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胎政策的利与弊精选(九篇)

第1篇：二胎政策的利与弊范文

改革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许多具体事项，其弊端早已彰显，兴利除弊的民众呼声早已很大，如废除劳教制度，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早就透露要废除，2013年“两会”期间，许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提议即行废止，却迟迟没有动静。而这次三中全会《决定》一，据说北京某劳教所马上改换招牌为某监狱。其他关系民生的改革事项，如户籍、医疗、社保等方面，也存在某些政府主管部门拖延观望的情况。

调整完善计划生育政策，“放开单独二胎”是三中全会《决定》中最具体且令人兴奋的亮点。在三中全会召开前夕有媒体透露了些许相关信息，然而11月11日国家卫计委新闻发言人竟出来“辟谣”，称“不要相信网上传言”，否认生育政策即将调整，表示“中央还在定夺这件事，最终的文件还没有见到”，他们自己“也在密切关注中”。其实，废除独生子女政策的呼声在民间和学界早已很强烈，近年每次“两会”上，都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各种相关议案，但都无法形成决议。从计生部门的“辟谣”中，我们可以看出，三中全会决定“放开单独二胎”，更多是听取了学界专家和民间的意见和建议，而计生部门并非这项改革措施的积极参与者。甚至《决定》发表后，卫计委又马上站出来划条条框框，对这项措施做出限定，说有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兄弟姐妹者不算独生子女，不准再生。当然，这些限定理由也有其合理性，但更多地应该看到独生子女政策在推行了35年之后，全面放开二胎已是大势所趋。

卫计委不仅在调整计生政策中慢半拍，而且其自身存有根深蒂固的部门既得利益，早应该成为改革的对象。广大民众早已质疑其所收的超生罚款，即所谓的“社会抚养费”依据何在，是否意味着交了钱就可以多生，每年约二百亿元的罚款到哪里去了。另外，如今总理三令五申要求减少行政审批，那么生孩子需要计生部门审批发“准生证”这样的政策，是否也需要调整？如今连劳动教养都已废止，计生部门是不是也应考虑执法更人性化一些呢？

许多政府部门对改革迟疑观望不作为，其实都是囿于自身的部门利益。如教育部对中小学划分重点择校弊政长期不改，不也是因为择校可收取可观的“赞助费”吗？“以药补医”弊政亦如此，医院与药企形成利益链，抬高药价敛财，卫生主管部门也长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有进行大力整改。改革难就难在如何突破部门利益的盘根错节，如今改革已不容迟疑，要动真刀真枪祛除利益固化的藩篱，斩断部门利益的链条，不给阻碍、迟缓改革的势力预留任何利益空间。

由于先前诸多部门对改革的迟疑等待，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后，各级政府闻风而动，出现“扎堆改革”现象。这显然是好事，但也要反思体制性的弊端，为什么各部门都要待党中央发文后才改？为什么不尽早改，致使很多调整延迟？因利益关涉，以往一些政府部门改革缺乏主动性，而且惰性十足不作为，、形式主义严重，这些都需要在深化改革中加以改变。三中全会《决定》既已为党政各部门提出了具体任务，各级政府就应抛却自身利益纠葛，脚踏实地狠抓落实，党中央正在加大力度督导各级政府抓紧干，兑现已部署的各项改革承诺，增强人民对改革的信心，绝不能让改革措施落空。

第2篇：二胎政策的利与弊范文

有资料显示，2010年，8个劳动者负担1个老人，按目前的政策，到2050年，2个劳动者就要负担1个老人，最后就会养不起。老少比失衡和性别比失调的负面影响，今天还没得到足够重视。

政策是妥协的结果

不能用“利益”来应对“是非”问题。前者是功利主义的考量，后者是康德主义的律令。不能因为一件事有好处或者有坏处，就去做或者不做。主张计划生育政策“应该”废除，并不是基于这个政策到底有什么好处或者坏处，而是因为它是“错”的。

大部分经济学分析总是纠结于某一项政策的总收益和总成本，这种分析只有在成本和收益的担当主体非常清楚时，才没有太大的疑问。而“担当主体非常清楚”的经济学意味是：一，法律清晰界定产权，市场运行机制得到法律保护；二，法律执行非常有效率。这两条在中国当下都是缺失的。所以要谈的是法律缺失条件下的问题，比如现在就遇到“社会抚养费”不知去向的难题。

评价好处坏处，你需要设定“谁”受益，“谁”受损。在公共政策领域，由于加总社会利益的帕累托改善在真实的约束条件面前难以达成，所以往往面临的就是“权衡”。这里损失一点，那里获得一点。然后各方利益主体打打闹闹，最终不得不妥协，选择一个大家暂时还能接受的结果，公共政策就出台了。这就是说，公共政策的出台并不是各方都满意，而不是各方不得不妥协的结果。“计划生育”政策也是如此。

争议在哪里？

目前来看，争议主要就是两个方向，一是放松，一是严控。严控的理由主要就是人太多了，太多人的竞争就会导致没有尊严的竞争。是抒发“人太多了”的感叹，背后根深蒂固的还是类似“增长的极限”这种思维，对“他人可以自己做主”这种自由观的深深不信任。

回头来说放松的理由，一是计划生育、尤其是一胎制造成的恶果，这不仅仅是劳动力数量减少的问题。而是在人口结构中，老少比失衡和性别比失调的问题。但正如我上面说的，这些其实不重要，因为到底这对计划生育政策好与坏是说不太清楚的一件事。

历史与预测

现实的政策取向，一点不例外，走中间。逐步放开“单独二胎”，然后过渡到“全面二胎”。尽管没有最终的时间表，但最终方向是很清楚的，就是废除对家庭生育人口的数量管制。不妨想想，为什么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文明国家都把生几个孩子这件事交给家庭自己去决策，其中的道理绝非三言两语可以道尽。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当然是一个怪胎。让我们回顾一下这个短暂政策的历史，或许更加有助于说明问题。首先值得说明的是技术进步对人口生育率减少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一来是避孕技术，二来是人工流产技术，这两项技术极大降低了家庭自主决策生育孩子数量的成本。相比较而言，计划生育政策的初衷则是为了应对1963年的生育率反弹。

那么为什么1963年生育率会反弹呢？1949年的时候，一个女性平均生育6个孩子。但1959年到1962年的，生育率猛降一半。一来由于营养水平低，生不出孩子；二来由于严重的管制导致的匮乏，生育意愿也不足。所以到了1963年，走出饥荒不久，生育率猛回头，不难理解。当年的生育率根据统计是7以上。

这个可以理解的反弹一下子吓坏了决策者。所以1963年就开始在城市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提倡少生优生，但是对每个家庭的生育数量并没有说只能是一个。城市生育率下降很快，1967年城市生育率就降到了3。生育率全面下降，主要是1970年代第二轮计划生育在农村和城市的全面实施，并且对生育数量有了更加明确的规定，鼓励城市家庭最多生育两个孩子。这样到了1980年代进一步实施第三轮计划生育政策（也就是“一胎制”）的时候，生育率就马上降到了2以下。

这一政策持续三十年之后，恶果就出来了。重点是人口结构的扭曲，有两点：一是老龄化趋势不可避免，尽管学界对一胎制对老龄化有多大影响有不同的测算，但毫无疑问一胎制的确恶化了老龄化的趋势。

北京大学的曾毅教授及其合作者基于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做了个测算，其结论是：如果保持一胎制政策，将造成老龄化大大加剧和劳动力资源迅速萎缩。即便按照目前的单独二胎政策，2050年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将高达28%，需要照料的老人比例将接近10%。而18-64岁的劳动人口将从2010年的9.4亿，萎缩到2050年的7.6亿。造成的困境就是一方面需要照顾的老人越来越多，一方面参加工作的年轻人却越来越少了。2010年约8个劳动者负担1个老人，而按目前的政策，到2050年，2个劳动者就要负担1个老人，最后就会养不起。

二是性别比例失调，我们经常被媒体报道的“剩女”现象所影响，中国的实际情况是适婚年龄段的男性找不到老婆的比例很高。这些年媒体也有开始报道越南新娘的现象，实在是不得已没办法的“进口”。研究表明，过去20多年来，一直允许实行普遍允许二胎加间隔政策（即中间生育需要间隔一定的时间）的甘肃酒泉市、山西翼城县、河北承德市与湖北恩施自治州的出生性别比多年来一直保持在正常的范围，大大低于周边地区。意思是说，周边生的男孩显著多于这几个普遍允许二胎的地区。

老少比失衡和性别比失调的长期负面影响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多了还是少了

目前有不少从个案或者自身感觉出发的说法，认为中国的人口太多了。这些说法其实都是站不住脚的。

要回答生多了还是生少了的问题，不妨看看实行一胎制之后到底少生了多少人，这样的话大致就能对规模有一个了解。估算一下这一政策效应。如果说计生机构在农村完全不存在，一个农村家庭可能会多生0.25个孩子。而Dennis Yang的研究表明如果没有任何超生罚款，一个农村家庭可能会多生0.33个孩子。这两项研究表明计划生育政策尽管在农村得到了严格的执行，但其实减少的人口数量或许并没有想象的多。这个道理回转过来差不多，也就是说，全面放开生育，人口会有短暂反弹，但这个规模也不会很大，可能远远低于目前的各种估计。

当然人口多和少，各有利弊。但这种调整最怕的是全国一刀切的政策，限制和鼓励人口都是如此，背后都是很危险的倾向。而那些认为自己有办法判断和主张目前的人口规模多大合适的，也需要警惕。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的研究，即家庭在生育孩子这件事情上是极为理性的，包括父母会考虑生育孩子的数量与质量之间的替代关系，以及随着父母工作机会的增加会提高了生育孩子的机会成本也会减少生育孩子的数 量等。

计划生育政策的意外后果

前面大致已经说清楚了几件事，一是“一胎制”的不良后果，二是幸好这“一胎制”的政策效应不太大，现在处理起来来得及。

但为什么我还是要说政策好坏不那么重要呢？因为计划生育政策的确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是政策的非意图后果。尽管坊间对80后、90后喜欢贴标签，认为这些独生子女的一代有很大的问题，但是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几点：首先，因为独生子女所以受教育的程度极大提升，懂英语的年轻人更是远胜于父母辈，同时伴随着科技发展，网络一代更有可能走出父母辈的局限，不仅是地域上的局限，也指就业上的局限。这就是在子女数量少的情况下，培养高质量的子女。而教育具有很大的外部性，这对社会是有好 处的。

其次，由于公职人员往往是独生子女家庭，这自然使得“隐性世袭”越来越难。尽管我们经常听到现在“红二代”的故事，但如果不是计划生育政策，恐怕中层和基层的家族化比现在更加严重。

最后，由于英语世界的价值观以及技术革新对年轻一代的冲击，使得这些人更有可能刺激现有的中国政治体制，促成政治体制的转型和变革。希望当然在年轻人身上。

当然，这同样会产生其他的问题，例如年轻人越来越不关心体制的问题，例如年轻人相对更加自我等等。所以还是“有利有弊”。并且由于利弊的主体不同，也就是说，对一些人好的政策，对另一些人未必如此。主体不同，你要比较的是利益大小，就马上陷入了人际之间到底是否可以比较利益和效用的“福利经济学困境”。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辩论计划生育政策，还不得不从功利主义比较的视角中跳脱出来，走向权利的视角。

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对印度人口问题的论述，控诉印度的性别歧视导致“一亿消失的女孩”。但最终的论证应该趋向何处？还是人的自由选择。

第3篇：二胎政策的利与弊范文

【关键词】二胎新政；师资队伍；建设探索；地方院校

0 引言

19世纪末，美国高校教育对高校教师队伍的建设就非常重视，不再从牧师和政府官员中遴选大学教师，改为从研究生中选拔，且为了稳定大学教师的数量和质量，大力度提高大学教师的收入。中国的社会制度有自己的特色，国家的教育发展、改革已经历近40年。在此期间，中国学术界一直和发达国家广泛交流。基于中国的高校体制改革，高校的教师队伍建设也因时因地发生着变化。中国高校教师队伍建设的研究成果，包括省级及省级以上基金资助研究项目相对较多。

近年来，国家地方院校在逐步分批实现转型发展，新余学院作为江西省本科高校首批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发展试点院校，正逢国家对高校等事业进行体制改革和国家二胎新政实施，高校的教师队伍结构将发生较大变化，如何建设新型的教师队伍、保证高校教研质量将引人深思。

1 师资现状

1.1 师资结构

新余学院的现有全日制在校生13800余人，其中留学生110人。在职在岗教师有641人，教授81人、副教授198人，具有硕士以上学位教师391人，“双师型”教师201人。聘请了国内外客座教授58人，外国专家7人。

1.2 教师的性别年龄结构情况

学校教师的性别年龄结构情况见表1。

表1 XX学院教师性别、年龄构成表（数据来源于该校组织部）

从表1可以看出，该校男女性别比相对平衡，女性教师占了总教师的47.8%；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后，可生育二胎的女性30-39岁间占同龄段的48.9%，40-49岁间占同龄段的43.0%；学校可生育的女性占总教师的35.6%。随着计划生育的休假政策的调整，生育夫妻的生育假都有不同程度的延长，这意味着二胎夫妻将在生养二胎时的时间精力的投入很多。

2 问题预警

二胎新政策实施后，对国家来说是利大于弊，而对于地方院校来说，从长远角度看是有利的，生源的充足可以促进高校的发展；着眼当下则不容乐观，江西省新的生育政策规定：产假延长至158天，配偶的陪护假延长至15天，如果产妇孕期需要特殊养护，则产妇的休假期有6个月到1年不等，甚至更长。育龄女性比率大的学校必将引发教学研问题和二胎政策实施的矛盾，其中教师队伍的建设及其相关问题比较突出。具有代表性的问题预警有三方面。一方面，二胎新政实施后将出现阶段性的专业教师短缺，学校的教研工作相应断层；另一方面，二胎新政的实现，生育二胎的教师及其家属的时间精力被分占了，影响教研工作质量。在一方面二胎新政实施时，学校同时进行体制改革，可能的影响教师队伍建设的未知的问题也会出现。

3 应对策略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兼深圳研究院院长邹东涛主编的《发展和改革蓝皮书》中论述“改革开放以来教育发展和改革的进程”时说“中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实现文明、民主、富强的现代化目标，有赖于先进的、可以兴国的教育”[1]。教育的发展离不开教师，及时解决二胎新政实施时出现的主要教育预警问题，学校的教师队伍建设、教学科研才能稳定提高。

3.1 应对专业教师短缺的对策

二胎政策实施时的女性大多会是高龄产妇，生二胎的时间要求紧迫，学校难以对其计划生育，硬性规定谁先随后，新的不断成家的年轻育龄女性的生育一直存在，产假和陪护假的延长，学校教师会出现断层和短缺，学校应该正视这个的问题。要达到长期解决教师断层和短缺的矛盾可以从以下三方面考虑。

3.1.1 执行人才储备计划

根据学校的专业建设特点和政策优势，专题申请增加专业教师岗位编制。同时增加引进短缺专业人才政策优惠力度，提前进行人才贮备，应对二胎新政实施时的专业教师短缺现象。

3.1.2 搭建“开放性”的专业人才流通平台

利用地方院校转型发展、服务地方的特色，加强与地方的多方面的深入合作，建立校企融合专业人才信息库，形成地方“开放性”的专业人才流通平台，从中择优聘任专业教师，同时加强对外聘教师的考核和管理，保障学校应对将来专业教师断层短缺问题的专业教师数量和质量。

3.1.3 实行专业教师的自我培养

加大专业教师的自我培养力度，政策性鼓励在职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同时加大“双师型”教师培养力度，建立跨相近专业岗位教师的培养激励机制缓解二胎新政实施后出现专业教师短缺断层矛盾。

3.2 稳定教师队伍，保持教研质量的对策

教师队伍的稳定是保证学校教学科研正常运行和稳定提高的必要条件。二胎新政下，特殊时期内，无形中在岗教师的工作精神压力会增加，学校要把在岗教师和生育返岗教师的思想动态管理提到一个新的高度。

3.2.1 深化教师的政治思想教育

各级职能部门应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的管理，既要跟踪二胎新政实施时教师假期和返岗思想动态，进行相关的岗位教育；也应关注在岗教师的精神面貌。从思想精神上以保证教师队伍的稳定。

3.2.2 实施柔性管理政策

柔性政策下调整二胎新政女教师的教研工作量考核管理，改革教师教研业绩考核和教师教研激励制度、职称晋升聘任制度等。从考核、管理、制度上保证教师队伍的稳定[2]。

3.3 未知应急问题对策

二胎新政时2015年作出的决策，2016年普遍实施。在该政策实施时，还要考虑未知应急问题的出现及其应对策略。二胎新政实施的初期，在地方院校建立应急领导小组和应急问题跟踪联络员，可以利用学校优势信息资源建立特别信息通道，以便在第一时间应对未知突发问题，保障学校在二胎新政实施时教学的正常运行和提高。

4 讨论

地方院校的校情和教师队伍结构不同，二胎政策对学校的影响程度不同；学校对将出现的预警问题认识和应对策略不同，二胎新政的实施将对学校产生不同的影响效果。只有正确认识和掌握此新政下的预问题，不断积极地调整实施应对策略并有应对未知应急问题措施，转型发展期的地方院校才能得到长足发展。

二胎新政的实施才刚开始，对地方院校教师队伍建设问题的影响与对策探讨需要实践的验证和修正。同时二胎新政下学校教育问题与对策实施和修正后如何转化成学校的长效制度，如与上级规章制度冲突则如何解决都是值得探讨的课题。

第4篇：二胎政策的利与弊范文

关键词：轮胎特保案;贸易保护主义;贸易壁垒

一、中美轮胎特保案

2009年6月29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建议对中国输美乘用车与轻型卡车轮胎连续三年分别加征55%、45%和35%的从价特别关税。2009年9月11日，奥巴马声明第一年将对从中国进口的轮胎加征35%关税，第二年加征30%，第三年加征25%。世界贸易组织(WTO)12月13日宣布，美国对从中国进口的轮胎采取的过渡性特保措施并未违反 贸易规则。2011年5月24日，中国决定提出上诉。9月5日，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判定美国对中国输美轮胎征收惩罚性关税符合世贸规则。

二、轮胎特保措施产生的影响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轮胎特保案的裁决结果对中国相关产业产生直接打击，中国众多企业失去国外市场，国内市场就业率受到消极影响。打破了两国“总统惯例”，容易引起连锁反应。轮胎特保案的胜诉将刺激中美两国竞争激烈的其他行业，如果越来越多的利益群体提出特保案，会致使中美两国当前贸易情况发生变化，对中国及其不利。再之，贸易保护政策容易在世界贸易市场引起跟风效应。轮胎特保案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经济摩擦案件， 而是关乎美国在反对保护主义问题上的立场和信誉、 影响世界自由贸易的前景和世界经济复苏的进程。美国发出的错误信号，最终将使自身陷入得不偿失的境地。

由事件背景不难看出美国当局提出轮胎特保案存在诸多弊端：

1.强词夺理，将失业归罪于中国轮胎产品的激增。真实原因是产品升级换代。

2.得不偿失，美国胜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本国的轮胎生产企业，但是中国轮胎产品出口降低，也会影响美国轮胎零售业。同时，部分美国消费者更希望使用价格相对便宜的中国轮胎，轮胎特保案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美国民众普遍的生活支出。

3.自损形象，美国一向标榜自己奉行自由贸易主义，但事实证明世界第一大国美国同样存在贸易保护主义的不合理壁垒。

三、特保措施不合理之处

1.中国输美轮胎与美国国产轮胎不存在直接竞争关系

美国国内生产的轮胎主要为美国汽车制造商配套，而中国的出口轮胎主要在美国的低端零售市场销售，彼此并不构成直接竞争。中国轮胎完全是被“拉进”美国市场的，这是因为美国轮胎制造商采取了产品升级战略，放弃了利润较少的低端轮胎市场。美国四大轮胎中排名第四的品牌也能占到美国市场的15%，在中国都有工厂半数以上的产能是面向美国市场的，而中国出口到美国仅占17%。大部分的市场份额是美国轮胎商自己占有的，并不存在直接竞争的关系。

2.中国轮胎出口美国不是造成美工人失业的直接原因

美国轮胎行业的萧条由来已久，这是因为其产业正处于结构调整时期，金融风暴加剧了行业的重组，美国轮胎产业链的关键环节掌握在四大轮胎商手中，，资本家关掉美国工厂来中国，利用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生产之后销回美国市场。所以美国工人失业与中方出口并没有直接的联系。

四、我国反思及应对措施

1.了解游戏规则，积极反诉

国外工会组织在生活中和行业内部都有巨大的影响力，非常精通美国法律。由于美方整个行动的基础是能够确认中国企业真的搅乱美国轮胎市场。而在《1974年贸易法》美国对于市场混乱的定义是“进口增长速度惊人以及对本国产业结构构成实质性的损害和威胁。”产业链其余的六个环节基本上都掌握在美国企业手中。因而中国进口轮胎不构成“显著伤害”。所以整个官司以及后续的行动都是不合法的。在中国企业对外并购的进程中,由于工会罢工等原因是并购止步不前的例子不胜枚举。所以中国企业在海外贸易中，无论是在“引进来”还是“走出去”，都要充分考虑行业协会及工会组织，评估行业公会影响力。同时积极寻找其他市场出口，将对相关产业的消极影响降到最低。收集证据根据美国提出的三点原因逐一进行反驳，组织企业相关行业协会人员进行游说，尽量使调查结果有利于我方。了解美国举证的系统体制，避免WTO认为中方举证不足的历史重演。

2.行业调整

制定详细明确的行业规范，由行业协会帮助保护行业企业利益。近年来，轮胎企业数量不少，但几乎没有自己的品牌，企业为抢占国际市场，产品大幅降价，尤其是最几年轮胎出口价格竟降了将近一半，从而成为国外对我轮胎反倾销的重要证据。有鉴于此，我们有必要继续加大轮胎行业的整合力度，逐渐形成行业的拳头。同时实现产业升级。长期以来，我国的轮胎出口商品处于产业链最低端，一直靠价格低廉取胜，正因如此才屡屡被扣上反倾销的帽子。低廉价格不仅把污染和劳资问题留在了国内把福利拱手给了国外，而且在国际贸易上却遭遇碰壁。这就倒逼我国要尽快调整轮胎行业产业结构实现技术升级，提高科技含量，努力开拓国际高端市场。

第5篇：二胎政策的利与弊范文

关键词：公共决策；传统媒体；计划生育；“单独二胎”；网络协商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 徐文策，扬州大学新闻传媒学院副教授，江苏扬州225009；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200433

公共决策是指公共组织在管理社会公共事务过程中所做出的决定，它是公共管理的首要环节，贯穿于整个公共管理过程的始终。政府作为公共决策的制定者，理当群策群力，集思广益，尽可能地减少决策失误。大众传媒（尤其是传统媒体）依然四平八稳一如既往地进行国策宣传，民众的诉求和呼声难有协商之机。独生子女作为计划生育的国策实施已有30多年，人口结构失衡、劳动力短缺等社会问题已较突出，网络尽显民之忧虑，民众通过网络与政府协商，提出了对独生子女政策的看法和建议，为国家、民族可持续发展进言献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单独二胎”政策出台，最大程度上达成官民共识。其间，网络协商显示了巨大的“正能量”，为公共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探索了一个新的路径。

一、传统媒体：“计划生育”国策不容协商

（一）效率优先的渴望

改革开放窗口的打开，国人终于知道中国与世界隔绝是多么的久远。当年“赶英超美”的梦想不进没有实现，而且差距再次拉大。面对当时贫穷落后的现状，国人都在反思，“众所周知，从解放到现在，我国人口增长过快，给国家带来了不少困难，这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独生子女政策的诞生背景，是改革开放初期对效率的迫切需求，效率指的是在达到同样的目的下，使用的时间最少。效率优先成为当时经济运行的准则，实质是结果唯一论，发展生产力优先。既然人口众多拖了效率的后腿，那么控制人口增长自然成了是人口政策的导向，体现了当时政治精英期盼国家脱贫富强的急切心态和焦虑。

宣传国策，凝聚共识，媒体责无旁贷。

（二）传统媒体对“计划生育”独生子女政策的宣传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我国媒体具有“政治家办报”传统，必须绝对置于党的领导之下，遵守宪法、法律，无条件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既然党代会报告、宪法都强调计划生育的重要性，对这一国策的宣传就成为媒体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了。

其实，早在1970年代后期就有一些知识精英对“一胎化”政策提出质疑。1979年梁中堂就警示了实行“一胎化”政策可能产生的后果，认为“一胎化”会引发诸多社会矛盾和问题。王金营对1972年以来人口发展的动力学研究表明，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出生率降低的最小贡献为57.88%，对人口自然增长率的降低贡献了61.21%，远远超过其他社会经济因素的作用。1980年前后两个政策阶段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变化趋势并无显著区别。但是，媒体宣传国策是刚性的，也是绝对“去协商”的，不容丝毫讨价还价的余地。

（三）对精英“全能主义”的迷信导致公民个体政治主体性的普遍缺失

1980年代以来，媒体的宣传口径相当一致，中国地大并不物博，人口众多，无论什么一经“人均”就不多了。GDP总量即便排在世界前几位，但由于人口分母太大，人均GDP却排名很后，因此需要降低人口分母，控制人口增长。

知识精英的一家之见与政治精英的战略思考，加上媒体的悲情宣传，“全能主义”政治导致了公民主体性的缺失。“全能主义”是指政治机构的权力可以随时无限地侵入和控制社会每一个阶层和每一个领域的指导思想。全能主义的核心表现为政府与民众的“命令一服从”关系，革命战争年代向极限挑战的成功先例给执政者留下深刻的记忆。任何人的认识与知识都是有限度的，不经广泛协商的全能主义精英政治使决策带有相当大的权力意志和空想色彩，从而造成公民个体政治主体性的普遍缺失。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的“合意”通过中央集权对群众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被动员起来的群众以集体的形式作出统一的行动，被动员的一方只存在整体的“人民”，不应该存在有差异的个体。为了实现“国策”的意志，不仅不能张扬个人的主体性诉求，甚至要牺牲个体。精英更多地从理想的目标出发而不是多样化的现实状态出发，更多的是实现国家统一意志和社会的一致性，而不是基于社会的多样化和个人自由而产生的自主性。

计划生育作为国策既定，持异议者发声甚微，作为人民“喉舌”的传统媒体往往在一片“坚决拥护”、“万众一心”中表示拥护和支持，少数人观点甚至正确的观点甚至被其错误的批判，民意只是在官方宣传话语中得到尊重，实际上更是被边缘化。

二、网络：搭建“人口政策”公共协商的新平台

中国媒体尤其是传统媒体，从部级媒体到各级地方媒体，可以说是阶层制十分严格的行政化传播组织，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与党和政府保持高度一致。因此，对大政方针的宣传必须恪守上下口径一致的原则，对“独生子女”引发家庭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担忧很难有发表“异见”的机会。网络生逢其时，以其便捷自由、公开透明、平等互动等优势网络促使公民主体性觉醒，为公众参政议政提供一个公共协商的新平台。

（一）表达自由

网络是个自媒体，人人都是记者，人人都有个麦克风，这为公共决策中公众进行自由表达提供了技术支持。传统媒体是专业性很强的组织机构，有着严格的“把关”规定。传播自由在传统媒体中是一种追逐的“迷思”，能获得多大程度的自由完全取决于于操盘手们的施舍。网络的传播自由改变了这一状况。

网络协商的主体是自由的大众和政府及其公职人员，协商内容主要是大众对时政态度、看法的自由表达，传播效果由公众自由评判。网络协商体现了网络传播与生俱来的美魅力。独生子女真的好吗？“独生子女”政策实施了30多年，伴生着人口结构失衡、干群矛盾激化、侵犯人权、劳动力短缺、“未富先老”、独生子女的人格缺陷等许多社会问题频频见诸网络，网民从“一小二少四老”家庭结构的弊端自由充分的表达了自己观点和担忧。网民康博涛微文指出：“计划生育政策如果是以控制人口数量为终极目标，那就错了，当经济大幅发展之后，人们的生育意愿会变弱，越富的社会，生育率越低，君不见亚洲发达国家及地区、日、韩、香港等，生育率在1.5以下，人口会随经济发展逐步回落的。当今之政策，是以减少儿童数量来消减当年鼓励生育之错误。”提出了独生子女政策应该解禁的看法。作为一个纪极为普通的网民，言论如此自由表达在传统媒体上是难以想象的。

（二）主体平等

网络最吸引人的地方是不曾谋面便可坦诚自由交流的匿名性，这便使得网络协商的主体平等得到保证。协商主体的平等是指网民与政府及官员之间在虚拟的世界里，由于彼此匿名，互不相识，没有权力高下之分、财富多寡之别、威望大小之异，但都可以平等自由地发表观点，实现彼此的沟通，彼此对话无所顾虑，可以就各自关心的问题的话题进行充分的讨论，宣传国家大政方针、促进民生问题的解决。平等性贯穿于网络协商的各环节，公共利益是他们就共同关心的话题，从信息的、政策出台前的咨询、互动回应到事件的办理再到效果好坏的反馈，主体都可以平等地参与其中，没有现实政治生态中由于科层制带来身份的差异而使得人们不敢讲话或不敢讲真话。在网络世界里，我们都有一个同样的名字叫“网民”，为了公共利益走到一起来，我们彼此称呼对方为“网友”，既然是朋友，理所当然是平等的，所以协商主体的平等性赋予网络协商无限的生命力。网络上进行“单独二胎”调查，不管你是官是民，都只拥有平等的一票，至少不会公然出现“1>99”违背民意的情况发生了。

（三）互动性强

互动性强是网络协商的一大特色。我国由于历史、文化、政治生态等国情的特殊性原因，代表民众问政的人大、政协、、听证等机构往往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这种精英式代议制民主的优势尚未充分发挥出来。加之在官民具体互动过程中，权力结构的阶层化明显，协商主客体并无实质上的平等，越级互动（如上方）又受到诸多掣肘，客观地说，公共决策的协商渠道并非十分畅通，所以官民互动范围较小，频度也不是很高，一些民众在与政府及其官员交流时有时表现得理性不足，甚至有少部分民众伴有消极抵触情绪，所以民意得不到及时表达，相关政策民众也不够理解，政府态度和想法得不到有效传递，这种沟而不通的情况影响官民互动，不利于民主制度的建设。基于现代技术的网络协商，官民互动频率高，民众也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可以先说话，多说话，说明白话，政府和官员可以做耐心的倾听者，也可以细致地看，多听多看，了解社情民意后再多做，促进官民关系的和谐。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网站和官方微博上，关乎“单独二胎”的问答颇是热络，其互动频率高于以往任何时候。解释“单独二胎”并非放弃计划生育、计划生育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然是国策不会改变。民众通过网络协商、官民互动，对“单独二胎”政策也有更多的了解。

（四）公共理性的张扬

网络协商剔除了利己主义的私人理性，表现为卢梭认为关涉公共善的公共理性。罗尔斯认为公共理性就是指“各种政治主体（包括公民、各类社团和政府组织等）以公正的理念，自由而平等的身份，在政治社会这样一个持久存在的合作体系之中，对公共事务进行充分合作，以产生公共的、可以预期的共治效果的能力。”茅于轼在新浪博客发表博文《停止计划生育政策的紧急呼吁一一学者的联合建议》（2012.08.18）从在过去的十年中我国人口发生的主要变化、按照现在中国的人口结构，未来的二十年内必将发生的事件、如果不改变目前的计划生育政策，将发生的事件、应该改变人口与经济关系的看法、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生育政策等几个方面来阐释停止计划生育政策的必要性。梁建章、何亚福、易富贤等用翔实的文献材料从历史纵向性、空间横向性等角度发表大量微文、博文，颇为系统地分析论证计划生育无利于家、无利于国的事实，许多网民或跟帖、或发表评论、或赞成、或反对，“忧天下之忧”流露于字里行间，其公共理性的张扬不无体现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情怀，通过这样的网络协商来参政议政，无疑推动着公共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健康良性发展。

三、网络协商：公共决策科学民主的路径选择

公共决策前必须有协商这个环节，这是科学、民主决策的一个基础性工作。党的十七大要求，要把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充分体现了协商在党和国家决策程序中的基础地位和作用。十报告首次明确提出，要“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网络迅速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人民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同时也改变了人们参政议政的途径，网络是各种信息资源获取的渠道和交流的平台，“近似地”实践着协商民主的精神，因此，将网络协商运用到政治生活中，公共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将会大大提高。

（一）权威信息，为公共决策消除盲点

政府既是是公共事务的管理者，更是公共事务的参与者。一个公共决策的颁布、实施，要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和拥护，充分公开信息，权威信息，必不缺或。网路悄无声息地把人们带到信息社会，信息已经成为人们的基本生存方式和交流手段。只有保持信息自由流动，满足公众知情权，才能提高他们的研判能力。

网络提供了更加丰富、全面、权威的信息，为公共决策的制定消除盲点，便于决策更加科学化、民主化。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田雪原主持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人口与发展研究”课题，研究结论是，2009年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将达到72.35%峰值，此后转而下降，2030年以后可下降到67.42%，相当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水平。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家长进入老年，我国已开始进入少子老龄化的新阶段。目前我国城市空巢家庭已达到49.7%，农村空巢和类空巢家庭也达到48.9%。二胎政策对全体家庭开放的占50.2%，超过半数。这些信息通过网络，让公众对我国人口结构不合理、老年化程度高的现状有清醒认识，同时对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人的期盼乃至有生育更多孩子的意愿也不做无原则的迁就，通过网络协商，让一些人认识到多生孩子对家庭、国家、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不利，消除了认识上的盲点，提出“单独二胎”政策更符合我国国情，并最终达成共识。

（二）搭建网络协商平台，凝聚决策共识

现代社会是个多元化、碎片化的社会，不同的利益集团和群体都要在政治上有所表达。网络协商中，参与主体身份的开放和话题讨论的开放能让他们更好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任何公民可以自由参与协商，自由公开地发表言论，不必受权力制约。民众以虚拟网民身份提出各种议题，然后与其他公民自由互动，形成公共舆论，进而影响政府活动，推动政府的决策过程。“独生子女”的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了30多年，给家庭、社会带来了巨大的隐忧，网民通过网络调查、谈感受、发帖子、提建议等方式对“二孩”政策的期盼；也有人提出异议，如全国人大代表程恩富表示，任何形式的放开二胎都不可取。而易富贤看法正相反。“假如没有超生会怎么样？没有超生的话，少了1.43亿消费者和1.08亿劳动力（1980年到1989年出生的孩子到2007年年龄分别为18-27岁，并且大都已经进城，是城市的黄金劳动力，现在沿海各工厂抢的劳动力就是这个群体）。人口决定消费，消费决定需求，需求决定生产。年轻人作为消费者比老年消费者创造的工作机会要多得多，并且年轻消费者促使产业升级，而老年消费者却使得产业停滞。没有这1.43亿活跃的消费者和1.08亿黄金期劳动力，中国经济如何运转？”对不同观点甚至针锋相对的观点，网民都能理性探讨，平等对待，最后达成“单独二胎”的共识。这表明网络协商平台的搭建，公民参政的热情和能力得以提高，一定程度上克服精英决策片面性的弊端，也有利于民主政治的发展。

网络协商把多元化的利益主体纳入到决策领域和决策过程中，在分歧中求协商，异中求同，在差别中求“最大公约数”，克服了以简单的多数进行决策的缺陷，具有纠偏功能。这样，既有利于维护多数人的利益，又能照顾少数人的合理诉求，同时，能够消除疑虑、减少分歧、化解矛盾，凝聚共识，有利于经济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

（三）完善网络协商机制，促进公共决策科学化民主化

以前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是政府实施的公共行为规范、行为准则和活动策略，其实是精英施政。但网络加剧了社会多元化、复杂化的现实，倒逼公共决策也得与时俱进了。政府作为公共政策的制定者，为了做出正确的决策，保护公众的利益，需要政府与社会的共同治理，使公民的利益表达成为公共政策中的一个重要因素。网络协商的实行，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公共决策不当带来的弊端。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逐步建立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决策牵涉到了社会成员的利益，是民众的共同事务，需要民众的广泛参与与支持。任何决策，都以维护好、实现好和发展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宗旨，网络协商恰好适应了这样的要求，公众通过网络参与重大决策的协商，有利于广开言路，汇集民智，集中民意，系统综合各方面的利益诉求，确保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合理的权益最大限度地实现。同时，在网络协商过程中，特别是不同的意见和建议得到表达，即服从多数，又尊重少数，使决策更加科学、民主。网络成为公民与政府直接或间接对话的重要渠道，影响了政治决策的过程，完善了政府决策机制。

第6篇：二胎政策的利与弊范文

独生子女逐渐步入“二胎时代”

午后的阳光暖暖地照进屋内，李薇一边将怀中熟睡的三个月大的小儿子放进摇篮，一边轻声告诫在一旁玩耍的六岁大女儿不要弄出声响。今年31岁的李薇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结婚七年没干什么，光生孩子了。”2004年，李薇与丈夫结婚并生下一女，由于丈夫家境不错，李薇一直在家做“全职妈妈”，去年她又怀孕了。“我和丈夫都是‘80后’独生子女，深感一个孩子成长的孤独和寂寞，而且双方老人也非常憧憬儿孙满堂的情景。”她说。

在某市事业单位工作的李宽，四年前生了一个儿子，最近又计划再添一个孩子。李宽和妻子都是独生子女，家庭条件都很不错，而且双方老人又非常喜欢孩子，听说他们可以合法生“二胎”，四个老人都劝他们再生一个小孩。并表示，如果生女孩就是儿女双全，要是再生一个男孩也不嫌多，毕竟两个孩子一起成长是个伴儿，将来互相也能有个照应。

据了解，当前独生子女家庭选择生“二胎”的理由主要包括“让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有个伴儿”“兄弟姐妹长大后可以互相照顾”“减轻子女将来的养老负担”“防止独生子女发生意外，导致绝后”等，此外还有一些家庭是迫于老人的压力，有些老人甚至向儿女开出“你只管生，我负责养”的条件。

都市年轻人遭遇“二胎”生育困惑

事实上，我国双独生子女家庭可以生“二胎”的政策从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陆续开始执行。例如江苏省早在1990年颁布《江苏省计划生育条例》时，就已把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可生“二胎”的政策列入其中，只是当时多数独生子女尚未步入婚育年龄，此项规定并未发挥过多作用。如今独生子女们的“二胎时代”来临，他们却又困惑起来。

作为十个月大孩子的母亲，长沙市民陶涛虽然在决定生宝宝前已做好思想准备，但还是被抚养孩子的费用压得有些喘不过气：“奶粉、尿不湿、保姆这三大项支出每个月就将近3000元，再加上每月1000多元的房贷以及日常生活支出等，我和老公的工资收入几乎是‘月光’，有时只好向父母求援。”

对于是否生育“二胎”的问题，很多城市双独生子女家庭都给出了否定答案，他们认为城市生活和抚养孩子的成本太高，一个家庭很难承受抚养两个孩子的压力。

在国内某知名育儿论坛，记者看到很多年轻家长在这里“晒”出自己抚养孩子的成本，每月从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除了奶粉、服装、尿布、玩具支出外，还有婴儿写真、保姆开支、幼儿园学杂费等，多数家长感觉抚养孩子的压力较大。

除了经济负担原因外，独生子女一代的价值观和生育观与祖辈们相比也悄然变化：随着我国养老制度的完善，“养儿防老”的传统思想不再根深蒂固；而比较关注个人发展的“丁客”思想的渗透，也使得这一代年轻人“传宗接代”“子孙满堂”的思想逐渐淡化。

此外，还有一些家长担心，两个孩子能否都享受最好的教育，是否有那么多精力来培育另一个孩子。一些家长则担心，一个孩子就业都难，再生一个还能找到工作吗？

人口学专家、国家人口计生委专家委员会委员宋杰表示，根据近十年的调查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很多城市独生子女主动生育“二胎”的意愿并不高，虽然有逐年升高趋势，但生育带来的困难又实实在在地摆在他们面前。

理性看待“二胎时代”

对于独生子女遭遇的困惑，社会科学研究员董鸿扬认为，“80后”一代成长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年代，物质生活相对富足，精神世界喜欢以自我为中心，如今已到而立之年，却在离开父母走入社会后遭遇激烈的竞争和空前压力，在抚养子女时又感到力不从心，使其内心产生严重不适。此外，他们将自身追求高品质生活和高消费的理念，强加到了自己孩子身上，自然会感到身陷窘境。

心理咨询师专家李洪吉指出，年轻父母在抚养孩子时，应该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量力而行，不要好高骛远、盲目攀比，要理性看待孩子的成长与未来，进行合理规划，否则目标过高不仅“奴役”了家长，还“奴役”了孩子。

宋杰等专家表示，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不是鼓励可以生两个孩子的家庭只生一个，更不是鼓励一个孩子都不生；生“二胎”无论对于整个国家还是家庭个体都是利弊共存的，这就需要人们树立正确的生育观，理性认识社会和个人的未来发展，有计划地生育。

第7篇：二胎政策的利与弊范文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二孩政策

当下，为了社会更好的发展，为了让是我国拥有更多年轻的生命和活力，为了我们的父母有牢固的依靠，为了孩子能够更加健康、向上的发展。国家出台了“二孩政策”。“二孩政策”给我们开创了一个新的、不同的时代。每个家庭允许有两个孩子，是国家深思熟虑的结果，也相信这个政策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不一样的乐趣和体验。

一、一孩政策的弊端

随着这整个社会的发展，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的弊端逐渐显露出来，问题也愈演愈烈。首先，社会上出现了很多不良的事件，很多消极的事情和信息充满了我们的生活。有很多恶劣杀人事件，大学生失踪事件，还有交通事故，这些经常会给我们带来噩梦，多少年轻的生命也会因此终结。而这些逝去生命的年轻人，他们的父母不仅要承受失去唯一孩子的痛苦，而且要面对以后老年生活的孤单和无人赡养。所以每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它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当时的社会条件，防止世界人口过快增长，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给我们的父母带来了恐惧和不幸，也加剧了人口老年化。其次，由于家庭中只有一孩，难免家长会宠溺他们，养成独生子女恃宠而骄，任性，不分是非的性格，有时甚至会产生一些极端的想法，做出极端恶劣的事情，造成家庭、社会的悲剧。然后，独生子女的自我意识比较强烈，他们不懂得与人分享、不会宽容，会养成自私的性格，@是不利于他们人格和自身发展的。当然，弊端还有很多，就不一一例举了，相信父母们会很明白自己孩子身上的问题。

二、全面“二孩”政策

（一）关于“二孩政策”的相关调查：

1.首先是对年轻父母的调查：她们大多数是倾向于要第二个孩子，可是由于自身的实际情况，却是没有那个经济条件的。她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带孩子，原本自己要上班，家里的孩子都是父母帮着带，若是有了第二个孩子，那么谁去带呢？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就是养育一个孩子的花费真的很高，以普通的工资来说是要一个孩子都马马虎虎，养两个孩子太不切实际了。还有一方面会担心两个孩子是否会发生矛盾，会争吵，这也是每个想要第二个孩子的家庭要考虑到的问题。其实为人父母要考虑到很多实际的问题，并不是说我想要，就得要的。

2.其次是对当代大学生的调查：很多大学生是有意愿去要两个孩子的。他们毫不犹豫地告诉我们他们自己都是独生子女，很多时候都感到很孤单，心情不好的时候想要有人陪伴和诉说，也想要聆听。可是家里只有自己一个孩子，真的很孤单。他们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相互陪伴，相互分享，相互扶持。少部分女大学生表示自己会生一个，尽管两个孩子可能带给家庭欢乐，但反过来说，也会闹得不可开交。怎么说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考量，不管做任何决定，都是经过思考的，所以不论大家做怎样的决定，只要跟着心走就好！

3.最后是对老年人的调查：百分之八十五的老年人是希望子女能养育两个孩子的，他们想孩子们能够相互陪伴，能够同心协力、同舟共济。当然他们也是想家里能够有更多的欢乐，想享受儿孙满堂的氛围。

由此可知，二孩是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不一样的体验和乐趣。

（二）距离“二孩政策”的出台，已经过了一年之久，在“二孩政策”刚出来时，就有很多家庭积极响应，而如今的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第二个孩子。他们表示自己很幸福。尽管话是这么说，可是实际情况真的如此吗？这里就不得不说，我身边的一个案例了，家里亲戚第一胎生了个女儿，第二胎生了个儿子。儿子是在女儿四岁的时候要的，当儿子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女儿就不是很高兴但并没有表现的很明显，但当儿子出生，母亲、父亲的眼光都到儿子身上的时候，她就表现的十分的暴躁，开始天天粘着母亲想要吸引注意力，可是母亲并不过多的向她表示热情，于是她开始趁大家不注意的时候偷偷打弟弟，也不是很过分，只是偶尔会去打一下。或许在大人眼中这只是小朋友之间的小吵小闹，但是这也说明了两个孩子的矛盾。父母不经意之间的动作、表情会在孩子敏感的心灵上带来一定冲击，可能会影响孩子的成长。这真的需要父母去学习和掌握如何在两个孩子中获取平衡的技能，这是二孩父母要面对的最直接最关键的问题。

（三） “二孩政策”的出台是我国一个新的尝试，它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未知，发展的方向也可能会受到一定程度上的变化。从经济、文化的角度来说，全面“二孩”政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拉动国内的消费，能够使单独的一个家庭拿出更多的资金用在养育孩子上面。而且中国自古是讲究儿孙满堂，把血缘关系放在第一位，全面“二孩”能够稍微满足人们的这种愿望，也让社会上反映的一个孩子太过于孤独的问题，得到缓解。而且有些家庭比较倾向于生男孩，全面“二孩”之后，也再次给他们了机会，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让社会更加稳定。但从社会整体角度分析，全面“二孩”政策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是否有足够的民众去响应，医院等一些医疗设备是否能够跟上，这些都是开展“二孩”政策要考虑到的问题。

三、结语

整体来讲，全面“二孩”政策是继单独二孩政策之后的又一个刺激，由以上现实人们的反应以及其他国家的实践数据来看，全面二孩政策只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人口的数量，可能会引起人口生育率小幅度的增长，但是不会引起人口激增。其次，对社会经济文化方面都是一个积极的影响，但是由于人们谨慎的选择，需要考虑因素太多，因此，政策虽出但是影响的程度，远远没有想象的大。最后，全面“二孩”政策的推出，也会引起一些其他政策的出台，以及加快其他相关问题的解决。相信我们的社会会越来越好！

第8篇：二胎政策的利与弊范文

【关键词】计划生育；计划生育政策；政策转变

中国始终是一个人口大国，伴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人口过多所带来的弊端逐渐显现出来。为此国家出台了计划生育政策，以便更好地控制人口增长，限制人口数量。最初的计划生育只有在双方都是独生子女，或者部分农村家场经济发展缓慢、文化教育水平落后、物质资源紧缺等危机得到的家庭在生有一女儿的情况下，可以按要求生育第二胎。本文借助十八届五中全会关于计划生育新政策的改革，针对当前中国社会所处状态以及深远影响而进行简要研究和探讨。

一、中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概述

人口的增长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如何正确有效地控制数量范围，成为每个国家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在中国，人口基数大，人均资源占有量少，早已成为国家基本国情之一，人口在带来丰富劳动力的同时，也在不断加快自然资源的消耗。为此，在党的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首次宣布：“到本世纪末，必须力争把我国人口控制在十二亿以内。”计划生育政策自此开始在全国进行实施，成为中国当今社会经济不断稳定发展的重要决策之一。

（一）旧的计划生育政策

早在20世纪50年代，北大校长马寅初提议中华人民共和国需要进行生育的控制，不过最终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实行，中国的家庭生育也并没有受到政府的影响。随着人口的急剧增长，到了1960年代，政府才意识到人口所带来的巨大压力，最终于1964年在党中央决议下设立了计划生育委员会（计生委），紧接着在1977年8月12到18日召开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了力争把我国人口控制在十二亿以内，计划生育也因此而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策，在随后的社会发展中逐步强化实施。计划生育主要内容是：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从而有效地控制人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明确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可以看出，计划生育所带来的巨大成效和影响程度之深。对一个国家或地区而言，早期的计划生育政策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对人口进行有计划的调节，使人口不会因过度增长导致社会与经济发展的不适应。然而对一个普通汉族家庭而言，则是需要有计划的安排生育子女。在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的前提下，一对夫妇只能生一个孩子。

（二）新的计划生育政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决议报告明确指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

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这个决议的提出，不仅反映出当前中国社会背景下的人口发展情况，而且是针对实际形势改善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施行。新的计划生育在老政策的基础上，除了重申了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的具体内容，对于一个家庭生育二胎政策也逐渐加强和完善。最初的计划生育只有在双方都是独生子女，或者部分农村家庭在生有一女儿的情况下，可以按要求生育第二胎。新政策不仅保留了以往的二胎政策规定，还加入了新的条款，现阶段在一个家庭中，只要一方是独生子女，便可享有生育第二胎的权利。放宽了计划生育大门的同时，也为当代党的下一步计划敞开了一扇更为广阔的窗户。然而新政策的提出，针对的主要范围集中在全国的独生子女，偏远的山区和农村，一些有残疾的困难家庭，以及少数民族家庭，始终考虑到社会全国人民最根本的利益。经过调查研究，新的计划生育并不会导致人口暴涨，政策的相关后续工作也在逐步展开。

二、计划生育政策转变的原因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改变，让我们清楚认识到国家当前的任务和现状，也让我们意识到人口问题仍然是我国基本国情之一，还不能离开计划生育政策的施行。为了更好地保证中国社会全面协调的可持续发展，计划生育政策的转变是必然趋势的结果。计划生育在为国家减轻人口压力的同时，它的一些副作用也慢慢呈现。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比重差距加大，男女数量比例失衡，人口老年化日益增加等问题已经倍受关注，如果国家始终保持一胎政策，会逐步破坏国家人口结构。因此，新政策的转变成为新形势下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之一。

（一）男女比例失衡

当今中国男女比例的严重失衡已经非常明显。无论是从全国

大学生，还是社会从业人员来看，男性总数都远远高于女性，导致这一切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重男轻女。在以前的社会背景下，传统观念加上封建迷信，促使很多家庭认为生男孩是福的象征，尤其是在农村地区，男孩还是主要的劳动力来源。不管国家如何发展，人民生活条件如何改善，这种“生男孩好”的观念始终保留着，延续至今。除了观念的难以改变，还有配偶间的年龄差距不断增加，男女比例分布严重不平衡，都会对未来社会的良性稳定运行、社会伦理道德体系造成一定冲击。男性人口的萎缩会导致劳动力的减少；女性在社会人口中比例的萎缩，会导致人口再生产能力的降低。就当前中国情形而言，必须转变“重男轻女”的社会风气，加强对计划生育的认识和学习，认清中国现状。

（二）人口老龄化加剧

第9篇：二胎政策的利与弊范文

一、通行费流失的渠道

通过对实行联网收费以来收费员作弊案件的归纳与分析，发现收费员作弊导致通行费流失的渠道有以下几个。

渠道之一，个别收费员与司机串通一气，利用超宽车道不常用，不被监控员注意的特点，通过砸坏活动护栏，并拔掉车道电源消除录像资料的办法私自收费，放走应缴费车辆。

渠道之二，收费员利用目前执行的轴轮计费法中C、D型车辆不太容易区分的缺陷，收取司机钱、物后，在发卡或收费过程中，在明知是D型车的情况下，却按照C型车的标准发卡或收费，造成通行费的大量流失。

渠道之三，收费员利用模拟过车套取有入口信息的IC卡，然后将卡倒卖给从较远方向过来的司机，从而达到作弊的目的。

渠道之四，收费员利用没有执法权，无权追赶或扣留闯关的各类车辆的政策漏洞，与司机不谋而合，唆使司机闯关达到作弊的目的。

渠道之五，一些机电技术人员伙同收费员通过破坏收费设施，如拔掉感应线圈，关掉车道电源或修改参数等手段进行作弊。

渠道之六，盗取收费站的发卡设备，私自输入所需车辆信息，通过倒卡卖卡达到作弊的目的。

渠道之七，个别没有联网的收费站，收费员通过向司机收取大额钱，出具小额票据的途径达到作弊的目的。

渠道之八，司机通过经营“双胞胎”车，也就是通过经营两辆或两辆以上车型、颜色相同的车辆，并套用同一个车牌号，在联网高速公路上对开，通过中途换卡的办法，达到逃费的目的。采用这种办法时，在出口站IC卡所显示的行车时间是超时的，但是，他们往往在某一个服务区开有超时证明，由此导致这个通行费流失渠道的隐秘性。

渠道之九，“怪胎车”的出现，也是通行费流失的一个渠道。在通过收费站时，一个轴轮吊起，因为减少一个轴轮而减少应该交纳的通行费。而在通过超限超载检测点时，则又将这个轴轮放下，因为轴轮的增加而使超载车辆顺利通过检测点。

渠道之十，大量免费车的出现，导致应收通行费以看来似乎允许的方式流失。

二、通行费流失的原因

（一）员工自身的原因

员工个人道德品质修养不够，导致难以抵御金钱的诱惑。收费系统员工大多数是刚从学校毕业的20余岁的青年，刚从神圣而纯洁的学校殿堂踏入到花花绿绿、纷繁复杂的社会，面对形形的社会现象，自己没有一个明确的是非标准，或者有模糊的是非标准，但没有足够的自我约束能力。因此，面对过手的大把钞票，面对一些想偷费逃费的不法司机的屡次怂恿或教唆，不能很好的把持自己，导致自己最后的道德防线被摧毁，拿了自己不该得的钱和物，既破坏了高速公路正常的收费工作秩序，又进而毁了自己的声誉和美好前程。

员工缺乏吃苦精神和艰苦奋斗的作风。相当多的刚刚踏入社会的青年，没有把设计好自己的人生目标，并一步一步去努力实现作为自己的工作起点，而是吸纳社会的一些不良现象，与别人比吃、比穿、比用，致使工作不长进，而每月所挣的近千元工资花得如流水一般，经常入不敷出。于是，为满足自己的金钱欲望，便萌生侥幸心理，想通过贪污票款的行为达到不劳而获的目的。

没有爱岗敬业的意识，对所在单位缺乏忠诚。有部分员工没有长期为单位服务的打算，没有把单位的事业和自己的事业紧密联系起来，而是过一天算一天，甚至有随时准备跳槽的想法。这种想法导致一些员工不能够严格要求自己。

熟练的计算机应用技术和较高的文化素质，没有成为个别员工抓住机遇、发展自己的优势，而是成为个别员工利用高科技手段作弊的资本。

（二）技术层面的原因

目前，所采用的轴轮计费办法存在着非常多的缺陷，车型的区分主要依靠发卡员识别，往往因为很小的一点分歧导致非常强烈的冲突，有时因为收费员得不到及时而有效的保护，促使收费员产生得过且过的思想。

由于不同车型，特别是C、D两个车型的高度是以2.5米的车辆高度来区分的，而同样的车辆，往往因为载重量不同产生相反的计费金额，重载车计费少，而空载车计费多，二者差异在80%左右。如果采用计重收费，则许多矛盾就会迎刃而解。当然，旧的矛盾解决了，还会出现新的矛盾。

目前所采用的电子监控收费系统，其密码的保护和进入权限的区分，都存在着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导致一般维护人员和技术人员，一旦道德底线被冲破，先进的机电设备就成了作弊的手段。

不同部门对国家产业政策理解的差异，以至于对政策理解差异反映在不同行业行为上的矛盾，给高速公路的管理也带来了许多困难。

（三）管理方面的原因

科学而严格的考核机制的不完善，分配的不公平，促使一些员工心理失衡，往往想通过不正当收入的获得，达到心理的平衡。

作弊的隐秘性导致监控和稽查有效性大打折扣，往往发现不了存在的问题。而一旦发现了，则已经造成了许多难以挽回的损失。

管理的监督与约束机制的建立。一旦监督和约束不到位，就会产生不同范围、不同程度集体作弊的现象，甚者导致窝案的发生。

对肇事者的处理不当，也会反过来引起在任者的肆无忌惮。个人档案与工作单位关系的淡化，使得个人的实际履历不能够完全反映在档案中，这就往往造成在一个地方犯了错误，则又到另一个地方谋取职业。这就提出了另外一个很具挑战性的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加强对流动性越来越大的员工的管理。

（四）经济社会层面的原因

经济利益的竞争性是导致通行费流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运输经济体来讲，通行费是构成运输成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行费的减少就会增加运输的利润。在这种情况下，车主将通行费承包给司机，交纳通行费的数量就直接关系到司机收入的多寡，由此，证明通行费交纳情况的通行费发票，对于司机来讲就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凭证，这在客观上，给司机少交通行费和收费员少给通行费发票提供了有利条件，使得通行费成了二者之间切割利益的牺牲品。

社会利益的博弈为司机和车主偷逃通行费提供了注脚。目前，高速公路修建的资本金主要来自于公路建设资本金，而这个款项则主要来自于车辆所有者交纳的养路费。在收费高速公路上行驶和在其它非收费公路上行驶，就产生了不利于司机和车主的利益的重新分配，促使司机和车主心理失衡。

普遍的社会约束力的相对弱化，或者说，社会约束机制的建立满足不了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使得高速公路企业对员工个人的约束大打折扣。劳动力的合理流动，特别是人才的流动，给经济社会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但是，劳动力的流动又给人力资源的管理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如何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尽快建立个人评价的有效性和长效性制度框架，已经成为个人容易出现错误的企业的当务之急。

高速公路公益性和商品性之间的矛盾，也是造成通行费流失的一个原因。作为军车等非营运性的特种车辆，在通行时免费，还有一定的依据，毕竟，这些车辆的国家属性所占的份额比较大。但是，就地方政府或者主要部门等的车辆，从高速公路公益性的角度讲应该给予免费通行，但是从商品性的角度讲，则应该是交费通行。是否交费通行已经成为高速公路管理中一个非常令人头痛的事情。

对出现行为过失责任人处理的定性和定量不明确的问题，困扰着高速公路管理中许多问题的解决。内部的民主监督机制、责任追究的强度以及与社会司法等监督和威慑的作用机制的相互作用状态，都在影响着高速公路的管理和员工的价值取向和行为。

三、通行费流失的对策

高速公路作为经济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管理也同样会受到经济社会正面的、负面的影响。高速公路要想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不仅仰赖于经济社会的秩序，更要在行业内部、一个区域，以至于到企业内部，都要有一个良好的制度体系，并且能够将制度体系转化为良好的工作秩序和正确的个人价值取向。

（一）社会层面必须解决的问题

对责任人的定性和追究的程度，不仅要在本企业内产生公开的影响，而且需要在全社会范围内建立一个能够充分反映个人遵守社会运行规则的客观状况，这样就可以消除“我在这里作弊被开除，还可以在另一个地方继续作弊”的不良心理。应该建立像银行黑名单那样的监督体系，至少应该将在高速公路故意违反规定造成损失的人员，不得再进入高速公路系统。

正确处理高速公路收费与普通公路免费通行二者之间的矛盾。科学确定高速公路的收费标准，既要考虑到公益性的问题，同时也要考虑到商品性的问题，正确处理高速公路公益和商品性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

行业矛盾的解决至关重要。这个矛盾是一个相互关联的链条，其中包括产业政策的制定者、国家的行政管理部门、技术监督部门、汽车制造行业、汽车运输行业、车辆和运输管理部门，以及我们的高速公路管理和服务企业。只有政策的逐步统一，我们的管理环境才能够趋于好转。

（二）技术层面应该解决的问题

应该尽快在更大的范围内实行计重收费。计重收费是一种比较科学的收费计算办法，不仅能够实现收费的合理化和费负的公平性，还能够解决像超限超载这样比较棘手的问题。

增强收费机电设备的安全性，这不仅要提高密码钥匙安全的等级程度，更要在管理上解决集体作弊的问题。

国家在产业政策上的公平和科学，则更是高速公路企业所期盼的。

（三）提高高速公路企业的管理水平

加强员工职业道德品质的培养。目前，相当多的一些员工，缺乏的并不是技能培训，而是道德品质和价值取向方面的培养。这些员工不能放远眼光，立足长远，只看到眼前利益，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比较严重，没有严格的道德操守，没有足够的毅力抵制金钱的诱惑，这是导致收费员作弊屡禁不止的根源。因此，应该通过开展读书活动、举办讲座、学习先进人物事迹等形式，帮助青年员工树立远大目标，确立人生奋斗方向，营造一个好学上进的浓厚氛围，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也就是说首先要解决员工的思想问题。

进一步完善规章制度体系，重点放在制度的可操作性上，真正将严格的制度转化为良好的运行秩序。给员工制定出严格的行为规范，制定严密的作业流程，制定出严格的考核办法，对收费设施要有严格的巡检制度和交接制度，并责任到人，狠抓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