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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政治安全的重要性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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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政治安全的重要性

第1篇:国家政治安全的重要性范文

国家安全就字面来讲是国家不存在危险和不受威胁之义。本文认为,伴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关于国家安全问题的研究存在三个发展阶段。

1现实主义的传统安全

国家作为安全主体,“所致力维护的是构成国家的四个基本要素的安全:独立、领土完整、国民生命与财产安全、合法政府的存在和正常运转,维护这四个要素的安全都是国家权力机构的职能,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安全是政治”[3].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生存与发展首先是确保国家的安全,这也是传统安全观的核心所在。在二战结束以后的很长时期里,占据国际关系理论主流的现实主义理论把国家权力作为国家间竞争的核心,研究国家利益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为传统国家安全观提供了充分的理论根据。

2相互依存理论的经济安全

20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经济迅速发展,世界市场的竞争异常激烈,各国经济往来日益密切,非国家行为体如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增多,经济一体化、区域化和集团化的趋势增加。国家的军事安全、国家权力受到了来自经济安全的挑战。围绕着国家与市场的核心问题,国际关系理论在实证分析中拓展研究路径,使得经济因素在传统安全中与政治因素一样具有重要的国际关系层面的战略意义,非传统安全观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上升到政治和外交的高度,在非传统安全中占重要地位的经济安全受到普遍的重视。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各国经济竞争加剧,使经济安全问题成为国家安全关注的首要问题。

经济安全观的提出扩大了国家安全问题的范围,各国日益重视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理论依据超越了现实主义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国际贸易、对外投资和货币合作等领域为背景探讨世界市场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研究的广泛议题,侧重国际经济相互依存理论的发展。在理论进展中,“复合相互依赖”强调多层次--国际组织、国家、跨国公司、民间团体等--和多领域--经济、政治、科技、文化领域分析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3经济安全中的制度安全

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政治经济学关于国内政治的探讨表现出了理性主义的一般性特点,把国家这个基本单位进一步分解,行政机构、立法部门、官僚机构、政党以及利益集团成为分析的基本单位,揭示在不同的国内结构下,不同的国内偏好是如何聚集成政策选择的。主要研究两种关系:一是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二是国内政治经济与国际政治经济的关系[4].其中一个重要议题就是研究国际经济要素影响国家政治层面的问题,即国际力量对于国内政治的影响。经济安全问题已经不仅仅是经济运行本身的问题,而是与国家制度、政治体制以及经济政策密切相关的政治经济学问题。“重大特别是根本的国家经济利益被列入到国家经济安全的研讨对象,包括三个主要方面:一是基本经济制度、经济受损和经济危机发生。……”[5]经济安全观在某种程度上或可以称其为制度安全。

全球化背景下国内政治模式的探讨成为美国政治制度背景下国内政治过程研究,从而使国内政治形成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具有一般性意义,带有美国背景的问题意识。“目前,在全球意义上的国际政治学界,美国的国际政治理论居于主导和统治地位,以至于在许多人看来,”真正“的国际政治理论基本上就是美国的理论,美国的理论就是全球性的理论”[6].国内政治被普遍认为是一种国内政治过程,即政策出台机制,反映国内社会行为体的利益偏好从个体偏好转变为国家偏好的过程。从形式上看,西方国家国内政治过程表现为通过公民选举的民主制度形成国家政策,依此逻辑,国内政治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但是实质上,公共选择分析把政治过程看做是类似于市场的过程,“政治人”理性本身存在着有限理性的问题,国内公民选举并不能够反映出全民利益。新制度主义分析则是“将政治行为镶嵌进规则的、规范的、预期的与传统的制度化结构中的一种方式”[7].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美国国内政治模式目标在于如何取舍两个政党所代表的利益偏好,进而出台何种经济政策。“对于长期凝聚美国社会的价值观,对于支持美国实力增长的盎格鲁?撒克逊的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美国的政治主流仍然坚信不疑。美国的左派和、保守派和自由派所信奉的,乃是同一套价值体系,其区别仅在于采取哪种方式和政策予以实现”[8].

在实践中,在国际力量的压力之下,某些占有竞争优势的利益集团的利益偏好通过国内政治过程和结构的改变得以实现。俄罗斯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从20世纪80年代末戈尔巴乔夫以美国民主政治模式为参照进行政治变革到普京时期民主思想的提出,俄罗斯对于民主政治的探索经历了一个国内政治失序的过程。俄罗斯曾经寻求国际动力来促使民主政治转型,进而推动经济改革,但是国际力量在拉动俄罗斯进入西方民主框架之后,政治体制改革打破了原有的制度框架,经济发展问题转变为政治冲突问题,既打乱了原有的经济秩序和经济生产链条,又没有新的市场经济主体有序运行。尤其是国外资本投资多在金融市场,极少进入生产领域,严重地影响了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完善,给俄罗斯社会带来重大灾难。在21世纪初变化着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里,俄罗斯受到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两方面的压力,当各国纷纷从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措施中寻求保持国内经济增长的时候,俄罗斯国内问题暴露出来,那就是“低效的经济”和“旧有资源出口结构”,严重威胁着俄罗斯经济增长。国际压力随着世界市场萎缩而成为俄罗斯国内经济发展的障碍。俄罗斯以西方民主模式为起点的政治转型在历经20年发展演变之后,留下了深刻的经验教训,甚至被称谓“损失的二十年”.目前俄罗斯国内依然存在着“脆弱的民主”和“薄弱的公民社会”.正如俄罗斯学者所言,“在全球化和区域化过程中,经济被提到首要位置,而俄罗斯近期难以在经济领域发挥主导作用。”[10]可见,当全球化进程把各国相继带入世界市场时,国家能否确立与本国经济结构相适应的民主政治制度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

二、国际经济对于国家安全的影响途径及国家安全的维护

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看,国际经济对于国家安全的影响突显出国际力量对于国内政治的影响。国际力量从一个客观存在的国际体系中的外生变量演变成内生变量,作用于国内政策选择过程,成为国家政治决策不可忽视的内生变量。国内政治过程与结构是国际力量影响国家政策的渠道,也是国家应对全球化负面影响的重要环节。那么国际经济力量如何影响国内政治结构及国家制度安全呢?

1国际力量影响国内政治的途径

国际力量的界定大体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国际体系中的战争体系和贸易体系对国内政治发展的影响。二是国际制度、国际规范和国际组织等制度性力量对国内政治的影响,以及国际机制、规范等制度性国际力量对国内政治的同化作用等。三是国际服务、商品和资本流动等跨国经济力量对国内政治过程和政策选择的影响。

国际力量之所以能够作用于国内行为体,是因为国际力量通过国内结构这个渠道进入到国内政治过程当中,进而影响到国家政策的选择与实施。“国内结构涵盖了政治和社会制度中的组织机构及其运行惯例,结合在法律与惯例中的决策规则与程序,以及深嵌于政治文化中的价值与规范”[2].国家社会内部的利益主体经济关系制约着从政策决策到政治制度的国内行为,国内政治结构和社会的联系影响一个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以及一个国家的议事日程。

国际经济力量的影响深入到国内结构,使国家经济政策处于应对国际经济力量和国内社会行为体利益偏好的双重约束中。由于各国国内政治模式的不同,各国国内制度对国际力量存在着抵抗,国际力量对于不同国家造成不同的影响,那么,国际力量进入到一个国家的政治过程与结构中,就产生了两种结果:或者是国际力量塑造国内政治的变迁方向朝趋同方向发展,或者是国际化在一些国家促成政治危机,导致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冲突。美国学者海伦?米尔纳和罗伯特?基欧汉分析了世界经济变化改变国内政治的途径:创立新的政策偏好和同盟,引发国内经济和政治危机,削弱政府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控制。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国际化可能通过强加给自给自足国家日益高昂的机会成本而影响其国内政治。在自给自足经济国家,随着效益下降,公众不满增加,政府的合法性受到不利影响。全球化导致各国国际化发展过程中,尽管各国制度存在内在约束与激励机制,但是国际化仍然对国内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国际力量影响着经济变化,从而影响着利益体的关系发生变化,直接影响着国内政治,造成国内政治冲突。因此,无论是短期国内政治对于国际力量的抵制,还是长期国内政治受到国际力量的同化影响理论问题的提出,对于国内政治层面而言,其所面临着外部冲击已经构成国家经济发展道路前行中的重要挑战。

2国家安全的维护考验经济政策形成机制与政府政治行为能力

从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到90年代的金融危机,再到21世纪第一个10年还没有结束时由美国金融危机袭卷而来的全球经济危机,各国均受到巨大冲击,这也成为欧美各国探寻应对国际力量变化的国内政治过程的国际背景。如何有效防范国际经济危机的连带性影响,各国政府开始思考本国经济发展模式,政治因素的考虑已经远远超过自由贸易规律的影响。无论国际贸易政策,还是汇率政策,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国内政治的稳定与政策机制的有效性成为迫切需要。国内社会行为体的不同政策偏好直接影响着国家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内政治力量不仅仅是干预力量,而且是被看做国内不同行为体的集合,反映着国内行为体利益关系的变化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深刻地考验着国家政治行为能力。

“虽然国外有关国家的政府运作机制不尽相同,但都将经济安全决策列为政府决策的最高层级”[2].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维护对外开放经济体的国家安全的重要环节在于国内政治过程。在这个环节中,符合社会需求的决策机制是国家安全的基础,也是经济顺利运行的重要保障。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内政治的稳定与发展关键在于能够抵制国际力量的压力并且能够利用国际力量发展本国经济,保障制度安全与经济安全。

国际政治经济学关于国内政治的研究启示我们,国家安全在国际关系领域面临着新的挑战。第一,经济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经济的相互依赖使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与国家安全战略紧密相关。第二,对于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不仅仅是在国家经济发展战略问题领域,更是国家经济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必须考虑的问题,从而经济安全问题更细化为国家决策机制和民主政治制度问题。

三、关于国际经济与国家安全问题研究的中国意识

伴随着对中国经济转型的探讨,中国的政治转型成为国际政治理论关注的对象,中国经受着进一步政治经济改革的考验。为此,深入探讨国家决策机制成为国家安全研究的重要内容。中国在成功进行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政治制度提供了很好的保障,抵制了国际力量对于国内政治的冲击,并且已经利用国际力量促进经济发展。但是在中国经济转轨历程中,国内社会经济利益关系发生着变化,如何使政治体制改革适应经济转型的需要,政治发展面临着新的任务,国家安全问题的探讨需要深入研究政治发展模式。

中国政治体制面临的是国内行为体的利益偏好与利益关系发生变动的历史时期,由于国际力量的渗透作用,国内政治变化内容既包含了自身的转型内容,也包含了对于国际力量的反应,国内政治过程与政治结构将变得更加复杂。今后,认清国际背景,规避风险,应对国际力量的冲击仍然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前行路上的重要任务。中国学者必须看清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国家安全观及国家安全战略理论体系。

1在国家安全问题研究基础上深入国家经济政策选择机制研究

当国内政治过程受到国际力量的直接影响时,国家政策选择就是一个国家政府在全球背景下综合平衡各种国内国际因素而形成的博弈结果,“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是要有一个胜任的决策机构,这个机构应拥有高水平的政治领导人,他们能够将外交政策中的经济与非经济因素互相结合,并与国内政策适当结合起来”[2].在此种情况下,政府整合国内行为体的能力面临着考验,有可能表现为自主性政府或亲外国势力政府,从而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等发展模式和战略相应发生改变。尤其是,对于转轨国家而言,国内社会行为体在国际力量的影响下利益矛盾冲突加大,整个社会面临全面转型,而政府本身同样面临转型与重建的过程,国内政治过程与政治结构必然经过一个失序的过程,国家经济战略和政策将发生重大变化。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基础的,经济体制改革为政治发展提出了相应的任务。受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政治结构各要素之间的矛盾冲突是巨大的。这要求中国政治发展必须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以经济渐进转型为基础,反映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和利益格局。

在国际化压力下,政府面临着几种可能性选择:一是隔绝于国际化压力之外,这是可能的,但是这样做的代价高昂,所以只能是短期或中期战略。二是操纵国际市场,这也是可能的,但是也需要付出可观的代价。三是与其他国家协调,进行国际合作。四是国家向国际市场压力让步,采取改变国内既有政策的做法,重新设计制定新的制度[9].对于前两种类型的国家属于极端,比如前计划经济国家,霸权主义国家,大多数国家属于后两者,选择对外合作,或者是改变本国的制度。转轨国家面临的情况就是改变本国的制度,生成新制度的过程。在制度生成机制中,行为体偏好是自变量,通过对利益的界定,偏好决定制度的设计和选择。在不同的领域,由于行为体的利益不同,那么偏好就不同,从而进行制度设计和选择也就不同。随着转轨经济的演进,能够进入转轨国家国内结构的国际因素范畴在扩大。从主体上看,国际因素包括国家间的权力争夺,非国家行为体的冲击。如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进行经济权力的冲击目前已经进入到各国内部社会利益体冲击。从领域看,国际因素有国际政治安全问题,也有非传统安全问题,更多地涉及到国际贸易规则、关税壁垒、国际投资、跨国公司东道国法律法规和价格转移以及国际货币体系变化等因素。因此,转轨经济演进过程中,国家竞争优势的形成比较困难,国际风险的可能性更大。受国际因素冲击的所有国家中,转轨经济的特殊性在于:市场经济不完善,国内行为体自身的保护意识与竞争力不强,受到国际规范、观念的影响更大。国际力量会对转轨经济的不利的国际环境。美国新保守主义代表性人物罗伯特?卡根认为,俄中领导人有一套关于政府和社会以及统治者和人民之间关系的信仰,并把它作为对内对外政策的指导方针,而中国和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旨在为所有的独裁政府,至少为他们自己在构建一个安全的世界。“民主政府和独裁政府之间的全球竞争将成为21世纪的主要特征”[10].而美国自由主义理论家、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国际政治学的教授约翰?伊肯伯里认为现有的由美国制定的国际秩序更加具有合法性,因此也能够更加持久。现有的规则建立在不歧视和开放市场的基础之上,同时具有以联盟为基础的领导性质,再有这些规则和秩序包罗万象、获得了广泛认同。美国无法阻止中国的崛起,但是可以确保中国在美国制定的西方规则和制度框架内行使权力。西方国家对于转轨经济的进展态势存在着防范和深入的关注,这也需要我们对转轨经济的研究要全方位地关注国际因素的动态。

2重视转轨经济进程中政府整合行为体偏好的能力的研究

经济转轨发生以后,各种关系的重新构建过程就开始了。这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对政府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也是维护制度安全遇到的挑战。

国际因素冲击不仅指向对政府本身,而且是对各类社会行为体的冲击,对于国内行为体偏好的影响,可能聚合成国家偏好,也可能不会,反而成为国家内部矛盾的根源。因此,政府面对的不仅仅是国家应对国际力量的战略对策,而且要考虑国家如何在社会层面整合社会行为体的利益形成应对国际力量的战略对策。首先,政府满足社会基础,这是转轨制度有效生成的一个重要保障。整合国内利益体的基本途径是通过集体选择的逻辑,协调国内行为体利益。其次,政府促进制度环境生成,思考政治改革路径和法律规范问题,这是提供制度环境。政府的职能就是协调各利益体之间的矛盾,保证经济转轨国家社会和谐有序。

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来看,经济转轨的启动是国家重新整合国内社会行为体利益偏好从而形成新的制度的过程。在转轨发生以后的若干年里,转轨经济稳定发展的关键依然是对于国内政治的把握,即在国内-国际层面正确处理国家-市场-社会模式下的行为体偏好问题。但是,从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理空间的进展看,国家偏好与社会利益体偏好的整合受到多种因素的冲击,特别是受到国际因素的冲击,包括国际经济力量,也包括国际社会规范力量。这使政府面临对偏好来源的界定与整合的双重任务,政府协调利益体矛盾的能力面临严峻考验。

在转轨经济演进过程中,转轨国家会继续面临国际-国内互动影响,但是社会行为体的利益偏好及其受到的影响途径与转轨启动时期存在着差异。在各转轨国家里,来自于国际体系中的各种国际力量,包括经济力量和观念力量对国内行为体的影响加剧,而且变得更加直接,通过生产链、贸易链、资金流或者是某种规范、观念、文化以及主体间信念等因素直接作用于国内某一产业、行业或企业以至于个人,使个体偏好与集团偏好的矛盾增加。在转轨经济体发展过程中,这种矛盾将长期存在。因此,政府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整合行为体的利益偏好,从而使社会和谐稳定,将是转轨经济中国家安全问题研究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

第2篇:国家政治安全的重要性范文

[关键词]国家观念;新安全观;国家政治安全

全球化进程飞速加快的当今世界,尽管仍然以和平与发展作为时代主题,但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并存与交织却使得国家安全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对迫切需要和平环境来实现文明崛起的中国而言,深入思考与理性处理国家安全问题尤显现实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自由与安全(秩序)是法学研究中的永恒主题。本文试图采取交叉学科的研究进路,在借鉴中外国家安全学界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国家观念”作为逻辑主线和分析工具,探索国家安全体系中的政治安全法理,以期为更好地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与社会福祉提供理论上的点滴贡献。

一“新安全观”维度下“国家观念”要素的方法论启示

目前,中外国际政治学界和国家安全学界流行着国家安全因素的“两分法”:传统安全因素和非传统安全因素。传统安全威胁因素主要是指国家面临的军事威胁及威胁国际安全的军事因素。在国家安全新概念和新安全观问世后,许多学者将军事威胁称为传统安全威胁,将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前“以军事安全为核心”的安全观称为传统安全观;而把“军事以外的安全威胁”称为非传统安全威胁,并将这种观念和学说统称为“新安全观”。可见,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是相对传统安全威胁因素而言的,指除军事、政治和外交冲突以外的其他对国家及人类整体生存与发展构成威胁的因素。

中共中央十六大报告首次指出“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应当“彻底摈弃冷战思维,建立适应时代要求的互信、互利、平等、合作的新型安全观”。这种综合安全观强调“多元的安全目标”,在安全主体上将“人、国家和国际”三个层次有机统一,视“人的安全”为重心,而“国家安全是实现人的安全和世界安全的载体和媒介”,世界安全则是国家安全的保证。见,中国主流国家安全观已开始突破传统的安全观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赋予了国家安全观新的内涵,是对国家安全思想的创新和发展。但这又说明,“新安全观在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民众观念中还刚刚处于萌芽和形成阶段”。

正如国家安全学界哥本哈根学派代表人物、“新安全观”倡导者巴瑞·布赞教授所言:“随着冷战结束,军事一政治安全的比重相对下降,与此同时,安全的内涵与外延也获得了更为广阔的拓展。这样关于安全的研究有两种见解摆在桌面上:一种是传统的以军事和国家为中心的研究方法,一种是宽泛的新研究路径。”在传统的“军事一政治”安全模式中。安全往往关乎生存。新安全观则强调,安全不过是适用于一切广泛问题的一种特殊类型的政治而已。或者说,“安全”是超越一切政治规则和政治结构的一种途径,实际上就是一种所有政治之上的特殊政治。进而言之,以综合为特征的新安全观在国家安全问题的研究立场上体现为五大维度:“军事安全关系到国家武装性攻击和防御能力的相互影响以及国家对相互意图的洞察力;政治安全关系到国家、政府系统和意识形态有组织的稳定性和合法性;经济安全涉及通往资源、金融和市场的途径,以保证和维护可接受的福利水平和国家权力;社会安全涉及可持续能力以及可接受的发展条件,语言、文化、宗教、民族认同和习俗的传统模式;环境安全则关系到地方和地球生物圈的维持。”从中可见,这种新安全观已突破既有的局限,开始从政治意识形态、民族意识、等观念层面上来研究国家政治安全问题。在国家构成要素上,该学派深刻反思了传统国际法理论中的“国家三要素”说,在新安全观分析框架内提出了以“国家观念”、“领土和居民”、“与政治机构”三大要素为核心的“国家构成”理论;将传统中被人们所忽略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国家凝聚力”等国家观念要素作为国家政治和社会安全的研究对象;从政治、民族意识形态的视角出发,强调社会、政治两大要素间和谐一致在国家政治安全中的重要意义。这种新的研究路径为中国法学界从法学理论角度研究国家安全问题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研究思路。换言之,国家观念所包含的国家认同、政治意识形态、民族间认同、宗教自由与限制等观念性因素,涉及国家安全中非常重要的“社会”维度。将“国家观念”要素纳入国家安全视野中有助于我们将社会和政治结合起来,综合地看待国家的政治安全问题。

二国家观念与国家政治安全的辩证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国际法律和国际政治实践所形成的基本共识是,具备“领土、居民、享有的政府”这三大要素的实体就是国家。也就是说,现代国家是由观念所定义的,“就是以被确认的领土及其人口为基础的独立政府的排他性权力”。这种国家观念是从国际社会的现实状况出发,针对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所做出的,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价值中立性”界定。但是,从一国之内来看。国家观念则远没有这么简单:在主体上,既涉及代表统治阶层的政府(含立法、行政、司法诸机关)以及执政党的国家观念,同时还包括各在野党、各利益集团、被统治阶层的国家观念;在内容上既包含着对国家存在与否的事实判断,又无法摆脱多元主体在国家存在的目的与意义上的价值判断。可以说,“如果不理解该国所演进至今的历史,人们永远将无法真正理解任何特定国家的国家观念”。

在国家视角下,使国民聚合在一起的观念主要是民族意识和政治意识形态。光具备“领土、居民、享有的政府”这三大要素的国家实体,并不能充分保障国家安全,尤其是对内意义上的国家安全。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大多数人的认同,国家也同样难以存在,或者说这样的国家也难以长治久安;而这种认同感又与合法的意识形态紧密相连。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国家观念塑造了国家这个实体。对国家的认同,也意味着对本国政权的合法性的认同。美国多所民间研究机构从1936年至1970年关于“人们对待包括无政府主义、纳粹主义以及工团主义等激进主义言论的态度”的大规模民意调查结果均表明,大多数美国民众对待当时美国资本主义政权的合法性并不存在强烈的怀疑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这种在立场上普遍一致的国家认同意识,成为了当时美国政府在国内实施强硬的国家安全政策的民意基础。

国家政治安全主要指“国家政治体系具有对社会矛盾的变迁演化的调适功能,能在社会内部矛盾发生、发展和解决的过程中,维持原有基本结构和基本性质,及时有效地解决社会张力,消除不安定因素,防止政治动乱,保证政治运作的秩序性、规范性和连续性”。国家政治安全的内容包括安全、领土安全、政权和政治制度安全以及意识形态安全。在现代社会,统治阶层的安全主要指的是政党的安全,因为不同的政党所建立的不同的政权和政治制度,对政治稳定具有不同的影响。严格地说,这里所指的政党属于集合性和抽象性范畴,指在根本性质上或基本指导原则上相同或类似的政党,并非指类似于美国的或共和党这样轮流执政的特定政党。正是在此种意义上,我们方可说执政党是政权的直接体现,它属于对政治稳定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政治力量。

“包括政治、宗教、民族等因素在内的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思想和信仰体系,既是人们的行为准则,又是重要的社会、政治交往和互动的粘合剂。”意识形态是一个国家的精神支柱。意识形态的安全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内部凝聚力和社会政治稳定。在国家安全理论与实践领域存在着诸多混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们对待“国家”和“政府”之间关系的不同立场而引起的。“政府是国家一般性合法的代言人。但在更为理性的层面上,政府只能在国家受到某种威胁时,方能使用国家安全话语进行辩论。如果政府主张其统治阶层及其意识形态受到了威胁,那么这个威胁只是对国家机构的威胁,而不是对国家的威胁。”不过,话虽如此,但自国家产生以来的任何一个时期,任何国家的政府无不将统治阶层的安全及其意识形态安全视为国家安全的应有之意。区别只在于冲突的形态、内容和强度不同而已。在实证意义上,包含主流意识形态、统治阶层安全在内的政府安全就是国家安全。

毋庸置疑,政治安全与社会秩序的关系极为密切。在某种意义上,所有的国家安全事务都属于政治范畴。政治威胁瞄准的是国家的组织稳定性。它们的目标范围可能是给政府施压以产生一个特殊政策,从挑起分裂(或分立)主义进而现行政府,从破坏国家的政治结构进而在军事攻击之前使其先遭到致命削弱。国家的观念,特别是其民族认同与组织化的意识形态,以及表达这些观念的机制,是政治威胁的一般目标。既然国家是一个基本的政治实体,那么政治威胁就可能向军事威胁一样恐怖。

可见,复杂多样的国家观念对一国政治安全的状况具有十分深刻的影响。一国良好的政治安全状况意味着国家观念在社会中的稳定性、相对同质性和可通约性。反之,一旦国家政治安全出现了严重问题,那么该国在社会认同、民族(或国族)共识、宗教宽容或者主流意识形态方面必定出现了重大的裂痕或者激烈的冲突;换言之,这种整体意义上的国家观念已然(或者极有可能)成为了国家统一与良性发展的离心力。

三国家认同意识的“社会整合”与国家政治安全

在本文分析框架内,社会是关于认同、共同体自我观念和个体确定自己作为某共同体一员的概念。也就是说,“社会领域,最基本的概念即认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在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国家与社会“二元分离”的异化现象。但这种政治国家内部形态上的国家与社会分离并不是绝对的或者完全割裂的。在一国所处的不同历史时期,社会与国家之间总是保持着和谐程度不一的互动关系。从社会认同的角度出发,可以说对社会整体构成威胁就是对国家构成威胁,或者社会安全就等于是国家政治安全。使国家聚合在一起的认同观念主要是现实社会中的民族意识和政治意识形态。人们通过质疑这些观念,就能够进而威胁到政治秩序的稳定性。这样的威胁可能是针对政府的现存结构,也可能是针对国家的领土完整性,或者针对国家自身的存在。因此,一个国家必定会对其以及乃以建立的政治意识形态予以高度关注。这是任何一个国家不可回避的客观现实。在冷战时期,西方社会总体说来,并没有对苏联作为国际体系中的一个国家提出质疑,但瞄准的却是它的内部合法性(即国家政体意义上的合法性),因为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一种‘缺乏善治’的流行说法使得西方干涉行为似乎合法化了。”

正是因为作为国家观念的国家认同意识如此之重要,“社会整合”就成为了一国政府维护政治安全的必由之路。对外,国家是以固定的领土和正式成员资格为存在基础的;对内,“社会整合”则是一个更具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现象。为了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社会整合”的确需要政治智慧和使社会意识形态统一化的灵活的政策及法律调整机制。一国诸多社会群体的历史,既可能成为社会整合的积极动力,也可能成为统一化的包袱。这些历史因素处理不好,就可能留下祸患,成为民族极端主义言论和行为勃兴的社会意识沃土。在这方面,比较成功的典型国家是中国大陆的民族政策,而明显存在问题的国家则包括殖民地独立后的许多非洲国家、英国(北爱尔兰独立问题)、土耳其(库尔德族分离主义问题)、前苏联(白俄罗斯与其他民族关系冲突)等等。可见,基于国家政治安全的需要,社会群体意识的整合不可或缺,但在整合路径和指导原则上,则可能存在差异,从而在“政治安全”形态上呈现出不同特点,导致不同的后果。

四宽松、开放的政治意识形态环境与国家政治安全

意识形态指“系统地、自觉地反映社会经济状态和政治制度的思想体系。社会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它对社会发展起着巨大的能动作用”。作为意识形态安全范畴中的政治意识形态安全指国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观念不受侵害,使其稳定存在和健康发展。在冷战时期,以苏美为首的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峙,实际上就是两种政治意识形态尖锐对立的表现。

政治意识形态具有强大的渗透力,它既能抵御外来思想文化的渗透,也能瓦解他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应当承认,以和平与发展成为国际社会主旋律的后冷战时代,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并未减弱,反而更加复杂,更加隐蔽。在这一点上,许多研究和倡导国际人权的西方学者也不乏类似看法。

在对内意义上,政治威胁针对的主要是政治意识形态与定义国家的其他基本观念的合法性。而“国家的合法性与经济或社会成功牢牢地维系在一起”。一国经济不发展,财富再分配结构出现严重失衡,社会保障体系羸弱,都可能会通过各种形式最终危及政体的合法性问题。当今世界各国间竞争(尤其是大国之间的竞争)不仅仅只是军事和经济实力等物质力量的较量,同时也是政治制度“比较优势”的较量。保障国民安全、社会安全的不仅仅只是来自物质文明的成果,还包含着政治文明和法治文明的成果。可见,社会秩序的安全和包括执政党安全在内的国家政治安全主要靠的是“内因”起作用,牢牢把握住基本原则,不断地修炼内功,不断加大各个领域的改革力度,努力地进行民主与法治建设,集中精力推动经济发展,方能真正赢得民心。国家政治安全问题十分复杂,而新旧安全因素交织在一起,更使安全问题扑朔迷离,难以琢磨。这要求我们开拓思路,放眼向前,否则就只能在原地兜圈子,难以实现在既有历史条件下的理论创新。

笔者承认,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存在着这样的事实:“为搞垮冷战时期能与美国抗衡的唯一对手(前苏联),瓦解东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用尽了各种手段,通过对这一地区的渗透,进而对政治发展了如指掌,每每在关键时刻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从而加快了苏联、东欧剧变的历史进程。”但外因总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长期以来,含前苏联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主流理论与非主流理论从未能在理性的平台上充分争鸣和相互借鉴,导致这些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总的指导思想上存在极端片面性和武断性。这样的主流意识形态势必会深刻地影响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导致人们生活水准的不断下降,民怨沸腾。而广大民众在“国家认同意识”上的分裂,又使执政党和政治运作机制丧失了民意的坚实基础。前东欧各国政府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非“极左”就“极右”的大政方针,必然会导致“国家认同意识”和“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出现裂变乃至巨变的可能性。换言之,长期以来“言路不畅通”、“理论不争鸣”的事实,导致一经“开”、“开报禁”(如前苏联在叶利钦主导下),就极可能形成“一边倒”的话语霸权,各种极端主义思潮就会在各种势力支持下,通过各种形式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可见,在法律和政治双层机制保障(与合理限制)下“解放表达”,有利于国家安全的长远利益,也有利于执政党长治久安。开放的政治制度安全机制的有效运转,加之不断发展和自我完善的变革机制,是保证国家政治制度安全的根本之所在。这种安全之保障需要激发民众在内心上的认同,因为正是这种社会各界发自内心的认同感,才能形成一种民众与政府的良性互动,才能转化成一种不可阻挡的主流国家认同观念和政治意识形态,从而维护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安全。

五民族意识、与国家政治安全

民族意识和是国家观念的组成要素,因而民族观念和自然是国家政治安全所指涉的对象。民族既是一种绚烂多彩的文化现象,又是一种纷繁复杂的政治现象。历史和现实充分表明了民族精神对国家政治安全的深层次作用。它从根本上影响着国家的发展进程和方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种国族文化认同能够完全取代国内各民族对各自文化传统和文化特征的依恋、坚持和固守。”当然,民族精神的历史继承性特征并不能成为借鉴和排斥他国或他族文明的理由或借口。北美和西欧许多奉行主义的民族国家遵循的是一种宽泛的“国家观念认同”理念,即主张“多样性”。不过,在兼容并蓄的同时,实际上还是存在着主次的差异。因为对主流文化和传统的呵护总是不可避免的,所谓“文化多样性”也只是在不危及主流国家观念形态安全的前提下的“多样性”。这在欧洲一体化的整个进程中都可以找到例证。民族主义是一柄“双刃剑”。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如果民族主义能够上升为爱国主义,它就成为国家统一和发展的强大聚合力量;如果民族主义表现为狭隘的民粹主义或者民族分裂主义,它就有可能成为国家统一、发展和开放的大敌。

在此,有必要再思考与“民族自决权”的有关理论和实践。关于“民族自决权”的理论与国际法文件在二战后的数十年中曾起着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但时至今日,它却又成为了某些国家或地区的民族分裂主义者借以合法与正当化的工具。这说明,任何理论一旦被视为超出一定历史条件的“绝对真理”,并将之作为教条来遵循,就可能会产生一些荒谬的结果。在此,西方学界部分人权法研究者的观点值得借鉴。例如,国际法学家福兰克教授(T.M.Franck)从国际法与国内法的相互关系的视角指出,“除非是在非殖民化语境下,现行国际法并不承认某一(些)民族或种族享有脱离所在国管辖的自决权,但是国际法也并未确认这些民族或种族必须承当维持国家领土完整的义务。可见,自决权享有与否的问题,属国内法范畴。只有当国际和平与安全受到威胁时,才会涉及到国际法的适用问题。”而赫斯特翰·纳莫姆教授(HurstHannum)则从国际人权保障的视角出发,主张“只要一国中某个民族在实质上受到了平等的对待,不存在暴政威胁或压制等大规模的人权侵害活动,就不应当在所属国内主张所居住区域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分离要求”。即使从社会现实的角度来设想,“如果当今世界上约3000个民族都要求独立建国并付诸行动,那么整个人类社会起步时都将陷入争夺权力、领土、资源的空前浩劫之中。如此,人类文明将毁于一旦”。

应当指出的是,《联合国》只是在一定语境下肯定了民族自决权的合法性。该第一章第2条规定:“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之友好关系,并采取其他适当办法,以增强普遍和平。”1960年,联大通过了著名的《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阐述了所有的人民都有自决权,广大被殖民或外国统治下的人民享有完全的独立和自由权利。在《独立宣言》通过后不久,联合国大会对民族自决权的行使规定了明确的限制与条件:被视为拥有自决权的领土指的是其统治国不仅“在地理上与其分离,而且种族或文化上也与其不同的地域”。由此,就排除了殖民地以外地区的各种自决要求。该《独立宣言》成为了西方列强统治下的亚、非、拉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的合法武器。近年来,在并没有发生种族灭绝、歧视和隔离,甚至并没有发生大规模人权侵害的情况下,许多国家(包括民主国家在内)仍然出现了严重的民族分裂问题。应该说,这种分崩离析是执政政府历来民族政策出现严重问题或者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没有妥当处理或者对分裂行径处置不果断所致。可见,只有将国家政治安全与民族安全、个人安全统一起来予以历史的和现实的解读,方可能对自决权所产生的“悖论”,形成一种实践理性上的客观立场和应对之策。

宗教是相信存在超自然、超人间的神秘力量主宰万物与人类的社会意识。汤因比说:“逆境的加剧会使人会想起宗教。”“宗教既能使社会目标神圣化,以此来稳定社会现存秩序,它同时也可以提出新的社会目标并使其神圣化,促成动乱与革命,动摇和瓦解现存社会。”目前全球猖獗的恐怖主义活动无不打着“民族主义”和“”的旗号,以主张其合法性与正当性。西方强国针对宗教极端主义者、民族分裂主义者一贯采取内外有别的两面政策,使得宗教问题、民族问题更为复杂化。就中国目前情况来看,跨国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已然上升为影响中国领土安全的突出问题之一。新近发生的“”事件和近年来在国际上比较活跃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和泛突厥主义均波及中国西北边疆地区。事实上,有关保护宗教自由的国际法律文件和相关国际、区域性法院、人权委员会的司法案例和咨询报告均强调:“宗教或者信仰自由受限于法律的规定以及保障公共安全、秩序、卫生或者道德或者其他人基本人权和自由所必要的范围内;任何鼓吹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的主张,构成煽动、歧视、敌视或者者,应用法律加以制止。”

新中国建国以来在处理民族问题上一直采取一种多元民族文化的整合策略。作为国家与民族概念的“中华民族”被理解为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多层次和多样性的有机整体。按照这种民族间整合的逻辑和历史经验,为了追求民族共同繁荣,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应运而生。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很好地化解了民族间的冲突,为民族共同繁荣创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而,新疆的分裂与恐怖活动愈演愈烈,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极端民族主义和宗教情绪的刻意弥散。因此,为了抑制分裂活动,增强民族团结,如何在原有的制度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以民族间认同为基本目标,以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权利、宗教权利和其他社会经济文化权利为核心的社会整合机制,是摆在我国政府面前的长期任务。

第3篇:国家政治安全的重要性范文

关键词:综合安全观;概括;重要意义;途径

中图分类号:D26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11)026(C)-0045-03

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崩溃论”、“中国”、“中国责任论”等论调随之不绝于耳。胡主席着眼当今国际安全和国家安全形势的发展变化,明确提出了“牢固树立综合安全的观念”的科学命题,这是在新的历史高度对国家安全规律的新认识,对马克思主义安全观的新发展,适应时展对国家安全战略的新要求。当前,国际局势动荡不安,国内安全面临着不定因素的挑战,军队政治工作者必须主动跟进,引导官兵牢固确立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综合安全观。

一、综合安全观的概括

综合安全观,是指用全局的、联系的、系统的思维,来思考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以及科技、生态、粮食、能源等一系列安全问题,通过科学统筹,运用多种手段,发挥整体合力,实现国家的总体安全。①它是对国家安全问题的新概括,顺应了时展的呼唤。

(一)综合安全观提出的时代背景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科技革命的加速推进,各国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逐步形成了高度依存的世界体系,相对开放的世界大环境使单个国家的安全日益带有国际乃至全球安全的色彩。也正是因为全球和区域合作方兴未艾,国与国之间相互依存日益紧密,使得经济、文化、社会、信息、生态、能源等方面安全的重要性日益显露出来,与传统的军事安全一样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以今年已发生的国际和国内事情为例,3月11日,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引起世界范围内的核安全恐慌;3月19日,以法、英为首的西方多国部队开始空袭利比亚,逼迫总统卡扎菲与反政府军停火,利比亚内乱逐步升级;国内外市场接连曝光如瘦肉精事件、毒黄瓜事件、塑化剂事件等食品安全问题;越南等周边国家时不时侵扰我国领土、领海、领空的安全。

当前,国际社会处在复杂的变动之中,我国社会也处在深刻的变革之中,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同时并存,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在一起。我们面临的现实挑战和潜在威胁非常严峻。不但存在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给国家领土安全、完整带来的传统安全威胁,也存在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及重大自然灾害等给国家发展带来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不仅有强敌对我军事上的直接威胁,也有对我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领域的潜在威胁;不仅我国海洋、太空、电磁等方面的战略权益受到威胁,社会安全稳定也面临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势力的现实威胁……当前影响我国安全和发展的因素具有综合性、复杂性、多变性。抓住战略机遇期,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迫切需要我们树立综合安全观。

(二)综合安全观的主要构成

综合安全观是一个内涵丰富、多层次的、开放的安全观念体系。

1、从地域范围来看,安全分为全球安全、地区安全和国家安全。全球安全是指在世界范围内人们共同面临的生存发展威胁,例如粮食产储量能否够全人类食用,能源储存量是否满足各国发展的需要,环境污染和气候变暖已影响人类安全,等等。地区安全是指不同洲际的国家之间面临的安全威胁,例如,目前北非不少国家陷入了执政派与反对派之间的纷战中。国家安全是指一个国家内部的政局是否稳定、社会是否安宁、经济是否发展、外敌是否入侵等。

2、从威胁源来看,安全分为国内安全和国际安全。从威胁的地源分布来看,安全威胁既可能来自国内,也可能来自周边地区、全球范围。我国安全不仅有来自周边国家的挑衅,也有国内的安全隐患,例如印度、日本等周边国家与我国的领土争议一直没有解决,而恐怖主义、民族分裂势力颠覆政权的图谋一直没有停止,旱涝、地震等自然灾害频频发生。从威胁的实体来看,它既可能来自于国家,也可能来自于国家集团、跨国组织、一国内部的恐怖组织等。今年,利比亚战乱不断升级,政府除了有来自国内反对派的攻击,还受到北约(国家集团)的袭击,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经说: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自冷战结束后,大国之间对石油的争夺不断引发局部战争。像2003年美国联合英法两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是因为萨达姆政权将石油销售改用欧元计价,直接冲击了美元对石油的硬通货的地位。这次利比亚政府主要是在石油资源支配权和定价权上与西方多国产生了矛盾,所以才遭此重创。

3、从内容来看,安全分为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环境安全等。政治安全居于综合安全的首位,主要是确保国家政权的稳固和国家不受侵犯。经济安全是主要的安全问题,因为能源日益紧张、金融危机持续不断等导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不同意识形态国家之间矛盾升级,可以说没有经济安全就没有真正的国家安全。军事安全是传统安全,一直占据着国家安全的主导地位,主要是指领土完整、不受外来军事侵犯。文化安全对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产生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在长期的文化攻势下可能瓦解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改变一个民族的发展前途。环境污染给人类安全带来的巨大灾难,让世界人民意识到如何消除或减缓人类生存遇到的气候变暖、环境恶化、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等环境安全威胁,已成为全球共同的安全责任。

二、综合安全观融入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意义

当前,我国发展正处于机遇与挑战并存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国家安全稳定工作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牢固树立综合安全观念”这一思想是党中央对我国国家安全问题认识的新突破,对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又好又快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引导官兵正确认识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一)加强军人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需求

“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是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中必须解决好的根本问题。”②军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护卫者,他们的思想政治素养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和发展前途。当前国际社会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形势严峻,情况复杂,敌对势力对我国的思想渗透策反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因受金钱诱惑有少数军人走上了窃密卖密的违法犯罪道路;国内社会结构深刻变动、阶层分化明显、自然灾害频频出现,给军人的思想稳定带来了不利因素。如何教育军人抵御西方腐朽落后思想文化的侵袭,坚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是当前军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的重要难题。没有理论上的成熟,就不会有信念上的坚定。在深入把握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变化的基础上,我们强化综合安全观教育,解答军人关心的社会热点和国际动态等现实问题,注重培养他们的世界眼光和全球思维,理性看待和思考社会危机、国内发展和国际局势,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抵制各种不良思想的影响,激发出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创造热情和活力,在行动上自觉捍卫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

(二)完善军队文化建设的客观需要

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武装力量,军队的安全稳定与国家的安全环境密切相关。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军人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日益增强,他们政治理想信念的形成将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对军队建设目标和军事能力提出新的要求。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需要有新思想的引领。“走进时代,直面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并给予深刻理论透视的马克思主义,才是当代中国最需要的马克思主义,才是人民大众最期待的马克思主义。”③综合安全观是党中央站在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的高度上提出的新思想,是对军队安全稳定工作的新指向。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特征,认真研究和探索在军队文化建设中把综合安全观教育融入的方式、手段和途径,加强对军人的和平观和发展观教育,正确认识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人的发展与自然发展、国内发展与世界发展的关系,把军队的安全威胁置身于国际国内大环境下综合考量,培养出能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复合型军事人才,做好军队的安全稳定工作,提高军队战斗力。

(三)提高军人综合素质的思想保证

军人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如何,关系到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关系到中国的完整与否,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其中,思想道德素质对军人综合素质的提高起到核心和统领作用。当前,国际形势仍然动荡不安,国内社会矛盾凸现,少部分官兵在对科学社会主义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和国内外大是大非问题的认识上,表现出政治理想认知模糊、情感疏离和意志薄弱。如果不加以引导,这些军人一旦对原有的政治理想信念产生了怀疑,那么他们的政治态度、政治立场、政治方向就会出现偏差,行为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轨道。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要立足时代背景和现实需要,疏导官兵的思想困惑,引导他们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和解决问题,明辨是非,培养他们树立综合安全观念,加强个人思想政治素养的提高,保持乐观、昂扬的精神状态,做好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准备。

三、综合安全观融入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途径

军队在加强综合安全观教育时,要有针对性地实施学习内容,运用形式多样的方式方法开展教育,注重综合安全观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

(一)将综合安全观教育贯穿于军队思政学习中,增强针对性

军队思想政治理论学习承担着对军人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艰巨任务,是对军人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所以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及时地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理论成果―综合安全观引入军队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实现综合安全观进营区、进教材,使教育入耳入脑、深入人心。把综合安全观融入政治理想信念教育之中,融入到思想道德建设之中,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从现实生活实际和军人的思想实际出发,充分发挥官兵的主体作用,尊重个性差异,用生动典型的事例和喜闻乐见的形式努力创设平等交流的氛围,强化价值引导,增强吸引力、说服力和亲和力,引导官兵立足时代背景和现实需要深化对有效履行我军新的历史使命的理解:军队既要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又要维护国家发展利益;既要应对传统安全威胁,又要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既要维护好国内安全,也要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应有的贡献,从而积极适应职能任务的发展变化,有针对性地做好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准备,确保在各种复杂形势和环境下都能有效应对危机、维护和平,遏制战争、打赢战争④。

(二)将综合安全观教育融入军队文化建设中,注重参与性

军队文化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军人良好道德品质的重要载体。军营文化的教育引导功能、价值导向功能、人格塑造功能等,决定了它在满足军人文化需求、引领价值观的形成、培养道德品质等方面起着潜移默化的积极作用。在尊重文化的差异性、包容文化的多样性前提下,应充分利用报纸、辩论赛、广播、版画等传媒手段,开展综合安全观的教育,让广大官兵置身于良好的舆论氛围中,使综合安全观为他们所感知、所认同、所接受,并内化为自身的自觉行动和行为准则。以长江中下游地区遭遇50年来罕见干旱到随后的强降水吞噬村庄为例,分析环境安全的严峻性。一方面,将有特色、具有震撼力的图片资料剪接成系列宣传展板群,图文并茂的主题展板传递出环境恶化问题已经影响到人类生存的信息,提高官兵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对环保问题的思考。另一方面,以辩论赛等形式组织官兵共同探讨环境安全问题,分析其成因,追踪其后果,充分认识到环境安全问题可能会引发经济的不安全,导致社会矛盾冲突升级,严重的话会导致国家政权不稳。综合安全观念通过一系列军队文化活动的开展,深入到官兵心中,内化成自觉行为。

(三)将综合安全观教育渗透到社会实践中,提高实效性

综合安全观念教育应突出实效性。社会实践活动对促进军人了解国情、认识社会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只有在深入社会实践中,才能深化官兵对综合安全观的认识,促进知、情、意、行的相互转化,成长为能应对多样化军事任务要求的国际复合型军事人才。以综合安全观教育为切入点,建立行之有效的实践教育、体验教育、养成教育机制,引导军人正确理解树立综合安全观的重要性。例如,以利比亚战事为例,客观而理性地向官兵们分析法国、美国为什么以不同的姿态干涉利比亚内政?利比亚是原油出口大国,其主要出口走向是欧洲,美国仅占5%。在这次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中,法国出于地缘政治、经济利益和国内大选的考虑,充当了急先锋,力图继续保持法国在非洲的传统“影响力”。而美国由于阿富汉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深险泥塘,加之国内经济复苏乏力、民怨众多,致使奥巴马政府不敢积极投入利比亚的军事干预,但是从美国的中东和北非战略利益考虑,它又不得不参与其中,因为在美国的推动下,当前的北非和阿拉伯国家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而在这场变革中,利比亚却力图保持不变,让美国大为光火。最后告知官兵们,安全问题是复杂的、多变的,国际局势动荡不安,国内矛盾错综复杂。我们要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综合安全观,努力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努力实现与各国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又以自己的发展来维护国内安全和促进世界和平。通过对各种社会事态的层层剖析,探寻综合安全威胁的成因,让军人明确自己肩负的社会责任和新的历史使命,将个人发展与国家发展统一起来,加强个人综合素质的锻造,为维护国家和人民安全而奋斗,为维护世界和平而努力。

作者单位:曹华 陕西西安第四军医大学

邹敏 河北保定66393部队后勤部战勤处

姚正荣 重庆警备区政治部干部处

作者简介:曹华(1974― ),女,湖南长沙人,法学博士,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邹敏(1972― ),男,湖南醴陵人,处长,从事军队政治工作研究;姚正荣(1974― ),男,湖南望城人,硕士研究生,从事军队政治工作研究。

参考文献:

[1]刘从良.多元化威胁要求中国军人树立新国家安全观[N].报,2008-07-15.

第4篇:国家政治安全的重要性范文

【关键词】现代化;国家治理;公安改革;深化改革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概述

(一)什么是国家治理现代化

国家政体与国家治理的概念。国家政体是指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或类型,具体体现为国家政权按什么样的原则组织起来,以什么样的方式加以组织,这是国家政体,是一个宏观的概念。国家治理则是无论哪种类型的国家政权都需要进行国家治理。

国家治理,它是国家政权的所有者、管理者和利益相关者等多元行动者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它的目的是增进公共利益,维护公共秩序。人们说国家治理的概念就是治国理政,统治加管理,国家治理就是这么多内容。

(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标准

衡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标准包括这样四个方面,民主化、法治化、文明化、科学化。1、民主化本身就是谁来授权,谁来监督问责的问题,能不能使人民和人民的代表真正成为授权主体,特别是让人民代表大会成为监督问责的主体,这是治理民主的一个重要的方面。2、法治化。从人治走向法治,这是国家治理现代化题中应有之义。多元行动者的合作管理需要有共同遵守的规则,以规范彼此的关系,明确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合作管理方可持续。3、文明化。与过去强调统治,裸的,裸的暴力相比,更多强制、压制、控制相比,国家治理更多要强调服务、协商、合作、自治。4、科学化。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政治与行政、政治与法律、政治与经济、咨询参谋与政治决断、国家与社会相互分离、专业分工、多元协调的机制。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方式

1.坚持依法执政,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1)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也是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领导力量和推动力量。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确保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正确方向。

(2)使党的干部成为国家机关领导人员和工作人员。依法进入各级国家政权组织,掌握和控制国家权力,这是执政活动本身性质所要求的。

(3)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党提出的各种执政主张,包括党的基本理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重大措施和工作部署,应当转化为国家意志,使党的主张和人民的意志相统一,并以此在全社会推行。

(4)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要自觉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并监督法律法规、决议决定和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

2.把制度建设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突出位置

(1)在国家治理体系结构中,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以制度优势证明道路选择的正确性和理论体系的科学性。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实现现代化,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2)在国家治理能力结构中,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以制度理性弥补人性以及人的能力的局限与不足。人类创造制度反制自身的行为,正是认识到人性中不能自我克服的局限和不足,需要通过外在的制度予以弥补。

(3)在制度与发展的关系结构中,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以制度力量为科学发展提供坚强保障。科学发展是接受制度约束的发展。要明确资源配置和交易行为准则,消除不确定性,降低合作成本,形成稳定预期,促进交易安全,从而激发社会主体活力、促进主体间合作,为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提供根本制度保障。

(4)在制度创设与制度优化的关系结构中,把制度优化摆在突出位置,以制度文明为良法善治提供前提基础。要通过制度创新来治理国家,需要创设大量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由此,有必要解除国家机关对制度创设权的垄断,彻底跳出“政策治国”的窠臼。科学发展需要的是良法善治。

(5)在制度供给与制度贯彻落实的关系结构中,把制度贯彻落实摆在突出位置,以制度落实兑现神圣和庄严的执政承诺。总之,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循制度建设与国家治理的互动关系原则,将制度建设摆在国家治理体系的突出位置,进而把制度建设与国家治理结合起来。

二、国家治理现代化条件下公安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公安事权不明晰

公安改革面临的难题是:人多、事杂、面广、要求高。公安队伍基数大,职数少,接触广,风险高,压力大,各警种涉及公共安全行政事务繁杂,承担除由检察机关职侦部门、国家安全部门和军队内保部门直接侦查案件之外的刑事侦查事权。转型社会,公安机关进入全媒体时代和法治时代,信息化、法治化对公安工作创新社会治理提出严峻挑战。这要求我们首先要明晰公安事权,理清纷繁头绪,分清轻重缓急。长期以来,公安事权总体不够清晰,存在职能无限扩大、警种职能交叉、层级效能混淆、事权财权分离等倾向,集中表现为:第一,上下不清。公安机关中央事权和地方事权划分缺乏科学明确的界定,尤其在中央与地方共同事权、中央引导与鼓励性事权上边界不清,导致公安部和地方公安机关职责高度交叉重叠。有的观点建议学习国外经验改革警察体制归并单列刑事侦查权,将公安行政事权逐级分解到中央和地方各级,制度改革的可行性和运行的适应性尚值得进一步研究。

(二)左右不清

1995年警察法明确人民警察14项职责,范围限定在“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保护公共财产,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职权划分静态分析并无问题,但制度具体运行中,公安机关因具有国家强制力、队伍规模大等多重因素,往往被地方政府“高看一眼厚爱三分”,各项工作“吃重”,超越法定权力边界,形成所谓的“多家洒水一家拖地”的格局。加之,地方公安机关受制于地方财政,因事权财权分离――“不得不”听话,“不得参与非警务活动”往往成为一句空话。

(三)前后不清

在行刑衔接问题上,对于归属其他行政机关处理还是进入刑事司法程序,公安机关与其他行政机关存在争议,对于某类事项,公安机关作为治安行政处理而司法机关认为构成犯罪的,也归属于不清之列。理论与实务界建议构建信息共享平台创新行刑衔接制度,具有一定意义。明晰公安事权,这是推进公安改革的前提。

三、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推进公安改革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下的公安改革方式

1.事权划分要清晰

首先,要依法规范中央和地方的职能和权限,当前关键是要明确哪些属于中央事权,哪些属于地方事权,哪些是介于两者之间的。

其次,要依法规范公安机关与其他政府部门的职能与权限,要牢固确立警察权力是国家行政权力的保障和最后手段的理念,政府对社会的治理是政府各项行政权力协同作用的结果,只有当政府的其他行政权力的行使遇到严重阻碍时,国家才动用警察权这一最严厉的权力来支持。

再次,要依法规范公安机关在公共服务方面的职能和范围,公安机关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要通过履行其法定职责来实现的,而不能越俎代庖、包打天下,这与依法治国,服务型法治型政府的治理理念相悖。

2.形成统一领导、事权清晰、条块结合、责任与保障到位的公安管理体制

这种体制是在现行体制运行基础上以问题为导向的改革,它以事权划分为切入点,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公安机关在维护公共安全与社会秩序中充分发挥“条”与“块”两个方面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做到责任清晰、运转高效、保障到位。

3.独立的人民警察职务序列和职业保障制度化是公安队伍建设的关键环节

公安机关是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但又不同于一般的行政机关,公安民警是国家公务员的组成部分,但又不同于一般的公务员。按照警察职位的性质、任务与特点管理警察队伍是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也反映了警察队伍管理的规律性。

要利用这次全面深化改革的契机,通过修订公务员法,在公务员法中明确对警察实行不同于一般公务员的特殊管理制度,并据此建立警察在招收、培训、考核、任用、授衔、晋升、淘汰、退休和职业保障等一套符合中国国情与公安工作特点的切实可行的制度。

4.公安工作全面深化改革要依法推进,于法有据

要把顶层设计、代表性区域改革试点与末端治理有机结合起来。围绕这一方向,要不断深入开展研究,不断进行调整完善,努力形成一套指挥科学、反应灵敏、信息共享、运转协调、实战高效、执法规范、服务优质的公安工作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二)公安改革的着力点

从公共安全感、群众满意度着手建设人民公安是必然要求,公正需要听得见、看得见、摸得着,她包括实体和程序,需要及时高效低成本实现,需要被群众切切实实感知感受;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加快推进公安信息化建设,推进大数据公安是运用信息化手段提高执法公信力的必然要求;法治时代,深化执法规范化建设推进法治公安建设是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在公安改革领域的必然要求,也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法治中国建设在公安改革领域的必然要求。三是公安改革的策略与方法。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这是改革的基本策略与方法。

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非常必要。顶层设计作为系统工程学的基本概念,为规划与部署的总体构想,是融合理论与实践的路径与蓝图,既具有目标的明确性,又具有具体的可操作性。加强公安改革的顶层设计是我国公安机关目前创新社会治理、深入推进改革、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科学发展的急迫需求。公安属于国家强力部门,公安改革属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整体上应当“自上而下”,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改革主导权在中央。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下的公安改革的目标

1.我国公安改革的目标、指导思想和工作原则

我国公安改革的日标。通过改革,逐步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治安形势相适应,信息灵敏、快速高效、便于分散执勤与合成作战的公安工作运行机制;逐步形成与国家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相衔接,事权划分明晰、机构i殳置合理的公安管理体制;逐步形成与围家人事制度改革相配套,人峰其才、能上能下、充满活力的队伍管理机制;逐步形成与经济社会发展褶协凋,有利于公安职能充分发挥的警务保障机制。

2.新世纪我国公安改革的主要内容

需要在以下四个方面狠下功夫.一是尽快建立警察职务序列制度。公安队伍人数众多,领导职数很少,压职压级现象极为突出.不仪严重影响了公安民警的工作积极性,而且是造成公安机关机构膨胀的深层次原闭。二是建立领导职务任期制度。任期制度应与交流制度紧密结合。公安机关提供的领导职位有限,如果一个人在一个岗位上4年还没有升迁就应交流,在新的岗位上过4年还没有升迂,就应改任非领导职务。实行领导职务任期制,用以增强队伍的活力,提高民警的工作积极性。三是制定各级公安机关编制表。应明确规定各级公安机关的机构数和编制总数,明确规定各内设机构的具体数额、职位数额和人员编制数额,在此基础上,明确规定各职位的具体职责和任职条件。四是完善民警考核激励机制。要把握好三个环节:岗位职责和任职条件、绩效考核及其结果的运用。此外,考核标准和考核方法还缺乏科学性。改革后的考核制度在内容上应突出工作成绩的考核,应制作绩效考评量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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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穆欣.在革命风暴中诞生的中央特科[J].党史文汇,2002(2)

第5篇:国家政治安全的重要性范文

网络推手大多隶属于网络公关公司或网络营销公司,应顾客的要求,由成百上千的网络人员共同发帖、回帖,进行造势。网络推手具有如下特征:第一,熟知网络操作规则。能够制造出吸引眼球和有争议的话题,引起多数网民关注、跟帖,成功营造网络舆论热点。第二,熟谙网民心理。善于分析网民的心态,能够把普通网民吸引过来参与其中,并让他们无意识中帮助其无偿推广。第三,拥有丰富的网络资源。网络推手是网络论坛以及各大贴吧的活跃分子,有些还是贴吧的吧主和版主,有一定知名度和号召力,在网上信息能够迅速引起网民注意,引起多人跟帖转发,影响舆论。网络推手的运行模式,通常是先由网络公关公司或者网络营销公司接收订单,然后分析受众心理,根据客户提出的要求制作帖子,再交由网络推手密集发帖、转帖、顶帖、投票,最终达成目的。网络推手一般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普通网民,热衷于浏览网络论坛,查看热点议题,并对热点议题留言跟帖,提出自己的看法或者进行转发,无形中促成了热点事件的进一步发展。第二类是涉政推手,他们对于当前的政治事件有很强的参与性,加强“正面”或者“负面”的宣传引导,出于控制舆论或者激发民怨的目的。第三种是商业推手,由网络公关公司接收订单,根据客户要求完成产品的宣传或者传播网络谣言打击对手,一般受金钱利益的驱动。网络推手的产业链一般有三个级别:第一级是分派任务、发放工资的网络营销公司或者网络公关公司,第二级是协调工作任务和管理网络水军的管理层,第三级是网民所组成的网络水军。还有一些网络推手只有上下两级,上级负责网络推手的管理工作,派发任务和进行指导;下级则是执行发帖、回帖和造势的网络水军。完成任务的网络推手需要把自己所发帖的链接、账号和支付宝账号提交给网络营销公司或者网络推手管理的会计进行审核,之后通过支付宝获得酬劳。网络公关公司的策划活动有很高的专业水准,具有特定的运行方式:文案部门负责文案的起草;策划部门负责策划活动;执行部门负责指挥和调度水军,并组织和调动数以万计的网络推手进行密集地发贴和跟帖;监测部门负责分析和反馈舆论情况;对外业务部门负责与客户谈方案、收定金和签合同;技术部门则负责制作发帖所需的配套图片、音频和视频,吸引网民眼球的同时确保公司信息安全。

二、网络推手对国家政治安全的消极影响

国家政治安全主要包含国家和领土安全、国家政权安全、政治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治稳定。网络推手对国家政治安全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威胁国家和政权安全国家和政权安全是国家政治安全的核心。网络推手对国家和政治安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1)网络推手散播分裂言论境内外分裂势力和组织等通过网络推手策划分裂国家的活动。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矛盾一直存在,境内外的分裂势力以及组织妄图通过各种方式影响国家、分裂国家。网络推手在利益驱动下不断壮大,以各种形式把分裂国家的谣言散布在网络论坛,谣言的散布甚至达到了专业化、组织化。有些网络推手被国内外的反动势力和反华组织收买,帮助他们宣传颠覆、打击、破坏等行动,破坏国家团结和统一。网络推手的隐蔽性,使得相关部门对其散播人员无从查证,使得分裂言论在网络广为流传。网络推手捏造的网络谣言无孔不入,政府的辟谣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民众无法得知事情的真相,三人成虎的最终可能就是损害国家的统一。

(2)网络推手绑架民意网络时代,微博和微信已经成为生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电子政务逐渐发展,政府部门开始成立网络办事处,拓宽民意表达渠道。网络能让民众表达利益诉求,政府行政决策不能离开网络,网络成为政府了解民意的重要渠道。网络平台的公开和匿名,使得网络推手能在网上拥有成百上千个账号,为了其政治目的造成虚假的“民众声音”,能够方便地绑架民意,影响政府决策,减损政府公信力,威胁国家政治安全。

2、影响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安全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政治制度安全就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人民民主的巩固。意识形态安全包括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社会主义政治信仰、社会主义道德和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为主体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

(1)网络推手淡化了爱国主义列宁曾说过爱国主义是各国人民历经千百年所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最深厚的感情。网络是一个开放的平台,在网络推手的推动下,各种反民主的言论对我国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进行冲击,民众会对我国现有的意识形态产生质疑,产生崇洋的心理,甚至出现爱国主义淡化和反动的心理。

(2)网络推手促使不良文化的盛行网络推手是一种短期运作方式,它造成了网络世界中不良的文化氛围。网络推手推动一些低俗的网络文化,如暴力、色情、诽谤、侮辱、非主流和等主题层出不穷,浮夸、浮躁、、拜金主义和功利主义横行,使得社会风气向低俗化发展。一方面,匿名的网络世界中,网民能够随心所欲地畅所欲言,不用考虑法律、法规的制裁以及旁人的指责。网络推手的煽动则会使得高雅文化在网络中得不到应有的传播,低俗文化却能受到大批网民的推崇。另一方面,大批网民中,不乏未成年人,在还没有树立正确世界观的时候,长期浸染在不良的网络氛围里,将低俗文化认为是流行文化,崇尚个人主义和拜金主义,不利于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还会使得主流文化方向出现偏差。

3、不利于国家政治稳定网络推手绑架民意,造成信任危机,威胁到国家和社会的安全和稳定。互联网的发展改变了公民与政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公民与政府在网络时代能够进行平等对话。网络作为一个开放的平台,汇集了各种信息,任何公民都能够从电脑等终端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也能让政府从中了解民意并做出正确决策。然而,网络推手的参与破坏了网民与政府之间的平等对话,互联网政治这个真实平等的舆论氛围中,大众无法在其中发表自己的观点,因为单一网民的个体意见不能与网络推手有组织的“大众意见”相抗衡。政府所接受的“民意”实质上却是被网络推手制造的。政府制定决策时无法分辨哪些是真正需要收集的信息,制定出来的决策就会与公众期待的出现偏差,公众也就会失去对政府的信任,破坏国家的政治稳定。

三、网络推手的整体性治理机制构建

整体性治理,就是“在政策、规则、服务供给、监控等过程中实现整合,体现于不同层级或同一层级内部、不同职能间以及政府、私人部门与非政府间等三个维度中”[9]。整体性治理的核心目的是通过对相互独立、互不隶属的各个部门、机构、业务及其它公共服务参与者的整合,实现对网络推手的有效治理。但是现实中,每个机构的成立都是按照其功能设立的,横向之间缺少沟通、纵向联系信息失真,对网络推手的治理难以形成有效的控制,因此需要通过整体性治理实现公私部门之间、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甚至国与国之间的协调,走向相互整合、涉入,有效地治理网络推手。

1、国家政治安全:整体性治理网络推手的价值取向国家政治安全主要是指国家政治体系中具有社会矛盾的变迁演化的调试功能,能在社会内部矛盾发生、发展和解决的过程中,保持原有的基本结构和基本性质,及时有效地解决社会张力,消除不安定因素,防止政治动乱,保证政治运作的秩序性、规范性和连续性[10]。政治性是国家的首要特征和根本属性,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核心,必须先保证政治安全,才能有效地维护经济、社会、生态和文化等其他领域的安全。之所以需要整体性治理网络推手,一方面,治理主体的单一性不能实现网络推手的有效治理。传统治理模式中,政府是实现治理的单一主体,主要采用行政手段,而网络推手的形式多样性和成员的隐蔽性,使得单一的治理主体不能根治网络推手。另一方面,网络推手的主体多元性需要整体性治理。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是整体性治理的内在逻辑要求,整体性治理的主体包括政府、社会组织、企业组织和公众等,多元治理主体能全方位监测藏匿的网络推手,更易挖掘出不同领域的网络推手,是根治传统“碎片化”管理的良方。以往“碎片化”的治理模式不能应对网络推手的主体多元性,因为网络推手开展活动的形式存在多样性、参与成员极具隐蔽性的特征决定了只有通过整体性治理才能得到有效整治。整体性治理网络推手,不仅能避免境内外民族分裂势力和组织分裂国家的企图,而且能让民众充分表达自己的意志,有效避免网络推手绑架民意,实现国家和领土安全、国家政权安全、政治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治稳定,从而保障国家的政治安全。

2、多元主体协作:网络推手整体性治理的组织结构网络推手的主体多样性使得传统单一的监管方式已经无法适应,无法控制网络推手的肆虐,而整体性治理能够整合不同治理主体的治理功能,采用多种手段从根源上遏制不良网络势力的发展壮大,从而维护国家政治安全。

(1)政府是整体性治理网络推手的主体从社会契约论的角度看,国家和政府是人民为维护秩序、保障安全而创造的,国家和政府的权力是公民让渡部分自然权利而获得的,政府的目标是维护公共秩序、保障公民权益。因此,政府的政治职能主要在于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网络推手主要活跃在娱乐、商业和政治等领域,往往受金钱利益驱动而散播网络谣言,有时暗中推动社会公共事件的演变,控制舆论、绑架民意、影响政府决策,甚至引起社会动荡。可见,网络推手是危害国家政治安全的网络主体,政府作为维护政治安全的首要主体,毋庸置疑也应是治理网络推手的主体。此外,政府在社会治理中处于主导地位,是拥有行政权力的权威主体,同时掌握着其他主体无法比拟的人力、物力、财力和信息资源,政府的行政地位、治理能力和资源优势奠定其在整体性治理网络推手中的主导地位。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发展,电子政务成为政府管理的重要手段,这为治理网络推手提供了权威的信息公开平台和高效的信息技术支撑,同时也对政府和行政人员的行政方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网络运营商和主流媒体是治理网络推手的中坚力量网络平台是网络推手赖以生存的土壤,若能管理好网络平台,网络推手便会失去依托而无所遁形。政府官网、媒体网络和主流网站都是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网络平台,所以网络运营商应该保证网络环境的纯洁性和真实性,主流媒体应该提高公布信息的权威性和公信力,两者都是治理网络推手的中坚力量。网络推手的信息能在短时间内快速传播,是因为没有官方发言说明事实的真相。当人们对社会热点和公共事件的认知产生盲点或误解,而政府和主流媒体“失声”,没有真实的信息来解除人们的好奇和疑惑,网络推手的信息便恰逢其时的满足了人们的求知欲,这为网络推手提供了活跃契机。因此,主流媒体要把握好传媒资源,不为私利所动,不因权势而屈服,不被表象所蒙蔽,坚持公平正义的理念,及时、准确、完整地公布真实信息,抨击网络谣言,正确引导舆论。同时,网络运营商应当加强对网络平台的监测,过滤网络推手的不良信息,及时删除网络推手散播的网络谣言,通过置顶、链接等方式将政府和主流媒体公布的信息置于显眼处,使网民更方便快捷地接收真实信息,让网络推手无机可乘。

(3)广大网民是治理网络推手的主要成员随着互联网的迅速普及和发展,我国网民数量规模愈来愈大,据2014年CNNIC第3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3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18亿,手机网民规模达5亿。普通网民是网络推手信息的受众,同时也是再传播者,他们是最接近网络推手的社会主体,能够最快速地察觉网络推手的“阴谋”。另外,意见领袖作为极具影响力的网民群体,积累了丰富的网络信息鉴别经验,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理性深入剖析网络信息,揭露网络推手的险恶用心。网民应对网络推手时,首先应该提升对网络信息的甄别能力,从信息的可疑性、相似度、源头和传播频率来判断、追踪网络推手。然后,尽可能地向政府和主流媒体印证信息的真实性,一旦发现网络推手疯传不实信息,及时向政府或主流媒体举报,或者提醒政府和主流媒体公布相关的真实信息。最后,广大网民要明确自身的网络传播责任,不能盲目跟风地传播一些未加证实的网络信息,注重维持网络舆论的理性走向,避免成为网络推手的帮凶。

3、网络化模式:网络推手整体性治理的运行机制政府部门之间缺乏沟通,政府与其他治理主体之间缺乏协作,市场组织、社会组织和网民等治理主体之间缺少合作,治理主体单一的治理方式不能抑制网络推手的嚣张势头,因此,需要采用整体性治理的网络化治理模式。运行机制是整体性治理有效运行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协调与整合才能消除分离,实现对网络推手的整体性治理,维护国家政治安全。

(1)完善政府内部合作机制政府内部合作机制应当以“治理网络推手”为协作目标,组建一个跨组织、多层次、多部门的联合治理结构。克服政府之间以及政府各部门之间各自为政的弊病,摒弃、部门主义等狭隘自闭的文化理念,加强各级政府之间、政府各层级之间、政府各部门之间的沟通合作[11],提升政府部门应对网络推手的能力。首先,重塑政府理念。以维护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为基点,坚持公平、秩序、法治和民主等行政理念,强化行政责任意识,对政府的部门文化和内部结构进行全方位整合,努力消除因理念分歧、目标差异而导致的行动不一、相互掣肘的治理问题,以制度化、规范化和有效的跨界合作增进公共价值[12],控制网络推手对国家政治安全的影响。其次,设立政府机构新模式。通过对接政府不同层级的权力,整合政府各部门功能,缝合政府权力和功能的缝隙,构建整体性治理网络。整体性治理网络推手的过程中,政府应建立伞状结构的网络化组织,根据网络推手的行为特点和活动规律,构建不同层级之间和各部门之间主动合作、有序运行的治理机制,打破政府部门之间的组织壁垒和信息鸿沟。伞状结构有助于实现政府执行的效率,避免政出多门的现象。政府部门内部能够权责明确,各司其职,同时能够强化部门间合作,构建无缝隙政府。再次,设立大部门管理体制。大部门管理体制是一种由核心化的行政决策中枢及其办事机构、综合化的政府组成部门、专门化的执行机构三个要素形成的政府组织架构。大部门体系一般采用决策权、执行权与监督权相互协调、相互制约的运行机制。它能有效解决政府机构重叠、职责不清、政出多门的现象,能统一规范行政事务的手续和流程,进而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行政执行的效能性。最后,充分利用信息技术。信息时代的到来使得政府部门之间信息共享的速度更加快捷,政府部门之间的纵向和横向联系更加密切。政府部门之间能通过互联网进行信息共享、上传下达和协同办公,尤其是电子政务的发展,改变了政府内部的传统工作模式,冲击着政府条块分割的功能结构,通过电子政务提升政府部门的整体治理能力,是治理网络推手的必然选择。同时,政府应构建多样化的信息公开平台,通过政府官网、电子邮件等网络方式公开社会亟需的信息,使网络推手的不实言论不攻自破。

(2)完善协调机制协调是整体性治理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指的是在信息、认知和决策方面理解相互介入和参与的必要性,并非定义不精确的行动[13]。完善协调机制可从三方面着手:第一,完善沟通机制。加强政府、市场组织、社会组织和网民等多元主体之间的沟通,在政府部门间建立电子政务、内部网络等信息沟通平台,在各治理主体间构建对话协商制度和沟通协作机制,通过构建网络沟通平台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实现主体内部之间和各主体之间高效的信息共享、沟通对话。网络推手的运作以网络平台为基础,信息量大而且传播速度很快。任何单一的部门都不能有效地处理网络推手对国家政治安全所产生的影响,因此需要构建完善的沟通机制,加快部门之间的沟通,实现整体性治理。第二,完善利益分享和补偿机制。治理网络推手、维护政治安全,能保证国家的安定和社会的稳定,有利于提高政府的合法性和公信力,促进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的有序发展,为公民提供稳定安全的生活环境,可见,治理网络推手能够实现多元主体多方共赢的局面。完善利益分享机制的目标在于建立一种平等协商、共治互利的利益关系,是多元治理主体化解矛盾争端、实现互惠共赢的关键性机制。抑制网络推手负面效应的同时,也可以采用新的利益分享和补偿方法引导其发挥正面效应引导舆论,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第三,完善激励和动员机制。激励和动员机制可以刺激各治理主体积极参与到网络推手的治理活动之中,在整体性治理中找准自身定位,发挥独特的比较优势,甄别网络推手传达信息的善恶,从根本上遏制网络推手对国家政治安全的消极影响。

(3)完善信任机制整体性治理内生的网络治理结构是多元治理主体相互依赖、共同协作的结构,它们之间是没有任何强制力的伙伴关系,不是上下级的隶属关系。整体性治理视阈下,多元治理主体在缺失领导权威和行政强制的治理框架中,信任就是合作的核心凝聚力。首先,与其他机构对话。网络推手整体性治理中,多个机构部门在共同协作时,对于其他部门的运作方式不了解,就无法取得好的治理效果。因此,要取得其他部门的协作就需要进行对话,从而更好地实现治理。同时,为了应对新的管理观点和能力与组织现有知识基础和能力之间的张力,可以推选出具有合法性的权威领导主体或领导人,新的领导主体应该熟悉整体性治理结构的信息资源和沟通机制。然后,建立承诺。建立承诺可以使得多元主体在整体性治理网络推手的过程中产生安全感、认同感和归属感。建立承诺之后可以采用分散的团队、分散的结构以及激励机制来推行抵制较少的整体性运作方法。最后,进行培训。对参与整体性治理的工作人员进行培训,使各治理主体及其工作人员了解网络推手的活动规律,明确各自在整体性治理中的职责权限,同时对整体性治理的整个运作机制有全面深入的认知,增强应对网络推手的意识和能力,提高治理网络推手的效能。一方面需要在运行方式和技术层面上进行培训,另一方面对一些从事跨边界工作的人,在专业、职位和支付等方面也应采用非正式的方法来鼓励。

第6篇:国家政治安全的重要性范文

关键词:高校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机遇与挑战

意识形态安全作为国家安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我国国家安全的影响可以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而大学生作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主体,承担着祖国发展之重任,能否在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下,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坚定地维护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将直接影响到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和发展,影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水平和效果。因此,高校作为对大学生进行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主要阵地,承担着维护我国国家安全的重要使命,在当前局势下,高校必须从自身出发,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坚定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国家安全。

一、意识形态安全的主要内容

意识形态安全是意识形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安全中的重要内容。但由于有关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因此对于意识形态安全概念尚无统一界定。本文从意识形态安全的科学内涵、内容入手将意识形态安全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意识形态安全的科学内涵

关于意识形态安全的概念虽无统一界定,但学者们从不同角度给出了自己的见解。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认为意识形态安全是指一个国家主体意识形态地位不受任何威胁的相对稳定的状态[1]。具体来讲,我们所谓的“意识形态安全”,主要是指我们所推崇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受来自内部或外部因素的威胁、侵蚀乃至同化,并能保持稳定、健康发展[2]。

(二)关于意识形态安全的内容

意识形态安全与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等其他安全共同构成了国家安全体系,意识形态安全从存在之初就是国家安全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学者指出,意识形态的安全主要是指社会指导思想、民族精神、政治信仰和社会道德秩序的安全[3]。因此,意识形态安全所涉及的范围极为广泛,涉及国家政治发展的各个方面。此外,在复杂多样的当今世界,意识形态内涵和外延逐渐被扩大,还包括安全、道德安全等。总之,从我国战略思维的角度看,国际上围绕意识形态的斗争愈演愈烈,意识形态安全问题也越来越突出。此外,西方国家为了遏制中国崛起,大肆宣扬“中国”、“中国崩溃论”等论调,企图通过对中国国民进行西方意识形态灌输扰乱中国内部和外部环境。而对于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意识形态多元化将对我国的长治久安、社会稳定产生极大威胁。因此,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当前社会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我国宣传思想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二、高校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重要性

高校作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阵地,长期以来承担着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责任和培养高精尖人才的光荣使命,同时,担负着培养一批批能为中华之崛起而不懈奋斗的有血有肉的优秀青年,使他们冲破历史之桎梏、架起中国之脊梁的任务。高校是我国宣传思想工作的主要阵地,而意识形态安全是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内容,因此,加强高校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是极为重要和必要的。具体来说,高校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重要性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高校始终是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重要阵地

虽然网络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网络文化迅速兴起,并成为我国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意识形态传播的主要阵地,但由于网络平台的开放性、复杂性、虚拟性等特征,使网络传播平台中鱼龙混杂,既有封建腐朽的思想观念的侵蚀,也有西方意识形态的恶意渗透[4]。而我国大学生群体中部分学生存在缺少民族认同感、国家荣誉感,对于国家意识形态也尚不了解。因此,在这个尚未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共识、对国家和领土安全尚未有明确认识的群体中,加强意识形态安全教育极为重要,高校这一传播载体也较为安全与稳定。

(二)意识形态安全直接关系到我国国家安全,间接影响国家经济建设

意识形态安全不仅有助于维护国家政权合法性、保证政治稳定,而且能够指导国家经济建设,促进经济发展。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明确地将意识形态界定为与“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并列的一种上层建筑———“观念的上层建筑”,一种系统地、自觉地、直接地反映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思想体系[5]。因此,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观念上的上层建筑,依据历史唯物主义中的论述,应该反作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6]。因此,确保意识形态安全将有助于为经济发展创造和谐稳定的环境,对经济发展起促进作用,维护我国经济平稳有序发展。此外,当前国际国内环境迫切需要高校加强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以此来抵制西方意识形态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造成的威胁。

三、高校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高校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伴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在发生着新的变化。网络时代的到来为高校宣传思想工作既带来了新的机遇,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能否正确认识当前意识形态安全工作所面临的问题,将直接影响我国的宣传思想工作建设的水平。

(一)高校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面临的机遇

意识形态工作是我党在新形势下一项艰巨的任务,宣传思想部门工作责任重大。一方面,给高校宣传思想工作带来了压力;另一方面,也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迈向一个新阶段。国家越重视,高校就越应响应国家的号召,加大对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工作的投入,壮大师资队伍,提升软硬件水平。此外,网络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网络文化平台日益兴起并逐渐发展。网络文化中的内容虽复杂多样、鱼龙混杂,但却从另一角度弥补了高校在进行意识形态教育工作中所面临的内容局限性、滞后性、单一性等问题。多元开放的网络平台有助于大学生了解国内外现状,网络传播的快速性、实时性也有助于大学生对于政治文化、国情民生等信息的有效吸收,提升对国家政治的兴趣。所以,在网络时代中,只要提升大学生对于信息的筛选能力、辨识能力,就能有效运用网络这把双刃剑,抓住网络传播这一新机遇,使之更好辅佐高校对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的教育。

(二)高校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面临的挑战

第一,前文提到网络时代的到来是一把双刃剑,它在为高校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带来新机遇的同时,它的负面影响也日益凸显。当代大学生过于依赖和信赖网络媒体,而网络文化的开放性和复杂性又使得国内外多种意识形态混杂。其中,一些西方国家利用网络传播平台,肆意传播谣言,企图左右我国大学生的思想意识,致使缺乏政治辨识能力的大学生受其影响,价值观出现偏离和错位,甚至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提出质疑和否定,极大威胁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第二,回归到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本身,依然存在众多问题。意识形态安全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尚未引起部分高校的足够重视,目前很多高校意识形态安全教育方式单一、教学效果不理想,学生活动中又鲜有政治活动的开展,这一切的问题都成为高校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面临的巨大挑战。此外,国内外政治局势的动荡和国外意识形态的肆意侵略,都威胁了我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而大学生这一群体对我国未来发展的关键性和特殊性,又使得一旦意识形态安全受到威胁,那造成的后果将是崩溃式的。所以,高校必须勇于应对一切挑战,坚决保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不受侵略,勇敢抓住机遇,努力培养大学生居安思危的能力,提升大学生们的政治热情。

四、加强高校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主要途径

当今,高校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工作是挑战与机遇并存。要应对挑战,就必须顺势而为,抓住机遇,寻找应对挑战的有效途径。本文将从以下方面入手,针对目前我国高校意识形态安全教育中所面临的问题,寻找相应的解决途径。

(一)创新多样化的高校意识形态安全教育方式

目前,我国高校对大学生实施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方式较为单一,多采取课堂讲授思想政治教育相关理论课程的方式,存在诸多问题。例如,课堂枯燥乏味、师生间缺少互动、课堂讲授的内容存在滞后性和落后性、学生听课效果不佳等等。因此,高校创新教育方式迫在眉睫。高层领导班子首先要对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重要性有清醒的认识,进而加大师资队伍建设,加强校园网络文化建设,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创造良好的氛围。

(二)打造以弘扬主旋律为主体的校园文化环境

学校的校园文化氛围将对学生的心理活动和精神状态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它代表着一个学校的精神风貌,并将作用于学生价值观的树立。加强主流意识形态教育是弘扬主旋律过程中的重要内容,因此,打造以弘扬主旋律为主体的校园文化环境将有力的促进主流意识形态在高校中的传播和发展,为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创造广阔的土壤。

(三)借助网络传播媒介辅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高校是进行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主要阵地。在网络信息化时代,网络传播平台的快速性、多样性将有力地弥补传统教育的缺陷。此外,当代大学生群体中广泛存在的政治冷漠现象也应引起重视。要依托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力量传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课堂讲授与网络互动相结合的方式,扩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影响,积极传播正能量,坚决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要利用好网络传播媒介快速发展所带来的新机遇,弥补传统教学过程中的不足,线上线下良性互动共同发展。总之,高校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任重而道远,必须清醒认识到现有的教育体系在安全教育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因此,要勇敢地迎接一切挑战,抓住发展中的每次机遇,积极革新,与时俱进,面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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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国家政治安全的重要性范文

【关键词】治安管理;治安处罚;权利本位;治安法

【正文】

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名称、指导思想和一些具体内容不能很好体现“服务政府”、“人性化管理”的理念,应作修改。

建议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安管理处罚法》)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秩序维护法》(以下简称《治安秩序维护法》)。

现行的《治安管理处罚法》,顾名思义,可从三个层次上予以解读:一是治安法;二是治安管理法;三是治安管理处罚法。

根据本文的逻辑结构,我们先议管理法和处罚法,后议治安法,最后提出修改意见。

一、关于治安管理法

《治安管理处罚法》属于管理法。所谓管理就是社会组织中的管理者通过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优化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配置,实现组织目标的活动。管理活动与人类社会同时出现,存在于一切社会组织中。有关管理的学说、理论随着人们对管理实践、管理规律的探索而不断深化。早期的管理模式是经验型,完全凭借管理者个人的智慧、才能、好恶和情感因素来实现的,随意性非常大。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科学管理”论曾风靡一时。它主张把人所从事的活动分解量化、制定标准动作、标准工作量和标准工资。这一理论把人当作机器,忽视了人的思想和情绪,激化了社会矛盾,很快就退出了历史舞台。当代盛行“人性化”管理,构建利益共同体,尽力缓解管理活动中实际形成的管理与被管理、指挥与被指挥、领导与被领导、被服从与服从的矛盾和可能出现的冲突,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社会治安管理属于公共行政管理,又称为国家行政管理,即国家行政机关及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依法对国家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进行决策、组织和管理的活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有一种理论认为政府应充当“守夜人”的角色,管事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主张政府不干涉公民的自由。这样的政府自然很少侵害公民的权利,但也不便利用公共资源有效组织、协调社会各种力量,以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促进社会进步,在造福于民众方面无所作为,使民众大失所望。在实践中,还有一种利用国家强制力,严格控制、剥夺公民思想、言论、结社、出版、迁徙等等自由权利的专制型管理模式,国家权力运用到极致,公民只有义务没有权利,自然要激起民众强烈反抗,注定是短命的公共管理模式。现代国家行政管理普遍奉行“法治化”管理或依法管理模式。所谓法治化管理就是行政管理主体必须经法律授权,同时,行政主体必须依法定程序、依法行使职权,“无法律则无行政”。依法行政是现代文明国家行政管理最基本的规则。《治安管理处罚法》正是为了授予各级人民政府及公安机关行使治安管理职权和依据本法来行使职权而制定的。正如本法第六条、第七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采取有效措施,化解社会矛盾,增进社会和谐,维护社会稳定”。“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鉴此,各级人民政府的公安机关就获得了治安管理的法定职权。有人说“行政法是授权法”,其支撑点就在此。对于各级公安机关来说,行使治安管理职权,既是权利,又是义务。其权利在公安机关有资格以国家、政府的名义行使治安管理的权力;其义务在公安机关必须行使治安管理权力,不得放弃,不得处分,否则就是对国家、对民众的失职,将受到法律追究。但是,公安机关的权利是行使权力,义务也是行使权力,这就向“权力本位”、权力中心的管理模式靠近了一大步。而且这种法定的国家行政管理权具有确定力、公定力、执行力、拘束力等效力。它的行使以国家意志为出发点,相对人乐意接受的要行使,相对人反对的也要行使;正确的自然要执行,违法的、侵害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在有关法定机关未撤销前,同样要执行,否则将以干扰执法论处。无形中滋生、助长了行政主体以管理者、掌权者、执法者自居,形成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恶习,进而腐蚀其机体,使权力异化、变质,正如博登海默所言:“不受制约的政治权力乃是世界上最具动力的,最肆无忌惮的力量之一,而且滥用这种权力的危险也是始终存在的。……一个被授予权力的人,总是面临着滥用权力的诱惑,面临着逾越正义和道德界线的诱惑”[②],权力具有的这种侵略性、扩张性,对广大民众来说,其权利随时有可能受到侵害。有人说公民权利受到侵害的最大威胁来自行政权力,其根据就在此。因此,我们说依法授予公安机关治安职权,是公安机关依法行使治安管理职权的前提,是非常必要的。但这仅仅是取得资格而已,更重要、更关键的是严格规范公权力,控制公权力,有效遏制公权力寻租变质、被滥用的可能性;有效遏制公权力的侵略性、扩张性、危害性;有效遏制公权力侵害公民权利的威胁性;有效遏制公权力对行政机关本身的腐蚀性。只有完善对公权力约束的法律机制、监管机制,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才有保障,政府倡导的“以人为本”、人性化管理、服务型政府与和谐社会才能得以实现。现在看来,《治安管理处罚法》授权很明确,但制权却不够,而且缺乏可操作性。

二、关于治安处罚法

从逻辑学角度讲,管理与处罚是两个属种包含关系的概念。管理的外延宽,包含有处罚;处罚的外延窄,包含在管理中,有管理就会有处罚。处罚具有威慑、惩戒、警示、教育作用,是管理的重要手段。

所谓治安处罚,就是经法律授权的各级公安机关“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公共安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对那些公然违法,公然“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妨害社会管理,具有社会危害性” 的行为,经法定程序,依法给予惩处、制裁的行为。治安处罚的主体只能是公安机关,处罚的对象按现行法律规定是违法或轻微犯罪尚不构成刑事处罚的行为。治安处罚是为了警示人们:若违法破坏了社会秩序,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必然遭遇法律制裁。这是对受处罚者和他人的一种教育。从反面教育人们遵守法律,遵守治安管理秩序。从而达到治安管理的目的——营造良好的社会秩序。治安管理处罚是治安管理的具体内容、手段和措施,治安管理本身就包涵有治安管理处罚。因此,没有必要将管理与处罚并提。

按常理,在制定、公布实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时候,同时应该制定、公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奖励法》。因为现代管理没有放弃惩处,但更注重激励。没有只要激励而不要处罚的管理,也没有只要惩处而不要激励的管理。激励和惩处都属于管理,都是管理的具体内容和形式。处罚警示人们不要违法,奖励则鼓励引导人们守法。处罚和奖励同等重要,不得偏废,只注重处罚而不注重奖励,从指导思想上分析,是过分坚信人性“恶”的理念,不相信有“善”、人性可以“从善”的现实;过分迷信权力在治“恶”、以“恶”治“恶”的作用,而低估了我们的政府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和扎实的社会基础;低估了宣传、教育、引导的社会作用,低估了广大人民群众遵守法律的自觉性;低估了“善”在治“恶”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治安管理处罚法》存在,就应有《治安管理奖励法》与之相配套。没有《治安管理奖励法》,只实施《治安管理处罚法》,表明其意在突出处罚、强化处罚。把管理建立在处罚之上,妄图通过处罚来实现管理,以罚代管、寓管理于处罚之中。这样的管理已不是一般意义的管理,而是典型的管制。

《治安管理处罚法》影响对公安机关的定位。根据政府《组织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我们行使治安管理职权的机关是公安机关。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公安机关处在阶级斗争最前沿,肩负着打击敌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使命,是专政机关。在努力建设“法治国”、“法治政府”的今天,当然不能再把公安机关看作是“抓坏人”、打击阶级敌人的机关。但是因为公安机关是行使治安管理处罚职权的机关,自然经常行使处罚权,可能还有不当甚至违法行使了处罚权,被人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印象深刻,而对公安机关维护秩序、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为民服务方面所做大量工作却觉理所当然,未予足够关注,从而把公安机关看作是治安管理处罚机关或治安处罚机关或处罚机关,破坏了公安机关的形象,破坏了警民鱼水关系,从而也影响了整个政府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

《治安管理处罚法》不利于法律规范自身的规范、统一。在我国作为行政机关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法律规范已有很多,诸如:《海关法》、《土地管理法》、《城市规划法》、《税收征收管理法》、《食品卫生法》、《药品管理法》、《森林法》、《环保法》、《铁路法》、《道路交通安全法》……,所有这些法律中都没有加“处罚”两字,所有这些法律都授予执法机关相应的处罚权,事实上也在行使其处罚权,难道《治安管理处罚法》中没有“处罚”两字执法机关就丧失了处罚权、就难以履行职责吗?显然不是。问题很清楚,《治安管理处罚法》尚未完全摆脱86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权力本位和传统管理理念的影响,保留、继承了一些不该保留、不该继承的内容和提法。为了维护法律规范自身的规范,治安管理方面的法律就不应命名为《治安管理处罚法》。

行政处罚已经有法可依,不需要第二个《行政处罚法》。我国于1996年制定并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它对行政执法机关行使处罚权的原则、种类、管辖、程序、实施机关、法律责任都作了明确而具体的规定。它是所有行政执法机关行使处罚权应遵循的基本法,毫无例外,也是治安管理处罚时所应遵循的基本准则。只要处理好《治安法》与《处罚法》的衔接,完全可以解决治安管理处罚的法律依据问题。没有必要在《行政处罚法》之外,再制定第二个处罚法——《治安管理处罚法》。

就治安处罚而论,本是很正常的行政行为,因为法治社会是责任社会,任何人都应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既然违法,就应接受处罚。但在我们的治安管理处罚中,有一种称为“行政拘留”的处罚。《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条:“治安管理处罚的种类分为……,三,行政拘留”。第三章有关条目就行政拘留的适用作出详尽具体规定,第十六条又规定:“有两种以上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分别决定,合并执行。行政拘留合并执行的,最长不超过二十日”。对于“行政拘留”处罚,涉及四个问题:1、行政拘留就是限制、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是对宪法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害”的直接侵害,作为政府应慎重对待。2、《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八条规定:“公安机关作出吊销许可证以及二千元以上罚款的治安管理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有权要求举行听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也有相同的规定。这是为了给当事人更充分的申辩、陈述的机会,也给公安机关留下重新审查处罚决定的机会,以保证执法的严肃性、准确性,最大限度地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免受侵害。但受行政拘留处罚的当事人却没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在程序上少一次申辩和陈述的机会。3、当事人对其他处罚不服要求听证和申请行政复议的不缴纳任何费用,所需费用由执法机关支付,然而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被处罚人不服行政拘留处罚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按每日行政拘留二百元的标准交纳保证金,行政拘留的处罚决定暂缓执行”,保证金岂不成了启动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开关吗?又是明显的不公平。4、行政复议机关对不服行政拘留的复议申请审理后,如认为原行政拘留处罚主体适格、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处罚该如何执行!复议之日起开始拘留吗?事隔两月有余,事态已经平息,再拘留有何实际意义?如果原行政拘留处罚确实不当,但因当事人无力交保证金而未予复议纠正,其行政拘留处罚不是很冤枉吗?如果当事人逃跑了,保证金自然被没收,只是这每日200.00元的标准有何依据?所有这些都凸显出不公平的对待,有损于法律本身正义的价值、有损于“良法”的法律价值。

三、关于治安法

“治安”的“治”是治理、整治;“安”是安全,即治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秩序、保障公共安全,保障公民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亦即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治安法就是调整治安关系的法律规范。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有两种性质不同的治安法律关系,一种是治安刑事法律关系,一种是治安行政法律关系。治安刑事法律关系当然应由刑法调整,治安行政法律关系才应由行政法来调整。我们这里所说的治安法,仅指治安行政法。规定治安法律关系主体——公安机关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维护治安秩序活动中权利与义务的法。公安机关有权行使治安管理职权,但必须履行依法行使职权、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免受侵害的义务;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权请求公安机关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保护其合法权益、监督公安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权利,同时必须遵守治安秩序,配合、接受公安机关就治安问题所作的处理。因为“治安”概念本身内涵、外延的宽泛决定了治安领域非常宽泛,而且在治安行政法律关系中权利与权力的矛盾、博弈表现得非常突出、尖锐和集中,因此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法治理念,不同的角度出发制定出的治安行政法也会千差万别。在重私权、奉行“权利本位”、权利为中心的国度里,治安行政法侧重保护私权,严格控制公权,如象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社会秩序维护法》之类。在军政府或专制国家,治安行政法保证权力的有效行使,甚至根本不需要什么法,一切听命于权力。公民权利不但没有基本保障而且受到严重践踏。我国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一条规定:“为了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公共安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规范和保障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依法履行治安管理职责,制定本法”,清楚表明两点:1、治安行政法是以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为出发点、为已任、为目的的;2、治安行政法是以规范和保障公安机关依法履行治安管理职责为出发点、为已任、为目的的。是尊重权利、规范权力模式。但不可否认,治安行政法命名为《治安管理处罚法》又清楚地表明它非常注重处罚,非常注重强化权力,再加上国家对人身自由权保护的力度不够,对政府约束的法律机制、监管机制还不够完善,客观上增强了权力的扩张性、侵略性、侵害性,从而使行政权力侵犯其神圣的授予其权力的法律,侵犯其国家的主权者公民的合法权益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为了摆脱管制型政府形象,温家宝总理在2005年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创新政府管理方式,寓管理于服务之中,更好地为基层、企业和社会公众服务”。[③]在国家行政管理,包括治安管理活动中特别需要强化“以人为本”“权利本位”的理念。营造维护良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秩序不是依仗处罚,而是通过关心、解决民生实际问题,通过服务来实现。不可否认,有人就是要违法,就是要破坏民众所盼望的良好秩序,对于他们的行为给予制裁处罚也是必要的。但这不是为处罚而处罚,而是为了维护良好秩序。

不是简单地强化管理而更重要的是强化服务,不在处罚中实现有序,而是“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在服务中实现管理。这是管理模式的重大变革,仅由政府变化某些形式和方法,是很不够的。除了转变观念外,还必须从行使管理权力的源头入手,只有从立法上不授予行政机关管制型管理权,行政机关才有可能从管制型权力模式中解脱出来,否则将仍是换汤不换药,穿新鞋走老路。

鉴此,我建议将强化管理、强化处罚、强化权力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修改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秩序维护法》或《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治安秩序维护法》或《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秩序维护法》。

四、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秩序维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秩序维护法》是调整治安行政法律关系的法律。首先必须明确、准确界定其调整范围。现行《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条规定:“扰乱公共安全、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妨害社会管理,具有社会危害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本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这清楚表明,现行《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调整范围不是根据行政职权和行政法的性质、特点来界定和确定的,而是依刑法为标准,依够不够刑法处罚为标准确定的。把轻微犯罪尚不够现行刑法规定的管制、拘役、徒刑处罚的统统列入行政法调整范围,授权行政机关依据行政程序予以处罚,这是很不科学、很不妥当的,不符合国家机关职能分工的总原则,有行政参与司法之嫌,应作修改。凡治安犯罪,即使轻微犯罪也应列入刑法调整范围,通过司法程序予以处罚。至于轻微犯罪尚不够现行刑法处罚,应修订刑法。绝不能把现行刑法未调整的空白领域简单地分配给行政法来调整。根据行政职权和行政法的性质、特点,治安行政法只能调整治安行政法律关系,只能就作为行政主体的公安机关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治安行政活动中的权利、义务作出规范,就维护治安行政秩序的法律行为作出规范。准确科学界定治安维护法的调整范围,避免以罚代判,避免行政权的滥用,是非常必要的。

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秩序维护法》授权公安机关行使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职权,包括对违反社会治安秩序的行为予以处罚的权力,不削弱公安机关的权力。公安机关行使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职权有充分保障。不过我国的公安机关既是行政执法机关,又具有司法侦查权,既是《治安秩序维护法》的的执法主体,又是刑事犯罪侦查的司法主体。因此,作为行政主体对违反社会治安管理秩序、违反《治安秩序维护法》的行为行使处罚权时,应遵循行政程序;对治安犯罪包括轻微犯罪行为行使处罚时,应以司法机关的资格遵循司法程序。分清不同的资格身份、遵循不同程序是非常必要、非常重要的。

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秩序维护法》十分注重对公安机关行使权力的规范与监控,明确其营造、维护良好治安秩序的义务,明确其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义务。同时,应赋予当事人以更多的抗争权利。使公安机关在履行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职权时,不再是盛气凌人的治安处罚权的主宰,而是社会治安秩序维护者,是为人民、为国家而营造良好秩序,是为人民、为国家履行义务。形成公安机关行使权力是义务,履行职责还是义务的氛围,突出了公安机关的责任、义务和服务。从而从以权力为中心、权力为本位的管制型管理模式,转化成以责任为中心、义务为本位的服务式管理模式。有效抑制行政权力的侵略性、扩张性和侵害性,有效抑制权力本身对执法机关的腐蚀作用,有利于建塑服务机关、服务政府的光辉形象。

第三,文明执法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决定性因素,反之则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定,影响、冲击和谐社会的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维护法》不再是处罚法,也不是管制法,是“寓管理于服务之中”的维护社会秩序服务法,能更好体现人性化管理与服务政府,更容易被广大民众所接受,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有利于促进人与人之间、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和谐。是一部遏制公权力、保护私权利、建设和谐社会的良法。

第四,慎用行拘留权。人身自由权是最基本的人权之一,不经司法程序由政府行使20日(一年之5%、一月之2/3)拘留,对于一个公民的伤害太大了,渴望自由是人之本性,政府应努力营造尊重公民人身自由权的社会氛围。只有在不拘留就无法控制混乱局面,不拘留就无法保护财产和公民人身安全,以及其他处罚不足以使当事人受到深刻教育的情况下,才予以拘留,而且应尽量通过司法程序实施治安刑事拘留,慎用行政拘留。以显示政府对宪法的尊重,更好体现政府保护公民基本人权的良好形象。

【注释】

第8篇:国家政治安全的重要性范文

【关键词】治安管理;治安处罚;权利本位;治安法

【正文】

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名称、指导思想和一些具体内容不能很好体现“服务政府”、“人性化管理”的理念,应作修改。

建议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安管理处罚法》)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秩序维护法》(以下简称《治安秩序维护法》)。

现行的《治安管理处罚法》,顾名思义,可从三个层次上予以解读:一是治安法;二是治安管理法;三是治安管理处罚法。

根据本文的逻辑结构,我们先议管理法和处罚法,后议治安法,最后提出修改意见。

一、关于治安管理法

《治安管理处罚法》属于管理法。所谓管理就是社会组织中的管理者通过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优化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配置,实现组织目标的活动。管理活动与人类社会同时出现,存在于一切社会组织中。有关管理的学说、理论随着人们对管理实践、管理规律的探索而不断深化。早期的管理模式是经验型,完全凭借管理者个人的智慧、才能、好恶和情感因素来实现的,随意性非常大。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科学管理”论曾风靡一时。它主张把人所从事的活动分解量化、制定标准动作、标准工作量和标准工资。这一理论把人当作机器,忽视了人的思想和情绪,激化了社会矛盾,很快就退出了历史舞台。当代盛行“人性化”管理,构建利益共同体,尽力缓解管理活动中实际形成的管理与被管理、指挥与被指挥、领导与被领导、被服从与服从的矛盾和可能出现的冲突,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社会治安管理属于公共行政管理,又称为国家行政管理,即国家行政机关及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依法对国家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进行决策、组织和管理的活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有一种理论认为政府应充当“守夜人”的角色,管事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主张政府不干涉公民的自由。这样的政府自然很少侵害公民的权利,但也不便利用公共资源有效组织、协调社会各种力量,以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促进社会进步,在造福于民众方面无所作为,使民众大失所望。在实践中,还有一种利用国家强制力,严格控制、剥夺公民思想、言论、结社、出版、迁徙等等自由权利的专制型管理模式,国家权力运用到极致,公民只有义务没有权利,自然要激起民众强烈反抗,注定是短命的公共管理模式。现代国家行政管理普遍奉行“法治化”管理或依法管理模式。所谓法治化管理就是行政管理主体必须经法律授权,同时,行政主体必须依法定程序、依法行使职权,“无法律则无行政”。依法行政是现代文明国家行政管理最基本的规则。《治安管理处罚法》正是为了授予各级人民政府及公安机关行使治安管理职权和依据本法来行使职权而制定的。正如本法第六条、第七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采取有效措施,化解社会矛盾,增进社会和谐,维护社会稳定”。“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鉴此,各级人民政府的公安机关就获得了治安管理的法定职权。有人说“行政法是授权法”,其支撑点就在此。对于各级公安机关来说,行使治安管理职权,既是权利,又是义务。其权利在公安机关有资格以国家、政府的名义行使治安管理的权力;其义务在公安机关必须行使治安管理权力,不得放弃,不得处分,否则就是对国家、对民众的失职,将受到法律追究。但是,公安机关的权利是行使权力,义务也是行使权力,这就向“权力本位”、权力中心的管理模式靠近了一大步。而且这种法定的国家行政管理权具有确定力、公定力、执行力、拘束力等效力。它的行使以国家意志为出发点,相对人乐意接受的要行使,相对人反对的也要行使;正确的自然要执行,违法的、侵害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在有关法定机关未撤销前,同样要执行,否则将以干扰执法论处。无形中滋生、助长了行政主体以管理者、掌权者、执法者自居,形成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恶习,进而腐蚀其机体,使权力异化、变质,正如博登海默所言:“不受制约的政治权力乃是世界上最具动力的,最肆无忌惮的力量之一,而且滥用这种权力的危险也是始终存在的。……一个被授予权力的人,总是面临着滥用权力的诱惑,面临着逾越正义和道德界线的诱惑”[②],权力具有的这种侵略性、扩张性,对广大民众来说,其权利随时有可能受到侵害。有人说公民权利受到侵害的最大威胁来自行政权力,其根据就在此。因此,我们说依法授予公安机关治安职权,是公安机关依法行使治安管理职权的前提,是非常必要的。但这仅仅是取得资格而已,更重要、更关键的是严格规范公权力,控制公权力,有效遏制公权力寻租变质、被滥用的可能性;有效遏制公权力的侵略性、扩张性、危害性;有效遏制公权力侵害公民权利的威胁性;有效遏制公权力对行政机关本身的腐蚀性。只有完善对公权力约束的法律机制、监管机制,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才有保障,政府倡导的“以人为本”、人性化管理、服务型政府与和谐社会才能得以实现。现在看来,《治安管理处罚法》授权很明确,但制权却不够,而且缺乏可操作性。

二、关于治安处罚法

从逻辑学角度讲,管理与处罚是两个属种包含关系的概念。管理的外延宽,包含有处罚;处罚的外延窄,包含在管理中,有管理就会有处罚。处罚具有威慑、惩戒、警示、教育作用,是管理的重要手段。

所谓治安处罚,就是经法律授权的各级公安机关“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公共安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对那些公然违法,公然“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妨害社会管理,具有社会危害性” 的行为,经法定程序,依法给予惩处、制裁的行为。治安处罚的主体只能是公安机关,处罚的对象按现行法律规定是违法或轻微犯罪尚不构成刑事处罚的行为。治安处罚是为了警示人们:若违法破坏了社会秩序,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必然遭遇法律制裁。这是对受处罚者和他人的一种教育。从反面教育人们遵守法律,遵守治安管理秩序。从而达到治安管理的目的——营造良好的社会秩序。治安管理处罚是治安管理的具体内容、手段和措施,治安管理本身就包涵有治安管理处罚。因此,没有必要将管理与处罚并提。

按常理,在制定、公布实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时候,同时应该制定、公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奖励法》。因为现代管理没有放弃惩处,但更注重激励。没有只要激励而不要处罚的管理,也没有只要惩处而不要激励的管理。激励和惩处都属于管理,都是管理的具体内容和形式。处罚警示人们不要违法,奖励则鼓励引导人们守法。处罚和奖励同等重要,不得偏废,只注重处罚而不注重奖励,从指导思想上分析,是过分坚信人性“恶”的理念,不相信有“善”、人性可以“从善”的现实;过分迷信权力在治“恶”、以“恶”治“恶”的作用,而低估了我们的政府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和扎实的社会基础;低估了宣传、教育、引导的社会作用,低估了广大人民群众遵守法律的自觉性;低估了“善”在治“恶”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治安管理处罚法》存在,就应有《治安管理奖励法》与之相配套。没有《治安管理奖励法》,只实施《治安管理处罚法》,表明其意在突出处罚、强化处罚。把管理建立在处罚之上,妄图通过处罚来实现管理,以罚代管、寓管理于处罚之中。这样的管理已不是一般意义的管理,而是典型的管制。

《治安管理处罚法》影响对公安机关的定位。根据政府《组织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我们行使治安管理职权的机关是公安机关。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公安机关处在阶级斗争最前沿,肩负着打击敌人、巩固无产阶级的使命,是机关。在努力建设“法治国”、“法治政府”的今天,当然不能再把公安机关看作是“抓坏人”、打击阶级敌人的机关。但是因为公安机关是行使治安管理处罚职权的机关,自然经常行使处罚权,可能还有不当甚至违法行使了处罚权,被人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印象深刻,而对公安机关维护秩序、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为民服务方面所做大量工作却觉理所当然,未予足够关注,从而把公安机关看作是治安管理处罚机关或治安处罚机关或处罚机关,破坏了公安机关的形象,破坏了警民鱼水关系,从而也影响了整个政府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

《治安管理处罚法》不利于法律规范自身的规范、统一。在我国作为行政机关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法律规范已有很多,诸如:《海关法》、《土地管理法》、《城市规划法》、《税收征收管理法》、《食品卫生法》、《药品管理法》、《森林法》、《环保法》、《铁路法》、《道路交通安全法》……,所有这些法律中都没有加“处罚”两字,所有这些法律都授予执法机关相应的处罚权,事实上也在行使其处罚权,难道《治安管理处罚法》中没有“处罚”两字执法机关就丧失了处罚权、就难以履行职责吗?显然不是。问题很清楚,《治安管理处罚法》尚未完全摆脱86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权力本位和传统管理理念的影响,保留、继承了一些不该保留、不该继承的内容和提法。为了维护法律规范自身的规范,治安管理方面的法律就不应命名为《治安管理处罚法》。

行政处罚已经有法可依,不需要第二个《行政处罚法》。我国于1996年制定并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它对行政执法机关行使处罚权的原则、种类、管辖、程序、实施机关、法律责任都作了明确而具体的规定。它是所有行政执法机关行使处罚权应遵循的基本法,毫无例外,也是治安管理处罚时所应遵循的基本准则。只要处理好《治安法》与《处罚法》的衔接,完全可以解决治安管理处罚的法律依据问题。没有必要在《行政处罚法》之外,再制定第二个处罚法——《治安管理处罚法》。

就治安处罚而论,本是很正常的行政行为,因为法治社会是责任社会,任何人都应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既然违法,就应接受处罚。但在我们的治安管理处罚中,有一种称为“行政拘留”的处罚。《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条:“治安管理处罚的种类分为……,三,行政拘留”。第三章有关条目就行政拘留的适用作出详尽具体规定,第十六条又规定:“有两种以上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分别决定,合并执行。行政拘留合并执行的,最长不超过二十日”。对于“行政拘留”处罚,涉及四个问题:1、行政拘留就是限制、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是对宪法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害”的直接侵害,作为政府应慎重对待。2、《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八条规定:“公安机关作出吊销许可证以及二千元以上罚款的治安管理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有权要求举行听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也有相同的规定。这是为了给当事人更充分的申辩、陈述的机会,也给公安机关留下重新审查处罚决定的机会,以保证执法的严肃性、准确性,最大限度地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免受侵害。但受行政拘留处罚的当事人却没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在程序上少一次申辩和陈述的机会。3、当事人对其他处罚不服要求听证和申请行政复议的不缴纳任何费用,所需费用由执法机关支付,然而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被处罚人不服行政拘留处罚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按每日行政拘留二百元的标准交纳保证金,行政拘留的处罚决定暂缓执行”,保证金岂不成了启动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开关吗?又是明显的不公平。4、行政复议机关对不服行政拘留的复议申请审理后,如认为原行政拘留处罚主体适格、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处罚该如何执行!复议之日起开始拘留吗?事隔两月有余,事态已经平息,再拘留有何实际意义?如果原行政拘留处罚确实不当,但因当事人无力交保证金而未予复议纠正,其行政拘留处罚不是很冤枉吗?如果当事人逃跑了,保证金自然被没收,只是这每日200.00元的标准有何依据?所有这些都凸显出不公平的对待,有损于法律本身正义的价值、有损于“良法”的法律价值。

三、关于治安法

“治安”的“治”是治理、整治;“安”是安全,即治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秩序、保障公共安全,保障公民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亦即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治安法就是调整治安关系的法律规范。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有两种性质不同的治安法律关系,一种是治安刑事法律关系,一种是治安行政法律关系。治安刑事法律关系当然应由刑法调整,治安行政法律关系才应由行政法来调整。我们这里所说的治安法,仅指治安行政法。规定治安法律关系主体——公安机关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维护治安秩序活动中权利与义务的法。公安机关有权行使治安管理职权,但必须履行依法行使职权、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免受侵害的义务;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权请求公安机关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保护其合法权益、监督公安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权利,同时必须遵守治安秩序,配合、接受公安机关就治安问题所作的处理。因为“治安”概念本身内涵、外延的宽泛决定了治安领域非常宽泛,而且在治安行政法律关系中权利与权力的矛盾、博弈表现得非常突出、尖锐和集中,因此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法治理念,不同的角度出发制定出的治安行政法也会千差万别。在重私权、奉行“权利本位”、权利为中心的国度里,治安行政法侧重保护私权,严格控制公权,如象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社会秩序维护法》之类。在军政府或专制国家,治安行政法保证权力的有效行使,甚至根本不需要什么法,一切听命于权力。公民权利不但没有基本保障而且受到严重践踏。我国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一条规定:“为了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公共安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规范和保障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依法履行治安管理职责,制定本法”,清楚表明两点:1、治安行政法是以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为出发点、为已任、为目的的;2、治安行政法是以规范和保障公安机关依法履行治安管理职责为出发点、为已任、为目的的。是尊重权利、规范权力模式。但不可否认,治安行政法命名为《治安管理处罚法》又清楚地表明它非常注重处罚,非常注重强化权力,再加上国家对人身自由权保护的力度不够,对政府约束的法律机制、监管机制还不够完善,客观上增强了权力的扩张性、侵略性、侵害性,从而使行政权力侵犯其神圣的授予其权力的法律,侵犯其国家的者公民的合法权益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为了摆脱管制型政府形象,总理在2005年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创新政府管理方式,寓管理于服务之中,更好地为基层、企业和社会公众服务”。[③]在国家行政管理,包括治安管理活动别需要强化“以人为本”“权利本位”的理念。营造维护良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秩序不是依仗处罚,而是通过关心、解决民生实际问题,通过服务来实现。不可否认,有人就是要违法,就是要破坏民众所盼望的良好秩序,对于他们的行为给予制裁处罚也是必要的。但这不是为处罚而处罚,而是为了维护良好秩序。

不是简单地强化管理而更重要的是强化服务,不在处罚中实现有序,而是“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在服务中实现管理。这是管理模式的重大变革,仅由政府变化某些形式和方法,是很不够的。除了转变观念外,还必须从行使管理权力的源头入手,只有从立法上不授予行政机关管制型管理权,行政机关才有可能从管制型权力模式中解脱出来,否则将仍是换汤不换药,穿新鞋走老路。

鉴此,我建议将强化管理、强化处罚、强化权力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修改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秩序维护法》或《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治安秩序维护法》或《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秩序维护法》。

四、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秩序维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秩序维护法》是调整治安行政法律关系的法律。首先必须明确、准确界定其调整范围。现行《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条规定:“扰乱公共安全、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妨害社会管理,具有社会危害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本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这清楚表明,现行《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调整范围不是根据行政职权和行政法的性质、特点来界定和确定的,而是依刑法为标准,依够不够刑法处罚为标准确定的。把轻微犯罪尚不够现行刑法规定的管制、拘役、徒刑处罚的统统列入行政法调整范围,授权行政机关依据行政程序予以处罚,这是很不科学、很不妥当的,不符合国家机关职能分工的总原则,有行政参与司法之嫌,应作修改。凡治安犯罪,即使轻微犯罪也应列入刑法调整范围,通过司法程序予以处罚。至于轻微犯罪尚不够现行刑法处罚,应修订刑法。绝不能把现行刑法未调整的空白领域简单地分配给行政法来调整。根据行政职权和行政法的性质、特点,治安行政法只能调整治安行政法律关系,只能就作为行政主体的公安机关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治安行政活动中的权利、义务作出规范,就维护治安行政秩序的法律行为作出规范。准确科学界定治安维护法的调整范围,避免以罚代判,避免行政权的滥用,是非常必要的。

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秩序维护法》授权公安机关行使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职权,包括对违治安秩序的行为予以处罚的权力,不削弱公安机关的权力。公安机关行使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职权有充分保障。不过我国的公安机关既是行政执法机关,又具有司法侦查权,既是《治安秩序维护法》的的执法主体,又是刑事犯罪侦查的司法主体。因此,作为行政主体对违治安管理秩序、违反《治安秩序维护法》的行为行使处罚权时,应遵循行政程序;对治安犯罪包括轻微犯罪行为行使处罚时,应以司法机关的资格遵循司法程序。分清不同的资格身份、遵循不同程序是非常必要、非常重要的。

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秩序维护法》十分注重对公安机关行使权力的规范与监控,明确其营造、维护良好治安秩序的义务,明确其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义务。同时,应赋予当事人以更多的抗争权利。使公安机关在履行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职权时,不再是盛气凌人的治安处罚权的主宰,而是社会治安秩序维护者,是为人民、为国家而营造良好秩序,是为人民、为国家履行义务。形成公安机关行使权力是义务,履行职责还是义务的氛围,突出了公安机关的责任、义务和服务。从而从以权力为中心、权力为本位的管制型管理模式,转化成以责任为中心、义务为本位的服务式管理模式。有效抑制行政权力的侵略性、扩张性和侵害性,有效抑制权力本身对执法机关的腐蚀作用,有利于建塑服务机关、服务政府的光辉形象。

第三,文明执法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决定性因素,反之则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定,影响、冲击和谐社会的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维护法》不再是处罚法,也不是管制法,是“寓管理于服务之中”的维护社会秩序服务法,能更好体现人性化管理与服务政府,更容易被广大民众所接受,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有利于促进人与人之间、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和谐。是一部遏制公权力、保护私权利、建设和谐社会的良法。

第四,慎用行拘留权。人身自由权是最基本的人权之一,不经司法程序由政府行使20日(一年之5%、一月之2/3)拘留,对于一个公民的伤害太大了,渴望自由是人之本性,政府应努力营造尊重公民人身自由权的社会氛围。只有在不拘留就无法控制混乱局面,不拘留就无法保护财产和公民人身安全,以及其他处罚不足以使当事人受到深刻教育的情况下,才予以拘留,而且应尽量通过司法程序实施治安刑事拘留,慎用行政拘留。以显示政府对宪法的尊重,更好体现政府保护公民基本人权的良好形象。

【注释】

第9篇:国家政治安全的重要性范文

这次政法工作会议,主要任务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和中央、省、市、县会议精神,就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镇政法工作进行研究部署。

过去的一年,全镇政法机关在镇党委委的坚强领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强化“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市委、县委决策部署,紧紧聚焦为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营造安全稳定社会环境这一主线,一手抓从严从实从细保安全、护稳定,一手抓解决源头性、基础性问题,突出意识形态、边境维稳、涉恐、涉军、涉众、涉网、禁毒、信访维稳等重点工作,严厉打击群众反映强烈的社会治安实出问题,深入开展“打零收戒’’、缉枪治爆、命案整治、“三非”人员清理、防范和处理邪教等专项行动,大力推进平安勐撒建设、法治勐撒建设和过硬政法队伍建设,治安防控、矛盾化解、严打整治等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群众安全感、满意度和执法公信力不断提升,全镇社会大局实现了“四个未发生”的目标,为全镇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作出了突出贡献。实践证明,全镇政法队伍是一支忠诚可靠、具有坚强战斗力的队伍。在此,我代表镇党委、政府,向全镇广大政法战线上的同志们表示诚挚的问候!下面我对今年的政法工作讲四点意见:

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做到“六个牢牢把握”。

   (一)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毫不动摇把坚持党的绝对领导作为新时代政法工作的最高原则。

政法机关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关,首先是政治机关,没有脱离政治的业务工作,必须把旗帜鲜明讲政治作为根本要求,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不断提高忠诚核心、拥戴核心、维护核心、捍卫核心的政治、思想、行动自觉,切实做到观察分析形式把握好政治因素、筹划推动工作落实好政治要求、处理解决问题防范好政治风险,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持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在政治立志、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保持高度一致。

(二)牢牢把握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毫不动摇把以人为本为中心作为新时代政法工作的根本立场。我们党从群众中来,群众路线是立党根本、兴党之要、自觉把党的群众路线作为政法工作生命线,坚持一切为了人民、紧紧依靠人民,切实提高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确保政法工作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中。

(三)牢牢把握伟大斗争的复杂性、艰巨性,毫不动摇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作为新时代政法工作的首要任务。我镇地处祖国边陲,政法机关在对敌斗争最前沿、维护稳定第一线,要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强化革命精神、革命斗志,增强理解、运筹、策划、操作能力,提高斗争本领,做到在斗争中保安全、护稳定。

(四)牢牢把握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毫不动摇把法制作为新时代政法工作的基本方式。政法机关作为法制中国建设的主要力量,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解决拥护党中央关于修订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深入宣传好这次宪法修改的重点内容和主要考虑,讲清楚这些修改对党和国家事业的重大意义,引导、促进全社会坚定宪法自信、增强宪法自觉。

(五)牢牢把握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毫不动摇把改革创新作为新时代政法工作的强大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曾讲过"唯改革者进,唯创新者强,唯改革创新者胜。政法部门要勇立时代潮头,针对我镇当前发展特点,不断在实践中探索和改革,努力创造具有时代潮流的政法工作新模式。

(六)牢牢把握行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毫不动摇把政法队伍建设作为新时代政法工作的重要保障。政法部门要把握从严治党总要求,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确保政法队伍绝对忠诚可靠;加强思想建设,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深化以忠诚、为民、担当、公正、廉洁为主要内容的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加强履职能力建设,不断提高执法司法专业能力、改革创新、高科技应用、群众工作、社会沟通、狠抓落实六大本领。把促进政法干警全面发展作为政法队伍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激发政法干警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增强政法队伍活力。

二、坚决捍卫以政治安全、制度安全为核心的国家政治安全,重点防控好“三种风险”

(一)加强对敌斗争警惕性,防控好“颜色革命”风险。西方反华势力对我国“颜色革命”的策略、演变趋势未曾消退。我们要加强警惕,强化排查防控意识,抓住重点领域、群体、人员的动态信息,严防境外反华反宗教势力、邪教组织渗透,深化打击力度。

(二)深入开展反恐怖斗争,防控好爆恐袭击风险。一是强化日常我镇内部矛盾纠纷排查化解,防止民转刑案件、极端案件发生;二是加大流动人口、三非人员的管控和治理,严防爆恐案件发生。

(三)积极推动网络综合治理建设,防控好网络安全风险。一是着力加强网络安全法制教育,结合“七五”普法工作,与时俱进,落实好网络安全普法宣传教育工作;二是着力加强网络治理能力建设,强化源头避谣、控谣能力;三是着力打击防范网络犯罪。

三、坚持走中国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勐撒,重点抓好“三个方面工作”

(一)以组织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为载体,让人民群众带着满满的安全感迈入全面小康社会。政法部门要贯彻扫黑除恶的方针,做到有黑扫黑、无黑除恶,打早打小,全面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为全镇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二)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我镇正处在飞跃发展的特殊时期。政法部门要开展重大社会稳定风险防范化解专项行动,努力做到发现在早、防范在先,处置到位,确保社会稳定大局。

(三)以“平安乡镇”创建为基点,全面推进我镇平安建设。政法部门是平安乡镇建设的主力军,一是要加大对“黄赌毒”“两抢一盗”“缉枪治爆”等影响社会安全的净化治理工作;二是要扎实推进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全力提高驾驭治安局势的能力。要逐步构建社会面巡逻防控、社区治安管控、重点部位防范、单位内部安全保卫、农村治安防控、边际应急查控、科技防范报警监控和国家安全人民防线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