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观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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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国家安全观论文范文

[关键词]国家安全 国家安全战略 文化安全

当今，全球化浪潮使得国家安全问题越来越多地从传统的军事领域，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其中，文化安全在国家战略和国家利益中的地位与作用愈发显得重要。

一、中国国家文化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

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不同文化类型之间的相互交流、冲突、渗透及融合，构成了生机勃勃的国际文化发展图景，但是，在不同文化的交互作用过程中，也有个别奉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西方国家为了达到经济和政治上的目的，不断推行“文化殖民”政策，形成了日益严重的“文化帝国主义”倾向。它们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传播本国的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以损害本土文化为手段，图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新的方式延续和强化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对全世界的控制。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由于在文化、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国家利益等诸多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分歧，自然而然地成为某些霸权主义国家进行文化渗透和文化颠覆的主要目标之一。这就决定了中国在新世纪必然面临来自外部的严峻的文化安全挑战和威胁，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1.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和“文明冲突论”，为西方文化扩张寻求理论依据，恶化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的外部环境。

1992年9月15日《亚洲研究》上刊登了罗斯芒罗的文章《正在觉醒的龙——在亚洲真正的威胁来自中国》，该文从政治到经济、从军事到外交等等方面，论述了中国对亚洲和平与利益所构成的“威胁”，并以此警告美国防范这个远隔重洋的“充满活力、热气腾腾的国家”，由此成为“中国威胁论”的肇端。1993年美国哈佛大学亨廷顿教授提出“文明冲突论”与之遥相呼应。他认为在后冷战时代的新世界中，冲突的根源主要将是文化的而不是意识形态和经济的，作为儒教文明主要代表的中国是西方最大的威胁之一。在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的背后，深深隐藏着的是美国妄图建立文化霸权的“传教士”心态，以及恶化中国文化安全外部环境，达到遏制中国的企图。

2.凭借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优势，运用各种手段向中国推销西方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妄图通过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最终达到对中国的“和平演变”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利用一切手段进行全方位的文化渗透。西方一些理论家指出，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不同意识形态国家进行文化渗透是最有力的进攻。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西方利用一切手段大力宣扬西方的一套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近似强制的方式加强文化渗透和文化输出。推行以“西方中心主义”为基础的各种人文、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宣扬西方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用似是而非的“人权”、“自由”、“民主”、“平等”概念，否定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现实地实现真正属于人民的人权、自由、民主、平等的努力。目的就是要搞乱我们的思想，破坏我们的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消解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西方反华势力通过广播、电视、电影、报纸、杂志等文化产品的输出，公开或隐蔽地推销其社会政治理论、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并充分利用其网络优势，通过网络这只无形的手，以网络所特有的穿透力突破传统的国家概念和框架，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传统的语言交流规则和动作方式。

西方文化的扩张和渗透，对我国的文化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和威胁。中华民族的特性和民族文化的认同情结已经有弱化的状况和趋势，一些人把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作为自己的价值追求和人生目标，甚至崇拜西方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发生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扭曲错位。这将导致中华民族的文化混乱，使传统文化、道德准则受到强烈冲击。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维护我国文化安全，必须学会积极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影响，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应对措施。

二、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选择权是其文化主权的象征，也是文化安全的核心。国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支柱。意识形态是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决定着文化的性质和方向。固守原有的意识形态，必然被时代所淘汰。丧失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国家的主权就会受到威胁。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的结合过程中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并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胜利。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面向未来、正确应对全球化的指导思想。我们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意识形态，不断增强其吸引力和凝聚力。

三、推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发展活力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各国的文化产业壁垒不断被打破。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外国的文化资本和文化产品越来越多的涌向中国，西方国家凭借其经济实力和文化传播上的优势，不断的向我国输入大量的精神文化产品、社会政治理念、价值观念等等。我们要保护好我国的文化市场，抵御外来文化的消极影响，特别是消除腐朽文化的侵蚀，就必须大力发展我们的文化产业，并通过文化市场将文化产品最大限度的推向民众，在时代的高起点上推动文化内容形式、体制机制、传播手段创新，繁荣文化市场，增强国际竞争力。

参考文献

[1]于炳贵，郝良华.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研究.

[2]李际均.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国家安全思考.中国军事科学.

第2篇：国家安全观论文范文

关键词：全球化；文明冲突论；国家文化安全

中图分类号：G1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2-0049-02

当今世界是一个多极化发展的世界，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中越来越重要。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提出“文明冲突论”这一观点。其核心内容是：在冷战结束后，世界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建立在意识形态之上的国家之间的冲突将会被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所取代，“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而建立在多文明基础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战最可靠的保障”[1]7。不可否认，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文明的冲突已经超越意识形态的对立而成为新的矛盾的根源，这不得不让我们对文明的力量予以重视。

一、国家文化安全的概述

冷战结束后，各国对于国家安全的研究突出了“非安全化”的内容，国家安全观经历了一个从传统安全观到非传统安全观的转化的过程，而国家文化安全观正是在这种转变拓展中日渐突出的。

国家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它属于非传统安全，是一种软力量。对于国家文化安全观，目前学界并没有一个公认的、权威的概念。一般而言，我们认为，国家文化安全就是国家保证社会文化的性质得以独立，文化功能得以发挥，文化利益不受侵犯和威胁，保持民族文化独立、生存和发展的客观状态。从这个概念我们可以看出，国家文化安全的本质特征就是一个国家或者民族其文化发展的安全，其核心内容则是国家或民族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就是保护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和民族文化的价值观念不受侵蚀。

国家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而特殊的组成部分，与国家政治安全、国家经济安全、国家能源安全、国家金融安全、国家信息安全等一样，对于国家安全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2]6。

首先，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有利于保持国家的民族独立性，扩大文化认同，增强民族凝聚力，从而实现国家的稳定发展；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也有利于科技创新，从而带动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结构转型；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也是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的重要途径。亨廷顿曾指出：“在未来的岁月里，将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将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1]4

二、当前我国文化安全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曾毫不避讳地指出美国文明在全球化背景下所面临的问题。当今，全球化是一种多维度的社会变革[3]37，其影响已经远远超越经济领域而深入发展到政治、文化领域。在这种大背景下，我国的文化安全和文化发展从内外因两方面来看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首先从国内来看，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信仰缺失、道德水平下降。这是目前我国社会所呈现出的一种较为普遍的状态。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依然在我国的社会思想中占据着重要位置，但是其处在一个十分边缘化的位置。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国家的指导思想占据着主导地位，可是这一理论的大众化效果却不容乐观。中国的传统文化被边缘化，作为主导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实现大众化、平民化，如何将我国文化的精髓内化为全体国民的共同认知是当前我国文化发展迫切需要面对的问题。

第二，文化创新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的创新力度不足；二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力以及创新存在盲点。

中国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毕竟是与小农社会的生产方式相联系，面对现代化和全球化，中华文化的创新力的确令人担忧。如何处理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依然是一大难题。

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的指导思想，其地位毋庸置疑，它在传入中国的九十余年中，在一定程度上融入中国民族文化之中，也在某种程度上塑造和改变中国人民的文化性格，但是其在中国文化中的“根性”并未根深蒂固。与此同时，我们政治体制中文化活动依附于政治活动的模式并没有消除，这导致文化活动难以按其自身固有的规律充分发挥活力。这种没有体现“文化规律”的创新极富脆弱性，会导致意识形态创新的不稳定和不完整。

第三，文化传播的模式以及文化产业发展存在问题。首先是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模式亟须转变，另外就是中国文化产业有待加强和壮大。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传统的通过理论灌输以及思想文化控制进行文化传播的模式已经过时了，当下社会思潮风起云涌，人们的思想观念也日益呈现多元化，国家和政府如果再墨守成规，那么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对于民众的吸引力和指导力显然会越来越低。

在当代，文化产品已成为文化传播的最主要的载体，文化传播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产业的发展状况[4]。目前，中国的文化产业已逐步走上正轨，但是面对强大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化产业以及跨国传媒集团，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形势依然不容乐观。

其次从国际环境来看，主要包括如下方面：

第一，全球化浪潮的影响。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紧密相连，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非均势现状，由全球化所产生的资本、技术、知识等社会要素的跨区域的流动并不是双向、平等和互惠的。全球化在加速全球合作的同时，也加剧了全球竞争，在这个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信息时代，知识成为最重要的资源。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对于文化产业和文化利益的争夺日渐加剧。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强国很明显对以我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产业和文化利益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第二，以美国为主的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扩张以及西方的文化帝国主义的入侵。冷战结束后，美国一直把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作为自己称霸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对前苏联的和平演变就是鲜明的例子。文化帝国主义是指“西方大国（主要是美国）以高科技为手段，以消费主义为特征，以大批量生产的文化工业品为载体，通过大众传媒向世界其他地区广泛传播西方文化，其目的就是为了对接受国进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渗透”[5]74。其实质就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渗透，这种文化霸权对国家文化安全构成了强大的威胁。

三、维护我国文化安全的战略方针

塞缪尔・亨廷顿面对美国文化所面临的危机，不无忧虑地指出，要想保护西方的文明，必须放弃西方的普世主义，承认西方文明的价值观和体制的独特性。那么反观我国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面对文化安全所面临的种种挑战时，应该制定怎样的战略方针政策呢？

1.要强化国家文化安全战略意识，高度重视国家文化安全问题

一方面，党和国家政府要把加强和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纳入到整个国家安全工作中去，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要在文化工作者、新闻传媒行业以及社会公众中，强化文化安全意识，形成关注国家文化安全的文化自觉。

2.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民族文化相融合，实现文化创新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外因原理告诉我们：内因决定外因。因此，维护我国的文化安全必须从提升我们自身的文化做起。提升自身文化最重要的就是要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首先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且不断实现与时俱进；其次，要把握好两个关系，即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关系。做到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促进广大人民群众的民族文化认同。

同时，马克思主义作为我国的指导思想，虽然完成了在政治层面的中国化，但在文化层面的中国化却成效不大，即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全面渗入民族文化的观念、认知、价值、素养、心理等层面，从而内化为中国人民处世、行世、立世的行为习惯[4]。因此，增强我国文化的吸引力和影响力还必须将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文化结合起来，在文化层面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而增强整个国家文化力。

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推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民族文化相融合，其实质就是通过文化创新，发展先进文化，增强民族文化认同，增强国家文化力。这也是塞缪尔・亨廷顿对美国文化面临的严峻挑战所提出的重要建议。

3.大力发展先进文化产业，优化文化传播途径

在全球化背景下，任何精神文化力量的传播不借助于文化产业是很难实现它的目的的，中国要实现和平崛起的伟大战略目标，不能没有国家文化产业的战略性崛起，不能没有文化产业的创造力和穿透时空的影响力[6]351。因此，以文化建设引领文化产业的发展，调整文化产业结构、创新文化产业制度，不仅是必要也是必需的。同时在传播方式上也要与时俱进，抛弃不合时宜的，发展新的、时代潮流的传播方式。

4.借鉴国际上加强和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宝贵经验

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并不只是中国独有的问题，它同样出现在第三世界乃至许多发达国家，这就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宝贵经验。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就以新加坡为例，指出其在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方面所做的努力。新加坡政府于1991年在《共同价值白皮书》中提出五项核心价值观：国家先于（民族）群体，社会高于个人；家庭是社会的基础单位；个人应受到重视和得到群体的支持；重视共识而不是斗争；种族和宗教和谐。这五项核心价值观的确立不仅减少了新加坡国内多民族的冲突，而且确立了一种独属于新加坡的文化价值观。在加拿大，在法国等国家，其政府也为维护国家安全做出了多方面的努力：加拿大政府于1995年将美国“乡村音乐电视台”赶出加拿大；法国政府规定，本国的电视和广播节目至少要有40%的时间使用法语……毫无疑问，这些举措对于全球化背景下的我国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

[2]石中英.论国家文化安全[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

[3][英]赫尔德，等.全球大变革[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4]韩源.全球化背景下维护我国文化安全的战略思考[J].邓小平理论研究，2004，（4）.

第3篇：国家安全观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在全球化背景下，面对文化霸权主义严峻挑战的发展中的当代中国，文化安全问题日渐凸显，维护和保障文化安全，增强文化安全意识，进而形成理性的文化自觉，文化安全教育不可或缺。开展文化安全教育，不仅须将其纳入整体国家安全和国民教育体系，而且还应当广泛利用各种现代传媒和载体。

在全球化背景下，主权国家的文化安全问题日渐凸显，特别是面对文化霸权主义严峻挑战的发展中的当代中国来说就更是如此，因而新千年以来，有关文化安全及相关问题的讨论渐成热点。但如何维护和保障文化安全，尤其是如何不断增强文化安全意识，进而形成理性的文化自觉，尚有必要做以深层思考。本文试就如何开展文化安全教育问题略谈浅见，诚望识者指正。

开展文化安全教育，一是须将其纳入整体国家安全教育体系。首先，文化安全教育是国家安全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我国的国家安全教育一直是以传统国家安全教育为主，并辅之以非传统安全教育。国家安全教育的对象主要集中在国家机构工作人员和大中小学生，从文化安全教育方面来看，其教育范围应扩大到全体国民，应该使文化安全观念深入人心，不过教育的重点对象应集中在国家机构工作人员、青少年学生以及文化工作者这三类主体身上。国家机构工作人员因其工作的特殊性，他们的价值观念直接作用于国家的文化政策，这不仅关系到国家文化的现实安危，进而影响到国家的长久生存与发展的话语空间，所以应优先开展对国家机构工作人员的文化安全教育；青少年学生是祖国文化的传承者，他们对祖国文化及外来 文化的态度，关系到祖国文化的前途和命运，对青少年的文化安全教育是一项意义深远的长期工作；从事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工作的人员如新闻工作者、学者、教师、作家、演员或是文化企业老板等，他们的文化价值观念会直接作用于文化信息与文化产品，而这些文化信息与文化产品具有很强的思想导向性，会影响大部分人的价值观念，所以，有必要对文化工作者进行文化安全教育，使其在文化创作与传播过程中，关注西方文化的入侵和渗透，提高抵御能力。其次，文化安全教育需要借助国家安全教育的方式和途径。我国开展多样的国家安全教育活动，如建立国家安全教育馆以进行国家安全教育，现在的北京国家安全教育馆、西柏坡国家安全教育馆以及去年建立的上海国家安全教育馆等都是国家安全教育工作有效途径，国家安全教育的途径还有讲座、论坛等，此外还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普及《国家安全法》及国家安全知识活动。文化安全教育作为国家安全教育的一部分可借助这些途径展开，如通过图片展示传统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其中严重破损的文物古迹和流失的文物，来提高人们保护传统文化遗产的意识；通过一些文化产业、文化贸易数据来说明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及问题，特别是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的 巨大贸易逆差，严重影响中国文化的发展，应该让人们全面了解；还有通过网络论坛的讨论一些重大的现实问题，并给予正确地导向；多开展一些书评、影评来评价外国文化产品，正视其对我国的各种影响；还可以通过专家讲座形式让国人深入理解西方思潮，避免盲目追随。

开展文化安全教育，还须将其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文化安全教育应成为国民教育的一部分。国民教育体系是由国家通过制度或法律的形式来制定的，它体现的是国家的行为；同时其并不仅仅以单一的学校教育或学历教育为唯一的教育形态，它既包括学校教育，同时也包括学校外的社会教育等其他教育形态；国民教育体系顾名思义就是面向全体公民的教育，而不仅限于某一年龄段的儿童或青少年。当然，把文化安全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之中，我们不仅看重国民教育对象的广泛，我们更看重的是教育对象对祖国文化发展的意义，青少年学生无疑是祖国文化的继承者，中华民族文化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就落在他们身上。所以学校应该成为文化安全教育主阵地，对象就是青少年学生，他们接受教育的时间长，教育产生的效果会相对较好。文化安全教育在学校开展目的就是要帮助学生了解文化生存境遇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意义，认识到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是每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树立文化安全意识，并自觉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同一切危害民族文化的行为作斗争，为祖国文化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应当指出，在目前的国民教育体系中，关于文化安全教育的制度建设、课程体系的建构还有许多不能令人满意之处。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面对外来文化，特别是强势文化的冲击，整个国民教育体系亟待进一步完善，真正使文化安全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在整个国民教育体系的框架内，还可以通过讲座、论坛等形式开展文化安全教育。讲座是大学里常见的教学形式，而且都是专题研究性质，针对性较强。讲座可以风格多样，充分展示讲者的学术功底、语言魅力、思维的敏锐以及深刻洞察力，比较受学生欢迎。学生对这种形式比较认同，那么通过这种讲座形式来进行文化安全教育，势必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从学术研究的领域来说明我国文化安全现状，更有说服力。此外，还可以通过学生社团开展演讲、辩论赛等活动进行主体自主的文化安全教育。任何外在的灌输都比不上自我教育的效果。学生社团是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这种由在校学生自发组织成立的群众性团体在学生中有相当大的影响力，社团开展的演讲比赛、辩论赛等是学生比较关注并积极参加的活动。多开展些有关文化安全的演讲比赛、辩论赛，会使学生从内心认同文化安全教育，更好地实现文化安全教育目标：学生积极关注国家文化安全，文化安全意识得到提高，并自觉主动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开展文化安全教育，还应当广泛利用各种现代传媒和载体。一是充分利用广播、报纸、影视、书刊，特别是网络等媒体进行文化安全教育。现代网络传媒已使信息传播速度在瞬间传遍全球，同时也是当今民意表达最快最多的场所，这一点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各种焦点事件在网上都会有非常广泛的激烈的讨论，网络舆论都显示出了不可忽视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被正义利用也可以被邪恶利用，网络高速发展使各种资讯快速传播，文化安全问题就更加棘手，不良文化在因特网上流行的现象日趋严重，色情、暴力、迷信和邪教信息在网上泛滥成灾，网上民意放大和失真现象严重，网上道德逐渐沦丧。这些现象已经成为威胁我国文化安全的一大公害，这已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构建网络文化的钢铁长城势在必行。目前的“红网”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还缺乏社会影响力，还需要加强文化安全教育网站及论坛建设，对于危害国家文化安全的现象及时曝光，吸引广大网民能够通过新闻跟贴、论坛上贴等方式在网上迅速形成舆论讨论，扩大其社会影响力，提高人们的文化安全意识及维护国家文化安全能力。好的书刊、影视作品总是能在无形之中教育人感染人。我们要把文化安全问题渗透到文化产品之中，寓文化安全教育于无形之中，这一点美国的好莱坞应该是学习的“榜样”，美国一直通过影视、书刊等媒介及其他文化产品向外输出其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我们不得不承认，美国的好莱坞在文化战略方面做得非常成功，使欧盟的一些国家不得不采取“文化例外”的政策来抵御美国的文化入侵。相比而言，中国就不那么乐观，虽然我们进口电影，也有一定的配额限制，但是现在通过盗版、网络下载等途径，国外的电影大量进入我国文化市场，对我国的文化产业冲击很大，对人们的价值观念冲击就更大了。我们必须学会应对的方法，那就是通过我们国产电影的发展来抗衡国外电影，同时要把文化安全教育渗透到影视作品中，渗透到整个文化产业之中。二是充分利用民族传统节日进行文化安全教育。民族传统节日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集中展现，更是民族文化的传承。“端午节”被韩国申办成世界保护遗产，对国人的触动很大，感受到了一丝文化危机。这恰恰说明我国某些传统节日的文化传统在不断消解，至少是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不过国人对某些传统节日还是有很强的认同，如春节时无论在哪里都不会忘记要回家过年，中秋佳节也会有一家团圆的强烈渴望。这就是我们进行文化安全教育最好的时间，可以通过媒体进行渲染节日气氛，增强传统节日的文化认同。我们首先必须要重视传统节日，西洋节日已经对我国传统节日构成严重的挑战，特别是青年人更热衷西方的情人节、愚人节、甚至是圣诞节、平安夜，当然这里有商家的炒作，青年人也并不会深入了解西方节日的内涵，只是更喜欢西方节日的浪漫形式，但我们必须引起重视，当青年人过西方的节日多于自己民族的节日的时候，民族节日中所蕴含的民族文化精神由谁来传承呢？国家已经对民族传统节日是否应该放假问题，作出了非常正确的决定，清明、端午、中秋、除夕已定为了国家法定假日，这在民众心中民族节日的地位就会得到提升，也会更加受到人们的重视。但是我们也看到民族节日也出现“物质化”倾向，而忽视了文化精神内涵，如月饼因包装而身价倍增，“天价年夜饭”，节日竟然只是商家炒作赚钱的借口，而节日所传承的民族精神却并未得到重视。我们要利用节日这样一个契机，积极开展一些民族传统文化活动，大力弘扬民族文化精神，增强民族文化自尊心和自豪感。

[参考文献]

〔1〕余秋雨.当前中国社会的六大文化误区〔J〕.新华文摘，2006，(19).

〔2〕胡惠林.在积极的发展中保障中国的国家文化安全〔N〕.文艺报，2002-10-10.

〔3〕李金齐.文化安全：一个关乎国家存亡的现实问题〔J〕.思想战线，2006，(1).

〔4〕石中英.论国家文化安全〔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

〔5〕胡惠林.文化产业发展与国家文化安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产业发展问题思考〔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000，(2).

〔6〕塞缪尔·亨廷顿.再论文明的冲突〔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1).

〔7〕李晓娟，董娅.城市青少年消费西方文化产品状况的调查〔J〕.中国青年研究，2005，(9).

第4篇：国家安全观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对新安全观的探讨不能局限于国际关系学领域，需要更多学科的关注。新安全观是反思并力图超越现代安全观的产物。现代安全观的前提条件是，在绝对信任科学和理性的基础上，对民族国家保护社会和人们生活安全的能力的绝对信任。但资本的全球化使现代安全观的存在条件陷入困境：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人们理性无法控制的风险后果，民族国家无力保障社会和人们的安全，个体对本体性安全充满焦虑。然而，以人的安全为核心的新安全观还处于争论和探索中，还无法完全超越以国家安全为核心的现代安全观，其根源在于，作为其观念基础和制度保障的新政治形态尚未确立。

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随着自然和人为的危机事件频繁出现，学术界越来越关注安全议题，但只有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学才真正把新出现的各种安全问题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即"新安全观"或"非传统安全观"。他们敏锐地洞察到，以国家安全为终极目标和运作轴心的现代安全观已经难以解释和解决当今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安全问题，只有发展一种新安全观才能有效适应在政治、经济、社会、信息、环境等方面出现的各种不安全现象。然而，人类如何才能更安全地共处于这个不安全的全球化时代，这个历史性难题不是一门学科所能全部解答的，而是需要引起几乎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甚至是自然科学的足够重视。因为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是人类最低层次的两种需求，人类一旦失去安全感，就难以进一步追求和实现更高层次的需求，如归属和爱、尊重和自我价值的实现。

文章缘于不满足目前国际关系学界对两个相关问题的解释：一、新安全观为何兴起。国际关系学者对新安全观兴起的原因有很多研究，基本上认为是后冷战时代国家非军事竞争、旧国际秩序解体、各种非政府组织推动等现实因素混合的产物。但我们认为这只是新安全观兴起的表面现象或直接原因。更根本的原因是，现代安全观的运作条件和价值基础在全球化时代陷于困境，而新安全观兴起的过程就是对现代安全观的全面反思过程。那么，构成现代安全观的要素在全球化时代出现哪些问题？二、新兴起的安全观为何还无法超越现代安全观。许多国际关系学者从现实主义的方法论指出，当前国际社会的复杂形势仍然需要把国家安全和军事安全置于安全问题的首位。我们认为，除此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理论原因，即试图取代现代政治的新政治形态还没有确立，从而缺乏支撑新安全模式的新政治基础。

一、现代安全观的确立

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安全是一种人们在与自然和社会交往过程中从恐惧和焦虑中摆脱出来的信心、安全和自由的感觉。但相背反的是，现代西方的安全观却更多集中于民族国家的宏观层面，而不是人们生活的微观层面。这涉及到现代安全观的确立过程。

人类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寻求确定性的安全感：一种是听天由命的宗教模式，即人们通过寻求古老的传说和习俗来使自身的行为顺应神的旨意或自然界的规律，如果仍然无法摆脱外部世界的威胁，也只好听天由命；另一种是人定胜天的科学模式，即通过发明艺术和工具，把社会和自然界的不安全因素排斥在一定范围之外。西方传统社会向近代变迁的过程中，科学逐步取代宗教的统治地位，它把社会和自然的不安全因素分解成各种问题，并通过寻找合乎理性逻辑的真理来解决问题。因此，一方面，致力于解决问题的科学为新兴资产阶级提供一种新的世界观和认识论，并且成为一种证明安全生活方式的知识基础和媒介。另一方面，科学和理性达到的领域的不断扩大，增强人类控制和改善生存环境的能力，使人类相信，完全可以通过理性和科学的力量来认识并控制不确定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与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深刻体现出对科学和理性的双重信仰：不仅是客观认识宇宙的唯一可靠途径，而且是按照人们的期望改造宇宙的最佳工具。通过科学和理性，人类不仅可以客观认识社会和自然界的内在本质和规律，而且可以创造出一种能够改造主观和客观世界的社会秩序。所以，现代社会对理性和科学的绝对信任大大满足了人们对安全和确定性的价值诉求。

然而，如何把这种对科学和理性的绝对信仰转化成为一种可操作的制度设计和制度框架，以此确保人们安全生活的长期稳定和有序，这是启蒙思想家和政治家共同思考的问题。所以建构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及其制度就成为解决社会中人为不确定性的最重要机制。在传统结构趋于解体的中世纪后期，连绵不断的战争和瘟疫使人人自危的社会类似于一种"自然状态"中，寻求满足人们安全需求的稳定秩序成为当下最大的现实问题。霍布斯、卢梭、洛克等启蒙思想家提出，只有自由和理性的人们把全部或部分权力交给第三方即国家。国家集束地方所有暴力工具并成为唯一享有暴力垄断权的机构，根据人们的意愿科学制定一套严格的法律制度体系，以此威慑和规范包括统治者在内的所有人的公共行为，使社会进入一种秩序良好的安全状态。这既可以组织人们共同抵御自然灾害的威胁，可以防范来自国家外部的人为威胁。只有把个人安全问题上升为国家安全问题的合法性来源确立之后，现代西方的政治学家和政治家才能思考如何通过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来限制国家权力与保障个人权利。西方世界从此发明出一种思维逻辑或常识：在无序的国际社会中，民族国家成为保障国内社会安全和人们生活自由的最重要后盾，因此，确保民族国家的安全首当其冲成为思考社会和人们生活所有问题的前提。这是现代安全观的认识论基础。

那么，为什么理性的人们从不担忧而是绝对信任民族国家能长期保障他们的安全呢？这就关系到西方世界的现代安全观如何把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的安全问题统一起来。

首先是民族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安全。西方的现代民族国家发育并成长于诸多悖论中，这注定了国家安全成为现代安全理论和实践的最重要内容。一方面，民族国家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不得不遵从 "丛林法则"：民族国家的功能是确保局部世界有序化，却使国家之外的其余世界在政治和经济上都保持"自然状态"、遵守弱肉强食的野蛮统治。这表明，国家之间的冲突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也必然无法在世界范围内全面建立永久和平的总体性范畴。另一方面，国家人为摄制的边界与民族自然积淀的边界之间相背反。现代国家是以民族主义为政治原则，而民族主义"认为政治的和民族的单位应该是一致的"，并要求所有民族都有自主的政治场所。但现实的国家和民族并没有那么理性地对称，因而，政治单位为了国家领土的统一，只有采取杀戮、驱逐或同化所有的异族。此外还有全球普遍的平等人权与国家局部的绝对之间的矛盾、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使所有民族国家不仅倾注大量的资源和科技力量来开发先进的、更具威慑力的军事装备增强国防和提升国际地位，而且还要与其他国家建立安全合作的同盟，并通过国际法体系来保护国家安全。当然，民族国家的这些矛盾性特征也是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而存在及其非常重视国家安全问题的根本原因。

其次是社会在政治国家中的安全问题。社会的安全不仅要使之遵循由商品交易市场决定的"丛林法则"，免于政治国家的过分干预，而且还要维系包括以文化、宗教和习俗等认同为核心的社会自主运转，免于专制政治造成社会国家化。理论和经验表明，主要有两条确保社会自主的途径：其一是通过民主制度来提防国家权力走向专制主义，这是保障社会安全最基本的制度形式。的实施意味着遵循国家与社会分离的原则，通过宪法限制国家权力扩张并保障公民政治经济权利和自由。相反，在诸如德国法西斯主义和苏联集权主义这些没有通过民主政治制度平衡国家权力的国家里，不仅社会中各种自主组织、文化和族群等在国家控制下丧失安全感，而且这种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变异的国家体制在国际社会更没有安全感，最终走向灭亡；其二是通过和平或激进的社会运动来确保社会安全。民族国家的权力过分干预社会自主性，或者国家无能力解决社会的公共安全问题，民众将运用宪法赋予的权利以有组织、非暴力的社会运动方式强烈反对甚至政党当局的统治，并按照多数决定的原则改革政府和国家权力结构。

最后，关键是人们在民族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安全问题。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全都只是手段，而衡量的标准和终极的目的都是提升人们生活的确定性安全。国家使人们生活提升安全感的方式是，通过完整的法律体系保障人们各种平等权利，通过完善的福利政策和成熟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社会是通过人们自主建立各种社团组织，结合成紧密的社会交往网络，成为表达意愿、相互信任和互利互惠的公共平台，以此形成地方自治并抵制国家权力干预。这样，现想的安全观的逻辑关系是，民族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安全、社会在国家统治过程中的安全以及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安全三者构成一种线性的正相关关系，而作为最无力保障自身安全的个体则处于国家与社会的双层保护之中。

总之，西方近代以来所形成的现代安全观是，在绝对信任人定胜天的理性主义思维和科学技术推动人类进步的科学主义思维的基础上，绝对信任民族国家和政府保障社会安全与公民安全和自由的能力。

二、现代安全观的破解

以国家安全为核心的现代安全观在《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之后得到巩固，伴随着资本主义全球扩张而成为一种世界普及性的观念。然而，随着工业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不断为其消极后果所抵消，随着科学本身导致人之理性无法预测的风险增多，日益全球化的世界愈发充满不确定性，人们发现，用于保障安全的民族国家越来越不可靠，无法阻止外界力量的侵蚀和内部认同的冲突，丧失国家保护的社会也无法保持稳定，人们的生活也从此失去保障。这些不确定性因素破解了以国家安全为核心的现代安全观神话。

首先是科学的不确定性和理性控制和预测风险的不可能性。追求真理的现代科学是一种确定性的生活态度，是把人类对传统和自然的依附中解放出来的基本武器，而人们可以通过理性的力量来控制自然和社会的发展秩序。然而，科学与理性的扩张给人类带来许多不安全和不确定的因素。一方面，追求确定性的科学和理性本身是不确定的。高度专业化的科学知识愈发注重自然和社会现象的复杂性、模糊性和离散性特征，因此科学往往被指责为不是现实世界的客观反映，而是各种观念形态的理论解释。理性的力量不仅无法控制自然界不可预测的活动，如海啸、地震和洪水等，而且可能产生非理性的灾难性后果，如战争和屠杀等。另一方面，不仅各种科学技术发明本身相互抵触而愈发充满不确定性，而且科学对环境、生态、经济和社会等造成危害是无法估量的，是产生风险的重要根源，因此，人类安全需要科学但科学同时又制造新的不安全。这种自反性的悖论对理性也适用：所有解决问题的理性努力带来新的问题，风险随着我们的理性权力而增长，并且人类理性越来越难以控制与预测科学带来的各种意外后果。由此，贝克指出，现代世界已经进入一个由危机引导的全球风险社会。

其次是民族国家的不可靠性。西方近代兴起的民族国家是理性国家机器在通过民族主义寻求其管辖的领土原则、暴力的合法性原则、统治的认同原则的产物，是国家与民族的相互利用的结果。民族国家尽管在19世纪晚期出现衰败，但这种迹象却为世界战争和美苏阵营的二元对立所蒙蔽。在剧变后，民族主义的风起云涌和资本全球化的加剧正彻底撕裂民族与国家重温结合的图景。所以，鲍曼认为，尽管分离依旧是一个富有争议的问题，但如果与西方近代之初实现政教分离而结束漫长中世纪的教会政治那样，那么，民族与国家的分离在新时代预示着什么？这种分离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民族认同的弱化。国家把经济功能转让给全球化的市场，把文化功能回归到地方化的族群，这使民族认同丧失其在政治国家中的特权位置，在总体上丧失许多曾拥有的而不再具有强大的动员力量；二是衡量国家能力的标准不是民族主义的力量而是对全球资本的吸引力。为了政治和社会秩序的连贯性，国家被迫放弃具有归属感和确定性意义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转而成为全球资本自由流动的"监管员"。全球资本允许和期望国家担当唯一的经济任务是，国家更有力地干预企业的管理，要求保护环境和人权，抵制市场恶性竞争的无序后果。显然，逐渐丧失民族、经济和文化领导权的国家在性质和目标上已脱离规范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因此在安全主题上也发生巨大变化。美国的9·11事件表明，几乎所有国家都无法确保在国际社会的安全地位，无法保障国内的社会安全和人们生活的安全。而作为主要安全议题的恐怖主义使所有国家陷入尴尬境地：国家如果运用高科技手段全面监视和控制社会的运作和人们的生活，则侵犯法律规定人们的各种自由权利，但同样运用科技和理性力量的恐怖主义却无孔不入。即使最强大的国家也无法确保自身绝对的安全，国家、社会、个人各层面和军事、政治、文化、经济、环境各领域都处于不安全的状态。

其三是社会的不稳定性。在安全研究专家奥利·维夫看来，社会安全是"关于巨大的、自我持续认同的群体安全"，而安全的议程则是由不同时空的不同行为主体来规定。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原本在民族国家范围内运作的资本主义已经扩展到全球市场，以经济自主运行、文化认同和人际交往网络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也难以与以领土边界为特征的民族国家保持同质性的统一。阿尔布劳指出，经济全球化使社会从民族国家的限制中得以解放。然而，这种失去民族国家保护和调控的社会充满不确定性，不仅全球资本市场的波动和信息技术瞬间性汇集的全球各种风险因素足以引起社会的大恐慌，而且以追求认同为目标的各种社会运动、极端民族主义和原教旨主义使确保社会平稳和安全的法律制度难以奏效。这些公共危机都是威胁到当代西方社会安全的要素。由于民族国家保护社会安全的能力下降，无法通过社会整合和政治一体化来维护社会秩序，所以社会安全的行为主体不只是某个或几个文化族群和社团组织，而是全球范围内被风险和危机意识启蒙的人们。我们或许可以说，以认同为核心的社会安全受到一种结构性的威胁，而这种威胁无法上升为国家安全层面来解决，也无法通过社会组织自身来消解。

最后是人们生活的无保障性。联合国在1994年最早提出并界定"人的安全"，包括满足人类生存基本需求的经济安全、食品安全、健康安全、环境安全、人身安全、社区安全和政治安全等方面。在这个不安全的全球化时代，原来属于民族国家和社会双重保护下的人的安全问题现在却不得不由一种超国家组织来呼吁和关注。这表明，国家的制度设计、行动方案和观念形态以及社会结构安排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安全问题，社会中焦虑的个体不得不直接遭遇外界生存环境中主观和客观的不确定性，并且不得不"用个人传记式的解决方法来处理系统性的矛盾"。个体在主观上面对的人为不确定性主要来自于犯罪、、贫困、传染病、暴力和战争等， 而客观上的不确定性除了自然灾害之后还有科学带来的各种风险，如核危机、传染病和转基因食品等。同时，在上世纪80年代西方福利国家出现危机之后，国家和社会把包括科学和理性产生的各种矛盾和冲突都抛给个体来选择，个体不得不依靠自身的反思能力和知识水平，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市场中对教育、医疗、就业等问题的策略做出艰难选择。这样，个体的生活失去了科学和理性的知识基础，也失去国家和社会的制度保障，不得不直接面临风险社会中各种不安全的因素。其结果必然是，个体对自身存在的焦虑，也就是吉登斯所探讨的"本体性安全"问题："人为的不确定性"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使个体心理上产生一种无力感，使个体的无意识和情感深处感受到一种不能反抗的外在支配，从而对自身是否安全存在表示怀疑和焦虑。

总之，在全球化时代，结构功能衰微的民族国家既无法通过军事暴力的方式来确保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安全地位，在国内也无法维系稳固的社会安全和社会认同；同样，脱离民族国家保护外壳的社会不仅使民族、文化、宗教以及各种社团组织直接参与全球多元竞争主体的博弈，而且还加剧剥离了个体生活的确定性保障。正是由于丧失了国家和社会的双层保护，所有个体不得不直接面临并力图寻求解决各种安全问题的生存策略。在这种意义上，建立在绝对信任科学理性基础上以国家安全为核心的现代安全观无法适应新的时代，必然为新的安全观念所取代。

三、探索中的新安全观

在全球化时代，由于以国家安全为核心现代安全观无法满足社会和人们生活对安全的需求，西方许多非政府组织和学者开始发展出一种以人的安全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他们把安全研究的重点从国家安全和军事安全转移到威胁人类生存安全的各种非国家行为主体上，包括恐怖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环境生态恶化、自然灾害、科技发展带来的各种风险。在他们看来，安全的主体发生巨大变化：由国家扩展到人类整体，无论国籍、肤色、种族和阶层的所有作为类的人都是安全的主体和实现安全的全部目的；安全的层次已改变：从宏观层面的国家结构和军事装备下降到微观层面的社会个体，个体对外在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的主观感知成为衡量安全程度的标准。

然而，在有着思想多元化氛围的西方学术界，对这种新安全观的认识有很大差异和争议，更有学者批评到，这种排斥国家主导的"人的安全"定义散漫、缺乏可操作性，因此只能成为一种空洞的口号或世界大同的理想追求。相比较而言，目前中国研究安全问题的学者如布赞、维夫和怀尔德所认为的那样，基本上还是保持一种以国家中心主义为特征的现实主义立场对待新安全观，继续以一种物质主义的视角考察在全球化时代新出现的安全问题。所以，一般都认为，不仅复杂的国际形势仍然需要把国家和军事安全置于安全研究首位，而且许多自然灾害和科技风险所造成的天灾人祸都需要国家建立公共安全机构和制定公共安全政策。在这种意义上来，他们认为，新安全观与现代安全观之间不是超越而是补充关系，必须继续把研究重心以国家安全为主题的现代安全观。

固然，新安全观还无法超越或取代现代安全观，还只是处于一种理论探索和价值诉求中的新观念形态。但我们发现，发育不成熟的新安全观更有其深层次的理论原因。这是因为，在人类历史变迁中的安全问题总是与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维夫从安全的角度指出，安全"是超越一切政治规则和政治结构的一种途径，实际上就是一种所有政治之上的特殊政治"；阿伦特则从政治的角度指出，政治意味着"一切事情都必须通过言辞和劝说（即和平的方式），而不是通过强力和暴力来决定。"这表明，政治有一个重要安全功能：通过协商而成的法律使人民的生活制度化和规范化，把一切引起不稳定和不安全的人为因素排除于政治共同体之外，从而使安全制度化和常规化。我们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重视研究古希腊城邦的兴衰和安危问题，而现代西方学者则把国家安全和军事安全置于安全研究的首位。

然而，在民族国家的结构和功能日益衰败的全球化时代，以民族国家为认知基础和价值前提的现代政治理论已丧失启蒙时代那种强劲的解释力，相应地，西方近代以来倾力于民族国家安全的现代安全观也必然难以续存。在此现实和理论背景下，西方许多思想家集中反思并力图超越现代政治观，进而根据自己的理论逻辑开始寻找一种能适应并解决全球化时代新问题的新政治观，如吉登斯试图主张用"生活政治"及其"第三条道路"的现实策略来超越现代政治（他称之为"解放政治"），贝克宣扬超越现代党派政治的"亚政治"，而鲍曼则试图回归共和政治来取代现代的集权政治。这些新政治观之间同样存在很大差异和争执，也还只是一种理论探讨和理想追求。因此，以人的安全为主题的新安全观只有新的政治形态在现实世界得以确立之后才能成为一种可操作的制度模式。

参考文献

[1] 参见朱峰，"'非传统安全观'解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第142－143页。在目前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界对新安全观的探讨中，该文引用率最高，也最有权威性和代表性。作者在文中不仅全面综述了国外相关学者各种相互冲突的观点，还从现实主义的立场阐明了新安全观兴起的原因及其仍然无法超越现代安全观的理由。从近两年来有关非传统或新安全观主题的研究来看，国内其他相关学者所持的观点基本上不出其右.

[2] 厄内斯特o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背景：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页.

[3] 乌尔里希o贝克，《世界风险社会》，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14页.

[4]齐格蒙特o鲍曼，《被围困的社会》，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引言第7页。

[5] 布赞、维夫、怀尔德：《新安全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60页.

[6] 马丁o阿尔布劳，《全球时代》，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59页.

[7] 乌尔里希o贝克，《风险社会》，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168页.

[8] 安东尼o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北京：三联书店, 1998年, 第224页.

[9] 转引朱峰："'非传统安全观'解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第146页.

第5篇：国家安全观论文范文

史惠斌

（西安广播电视台 陕西西安 710000）

【摘 要】 本文通过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探析了葛兰西“文化霸权”思想给当前舆论引导带来的重要启示。启示包含四个方面，高举旗帜，意识形态引领；围绕中心，注重文化安全；团结人民，营造氛围；凝心聚力，做好舆论引导。

【关键词】 文化霸权；意识形态；舆论引导

安东尼奥・葛兰西以其《狱中札记》而闻名，他的“文化霸权论”分析了意识形态对于社会体制和政治变革的重要性，而在这一过程中，大众传媒成为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要工具和场所之一。新媒体飞速发展的时代环境下，多层次、多样化的信息传播方式改变着人们的生活，迫切需要构建融媒体舆论引导新格局，其“文化领导权”思想存在很多值得我们对当前舆论引导工作的借鉴与反思的地方。

一、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

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理论这个概念的原创者当之无愧应属于因《狱中札记》而闻名的安东尼奥・葛兰西，纵览“文化霸权”这一理论过程形成的历史脉络，虽然马克思、列宁的思想以及卢卡奇的著作等都对这一理论的产生有过或多或少的影响，但是可以说只有到了葛兰西，“文化霸权”这个概念才形成了有影响力的系统化理论，并真正的被提了出来。

葛兰西的《狱中札记》中这样描述：“一个社会集团能够也必须在赢得政权之前开始行使‘领导权，”。通过这段描述我们分析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中“霸权”的实质，其实就是通过民众自觉自愿认同来实现的文化意识形态的一种控制手段，这种手段不是通过暴力而是通过人们的“意识形态”、通过“社会舆论”这样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葛兰西认为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要取得政治领导权首先应先夺取文化领导权。他甚至提出，无产阶级想要获得民众的支持和同意首先要通过市民社会取得文化上的领导权，在无产阶级的革命中，掌控文化领导权是更为重要、更为关键的。反之，若统治阶级因疏忽了意识形态建设，丧失了文化领导权，那么就会面临丧失政权的威胁。

葛兰西指出，国家具有强力和同意的双重本质，如果在国家的杠杆上强力因素逐渐减弱而同意因素逐渐增强，当同意因素增强到不再需要强制因素时那么国家就会消亡，国家就成了空壳。葛兰西这一思想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国家消亡学说”的进一步解析。如恩格斯指出：“当国家终于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时，它就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了”。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葛兰西的霸权概念在实际意义上其实与领导权有相似之处，葛兰西的文化霸权实质就是智识和道德上的领导权，在葛兰西看来，政权要想稳定，要想形成文化的领导权，其首要的条件就是被统治者自愿地接受和赞同，与此同时，这是一个斗争、冲突、平衡、妥协的复杂过程。一旦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领导权受到削弱，国家也就进入到了危机状态。葛兰西也始终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在建立国家以及维护国家稳定的同时应注重构建一个“总体性世界观”。所谓“总体性世界观”就是一种强调统治阶级获得文化领导权的表现方式。葛兰西认为，让国家政权得到有效稳固的办法就是确保统治阶级在文化和意识上的领导权能够得到稳固。

二、舆论引导的重要意义

舆论这个概念较早的出现在我国史籍中，可以追溯到《三国志》和《梁书》。当时泛指众人的看法。舆论即“庶人之论、舆人之论。”英文里，舆论就是“Public Opinion”直译椤肮众意见”。各国历史学家哲学家对于“舆论”有不同的观点和解析：

梳理“舆论”在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变化，我们发现传统社会中舆论作为一种观念形态，它往往是滞后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在相对时间里它的变化是几乎“停滞”或者非常小的，除非发生社会制度的大变动，基本上是社会中的保守性因素，所以在传统社会中舆论引导的方式手段也就简单易行很多。而现代社会中，舆论变得十分灵敏，因为主流意识形态是更多地通过大众媒体来传播而不再像传统社会那样仅仅通过各种组织和行政力量来推行。现代社会，随着人们获取资讯的方式和途径越来越容易，人们发表评论或观点的渠道和平台越来越多，尤其是自媒体飞速发展的当前社会舆论是多样复杂的，甚至是瞬息万变的，新媒体和各项传播技术日新月异，舆论不可能完全纳入一个统一的模式，“舆论”越来越受人们重视，这也让“舆论引导”面临更大的挑战。随着当代社会组织形式和信息传播方式的变化，“外化于行、内化于心”的意识形态传播方式更受青睐，大众媒体能否以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以高超的政治艺术、以充满阳光的正能量的积极心态来引导目前多元文化冲击下多样化的思想观念和多样化的社会舆论，对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来说至关重要。

三、葛兰西“文化霸权”思想给当前舆论引导带来的启示

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说：“国家强制的一面将由于确立起来了被调整了的社会的越来越多的因素而结束自己”。葛兰西认为，无产阶级政权要想得到稳固，就必须始终掌握文化的主控权，建立一个类似于资产阶级文化时代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主控下的社会。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的产生，主要是鉴于其所处时代资产阶级为主导的意识形态文化本身所占有的主导地位所带来的反思。在21世纪，信息传播、舆论引导过分强调意识形态，建立文化霸权的思想已经不现实，但我们可以借鉴其思想来做好舆论引导的工作。

1、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正如葛兰西所言，社会集团最迫切的任务应该是建立和巩固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从而保证国家的稳定，维护其自身的统治。马克思主义正是符合我国国情和国家发展方向的主流指导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旗帜鲜明、爱憎鲜明的弘扬我们的时代主旋律，新闻舆论为时代使命服务。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加强党的理论和意识形态建设，促进党的理论创新，进一步继承和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的伟大时代，我们的新闻舆论必须紧紧围绕这个时代使命而努力工作。

2、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注重文化安全

文化安全具有社会性和历史性，也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社会的国家安全观已经不适应当今时代，符合新形势下的国家安全观成为国内外众多学者不断探索的新课题。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国家安全观的内涵也在不同维度上延伸，“文化安全”已经成为各国关注的重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在《权力与相互依赖》中描述“军事安全、意识形态、领土争端与能源、资源、环境、人口、空间和海洋的利用等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这段描述很客观的分析指出军事安全已经不再处于议事日程首当其冲的位置了。

随着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网络化的高度发展，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更为密切的加强与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交往。我们应该清醒的看到全球化并不是免费的午餐，当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给发展中国家输出先进技术的同时，芯片伴随着薯片、好莱坞大片等也输入到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从技术、资本上输出本国的文化和价值思想，全球化背后隐藏的文化殖民目的不言而喻。西方国家借助各种方式在文化、教育、消费等各方面正无孔不入的精心策划和组织实施向发展中国家宣扬和传播他们的消费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等。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为了自身政权的稳定性，提高抵御外来文化渗透的能力，也都比以往更加注重文化安全的建设，确保本国文化的独立发展。

3、团结人民、鼓舞士气，重视意识形态

媒介传播与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构建密不可分，两者双向互动、互相影响。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思想认为要打造相关的有机知识分子作为领军人，而从传播学的角度看新媒体环境下要培养一批“有机知识分子”（领袖人物），做中国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发言人，不再同葛兰西时代那样只注重领军人物的教化，而是强调全覆盖、全学习，营造出一种意识形态话语的整体性氛围。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内容始终确立以传播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为主干的中华民族文化。

4、成风化人、凝心聚力，做好舆论引导

葛m西始终认为，完成文化霸权的掌控要由有机知识分子来承担。主观上将有机知识分子置于夺取领导权文化革命的主体地位，葛兰西式的依靠有机知识分子“灌输”方法已不能成为当今社会的主要方式方法。新媒体环境下信息传输工具呈现快速、多样、便捷的特点，信息遭遇污染的概率也大大增加。媒体从业者要建立优良的信息环境，减少不准确信息、失效信息、垃圾信息、过载信息的出现。既要重视信息传播的主导力，也要顾及受众的接受方式。这就要求在新闻传播过程中，不仅要创新舆论的情感引导方法，舆论引导工作更要把握好“张弛有度、潜移默化、成风化人、凝心聚力”。

【参考文献】

[1] [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M].曹雷雨，姜丽，张跌，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94.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12.320.

[3] 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11.

[4] 葛兰西：狱中札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223.

[5] 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7.

第6篇：国家安全观论文范文

摘要：安全是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概念。女性主义认为，传统安全观过于强调军事安全和国家安全，忽视女性在安全领域的重要作用。女性主义强调多元的、反映女性特质的安全观，认为安全是所有人的安全；经济安全与军事安全同样重要；环境安全与女息相关；安全应以人为中心。女性主义安全观无意取代主流国际安全观的地位，而是要在国际关系中加进女性视角，使之更客观公正地反映国际关系的现实。

中图分类号：D815.5 文献标识：A文章编号：1004-2563（2007）04-0057-05

Feminist Security

YANG Su-qun1ZHANG Jian-jun2

(1.2.Department of Marxist and Leninist Studies at the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014, Shandong Province, China)

Keywords: feminism; securit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bstract: Security is a key concep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m a feminist perspective, traditional notions of security emphasize military security and national security, neglecting the important role of women in the arena of security. Feminists stress an outlook of security that is multi-dimensional and reflects female characteristics and that takes everyone's security as security. Economic security is as important as military security and environmental security is closely linked to women's lives. Security should be centred on people. Feminist perspective of security is not intended to replace the mainstream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oncept. What it is intended is to add women's views to thos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order for it to reflect more accurately the realit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在传统意义上，安全是保护国家不受外来颠覆和攻击，使它客观上不受威胁，主观上没有恐惧。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等国际关系的主流学派均从不同的角度对安全进行了理论探索。女性主义认为，女性视角的缺失使传统安全观解释力有限。在对传统安全观的批判中，女性主义安全观渐呈轮廓。女性主义认为：安全是所有人的安全；经济安全与军事安全同样重要；环境安全与女息相关；安全应以人为中心。

一

在传统的国际关系中，国家间的军事和安全功能总被认为是男性的事务，女性在安全研究史上很少被提到。例如，现实主义代表作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thau）的《国家间政治》一书，并没有专门论及女性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虽然作者在谈到各国政治家时，曾分析过欧洲历史上4位著名的女王和王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维多利亚女王、奥地利的玛利亚・特蕾莎和俄罗斯的叶卡捷林娜二世，然而摩根索在分析这些女性活动时，是把她们当做女王或王后，即国家的代表而非女性。至于普通女性参与国际事务他并没有提及。

现实主义另一位代表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 Wolfers）很早就提出，安全是“一种价值”，是国际政治研究的“起点”和“落点”。[1]英国学者巴里・布赞（Barry Buzan）将安全定义为对“免于威胁的追求”，显示“国家和领土完整，反对敌对势力的能力”。“安全的底线是生存”。[2](P20)据此，学术界把安全概念分成消极安全和积极安全。前者强调免于危险和威胁以求生存，后者则强调稳定。生存和稳定是安全的两个重要目标。

新现实主义自从20世纪60年代出现以后，把安全作为其关注的重点。但新现实主义的安全观同样是缺乏女性视角的。新现实主义安全观中并没有专门论及女性。因为，它和现实主义一样，把国家看作国际关系惟一的行为体，在新现实主义代表人物肯尼斯・沃尔兹(Kenneth Waltz)看来，国际关系的性质与领导的个人因素无关，它完全是由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决定的，这难免给人留下社会性别同安全，乃至同整个国际关系毫无关联的印象。[3]

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约瑟夫・奈（Joseph Nye）提出：国际安全意旨处于安全困境中的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由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各国只能以自助的方式，通过增加实力、扩充军备等维护本国安全。然而，一个国家采取这种做法，会让别的国家感到不安全，于是它们也采取类似的措施，以防范对本国安全的威胁，以至竞争和对抗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旋律，在无政府状态下，任何一个国家都走不出这个安全困境。这里有三个条件：（1）至少有两个以上行为者才会产生“安全困境”；（2）国际政治处于无政府状态，缺乏超越国家以上的权威机构；（3）安全依靠各国政府的互动。总之，在安全困境中一个国家的安全建立在其他国家不安全的基础上，而这会导致国际社会更大的不安全。[4]这是一种以邻为壑的安全观。

显然，无论是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其安全观主要是指的“军事安全”，一个国家只有在军事上更强大，才能保证“免于威胁”，保证“国家和领土的完整”。安全总是从是否存在战争可能的背景下加以考察的。对于国家来说，国际体系中普遍存在着战争威胁。在这样一种国际体系里，安全往往是一种你输我赢或我赢你输的零和博弈。而且，这里的安全主要是指“国家的安全”。作为保护者，国家确立“外来”威胁者，指出不安全的存在，在保护内部人民的名义下，国家要求具有性别特征的公民做出牺牲：男人入伍上前线，妇女在后方从事社会化工作。如同国家的垄断权具有合法性一样，婚姻制度对合法生育和财产继承权具有垄断性，而且是以保护妇女的理由出现。妇女从婚姻中谋求安全，谋求得到丈夫的保护，使自己不受别的男人或一般男性的暴力行为伤害，使自己不在经济上因性别分工而产生不安全感。于是，男人与国家、国内暴力和国际暴力不可避免地纠缠在一起，这种意义上的安全概念使男人和国家享有绝对权力，以对付别的男人和国家。

女性主义对安全的关注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妇女大会在荷兰的海牙召开，美国著名女性主义学者简・亚当斯（Jane Addams）要求以一种新型的国际主义取代自我毁灭性的民族主义，因为它导致大规模战争的爆发并造成巨大的破坏。会议通过的决议质疑了女性或者所有平民能够在战争中得到保护的传统观点，认为裁军才是确保未来持久安全的更加有效的途径。[3]

1985年，在加拿大的哈里发（Halifah）举行的国际妇女和平大会上，来自世界各国的妇女根据自己在生活中遭遇的直接威胁来理解安全。西方中产阶级妇女主要关注核战争的爆发，第三世界国家的与会者则把缺乏安全同帝国主义、军国主义、种族主义造成的结构性暴力联系起来。与会者一致认为，如果以他人的不安全为代价，所谓的安全便形同虚设。在同年举行的联合国第三次世界妇女大会上，各国代表也对安全做了类似的全方位定义，即它不仅意味着在国内和国际层面上消除战争、暴力和敌意，而且需要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公正。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在全世界的建立和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世界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的相互依赖性空前加强，安全由片面强调军事到重视经济、政治、社会等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由以国家为中心转向以人为本。与之相适应，各女性主义流派对传统的安全观提出了批评和修正，女性主义安全观渐呈轮廓。

二

女性主义认为，揭示性别关系的不平衡和将女性的经验添加进安全分析中能够帮助建构更加综合的安全定义。女性主义安全观包括：安全是所有人的安全；经济安全与军事安全同样重要；环境安全与女息相关；安全应以人为中心。

（一）安全是所有人的安全

女性主义者质疑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关于安全的定义其实是反映男性经验的。他们批判在性别问题上的所谓中立，通过区分性别（gender）和性（sex），从而在安全观念中加进了女性视角。女性主义理论更注重从社会学分析方法中吸取营养，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各流派共享一个核心分析概念――社会性别。与生理性别不同，社会性别是指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的属于男性或女性的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这些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被称为男性特质（masculinity）或女性特质（femininity），性是生理的，而性别是社会建构的，女性主义强调，所谓性别中立的全球政治实际上是普遍的男性经验和知识。性和性别的区分为女性主义学者的研究提供了空间，他们相信所有的性别关系都是社会关系，同时把性别引入国际关系也纠正和了这样一种假设，即男人的一定经历可以被普遍地用来代表男人和女人的经历。在区分性和性别的基础上，女性主义新安全观认为，现行的安全概念只不过是男性经验的反映，是建立在男性基础上的军事与政治安全。

女性主义者还认为，在所有人的安全中女性的安全问题尤其突出，其理由是，女性在国际安全别脆弱，极易受到破坏和损伤，据妇女组织估计，从二战以来妇女和儿童构成了全球难民人口的80%，[5](P54-55)这是由军事冲突导致的。女性还是国内暴力的最主要的受害者。 因此，安全是包括男性和女性在内的所有人的安全，也只有所有人的安全都得到了保证，女性才有安全可言。

不仅如此，普通女性尤其是边缘女性的安全更需要国际社会的关注。女性主义者认为，只有在国际安全中添加普通女性尤其是边缘人的声音，安全研究才能变得公正和全面。克瑞斯汀・丝维斯特（Christine Sylvester）认为：“我们必须使国际政治学界定位在行动的领域，这些领域远不是英雄主义的，绝非高度抽象的，与人们已经习惯的那些定理大不一样。这些领域比‘低级政治’还要低，如家务劳动、工厂、农场、偏僻的乡间区域，国际移民的动向等等，它们的背景可能很小、也可能比原来的要宽大。把这些小人物带入国际政治的舞台，对于那些眼睛只盯着重要行为体（如官方的决策者、战士、国务活动家、恐怖主义分子、国王和某些极端主义集团）的学者，无疑是一种震惊和撼动。越来越多的女权主义者提出，当我们最终能够令那些处于边缘的人发出声音时，我们确实是给自己安装了一种可以与西方传统的自我中心主义相抗衡的麦克风。”[6](P639)

（二）经济安全与军事安全同样重要

女性主义的重要学派之一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强调物质和经济力量决定女性的生活，安全的定义被扩大到了经济层面。他们认为，女性受压迫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女性的不平等发生在资本主义的体系中，资本主义体系是获得女性平等和保障女性经济安全的必要途径。撇开阶级的分析，女性在经济上的不平等现象在世界各国比较普遍地存在着。据联合国统计，妇女在家庭劳动、照顾儿童、农业生产方面的贡献每年高达11万亿美元；虽然妇女代表过半数的全球人口和1/3的付酬劳动力，却只能得到世界收入的1/10，拥有世界财产不到1%。[7]由于生理特点或历史原因，几乎在世界各地、各行各业，女性所得到的报酬普遍少于男性，女性的失业率也比男性高出许多。这些证据说明，在所有社会中，妇女都面临巨大的经济风险。

女性主义者强调，对世界上大多数人来说，满足基本的物质需求与抵御外来军事威胁同样重要。蒂克纳认为，如果说传统的安全观一直与军事力量以及从物质上保护国家免受战争威胁有关的话，那么，这一传统概念在今天看来是不全面的。在现代社会，技术先进的国家在经济等方面相互依赖程度很高，如果使用致命的武器，战争中不会有赢者，因此，对这些国家来说，依赖战争去确保自己的安全已经显得不再有用。对于世界上的多数人而言，安全问题更多地涉及满足基本的物质需求，而不是对付军事威胁。基本需求的满足与妇女有很大关系，因为妇女是基本生活需求的提供者，并在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8]

女性主义者还把女性的经济安全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研究。他们认为，全球化的发展会进一步加剧全球妇女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妇女的经济不安全。全球化带来的后果是“贫穷的女性化”，许多全球性危机，如贸易的自由化、金融的国际化和环境的恶化，对女性的生活和工作都打击很大。在发达国家，女性比男性承担着更大的就业压力，她们同样是社会福利削减和失业的受害者。这种“贫穷的女性化”不仅在发达国家存在着，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明显。[8]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一些社会转型国家里，大量女性失业，劳动力市场竞争异常激烈，就业压力十分沉重，女性的经济地位急速下降。伴随着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大量耗能高、污染重、劳动力密集的产业被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而在这些跨国公司里拿着最低工资为企业卖命的往往是女性廉价劳动力。此外，发展中国家的女性还为发达国家的家庭工作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但是每当经济衰退需要降低福利或裁员时，受害的往往首先是这些女性。 “贫穷的女性化”说明女性在经济事务上的普遍的不安全感，由此，经济安全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女性主义学者所关注，寻求女性参与经济事务的权利，尤其是通过参与和发展全球化中的经济事务来影响和选择女性自己的经济生活是女性主义学者们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三）环境安全与女息相关

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臭氧空洞、酸雨、核泄露、河流海洋的污染所形成的环境威胁日益严重，环境安全（environment security）作为国际关系领域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自20世纪80-90年代开始受到关注。女性主义者从性别视角审视环境安全领域，在“环境”与“安全”问题上找到了两性价值的结合点。

女性主义者首先指出了环境安全领域存在的性别缺失。女性主义者认为，男性在很大程度上主宰了环境科学和环境保护领域，而事实上，在环境科学发展史上，女性具有出色的理论建树，在国际环境保护中，女性发挥了重要作用，她们与男性一起为环境安全作出了贡献。环境安全领域的性别缺失，并非由于女性事实上的“缺席”，而是传统国际关系学已经将女性划归为“自然”领域，视男性为“文化”与“科学”，而“文化”与“科学”必须征服自然。造成全球性环境破坏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男性主导的政治理论将女性排除出公共的政治领域，视女性与自然为一体，将女性看成是被征服和改造的对象。

女性主义者进一步认为，妇女更易受到环境安全问题的侵害。在传统的安全理论中，大多数环境主义者并没有指出妇女在环境威胁中所面临的特殊困境，事实上妇女和自然界之间存在天然的联系，这种联系贯穿于文化、语言和历史中。根据林・纳而逊(Lin Nelson)的分析，环境恶化对女性的威胁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第三世界国家普遍的燃料木材短缺危机带来沉重压力。世界上很多地区的妇女要到离家10公里以外的地方搬运木柴回家，以作为燃料。可是，国际环境安全领域中很少有人指出木柴燃料的减少是一个严重的环境安全问题，却有人看到了石油燃料的减少所造成的威胁，原因正是，木柴燃料的消费者是普通的穷苦妇女，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妇女，她们没有什么政治权利，自然得不到国际政治领域的关注。另一方面，环境破坏对女性的生育系统也产生了很大的伤害。1984年，印度发生的农药事故不仅夺去了几千人的生命，更造成了妇女人工流产率的上升，因为她们担心毒物渗透会导致胎儿畸形。[9]

那么，女性主义者是如何重构环境安全概念的呢？贝蒂・里尔登（Betty Reardon）概括了反映女性价值的“全球安全”的四种图景，提出了女性主义的多元安全观，其中包括全球生态安全、为全球生态平衡和建立健康的生物圈而奋斗。第一种是生得权图景（the birthing vision），这是一种建立平等的世界秩序的综合景象，其实质是满足人类的基本需要，包括充足的食物；清洁的住房；尽责的父母或监护人；具备清洁水源、基本卫生设施、医疗服务、基础教育条件的社区；可持续发展的环境；积极追求和平、公正、可持续和生态环境良性发展的世界社会。第二种是妇女作为平等伙伴的图景（women as equal partners）,这是一种平等世界的景象，这一世界为人们提供了更健康的社区，更强有力的社会秩序，在这样的世界里，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第三种是超越暴力的图景（the transcendence of violence），这是一个非军事化和裁军的世界。第四种是综合的、真正的全球安全的图景，为全球生态平稳和建立健康的生物圈而奋斗。[9]里尔登的这一安全观表明，对环境问题的疏忽与女性在国际关系中的沉默具有直接的关系。女性主义安全观更加强调和侧重女性运动和环境的内在联系，强调要与自然和谐相处而不是统治自然。建构包括女性视角的环境安全观，将有助于全球环境问题的解决。

（四）安全应以人为中心

与传统安全观强调“国家的安全”不同，女性主义者运用社会性别分析方法，从更广泛的人性出发来重新定义安全，于是，现实主义的安全困境被包含社会性别安全的“人类安全”观所超越。女性主义的“人类安全”观把联合国的新安全观念引进国际关系，从而丰富了国际关系的安全内容。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向“妇女2000年”特别会议提交的报告中指出，“人类安全”是由“以国家为中心”的传统概念演化到“以人为中心”的新安全观念。[10]女性主义学者驳斥传统国家安全定义，认为这样定义国家安全的结果只能导致坚持以权力来维护国家利益的旧思维。在女性主义者看来，安全包括所有人的安全，既有国防和国家安全，也有家庭和个人的安全，在此基础上，女性主义者将研究视角的核心放在人的安全上。他们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保障人的安全才是根本目标，所有国家安全的目的都是为了更好的保障作为人的安全。

继“人类安全”概念出现之后，女性主义者还进一步提出了“女性人类安全”概念，女性主义学者将它视为人类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认为家庭生活、国家内部和国际关系中的暴力行为是相互联系的，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暴力都会在以“统治――服从”为特征的社会性别关系中得到体现，比如在战争中，80-90%的伤亡者是平民，其中妇女和儿童占绝大多数。从本质上看，形形的暴力都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的欺凌和压迫。她们主张，对女性的暴力侵害应当放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来理解，以多层次的观点定义安全。女性主义的目标是要消除各种暴力行为，包括男性对女性的社会性别暴力，认为它的实现要求尊重他人、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愿望，而不是将他们视做敌人，予以征服和压制。[3]

在实现人的安全方法上，女性主义者认为，仅仅把国家作为所有人的安全的提供者是不够的，女性主义质疑某些现实主义的国家安全中心模式，认为这种模式是依靠种族、阶级和性别等一些跨越国界和地区边界的类别划分而存在，指出现实主义的政治认同与政治边界成为综合定义安全观的障碍，声称女性主义以“人”为中心的安全观定义是超越国家和地区边界的，也就是说，只有突破了国家和地区的界限，才能真正实现人的安全。显然，这种安全观包含太多的理想主义色彩。[8]

女性主义者强调多元的、反映女性特质的安全观，并不是要把男性特质从安全观念中祛除，而是要说明，认为人性本恶、通过对他人的制约来谋求安全的观点是一种片面的安全观。每一个人的人性都是多元的，在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既有利益的冲突，也有合作的基础。他们对维护国际安全和世界和平同等重要。正如蒂克纳所说，女性主义决不是要以自己的主张去取代传统看法，在国际关系学中吸收女性观点，最终是为了超越作为一个分析视角的社会性别，最终破除男性特质、女性特质的僵化划分，使国际关系理论更能客观、公正地反映国际关系的现实。

如何评价女性主义安全观对主流国际关系的影响，也许可以引用一位女权主义批评家塞丝亚・安罗的话：“我们不必等待某个‘女权主义的亨利・基辛格’的出现，我们或许可以自己创造一个有新意的、更现实的国际政治研究方法。每当一位妇女诉说政府对她的控制、她自己的期望和她的劳作时，这样一种理论便在不知不觉地创造中。在国际关系学里，揭露对女性的排斥、对她们的控制、对她们的劳动成果的剽窃，都是对一种新的学科思想和方法的发展。它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改造着、创造着人们关于国际政治的定义和假设。”[6](P639)女性主义安全观虽然还没有撼动主流国际关系安全观的地位，它甚至还没有引起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足够重视，但是，它毕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和影响着人们对安全问题的认识。女性主义提出了更加全面的、普遍的、以人为本的安全观，扩展了国际关系理论的视野，使国际关系理论更能客观地反映国际关系的现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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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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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7]江洋,王义桅.全球化进程中的妇女问题[J].复旦学报,1998,(5).

[8]童立群，独特的视角，理论的进步[J].合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

第7篇：国家安全观论文范文

关键词: 大学生能源安全观教育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和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推进和深入,当代大学生的国家安全观念正经受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而作为经济安全重要内容之一的能源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国家安全,是指一国在特定时空范围内生存与发展免于危害和威胁的客观状态。它是国家生存的首要需求,也是一国寻求发展的基本保证。[1]国家安全属于社会历史范畴,其内涵和外延会随着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国家安全观是关于国家安全问题的态度和观点,“是一个国家在维护本国的安全实践中所形成的关于自身安全利益、安全目标、安全环境和安全手段等问题的认识”。[2]

现代国家安全观是一种综合的国家安全观,从内容上看包括领土安全、经济安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生态安全等多个方面。[3]在一系列经济安全要素中,能源安全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环节。现代工业的能源构成一般包括:石油、天然气、煤炭、电能和核能等。能源安全是指“在能源方面有足够的储备、生产和销信渠道,可以满足国家和居民预期对能源的需求,其价格不致于使他们在竞争中处于劣势”。[4]它包含两个基本因素:其一,国内有充足的可供使用的能源,并且可以自主开发和利用;其二,有足够的外汇储备,保障能源进口以弥补需求的差额,确保进口渠道的安全和畅通,与此同时,国内拥有完备的能源储备体系和替代资源。

近年来,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深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作为经济安全重要内容之一的能源安全问题越来越受到国家和国民的重视。我国政府一直在对全球和国内能源安全的严峻形势进行深入分析。在2006年7月17日举行的八国集团(G8)峰会上,国家主席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了以“互利合作、多元发展、协同保障”为核心的新能源安全观,为实现全球能源安全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其主要内容是“三要”:一要加强能源开发利用的互利合作,强调从协作机制上求取能源安全;二要形成先进能源技术的研发推广体系,强调从技术上求取能源安全;三要维护能源安全稳定的良好政治环境,强调从能源通道、过境安全上确保能源安全。

一、新时期加强大学生能源安全观教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一)国际社会能源安全问题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能源安全不仅直接关系到各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而且是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能源战略历来是全球地缘政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石油所具有的不可再生、分布不均等特点,决定了其作为常规能源早已远远超出一般经济资源的内涵和商业范畴,成为关系各国国家安全的重要战略性资源,石油资源的安全也因此成为能源安全的主要内容。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石油的战略地位就受到人们的重视,当时法国总理克里蒙梭就强调:“一滴石油的价值相当于战士的一滴鲜血。”[5]西方专家曾经预计,未来的战争不是为意识形态而战,而是为确保宝贵的能源而流血。进入新世纪以来,能源问题日益升温,并且面临着不同以往的新挑战,主要表现有:其一,由于世界经济的全面复苏和快速增长,国际油价的高位震荡已经严重威胁到了国际能源市场的稳定,危及全球能源安全;其二,能源主产地和能源通道安全问题凸显,某些大国为确保本国能源的安全稳定极力争夺能源产地和控制能源通道,加剧了国际社会能源不安全的局面;其三,能源使用引发的环境问题愈加突出,确保能源的使用安全成为当前面临的又一大挑战。[6]

(二)我国面临的能源安全形势不容乐观。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长期实行自给自足的内向型能源发展战略,加之我国“多煤、少油、缺气”的国情,形成了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煤炭消费比重占到66.1%[7],并由此带来了严重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在过去的30多年里,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走的是以拼能源、拼消耗为代价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加剧了我国的能源消耗,使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之一。我国从1993年起已被列入世界石油净进口国,目前,进口石油已占我国石油消费量的30%。据权威机构预计,2010年我国石油供需缺口将达1.5亿吨(占消费总量的40%),2020年将上升到3亿吨(占消费总量的50%)。[8]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我国的能源需求量将越来越大,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能源的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能源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实现建设全面小康战略目标的瓶颈之一。从历史和现实情况来看,能源匮乏的国家,很可能在残酷的国际经济竞争中处于劣势,进而受到强国的影响甚至支配。因此,关注能源安全并制定相应开发、保护、储备和配置体系,已成为摆在我国政府面前的一个重大而又无法回避的课题。如果不能妥善应对和解决这些问题,那么我国在未来全球经济竞争中很可能陷入被动甚至无法生存的局面。

(三)大学生能源安全意识相对淡薄。

和美国、日本等全民国防教育普及率较高的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大学生的能源安全意识相对淡薄,有些人甚至没有听说过能源安全。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缺少忧患意识,对世界形势认识不清。在经济全球化的主流中,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不少大学生忽视了世界上仍然存在政治动荡、地区冲突和不稳定因素的事实,片面地认为世界非常太平,缺乏应有的忧患意识,对国家安全漠不关心,国家安全意识、能源安全意识比较淡薄。二是对国家安全的内容认识比较模糊,仅仅把国家安全局限在领土、战争、国防、军事、间谍等一些传统的、局部的表现形式上,不知道国家安全除了包括国土安全、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国防安全等传统因素外,还包括文化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等非传统因素,更不能理解能源安全的问题。他们片面地认为国家只要外部没有遭受外国的威胁和侵略,内部没有发生动乱和骚乱,就意味着国家处于和平稳定的环境。三是观察现象缺乏战略眼光和政治敏锐性,考虑问题比较片面。例如,很多学生都知道中日两国在东海油气田问题上存在争议,对日本的右翼势力义愤填膺,但是,能清醒地认识到争端产生的根源在于两国对争议地区储量丰富的油气资源控制权争夺的学生并不是很多。

(四)部分高校对大学生能源安全观等非传统国家安全观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不够。

我国高校的国防教育工作经过多年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从1985年开始,我国先后组织143所高校进行军训试点,共有52万大学生(不含非试点学校自主安排的军训)参训”,[9]大学生国防教育和国防意识的培育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是,大学生国防教育内容不仅仅涉及军事技能的训练和军事思想的养成,还应涵盖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科技安全、能源安全、文化安全和网络安全等各个方面。部分高校领导干部和军事理论课教师在国防教育中侧重军事训练和传统的军事理论教学,对近年来日益凸显的能源安全、信息安全、文化安全等非传统国家安全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在教学方法上,不少教师仍然以传统的“灌输式”知识传授为主,教学内容陈旧,教学形式单一,导致教学效果不佳,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难以得到有效调动。

二、加强大学生能源安全观教育的基本思路

(一)要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大学生的国防教育和能源安全观教育。

大学生的国防教育和能源安全观教育具体包括四个方面:一是要坚持以人为本,找准大学生的敏感点和兴奋点,科学选准教育的切入点;二是要坚持协调发展原则,正确处理好能源安全观教育与其他教学内容的关系,实现国防教育学科体系的和谐发展;三是要坚持统筹兼顾原则,针对学生的性别特点、专业背景、院校特点的不同,富有针对性和创造性地开展教育教学活动;四是要坚持可持续发展,及时针对国内国际环境、军事理论教学的发展等因素的变化,注重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与时俱进。

(二)要加大国防教育中包括能源安全观在内的国家安全观教育的力度。

我们要从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高度认识包括能源安全观在内的国家安全观教育的重要性,从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认识国家安全观教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切实提高对大学生进行国家安全观教育的重视程度。能源安全观属于国家安全观的范畴,我们要在对大学生进行国家安全观教育的过程中,加大对国家安全中诸如能源安全、文化安全、网络安全、生态安全等非传统安全的教育力度。

(三)强化对大学生的“三个意识”教育。

“三个意识”是指忧患意识、资源意识和责任意识。其中忧患意识是爱国主义的基础,它可以激发人们居安思危、维护民族团结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增强人们谋求国家稳定、发展的自觉性和积极性。[10]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比较落后,因此, 我们要更加重视大学生民族忧患意识的培养。具体到能源安全观教育方面,这种忧患意识应该具体化为一种资源意识。在这方面,日本的教育是非常成功的。一位访日学者讲述了一个故事:在日本的教育环境下,一个日本孩子在地上发现了一枚硬币,除了交给老师或放入袋中买糖果外,他还会想到这枚硬币在非常时期是可以回炉,生产出机器、飞机和大炮的。日本的回收业相当发达,大到彩电,小到生活垃圾都会进行回收利用,“废品”中的各种资源都能被分离提炼出来。日本一家机构的一项调查结果:日本国内所有零件或产品中,所含的各种金属总量可与资源大国匹敌。其中,日本国内金、银累积的总量占世界总储量的16%至22%,锢、锑约占15%至19%。如果将这些金属累积作为一个国家的储量,那么日本的多种金属储量可以排在世界前五位。鉴于此,我们必须引导大学生乃至全民树立这样的资源意识,同时强化每一个公民自觉维护国家能源安全的责任意识,引导他们“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营造建立节约型社会的良好氛围。

(四)优化教育机制和方式,将教育活动贯穿于课堂内外。

开展学生军事训练和军事理论教学,是目前大部分高校开展国防教育的两种方式。它们对增强大学生国防意识,提高大学生国防能力无疑是有效的。但教育对象局限于大学一年级新生,教育时间集中在2至3周的军事训练和36学时的理论教学,很难将能源安全观教育覆盖全体学生并渗透到学生活动之中,因此,我们必须努力将其延伸到学生的素质教育和日常教育中去,积极探索适合每所高校实际情况的教育机制和方式。在日常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我们可以采取聘请相关工作人员或有关专家作专题讲座、组织学生观看展览和专题教育影片、举办国防知识竞赛、有计划地支持和引导学生社团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主题实践活动等。另外,我们还可以充分利用校园网络传播速度快、覆盖面广、信息量大、交互性强、校园普及率高的特点,开办相关的专题网站(页),在大学生中普及相关知识。

(五)加强国防教育师资建设,建立多层次的教育队伍。

由于国防教育的特殊性,高校对国防教育的重视程度和对教师的角色定位不尽相同,有的没有设置国防教育机构(军事教研室),有的将其长期挂靠在其他职能部门,部分国防教育教师对自身的前途和发展感到忧虑,工作很难全身心投入。因此,高校必须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建立多层次的国防教育及国家安全观教育队伍。首先高校要建立专门的教学机构,按独立的教学实体进行管理和建设;其次要真正落实教师的编制和人员配备,提供必要的办公场所和教学设备;再次要配备一支专兼结合的教师队伍,除了专任教师以外,还可以充分发会“两课”教师、学生专职辅导员的作用,构建多层次、全方位的教育队伍;最后要健全机制,保证教师的职称评聘、学术交流、进修、科研等工作的顺利开展,确保师资队伍的稳定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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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罗乐勤.我国城市能源安全分析[J].城市问题,2003,(4):77.

[8]曹泽林.国家文化安全论[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6:21-22.

第8篇：国家安全观论文范文

摘要：国家文化安全与国家整体安全息息相关，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保护本土文化安全，同样是不容忽视的问题。中国国家文化安全，是中国政府及全体中国人民高度重视的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之一，如何在国家软实力的较量中，合理保护本国的文化利益，并充分发挥文化优势，在世界文化领域内占有一席之地，是社会各界普遍关心的问题。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中国国家文化安全；对策

一、 经济全球化、国家文化安全

（一）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是21世纪，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趋势。它是指在生产不断发展、科技加速进步、社会分工和国际分工不断深化。生产的社会化和国家化程度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经济活动越来越超出已过和地区的范围而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一体化过程[1]。经济全球化具有自身鲜明的特点，并通过这些特点与社会其它领域发生作用。

（二）国家文化安全。安全是一个国家生存的前提，国家文化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子系统，并不是国家安全的原生内容，它伴随着国家安全范围的拓展而发生，其概念、内容及特征同样伴随着国家安全观的演化而发展[2]。国家文化安全的本质特征就是一个国家（民族）文化发展的安全[3]。这样讲的原因是，一方面，当今世界所定义的国家，与传统政治学意义上的国家已然不同，它强调的不仅是国家的抽象意义，不再单纯的将国家归为其政治含义和阶级属性等意义，而是将其具体化为一个有生命力的有机体的实体，是国家的物理和生物特性的结合。

二、中国国家文化安全面临的挑战

国家文化安全，是一种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较量，如何在这场较量中充分保障本国文化利益，又不失文化有利地位，是我国文化发展应该妥善处理的问题。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国家安全面临诸多挑战，这些挑战从来源上来讲，总体上可归纳成两方面挑战，其一为外部挑战；其二为内部挑战。

（一）中国国家文化安全面临的外部挑战

中国国家文化安全面临的外部挑战主要根源于文化霸权。文化霸权（culturalhegemony），这一语词源自西方。“据考证，霸权Hegemony一词的希腊文和拉丁文形式分别是egemon和egemonia，本义是指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或统治者，一般用来表示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统治关系。[4]”而现代社会意义上的文化霸权主要是指，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少数文化强国依靠其强势文化地位，通过语言、信息、科技、教育等方面的优势，向世界其他国家进行文化渗透和扩张，迫使这些国家放弃原有的文化传统，接受其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以此影响或主宰这些国家发展的前途和命运[5]。文化的核心内容在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而文化霸权就在于将本国的意识形态及价值观强加或渗透于他国之中，形成对其国民的精神控制，进而取得其他方面的利益。在这方面，美国的文化霸权表现得极为明显，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文化受美国意识形态及价值观的渗透甚重。

（二）中国国家文化安全面临的内部挑战

中国国家文化安全面临的内部挑战主要根源于文化创新不足。由于中国目前处于社会转型期，在这一时期，社会各方面都在改善的过程之中，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的很可能是文化的缓慢创新及社会其它各领域内的弊端显现。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更多地是从横向大量“移植”西方文化，而忽视了对自身民族文化传统进行全面的梳理和扬弃。致使我们传统的文化思维模式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甚至于曾一度受到全面的丢弃，从而使原来占据主导地位的中国传统民族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已让外来的西方文化重新解构[6]。所以，在内部挑战这一方面，我国尤其要重视文化的创新发展，通过自身的努力，营造有利于文化发展的安全环境。

三、应对国家文化安全挑战的对策

（一）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提高文化创新能力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想要不败于其它国家的文化，就要坚持不断地创新与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关键是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7]。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国文化发展的有序和科学，进而保护我国国家文化安全。

（二）加强文化交流沟通，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拥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化绝对不能坐以待毙，而是要积极、踊跃地参与到世界文化交流中去，将我国光辉灿烂的传统文化传播给世界各国，让其他国家的人们了解中国的历史，感悟中国的文化，从而产生对中国的喜爱，激发他们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继而振兴我国民族文化，使我国民族文化为世界所用，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繁荣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文化贡献。

（三）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文化安全体系

相对于已经形成一套完整的西方文化霸权理论体系，我国学术界当前仍缺乏一整套有中国特色的、比较完整的国家文化安全战略体系[8]。因此，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文化安全体系是当务之急，只有将这一体系建构与完善，才能更好的保证我国国家安全在面临挑战时，能够从容应对，妥善解决问题。

国家文化安全，不仅关乎于国家的文化发展，更关系到整个国家的整体安全。21世纪，各个国家之间的竞争不再单一的处于经济领域或政治领域，更多的转向文化领域范围内，通过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侵略达到全面侵略的效果。所以，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文化发展、保障国家文化安全的路，对于现时代的中国尤为重要。（作者单位：大连海事大学）

参考文献

[1]本书编写组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M] 2010年6月 第194页

[2]沈洪波 《全球化与国家文化安全》[M]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9年4月 第57页

[3]沈洪波 《全球化与国家文化安全》[M]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9年4月 第70页

[4]孙晶 《文化霸权理论研究》[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第1页

[5][6]周苑 《当代文化霸权对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的挑战及对策》[D] 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7年4月

第9篇：国家安全观论文范文

关键词 粮食；粮食安全；综述

中图分类号 F326.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13）02-0133-04

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创新和技术进步促使粮食生产效率极大提高，中国粮食长期短缺的历史格局彻底改变。但是，面临城市化、工业化和国际化加速发展的挑战，粮食安全问题仍是关系到国家政治经济稳定和社会发展的全局性和根本性问题。本文将围绕粮食安全的概念与内涵、“谁来养活中国”的国际争辩、中国粮食安全影响因素和策略选择四个方面进行梳理。

一、粮食安全的概念与内涵

粮食安全是一个发展的概念。粮食安全是英文Food Security的中文译名。Food Security的概念最早是在1974年11月罗马世界粮食大会上由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在《消灭饥饿与营养不良世界宣言》与《世界粮食安全约定》两份文件中同时提出的。粮食安全应当保证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能得到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够食品，基本内涵是保证全世界的人都有权利得到最起码的营养。1983年4月，由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原总干事爱德华·萨乌马提出了粮食安全的第二次定义，即确保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买得到又能买得起他们所需要的基本食物（Melaku Ayalew，1997）。1996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对粮食安全做了第三次表述：“人人都有权获得安全而富有营养的粮食”，并提出“到2015年把全世界饥饿和营养不足的发生率减少一半”的目标。这样，“粮食安全”的内涵增加了“营养安全”的内容，并将粮食安全看作一项基本人权。

国内学者卢锋（1999）详细阐述了粮食安全多方面的含义：从时态角度看，分为长期、中期和短期粮食安全；从主体对象角度看，有国家、地区和家庭住户粮食安全；从供应链环节角度看，还可分为生产、加工、流通不同环节发生的粮食安全问题。苗齐、钟甫宁（2001）基于粮食的口粮需求、饲料粮需求和加工用粮需求，提出中国的新粮食安全观，包括国内粮食单产稳定增长、农业持续发展、农民收入增长和粮食贸易渠道稳定。马久杰等（2001）根据主体对象，进一步将粮食安全划分为宏观安全与微观安全。宏观粮食安全是一个国家总体上粮食的总供给（包括生产和进口）是否能满足国内的总需求，绝大多数人口的营养需求能否得到基本满足，可通过全球及整个国家食物获取能力来反映。微观粮食安全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实现粮食宏观安全以后，低收入或贫困人口的粮食安全是否能得到保障。最微观层次的粮食安全直接涉及到个人的营养安全状况。张连珍（2005）在总结FAO在1983年所修改的粮食安全目标的基础上，从数量、价格、流通、质量这四个核心因素来构建粮食安全。

二、国际争辩：谁来养活中国

1995年，美国世界观察所所长莱斯特·布朗（Brown Lester R，1995）“谁来养活中国”一文及其引起的争议，代表了国外对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的讨论。1998年他又撰文提出，在今后的几十年中，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迅速工业化，使得工业用水和生活用水急剧增加，挤占农业用水，最终影响中国粮食生产，导致其他贫穷缺粮国家的生存受到威胁，动摇世界粮食安全。

布朗的观点引起全世界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关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D.盖尔.约翰逊（D.Gale Johnosn，1995）认为，布朗的研究结论是错误的，中国人能够自己养活自己，不论是当前还是未来，都不会对世界粮食供给构成威胁；随着时间推移，中国不能保证粮食生产完全自给，可能进口大量粮食，但这不会给世界带来灾难。

世界银行（1997）也认为，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不太可能会出现粮食安全问题。世界粮食市场可以在不大幅度提价的情况下，满足2020年中国所需进口的1.0%的贸易原粮。另外，90%可以通过增加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研等在中国国内生产解决。

联合国粮农组织储备局的尼科斯·亚历山德拉托斯（Nikos Alexandratos，1997）认为布朗所预测的“中国粮食将严重短缺和粮价将大幅上涨”不太可能，部分论据自相矛盾。

布朗“谁来养活中国”的观点同样也引起了中国政府和学者的广泛关注。1996年国务院正式公布了《中国的粮食问题》（即《中国粮食问题白皮书》），不仅有力驳斥了中国会对世界粮食安全产生威胁这一谬论，还论证了中国将为世界粮食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众多国内专家、学者们也纷纷就布朗数据的失实、农业生产科技进步、制度革新等方面进行了有力的批驳。中国对于粮食安全的研究进入一个全新的时期，一批代表性论著涌现，如《中国粮食安全研究》（朱泽，1998）、《迈向21世纪的中国粮食》（黄季焜，1998）、《中国食物保障可持续性及其评价》（吕耀，1998）等。

三、影响中国粮食安全的主要因素

（一）人口社会因素

何金定（1997）指出：（1）无序的人口流动和低效的人口城镇化使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付出了沉重的代价；（2）农业劳动力素质低下，制约了粮食生产的纵深发展；（3）人口分布与商品粮产地不平衡的矛盾，给粮食的总量和地区平衡带来了困难；（4）庞大的人口规模和持续的人口增长将直接或间接地给中国粮食安全带来巨大的压力。温铁军（2003）明确指出，中国这个人口大国的粮食总产量与人口的增长必须同步变化，这是个基本规律，违背这个规律就要付出代价。郭剑雄（2004）提出，随着城市化的推进，中国粮食安全形势将变得非常严峻。

（二）产能因素

崔建树（2000）认为，耕地、淡水、居高不下的农业投入和变化无常的气候是影响中国粮食安全最值得警惕的制约因素。林毅夫、李周（1995）指出，增加粮食总产量的途径不外乎两个，即扩大粮食播种面积和提高粮食单产水平。胡鞍钢（1995）认为，影响中国粮食长期供给的因素主要是耕地和现代生产要素的投入，而第一个变量居主导地位。刘淑华（2007）也分别对耕地、生态环境、科研与种植技术、种植成本与收益、人口和种植结构六个方面对粮食安全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余振国等（2003）、张士功（2005）也分别提出耕地资源量减质降会威胁粮食安全。潘家华、杜亚平（1997）指出，工业污染侵蚀粮食生产的基础，农业化学污染构成对粮食增长潜力的制约，而农业生态系统的恶化则降低农业生产抗逆力，如不考虑环境制约，则将难以保障粮食安全。翟浩辉（2004）指出灌区节水型农业的发展可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三）生产因素

林毅夫（1996）认为，从长期来看，未来30年内中国人口将每年增长约1000万人，耕地面积也会不断减少，因此不能对粮食供给问题掉以轻心。刘进宝、赵云平（2004）提出粮食安全目标与粮食生产激励机制存在体制性矛盾。崔晓黎（2009）进一步明确指出，粮食安全不能建立在农民粮食种植的超低收入上，也就是不能由农民来承担粮食安全的成本，但建立在国家高额的资金补贴上同样没有出路。陈海燕、张世英（2006）利用分层聚类分析法对中国26个省份的粮食生产结构情况进行分析，得出影响中国粮食产量的主要因素有粮食播种面积、单位面积的化肥施用量和农业劳动力。

（四）加工因素

刘兴信（2005）提出，发展以粮食为原料的食品加工业，有助于建设节粮型社会，缓解粮食生产的资源约束矛盾。姜长云（2007）以东北地区玉米加工业为重点分析对象，认为粮食加工业迅速发展不会引发中长期粮食需求格局的重大变化，也不会影响中国中长期粮食安全。观点有三：一是稳定提高粮食加工转化能力，是加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建立解决“三农”问题长效机制的重要内容。二是玉米库存的适度减少和价格水平的稳定提高是我们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目标。三是从中长期的角度看，适度扩大粮食进口、减少玉米出口将是必然趋势。

（五）物流因素

孙洪磊等（2006）指出，中国粮食加工技术和粮食储藏技术进步很快，但现有粮食物流体系建设水平低下、产销衔接不畅、运输成本高，给国家粮食安全和粮食市场价格都带来负面影响。何蒲明（2009）也认为，粮食安全需要物流支撑。中国粮食产销分布不均，而当前粮食物流体系的低效率和高成本，成为制约粮食安全的关键和中国粮食安全的突出问题。

（六）储备因素

石汝杰（2001）提出国家粮食储备对粮食市场起到支撑、引导和培育的基础性作用，是一种粮食安全保险，只有在非常时期才能用得上。游建章（2003）也认为，从长期来看，粮食供给能力是一国粮食安全的重要决定因素。从短期来看，粮食储备调节能力也是粮食安全的一种重要的影响因素。舒在习（2001）则从农村粮食储备的视角展开研究，认为农村粮储点多面广、数量巨大，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用极为重要。马久杰等（2002）、朱晶等（2004）认为，建立和维持适度规模的粮食储备是实现粮食安全的重要手段。虽然扩大储备量规模能够增强国家粮食宏观调控能力，但粮储成本也会增加。贾晋（2012）认为，粮食储备作为粮食安全保障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构建一套完整的粮食储备政策，既包括优化储备规模，还需要合理布局和配置中央一地方储备、产区一销区储备以及品种结构间的粮食储备。

（七）价格因素

林毅夫（1996）针对1993年-1994年中国粮食价格大幅度上涨，提出这不是由生产不足造成的，而是由于中国政府改革了统购统销制度，连续几年的高通货膨胀导致农业生产要素价格大幅度上涨造成的。罗孝玲等（2006）提出，粮食价格应与国民经济整体发展协调，如果粮食价格长期大幅度波动，在高价区或低价区往复运行，则严重影响国民经济整体运行，可认为存在粮食安全问题。许经勇、黄焕文（2004）认为“粮食价格回升≠粮食安全危机”，用粮食市场价格的高或低来判断粮食安全与否，是缺乏科学根据的，如果粮食上涨是粮食安全出了问题，那么粮价下跌也是粮食安全有问题。胡新宇（2005）认为，真正影响中国粮食安全的主要问题，是家庭获得粮食的能力。高峰等（2008）重点分析农村贫困人口微观粮食安全的影响因素，认为人们的收入水平、粮食生产能力、粮食分配状况、流通状况与微观粮食安全程度正相关，而粮食价格水平、家庭人口数量与微观粮食安全程度负相关。不过，王跃梅（2004）却认为，按照中国目前城镇消费者的收入水平，绝大多数人对于粮价上涨是有经济承受能力的。粮食安全问题主要是数量问题，而不是价格问题。

（八）宏观政策因素

郭玮、赵益平（2003）认为，从技术上讲，中国已具有相当的粮食生产能力，粮食是安全的；而体制性、机制性矛盾是威胁粮食安全的主要因素。一是主产区和主销区不同的粮食流通体制造成产销区分割；二是农业资源流失的约束机制不健全；三是地方政府政策不当加剧市场波动；四是分级负责的粮食储备机制。高帆（2007）提出，实现中国粮食安全目标应当加强组织创新，改变农业的微观经营方式，提高生产的分工水平，强化微观主体的市场角色，从而回应客观环境并在诸环节形成粮食安全的长效机制。公茂刚等（2009）也从宏观的国家（地区）层面和微观的个体层面比较全面地分析了中国粮食安全的影响因素，需要从宏观政策层面考虑各个影响因素，构建粮食安全制度保障。胡小平（2012）一直坚持认为，宏观政策是影响中国粮食生产的决定性因素。从2004年开始连续出台八个“中央一号”文件，取消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加大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农资综合补贴四项补贴的财政投入和重点扶植粮食主产区的政策直接激励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确保了粮食产量“八连增”。

四、中国粮食安全的策略选择

中国粮食安全保障方式策略选择的争论一直在激烈的进行。一种观点认为：粮食就是一种商品，应该同等地接受市场经济规律的调节，国家保护政策是无效的或低效率的，粮食大量进口可以更有效地利用国际资源（许经勇等，2003；茅于轼，2009）。蔡昉（1994）从比较优势与贸易利益的角度提出，国内过分强调粮食自给自足会影响农业资源配置效率。胡靖（1998）也提出，中国的粮食安全与粮食国际贸易必须分离，进出口公司可以通过粮食贸易获得利润。卢锋（1999）驳斥中国粮食问题上长期以来过分强调自给自足的“泛政治化”认识误区，提出中国在保持基本粮食生产能力的前提下，农产品和粮食贸易体制应当较为自由化。林毅夫（2004）则从比较优势学说的角度提出，快速发展的中国多进口没有比较优势的粮食，利大于弊。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粮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绝不能够依赖进口，应该基本自给，粮食进口至多只能作为不影响粮食安全的一种纯粹的贸易行为。胡鞍钢（1995）认为，中国的国情决定粮食区域基本自给。由于中国长期粮食供需紧张，因而适当进口粮食作为一种补充和调剂是必要的。孙梅君、郭玮（2007）指出，由于全球粮食供求趋紧，中国中长期粮食进口面临诸多风险。在此背景下，应当坚持国内粮食基本自给的方针，对粮食生产常抓不懈。中国粮食生产没有必要追求绝对的自给自足，这一点已逐渐成为专家学者和决策者的共识（卢锋，1997；杨雍哲，2000）。

维持长期粮食安全仍然是合理的政策目标。吴志华等（2003）提出要以合理成本保障粮食安全。胡鞍钢（1997）阐述了“立足国内，适度进口”的内涵。吴志华、胡学君（2003）认为创新中国粮食安全的基本思路应是：大粮食小口粮。就大粮食而言，重视粮食消费、流通与种植、养殖、加工等方面的关联机制，实现粮食安全与广大群众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提高、农民增收与生态环境和谐统一；就小口粮而言，依据粮食口粮特殊性，有效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配置资源，实施“口粮特殊与一国生产”、“非口粮非特殊与二路竞给”的发展战略。万宝瑞（2004）明确提出，面向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中国粮食安全保障基本原则为：自给为主（包括国内生产和储备），进口为辅；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依靠科技进步，转变粮食增长方式。

五、研究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