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经济的定义精选(九篇)

第1篇：自然经济的定义范文

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对整个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它影响到人们的道德观念，影响到人们的道德实践，进而也影响到以社会道德实践为基础的学校德育活动。学校德育必须对这一影响到社会生活一切领域的社会变革作出自己应有的应答。我国德育的研究者、学校德育的实际工作者已经意识到自己的使命，并在努力做出一个完满的答案。但是要能够对这一时代提出的课题，做出一个完满的回答，首先必须搞清楚时代给德育提出了怎样的问题，也就是说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给德育提出了怎样的根本性问题。

在德育实践活动中，有人认为既然我们现在搞市场经济，那么德育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就是让学生了解市场经济活动的具体情况，以及与市场经济活动相关的观念。于是他们让学生去看市场，譬如看证券交易。或者让学生自己办市场，让学生在自己所办的市场上叫卖或买商品。笔者并不一般地反对这些活动，学生需要学会在市场经济中生存。但是德育毕竟不是简单地学做生意，或学习市场上的活动，今天的学生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活，但他们是作为“人”在市场上生活。学习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做“人”，这才是德育的任务。

市场经济给我们带来了一些被认为是新鲜的，其实不过是我们重新评价或认识的一些观念。譬如，“竞争”、“效益”、“惜时”、“守信”等等。但是“竞争”、“效益”只是中性词，无法作出直接的价值判断。竞争有正当的与不正当之别，效益也可能是个人的、集团的，而不是个人、集团和社会统一的。以善恶判断为基础的道德教育，不能够以这些中性概念作为进行道德教育的规范性概念。“惜时”、“守信”被视为与市场经济相关的新观念，然而这两种观念可以说中国自古有之。因此它们也不是市场经济特别的要求。可见，如果把市场经济对德育的影响仅仅看作引进几个“新”观念，那么在市场经济与德育的关系上也仍然未得要领。

市场经济也确实给我们德育工作者出了一些两难问题，譬如等价交换，这是市场公平的基础，然而它并不能成为人际交往的普遍原则。又如，市场崇尚竞争，但它不能演变为生活中的弱肉强食。这些两难问题，似乎不能不使我们把经济活动与道德活动加以区别。这似乎又必然地要把市场经济与德育的距离拉远。然而简单地对经济与德育加以区分，对受教育者来说是缺乏说服力的，因为市场今天是他们日常生活的基础，而明天市场又将是他们驰骋的“疆场”。对人来说不可能有两种生活：一种是经济生活，一种是道德生活。把市场经济与德育加以区分的二元分析的方法，于逻辑不通，于实际也不符合。

在市场经济与德育的关系上，肤浅的理解只能造成人们对于它们之间的关系的“若即若离”的感觉。这样德育就无法把握面对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它应肩负的使命。

经济活动既不简单地就是道德活动，它也不是脱离了“人”的、纯粹客观的物质的活动，它是人的实践活动，而且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最基本的社会实践活动。因此任何一种经济活动，作为人的活动，总蕴涵着人的一定的价值取向。而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经济活动，总有一定的社会意识与之相适应，或反映着它的一定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德育的关系，只能从一定的社会经济与一定社会的时代精神的关系上才能获得合理的解释。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德育的关系，或者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德育究竟提出了什么问题，只能从人的社会“实践”来寻求回答。

实践不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是一个历史概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是人类历史活动的一个阶段，因此，对市场经济及其相关的社会生活的理解，本身就应以历史的观点来加以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与这一前提相关的具体事实是：人是物质的、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人与动物的区别，并不仅仅在于人有意识、有精神生活，而在于人与动物的生存虽然有同样的物质生活前提，但是人却生产自己所需要的生活资料。这就是说，物质生活是人类生活的基础，人类的生存需要，如吃、喝、住、繁殖等等是动物也具有的本能，但是人与动物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人虽然也是自然造就，但是人没有顺从于自然的安排，而是在自然给定的条件下，人以自己的意志重新安排了自己生活。这才有了人类文明史。

这中间有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现实的人是从事活动和进行物质生产的，这一现实的前提不是他们可以任意支配的；另一方面他们又在自然所规定的前提下能动地表现着自己。这就是说人在经济活动中是作为主体积极活动着的，可见人的经济活动本来就与人的精神活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人类活动的最根本的目的，无非就是要取得人对于自然的主体地位，使自身的主体性得以实现。所谓主体性就是人改造世界的本质力量。马克思正确地认识到，物质的、经济的活动与人的主体性发展的关系。他说：“工业的历史和工业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打开了的书本，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1]正因为人的活动是有物质前提的，同时这种物质的活动又是人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活动，人在这一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力量，即社会生产力就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

但是社会生产力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脱离了人的纯粹客观的力量，社会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是人，人不仅是肉体的、有体力的，更重要的是：人是有智慧、有情感、有意志的。人在物质实践中，所创造的生产力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人将自己在实践所获得的改造世界的力量物化在生产工具之中，使工具成为自己伸展了的肢体；另一方面是主观世界得到改造的人类的“自我”，即得到精神升华的新人。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中，认识了客观世界的规律，这是客体的主体化；人以自己所掌握的客观规律去改造客观世界，这是主体的客体化。所以生产力不是脱离人的纯粹客观的力量，而是人自身在改造世界的物质活动中所获得的力量，同时人又把它运用于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活动之中。物质生活反映了人，不仅因为社会生产力作为客观的存在，所观照的是人，而且因为生产不是人单纯地与自然进行的交往，而是人在一定生产力的基础上结成了一定的关系所开展的活动。经济活动中的这种人的关系更是人自身的表现。所以马克思、恩格斯说：“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因此，他们是怎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2]既然生产、经济活动是人的积极的自我表现，那么任何一个时代的生产、经济活动，都有与之相应的主体的、积极的精神活动。也就是说有与一定的生产活动相应的主体的积极的精神表现，即一定的经济活动中体现出来的主体精神。一定的经济活动反映了一定的主体精神，一定的经济活动又要求具有一定主体精神的人。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无非就是为了发展生产力，生产力发展、经济关系发展与人的发展的一致性，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也体现了一定的人的主体精神，笔者把这一精神称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既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人的一定的主体精神的体现，那么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也要求具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的人，通过德育来塑造具有这种精神的人，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给现时代的德育提出的根本性的问题。正因为如此，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是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德育关系的关键之所在。

二、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

既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要求德育培养具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的人，那么我们就必须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正确地向我们揭示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经济关系的发展与人的发展的一致性，因此我们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同样需要运用唯物史观来加以认识。

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建立在人类自身作为主体发展已达到的成果之上。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表现着自己主体精神的人，不可能是突然产生的，他只能是历史发展的结果。这一历史发展，同时也不是人的抽象的历史发展，而是与一定的生产力、一定的生产关系发展相一致的历史发展。

以生产工具作为标志的生产力的发展、建立在一定生产力水平上的经济和人的发展的一致性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贯思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从生产工具的发展出发，区分两类经济，并对人已取得的发展，区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这一思想后来也进一步贯彻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中。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从既有的历史看，有两类生产工具，即“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和由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耕地（水等等）可以看作是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是指自然经济的小生产基础上的生产力水平，文明创造的工具则是指现代大工业基础上的生产力水平。他们认为“在前一种情况下，即在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的情况下，各个个人受自然界的支配，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则受劳动产品的支配”。[3]在自然产生的工具的支配下，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依赖关系。正是这样一种依赖关系，奴隶主、封建主甚至可以把人降到生产资料之列。即便是获得了人身自由的农民，也受着他们的分散的生产资料的束缚。自然经济条件下，人就是处在这样一种受动的状态中。封建时代西方的宗教伦理和中国以宗法为基础的伦常道德就是这种经济的反映。在文明创造的工具的支配下，人与人之间形成了物的依赖关系，即“每个个人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形成了人的独立性，形成了“普遍的社会交换关系，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能力的体系”。[4]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关系，不是由于家庭、部落、地域这些自然的条件形成的，而是人通过物，即商品，并通过市场的现代形态而形成的。这就是说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是人自己造就的。人们在市场上通过物来建立相互之间的联系，虽然不免有把自己的命运交给物的危险，但是“物”作为客观的尺度承认了人的自由劳动的权力；人们在人类的抽象劳动决定商品价值的前提下确认了“平等”，尽管这种平等仍然可能掩盖着不平等。从自然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实现了人从受动到主动的转变，个人才能的自由发挥才有可能，尽管个人才能的发挥，仍然要以对生产工具的占有为条件。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条件下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的确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始终强调的。正是在这一历史的物质的前提下，马克思才有可能发现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亚当•斯密提出的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并超出“人间智慧或知识”，[5]就在于市场确认了每一个体，都可以以自己的劳动成为市场的主体。“劳动致富”这句话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给予了道德价值的肯定，就在于它反映了市场经济确认的人在劳动中的主体地位。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定时期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须以既有的生产力条件为前提。与此相应的作为生产力核心要素的人的发展也要以历史上既有的发展成果为前提。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在把市场经济作为人类社会的重要成果继承下来的同时，也要把每一个人在市场经济中所获得的主体地位、主体性继承下来。

其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体现了人类自觉地创造解放自己的条件的社会主义运动的精神。我们今天所进行的改革，仍然是贯穿于20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我们所搞的市场经济名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就表明了这一点。可以这样说，一部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人类追求自我解放的历史。然而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人们不了解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也因为认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条件当时还不具备，因此，这时人类社会是完全自在地运动着的。自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后，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得到正确地揭示，试图把人类社会的发展置于人自觉地控制之下的社会主义运动便诞生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人的发展的一致性，表明了生产力的发展与人的发展是互为条件的：一方面人的发展、解放需要生产力发展的条件，另一方面只有人的解放才有生产力的大发展。所以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仍然体现着发展生产力、解放所有人这一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价值取向。离开了这个前提，市场就会成为一个自发的市场，人就会受自在的运动的支配，生产力便也在盲目地、甚至是矛盾之中发展着。这就必然要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会阻碍人自身的发展。

我们承认市场经济是最先在资本主义关系中发展起来的，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继承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成果，但我们说我们搞的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不同，就在于几百年来市场经济在资本主义的关系下，是自发地发展的，而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基于社会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这一规律的认识，是对于社会发展规律的自觉的把握，因此它也就必然包含着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物统治人的扬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人不仅能够自主地支配自己的劳动，而且能作为主体对待自己的劳动产品。因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确认了个人劳动是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虽然个人劳动的社会性的实现，仍然要通过市场交换，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自觉地意识到自己所创造的产品的社会意义，而不为其物质的形式所迷惑，走向“商品拜物教”、“金钱拜物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还不能不借助于物来建立人们之间的交往联系，但是既然我们把搞市场经济作为主体自觉的活动，那么我们就应当能够克服物统治人的缺陷，能够克服“商品拜物教”、“金钱拜物教”。在这样的情况下，人就应当不是为了物而活动，而是为了促进社会的发展，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而活动。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些市场经济的经济交往方式，不能成为道德活动的方式，因为在自发运动的市场中人是受物统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作为市场自发性的扬弃，它既确认了个体作为市场活动的主体的积极的方面，同时它又强调是人统治物，而不是物统治人。这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德育，一方面把市场经济肯定了人作为独立活动的主体的积极的方面接受下来，另一方面也要对人对物的受动加以否定。这样我们在思考市场经济与德育关系中遇到的矛盾，便获得了合理的解答。

正是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是整个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仍然是整个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但它又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独特阶段上的、具有自己独特性的意识形态。

最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正在发展过程中，那么它就不是完成了的形态。既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人民进行的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那么它就是一个既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主观世界的活动，客观世界的改造不是完成的形态，主观世界的改造也就不是完成的形态。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也处在发展过程之中，但是它与发展生产力一致的基本精神是不变的。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与当前学校德育相结合的思考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体现了人，确切地说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自身主观世界改造所获得的新发展。德育是塑造人的活动，德育所应当塑造的人是社会实践，尤其是经济实践活动中所需要的人，所以当前的学校德育应当努力塑造具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的人。学校德育面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这样一种现实，就不能不进行相应的改革。既然我们已经认识到市场经济与德育的内在联系，即两者必须统一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那么我们就应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出发来思考学校德育的改革。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与学校德育传统。在新的社会经济条件下进行学校德育的改革，必然首先面临着如何看待既有的学校德育传统的问题。这里的传统不是指我们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留下的德育遗产，而是指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的学校业已形成的体系、制度化了的德育。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有人对几十年来形成的学校德育传统发生了怀疑，以为市场经济活动中所产生的新观念是与已形成学校德育传统的观念完全相抵触的。然而前面我们已经指出，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是对人类社会既有发展成果的继承，同时也是在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指导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历史的超越。这就是说，我们搞的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作为人类社会在数百年发展中所获得的成果，是我们所要继承的，然而我们所要搞的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是对自发形成的市场经济的超越。我们之所以能够超越，恰恰就是我们已经建立起代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方向的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整个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作为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产生的社会意识，也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既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改革，不是对以往实践的否定，那么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的德育就也不是对以往几十年形成的学校德育传统的根本否定。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我们的学校德育传统的确曾经受到过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尽管经过十多年的改革，那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观念已经被抛弃，但是作为一种思想方法仍然存在于我们的学校德育传统中。这一不适应市场经济的思想方法，就是没有从历史已经确认的具有独立性、具有自觉主体意识的人出发来思考德育问题。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意识本来就应当是与自觉的道德主体统一的。我们所要改革的不是学校德育传统中体现的社会主义思想，而是不能把社会主义思想贯彻到底的思想方法。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与德育的主旋律。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不仅是整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旋律，而且也是学校德育的主旋律。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不是给主旋律又增加新的一条内容，而是使主旋律渗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使得主旋律教育更加贴近生活实际，并且是与人融为一体的、活生生的。

热爱社会主义的国家当然是爱国主义的核心。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文化传统，爱国主义包括对自己国家历史与文化传统的认同。但是国家不是抽象的，国家是由人组成的。每一个人都生活在按一定方式组织起来的现实的国家生活之中。人们不仅根据自己的文化传统来认识自己的国家，更重要的是人们是从自己的现实生活出发来认识自己的国家。爱国是一个民族大命之所在，但是人们不仅要从自己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以及山川物华来培养起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更要从现实的、充满活力的共同的生活中获得爱国的力量。如果说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便是对人民作为国家主人翁的认定，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通过确认每一个人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的主体地位，而使每一个人的主人翁的地位落到了实处。这样我们的国家必定是更具活力的，更有前途的，因而也是更加可爱的。爱国不仅是认识，更是行动。爱国就必须实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从而使自己的国家变得更加美好。

集体主义是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核心，它应当是我们当前社会的主导价值取向。在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一些人对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发生了怀疑。有人甚至认为市场经济与集体主义价值观是根本不相容的。集体主义教育面对着市场经济实践的现实，教育者不能以市场经济有自己的一套原则，集体主义有自己的又一套原则来搪塞受教育者，而且这也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这里面我们要认清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既搞清楚两者的联系，也明确这两者的差别，以及两种不同经济关系中的人。前面我们已经指出，依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在市场经济中通过物而获得的独立性，是对自然经济中人的从属性的依赖关系的否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否定了物对于人的统治，但是这一个否定必须以前一个否定为前提，集体主义依赖于集体而存在。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看来，真正的集体，是完全独立的、富有个性的人组成的联合体。没有富有个性的人，就没有这一集体，当然也就谈不上集体主义。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看，在人的发展过程中，市场经济以物的依赖关系否定了人的依赖关系。这第一个否定中有个人与集体的对立，但却是建立真正集体的必要前提；在第二个否定中个人与集体获得了统一，统一的结果是真正集体的建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丰富了集体主义的内涵。

第2篇：自然经济的定义范文

    一、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

    众说纷纭的经济全球化并无统一的定义。一般说它是指商品、劳务、技术、货币、资本在全球大量流动,使各国经济紧密联系,日益互相依赖的经济现象。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原因是生产力的发展和推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商品的世界市场才得以形成;生产力发展使资本积累空前剧增,那些拥有相对过剩资本的国家便可以向全球资本短缺的国家输出资本;生产力发展使得运输成本降低,那些具有经济和技术巨大优势的国家,便可以充分利用外国的资源优势、国际分工优势,大规模地进行跨国直接投资,就地生产、就地销售或全球销售。当然,经济全球化决不仅仅是一个生产力的概念。生产力的发展总是在一定生产关系内进行的,经济全球化必然也表现为各国之间的国际经济关系。

    经济全球化是一个从局部经济全球化到全面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演进过程。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商业资本首先实现了全球化,从而开始了局部经济全球化。当时发达国家的“产品不仅供应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应世界各地消费”,闭关自守被“互相依赖所代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从19世纪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以外国债券为主的借贷资本也实现了全球化。20世纪初,英、法、美、德四国的金融资本占全球金融资本的80%。世界上其他各国,差不多都成为这四国的“债务人和进贡者了”,“金融资本的密网可以说确实是布满了全世界”。[2]各帝国主义国家形成经济垄断同盟,瓜分殖民地和经济领土。正是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利益不均衡性,才触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跨国公司崛起,并奔向全球,到处投资,从而实现了产业资本的全球化。跨国公司还是国际贸易的主力军,进一步加深了商业资本全球化。产业资本全球化必然产生全球融资需求,于是跨国银行兴起,完全新兴的全球借贷市场——欧洲货币市场和欧洲债券市场——也应运而生。于是,一个完备的、全面的经济全球化出现了。(注:全面的经济全球化是各种资本形态都实现了全球化。)对经济全球化发展史的考察有助于我们认识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及其二重作用。国内外有关经济全球化的起始年代的争论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没有区分局部经济全球化和全面经济全球化。

    不少论者把经济全球化等同于全球经济一体化,这是不确切的。经济一体化是经济全球化的组成部分。地区集团一体化虽然具有排他性,但也同时具有对外开放性,参加国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活动。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经济全球化本身既包含各国经济紧密联系的普遍性,也包含部分国家经济更加密切联系的特殊性。经济一体化必有共同遵守的协定,参加国受一体化规则的制约,享有一定权利,承担一定义务。而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其他国家并不受某种特定协定的限制,当然也不能享受一体化中的排他性权利。欧共体及其部分成员国的货币联盟是高度一体化的地区集团,而其他国家不参与该种一体化并不等于不参加经济全球化。经济一体化也有不同层次的区别。北美自由贸易区、东南亚国家联盟、安第斯集团自由贸易区等等仅拟在预定期限内实现关税和贸易一体化。这些地区集团一体化还远不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就全球而论,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和世贸组织协定,由于全球140多个国家参加,使国际贸易实现了一体化。至于国际投资、劳动力跨国自由流动等等在可预见的将来也决不会实现全球一体化。经合组织29个成员国于1995年发起的“多边投资协定谈判”迄今未达成协议。除8个接受外资倾向较大的国家外,广大发展中国家都不参加这一谈判。当今世界,对外直接投资仍以双边协定为主,而间接投资更受到资本流动管制的严格限制。1993年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155个成员国中,有119个国家保持着某种资本流动限制。其中,67个国家对资本流入流出实行广泛限制,107个国家对直接投资有某种限制,61个国家对证券投资(间接投资)实行限制,78个国家对金融交易实行限制,83个国家对非居民存款实行限制,78个国家对其他资本转移实行限制。[3]广大发展中国家对资本自由流动的一定程度的限制是为了保护民族利益,防止国际垄断资本,特别是国际投资冲垮民族经济,发生社会动荡。广大发展中国家不开放资本账户自由兑换并不等于它们不参加经济全球化。

    二、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球化

    我们需要把对经济全球化的现象表述进一步深入,以揭示其实质。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起,直到当代和可预见的将来,只要资本主义经济居于全球统治地位,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就只能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球化。这一论点基于以下几点理由:(1)商品、货币、资本、技术的全球流动,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都是在一定生产关系中进行的。没有脱离生产关系的纯粹物质流动和物质生产。我们需要把握物的背后的人与人的生产关系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国际经济关系。(2)当代世界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居统治地位的世界。社会主义国家数量少,经济实力不够强大,对国际经济关系的影响力甚小。所以,全球经济基本上按照资本主义经济规律运行。(3)发达国家的垄断资本不仅剥削本国劳动人民,也剥削全球其他国家的劳动人民。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不公正、不平等是不争的事实。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是迄今的经济全球化的固有内容之一。

    生产力的发展是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原因,但它并不是经济全球化的实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然而生产力只说明人与自然的关系,不能取代生产关系,直接说明人与人的经济关系。生产力可因分工程度、科技进步程度而有高低水平的区别,人们不能说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就是电子、原子、信息、纳米技术的普遍化。生产力不能直接说明国际经济关系,不能说明经济全球化中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产生的种种弊端,例如,不能直接用生产力说明当代日益严重的全球两极分化。把生产力的发展当做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就会掩盖经济全球化中的各种矛盾,并把经济全球化看做同日出日落一样的纯属自然现象。

    关于经济全球化及其实质的主要争论是新自由主义者为一方,与马克思主义拥护者、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激进派人士以及维护本国经济利益的民族主义者为另一方之间的争论。新自由主义的杰作是美国的“华盛顿共识”(注:指上世纪80年代以来,同在华盛顿的美国政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共同形式的主要针对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政策。),其中心内容是“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扫除一切民族障碍,扫除一切国家干预,使商品、资本以及其他生产要素(不包括劳动力)在全球完全自由流动,实施非调控的市场化,扫除一切国有经济,实现私有化。显然,“华盛顿共识”最符合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因为它们具有经济和技术的绝对优势。全球经济愈是自由化,它们就愈加方便地征服全球,实现它们的利益最大化。它们牢牢记住自由放任主义鼻祖亚当·斯密的教诲:“贫国不能和富国竞争”。

    关于商品和资本的跨国自由流动,马克思早有科学的评论。他说:“在现代的社会条件下,到底什么是自由贸易呢?这就是资本的自由。排除一些仍然阻碍着资本前进的民族障碍,只不过是让资本能充分地自由活动罢了”。[5](P227)又说: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5](P276)马克思的论断完全适合于揭示当代新自由主义的意图,这就是用“华盛顿共识”创造出一个符合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全球化。美国激进派学者诺姆·乔姆斯基说:“华盛顿共识……是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组织制定”,“意欲筹划如何运用这一强国地位及影响去建立一个符合自身利益的全球体系”。[6]美国另两位激进派学者阿·伍德和阿·洛赫写道: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本身的普遍化,它的社会关系、它的运动法则、它的矛盾普遍性——商品经济、资本积累和追求最大限度利润的逻辑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7]不少民族主义者也极其尖锐地揭示出经济全球化的实质。科特迪瓦前总统贝迪埃说:“西方国家关于全球化的观点远没有被其他国家接受。在这场实行垄断的全球游戏中,非洲不是参加者”。[8]2000年4月中旬在哈瓦那召开的首届南方首脑会议上,一些国家领导人指出:“拥有先进科学技术的发达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发达国家在经济领域中独断专行,横行霸道,它们的资金成了富国征服穷国的大炮。由于国际社会的不平等,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在国际金融和贸易关系上有决定权”。[9]关于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我们也不妨引述着名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的观点。他说:“全球经济实际上应被视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10]“我们可以把资本主义体系比作一个帝国……它也有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之分。中心地区往往以边缘地区的牺牲为代价来获取利益。更重要的是,全球资本主义具有扩张主义倾向。它一味追求征服,决不是寻找一个均衡状态。只要还存在着没有被纳入该体系的市场和资源,它的扩张就不会停下来”。“中心地区是资本的供给者;边缘地区是资本的使用者。中心地区也是领导者、创造者和信息交换中心,其最重要的特征是它不仅控制着自己的经济政策,同时还掌握着边缘地区的经济命脉”。[11]

    美国政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一贯以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开放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允许外国大型跨国公司收购本民族支柱企业和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等为条件,给予发展中国家贷款。其结果是,发展中国家不仅进一步依附化,而且经济形势更加动荡不定。有鉴于此,一些多少正直的西方经济学家也对新自由主义提出异议。着名美国经济学家、前世界银行副行长斯蒂格利茨于1998年1月首次提出“后华盛顿共识”(即超越“华盛顿共识”),用其他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他说:“往好里说,它(华盛顿共识)是不完全的,往坏里说,它是误导的”(拉美新自由主义改革已经造成灾难性后果,例如近期的阿根廷经济危机)。其实,新自由主义只不过是西方经济学的一个流派,其他学派对它多有异议。更甚者,在西方国家内,政府从来没有放弃国家调控和政府干预,从来也没有放弃贸易保护主义,然而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它们历来推行新自由主义(世界主义),因为新自由主义式的经济全球化最能使它们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第3篇：自然经济的定义范文

[关键词]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市场社会主义

[作者简介]黄蓉芳，广东工业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硕士，广东广州510090

[中图分类号]FIM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9)02-0057-05

一、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结合――东方战线的突破

商品经济是一种经济形式，它与自然经济和产品经济相对称，从历史发展来看，商品经济由来已久，它已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以个体所有制为基础的小商品经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如果撇开商品经济的社会性质，则可分为简单商品经济和发达商品经济两个阶段。市场经济则是一种经济运行机制，它与计划经济相对称。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到发达阶段的产物，是商品经济的现代化形式和发达形态。也就是说：(1)市场经济是社会化的商品经济，只有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的商品经济，才能成为市场经济；(2)市场经济是市场化的商品经济，只有建立了统一市场和市场体系的商品经济，才是市场经济；(3)市场经济是货币化的商品经济，只有商品经济关系货币化，金融市场、金融工具和金融手段全面介入经济运行，才能形成市场经济体制；(4)市场经济是开放化的商品经济，当一个国家的商品经济全面对外开放，参与世界市场，融汇于世界经济之中，才能形成市场经济。总之，市场经济必定是商品经济，而商品经济未必就是市场经济。

既然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而商品经济又首先是在私有制社会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此，传统的观点都把市场经济看成是私有制独有的产物，是资本主义制度特有的范畴。如果我们只满足于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寻找对应的词句，那么的的确确，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似乎把市场范畴严格限制在私有制经济关系之内，只存在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的阶段。然而，只要我们认真分析一下经典作家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理论，沿着它的内在逻辑路线，便不难发现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的无法克服的基本矛盾。社会化大生产激活和提高了生产力，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生产关系却无法容纳高速发展的生产力，资本主义制度的“外壳”必然爆炸，代之而起的是新兴的社会主义制度。所以马克思、恩格斯者明确指出，“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消灭商品生产!在这里，虽然表面上看马克思恩格斯主张资本主义和商品经济充分发展后的社会形态不存在商品(市场)经济，但其深层原因“恰恰是因为资本主义和商品经济――未来社会实现的条件，已经得到了充分发展并走向了消亡”。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的实现只有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以后，即它所容纳的生产力总量充分实现之后才有可能，这其中就包含了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并走向消亡这一前提。他们正是因为承认商品经济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所以才把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实现的历史条件。

十月革命胜利前后，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计划经济的思想，并以推行“战时共产主义”而步入极端。但列宁勇于面对当时经济、政治困难的现实，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义无反顾地实行“新经济政策”，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承认商品货币关系，引入市场调节机制，利用市场关系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斯大林作为列宁的后继者，囿于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自身的认识，未能坚持和发展列宁把计划和市场结合的思想，他在1928年决定抛弃新经济政策的同时，转向排斥商品生产和贸易自由，只允许在个人消费品方面存在极其有限的商品交换。然而，斯大林的这种思想也并非铁板一块，他在总结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时，在其著名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在计划经济的框架内，也肯定了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发生的必然作用，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商品生产和流通。另外，我们还应关注一下布哈林的“通过市场关系走向社会主义”的思想。他在1929年4月的俄共(布)中央全会上，陈述了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市场关系的意义：“市场联系的形式，在我们这里还要继续许多许多年。我甚至要说，市场联系形式将长期的是经济联系的决定形式。”这是对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深层阐发。但由于种种原因他的思想并不被那个时代接纳。

作为新中国的缔造者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者的，虽然一开始就继承了苏联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计划经济理论，但面对实践中暴露出来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决心探索中国独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结束之后，根据新的形势，寻找适合中国实际的经济管理的体制。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条件下，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存在，要认识价值规律的作用，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概念，并在经济体制上做过几次调整与改革。诚然，由于的探索总体上没有脱离计划经济的框架，这些可贵的思想闪念未能继续深化，甚而发生“”那样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事件。

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大胆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路。他在1979年11月26日会见美国和加拿大客人时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邓小平这个谈话，第一次提出了市场经济是超越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由于某些历史原因，邓小平的谈话没有公开发表，因而人们常把1992年的南方谈话作为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关系的确认。1992年党的十四大把我国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方式确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把它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1997年党的十五大对我国发展市场经济作出了新的概括，并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使改革在一些重大方面取得新的突破。

二、市场社会主义――西方战线的求索

在马克思主义者探讨商品(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结合问题的同时，在西方的另一条战线，左翼社会主义思想家们也在进行求索，这个求索卓有成效的成果就是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兴起。

美国《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对市场社

会主义是这样界定的：“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经济体制的理论概念(或模式)，在这种经济体制中，生产资料公有或集体所有，而资源配置则遵循市场(包括产品市场、劳动市场和资本市场)规律。”而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格雷戈里和斯图尔特的表述似乎更加全面，他们认为：“市场社会主义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特征的经济体制，决策采取分权制，由市场机制加以调节，兼用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来推动参与者实现这一体制的目标。”市场社会主义的主要理论有米勒的“合作制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罗默的“证券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斯韦卡特的“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等。一个世纪以来，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大致经过三个发展阶段：

(一)第一个阶段：从20世纪20―50年代是市场社会主义初步形成的时期。针对苏联高度的计划经济模式，奥地利自由主义经济学派代表人物米塞斯和哈耶克进行了全面否定，认为苏联的计划社会主义不可能全面实行经济核算，不可能实现生产资料的合理配制，是一条与市场经济根本不相容的“通向奴役之路”。对此，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起而反击，他所回应的核心内容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央计划局可以通过确定价格(和社会主义企业的制度环境)来代替市场，然后通过重复性的‘试错法’程序来调整这些确定了的价格，用以反映供求的波动情况。因而社会主义条件下合理的经济计算是可能的。”并进而提出了市场社会主义的概念，即认为生产资料可以为社会公有，基本决策和发展方向可由中央计划决定，除此以外的经济活动则让市场力量发挥作用。

该时期最著名的就是旅美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提出的“兰格模式”：生产资料当实行公有制，但小型工、农业可保持私有；要求建立不完全的市场体系，既存在着消费品市场、劳动服务市场，也存在生产资料市场、资金市场；实行国家、地方、家庭参与的多重决策体系；实行双重价格定价体系，消费品和劳动力价值通过市场来定价，而生产价值由中央计划机关采取模拟市场竞争的方法来决定。该模式虽然有明显的计划特征，但标志着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

(二)第二个阶段：从20世纪50～80年代。主要是一些东欧、苏联经济学家主张在计划经济框架内，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比如南斯拉夫经济学家组成的“市场经济学派”认为，经济的快速发展只有在市场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提出了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模式。捷克的锡克在《社会主义下商品的货币关系》中分析了宏观、微观商品经济的不平衡。其中宏观的由计划调节，微观的由市场调节。这一时期，除了理论上的探讨外，南斯拉夫、匈牙利等国家先后突破苏联计划社会主义模式，从50年代开始进行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在西方被称为某种市场社会主义形式的‘实验’”。东欧进入市场社会主义的“黄金时期”。

1　南斯拉夫“自治式”市场社会主义实践

在东欧国家中，南斯拉夫是最早实行改革的国家。以1965年为界，南斯拉夫的改革可分为两个阶段，即工人自治的市场社会主义和社会自治的市场社会主义。

1950年6月27日，南斯拉夫议会通过了著名的《工人自治法》，规定将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改为社会所有制，把生产资料交给劳动者集体支配，在企业内部实行“工人自治”，企业可以按社会计划的基本比例，根据市场供求关系自行制定生产计划等。这“标志着从指令式经济开始转入市场经济的决定性一步”。

1965年6月27日，南共联盟中央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它标志着从“工人自治”走向“社会自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宗旨是：市场和价格更自由地起作用，企业的权限进一步扩大，把国家掌握的扩大再生产的投资基金交给企业掌握。这次改革还宣布实行市场经济，企业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企业之间是市场关系。

南斯拉夫的这场市场社会主义“实验”最早在实践领域突破了苏联的计划模式，尽管经济成效并不明显，但它为后来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构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2　匈牙利“调节式”市场社会主义实践 　1964年9月，匈牙利成立了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同年12月匈党中央通过了《关于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决议》；1966年5月又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原则》。经过五六年的准备，从1968年1月起，匈牙利开始进行全面的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在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匈牙利坚持把计划管理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并作为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国家主要通过经济手段，即通过商品关系、银行信贷、价格、税收等渠道来调节企业的生产活动；从组织制度上扩大企业自。

匈牙利的改革成效比较明显，国内呈现出市场繁荣，供应充足，人民消费增长速度加快的局面，对外贸易也增长迅速。但存在的问题也是明显的，如企业虽然取消了指令性计划，但间接的行政干预强化了；政府对大多数物价实行限定，打破了市场物价问的互相依存关系；国家投资决策不仅涉及服务领域，而且涉及市场经济生产领域等等。这充分表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是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

这个时期，其他东欧国家的改革也有新的进展。1960～1970年，波兰进一步削减了中央计划中的指令性指标，加强以联合公司为经济核算单位的自；80年代放弃了统配体制，企业实行自主、自治、自负盈亏。民主德国于1963年通过《国民经济计划与管理的新经济体制准则》，强调经济管理机关要充分利用经济规律，大力推行完整的经济杠杆体系；1979年颁布联合企业法，扩大联合企业的自。捷克斯洛伐克于1968年4月实行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行动纲领》，提出建立“适合捷条件的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模式”目标，并于1978年在12个大型经济单位进行效率和质量管理方面的综合试验。

总的看来，东欧国家的市场社会主义“实验”取得了重大成就，同时也积聚了不少矛盾和问题，潜伏着危机和不安定因素，以至于随着苏联的解体，这些国家也迅速分崩离析。在这种形势下，一些主张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家开始彷徨，有的甚至起来否定自己。但毋庸置疑的是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给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建设以许多启发、借鉴，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史料来源：首先，市场社会主义者提出的“中性机制”思想，为我国探索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提供了启示；其次，在理清计划与市场复杂关系的基础上，把市场运用到社会主义中去，为我们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供了积极的思想来源。再次，市场和计划不是地位平等的发挥作用，但市场也不排除计划，两者共同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起到了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是主导力量。而计划就体现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上。

(三)第三个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其研究中心又回到了以西方为中心，英国经济学界掀起了一场新的市场社会主义的讨论热潮。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有两种：一是主张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联姻”论，利用市场达到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政治目的；二是主张启动市场在经济运行中的“主导机制”论，市场应成为交易机制的主导形式。无论是“联姻”论，还是“主导机制”论，都是对市场和计划关系的新认识，目的在于弄清如何通过市场使西方走向社会主义，是市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理论的重大突破。 　剧变之后，社会主义一度陷入“危机”。能否构建一种新的经济制度，它从效率、平等和民主等方面都比现代资本主义具有显著的优越性又能避免苏联模式的弊端呢?西方左翼理论家们在沉思之后重新举起了市场社会主义的大旗。东西双方在各自领域的探索中认识到，市场经济虽然是私有制的伴生物，但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西方左翼社会主义思想家(甚至是资产阶级某些代表人物)都没有把市场经济看成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它本身是中性的，完全可以和社会主义结合。只是在“如何结合”的问题上分化出不同的思想与模式。

三、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的扬弃――理论创新与成功实践

市场社会主义派认为，试图把公有制与市场化结合的做法，是一种幻想。然而他们没有想到，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是一种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成功范例。

1992年初，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基本形成。邓小平认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党的十四大明确规定把“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党的十五大对我国发展市场经济又作出了新的概括，主要表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十五大《报告》指出，在今后的十多年中，“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是必须解决好的两大课题”。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包括：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各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企业制度；培育和形成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完善科学的宏观调控体系；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建立健全必要的社会保障机制；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构建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行为约束机制等等。

由上分析可以看出，在市场经济能否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问题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没有原则分歧，但在社会主义如何与市场经济结合问题上，两者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显示出自己的特点：

(一)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标志，而资本主义市场则以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以往的国有制形式，与市场经济尚不完全适应，经过改革，在理顺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和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后，我国公有制经济的形式多种多样，有国有制、集体所有制以及不同公有制形式共同出资的股份制等。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结构，特别是国有及由国家控股的大中型骨干企业，将会具有更强的活力和更高的效益。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原则。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私有制为基础，财产的私人所有必然导致私人资本的无限扩张和收入的两极分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利于鼓励先进、提高效率、展开合理竞争，同时又不会导致两极分化。对外经贸部副部长、中国WTO谈判首席代表龙永图1992年9月份结束日内瓦谈判举行记者招待会的时候，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说，我的回答是我们是搞市场经济的，我们是赞成竞争的，因为没有竞争就没有经济发展。但是我们认为，必须兼顾在竞争过程以及竞争以后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兼顾那些弱势群体，必须兼顾市场经济中的社会公正和社会分配的平等。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市场经济和其他国家市场经济的区别。但从经济体制上讲，我们是市场经济。中国加入WTO以后，我们的经济体制将更加市场化。一些经济学家也曾不约而同地提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怎样做到)“市场经济+更大的社会公正”这一观点。为保证社会公正，协调地区发展，政府会通过自己的调节机制和社会政策，防止收入差距的过分扩大，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着强有力的国家宏观调控机制。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无论从名称还是从内容方面都坚持“社会主义”对“市场经济”的统率，政府可以通过经济社会政策、经济法规、计划指导和必要的行政管理，又力避对市场“基础性作用”的人为干预。创造一个稳定的、安全的和公平的社会环境，确保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忽视政治制度的保障作用，热衷构建纯粹的经济模式；有的放弃社会主义的实质内容，向资产阶级妥协以换取执政条件，“社会主义”仅仅成为一具示人的“空壳”。

第4篇：自然经济的定义范文

【摘要】在人类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生态环境却日益遭到破坏，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面临着严重威胁和挑战。正确处理好人与自然、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选择。西方的新古典主义经济生态观运用其价格理论对生态问题进行了求解，其理论是存在偏差的，很难形成科学的生态文明建设路径。而马克思主义经济生态观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以及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是真正科学的经济生态观，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正确的经济生态观，是中国寻求科学的生态文明建设路径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新古典主义 经济生态观 生态文明

【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识码】A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物质财富的生产和创造大大超出地球本身的承载能力，加之经济理论也长期把生态资源定义为非稀缺、无价值产品，促使人类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过度地向地球掠夺了大量的资源，造成了资源巨大的浪费与环境的严重污染，出现了当前全球范围内的“生态危机”。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使得人类生存和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威胁。“生态环境问题”也开始得到广泛关注。通过生态文明建设，解决好人与自然、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课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相当多的学者投入到探索解决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的研究中来。当然，生态文明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其中最为重要的方面之一是如何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也就是经济生态观的问题，并由此形成了不同的学派。西方主流经济学――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在“经济人”假定基础上，运用价格理论对生态环境问题进行了求解，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然而，在新古典主义经济生态观的理论指导下，是很难形成科学的生态文明建设路径的。而早其100多年的马克思经济生态观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以及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并已经对生态环境问题给出了科学的回答。马克思科学的经济生态观才是经济生态观的理论真谛，只有以其为指导，才能寻找到缓解生态危机、化解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的正确路径。

新古典主义经济生态观的理论局限

对于日益凸显的生态环境问题，20世纪60年代后兴起的西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提出了具有一定影响的经济生态观。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认为，经济的发展是以边际调节来实现的，均衡状态是稳定的，价格理论是其核心，价格机制是一切调节的原动力，从而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机制；经济发展完全可以通过市场这只“无形之手”，实现均衡发展。按照这一理论，新古典主义经济生态观提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对环境服务进行定价。因为生产过程中合理的环境要素服务定价和严格的环境保护策略，有助于促使生态环境保护内部化。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认为，由于资源的开采、加工的污染等破坏了环境要素，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不可逆性损失，进而使得消费者的效用受到了影响，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就应该从生态环境服务的价格机制或者补偿机制入手。因此，国家在制定环境保护策略时，就必须通过求解包含资源的效用函数，考虑不可再生资源的可耗竭性、环境损害的可累计性，并通过对污染控制、资源发展研究与投资、自然资源对环境影响的不确定性以及自然定律等问题的考察，选择适宜国情的社会偏好贴现率，通过资源、环境的定价和补偿机制，建立起生态环境要素适度内化模式；在保护自然环境的同时，还可以通过产业的集约化经营及科学技术的应用，使得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实现良性互动。

上述新古典主义经济生态观是建立在严格的理论假设基础之上的。而在现实过程中，其理论显然是不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首先，以价格为核心的经济生态观是扭曲了的生态观。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强调的生态环境服务定价和通过价格机制实现生态环境的保护是行不通的。因为生态环境是典型的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如果单纯地依靠市场机制的调节，必然会带来“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的悲剧。同时，对于如何定义不可再生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机会成本，学术界还没有统一的标准。正是由于缺乏统一的计算方法和衡量维度，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生态效率模型一直是“空中楼阁”，无法应用于实践。其次，完美的市场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在讨论生态环境问题时，虽然其前提是生态环境的不可逆性、不可再生资源的可耗竭性，但其建立的模型却是基于完美市场这一前提条件的，即信息是完全的。而在现实中，信息是不完全、不对称的，不确定性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最显著的特性。信息的不对称性会带来“道德风险”的普遍存在，因此，建立在完全信息假设下的政策方针与解决途径往往在现实中显得软弱无力。再次，建立在“经济人”假定基础上的经济增长理论与可持续发展理念是相互矛盾的。由“经济人”前提条件出发，在现代福利经济学、特别是在成本―收益分析框架下，理性的当代人（经济人）在其经济活动中只会寻求个人（当代人）利益最大化，既不考虑同代人的社会利益，更忽视后代人的经济与非经济利益。可以说，新古典主义经济生态观带来的是不可持续的发展观。况且，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性是追求剩余价值和利润，因此，其发展无疑是“反生态”的。

马克思主义经济生态观的科学性

面对新古典主义错误的经济生态观，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生态观重新加以审视，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重新审视生产、分配、消费，重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和谐。正如马克思所言，“劳动本身，不仅在目前的条件下，而且一般只要它的目的仅仅在于增加财富，它就是有害的、造孽的”。①

马克思、恩格斯从社会制度批判入手，着力构建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以及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理论，先于西方新古典主义生态经济学100多年就已经为人类的发展敲响了警钟。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对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进行过专门系统地论述，但是他们的生态经济思想广泛存在于各个时期的论著中。《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自然辩证法》等著作中，都有关于人与自然、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问题等方面的论述。综合这些著作中的论述，可以总结出马克思经济生态观的基本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观。人类社会的发展首先要处理的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就明确指出，人类“经常依靠自然的帮助。因此，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惟一源泉”②。恩格斯也有相同的论述，即“人本身是自然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因此，人类和人类社会都是归根到底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没有自然界就没有人自身”。③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整个自然界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人、自然与社会都处在这一循环过程中。马克思指出：“自然界，就他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④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与自然应当是和谐相处的，携手并进的。由于人类的经济活动对自然系统有巨大的作用，并且制约着人与自然的关系，所以，人类应当克服“自然服从于人的需要”的观点，避免人与自然关系的破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有着这样的论述，“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因为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⑤“我们统治自然界，绝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一样，绝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血肉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间；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⑥因此，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财富的创造不能违背自然规律。生态环境有其自身的承载力，如果人类不尊重自然规律，片面地追求物质财富的增长而忽视了对自然的尊重，过度地向地球掠夺资源，且不惜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那么人类必将遭受自然的惩罚。随着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人类对于“资本”的崇拜带来了自然的灾难。资本主义国家在大规模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也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污染和破坏。资本家追求利润的动机、榨取更多剩余价值的欲望淹没了人类保护环境的呼声。马克思、恩格斯敏锐地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自然带来的灾难，并明确地呼吁：“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⑦他们从多个方面论述了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追求经济增长而对自然资源的破坏，并进而预言，如果人类社会依然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行下去，那么地球上的自然资源将会耗竭。

第二，强调通过科学技术的运用建立循环经济体系。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是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他们敏锐地观察到了科学技术对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巨大影响和推动作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道：“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点是一目了然的。”⑧但是，马克思、恩格斯亦反对科学技术的滥用，他们强调废物的再利用，即现在所提倡的循环经济体系。马克思认为，“机器的改良，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来不能利用的物质，获得一种在新的生产中可以利用的形式”。⑨因此，“每一个进步不仅增加有用物质的数量和已知物质的用途，从而随着资本的增长扩大投资领域。同时，它还教人们把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中的废料投回到再生产过程的循环中去”。⑩他们认为，如果要克服资源被耗尽、环境被毁掉的危险，需要人类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即人类应当“合理地调节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进而实现的途径应当是，“把这种通过生产排泄物的再利用而造成的节约和由于废料的减少而造成的节约区别开来，后一种节约是把生产排泄物减少到最低限度和一切进入生产中去的原料和辅助材料的直接利用提到最高限度”。也就是说，要注意生产中的“最低限度”与“最高限度”，其中，“最低限度”是指最大限度地消减生产过程中的废弃物排放，而“最高限度”是指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过程中的资源利用效率。而“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就是指通过技术与制度的发展，摆脱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从今天的意义上来讲，就是要避免浪费、集约化生产，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第三，提倡生态化的消费模式。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直接提出生态消费的概念，也未能对消费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并形成理论体系，但他们的消费思想散落在各部著作之中，是其经济理论不可或缺的部分。正如马克思所叙述的，“在进一步阐述资本时，必须更详细地考察消费和生产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注重自然生态环境与消费的关系。因为人类最基本的物质消费资料是由自然提供的，“人在肉体上只有靠这些自然产品才能生活……”。人与自然必须“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中”，否则人类将不复存在。马克思认为消费应该是反映人的本质丰富性、全面性的消费，然而，当人的需要范围超出了自然的界限时，“自然界就会失去了自己的纯粹的有用性，因为效用成了人的效用”，从而会导致人对自然的掠夺与剥削。消费是人的最基本的存在方式与活动，先于生产而存在，人与自然界持续不断的物质变换是人类社会延续最基本的前提。当消费变成纯粹地占有资本时，人们就会陷于奢侈消费中无法自拔。资本将变成“凌驾于自己之上的完全异己的力量的财富”，从而使得消费“异化”了。消费领域的异化和裂缝向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蔓延，全面地渗透于人类生活，这种对资本的无限占有欲望，使得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矛盾愈发激烈且变得不可调和，最终导致了生态危机。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提倡生态化的消费模式，是要求人类的消费需求应当建立在对生态环境给予保护的前提下，将生态环境平衡、人类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最终目标的生态文明消费模式。

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生态观要求，经济社会的发展不能破坏人与自然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的整体生态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必须是与自然生态环境相协调的可持续的发展，以尊重和维护生态系统稳定有序为着眼点，不能破坏生态环境的“新陈代谢”能力。只有把人与社会都融合于生态自然，形成一个休戚与共、息息相关的整体，才能实现真正的生态和谐，即“所有社会经济体制都嵌入到了自然环境之中，并依赖于它，相应地，人们不得不考虑社会经济体制和生态系统之间的交互作用，考虑污染和生态退化等类似的效应”。

小结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生态观显然比新古典生态观更加科学和深刻。对此，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奥康纳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在生态危机的问题上，马克思谱系的理论要比自由主义及其他类型的主流经济思想更有发言的机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资源过度开发、生态环境严重破坏等问题，面临着生态危机的重大威胁。保护生态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成为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党的十明确提出生态文明的建设目标，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成为“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不仅是摆脱生态危机的重要举措，同样也是世界发展的需求，是时展的要求。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要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以及资源利用的关系，不应当完全照搬西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尤其是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新古典主义经济生态观所指导的经济社会发展，只会带来发展的更加不可持续以及生态环境的恶化。

我们应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生态观解决中国当前面临的生态问题，建设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第一，摒弃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所提倡的“GDP崇拜思想”。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内在动因驱使下，从剥削劳动转向掠夺自然、破坏生态是资产阶级的必然选择，因此，从经济危机转向生态危机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这种“反生态”生产方式的实质必然是掠夺自然、剥削自然的。因此，解决生态危机的关键在于扭转这种“反生态”的指导思想，即“GDP崇拜思想”。第二，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人类干预自然的活动是有限的，人类社会必须与自然共同发展，不能独立于自然之外。在关注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遵循自然规律，解决好人与自然的矛盾，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要求注重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平衡，没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就没有健康和谐的社会生活，更谈不上人的全面发展。第三，理性地处理节约与消费之间的关系。中国作为世界人口最多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的加速进程中，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偏离了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因此，节约资源与保护环境就显得极其重要。第四，鼓励生态和谐的技术观。当前世界逐渐恶化的生态危机之根源并不在于科学技术本身，而是在于人们“控制自然”的观念。科学技术的运用应当与自然资源的配置方式以及社会发展的政策方向相结合。根据生态环境平衡与市场需求变化动态地进行分配。自然资源的分配与政策的制定也要重新开始充分考虑经济发展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避免工业化对环境的破坏与污染，使得全社会的生产都建立在生态文明的基础之上。第五，注重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生态观指导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运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生态观指导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实践，创建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生态理论体系，为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提供理论支撑，这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在新的文明――生态文明到来之际，中国理论研究工作者的历史使命。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制度建设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2&ZD057）

注释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5页。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7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38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72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83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84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51页。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424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16～117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64页。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926～927页。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18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43页。

[德]马克思：《1848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6页。

[德]马克思：《1848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6页。

[德]马克思：《1848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31页

[美]赫尔曼・戴利等：《珍惜地球――经济学、生态学、伦理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9页。

第5篇：自然经济的定义范文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内涵；辨析；再理解

尽管党和国家在政策层面上一再强调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不是只讲市场经济，不讲社会主义，同时强调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然而，长期以来，理论界的主流观点与政策主张却背道而驰。这不仅影响到改革的政策取向，更对经济改革造成不应有的负面效应。在改革开放已走过三十年的今天，有必要重新梳理各种观点，纠正错误的理解和导向，正本清源，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指导下，恢复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理解。

一、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的不同理论阐释

(一)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的观点

这种观点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特有的东西，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是不能共存于一个社会的，因而计划与市场也是不能共存于同一经济体中的。这种理论观点并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而只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改革开放以来，持这种观点的经济学者所提出的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实际上一方面把我国经济改革的对象——旧的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产品经济体制等同于计划经济。另一方面把市场经济同计划经济对立起来，认为二者是相互排斥、不能相容的，从而将改革的正确方向即由产品经济转到市场经济，错误地改为由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否定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结合，错误地将计划经济列为否定的对象，实质上主张自由市场经济。在这种教条主义的影响下，或竭力反对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转而主张搞私有化，认为市场经济等同于私有制。

(二)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的观点

这种观点认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要发展市场经济必须消灭公有制，实行私有制。该观点认为，公有制经济不具有私有制经济的排他、独占等性质，其所有者是一个抽象主体，产权是不确的。公有制经济的实际经营者只享有从经营中获取利益的权利，而不负有为自身错误决策承担相应责任的义务。因而，公有制经济的实际经营者极易从个人角度出发作出各项决策，而不惜损害所在经济体的利益。并且由于公有制经济的特殊地位，其他所有制经济很难与之公平竞争，市场发挥资源配置作用的平等性和竞争性条件无法满足，自然也无法达到所谓的整个社会利益的实现。而只有私有制经济才是市场经济的天然温床。私有制经济的企业和个人具有完全的排他性和独享性，一切行为以实现自身和增加自身福利为目的，而恰恰在追求自身个人利益的过程中，实现了全社会的利益。这也是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机制的主要内容。这种观点的政策主张实质是搞私有化，建立私有制，在改革中的表现就是主张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改革。

(三)新自由市场经济的观点

新自由市场经济的观点是新自由主义思想体系的一部分，是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现代再现。自由主义理论的思想来源主要有三个：一是洛克和密尔的政治自由学说与财产所有权理论。二是启蒙思想家合理的利己主义学说。三是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这是新自由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基础。新自由主义思想和传统的自由主义思想一样重视市场的作用，认为市场是最佳的可自我调节的社会结构。因为，一方面，经济运行是有规律的。另一方面，在自由市场情况下，个人能实现最大限度的自由，市场调节在不受外界干预的情况下能最有效率地满足各方面需求，自动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而政府只充当“守夜人”的角色，其干预行为往往会使情况变得更糟。新自由市场经济理论认为，计划经济是市场经济不可调和的对立物，因而建议用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主张实行全面的私有化，认为私有财产制度是自由市场制度的基础。其基本观点和政策主张是：国民经济基本上由市场自发调节，国家实行最低程度的干预，取消国家计划机构，否定国家发展规划；在所有制结构上，取消国家所有制，实行最大限度的私有化，大量吸收外国资本参与私有化改制；在国有企业改革上，主张改掉公有制，实行私有产权制度，最大限度地缩小国有企业涉及的领域和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可见，在新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自由市场经济，就是实行全盘私有化的市场经济。很明显，这套改革主张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背道而驰的，应警惕这种观点的不良影响。

(四)以“现代市场经济”取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观点

这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是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不必考虑所有制问题。市场在国民经济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国家通过财政和货币手段间接参与经济资源配置和国民经济运行。由于“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是竞争机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内容就应包括：一是进行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独立自主、自负盈亏、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二是破除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健全现代市场体系。三是建立并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法制体系，为市场主体创造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环境。四是摒弃旧的干预经济发展的行政手段，改用间接的财政和货币手段来调节宏观经济的发展。为此，该观点认为，在实践上的首要任务是实行广泛的私有化，将国有企业私有化或实行股份制，使国家的作用从微观经济运行中逐渐淡出，直至完全消逝。

(五)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解为“社会公平+市场效率”的观点

这种观点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解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说就是社会公平与市场效率的结合，即社会公平+市场效率。该观点提出摒弃计划经济而实行市场经济是因为在社会资源的配置上，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更具效率。但市场经济在运行中存在市场失灵，进而产生各种社会经济问题，其一便是要素社会分配不公。追求社会公平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要求。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后，必须使社会公平与社会效率完善地结合起来，这就是我国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观点的影响较大，在很长时间内成为社会上一种主流观点。在这种观点影响下，学术界出现了如各种“社会主义”的定义，主张将“公有制为主体”从社会主义定义中抽掉，提出“普遍幸福社会主义”、“功能社会主义”、“社会公平等于社会主义”、“股份制等于公有制”等概念的现象。这种观点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解为“社会公平+市场效率”，显然是片面的。一方面，混淆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与表象。社会公平和市场效率是一种表象概念，是所有市场经济国家追求的目标或判断国家经济运行水平的标准，但不能成为区别任何两个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制度不同的判断标准。另一方面，淡化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即生产资料公有制。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是区别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标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必须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本质的特征。

纵观以上五种观点可发现，在经济理论史上，长期存在将市场经济与公有制对立起来的观点，这已成为一种教条。整个现代西方经济学都表明：自私经济人是出发点，市场经济必须以私有制为基础。这种教条思想在改革初期表现为社会主义国家排斥市场经济，在改革后期表现为市场经济必然意味私有化，这成为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的思想根源之一。

二、科学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

科学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在辨析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关系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内涵进行再理解。

(一)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

在我国经济改革过程中，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不相容论一直存在。实际上一些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对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概念及其关系的认识本身就是不正确的。首先，市场经济的概念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第一，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与商品经济没有本质区别，只有发展程度与阶段的不同。厉以宁曾说：“从本质上讲，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是一样的。”第二，社会分工决定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育程度。一方面，社会分工是商品交换产生与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曾指出，“这种分工是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另一方面，社会分工决定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和水平。列宁根据这一原理分析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指出，“国内市场的建立(即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基本过程是社会分工”，“市场和社会劳动专业化的程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第三，市场经济是社会分工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与社会制度没有必然联系的一种生产组织形式。市场经济是在社会分工发展的推动下，由商品经济发展而来的。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封建社会，社会分工简单、低下，不能形成市场经济机制。历史发展到近现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密、复杂、全面，人类社会的生产形式才由自然经济发展到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所以市场经济是由社会分工的发展状况所决定的一种生产形式，并不是某个社会制度所特有的。其次，计划经济是一种和无政府状态经济相对应的生产形式，政府宏观调控是计划经济的一种具体形式。所谓计划是指国家作为一个社会主体代表的角色，监控市场经济的运行，通过事先的计划对宏观市场和微观主体进行适当干预，维护国民经济的均衡、平稳发展。以市场为基础的计划经济能有效克服自由市场经济先天的自发性、滞后性、盲目性缺陷，从而有效保证社会生产与社会需求的平衡，避免生产过剩造成社会资源浪费。最后，无论是单纯的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在经济资源配置上都有其固有的优势与不足。对单纯的市场经济来说，一方面，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市场主体通过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来实现整个社会的利益，在大部分情况下能避免社会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市场调节有其固有的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缺陷，无法支持公共物品的供给以及保证社会收入分配的公平，不能使社会经济发展的利益为人民共享，惠及全体人民。对作为生产形式范畴的计划经济来说，一方面，它可从全局和总体利益上布局生产力，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避免经济运行的剧烈波动。另一方面，计划调节容易受到主观认识能力的限制，不能完全满足利益创造者对个体利益的追求，需要复杂的组织体系推动，并具有一定的时滞性。因此，将两者取优补短结合在一起，组成一个优势更加明显、不足相对弱化的新的生产形式，即计划市场经济体制，这是生产力与社会分工发展的必然结果。我国正在建立和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一种计划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内在地结合在一起，计划以市场为基础，市场以计划为指导。在计划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被纳入到国家计划的轨道，按照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要求有序运行，可保持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基本平衡。

(二)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的关系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如果说市场排斥公有制经济，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不相容，亦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无法建立。事实上，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可以相容，且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仍能发挥其高效率配置社会经济资源的作用。从理论上看，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没有公有制，也就没有我国的社会主义。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因为，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生产社会化这一对基本矛盾，在这一基本矛盾的作用下，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社会平均利润率下降和相对人口过剩两大规律，必然导致生产过剩，爆发经济危机。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调和的矛盾。随其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会被社会主义公有制所代替。卓炯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明确提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建立强大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是一个最大的缺陷”。从实践上看，即使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国有经济也存在并与市场经济机制相适应。郎成平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股权结构做的研究表明，欧洲国家持股现象非常普遍。在被研究的欧洲5232家公司中，奥地利国家持股14.81％，芬兰国家持股15.12％，意大利国家持股9.98％，挪威国家持股11.81％，瑞士国家持股7.59％。这充分说明国有经济完全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不会成为市场经济发挥其资源配置作用的阻碍因素。当然，必须承认我国旧的公有制经济形式存在严重问题，必须改革。但同样必须承认，我国旧的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的问题，在于其长期处于我国旧的高度集中的计划产品经济体制管理模式下所遗留下来的管理层面的问题。如，严重的倾向，以长官意志、行政手段管理指导生产经营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探索建立新的公有制经济管理与运行机制，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生产经营运行机制，在公有制的基础上改革一切不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管理运行方法和体制。而认为要发展市场经济必须改掉公有制、实行私有化，则是脱离了中国客观的历史和现实，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照抄照搬。

总之，市场经济是不排斥公有制的。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其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主体地位。

(三)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关系

现代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的更高发展阶段，是自由市场经济适应生产力和社会分工新的发展，是加入政府干预因素而形成的新的生产组织形式。其显著特征是：市场经济发展到更高的阶段，形成更加完善、复杂的现代市场体系；市场对社会经济资源配置发挥基础主导作用，国家通过间接的财政和货币手段对宏观经济运行进行干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要建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现代市场经济。因为现代市场经济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含义中的一个层面，除此之外还有计划市场经济和公有制为主体两个层面的内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计划市场经济，是计划与市场的有机结合，是把市场纳入到国家计划的轨道，使之按照国民经济结构有计划地运行与发展，保持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基本平衡，自觉按价值规律的客观要求组织生产。在计划市场机制中，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是统一的、有机结合的、互相渗透和融合在一起的，其作用覆盖全部市场范围，而非相互割裂。计划市场经济能克服自由市场经济的弊病，基本保持市场供给与需求的平衡，有利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实现，有利于社会再生产过程的顺利运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本身固然没有什么“姓资”、“姓社”问题，但现实具体的市场经济是不能离开历史上某种特定的生产关系而运行的，它必然会与某种生产资料所有制结合，形成一种历史的、现实的、具体的社会经济制度。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形式或社会性质来说，它是姓“社”的。从另一个角度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一般性与特殊性这两重性质。从一般性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发达的社会分工为根据，是一种计划化了的现代市场经济。从特殊性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性质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决定的。

总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含义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现代市场经济。二是计划市场经济。三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它是这三层含义的综合或统一。前二者属于生产形式的范畴，后者是特殊生产关系即所有制的范畴。这三个层面结合，组成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三、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的实践意义

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内涵，对我国经济改革的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只有把目标搞清楚了，才能找到实现目标的正确方法和途径。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内涵出发，要深化改革，探索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途径。

(一)大力发展现代市场经济

第一，建立和完善现代市场经济的载体，即现代市场体系。建立和完善我国的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知识产权市场、职业经理人市场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第二，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企业制度，培育市场竞争主体。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与制度安排，建立健全科学的企业管理制度；理顺产权关系，实现出资者所有权与企业经营管理权的分离；形成产权约束机制，使企业真正成为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第三，建立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国家宏观调控体系。建立健全我国宏观调控决策、监督、评估体系；用科学的宏观调控手段，选择合适的中间目标，通过财政和货币手段间接调控市场，实现国民经济的均衡运行，促进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要把国家的宏观调控同科学发展观联系起来，积极引导我国企业走上科学发展、持续发展、绿色发展、有限制发展的轨道。

(二)积极探索实现社会主义计划市场经济的运行模式

计划市场经济存在多种具体形式。探索实现计划市场经济的方式方法，笔者提出一种基于公有制分享经济理论基础上的“净收入分成制”的企业管理方法。其具体做法是将企业净收入在国家、企业、职工个人三个经济主体之间按一定的比例分享。职工不拿固定工资和奖金，而是按事先确定的比率分享净收入。净收入分成制不仅是一种新型的公有制分享经济的微观经济运行机制，而且也必然对国民经济整体运行产生重大影响。一方面，它能克服总量失衡与结构失衡，促进国民经济协调高速增长和社会经济效益稳步提高。另一方面，实行净收入分成制，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必然形成荣辱与共的局面，能从微观上解决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滞涨”问题。

第6篇：自然经济的定义范文

一符合科学的认识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路径选择是党和人民利用科学的认识论工具———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作出的正确抉择。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科学性，在于创设性地把革命的、能动的实践因子引入到认识论体系中，摈弃旧唯物主义直观的、消怠的反映论。旧唯物主义根本缺陷就在于预设人是生物个体的简单存在，人的认识活动是对自然客体的镜子式的对照反映，把自然单纯为人的直观对象，忽略实践作用，排斥认识与实践之间的拉锯式互动关系。而把实践作为本质属性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则强调，人是现实的存在，具有实践活动的主体性，人对客观世界认识不是简单摄影关系，而是实践对本体世界的反诘活动。通过不断的实践反诘，人们才能认识客观对象，掌握客观事物发展的本质，并据此引导人们开展深度的实践活动。换句话说，人可能在作用于客观对象的对象性活动过程中能动地认识世界，预判客观事物的发展逻辑，合法地作出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的选择便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科学表达，是遵循我国经济发展规律作出的选择。经济的社会形态发展本身就具有客观规律，它“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1］，而认识这种经济形态发展所遵循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规律只能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认知程式。首先，它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关于历史发展的主体性原则和客观性原则统一的观点，二者的有机统一也是判断事物发展合法性的依据。主体性原则是主体的内在性把握物的尺度原则，突出人的实践性。经济活动作为主体的自觉行为，在于主体能根据内在性法则选择自我塑造的行为活动价值，满足主体的发展需求;客观性原则是事物的流线发展，表达外部世界掩抑下物发展的本质力量。主体性原则与客观性原则的统一就是寻求主体的目的选择与物本质力量的规律表达的一种平衡。这种平衡就是革命的、能动的反映论观点，客观性原则要求主体在实践的基础上认识客观世界，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由理性认识去指导实践，并从实践中检验认识的真伪，丰富和发展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选择符合这一经验识辨的过程，它就是一个在实践中反复认识、检验的过程，既定原则不是最终选择，不成熟的理论在实践中被扬弃，实践指导范式的绝对理念缘起物本质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源于事物发展客观规律性，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性和因果性。因此，主体对经济路径的科学选择不能违背这种客观规律，这是人类主体发展合规律性的要求。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选择又必须是中国人民从自身目的、需要作出合理的选择，有合目的性的要求。在社会主义经济路径选择过程中，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能动反映论去认识社会主义经济活动，这种认识的选择必须是类主体合目的性发展要求的一种萃取。由于受实践主体的实践技术和环境的束缚，类主体合目的性选择就是在描述性价值中寻找规划性的价值。规划性的价值是描述性的价值域中一个可选值，它论述了类主体本质力量恰当性，主体能否选择价值多元性的层次性高的元素在于主体的本质力量是否足够有这种内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是中国人自身本质力量发展程度与价值值域变量取值的一种函数关系体现。就此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是合规律性的和合目的性客观、协调的统一，中国人选择的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是合法的、合理的。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选择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关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的观点。任何科学的选择都必须遵循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的选择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的有机结合。指涉整个客观世界，任何知识都是无限经验的一个片断的静态的有限认识，这种认识是具体的、有限的、现实的，是“实践主体内在互传递”的类本质力量阶段性最高的认知体现［2］，这种认识力量所认知存在的原则若具有事物的一般性，以遵循客观规律为前提，便是绝对真理阶段性诠释，这也是主体认识的本质力量客观的、绝对的、历史的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是这种主体实践意识的科学表述，它既反映着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一般性，又包含着符合中国经济现实需求的特殊性。马克思、恩格斯两位先哲只是为我们提供发现问题、观察问题、研究问题、处理问题的指导原则，绝不可能提供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案。中国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经济路径选择在于要区分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的具体结论之间的差别，具体结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对经验存在的既定判断，是先定条件的一种偏好结论。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错误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的具体结论，就是忽略物质运动的根本属性，主体反思判断的认识能力缺位。反思判断关键就是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把握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这一合法性判定标准，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核心要义中把握好特殊性与普遍性原则，进行事物客观发展的本质性的规律思维运算。在此意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选择合法性的确证，在于有力利用主体反思判断的思维程式，毋庸置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的选择是理论与实践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二历史逻辑的支撑:思维经济“特殊对象”一般性

恩格斯说过:“思维的至上性是在一序列非常不至上地思维着人们中的实现。”［3］至上性思维是指人类通过理性的精神直接思考历史的“特殊对象”，从变化中寻找不变的逻辑结构的内核，理解个别事物间发展的一般性。一般性提供着事物符合客观规律发展的过去、现在、未来知识。中国每作出一个社会主义经济路径特色的选择可以说就是一次对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及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历史和世界其他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特殊史实的完整回溯，每一个选择都是一次总结失败教训与成功经验的历史逻辑的思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选择既吸取了世界各社会主义国家搞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又是在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原则下，大胆开拓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新时代的体现，符合历史的发展逻辑，具有合理、合法性。这一合法性表现在它是思考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等特殊经验的结果，不是凭空想象，有丰富的历史事实作为考据的对象。邓小平曾经说过:“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的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就是长期总结国内外经济建设经验的结论，这是一段思维“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过程。“特殊对象”是指历史界域内具体的历史片段，它蕴涵着历史普遍性，存在着事物发展的一般性，可以说，“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具有事物发展“普遍逻辑”的性格，而人脑的内在理性程式有把握这一性格的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就是“特殊对象”的思维理性程式的运算结果。“政企分开、企业自主”的经济政策的选择得益于思考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前所面临“权力过于集中”这一“特殊对象”，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就批评过“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他认为把什么东西都集中在中央或是省市，不给工厂权力、机动的余地和利益，不妥当。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云同志为大力发展生产力而科学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构想，指出在所有制结构、经济运行和市场结构这三方面下，保留一部分的产品自由生产、一部分个体经营和一定范围的自由市场，可以弥补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不足的特殊历史经验，这些“特殊对象”为我国实现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还有，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针对有人提出消灭商品和货币，提出“只要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极其必要、极其有用的”的观点［5］，这一“特殊对象”贮蕴着经济发展的“一般逻辑”，后来变成了邓小平所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必然性选择。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也吸收了苏联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的无数特殊成功经验。列宁根据当时俄国国情的实际需要，强调利用商品货币关系的重要性和利用资本主义的强大资源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为中国建立“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政策提供了事实考据的对象。同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的选择也没有对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过程中失败教训掉以轻心，这些“特殊对象”被规限于非经济发展“一般逻辑”的实践合法限度之内。生产力尚未成熟，苏联就搞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把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排除体制之外，政府对企业下达的是僵化产品数量计划指标，生产资料由主管部门按计划分配，产品由国家物资和商业部门收购，创造的利润尽数上交国库，生产费用由财政拨发等，这些政策严重影响企业和工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社会主义经济原有的活力丧失，这样的经济路径不具备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合法性，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的选择极力避免遵循这类“特殊对象”蕴涵下反一般性法度。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的选择也凝结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人类科学发展策略的思想光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市场引导商品，以价格调整生产，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伟大的举措便是得惠于西方发达国家发展经济的特殊实践。美国保守主义者弗里德曼曾中肯论证:“自由市场仍然是最好的路径，斯密原初教义是正确的，政府的干预无论在何处都会把事情弄糟。”［6］在思考这些“特殊对象”逻辑的前提下，中国政府在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合法限度内，建立了适度的自由市场，激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也是从有限的现实经验抽象出具有反思性的合法经济选择，这种思维体现了人类自由思维的必然性，是生产关系实践的历史必然状态。从认识论上说，自由和必然是相联系的，自由是对必然状态的追求，恩格斯也说:“自由是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界”。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的选择不是凭空想象，是对“特殊对象”的自由思维，是事物必然性“一般逻辑”的科学思考，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阶段中生产关系发展规律，它们把握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方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背景下规范性经济秩序，是历史与实践的必然选择，具有历史发展逻辑的合法性。

三现实实践合法性:自治行为体内在与外在自由颉颃

经济行为规范的合法性，体现于个人的自治行为体身份的行动自由，这种自由是行动自治的表述。行动自治表现为一种最为理性的积极自由，既是对内在本质追求的个人回应，又是满足行为主体的外在自由，表达内在自由与外在自由颉颃的状态。颉颃追求的是一种平衡力，即内在自由摈弃自由意志选择任性，从自我的精神构造中理性地接受外在自由影响和塑造能力，本质上就是满足环境诉求与主体实践能力的平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选择亦是如此。从逻辑主项复量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可表述为自治行为体选择的全称肯定命题。国家作为个人共享行动主体，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行为要表述政治共同体的行动自治，就必须建立在所有主体对政治对象的有公共公民权意趣，这种意识的形成在于能契合外在自由的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根据中国的国情，从中国的经济实际承载力有限选择满足环境诉求的政策，这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第一准则。例如，面对破除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面临的资金缺少、科学技术落后、管理制度不成熟等发展瓶颈的环境诉求，党中央科学选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对外开放政策，进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同样，经济体制改革也是在特定环境诉求许可下进行的，即国家提出“鼓励和发展个体、私营和外资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不同所有制的混合经济”的新思路是在我国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巩固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这样背景下进行的。毫无疑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选择体现了个人自治行为体赋予共享权力主体的行动自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环境诉求和经济实践能力的平衡体现，得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证明。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需要，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根据“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的原理［7］，行为主体的代表———中国政府要根据生产力实际的能力级，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不动摇的前提下，逐步解决我国经济体制结构调整的环境诉求，来促进我国经济的科学、快速和健康发展。从逻辑主项单量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是个人自治行为体选择的单称肯定命题。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取得的辉煌成果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满足了个人自治行为体的行动自治，形成了主体实践的自觉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本质上是社会给予和主体选择之间一种契合的结果，这种结果是主体通过社会实践对事物价值现实诉求模糊性的排除，是对社会客观发展需要共同选择的断定。共同选择具有塑造主体实践自觉性的自然力量，可使文明的存在成为可能，因为类主体的需要和对类主体需要的满足是主体自觉追求的历史活动。马克思、恩格斯说过:“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8］中国人民拥有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的自觉力量在于中国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的价值断定下一个明确的答案。确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是实践个体自身价值与“在的”自身和谐统一，是对内在自由与外在自由契合结果的心理倾向，因此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支持。心理倾向表现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选择信心的无比坚定，一份统计数据结果可以推理出这个必然性事实。

第7篇：自然经济的定义范文

【关键词】凯恩斯主义 自由主义 古典经济自由主义 新经济自由主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中图分类号】F091.3 【文献标识码】A

经济自由主义概述

自由主义是强调以自由作为主要社会价值取向的一系列思想流派的集合。自由主义以人的本性和权利要求为出发点看待社会和秩序，反对对于个人自由及权利的干预，反对专制，主张既以法律保护个人权利和自由，也以法律限制政府权力的运用。从历史上看，自由主义既是一种社会运动，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主张摆脱政府的约束，其极端形式就是无政府主义思潮）。在学术上，自由主义则是一种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

自由主义起初主要是中世纪后期争取个人权利和自由的思想及社会活动。资本主义条件下自由主义的前提和先导，就是文艺复兴运动、思想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而古典的经济自由主义则是资本主义发展和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反对封建专制与束缚的思想和诉求。

自由主义思潮发端于欧洲中世纪末期，发展于资本主义迅速成长的18世纪和19世纪，并一直延续到20世纪和当前。自由主义集中发轫于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等欧洲的主要国家，并传播到美国。从经济自由主义角度看，20世纪30年代之前是古典经济自由主义，此后则是新经济自由主义。英国的古典经济自由主义是前者最典型的代表。

欧洲大陆国家的自由主义与英国古典自由主义有所区别。法国的自由主义主要由启蒙学者、百科全书学者以及重农学派（亦称重农主义者）所阐述。德国则由康德和洪堡等学者对自由主义理论进行了阐述。康德主张建立“合法的宪法，在法律范围之内确保每个人的自由，让每个人都能以他自己认为最好的方式来追求幸福，同时，他不能侵犯其他人的合法自由和权利”。①洪堡则主张个人的充分发展不仅需要自由，也需要多样化的环境。

经济自由主义的共同特点在于：第一，信奉自由市场机制的优越性。经济自由主义者无一例外地相信自由市场经济机制的优越性，认为它是自发形成的、最自然、最合理、最和谐的经济秩序。他们认为，自由市场秩序是一种在完全尊重个人利益和自由基础上自发形成的自然而和谐的社会秩序与协调机制;自由市场制度是优于其他经济制度的、最有效率的经济制度。第二，主张“有限政府”。经济自由主义者认为，一方面，个人权利和自由是不可侵犯的，但另一方面它又需要受到保护、得到保障，因此，社会既需要政府，又不能让政府侵犯人们的自由。最好的办法就是存在一个权力和行动“有限的政府”，即法制约束下的政府。第三，信奉个人主义哲学。经济自由主义者是个人主义哲学的信奉者。他们将社会看作以个人为基础的集合体，个人是先于社会的，是社会存在的本源与真正的行动者。因此，任何社会现象都必须从个人主义立场出发才能得到真正的解释。这种观点就是所谓“原子式的”社会观。

古典经济自由主义有两个基本出发点，从而形成了内部的两个分支：其一是出于完全自发的个人自由活动所产生的经济秩序。这种经济自由主义后来被称作“原教旨的”经济自由主义，进一步演化为“自由至上主义的”经济自由主义，或者“极端的”经济自由主义。其二是出于个人理性建构的自由主义经济秩序。英国古典经济自由主义被认为是前一种。欧洲大陆的、特别是以法国为代表的经济自由主义是第二种，强调合乎个人理性而建立的社会秩序。这被哈耶克称作“建构主义的”经济自由主义。

古典经济自由主义

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萌芽。在欧洲中世纪末期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初期，欧洲各国的封建统治仍然十分强大。政治上，封建领主和君主借助于等级制的隶属关系和精神上的“君权神授”对社会实行有力的控制;思想和文化上，教会与封建主结合在一起，利用宗教对人们进行统治，实行文化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使人们从思想上屈从于“神”（上帝）的意志（宗教教义）;同时，人们的经济活动也只能符合既有的封建制度和宗教教义的安排及要求。这样，新兴的资产阶级（商人、手工业主）的经济活动与社会其他活动（如科学技术研究及其应用）便受到极大压制而无法开展。在上述有关矛盾日益积累和加深的情况下，欧洲各国相继出现了文艺复兴运动、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这些运动的核心精神便是自由主义的酝酿和产生，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萌芽也就产生于此。

古典自由主义认为，自由是人类生来具有的、不可分离的权利，不是任何人授予的，也不是任何人都能够干涉或取消的。个人的经济权利（或人身及财产权利）是其中的必要组成部分。经济自由的重点是产权自由和生产与市场交易的自由。

第一，英国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萌芽。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是资本主义产生时期自由主义思想的奠基者之一。他认为：“理性，也就是自然法，教导着有意遵从理性的全人类：人们既然都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②有学者认为，“约翰・洛克被视为第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他也是现代政治学理论之父”。③苏格兰启蒙运动对于英国古典经济自由主义也具有重要影响，其主要代表人物有主张自发秩序的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主张功利主义的弗兰西斯・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以及杜高德・斯图尔特（Dugald Stewart）。弗格森和哈奇森对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哈奇森就在其《道德哲学体系》（1755）一书中，对权利和自由的关系，进行了精炼的阐述。他说：“每一个人都有一种自然的权利，根据他自己的判断和偏好，为着这些目的，在劳动或娱乐等所有这些并不伤害其他人的身体或利益的活动中，去行使他的能力，而并没有更多的公共利益必然地需要他的劳动……对这种权利我们称之为自然的自由。”④

第二，法国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发端。法国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发端以重农学派为代表。“重农主义”（physiocracy）一词的含义就是“自然的法则”。“自由放任”的口号也由重农学派提出。反对封建专制和重商主义干预政策是法国经济自由主义的基本目标。重农学派在革命前的形势中应运而生。它代表农业中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在对重商主义政策的批判中逐渐形成和发展。法国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先驱是布阿吉尔贝尔和理查德・坎梯隆（1680～1734），但最重要的代表是重农学派的弗朗斯瓦・魁奈（Francois Quesnay，1694～1774）和安・罗伯特・雅克・杜尔哥。“自然秩序”思想是重农学派的基本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这同法国启蒙思想家的观点是一致的。重农学派主张的“自然秩序”，实际上是理想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他们认为，私有财产及人身自由是“自然秩序”新规定的人类的基本自然权利，国家要少干预人民的经济生活。但是，重农学派的经济自由主义是不反对封建君主的。这与英国自由主义者对封建贵族和君主的妥协有某种相同之处。

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奠基和发展。第一，英国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奠基人是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1776）和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休谟认为，人们追求自身的私利是人性的一种表现，只要不会威胁其他人或所有人的“公益”，就是正当的，而且对社会是有好处的，不应对其加以限制。他说：“只要私人经商和私有财产得到社会权力机构的较大保障，社会本身就会随着私人商业的繁荣发达而相应强盛起来。”⑤休谟进一步将自由贸易的好处推及到国际方面。他说：“我敢断言，一般地说，任何一个国家的商业发展和财富增长，非但无损于、而且有助于所有邻国的商业发展和财富增长。”⑥休谟认为，从事工商业的手艺人和商人都是“自由社会最优秀最坚定的基础”。休谟为自由社会的产权和契约、自由市场银行制度、自发秩序所做的辩护，以及他对重商主义进行的批判，都为英国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奠基作出了贡献。休谟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对亚当・斯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斯密著作中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明显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人性论”和“自然秩序”的立场与世界观。斯密认为，人的活动是人的本性（利己心）决定的。道德上，人既有同情心、利他心，又有利己心，但首先是利己心。利己是主观目的，利他既是实现主观目的的手段，也是客观结果。主观上要利己，客观上却实现了利他。利己必须以利他为手段才能实现。经济活动中主要是利己心起作用。追求个人的经济利益通过自愿的交换（市场行为），会使交换双方都能达到各自利益的满足。社会经济活动就这样自发展开和进行，社会秩序也随之自然形成。市场经济就是这样一种自发形成的秩序。总之，社会秩序的基础就是市场的自发秩序，它是基于人换的自发联合或合作。斯密认为，这种人性是永久和永恒的，在产权私有的明确界定之下，它是经济活动的出发点，也是市场秩序自发形成的原始推动力。

他在阐述自由市场的优越性时，首先谈到如何以利己心来开展经济活动：“人几乎总是需要他的同胞的帮助，单凭人们的善意，他是无法得到这种帮助的。如果他能诉诸他们的自利心，向他们表明，他要求他们所做的事情是对他们自己有好处的，那他就更有可能如愿以偿。……我们期望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切。我们不是向他们乞求仁慈，而只是谈论对他们的好处。”⑦斯密还说：“即使并非出于他的本意，也并不一定对社会更糟。通过追求他自己的利益，他往往能够比在真正打算去促进社会利益的情况下更有效地实现这种结果。我从来没有听说过那些假装为了公众幸福而从事贸易的人做过多少好事。”⑧对出于个人利益而形成的自由市场秩序，斯密进一步以“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说法来加以阐述。他说：“由于每一个人都努力把他的资本尽可能用来支持……产业，并努力指导那种产业，使其产出能达到最大值;每一个人就必然竭力使社会的年收入尽可能地增大。确实，他通常既不打算增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他对于它究竟增进了多少……通过以使其产出尽可能达到最大值这样一种方式来指导那种产业，他只盘算他自己的所得。在这里，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去实现一种并非他本意要达到的目的。”⑨

斯密对英国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最大贡献就是，他提出的符合“自然秩序”的经济和谐发展的思想，即“一只看不见的手”原理。斯密对市场自发秩序的系统阐述使得英国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理论体系基本确立起来。与此同时，其他关于自然法的理念，关于个人自由与财产的自然权利以及自发秩序的社会理论，关于个人自由、有限政府、代议制政府与自由市场等原理的形成，都受到了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斯密的古典经济自由主义观点在私有制社会内，特别在资本主义社会内，说明了市场经济中现实存在的某些现象和规律，但这种客观性是有限的。斯密的理论中包含了一些主观个人主义的、形而上学的和违背历史实际的错误观点。

第二，英国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发展。李嘉图赞成斯密对国家职能的看法和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的观点。他主张实行“商业完全自由的制度”。他相信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的一致性，个体利益和整体利益的一致性。他认为，只要完全取消国家干预，实行彻底的经济自由，个人就可以最有效地利用资本和劳动，社会利益就可以获得最大限度的增进。如果一切国家都取消对经济生活的干预，相互之间进行自由贸易，各国就都可以最有效地利用自己的资源，各民族的利益就可以获得最大限度的增进。

斯密的思想建立在启蒙学者的自然秩序或理性观念上，而李嘉图的思想则除此之外还建立在边沁功利主义哲学基础上。斯密时代启蒙学者的自然秩序或理性观念已开始被一些人发展而走向空想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的批判武器已被人有时用作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武器。这时，资产阶级的新的武器则是应运而生的杰里米・边沁的个人功利主义。

边沁继承和发展了洛克和爱尔维修、贝卡里亚等的人性论和实用性功利观点。他认为，社会是完全从属于个人的“虚构的机体”;个人利益是人类行为的准则，即寻求快乐和避免痛苦;“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程度的幸福”就是每个人个人利益的加总，就是社会利益。这也是边沁功利主义的口号和公式。边沁认为，功利主义不仅应当作为个人行为的指导原则，而且应该成为立法者活动的标准。尽管边沁不承认所谓“自然秩序”的观念，但他主张国家不要干涉经济事务，要实行自由放任的经济自由主义。

李嘉图认为，只有资产阶级个人利益的实现，可以保证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也同时保证了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其具体办法就是实行经济自由主义。这样，李嘉图的思想基础就完全站在了边沁的资产阶级个人功利主义一边。不过，李嘉图在一定程度上是承认资本主义下的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他企图以“自然因素”去寻找其根源。

李嘉图在当时的经济社会条件下，从经济自由主义观点出发，否认经济中存在真正的经济危机。在这方面，他接受了其他经济自由主义者如萨伊和詹姆斯・穆勒否认自由竞争会导致生产过剩或经济危机的观点。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则是19世纪中后期影响最大的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代表。他不仅继承了早先的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理论，而且将其与功利主义结合起来。他还专门写了《论自由》的小册子。

第三，法国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发展。法国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典型代表是萨伊。萨伊的古典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既来自于英国的亚当・斯密，也受到法国本国国情的影响。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迅速彻底地扫除了封建统治。在经济上尚未得到充分发展就已经掌握政权的资产阶级，在维护自身利益方面，遇到了同时崛起的无产阶级的威胁。他们已经不能完全像英国那样放心地任由资产者们完全自由地投入自由竞争和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之中。

萨伊对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最大贡献，就是其被经济学界冠以“萨伊定律”之称的关于自由市场机制有效论的观点。该观点也被认为是对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原理的具体阐释。“萨伊定律”的含义在于，否认普遍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鼓吹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其要点有三个：第一，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具有自我调节机制，它将使商品生产供求平衡;第二，利率能自动调节消费、储蓄和投资，使储蓄和投资相等;第三，商品最终总是以商品来购买的。“萨伊定律”包含的思想与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主张完全一致，所以为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所普遍接受，成为经济学中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主义）产生前的传统信条。

“萨伊定律”在经济思想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代表性，由它引起的大论战一直延续到当代，成为某种再生产理论和否定普遍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理论的依据。持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如李嘉图等，完全接受了“萨伊定律”的观点。许多当代的新经济自由主义者，如美国供给学派、现代货币主义学派、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的经济学家们，仍然在信奉和追随“萨伊定律”。

第四，奥地利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奥地利学派形成于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革命时期。边际革命的三个重要代表，英国的杰文斯、奥地利的门格尔和法国的瓦尔拉斯都是赞成经济自由主义的，但在经济学研究方法上，互有不同。奥地利学派的奠基者门格尔在经济自由主义方法论的理论基础方面进行了深刻的阐述。他强调了个人主义这个经济自由主义最基本的出发点，指出经济学就是研究个人有目的的行动的。所以，研究经济学应该采取与自然科学完全不同的立场和研究方法，就是说，不仅要研究人们经济行为的后果，也要研究人们行为的心理动机。最合适的方法就是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研究方法。在奥地利学派看来，经济秩序是随时间自主发生变化的，并且将其与价值的变化联系起来。在这方面，庞巴维克和维塞尔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

第五，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在美国的影响。美国的自由主义思想最早体现在托马斯・杰斐逊于1776年发表的《独立宣言》中。“这本宣言也许是历史上最好的古典自由主义文献。”⑩《独立宣言》明确表明了人们的自然权利、政府的职责以及人们的政治权利，阐明了这些权利的平等性和基于自身权利的自由。美国基于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理念从此确立，并付诸实践。当然，其中也包含经济自由主义在内。《独立宣言》所阐述的基本原则也成为美国宪法的基本原则和依据。美国的自由主义表明，个人的自然权利是先于政府的。个人主义、自然权利和自由市场发展的逻辑结果，导致了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法律确认。

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历史意义。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在资本主义产生和迅速发展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一定积极的历史意义。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古典经济自由主义产生于封建社会末期资本主义兴起之时，其反对封建专制和经济干预的主张具有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历史意义。其次，古典经济自由主义从人的自然要求角度，反对人身行为和精神活动方面的外在制度束缚，也具有追求人的解放、反对宗教压抑的积极意义。再次，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相信人们在本质上具有相互协调自身利益而形成社会秩序的智慧和能力。这也是合乎他们崇尚自然规律思想的，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与正确性。最后，古典经济自由主义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经济社会的较快发展，其主张的自由市场秩序具有较前高得多的生产率，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经济基础和物质保证，也提供了文化发展的基础。这也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但是，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局限性也是明显的：第一，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在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放任了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公平，促进了“金钱至上”和“物质利益至上”观念的滋长与发展，以及阶级分化和差距的扩大，并将这些视为正当合理的、不可避免的结果而予以接纳和维持。第二，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实践结果之一，是产生时间长度不一的周期性经济下跌或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甚至是像20世纪30年代那样的大规模深刻的经济萧条。经济危机出现的结果，不仅直接打击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本身，也造成了巨大的社会财富浪费。第三，古典经济自由主义最先出现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较早的国家，最受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最先发达的英国等所推崇，其主要原因是：在国内，它最符合大企业、大垄断组织的利益，也最符合以此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在国外，它最符合经济最发达、竞争力最强的国家的利益，如英国。第四，古典经济自由主义默认了原始资本主义的资产所有权现状，而不问其获取过程是否公平、合理。例如英国原始积累期间的“圈地运动”和殖民活动就是充满暴力掠夺的血腥历史。

新经济自由主义

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蜕变。20世纪20～30年代，造成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反对政府干预的环境发生了改变。19世纪高歌猛进的自由市场经济在各国都陷入了严重萧条。“到20世纪30年代，三种不同的经济生活组织形式看起来比自由市场具有更高的效率和更大的发展空间，它们分别是：苏联模式，德国和意大利模式，以及美国、法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等整合政府需求管理和福利国家政策而产生的经济生活组织模式。尽管上述三种经济生活组织模式各不相同，但它们都利用了政府的力量，这是古典自由主义没有想到的。”?所以，当上述三种经济体制出现后，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就或多或少在一定程度上开始与政府力量结合。而经济自由主义在美国也是以同政府力量适当妥协与结合的方式存在的。二战前后的芝加哥学派，二战后的新古典综合派、现代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等，都具有这种特点。

20世纪初期的时候，欧美各国的经济自由主义基本沿袭了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传统。在英国以伦敦学派、剑桥学派为主要代表，既坚持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和传统，在形式上也接受以剑桥大学马歇尔的经济理论体系为代表的、具有一定折中色彩的经济自由主义。但是，到20世纪30年代，由于经济形势的发展和变化，以及斯拉法和琼・罗宾逊对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完全竞争市场理论的质疑，而开始向新古典经济学发展。

20世纪20～30年代经济自由主义的主要代表是英国的伦敦学派、剑桥学派、美国的芝加哥学派、德国的弗莱堡学派以及坚持奥地利学派传统的米塞斯和哈耶克。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成为古典经济自由主义让位于国家干预主义的阶段性标志。新经济自由主义也在这一期间开始酝酿。事实上，在经济大萧条之前，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理论已经受到挑战，开始发生一些变化。尽管在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论战中，米塞斯与哈耶克再次阐述了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理念，但皮罗・斯拉发质疑经济收益递减规律，琼・罗宾逊和张伯伦修改完全竞争理论，不完全竞争理论与垄断竞争理论被提出;同时，在围绕克服经济大萧条和对抗社会主义思潮的论战中，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受到了很大冲击，政府干预经济主义思潮对其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些都为新经济自由主义的酝酿提供了先导。

1944年，哈耶克《通往奴役的道路》一书问世，正式掀开了新经济自由主义开始形成的篇章。而《通往奴役的道路》则被看作新自由主义基本理论的宣言书。?1947年，哈耶克等人组织了瑞士朝圣山学会，正式形成了新经济自由主义的松散组织。他们鼓吹完美的市场运行及其自我调控机制的有效性，猛烈抨击国家干预主义的各种政策主张，明显划清了经济自由主义与集体主义、国家干预主义的界限。这就是始终坚持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新经济自由主义非主流派。尽管这时的新经济自由主义中也包含了后来成为主流的、另一类新经济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但在战后最初的十几年间，两类新经济自由主义都处于非主流状态。

新经济自由主义的发展。第一，两类新经济自由主义。所谓“新”经济自由主义，就是在新的经济和社会形势下的经济自由主义，其核心依然是古典经济自由主义。所以，新经济自由主义不过是经济学界的保守派，而主张国家干预的经济学家们却是经济学界的自由派。不过，二战后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新经济自由主义内部是可以分为两类的：一类是以哈耶克和新奥地利学派为代表的居于非主流、非主导地位的新经济自由主义;另一类是以米尔顿・弗里德曼、卢卡斯等人为代表的居于主流的和主导地位的新经济自由主义。哈耶克认为，自由主义的这两种类型从19世纪就开始出现了。在他看来，自由主义的根基是个人主义，而真正的个人主义导源于18世纪英国的启蒙运动，亚当・斯密则是这种经济自由主义传统的典型代表。另一种伪自由主义则植根于法国和欧洲大陆国家的理性主义，起源于笛卡尔，典型代表是“百科全书派”和重农主义的传统。哈耶克认为：“……这种理想主义者的个人主义总是有演变为个人主义的敌人――社会主义或集体主义的倾向。”?这两种自由主义一直延续下来，影响到新经济自由主义。

前者对于市场经济的本质、哲学基础、市场秩序进行了深刻的阐述，但是，在实际经济运行中，却不具有直接的影响。前者认为完全自由的市场秩序是最合乎理性的、最有效率的经济运行环境，因此，要将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降低到最低程度，甚至在货币发行问题上也主张实行真正的“自由放任”。后者实际上在其内部也有所区别。以米尔顿・弗里德曼的现代货币主义、供给学派为代表的新经济自由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比如货币政策、税收政策等），是承认政府干预的作用的。这种新经济自由主义对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的运行发挥着主导作用，占据着主流地位。而以卢卡斯为代表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则完全否认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从而走向新经济自由主义的极端。他们更多满足于对“理想的”和“理性的”自由市场的憧憬，并纯粹运用技术分析手段来论证现实市场的缺陷和“理想市场”的优越性。这种新经济自由主义在实际经济活动中也有一定的影响，而他们在经济理论界和思想界所产生的影响更大，且在日益增强。

第二，德国（西德）新经济自由主义。二战后世界经济的中心转移到美国，而战后美国在几十年时间内都是国家干预主义在经济学界占据主流和主导地位，所以，新经济自由主义在这段时间内的影响并不太大。这一时期的唯一例外是在战后进行经济恢复的德国（西德）。

早在20世纪30年代，德国经济学界就存在着与纳粹政府管制的经济秩序相对立的新经济自由主义学派――弗莱堡学派。这个学派的特征是新自由主义，致力于形成一种既是整体又受某些原则指导的经济政策，并“根据经济运行的要求为经济设计法律框架”。?这就是在法律框架下，由政府出面保护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社会市场经济。尽管德国当时的新经济自由主义内部实际上是两个学派?，但他们关于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想和基本见解是完全一致的，都主张建立在个人自由基础上的市场经济秩序。

在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政府领导下，社会市场经济秩序的政策实践最终创造了战后德国（西德）的经济奇迹。德国（西德）新经济自由主义在国内占据统治地位的情况与二战后美国的情况截然不同，是二战后的一种特例。但是，德国（西德）新经济自由主义并不完全排斥政府的干预。在这一点上，它与美国20世纪70年代后逐渐占据主流地位的新经济自由主义（如现代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具有某种相似性。

第三，美国新经济自由主义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的“经济滞胀”导致凯恩斯主义出现危机，为新经济自由主义的活跃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机遇。在这种形势下，“货币主义和其他的新自由主义思想以极其惊人的速度取代了凯恩斯主义和其他许多政府干预经济理论在经济领域中的主导地位”。?

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现代货币主义一方面坚持自由市场经济的传统理念，另一方面，针对当时的通货膨胀问题提出货币政策主张。在弗里德曼看来，价格机制是自由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最重要方面，市场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价格进行的，因此，价格形成机制必须避免干扰。凯恩斯主义的廉价财政政策破坏了价格形成机制，造成了严重通货膨胀的恶果，拖累了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所以，当务之急就是，反对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干预政策，从恢复正常的价格机制入手，让市场自己正常发挥作用。弗里德曼的药方是，实行规则的货币政策，通过严格控制货币发行速度来控制货币数量，从而达到逐步降低乃至最终消除通货膨胀的目的。弗里德曼的理论依据是他重新表述的现代货币数量论。弗里德曼的理论与政策主张在社会上和理论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后来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新经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成为新经济自由主义崛起的旗手和主要代表。弗里德曼影响的扩大标志着新经济自由主义在美国的重新得势。

在弗里德曼理论启发下，理性预期学派和供给学派都以复活古典经济自由主义为己任。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和时间的推移，现代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和理性预期的理论观点被逐渐整合到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中。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最终成为新经济自由主义在美国的主要代表。他们一方面坚持自由竞争市场秩序优越性的理念，另一方面通过强调人的完全理性会导致干预政策完全无效，将其观点推向极端。

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框架之下，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又从分析技术上派生出来。这个学派信奉自由市场经济是最佳秩序，运用一般均衡（即普遍均衡）分析观念和方法，说明自由市场经济下的任何经济状况都是经济活动参与者理性的最佳行为的结果。经济活动的起伏跌宕不过是外来的“技术冲击”的结果。

在新经济自由主义浪潮冲击下，到目前为止，连多少还赞成一点政府干预必要性的所谓“新凯恩斯主义者”，也在向前者靠拢。尽管2008年美国发生了金融危机，欧洲也发生了债务危机，但新经济自由主义占据主流地位的情况在美国和世界其他一些地方依然没有大的改变。

总之，在以美国为代表的新经济自由主义复兴的过程中，现代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对西方经济学影响最大，它们改变了宏观经济学发展的方向，在方法论方面也产生了长远的影响。另外，新奥地利学派所复活与发展的“原教旨主义”的经济自由主义，在论证市场的本质和作用方面也具有相当大的影响。

第四，新经济自由主义的全球推广。20世纪80年代后，新经济自由主义集中反映在所谓“华盛顿共识”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试图以“华盛顿共识”为指针，实现经济全球化，保证美国的经济利益。但一些拉美国家实行新经济自由主义遭受困境的事实、2008年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和其后发生的欧洲债务危机，都沉重打击了新经济自由主义的发展势头。

新经济自由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影响的扩展，或者说其全球化推广，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智利实验。1973年，智利军事独裁政府通过受教于美国新经济自由主义旗手米尔顿・弗里德曼的一批经济学家（俗称“芝加哥小子”），最先在拉丁美洲推行新经济自由主义理论与政策。到20世纪80年代，拉美不少国家基于自身严重的通货膨胀形势和美国治理通货膨胀的新经济自由主义（货币主义）经验，相继接受新经济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主张，进行新经济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

1989年，在世界银行主导下，曾担任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的约翰・威廉姆森执笔写了《华盛顿共识》，系统地提出指导拉美经济改革的各项主张，包括实行紧缩政策防止通货膨胀、削减公共福利开支、金融和贸易自由化、统一汇率、消除对外资自由流动的各种阻碍以及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政府对企业的管制等。这一整套得到世界银行支持的、以新经济自由主义为基调和主要内容的方案，就被称为“华盛顿共识”，成为新经济自由主义向世界范围推广的指导方针。《华盛顿共识》的出笼，成为新经济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初步总结和进一步推广的宣言书，使新经济自由主义掀起新一轮蔓延高潮。

不过，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东亚和拉美金融危机开始令所谓“华盛顿共识”及其相关理念在发展中国家名声扫地，尤其是单纯依赖国外资本的思路。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所引发的国际经济萧条，更使发展中国家对于鼓吹“私有化、小政府、去管制、低税收”的新经济自由主义模式进行了认真思考和质疑。很多国家既在一定程度上赞同发展市场经济、推进国际贸易自由化，同时也主张要避免过度依赖自由市场，要加强金融监管。

新经济自由主义的影响。以“华盛顿共识”为主要代表的新经济自由主义主张对发展中国家推行“外资推动型”的、“进口替代”的经济体制改革，要求发展中国家对外国资本实行门户开放。实践证明，作为其“试验田”的拉丁美洲国家变成了附属于美国的经济一体化“灾区”。“拉美的贫困率从1980年的40.5%增至1999年的43.8%，从那时开始，一直保持在44%（这意味着在拉美有2.2亿穷人），另外有4500万人口的收入水平高于贫困线25%，属于‘非贫困人口，但沦为贫困人口的风险性极高’。”“然而，新自由主义最失败的地方还不是贫困。拉美收入分配严重不公平，成为全球收入公平情况倒退最快的地区。除古巴外，拉美10%最富有的人口占有着30%的收入，情况最严重的国家，最富有的人口占有着35%的收入，在巴西，这一比率高达45%。这10%志得意满的富人的收入水平比拉美的平均收入水平高出19倍。”在事实面前，到21世纪初，在许多原先主张新经济自由主义的拉美国家，新当选的国家领导人几乎无一例外地宣告反对新自由主义。

新经济自由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转型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经济转型过程中，新经济自由主义的私有化“休克疗法”给俄罗斯经济带来了极大的伤害，经济衰败、物价飞涨、少数人借机大发横财，使俄罗斯经济整体倒退了好多年。

提出和鼓吹新经济自由主义的美国本国，也在一定程度上尝到了恶果。2008年的金融危机不仅导致美国经济的多年倒退和呆滞，而且引发了全世界的经济萧条。

新经济自由主义在美国兴起和向世界范围推广的时期，恰逢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之时。在中国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后，新经济自由主义的各种主张也借机进入中国，对中国的理论界、学术界和政府政策的制定产生多方面的影响。新经济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和形式主义理论分析方法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知识分子的好感。在它的误导之下，一些人认为美国就是新经济自由主义的最好典范，中国就应该以美国的经济制度为榜样进行改革。尽管各国经济发展的现实已经证明，新经济自由主义的“药方”绝不是拯救和改善发展中国家的“秘诀”。但时至今日，一心向往私有化自由市场经济的人，仍然对新经济自由主义及其政策心存幻想。

随着海外留学人员陆续回国，在国外接受新经济自由主义熏陶的经济学人，看待中国的经济问题时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其思想方法的影响。在这种思想影响下，不少经济工作者习惯于按照理想的经济模型去分析中国现实问题，结果是“洋八股”泛滥，真知灼见甚少，甚至主张按照新经济自由主义模式改革中国经济体制。不少经济学刊物也追求发表形式主义论文。国内高校也以在国外发表的经济论文为荣，将结合本国国情、为真正解决本国经济问题的研究放在一边。

总的看来，新经济自由主义的特点就是，在坚持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内在稳定性和具有效率的基本信条基础上，反对政府干预。在分析方法上，他们力图在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上，以精确的数学形式证明自由市场秩序的逻辑合理性与正确性。在经济全球化形势下，他们更是将“华盛顿共识”作为标准，向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推广，以获取美国等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

如何看待新经济自由主义

客观地讲，从反对凯恩斯主义干预政策片面性的角度看，新经济自由主义主张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其关于自由市场经济秩序包容经济不确定性的观点和竞争出效率的观点，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新经济自由主义的缺陷和局限性也是十分明显的。首先，新经济自由主义在垄断在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情况下，鼓吹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一方面是罔顾事实，不合时宜;另一方面是放任大公司和大财团在市场上的优势地位，对整个社会不利。其次，新经济自由主义是以一种片面性，如片面强调供给和市场的有效性，来反对另一种片面性，即凯恩斯主义的干预主义经济政策。再次，新经济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推行，主要是服从于经济发达国家的利益要求。其结果是使发展中国家在市场经济中缺乏有效管理和对外竞争力，为发达国家的利益敞开门户，而发展中国家却深受其害。一些拉美国家的惨痛经历就是证明。第四，新经济自由主义在理论上往往沉醉于并不存在的理想状况之中，以在这种理想状况下的分析结论去衡量或要求实际经济，造成理论严重脱离现实，以至于这些理论被称为仅仅满足于课堂训练的“黑板经济学”。第五，新经济自由主义否认宏观经济政策的必要性与现实性，将全部精力集中于抽象的、理想主义的理论推演“游戏”之中，在理论上越来越片面地强调形式主义的技术化手段，单纯追求数学逻辑的严密性，而忽视经济上的现实性与合理性。这就使得其日益成为脱离实际的空中楼阁，而与现实没有多大关系。

从我国改革开放的角度看，新经济自由主义的一些主张的确在运作市场经济方面对于提高经济效率和促进经济发展有积极意义。比如，竞争有助于调动个人和企业的积极性、提高效率的观点;市场能够较快反映经济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合理价格、调节经济供求的观点，对于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实践具有积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当然，由于经济活动的必然联系，在经济全球化和对外开放条件下，我们也不能完全置身于市场经济活动规则之外，也需要在某种程度上遵循共同的游戏规则开展国际经济活动。在这些方面，经济自由主义的某些主张也还具有暂时性的借鉴意义。

但自由市场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西方经济学家普遍承认，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具有产生垄断、降低经济效率的倾向和作用;市场信息在事实上的不对称极大地妨碍了效率的发挥;市场机制本身在解决经济外部性问题上具有局限性;市场经济对解决公共物品问题无能为力。这些都是需要从法律、制度和政策上加以限制和规范的。此外，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本身就是“强者通吃”机制，其造成收入分配和利益上两极分化的弊病，需要必要的制度和政府政策来加以调节。“优胜劣汰”的机制也具有两面性，如何对待被淘汰的企业和个人，对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政府都是一种考验。

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并引发了世界性经济衰退。这场金融和经济领域的危机影响深远，各国至今尚未彻底走出其阴影。对于这场危机发生的原因，众多经济学家纷纷进行探讨，发表了各种见解。

除一些较为直接的和表面的因素之外，很多人认为，20世纪80年代之后，新经济自由主义及其全球化对经济社会的作用和影响是最重要的和最根本的原因。一些人开始意识到美国推行新经济自由主义的恶果。英国沃里克大学商学院政府与公共管理研究所所长科林・克劳奇教授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后，“从新自由主义思想中获益良多的利益集团――巨型企业，尤其是金融业的巨型企业――的社会影响却丝毫没有受损。虽然正是银行业的错误行为导致2008至2009年的金融危机，但这场危机却使银行业变得更加强大。因为新自由主义认为银行业对新世纪美国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所以必须千方百计地保护银行，使银行不用为自己的愚蠢行为买单。……更可笑的是，持续向银行业提供补贴被视为是可以使金融业回复活力、使全国经济得以恢复的必要而合理的举措，要知道这些补贴大部分来自纳税人为‘救市计划’作出的贡献”。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希勒说：“放任自流的资本主义总能产生好结果的思想是危险的。”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彻底粉碎了人们对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的信仰。”长期信奉新经济自由主义的日本经济学家中谷岩在危机发生后，也表示：“日本套用基于美国个人主义价值观形成的新自由主义思想推进改革，结果导致日本丧失优良传统和产业竞争力，日本社会开始分裂。”日本经济评论家内桥克人也说：“市场万能、竞争至上的新自由主义的必然结果是就业体系破坏，社会纽带断裂。”连新经济自由主义的推行者和政策制定者、执行者，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也在国会听证会上承认，“过去错误地相信自由市场可以调节金融体系而无需政府加强监管”，而银行自我调节能力的全面崩溃令他“万分震惊，感到难以置信”。

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新经济自由主义并未完全丧失其影响力。当前，新经济自由主义仍然在美国和一些国家占据主导地位，一些新经济自由主义的信奉者仍然认为新经济自由主义是根本的、具有生命力的经济秩序的指导思想，仍然在不遗余力地向发展中国家推销其主张。一些在西方国家接受教育的经济学人也对新经济自由主义基本持肯定态度。

古巴的奥斯瓦尔多・马丁内斯教授在2008年这场金融和经济危机前夕就出版过一本书――《垂而不死的新自由主义》（2007）。他认为，经济自由主义的生命力源于多种因素：古典经济自由主义所包含的内涵丰富的哲学思想、世界观、价值观，其理想模式在私有制下的吸引力，以及精致的形式逻辑和智力吸引力等。对于新经济自由主义，他说：“无论是基于不真实的假定的比较优势，还是边际主义以及那些一般均衡的模型;无论是生产的功能，‘理性选择’，还是用以反映在全球化了的金融市场、证券市场发生的各种事件的数学模型，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思想所赖以存在的不过是优雅的逻辑和强烈的智力吸引力。”“形式逻辑的基础是一系列不切实际、违背历史的假设和前提，而正是这些不切实际的、违背历史的假设和前提决定了自由主义的结论。这些假设和前提就像是麻醉大脑的陷阱，人们一旦接受它们，就会落入优雅形式的园囿。”

利用现代数学分析政治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安瓦尔・沙克（Anwar Shaikh）对新经济自由主义关于经济思想的形式化表述也提出了中肯的批评。他说：“这些工具（指经济学形式主义表述所使用的数学工具――引者注）从来就不是脱离内容而凭空产生的：它们无一例外地是在正统概念体系框架中开发出来的，至少，它们与那些隐藏起来的前提的关系被严格地审查过。那些前提就这样被不知不觉地植入到分析工具中。正统理论倾向于仅仅将自己表现为一套客观和中性的工具。在这一点上，没有哪门学科比得上数理经济学。这主要是因为，数理经济学的根基是对正统经济问题进行几何构建，而这些经济问题本身就是以一系列概念（例如一般均衡、完全竞争、将利润演化成为利益等）为前提的。在这里，几何学的精确与正统经济学的愚蠢充分混合，所形成的混合体其强度可能远远超过了其组成部分脆弱性的程度。轻薄的问题虽然用精确的方式提出，但归根结底，也只能是精确的轻薄。”

新经济自由主义主张的是一种“胜者通吃”的市场经济秩序。在这种经济秩序之下，如果没有适当的制约和调节，将永远是有利于强者的“自由竞争”。所以，新经济自由主义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内既是有利于国内大企业、大资本集团和统治者利益的，也是有利于大企业和大集团在国际竞争中的利益的。从历史上看，在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盛行的时代，情况就是如此。18至19世纪的英国在国际经济活动中提倡自由竞争，对其本国极为有利，而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力量不如它的国家则明显不利。美洲新大陆以及德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正是对其进行的有利反抗。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经济自由主义，显然有利于美国这个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有利于美国大资本集团的利益。

经济自由主义赖以存在和延续其生命力的基本出发点在于其对人性的认识。从人性的自然要求来说，希望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自由无可厚非。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指导经济活动和经济秩序的基本思想，从古典自由主义产生起，就带有了强烈的资产阶级色彩和烙印。所以，经济自由主义从其产生至今，基本未能褪去资本主义的烙印。那就是，经济自由主义所片面强调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个人主义立场和对个体利益的追求。对封建主义私有制来说，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展开经济活动的自由市场经济秩序具有明显的效率优势，有利于更多的社会经济利益，所以，资本主义战胜了封建制度，并且在较短的时间内（从历史的长度看）创造了无以伦比的经济发展的奇迹。这正是资产阶级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秩序引以为傲的理由。

资产阶级视野的狭窄性就在于，他们将资产阶级的立场和眼光当作所有人的立场和眼光，将资本主义制度看作永世长存的、最合理的经济制度，将自由市场经济秩序看作最有效率、最符合所有人的自由要求和利益要求的经济模式与机制。于是，在这种僵化和固步自封的意识下，经济自由主义的经济秩序就总是被看作最理想的经济秩序。

但是，历史的发展永不停歇，经济自由主义的缺陷和局限性越来越充分地暴露出来。先是19世纪到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出现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对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缺陷的暴露，后是进入21世纪后资本主义国家所遭遇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可以断言，在新经济自由主义的根本缺陷不能克服的情况下，危机的出现就是必然的、或迟或早的事情。

综上所述，经济自由主义既有其一定程度上的历史进步意义，具有在今天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仍可借鉴之处，其未来仍然会在不同方面、不同层次上显示其促进经济效率的优点，但它也存在着其固有的、无法克服的缺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应该设法努力防止和消除其消极作用和影响。

注释

转引自[美]大卫・鲍兹：《古典自由主义》（入门读物），北京日报报业集团、同心出版社，2009年，第55、42、50页。

[英]约翰・洛克：《政府论》（下篇），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5页。

转引自[美]默瑞・N・罗斯巴德：《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思想：奥地利学派视角下的经济思想史》（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659页。

[英]休谟：《休谟经济论文选》，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5、69页。

[英]亚当・斯密：《国富论》，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13～14页。

[英]亚当・斯密：《国富论》（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27～28页。

[英]科林・克劳奇：《新自由主义不死之谜》，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11、1页。

）参见[古巴]奥斯瓦尔多・马丁内斯：《垂而不死的新自由主义》，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9年，第3、28、28～29、15、15页。

[英]A・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4页。

[德]戈罗斯凯特勒：《论经济秩序的设计：弗莱堡学派的贡献》，沃克编著：《经济思想史回顾》第2卷《二十世纪的经济思想》，爱德华・艾尔加出版社，1989年，第39页。

一是以瓦尔特・欧肯（Walt Eucken）和弗兰茨・伯姆（Frantz Bohm）为代表的“弗莱堡学派”（The Freiburg School），也叫“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学派”;二是以威廉・罗普克（Wilhelm Roepke）和亚历山大・吕斯托（Alexander Ruestow）为代表的“社会学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

参见《读卖新闻》（日本），2009年1月3日。

参见《人民日报》，2009年3月23日。

参见《国际先驱论坛报》（美国），2008年10月23日。

第8篇：自然经济的定义范文

关键词：理论经济学；经济学方法论；整体主义；个人主义；理论分歧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6）09-0017-06

经济学方法论是每一个理论经济学家从事经济学研究乃至建立经济学体系的“工具箱”。回顾近现代经济思想史，经济学研究对象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研究资源最优配置问题和研究人的经济社会行为。从经济学方法论的视角看，前者属于经济学个人主义范畴，后者采用整体主义经济学方法论。

一、整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两种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立场

现代经济学发展了几百年，经济学内部之间的争论或者来自经济学领域之外的批判从来没有停止过，撇开经济学家之间对某些具体分歧不谈，从经济学方法论的视角看，经济学流派或者经济学家之间的争论可以近似地归结为经济学方法论上的整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之争。

1.经济学是研究市场机制条件下资源最优配置的科学

萨缪尔森认为，所有经济社会都必须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三个基本经济问题：在一切可能被生产的物品和劳务中，生产什么种类和多少数量？在生产这些物品时如何使用经济资源？为谁生产物品？即如何在不同的个人和阶级之间分配消费品。同时，他还指出：“基本问题之所以至关重要是因为经济生活中的这一根本事实：在有限的资源和技术条件下，生活水平是有限的，经济物品是稀缺的，不能自由取用的。由于不能满足所有的需要和欲望，社会必须在它们中间进行选择。”追随新古典经济学传统的经济学家，大都同意萨缪尔森的定义，认为经济学是研究既定条件下资源的有效配置。这种经济学定义及其所得出的结论揭示了一定范围内经济现象的经济规律，也能有效地解释部分经济现实。经过几代经济学家的努力，新古典经济学已发展成比较精致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即教科书上的微观经济学），但同时也带有明显的工程科学色彩，与经济社会之间的鸿沟在逐渐拉大。

2.作为一门研究人的经济社会行为的科学

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明确指出《资本论》是“研究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②，并多次强调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历史科学。罗雪尔认为，国民经济学只研究进入交换的财，即只研究经济财。经济财分为三类：（1）物；（2）劳役；（3）关系。现代经济学家艾克纳提出“把注意力集中在行为的特殊方面。即由稀少的影响强加的形式方面。因此，由此可以推论出，人类任何一种行为都落在经济学的概念范围之内。”当代经济学家托达罗在谈到经济学研究对象时说，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它研究的对象是人类社会系统。该系统把人类和社会的活动组织起来，以满足其基本的物质需要和非物质需要。

从经济学研究的科学性和系统性而言，马克思的《资本论》无疑是极为深刻和全面的，但在论及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时，马克思与这些经济学家也有一定的相通之处，即把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而且马克思更加强调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性、阶级性。

把经济学定义为具有工程科学倾向的学科，或者认为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的经济社会行为的科学，构成了不同经济学家认识社会经济现象的两大基本视角，前者借鉴牛顿力学中“原子主义”自然哲学观，后者从经济社会层面的人的社会性角度人手。从表面而言，经济学确实更多地表现为经济思想的差异，但从方法论的角度着手研究，现有经济学理论体系近似地可以分为整体主义和个人主义，这不失为一种简略可行的划分。

二、整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方法论研究经济学面临的二重性

1.个体性与社会整体性的统一

经济学个人主义认为，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单位是个人。它要求把一切经济现象还原到个体的层面，从个人的行动和目的、意图、动机等方面对经济现象加以说明和理解。个人主义方法论在相当长时间内一直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一个方法论准则。斯密认为劳动分工、货币发明、经济机制等都是在个人追求自由利益的过程中自发地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而且通过对“经济人”的分析奠定了古典经济学个人利己主义的方法论基础。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从本质上讲也可以概括为个人主义，其理论中的“个人”就是其关于“经济人”的假定，它不仅构成了整个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也为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大厦提供了基石。经过贝克尔、卢卡斯等人的努力，进一步增强了“经济人”假定的解释能力，但其方法论的内核并没有根本改变，仍是从个人的经济行为出发理解整体的市场行为。与经济学的个人主义相对立，整体主义认为应该通过经济社会的整体来研究经济学。它们认为，对经济社会进行分析、研究的基本对象不是个体或个体现象，而是社会的制度、习俗、社会运动，等等。德国历史学派指出“经济人”抽象并没有反映人的全貌；旧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凡勃仑也认为要从每个人的现实存在和他与环境的关系、制度结构、组织模式、文化和社会规模去理解人的经济行为。

我们认为，经济学整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各有其合理因素和局限性。个人主义特别是其绝对的还原论的失误正日益被人们所指正；整体主义对个人主义的许多批评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它指出了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局限性，并正确地强调只有研究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各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才能对经济现象作出科学的说明。但是，整体主义并没有提供一套完善和规范的研究有机整体的操作方法。因为从分析单位的角度来看，整体与个体绝对不能相互割裂，二者的范围、程度和水平等各个方面都处于相互发展的过程之中。因此，经济现象都是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二者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在经济学方法论中，萨缪尔森等人的“新古典综合”和20世纪70年代由卢卡斯等人掀起的“理性预期革命”，都是试图把新古典经济学个量分析与凯恩斯的总量分析结合起来的有益尝试。

2.实证性与规范性的统一

个人主义方法论强调，经济现象与自然现象之间具有相似性，因而，经济学与自然科学在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性质方面也具有共通性、一致性。正像约翰・内维尔・凯恩斯曾全面概括的那样：（1）应该并且可以在政治经济学的实证科学和规范分析之间划出界限；（2）在一定意义上，把财富问题与其他社会问题分开来研究是可能的；等等。因此，他相信，作为一门实证的、抽象的和演绎的科学而不是一门伦理的、现实的和归纳的科学，经济学的预测一定是正确的（由于假设的正确性），当预测不正确时，对事实的探究总会揭示出一些起干扰作用的特别因素。这些因素应承担理论与事实之间差异的原因。总之，从经济学的客观性出发，实证经济学认为，它能导致经济理论的结论及其推论仿佛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并且似乎是绝对的价值中立的，从而保证了经济理论的实用性和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力。

在经济学研究中突出实证科学的同时，无论如何不应忽视规范经济学的存在。实证经济学的理论前提包括研究者立场、哲学理念、检验方法和适用范围，从这些方面看，彻底的实证也是不可能的。当我们指出中国近年来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自然环境遭到破坏，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从而对这种高速增长提出质疑，并进而得出新发展观，这就加入了研究者的价值判断。把经济学的问题想象成完全可以预见和不带有任何偏见，显然是不可能的。实证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只有在特殊的意义上才是事实陈述，在普遍性的意义上只能是意义陈述。哈耶克认为，

“经济研究从来不是对社会现象为什么是这样而怀有的纯智力上的好奇心的产品，而是对迫切需要重建一个产生严重不满的社会所进行思考的结果。”

经济学具有实证和规范的双重属性。经济活动作为人的生存活动，既有客观性又有主观性；经济规律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又与自然规律有很大不同，带有很大的或然性特征。经济学要面对具有如此双重属性的经济活动作出正确的理论概括，就不能不既具有实证性，又具有规范性。

3.价值中立性与非中立性的统一

个人主义方法论从实证主义的价值中立和经验证实原则出发。提出了“纯粹的”、“科学的”经济学应该是价值无涉的科学的观点。他们一方面拒斥价值评价、价值判断，一方面尝试把实证主义的方法纳入经济学，强调经济学知识的可证实性。在他们看来，只要把经验证实原则引入经济学，就可以证明经济学的命题是不包含价值意义的纯科学命题。经济学的判断是科学判断而非价值判断，经济学对经济现象的描述是纯科学描述。这种说法，虽有为资本主义辩护之嫌，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市场经济运行的经验总结，为改善经济运行提供了理论依据。从这个角度上讲，经济学确实具有一定的价值中立性。

整体主义方法论者批驳说经济学并非“纯科学”。它不可能具有完全的“价值中立性”。法国经济学家佩鲁就曾经指出：要对世界历史的各种事实和现在的世界状况作出清楚的分析，看来无论如何需要从人的角度指出一条可以接受的一般研究路线，并指出每个人以及整个人类多方面的、全面的发展方向。从人的角度指出一条可以接受的一般研究路线是佩鲁等经济学家鼓吹的“科学的”经济学的根本之点。研究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人，就要研究现实经济过程中的“人”，就要研究经济现实；而价值与现实是不可分的，价值是事实的价值，事实是包含有研究者价值观念的事实。这说明经济学不能回避价值评价和价值分析，那种以经验证实原则、价值中立原则来排斥价值原则是不可取的。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片面强调经济学的价值中立性或非中立性的观点，都割裂了经济学的客观性和价值性，都对经济学的性质作了片面的理解。“经济学价值中立论”从市场经济运行或资源配置的角度出发，认为经济学中不包含价值性，实质上忽视了经济制度分析的存在，而且市场经济运行的结果也不是完全价值中立的。“经济学价值非中立论”强调了经济学中价值与意识形态因素的存在及其相互作用，但是也不能夸大这种因素的作用。对西方经济学中科学的成分采取抵制、排斥的态度，也是带有一定的偏见。可见，只有正确地把握经济学的价值中立性与非中立性的辩证关系，才有可能真正理解经济学所具有的价值中立性与非中立性相统一的性质。

三、经济学方法论纷争背后的理论反思与回应

从总体上看，整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在经济学方法论上的争论是围绕以下具体问题来展开的。

1.经济事实与自然事实

整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争论的焦点之一，就是它们对于经济现象与自然现象及其相互关系的不同理解。个人主义者强调经济现象与自然现象的基本相似性，忽略其间的根本差异性，主张像对待自然现象那样来对待社会现象。他们尽管对经济现象的结论有所不同，但在强调经济现象的客观性和因果性方面则是共同的。萨缪尔森曾经指出：“各种看起来似乎不同的学科领域――生产经济学、消费者行为、国际贸易、财政、经济循环、收益分析――都具有明显的形式上的相似性。”从总体上看。尽管像马歇尔这样的经济学科学主义者也承认人类行为比自然现象更复杂。因而探索社会科学规律比探索自然科学规律更困难，但他们否认这种差别是本质性的、根本的。他们认为，经济现象与自然现象尽管在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在本质上却都是客观的、因果性的、有规律的，因而是可以观察、试验和概括的。

经济学整体主义者则突出强调经济现象与自然现象的根本区别。在他们看来，经济现象首先是一个社会现象，像人的思维、情感、意志、行为等不仅有自然物质世界的各种特性，而且具有许多它们所不具有的更加高级和复杂的特性，例如主观性、非确定性、个别性和非量化性，等等。因此，经济现象不仅仅是一种纯粹客观的物质运动过程。还是人的自觉的活动过程。主观性是经济事实的内在组成部分，人的动机、愿望、信念、希望等作为人的内在要素支配着人的行为，并通过人的活动及其结果而对象化、现实化、社会化，成为经济事实的内容。经济事实以社会现象为对象，就不能不面对社会现象中的主观方面、精神方面，并对其加以说明。对经济现象中主观因素的把握只有用现象学的方法通过精神的沟通而达到，这就是说，要达到对于人的主观方面的把握，就决不可能仅仅通过自然科学那样的客观的观察和实证分析，而必须有自己的特殊方法。马克斯・韦伯说：“在社会科学中，我们关心的是心理的和精神的现象，而关于这些现象的移情理解无疑是与一般精确自然科学的方案能够或力图解决的问题明显不同的。”总之，经济现象从外在形态看带有某些自然科学的特征，但又具有许多不同于和超越于自然现象的性质和特点，这是突破和发展新古典经济学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

2.因果解释与非因果解释

因果解释就是用事件一原因的关系来说明经济社会现象，困果律是自然规律中的最基本规律之一。相应地，在自然科学中，对于特殊事实的任何解释都必须找出那些事实的原因。经济学也是找出经济现象中的规律，但经济现象中的规律具有同自然科学并不完全一致的特点。经济现象区别于自然现象的最重要之点就在于社会现象中有人的动机、愿望等主观因素的参与，经济事件是作为人的活动及其结果而产生和存在的。人的经济活动的动机与活动的结果之间的关系成为经济学中的因果解释的关键问题。也正是在这里，经济学的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分歧的焦点之一在于，在对经济现象的解释中，到底是人们的动机、愿望优先还是外在的结果优先。马歇尔说：“经济规律，即经济倾向的叙述，就是与某种行为有关的社会规律，而与这种行为有主要关系的动机的力量使用货币价格来衡量。”马歇尔先是承认在经济学研究中首先要研究人的动机和欲望等主观因素，认为生产财货的根本目的是用来满足人的需要，但他并没有坚持到底，正如他（同上）所说：“经济学家并不能衡量人心中任何情感本身。即不能直接地来衡量，而只能间接地通过它的结果来衡量。”他又指出：“他从结果来估计激发活动的动力”。因而，他认为是活动的结果决定了主观因素本身，即人们的愿望和动机服从于事物的因果关系。显然，马歇尔的前后论证存在着逻辑不一致性。

而对于整体主义者来说，对于动机的了解和理解是把握经济学中因果性的必要前提。马克斯・韦伯认为：“对具体行动途径做正确的因果解释，只有在这种明显的行动和这些动机被正确地理解，且同时它们的关系成为有意义的和可理解的情况下，才能达到。”韦伯又指出“它们有一个具体形式所认为的意向：唯有它才使有关过程成为一个统一体，唯有它才使这些过程成为可以理解。”新古典经济学的一大功绩是把经济学的基点建立在效用、人的主观愿望基础之上。它的缺陷也在于没有继续从主观愿望出发。深刻论证人的意识存在系统与外在物质系统的具体联系，从而科学地揭示出经济社会现象演化、发展、变化的过程和规律。

3.单一方法论与多元主义方法论

目前，个人主义方法论受到了不少挑战。有学者认为。主流经济学的单一方法论表现为：在研究内容上，排挤了伦理学的内容而越来越狭隘化；在前提假设上。抽象为原子经济人而撇开了对真实人性的探讨：在意识形态上，崇尚单一的个人主义而窒息了思想自由；在工具运用上，大量机械地走数理化道路而离现实越来越远；在知识结构上，强调统一的专业训练而忽视了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所需要的知识多样性。正因为如此，经济学的思想越来越枯萎，研究的真正领域越来越封闭，经济学的进展越来越依靠其他学科的学者，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单一方法论正处在深刻的危机之中。正当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加速西方主流化之时，2000年7月，西方国家尤其是法国的学生兴起了一场“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这场运动的矛头直指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他们指出经济学要面向经验的和具体的经济现实，采用科学的而不是科学主义的态度，坚持经济学方法的多元论。

经济学整体主义方法论认为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并不是截然对立、水火不容的，而是相容的、互补的，它们各自有助于说明经济现象的不同方面，因而可以同时在经济学研究中得到应用，并帮助人们达到对经济行为的全面完整的理解。具体而言，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综合，必须摒弃传统理性主义封闭的局部性思维，广泛借鉴现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新知识，以研究现实经济社会中的“人”为出发点，结合社会、文化、制度、心理等因素理解人的社会性，从而为经济学的重建奠定基础。坚持经济学多元主义方法论，其实质是一种在经济学研究方法论中的宽容精神和开放态度。我们并不否认新古典经济学在构建统一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上的贡献，也不否认它对经济现象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但是，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又有其明显的适用范围和相应的局限，如制度、技术假定不变，以单一的价格联系取代其他联系，等等。事实上，20世纪30年代以后经济学的每一重大突破与创新。无一不是与对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假设的修正有关。可以公正地说，主流经济学总体上仍若无其事地照常运行，仿佛什么错误也没有发生。它的行事程序没有出现显著变化，单一理论的实践仍占统治地位，欧洲、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异端经济学家仍然在任命、晋升和科研方面被排除在外。事实上，如果说有什么变化，那就是单一理论主义的变本加厉。毫不夸张地说，主流经济学对危机的总体反应是把头埋进沙子中。在这种意义上，方法论多元主义实际上为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方法论空间。

4.经济学家对人性看法的分歧

个人主义相信“人是自私的”人性观。个人主义分析经济问题的出发点是从每一个个体出发的，每一个个体在经济社会中表现出丰富多彩的人性。而与经济分析直接相关的是人性的“自私”、“贪欲”，以及社会满足这些要求的条件的稀缺。休谟指出在人的自然性情中，“自私”是最重大的一种，指的是人们总要追求三种福利：一是我们内心的满意；二是我们身体外表的优点；三是对我们凭勤劳和幸运而获得的所有物的享用。他指出这当然不是说人没有利他的感情（例如人的亲情和爱情），而是说利己总是首要的和最重要的。坚持个人主义方法论的经济学家或者说主流经济学家，也许他们研究问题的视角和经济学结论相距甚远，但从方法论层面看。他们几乎都是从“人是自私的”经济哲学观出发，建立一个逻辑自洽的理论体系。

整体主义经济学家更强调人的社会性层面。重视制度、习俗和文化传统分析的经济学家，都是以人的社会性为基点，批判个人主义经济学家的方法论。以马克思为例，他指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强调研究经济问题开始接触到的是一个个生产者、消费者和市场，一般认为个体就是经济学研究的起点；其实不然，马克思认为每一个个体背后的“社会生产关系”像“普照的光”，决定了经济社会中个体的行为。如果仅从个体出发，要么抓住了经济现象而忽视了问题的本质，忽略了决定个体行为的最重要因素；要么从简单现象出发，明明是研究资本家的经济行为，却避而不谈，或泛化为一般人的行为，马克思批判他们是为资本家辩护，是资本主义的代言人。马克思经济学的立场与制度主义经济学当然差别很大，但在批判个体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方面是比较相近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将马克思经济学划入整体主义经济学方法论范畴。

如果从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已经产生的理论成果来看，坚持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的经济学方法论都有进一步发展乃至突破的必要。不同学科的理论家们关于人性的认识，分歧很大，有的往往选取或放大人性中的某一点，而忽略人性中的其余部分。但关于人性的看法至少有两点达成共识：人性既包括又超越动物性（感性）；人性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过程性、形象性、生成性和主动性的统一。以这两点认识为基础，坚持个人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经济学家们认为人是自私的，这种自私的本性与动物的本能性几乎可以划等号，未能在经济学中展现超越自私的内容，以至于个体主义经济学可以解释许多经济现象，但是利他、互助、非自私的经济行为却排除在主流经济学理论框架之外，要么说是特例，要么说可以用人性是自私的予以解释。我们认为这些解释难以服众：超越动物性的人性恰恰是普遍的，而且自私与利他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人性，不能用一个解释另一个。至于整体主义方法论，似乎重视了人性的社会性层面，但这种社会性（制度、文化、习俗）被认为是既定的、外生的、刚性的，缺乏过程性、形象性、生成性和主动性，以至于这种社会性的人性是一成不变的，人在它们面前似乎无能为力，或者被动接受，或者激烈炸碎。现在来看，我们更强调制度的亲和力、人们选择的主动性、人性的生成性和可改造性。

5.如何处理从个体到集体的路径问题

经济学家在建立理论体系时如何处理从个体到集体的路径问题，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之间的差异也是明显的。整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经济学家研究问题的出发点不同，但终点是一致的，都是研究市场经济中的群体行为，因而就产生了“从个体到集体的路径问题”。个人主义经济学家从市场中每一个消费者、生产者、单个市场出发，分别建立消费函数、生产函数，他们要得出市场上的消费函数、生产函数，就假设生产者、消费者是市场“原子”，彼此相同、互不干扰，没有模仿和文化认同，简单地将单个市场主体行为相加得出市场群体行为。个人主义经济学家的做法遵循了“从个体到集体的路径”，但是这种简单“市场加总”的办法，其逻辑缺陷是显而易见的：那种假设市场中每个生产者、消费者是完全相同的做法，要么与现实严重不符，被整体主义经济学家认为是“黑板经济学”；要么理论逻辑存在致命“硬伤”，难以令人信服。

第9篇：自然经济的定义范文

关键词：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生产关系两重性；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及机制

中图分类号：F01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9)05－0005－04　收稿日期：2009－07－02

一、引言

建国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取得的重大成果之一，就是认识到生产关系具有两重性，从而改变了仅局限于基本经济制度方面的研究状况，把研究对象的视野扩展到经济体制及机制和经济发展等方面。但与此同时，需要进一步深化研究和创新发展的仍然是这方面的问题，尤其是需要进一步深化研究生产关系两重性即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及机制的关系及其与生产力的关系问题。

早在1963年4月，(1995)就对生产关系两重性的内涵作了较好地阐述：一是生产关系一般，即“直接表现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是指人们为了进行生产，依照生产技术即生产资料，特别是生产工具情况和需要而形成的劳动的分工和协作的关系。”它适应“生产一般”需要而产生，反映在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另一是生产关系特殊，即在“一定社会形态中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品的所有关系”。这方面的生产关系的基础和核心是所有制，说明的是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的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分配方式。

目前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及其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教科书，对生产关系具有两重性以及生产关系两重性的内涵基本上形成了共识，那就是包括经济制度(指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及机制(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等资源配置方式都属于经济体制及机制的内容，以下讲的生产关系两重性一般都是指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及机制，反之亦然)。比如卫兴华、林岗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2003)讲：“经济制度可区分为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两个层次。”周新城(2005)的阐述更具有代表性：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具有以下的两重性。第一是反映社会经济制度本质的经济关系。我们可以把这种经济关系叫做“社会经济关系”。这类经济关系的实质和基础是所有制关系，它说明的是，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生产成果的分配方式。第二是在具体组织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过程中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即日常经济生活中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这类经济关系反映在经济运行、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它说明的是各种生产要素相互结合的具体形式和特点，例如，劳动的分工、专业化与协作，生产的集中与联合，企业的经营形式与管理方法等等，即经济运行的具体机制。我们可以把这种经济关系叫做“组织经济关系”。

但是，也要看到，目前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及其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教科书，对生产关系两重性的关系及其与生产力的关系问题的研究和阐述还很不够，甚至在某些方面仍没有达到研究的程度，滞后于并影响到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必须深化研究。

二、目前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在生产关系两重性的关系及其与生产力的关系问题方面存在的不足

首先，对经济体制及机制对生产力和经济制度的作用分析和阐述不够，尤其是对经济体制及机制对经济制度的作用分析和阐述不够。相反，都比较强调经济制度对经济体制及机制的决定性作用。比如，周新城(2005)讲：“社会经济关系是根本的、第一位的；组织经济关系是从属的、第二位的。前者决定着后者的社会性质，后者只是前者的具体表现形式。”顾海良、顾钰明(2003)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也这样阐述：经济体制属于生产关系的具体实现形式，经济制度是经济体制的基础。一定的经济制度决定着与此相联系的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质和主要特点，规定其发展方向。而按照(1995)的观点，生产关系本身包含着表现生产力的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内在的两重性的矛盾集中表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而在这个矛盾中，“生产力方面，不是片面起决定作用，而是最后起决定作用。”

其次，好像从一种经济体制及机制转向另一种经济体制及机制仅仅是体制的变革，不需要经济制度的变革就可以自然实现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及机制的对接。换句话说，好像同一种经济制度可以与任何一种不同的经济体制及机制自然对接，同一种经济体制及机制也可以与任何一种不同的经济制度自然对接。比如，顾海良、顾钰明(2003)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这样阐述：“经济制度相同的各国，可以有不同的经济体制；一个国家的经济制度不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可以有不同的经济体制。”而(1995)的观点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所有关系对生产关系一般的发展，起促进的作用，但是到一定的发展阶段，这种所有关系又阻碍这种发展。生产关系的这种内在矛盾，实际上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的具体表现。”

再次，虽然也看到了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及机制是个性与共性、特殊与一般的关系，但又总是过多地把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及机制关系说成是深层与表层、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周新城(2005)讲：“经济关系的两重性往往是以本质和现象的形态表现出来的。社会经济关系是人们经济关系的本质，它决定一种社会制度的性质；组织经济关系则是社会经济关系的具体实现形式，它是现象形态的东西。”逢锦聚、洪银兴、林岗、刘伟(2002)主编的政治经济学也这样阐述：“经济制度揭示人与人之间的深层次的所有制关系，而经济体制反映的是社会经济中较为浅层次的关系。”苏伟(1985)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关系，目前较为广泛地被概括为形式与内容的关系。”这里讲的形式指经济体制及机制，内容指经济制度。这与把生产关系一般看成是生产关系特殊的内容，把生产关系特殊看成是生产关系一般的形式是恰恰相反的。(1995)的阐述很深刻：“只有在生产关系特殊中表现出来的生产关系一般，才是生产关系的客观实体。……任何生产关系一般，都必须在所有关系的形式中表现出来。生产关系一般是内容，而所有关系是形式。”

三、生产关系两重性的关系及其与生产力的关系

在生产关系两重性的关系及其与生产力的关系问题上，针对目前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及其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教科书研究和阐述的不足之处，并联系对这一问题的分析，我认为：

第一，不可否认，经济体制及机制总是在一定经济制度

下运转的，不可能离开经济制度孤立地存在。经济制度，特别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是从根本方面规定着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社会性质，从而也规定着经济体制及机制的社会性质。但是，作为经济运行中的体制及机制，既然“是人们在具体组织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如劳动分工、专业化与协作、生产的集中与联合、企业的经营方式与管理方法等，”(周新城，2005)那么，它实质上就是人们改造自然与征服自然过程中生产力的具体组织形式。因此，经济体制及机制比经济制度更接近于现实生产力层次。但是它不属于生产力的范围，因为生产力是人们改造、征服和协调自然的能力，它有两个基本要素和标志，即生产工具和劳动者；而生产关系一般即经济体制及机制是人们改造、征服和协调自然的具体的和社会的组织形式。

第二，既然经济体制及机制比经济制度更接近于现实生产力层次，是“直接表现为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方面，”(，1995)那么，经济制度就只是决定经济体制及机制的社会性质，而不能直接决定经济体制及机制本身的发展和变化。经济体制及机制本身的发展变化(包括经济体制及机制的质变，如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也包括经济体制及机制的量变，如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是由生产力直接决定的。即使从目前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公认的“经济制度相同的各国，可以有不同的经济体制；一个国家的经济制度不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可以有不同的经济体制。”(顾海良等，2003)”的观点推论，也可以得出经济制度不能直接决定经济体制及机制发展变化的结论。当然，也应当肯定，经济制度对经济体制及机制本身的发展变化具有重大的反作用，正像上层建筑对经济制度进而对生产力本身的发展变化具有重大的反作用一样。

第三，正像经济制度的发展变化最终是由生产力决定的一样，由生产力直接决定并体现生产力发展变化的经济体制及机制的发展变化也是决定经济制度发展变化的准生产力基础。之所以称为准生产力基础，是因为我们没有把经济体制及机制划归到生产力范畴，但它又是接近于生产力层次的生产关系一般，是具体组织现实生产力的社会形式。

第四，不可否认，从经济体制及机制总是在一定的经济制度中运行、经济制度决定经济体制及机制的社会性质的角度讲，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及机制的关系是深层与表层、本质与现象的关系。但是，从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及机制同生产力的关系看，经济体制及机制更接近于生产力层次，更具有基础性和深层次性。因此，我非常赞同(1995)把生产关系一般与生产关系特殊的关系准确表述为“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当然，如上所述，(1995)所讲的内容是生产关系一般，形式是生产关系特殊，这与目前大多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把经济制度看成基础和内容，把经济体制及机制仅仅看成是经济制度的实现形式的观点是恰恰相反的。

综上所述，经济体制及机制是经济制度与生产力的连接点或中介环节，经济制度的发展变化最终由生产力决定是通过经济体制及机制的发展变化实现的，经济制度的发展变化对生产力的重大反作用也是通过经济体制及机制的发展变化实现的。因此，正像所有制是经济制度的基础与经济制度最终是由生产力决定的并不矛盾一样，经济制度决定经济体制及机制的社会性质与经济体制及机制构成经济制度的准生产力基础，并决定经济制度的发展变化也是不矛盾的。

当然，社会经济运行和发展是一个复杂的有机运动，现实经济运行和发展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不仅生产关系可分为两大层次，生产力也可划分为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并且，生产关系的生产力属性(生产关系一般)和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属性或社会属性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直到今天理论界还没有把这两者的界限完全界定清楚)，因此，生产关系两重性的关系及其与生产力的两重性之间的关系极为复杂。但是这并不妨碍而且有必要把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抽象为简单易懂的这种关系，正像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把人类社会运动规律高度抽象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律一样。

四、探讨生产关系两重性的关系及其与生产力的关系的意义

深刻认识和探讨经济体制及机制作为经济制度与生产力的连接点或中介环节的地位和作用，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分析和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有重大意义，它可以较好地分析和解释中国改革开放实践中一些不易解决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有利于揭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运动规律。

应当肯定，在改革开放初期，认识到生产关系具有两重性，把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及机制区别开来，并强调在坚持经济制度不变的前提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重大成果之一。因为它对于解放思想，推动改革开放有重大意义。不然的话，在当时思想认识水平上，很难走出改革开放的第一步。但是，需要不断深化对这一理论的研究。因为无论从理论上讲还是从实践中看，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不可能不触动传统的经济制度。

改革开放前，把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似乎已成为一个固定的思维模式。但是，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日益突出，因而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不得不起始于对计划经济体制修修补补。然而，单纯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并不足以消除现实生产关系中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和扭曲资源配置的各个环节。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很快引入了计划和市场并行的“双轨制”。随着市场范围的扩大，逐步动摇了计划经济制度本身，市场经济体制终于取代计划经济体制，而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可见，中国之所以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是由生产力直接决定而不是由经济制度决定的。并且，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制度也发生了变革。

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认为，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改革只能触及公有制的具体实现形式，不能发展私有制经济。但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私有制所占比重不断扩大。适应改革实践的需要，中共十三大首次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描述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但从中共十三大到中共十五大，非公有制经济一直被看作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一种补充。这种认识到中共十五大召开。有了本质的变化。中共十五大报告把非公有制经济纳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规定之中。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还认为，按劳分配作为公有制在经济上的实现形式，是社会主义的惟一分配原则，而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作为私有制在经济上的实现形式，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分配原则。所以，在分配领域的改革，最初仅仅是着眼于按劳分配的实现形式，但是，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和多元所有制结构的形成，在分配领域也出现了多种分配方式。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时隔10

年之后的中共十五大又进一步指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所有这一切，都反映了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伴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基本经济制度所发生的变化。这也许正是中国30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一条最为成功的经验”(蔡继明，2008)。

因此，那种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仅仅是体制的转换，不必进行经济制度的变革，就可以自然实现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结合的观点，实践证明是不对的。当然，那种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必须私有化、只有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才能与市场经济相融的观点同样是错误的。这两种看是极端相反的观点，其实质都是片面强调经济制度对经济体制及机制的决定作用，片面强调所有制对市场经济的决定作用。不可否认，所有制和所有制结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前提，市场经济都是在特定的所有制和所有制结构中运行的。但是，市场经济不是由所有制决定的，而是由生产力及其社会分工决定的。并且，随着生产力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促使所有制形式不断发展和变化。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出现了商品交换，私有制是适应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而产生的。商品经济最初是以个体劳动为基础的小商品经济，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在小商品经济发展及其小商品生产者分化的基础上产生的。正如马克思(1975a)“‘所讲的：“商品生产按自己本身内在的规律越是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商品生产的所有权规律也就越是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需要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并不是说两者是一种水融关系，而是对立统一关系。传统的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是不能结合的，公有制必须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改变其实现形式，才能规定市场经济的社会性质，弥补市场经济的不足，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目前的一些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教科书，在阐述和分析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原因时，大都是强调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是其主要原因之一；并且在分析公有制内部市场经济存在的原因时，又强调多种公有制形式及其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是其主要原因之一。这种观点同样是颠倒了市场经济与所有制之间的因果关系。实际上即使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过程看，也正是为了发展市场经济才调整所有制结构和变革公有制实现形式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和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及其“两权”分离正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当然，就像马克思(1975a；原版，1867)所讲的“物一旦对外成为商品，由于反作用，它们在共同体内部也成为商品”的道理一样，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和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反过来也会促进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近些年来，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中，有人把股份制说成是新公有制。这种观点的可取之处是看到了市场经济体制及机制对经济制度的重大作用，不妥之处是把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及机制混同了。股份制是适应生产社会化和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产生的企业组织形式，属于经济体制，它既是以特定的所有制和所有制结构的存在为前提的，又是决定所有制和所有制结构发展变化的重要力量。正是在这两种意义上，马克思(1975b；原版，1894)认为，资本主义股份公司使私人资本转变为社会资本，但又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私人占有，因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问题应该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的基本问题之一。可目前的一些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只是还在强调追求剩余价值或利润是资本主义特有的基本经济规律，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什么，却只字不提了。可能是看到社会主义也在发展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企业也在理直气壮地讲利润，不好提了。实际上，追求剩余价值或利润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而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任何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都包括社会生产目的和实现社会生产目的的手段。任何社会生产目的都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关键是满足生产资料所有者的需要。资本主义生产目的是满足资产阶级的需要，这是由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的；实现资本主义生产目的的手段是发展生产力(具体体现为发展市场经济及其追求剩余价值或利润)。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共同富裕，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这是由社会主义公有制决定的；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手段同样是发展生产力(具体体现为发展市场经济及其追求剩余价值或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