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科学观精选(九篇)

第1篇：后现代主义科学观范文

[关键词] 费耶阿本德 SSK 后现代 科学知识观

Abstract: “Farewell to reason” presents for Feyerabend’s fiery Historicist perspectives of science and knowledge， while “manufacture of knowledge” manifests the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perspectives of science and knowledge for the Social Constructivism of SSK. The transforming route between these two relations points out the inevitable direction to the postmodern perspectives of science. It has not been enhancing the dialectic coherence of between science and humanities， but retained a result of chaotic disaster by the anti-scientism and anti-rationalism of its para－culturalism.

Key-words: Feyerabend，SSK，Postmodern， Perspectives of Science

费耶阿本德与拉图尔和诺尔—塞蒂纳的思想共同构筑了后现代科学知识观的重要内容及其激进趋向，他们都唱着后现代性的主题曲。但由于处于不同的时代，归属于不同的学术派别，就必然会有不同的思想特色，其科学知识观也会有代际区分和学派差异。

一、费耶阿本德的激进历史主义科学知识观

从理论多元主义到方法论多元主义，再到文化多元主义，这是费耶阿本德后现代科学知识观的一条主要线索。其科学知识观主要特征如下：

其一，主张科学方法多元论。逻辑经验主义认为，“一切有关实在的陈述原则上必须通过观察命题的检验”。[1] 与波普尔等相一致，费耶阿本德指出，观察与理论之间的关系取决于具体的境域条件，用于判决理论的观察证据其实早被“玷污”或“污染”了，不存在所谓的中立性观察命题和判定命题意义的“经验证实原则”。另一方面，可观察性与不可观察性的解释依赖于学科研究前沿的边界条件，可观察物与不可观察物的区别也取决于科学分类的目的。“观察负荷理论”命题给逻辑经验主义带来了沉重打击，正如夏佩尔所说的，“困难的焦点就是理论-观察区分的失败；而这个脆弱的支柱的倒塌，必然导致整个殿堂的崩溃。”[2]

逻辑经验主义的经验可证实性原则要求理论与经验事实、实验证据保持完全的一致性，费氏对此极力加以反对，并以“反一致”和“反归纳”原则引申出“多元方法论”，认为理论的发现及转换具有格式塔式的心理－历史境域，科学理论之间的关系在相当程度上是“不可通约的”。夏佩尔后来把观察负荷理论的原则及其进一步发展出的“不可比”命题统称为费耶阿本德—库恩方法。[3] 费氏视这种一致性要求为“经验主义的本质”，并对此持否定态度，他批评道：“没有一个理论会同其领域中的全部事实都相符，但该受诘难的并非总是理论。”[4] 费氏指出，不一致才符合科学史的实际情况。他一再强调“反规则”的重要作用，认为“反归纳既是一个事实——离开它科学不可能存在——又是科学游戏中一种正规的且非常需要的行动。”[5] 费氏以“反归纳”原则为矛头，直指逻辑经验主义的意义指称理论，并进而引申出自己的方法论，指出“一切方法论、甚至最明白不过的方法论都有其局限性。”[6] 从而宣称“只有一条原理，它在一切景况下和人类发展的一切阶段上都可以加以维护。这条原理就是：怎么都行。”[7] 至此，传统的教条主义方法论真正地被彻底解构了。

其二，主张“告别理性”，消解科学知识与非科学知识的界限。科学划界问题是逻辑主义科学知识观的核心问题。在维也纳学派看来，科学划界标准为“可证实性”，而在波普尔那里则是“可证伪性”，到费耶阿本德则消解了这一问题。他认为，普适的理论、方法与标准实际上并不存在，科学划界标准因而必然具有相对性。“科学到处被非科学的方法和非科学的成果所丰富，而经常被视为科学本质部分的程序却被暗暗地放弃或取代了。”[8] 对什么是科学的问题，费氏发展了库恩所注重的非理性因素方面，主张重视社会心理等因素，并强调是否科学知识要通过外行乃至社会公众举手来表决。在他看来，科学只是一种与巫术、迷信无异的文化传统而已，因此主张科学与非科学平权。然而，他实际上偏向于非科学一边，并公开支持包括灵学、巫术和其它伪科学在内的各种非科学活动。他甚至宣称“理性是个大灾难。是告别它的时候了。”[9] 科学作为无政府主义的事业，非理性主义是必要的，科学发展其实“怎么都行”。

此外，费氏主张文化多元主义，猛烈地抨击西方中心主义和科学文化单一主义。

二、SSK的后现代科学知识观

库恩的历史主义科学知识观是SSK的重要思想来源。在经典知识社会学和传统科学社会学的基础上，SSK“借助语言哲学和文化人类学思想视角，对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进行‘激进’解读，恢复其中蕴涵的相对主义立场。”[9] 在此基础上，SSK提出了“后现代建构主义科学知识观”。以拉图尔和诺尔—塞蒂纳的相关观点为主要代表，其要点可归结为“实验室研究纲领”和“行动者网络理论(ANT)”。两者持有相同的科学知识观，即认为科学知识本质上是社会建构的结果。

拉图尔和诺尔—塞蒂纳最早提出了“实验室研究纲领”，其激进的相对主义科学知识观可视为后现代科学知识观晚近的重要代表。他们在科学认识论“社会学转向”基础上引发了科学文化研究的“人类学转向”。“实验室研究纲领”在拉图尔和伍尔加合著的《实验室生活》与诺尔—塞蒂纳的《制造知识》被提出以后，“成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一个著名亚纲领，并在八十年代一度主导了科学建构论的发展方向”。[10]

拉图尔认定科学事实是社会建构出来的。他指出“实验室活动的观察揭示出，事实的‘外在’特征实际上却是实验室工作的结果。”[11]科学活动决不是“关于自然”的，而是建构实在的激烈战斗。“实验室研究”纲领揭示出了科学知识的社会本质，即科学事实是人为的结果，其外在性或客观性是实践建构的产物，也可以说是物质利益斗争的结果。

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NT)”认为，获取知识的方法原则有三：去跟随在行动中的科学家，去追踪一个陈述的构造历史过程，以及跟踪科学活动中各种各样的社会资源与关系网。[12] 根据ANT，“真正从事科学的人们并不都坐在实验室里，相反，实验科学家的存在只是因为有更多的人在实验室以外的其他地方从事科学。”[13] 在大科学时代，科学作为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社会因素已经成为其可能的决定性力量。显然，ANT丰富和捍卫了SSK，推进了建构主义科学知识观的发展。

三、费氏与SSK后现代科学知识观的比较与评析

在科学知识观上，费氏与SSK至少存在着以下一致性：

其一是反基础主义。费氏认为，没有永恒不变的知识基础，科学认识服从于历史主义语境的实践性原则。拉图尔认为，“认识论方面的有效性或正确性结果不能与社会学上的决策理念相分离”。[14] 拉图尔和诺尔—塞蒂纳都把科学的客观事实看作是科学活动的建构结果，把实验室比作生产线和制造车间以及利益争夺的战场，从根本上取消了客观真理、否定了科学的认识论基础。

转贴于 其二是反普遍主义。费氏反一致主义的多元论及相对主义的实质是反普遍主义。他认为，“构成科学的事件与结果没有普遍的结构；……成功的研究并没有普遍的标准，……。”[15] 拉图尔认为，科学活动的实质在于劝服读者并使之确信，客观事实乃是实践科学家在利益合作和意见磋商过程中的折衷结果。诺尔—塞蒂纳认为“科学研究的成果是由特定的活动者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里构造和商谈出来的”。[16] 这实际上与费氏是一致的。

其三是反表象主义。在科学知识观上，表象主义与科学概念的指称理论、意义的先验论、真理的客观主义、知识的确定性及一致主义紧密相关。费氏和SSK体现出对表象主义的极大敌视和否定。前者认为，“我们必须怀疑即使以某种程度的准确性描述了世界的特定阶段的基本规律，也不是绝对正确的。”[17] 与费氏一样，拉图尔和诺尔—塞蒂纳的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主义观点体现出强烈的反表象主义态度。

其四是极端相对主义。相对主义“作为一个反对思想专制的武器和一个批判科学的手段一直持续于整个文艺复兴运动而且在今天还相当时兴”。[18] 对相对主义和多元主义的强调作为后现代主义的共同特征，也是后现代科学知识观的题中应有之义。激进的、否定的、怀疑的后现代主义表征了相对主义的极端。费氏和拉图尔、诺尔—塞蒂纳作为激进后现代科学知识观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思想都蕴涵和充满了极端相对主义的同质色调。费氏的“怎么都行”已经成为相对主义的标语性口号，而SSK的“实验室研究”纲领则进一步把社会建构论的相对主义推进到了认识论的死胡同。

费氏与SSK的后现代科学知识观的差异至少有以下几点：

其一是“局内人”和“局外人”两种角色的不同。费氏被西方众多学者称为“科学家式的哲学家”，其科学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倾向于拉卡托斯所谓的“内史”范畴。作为科学哲学界的最大异端，费氏以现代科学哲学的终结者自居，可以说他是后现代科学知识观的“局内人”。而拉图尔和诺尔—塞蒂纳接受过人类学的专业训练，他们遵循着哲学的实践转向，以人类学的最新成果参与对科学的社会研究工程，更多地像“局外人看科学”，是科学知识观中典型的 “局外人”角色。

其二是解释学与修辞学两种转向的不同。“解释学转向”是后现代主义在科学哲学领域中的诞生标志。“修辞学转向”是对“解释学转向”的发展。费氏进一步推进了库恩科学知识观的后现代“解释学”转向。而拉图尔和诺尔—塞蒂纳的思想则体现了后现代科学知识观的“修辞学”转向。“实验室研究”纲领强调“进入科学的内容和深入科学协商的微观层面”，充分运用“科学文本与话语分析”方法，显示出强烈的“修辞学”研究倾向。[19]

其三是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差别。费氏和第二代SSK分属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两种进路。具体而言，前者主要使用哲学的抽象方法来对科学史进行研究，大体上是理论的、历史的进路。而拉图尔则从现实中就地取材，采取了实践化的路径。诺尔—塞蒂纳是“实践转向”的倡导者，发展了后现代科学元堪的实践进路。

其四是宏观和微观两种研究方法和视角。从“视角主义”的观点看，后现代科学知识观可以区分出两个研究框架。科学哲学的专业框架总体上是宏观式的研究视角。历史主义科学哲学以历史语境论与社会心理主义为主旨，使科学哲学与科学史个案研究紧密相连，更强调科学史的整体有机性，是一种典型的宏观科学知识观。在SSK学科的内部发展中，存在着宏观框架向微观层次的分期过渡。以爱丁堡学派和巴斯学派为主的第一代SSK学派大致是“宏观视野式的”，而第二代SSK科学人类学研究则主要是微观取向的。

现代科学知识观以逻辑经验主义的“标准科学知识观”为主要代表，其本质上是理性主义的。如果说波普尔对此予以了致命的打击，库恩促成了科学哲学的转折，费氏则进一步促进了科学认识论和知识论从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演变。这两大演变有学者称之为“后现代性理论的演变”标志。[20] 费氏“告别理性”的激进科学知识观把问题焦点引向了后现代性的否定、解构、游戏的层面，成了SSK后现代建构主义科学知识观的直接基础。显然，到库恩已显示出科学知识观上的非理性主义倾向，到费氏就更为激进，他进一步把库恩科学知识观的社会心理等因素加以强调，使之因而更具相对主义色彩，之后又被SSK学派所继承，并更进一步地加以推进与发挥。SSK的社会建构主义以“强有力的证据”证明科学知识无非是由各种社会因素所制约并被“制造”出来的，其实质上是沿着费氏的路线继续对科学知识的非理性因素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和解蔽。不难理解，SSK的科学知识观比“告别理性”之后的费氏科学知识观对理性的排除更为有力和彻底。后现代科学知识观作为对现代科学的时代反思，并对科学知识观自身予以反思，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然而，其以极端的形式否定了科学理性的重大作用，最终以泛文化的多元主义把人文抬升到不应有的地位，而走向了歧途，费氏因此被人们称为“科学的最坏的敌人”，拉图尔在“科学大战”作为最令人注目的SSK代表人物，而被视为反科学主义的代言人，两者在科学知识观上一脉相承，在科学和人文的关系问题上，都表征了人文主义的复归与伸张。但是，由于其观点上过于激进而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相反地，会招致人文主义思想的自我否定，进一步加剧科学与人文的对峙与冲突。

参 考 文 献

[1] 洪谦.论逻辑经验主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89

[2] [3] 夏佩尔.理由与求知[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166， 123-124

[4][5][6][7] 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31， 44，10，6

[8] 费耶阿本德.自由社会中的科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113

[9][10] 赵万里.科学的社会建构[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 C7， 194

[11][14] Latour， Bruno&Steve Woolgar. Laboratory Life.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6[1979] .182， 121

[12][13] Latour， Bruno. Science in Action.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7. 103，162

[15] [17] [18] 费耶阿本德.告别理性[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31，138，20

[16] 诺尔-塞蒂纳.制造知识——建构主义与科学的与境性[M].上海：东方出版社，2001.64

第2篇：后现代主义科学观范文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 课程观 局限性

【中图分类号】G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4）14-0044-02

20世纪后半叶，后现代主义思潮在西方国家蔚然兴起，对起源于古希腊的西方传统哲学及后继的现代哲学所导致的问题展开批判。作为一种“问题哲学”，后现代主义并没有统一的思维范式与逻辑框架，其主要思想都是通过对现代性的批判来表现的。在这种思潮下，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教育科学研究领域发生了重要的理想变革：西方教育家开始寻求情境化的教育意义，而不再执着于探究普适性的教育规律。现代课程观由此深深烙下了这种“范式转换”的痕迹。现代课程观开始超越理性主义性格的“课程开发范式”，走向“课程理解范式”――把课程作为一种多元“文本”来理解的研究范式。但是，后现代主义在革新课程观的同时，也对后者的发展带来了新的问题。

一 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教育科学

试图准确定义“后现代主义”无疑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后现代主义思潮本身就反对用单一的观点来阐述问题。综观后现代主义的发展，其流派众多，甚至不同流派之间存在相互矛盾的地方。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大卫・格里芬指出：“如果说后现代主义这个词汇在使用时可以从不同方面找到相通之处的话，那就是，它指的是一种广泛的情绪――即一种认为人们可以而且必须超越现代的情绪，而不是任何共同的教条。”虽然关于后现代主义的界定众说纷纭，理论界也没有较为一致的看法，但是，反思和批判可以说是公认的后现代主义的精髓和核心。

通俗地讲，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就是批判和超越传统文化。具体来说，其特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1）批判人的“主体性”，否定了传统哲学中“人是世界中心”的论调，认为传统观点造成了人与自然的疏远与对立；（2）批判理性至上，认为把人作为理性个体，抹杀了人的情感与思想，使人沦为科学知识的附庸，失去了生活的立体性；（3）批判传统形而上学，认为现有的哲学脱离了人们的现实生活，成为死板空洞的教条，演变成了生活的枷锁；（4）不承认存在完全客观的知识，自然科学知识和人文科学知识都包含了价值观念；（5）反对将普遍性和同一性置于个体性和差异性之上，认为差异是普遍存在的，人生是多面的，永恒性、普遍性导致了生活的无意义。后现代主义者开始尝试建立一种无序的、混沌的、分散的后现代秩序。

在此思潮的影响下，教育科学发生了重大转变。首先，在教育目的上，后现代主义教育否定了长期以来理性思维下强调设定多维教育目标，旨在培养多元性的个体。教育界甚至提出：“教育也可以培养‘片面发展’的人，只要符合学生自己的特质和他生活中的特殊性即可”，不再强求每一个受教育者都成为理性的、完美的人。其次，教育的研究方法日益丰富。现代教育研究摒弃了完全依靠数据探寻规律的老路，主张采用综合的跨学科的多视角来研究教育问题，采用相互结合的方法。再次，新的课程改革孕育而生。一方面普适的知识观被否定，个人知识得到尊崇；另一方面，反对知识的简单传授，主张知识的主动建构。人的学习不再是局限于个人头脑之中的认知过程，而是同周围环境中的工具、符号、语言乃至人际关系等媒体和功能性资源的交互作用之中生成的情境认知过程。新的课程不仅强调知识的多样性与开放性，更注重课程与学习者经验领域的相结合。最后，师生关系不再局限于简单的“主体―客体”范畴，反映出多极主体的相互作用，表现为引导关系、交往关系等多种形式。师生之间呈现出平等对话、相互学习、教学相长的积极氛围。

二 后现代主义课程观

在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后现代主义课程观蓬勃发展起来，涌现出批判理论、美学理论、女性主义、过程主义等多元化课程观，其中以多尔的后现代主义课程教学观、艾普尔的批判主义课程教学观和卡普拉的整体性生态课程教学观最具代表性。无论具体的流派如何，后现代主义者们的要旨都是反对同一，崇尚多元，打破现代课程的体系，建立更具人文气息和批判色彩的课程理念。

具体地说，后现代课程观具有这样一些特点：（1）尊重差异。后现代主义课程观抛弃了传统的封闭式思维，采取全方位的开放性思维。其指导下的教学采用多元教育目标、多元的课程模式和多元的师生角色，提倡依据不同价值观念从不同角度看问题，使用多种方法解决问题。（2）提倡批判。后现代主义课程观鼓励批判既有课程体系中的不平等，主张从批判中推陈出新，吸收各领域的精华重新建构课程。（3）反对权威。后现代主义课程观强调平等的、开放的、网式的教学结构，认为教育活动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能随时加入教学中，没有既定中心，教师、教材都不能作为权威。（4）鼓励合作。后现代课程观提出，教学不是单一的知识传输，而是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交流、互动与合作。教师不再扮演知识灌输者的角色，而是学生知识建构过程的指导者和帮助者。（5）注重创造。后现代课程观认为学生主动的认识是至关重要的，只有意识到自我，学生个体才有可能重视和发挥自己的创造性，才能主动建构自己的知识经验并把这种经验迁移到应用的环境中去。

三 后现代主义课程观的局限

后现代主义课程观颠覆了传统教育的思维定式，为课程理论注入了一股活力，并极大地推动了课程发展。但不可否认，事物固有两面性，后现代主义课程观在冲破传统枷锁的同时不可避免地暴露出了新的弱点。

第一，后现代主义课程观否定了科学与理性的价值。后现代主义课程观打碎了一直以来的传统文化，重估一切价值，过于激进地将课程看作不确定与无序的事物，带来消解教育理论基础、肢解教学活动、否定教学意义的负面影响。试问，没有理性，何来主义？对后现代主义的过分推崇和对理性与科学的蔑视，使课程观常常陷入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怪圈之内，只强调理解的不同，而没有真理与谬误之分。在信息时代，发展中的科技文明推动社会不断前进，社会所需的科学与理性不是被削减，而是得到继续强化，后现代主义的课程观全盘否定科学与理性，造成教学观念与社会发展所需的脱节。

第二，后现代主义课程观肢解了知识的系统性。后现代主义课程观主义者认为，教学内容是独立的、开放的、多元的，其意义取决于学习者的解读和理解，学习者可以随心所欲地解读而不被任何观点限制，更不必去考虑教师的意图。此种开放性、独立性和多元性教学为学习者提供了无限开放的空间，但实际上，此类观点从根本上抹杀了课程设置的客观性和科学性。教育来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知识不等同于个人经验。片面强调学生建构，忽略知识的客观性，导致学生学习的知识是不系统的，甚至是片面的、错误的，使学生学到的知识没有完整性。

第三，后现代主义课程观抛弃了价值观念引导。学生成熟价值观念的建立基于稳定的知识基础和广阔的视野，这是一个循序渐进并且需要引导的过程。而在后现代主义课程观中，不仅没有权威，甚至没有主流，只有共存的多元理念、相对的真理和模糊的事物评判标准。把尚未建立起自我价值观的学生直接推至激烈的价值碰撞面前，学生无法分辨和选择，只能趋于本能地走向利己主义，这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第四，后现代主义课程观所持的教育态度过于消极。后现代主义课程观所信仰的怀疑与传统的怀疑不同，这种怀疑连自我也不放过，由此带来的否定不是批判地否定而是绝对的否定，只能将自己进一步陷入悲剧主义中，成为妨碍教育研究发展的消极力量。按照后现代主义课程观的观点，在进行课程研究时，就应当怀疑、否定现有课程，采取与教育主流不合作的态度，甚至放弃课程研究的责任。同时，它从根本上反对和否定课程理论研究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破坏了科学合理地解决现有课程中所存在问题的途径，妨碍了课程理论研究的正常发展。事实上，课程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必须以积极的态度在社会实践中加以解决，课程研究的任务就是要通过积极的探讨为解决各种课程问题提供思想理论指导和方法论原则。

第五，后现代主义课程观难以应用。后现代主义课程思潮倡导解放知识，重构现有概念，它所提出的知识观念虽然超越了传统，但矫枉过正，过于泛化而边界模糊，难以理解与把握。后现代主义课程观把教学看作即时创造、生命历程和多元建构的过程，倡导五彩缤纷的教学话语，但其理论思辨远远多于实践操作，在实际教学活动中缺乏行动方案、操作程序和实施策略，难以实现美好的教学设计蓝图，造成教学实践与课程理论的脱节。

此外，后现代主义课程观还存在破多立少、过于理想主义等问题。这些消极影响根植于后现代主义本身悖论重重的理论基石中，是很难避免的。

总之，后现代主义课程观提出了一种研究教育活动的全新视角，使我们得以从全新的角度去思考课程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但是，后现代主义并不能否定现代性，而应当作为一种补充，让现代性更加完善。真正的课程观应当是兼容科学理性与人文主义、并用定性与定量方法、平衡过程与结果的综合理论。因此，在吸收后现代主义课程观合理内容的同时，也应注意到其不足之处，批判地接受，以更好地促进课程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张文军.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教育目的观的批判[J].外国教育资料，1998（3）

[2]钟启泉.知识建构与教学创新――社会建构主义知识论及其启示[J].全球教育展望，2006（8）

[3]卢立涛、安传达.从技术理性到话语理解――后现代主义课程教学观述评[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9（4）

[4]张家军.后现代主义之于课程研究的意义与反思[J].比较教育研究，2004（6）

[5]龚孟伟、陈晓端.后现代主义知识教学观：价值与局限[J].课程・教材・教法，2008（10）

[3]叶光煌.中外合作办学教学特点的比较与借鉴[J].集美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7（3）：79～83

[4]民盟上海市委课题组、金忠明.关于中外合作办学运行机制的思考――以上海纽约大学为例[J].教育发展研究，2012（7）：1～6

[5]关翠琼.中美大学教师教学观念对比研究[J].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1（1）：98～99

第3篇：后现代主义科学观范文

【关键词】后现代科学/现代科学范式/后现代知识

【正文】

近年以来，后现代主义沸沸扬扬，“后现代科学”也成为一个时髦的名词。似有“忽如一夜春风来”，后现代科学也如“梨花”盛开。问题是，后现代科学真能如此“盛开”吗？本文首先考察现代科学具有什么样的范式；其次，考察后现代科学有什么样的特征，它的依据是什么，这些依据是否使现代科学范式渐趋式微？科学还要“返魅”吗？如若不然，后现代科学又是在何种意义上有其价值？

1　现代科学范式

1.1　自近代以来，科学与哲学发生分离， 科学与宗教神学发生决裂。经过以伽利略、牛顿为代表的第一次科学革命和以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电磁学理论为标志的第二次科学革命，到19世纪末，确立了近代科学的基本范式。与两次科学革命相对应，发生了两次工业革命，推动了科学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创新，到19世纪末，欧洲、北美基本上实现了现代化，它们为世界不发达国家展示出崭新的未来前景。

正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中，值19—20世纪之交的时刻，许多著名科学家认为经典物理学的大厦业已建立，只需对大厦作一些修补工作，晴朗的天空仅有两朵乌云，殊不知，这两朵乌云却引发了20世纪初相对论、量子力学的诞生。在世纪之交早就为科学家彭加勒注意到的初始条件的敏感性，也引发了60—80年代的混沌学的诞生。相对论、量子力学和混沌学是同一水平的革命，同属于第三次科学革命，它们从三个方面给牛顿力学施加了限制。如一位物理学家说：相对论排除了绝对空间和时间的牛顿幻觉；量子论排除了对可控测量过程的牛顿迷梦；混沌则排除了拉普拉斯决定论的可预见性的狂想。〔1〕可见， 第三次科学革命否定了机械自然观。但是， 第三次科学革命并没有摧毁由第一、 二次科学革命确立的科学范式，而且，它们共同构建了现代科学范式。

需要指出的是，在我国一般把20世纪之前的科学称为近代科学， 20世纪之后的科学称之为现代科学。但是，在西方， 则通称为现代科学。西方没有近、现代之分，只有现代（modern）一词。正如现代化研究专家罗荣渠指出：“在英文里（法文、西班牙文、德文、俄文等也同样），‘现代’一词至少有两层含义：一层是作为时间尺度，它泛指从中世纪结束以来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一个‘长过程’；一层是作为价值尺度，它指区别于中世纪的新时代精神与特征”。〔2〕

1.2　我们首先看一下“范式”这一概念。范式（paradigm ）是由科学哲学家库恩（t.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提出来的。库恩没有给范式下一个明确的定义，解释不一。大体上是指科学共同体成员共有的研究传统、理论框架、理论上和方法上的信念、科学的模型和具体运用的范例等，还包括指导和联系理论体系与心理认识的自然观或世界观，后来他又称之为专业基质（disciplinary matrix）。 在库恩看来：“‘范式’一词，无论实际上还是逻辑上都很接近于科学共同体这个词；反过来说，也正是由于他们掌握了共有的范式才组成了这个科学共同体”。〔3 〕“科学共同体”指的是在科学发展的某一历史时期该学科领域中持有共同的基本观点、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科学家集团。大体讲，库恩所指的“范式”包含两方面的涵义：（1）从心理上讲，它是指科学共同体所共有的信念；（2）从理论与方法上讲， 它是指科学共同体所共同具有的模型或框架。科学共同体还可分为许多级。全体自然科学家成为一个最大的科学共同体。

1.3　我们认为，现代科学范式由以下部分组成：（1）近、现代自然科学家所共同拥有的信念（如科学目标、科学的社会规范、自然观等）；（2）建构科学理论所必须遵从的规范和方法论原则；（3）还包括科学与技术、经济、社会、文化、宗教神学等的关系规范。大体讲，现代科学范式的具体内容主要有：

1.3.1　关于科学的目标。到18—19世纪， 人们普遍形成了无误论的观点，即认为科学是由真命题构成的系统。科学无误论认为科学目标是追求真知识，即绝对确定的可证明的知识。到20世纪，逻辑实证主义认为，科学是具有一定预言值的命题系统，科学的目标旨在追求高概率的理论（命题）。波普尔则认为科学的目标旨在提高理论的逼真度，追求逼真度更大的理论。而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科学目标是与真理问题相联系的。科学是一项理性的事业，其目标是科学真理，而且科学真理是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统一。科学的目标是不断向绝对真理逼近。

1.3.2　关于建构科学理论所必须遵从的规范或原则。 这一规范凸显了科学理论与其它理论（或知识）相区别的根本性特征。就科学理论所遵从的规范而言，大致有预设主义和相对主义两类观点。预设主义是合理性的传统模式，它以逻辑推理作为合理性的形式，其次以经验检验作为合理性的最终标准。譬如，逻辑经验主义认为，理论的评价或选择与这个理论的形式结构和它引出的经验证据有关。相对主义认为预设主义观点极为片面。历史主义者库恩就说，逻辑形式与观察实验不能决定相对立的理论或范式，因为范式各方面的支持者都有一套彼此相异的评判标准。

尽管预设主义与相对主义相对立，但是或多或少可以接受的共同评价规范还是有的。至少，狭义地讲，科学是一个陈述系统，该系统满足一些基本规范。这些规范构建了科学不同于其它人类知识的典型特征，可以称之为建构科学理论体系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具体包括：内在一致性（理论的逻辑无矛盾），可检验性（经验实证性），解释性（预见性，特别是能预见新的不同类的科学事实），逻辑简单性等。这些原则实际上反映了科学理性的基本内核。

1.3.3　关于构建科学理论的方法论原则。 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种方法或规则，而不选择别的？这关涉到科学方法的根据。预设主义坚持方法论的一元论，认为科学方法论作为科学的逻辑是一套对科学进行逻辑分析的元科学，它给出一切理论都应具有的永恒不变的公理结构，即注重逻辑形式而不关注内容。与此相反，相对主义坚持方法论的多元论。历史主义认为，重要的不是科学形式，而是科学的内容，其原因在于科学的一切随社会文化条件而转移。我们认为，科学方法论应当在一元与多元、变与不变之间保持适当的张力。虽然科学方法随科学的发展而变化，但是一些基本的科学方法却没有多大的变化，只是在科学发展的不同时期凸现了不同的科学方法。科学愈向高级阶段发展，其抽象性愈高，假设一演绎法愈受到重视。

1.3.4　关于科学的社会规范。 科学的社会规范支配着所有从事科学活动的人，同时成为科学活动的行为规范。倘若没有这些规范，就无法产生重要的科学问题，无法评价科学活动的成果，奖励卓有成效的科学家。科学的社会规范主要有：普遍性、竞争性、公有性、诚实性和合理的怀疑性。科学的社会规范被默顿（r·merton ）称之为科学的精神气质。他指出：“科学的精神气质是有感情情调的一套约束科学家的价值和规范的综合。这些规范用命令、禁止、偏爱、赞同的形式来表示。它们借助于习俗的价值而获得其合法地位。这些通过格言和例证来传达、通过法令而增强的规则在不同程度上被科学家内在化了，于是形成了他的科学良心”。〔4 〕科学的社会规范构成了科学区别于人类其它活动的基本特征。

1.3.5　关于科学与宗教神学之间的关系。 尽管科学与宗教神学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但是科学体系与上帝、神毫无关系。现代科学是与“自然的祛魅”（disenchantment）相联系的。所谓“自然的祛魅”，按后现代主义者格里芬（d·r·griffin）的说法， “它意味着否认自然具有任何的主体性、经验和感觉”。〔5 〕虽然人类文明初期的许多知识被宗教神学家篡改，为其神学目的服务，但是，具体的宗教教义是和相关科学的结论或原理相冲突的。罗素指出：“神学与科学的冲突，也就是权威与观察的冲突”。〔6 〕科学与宗教的本质区别在于科学的实证性与宗教的信仰性，二者是难以简单调和的。

1.3.6　关于科学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自近代科学以来， 科学与政府的关系日趋紧密。特别是20世纪以来，科学已向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全面渗透，知识经济的来临，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科学与政府权力日益整合。科学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已是一个政府的问题。没有政府的赞助，科学难以发展。政府的不正当要求也会使科学迷失方向，甚至堕落。因此，科学的合法发展要由合法性的政府来规范。但是，当代合法的政府却存在合法性危机（如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和文化危机等等），为此，需要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一道制定合理的规范制约政府的行为，保证科学的合理合法的发展，保证科学指向人类进步的向度。

以上我们仅论及了现代科学规范的几个主要方面，其中1.3.1、1. 3.2、1.3.3三节构成了科学的内在规范，1.3.4、1.3.5、1.3.6 三节构成了科学的外在规范。内在规范中1.3.2， 即“建构科学理论所必须遵从的规范或原则”凸显了科学理论与其它人文知识的本质区别，界定了科学理论的本质规定性，换言之，它是现代科学范式的核心，是硬核，难以改变。科学的内在规范是科学范式的主要方面，对科学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外在规范是次要方面，非本质的。但是，在一定条件下，外在规范也可能对科学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

2　后现代科学可以成立吗？

2.1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自50年代向后工业社会过渡，60 年代出现了后现代主义思潮。90年代在我国，后现代主义也大行其道。当代主要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的理论各有特点，虽有冲突，但是，他们主要从哲学层面出发，其共同点体现在：反对（否定、超越）传统形而上学、体系哲学、心物二元论、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理性主义、人类中心主义、一元论和决定论等，可称为否定性或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与此相反，格里芬等人则从人与世界、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从科学的层面出发，探讨更为广泛的问题，倡导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主张人与世界、物质与意识、价值与事实、真与善与美的统一，主张科学应当“返魅”（reenchantment）。 这些观点较为集中地反映在由格里芬主编的《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一书中。参加此书撰写的学者既有科学家，也有从事神学、灵学研究的学者。其中包括著名物理学家大卫·玻姆（david bohm）。凡了解量子力学的读者一定会知道玻姆，他的思想极为深刻。比如，在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与玻尔关于量子力学是否完备的论战中，爱因斯坦等人于1937年提出了一个关于坐标与动量关联的理想的epr实验来反驳玻尔。50 年代玻姆则从自旋的三个分量着手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自旋epr实验方案。目前epr的检验仍然是物理学的前沿之一，直接涉及到量子力学是否完备这一重大问题。（参见吴国林《从微观物质开放性角度审视erp佯谬》， 《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97年第1期）。

2.2　近年来后现代主义之所以能够迅速传播， 就在于人们对现代性愈来愈不满足。譬如，当代有人口问题、资源问题、环境问题、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巨大灾难等等。就中国而言，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经济高速增长，经济“软着陆”成功；另一方面，中国的生态环境迅速恶化。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对外开放使外域之风也迅速吹向国内。总之，种种因素使后现代主义在我国迅速传播，这也表明了国人对我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运动的急切关注和深思。

无疑，外域之风并非都是清新馨香的，保持谨慎的批判态度是必要的，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更好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化与信息化。实际上，许多西方学者早就注意到，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领域完全渗透了资本和资本的逻辑，渗透了商品的逻辑，而且，晚期资本主义文化正向全球蔓延，对于经济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极为不利。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杰姆逊（f·jameson）就指出：“中国读者也应该抵制后现代社会的某些特征，其实也就是晚期（资本主义），但同样是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一部分，这些特征从内容到形式完全溶入到商品生产和消费中，尽管具有新的类型”。〔7〕

2.3　在当代，科学或知识或信息的作用日益凸显。80 年代经济学家罗默（p·romer）、卢卡斯（r·lucas）等人提出了新经济增长理论，知识成为内生变量，知识内在地推动经济发展。1996年经合组织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人类将步入一个以知识资源的占有、配置、生产、分配和消费为最重要因素的经济时代。我国业已制定的《技术创新工程》、《211工程》， 《知识创新工程》正处于试点阶段。无疑，推动经济增长最重要的知识是科学知识，其根源是科学。所谓科学，就是系统化的知识；反过来，知识则不一定是系统化的。知识包括人文知识与科学知识。一般所指的科学，是指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具有实证性。科学与知识的区别在于，科学是系统化的实证性的知识，而且如前所述现代科学已形成了自身的范式，这一范式也没有因为后现代主义思潮发生突变。

2.4　虽然，早在19世纪之前就发生过反现代运动，如始于19 世纪初的浪漫主义者和卢德派的反现代运动。1755年卢梭在其专著《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中对科学和艺术，进而对整个人类的文明进步，都持否定态度。本世纪法兰克福学派也对科学技术进行过批判。他们把科学技术看作新的意识形态，认为科学技术具有压抑人、统治人的功能。马尔库塞主张要彻底否定科学技术成果。但是，当前后现代主义的反现代情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普遍和强烈。如果说后现代主义可以概括为格里芬所言：“它指的是一种广泛的情绪而不是任何共同的教条——即一种认为人类可以而且必须超越现代的情绪”。“后现代世界是一种新的科学、一种新的精神和一种新的社会”。〔8〕那么， 具有严格规范要求的“科学”如何可能与后现代主义“情绪”相调适呢？

2.4.1　在格里芬等人看来，后现代科学应当有什么特征呢？ 他们反对科学必然和一种“祛魅”的世界观相联盟，其中没有宗教意义和道德价值，即顽固的自然主义。主张灵活的自然主义，即认为“自由、价值的客观实在性，神在世界中作用（通过它的作用，价值才得以在我们生活中产生影响）、生态伦理以及对泛心理学，如超感观视觉、心灵感应以及中国气功师的外气发放等问题的研究，甚至死后生命问题等等，都占有一席之地”。〔9〕一言以蔽之， 后现代科学的特征大致可概括为：整体论和有机论。

2.4.2　在格里芬看来， 后现代科学背离了与现代科学密切相关的机械论和还原论的世界观，根源于科学本身实质性的进展。的确，玻姆发展了一种隐变量的量子理论，提出了一个包含环境信息的量子势概念，由此他认为：“世界不能真正分解成彼此分离的部分，而必须把它看成一个不可分的统一体，其分离部分的出现，只是作为一种仅仅在经典极限下才有效的近似”。“从量子尺度看，宇宙是一个不可分的整体，它不能真正看成是由彼此分离的独立部分构成的。”〔10〕从物理上讲，这是正确的。后来，他又提出了显序和隐序概念，他认为，整体包含于每一部分之中，部分被展开成为整体。无疑，这已是物理哲学的概括了。在玻姆看来，“后现代物理学，广而言之，后现代科学”，“不应将物质与意识割裂开来，因而也不应将事实、意义及价值割裂开来”。〔11〕这只能是更有哲学意味了。诚然，近代科学以机械论、还原论为特征，现代科学以整体论为特征。且不说，在西文意义上，近代科学与现代科学是同一概念，仅以科学史来看，是先有科学实验、科学发现、科学理论，后有科学世界观。换言之，还原论、整体论都是从近现代科学中抽象出来的，它只能看作科学理论的次级意义或社会意义。事实上，还原论、整体论也只能算作科学的外在规范，是非本质的，并不能构成对科学内在规范（核心）的重大冲击。而且整体论也不是抛弃还原论的整体论，而是建立在还原论基础上的整体论。当代科学发展的客观事实是， 实践中的科学家在某种意义上都是还原论者，进行还原尝试的方法仍然极富成果。〔12〕

2.4.3　后现代的有机论认为，所有原初的个体都是有机体， 都具有哪怕是些许的目的因。原初的有机体可以被组织成两种形式：（1 ）一个是复合的个体，它产生于一个无所不包的主体，（2 ）一个是非个体化的客体，它不存在统一的主体性。动物属第一类。石头属第二类。后现代的有机论认为，不存在什么本体论的二元论，但存在着一种组织的二元论。〔13〕我们认为这一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按后现代的有机论看来，宇宙的原初总应当看作一个有机体吧！总应包含些许的目的因吧！但是，描述宇宙原初的物质状态，是用宇宙波函数表达的。宇宙波函数仅有引力场和物质场。当代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 宇宙学家霍金（s·w·hawking）发展的“无边界”量子宇宙学已粗略地给出了宇宙的创生与演化过程。实质上，它否定了任何目的论、否定了上帝或神秘力量的存在。正如卡尔·萨根在为霍金的名著《时间史之谜》一书中所做的“导言”中指出：“这还是一本关于上帝……或许关于上帝不存在的书”。“正如霍金明确指出的，他试图理解上帝的思想。这使他的努力所得的结论越加出人意料之外，至少到目前为止是如此：一个没有空间边缘、没有时间起点或终点，以及没有上帝可做事情的宇宙”。〔14〕

2.4.4　克里普纳（s·krippner）在《灵学与后现代科学》一文中说：“不仅量子论指出无法区分一个‘观察者’和一个‘被观察者’，而且它还可以通过将意识完全并入科学研究的主流中来而得到解释”。虽然在量子力学的观察者与被观察者关系上有许多争论，但是，观察者也没有将自己的意识并入量子过程中。事实上，观察者是宏观物体，量子过程是微观过程，两者之间有本质区别。量子现象是微观客体与宏观外界共同作用的结果。物理学家玻姆曾明确指出：“我不认为精神对原子有重要的效应，至少人类精神对原子没有影响”。〔15〕与玻姆长期合作的海利（b·hiley）教授认为：“我不明白为何在现阶段需要把精神引入到物理学中来”。现在用量子势来表达，就不会陷入量子理论的多宇宙解释所造成的精神介入困境。〔16〕

2.4.5　格里芬认为， 自然的祛魅的一个深刻而主要的特征是否认“远距离作用”。韦伯在形容祛魅一词时，含有“驱除魅力”的含义。机械论的中心内容就是否定自然事物有任何吸引其它事物的隐匿（神秘）的力量。〔17〕事实上，从已有的关于epr实验的结果来看， 绝大多数支持量子力学是完备的，这也意味着量子力学中波函数之间的联系是瞬时的，也即是远距离作用；玻姆倡导的非定域的量子势概念也是远距离作用的。可见，从物理上讲，微观客体可以存在“远距作用”，尽管现代物理学（如粒子物理学）仍然建立在近距作用基础上。科学的一个基本原则是用自然说明自然，否认任何神秘作用。由epr 实验所表征的“远距作用”与灵学中的超心理现象、心灵致动、“中国大气功师”所宣称的“他心通”、“遥视”等“特异功能”的“远距作用”具有本质区别。科学坚持重复检验原则，一个科学事实是可以在相同的实验条件和实验程式下重复出现，至少存在相当高的概率。一个事实不能得到较高概率或重复出现就不能被证认为科学事实。〔18〕灵学中宣称的心灵感应、气功中的“特异功能”几乎没有在科学的严格规范下重复出现，“大师”们也没有显出比常人有更大的本领。然而灵学家、大气功师们却把结果的不可重复归因于：心不诚则不灵，有人干扰气场，没有进入气功状态等，无疑这是遁词。可见，科学不是简单肯定或否定远距作用，科学必须建立在具有可重复性检验的科学事实上。不可重复的事实，其真伪性无法判定，由此彰显了科学与灵学的区别。

2.5　如果说后现代科学是可能的， 那么后现代科学的范式是什么呢？格里芬在《论心与分子：心身相关宇宙中的后现代医学》一文中有所表达。在他看来，二元论和唯物论是17世纪以来统治现代社会的两种范式，可具体归纳为：客观论、现象论、移动论、机械决定论、还原论和感觉论，这样一来，世界的基本构成要素是“空洞的实在”，全然不存在内在的实在、感知或经验、主观性、目的以及一切的内在的生成。但是，这种论点是可疑的。由此，格里芬提出了后现代范式的依据——泛经验论，用以表述后现代科学的基本性格和方向。

2.5.1　 格里芬的泛经验论建立在怀特海和哈茨霍恩哲学的基础之上，是一种后现代的有机选择论。泛经验论的具体要点可概括为：（1）每一实际存在都是一个实际活动，亦被称为一个经验活动。（2 ）自为的经验是一个作为主体的事件。事件作为主体，它被涉入一个简短的生成过程中。作为主体的经验活动将感受（肉体性）与自决（精神性）结合在一起。（3）一个客体就是一个原本实质上的主体事件， 主体与客体的不同仅表现在时间上。（4 ）“心”与“分子”是一系列先主体后客体的事件。它们之间的差异只是程度上的差异，而不是是否具有经验这种绝对的差异。（5 ）每一种永恒的事物都是一个由一系列迅速发生的事件所组成的时间上的“群集”。事件是最基本的个体。一个事件的“运动”不是移动，而是内部生成。（6）内部生成是第一性的， 移动是派生的。（7）每一新的经验都是产生于许多经验之上的集合体。 合众为一是经验的终极实质。实际上，它就是宇宙的终极原因。（8 ）实在是完完全全群集的，不存在只保持其本来面目的永恒的实在，存在的仅是事件和事件的群集。（9 ）每一层次的个体都是有机体的一个层次。心理学和生物学研究较高层次的有机体。人类是具有等级结构的有机体：是有机体的有机体的有机体。〔19〕据此，格里芬断言，心会受到身体内一切活动的影响，同时，身体内的一切活动也会受到心的影响——这是与现代范式截然不同的看法。

2.5.2　不难看出，泛经验论是有一定启发意义的， 是一种后现代性质的本体论。正如格里芬自己承认：“当然，泛经验论是有一种未被证实的假设”。但是他又认为：“低级存在不具有任何形式的经验的观点亦未被证实。验证每一假设的途径只能是考察这一假设所导致的结论”。〔20〕中国几千年的气功实践，无疑证明了心和身是相关的，但是，要把人类具有的经验内涵泛化到分子也具有经验，显然是外延太大了。不仅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而且在科学实践中也没有被证实。我们知道，一个科学理论除了满足逻辑一致、经验实证性和解释性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标志：科学理论必须能够预见新的不同类的科学事实，而且愈多愈好。比如，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首先预言了光线弯曲，这与“光线为直线”的日常经验不一致，是一类新的经验。后来，广义相对论还预见了雷达回波延迟、黑洞等新的物理现象。那么，泛经验论的推论又预见了什么新的事实呢？用泛经验论可以解释医学中业已存在的心身相关问题，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它能否在物理、化学等无生命物质世界逻辑地预见一个新的事实呢？显然，目前没有这样的事例。我相信，今后也不会出现。因此，泛经验论也只能是一种哲学思辨式的无根的假设，而不是一个具有可检验性的科学假设。可见，企图建立于泛经验论这一基础之上的后现代科学，无异于空中楼阁。不仅结不了果，甚至连花也开放不了。

2.6　后现代科学空疏的根本原因在于，现代科学范式没有突变， 现代科学没有发生危机。

2.6.1　牛顿的第一次科学革命确立了机械论自然观思想， 第二次科学革命确立了世界是联系的发展的辩证的自然观，第三次科学革命否定了机械论自然观、否定了自然的不变性和预成性，否定了决定论和确定性，代之以世界的生成性和不确定性，凸显了不确定性的重要地位。虽然从第一次、第二次到第三次科学革命，自然观上有较大的变化，也就是说，现代科学的某些外在规范发生了变化，但是，科学的内在规范——现代科学范式的核心部分（如建构科学理论的规范或原则等）——却没有受到冲击，经受住了科学发展的检验。

2.6.2　就现代科学自身而言， 特别是带头科学——物理学与生物学，它们不仅没有危机发生，反而生机一片，有力地促进了信息社会、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按照库恩的科学发展模式：常规科学危机科学革命新的常规科学……。只有现代科学发生危机，科学革命才能发生。如果说现代科学有危机发生，至多只能说有危机的征兆（主要是指外在规范问题），而没有冲击现代科学范式的内在规范。既然现代科学范式没有本质的危机，那么科学革命就不可能发生，亦即不可能发生从旧范式向新范式的过渡。

2.6.3　仅仅依持科学规范发生的某些变化， 仅仅停留在“祛魅”、“返魅”、“物质有痛苦”、“磁石有灵魂”等词语的编排上，显然是不可能符咒般地呼唤出后现代科学。既然如此，又为何极力呼喊后现代科学呢？难道我们还不能洞见到文化中渗透了商品的逻辑吗？

2.7　我们认为，在后现代主义思潮中， 后现代科学更多的是一种哲学观念。例如，玻姆在《后现代科学和后现代世界》一文中，提出了后现代物理学。他说，相对论与量子力学的共同点是同意宇宙是一个完整的整体，量子论的数学定律可以被理解为对整体运动的描述，在这一整体运动中，部分被展开为整体。后现代物理学应从整体出发。〔21〕可见，玻姆的后现代物理学也只是一个思路，没有具体的操作意义，对量子力学的重新理解也不过是变换了一个视角。 法国哲学家利奥塔（j·f·lyotard）在《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一书中也谈到后现代科学，他说：“后现代科学本身发展为如下的理论化表述：不连续性、突变性、非矫正性以及佯谬。后现代科学对以下事物关切备至：不可决定的、精确控制的极限、以不完全信息表征的冲突、破碎的、突变和语用学悖论等”。〔22〕这些特征是与量子力学、突变论、混沌学、耗散结构论等有明显的联系，但是，这些学科却都是属于现代科学，而不是后现代科学。因此，我宁愿把现在所谓的“后现代科学”称之为“后现代知识”，即在现代科学范式下可以合理存在着后现代知识，后现代知识以不确定性为标志。其原因在于：科学是一种严格的体系，有一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而知识则不一定，可以没有体系要求。目前所称的“后现代科学”更没有什么体系可言，只是一种哲学式的假设罢了。从科学的角度看，后现代知识可以从1927年量子力学不确定性原理的提出作为肇始的标志。到50年达资本主义国家向后工业社会过渡之时，后现代知识才成为浩浩江河，特别是90年代知识经济的出现，后现代知识已势不可挡。〔23〕

3　结语

尽管后现代科学难以成立，但是，后现代科学力图克服现代科学种种弊端，以达澄明之境；后现代科学对人类发展所表现出的深切关怀和焦虑，因此，它是有意义的。然而，有意义的东西不一定要冠之以“科学”称谓，不如称之为“后现代知识”。要使后现代科学真正成为可能，不仅需要哲学家、宗教学家等人文学者的努力，而且更重要的是，现代科学自身已发生了危机、发生了范式嬗变；不仅要有概念变革的先行，而且要有实践运作的科学具体操作层面的突变，要有科学方法的变革。目前看来，后现代科学所具有的意义，或许从观念逐渐浸润的视角加以评价更为恰当些，而操作意义上的工作还远没有展开。而这种展开目前看不见明显的征兆。

在我看来，在现代科学范式下，人类仍有现实的可行策略，即通过“立法”——制度创新——来化解现代科学带来的弊端，减少现代科学带来的不确定性。在科学如此发达的今天，人类可以通过各国政府及政府间的合作达成某些共识，利用人类文化（包括宗教、伦理等）的精粹，构建若干科学规范——“科学法”——规导现代科学，使科学更好地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服务。〔24〕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或许是一种现代科学范式下的“后现代知识”状态。也正是中国当前所需要的有益的“后现代”策略。

【参考文献】

〔1〕詹姆斯·格莱克：《混沌，开创新科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6。

〔2〕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5～6。

〔3〕库恩：《必要的张力》，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291。

〔4〕默顿：科学的规范结构，《科学与哲学》，1982，（4）：121。

〔5〕〔8〕〔9〕〔11〕〔13〕〔17〕〔19〕〔20〕〔21〕格里芬编，《后现代科学》，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2， 中译本序言，中译本序言，76，28，3，199，193，85。

〔6〕罗素：《宗教与科学》，商务印书馆，1982，6。

〔7〕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自序。

〔10〕?美?玻姆：《量子理论》，商务印书馆，1982，192，193。

〔11〕格里芬编，《后现代科学》，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2， 中译本序言，中译本序言，76，28，3，199，193，85。

〔12〕黄顺基等主编，《科学技术哲学引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322—323。

〔14〕斯蒂芬·霍金著：《时间史之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导言。

〔15〕〔16〕?英?戴维斯，布朗合编，《原子中的幽灵》， 湖南科技出版社，1992，106，129。

〔18〕吴国林：以概率确证审视气功“特异功能”之真伪， 《气功与科学》，1998，（1），14。

〔22〕j·f·lyotard,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knowledge,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1984, pp.60。

第4篇：后现代主义科学观范文

主题词　社会建构　建构主义

一

建构主义研究目前日趋庞杂，其特点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建构主义研究来源于众多思想和方法的影响。就建构主义研究的兴起而言，它实际上是后现代主义社会理论、知识社会学和哲学思潮汇流的结果。后现代主义的产生体现了人类对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化工程（包括科学技术工程）的负面效应，如环境污染、文化侵略等的深刻反省和反思。基于这种反思，后现代主义社会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利奥塔、福柯、波德里拉、保曼、哈维等人认为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已进入后现代社会时期，在后现代社会，知识成为社会斗争的焦点，科学成为政治的工具，其客观性和权威性将会受到怀疑；在社会科学研究方面，他们提倡对社会进行微观研究、多元化理论视角、话语分析和本土方法考察。知识社会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培根、康德、马克思、曼海姆等人那里。知识社会学关心的主题是揭示特定的知识和信念实体怎样受到社会和文化背景的影响。只不过，知识社会学长期以来将信念分成数学和自然科学与包括诸如宗教信仰、道德哲学体系等在内的所有社会科学，认为前者是质朴的，不为任何利益考虑所玷污，而社会科学等学问则是意识形态的、受主观思想和利益影响的，因而常常将数学和自然科学置于知识学的考察之外。既然在后现代主义那里科学的客观性已受到怀疑，而传统知识社会学又置科学技术知识于不顾，那么，建构主义来考察科学和技术的社会建构也就成为理所当然了。

当然，建构主义研究也从哲学中的反实证主义流派、新马克思主义及现象学、人种学的研究方法获得了启示。 具体说来这些观点是：（1）科学理论的证据非决定性，即在原则上总有几个可供选择利用的理论与有关的证据一致；（2）观察渗透着理论， 即理论的附属成份包含着各种形式的测量理论，有关的观察结果是由用来检验的理论范式决定的，观察在某一理论中得出，在与之竞争的和继承的范式中其含义不同。更为具体地说，约定主义的哲学本体论和相对主义认识论肯定是直接促进了建构主义的研究。特别是库恩、汉森、奎因、迪昂以及更早一些的波兰细菌学家、科学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弗雷克的研究和探索表明，科学事实、科学评价标准和科学理论范式都是相对的，不可通约的或非中性的，这样用单纯的理性逻辑就不足以说明科学认知的真实情况。于是，从库恩等人思想中获得灵感的建构主义学者们，大胆地对默顿科学社会学、传统知识社会学等进行了批判和挖掘。其涉及问题范围之广，观点、命题之深，声势之大，以致许多人认为科学社会学已进入“后库恩时代”。后来，出于对技术决定论（强调技术发展是自主的，它影响着社会变迁，但不受社会影响）的不满，技术社会学也被卷入到了建构主义研究中。

2.建构主义学者在地理分布上较为广泛。建构主义作为一个思想流派，由于其主要观点、方法来源不同，很难像科学学（代表人物是英国的贝尔纳）、传统科学社会学（代表人物是默顿）追塑到某个国或某个代表人物，其成员分散在欧美不同国家。在英国，主要是爱丁堡学派，其成员是埃奇、布鲁尔、巴恩斯、夏平、柯林斯等人，他们从批判传统知识社会学，特别是曼海姆思想出发，并从库恩思想得到启发，对科学知识的实质进行研究。在法国，拉图尔、卡隆等人接受加芬克尔、福柯的本土方法对科学实验室进行人类学的考察。在美国，谢廷娜（一位建构主义女学者）、陈诚、瑞斯蒂等也进行着与拉图尔类似的工作。另外，英国的马尔凯、伍尔加，美国的平齐、休斯，荷兰的比克，德国的魏因加特等大批学者都在从事不同的建构主义研究。当然，建构主义既然以一个思想学派出现，也存在诸多合作和交流，如拉图尔与伍尔加合作考察科学家之间的交流，共同发表《实验室生活》一书，谢廷娜和马尔凯一起主编《观察到的科学》一书等等。

3.建构主义研究方法多样化。尽管建构主义是建立在知识是社会地建构成的这一总观点之上的，但其方法却是经验的。这样，建构主义研究方法便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建构主义对科学的社会分析，主要采取的方法是：实验室研究，由拉图尔、伍尔加发起，像人类学家考察原始部落一样。保持一种不介入的客观观察立场，根据观察日记进行研究；争论研究，即柯林斯的相对主义经验纲领，从微观角度分析科学知识如何达成一致；话语分析（或称修辞学方法），由马尔凯等人发展而来，把科学活动参与者的“日常话语”作为主题，分析科学解释是如何随社会背景的变化而变化。在对技术的社会研究中，建构主义采取的方法主要是：社会建构方法，这是平齐和比克把相对主义经验纲领引入技术社会学的方法，研究技术人工制品如何在社会、文化方面得到解释；系统方法，休斯在技术史研究中使用的方法，把技术看作一个系统（如电力系统），进行经济、政治、社会的分析；操作子网络方法，它与拉图尔、卡隆、劳等人的研究工作相关，他们把技术、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看作整体的“异质操作子”网络，分析技术在其中的作用。另外，爱丁堡学派早期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以及随后的弱纲领也都是建构主义者曾采用的方法。

正是建构主义这种经验研究方法的多样化特点，导致了其研究成果缺乏统一的理论凝聚。目前建构主义的各种观点和学术成果，散见于有关学者的案例考察和各种论文集里。拉图尔和伍尔加的《实验室生活》是对索尔克研究所格列明实验室考察的结果，拉图尔的《行动中的科学》也不过是对这种考察的进一步概括，至于前面提到的《观察到的科学》以及平齐和比克主编的《技术系统和社会建构》等则均为集纳诸多建构主义学者及相关学者经验研究成果的论文集。因此，建构主义的学术观点具有相当的分散性。

二

建构主义研究就其建构对象而言也呈现出某种复杂性。在建构主义的视野中，似乎借助行为者的互动而形成的制度（包括知识、方法、学科、习俗和规则），科学家基于数据和观察构造的理论和叙述，实验室中由于物质参与而产生的人工制品，思想和表象的客体都是建构成的。但是，从这种复杂性中仍可窥见出建构主义存在着强与弱的分野。

1.弱建构主义。弱建构主义强调的是知识产生的社会背景或社会原因，主要着重于宏观社会学的把握，但并不否认其客观性或逻辑性的原因。

这类建构主义观点最早见于贝格尔和鲁克曼的知识社会学论述中。在1996年出版的《现实的社会建构》一书中，他们提出现实是社会地建构成的，知识社会学关心的主题是社会建构过程。这里的现实是指主观现实（即人们关于世界的信念），而不是客观现实。所谓现实的社会建构就是这种主观现实作为人工的产物虽然独立于我们的意志，但都是在社会情景中发展、传输和保持的。[1]就是说， 要建构其中某种主观现实x仅需知道以下事情即可：（1）x的知识，这种知识即便在x不存在时，也能产生某种行为能力；（2）x的合理性常识；（3）传播x知识的手段。只要具备这些条件，x 的知识便可在社会共同体“固定”或普遍存在下来。在贝格尔和鲁克曼的建构意义上，社会中有许多东西如习俗、规则、方法甚至情感、性角色、权力、科学等等都可看作是社会建构的。

当爱丁堡学派冲破传统知识社会学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明显区分后，巴恩斯、布鲁尔、柯林斯等采取了与贝格尔和鲁克曼相类似的方法来考察自然科学知识，即用社会背景来解释科学知识内容。巴恩斯在论及库恩对科学知识结果解释的批评时说：“他所描述的科学中基本理论的变迁，不再是对增长的关于实在知识的简单响应，而是用关于推理的评价的背景负荷才能表达的。”[2]也即是说， 既然自然科学并非以纯结果的方式变化，那么考察自然科学知识的产生及其维持便一定要求助于社会背景。巴恩斯引进了“利益”概念，布鲁尔认为除了一些社会原则外，还包括精神的、人类学的、生物学的、认知的和感觉经验等因素。柯林斯更提出了一个“非科学”的标准清单：“基于从前合作对合作者实验能力和忠诚的信任、实验者的个性和智力、管理大实验室的声誉、科学家是否在工业界或学术界工作过、过去的失败经历、内部资料、科学成果的风格和表现、实验心理方法、民族性”等等。[3]

尽管爱丁堡学派的工作是建构主义的，但并没有使用“社会建构”这一比喻。首先使用“社会建构”一词进行建构主义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的是孟德尔逊和达勒。他们的论文被收集在1977年由孟德尔逊、魏因加特和怀特利主编的《科学社会学年鉴》第一卷，取名为“科学知识的社会生产”。孟德尔逊和达勒认为，现代科学的建制、认知和知识主张并不能通过科学史论得到适当的说明，它们作为人工的产物必有其社会因果关系，因而是社会建构成的。

孟德尔逊等用“社会建构”批评科学史论的不适当性在今天看来虽然已无必要，但却激起了对科学话语、文本的建构主义研究。以往的科学史论者的研究，通常都以科学家的论著或谈话录、回忆录为依据的。而马尔凯则认为科学家的话语实际上变化很大，其内容和真实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谈论者面对面的互动，因而通过分析、比较科学家就某项研究正式发表的论文与直接访问科学家关于该研究的谈话记录，可以真实地说明科学家工作的实际情形，了解科学建构的社会特性。马尔凯和吉尔伯特通过对一个生物化学小组的34名有建树的研究者的访问，把科学家话语分成经验性的和偶然性的两种情况。结果发现，科学家在解释正确信念时，通常依据的是经验性话语，而在说明错误信念时，通常依据的是偶然性话语，即把科学家犯错误的原因归于各种个人的和社会的偶然因素。[4]

迈耶斯在《写作生物学：科学知识社会建构的文本》一书中试图表明，社会的考虑（主要是考虑读者的鉴赏和兴趣）怎样“构成”科学主张、讨论和论文或专著的写作。他说：“在很大程度上，我的研究基点是假定科学是在论文或见解修改和争论反语重释的声言和协商的社会过程中建构的。对于这一基点，读者将会感到惊异。”[5]这里， 迈耶斯似乎指明，科学文本的社会建构是说它在公开发表之前就经过讨论、协商、改变和削弱等，科学文本不仅源于客体素材，而且也经历了科学家和评论者的审视。

可以看到，弱建构主义在探讨科学知识的社会原因时，往往给科学的客观性、理性和逻辑因素留有适当的余地。布鲁尔的强纲领中的公平性、对称性原则实际上要求对科学的真理和谬误、真实信念和错误信念、理性和非理性、成功和失败都做出说明，马尔凯在归纳经验性话语时则说明了实验数据是在逻辑和时间优先情况下给出的。另外，爱丁堡学派并没有回答在什么时机，让社会背景因素怎样进入知识客体中。这就是有些强建构主义学者为什么并不把弱建构主义纳入建构主义研究的原因。

2.强建构主义。强建构主义是在微观层次上对科学知识所做的经验研究，认为科学知识或技术人工制品能够显示出其建构完全是社会性的。这类学者主要是谢廷娜、拉图尔、伍尔加、平齐、比克等人。

谢廷娜将其工作贴上“建构主义”的标签，而非“社会建构主义”。其原因是她想避免将其研究同“社会背景”之类的东西联系在一起，以示同爱丁堡学派的工作相区别。谢廷娜认为微观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有两个方面，其一是科学争论研究，说明知识的一致性是如何达成的；其二是选择科学工作的真实地点如实验室作为研究对象，说明科学知识是怎样建构的。她研究的是后一方面，称其研究成果为建构主义纲领。她归纳了科学建构的社会特征，即科学研究工作并不指向“现实”，而是指向陈述的操作，这种操作不仅使科学家进入大量面对面的协商和互动，还包括更广泛的、超越处所的关系，与经纪人、工业界代表、出版商、地方管理者等发生联系。[6]

与谢廷娜一样，拉图尔也想避免将其建构主义研究同“社会背景”相提并论。他和伍尔加的《实验室生活》（1979年首版）的副标题是“科学事实的社会建构”，当1986年再版时把其中的“社会”一词删去了。但不管怎样，该书的主题仍然指明：科学事实是一种建构的产物，是各种利益集团间协商的产物。通过对索尔克研究所格列明实验室的人类学考察，拉图尔及其合作者伍尔加用整整一章专门论述了trf （促甲状腺释放因子）的建构过程。[7]

在对《实验室生活》一书的合作之后，拉图尔与伍尔加的研究纲领开始分道扬镳了。拉图尔转向了操作子网络，把其中的科学家当作“资源积累者”进行了“马基雅维利”式的描述。[8] 由于这一纲领不再具有明显的建构主义风格，这里不加论及，与此不同，伍尔加却对表象进行了建构主义的研究。

概括地说，客体（自然世界）与表现（科学知识）之间的关系包含两种图式：

（1）表象客体或者科学知识自然世界

（2）表象客体或者科学知识自然世界

第一种图式认为客体独立于表象，自然知识似乎与自然世界没有多少关系；第二种图式表明表象是客体的组成部分和要素，在自然知识与自然世界之间没有谁是第一性的、谁是本质的区别。伍尔加认为，前者是过去的科学社会学（包括爱丁堡学派）坚持的“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和本体论上的实在主义”图式，后者才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应遵循的模式。[9]对此，他提出两条证据。首先，没有表象， 客体就是无用的，我们无法独立于客体。其次是对同一客体的解释存在着某种“柔性”，即科学陈述的多样性，这导致人们去怀疑任何“假定”的客观事物的存在。在这里，伍尔加是想说明表象构成或建构了客体，即世界是被建构着的。

到80年代中期，科学知识社会学已经成功地披上建构主义的桂冠，大量的研究成果和著作的标题或导言纷纷以“……的社会建构”而呈现于世。就是对技术进行社会研究的人们也未能逃脱这股潮流。因而，比克、休斯和平齐在《技术系统的社会建构》一书中希望提倡一种新的建构主义研究纲领。

诚如前面所言，《技术系统的社会建构》并不代表一种一贯的研究纲领。这里将集中考察平齐和比克的论文《事实与人工制品的社会建构：或者科学社会学与技术社会学怎样得到互惠》。在该文中，他们提出了与布鲁尔几乎相近的“建构主义强纲领”：“在这一纲领里，所有知识和所有知识假设都将被看作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就是说，关于知识假设的起源、接受和拒绝的全部解释都可以从社会世界领域寻找得到，而无需借助自然世界。”[10]不过，他们却又借用了柯林斯的经验相对主义的一些概念，并称之为“技术的社会建构方法”：“这一方法的关键概念是‘解释柔性’、‘终止机制’的‘相关社会群体’。其核心信条之一是技术人工制品对社会学分析是公开的，这不仅表现在技术的使用上，而且特别关及其设计和工艺‘内容’”。[11]平齐和比克用这种方法说明了自行车的历史，表明了自行车是试错的产物，新的尝试所以失败是因为它们没有解决这个或那个社会群体提出的问题。因而每种技术产品都是“决定渗透”的结果，而非单向模式发展的逻辑程序。

总之，强建构主义虽然都标谤自己是完全的建构主义，但最终都是以对微观社会学问题的关注来解释宏观社会学的构架。这一点从谢廷娜、伍尔加、平齐和比克的观点可以明显看出。特别是谢廷娜以实验室活动为基础来展示科学知识和建构与社会存在着的广泛联系，试图消除科学知识发展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之分，把科学知识发展的认识和社会因素结合起来。这可能既是目前大多数科学社会学家和“理想”，又说明强建构主义与弱建构主义不无两致的“模糊性”。

三

简单地说，建构主义尖锐地批判了个人主义的、观念论的、实证论的和朴素实在论的科学或技术说明。他们对科学技术事业的因果解释的社会资源的展示和说明，扩大了社会学研究的视野。但是，建构主义作为一种研究倾向或理论框架，又存在很多缺陷。

1.夸大社会偶然性因素。建构主义研究实际上是把科学技术的本体论相对化，以及把社会因素理性化。弱建构主义者，特别是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一方面想使它成为社会学乃至全部社会科学研究的典范，成为理性和科学的体现，同时在另一方面却又否认科学知识与一般知识的区别，使科学等同于其他文化科学。强建构主义者则是在强调科学或技术的社会建构的同时，把客观的自然因素放置一边。谢廷娜、拉图尔等人提倡用参与式观察对科学家的广泛访问来理解科学，但对自然界在科学活动中的地位的认识，却仅仅停留在关于自然界的人工或语言建构之上。而平齐、比克的研究则表明，技术社会学应着重于社会因素怎样建构人工制品，而对技术的工艺内容可以置之不顾。建构主义这种对科学技术产生所做的过份的“社会学简化”不可避免地否定或抹杀了科学技术的本体论方面的因素，忽视了科学技术的物质基础，从而把科学技术看成完全由各种社会偶然性因素组成的东西。

应该说，在当代有关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文化争论中，建构主义有着强烈的后现代主义倾向。后现代主义者以对真理、客观性、因果性、合理和进步等的怀疑和批判为特征。鉴于强建构主义坚决地解构了科学合理性观念本身，那么强建构主义实际上就成了通往后现代主义一边的桥梁。但对于弱建构主义，有的学者认为它致力于对科学的宏观因果解释，因而应被划分到现代主义一边。可是，如果考虑到并不是所有后现代主义都强调对现代科学的解构，特别是进入90年代后还出现了继承现代主义但又超越现代主义的“建构性后现代哲学”，[12]则恐怕弱建构主义也逃脱不了与后现代主义的干系。更何况弱建构主义也有着割裂科学与理性之嫌。

2.对于科学技术的解释范围较为狭窄。强建构主义研究过份强调实验室、人工制品在理论上的重要性。如拉图尔对实验室的人类学考察，虽然有助于我们理解科学家的行为，但这种微观研究与科学的组织、结构、共同体等宏观研究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平齐、比克在进行技术社会学研究时对相关社会的社会群体的关键作用给予了充分关注，但对技术发展有着强烈影响的经济制度、政府政策等宏观条件均未被列入技术的社会建构研究的议事日程。至于弱建构主义对科学的社会研究虽然貌似新鲜，其实在默顿的大部分科学社会学研究中都已论述过。早在1945年，默顿就描述了知识社会学的研究程序，说明了可以作为社会学分析的精神产品应包括信仰、意识形态、宗教道德及实证科学，还分析了精神产品的存在基础，如群体结构、权力结构、竞争、冲突和利益等。

3.忽视科学技术后果及其评价。建构主义的理论和方法适合于解释科学知识的起源和技术创新的动力，以致对于科技产品对人的自我意识、社区组织、日常生活、权力分布有何特别意义的问题很少给予关注。在许多建构主义者那里，关于科技成果的研究进入“死结”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以致把科学技术选择的社会后果几乎完全置之脑后。

与此相关，建构主义还贬低对科学技术的道德评价。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和柯林斯的经验相对主义纲领在对待科学发现、科学理论是否真理等方面采取了中立的态度，即认为科学本身无所谓恶，是价值中立的。平齐、比克将柯林斯的纲领外推用于技术的社会研究时，对技术成果的最终善恶又采取了不可知论的态度，因而不去探讨有关技术的地位、技术选择的正误这样的问题。不管怎么说，建构主义开创的对科学技术研究的新方向，对于人们从内部理解科学技术及其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有着莫大的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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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s. woolgar. science: the very idea,　 ellis　horwood, 1988,54.

第5篇：后现代主义科学观范文

一、正统的科学实在论满途荆棘

本世纪六十年代末形成的科学实在论，是以塞拉斯和普特南等人为代表的较为正统的科学实在论，其学说的基本观点是：“科学关于事物本质的说明是真的。那么事物的本质是真实地存在的。”[1]

在整个七十年代，大多数科学哲学家都持这种观点。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观点却残留着素朴性质，罗杰·琼斯指出：“在前分析的意义上，我们都是实在论者。但是，在分析的意义上，在哲学家单方面的智力劳作中，却提供了大量反对实在论的意见。”[2]尽管科学实在论是大多数人的观点，但实际上其内部却存在着严重的分化。因此，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标上各种不同修饰词的实在论概念。

科学实在论的内部分化，是由以下原因造成的。第一，在当代科学发展过程中，科学家在其实践活动中并不懂得如何做一个实在论者，他们所说的理论其本体论承诺是经常改变的。关于这一点，库恩从科学史出发，提供了大量事实，说明没有固定的基本的本体论，认为前后相继的理论其本体论承诺是不可通约的。库恩的观点固然有其片面性，但是，琼斯在谈到现代物理学家研究物理领域时，也认为他们没有确定的本体论承诺。他认为。本体论承诺是有条件的，离开具体的条件，谁也说不清理论的本体论承诺问题。他说：“物理学家本体论承诺的性质，似乎是随着他们集中注意于他的理论而变化的”，任何观察，也只能给含糊的本体论图景提供量上的丰富性，“当一个物理学家用一个理论从事于某一方面的研究时，或者集中于某一层次的理论之仔细说明和详尽表达时，他的言谈象一个实在论者；而在和另一层次有特别联系的本体论承诺方面，则不太象个实在论者。”[3]因此，他主张，当代物理学中的本体论承诺有大量的结构。这些结构来自于经常改变的表述、解释和理论化的范围，来自于物理学家所从事的不同种类的活动，不同水平的表述和理论的应用，来自于物理学家活动的变化而改变本体论的特征。琼斯的观点与库恩相比，显得更为有力，因为他是针对当前动摇不定的物理学、量子力学的理论家们的本体论承诺而作出的分析。而库恩针对科学史所作的分析则缺乏解释力。毕竟有那么多的前后相继的理论其本体论承诺是相同的，或者是互相交叉，互相包含的。

第二，从科学发展的眼光看，理论即使有真理性，这种真理性也是有限的。科学是开放的事业，科学理论无法保证自己求真。纵观科学史，真理性是相对的、可几的、概率的，任何理论都必须经过无数次实验的检验，经过无数科学实践的评价。然而，一些反实在论者却坚持否认真理的态度。劳丹认为，不可能有真理，甚至连高度可能也是不存在的。这种观点过于绝对化，但他却对真理的标准提出了质疑。范·弗拉森则认为，真理仅仅是一种信念，我们不能依赖信念来承认科学而必须根据经验的观察。但是，由于观察、理论的逻辑、理论的说明等等都与主观性连在一起，所以，我们不可能获得真理，只能获得理论的“经验适当性”。这种“经验的适当性”虽也可成为信念，但它是基于“拯救现象”之上的，而非通过可观察物的论断之真理性推出关于不可观察物的论断之真理性的。他认为，这种推理是科学实在论的最基本方法，它是形而上学的、非经验的。实际上，外展推理深深地依赖于理论。因此，依赖外展推理而假定理论在总体上具有真理性，这是一种、一种昌险，这种是必然要失败的。

第三，由于当代科学，尤其是量子力学、当代物理学已经涉及了一些非充分决定论的领域，尽管科学所要求得出的认识是决定论的，但是，量子领域的随机性现象的存在、量子测量的相互作用性质的明显化，使人们无法对量子现象作出较为客观的说明。这就无法证明量子领域粒子自身本质的实在性，任何一种对量子现象的解释都无法与量子测量中难以预料的数据相一致。在当代物理学的“任一领域中，基本方程都有可供选择的数学表达，对任一基本方程的数学表达而言，解释的多重性都存在，每种解释都不可避免地与某种表达能力相关。”[4]这就是说，当代的某些理论的理想化程度比任何以往的科学都要高，我们既无法确证其真理性，更无法确证它所指称的实体的本质是否真实存在。

鉴于此，科学实在论在理论上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如果正统的科学实在论不修正自己的观点，那就会象历史主义那样失去自己在当今科学哲学中的地位。

二、修正的实在论补偏救弊

八十年代开始，由于科学实在论不断遭到反实在论的批判和其内部的分化，科学实在论走上了修正自己的道路。修正的实在论的最大特点是其基础原则的弱化。大致的情形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修正的实在论是波依德对科学方法的实在论辩护。波依德认为，外展推理是个方法问题，范·弗拉森的批驳“只是从某些独特的经验主义的认识论来考虑。”他认为，我们不应当只针对孤立考虑的认识论的外展推理之合法性问题，而应该集中考虑经验主义者和实在论者捍卫的科学知识的总体论述之相对价值。经验主义的主要根据是：一切事实知识必须立足于观察，但这是一个归纳概括论证。那么，我们如何得知归纳方法的可靠性呢？难道我们不是诉诸这个方法的成功么？实际上，归纳之所以是可靠的，正是因为我们作出了这样的判断：“实际上可得到的过去预言的成功，保证我们相信体现在理论中的关于可观察实体的归纳概括。”[5]他认为，“经验主义者瞄准了对科学知识的一种有选择的怀疑论说明：关于不可观察实体的知识是不可能的，但关于可观察实体的归纳概括有时在认识论上是合法的。”[6]那么，这个归纳推理与外展推理一样，也是未得到辩护的。

波依德还认为，“科学实在论者的观点并不取决于或借助于被孤立地考虑的那种外展推理的力量，而是取决于被评价的东西乃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和正表现出来的自然主义认识论的相对优点。”[7]他认为，能证明和支持科学实在论的是自然主义的认识论。

自然主义的认识论是C.A.胡克提出来的对科学实在论的辩护观点。胡克认为，“世界是一个自然的统一体”，自然主义的认识论“是承认人类作为自然界中一个种类，首先把人类看作自然的一部分。因此，这承诺的一个重要部分即把认知作为一种自然的能力，一种由其他生物种类的更普遍的自然能力发展而来的能力。”[8]在自然主义看来，整个自然秩序是统一的，“自然主义是实在论的实质修改，是一种具有更深刻（至今尚未完全认识）含义的认识论。”[9]自然主义认识论通过人类进化的手段，充分地肯定了人类的认知能力，肯定了人与自然的统一，是一种十分乐观的认识论观点。我们且不说它有何缺陷，它毕竟是科学实在论对自己的一种新的辩护。

第二类修正的实在论是普特南与B.爱利斯的“内在的实在论”以及萨普的“准科学实在论”等。这类修正的实在论接受了范·弗拉森关于理论的“经验适当性”概念，把真理观改造成概率真理论，或承认成熟的科学其真理性概率是高的，成熟的科学是高度可能的；或者承认真理存在于理论内部，从理论本系统说是可以有真理的。例如，萨普反对科学实在论从总体上肯定成熟科学的真理性作法，也反对劳丹等人完全否认真理的作法，而是认为理论可以通过可行性评价、通过重复实验结果的比较，得出理论是否高度可能的结论，“如果观察表明许多有y起作用的例子将比任何没有y的情形更可能产生x，那么，下一个有y起作用的例子将比任何没有y起作用的例子更可能产生x，是十分可能的。”[10]普特南和爱利斯则提出了所谓的“内在的实在论”，认为真理存在于理论系统的内部，我们只要在理论中觉得它是适当的，就可以认为它是真的。因为，在他俩看来，世界究竟是怎么样的这个问题，只有相对于某一理论框架才能有意义，对象不独立于概念框架而存在，我们所寻求的真理不是客观事物本身，而是相对于人的，这种真理没有绝对性，它只是内在于我们人类和我们人的世界的关系中。一种理论有自己的世界，多个理论有多个世界，因此也就有自己的真理。

第三类修正的实在论是对理论之本体论承诺加以修正的种种观点。本体论承诺问题是与真理问题密切相关的。由于当代物理学与量子力学中本体论承诺的困难，所以，一些科学实在论者认为，本体论承诺的问题是一个语言的问题，它与语义学、语用学相关。由于范·弗拉森等人对理论的理解是借助于语义学方法的，他通过模型论方法，对理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作了物理解释。这种建构经验论的方法的合理性直接影响了科学实在论，所以，便形成了语义的实在论。同时，由于近几十年来语用学观点在科学哲学中的蔓延，语用学成了解释理论与应用者之间关系的适当方法，这种方法也影响了科学实在论者，于是就出见现了强调语用因素的“语境的实在论”。这两种修正的实在论在当今已受到了人们的广泛注意，但由于相互间没有联系，语义的实在论只强调从文字上来理解科学理论，语用的实在论则只强调从理论使用上理解理论。倘使两者能有机地结合，无疑会比正统的科学实在论更完善。

除此外，还有一些观点，如“尝试的实在论”，夏佩尔的“历史的实在论”等等。总的特点是趋于综合化、辩证化、相对化、具体化。

三、后现代科学哲学休咎难卜

科学实在论究竟修正到何种程度？修正的实在论其生命力如何呢？这些问题目前似很难确定。近年来，一些科学哲学家已日益感到，不仅实在论的修正没有意义，而且连反实在论也是毫无意义的。他们已日益感到这场争论是多余的。于是，便形成了一种以以往科学哲学为核心的后现代科学哲学。

后现代科学哲学一方面是科学哲学历史主义学派反对逻辑经验主义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反实在论反对科学实在论的结果。作为历史主义反对逻辑经验主义的产物，其表现是费耶阿本德的哲学消解论；而作为反实在论反对科学实在论的结果，其表现则是法恩的“自然的本体论态度”和罗蒂的后哲学文化观。若两者加以比较，前者是相对主义的产物，后者则是后现代性的影响，把科学哲学与科学实践相结合的结果；前者是绝对主义走向相结主义，后者是形而上学走向科学实践研究。

然而，无论是费耶阿本德的后现代科学哲学，抑或法恩与罗蒂的后现代科学哲学，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感觉到科学哲学对科学的一般性或总体性说明之没有意义。之所以对科学哲学有普遍的失落感，其原因在于：第一，由于建构经验论者范·弗拉森有力地揭示了以往科学实在论的某些哲学主张的形而上学特征，认为以往的哲学见解与实际的科学实践、与科学理论并不相符，它们解释不了科学的实际现象。所以，一些后起科学哲学研究者认为，与其改进这些哲学见解，亡羊补牢，不如放弃它们。第二，科学家在实践中或在理论沉思中，并没有意识到应该如何做一个实在论者。他们的观点是经常变化的，理论也是时常改变的。因此，其本体论承诺也是变化的。理论的真理性只是存在于一定的实验条件、理论框架中，或者说，在当代物理学与量子力学中根本就不存在真理性。因此，人们以为，传统的认识论以追求真理为宗旨是错误的，认识论已经死了，哲学死了。第三，由于当代物理学与量子力学不存在统一的解释框架，又与传统的经典力学、相对论解释相抵触，所以，哲学无法对其加以统一的概括，任何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都与之不相适应。鉴此，科学家们可以毫不考虑自己在哲学上究意正确与否，也不必按照哲学理论来思考正在从事的研究。

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基本思想可概括如下：

第一，反对基础主义与本质主义。基础主义认为，任何认识都有一个标准，并且，这个标准是确定不移的、无法替代的，任何认识都有一个固定的目标，即获得关于事物本质的真理。而后现代科学哲学则认为，事物并没有固有的本质，人们的认识决不能找到一个确定的阿基米德点，不存在待人发现的客观规律，不存在能够占有的纯粹主观性，我们所具有的只是造就我们自己那种文化习惯而已。罗蒂认为：“一个实用主义者必然坚持不存在诸如物是自在的这种方式，除了人类想解释它的用法之外，没有其它可描述的方法。”[11]范·弗拉森也认为，“现代哲学是一种对基础的探求，而当代哲学则广泛地把这种探求作为一种错误来加以摒弃”，“上一代哲学的错误是缠绵于证实，总的说是囿于认识论的基础主义。”[12]范·弗拉森也认为，“现代基础主义在谈到理论与世界的关系时，总是用一个两难推理作为其基础主义的挡箭牌，这就是：我们在谈论理论与世界的关系时，要么是谈论一客观事实，要么就是把理论当作主观的虚构。而范则主张，这样一种关系必须使用语用学与语义学方法来解决，在理解理论本身的字面意义时使用语义方法，在理解理论与其运用者的关系时则使用语用学方法。后现代科学哲学把科学理论当作话语(discourse)，这些话语因历史而变化、因语境而变化，它不可能超出语言之外从某一实体那里获得它的意义，它们之间是不可通约的。科学理论并没有一个终极的基础。

第二，否认真理的存在，鼓吹认识论之死。后现代科学哲学家们一般都主张，没有真理。这是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观点所导致的基本结论之一。正如德立达所说的，文本就是一切，读者从习惯的世界中找到文本，而在文本中找到的只是他自己。后现代科学哲学从根本上否认哲学认识论的重要性，它所推崇的是一种“表象的危机”。费耶阿本德认为，“没有一种理论会同其领域内的全部已知事实相一致。”[13]法恩则认为，类似于符合论、融贯论、民意论、实用论、指示论与相对主义的各种真理观，都是错误的，不尽人意的。他认为：“如果我们终止相信真理是那些与实质性事物相适合的理论、解释或图景，那么，我们就能终止基础主义。”[14]范·弗拉森也认为，真理的概念所冒的风险太大，把真理置于信念之上是不合科学活动的本质的。他主张，真的概念属于语义学，“理论的内容是对世界面目的表述，这种表述非真即假，在此，正如在其它场合一样，真值观念的适用性仍然是一切逻辑分析的基础，而当我们考虑一特定理论时，我们立即会面临一个仅仅与其内容相关的哲学问题：世界怎么可能是该理论所表述的那样呢？”[15]因此，他主张用一个较不具有昌险性的或风险较小的概念──理论的“经验适当性”概念来代替真理，人们除了相信那些关于可观察的理论是适当的之外，其它方面统统括号起来。

第三，摒弃形而上学，倡导哲学是种文学、一种对待科学的态度。后现代科学哲学反对基础主义，就必然会导致对以往哲学的摒弃，从而形成科学哲学的终结、形而上学的终结。众所周知，哲学是以寻求真理为目标的，要寻求真理，就必须有确定的本体论与认识论。因此，对认识基础的否定，以及对真理的否定，实际上也就是对哲学的否定。罗蒂认为，形而上学是与“实在”相联系的关于真理的观念，与镜式反映的隐喻是分不开的。他主张“超越科学哲学”与科学认识论，把哲学视为一种文学、一种对元叙事体方式的超越。而法恩则认为，我们承认科学哲学的目的是寻求真理，必然会陷入形而上学的争论。事实上，在科学活动中，随时都有新的证据、新的假设、新的术语出现，科学认识论是多余的。但是，我们没有必要否认科学研究的结果，我们应当相信科学家的话，相信科学家的感觉，相信科学家有能力获取关于外部世界的信息，让科学家本人发言。他认为，科学哲学不是别的，而是一种对待科学的信任态度，科学哲学对科学的任一解释都不能成为科学家实践的指导思想，哲学所能做的就是确立一种“自然的本体论态度”(“NOA”)。他说，这种态度“试图让科学自身说话，它相信我们获得信息的自然能力，而无须依靠形而上学的或认识论的助听器。”[16]否则，任何一种哲学都不可能与当代的科学实际的图景相容。

从目前看来，对后现代科学哲学我们还难以评判，其发展如何，尚须静观。但是，后现代科学哲学否认科学认识论，这显然是片面的；后现代科学哲学由于注意到不确定性、非连续性、非充分决定论的世界而否认我们以往对确定性、连续性、决定论世界的规律性认识，这也是错误的。

四、新的研究集思广益

尽管后现代科学哲学否认形而上学与认识论，但是，这并没有使哲学走向末路、彻底消解。真理概念及其标准的分析，固然存在很多问题，但也不至于完全无法解决。然而，当今的科学哲学在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争论中，在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下，许多传统的哲学观与理论、范畴正在发生变革。这意味着哲学在当今面临着一场较深刻的革命，哲学的理论框架将在新的条件下被重构，这种重构的理论目标是适合于当今的科学实践。

但是，要建立适合于当今变化着的科学实践的哲学确实不易，它要求，重建的科学哲学将与变化的科学形象相一致。简言之，就是要重建一种无统一模式的哲学。当前的趋势表明：

第一，科学哲学的研究似正在以科学实践为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形成了语义学理论观与语用学的科学运用观相结合的科学哲学，它仍以科学知识的本质与科学知识的成长为研究对象，在这方面，范·弗拉森、尤其是萨普已经作出了许多努力。

第二，从后现代科学哲学中可以得到启发，科学哲学本身将分化为不同门类。因为，整个科学世界正以“多个世界”的面目出现。从目前来看，我们已经可以把它们区分为决定论的世界非充分决定论的世界与可能世界三大类。因此，可以预言，将来的科学哲学或许会出现有关决定论世界的哲学、有关非充分决定论世界的哲学与有关可能世界的哲学，并进一步以理解科学理论与实践、加强科学理论与实践的联系为对象。

第三，科学认识论将进一步变得有生气，而非死亡。因为，“多个世界”理论的出现，实质上是科学认识的不同结果，决定论世界与非充分决定论世界的分化，究竟是否是真实世界的两部分？这必须由科学认识来解决；科学理论究竟是不是实在世界的图景，或是人的虚构等问题，仍将活跃于科学哲学界，仍将求助于科学认识。但是，科学认识论必须废除原来一个模式、一个标准的基础主义观点，而应建立“多个世界”的多个标准，不仅使用形式分析、语义分析的方法，而且使用非形式的语用分析方法。总之，它应当是一种变化的科学认识论，一种辩证的、全面的科学认识论。

综合以上分析，笔者认为，从当前科学哲学发展的特点看，分类学的科学哲学研究似正处于萌芽时期，但尚限于方法的分类，各个科学哲学家只是通过改变分析方法来重新解释科学知识的本质与成长问题。然而，随着科学实践的深化，某些对象的分类问题将自然形成。这种情形的发展，必将导致分类的科学哲学的研究，以解决以往科学哲学的统一模式与科学实践的“多个世界”之间的对立。

与以往相比，今后的科学哲学研究将不是融合过去科学哲学的理论，正反合的三段式将不适合于解释当今科学哲学的发展过程。因为，今后的科学哲学的发展将依赖思维视角的转变，在于我们如何合理地摆脱过去的统一模式。

[1][2][3][4]RogerJones：“RealismAboutWhat?：”PhilosophyofScience58(1991)，P185、186、197、196。

[5][6][7]R.Boyd:“TheCurrentStatusofscientificRealism”，inJ.leplin(ed.):ScientificRealism，California1984，P69、73、75。

[8][9]C.A胡克《进化的自然主义实在论》，《国外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90年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6、69页。

[10]F.suppe:TheSemanticConceptionofTheoriesandScientificRealism，Urbana1989，P404

[11]R.Rorty:EssaysonHeidergerandOthers，NewYork1991，P4

[12]VanFraassen:“AfterFoundationalism:BetweenVicionsCircleandInfiniteRegress”，Forthcoming.

[13]弗耶阿本德《反对方法》，兰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第31页。

第6篇：后现代主义科学观范文

“后现代主义,通过揭露教育中形而上学、认识论方面原先预设观点的脆弱性,揭露教育中存在的偏见,从根本上威胁现在教育的可能性,这在西方历史上还是第一次。”①西方教育学者的话绝非危言耸听!事实上,从后现代主义思想渗透进教育理论研究领域开始,其予头便直接指向现代性下教育领域的基础层面,对教育中现存的形而上学、认识论前提进行批判、否定,体现了它的破坏性特点。在教育方面,有些后现代主义学者认为,本世纪的教育受一种动力所驱使:用本世纪的科学确定性来取代上一个世纪的道德确定性。在今日的文献中,“教育”往往被写在各种各样的“科学知识”的下面,从教育内容到教育方法,从教育制度、教育结构的安排到各种各样的教育计划,教育依靠着科学已经“证明”或“测试”的知识,并以此为基础。一句话,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与“科学”已经达到一种难分难解的程度。如果这样,那么后现代主义对科学知识(或科学理性)的基础、功能和地位的批判必然会对教育实践、教育思想产生深刻的影响。后现代主义教育学者认为,这些形而上学和认识论方面的思考在教育上的重要性尚未完全被人们意识到,尽管如此,把它们引入教育理论研究却绝不会错的。现在的教育秩序有问题,教育思想中的中心概念,诸如教、学、学科结构、教育方法、教育进步等概念被认为全部有问题。尽管现在有些教师、教育家、教育理论工作者拒绝考虑后现代主义所揭示的一些问题,但是这种冷漠和无礼不能使现在教育免于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很明显,这些观点是激进的破坏性的后现代主义教育学者的观点。后现代主义的这些主张主要是通过德里达的“解构”概念展开的。德里达的解构哲学对教育具有很大的启示,破坏性的后现代主义教育学者运用“解构”概念,提出了许多主张,这些主张对现行教育研究方法进行了全面的否定,以下我们逐一分析。

1强调“差异性”

认为教育从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得到暗示,而不是从普遍的、一般性的逻各斯(logos)中心主义标准中得到暗示。它不是寻求把教育上的所有东西都变得具有“同一性”,而是强调各种各样的“差异性”。它寻求各种“不同的声音”,而不是现代主义下的一种“权威的声音”。因此,在教育目标、教育过程,以及由此引起的教育组织结构、课程、教育方法等方面,会具有一种与以前迥然不同的性质。

2对教育神圣性的质疑

上文提到,后现代主义认为教育作为一项“现代性工程”的神话应该被消解,因为它据以为前提的假设和预测已不复存在。后现代主义思想家认为,就现代性下的基础性知识而言,它往往自以为是,认为自己发现了一个独立存在的实在论的真理,这样一来,它就能把预测和控制教育奉为神圣性的东西,并置它们于一个极端中心的地位。后现代主义对教育的这种神圣性持怀疑态度,这种质疑意味着,教育不再被认为是一个能够预测“现实”的东西,因而它既不能控制其他东西,也不能被控制。由于这个不可预测性的存在,教育的功能,将不再是作为一个复制社会秩序的手段,也不再是作为一个大规模的社会工程的工具。教育的位置既不是起决定作用的,也不是被决定的。这样,教育的神圣性也就无从谈起了。

3“去中心”(decentering)和“边界松散”(looseningofboundaries)

关于“去中心”,这里指的不仅仅是学科知识的“去中心”,与此相关的还有教育权威、教育控制和教育措施的“去中心”。“边界松散”指的是以往教育狭隘的定义和范围是不合理的。“去中心”和“边界松散”有两层意义:一是现代性下教育的正式组成领域不再可能自称拥有“有教育价值”(educative)的专利,因为任何一种文化背景下的任何一项活动都能自称拥有“教育价值”;二是教育不再被狭隘地理解,它被解释为文化的一个方面。“受过教育的人”不再仅仅是某个通过了特殊教育结构控制的“阶梯”而获得文凭证书的人,任何一个人,在不同的程度上都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受过教育的人”不等同于持有文凭学历的人,两者之间是有距离的,哪怕在后现代经济生活中文凭学历可能变得更加重要也是如此。

4向往一种新的教育方式

有些学者认为,后现代时期的教育可能有这样的特征:有不同的层次水平,有各种各样的人共同分享。有些后现代主义教育学者认为,现代性下的教育倾向于英才教育,甚至在一些大众教育已经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中,其最终的倾向也是排斥大众教育而不是包容它。尽管各个国家有义务教育的措施,也有强调共享教育的教育民主化和平等化的修饰性文字,但其真正的用意是鼓励更多的民众接受我们准备批判的现代性状况下的英才教育。后现代时期的教育则不一样,它植基于各种文化背景、各种局部性和特殊性的知识以及各种各样欲望上,它还很重视作为“生活方式”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的学习经验,它必须构建一种新的教育方式,以使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学习者能以不同方式,最大限度地享受教育。

5研究范式的转变

后现代主义对教育研究方法的颠覆还表现在研究范式的转变。在这方面,它吸收、采纳了分析哲学、当代释义学以及法国后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以语言范式取代了以往的意识范式(theparadigmofconciousness),这种范式的转变标志着,研究焦点不再集中于认识主体和意识内容,而转向语言学的讨论,讨论主体群之间的活动及关系。利奥塔、德里达、福柯、拉康(Lacan,D)等人的著作无不表现了这种倾向,这种倾向消解了以往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观念,凸显了以往教育研究中差异性受压抑的问题,从深层次上直接介入语言——权力——知识之间关系的讨论。

二、教育目的观

由于后现代主义崇尚差异性、偶然性以及文化多元主义,所以其教育目的观也是各种各样的。后现代主义教育学者往往根据各自对后现代主义基本主题的理解,有所侧重地阐述他们自己的看法。尽管后现代主义教育学者所提出的教育目的有各种各样的用词,但基本上有一个共同的基础,都是在对“现代性”下的教育目的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提出的,其教育目的也大都围绕在如何克服现在西方资本主义危机,培养具有批判能力的公民,培养认可多元文化的社会公民等方面。②

1社会批判能力

吉鲁的教育目的观在后现代主义教育学者中是比较典型的。前已述及,吉鲁结合批判理论和后现代主义理论的一些观点和方法,创立了“边界教育学”,其“边界教育学”又与“差异政治学”紧密联系在一起。按照吉鲁的说法,边界教育学是反文本的(counter-text),教育目的要从由优势文化决定的解释中解放出来,而肯定个人经验及其代表的特殊文化。吉鲁希望通过教育造就一批具有批判能力的公民。这种公民能够认清优势文化的独霸性以及文本的集权性,向它们挑战,进而通过对多元文化的认识跨越文化边际,肯定个人经验及其代表的特殊文化。学生在批判能力的成长过程中,逐渐深入了解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关系,认同自己也认同不同文化背景下具有不同价值观的他人。

2社会意识

麦克拉伦(Maclaren,P)从对知识与权力关系的剖析入学,提出他自己对教育目的的看法。麦克拉伦很欣赏福柯的知识——权力理论,他认为教育是取得个人及社会权力的工具,教育过程中应该确立一个先决条件,把自我及社会权力的获致的重要性放在知识积累之前。他认同福柯知识——权力一体化的主张,认为知识在取得权力过程中是可以获得的。这样一来,教育最重要的目标就是促进学生对社会的认识和了解,建立各种社会责任感。

3生态意识

包尔斯(Bowers,C•A)是现在美国教育界的一个活跃人物,其特长是教育生态问题的研究。近年来,他也运用后现代主义方法、观点研究教育生态问题。包尔斯主张建立一个以生态为本的教育理论,其教育目的在于强调建立一种文化与社会环境和睦相处的社会文化背景,培养学生的生态意识。包尔斯认为,现代文明对生活环境、生存空间具有一种破坏或毁灭作用,其中科学技术的负面因素难辞其咎,科技滥用所带来的大气、噪音、水等污染对人类环境的副作用是很明显的。包尔斯希望培养具有生态意识的未来公民,这样教育就要摆脱理性主义的统治地位,摆脱欧洲优势文化的控制,建立一种与自然相和谐的环境教育。包尔斯的环境教育概念是广义的,他有时认为所有的教育都是环境教育,他希望通过环境教育来培养个人的道德意识以及对自然、土地的伦理概念。

4内部平和(domestictranquility)

后现代主义提倡多元化,主张对次要群体及少数族裔的意见加以重视。这对其教育目的也产生了一些影响。我们在这里主要阐述现代西方女性主义教育学的观点。现代西方女性主义教育学的杰出代表是马丁(Martin,J•R),在其《未来内部平和的教育》一文中,她以女性的思考方式,审视美国的教育制度,提出教育目标应在于求得一种内部平和。这种教育目的的确立,不是以个人的自我发展为目的,而是从社会角度出发,考虑社会问题、社会情景以及社会整体的发展。这种教育目的希望把家庭中的平和、安定及各社会成员之间的和平相处扩充到整个社会乃至国家,这样会避免一种相互利益的冲突状态,使整个社会充满和谐。

三、课程观

在当今西方教育研究领域,关于课程性质与目标的讨论一直很热闹,这也许与这个时代知识的本质和表现方式产生很大转变有关。这种讨论涉及课程与阶级、种族、性别、过程、意识形态、个人主义、生态学、释义学等问题,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趋势。有些学者从后现代主义观点出发,借助于后现代主义提出的新的观点、原则、问题和方法考察一系列课程问题。在这方面最为著名的学者是美国路易斯安那大学课程与教学系的教授威廉姆•多尔(Doll,W),他运用后现代主义观点,对课程的现状、发展趋向作了详细的分析,他的观点可以反映西方后现代主义课程领域的最新成就,我们在此集中讨论多尔的课程观。多尔的研究视角、方法与众不同,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他是理科出身有关。他极其服膺后现代主义思想,但他更多是从自然科学角度考察后现代主义的,他从生物学和数学、物理科学上的发展观点入手,切入对后现代主义的探讨。多尔的课程观点受改造主义教育哲学和杜威经验主义思想的影响。他的课程观点具有明显的过程倾向和实践倾向。在其对后现代主义课程理论框架的探索中,多尔把传统的课程封闭体系与当今开放体系作了基本对比。他认为,18世纪和19世纪是封闭的时代,在物质世界中因果关系的观念盛行,这是一种决定论的观念,事物之间的关系法则可以被发现,也可以被用于进行预测和控制。18世纪和19世纪的观点对19世纪和20世纪的教育研究产生了影响,使得教育研究呈现出一种线性的、统一的、可以预测的、决定论的倾向,在课程领域也如此。在多尔看来,泰勒的课程模式就是现代主义封闭课程体系的产物和典型。

泰勒的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是围绕以下四个基本问题展开的:(1)学校应该达到哪些目标?(2)提供哪些教育经验才能实现这些目标?(3)怎样才能有效地组织这些教育经验?(4)我们怎样才能确定这些目标正在得到实现?③多尔认为,泰勒原理局限于现代主义下线性的以及因果关系的框架中。多尔主要是从课程目标与学习经验的脱节入手来评价泰勒原理的。多尔认为泰勒原理预先决定目标、选择和组织经验反映这些目标,然后通过评价决定这些目标是否已经达到。在他看来,泰勒把目标的选择放在首要地位。泰勒在《课程与教学的基础原理》中认为目标的选择不仅是首要的,而且处于核心的地位。他花了将近一半的篇幅讨论这个问题。但由于这个顺序的直线性性质,使得课程目标仍然与实施和评价方法脱离开来,其原因在于评价涉及的仅仅是课程实施成功与否,而不是涉及目标的适应性问题。由于目标是预先精心选择的,它往往被提升而超越于或外在于教育过程本身。概言之,泰勒原理在课程目标与学习经验的联系上存在脱节现象,有不可避免的缺陷性。多尔希望确立一种新的课程理论基础,以取代半个世纪之前的泰勒原理。他从构造主义及经验主义的认识观点出发,吸收自然科学中不确定性原理、非线性观点、普里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等,为其后现代主义课程观勾划了大致轮廓。他的后现代主义课程观是非线性性质的。他强调,构造主义的课程观是通过参与者的行为和交互作用而形成的,而不是通过那些预先设定的课程。在多尔的课程观中,教师是一个领导者,它体现权威的角色,但同时仅仅是作为一个学习者团体中平等的成员。在这个团体的对话中,隐喻比逻辑更加有用。多尔很重视隐喻和描述方式。多尔的课程观重视如何发展实用性以及如何利用及组织,因而教育目的、教育计划、教育评价都有一种新的概念,这种新概念是开放性的、可以调整的,以过程为中心而不是以最后结果为中心的。多尔把他设想的后现代课程标准概括为“4R”,旨在与泰勒提出的四个基本问题对立。新“4R”,即丰富性(richness)、循环性(recursion)、关联性(recursion)以及严肃性(rigor)④

1丰富性

这个术语与课程的深度、课程作为意义的载体有关,还与课程的多种可能性或解释有关。多尔认为,学校中传授的主要学术性学科都有它们自身的历史背景、基本词汇和最终词汇,因此每门学科都会以自己的方式解释丰富性。语言——包括阅读、写作、文学和口语训练,通过解释隐喻、神话、叙事来发展它们的丰富性。数学主要以研究各种图式发展其丰富性。包括生物学物理学在内的自然科学,可以被看作主要通过假设的发生和证明来发展其丰富性。社会科学包括人类学、经济学、历史、心理学以及社会学等等,则主要通过对话和协商的方式。每门学科的处理方式都有特点。这种丰富性能创造各种领域以进行合作的、对话性质的探索。因而它与现代主义的观点是不一样的,它体现了一种开放性的特点。

2可循环性

这种特征是很重要的,因为,正如布鲁纳的螺旋式课程概念一样,一种内容丰富而且复杂的课程,往往需要通过再回头思考、记忆,往往需要再提供各种机会才能掌握。照杜威的意思,是为了反省性经验的重新组织、构造和转化。可循环性与现代主义观念下的重复迥然不同。重复是为了提高固定僵化的成绩,其框架是封闭式的,而可循环性旨在发展能力,其框架是开放式的。

3关联性

关联性这个概念对于一个后现代时期中起改造作用的课程是有重要意义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教育方面,我们称它为教育上的关联,是关于课程中为课程提供丰富内容的母体(matrix)或网络的,它强调在构建课程母体时要考虑一系列的关系,在课程结构上也要强调其中的关系。二是文化方面的关联。有关文化的或宇宙论的关系,虽然在课程之外,但会形成一个更大的母体,课程就在其中形成。这目的在于为课程提供一种深厚的文化底蕴。

4严密性

严密性可能是“4R”中最重要的。它的作用在于避免已经改变了的课程滑入“不能控制的相对主义”以及情感上的唯我主义的怪圈。严密性与我们通常理解的意思有别。我们通常把严密性与学术逻辑、科学观察以及数学上的精确性联系起来,但这里讨论的严密性没有这些特点,实际上是概念的重新界定。后现代框架下的严密性与诠释和不确定性联系在一起。在处理不确定性上,严密性意味着有目的地寻找各种可能的备择(alternative)、联系。在处理诠释问题上,则认为,一个人有必要弄清楚,所有的评价都依靠假设。严密性在这里意味着一种有意识的措施,以便弄清楚我们自己或其他人所重视的假设,并且讨论这些假设中的有关细节问题,这样进行对话才会有意义。多尔的课程观比较系统,除多尔外,其他后现代主义教育学者,诸如吉鲁、斯拉特瑞(Slat-tery,P)等人也发表了他们自己对课程的一些看法,在此不拟细述。但有一点必须指出,在课程具体实施上,他们的方向大致统一,就是极力主张“去中心”和“边界松散”,极力主张学科之间界限的消除,极力主张科际整合,大多数学者都同意课程不应分主题及科系的主张。这当然是针对现代主义的传统而言的。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一书中曾经有过精辟的阐述。他认为,“在传统的知识组织当中,这些学科通常是敝帚自珍、顽固排他的。”后现代主义课程应该避免传统课程的弊端,“教育应该不只限于资讯的传播,教育应该在各种训练的指挥中,容纳所有能增加个人联系不同学科的能力。”⑤

五、评析

后现代主义思想对现行的教育研究方法进行了颠覆。受德里达的解构哲学影响,后现代主义教育哲学认为传统的教育目的、教育措施、教育方法等一套东西都是建立在普遍、一般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基础上的,按解构哲学的推绎,这套东西是有问题的,教育研究应该寻找一种新的途径。后现代主义教育哲学对“启蒙时代”以来科学的“神话”也作了无情的鞭挞。这也使得立基于“科学理性”基础之上的一套现行的教育话语徭摇欲坠,根基不稳。后现代主义教育思想的言论酣畅淋漓,使人阅后非常痛快。这在某种程度上为教育理论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增加了一种思想活力。这对我们的教育研究肯定会有启发作用。后现代主义教育思想强调对传统教育本文中一些“不言自明”的“真理”性的叙述要加以质疑。这个思想比较深刻。对我们的教育研究也有一些启发。就我国目前的教育理论研究而言,在现行的教科书甚至教育论文中,我们不难找出有关教育本质、教育目的、教育功能等方面的一些“不言自明”的“真理”,这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教育理论研究进一步往纵深发展。我们要通过后现代主义教育思想的一些研究成果,对此进行深层思考。后现代主义教育哲学很强调要处理好教育与多元文化的关系问题,在他们看来,主流文化所反映的一套东西是霸权意识形态的产物,代表的仅仅是某一种阶层、身份地位的人。

第7篇：后现代主义科学观范文

英国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中，以大量的篇幅讨论了朱熹理学的科学思想。其基本观点有三：其一，朱熹理学是一种有机的自然主义；其二，朱熹理学是现代有机自然主义的先导；其三，朱熹的有机自然主义是科学的。朱熹作为宋学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产生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高峰时期的宋代，并影响至晚清，在中国思想界占主导地位达七百年之久。讨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何以从明清之际开始落后于西方，不能不研究朱熹理学对于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由于长期以来，朱熹理学多被界定为唯心主义哲学，所以，朱熹理学一直被看作是对科学技术发展起消极作用的因素。但是，李约瑟对朱熹理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较多地是以一种肯定的方式予以评价。研究李约瑟对于朱熹理学的评价，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1

李约瑟曾经说过：“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所以会共同接受共产主义的思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因为新儒学家和辩证唯物主义在思想上是密切连系的。换句话说，新儒学家这一思想体系代表着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最高峰，它本身是唯物主义的，但不是机械的唯物主义。实际上，它是对自然的一种有机的认识，一种综合层次的理论，一种有机的自然主义。”〔1〕说朱熹理学是唯物主义，必须首先对朱熹理学中的“理”以及理气关系作出唯物主义的说明。朱熹的理有“所以然之故”与“所当然之则”两层含义。李约瑟讨论朱熹的理较多地是就其在自然界中的意义而言，为此，他把理解释为“宇宙的组织原理”。〔2〕他反对把朱熹的理说成是主观精神性的东西，也反对把朱熹的理等同于亚里士多德的“形式”。他说：“躯体的形式是灵魂，但中国哲学的伟大传统并没有给灵魂留下席位。……理的特殊重要性恰恰在于，它本质上就不象灵魂，也没有生气。再者，亚里士多德的形式确实赋予事实以实体性，……但气却不是由理产生的，理不过是在逻辑上有着优先性而已。气不以任何方式依赖于理。形式是事物的‘本质’和‘原质’，但理本身却既不是实质的，也不是‘气’或‘质’的任何形式。……理在任何严格的意义上都不是形而上的（即不像柏拉图的‘理念’和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那样），而不如说是在自然界之内以各种层次标志着的看不见的组织场或组织力。纯粹的形式和纯粹的现实乃是上帝，但在理和气的世界中，根本就没有任何主宰”。〔3〕这样，李约瑟实际上把朱熹的理看作是客观世界的秩序、模式和规律，而否认其中包含任何精神性的东西。

就朱熹的理气关系而言，李约瑟在把理界定为“宇宙的组织原理”的同时，把气解释为“物质———能量”。在理气先后问题上，朱熹曾说过：“理气本无先后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从来，则须说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别为一物，即存乎是气之中，无是气，则是理亦无挂搭处。”〔4〕又说：“理未尝离乎气。然理形而上者，气形而下者，自形而上下言，岂无先后？”〔5〕“以本84体言之，则有是理然后有是气。”〔6〕这里既有理气不可分离、不分先后的观点，也有理先气后的说法。对此，李约瑟说，这是“把宇宙生成论的问题和形而上问题轻易地混淆在一起；‘先’和‘后’也可以解释为‘实在’与‘现象’”〔7〕。按照李约瑟的解释，朱熹讲理气本无先后，是从宇宙生成论而言的；而讲理先气后，是从形上学而言的。就朱熹讲理气本无先后而言，说朱熹理学包含唯物主义因素，这应当不成问题。而朱熹讲理先气后，李约瑟以为，这里的理“不过是在逻辑上有着优先性而已”。这是吸取了冯友兰先生的逻辑在先论。这样，朱熹理学中既讲理气本无先后又讲理先气后而出现的自相矛盾被李约瑟看作是“把宇宙生成论”的问题和形而上问题“轻易地混淆在一起”所致。但李约瑟还是认为，在朱熹理学中，理气本无先后比起理先气后更为重要。 转贴于

为此，李约瑟认为，朱熹在理气先后问题上实际上是“认为物质———能量和组织在宇宙中是同时的和同等重要的，二者‘本无先后’，虽然后者略为‘优先’这种信念的残余极难舍弃”。〔8〕李约瑟还认为，朱熹之所以难以舍弃理略为“优先”的信念，“理由乃是无意识地具有社会性的，因为在理学家所能设想的一切社会形式中，进行计划、组织、安排、调整的管理人，其社会地位要优先于从事‘气’———因而是‘气’的代表———的农民和工匠。”〔9〕

由此可见，李约瑟把朱熹理先气后的观点归于形而上问题，而把其理气不可分离、不分先后的观点当作宇宙生成论问题突出出来，作为朱熹科学思想的基础。正是基于这一点，李约瑟明确认定朱熹的科学思想属唯物主义。

关于朱熹理学的有机自然主义，李约瑟认为，朱熹所谓理气不可分离，即“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10〕不仅表明朱熹的理与气不能等同于亚里士多德的形式与质料，而且反映出现代有机主义的基本观点，即物质———能量与组织的相互结合、不可分离。他说：“朱熹以其中世纪的方式肯定理和气的普遍的互相渗透，反映了近代科学的立足点。”〔11〕对于朱熹所说：“无极而太极，非太极之外复有无极”，〔12〕以及太极派生万物又寓于万物之中的“理一分殊”，李约瑟说：“当我们进一步考察这一精心表达的自然体系时，我们不能不承认宋代哲学家所研究的概念和近代科学上所用的某些概念并无不同”。〔13〕此外，李约瑟从现代有机主义的观点出发，对朱熹关于宇宙结构及演化、生命起源及人类产生等思想进行了分析，并给予高度评价，进而把朱熹理学解释为“对有机主义哲学的一种尝试，而且决不是不成功的一次尝试”。〔14〕

李约瑟称朱熹是“中国历史上最高的综合思想家”。〔15〕朱熹不仅把整个自然界综合成一个有机体，而且在更高层次上，把社会伦理道德与自然界融为一体。李约瑟说：朱熹“通过哲学的洞察和想象的惊人努力，而把人的最高伦理价值放在以非人类的自然界为背景。或者（不如说）放在自然界整体的宏大结构（或象朱熹本人所称的万物之理）之内的恰当位置上。根据这一观点，宇宙的本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乃是道德的，并不是因为在空间与时间之外的某处还存在着一个指导一切的道德人格神，而是因为宇宙就具有导致产生道德价值和道德行为的特性，当达到了那种组织层次时，精神价值和精神行为有可能自行显示出来。”〔16〕李约瑟认为，朱熹把社会伦理道德与自然界综合为更高层次的有机体，这一思想非常接近于辩证唯物主义和怀特海的有机主义哲学的世界观。

2

李约瑟崇尚以现代哲学家怀特海为代表的有机主义哲学。他在分析有机主义思想的发展历史时，从现代有机主义者追溯到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黑格尔、莱布尼茨；并且进一步追溯到中国的庄子、周敦颐和朱熹。这样，李约瑟就把朱熹的有机自然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直至现代有机主义哲学联系在一起。他说：“虽然理学家对黑格尔的辩证法一无所知，却十分密切地接近辩证唯物主义或进化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以及与之性质十分相同的怀特海的有机主义哲学的世界观。”〔17〕并明确地称朱熹理学为“现代有机自然主义的先导”。〔18〕

在李约瑟看来，中国的有机自然主义在战国时期的道家中已见端倪；他研究过庄子、《管子》的有机自然主义。此后，他又进一步把逐渐形成的相互联系的思维方式看作是朱熹理学有机自然主义的思想背景，并明确认为，朱熹理学是中国古代有机自然主义的系统化。他说：“中国的这种有机自然主义最初以‘通体相关的思维’体系为基础，公元前3世纪已经由道家作出了光辉的论述，又在12世纪理学思想家那里得以系统化。”〔19〕

李约瑟在追溯现代有机主义发展的历史时，给予朱熹理学的有机自然主义以很高的评价。他认为，朱熹是在缺乏科学实验和观察的背景下，不曾经历过相当于伽利略和牛顿的阶段，主要是靠洞见而达到一种类似于怀特海有机主义的哲学；而且他认为，标志有机主义在西方第一次出现的莱布尼茨单子论与理学家们的有机自然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

李约瑟的《科学思想史》中有“朱熹、莱布尼茨与有机主义哲学”一节；他用历史资料论证莱布尼茨的思想与中国理学的有机自然主义的密切联系。其中转引莱布尼茨的两段言论：“理被称为天的自然规律，因为正是由于理的运作，万物才按照它们各自的地位受着重量和度量的支配。这个天的规律就叫做天道。”“当近代中国的诠释家们把上天的统治归之于自然的原因时，当他们不同意那些总是在寻求超自然（或者不如说超形体）的奇迹和意外救星般的神灵的无知群氓时，我们应该称赞他们……”。〔20〕李约瑟认为，“这段话里暗示着近代科学的发现和理学的有机自然主义相吻合更有甚于与欧洲唯灵主义相吻合”。〔21〕李约瑟通过对具体史实材料的分析，说：“从这些材料里面，我们可以看出，即使他（指莱布尼茨———笔者注）本人的哲学体系并非来源于新儒学家，至少他从新儒学家的有机主义中得到不少宝贵的资料和论证”。〔22〕

在李约瑟看来，朱熹理学作为一种有机主义的哲学，它很可能通过莱布尼茨传入西方，而成为西方有机主义形成的重要材料；这也表明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和怀特海的有机主义与朱熹理学有着密切的关系。为此，李约瑟说：“现代中国人如此热情地接受辩证唯物主义，有很多西方人觉得是不可思议的。他们想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一个古老的东方民族竟会如此毫不犹豫、满怀信心地接受一种初看起来完全是欧洲的思想体系。但是，在我想象中，中国的学者们自己却可能会这样说的，‘真是妙极了！这不就象我们自己的永恒哲学和现代科学的结合吗？它终于回到我们身边来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之所以更愿意接受辩证唯物主义，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哲学思想正是他们自己所产生的”。〔23〕

3

李约瑟把朱熹理学说成是有机的自然主义，是现代有机自然主义的先导，并非仅仅是为了作一种哲学派别的界定，而且还是为了表明朱熹理学与自然科学的一致性，表明朱熹理学对于现代科学的意义。

朱熹深入研究过自然科学，且很有成就。胡道静先生称“朱熹是历史上一位有相当成就的自然科学家”。〔24〕李约瑟对朱熹在自然科学方面的工作和成就也是肯定的。他说：“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25〕并对朱熹在解释雪花何以呈六角形时将雪花与太阴玄精石的比较予以高度评价，称之“预示了后来播云技术的发展”。〔26〕李约瑟还认为，“朱熹是第一个辨认出化石的人”，〔27〕比西方早出400多年。

至于朱熹理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如前所述，李约瑟称朱熹理学“反映了近代科学的立足点”，“和近代科学上所用的某些概念并无不同”。他还明确地说：“理学的世界观和自然科学的观点极其一致，这一点是不可能有疑问的。……宋学本质上是科学性的。”〔28〕

不仅如此，由于朱熹理学将自然界与社会伦理道德综合成更高层次的宇宙有机体，探讨自然之理的科学活动与体认道德之理的道德活动已成为一致，作为为学成人起点的格物致知也包括格自然之物在内，包括科学研究在内，因此，朱熹理学实际上已经把科学融入了自身于一体。〔29〕

不可否认，朱熹理学在朱熹去世后被官方化以至于僵化的过程中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了消极作用，因而被看成是中国科学技术在近代落后于西方的原因之一。〔30〕但是，被僵化、教条化的“朱熹理学”不能简单等同于朱熹理学本身。而且，即使在明清时期，中国的科学技术仍在诸多科学家实践与发展朱熹理学的过程中有所进展。中国古代没有系统的实验方法和完善的形式逻辑体系爱因斯坦认为，这是西方科学发展的两大基础———但中国有发展至朱熹理学而趋于成熟的有机自然主义，而这正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而且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曾一度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水平。当然，朱熹理学本身与科学的关系仍需作深入细致的研究。

李约瑟将朱熹理学界定为有机自然主义，强调其与自然科学的一致性，更多的还是为了说明朱熹理学以及由此发展而来的现代有机主义对于现代科学发展的意义。李约瑟说：“早期‘近代’自然科学根据一个机械的宇宙的假设取得胜利是可能的———也许这对他们还是不可缺少的；但是知识的增长要求采纳一种其自然主义性质并不亚于原子唯物主义而却更为有机的哲学的时代即将来临。这就是达尔文、弗雷泽、巴斯德、弗洛伊德、施佩曼、普朗克和爱因斯坦的时代。当它到来时，人们发现一长串的哲学思想家已经为之准备好了道路———从怀特海上溯到恩格斯和黑格尔，又从黑格尔到莱布尼茨———那时候的灵感也许就完全不是欧洲的了。也许，最现代化的‘欧洲的’自然科学理论基础应该归功于庄周、周敦颐和朱熹等人的，要比世人至今所认识到的更多。”〔31〕

诚然，现代科学进入了新的综合时代。当中国人热衷于西方科学传统时，西方人却从中国科学传统中发掘出能够适应现代科学发展需要的思想。当代著名科学家普里高津说：“我们已经走向一个新的综合，一个新的归纳，它将强调实验及定量表述的西方传统和以‘自发的自组织世界’这一观点为中心的中国传统结合起来。”〔32〕李约瑟对朱熹科学思想的评析，揭示出其中所包含的，对于今天科学发展仍具有重要意义的有机自然主义，这为我们重新审视朱熹理学及其与自然科学的关系打开了一个新的视角。

参考文献与注释

〔1〕〔22〕〔23〕李约瑟：《四海之内》，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61、67、63－67页。

〔2〕〔3〕〔7〕〔8〕〔9〕〔11〕〔13〕〔14〕〔15〕〔16〕〔17〕〔18〕〔19〕〔20〕〔21〕〔28〕〔31〕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511、506－507、513、514、514、510、498、525、489、485、485－486、2、538、535、535、526－527、538页。

〔4〕〔5〕〔10〕《朱子语类》卷一。

〔6〕《孟子或问》卷三。

〔12〕《太极图说解》。

〔24〕胡道静：《朱子对沈括科学学说的钻研与发展》，《朱熹与中国文化》，学林出版社1989年版。

〔25〕〔26〕李约瑟：《雪花晶体的最早观察》，《李约瑟文集》，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版。

〔27〕李约瑟：《中国对科学和技术的贡献》，《李约瑟文集》。

〔29〕乐爱国，高令印：《朱熹格物致知论的科学精神及其历史作用》，《厦门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

第8篇：后现代主义科学观范文

一．

李约瑟曾经说过：“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所以会共同接受共产主义的思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因为新儒学家和辩证唯物主义在思想上是密切连系的。换句话说，新儒学家这一思想体系代表着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最高峰，它本身是唯物主义的，但不是机械的唯物主义。实际上，它是对自然的一种有机的认识，一种综合层次的理论，一种有机的自然主义。”[ ]说朱熹理学是唯物主义，必须首先对朱熹理学中的“理”以及理气关系作出唯物主义的说明。朱熹的“理”有“所以然之故”与“所当然之则”两层含义。李约瑟讨论朱熹的理较多地是就其在自然界中的意义而言，为此，他把“理”解释为“宇宙的组织原理”[ ]。他反对把朱熹的“理”说成是主观精神性的东西，也反对把朱熹的“理”等同于亚里士多德的“形式”。他说：“躯体的形式是灵魂，但中国哲学的伟大传统并没有给灵魂留下席位。……理的特殊重要性恰恰在于，它本质上就不象灵魂，也没有生气。再者，亚里士多德的形式确实赋予事实以实体性，……但气却不是由理产生的，理不过是在逻辑上有着优先性而已。气不以任何方式依赖于理。形式是事物的‘本质’和‘原质’，但理本身却既不是实质的，也不是‘气’或‘质’的任何形式。……理在任何严格的意义上都不是形而上的（即不像柏拉图的‘理念’和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那样），而不如说是在自然界之内以各种层次标志着的看不见的组织场或组织力。纯粹的形式和纯粹的现实乃是上帝，但在理和气的世界中，根本就没有任何主宰。”[ ]这样，李约瑟实际上把朱熹的“理”看作是客观世界的秩序、模式和规律，而否认其中包含任何精神性的东西。

就朱熹的理气关系而言，李约瑟在把理界定为“宇宙的组织原理”的同时，把气解释为“物质——能量”。在理气先后问题上，朱熹曾说过：理气“本无先后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从来，则须说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别为一物，即存乎是气之中；无是气，则是理亦无挂搭处。”[ ]又说：“理未尝离乎气。然理形而上者，气形而下者，自形而上下言，岂无先后？”[ ]“以本体言之，则有是理然后有是气。”[ ]这里既有理气不可分离、不分先后的观点，也有理先气后的说法。对此，李约瑟说，这是“把宇宙生成论的问题和形而上问题轻易地混淆在一起；‘先’和‘后’也可以解释为‘实在’与‘现象’”[ ]。按照李约瑟的解释，朱熹讲理气本无先后，是从宇宙生成论而言的；而讲理先气后，是从形上学而言的。就朱熹讲理气本无先后而言，说朱熹理学包含唯物主义因素，这应当不成问题。但是，朱熹又讲理先气后，李约瑟以为，这里的理“不过是在逻辑上有着优先性而已”。这是吸取了冯友兰先生的逻辑在先论。这样，朱熹理学中既讲理气本无先后又讲理先气后而出现的自相矛盾，被李约瑟看作是“把宇宙生成论”的问题和形而上问题“轻易地混淆在一起”所致。但李约瑟还是认为，在朱熹理学中，理气本无先后比起理先气后更为重要。

为此，李约瑟认为，朱熹在理气先后问题上实际上是“认为物质——能量和组织在宇宙中是同时的和同等重要的，二者‘本无先后’，虽然后者略为‘优先’这种信念的残余极难舍弃”[ ]。李约瑟还认为，朱熹之所以难以舍弃理略为“优先”的信念，“理由乃是无意识地具有社会性的，因为在理学家所能设想的一切社会形式中，进行计划、组织、安排、调整的管理人，其社会地位要优先于从事‘气’——因而是‘气’的代表——的农民和工匠”[ ]。

由此可见，李约瑟把朱熹理先气后的观点归于形而上问题，而把其理气不可分离、不分先后的观点当作宇宙生成论问题而突出出来，作为朱熹科学思想的基础。正是基于这一点，李约瑟明确认定朱熹的科学思想属唯物主义。

关于朱熹理学的有机自然主义，李约瑟认为，朱熹所谓理气不可分离，即“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 ]，不仅表明朱熹的理与气不能等同于亚里士多德的形式与质料，而且反映出现代有机主义的基本观点，即物质——能量与组织的相互结合、不可分离。他说：“朱熹以其中世纪的方式肯定理和气的普遍的互相渗透，反映了近代科学的立足点。”[ ]对于朱熹所说：“无极而太极，非太极之外复有无极”[ ]，以及太极派生万物又寓于万物之中的“理一分殊”，李约瑟说：“当我们进一步考察这一精心表达的自然体系时，我们不能不承认宋代哲学家所研究的概念和近代科学上所用的某些概念并无不同。”[ ]此外，李约瑟还从现代有机主义的观点出发，对朱熹关于宇宙结构及演化、生命起源及人类产生等思想进行了分析，并给予高度评价，进而把朱熹理学解释为“对有机主义哲学的一种尝试，而且决不是不成功的一次尝试”[ ]。

李约瑟称朱熹是“中国历史上最高的综合思想家”[ ]。朱熹不仅把整个自然界综合成一个有机体，而且在更高层次上，把社会伦理道德与自然界融为一体。李约瑟说：朱熹“通过哲学的洞察和想象的惊人努力，而把人的最高伦理价值放在以非人类的自然界为背景。或者（不如说）放在自然界整体的宏大结构（或象朱熹本人所称的万物之理）之内的恰当位置上。根据这一观点，宇宙的本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乃是道德的，并不是因为在空间与时间之外的某处还存在着一个指导一切的道德人格神，而是因为宇宙就具有导致产生道德价值和道德行为的特性，当达到了那种组织层次时，精神价值和精神行为有可能自行显示出来。”[ ]李约瑟认为，朱熹把社会伦理道德与自然界综合为更高层次的有机体，这一思想非常接近于辩证唯物主义和怀特海的有机主义哲学的世界观。

二．

李约瑟崇尚以现代哲学家怀特海为代表的有机主义哲学。他在分析有机主义思想的发展历史时，从现代有机主义者追溯到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黑格尔、莱布尼茨，并且进一步追溯到中国古代的庄子、周敦颐和朱熹。这样，李约瑟就把朱熹的有机自然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直至现代有机主义哲学联系在一起。他说：“虽然理学家对黑格尔的辩证法一无所知，却十分密切地接近于辩证唯物主义或进化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以及与之性质十分相同的怀特海的有机主义哲学的世界观。”[ ]并明确地称朱熹理学为“现代有机自然主义的先导”[ ]。

在李约瑟看来，中国的有机自然主义在战国时期的道家中已见端倪。他先是研究过庄子、《管子》的有机自然主义。后来，他又进一步把逐渐形成的相互联系的思维方式看作是朱熹理学有机自然主义的思想背景，并明确认为，朱熹理学是中国古代有机自然主义的系统化。他说：“中国的这种有机自然主义最初以‘通体相关的思维’体系为基础，公元前3世纪已经由道家作出了光辉的论述，又在12世纪的理学思想家那里得以系统化。”[ ]

李约瑟在追溯现代有机主义发展的历史时，给予朱熹理学的有机自然主义以很高的评价。他认为，朱熹是在缺乏科学实验和观察的背景下，不曾经历过相当于伽利略和牛顿的阶段，主要是靠洞见而达到一种类似于怀特海有机主义的哲学；而且他认为，标志有机主义在西方第一次出现的莱布尼茨单子论与中国理学家们的有机自然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

李约瑟的《科学思想史》中有“朱熹、莱布尼茨与有机主义哲学”一节；他用历史资料论证莱布尼茨的思想与中国理学的有机自然主义的密切联系。其中转引莱布尼茨的两段言论：“理被称为天的自然规律，因为正是由于理的运作，万物才按照它们各自的地位受着重量和度量的支配。这个天的规律就叫做天道。”“当近代中国的诠释家们把上天的统治归之于自然的原因时，当他们不同意那些总是在寻求超自然（或者不如说超形体）的奇迹和意外救星般的神灵的无知群氓时，我们应该称赞他们。”[ ]李约瑟认为，“这段话里暗示着近代科学的发现和理学的有机自然主义相吻合更有甚于与欧洲唯灵主义相吻合”[ ]。李约瑟通过对具体史实材料的分析，说：“从这些材料里面，我们可以看出，即使他（指莱布尼茨———笔者注）本人的哲学体系并非来源于新儒学家，至少他从新儒学家的有机主义中得到不少宝贵的资料和论证。”[ ]

在李约瑟看来，朱熹理学作为一种有机主义的哲学，它很可能通过莱布尼茨传入西方，而成为西方有机主义形成的重要材料；这也表明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和怀特海的有机主义与朱熹理学有着密切的关系。为此，李约瑟说：“现代中国人如此热情地接受辩证唯物主义，有很多西方人觉得是不可思议的。他们想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一个古老的东方民族竟会如此毫不犹豫、满怀信心地接受一种初看起来完全是欧洲的思想体系。但是，在我想象中，中国的学者们自己却可能会这样说的，‘真是妙极了！这不就象我们自己的永恒哲学和现代科学的结合吗？它终于回到我们身边来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之所以更愿意接受辩证唯物主义，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哲学思想正是他们自己所产生的。”[ ]

三．

李约瑟把朱熹理学说成是有机的自然主义，是现代有机自然主义的先导，并非仅仅是为了作一种哲学派别的界定，而且还是为了表明朱熹理学与自然科学的一致性，表明朱熹理学对于现代科学的意义。

朱熹深入研究过自然科学，且很有成就。胡道静先生称“朱熹是历史上一位有相当成就的自然科学家”[ ]。李约瑟对朱熹在自然科学方面的工作和成就也是肯定的。他说：“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 ]并对朱熹在解释雪花何以呈六角形时将雪花与太阴玄精石的比较予以高度评价，称之“预示了后来播云技术的发展”[ ]。李约瑟还认为，“朱熹是第一个辨认出化石的人”[ ]，比西方早出400多年。

至于朱熹理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如前所述，李约瑟称朱熹理学“反映了近代科学的立足点”，“和近代科学上所用的某些概念并无不同”，并且还明确地指出：“理学的世界观和自然科学的观点极其一致，这一点是不可能有疑问的。……宋学本质上是科学性的。”[ ]

不仅如此，由于朱熹理学将自然界与社会伦理道德综合成更高层次的宇宙有机体，探讨自然之理的科学活动与体认道德之理的道德活动已成为一致，作为为学成人起点的格物致知也包括格自然之物在内，包括科学研究在内，因此，朱熹理学实际上已经把科学融入了自身于一体。

李约瑟将朱熹理学界定为有机自然主义，强调其与自然科学的一致性，更多的还是为了说明朱熹理学以及由此发展而来的现代有机主义对于现代科学发展的意义。李约瑟说：“早期‘近代’自然科学根据一个机械的宇宙的假设取得胜利是可能的———也许这对他们还是不可缺少的；但是知识的增长要求采纳一种其自然主义性质并不亚于原子唯物主义而却更为有机的哲学的时代即将来临。这就是达尔文、弗雷泽、巴斯德、弗洛伊德、施佩曼、普朗克和爱因斯坦的时代。当它到来时，人们发现一长串的哲学思想家已经为之准备好了道路———从怀特海上溯到恩格斯和黑格尔，又从黑格尔到莱布尼茨———那时候的灵感也许就完全不是欧洲的了。也许，最现代化的‘欧洲的’自然科学理论基础应该归功于庄周、周敦颐和朱熹等人的，要比世人至今所认识到的更多。”[ ]

诚然，现代科学进入了新的综合时代。当中国人热衷于西方科学传统时，西方人却从中国科学传统中发掘出能够适应现代科学发展需要的思想。当代著名科学家普里高津说：“我们已经走向一个新的综合，一个新的归纳，它将强调实验及定量表述的西方传统和以‘自发的自组织世界’这一观点为中心的中国传统结合起来。”[ ]李约瑟对朱熹科学思想的评析，揭示出其中所包含的，对于今天科学发展仍具有重要意义的有机自然主义，这为我们重新审视朱熹理学及其与自然科学的关系打开了一个新的视角。

注释：

[ ] 李约瑟：《四海之内》，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61页。

[ ]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北京：科学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511页。

[ ]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506～507页。

[ ]（宋）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

[ ] 《朱子语类》卷一。

[ ] （宋）朱熹：《孟子或问》卷三。

[ ]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513页。

[ ]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514页。

[ ]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514页。

[ ] 《朱子语类》卷一。

[ ]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510页。

[ ]（宋）朱熹：《太极图说解》。

[ ]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498页。

[ ]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525页。

[ ]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489页。

[ ]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485页。

[ ]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485～486页。

[ ]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2页。

[ ]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538页。

[ ]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535页。

[ ]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535页。

[ ] 李约瑟：《四海之内》，第67页。

[ ] 李约瑟：《四海之内》，第63～67页。

[ ] 胡道静：《朱子对沈括科学学说的钻研与发展》，载《朱熹与中国文化》，上海：学林出版社1989年版。

[ ] 李约瑟：《雪花晶体的最早观察》，载《李约瑟文集》，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版。

[ ] 李约瑟：《雪花晶体的最早观察》，载《李约瑟文集》。

[ ] 李约瑟：《中国对科学和技术的贡献》，载《李约瑟文集》。

[ ]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526～527页。

第9篇：后现代主义科学观范文

科学发展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

伟大的实践，呼唤并产生伟大的理论。8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先后产生了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理论成果。

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倡导者。他身体力行，亲自指导和带领全党在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推进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了具有中国特点的科学指导思想，即思想。思想既是中国革命经验的科学总结，又是指导中国革命的行动指南，并且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军队建设、军事战略和国防建设，政策和策略，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外交工作和党的建设等方面，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正因为有了思想的正确指导，中国共产党人才找到了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从而领导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缔造了新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展开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

邓小平是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取得了认识上的“第二次飞跃”，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邓小平理论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系统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思想，把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实践推进到新境界。邓小平理论是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的思想旗帜。

以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对20世纪90年代和世纪之交国际国内政治风云的变幻与演进，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总结概括新的实践经验，探索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遇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以马克思主义的巨大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继续推进理论创新，用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面向21世纪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新世纪新阶段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奋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共同思想基础，是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指针。

党的**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当前社会实践相结合，着眼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立足于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创立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作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最新发展成果，体现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认识的深化，创造性地回答了新世纪新阶段我国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实践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科学发展观传承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提出并经过实践检验了的发展思想，吸收了国外发展观的精华，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使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焕发出蓬勃的生机与活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产生的理论创新成果，虽然形成于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面对不同的历史条件和社会任务，但都贯穿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都代表着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依据我们党和人民的长期实践而形成的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在这些理论创新成果中，既包含着实践上的历史联系，又包含着思想脉络上的内在逻辑联系，是体现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和历史前进趋势的统一的科学理论。

时代在前进，实践在发展，迫切需要我们作出新的理论概括，不断开拓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进程，又是一个开放的思想体系。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过程看，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之间的逻辑关系是：它们都以中国工人阶级的立场作为根本出发点，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理论前提，以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作为现实根据，并且是以其前者的思想范式和原理原则，来指导和规范后者的探索、产生与形成，而后者则又以前者为起点、以实践为基础，实现了对前者的继承、深化、发展和超越。以科学发展观为例，它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处于承前和深化、发展和超越的重要地位。也就是说，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之间的历史联系和逻辑关系，需要通过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来贯通、解读和整合。因此，尊重和珍视科学发展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这种独特的历史地位，才能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统一的科学理论体系，完整准确地领会其精神实质，掌握其思想精髓，从而自觉地运用其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新情况，形成新认识，解决新问题，夺取新胜利。

科学发展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历史地位

科学发展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具有统领作用。总书记在“6·25”讲话中明确指出，要努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前景。因为，科学发展观是对当代中国发展的总的看法和基本观点，因而也是关于当代中国发展的根本理念。我们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就是要解决当代中国为什么发展，为谁发展，靠谁发展和怎样发展等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邓小平确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从此，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都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大以来，党中央全面贯彻**大确立的主题，全面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包括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按照科学发展观全面推进科学发展，开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稳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全新的局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其发展的各个阶段上的主题，是自己时代的产物，是时代精神的重要体现。以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立了“走自己的路”这一探索主题，以邓小平和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并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格局，**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在这个新的历史阶段上，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就是全面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千秋伟业，需要一代代共产党人，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长期共同奋斗。邓小平说过：“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这就是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是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一项长久性的主题。对它的探索，始于思想，成于邓小平理论，发展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而且还要我们一代一代延续和发展下去。党的**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着力回答了关于中国发展的一系列根本问题的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作用，既体现在我国今后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中，又体现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长过程中。科学发展观当之无愧地赢得了科学发展与和谐发展这条切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光荣历史地位。

科学发展观对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意义

科学发展观是在多维视角下对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内涵的当代阐释，是超越后发展国家的发展困境并体现时代特征的新发展观，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灵魂。今天，我们认真学习、准确把握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及其理论的系统性，对于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作为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全面深化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基本实现现代化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第一，科学发展观坚持发展是第一要义，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新境界。发展对于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始终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承上启下的重要阶段，在这个阶段中虽然我国的人民生活与生产力状况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有了很大提高和发展，但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的矛盾。实践证明，要解决好这个主要矛盾，就必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松，始终把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集中力量把经济搞上去，紧紧抓住重要战略机遇，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大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才能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下最坚实物质基础。

第二，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的本质核心，抓住“为了人、依靠人、尊重人”这个根本问题，把对科学发展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科学发展观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的根本宗旨，牢固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坚定信念，把依靠人民作为发展的根本前提，把提高人作为发展的根本途径，把尊重人作为发展的根本准则，把为了人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