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生命的意义精选(九篇)

第1篇：谈谈生命的意义范文

一、生命意义下体育教学的含义

生命意义下的体育教学是以师生生命发展为根基，通过教学实践中的交往互动、共同经历，使学生获得情感的满足、人格的提升和个性的张扬，同时教师的职业生命活力也得以发展，师生生命共同生成。

二、生命意义下体育教学的本质特征

1.生命体验性

“生命个体作为独一无二的存在，它在社会存在中需要获得自我生命的确认感和生命力量自由绽放的愉悦感。这是作为生命个体所需要的生命体验感。”体验使学习进入生命领域，因为有了体验，体育学习不再是仅仅属于认知、理性范畴，它已扩展到情感、生理和人格领域，从而使学习过程不仅是体育知识和技能的增长过程，同时也是身心和人格健全与发展的过程。

2.交往互动性

交往是教学的本质属性。体育学习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学习的主体始终处于一种动态的交往过程中，学生与同伴、老师之间通过体育活动建立起彼此尊重与合作来加深积极的情感体验，并通过言语和体态的沟通来传达各种情感信息。

3.生成发展性

体育教学是在一定的时空中由教师与学生交互作用而生成的。这里的生成性有三个基本要点：一是教学生命力的生成点，即学生现有的体育基础能力和经验与形成可持续发展的体育价值观及学习态度之间的矛盾，寻找并解决这样一对矛盾就成为生成性教学的起点。二是形成交往互动的过程。体育教学中的生命个体是在身体运动中进行各种形式的交往互动，从而使教学生命力得以激活的，并促进课堂中人生命的生成，包括体育知识和技能的生成，师生、生生彼此情感的生成以及体育意识、价值观的生成。三是以师生的生命体验与生命关怀为终极目标，促进师生的共同发展。

三、生命意义下的体育教学实践策略

1.促进师生体育知识和技能的共同生成

体育知识和技能包括书本上的内容和要求，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及体育基础能力，教师的知识和能力以及师生在教学互动中产生的知识和技能。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让学生在自主选择学习内容和学习方式中把别人的意识形态内化于自身的文化结构中。通过师生的共同参与，彼此热情的投入、知识的运用、思想意识的交融，使单纯的体育知识和技能在书本、教师和学生交融互动的基础上生成为带有生命意蕴的新的知识和技能。

2.关注和丰富学生的体验

生命在具体的体验中才有意义，生命是通过每一个体的体验而证明其存在。一是体育教学要为学生创造实践的空间，着眼于发现和发展学生的潜能，着力于学生个性的张扬和天性的回归，使学生在体育学习过程中体验实践所带来的挑战与激情、失败与挫折、成功与喜悦。二是要让学生体验教学过程中师生彼此的情感与人格。人是在富有情感体验中成长的，生命意义中的体育教学要求课堂中通过师生双方智慧的碰撞、人格魅力的影响而不断地体验着、升华着情感，促进双方人格的发展与提升。三是通过强调学习过程中的师生、生生多向交往互动的过程，使学生体验到充满思想、情感、智慧的学习生活，并加以内在的理解、感悟，赋予知识以个性化的意义，让学生的自由精神和生命活力充分展示出来。

3.师生共同成长

对学生而言，课堂教学是获得成长和发展的必然场所，是生命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而对教师而言，“不仅仅是创造别人的精神生命，也应该是自我精神生命的创造者，教师在造就他人的同时也在成就着自己……”

师生的个性和需要、教育背景以及在教学过程中的角色差异必然导致教学方式的差异，这为师生展示彼此新的生命世界提供了可能。一方面，教师要充分发挥自己的生命个性和生命价值，根据自己对知识和学生的理解，创造性地设计具有个性特色的教学方法，让学生在充满个性色彩和生命活力的教学中不断获得体育知识和技能，并从中享受到体育学习的快乐；另一方面，教师也要在学生的求知欲望和成长过程中不断获取丰富的体验、自我满足与成长。体育课堂教学过程中的师生双方要彼此吸纳对方的思想和分享彼此的智慧与修养，并在这种过程中生成出新我，生命皆得以满足并持久发展。

参考文献

第2篇：谈谈生命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 外交决策；革命的空谈；实力对比

苏维埃俄国初期的外交政策是列宁的外交决策思想的具体体现，从列宁的外交决策思想中体现出列宁为什么要制定对德和约以及如何把握对德签订和约的决策思想及政治智慧。

一、列宁外交决策思想的时代背景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处于非常复杂而严峻的国内外环境中。摆在列宁面前的主要任务就是尽快摆脱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巩固新生的苏维埃俄国。尽管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俄国很快颁布了《和平法令》，“向一切交战国的人民及其政权建议，立即就缔结公正的民族的和约开始谈判，”[ [参考文献]

[1] 列宁全集（第3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2] 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平谈判（第1卷）[M].莫斯科，1920.

[3] 列宁论苏维埃国家对外政策[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

][1]（p.9）但是其他欧洲国家对苏维埃俄国的建议置之不理，苏维埃俄国仍然面临着严重的安全威胁，尤其是德国的进攻可能扼杀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这种形势下，早日与德国签订和约，尽可能延长和平的时间以便于增强苏维埃俄国的综合国力成为苏维埃俄国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除了外部势力的挑战外，苏维埃俄国也面临布尔什维克内部的意见分歧，是继续推动世界革命还是尽快签订和约？签订什么样的和约？如何把握对德谈判的火候以便为苏维埃俄国政权争取最大利益？在上述一系列问题上的不同意见，需要列宁尽快做出外交决断，同时说服布尔什维克内部统一思想，尽快完成谈判工作。

到1918年2月上旬苏维埃俄国与德国的谈判陷入了胶着状态，德国代表库尔曼强硬地声明：“不能无止境地拖延和平谈判”。他重新提出了德国要求的基本内容，然后讲到，俄接受德国提出的要求是缔结和约的绝对必要条件，这实际上就是最后通牒。但是，托洛茨基违背列宁的指示，发表声明说：“俄国拒绝割地条约……同时下令俄国军队在全线全部复员”。[][2]（p.208）为此，德代表库尔曼当即表示，“如果不能签订和约，那么，关于停战的条约本身显然也就失去意义，因而在它规定的日期届满时即将恢复战争状态”。[][2]（p.209）1918年2月16日19时30分，德国统帅部向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苏俄代表正式声明，从2月18日12时起结束俄德停战，恢复战争状态。在这种万分紧急的情况下，列宁认为要向德国政府发出同意签订和约的电报。但是列宁的建议在中央委员会的表决中，只有6票赞成，7票反对。由于德国开始进攻，下一次中央委员会提前于2月18日晚间召开。经过激烈的党内辩论，列宁首次赢得了赞成缔结和约的多数票。“列宁关于立即通知德国政府同意缔结和约的建议，以7票赞成，6票反对得到通过。”[][1]（p.502）列宁在1918年2月21日《真理报》上发表的《论革命的空谈》一文突出反映了当时列宁的外交决策思想。

二、列宁外交决策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善于抓住矛盾的核心，把握事物矛盾的实质。

在复杂的国内外变化的形势中，列宁善于抓主要矛盾，反对“革命空谈”。苏维埃俄国在同德国的和约谈判中，德国人提出的和约条件非常苛刻引起了苏维埃政权内部的争论。在党内会议上对于是否立刻同德国缔结单独的兼并性和约有三种意见：参加的会议的人约有半数主张进行革命；其次，约有四分之一同意托洛茨基同志的意见，即“宣布结束战争状态，复员军队，将士兵遣散回家，但不签订和约”，[][1]（p.258）只有约有四分之一同意列宁的意见。在这种不利情况下，列宁紧紧抓住矛盾的核心，向党内开展说服教育工作。列宁认为，“只有完全陶醉于革命空谈的人才会怂恿别人拒绝签署这些条件。”[][1]（p.377）他明确地说：“我一直认为革命空谈是对我们党（因而也是对革命的）最大威胁，所以我在《真理报》上发表了论‘革命空谈’和论‘疥疮’这两篇文章，开始了反对革命空谈的无情斗争。一些严格执行革命口号的革命政党害了革命空谈病而遭到毁灭，这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1]（p.377）“鼓吹革命战争的革命空谈会断送我们的革命，当时有人责备我，说我的提法太尖锐。但是，当党和革命有受到无法补救的损害的危险的时候，就必须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说出事实的真相。”[

作者：许涛

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1]（p.353）

（二）、运用历史的辩证分析方法，反对不顾客观条件空谈革命。

列宁从历史角度列举了党内的一部分人的错误看法，在党内有人认为“1792年的法国遭受的经济破坏并不小些，但是革命战争治好了一切，鼓舞了所有的人，唤起了热情，战胜了一切。”[][1]（p.356）俄国的革命是否能照搬法国的经验呢？尽管两国都是革命，但是国内面临的条件是不同的。“18世纪末的法国，新的，更高的生产方式的经济基础建立在先，而强大的革命军队则是结果，是上层建筑。”[][1]（p.356）反观俄国的情况就会发现，俄国被战争弄得疲惫不堪。将法国革命的历史和苏维埃俄国的现实进行比较后，列宁指出，“关于1792年的任何回忆等等都只是革命空谈。人们一味重复口号、空话和战斗叫喊，却怕分析客观实际情况。”[][1]（p.357）

（三）、注重国家实力对比的分析，客观评价国内外的革命形势。

针对布尔什维克党内有部分人错误认为德国无法进攻俄国，因为德国国内发展着的革命不会允许这么做，列宁从实力对比的角度对上述错误观点进行批判。“德国人‘无法进攻’这个论据，1918年1月和2月初，反对单独 和的人们重复了千百万次。据其中最慎重的人估计（当然是大致估计）德国人无法进攻的可能性为25―33%。”[][1]（p.357）

但是事实了这种估计，1918年2月18日德军向苏俄发起全线进攻。列宁就此指出，“说‘德国人无法进攻’，就等于说，‘我们知道，德国政府最近几个星期就会被’。实际上，这一点我们并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1]（p.358）要停止资产阶级的战争，就必须资产阶级的政府。但是的德国的革命力量与苏俄相比还是很薄弱，“直接或间接地、公开或隐蔽地宣称，德国革命已经成熟（虽然明明不是这样），并且以此作为自己策略的基础，这是另一回事。这没有丝毫的革命性，这只是空谈。”[][1]（p.358）

还有一部分人认为“我们反抗德帝国主义就是援助德国革命，以此加速李卜克内西对威廉的胜利。”列宁指出，这个论断不过是上述毫无意义的空谈的不同说法而已。[][1]（p.358）历史经验证明，只有对反动势力进行恰当的反抗才对革命有利。同时要考虑群众力量和阶级力量的对比关系，从而决定采取什么样的斗争形式。“为了援助德国革命，当没有力量在公开的军事冲突或起义冲突中进行坚决的、严重的、决定性的打击时，就应只限于宣传、鼓动和联欢。”[][3]（p.64）“明明没有力量，明明没有军队，偏要投入重大起义冲突或军事冲突，这就是冒险，这不会帮助德国工人，而只会妨碍他们的斗争，有利于他们的敌人和我们的敌人的事业。”[][1]（p.359）

（四）、当决策存在选择余地的情况下要善于妥协，等待时机。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虽然面临不利的国内外形势，但是仍然存在多种外交政策的选择，不同的选择会对苏俄产生不同的影响。列宁善于评估不同的选择及其带来的后果，从而选择对苏俄利益最大化的结果。布尔什维克党内一部分人认为“德国会用单独媾和的条约从经济上扼杀我们，夺去煤炭和粮食，奴役我们”。 [][1]（p.361）他们的论据是：“没有军队也应该投入军事冲突，哪怕这种冲突显然不仅会带来奴役，而且会扼杀我们，会无偿地夺走粮食，会使我们陷于塞尔维亚和比利时的境地；即使如此，也应该投入军事冲突，因为不然就要签订不利的条约，德国就会向我们分期索取60亿或120亿卢布的贡赋，用机器换去粮食等等。”[][1]（p.361）

在列宁看来苏俄作出签订不利条约和与德国单独媾和的决定，主要是因为苏俄还没有做好革命战争的准备。在当时的情况下，必须善于等待，在等待的这段时间里壮大实力。其实在十月革命前的7月到10月期间，布尔什维克也耐心等待过，他们“一面忍受克伦斯基的奴役，忍受俄国资产阶级的奴役，一面等待。”[][1]（p.361）在是否与德国单独媾和的问题上，列宁从理性选择的角度分析了两种不同的选择。第一种情况是如果苏俄能够单独与德国媾和，即使条件极端不利，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利益也必须接受。原因在于德国正在酝酿的革命还没有前来援助我们俄国人。第二种情况是根本不可能与德国单独媾和，在这种极端情况下不得不立即进行战斗。列宁同时指出，这种政策选择“决不是因为这是一个正确的策略，而是因为没有选择的余地”。 [][1]（p.361）除非还有选择的余地，否则就应当选择单独媾和和极端不利的条约。

这种暂时的妥协，等待时机的做法还是为了赢得时间，壮大苏维埃俄国的实力。一方面，苏俄的一月比一月强大，另一方面欧洲社会主义革命一月比一月成熟。

（五）、善于比较分析不同选择，维护最重要的利益。

在国家的外交决策中，很难有一项完美的政策兼顾各方面的利益，这个时候决策者就需要作出取舍，以便于维护最重要的利益。十月革命后俄国的资产者最热心制造貌似国际主义的论据，一种最“机智”、最流行的托词是：“签订难堪的和约是一种耻辱，是对拉脱维亚、博览、库尔兰和立陶宛的背叛。”[][1]（p.362）其实这个论据向苏维埃政权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究竟什么更重要，是民族自决权呢，还是社会主义？”

在维护民族自决权还是巩固社会主义的两者之间，列宁认为社会主义更重要，并且从三个方面阐述社会主义比民族自决权更重要的理由。

第一个理由是如果仅仅怕违背民族自决权，而当着帝国主义明明强大、苏维埃共和国明明衰弱的时候，让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去送死，遭受 帝国主义的打击，就不是社会主义的政策。

第二个理由是即使以波兰、立陶宛、库尔兰归还苏维埃政权为条件的和约并不是耻辱少些、兼并少些的和约。因为德帝国主义放弃波兰之后，就会更有力量去扼杀塞尔维亚、比利时等国。这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会造成损失，并不符合国际主义者社会党人的利益。

第三个理由是从某种程度上说“英法资产阶级千方百计地要把我们拖入对德战争，希望我们同德国打起来。”[][1]（p.363）

尽管英法资产阶级答应给苏俄很多的货物，如皮靴、马铃薯、炮弹、机车，看似援助物资很多，实际上这些货物都是贷给苏俄的，最后要归还的。英法资产阶级的用意非常明显。首先，从战争过程看，苏俄同德国作战就会牵制住一部分德国兵力，减轻英法方面的作战压力。其次，从战争结果上看，“苏维埃政权同德帝国主义进行不合时宜的军事搏斗，就最容易遭到毁灭。”[][1]（p.363）

三、列宁外交决策思想的启示

列宁的外交决策思想始终贯穿着一个主线，就是以革命力量对比的变化为准则。尤其在苏维埃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面临着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列宁不断评估革命力量变化来维护苏维埃俄国的生存、发展。这种革命力量对比体现在两个层面上，一个是苏维埃俄国内部的革命力量与外部干涉革命力量的对比变化，另一个是外部革命力量与外部干涉革命力量的对比变化。苏维埃俄国与德国和约谈判的火候始终围绕着革命力量对比变化及其带来的革命形势状况。在苏维埃自身实力仍然较弱，而外部革命力量对苏维埃俄国支持仍然有限的情况下，选择有利的时机对德妥协，签订和约不失为一个正常的外交决策。

第3篇：谈谈生命的意义范文

一、学习研讨情况

为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根据国网赤峰供电公司党委党史学习教育安排，7月x日，电工公司机关党支部围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历史开展专题研讨，党支部书记贾志军主持，全体党员参加了研讨会。

支部委员和党员紧紧围绕研讨主题，结合近期重点学习内容和工作实际，进行了专题研讨，从党史学习教育中汲取坚定信仰的力量，将艰苦奋斗、自我革新等优秀作风不断发扬光大。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并在此基础上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全体党员通过党史学习教育，在今后的工作学习中做到：一是要正确认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历史，总结经验教训，坚持正确方向，提高政治站位，坚定理想信念。二是要在弘扬党的伟大精神中，勇于攻坚克难，拼搏奋斗，开拓思路，改革创新。三是要进一步强化党性觉悟和党员意识，不断从党史、新中国史中汲取奋进力量，在工作中认真履职尽责，用理论指导实践，为公司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二、谈心谈话情况

谈心谈话涉及人员范围广，对支部在岗党员18人进行全覆盖式谈心谈话，做到了应谈尽谈。支部书记与委员逐一谈心，委员与委员之间互相谈心，委员与党员之间谈心，党员与党员之间互相谈心，做到真谈、真抓，进一步增强凝聚力。重点在学党史、廉政、风险防控谈话，及时了解思想动态，职工谈心交流，谈工作、谈生活，人性化关心职工，及时了解工作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促进了队伍团结和谐。谈心谈话内容层次深，角度广，做到了聚焦问题，真交谈、深交谈，此次谈心谈话收集意见建议共X条。

三、查摆突出问题

1.支部成员交流较少，没有归属感。

第4篇：谈谈生命的意义范文

1938年11月，日本的飞机曾飞到延安狂轰滥炸了一番，为安全起见，中央机关就迁到了这里。在沟口靠西的半山坡上，有一排错落的窑洞，那就是的住处。

一住到这里，杨家岭便成了文化人频繁出入的地方。

1939年5月12日这天晚上，新近回国的萧三来到这里。与他深情地谈起了在10年内战中牺牲的同志。萧三转告，他在莫斯科见到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杨之华请他代向问好。

说到这里，感慨地插话：秋白假如现在还活着，领导延安的文艺运动，多好啊！

的确，在延安，很需要一位像瞿秋白那样当过中共的“一把手”，熟悉党的领导工作，又有浓厚的文人气质，懂得艺术运作规律的人，把复杂的文坛统起来。可是，当时没有寻找到这样的人，文艺界的不少事情，就只好常常由他亲自出面来处理。

1

1942年的春天来了。

万物复苏的春天，总是要呈现出一些骚动的气象。延安文艺界的春天，也很不平静。

这一年前后，延安的文学家、艺术家、文化人大致有成百上千，知识分子就更多了，大概有六七千人。这些人的到来，明显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使自己同延安这一特殊的环境相融合。

当时的延安文艺界，引起注意的，主要有两种倾向。

一个是文艺理论上的争论。诸如文艺的出发点是人类之爱；文艺作品从来是写光明和黑暗并重，一半对一半，或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重复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的错误；等等。对“鲁艺”的文艺教学方针，也是有看法的。例如，他就很不满意那里的文学课一讲就是契诃夫的小说，以及一些文艺家只注意提高，而不注意普及，等等。

另一种倾向反映在一些公开发表的文章或作品当中。主要是对延安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一些现象，特别是一些不尽如人意的消极面提出了批评，有些批评还是比较尖锐的。这当中，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和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引起特别注意，大概是因为这两篇文章是最有代表性的吧。

除了更深沉的背景外，要说召开对中国现当代文艺影响非常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有什么具体的起因的话，这两种倾向大概就是。

4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正式同意的提议，准备以、博古、何凯丰的名义，召开延安文艺界的座谈会，拟就作家的立场、文艺政策、文体与作风、文艺对象、文艺题材等问题交换意见。

为什么要专门召开一个座谈会？曾作过说明。他说：党中央关于知识分子的政策已有了，但是对于文学艺术工作，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很好的决定。要让文艺家与在党政军经工作的同志结合，否则，总是格格不入。最近一个时期，某些文章和作品，对一些事情不满意，提出一些意见，是对的，因为那些同志根本上都是革命的，至于某些时候，某些文章作品没有弄好，是属于部分的性质，不难解决。严重的问题是，有的文艺家离彻底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达到革命性、党性与艺术工作的完全的统一还差得很远，不破除他们头脑中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让它发展下去，是很危险的。他们最基本的问题，是文艺要不要为工农大众服务，忽视革命也是严重一些的偏向。其他偏向是太强调革命性而忽视艺术性，认为只要是革命的东西，标语口号式的也好，这就把文艺降到和普通东西一样没有区别了。没有艺术性就不叫文学，这个偏向在俄国曾经发生过，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听说也有过，似乎只要讲几句马列主义，讲几句无产阶级，就是好东西，不注重艺术形式问题，只重作品的政治内容。说艺术工作在革命工作中不是一个特殊部门，这是一种偏向。

既然要开文艺问题的座谈会，就必须要有更具体的针对性。此时集中时间做的一件事，就是找文艺家们了解情况。这也是中央政治局会议定下的“个别谈话”的方针。这年四五月间，大概是一生中同文艺家们接触最频繁的日子。如果我们按日程排一下的话，仅4月间，他找文艺家们谈话或给他们写信，有文字记载的，就有一二十起。

2

从上到下，从弄清问题到酝酿解决问题的方法，一切似乎都准备得差不多了。

4月27日，和何凯丰联名发出了邀请延安文艺工作者参加文艺座谈会的请柬：

为着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问题的意见起见，特定于5月2日下午1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

5月2日，是个晴朗的日子。延安文艺座谈会如期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两层西式楼房的楼下会议室举行。会议由何凯丰主持。当时在延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任弼时、王稼祥、博古、康生也都来了。被邀请的文艺工作者及中央和一些部门的负责人，共100多人。

首先是由讲开会的目的。他说：“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为此目的，就需要解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学习问题。接着，对这些问题分别作了论述，提出：革命文艺工作者应该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歌颂人民群众及其政党和军队，暴露敌人，特别是他们的残暴和欺骗；革命文艺工作的对象，在根据地是工农兵和革命干部，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家要使自己的作品受他们欢迎，必须熟悉和了解他们，让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文艺工作者应该学习文艺创作，这是对的，但还要学习社会，学习马列主义。

这个开场白，即后来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引言”部分。

这个开场白，无疑是为大会定了调子。但争论随着展开。这说明当时的文艺界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分歧是多么大，文艺工作者真正从思想上接受党的文艺政策、观点确实需要一个绝不平静的过程。

5月16日，文艺座谈会举行第二次大会。没有发言，主要听取与会者对文艺问题的意见，并不时做记录。指定在大会发言的，总是有些代表性的。可争论一如前往。这样争论下去，不是法子。总要有个结论的。这个结论自然也是来做。

为此，5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文艺座谈会的问题。说了很长的一段话：我与凯丰召集的文艺座谈会已开了两次，本星期六要结束。现在许多作品描写的东西是小资产阶级的，对小资产阶级有同情，把自己当做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对工农及工农干部有恐惧心理。……要注意普及和提高的关系，以普及为基础来提高，在提高指导下实行普及，同时注意吸收外国的东西，从群众中吸收新的东西。报纸要提倡与指导群众的文艺作品，不登打击工农群众的东西。有的人对新的事物没有敏感。要写代表时代的东西，如苏联描写游击队的《毁灭》。在我们的军队中，群众中，是能够写出许多有时代意义的作品的。必须达到文艺和群众的结合。

这段话，是向中央通报文艺座谈会的情况，也是介绍准备给座谈会作结论的大致内容。

5月23日，文艺座谈会举行最后一次大会。

先是由与会者发言，到下午，最后发言，要求文艺家们要看得起工农兵，中国第一，世界第一，都得由工农兵来批准；不要怕说“转变”思想立场，不但有转变，而且是投降，他说自己就是从一个旧军人投降共产党的。“八路军、新四军为了国家民族流血牺牲，既有功又有德，为什么不应该歌？为什么不应该颂？”

发言后，趁着落日的余晖，由摄影家吴印咸为与会者摄影留念。照相的时候，四处张望，问丁玲在哪里？看见丁玲隔他3个人挨在旁边，才放心坐了下来，开了一句玩笑：“照相坐近一点，不要明年再写《三八节有感》。”

晚饭后，由作“结论”。这个“结论”，他是作了准备的。由于来听他讲话的人数增加了不少，他讲话时就把会场挪到了楼外的广场上面了。在汽灯下，他手里拿着和其他领导人以及身边工作人员商量的提纲，侃侃而谈。

他把问题归结为一个中心：革命文艺为群众的问题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提出：“我们的文学文艺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说这是个原则问题、根本问题。由此，就可以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1.关于源和流：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社会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文艺作品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比实际生活更高、更典型、更强烈、更集中、更理想。

2.关于普及和提高：当前，工农兵迫切需要的是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是普及，然后才是提高，二者相结合，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

3.关于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

4.关于文艺批评：这是文艺界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为第一，艺术标准为第二，但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般的宇宙观也不等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方法。我们的要求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

在“结论”中，还根据他此前调查了解到的情况，和三次座谈会上与会者的发言，具体分析和批评了延安文艺界存在的几个观点：“人性论”；“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是人类之爱”；“从来的文艺作品都是写光明和黑暗并重，一半对一半”；“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我是不歌功颂德的，歌颂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不是立场问题，立场是对的，心是好的，意思是懂得的，只是表现不好，结果反而起了坏作用”；“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重复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的错误，就要妨害创作情绪”。

这个讲话，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结论”部分。

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就这样结束了。

3

在当时，对他的这篇《讲话》，还是相当谨慎的。他根据提纲讲，讲的时候有人速记，胡乔木又根据速记稿作了整理，给看后，是很满意的。

可他并没有让立即发表，一直到第二年10月19日才在《解放日报》上全文发表。前面还加了一个编者按：“今天是鲁迅先生逝世七周年纪念。我们特发表同志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纪念这位中国文化革命的最伟大与最英勇的旗手。”

即使整理花去一两个月的时间，也不致等到次年10月才发表，如果为了等到合适的时机，如鲁迅逝世纪念，那1942年10月也是一个机会的。因此，唯一的解释，恐怕是对这篇稿子刻意求精，反复修改。建国后，收入《选集》时，又作了一些修改。

这篇讲话发表的第二天（10月20日），《解放日报》又发表了中央总学委向全国播发的一则电文，即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通知》，其中说：这个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理论建设的事业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是同志用通俗语言所写成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此文件绝不是单纯的文艺理论问题，而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的具体化，是每个共产党员对待任何事物应具有的阶级立场，与解决任何问题应具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典型示范。

半个月后，又发出《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其中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党对于现阶段中国文艺运动的基本方针。全党都应该研究这个文件，以便对于文艺的理论与实际问题获得一致的正确的认识”。

第5篇：谈谈生命的意义范文

一、司法的理性难题

法律安定性原则要求，法律判断(rechtliche Entscheidungen)以各自现行有效的实证法为导向，也就是以依据秩序制定的、具有社会实效的法律为导向。这意味着，法律的制度史必然构成了每项当代[ 法律] 判断实践的背景。这种制度史不仅包含了立法者的判断，也包含了习惯法的规范以及司法机关的判断。每项法律判断实践也就被嵌入到上述生成情境的偶然性之中。然而这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法律的正确性宣称，要求的并不止是与制定法、先例和习惯法的单纯符合。它还进一步要求法律判断还应当在实质上得到理性证立。哈贝马斯将根据实证法给定的前提做出的决断(das Entscheiden)称为一项判断的内部证成，并且将它与作为外部证成的理性可证立性对立起来。在此，哈贝马斯相当不幸地援引了符卢伯列夫斯基(Jerzy Wrblewski)的观点，然而后者仅仅关切的是演绎以及对于演绎前提的证立之间的形式区别，而无论这些前提是什么类型。在此背景下，哈贝马斯将[《事实性与有效性》] 第五章的核心难题司法的理性难题表述为：司法的核心难题也就在于，如何使得偶然生成的法律之适用，既具有内部的一致性，又能得到外部的理性证立，从而同时保障法律安定性与正确性。

二、三项不充分的回答

为了尝试解决上述理性难题，哈贝马斯简要考察了三项分别出自法律诠释学、法律现实主义以及法律实证主义的回答，以便接下来更深入地探讨罗纳德 德沃金的立场。

哈贝马斯首先承认，诠释学描述了规范与生活事实之间的循环关系，从而提出了一项方法论难题，使得每个法律适用理论都必须尝试做出解答。诠释学家从他们的立场给出的建议是，通过追溯那些得到历史证明的标准或者一种主流的、通过解释被不断续造着的精神气质(Ethos)来解答上述难题。哈贝马斯则恰当地反驳道，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中向历史或者主流的回溯并不足以解答理性难题。对于实质上诉诸于心理学与社会学阐明和预测的法律现实主义，哈贝马斯则驳斥道，它忽视了程序参与者的理想主义观念，即所有(或者大部分)案件能够基于现行有效的法律同时得到一致并且正确的判断。因此它不可能阐明法律对于行动期待的稳定功能。当然，哈贝马斯在此谈到的仅仅是法律安定性保障。至于[ 与法律安定性相比] 明显更为理想主义的内容正确性与上述法律体系发挥[ 稳定行动期待] 功能的能力之间的可能关联，则尚未得到确定。

对于汉斯凯尔森(Hans Kelsen)与哈特(H.L.A. Hart)等人所代表的法律实证主义，哈贝马斯反而承认道，它考虑到了稳定期待的功能，因为它使得受规则约束进行判断的一致性成为了可能。但是，哈贝马斯责备它为理性难题提供了不对称的解答。不对称性在于，对于法律安定性的保障盖过了正确性保障 这一点也表现在实证主义对疑难案件(hard case)之决断的理解上。当一项规范表述的模糊性允许多种判断时，就出现了一项疑难案件。根据凯尔森与哈特的观点，法官在此获得了一种裁量空间，并且有权通过法律上无法证立的前提填补之。哈贝马斯在此称之为决断主义的推论(dezisionistische Schlufolgerung)。人们可以将哈贝马斯的批评理解为，他说的是实证主义并没有穷尽那些安置在法律中的理性预设。这一点事实上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赞同。

三、罗纳德德沃金的权利理论

在哈贝马斯看来，德沃金(Ronald Dworkin)的权利理论正是在尝试避免现实主义、实证主义与诠释学解答建议的缺陷，从而指引正确的道路。这一理论的基本预设是：实证法不可避免地同化了道德内容，而道德内容的核心可以被归纳为一项要求给予每个人平等关怀和尊重的基本规范，或者一项平等关怀和尊重的基本权利。哈贝马斯的理论与上述基本预设的亲近，典型地表现在哈贝马斯注意到上述基本预设对于 法律商谈理论来说并非意料之外。

但引人注目的是，哈贝马斯在对德沃金实证法必然包容了道德内容的命题表示赞同之后，立即补充了一项说明。在其附论法律的道德内容(Exkursber moralische Gehalt des Rechts)中涉及的是对于自然法内涵的避免。其核心命题是，道德内容向法律中的转移并不意味着法律的直接的(unmittelbar)道德化。法律对道德内容的包容是将其翻译到法典之中(in den Rechtskodebersetzt)，并且装配上另一种有效性模式。所谓装配上另一种有效性模式，看似很容易说清楚。道德规范获得法律有效性，意味着遵守该道德规范的动机变得不再重要，而不遵守该道德规则将受到制裁。但不容易说清楚的是，何谓翻译到法典之中。哈贝马斯谈到，道德内容经历了为法律形式所特有的意义变迁。作为法律原则的一项例证，哈贝马斯提到了人性尊严。目前毋庸置疑的是，人性尊严原则同时是一项道德原则。意义变迁是否应当指的是，如果一部宪法载明了对人性尊严的保障，那么人性尊严这一表述的意义就在内容上发生了变化?最好否定这一观点。人性尊严尽管被安置到一项法律体系的语境之中，其可执行性得到了增强，其具体化变得更为容易。然而作为道德原则的人性尊严并没有因为自身转化到实证法之中而发生内容上的变化。哈贝马斯谈到，法律与道德的诸基本规范根基于同一项商谈原则，它们在内容上(inhaltlich)是叠合的。或许答案就在这里。只要道德规范，例如人性尊严规范，同时具有了法律规范的有效性，那么就可以说是法律直接的、内容上的(unmittelbar inhaltlich)道德化。这种道德化仅仅是内容上的，因为它并没有延伸到被视为形式上的有效性模式。然而首要的是，道德化无论如何也没有延伸到全部法律规范，因为它们大部分都不处于道德上不可能的(也就是禁止的)或者道德上必然的(也就是命令的)空间，而是处于道德上仅仅可能的(也就是允许的)广泛空间之中。

规则(Regeln)与原则(Prinzipien)的区分，在德沃金主张的将法律与道德关联起来的解释理论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至少是在哈贝马斯所谈论的德沃金的早期理论形式之中。哈贝马斯描述了德沃金的区分，然而未能深究在德沃金早期著作中扮演着决定性作用的一项要素，即份量或重要性面向。这种份量面向使得原则之间的碰撞可以用比例原则(Verhltismigkeitsgrundsatz)为标准，通过权衡来解决。这反过来也支持了原则可以被界定为最优化命令(Optimierungsgebote)。然而这一点却遭到哈贝马斯的强烈反对。原则由此将具有一种目的论的结构，而丧失了其道义论的有效性意义。基本权利由此将不再能够在法律商谈中扮演与目标设定论据相反的德沃金意义上的王牌(Trmpfe)，并设置一道防火墙。这据说是因为，最优化命令，即由于被认为具有目的论的结构，应当被理解为价值。而原则被理解为规范，它能够基于其道义论的有效性意义而主张普遍的约束力(allgemeineVerbindlichkeit)，而不仅仅是一种特定的优先性(spezielle Vorzugswrdigkeit)，并因此具有一种比价值更大的证成力，因为价值必须从个案到个案地与处于一种传递序列中的其他价值相比较。然而，关于这种权衡却缺乏理性的标准。

上述所有观点已经得到过笔者的答复，在此不再重复，这也是因为权衡完全属于[ 哈贝马斯《事实性与有效性》] 第六章而非第五章的主要论题。在此只提及一点。在第六章中哈贝马斯证立了最优化命令只具有较弱的证成力，因为它作为价值必须从个案到个案地与处于一种传递序列中的其他价值相比较。在第五章中，哈贝马斯恰恰将这一性质赋予了被进行道义论解释的原则，尽管他否定了最优化命令命题：在原则之间产生了从个案到个案的另一种传递序列，而没有影响到其有效性。它[ 原则] 在经过权衡之后还是道义论的。此外，特定的优先性再加上从个案到个案这一表述似乎过于特定化了。并不是作为时空个体的诸案件占据着优先地位，而是诸案件的要素源自谓词，而非源自专名或者确定性描述的要素证立了优先地位，也就是说它们尽管具有相对的具体性或特定性，但是也显示出了一种普遍主义面向。

四、法律作为具有理想融贯性的规范体系

哈贝马斯采纳了德沃金的以下理念：一种充满抱负的理论允许，尤其在疑难案件中从一种理性重构的现行有效法律的融贯关系出发证立个别的判断，与此同时又提出以下疑问：将现行有效的法律视为具有理想融贯性的规范体系是否将司法判断程序导向了错误的理想。批判法学运动(Critical Legal StudiesMovement)就提出了以下反驳：现行有效的法律归根到底是在贯彻相互冲突的原则与目标设定;因此任何一种理性重构的尝试都注定会失败。哈贝马斯的不同立场在于，将德沃金对于规则与原则的区分，与克劳斯 君特(Klaus Gnther)对于证立商谈(Begrndungsdiskurs)与适用商谈(Anwendungsdiskurs)的区分结合起来。原则碰撞不同于规则冲突，它涉及的并不是相互矛盾的，而是宣称具有同等有效性的规定，也就是说，涉及的并不是真正的矛盾，而是两项均具有初显可适用性(primafacie anwendbar)的规范之间的竞合。至于何者能够获得确定的可适用性(definitivanwendbar)，应当在适用商谈中得到阐明，它并非像证立商谈那样涉及规范的有效性，而是仅仅涉及规范的可适用性。可适用的规范，就是适当的(angemessen)规范。而适当的规范，在君特看来，就是那种在考量了适用情形的全部要素并且考量了适用于此情形的全部原则之后应当被贯彻的规范。这一预设考量适用情形的全部要素并且考量相关的全部规范，符合了全盘考量的古老诠释学要求，尽管并没有错，但也什么都没说。更成问题的是将适用商谈与证立商谈区分开来。理性的规范适用预设了，在疑难案件中针对个案而设定规范，譬如语义学规则或者表达了原则之间附条件的优先关系之规则。假使抛弃这些规范，将威胁到[ 法律] 判断实践的一致性，乃至威胁到法律安定性。

哈贝马斯似乎看到了这一点，当他说道：来源于德沃金的以理想证成的融贯性为导向的理论，再加上君特的优雅建议，现在包含的不过是原则与目标设定的弹性集合，并且他追问道：然而这样一种理论能够指导[ 法律] 判断实践，从而保障法律的安定性吗?在他的答复中，哈贝马斯首先确认，法律安定性自身表达了一项原则，且必须在一定情形中(in casu)与其他原则进行权衡。这一点应当得到赞同。在接下来第二步中，他将法律安定性置于另一个层面，也就是程序层面，它涉及的是对相关的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进行商谈性的阐明。这一点原则上应当得到承认，即便还不清楚应当如何理解依赖于程序的法律安定性(verfahrensabhngige Rechtssicherheit)。哈贝马斯似乎同样留有一定程度的疑虑，当他说道：以这样一种充满抱负的理想作为导向，通常来说是对职业化司法的过分苛求。一种可能的解答在于哈贝马斯所说的第三步法律范式，其中他将市民的形式法律范式区别于社会国的实质主义法律范式，又将这二者区别于程序主义的法律观，而在哈贝马斯看来，后者是对前两者的扬弃。也就是说从一开始就存在范式的联结。现在不仅在前两种范式之内，而且在它们之间，都存在紧张关系。人们如何通过一种被称为紧张关系的东西来消除紧张关系呢?并不令人惊异的是，哈贝马斯写道，正是由于可替代的法律范式之间的竞合，一种程序主义的法律观(prozeduralistisches Rechtsverstndnis)就必须揭示出一个层面，一个让各个通过反思形成的法律观彼此相互开放的层面。因此法律安定性与正确性的和解重担实质上落在了程序的肩上。

五、法律论证理论

通过程序这一步骤，哈贝马斯对德沃金的独白式进路提出了反驳，这种进路最生动的表达是德沃金的赫拉克勒斯法官，一个具有超人的技能、学识、耐心和敏锐的法律人。[ 哈贝马斯认为] 虽然对解释实践的重构依然按照法律理论，而非法律教义学来进行，但是理想个体[ 即德沃金的赫拉克勒斯法官] 却置身于商谈理想之中：对德沃金唯我主义的法律理论之批评，必须针对的是同一个层面，并且以一种法律论证理论(Theorie der juristischen Argumentation)的形式来证立程序原则，而至今对赫拉克勒斯所提出的理想要求这一负荷现在也被转移给这些程序原则。

任何论证理论的核心都是论据(Argument)概念。哈贝马斯将论据定义为在商谈条件下兑现一项有效性宣称的理由。那种理想，即德沃金曾经对理论提出的要求将由此被安置在商谈条件中，这种商谈条件被哈贝马斯描述为对于合作的理论建构程序(kooperatives Verfahren der Theoriebildung)的理想要求。融贯性理念依然被包含其中，但却隶属于商谈。它[ 融贯性理念] 将指向论证的语用学前提，并且通过形成一种融贯的整体，与一种具有论证信服力的非强制的同意关联起来。人们在此可以将其称为一种商谈的融贯性理论。同样，唯一正确答案的理念也经历了一种商谈理论的转化。它将因此从一种本体论预设上升为一种调整性理念，并且与实际[ 法律] 判断实践的可错性联系起来。这反过来导向了种无限论证程序的理念，其中包含了一种向着商谈的理想条件的充分接近。属于这些理想条件的有：排除压迫与不平等(也就是自由与平等)，无限的时间、不受限制的参与资格与完全的非强制性，以及最优的信息。在实践商谈中，共同实践着的、普遍化了的理想角色担当具有重要意义。藉此，德沃金的基本规范平等关怀与尊重从商谈伦理学上同样可以被把握。这也就为一种法律论证理论提供了商谈理论上的基础。六、特殊情形命题一种理论的基础当然是有别于这种理论自身的。任何法律论证理论都必须确定法律安定性与正确性之间的关系。这反过来要求阐明，法律论证的特殊性何在。对达成上述二者的尝试，也就是特殊情形命题(Sonderfallthese)。哈贝马斯对特殊情形命题提出了批评。这一批评的正当性实质上依赖于应当如何理解特殊情形命题。

(一)道德商谈与普遍实践商谈

根据哈贝马斯，特殊情形命题说的是：法律商谈应当被理解为道德(适用)商谈的特殊情形。然而，法律商谈并没有构成道德论证的特殊情形。它们不允许被理解为道德论证的子集。如果人们检视特殊情形命题的字面含义，它说的是，法律商谈是普遍实践商谈(allgemeiner praktischer Diskurs)的一种特殊情形。假使人们将普遍实践商谈这一表述理解为道德商谈这一表述的同义词，并且同哈贝马斯一样将道德商谈定义为一种涉及且仅仅涉及可普遍化的商谈，后者追问的是相关的规范建议是否表达了所有相关人员的共同利益，那么特殊情形命题就立即不攻自破了。法律商谈不仅仅是向道德理由开放，而且也向伦理政治理由、实用理由开放。前者是对一种有意识的集体自我理解的表达，建立在传统与强有力的评价之上。后者涉及的是选择适当的手段以实现给定的目标与偏好。这种既针对道德理由也针对伦理与实用理由的开放性，基于体系性的理由而具有了必然性。一种民主制中的法律论证(juristischeArgumentation in einer Demokratie)，其最重要的出发点是在民主程序中被创制的制定法。然而，在民主的立法程序中涉及的是行动规范，它们以法律形式出现，并且借助实用理由、伦理政治理由以及道德理由得到证成，而并非仅仅基于道德理由。如果法律论证应当与民主程序中判断的事项联系起来，那么它就应当认真对待所有三种与其结论相联系的理由类型。

假如只存在一种可能性，也就是将普遍实践商谈这一表述理解为道德商谈的同义词，那么特殊情形命题显然是错误的。然而不仅存在另一种可能性，而且这种可能性更站得住脚。普遍实践商谈是将道德的、伦理的与实用的问题与论据关联起来的商谈。例如，将一项制定法草案交诸普遍公众进行讨论。

对于普遍实践商谈这一概念的建构，一种可能的反驳是它威胁到了正义、善与合目的性之间的优先性。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善相对于合目的性的优先性源自于即使一种手段针对一个目的达到了最高程度的合目的性，但如果这个目的毫无价值的话，也算不了什么。正义相对于善的优先性却不是一件容易证立的事。善涉及的是非普遍性的个体或集体的价值，而正义涉及的是普遍性的规范。因而这就涉及到普遍性相对于非普遍性的优先性。如何能够证立这一优先性，这个问题在此无法得到回答。为了驳斥对优先性的可能威胁，只需要确认普遍性对于非普遍性的优先性只要得到了证立，就是有效的。不仅在不同的商谈类型之间是有效的，而且在与不同商谈类型相联系的普遍实践商谈中的不同论据之间也是有效的。

并非不重要的是，道德的、伦理的与实用的论据之间不仅存在优先性，而且也存在关联。人们会想到人权，它们界定了正义的核心。人权是抽象的权利，具有道德有效性，只要它可以被证立。如果人权作为抽象的道德权利是可以被证立的，它也就获得了绝对优先性。没有哪个制宪者，也没有哪个普通立法者能够出于伦理的或者实用的理由废止作为抽象道德权利的人权。然而如果问题涉及到人权在具体案件中提出了什么要求，那么除了道德理由之外，伦理的与实用的理由当然也能够发挥作用。这一点在比例原则审查中体现得最为清楚。在其中的前两个层次，即适当性审查与必要性审查之中，实用论据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在其中的第三个层次合比例性审查之中，伦理理由能够作为限制理由发挥作用。如果对人权的干预非常轻微，而且伦理理由的份量非常重，那么后者就能够证成对人权的干预。抽象的绝对性能够在具体性中得到相对化。所有这些都显示了，普遍实践商谈并不是单纯地杂糅或者组合，而是一种体系性的必然联结，从而表达了实践理性(praktischeVernunft)的统一性。

(二)法律商谈的规则和形式

哈贝马斯针对特殊情形命题的第二项反驳是，该命题必须指出法律商谈的特殊规则和形式仅仅是将道德实践商谈的普遍程序条件从现行有效法律的约束性角度予以特殊化。这一要求尽管简短提及了两种商谈形式各自采用的规则与论据形式在结构上的相似性，然而[ 这一要求]并未得到满足。

对此的回答是，上述要求从来无法得到满足，但是这并没有使特殊情形命题成为问题。虽然有一些法律商谈的规则和形式与普遍实践商谈的规则和形式是相符的，但是并非全部都相符，这不仅是无害的，而且是必然的。这种必然性是源自于实证法的必然性(Notwendigkeit des positiven Rechts)，后者又是源自于[ 法律] 判断的不确定性或者说普遍实践商谈的不确定性。法律商学解释、发生学解释、先例解释与体系解释的规则和形式表达的不仅仅是纯粹的已经发生的法律解释实践。它们也参与了实证性的必然性。这意味着，它们在内容与结构上不可能是对普遍实践论辩的规则和形式的特殊化。只不过，它们彼此之间是相关联的。实证法的存在是实践理性的一项要求，因而能够在普遍实践商谈中得到证成。因此，基于权威的法律商谈规则和形式虽然不是直接地，但是间接地与普遍实践商谈的规则和形式关联起来。

(三)不正义的法律

第三项反驳是特殊情形命题预设了法律与道德的一致，这将导致令人不悦的后果，它不仅使得法律判断的正确性被相对化了，而且使其本身成为了问题。理由在于有效性宣称(Geltungsansprche)是二元赋值的，而且不允许是或多或少的。所谓法律与道德的一致不可能意味着，特殊情形命题预设了法律总是事实上与道德相一致。只有援引在法律规范和法律判断中必然被提出的正确性宣称，才能理解上面的表述。在道德商谈中提出的正确性宣称是一种道德正确性宣称。在普遍实践商谈中提出的正确性宣称是一种普遍实践正确性宣称。在两种情形中涉及的都是内容的或者说实质的正确性。人们可以称之为一阶正确性(Richtigkeit erster Ordnung)。一阶正确性应当被归属于理想的面向。在法律中除了理想的面向，还有实证性这一现实的面向。因此，在法律商谈中提出的宣称是复合的。它不仅涉及到理想的，而且涉及到现实的面向。人们可以称之为二阶正确性(Richtigkeit zweiter Ordnung)。二阶正确性宣称不仅将内容正确性原则，尤其是正义，而且将法律安定性原则与法律必然地联结起来。如果现在要适用一项不正义的制定法，就出现了在法律安定性这一形式原则与正义这一实质原则之间的权衡问题。在此无法进一步阐述。只有两点是重要的。如果法律安定性原则应当被给予优先地位，那么二阶正确性宣称就得到了满足，而且事实上二元赋值的法律有效性宣称也就不成问题。相应的判断具有了法律有效性，尽管如此，由于没有满足实质正确性宣称，该判断仍然是具有法律瑕疵的判断(rechtlich fehlerhafteEntscheidung)。特殊情形命题的优点在于，它能够描述出法律有效性与法律瑕疵性之间的这种罅隙。

第6篇：谈谈生命的意义范文

公司所属各党总支（支部）：

根据关于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有关重要指示精神及集团工作安排，公司将以党支部为单位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专题组织生活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基本要求

党支部召开组织生活会要紧紧围绕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对标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进一步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对标“四讲四有”合格党员标准，进一步强化党的观念，提高党性修养，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二、方法步骤

（一）突出重点，组织集中学习。请各党总支（支部）结合实际和职能职责，重点学习领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党章、《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支部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对确有特殊原因不能参加集中学习的党员，党支部要采取灵活方式，及时向他们提供学习材料，传达党组织相关要求。没有组织集中学习的，不得召开组织生活会。

（二）谈心谈话，广泛征求意见。党支部委员之间、党支部委员与党员之间普遍进行一次谈心谈话，谈心谈话要诚恳听取党员对党支部工作和支委的意见建议，注意了解党员工作生活情况、思想状况和心理状态，谈对整改落实的具体措施和意见建议。既要谈自身差距，又要谈对方不足，把问题谈开、把道理谈透、把思想谈通。要防止泛泛而谈不聚焦，防止只谈工作不触及思想，防止把谈心谈话变成简单交换会上批评意见。

对流动党员、退役军人党员、家庭生活困难党员、身心健康存在问题的党员，以及受到纪律处分、组织处置或有不良反映的党员等，党支部委员特别是支部书记要重点谈，表达组织关怀，做好心理疏导，针对思想实际给予帮助和引导。

（三）查摆问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基层党组织根据党员人数等实际情况，以党员大会、或者党小组会形式召开组织生活会，全体党员参加会议。班子成员要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所在党支部（党小组）会议。各党总支（支部）如果以党小组形式召开组织生活会。如果以支部党员大会形式召开组织生活会，可不用单独召开支委会。会议的主要议程有：党总支（支部）书记带头作自我批评，其他党员对其提出批评意见；然后，其他党员逐一进行发言，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最后，党总支（支部）书记总结会议情况。

各支部召开专题组织生活会之前，每名党员都要将发言材料上报党支部书记审核。发言对照的内容主要有：一是认真学习领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情况；二是对照党章党规找出的问题；三是在工作中身边群众反映的问题；四是参加所在党组织的组织生活情况；五是在自身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六是分析一下产生问题的原因和今后的努力方向等。七是对其他党员逐一开展批评。

（四）作出承诺，抓实整改。根据查摆出的问题和党员群众的意见建议，党员要作出整改承诺。整改措施要向党员群众公开，并于召开组织生活会后15天内向党群工作部报备。

三、时间要求

请各党总支（支部）于2019年8月30日前将召开专题组织生活会的时间报送至党群工作部。

请各党总支（支部）于2019年9月30日前完成专题组织生活会。                         

第7篇：谈谈生命的意义范文

规训与反叛：空间建构中的女性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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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谈谈生命的意义范文

谈话人：

谈话时间：                          谈话地点：

谈话对象

谈话内容

 

 

 

 

 

 

 

 

 

XXX

根据市委《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深入开展检视问题的通知》要求，按照州局党委工作部署，我作为部门分管领导，本着对组织负责，对同事负责，对自己负责的态度，讲真话，道真情，出真招，做到平等交流诚心交心，和你面对面进行一次谈话，有什么想法都可以说一说。

XXX：此次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学习，谈谈你的认识？

XXX：我作为一名老党员，认识到此次开展的主题教育是深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必然要求。此次开展的主题教育有助于我们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最重要的是要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新时代，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只有牢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才能激发党员领导干部的生动力。

XXX：再谈谈如何改进你个人的工作作风?

第9篇：谈谈生命的意义范文

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逐章逐节、逐字逐句学习《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全部内容，要根据本单位整体学习计划编制个人学习计划，各单位党委负责党员领导干部学习计划的审查。小编为大家整理相关的2020谈治国理政工作方案资料，提供参考，欢迎阅读。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旗帜，是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根本指针，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行动指南。党的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把这一重要思想载入宪法，实现了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

《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出版发行，对于推动XX单位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学懂弄通做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统掌握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对于在当前复杂形势下，通过增进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认识和理解，更好地推进X(本单位发展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一、学习内容

《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收入了在2017年10月18日至2020年1月13日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批示、指示、贺信等92篇，分为19个专题，是学习的主教材。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把《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与第一卷、第二卷作为一个整体，全面系统学、深入思考学、联系实际学，深刻理解其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

二、学习方式

1.全面自学。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逐章逐节、逐字逐句学习《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全部内容，要根据本单位整体学习计划编制个人学习计划，各单位党委负责党员领导干部学习计划的审查，各基层党支部负责本支部全体党员学习计划的审查，确保内容对得上、进度跟得上。作为保证自学效果的主要手段，要以支部为单位，为每一名党员建立学习档案、定期评选学习体会和学习笔记，确保在集中学习前，相关篇目全部自学到位，在研讨交流前，自学效果切实掌握到位。

2.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在全面深入自学的基础上，对第三卷19个专题中的8个以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的方式开展学习。一是《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拟于2020年9月开展学习;二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拟于2020年10月开展学习;三是《完善和发展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拟于2020年11月开展学习;四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拟于2020年12月开展学习;五是《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实现新突破》，拟于2021年3月开展学习;六是《增强忧患意识，防范化解风险挑战》，拟于2021年4月开展学习;七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拟于2021年5月开展学习;八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自我革命推向深入》，拟于2021年6月开展学习。如有临时性重要学习任务，可根据具体内容选择调整上述专题，统筹结合开展学习。

3.专题研讨会。组织党委班子成员和基层党组织书记代表、优秀党员代表，召开专题研讨会，进一步深化学习成果。重点分以下三个专题开展研讨。

专题一(2020年10月)：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重点学习研讨中国共产党在远大理想追求、科学理论引领、选贤任能机制、严明纪律规矩、自我革命精神、强大领导能力等方面的优秀特质，结合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和创造的“中国奇迹”，结合本单位发展历程，对如何在当前不确定性因素加剧、发展环境愈发复杂的情况下持续实现高质量发展提出具体思路和措施建议。

专题二(2021年3月)：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重点学习研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本性、人民本性、实践本性和创新本性，学习研讨马克思主义的命运与中国共产党命运、中国人民命运、中华民族命运的紧密关联性，重点聚焦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对本单位发展的指导意义，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对本单位编制“十四五”发展规划提出具体可行的意见。

专题三(2021年5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重点学习研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开辟民族复兴正确道路、焕发科学社会主义生机活力、造福最广大人民群众方面的生动实践、伟大成就、独特魅力和巨大优越性。要充分结合党的四中全会精神，深刻理解中国道路所蕴含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认真分析本单位战略发展目标、制度机制流程的科学性与实践性，对本单位进一步优化调整、提质增效提出具体可行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