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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经济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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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经济论文

第1篇:国家经济论文范文

从某种程度上讲,会计产生源于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所有者通过相应可靠会计信息,更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和对企业进行必要监督,而经营者通过有效的会计信息,评价出企业经营发展状况和设置相关的战略发展目标,实际上经济体所有者和经营者,在会计报告中获得相关利益,可以直接被认为是经营者进行人力资源利用所产生的产权收益。可见产权会计制度下主要功能对产权进行有效界定、确认和维护,通过相应会计制度法律法规以及固有道德保障会计制度有效性实施,利益会计制度下财务处理及相关日常操作,约束和维护好相关利益群体权益。会计制度下经济增长作用主要体现在,一是在产权会计制度规范下,构建出一种更加有效经济体组织形式,并确定相关利益群体的财权所有权,将个人经济获取不断转化成为一种社会性活动,保障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方向一致性,直接减少经济利益分配过程中不劳而获现象;二是通过产权会计制度制定相关政策,规范不同经济利益主体利益获取范围,使经济体在获得收益同时,能够提供真实可靠收益报告,实现一个复杂多变市场经济活动系统,从宏观到微观逐级分解、界定和明确利益群体之间的权责,更好实现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双赢式。可见产权会计制度的完善和发展,能够不断促进不同经济体,提供高质量会计信息,使得经济体产业发展能够真实反应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现状,从而通过产权会计制度影响社会经济制度调整和控制,最终促进我国经济健康快速发展。

二、经济增长与会计制度协同发展的措施和建议

上述研究和分析可知我国经济增长与会计制度之间有着相互促进和密不可分关系,会计制度会计准则制定和产权制度明确,将会对于我国经济增长起到推动性作用,而经济增长作为会计制度变迁需求,有利于促进和完善我国会计制度。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主体对于资源分配决定性作用地位越来越突出,这也直接要求我国政府能够制定出科学合理公正会计政策;另一方面产权制度和会计制度之间相互作用关系,在我国宏观经济改革大环境下,产权结构多元的改革将会推动会计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会计制度进一步明晰和使用,将会更加有利于社会中利益群体之间产权分配和合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减少政府对于经济体监督支出,实现企业中经济交易费用。本文建设性提出经济增长与会计制度协同发展的措施和建议如下:

(一)进一步完善会计准则制度

与国际标准会计准则制度相比,我国会计准则制度还存在一定程度上差异性,结构和内容还存在不完善性,没有构成多方面需求性主体,对于会计准则制度绩效评价效果和方式不健全,同时我国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各方经济利益主体参与程度不高,本文进一步完善会计准则制度建议如下,一是有序改变现有会计准则制定机制,从博弈论角度看,只有经济体各方利益者积极参与会计准则制度的制定,并进行规制的利益博弈,制定出的准则才能实现利益多元化共赢纳什均衡最佳状态,才能使经济体的各方利益达到满足,进而推动各方经济利益合理增长,可见会计准则制度应向公开方向发展,逐步改变政府性主导地位,实现多元化主体参与,达到动态博弈平衡;二是增强会计准则制定程序透明度,我国会计准则制定从最终目标上看,是为更好平衡各经济主体之间利益关系,从过程上主要体现是否经过各利益群体之间多次博弈平衡结果,我国会计准则制定科学合理性,必然需要一个相对透明环境,公共利益各群体积极参与及实现更为完善会计准则自我调整,因此建议我国在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积极有序借鉴发达国家会计准则制定经验,制定出积极有效保障措施和法规,调动其个利益群体和公民代表积极参与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二)会计和产权制度的平衡博弈

从社会资源分配角度看,如果一类高收益资源领域,不具备相应准入机制,各方利益群体将会争向加入,以此获得自身的最大收益,资源将会被无限制过渡性应用,直接说明人类社会发展需求与资源关系上存在一定矛盾冲突,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各个经济利益体彼此排除对方,但是有必须相互合作,这实质上就是一类发展过程中博弈行为,会计制度和产权制度之间相互融合及制定,实质上是各个利益群体之间多次博弈,最后达到一种动态均衡关系,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作为一种经济管理模式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选择,会计外部环境条件,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过程,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由于从自身最大利益角度出发,为谋求自身生存和权益,在一定规则和制度环境下,势必将会发挥经济利益群体的主观能动性去与企业经济利益体进行博弈,达到一定范围和程度博弈均衡,随着科学技术和信息化不断创新和信仰,又产生一种新博弈状态,因此会计和产权制度相互影响就是一种不断更新博弈平衡关系。保证和实现会计和产权制度的博弈主要措施,一是完善会计法,依据我国具体经济实际情况,制定相应会计准则和行业制度,减少政府对于市场干预,造成的不必要资源浪费;二是会计制度制定必然严格体现出主导公平性,确实保证各个经济利益群体公共利益;三是在会计和产权制度博弈过程中,在维护社会经济健康发展前提下,选用合适方式,例如政府主导下诱导下会计和产权制度博弈,从而更好实现利益各方协调,满足社会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三、结论

第2篇:国家经济论文范文

落后国家相对于先进国家来说有先天的不足,特别是二战后新独立的国家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差距更大,长期的殖民统治,已经形成了它的依附性结构,加上国际、国内形势都已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使他们不能再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可以经历几个世纪的渐进的发展,因此,落后国家要赶超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就必须另辟捷径。首先,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普遍比较低,工业基础薄弱,积累率非常低,而且,他们的民族资本弱小,无力承担起发展民族经济的重任,在与国外大工业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同时,普遍的轻重工业比例失调,国内市场的畸形发展,使发展中国家经济缺乏自我持续高速增长的条件和能力。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可以通过对外殖民扩张和掠夺获取大量的资本积累,这些条件发展中国家不具备;西方资本主义扩张时面临着广大的未开拓市场,这些条件发展中国家也不具备。其次国际贸易条件也发生了变化,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资本向外扩张在客观上导致了殖民地一定程度的开发,发生回波效应。但到资本主义进人帝国主义之后,资本主义已牢固地控制了殖民地,在二者之间已经形成了稳固的不合理的国际分工,形成了中心与的依附关系。由于经济结构水平单一低下,贸易条件恶化,财富不断地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转移,而危机则不断地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嫁。回波效应减弱,马太效应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面临着一个十分严峻的外部环境。

二、落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选择

如何在这种不利的条件下迅速地集中资源并进行优化配置呢?市场本身有其局限性,何况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极不完善,分割严重,高度扭曲,依靠它不可能使资源达到有效的配置,而且还可能造成浪费,同时,弱小的民族资本家无力担负起发展民族工业的重任,幼小的民族工业也不可能与强大的跨国财团相抗衡。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强大的国家政权才能够有力量为国家的工业化莫定基础。因此,落后国家在发展的初期一般来说权力相对集中,相对于市场而言,计划更受到亲睐,相对于自由贸易而言,关税保护更常见;在工业发展战略中,重工业相对于轻工业更优先得到发展。这在早期超越成功的国家中得到了自发的运用,如统一后的德国,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强有力的政府指导和产业政策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并保证了工业的发展稳定的秩序。相对于英法等先行完成了工业革命的国家而言,德日这些后起国家采取了超常规的发展,国家积极扶植工业,特别是重工业(这可以从德日两国强大的军事工业体现出来),同时对外实行关税保护。政府的调控不仅最有效地集中了资源,而且保持了经济的稳定和长期发展,因此,德日两国能后来居上。

如果说德日的发展战略是一种自发的话,那么苏联二、三十年代的工业化则是一种自觉的选择。列宁逝世后,苏联国内就经济发展战略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以布哈宁为首的一派强调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相互协调的均衡发展;而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另一派则强调以工农业剪刀差的形式来促进国内资本的迅速积累,优先发展重工业,使国家迅速重工业化起来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当时,布哈宁的理论被接受,并在“新经济政策”中体现。而托洛茨基的理论则受到批判。但从以后斯大林工业化的路线来看,很明显托洛茨基的理论得到了贯彻。无论后来我们怎样看待苏联的瓦解,但苏联迅速地从一个还残留着农奴制的欧洲病夫变成世界第二经济强国,这一切才仅仅十九年的时间,是在一个极其严峻的国内国际环境中取得的,其间还夹杂着斯大林个人的一些严重错误,我们就不能不惊叹苏联的奇迹,那么怎样评价苏联的起飞呢?

如果苏联按照布哈林的路线走,凭借苏联广阔的国土,巨大的人力资源和丰富的破产,苏联最终将成为一个强国,但速度将十分缓慢,并不断受到经济波动的困扰。当然,苏联可能不会在1991年瓦解,但很有可能在1941年就已完蛋。布哈林的理论并不错,但提出它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它应是第二阶段的指导纲领。从托洛茨基的非均衡理论来看,虽然并不理想,是过去的经济学教科书中受批判的对象,但他很适合当时的苏联的状况,正是通过这条路线,苏联不但建立了强大的重工业,奠定了强国的基石,更重要的是,重工业建设引致投资高积累,拉长了投人、产出自我循环链条,加大产业关连度,供需失衡只有在超长期后才会显露出来,从而避免了经济波动的于扰,保证了经济超高速持续发展。

二战后韩国奇迹也是后进国家发展的典范。韩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可以说,没有政府的参与,就没有韩国的奇迹!在起飞的整个过程中,政府开支占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1/5-1/4,公共投资占全国总投资的大约40%,同时,公共储蓄占到总储蓄的1/5-1/3。在印年代初期,政府就控制了五家主要的商业银行。再加上朝鲜银行和国营经济部门的活动,国家便控制了总投资的。在此之上,政府还利用政治庇护,区别性税收,信贷和价格政策,奖章和奖金,命令以及各部门和商界之间的月会等手段,决定了整个经济发展的进程。到七十年代中期,在政府的推动下,韩国推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重工业化,鉴于韩国资源缺乏,资本、技术靠进口,国内市场狭小,出口依赖性强,韩国在怎样进行重工业化方面存在某些失误。但若没有这些重工业,韩国就不可能持续六、七十年代的辉煌!

可见,落后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一般选择的是相对的中央集权,政府在经济活动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资源配置中,计划手段比市场手段更经常地得到运用。在对外经济关系上,一般更倾向于选择关税保护而非自由贸易。在注意物质资源开发的同时,也注重人力资源的开发。

三、落后国家经济起飞的前提条件

当然,要使发展战略达到最初的目的,必须具备一些重要的条件。首先,强大的具有权威性和高效能的能够贯彻国家意志的政府极其重要。因为政府在落后国家起飞阶段起着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和调控作用,因此,必须具有一个有高度集权性和刚性的政府,要防止政权的软化。其次,彻底的社会改革是经济改革和可持续发展的先导,必须通过社会改革来打破原有社会各阶级阶层之间的等级刚性,统一各阶层的意志,增强国民凝集力,创造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再次,必须进行激进的经济改革,没有经济制度的彻底改革就不可能达到预期的目的,政府的各项政策就难以贯彻,并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因此,当我们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失败归咎于它的战略时,不如把它归结于他们条件的不成熟或不具备。很少有政府能达到一个强政权的标准,绝大多数的政府都是殖民地遗留的产物,换汤不换药,他们缺乏权威性且效率低下,因此,他们缺乏实现国家意志的手段和能力,而且有的政府根本就不代表国家利益,而只是某些阶级或集团利益的代表。而无论是斯大林的苏联,朴正熙的韩国,还是稗斯麦下的德国,治天皇下的日本,都有一种国家共同的意志,因而都能支持一个强有力的,具有权威性高效率的政府。当然,集权对民主有一些负面影响,但如果民主不能带来稳定、繁荣与发展,集权有时是必要的。

同时,许多发展中国家刚从殖民地摆脱出来,国内种族的、宗教的、阶级的、阶层的,各利益集团的矛盾错综复杂,并且彼此间的利益相互冲突,形成巨大内耗。不进行彻底的社会改革,不把各个阶级的矛盾化解,不形成统一的意志和目标,各种政策与措施就难以贯彻。而且与政治结构相对应,经济结构也是殖民化的产物,表现为比例失调,结构畸形,产品单一,对经济的发展极为不利。如果不进行彻底改造,必将对经济的发展产生阻碍作用。

因此,许多发展中国家发展战略的失败,既有政府的原因,也有社会结构的原因和经济结构的原因。可以想象,政府参加干预的目的本来是为了减少或避免市场的失灵或不完善,但一个失灵的政府不仅不能挽救市场的缺陷,反而不适当地干扰了市场,一个失灵的政府加上一个失灵的市场,其结果可想而知,而且局部的或表面的政治与经济结构调整不仅未改善社会与经济结构,反而更加畸形和不平等,不协调。因此,许多发展中国家发展战略的失败,并非计划之错,而是由于计划之外的原因。

另外,许多国家或是由于国家太小,市场有限,或是由于缺乏资源和资本而不能起飞,这就另当别论。一般认为,这些小国可以结成区域经济联盟,进行内部分工以达到规模效益,这样就可以弥补各自在资本、资源及市场方面的缺陷。

至于台湾、香港、新加坡的起飞,则有他们极其不同的特殊性。毕竟,四十多年来.也就只有这几个小的地区或国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即便有如此的机遇和条件,台湾地区和新加坡若没有政府对经济的强大于预,恐怕也难成龙!

四、发展的阶段性及其实证考察

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经历三个阶段。

经过政府强力推进的以工业化为目标的计划初步实现之后,落后国家便经历了起飞这一阶段,经过起飞,国家的经济实力有所增强,有些产业已具备一定的竞争力,这时,经济发展便进人第二阶段,即进人政治与经济结构的转型期,由以集权为主逐渐向分权为主过渡,由以计划为主逐渐向以市场为主过渡,由高关税的进口替代向以低关税为特征的出口导向或自由贸易过渡。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经济体制的改革必须伴随着政治体制的同步改革,这一步十分关键也非常不易,因为从一个以计划为主的经济模式向一个以市场为主的经济模式,从一个集权式的政治模式向一个以分权为主的政治模式的转变受各种现存因素的影响,并相互制约。这是一个艰难且长期的过程,如何打破旧的循环链条,并形成新的循环链条的良性循环这一个过程十分复杂而关键,也是发展战略中的“瓶硕”。经过渐进的过渡之后,经济发展便进人第三阶段:成熟的“混合”市场经济阶段。

中国的经济起飞阶段主要发生在1952-1958年间,后来由于特殊的国际环境与国内原因,中国第二步战略一直延迟到1978年才开始,这不仅阻碍了中国经济水平的提高,也延缓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当前,中国正在加快实施第二步战略转型,面临的任务极其复杂艰巨,相对而言,我们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市场的主导地位已基本确立,但政治体制改革却相对滞后,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严重制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与完善。因此,有必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促成一个廉价高效的小政府和一个规范完善的大市场之间的良性循环,达到第三步战略目标。

苏联的战后重建经历了一个很短的时期,大约在五十年代中期,苏联的经济恢复过程就已快成,但由于国际国内环境的制约,再加上对斯大林模式的盲目崇拜,苏联政府没有能够从大政府和强计划的旧模式中摆脱出来,反而越陷越深,日益强化的官僚体制与日益僵化的指令,经济体制之间的恶性循环,最终窒息了经济的活力,而自我封闭与因循守旧,则隔断了对外经济与技术交流,使工业化停滞不前。而璐璐来迟的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则彻底葬送了苏联的建设成果,他不明白在经济改革中政府的控制力的关键性作用。因此,激进的改革不仅导致了一个软政权的出现,而且在强政权控制之下的经济秩序由于失控而走向了混乱,这样,一个软政权和一个混乱的经济体系之间,形成了一种螺旋式的恶性循环,最终导致了苏联的崩溃。苏联的瓦解是发展战略上的一次严重失败,他或者没能意识到由第一步向第二步战略转移的必要性,或者即使意识到了,但由于没采取正确的策略而没完成成功的转型,这为后来者留下了沉重的教训。

韩国在朝鲜战争之后,采取了进口替代战略,由于国内市场狭小,很快就趋于饱和,五十年代末,利用西方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韩国和其他三小龙一样很快地走上了出口导向型战略,到七十年代中期,在政府的主导下,重工业开始确立,到八十年代末,基本完成了一次级出口导向,国民经济重工业化基本完成。可以说.韩国的经济与外贸转型是比较早的,但由于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对市场的干预力度并没有随着经济的日益市场化而弱化,它一方面促进了韩国经济的转型,但另一方面滞后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与日益市场自由化的经济体制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留下了严重的隐患,使市场扭曲严重,因此,在1997年后,东南亚金融风暴中,韩国为他滞后的政治体制转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因此,在经历了起飞之后,并非所有的国家都走上了顺利发展的道路。以台湾、香港地区和新加坡为代表的这些新兴工业化地区和国家,他们已经成功地实现了第二步跨越,正在向日益“成熟”的市场经济迈进。以中国、韩国为代表的这些国家,经济转型已有一定成果,但政治转型严重滞后,二者存在较大不平衡性,发展带有某些不确定性。第三类是以拉丁美洲新兴工业国为代表,他们的经济结构复杂,政治转型困难重重,工业化之路起起伏伏,前路依然不会平坦,第四类是国家,他们由于第二阶段中战略性失败,最终导致发展的失败。

五、发展战略的总结与展望

从自德国统一和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后发国家发展战略来看,由于后发国家在起飞阶段的初始条件不同,他们先后走上了一条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发展道路,与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发展不同,这些后发国家的经济发展一般要经历进口替代,出口导向,贸易自由化三个阶段,在每一个阶段,对于政府的作用,市场与计划手段的运用,关税保护与贸易自由化之间的关系都要进行深刻的调整,与此同时,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也或先或后地进行了改革。但由于各个国家起飞的条件不同,所采取的政策不同,因而发展所取得的成果也大不相同,有的国家取得了成功,进人发达国家行列,但绝大多数则依然在发展的道路上艰难摸索。超级秘书网

第3篇:国家经济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 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完全独立于世界经济之外。无论是从产业部门还是从收入水平、就业和经济增长等不同层面来看,每一个国家的经济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投资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牢固的纽带。印度与中国都是发展中转型经济国家典型。印度贸易的发展与中国贸易之间有着举足轻重的关系。在世界贸易中都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都是经济发展中的影响与被影响者。 【论文关键词】 转型经济 印度 中国 贸易关系 一、印度贸易状况 印度自然条件相对优越,气候暖湿、资源丰富,为印度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物质基础。印度进口商品结构为资本货物、能源、原材料和中间产品,其进口近年来大量增加,而粮食等消费品进口则大大减少。2005年石油进口额高达266亿美元,其后两年也呈增长趋势,这也是印度外贸逆差形成的主要原因。进口的原料及其他中间产品主要是羊毛、原棉、石油制品、化肥、钢铁、钻石配料、食用油等。出口商品结构中农产品出口额下降,工业品出口额不断增加。2006年印度出口农产品(包括茶叶、海产品、咖啡、蓖麻油、棉花、油漆等)约80亿美元,IT产品出口为185亿美元,药品及相关化学品出口达55亿美元,其他工业制成品约90亿美元,钻石及珠宝出口自2003年起已超过100亿美元。印度独立后,其对外贸易的地区结构由独立前集中在少数国家的状况,转变为日益走向多元化。20世纪80年代开始,印度经济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放松对私人经济的控制、改善对公营企业的管理、增强试产调节功能、扩大对外开放等,并在《2004-2009年度印度对外贸易政策》中使之规范化、具体化。图为2007年印度出口产品、图右为进口产品(亿美元) 2007年~2008年印度对外贸易总额为1814.8亿美元,同比增长22.63%。其中出口722.81亿美元, 同比增长18.52%;进口1092亿美元,同比增长25.51%;贸易逆差369.23亿美元,同比增长41%。 二、印度与中国贸易关系 中印贸易往来从丝绸之路时就已开始。贸易关系在1959年因中、印政治关系恶化而停顿,1976年恢复正常之后就一直向着良好的方向发展。印度出口中国的商品主要是矿砂、塑料、珠宝、贵金属等,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主要是机电、矿物燃料、矿物油等。当前,印度处于顺差地位。但因双方政治关系不很稳定,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十分相似,经济互补性差。在今后的中印双边贸易进一步扩大上可能还会面临一些问题,但就目前发展状况及对未来的预测表明中国在未来对印贸易中很可能超过美国,成为印度最大贸易伙伴。 中国和印度经过近些年的快速发展,已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有潜力的新兴市场和消费品市场。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印两国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提高,但双边贸易额很小。影响贸易的因素有很多,如自然条件、经济发展、政治关系、文化因素等,但最根本的原因仍然是经济因素。利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和净贸易比(NTR)对目前中国和印度农产品竞争能力进行对比分析,中国在农产品贸易中已不具有比较优势,而印度仍处于比较优势地位。对于中国和印度,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和要素禀赋模型更能合理地解释两国双边贸易额较小的现状。但是,由于NTR的取值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产业标准的不同,即根据不同的产业分类标准,会得出大小不同的NTR值,甚至会得出正负相反的取值,因此,通过单个NTR的值,分析某个产业的竞争能力是有失公平的。为克服这一缺点,本文利用该理论框架下的净贸易比这一定量分析指标,计算出它们的相关系数,以此研究两国贸易结构的相互关系。首先,根据《联合国国际贸易统计年鉴》(InternationalTrade StatisticsYearbook)按照SITC三位码分类的中、印两国1985年~2007年的进、出口数据,计算出各商品组的NTR值,每个国家各商品组的NTR值组成一个向量,分别设为向量X,Y,Xi是i产品的出口额,Yi是进口额;然后,根据公式Yi=α+βXiεi,运用最小二乘法,对两个向量做相关分析,求出对应向量的皮尔逊相关系数。如果相关系数是正的,说明中、印两国在贸易结构上是近似的。如中国在某类商品组上具有比较优势(或劣势),印度在该类商品组上也具有相近等级的比较优势 (或劣势),两国具有比较优势(或劣势)的商品组重合程度较大,意味着两国在对外贸易关系上表现为一种竞争关系。相关系数越大,表明两国的贸易结构相似程度越高,在贸易上体现的竞争态势愈明显(注:引自《东盟五国与台湾出口产业在美国市场的竞争分析》)。如果相关系数是负的,说明两国在贸易结构上是相反的,即一国拥有比较优势的商品组,在另一国可能不拥有比较优势,两国在对外贸易关系上表现为一种互补关系。计算中国和印度纺织品与服装制品的RCA指数,说明两国在纺织品与服装制品上都具有比较优势,竞争能力是非常相近的。由于在中、印两国的进、出口贸易结构中,工业制成品占很大部分,所以在分析全部商品的基础上,有必要对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分开进行分析(注:根据SITC的划分标准,初级产品指SITC的0类~4类,工业制成品指SITC的5类~9类,由于第9类基本是未分类的其他制品,所以本文讨论的工业制成品只包括5类~8类。)。根据SPSS软件的输出结果,全部6个分析年份的相关系数都通过显著性水平为1%的双尾T检验。因此,可以拒绝两个变量不相关的原假设,即三类商品组在分析年份表现为一种正的相关关系,说明中、印两国的初级产品、工业制成品和全部商品的贸易结构表现为竞争关系,两国具有比较优势(或劣势)的商品具有相当的重合程度。中、印两国总体贸易结构在1985年~2007年的各年份分别呈低度正相关和中度正相关。在一般的统计分析中,有一个根据相关系数的大小判定相关程度强弱的标准。设相关系数为r,一般地,当│r│≥0.8时,视为高度相关;0.5≤│r│<0.8时,视为中度相关;0.3≤│r│<0.5时,视为低度相关;│r│<0.3时,认为关系极弱,可以看做是不相关。比较而言,工业制品的相关程度最强,大于全部商品和初级产品。可以说,中、印两国的商品在世界商品市场上表现为一种竞争关系,并且竞争的激烈程度先升后降,但两国工业制成品的竞争程度比中国与东盟后起四国的竞争程度轻微。中、印总体贸易结构的竞争关系,根据净贸易比计算的相关系数,反映的是两国在虚拟的世界市场上的竞争程度和变化方向。考虑到NTR指标的局限性,中、印两国的工业制成品在各自的商品出口份额中所占比重较大,近年已达到80%左右。为使统计口径一致,中、印出口数据统一用美国对两国的进口数据代替。按照HS分类标准,(由联合国海关合作理事会于1973年研究并制定,1978年重新修订,包括5019个6位数子目的商品),美国进口历史数据(U.S. ImportsHistoryCD-ROM)中工业制品按照十位码分类,分别由第一位数为5~9的商品构成。首先,将十位码中前三位相同的商品进行汇总,归纳成按照HS三位码分类的91组商品,分别属于500组~999组,分别对应于《国际贸易标准分类》第三次修订本的第5类~8类的各组商品;然后,求出各国各商品组在美国市场上的份额,即一国某一类产品j在美国该类产品进口合计中所占的百分比,用该类产品各国的市场份额分别乘以本国的人均GDP,从而求出各类产品的附加价值指标。另外,由于人均GDP和商品的出口额相乘加总会导致数据过大,现利用既有数据,对人均GDP求取自然对数,再与各商品出口额相乘加总,对加总的和求取反对数。整个运算使用的函数都是单调递增的,得出的各产品附加价值指标虽然与前面的介绍不尽一致,但不会改变各产品组市场份额与出口制品附加价值指标分布的单调性。从工业国家的发展历史看,一国有竞争力的产业首先是从劳动或资源密集型过渡到资本密集型,再从资本密集型过渡到技术、知识密集型。一般地,低收入国家恰好劳动要素比较充裕,劳动密集型产品相对具有比较优势,出口市场占有率较高;高收入国家恰好资本和技术要素比较充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相对具有比较优势,出口市场占有率较高;中等收入国家则居中。收入相近国家的出口结构也会比较接近,在国际贸易中表现为一种竞争关系,即市场占有率比较接近的产品重合程度会比较高。两国出口的商品主要集中在低附加价值制品上,低附加价值制品在对美贸易中处于比较优势的地位,高附加价值制品的出口在美国进口品市场上的占有率非常小;而且,中国市场份额高的商品,印度的市场份额也比较高,反之也如此。但是,中国的出口规模比较大,多数商品的市场份额高于印度。1990年~2005年,中国对美国出口市场份额超过30%的商品种类很少,主要是鞋靴、婴儿车、玩具、游戏品、运动用品及未列的杂项制品(如一些塑料制品),基本属于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当然也都是低附加价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同期,印度对美国出口市场份额超 过20%的商品种类就更少了,在90多个商品组中,最多的年份也不超过3个。这些商品也大多属于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主要是纺织纱线、其他机织物、铺地用品等,还有一些宝石、次宝石,也都是低附加价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由于中、印两国的出口商品结构比较一致,二者在美国进口品市场上将构成一种竞争关系,其出口会此消彼长。 中印两国经济发展水平比较接近,在双边贸易往来中有竞争,但经济贸易前景仍是比较乐观的。要实现两国贸易的持续稳定增长,首先有赖于两国官方和民间的共同努力,增进两国官方的高层次互访,在发展双边经贸往来的宏观问题上达成更多共识,可适当制定一些具体目标和相应的时间表。(2002年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率领中国企业访问印度,当时双方提出的目标是在2008年双边贸易额达到100亿美元,但是这一目标在2003年即被突破。2005年4月温家宝总理成功访印,两国宣布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06年11月,国家主席胡锦涛又出访印度,设定了双边贸易的最新目标,在2010年贸易额要达到400亿美元。)官方的互访可增进相互之间的了解,创造良好的政治氛围和舆论攻势,而时间表的确定可以起到督促和激励作用。其次增进两国工商界的了解。在很多印度工商界人士看来,中印出口产品结构相似,且都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互补性并不很强。而印度由于国内的一些问题,如缺乏灵活的劳工市场、基础设施差等因素,导致生产成本远高于中国,使印度很难向中国出口制造业产品。实际上双方优势有很大的互补性,而且印度最近几年对华贸易已从逆差转为顺差。(2001年、2002年,中国对印度的出口大于进口,从2003年开始,中方的进口开始超过出口,2003年、2011年、2005年印度对中国的贸易顺差分别为9.1亿美元、17.5亿美元、8.3亿美元。)所以中印之间不可能是单向交易,与中国的贸易对印度来说不是威胁而是机遇。当前,印度IT行业发展迅猛,很多企业对中国这个最大的市场已纷纷采取行动寻找合作的途径。最后通过各种途径加强对两国出口产品的宣传力度,增加消费者对产品的熟悉度和认可度。其中相互参展办展就是一种很好的方式。通过参加展会既可以使双方保持联系和接触,搞清彼此的基本法律、法规和关税等对外开放政策,为进一步探讨合作和发展做好充分的准备,也有利于宣传自己的商品,为扩展贸易打下基础。我国在印度参展、办展,不仅了解了印度市场的需求情况,而且显示了我国商品在技术上的优势。为拓展中国市场,印度也可以到中国参展办展,让中国消费者了解和接受印度产品。另外,双方要实事求是地解决贸易摩擦。随着中印贸易额扩大,贸易摩擦和其他纠纷也自然多起来,这是正常的,关键是采取妥善的解决方法。目前两国尚未缔结司法协定,使一些经贸纠纷的解决缺乏法律依据,所以两国应尽快缔结司法协定。对于印度方面出于贸易保护目的提起的贸易救济案件,要积极应诉,必要时可诉诸于WTO的争端解决机制,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中方也要加强行业自律,进一步规范贸易秩序,减少恶性竞争,提高出口产品的档次,公平地参与对外贸易。这样中国与印度在未来贸易发展中将会更好的合作与发展。

第4篇:国家经济论文范文

(一)根据新经济形势调整双边贸易结构为了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获得更好地合作发展,必须根据新经济形势调整双边贸易结构。首先,对过去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贸易结构进行调整,促进贸易结构由粗放型向着集约型的方向转变,用质量衡量出口的合理性。其次,要采取措施积极降低出口成本,不断提高贸易产品的附加值,尤其是要增加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产品的出口比重,也就是说,出口的产品是真正的中国制造。另外,针对拉美国家消费能力强的特点,鼓励企业向拉美市场出口中高端产品,扩大中高端产品的市场,制定符合拉美地区消费特点和地区文化的营销策略,不断扩大市场占有率。

(二)积极拓宽我国与拉美国家之间的外资合作领域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不断变化以及经济增长点的调整,将拉美地区作为新的投资热点比较符合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形势。当前,我国在拉美地区的投资大部分集中在资源开采、制造业等少数领域,并且随着国家之间能源资源争夺的越演越烈,这种投资方式已经不能适应我国发展的要求,需要积极探索新的外资合作领域。投资企业在进行外资投资领域选择的时候,应当将投资眼光集中在能源合作、生物能源技术合作、农业合作、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拓展投资领域,调整投资产业分布,强化产业链合作环节,不断推动我国与拉美国家直接投资的可持续发展。

(三)实施本地化经营发展战略本地化经营发展战略是我国同拉美国家经贸关系更进一步的重要保障,企业在拉美国家进行投资经营的时候,应当积极探讨本地化经营策略和方式,深入了解当地的文化形式、经济发展方式和居民消费特点等等,利用技术、管理和资本运作等相关软实力增强竞争优势,在经营发展过程中积极利用当地的人力资源和技术要素等等,不断增强投资给当地人带来的实惠,这不仅能够增强当地人对我国企业的接受度,而且有利于良好企业形象的塑造。

(四)尽快建立以中小型企业为主的经贸合作方式目前,在拉美国家开展经营活动的企业大都是我国知名的大型企业,如中粮油、中国电信、华为集团等等,但是我国中小型企业由于企业资本、技术、市场营销等影响因素,与拉美国家相关企业的合作较少,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双边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在未来,应当积极鼓励中小型企业为主体的经贸合作方式,深化双边经贸关系的内生动力,进一步体现我国中小型企业适应性强、发展灵活的明显特点,国家应当在投资项目指导、投资制度说明以及拉美国家地区基本情况等方面给予中小型企业一定的指导,不断优化中小型企业的投资环境。

二、结束语

第5篇:国家经济论文范文

德国作为工业大国,其在保护环境上始终走在世界的前列。1971年,德国了第一个环保法案——《环境规划方案》,该法案较为全面的将环境保护纳入到法律的范畴之内。1996年,德国出台了《循环经济和废物处理法》,力图通过发展循环经济,加强对废弃物的综合利用来节约资源和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2009年德国了发展低碳经济的战略文件,明确将低碳经济作为实现现代化的指导方针,将生态工业作为实现现代化的重点,将低碳技术作为实现现代化的关键。从严格执行环保政策、制定各行业能源有效利用战略、扩大可再生能源使用范围、可持续利用生物质能源、推出刺激汽车业改革创新措施及实行环保教育、资格认证等6各方面全面实施低碳经济发展战略。汽车工业的低碳化是德国生态工业模式最大的亮点。汽车工业作为德国最基础的产业,一直都是推动德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德国以新能源汽车为主要方向,充分利用可再生能源技术和低碳技术,推动汽车制造业的低碳化转型,这也将为德国汽车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培养一个新的增长点。2009年,德国颁布了《国家电动汽车发展计划》,提出了到2020年德国电动汽车的生产能力达到100万辆的目标。为了保证该目标的实现,德国政府已经累计投入5亿欧元用于新能源汽车的研究和推广。在政府的支持下,大众、宝马、奔驰等德国汽车制造业巨头都加大了对新能源汽车的投入和研发,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开始形成。能源结构调整是德国生态工业模式的基础。2000年,德国出台了《可再生能源法》,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为了解决可再生能源高成本的问题,政府通过补贴的形式,对使用者进行价格补贴,从而大大降低了传统能源在价格上的优势,推动了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当前,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整个德国发电总量的15%,可再生能源企业创造的产值高达250亿欧元,可再生能源行业提供的就业岗位大约25万个,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环保意识深入人心是德国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环保教育和环保宣传方面,德国一直做得较好。环保意识和低碳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成为日常生活的习惯。比如,德国居民日常生活中将垃圾分类放置,分开处理;尽量避免使用一次性产品,提倡物品的多次重复利用;公共交通系统发达,居民多主动环保出行。

二、丹麦模式

丹麦在发展低碳经济方面堪称典范。上世纪70年代,丹麦的工业化完全依赖高污染、高消耗的化石能源。由于丹麦面积非常小,除了北海大陆架蕴含一部分石油外,90%以上的石油需要进口。基于国家能源安全因素,丹麦开始尝试改变以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结构,通过能源战略的调整,立足本国实际,希望通过发展绿色能源,改变对进口能源的依赖,实现能源的自给自足。风能发电是丹麦绿色能源模式的重点。丹麦地理位置特殊,三面环海这一优势为其带来了大量强劲的风能。在西海岸约14公里的海岸沿线是丹麦最大的风力发电厂,可以提供160百万瓦特的电力,占整个国家电力生产量的20%。海上风力发电的产能约为420百万瓦特,占世界风力发电的30%。风能发电也促进了风电设备和风电技术的快速发展。目前丹麦的风电设备销售已占全球市场份额的40%,成为风电设备销售最大的国家。风能发电装机容量占全球二分之一,超过了荷兰和英国,成为名副其实的“风电王国”。风电技术和服务外溢收益高达57亿欧元,占丹麦出口总额的7.2%。

三、国外低碳经济发展经验借鉴

1.政府是推动低碳经济发展的主导。在发展低碳经济的探索中,政府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是推动低碳经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政府要将发展低碳经济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从法律、法规、政策等方面给予低碳企业、低碳行业、低碳产业支持。政府通过财政、税收等优惠政策加强引导企业主动进行低碳技术的研发,运用先进的技术加快企业的低碳化改造。

2.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低碳化调整具有重要意义。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决定着经济发展的方式。产业结构调整是各个国家低碳化发展战略中的重点,一方面加快对工业的特别是传统工业的低碳化改造,通过节能减排技术、新能源技术、传统技术升级等方式形成结构减排;另一方面将高新技术产业、绿色产业培养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能源结构的调整一方面利用低碳技术降低传统化石能源的消耗和污染,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另一方面大力发展低碳或无碳新能源,摆脱经济对高碳能源的依赖。

3.低碳技术是发展低碳经济的关键。加大对低碳技术的研发、推广和应用,通过低碳技术、碳捕获、碳封存等技术,加强对产业结构调整和能源结构调整的支持力度。低碳技术和服务的外溢收益逐渐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

第6篇:国家经济论文范文

关键字:依法理财;内在要求;制度环境;制度构建

直观地理解,依法理财就是国家的财政活动必须限定于法律规定的范围,不能超越法律的规定而随意运用公共权力从事财政活动。国家的财政活动按法律的规定来进行,以满足社会的大多数人对财政活动的要求,这是依法理财的最基本要义,但不是依法理财的全部涵义。由于财政活动的特殊性,即既属于政治上层建筑的活动,按非市场的意志和规则办事,又属于经济基础的范畴,是一种对社会产品的分配。因此,财政分配活动必须体现出作为上层建筑的活动对它的要求,又要体现出作为经济分配活动,必须遵循市场规律的特征和要求。

一、依法理财兴起的原因

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通常国家是高于社会的,这表现在国家的很多特权以及国家在社会生活中的主导性地位等方面,但国家为什么在财政活动中要接受法律的制约,并且有可能受到法律的制裁?

(一)合法性的内在要求

所谓合法性,就是在特定时期和特定条件下合乎正义公理性。国家的合法性是国家存在的最大、最高理由,它经常与社会正义、社会公理相联系,也是社会公众检验和接受其国家存在合理与否的最根本尺度。国家的一切活动,从其根本意义上讲,都是为维护其合法性而展开的。由于判断国家是否具有合法性的尺度掌握在社会公众的手中而不是国家手中,这就决定了国家的一切活动都要有利于社会公众的利益。这种外在强制变成国家承担大部分公共职责的内在要求,也为国家不断地改进工作效率,甚至推行某些强制性的制度变迁提供了最好的注解。

同样,作为财政活动的主体,国家在从事相关的财政活动时也必须考虑到合法性对财政活动的要求――依法理财。因为首先立法机关制定并颁布的法律就是要保证社会公众的利益不受侵犯,因而在财政分配的过程中,公众的合法财产不受来自公共权力的非法侵犯既是依法理财的基本准则,也是保持国家的合法性的表现;其次,国家还要保护公众的合法财产不受其他社会组织或个人的破坏,为此国家自身就必须要依法办事;第三,财政分配活动直接关系到国家与社会之间物质利益的分割,关系到社会公众的利益,其对合法性的影响尤为直接和明显。

就社会公众而言,他们对财政分配活动也有许多期望和要求,最为根本的则是希望国家的财政活动能依照法律办事,体现出他们的意志。为此,社会公众也有各种不同的评判标准,如国家机构的办事效率和办公条件,公共商品的质量和数量,等等。但是,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和不充分性,由于“搭便车”心理的影响,由于监督权力与监督机会在不同主体之间分布的差异,以及由于监督成本的巨大,广大的社会公众难以对国家的财政行为进行多方面的监督。但最方便、最需要他们监督的就是财政的收支行为,尤其是财政收入行为,因为财政收支直接关系到他们的利益,故此他们对此非常敏感,同时也成为他们检验国家是否具有合法性的最好和最直接的工具。因此,从这层意义上说,国家为了争取其合法性的持久存在,就必须进行依法理财。

(二)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民主的成熟

随着市场范围的不断扩大和市场关系的不断延伸,数量众多的市场主体从参与自由的市场交换中取得了巨大利益,他们的经济力量不断增大,对社会活动与政治活动的影响力也不断加大。这些市场主体也成为维护市场制度与市场机制的中坚力量,他们所掌握的强大的经济力量为此提供了可靠的物质基础。同时,平等、自由的市场交换又唤起了他们的民主、平等和自由的思想意识。经济上的可能与政治意识的转变,促使新兴的市场力量通过妥协或斗争,最终将国家的最高权力夺取到自己的手中,并通过设立自己的代议机构――议会来实施对国家的控制,这种控制主要是通过控制国家的立法权实现的,即议会制定的法律对整个国家都有效,使国家的行为体现出社会大多数公众的意志。这些市场力量首先开展的活动(甚至是斗争)便是获得国家财政权的根本性控制,使国家的财政活动服从和服务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其结果则是符合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利益要求的财政权力被掌握到议会的手中,并建立起相应的财政政治程序,从而置国家的财政活动于法律的框架之下。欧美等资产阶级国家大抵都是这样走过的。

(三)财政分配的特殊性

与其它分配方式及分配制度不同的是:财政分配遵循的基本上是非市场的特征,即权利与义务的不对称性;另外,财政收入过程及支出过程是两个相对独立的过程,不存在必然的对应关系。所谓财政分配的不对称性是指从收入过程来看,是价值单方面的转移,表现为社会产品的价值从市场主体(企业和个人)手中单方面让渡到政府手中,政府取得收入不需要向市场主体付出任何报酬。从支出过程来看,财政分配除了要提供公共商品与服务以外,还要实行社会公平与社会正义,主要是通过转移支付来帮助社会弱者,这就是财政非市场特征的最集中表现,即负税人与受益人常常不一致,社会主体在财政分配活动中的权利与义务是不对称的。同时,财政的收入过程与支出过程也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是两个相对独立的过程,这种独立性表现在收与支的时间、数量以及所信奉的某些准则与机制方面差异较大。

由于财政分配的这种特殊性,使财政的风险加大。这种不断加大的风险主要来自几个方面:第一,在收入过程中,由于价值单方面从社会转移到政府手中时,政府只需要付出较少的征管成本,致使政府产生出无限扩大收入规模的内在冲动和机制,同时也可能导致政府规模的膨胀和资源的浪费;第二,在支出过程中,政府可能完全按照自己的偏好组织支出,从而使社会公众对公共商品的消费需求可能得不到满足;第三,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在收入和支出过程中,信息在政府与社会主体之间是不对称的,社会公众不知道他们所需的公共商品的成本真正是多少,也不知道公共部门的总规模应是多大,因而不知道自己所应承担的公共商品与服务的成本为多少,更不知道政府是否按最大效率原则安排支出,期间有无财政舞弊现象(吴俊培,1996)。这样可能使政府的财政行为完全违背社会公众的意愿,导致社会福利损失;第四,由于存在着“搭便车”及其它消极心理,部分公众对政府的行为不闻不问,听之任之,更助长了政府的随意性;第五,政府在收支过程中所恃的是公共权力,对于单个人或单个组织而言,这种公共权力之强大不可抵挡,因而难以避免政府工作人员的违法乱纪行为,从而扰乱正常的分配秩序。

二、依法理财的制度环境

(一)民主与法制环境

在良好的民主条件下,可以形成良好的政治通道。这种政治通道可以使优秀的人才进入国家机关,可以使社会公众寻找出正确与顺畅的表达自己的思想与意志的途径和方式,克服和减少理财的盲目性。更为重要的是,在良好的民主条件下,有利于利益集团与组织的形成,使市民社会得以良好地构建。在市民社会条件下,社会公众不仅可以充分地表达其思想与意志,而且可以保持稳固而又健康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这是因为市民社会有无数个利益集团,通过他们之间的合作与博弈,并通过对权力机关的影响,使权力机关的立法更多地体现民意。而且权力机关因为有强大的社会组织的支持,可以更加有效地对行政和司法机关的活动进行约束和监督。另外,由于国家拥有公共权力,市民社会则拥有众多的集体权力,这些集体权力的联合也可以较好地制衡国家的公共权力,从而有效地防止因国家对公共权力的滥用而使公众利益受损。良好的法律环境对于依法理财而言,则主要是保证司法机关的独立司法。对于财政司法而言,一方主体是政府,如何保证司法机关在政府与社会主体之间的司法公正,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法制环境的优良与否,这一点已成为共识。另外,良好的法制也有利于对私人财产的保护。“没有财产权利,就没有正义”(哈耶克语)。在经济制度与社会意识都承认私人产权存在的合理性并用法制来加以保护的条件下,有利于激起社会公众从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来调动自己各方面的潜力,社会主体也只有依赖于对私有财产的基本权利,才能行使其它的相关权力,包括对国家财政行为的监督与检验,从而促使国家在依法理财的框架之下,从事财政活动。

(二)国家与社会(市场)关系的定位

尽管国家与社会的边界并不象这两个名词那样清晰可辨,但对国家与社会进行基本的定位还是可行的,即社会主体(各种市场力量)主要承担社会经济资源配置的任务,是主要的物质产品生产者,而国家则主要是弥补市场的缺陷与不足,为市场主体提供公共商品和服务,并负责维持良好的市场秩序。这样一来,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统治与被统治、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而是平等的、相互缔约的关系,即国家为市场服务,市场为国家提供经济支持,两者为此而进行交换。由于市场主体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市场主体的意志也就成为制约和影响国家活动的重要准则(当然国家也不是完全被动的),这样就为置国家的财政活动于市场意志的控制之下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环境。相反,如果生产物质财富的不是市场主体而是国家,则国家的意志就会变成具有决定性地位的社会意志,这样就无法保证国家的财政活动体现出社会公众的要求,因为,国家自己要求自己守法是难以想象的。

(三)文化与意识形态环境

所谓文化环境,就是有一种开放的文化氛围,使人们可以自由地比较和吸收不同的文化思想,使之能容纳世界各国的先进的财政思想,并用这些先进的财政思想来充实和改造国家与社会成员的财政头脑。意识形态环境则主要是指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不存在等级观念和意识,将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看成是一种平等的契约关系,是一种委托―关系。市场的缺陷需要国家弥补,同样国家的缺陷也需要市场修正,因此,国家与市场之间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谁也没有绝对的优势和特权。同时在意识形态领域中个体的自由与权利的意识和观念有足够的地位,个体从事市场活动是以人为本,国家的所有活动最终也要服务于这个目标。对于国家而言,这种意识形态的形成需要国家能真正还政于民,正确地处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不把自己看成是民众的主宰而看成是“公仆”,真正认识到谁养活谁的问题。站在这个角度来说,依法理财不仅仅是一个制度与法规的问题,更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

三、依法理财在我国如何实现

(一)依法理财与财政权威

至此,我们尚未认识的一个问题是依法理财是否会削弱政府部门的财政权威?这两者是否存在着矛盾?

从形式上看,依法理财会削弱政府的财政权威,而实际上依法理财不仅不会削弱财政权威,而且会加强财政的权威。首先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财政的权威必须是很大的,这是因为财政分配具有特殊性,如果没有强大的权威,则难以使国家履行其正常职能,所以,作为一种集体理性的结果,社会公众授予了财政分配主体很大的权威,这种权威可以保证财政分配部门足以控制和掌握财政局面,甚至不惜动用国家机器。但是,由于存在这样一种暴力潜能,财政分配主体就有可能超越民众的授权范围,随意支配财政权威,从而给社会公众的利益造成损害,正是站在这种角度,才提出依法理财。所以依法理财要控制的不是正常的财政权威的运用,而是要反对不正常的财政权威的运用。

在实施依法理财的条件下,社会公众的意志在国家的财政活动中得到体现,在客观上减少了国家与社会公众的矛盾,而且在公众意志的支持之下,财政分配活动有了合法化的基础,国家就可以根据法律的规定,站在法律的立场上公正、严格地立法、执法和司法,以维护财政法的尊严,表现和运用财政权威。同时,国家在执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形式上是国家与社会的矛盾,实际上则是社会整体与个体、集体理性与个体理性的矛盾,这种背景无疑也壮大了国家的财政权威。因此,财政的权威是来自于对法的运用的权威和垄断性,来自于对法的支持下的公共权力的合理运用。

(二)依法理财在我国如何实践

通过上文对依法理财的相关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对依法理财的实践主要是制度构建问题,这就需要随改革的实践逐步推进与完善。限于篇幅,本文在此只提出原则性的构想。

第一,促进立法机关民主与科学立法的建设。在相关的财政法律的制定过程中,充分发挥法学家与财政专家的作用,使财政法制建设始终处于民主与科学的框架内。对于国家预算的审核与通过,应充分运用人大代表质询制度,使人大代表对国家预算和重大收支项目的来龙去脉都清清楚楚,同时强化人大对政府财政工作的监督力度,充分发挥国家审计的作用,加强国家决算的审计。

第二,重点加强财政执行过程中的法制建设,使政府的财政行为严格限定在财政法制、尤其是国家预算的范围内,严格控制在财政收支活动中的随意性和越权行为,防止对公共权力的肢解和分散,打击在财政收支活动中的各种违法行为。

一个不能忽视的方面是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处理。我国目前在财政执行过程中的许多无序化都与此问题有关,处理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关键是税权划分、税种划分以及转移支付制度的构建,解决好这些问题必定会使我国财政法制化水平向前大大推进。另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是要在财政司法过程中保持公正和独立司法,保护受害者的合法权益,对于司法结果要保证使其不折不扣地付诸实施,同时要严防打击报复,尤其是在市场主体作为受害者的时候。

第7篇:国家经济论文范文

内容提要 当前发展中国家克服了许多不利因素的影响,经济增长出现了加快的趋势,不仅自身的经济环境得到了改善,而且对全球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在发展中国家中,亚洲、非洲和拉美地区当前经济增长表现十分突出。从2011年亚洲、非洲和拉美地区经济发展状况看,各地区和国家经济发展形势有所不同,各自也存在着突出的问题。2005年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依然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其中包括地区形势动荡、安全问题突出、恐怖活动依然猖獗,以及随时有可能出现的各种突出性事件。 关键词 发展中国家 增长与挑战 发展与贫困 近年来全球经济经历了股市频繁波动、经济严重衰退、世界局部地区动荡和反恐战争,以及恐怖活动猖獗等一系列负面因素的打击,持续了多年的低迷。据世界银行统计,2001年和2002年全球经济分别仅增长了1.5%和1.7%,虽然同期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高于全球经济增长,但增长也同样缓慢。2003年随着伊拉克战争的结束,影响全球经济的不确定因素在逐步减少,与此同时,在美国经济复苏和亚洲经济平稳增长的带动下,全球经济复苏步伐加快的迹象逐步显现,全球经济增幅达到2.7%。延续2003年的全球经济出现转机,2004全球经济复苏步伐明显加快,预计年增幅可望达到4%。由于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的复苏和亚洲经济的稳定增长,使得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平稳,预计2011年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可达到6.1%(高于2003年的5.2%)。2005年和20%年如果油价依然居高不下,以及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放缓,将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构成一定的威胁。如果油价有所回落,全球经济将继续保持增长态势,不出现意外情况,预计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可达到5.4%和5.1%。 一、亚洲经济强劲增长 目前,亚洲国家经济发展依然面临着国际政治、形势严峻的考验,其中在政治上包括地区形势动荡、安全问题突出、恐怖活动依然猖獗,以及随时有可能出现的各种突发性事件。在经济上,尽管2005年仍将保持一定规模的增长,但强劲复苏的背后潜在的风险也在加剧,如油价的波动、新的通货膨胀压力、金融领域的不稳定性,以及经济活动减弱正在显现,许多不确定因素使亚洲经济前景不能过于乐观。 (一)亚洲经济持续增长的原因 2001~2002年期间,亚洲地区一些主要国家经济增长放慢,出口需求下降,并影响到金融市场的稳定,尤其是部分新兴市场受外部环境的影响相当严重,再加上美国等西方国家经济严重衰退,进一步加剧了亚洲经济增长下滑的趋势。 亚洲国家(不包括日本)经历了两年的经济增长下滑后,2003年开始出现转机,经济增长达到6.5%。尽管2011年亚洲国家经济受到国际油价居高不下和中东局势动荡,以及各种恐怖事件等不利因素影响,但经济增长依然强劲。为此,近期亚洲开发银行将2011年亚洲国家经济增长率的预测从4月的6.8%调高到了7%,这是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亚洲国家出现的最快增长,预计2005年将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长水平,但有所下降,为6.2%。尽管经济强劲增长,油价上扬,但预计2011年亚洲地区的通货膨胀率仅为3.7%,比原先预测的低0.5个百分点。目前亚洲经济能够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其主要原因之一是中国经济增长强劲推动了亚洲经济的增长。2003年中国经济增长率达到了9.1%,国际社会普遍认为,2011年中国经济增长将依旧保持高速增长,预计增长幅度与2003年相差无几。另一个主要原因是,近年来亚洲国家经济自主发展能力不断增强,同时区域内贸易合作进一步加强,减少了因区域外部国家消费不振和经济低迷带来的冲击。再有,亚洲已经从金融危机的阴影中摆脱了出来,金融领域相对稳定。2011年以来,亚洲各国货币持续保持稳定,而且股市开始普遍回升,金融市场进一步活跃,这对当前

第8篇:国家经济论文范文

一份十大中国经济学家的榜单近期出炉,在学界引起关注,并公认这是一份具有说服力的名单。

这十大中国经济学家榜单顺序是:张五常、钱颖一、郎咸平、林毅夫、邹恒甫、吴敬琏、张维迎、李稻葵、陈志武、田国强。

这份榜单把学术影响力看做是最重要的评价指标,同时也引入全球知名学者的评价。《华尔街电讯》表示,他们想以此斧正被妖魔化的经济学家,肯定他们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贡献。

经济学家须有创造力

《华尔街电讯》送出的这张引人注目的榜单,十人中,只有吴敬琏一人是中国本土培养的。其他学者如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张维迎,清华大学教授钱颖一、李稻葵等都在国外接受过系统的西方经济学训练。

据调查,在中国被称为“经济学家”的约有6000人,然而,能在国际主流学术刊物上的经济学者只有大约100人。目前,中国经济学家在全球经济学界和财经媒体界的影响力和话语权非常有限,他们的观点仍然处于边缘状态,全球主流媒体很少关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华尔街电讯》董事会主席、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蒙代尔教授指出,“评判一名经济学家是否合格主要有两点:第一,他对经济到底了解多少?第二,是否有创造力?有很多人有一流经济学的教育背景,但他们没有创新思维,这也是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经济学家的。”

学术影响权重占70%

《华尔街电讯》评选经济学家的指标包括三个方面:学术影响(70%)、经济影响力(25%)和社会影响力(5%)。学术影响力主要考察候选人在国际国内一流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的数量和被引用的次数,经济影响力主要考察候选人对经济增长、经济改革和产业政策的影响,社会影响力主要考察候选人的社会责任感、社会知名度以及话语可信度。

《华尔街电讯》总编辑丁海森说:“和第一届评选相比,学术影响力的权重已经从60%提高到70%,以后这个权重还会持续增加。”

蒙代尔表示,中国有很多名牌大学经济学系,但没有一个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经济系前列,无法与麻省理工、哈佛、耶鲁、剑桥、牛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等世界名校相提并论,这也是制约中国经济学家成长的关键因素之一。“经济学是一门非常专业、非常严肃的学科,有一套完整的体系,必须经过长时间的研究才可能出结果。”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中国十大经济学家的身世:

张五常1935年生于香港;1959年到洛杉矶加州大学经济系跟从现代产权经济学创始人阿尔奇安学习;1961―1962年攻读硕士学位;1963一?967年攻读博士学位;1967年到芝加哥大学跟从科斯作博士后研究;1969年为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教授;1982年至今为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教授。

张五常教授为现代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之一,在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的演讲中,多次提到张五常教授对新制度经济学的贡献。1997年张五常教授当选为美国西部经济学会会长,这是第一次将该职衔授予美国本土之外的经济学家。

钱颖一 生于北京,祖籍浙江。1977年考入清华大学数学专业;1981年本科(提前)毕业,1982年获学士学位,毕业后留学美国;1982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统计学硕士学位;1984年获耶鲁大学运筹学/管理科学硕士学位;1990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90-1999年任斯坦福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1999-2001年任马里兰大学经济系教授;2001年至今任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系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组织和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以及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

郎咸平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博士,长江商学院(首席)教授,2003年世界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沃顿商学院、密歇根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纽约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最高学术级别的(首席)教授,搜狐首席经济顾问,世界银行、深交所和香港政府财经事务局公司治理顾问,受中小投资者赞誉的“郎监管”,1990年金融学论文引用率排名全世界第一,畅销书《公司治理》的作者。

在大众心目中,郎咸平是位观点鲜明而且具有世界级学术成就、在中国博得极高知名度的大师级学者。郎教授曾于1998―2001在世界银行担任公司治理顾问,致力于研究公司治理以及保护小股民权益的课题。在东亚地区,此项研究尚属首次。其论文在美国最负盛名的《2000年金融经济学期刊》、《2002年美国金融学会期刊》发表,被专业学者、研究人员及《经济学家》、《华尔街日报》等知名媒体广泛引用,并且被收存在美国国会图书馆。

林毅夫 现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林毅夫生于1952年10月,籍贯为台湾省宜兰县;1971年,台湾大学农业工程系肄业;1978年,台湾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硕士;1982年,北京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1986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博士;1987年,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博士后;1987―1990年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1990-1993年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1994年至今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主要研究领域:发展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主要作品有《制度、技术和中国农业发展》、《中国农业科研优先序》、《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等。

邹恒甫出生于湖南省华容县,武汉大学经济系本科毕业获经济学学士学位,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世界银行政策研究司经济学家,武汉大学经济学教授,武汉大学经济科学高级研究中心主任。

他在国外主要杂志上发表740多篇有影响力的论文。由于他在宏观经济学领域所作的突出贡献,在去年年初全球10多万名经济学家和5500名著名经济学家的大排名中名列世界第247位。根据2000年国内文献情报中心的SSCI检索结果,仅仅由于邹恒甫一个人所发表的文章,就把武汉大学在这一领域的排名从全国第十几位上升到了第三位。

吴敬琏 1930年1月生,江苏南京人。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1954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曾师从著名改革派经济学家阿―毕尔曼。1983年赴美国耶鲁大学做访问研究员。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研究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1979年开始,吴敬琏教授研究的重点逐步转向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比较研究方面,是经济体制比较研究学科的开创者之一。他在国内最早提出并倡导市场经济理论,是我国经济理论界“市场经济论”和“整体改革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以坚持市场化改革而被称为“吴市场”。其不同时期的理论主张和政策建议,如建设市场经济、建立现代公司制度、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大力发展中小企业等,在理论上始终一贯,在实践上推动了中国改革事业的前进。

2000年以来,吴敬琏教授先后对基金黑幕和中国股市进行抨击,引发了学界对中国证券市场的争论。

张维迎 1959年生于陕西省吴堡县,1982年获西北大学经济系学士学位,1984年获硕士学位,同年进入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从事改革理论和政策研究。1990年9月入牛津大学读书;1992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94年获博士学位。1994年8月回国到北京大学工作,现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长,同时兼任牛津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1984―1990年在国家体改委工作期间,在国家级杂志上发表数十篇有广泛影响的论文,是国内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证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学者。

张维迎教授的企业理论及有关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界有广泛影响,被公认为中国经济学界企业理论的权威。

据对国内最权威的经济学杂志《经济研究》1995―1997年间论文引证统计,张维迎教授的论文被引证的次数排名第一,其中《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名列单篇第一。

李稻葵 曾任美国安娜堡密歇根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并兼任该校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国家研究员,从事中国经济改革的制度变迁研究;长期受聘为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副教授,并任该校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曾获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管理信息系统专业学士学位;美国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HIID)访问学者;哈佛大学哲学博士(经济学)学位。

现兼任(欧洲)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美国密歇根大学威廉戴维森研究所研究员;国际《经济学通报》、中国《经济研究》、香港《中国评论》等学术杂志的编委;国际比较经济研究会执行理事;南开大学、四川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兼职教授,曾兼任世界银行中国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研究项目顾问;国际《比较经济学杂志》编委;中国留美经济学会(CES)会长;

主要研究领域:转轨经济学、公司金融、国际经济学、中国经济。

陈志武 1983年获中南工业大学管理学学士学位,1986年获国防科技大学硕士学位,1990年获耶鲁大学金融学博士学位,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美国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终身教授,普纳思经济管理研究院联合学术主席,国际著名金融学家、耶鲁大学金融学博士,美国价值引擎公司创办人,华尔街Zebra对;中基金公司的首席投资经理,金融学和金融资产定价领域最具有创造力和最活跃的学者之一,获得过美国默顿・米勒(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研究奖、芝加哥期权交易所研究奖等多项重大奖励。

主要研究和教学领域:市场监管、风险管理、资本市场、公司治理、现代金融理论、资产定价和投资管理、公司财务、期权定价模型和套期保值、资产证券化的运作等。

陈志武先生在核心财经类学术刊物上发表过大量具有广泛影响的研究论文,涉及从股票定价和期权定价理论到有关外汇、资本市场发展、公司治理、基金管理和投资战略的研究。最近几年,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转型过程中的市场发展和其他新兴资本市场问题。

陈志武先生的著作常被《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远东经济评论》等杂志所引用,也常发表于许多香港和内地的报纸和杂志上。陈教授的学术思想常被实业界和政府高层领导所采纳。2000年,一项颇得全球经济学家首肯的世界经济学家排名出炉,在全球前1000名经济学家中,有17人来自中国,陈志武教授的排名为第202位。陈教授还是许多国际著名学术期刊的主编或副主编等。

田国强湖北省公安县人,1956年生。1977―1982在华中理工大学数学系就读、任教,1982年获数学硕士学位。1983-1987年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经济系攻读博士学位,并获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第9篇:国家经济论文范文

发展经济学论文范文一:发展经济学与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探析

【内容摘要】发展经济学是诠释发展中国家如何由贫穷落后走向繁荣发达的经济学,经济的发展和进步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主题,发展经济学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指导意义,对我国后发展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更是具有普适性。

【关键词】发展经济学;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一、发展经济学的产生

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谈到一个国家如何由穷变富的问题,实质上已涉及到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主题。亚当斯密关于经济发展的构想是: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是一个宏观经济问题,是国民财富和社会财富的集聚与增长。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和劳动力人数的多少决定了国民财富的增长。这是发展经济学的雏形。但是,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则产生于二战后。当时一些国家为摆脱殖民压迫,纷纷独立,迫切需要发展经济。当时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遇到的问题主要是:在实践上,一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二是当时战败国的经济复苏问题;要么对原有理论加以改造,这比较容易,要么建立新的理论,这相对困难。一些学者深入研究各发展中国家之后发现,其环境与发达国家最初完全不一样,传统理论无法复制和拷贝到发展中国家。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理论由于条件不同、问题很多、相去甚远,也无法照搬到发展中国家。所以当时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迫切需要一门新理论,由此发展经济学诞生了。早在1939年,克拉克(Clark,C.G.,1939)就出版了《经济进步的状况》一书,对后来经济发展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落后地区的工业化》和《东欧与东南欧工业化问题》是发展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在发展经济学的发展中具有引领性和开创性的历史地位,是发展经济学的标志性文献。

二、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历程

发展经济学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根据其政策演化和发展思路的差异性,发展经济学家将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40年代末到20世纪60年代末的结构主义发展阶段;第二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末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新古典主义发展阶段;第三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后的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阶段。

(一)第一阶段。发展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第一阶段是20世纪40年代末到20世纪60年代末的结构主义发展阶段,其结构主义思想,是这一时期的主导思想,后来也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主流学派。二战结束后,很多发展中国家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地位,经济发展成为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诸多阻碍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如:经济发展水平低、发展滞后、经济变量弹性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表现为明显的刚性结构。因此,结构主义认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实完全不同,市场不完善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价格刚性,有时还会出现市场机制的失灵,经济在没有外部因素的影响下难以达到均衡状态。因此,结构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不是静态资源的重组和优化配置,而应建立在动态调整可投资资源和保证供给增长的前提下,使社会经济结构作出相应的调整。

(二)第二阶段。发展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第二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末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新古典主义发展阶段。结构主义发展思路使许多发展中国家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社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但是,结构主义还存在理论上的缺陷和实用上的局限性,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新古典主义复活而成为发展经济的新的主流思想。概括起来,新古典主义的主要观点是:一是社会的发展应是综合的发展,满足人的基本需要是经济发展的目标;二是重视人力资本,纠正唯物质资本的缺陷;三是强调对外贸易在发展中国家对经济发展的显著拉动作用;四是新古典主义突出了市场机制、资源优化配置、微观经济基础等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

(三)第三阶段。发展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第三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后的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阶段。同样,由于新古典主义在实践中和理论上也存在诸多缺陷,于是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开始盛行,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思想表现在如下:一是可持续经济发展观念的产生;二是新增长理论的快速发展;三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

三、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不平衡性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普遍存在着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即都存在着发达地区和和相对落后的后发展地区。发展经济学主要讨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我国是发展中大国,发展中大国又具有不同于一般发展中小国的特征。现有的研究已经表明发展中的大国发展经济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发展中大国人口数量众多,消费需求旺盛,市场容量的绝对数相比较发展中小国要大。第二,发展中大国人口基数大,幅员辽阔,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和实现产业的集聚、调整、优化,必须建设与之相适应的庞大的基础设施,同时满足不断增长的庞大的国内需求,需要资金数量大,依靠外援或外资几乎不可能解决问题。第三,由于发展中大国在工业化起步阶段缺乏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动因,实现的是内向型发展的政策,工业化起步阶段建立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也就是必然选择。第四,自然资源丰富、劳动力资源丰腴是发展中大国良好的资源禀赋,国内市场规模大,但是,发展中大国在经济发展中也存在如下难题:一是遗产和文明传统的重大影响;二是沉重的人口压力、严峻的就业问题和低下的经济效率;三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四是落后农业与工农业协调发展问题;五是内部发展与对外开放的适度选择。发展中大国与发展中小国相比较,其工业化过程亦不同:一是资本积累。发展中小国既可以自身积累,也可以依靠国际资本。而发展中大国则不行,尽管利用外资绝对量不少,但所占比例有限。二是产业结构。发展中大国的产业结构要求门类相对齐全,这是由发展中大国的资源状态和国内需求状况共同决定的。三是国内市场与国际贸易。发展中小国幅员小,国内统一市场较易形成;发展中大国幅员辽阔,建立交通和通讯网络需要巨额投资,且耗用时间长。所以,发展中大国不同于发展中小国,发展中大国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更为严重,更为棘手。比如中国,存在三大经济地带,经济发展水平东部、中部、西部依次递减,处于末端的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差距大。发展中大国的发展存在不平衡性、层级性。

四、发展经济学适用于我国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与其他国家的后发地区相比较,我国西部地区在自然环境、经济发展、历史条件等方面都具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第一,我国西部地区自然环境相对恶劣,自然资源丰富。第二,区域经济基础薄弱,二元结构典型。第三,教育科技落后,基础设施差,社会发育度低,资本形成能力弱。第四,西部民族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集中分布的地区。发展经济学致力于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为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产业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如今,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内部,亦存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先进地区和落后地区,即存在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和经济相对落后的西部后发展民族地区。发展经济学为解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问题探索了良好的范例,提供了成功的借鉴,那么用它来解决一国内部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也是可行的。这是因为一国内部后发展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条件和现实情况与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情况类似,所以,发展经济学完全可以用来解决中国后发展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发展经济学在中国的后发展地区具有普适性。

五、发展经济学视角下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发展中国家要发展经济,就必然要走工业化道路。但是,对工业化的理解不同,就会导致不同的结果。结构主义和激进主义所采取的工业化,既忽视农业的发展,又只采取单向的工业品导向,虽然使工业获得较大的发展,但也导致了经济社会的二元结构。不但农业发展严重滞后,而且工业发展亦后劲乏力。张培刚教授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曾指出,完整的工业化是包括农业发展在内的工业化。后来发展经济学之所以陷入危机,是因为发展经济学没有完成使命,广大农村依然贫困,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二元结构依然存在。如今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重视农业的发展和农业与工业的协调。我国后发展的民族地区与东南沿海地区的差距,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类似,作为一个整体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而民族地区又更为落后,暂时还不具有全面进行工业化的现实条件,发展中国家在由传统的农业化国家向工业化国家转化时,应具备较强的物质资源的储备,包括:数量庞大的、可使用的资本储备,劳动技能较高的、符合现代工业发展需要的劳动力资源储备;先进的科技发展水平、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良好的基础设施等。显然,西部民族地区在整体上还不具备这些条件。从资本资源来说,西部民族地区资本形成能力弱,资本使用效率差;从适合现代工业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资源来说,西部民族地区科技教育水平低下,具有一定人力资本存量的劳动力资源稀缺、素质差;就现代化的科学技术与先进的现代管理制度的适应性来看,就连东部沿海地区目前都还不够成熟,何况西部民族地区;从基础设施建设来看,西部民族地区由于地势地貌和气候和水资源发布等特征,其基础设施相当落后,其基础设施建设也相当困难。因此,西部民族地区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应该是这样的路径选择:一是继续做好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工作。因为一个民族、一个区域如果还没解决温饱问题,怎么奢谈现代化。二是在国家扶持下完成经济社会发展的先行关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是现代化工业建立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三是调整产业结构,形成一批有竞争力的优势产业,西部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不能搞重复建设,要从自身特点和优势出发,依靠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有潜力的特色经济和优势产业。四是发展科学技术,注重人才培养。实现西部民族地区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化,毫无疑问应是后发展的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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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对发展经济学的反思[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3,7

发展经济学论文范文二:新时期发展经济学论文

摘要:新时期发展经济学论文经济发展问题不仅对我国,而且对世界各国来说都是一个古老而永恒的研究主题。经济的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思想随着时代的发展只会研究的愈来愈深。

关键词:新时期;发展经济学

一、新时期发展经济学理论的新突破

(一)新时期发展经济学论文发展经济学研究的观念发生变化

随着经济的发展,各国经济水平都有了明显的增长,从全球来看,各国之间的经济往来也越来越频繁,国家与国家间的各项贸易数量和金额相比之前都有了大幅的增加。因此,顺应时代的发展需要,发展经济学理论也开始从全球的角度考虑各国经济发展的问题。尤其是随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有关机构等国际性组织作用的逐渐凸显,发展中国家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也日益增强。经济发展的问题成为全球而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斯特里顿((Streeten,P)就曾经说过,我们应该及早地从全球的视角去考虑各国之间政策的相互影响力,从而分析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利害同盟关系。从他的主张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当今时代,从全球范围去考虑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问题是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所必需的新视角。

(二)新时期发展经济学论文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方法出现新发展

随着科学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发展经济学理论在借鉴科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开始从过去同类型的研究转向不同类型的对比研究。从哲学的角度上来分析,这就意味着发展经济学家放弃了对普遍理论的研究而关注个别理论研究,具体来说,就是开始对不同类型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际情况进行分组分析或个别分析,从而改进了研究的范围和力度,加深了研究的深度。一般来说,对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分类研究大致有三种:第一种是以地区的差异来分类,主要是依据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第二类是以地区的发展业绩来分类,参考因素主要包括人均收入水平、经济增长点等;最后一类是以地区的发展条件,这一种分类主要是考虑了地区居民的整体素质、当地外部资源等。根据这种分组研究,不但对研究的范围有了明确的规定,而且在同一组内,也方便对各个国家进行对比分析,促进了发展经济理论研究方法的更新。

二、结语

新时期发展经济学论文经济发展问题不仅对我国,而且对世界各国来说都是一个古老而永恒的研究主题。经济的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思想随着时代的发展只会研究的愈来愈深。因此,通过对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危机及新发展趋势的分析,对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理论的进一步深化都有重要的意义。而又是通过这些分析,尤其是未来发展趋势的分析,能更好地为发展经济理论的丰富发展奠定一定的方向依据。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