经济调控的执行机构

在市场经济中，宏观调控执行者并不是唯一的，而国家是最主要的执行者。在对宏观经济调控的执行机构进行革新时，主要应拓展以下两个方向，一是构建全新的经济调控机构，二要革新经济管理职权。为了实现经济调控执行机构的革新，政府应组织创建一个拥有宏观干预调控职权的专属机构，将干预经济的职权集中交给某一机构可以有效杜绝目前多头管理、职能分散的混乱情况。而在革新职权方面，拥有宏观干预市场职权的执行机构在对市场进行调控时，应多采取市场调控策略，少采取行政措施。

2.3革新经济干预的方法和手段

当前，政府在对市场经济进行干预管理时，主要采取的措施是调整银行利率、调整货币价值等，很少采用行政方式对市场进行干预。在革新市场经济干预措施时，应逐渐减少行政方式对市场的过度干预，尽可能以市场干预手法为主。虽然在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经济风险评估和应急方面也形成了一套固定的模式，但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起步较晚，当前我国市场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例如房价虚高、行业结构不平衡、内部市场狭窄等。因此，政府必须结合实际，积极革新市场干预方式，为我国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3.结束语

第5篇：国家新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工业集聚；基尼系数；新经济地理

中图分类号：F42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0892(2006)11-0090-07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堪称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林毅夫等，1994)，但同时也出现了地区差距不断扩大等一系列令人担忧的问题。我国政府希望东部沿海地区先发展起来，然后能够带动内地发展的这种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良好愿望至今没能实现(金煜等，2006)。林毅夫等(1998)计算了1978～1995年分省人均GDP基尼系数，结果显示除了1978～1985年有缓慢下降外，地区差距呈持续扩大的趋势。他们对人均GDP基尼系数的分解结果显示，第二产业的基尼系数贡献率和弹性占主导地位。范剑勇、朱国林(2002)做了类似的计算，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第二产业基尼系数的贡献率在1990年后逐步上升，1995年以后超过了60％。由于第二产业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工业，所以中国的地区差距很大一部分可以归结为地区间工业生产规模上的差异。

事实上很多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中国家在经济开放后均出现了地区差距持续扩大的现象，而地区差距扩大背后一个更基本的事实是这些国家均出现了工业生产的集聚(金煜等，2006)。最近十年发展起来的新经济地理学在解释工业集聚和地区差异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功(Fujit等,1999)。企业的生产行为总是倾向于集中在同一个地方，生产集聚是由技术外部性和金融外部性共同创造的，交通运输成本、产品的差异性和产业的规模等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地理位置和历史优势是集聚的起始条件(Krugman，1991a,b；1993)。规模效益递增和前向后向联系导致了集聚的自我强化(Venables，1996)。如果限制劳动力的流动，那么生产的集聚本身就将会导致地区差距。近年来的研究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来解释中国地区差距的形成和演变取得了很大的进展。Fujita和Hu(2001)、Kim和Knaap(2001)、D6murger(2001)和D6murger等(2002)对中国地区差距的研究均涉及到了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Hu(2002)构建了一个空间集聚模型来解释中国不断扩大的地区差距，认为由于沿海地区拥有发展国际贸易的地理优势，因此沿海地区出现了最早的工业集聚。虽然中国严格的城乡户籍制度限制了地区内劳动力由乡村向城镇的转移，但跨地区的劳动力流动满足了工业集聚的需求，并由于规模报酬递增的正向反馈效应而使集聚经济得到加强，从而导致了地区差距的不断扩大。黄玖立(2006)构建了一个两国三地区模型，认为对外开放将会打破空间分布的稳定，从而诱发“中心一”结构的形成，而在不对称的情形下，具有地理优势的地区往往会成为中心。该模型的模拟结果很好的解释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区差距的演变。

在对中国工业集聚的实证研究方面，Wen(2004)首次从新经济地理的角度用计量分析方法分析了中国制造业的集聚问题，其结果是支持了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并表明中国的地区差距处于倒u型曲线的上升阶段。Gao(2004)实证研究了技术外部性、自然优势、当地市场条件和对外开放对中国地区工业集聚的影响。Chen等(2005)㈣采用1987-200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综合分析了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和经济政策对中国地区工业集聚的影响，计量结果表明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和经济政策三种经济力量对工业集聚均有显著的影响。他们最近的研究(金煜等，2006)也得出了与此一致的结论。

尽管已有文献对影响中国地区工业集聚的因素做了细致的计量分析，但却均是将工业部门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前国有工业在中国工业体系中占据了绝对的主体地位，并服务于当时中央政府的发展战略，处于政府严格的计划控制之下。同时，受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国际政治环境的影响，工业企业的布局并非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大型工业布局基本上遵从靠山、分散、隐蔽的原则，因此当时中国工业的集聚模式实际上是典型的计划经济工业集聚模式。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国有企业提高其自身经营活力，增强竞争力的改革措施，此时各种经济因素开始对国有工业生产的布局产生影响。但是由于此时“国有企业依然承担了大量的政策性负担”(林毅夫等，2002)，政府对国有工业部门的影响力依然明显。因此，研究改革开放20多年来各种经济因素在国有工业生产布局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将会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同时，改革开放后，中国的非国有工业得到了迅猛发展，已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其在中国地区差距的形成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已被大量的研究所证实(Demurger等，2002；Chen和Feng2000)。因此，研究哪些因素促成了非国有工业生产的集中对于缩小我国的地区差距也具有很强的政策含义。

二、中国国有与非国有工业的区域聚集特征

虽然由于中国严格的城乡户籍制度限制了劳动力由乡村向城镇的自由流动，中国并不存在如Krugman模型中所假设的那样存在一个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机制。但正如Hu(2002)所指出的那样，中国跨地区的劳动力流动保障了工业集聚所需劳动力的供给，并由于集聚的规模经济效应和前后向联系的正反馈作用，使得工业集聚得到加强。范剑勇等(2004)的研究也认为中国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向沿海地区的流动加速了沿海地区产业的集聚，同时也缓解了自身的工业化进程。已有的研究也都表明，改革开放后，中国工业集聚的现象变得日益显著。如Wen(2004)采用二、三次工业普查数据的研究表明中国大多数工业行业的地理集中程度都很高，而且有上升的趋势；梁琦(2004)、吴学花、杨蕙馨(2004)和路江涌、陶志刚(2005)的研究也表明中国部分制造业已显现出较强的集中性。

Keeble等(1986)将衡量收入差距的洛伦咨(Lorenze)曲线和基尼(Gini)系数用于衡量行业在地区间分配的均衡度。基尼系数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si和sj分别是省份i和j的工业在全国工业中

所占的份额，s为是各省份在全国工业中所占份额的平均值，n为省份的个数。本文计算出了1987~2003年中国工业区位基尼系数，同时还分别计算了国有工业与非国有工业区位基尼系数(见图1)。

图1显示，1987～2003年工业区位基尼系数呈稳步上升趋势，由0．437上升到了0．549，表明在此期间中国工业生产的集中趋势是逐渐显著，这与已有的研究结论一致。当我们将工业进一步分为国有与非国有工业后，图2显示，非国有工业的集聚特征较国有工业更为显著。1987年非国有工业区位基尼系数为0．559，远远高于国有工业的0．385。此后非国有工业区位基尼系数虽在一些年份出现了轻微的波动，但从长期看仍呈上升趋势，到2003年达到0．666；而国有工业区位基尼系数在此期间内的变化则较为平缓，到2003年只是略微上升到了0．394。非国有工业比国有工业出现了更为明显的集聚特征还表现为，1987年非国有工业产值占全国非国有工业产值比例超过10％的省份有江苏和浙江，二者分别为18．1％和10．3％，而没有一个省份的国有工业产值比例超过10％；到2003年非国有工业产值比例超过10％的已有四个，分别为江苏16．5％、浙江12．6％、山东11．5％和广东19．8％，国有工业比例则只有山东接近于10％，为9．6％。上面描述的种种现象均表明非国有工业的集聚特征比国有工业更为明显，说明中国地区间工业生产的不平衡主要表现为非国有工业生产的不均衡分布，这也支持了已有研究所揭示的非国有在我国地区差距的形成和演变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研究结论(D6murger等,2002；Chen和Feng,2000)。

导致工业生产空间集聚的首要因素是地理条件的差异。而地理条件的差异则首要表现为沿海与内陆、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差异。金煜等(2006)计算的工业产值排名显示，从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到标志着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加快的1992年，再到2001年，排名前四的省份都属于沿海地区，更具体的讲这些地区都属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或者环渤海地区。Wen(2004)计算了1995年25个工业行业中占最高和第二高份额的省市区，长江三角洲的江浙沪大约达到总数的一半。2001年，长江三角洲三省市实现制造业产值25456．01亿元。占全国制造业产值的30．23％，远高于环渤海地区(24．41％)和珠江三角洲地区(15．37％)。在图2中我们描绘了1987-2003年东、中、西三大地区国有与非国有工业产值分别占全国国有与非国有工业产值比重的变化趋势。由图2可以直观看出，国有与非国有工业的地理分布均表现出上述特征。1987年东部地区国有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产值的比重为52．85％，此后该指标趋于缓慢下降，但1998年以后又出现缓慢攀升的势头，到2003年其值为55．11％；而中部地区则呈不断下降的态势，由1987年的31．06％下降到2003年的27．14％；在此期间西部地区所占比重虽然有过短暂的上升，但1998年以后则呈下降趋势，到2003年为17．75％。而三大地区间在非国有工业生产上的差异则更为明显，在此期间内东部地区非国有工业产值占全国非国有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持续上升，由1987年的69．89％上升到2003年的82．9％；而中西部地区则呈持续下降趋势，中部地区由1987年的22．01％下降到2003年的10．81％，西部地区则由8．09％下降到6．29％。

三、计量模型、变量定义和数据说明

(一)计量模型

已有的实证研究文献以经济地理和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在解释产业集聚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但研究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的工业集聚现象，就不能不考虑各项政策的变更对工业集聚的影响。Kanbur和Zhang(2005)、D6murger等(2002)均强调了政策因素对中国地区差距的重要作用，金煜等(2006)的研究也证实了各项政策变量显著影响了中国的工业集聚。因此，我们建立基本的回归模型如下：

(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在模型(1)和模型(2)中，下标i和t分别表示第i个省份的第t年，ui为不可观测的地区效应。x为随机扰动项。SOEit和NSOEit分别表示国有与非国有产值占当年全国国有与非国有工业产值的比例，这是借鉴了Wen(2004)的思想。Geography为一组经济地理变量，New-Geography为一组新经济地理变量，Policy为一组政策变量。

(二)变量定义

1．经济地理变量。影响地区工业生产差异经济地理因素首推地理位置上的差异，本文通过设置东部沿海地区虚拟变量(coast)的方式来捕捉地理因素对工业集聚的影响。金煜(2004)125I使用层次线性模型发现少数民族人口比例对工业产出的影响显著为负，其认为可能是因为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在语言文化等方面差异很大，而且自然条件较差，增加了交易成本，从而不利于工业集聚，因此本文也借用少数民族人口比例(Minority)这一变量来控制地区文化差异对工业集聚的影响。由于直辖市的经济功能与其它省份相比有明显的不同，它们更多地承担了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服务中心的功能，大都市的经济特性在一定程度上会排挤它们作为制造业中心的功能(金煜等，2006)，因此本文也设置了直辖市(city)这一虚拟变量用以控制。

2．新经济地理变量。新经济地理学引入了规模报酬递增和正反馈效应，强调了产业外部性和人力资本外部性(Henderson，1974)、企业间的“前向”和“后向”联系(Venables，1996)，以及运输成本和需求因素(Krugman,1991a)在决定企业选址中的重要作用。为了检验这些新经济地理理论对中国工业集聚的解释力，本文选取了以下指标：(1)居民的消费需求水平。一个地区的居民消费水平越高，越会吸引企业到该地集聚。同时，企业的集聚也将引起人口在当地的集聚，提高当地的工资水平，这又进一步提高了当地的消费水平，从而产生产业集聚的良性循环。一地区居民的消费水平不仅取决于该地居民的收入水平，同时还取决于当地的人口规模，因此本文最终选取一地区GDP总量占全国GDP总量的比例(GDP)来衡量该地区的居民消费水平。(2)企业数量(Enterprises)。一地区的企业数量越多，该地区的产业外部性以及人力资本外部性越强，就更能吸引企业的集聚。同时，一地区的企业数量越多，该地区的产业市场需求也越大，企业间的“前向”与“后向”联系程度越高，也就越能吸引产业的集聚。本文以一地区工业企业数占全国工业企业数的比例来衡量该地区的企业数水平。(3)工资水平(Wage)。一地区工资水平越高，一方面

会吸引劳动力在当地的集聚，从而有利于工业集聚；另一方面，高的工资水平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当由于工资上涨而使企业生产成本的增加大于集聚经济和规模经济给企业带来的收益时，将不利于工业的集聚。本文采用一地区人均职工工资作为衡量一地区工资水平的指标。(4)人力资本水平(Hc)。一个地区人力资本水平越高，新进入的企业就越容易招聘到所需的专业人才。同时，较高的人力资本意味着较低的R&D成本，企业获得的创新收益也越大。本文以6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一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 (5)交易成本及运输费用。Krugman(1991a)强调了运输成本对产业集聚的影响。如果只考虑成本因素而不考虑其它因素，企业将会选址在具有最低运输成本的地方，既要顾及到消费地，又要顾及到原料地。由于一地区内交通条件的改善可以降低该地区内的运输费用，也降低了该地区与其他地区间的运输费用，因而一地区交通条件的改善并不一定会促进工业在当地的集聚，而取决于交通条件改善对工业生产的集中(concentration)效应和分散(dispersion)效应的比较(Wen，2004)。若集中效应大于分散效应，则交通条件的改善将会吸引工业的集聚；反之，则不利于工业集聚。本文选取了公路密度(Road)来衡量一地区的交通运输条件。另外，城市化的发展本身也会促使如法律体系、交通通讯网络等各类基础设施的改善，这显然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从而吸引工业在当地的集聚。本文以非农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一地的城市化水平(Urban)。(6)历史与预期因素。Krugman(1991b；1993)强调了历史和预期对产业集聚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影响，由于预期因素较难控制，因此我们选取了一地区1987年国有工业(SOE87)和非国有工业(NSOE87)产值占当年全国国有与非国有工业产值的比例来该地区发展工业生产的历史条件。

3．经济政策变量。(1)对外开放(Export和FDI)。大量的研究证实了对外开放有利于引进国外的资金、技术和先进的管理方法，扩大了产品的出口，显著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也有利于工业在当地的集聚。本文采用商品出口总额占GDP比例(Export)和FDI占GDP比例(FDI)两个指标来衡量一地区的对外开放度。(2)金融发展(FINDEV)。金融发展由于在动员储蓄、分散风险、甄别项目、监控企业和平滑交易等方面均具有积极的作用，因而其在现代经济增长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其对工业集聚也会具有显著影响。本文以金融机构贷款占GDP比重来衡量一地的金融发展水平。(3)财政支出(FISC)，我们定义其为政府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政府财政支出的力度度量了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程度，从理论上来说政府过多的参与经济活动将可能扭曲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各种资源配置机制，从而不利于工业的集聚。

(三)数据说明

本文中所用的工业产值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经济信息网(WWW．Cei．gov．cn)，少数民族人口比例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www．stats．gov．cn)公布的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6岁以上人口受教育程度统计数据来源于1997-2004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可用其推算出人均受教育年限。其它未做特别说明的基础数据均来源于1997-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以及相关年份各省市统计年鉴。由于海南和两个省份的数据缺失较严重或没能得到，因此我们将这两个样本删除；另外重庆市直到1997年才直辖，我们按照传统的做法将其归人四川省。本文最终得到28个省级单位1996-2003年的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

四、计量分析结果及说明

本文使用Stata8．0软件对模型(1)和(2)进行拟合。当模型中不可观测的地区效应ui与解释变量相关时，若直接采用混合最小二乘法回归就有可能因遗漏变量问题导致估计结果的偏误，此时我们采用固定效应变换以将偏误消除，同时为每一个截面设置一个虚拟变量，采用哑元变量最小二乘法(LSDV)估计模型；当ui与解释变量不相关时，可以通过随机效应变化，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GLs)消除误差项的时序相关。主观判断模型是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模型是件困难的事情，我们将通过Hausman检验在二者之间做出选择。同时，由于我们还关注地理区位以及其他一些随时间不变的解释变量对工业集聚的影响，若采用固定效应估计模型将会将这些变量同ui一起消除掉，此时我们将用随机效应估计模型，并以LM检验来判别随机-效应是否存在。我们对所有随时间而改变的变量均取其之后一期值进入回归模型，使得这些变量在成为被解释变量之前已经被决定，以减轻模型的联立性偏误。估计结果见表1。

表1中模型I-Ⅲ是对国有工业集聚影响因素的估计结果。模型I是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Hansman检验结果是显著的支持了固定效应模型，模型Ⅱ在模型I的基础上加入了经济地理变量，此时我们使用随机效应拟合模型，而LM检验结果表明模型显著存在随机效应，在变换了估计方法后，除去变量Urban外，其他变量的估计结果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模型Ⅲ中我们是加入了SOE87和NSOE87两个反映历史因素的变量，同时为了避免该两个变量与沿海地区虚拟变量Coast严重的共线性而使模型估计结果产生干扰，我们在模型Ⅲ中删除了Coast，同样采用随机效应拟合模型，LM检验也支持模型中存在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相比于模型Ⅱ也并没有发生系统性的变化。因而我们可以认为对国有工业集聚影响因素的估计结果是稳健的。

我们将影响国有工业集聚的因素归纳如下：(1)经济地理因素。沿海地区更接近国际市场的地理优势对国有工业的集聚并没有显著的影响；由于三大直辖市中，天津和上海均是老工业基地，历史因素导致了其对国有工业集聚具有正向作用；变量Minority的估计系数并不显著，表明文化差异并不影响国有工业生产的布局。(2)新经济地理变量。SOE87和NSOE87两个变量的估计系数均高度显著，表明历史因素显著影响了国有工业的布局。具体来说，历史上国有工业存量较高的地区将显著影响此后国有工业在当地的集聚，而历史上具有发展非国有经济传统的地区则不利于国有工业在当地的集聚；本地市场需求(GDP)和企业间“前向”与“后向”联系显著促进了国有工业的集聚；工资水平(Wage)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虽然梁琦(2004)认为当劳动力可流动的时候，公司倾向于定位在接近较大市场的地点，承受较高的工资，较高的工资反过来又吸引劳动力的集中，进一步扩大了市场从而吸引产业的集聚；但是由于我国存在的是一个限制劳动力城乡流动的户籍制度，梁琦(2004)模型中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前提并不满足，因而工资水平与国有工业集聚之间正向关并没有足够理由说明高工资将导

致国有工业生产的集中，我们更愿意认为二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主要是由于国有工业企业改革的滞后，其仍然承担了大量的政策性负担，因而其生产的布局并不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所致，而人力资本(Hc)、城市化率(urban)和交通运输条件(Road)与国有工业集聚的负相关关系也可以从上述观点中得到解释。(3)经济政策变量。金融发展(FINDEV)和财政支出(FISC)分别对国有工业集聚具有不显著的负向和正向影响，这似乎有点出乎意料，因为对国有企业的财政补贴和银行信贷支持一直是政府扶持国有企业的重要政策手段，而二者对国有工业集聚作用的不显著似乎只能以国有工业自身效率的低下来解释；经济开放(FDI、Export)对国有工业集聚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这可能主要是经济开放加剧了市场竞争，而激烈的市场竞争显然是不利于效率低下的国有工业在当地的集聚。综合上面的分析，我们似乎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由于国有工业企业的改革并不彻底，其仍然承担了大量的社会性负担，其经营效率也没能得到根本性的提高，因而虽然经过了20多年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各种经济因素对国有工业布局的影响仍然微弱。

表1中模型Ⅳ一Ⅵ是对非国有工业集聚影响因素的估计结果，这三个模型的估计思路和方式同模型I一Ⅲ一致，这里不再累述。需要明确的是虽然变换了估计方法和删减了变量，但这三个模型中估计系数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因而其估计结果也是稳健的。

将影响非国有工业集聚的因素归纳如下：(1)经济地理变量。沿海地区更接近国际市场的地理优势显然有利于非国有工业的集聚；三大直辖市由于其作为城市经济具有特殊的政治、文化和服务职能，因而不利于非国有工业的集聚；文化因素也并不影响非国有工业的布局。(2)新经济地理变量。历史因素也显著影响着非国有工业生产的布局，历史上某地区具有较高国有工业存量不利于该地非国有工业的集聚，而非国有工业存量较高的地区有利于该地非国有工业的聚集。本地的消费水平和企业间的“前向”与“后向”联系也显著促进了非国有工业的集聚；工资水平对非国有工业集聚具有不显著的正向影响；人力资本对非国有工业集聚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城市化水平提高对非国有工业集聚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交通设施的改善却对非国有工业集聚具有负向作用，这点同Wen(2004)的研究结果非常一致，这表明交通条件改善对非国有工业生产的分散效应大于集中效应，但一地区法律体系、通讯设施等基础设施的改善却是显然有利于非国有工业的集聚。(3)经济政策变量。对外开放显然有利于非国有工业的集聚；金融发展也显著促进了非国有工业集聚，虽然大量的研究均表明中国金融部门在信贷资金配给上存在严重的偏向国有企业以及歧视非国有企业的倾向(Park和Sehrt，2001)，但是改革开放后非国有企业的快速发展似乎表明存在金融资源由国有部门向私人部门转移的漏损渠道(卢锋、姚洋，2004)，这保证了非国有工业必要的资金融通，促进了非国有工业的集聚；政府的财政支出对非国有工业集聚并没有显著的影响力。

五、结论及政策含义

本文利用1987-200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我国的国有与非国有工业集聚现象进行了比较研究，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在此期间中国的工业集聚特征日益显著，而这主要又是由于非国有工业集聚程度的不断上升，非国有工业较之国有工业具有更为显著的集聚特征。我们对影响国有与非国有工业集聚因素所做的计量分析结果表明，由于国有企业改制的不彻底，其仍然承担了大量的政策性负担，导致了各种经济因素对国有工业生产布局的影响仍然很微弱；而非国有工业由于产生并成长于改革开放后的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其生产布局显然受经济因素的支配，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理论和经济政策因素均对其具有很好的解释力。

本文的研究也具有很强的政策含义。由于我国的地区差距很大一部分归结于地区工业生产布局的差异，而工业生产在地区间分布的不均衡性又主要表现为非国有工业生产布局在地区间存在巨大差异，因而为了实现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加快经济发展落后地区的人力资本形成、提高交易效率和深化对外开放等应该是可以被重点考虑的政策手段。

第6篇：国家新经济政策范文

核心提示：中国追赶式增长的步伐会慢慢放缓，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必须转向前沿创新式增长。

中国一直是追赶式的增长方式，那么如何能够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追赶创新短期有效，长期增长要有前沿创新来驱动。

中国在追赶式增长中还有很大的空间，比如深化金融改革。不过这种追赶的步伐会慢慢放缓，也就是说从农到工、从引进技术消化吸收这个方面的潜力会慢慢地耗尽。

中国希望成为一个前沿创新者，像美国或者欧洲某些国家一样，比如德国、北欧这些国家，必须要有一些支柱，才能够驱动一个经济来实现创新式的增长模式。

第一个就是竞争。竞争对增长非常有好处，特别是跟技术前沿比较接近，竞争越激烈，增长和创新越活跃。要把竞争政策和公平的市场政策结合起来，就使得竞争能够对要素市场产生影响，劳动力市场更为灵活。

接下来的支柱是，我们需要好的初级教育，小学教学或者中学教育，更需要良好的评级大学，它是鼓励研发的。如果一个国家要想有好的创新，必须要有研究生院，必须要有高校的评级，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还不是以创新式引领促进增长，就应该对大学进行更多的投资，让大学有更大的自由度，这就是游戏的规则。这就要求必须要有学术自由，这些也是非常重要的要素。

第三个支柱是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即进入和退出劳动力市场应该是非常自由的，必须要有基本的规则，保证劳动力的自由进出。它同时也意味着工人可以非常自由地工作，失业的工人能够很容易地得到一些新的工作，而且能够接受到好的培训。

如果想从追赶式增长转变成创新引导式增长，第四个支柱是必须有资金、有融资和商业驱动力，也要有风险投资或者以市场为引导的投资。因为创新性的投资更有风险，因此投资者必须要求好的回报。我们要充分地理解机构投资者在创新投资中的作用。如果一个国家要向创新前沿发展，银行的融资能力就需要进一步加强。

第五个支柱是，我们要有一个反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就是说即使经济衰退也要加强研发，也要充分地保证政府能够不断地在研发领域的投资。从长期来说，反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该减少赤字，也就是在经济繁荣时，要增加利率，在经济衰退时，要减少利率。这就是要考虑的宏观经济政策和货币政策，要了解创新体系怎样才能够引来创新性投资。这是新的模式，也是我们新的思考。

第7篇：国家新经济政策范文

1．1FDI与经济增长关系理论

学术界对FDI与经济增长理论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在第三次科技革命以后，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并大范围地应用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生产范围也出现了国际化的趋势，资本的流动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学者们对外商直接投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根据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由于自身逐利性的特点，资本流动在不受限制的情况下会从收益率低的地方向收益率高的地方流动。发达国家由于经济发展程度较高，资本的边际收益率大大低于发展中国家，因此，资本将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流动，而现实中发达国家之间也存在大量资本流动，该理论不能很好的解释这一经济现象。

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下，由于受边际收益率递减规律的作用，外国资本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应该是逐渐降低的，而现实却是FDI不仅仅在短期内影响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在长期内对东道国的经济发展也是存在影响的。因此，在这一理论不能更好地解释FDI对促进东道国长期经济增长的经济现象。根据新经济增长理论，企业在吸引外商投资的同事也会主动向外部学习技术及管理经验，这种正效应会在较大程度上抵消企业内部的边际收益率递减造成的负增长效应，从而保证经济增长。显然，这一理论的解释符合现实中的经济现象。DeMello(1997)以新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认为FDI可以通过增加东道国的资本新品种，从而促进其经济实现增长。

1．2外商直接投资与国内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学者对关于外国资本对国内经济增长的影响有较多研究。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和斯特劳特于1966年提出“两缺口”模型能较好的解释。该模型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主要受储蓄和外汇约束。赫尔希曼等学者在该模型的基础上，结合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技术和企业家管理等因素的重要性，提出了“三缺口”模型，技术和企业家管理方面为发展中国家存在着的第三个缺口。1974年，考虑到税收因素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保罗•斯特里顿进一步提出了“四缺口”理论，将税收列为第四缺口。外国资本的流入，不仅弥补了发展中国家资本不足的缺陷，还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东道国可以通过对外商投资企业征税来增加政府税收。上述理论模型的共同点是：外国资本的流动(仅为货币资本方面)与东道国经济发展相一致，对东道国经济发展起到较大的促进作用。

钱纳里等人认为，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外资的使用来逐渐摆脱储蓄、外汇和技术的约束，增加国民总储蓄和总投资，弥补经济发展所需资金的不足，进而扩大就业，促进经济增长。然而，外国直接投资活动与东道国经济发展之间也存在不一致的现象，FDI对经济发展也可能会带来损害。海默(1960)、凯夫斯1971)、巴兰(1973)、詹金斯(1990)等学者先后指出，由于跨国公司在其母国和东道国中多分布在集中程度最高的产业部门中，且大都是寡头企业，因此依靠这种对市场的控制力可以长期获取垄断理论，还可能会收购、兼并和排挤东道国国家的民族企业进行“逆民族化”的经济活动。此外，由于外商直接投资所获得的利润几乎可以不受约束地汇回母国，会造成外汇和储蓄“缺口”的扩大，使东道国独立经济发展能力弱化，对外依附日益加强。

2国内学者的研究综述

我国学者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主要进行的是实证分析，取得的一些研究结论包括：罗云毅(1999)根据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和国家所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的特点，对FDI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进行了研究。他采用的是中国、美国、日本和英国的生产要素对GDP增长的贡献率的经验数据，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杨俊等(2007)构建一个反映FDI的区位分布与该区域经济发展情况的结构模型，利用我国跨省份Panel数据进行经验研究，表明FDI区位分布与该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确实存在正向的影响关系。同时也证实了经济政策、劳动力成本、基础设施对于吸引外资存在较大的影响。

第8篇：国家新经济政策范文

一、新经济下中小企业的现状

在当前新经济背景下，我国的中小企业出现的问题是消费者物价指数与生产者物价指数成方向变动，且变动相当之大，甚至许多中小企业会逐渐发现他们生产成本的价格上涨的速度与物价的上涨速度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生产者物价指数上涨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当前劳动力的缺乏导致劳动力整体工资的上涨以及各种生产的原材料成本也处于持续上涨的状态，所以现在，各中小企业低于减免征税的呼声越来越高。

虽然国内的其他经济政策对于中小企业的运营和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但是远比不上财政税收政策对整个中小企业的影响来的重要。在当前这个汇率波动较大的经济社会中，原材料和劳动力工资不断上涨的状态会使大多数中小企业在运营发展过程中面临极大的阻碍。与西方的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财政税收方面的征收额度较高，大部分发达国家会通过较低的征收额度来刺激中小企业的快速发展。美国成为经济霸主不只是因为他的经济稳定且高速发展，主要还是因为美国国内的中小企业在低税收刺激下的迅猛发展。

我国中小企业的范围和规模在不断扩大，这些中小企业也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我们那的吃穿住行用几乎都是通过中小企业才得以实现，所以这些中小企业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也是能够使经济平稳运行的基石。就目前经济情况来说，因为我国财政税收政策的落后和传统使各中小企业没有在急需帮助的时刻受到国家的优惠政策影响，甚至于缺少专门针对中小企业的福利待遇，减税、免税以及优惠税率对于他们更是闻所未闻。没有合适规范的财政税收政策是难以使中小企业在整个经济社会中进行优化和发展的，而目前，我国也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了其中的问题，所以我国现在已经处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状态，只希望能够尽快出台一部完善的能够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从而使其能够健康向前发展。

二、新经济下中小企业财政税收政策存在的问题

（一）税收优惠政策并不完善

中小企业是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也是使我国在发展过程中处于平稳状态的保证，我国政府陆续出台的财政税收的优惠政策，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免国家的税收负担，但对于中小企业的影响却是微乎其微，不能与其内部生产活动相适应，从而导致整个企业内部生产力的下降。我国自身是希望建立一个健全的、综合的财政税收政策体系，但是在税收优惠方面仍然存在不小的问题。

我国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实行的税收优惠政策是在企业所得税方面，通过减少征收企业所得税，使企业的生产成本相应的降低，而且如果企业年底出现了亏损，还可以获得国家的递延补偿；但是对于经营企业的个人所得税所实施的优惠政策较少，而且在一些研发和投资方面的费用还存在一些困难，既没有对于进口货物的免征政策，也没有关于转让科学技术的优惠政策，甚至对于一些基本的、新兴的，同时也是急需要整体进行优化和创新的资源和产业所享受到的税收优惠几乎是完全没有，所以我国的税收优惠政策的范围还要不断进行调整和扩大。

（二）企业内部财务人员不能够完全明确国家的财税政策

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所需要的资金是有限的，所以在财务方面的管理和控制是比较容易的，但同时因为规模较小，人员?盗恳彩怯邢薜模?这样就会造成在企业发展经营的过程中缺乏高级的财务专管人员对于企业运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和解决。而且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一定会涉及到财税方面的问题，所以税收筹划是每个中小企业所必须要面对的难题，这就需要专业的税收专业的相关人员进行分析、规划，但是因为人员数量优先，专业素质较低，知识储备不够，就会使企业的发展出现各种障碍，整体降低了企业的发展速度。

如果要使各相关财务人员能够完全理解国家的财税政策，需要在企业内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税收风险筹划制度，处理好税收收入和企业收益之间的关系。但是目前不仅是因为人员数量较少，还因为其工作能力较弱，对于国家的税收政策不能及时接收和掌握，使企业对自身的税收难以完全掌控，这样不仅不能帮助企业自身减少税款，甚至还会带来不小的税收风险。

（三）国家对于财政税收在科技方面的投入不尽合理

我国当前资源配置中受益最大的就是科研所，各中小企业因为国家或是本级政府对其投入的科研资金较少，势必会降低在科研方面对于企业的刺激，再加上本身对于开发、创新、优化各项资源和结构缺乏兴趣，很难成为国家科研方面的主体。而且各级政府普遍只重视各项研发的结果和所得荣誉，对于其结果对当前生产和生活的影响并不是十分重视，所以就很难发挥国家财政税收的优惠政策对各项研发的影响，也不会鼓励企业去大量研发适合群众使用的新型产品，从而会导致企业研发成本提高，而收益却止步不前的情况。

三、如何优化中小企业的财政税收政策

（一）建立健全的税收优惠政策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想要一个国家的经济能够健康长久的发展，就必须要使各地方的经济能够平稳运行。在当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中小企业对国家经济影响较大，这就表明我国现在如果想要整体经济有序发展，势必要加快中小企业的前进步伐，同时政府以及国家相关财政部门也需要做出相关的管理措施，出台一些适合中小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为其今后的快速发展奠定一个坚实的经济基础。在当前新经济背景下，如果想要形成一个良好的经济氛围，就需要我国政府加大对市场的管理和监督力度，做好对各中小企业的宏观调控，才能总体提高财税政策对企业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还应该进一步扩大政府优惠政策的范围，使各中小企业获得的收益最大化，进而刺激他们进行自主创新。

总体来看，我国财政部门需要进行有效的宏观调控，从而大量降低企业的应纳税款，同时给予适当的优惠政策，使其在快速发展的同时，更加趋于稳定。同时在科研方面，我国也要加大对企业的投资力度，为各中小企业提供必要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使得他们不仅发展自身的产业，还可以大力创新新型技术，以获得更多的收益，从而形成有效的循环。

（二）政府应适当的实行扶持政策

由于现在还没有出台一套完善的针对中小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现在的中小企业出境可以说是较为窘迫，所以现在只能通过政府的扶持和适当的税收制度，才能提高中小企业在当前经济市场中的竞争力。

在企业的整体发展中，政府需要对企业发展的规模、经营模式、存在的优势及出现的问题进行研究和分析，针对不同的问题采取不同的措施，提高财政资金对企业的支持力度，同时制定新的适当的发展规划，才能有效提高中小企业的发展规模。但是，政府的财政资金拨款的条件还是需要严格的审核，以免使一些企业钻了空子。

在?收的优惠方面，也必须要按照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只有政府推行公平公正的优惠政策，中小企业才会实现公平公正的的市场竞争，从而实现企业之间的相互刺激、相互激励，使各企业能够快速发展。当某个中小企业开始出现盈利时，国家也需要适时的出台相关财税政策，对于快速发展且不断进行自主创新的企业给予更多的优惠政策，或者是适当的降低税收的征收标准，使税收优惠的范围能够兼顾很多企业；对于发展较慢、竞争力较弱的企业，政府也需要采取相应的扶持政策，同时进行适当的税收优惠政策，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的盈利，从而使企业能够重新振作起来。

（三）完善企业内员工的个人所得税政策

国家实行的税收优惠政策在扩大范围的同时也要有针对的实行，税收优惠除了可以使整个企业的成本降低，还可以影响企业内部的员工收入。政府可以在征收个人所得税方面实施优惠政策，从而提高员工的工资，刺激了员工的工作热情，还可以使员工为了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而进行相应的学习，从而提高了员工的知识储备，使整体的工作环境得到相应的改善。同时还可以建立适当的奖惩制度，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进而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

（四）对于税收管理方面的相关政策还需完善

如果要降低企业的税收风险，不仅需要企业自身进行监督和管理，同时还需要政府通过完善的相关政策法规进行监督和协调。首先，政府应该使各企业内部财政部门相关人员明确自己所承担的税收权力和义务，明确自己不仅有纳税的义务还有享受税收优惠的权利；其次政府可已通过相关宣传，使企业养成自觉主动纳税的习惯，降低企业出现税收风险的几率；最后还可以使企业在内部实行一些队友偷税、漏税人员的惩罚措施，从根本上杜绝此类情况。

第9篇：国家新经济政策范文

（赤峰市翁牛特旗桥头镇社保所，内蒙古 赤峰 024000）

摘　要：创新改良宏观经济管理，可以促进国内经济制度与系统建设健全完善，强化我国的经济实力，促进综合国力提升。本文，笔者立足实际，探究政府对宏观经济管理进行改良创新的价值，并提出相应的改良措施。

关键词 ：创新；宏观；经济管理；措施

中图分类号：F12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4）16-0251-01

1.前言

科学技术推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随着生产力不断进步，供需市场日益扩大，为了满足市场需求，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格局从过去的区域经济逐渐向全球经济发展。为了使我国的经济体系能适应全球化经济格局，我国政府正积极改良创新宏观经济管理体系，调整宏观经济管理的方向和重心。

2.对宏观经济管理进行改良创新的价值

2.1使经济管理与市场经济相互促进

市场是实现经济资源优化配给的重要途径，但当前市场上频频出现不正当竞争事件，干扰了经济市场的有序运转，阻碍市场对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在全球化经济趋势的带动下，我国的市场经济格局长期处于变化发展中，这就导致了矛盾的产生，即经济干预调节策略无法与日趋变化的市场经济格局协调一致[1]。为了调解这一矛盾，政府必须对宏观经济管理进行改良创新，使经济管理工作与市场经济发展步调相互配合。通过公共传播媒介对市场经济进行优化，可以修正市场固有的问题和不足。在对宏观经济管理工作进行改良创新时，不能脱离固有的经济政策、经济干预手段和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情况，应立足于实情进行改良创新，创设与我国经济政策和市场格局相符的宏观经济管理。

2.2革新经济干预促进市场资源合理配给

经济市场是实现社会生产资源优化分配的关键途径，因此要实现资源合理分配，必须依托市场。但由于当前市场经济发展并不完善，在发展的过程中仍然存在许多不足，这些问题都会对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造成干扰和影响。要想提升市场资源分配的科学性，应立足实际对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体系进行改良创新，并选择适宜的策略调整市场中的资源配给模式，提高资源的利用率，让经济资源创造出最大的价值。政府宏观干预市场资源配给的手段主要是，调整公有财产与私有财产在市场中的比例，并对这两种财产进行合理分配，防止因分配不均扩大社会的贫富差距。

3.对宏观经济管理进行改良创新的措施

3.1调整宏观经济干预管理的方向

政府采取何种手段对经济市场进行管理和干预主要取决于宏观经济管理具有怎样的目标和方向。当前我国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解决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与落后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2]。因此，政府在制定宏观经济管理方向时，要按照我国市场经济格局及发展趋势来决定，并且调控方向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应该伴随市场的变化而变化。

比如，在市场出现通货膨胀时，政府应采取适当的干预措施，控制经济局势，使市场逐渐收缩冷却。当市场出现通货收缩时，国家应采取一些刺激市场运转的措施。宏观调控的目的不仅要确保市场经济整体稳定均衡，还要控制经济结构稳定，各个行业均衡发展，防止某一行业单独膨胀。

3.2革新宏观经济调控的执行机构

在市场经济中，宏观调控执行者并不是唯一的，而国家是最主要的执行者。在对宏观经济调控的执行机构进行革新时，主要应拓展以下两个方向，一是构建全新的经济调控机构，二要革新经济管理职权。为了实现经济调控执行机构的革新，政府应组织创建一个拥有宏观干预调控职权的专属机构，将干预经济的职权集中交给某一机构可以有效杜绝目前多头管理、职能分散的混乱情况。而在革新职权方面，拥有宏观干预市场职权的执行机构在对市场进行调控时，应多采取市场调控策略，少采取行政措施。

3.3革新经济干预的方法和手段

当前，政府在对市场经济进行干预管理时，主要采取的措施是调整银行利率、调整货币价值等，很少采用行政方式对市场进行干预。在革新市场经济干预措施时，应逐渐减少行政方式对市场的过度干预，尽可能以市场干预手法为主。虽然在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经济风险评估和应急方面也形成了一套固定的模式，但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起步较晚，当前我国市场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例如房价虚高、行业结构不平衡、内部市场狭窄等。因此，政府必须结合实际，积极革新市场干预方式，为我国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4.结束语

总而言之，国家的宏观经济干预效果体现了国家的市场经济先进程度，与国民的发展空间和生活环境存有着十分紧密的关联。为了促进我国经济实力进一步提升，为国民创造优质的生活条件，作为经济管理人员，应积极探索开展宏观经济干预管理的措施，使我国市场经济体系能适应不断变化的世界经济格局与全球化经济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1] 蒙海娥.经济信息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应用研究[J].现代商业.2011，（14）：1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