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胎政策的利弊精选(九篇)

第1篇：二胎政策的利弊范文

改革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许多具体事项，其弊端早已彰显，兴利除弊的民众呼声早已很大，如废除劳教制度，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早就透露要废除，2013年“两会”期间，许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提议即行废止，却迟迟没有动静。而这次三中全会《决定》一，据说北京某劳教所马上改换招牌为某监狱。其他关系民生的改革事项，如户籍、医疗、社保等方面，也存在某些政府主管部门拖延观望的情况。

调整完善计划生育政策，“放开单独二胎”是三中全会《决定》中最具体且令人兴奋的亮点。在三中全会召开前夕有媒体透露了些许相关信息，然而11月11日国家卫计委新闻发言人竟出来“辟谣”，称“不要相信网上传言”，否认生育政策即将调整，表示“中央还在定夺这件事，最终的文件还没有见到”，他们自己“也在密切关注中”。其实，废除独生子女政策的呼声在民间和学界早已很强烈，近年每次“两会”上，都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各种相关议案，但都无法形成决议。从计生部门的“辟谣”中，我们可以看出，三中全会决定“放开单独二胎”，更多是听取了学界专家和民间的意见和建议，而计生部门并非这项改革措施的积极参与者。甚至《决定》发表后，卫计委又马上站出来划条条框框，对这项措施做出限定，说有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兄弟姐妹者不算独生子女，不准再生。当然，这些限定理由也有其合理性，但更多地应该看到独生子女政策在推行了35年之后，全面放开二胎已是大势所趋。

卫计委不仅在调整计生政策中慢半拍，而且其自身存有根深蒂固的部门既得利益，早应该成为改革的对象。广大民众早已质疑其所收的超生罚款，即所谓的“社会抚养费”依据何在，是否意味着交了钱就可以多生，每年约二百亿元的罚款到哪里去了。另外，如今总理三令五申要求减少行政审批，那么生孩子需要计生部门审批发“准生证”这样的政策，是否也需要调整？如今连劳动教养都已废止，计生部门是不是也应考虑执法更人性化一些呢？

许多政府部门对改革迟疑观望不作为，其实都是囿于自身的部门利益。如教育部对中小学划分重点择校弊政长期不改，不也是因为择校可收取可观的“赞助费”吗？“以药补医”弊政亦如此，医院与药企形成利益链，抬高药价敛财，卫生主管部门也长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有进行大力整改。改革难就难在如何突破部门利益的盘根错节，如今改革已不容迟疑，要动真刀真枪祛除利益固化的藩篱，斩断部门利益的链条，不给阻碍、迟缓改革的势力预留任何利益空间。

由于先前诸多部门对改革的迟疑等待，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后，各级政府闻风而动，出现“扎堆改革”现象。这显然是好事，但也要反思体制性的弊端，为什么各部门都要待党中央发文后才改？为什么不尽早改，致使很多调整延迟？因利益关涉，以往一些政府部门改革缺乏主动性，而且惰性十足不作为，、形式主义严重，这些都需要在深化改革中加以改变。三中全会《决定》既已为党政各部门提出了具体任务，各级政府就应抛却自身利益纠葛，脚踏实地狠抓落实，党中央正在加大力度督导各级政府抓紧干，兑现已部署的各项改革承诺，增强人民对改革的信心，绝不能让改革措施落空。

第2篇：二胎政策的利弊范文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mental health problems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become a topic of concern. University level, is their psychological maturity, personality and tend to improve and stability, to determine the future self-development goals and career goals in an important period, and mental health for college students have a critical role in talent.

关键词:二胎化 总和生育率 性别比 老龄化

Keywords: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analysis education strategy

作者简介:宋潇,(1985年――),女,汉族,山东省威海市,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

随着生育政策对我国人口再生产和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越来越突出,对我国生育政策未来选择的探讨也就成了我国人口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一种观点认为应该尽量扩大一孩家庭比例,实施”更加严格的一胎化政策”,另一种观点坚持全面放开二胎,就像上世纪70年代末刚实行计划生育时提出的那样,“一个少了,三个多了,两个正好”。关于人口问题的争论已经白热化。

事实上,任何一项政策的制定都不是盲目的,都有其产生的社会背景与时代意义。“一胎化”的中国独生子女政策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对于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同时也应该看到,“一胎化”的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确实存在其不足之处,它只是一个权宜之计,是一个特定时代的特殊产物。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被更加科学、合理的生育政策取代是历史的必然。因而,我认为,放开二胎政策是最佳选择,但当人口数量控制在恰当的规模后,放开二胎政策,使人口数量围绕人口更替水平波动是合理的,它既可以解决独生子女政策本身的弊端,又可以缓解政策所造成的不良后果。一胎化的独生子女政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弊端:

一、政策性弊端

(一)对政策理念的错误解读:计划生育政策不等于独生子女政策

计划生育是一种随社会现代化发展应运而生的新生活方式。在20世纪中叶与后期,我国为了发展经济、控制人口快速增长,大力推行计划生育,这是符合中国国情需要的。但是,在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推行“一胎化“的独生子女政策是把计划生育政策推向极致的一种做法。[1]计划生育在国际上被视为家庭计划,从中国看可以说是国家计划,但并不是只生一个才是计划生育,计划生育就是推行独生子女政策,将广义的计划生育政策用狭义的独生子女政策代替是一种简单化的错误观点。计划生育政策不是采取一刀切的做法,[2]由于民族、地区、城乡的差异,计划生育存在多元变式。[3]认为放开二胎政策就是计划生育走到头了,取消独生子女政策就是不计划生育的做法是有偏差的。

(二)、对实施效果的偏差评估:总和生育率出现较大幅度反弹

人口统计年鉴的数据表明,与1968年的6.45相比,实施“晚、稀、少“的计划生育政策以来,总和生育率的下降速度非常快,在20世纪80年代初已经接近2.1的替代水平。1980年以后总和生育率受底线影响,下降速度有所放缓。1981年到1983年甚至出现反弹,超过了70年代末期的水平。有学者认为这是过于严格的”一胎化“政策所带来的逆反性生育造成的现象。[4]因此就总和生育率来看,20世纪80年代初,经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控,已经达到比较理想的水平,采取独生子女政策后,总和生育率反而面临反弹的威胁,不利于人口结构健康安全发展。

(三)对具体执行的无效监督:处罚挡不住政策外的“违法生育”

从微观层面上看,独生子女政策是一个不为群众看好的并没有被很好地遵守的社会公共政策,其主要的表现就是实施独生子女政策依赖群众违反政策生育的普遍化,具体体现在群众因违反政策超生与超生后遭受处罚的范围之大、人数之众。一个家庭的生育行为应该是理性的,是进行了慎重的思考后作出的抉择,任何人都不会轻易的地去违现行的各项法规。而“违法生育”正是群众在权衡了成本与收益后作出的“理性”选择,与受到的处罚相比,生育第二个子女所带来的收益远大于处罚付出的成本,这导致群众即使超生遭受处罚也要生育。我国推行计划生育,其出发点是为了控制人口的快速增长,处罚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但如此刚性的政策手段依然挡不住政策外的众多“违法生育”。

二、结果性弊端

(一)出生性别比例失调

从生育意愿的价值体系上看, 中国传统的生育意愿无疑是一种早、多、男生育价值体系。传统上, 早生多生是家庭满足期望的孩子性别结构的唯一自然方法和途径。当个体行动者生育意愿在“ 早” 、“ 多”这两个方面无法再继续体现出来, 唯一可以做得到的是在“ 男” 字上做文章。有研究显示, 如果出生性别比为106的话, 一个家庭要想保证至少有一个男孩, 则需要生育1.82―1.94个孩子。在目前我国人口数量控制仍然严格的前提下, 性别选择成为人们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其行为结果表现为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偏高。[5]因此, 我们可以说, 我国现行生育政策进一步强化了生育个体行动者的性别选择意识, 使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

从历史的角度看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 也可以得到这个结论。1950、1960年代的出生人口性别比, 不仅正常, 而且十分稳定, 它基本上在正常范围内变化。这说明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原本就是正常的, 而不存在生理上的偏高。但自1980年代以来,, 随着以控制出生子女数量为主要内容的生育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后, 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明显升高。1985年以来除个别年份以外, 出生人口性别比都在110以上, 出现了明显偏离正常值的异常升高且逐年上升的趋势。表列出了一年主要年份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数据。从中可以发现, 我国出现人口性别比是在逐年升高的。乔晓春认为, 1980年代以前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正常并不表示中国人没有男孩偏好的倾向, 只是这种倾向在没有人口政策的制约下, 不是通过直接选择性别来实现的, 而是通过多生育来实现的。因此, 它没有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升高。独生子女生育政策实施以后, 多生和早生受到了限制, 就只好在追求出生婴儿性别上想办法, 从而使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

(二)潜在家庭风险增加

有一个事实需要引起更多的关注: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而且越是到家庭生命周期的中后期,其风险越大。[6]随着时间的推移, 越来越多的独生子女家庭开始因生命周期的力量转变为“高风险家庭”。我们已经有了几千万独生子女家庭,其数量和比例在世界上恐怕是惊人的。任何一个社会,都会存在一定比例的独生子女,但倘若独生子女人口和家庭的比例成为主体,其潜在的风险无论如何都是不应该被忽视的。潜在的风险一旦爆发就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带来预想不到的严峻挑战。从现在的眼光看,“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7]不同风险之间构成了无法挣脱的锁链, 就好像生态学的“蝴蝶效应”,其连锁反响是巨大的、不可忽视的。应该承认,风险只是发生问题的概率,本身是可以改变的。但在继续鼓励“只生一个孩子”的导向下,风险的放大却是必然。所以,“独生子女文化”一旦成为社会的主流文化继续风靡新一代人口,“超低生育率”(总和生育率低于1.3, 即育龄妇女平均一生所生育的子女数不超过1.3 个)一旦窒息了人口增长的内在活力,那将是十分危险的事情。过分陶醉于生育率下降所取得的暂时的胜利,少生就是一切、少生等于独生的做法必将使我们付出沉重的代价。

(三)老龄社会危机加剧

长期低生育水平使我国人口年龄结构迅速老化。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恰逢生育高峰出生的这批人规模巨大,而这批人的后代却相对少。因此,当这批人陆续进入老年的时候,中国人口结构即迅速老化。我国老年人口的比重在2000年就达到了国际老龄化标准――― 65岁及以上人口占7% ,2003年已上升至8.5% 。并且,今后十几年,我国老龄化速度还会加快,到2020年,老龄人口可能达到4亿。而且我国老龄人口逐步走向高龄化。到2050年我国的60～69岁、70～79岁和80岁及以上年龄人口数分别将是2000年时的2.7倍、3.7倍和7.9倍,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将近亿人。[8]放开二胎政策,首先可以缓解人口老龄化导致中青年的不堪重负。人口迅速老龄化使我国的养老负担迅速增加,养老负担的增加,必将导致社会总储蓄减少,进而使社会总投资下降,影响经济增长的潜力。严重的问题还在于我们是“ 未富先老”,发达国家一般在人均G D P 5000～10000美元时进入老龄社会,而我国是在不足1000美元的情况下进入老龄社会的,我国社会保障体制很不完善。[9]特别是独生子女的父母进入老年的时候,他们将不可能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依赖于几个孩子提供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而更多地要转向对政府和社会的依赖,这必将对我国尚不完善社会保障体制提出严重的挑战。第二,放开二胎政策可以促进劳动力年龄结构优化,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在人口老龄化进程中,劳动力年龄结构也将逐渐趋于老化。历史发展的经验证明,科学技术的发现发明,主要是由最具活力的年轻人来完成的,而人口老龄化必然会使科学技术的发展缺少活力。同时,老化的劳动力也必然会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

(四)人文关怀道德缺失

在20世纪之前,绝大部分的思想家都推崇人口的增长。在实际上,几乎所有的民族都推崇人口的繁衍。“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多子多福”的概念,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实实在在是严肃道德的问题。原因很简单,在古代社会,人的生存和繁衍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因此,以传统的角度来看,一胎化是不符合伦理道德的一个政策。从人们的自由权的方面,开放二胎是绝对附和伦理道德的行为。因为节制生育是对生育自由权的限制。要控制人口过度增长问题的途径不应该是以限制一个家庭最多能够生多少胎,而是以发展经济的方法来达到,这种方法是比较自然和符合伦理。从家庭伦理的方面来看,开放二胎可以确保家庭的和谐和稳定。因为在一个家庭里面,父母自由拥有子和女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孩子们拥有自己的兄弟姐妹,大家分工合作完成家庭的大小事务,在父母年老之后,孩子们齐齐执行养育父母的责任,是伦理道德所推崇的事情。而且,在养儿防老的心态下,拥有多个孩子比拥有一个孩子还来得更保险。从自然伦理来看,开放二胎甚至多胎是从以前就开始延续的自然定律。繁衍是生物的自然定律,因此,一胎化所引起的节育、避孕和堕胎都是违反自然定律的,是不符合伦理。而在节育、避孕和堕胎的层面来看,是违背宗教的伦理。宗教相信每一个生命都是上天注定而且是神圣的,由社会和人们刻意去控制是违反。

独生子女政策出台的初衷并非是作为一项长期性政策来执行的,其所针对的也仅仅是第三次人口高峰可能带来的人口资源危机。[10]因此独生子女政策部应该等同于长期性的计划生育国策,完全有调整的可能和空间。现行的独生子女政策是计划生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最大阻碍,只有调整生育政策,中国计划生育管理才有可能走上科学发展的道路,才能真正实现以人为本,才能成为和谐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王涤,关于调整中国生育政策需要解决的几个基本问题[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09(5)

[2]郭志刚等,从政策生育率看中国生育政策的多样性[J].人口研究 ,2003年(5)

[3]梁中堂,山西省翼城县“晚婚晚育加间隔”生育政策实施效果的人口学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1997(5)

[4] 汤兆云,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生育政策因素[J].公共管理高层论坛,2009(3)

[5] 乔晓春,性别偏好、性别选择与出生性别比[J].中国人口科学,2004(1)

[6] 顾宝昌、徐毅,中国婴儿出生性别比综论[J].中国人口科学,1994(3)

[7] 穆光宗,我国人口发展战略的反思和抉择[J].社会科学论坛,2008(6)

[8] 穆光宗,和谐社会拒绝风险家庭[J].边缘趣味,2009年(1)

第3篇：二胎政策的利弊范文

全面二胎政策是中国实行的一种和计划生育政策相对应的生育政策，指符合指定条件的夫妇可以生育“二胎”。

二、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原因

（一）人口形势十分严峻。我国人口形势十分严峻。虽然这些年对两孩政策进行各种样式的开放，但是都没有办法改变生育政策需要改变的实情。

（二）劳动力短缺现象。在社会化的发展中，农村的年轻劳动力都在向城市转移，农村剩下老人和小孩儿，没有足够的劳动力，人口红利慢慢消失。出生率减少，适龄劳动力减少，导致人均GDP下降，严重阻碍经济发展。

（三）单独二孩实战遇冷。政府实施里单独二胎的政策，但是并没达到想要的效果，到2014年底为止，只有不到100万的夫妻申请生育二胎，和政府一年增加200万新生儿的预计相差很多。进展不明显，原因如下：

1.没有明确的法案。单独二孩政策并没有对一些法案进行改动，仅仅是对各地一些生育方面的条款作了修改。从而使每个地方和每个地方的情况不同。2.并不很想生育。生育二胎需要考虑自身的经济情况，也要从事业方面考虑，随着社会的发展，现在夫妻对生育的观念也在转变，越来越多的夫妻并不是很想生育二胎。

（四）独生家庭问题。1.越来越多的独生子女需要赡养4个或者更多的老人，同时需要照顾自己的孩子，沉重的压力让人感到无力。近几年，我们国家的家庭规模越来越小，从20世纪80年代的4-5人减少到现在的3人左右，家里选择只生一个孩子的家庭越来越多，同时，家庭的养老和生育功能不断减弱。2.老人失去独生子女成为家里不能承受的伤痛，也是社会的一大问题。失去独生子女的夫妇所承担的内心痛苦，未来的经济压力，再生育能力，以后的养老问题也不是一般的家庭承受的痛苦所能相比的。

（五）男女比例失调。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越来越多的家庭只能生育一个孩子，而重男轻女的思想自古以来就在人们的心里根深蒂固，很多家庭希望生育男孩儿，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B超对所生幼儿的性别起到很大作用，人们都会在孕间去做B超检查，增加了生男孩的比例，使男女的比例失调严重。这也代表着也来越多的男孩在适龄期间无法找到结婚对象，同时带来更多的社会问题。如果要使男女比例恢复正常，对生育政策的各种限制就要放宽或者全部取消才行。

三、全面二胎政策难以实施的原因

（一）家庭层面。1. 生育成本高，面对压力大。现在从怀孕到生产，从生产到培养，再到儿女的成家，各种成本相当高昂，已经不是一个家庭轻易能承担的，况且就业压力大，再生一个孩子可能使夫妻的人生规划都改变，很多家庭很难做决定再生二胎。2.花费时间、精力多。随着女性在社会上的地位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女性在工作和社会上的地位不低于男性，越来越能在各个舞台展现自身风采。如果生育二胎，很可能使很多女性失去竞争的机会，花费更多的时间去抚养孩子，失去自己的事业。3.家里孩子阻力大。生二胎的另外一个阻力就是家里孩子不愿意父母再生二胎，认为生二胎父母对自己的爱就会转移，所以由于家里孩子阻挠的原因很多家庭放弃了生育二胎的念头。

（二）社会层面。虽然国家允许适龄的夫妇生育二胎，但是并没有根据生育政策针对一系列相关问题作相应更改。像女性的生育福利，产假福利，生育二胎妇女的就业政策，国家医疗卫生设施的优化，二胎子女教育成本的减免，完善的养老政策等等。1.医疗准备。全面二胎放开后，医疗资源需求是最为迫切的。同时，由于生二胎对家庭的经济负担压力大，政府需要增加优质妇产资源。2.女养育育成本。孩子的生养成本主要由分娩、养育、教育三大块组成。对于生养二孩家庭来说，家庭支出无疑是要增加，尤其对于城市家庭来说孩子的保姆费、教育费、换房费等增量将比较大。

四、全面二胎的好处

1.二胎政策可以增加劳动力。根据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如今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经占全国总人口的13.26%，且出生率不到国际标准的二分之一，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将会带来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所以二胎政策，为未来储备足够的人力资源，缓解老龄化社会所带来的压力。2.二胎政策可以调整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的男女比例影响了年轻一代人的正常婚姻和组建家庭，而二胎政策恰恰可以解决这个问题。3.二胎政策也有利于个体的发展。（1）二胎政策可以为孩子创造更健康的成长环境。在当今时代，我们不难看到计划生育政策的弊端。一般独生子女都有内向和性格孤僻的情况。生育二胎可以让两个孩子在一个家庭成长，有利于塑造健康的性格和能力。（2）生育二胎还可以避免家庭失去独生子女的问题，从另一方面讲也减轻了一个子女抚养老人的压力。

第4篇：二胎政策的利弊范文

但在“反右”和“”后，的人口观逐渐鲜明起来，有计划地生产人口开始体现为鼓励多生，马寅初的观点受到批判和否弃。后来由于人口压力迅速凸显，中国于1971年开始局部推行计划生育，并于1973年在全国展开。但当时推行的主要是晚婚晚育、两胎间隔四年以上、只生两胎的“晚、稀、少”政策，而一胎化政策是迟至1980年之后才认真推行的。

计划生育政策于1982年被写进宪法第25条：“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社会和经济发展计划相适应。”这一条文有如下意涵：一是国家有计划地控制人口，但不是非得实行一胎化；二是人口计划要根据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情况而调整，并非一成不变；三是这一条文作为宪法的一部分，其解释和适用不能与其他条文、尤其是公民权利条款相冲突。从上个世纪80年代至今，计生工作的一些弊端展现得十分明显，一方面是政府各部门协同“作战”，一些地方强制节育、强制堕胎成为常规实践；另一方面是因计生和反计生而引发的冲突层出不穷。

随着中国法治建设的推进，依法行政日益成为公权力行使的基本原则。2002年出台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明确规定不得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同时，中央还提出了计生工作中的“七不准”政策，包括“不准非法关押、殴打、侮辱违反计划生育规定的人员及其家属”，主要目的在于禁止计生工作中的暴力行政现象。

之所以说是暴力行政，而不是暴力执法，是因为，尽管有《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等法律、法规出台，计生领域的日常工作仍基本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比如，《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温和而轻描淡写地写道：“国家稳定现行生育政策，鼓励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如果只是“提倡”，现实中就不应该出现那么多强制节育和堕胎事件了。

众人皆知的事实是，一胎化是刚性的行政目标，例外情况很少。这种刚性的目标并非由法律来规定，而是由实际操作中无法实现司法救济的“政策”来确立。这种无法可依的状况，除了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形象不符，并导致救济缺位以外，还造成了如下制度层面的问题：

首先，每当有计生恶性事件发生，地方政府都会拿“政策”来当挡箭牌，而中央政府则会套用民间流传的“中央的政策很好，地方的执行好狠”思路，在肯定计生政策的前提下处理基层的“个别”工作人员。这种做法治标不治本，不利于找出原因，明确责任。

其次，与计生紧密相关的堕胎问题关系到妇女的人身权利、选择权以及胎儿的生命权，是极其严肃的伦理和法律问题，而中国在这个领域目前无法可依。目前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和判例都采用妊娠三期区分法，对于怀孕初期（一般标准是12周以内）的情况，以尊重妇女选择权为主，可以选择人工流产；对于怀孕中期（一般为12周至24周）的情况，以保护母婴健康为主要考量，允许在法定情况（比如继续怀孕危及母亲身体或精神健康、导致的怀孕等等）下选择人工流产；对于怀孕晚期（一般为24周以上）的情况，则以胎儿生命权为主要考虑因素，因为这一期的胎儿具备了一定的独立生存能力，此时堕胎相当于剥夺一个人的生命权，法律一般会禁止人工流产。

在涉及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和生命权这样的重大宪法问题的领域，鉴于中国目前行宪的方法是通过立法来将宪法原则具体化，关于人工流产的立法显然是不可或缺、迫在眉睫。

再次，上述关于人工流产的立法例都是针对自愿流产而言的。强制流产在当今的文明国家几乎已经绝迹。中国政府也一向否认强制堕胎政策及其实践的存在。但卫生部官方数据显示：中国人工流产数量居世界之冠，上世纪80年代几乎都在1000万以上，1993年至今稳定在每年700万左右。其中被强制的比例没有官方数字，但绝对数字想来不少。

医学伦理和法律上要求的“知情状态下的同意”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并不是按了手印就算同意。限制人身自由和言语威胁下的同意，不能算真正的同意。中国《母婴保健法》规定：“依照本法规定施行终止妊娠或者结扎手术，应当经本人同意，并签署意见。本人无行为能力的，应当经其监护人同意，并签署意见”。这为人工流产时的“同意”要件提供了法律依据，目前重要的是使相关争议进入司法程序，通过法律适用来完善其解释。

第5篇：二胎政策的利弊范文

【关键词】 剖宫产率；疤痕子宫；臀位；社会因素；难产；胎儿窘迫；产程异常

剖宫产是处理难产、抢救胎儿和产妇的紧急手段。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剖宫产率为15％，而我国，剖宫产率已超过50％，居世界第一，而且剖宫产率还在逐年升高。本文就我院近三年剖宫产的指征做回顾性分析，从我做起，立争在保证母子平安的条件下有效地降低剖宫产率。现将我院近三年1829例剖宫产指征做以下排队。

1资料与方法

1.1资料 我院2007年12月20日至2010年12月20日总共住院分娩5499例，其中剖宫产1829例，2007年12月20日至2008年12月20日住院分娩1690例、剖宫产428例，剖宫产率占25.33%，2008年12月20日至2009年12月20日共住院分娩1799例，剖宫产607例，剖宫产率占33.73%，2009年12月20日至2010年12月20日共住院分娩2010例，剖宫产794例，剖宫产率占39.51%

1.2方法 对本组资料中所有剖宫产指征及相关因素进行回顾性分析，探讨剖宫产率升高的原因，研究其对策。

1.3统计学处理 应用EXCEL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算相应的构成比和率。

2 结果

2.13年来，我院共住院分娩5499例，其中剖宫产1829例，剖宫产率由三年前的25.33%提高到三年后的33.26%。指征排序三年前是：胎儿窘迫、难产、产程异常。三年后排序是：社会因素、疤痕子宫和臀位、产程异常......将三年剖宫产率变化及剖宫产指征构成比见下表：

2.2剖宫产指征变化 剖宫产指征统计中，当同一病例有几个指征时，以第一指征为准进行统计。将剖宫产主要指征分为：(1)难产：包括骨盆狭窄、头盆不称、横位等。(2)胎儿窘迫：包括胎心异常、胎动消失、羊水污染。(3)产程异常：持续性枕后位、持续性枕横位、产程进展缓慢、宫缩乏力等。(4)社会因素：脐带绕颈、高龄初产、珍贵儿、要求绝育、因疼痛据绝阴道分娩的等无明确手术指征家属要求。(5)瘢痕子宫。(6)妊娠合并症及妊娠并发症。(7)臀位。(8)其他：子宫畸形、脐带脱出等。

3讨论

从本文的回顾性资料可以看出，剖宫产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其原因有科学进步的一面，也有社会因素的影响。

3.1科技因素 由于剖宫产术式简化和技术熟练，使手术时间缩短。麻醉方法的改进和抗生素的应用，使剖宫产的安全性大大提升。术后止痛泵的使用，缓解了术后疼痛，胎监及B超等检测手段的使用，可随时了解胎儿宫内的安危状态，如胎儿窘迫、脐带绕颈等。使医生能及早预测分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异常情况，选择剖宫产。

3.2医患纠纷 易患失和将医学推到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医生没有宽松的就医环境，产科医生不仅要使新生儿存活，还要考虑今后的智力和体力的发育正常，从主观上放宽了剖宫产指征，这也是剖宫产上升的社会因素中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

3.3社会因素 优生优育的愿望使产妇及家属不愿让胎儿有丝毫风险，对妊娠分娩的要求已由保证母婴安全，转为在确保母亲安全的前提下，优先考虑孩子的质量。目前，剖宫产指征已远远超过单纯医学指征的范围。

3.3.1患方因素 首先，目前独生子女已到了生育高峰，独生子女常合并较多的心理问题，任性娇气、脾气暴躁、侵犯霸占、独立性及社会交往能力差[1],由于父母百般呵护，独生子女缺少对困难的承受力，对临产的阵痛无法忍受，陪同家属心痛子女，在产程不存在任何危险因素，因不能继续忍受分娩的阵痛，坚决要求剖宫产。其次，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高龄初产妇比例上升。物质水平的提高，胎儿偏大也是剖宫产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

3.3.2医方因素 逐年增加的医疗纠纷使医生在产妇入院时交代阴道试产的风险过重，许多产妇担心受“二茬罪”拒绝试产直接要求剖宫产，而医生也担心如果拒绝实施手术，坚持阴道分娩而发生意外，后果无法承担，故做顺水人情，也就选择了剖宫产。再者医生责任心淡化，由于剖宫产手术技术熟练，短时间内可结束分娩，免去了医护人员长时间观察产程的辛苦与麻烦，缓解了承担的风险和压力。

3.3.3计划生育政策 农村有两个孩子的妇女必须进行绝育术，使得经产妇剖宫产术加绝育术的比例增多，也是剖宫产上升的一个原因。另外，我县不控制农村第二胎间隔年限，致使首次剖宫产术后时间太短医生不敢试产，从而近三年疤痕子宫成了绝对的剖宫产指征。

3.3.4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消费观念有了很大改变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降消项目的执行，大大减轻了农民医疗负担，使他们能够承受剖宫产的费用，从而使要求手术者增多。

4对策

4.1开展产前宣教 定期对准爸爸、准妈妈进行产期宣教，告知他们分娩是生理过程，而剖宫产是处理难产、抢救胎儿和产妇的紧急手段。一旦临产他们不要紧张、不要害怕，保证充足的饮食和体力，及时与值班医生沟通，如有异常再考虑手术。

4.2加强产科质量 近年来，由于剖宫产率不断上升，阴道助产和产时并发症的处置能力下降，剖宫产术成了中轻年产科医生的杀手锏，如果能严密观察产程，对异常产早发现、早处理，对于持续性枕横位或持续性枕后位可以行阴道徒手旋转胎位，凭我的临床经验大部分会成功，对于宫缩乏力、胎头方位不正完全可以阴道助产，如果失败可以根据情况使用低位产钳阴道助产。

4.380后的独生子 最近好多省市对夫妇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夫妻可以容许生育二胎，对于此类病人，医生要耐心劝说剖宫产的利于弊，告知术后远期并发症，我相信有一部分患者会坚持阴道分娩。

4.4计划生育政策 在上次剖宫产术后及时向患者交代必须要间隔3年以上才可以考虑二胎，否则妊娠后期、分娩期有子宫破裂的风险，如不听劝告，再次剖宫产术后一旦患有其它疾病，手术难度加大，甚至无法手术，估计有一部分患者会考虑的。

4.5疤痕子宫和臀位成了绝对的剖宫产指征 只要剖宫产术后已超过3年，而且第一胎曾经过试产，在严密观察下80%～85%的瘢痕子宫妊娠可经阴道试产成功[2]检查骨盆无异常，估计胎儿体重小于3500g者，向患方耐心交代剖宫产的利与弊，我相信绝对有部分患者会考虑阴道试产。

4.6提倡无痛分娩及导乐陪伴 在产程中患者过于紧张，可以适当使用地西泮或是盐酸哌替啶，即镇静患者同时又软化宫颈，可以有效的缩短产程。开展导乐陪伴其一可以消除产妇的紧张心情，其二可以细心照顾患者，从而增加产妇自娩的信心，降低剖宫产率。

5小结

以上充分说明剖宫产率的上升已不是单一的医疗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3]以社会因素为指征的剖宫产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这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同时还需要进一步提高医生的职业道德。剖宫产率有望降低。

参考文献

[1]胡珍玉，徐银儿，袁红.独生子女心理早期系统干预的追踪研究[J]现代实用医学，2007,10（19）:787

第6篇：二胎政策的利弊范文

【摘要】目的分析我国医院剖宫产率增高的原因及构成，正确认识剖宫产的利弊，严格掌握剖宫产指征，从而降低过高的剖宫产率尤其是降低以社会因素为指征的剖宫产的比例势在必行。

【关键词】剖宫产；主要指征；剖宫产利弊

【中图分类号】R719.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455（2011）06-0481-01

剖宫产的定义是通过腹壁（剖腹术）和子宫壁（子宫切开术）的切口娩出胎儿［1］。近年来，国内外剖宫产率逐年升高。国外资料报道：2000年希腊为29.9［2］,巴西为30［3］,中国各大医院的剖宫产率不断上升的状况已经引起广泛的关注［4］。李娟清［5］等报道2000年浙江省、江苏省剖宫产率分别为45.6、43.2，有的医院甚至高达70，大大高于世界卫生组织（WHO）规定的15的标准。现对我国剖宫产现状综述如下。

1 剖宫产率增高的原因

近年来，围产医学理念的改变，在保证母亲安全的前提下，优先考虑孩子的质量；剖宫产手术方式的不断改进、剖宫产技术加娴熟、手术时间的缩短以及麻醉水平的提高和抗生素的应用，大大提高了剖宫产的安全性；现代医院母儿监测设备齐全，容易发现异常情况，孕妇及家属因各种原因而要求剖宫产者明显增多；另外，由于各种原因使高龄初产妇、巨大儿、珍贵儿出生率增加，医疗纠纷的发生，这些都是导致剖宫产率升高的原因。

2 剖宫产的主要指征

社会因素、胎儿宫内窘迫、头位难产及相对头盆不称、剖宫产史、妊娠合并症、妊娠并发症、臀位、产程异常、骨盆异常等，其中胎儿宫内窘迫和社会因素在剖宫产指征中占的比例最大［6、7］。

2.1 胎儿宫内窘迫：由于产前胎儿监测手段的进步（如胎心电子监护系统、彩色多普勒超声、胎盘功能的测定等），可随时了解胎儿宫内的安危状态，如胎儿窘迫、胎盘功能低下、脐带绕颈等，使医生能及早发现分娩过程中的异常情况，选择剖宫产。

2.2 社会因素剖宫产：社会因素剖宫产（即无医疗指征由孕妇及家属要求的剖宫产）已占剖宫产指征比例一半以上［8］。主要原因有①孕妇和家属过分相信剖宫产术的安全性和挽救母子生命的有效性，对剖宫产并发症知之甚少；②孕妇对阴道分娩缺乏信心，害怕阴道试产失效再行剖宫产增加痛苦，怕胎儿受挤压而影响智力，担心产后阴道松驰影响性生活；③迷信思想作怪，个别孕妇及家属选择良辰吉日要求剖腹出生；④孕妇及家属的文化背景及对胎儿的希望；⑤由于分娩过程难以预测，医生担心在分娩过程中发生意外引发医疗纠纷，迫于压力放宽指征。

2.3 头位难产及相对头盆不称 ：主要原因为①高龄初产妇日渐增加［9］；②膳食不合理，营养过度［10］及缺少运动，巨大儿发生率增加；③随着优生优育工作的开展已在摒弃中、高位胎头吸引产及产钳助产，而代之以剖宫产；④为了产妇和胎儿的安全，一些宫缩乏力和枕后位、枕横位所致的产程异常，未经积极纠正宫缩乏力或试产时间不够，过早作出头盆不称的诊断；⑤一些骨盆相对狭窄，未予取予阴道试产机会，故也增加头盆不称的诊断率。

2.4 剖宫产史：随着剖宫产指征的变迁，剖宫产手术增加，由于农村二次生育政策的倾斜，剖宫产后再次妊娠也随之增加，因担心在分娩过程中疤痕子宫发生破裂，人们往往倾向于剖宫产，维持了剖宫产率的持续高水平。

2.5 妊娠合并症、妊娠并发症：由于孕妇对产前检查缺乏认识，或遵医行为差，多次刮宫、多胎妊娠等，而孕妇、家属、医生均不愿意冒风险，放宽手术指征。

2.6 臀位：自1959年Wright提出臀位剖宫产安全以来，剖宫产率迅速上升，我国医院几乎所有臀位均行剖宫产［11］。因为臀位阴道分娩易发生产程异常、胎儿宫内窘迫、等，分娩进度较难预测，易造成产伤。

3 正确认识剖宫产的利弊

虽然剖宫产术是处理高危妊娠和异常分娩，挽救孕产妇和围产儿生命的有效手段［12］，但其死亡率及并发症是阴道分娩的2倍～4倍［13］，其对母婴的近远期潜在并发症有上升的趋势，剖宫产术对母亲的影响：麻醉意外、子宫邻近脏器损伤、羊水栓塞、产褥期感染及下肢静脉血栓栓塞增加、子宫异常出血、子宫切除发生率增加，国外报道剖宫产术后子宫切除发生率为阴道分娩后子宫切除的23倍［14］。再次妊娠时易出现子宫破裂、前置胎盘、胎盘植入等。剖宫产术对婴儿的影响：新生儿湿肺及肺透明膜病比自然分娩多、新生儿黄疸增加、婴儿发生腹泻和胃肠炎的危险大于正常产儿［15］、剖宫产儿易患“感觉统合失调”， 免疫功能低下、最初的母乳喂养率较低且影响母婴关系的建立。

4 小结

随着现代医学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剖宫产成为解决难产和某些产科合并症和并发症、抢救孕产妇和围生儿生命的有效手段。近年来，世界范围内普遍出现剖宫产率不断上升的现象［16］，随着剖宫产率逐年升高，国内外专家强烈呼吁，降低过高的剖宫产率［17］，尤其是降低以社会因素指征的剖宫产的比例势在必行，这一工作的完成和实现，有待产科工作者和社会的努力。

参考文献

［1］ 威廉姆斯产科学手册,［H］,第21版,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5

［2］ Tampakoudis P, Assimakopoulos E,Grimbizis G,Zafrakas M,Tampakoudis G,Mantalenakis S,Bontis J.Cesarean section rates and indications in Greece:data from a 24-year Period in a teaching hospital.Cad Saude Publica,2004,20（2）:231.

［3］ Sliveira DS,Santos IS.Factors associated with cesarean sections amonglow-income women in Pelotas,Rio Grande do Sul,Brazil.N Z Med J,2004,117（1206）:1206.

［4］ 董晓霞,林晓华,王佐.5年剖宫产指征变化分析［J］，实用妇产科杂志,2009,25（4）:247-249.

［5］ 李娟清,石一复.七省市剖宫产率调查分析［J］,中华围产医学杂志，2006,9（5）:306-308.

［6］ 田大彤,杨际春. 剖宫产率升高原因分析及对策［J］,中国妇幼保健,2006,21（12）:1640-1641.

［7］ 郭琴.6年间剖宫产指征变化分析［J］，中国妇幼保健,2008,23（5）:3525-3527.

［8］ 蔡燕.剖宫产的社会因素分析及对策［J］,中国实用医药2010,5（1）:260-261.

［9］ 黄少丽,姚映淑,郑宋英,等.高龄孕妇妊娠结局与并发症临床分析［J］,中国妇幼保健,2007,22（7）:875-876.

［10］ 周鹏,席惠玲.孕期营养健康教育对妊娠结局的影响［J］，国际护理学杂志，2008,27（12）:1332-1333.

［11］ 刘玲,冯小凤,易桂英.10年间剖宫产率及指征变化与围生儿死亡率的关系［J］，中国实用妇科与产科杂志,2003,19（1）:43.

［12］ 张为远.剖宫产术对母儿的近远期影响［J］,中华围产医学杂志,2008, 11（4）:228-231.

［13］ 陈健,陆晓明,刘红旗等.降低剖宫产临床措施探讨［J］,中国实用妇科与产科杂志,2006,22（2）:122.

［15］ Many A,Helpman L,Vilnai Y,et al.Neonatal respiratory morbitioy after elective cesarean section,2006,19（2）:75.

［14］ 王莹.围产期子宫切除32例分析［J］,实用妇产科杂志,2002,18:168-169.

［15］ Lcung GM，Ho LM，Tin KY,et a1.Health care consequences 0f cesarean birth during the first 18 months of life.Epidemiology,2007,18（4）:479-484.

第7篇：二胎政策的利弊范文

王维平当过医生、留过学、捡过垃圾：他是博导、人大代表、环保专家。他热爱阳春白雪，也体验过下里巴人的生活。他崇尚实践，由实践而抽象出理论，再将理论回归实践。他的精彩与执着让人震撼。

投身垃圾革命

1995年，王维平告别了日本的求学生涯，带着国际环保的先进理念，回国追寻自己的梦想。

垃圾问题是一个影响人类生存发展的世界性难题。中国对垃圾的处理更是难中之难。王维平就是要攻克这个难题。有谁能够想到，一位拥有高学历、优越地位的体面人曾在垃圾场上与捡垃圾的人共处9个月呢？王维平做到了。2000年，王维平奔赴北京郊区某垃圾场，吃、住在简陋的帐篷里。每天与半尺长的老鼠、几寸长的蟑螂为伴。他说：“不亲身体验你是无法想象那样的生活，在那里以捡拾垃圾为生的人就与千百万只苍蝇日夜同栖。不与他们亲密接触，怎么能知道那里潜藏的巨大问题。那里是一个利弊共存的无序空间。他们对社会的利在于：第一，解决了几百万人的就业问题：第二，在垃圾中寻宝为社会节省了一定的资源。但是，垃圾部落的存在也给社会带来了弊端首先是计划生育难以控制：其次是卫生问题，不利于传染病防治，极易形成二次污染：第三，是存在社会治安隐患。”

王维平深入垃圾部落，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的材料，对我国目前的垃圾回收体系有了最感性的认识，又结合国际最先进的垃圾处理及环保理论，形成了一套系统的垃圾对策。他认为：“控制垃圾的恶性膨胀要形成一个闭合的回路，要从初端垃圾到末端垃圾都给予同样的重视。要将垃圾的过度产生扼制在萌芽阶段。一要严格限制商品的过分包装。过分包装是对资源的浪费。商品的包装价值不能大于商品自身价值的五分之一。你看我们每年的月饼，包装得再好看，我们也不能吃那个包装，最后都成为垃圾。用包装吸引顾客是一种最为愚蠢的促销做法，那是发达国家早在20年前就已经唾弃了的手段。而且包装的成本最后都要在交易中由消费者承担，那也是强加给消费者的负担。过度包装还会助长腐败现象，大家往往购买那些豪华包装的物品竞相送礼。二要推广净菜进城。我们再也不能将满是泥土的青菜带到家中，然后再将清理下来的泥土花费人力物力财力运到垃圾场。你看看我们北京周边已有7个大垃圾场，我们已经被垃圾包围了。”

王维平被全国的捡垃圾人士尊称为“大哥”。2003年，王维平去辽宁沈阳考察。得知王维平住在友谊宾馆，不少兴奋的垃圾部落成员们住进旁边的辽宁大厦，只为了近距离地拜访他们的偶像。他们对王维平深情地说：“我们靠捡垃圾赚钱，很多人瞧不起我们，嫌我们脏。但我们也需要关怀，我们也需要有人维护我们的利益、帮我们说话。您虽然有地位有学识，却总是把我们当亲人看待，我们在您这儿找到了尊严。”

倾诚教学调研

王维平每年要带三个博士生，他对每一位博士生的见面礼是去垃圾场先呆上一个月。他痛心地说：“现在的孩子太稚嫩了，念到博士了却还分不清大豆、高粱，这样的教育方式怎么能培养出真正的人才？不接触实践，没有对于黎民苍生的体恤情怀，怎么能作出真正的有益于人类发展的学术成果？所以我要让他们体验苦，要让他们在垃圾场上体会最恶劣的生存条件。这样他们就会知道在巨大的生存压力面前，博士与捡垃圾的民工没有任何高低贵贱之分，而且在生存面前被我们所忽视的捡垃圾的边缘人却要比博士聪明得多。面对肮脏，学生们开始也许会有报怨，但最后他们是从心底感谢这样的机会。只有实践，才会学到真知识，才能作出高水平的论文，才能成为真正的学者。”

“实践出真知”是王维平所信奉的至理名言。没有经过亲自实践，他从不凭空发表任何意见。他说；“我们都不是神，没有经过调查，难道只搜集一些别人的研究成果，摘抄一下，脑袋一拍，就得出真理了，那叫剽窃，那是对前人和自己的不负责任!”

无论研究任何一个课题，王维平都要经过周密的实践调查。仅是研究废旧轮胎资源浪费问题，他就先后走访了12个轮胎厂，去过9次矿山，甚至专门去过9个违法回收的加工站点。他要将每一个问题的来龙去脉吃透，而绝不是孤立地就事论事。他指着一张照片里的矿车问：“你知道这种车的轮胎有多大吗?一个一米八的人也不过是这个轮胎的一半高。当你去到矿山，看到那么多轮胎只用了半年就作废，成片成片地堆积在荒地里，你能不心疼，那是多少橡胶啊！而我们国家现在没有回收废旧轮胎的工厂，只能运到日本去加工，这对于人类而言是自然资源的浪费，对于企业来讲是一个潜藏的利润空间，对于我们来说是对现状的漠视与无知!”

在辽宁考察时，王维平问陪同的省领导：“你们知道辽宁一年有多少废旧轮胎吗？”显然无人知道这样一个生涩的问题。王维平说：“辽宁一年因为这一项而流失了7个亿啊！”举座震惊。之后辽宁省委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废旧轮胎处理问题，目前大连市已建成废旧轮胎处理厂，为振兴东北出了力。

真情出计献策

王维平是致公党中央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委员，除此之外还是北京市第十二届人大代表。他积极参与社会服务工作。他的心里装着无数精确的数字；全国有230万人以捡垃圾为生、北京市每天要产生1，2万吨生活垃圾、处理1吨垃圾大约需要150元、其耗费超过1克黄金的价值、中国每生产一个单位的GDP，消费的原油是发达国家2，3倍……

王维平执笔的《关于北京市生活垃圾问题对策的调研报告》、《关于北京市生活垃圾资源回收利用和相关产业问题的调研报告》。《关于北京市城市绿化的功能与结构问题的调研和建议》分别获得1998年、1999年、2000年北京市统战系统优秀调研成果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王维平的奔走呼吁，推动了城市垃圾处理及废物再生产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果。

畅享立体人生

王维平爱好游泳运动，围棋水平业余三段，擅拉二胡，最拿手曲目《二泉映月》。青年时的医学专业，游泳、演奏乐器的爱好，都是需要大量身体力行的亲身演练的，也许由此培养了他凡事乐于实践、勇于实践的卓越品格。

文体方面的才干更使他的言谈都带有了艺术的感染力。他时常痛心疾首地对人说；“我们不能为后代留下一个残缺的地球啊，再不加强保护，我们无颜面对先人啊！”

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王维平在半百之年依然英姿飒爽。繁忙的调研、教学及各种社会事务使王维平失去了许多享受生活情趣的时光，他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两点。但也因此赢得了社会各界的赞誉与信任。

数年来，王维平、译文100余篇。并就我国城市垃圾对策和垃圾产业问题，应邀到全国政协、国家环保总局、北京大学等机构作专题报告。

第8篇：二胎政策的利弊范文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思想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求自由，认为孩子是自由的束缚，所以出现了不生育的现象，使得我国人口增长率急剧下降。

计划生育的概述

计划生育概念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目标是实现规模适度、素质较高、结构优化和分布合理的人口均衡发展，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

计划生育发展

国家统计局统计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数量较往年下降了63万，人口出生量受到了业内人士甚至整个社会的关注，一时间计划生育“二胎”政策遇冷问题频频爆出。1984年，中央曾颁布“关于计划生育工作情况的汇报”，对于计划生育工作做出了调整。为了更好地发展社会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国家要求“独生”政策，并且对于第一胎是男孩，再生育第二胎的情况进行罚款处理，对于农村和城市计划生育制度也不尽相同，一时间人们无法适应“独生”政策，随着社会发展，人们的思想发生转变，独生子女越来越多，甚至出现了不生育的现象，独生政策的弊端开始展露。针对这一现象，2016年我国实施了“二胎”生育政策，鼓励大家生育二胎，并且进行相应的扶持服务，加大人口出生率。

计划生育意义

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发展，与时俱进的政策。在不同时代，计划生育管理服务工作有着不同的要求。无论是“独生”政策，还是“二胎”政策，都具有特殊时期的特殊意义。首先，独生政策符合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独生政策，对于我国人口增长起到了控制作用。当时我国粮食供应不足，社会养育问题成本很大，为了更好地发展社会经济，控制人口增长是非常有必要的。这也有了后期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解决了民生问题，提高人民生活质量。

现在，二胎政策开放，也是顺应时代的发展要求。根据2010年的报道，我国总生育率只有1.18%，这个数量是极低的，甚至比发达国家的生育率还要低出很多，这就意味着，不久的将来我国将进入负增长时代，老龄化现象越来越严重，所以开放二胎政策，促进人口增长，刻不容缓。二胎政策，可以缓解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更多新鲜血液的注入，能够促进社会劳动力增长，减少社会风险。二胎政策，可以改善人口均衡问题，让独生子女拥有弟弟妹妹，更有利于孩子社会化行为养成，促进孩子健康成长。

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

新政策落实不到位

计划生育条例修改，对计划生育工作做出了新要求，工作的目标也发生了改变。虽然，已有关于二胎的政策，但是政策落实不到位，宣传不到位，甚至有一些地区没有颁布相关政策，从而导致计划生育工作落实难。比如，新疆地区就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实施现在的计划生育政策，而是保持原有的办法，这样就不利于计划生育工作的统一管理。对于计划生育新政策，只是提出了新政策，树立新的计划生育工作目标，但是没有在根本问题上进行解决。增加生育假期的工作都没有落实到位，只是有一个虚假的名号，这样不利于树立人们对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正确认识。

流动人口管理问题

我国是人口大国，人口流动问题对于计划生育工作影响极大。人口流动迁移已经替代生育和死亡，成为决定我国人口发展的主导因素，成为推动社会结构变动、利益格局调整，社会组织体系变化的重要因素。对于流动人口的管理工作，一直以来都没有完全落实到位。由于流动人口有许多不确定性，关于流动人口的管理工作较复杂，并且流动人口数量多，并且对于“流动人口”的定义比较模糊。在管理流动人口过程中，流动人口的文化素质不太高，比较难管理。并且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管理制度和目标，每个城市之间联系不够，流动人口对于政策的了解会出现偏差，导致了流动人员管理难。

加强基层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工作的策略

重视政策接续工作

计划生育工作平稳进行，有利于社会的稳步发展。对于计划生育政策续接工作要一步一步来，切忌焦躁，要让人民感受到计划生育政策的好处，从而自愿参与到计划生育工作中，积极主动响应政策。计划生育由“独生”到“二胎”政策的转换，必须要照顾新旧政策所涉及到的人员感受。之前遵守“计划生育”工作的独生家庭，继续享受计划生育带来的奖励和扶持政策。而新政策所提倡的“二胎”家庭，也要切实进行了解，进行相应的奖励和扶持。按照“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原则，服务于每一个家庭。

重视流动人口管理

人口流动问题，是计划生育的重要环节之一。重视人口流动问题，有利于构建美好城市，构建美丽中国。

首先，加强人口流动的管理机制。要落实人口流动管理政策，注重各个城市之间的联动问题，同时注意各个部门的联合管理，促进计划生育管理。每年公安管理部门和计划生育管理部门都可以联合开展一次流动人口的管理工作。各个社区可以進行社区人员普查工作，了解一个区域的流动人口，进行相关工作。尤其是出租屋的管理工作，必须要纳入计划生育的管辖范畴内，同样履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在实行计划生育过程中，各个部门相互支持，从而实现统一管理，资源共享更有利于推动计划生育工作。

其次，重视建档立卡过程，对人口流动进行统计。流动人口的成分复杂，一定要摸清人员的底细，有些居住不规范，经常来去无常的人，要特别进行关注，这些人很可能会造成违法生育。因此，社区工作人员要对小区的每一户有基本了解，社区要定期进行清理活动，了解社区的孕妇的基本信息，建立健全一体化的管理机制。从计生办到小区楼长，责任细分，更有利于管理服务落实到底。

基层工作落实到位

计划生育工作看似简单，实则非常复杂，而且对于社会和人类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计划生育工作中做好工作安排与计划很关键，要更科学合理的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在制度和管理体系不断完善过程中，加强基层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工作。

首先，计划生育基层工作要做好，满足人民的不同需求。在计划生育服务管理过程中，要考虑到一些特殊人士的情况，比如，残障人士、贫困家庭、再婚家庭和少数民族等，要细心做好特殊人群的服务管理工作。在基层计划生育工作中，要多进行走访慰问，了解基层的情况，解决计划生育困难户的问题。在工作中要注重女性身体健康，对于新婚夫妇或怀孕夫妇进行相应的计划生育政策宣传，重视每年的育龄妇女的健康查体活动，安排女性健康查体活动，防止女性疾病发生。对于上一阶段计划生育中的独生子女家庭，做好相关的服务活动，对于独生子女父母的补助金要落实到位。在基层建设中，要注意基层工作人员的管理问题，可以通过奖励机制，来激励基层工作人员的工作斗志，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从而促使计划生育工作更好的落实。

第9篇：二胎政策的利弊范文

中共中央十八届五中全会制定了全面放开二胎的生育政策，对实行三十多年的“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作出调整。从严格执行“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到全面放开二胎是一个巨大的转变，这一转变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翟振武指出：全面放开二胎，可以明显改变未来我国总人口的发展轨迹，延缓人口总量进入负增长阶段的趋势和人口老龄化的进程；[1]谢慧蓉从经济发展方面对全面二胎原因进行了研究之后得出结论：全面二胎有利于再续中国人口红利，促进中国经济发展；[2]张晓青则认为：“全面二孩”政策家庭更主要从一个孩子的风险方面考虑二孩生育，“单独二孩”政策家庭则更多从自身养老和精神需求的角度做出二孩生育选择。[3]通过分析发现，已有研究多集中于全面放开二胎的原因及其影响，鲜有从社会性到政策性转变的视角来分析不同时期生育行为的研究。该研究以费孝通《生育制度》一书为基础，对建国后生育政策的演进进行社会学解读，旨在揭示生育政策演变的社会根源。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状况差异的分析，得出生育行为受生育政策限制，生育政策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全面二孩”政策并不意味着生育回到自然状态的结论。

二、生育政策演进的社会学解读―从生育制度到生育政策

生育政策是相对于生育制度而言的，指由国家制定或在国家指导下制定的规范育龄夫妇生育行为（包括生育数量和质量）的准则。生育政策是由国家参与制定，是国家干预生育活动的手段，对社会的发展起着重要指向作用。生育制度是社会制度的一种，是社会性而非政策性的，主要表现为文化的规律及技术。为了便于研究，本研究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将建国后生育政策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鼓励生育政策阶段（1954-1957）、限制生育阶段（1958-1978）和计划生育阶段（1978年至今）。

1、鼓励生育阶段（1954-1957）

从1949年到1953年，国家的主要精力在于恢复经济生产，这一时期的生育政策处于缺位状态。1953年底，伴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圆满完成，国家经济得到了初步的恢复。国家开始着手制定新时期的生育政策。“人多是好事”的思想在当时的人口政策制定中占据主要地位，这也成为国家鼓励生育政策出台的思想基础。国家在完成民主革命遗留的任务之后，社会生产逐渐恢复，整个社会的经济状况逐渐好转，国家开始关注生育，开始鼓励生育。这一政策主要通过救济、补助等来鼓励国民生育，对多子女户进行物质补助和救济，从物质方面保证了生下来的孩子可以通过社会性的抚育，学会在人群里谋生活，[4]以保障种族的延续和社会结构的完整。

费孝通在《生育制度》一书中指出，社会的完整必须人口的稳定，[5]只有人口稳定，社会才能维持完整和发展。然而，当时的政策制定者急于解决眼前劳动力短缺问题，忽视了社会的长远发展。这种激进的人口政策虽然短时期内提供了社会发展所需的劳动力，但从长远来看，人口急剧上升，闲置的劳动力成为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的障碍，威胁着新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种种弊端的显现，迫使国家开始反思和调整现行的生育政策，中国的生育政策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2、节制生育欲行又止阶段（1957-1978）

在政策缺失和鼓励生育的政策激励下，我国人口增长迅速，1953年国家进行第一次人口普查时人口已突破6亿大关。在巨大的人口压力下，国家开始调整过往的生育政策。费孝通指出，一个新分子的生存空间需要去旧世界里寻觅，他得在原有社会分工体系中获取他的地位，社会结构不再扩张时，新分子入社的资格就得向旧分子手上去要过来。[6]而此时的中国，劳动力日渐充足，但是人口增速并未下降，迅速增多的人口给趋于完整的社会结构带来沉重压力，节制生育成了普遍的社会诉求，这成为节育政策出台和实施的社会基础。1957年3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一十次（扩大）会议上强调：“要提倡节育，少生一点就好了，要有计划生产。”至此，节育政策正式走向历史前台。

但是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后来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政治活动破坏了政策实施的社会环境，曾经提倡节育政策的学者多数被打成“右派”，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口问题上的矛盾心理，更是使人口指导思想出现反复，节育政策遭到破坏，人口政策进入混乱时期。此时，节制生育工作停滞，生育出现自由化现象，人口恢复盲目增长状态。[7]混乱之后，人口不管是在数量还是在结构方面，问题都日益突出。伴随着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中国开始进入计划生育阶段。

3、计划生育阶段（1978-至今）

改革开放之后，社会主义建设开始逐步走上正轨，计划生育成为国家人口政策主流，作为基本国策开始在全国推行。计划生育政策自1978年10月开始实施到现在将近四十年，其中以2015年召开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为界，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限制二胎”时期，第二个时期为“放开二胎”时期。

（1）“限制二胎”时期（1978-2013）。1978年10月中央对“晚”“稀”“少”的生育政策作出明?_阐述：女性23周岁男性25周岁结婚为晚婚；一对夫妇最好只生育一个子女；最多生育两个且生育间隔在三年以上。同时，国家有计划的对实施节育手术的职工和农民进行补助，并且要求各地政府坚持以有利于计划生育工作展开的原则，来制定关于城市住房、自留地分配等社会经济政策。至此，基本形成了以“晚”“稀”“少”为主要内容的计划生育政策。1980年9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指出：必须在今后二三十年内采取坚决措施以解决人口问题，开始在全国推行“一孩政策”。

事实上，限制二胎政策主要针对农村地区。在农村地区多子多福的观念依然盛行，男孩偏好占据主要地位。受之前人口快速增长的影响，土地已经受到相当重的人口压力，[8]费孝通认为“这是限制儿童数量的重要因素。[9]尽管儿童的劳动能对家庭经济做出贡献，[10]但是随着自留地按人口多次划分之后，人均耕地面积下降，并没有足够的劳动对象来利用这些劳动力。农村的大量剩余劳动力不断涌入城市，在促进城市发展的同时也给城市治理带来了困难，引发了诸多城市问题。总的说来，随着人口数量的不断上升，人口、资源与环境之间的矛盾逐渐显现出来，由此带来一系列的教育、住房、就业等问题，这一系列问题阻碍了新时期社会的发展。基于此，国家试图通过限制二胎来有计划地控制人口，使人口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以此来促进社会更好发展。

（2）“全面二孩”时期（2013年至今）。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单独二孩”政策，经过两年多的实行，却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环境因素。经过几十年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宣传，多子多福的观念逐渐被只生一个好的观念所取代。社会环境的变化对人们的生育意愿产生了直接影响，在“只生一个好”这种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人们的生育意愿逐渐弱化。另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养老体系也在逐步健全，养儿防老、延续香火的传统思想逐渐成为过去式。鉴于此，新一代父母的生育观念在社会环境的影响下悄然发生改变。第二，经济因素。抚育一个孩子的经济成本到底有多高？学者徐安琪早在2004年就给出了答案：抚育一个孩子，从直接经济成本看，0-16岁孩子的总成本将达25万元左右，如估算到子女上高等院校的支出则高达48万。[11]调查样本以上海徐汇区为主，不发达地区可能会比这个水平略低，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抚育成本是只降不升的。另外，逐年攀升的抚育成本，无疑会给收入一般的父母带来巨大的经济压力，新时代青年在“恐婚”之后甚至“恐生”。但是，正是这些“恐生”的青年才是生育的主力，一旦他们生育意愿不强，生育率就很难达到预想效果。第三，社会养老因素。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中国陷入未富先老的境地。随着老龄化人口的日益增加，可用劳动力日益减少，对于社会化大发展产生严重影响：一方面，因为生育不足，劳动力替补出现断裂，造成社会结构的残缺，影响社会发展；另一方面，老龄化日益严重，大量增加的老龄化人口和并不完善的社会养老机制给未富先老的社会带来沉重压力。而且独生子女政策的推行使一部分家庭只养育一个孩子，独生子女的意外死亡产生了许多“失独家庭”，失独父母的养老问题也是国家需要考虑的。另外，两个独生子女结婚，在中年要至少为4个老人养老，上要赡养老人，下要抚育幼子，这种“四二一”的结构加剧了中年人的负担，甚至会影响生活质量。

三、结论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