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胎政策的原因和影响精选(九篇)

第1篇：二胎政策的原因和影响范文

[关键词]高校女教师；二胎；影响因素；调查研究

[DOI]10.13939/ki.zgsc.2017.06.220

1 调查背景

2015年10月29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允许普遍二孩政策，全面二孩201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在新的生育政策背景下，真正受到冲击的正是以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出生为主的独生子女这一历史特殊人群。本次研究的核心是二胎背景下的理工科高校女性教师真实境况。通过此问题的调查研究，旨在改善高等教育女性的生存不利环境，丰富妇女发展理论，深化女性主义理论，为当代高校理工科女教师走出发展困境，进一步提升自己提供新的思考。

2 调查研究的设计

2.1 调查对象

本调查主要以松江大学城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教师为调查对象。本次调查总共发放问卷150份，成功回收有效问卷120份，从而得到了不同性别、不同年龄段、不同职称级别人群对于二胎政策的多方数据。

2.2 样本的基本特征

问卷调查中，样本基本特征通过6个问题设立：性别、年龄、职称程度、您本人是否独生子女、您的配偶是否独生子女、婚育状况。此次被访人中，男性为26人，女性为94人，分别占总数的22%和78%。同时，调查对象集中于本校机械学院、汽车学院等工科学院。

从以上基本特征还可以分析出：

（1）30岁到50岁者，总占比86%，而这一人群正是二胎政策会真正影响的主力军，他们的真实意愿对二胎国策的研究有重要意义。

（2）高校教师基本都是高学历，中级和副高级以上职称者占比88%，也是对二胎政策真正回应的主要对象。

（3）本人非独生子女的占比67%，配偶非独生子女占70%。此数据显示，原生家庭中有弟兄姐妹的经历者仍然占大比例。这有可能是二胎政策正向发展的有利因素。

2.3 调查研究方法

本文通过网络、报纸、书籍等渠道收集资料，并对资料进行整理和归纳，引入了“提出问题―设计问卷―数据分析―解决问题”的环节，具体的方法如下所示：

（1）随机口头调查与问卷调查结合法。通过阅读相关政府文件和网站，了解上海市二胎政策的具体规定，为调查问卷的设计和分析提供了理论的基础；同时，通过对问卷进行科学、准确的统计、整理和分析，为本报告提供了第一手的数据资料，为报告的最终结论提供了数据支持。

（2）数量研究法。通过对本次调查的统计分析和数据支撑，分析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教师对二胎政策的了解程度。

（3）对比分析法。在对问卷进行整理后，从年龄、职称级别、性别、现有小孩数等多角度对调查对象的生育意愿进行了对比研究，从而一定程度上预测出二胎政策对高校教师可能产生的影响，为校工会的工作提供了参考。

3 高校教师对“二胎生育意愿”问卷调查

3.1 生育观念

调查人群理想的家庭子女数目，其中只有7%的教师坚定选择只要一个孩子，赞同有两个孩子的人数高达85%。而从自身角度出发，不要二胎的占22%，愿意自己生育二胎的占47%，不一定的占31%。说明出于现实多种原因的考虑，至少15%的教师是放弃理想模式，是迫不得已选择了只要一个孩子。接近一半的教师是选择二胎政策的。

（1）主张生育二胎的原因中，排名依次是一个孩子孤单不利于成长（80%）、危机感（失独危险）20%、其他（10%）、自己未来的保障（7%）、长辈压力（5%）、坚决不要（3%）、头胎男孩想要女孩（3%）。可以分析出，高校教师关注点首先是从头胎孩子的健康成长角度出发，培养更优秀的后代，这也非常符合教师的孩子基本都很优秀的世俗看法，因为父母在教育界，眼界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而出于自身的考虑养育二胎的也有27%，譬如老年的保障和失独的风险。其他出于外界压力的原因也有21%，说明在要二胎的问题上，环境压力有但不居主要原因。

（2）主张不要二胎的原因，排名依次是3岁前无人照顾（60%）；养育孩子很费力（50%）；高龄生育危险（28%）；经济压力（23%）；社会保障体系不全，有后顾之忧（22%）；影响个人工作事业发展（13%）；身体不好，怕孩子不健康（10%）；其他（2%）。调查显示，首先不要二胎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仍然是孩子的抚养和教育，特别是学龄前儿童的成长担忧。其次是高龄生育危险的现实，这个二胎政策的实行对目前高校女教师最大的冲击是年龄问题。众所周知，最佳生育年龄是26岁到30岁。此次调查中，30岁到50岁占了86%，所以，高校女教师对生育二胎都有高龄忧患。不要二胎，心有不甘，恐错失机会。要二胎，也有自己身体的担忧。再次是经济压力以及养老问题，我们素来有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这也是深入人心、潜移默化的观念。最后是高校教师工作事业和孩子健康的影响。

3.2 对家庭的影响

家庭是社会组成中最重要的细胞。二胎政策，最先影响的就是家庭。在调查中，调查对象的25%认为该政策影响大，影响不大或者没影响的占到73%。说明，高校教师相对是个稳定阶层，此项政策对教师家庭发展没有极大影响。在生育二胎对家庭的具体影响上，排名依次是经济状况基本允许（50%）；职业生涯影响（22%）；家庭负担难以承受（15%）；完全能承受（13%）；其他（10%）。从家庭经济看，二胎政策对高校教师的家庭负担上不占主要影响，只有15%难以承受。但排名第二的职业生涯影响显示，该项政策对教个人事业前景的发展上有较重大影响。

3.3 对个体的影响

在直接对个体的影响度上，样本数据中的58%认为对职业发展有影响。这和生育二胎影响因素63%的教师认为来自职场压力不谋而合。同时，针对女教师的影响力中，42%认为会延缓职业发展。由此推断，个体影响中，工作仍然是教师个人最大的保障。换句话说，最大的安全感来自工作。

4 调查建议

在“二胎政策”全面放开的背景下，高校教师对此项国策还是非常地认同。在高校中，二胎政策的执行，在一定时期内，会引起女教师生育的高峰，特别是高龄生育者。所以建议：

一是提供有力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的协调配合。以确保生育期间，法律给予母亲充分的福利保障，减轻职业压力，保证再生育女教师的用工、工资、福利、休假等相应的权利，捍卫职工权益，分担养育子女成本。

二是提供有力的卫生健康支持。充分发挥卫生资源丰富的优势，畅通服务渠道，开展生育评估、生育指导、告知风险、提醒日常注意事项等工作，积极引导高校教师的家庭优生优育。特别是面对高龄生育的教师，更要做好以上工作，减轻女教师的心理负担。

三是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是否愿意养育二胎的教师，很大程度上考虑了第一个孩子的成长感受以及教育资源的运用。所以为了二胎政策的实施，教育部门也要慎重资源合理配置的问题。

四是客观宣传二胎政策的影响，树立正确生育观念。孩子既是个体问题，家庭问题；也是关乎社会，关乎国家未来的大问题。树立正确的生育观念，避免性别歧视问题，降低性别失调比例。

5 结 论

通过此项调查，我们发现本校高校教师对二胎政策有比较全面理性的认识，对国家政策的解读方面也很理性。通过调查，我们也对高校教师在生育意愿、生育观念、生育态度等方面有一定的了解。由于此次随机调查是在上海工程技术大学部分工科院系进行的，大量样本是高校理工科出身的女性教师。因此，该调查结果在同类型高校应有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第2篇：二胎政策的原因和影响范文

【关键词】 二胎政策 人口 问卷调查 matlab 灰色预测

2015年7月17日，是第26个世界人口日。国家卫计委在通报了我国人口和计生工作的情况。我国总人口仍然保持增长，已达13.68亿人。而在全面放开二孩方面，卫计委首次透露，正在抓紧制定相关规定。继"单独两孩"政策全面落地一年多后，日前，传来了生育政策有望再度调整，年内出台全面放开二孩的消息。对此，2015年7月22日，国家卫计委相关负责人则重申了着手评估和推进新政，否认了年内实施的说法。不过，对于呼声很高的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不少人口及社会学专家则表示支持，认为"单独两孩"只是个过渡性改革措施，新政在十三五初期就有出台必要。

一.二胎政策

（一）名词解释

二胎政策 是中国实行的一种和计划生育政策相对应的生育政策，指符合指定条件的夫妇允许生育"二胎"。

人口老龄化 是指在一定时期内老年人数量的增长幅度、速度大于年轻人数量的增长幅度和速度，这种情况下产生的老年人在总人口比例中增长的状态。

（二）二胎政策的发展过程

1.中国经历了长期的抗日战争和内战，人口数量急剧下降，因此在新中国成立之际，提出“人多就是力量”，鼓励大家多生育，同时“养儿防老”的观念根深蒂固，因此基本上每家每户都有多个孩子，人口增长迅速。

2.人口增长带来了种种问题，例如资源、土地等的匮乏。1970～1980年，计划生育政策逐步形成并全面推行，1980年～1984年，计划生育政策进一步抽紧，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自1966年1月28日制订以来，对中国的人口问题和发展问题的积极作用不可忽视，但计划生育一味的只控制人口数量，忽略世代更替，造成国家严重的老龄化，未富先老的格局。

3.到21世纪初，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又做出了一些调整。在许多地区，特别是经济较发达的城市，计划生育政策有一定程度的放松。2013年11月15日，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到"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这标志着"单独二孩"政策将正式实施。

4.为了更加缓解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我国对二胎政策的限制条件接触，提出全面放开二胎政策。2015年10月29日，中央全面放开二孩政策。

二.研究原因

人口是一个国家的最主要的问题，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资源分配，发展潜力等与人口都息息相关，而我国的人口政策的多次变动也从侧面说明了国家对人口的重视程度和人口的重要性。人口过少，会造成劳动力短缺，人口老龄化，而军事实力也会受到影响，人口过多，会在成资源供不应求，劳动岗位少于需求，社会出现无业人群，出现动乱因素。在严格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三十余年后，我国人口环境与以往相比迥然不同，生育水平长期走低、老龄化加速推进、未来劳动力短缺、出生性别比长期失衡，这一系列人口问题已经成为困扰我国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潜在制约因素。

三.研究目的

为了探究国家的二胎政策的实施效果，了解影响人们生育的主要原因，分析人口结构的可能变化。以蚌埠市为例，通过分析人口结构，对经济等提出相关意见和建议。

四.信息收集

我们选择蚌埠的万达，百货大楼，以及绿地花都、东方明珠等小区。万达、百货大楼作为蚌埠经济流通中心，人流量大，而对小区的分类，从小区的环境分类，即小区的人文环境和经济环境。在这些地方分发问卷，获得信息。

（一）调研准备

1.调查问卷制作

我们询问性别、年龄、工资范围、是否为独生子女、是否有小孩有几个小孩、打算要几个小孩、二胎政策的开放对打算要几个小孩是否有影响以及影响您是否要二胎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二）.后期整理

1.我们对问卷调查的结果进行整理

2.查找相关资料

五.数据整理

（一）利用matlab做出人口变化曲线图

六.数据分析

（一）历年人口

1980年～1984年，计划生育政策进一步抽紧，之后计划生育政策逐步稳定。但由于人口基数大，蚌埠的人口仍旧处于稳定增长的状态，但增长速度逐渐减慢，并在最近几年趋于稳定。

（二）调查问卷

调查问卷中女性多余男性，无论男女，工资在2500以上所占比重均最大，非独生子女人数多余独生子女人数，没有小孩的人群中打算要小孩的个数1个或不要与两个基本差别不大，而三个或三个以上基本无人。而有小孩的人群中，1个的人数比例最大，也反映了如今大部分是独生子女的事实。而对于二胎政策，大部分人都认为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对他们生育孩子的个数没有影响。而影响二胎的原因中，除却其他未能详细描述的原因，男性的主要原因是经济，而女性是经济与个人精力都占有重要比重。

七.原因分析

（1）上一辈人所处年代计划生育还未广泛实施，信息封闭，传统的观念使得中国很多家庭都有不止一个孩子；

（2）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极速发展，而蚌埠作为交通枢纽，且曾经为安徽第一方阵城市，经济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因此大部分人的工资水平都有所提高。

（3）随着文化水平的提高，养儿防老的观念逐渐淡去，抚养孩子也会花费越来越多的精力和金钱，因此生孩热已经消散，很多人选择少要小孩，享受更独立的生活。

（4）因为人们的经济水平提高，曾经的二胎罚款对于愿意生二胎的人而言已经不是一个考虑范围内的事。不愿意生二胎的人不会因为二胎政策而改变想法，而愿意生二胎的人，无论是否出台全面二胎政策，都会选择继续生育，因此，大部分人认为二胎政策对他们没有影响。

（5）对于女性来说，传统的中国家庭大部分需要女性照顾小孩，因此女性除却经济考虑因素，还要平衡家庭与工作的关系。

八.总结与建议

（一）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对蚌埠市人口结构不会有较大的改变。

（二）改善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劳动力短缺问题一方面要致力于提高人口数量，另一方面要提高科技，用技术代替劳动力。

（三）政府要加强经济的发展，使抚养孩子所需承担的各种压力与经济负担得以减轻。

九.基于灰色理论的人口预测

（一）假设

1.根据调查问卷可知，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并未对人们生育二胎有所影响，因此我们忽略二胎政策；

2.假设在未来几年妇女适育年龄没有变化；

3.未来几年没有影响人口自然变化的事件发生。

4.在2000年前后人口变化趋势有所不同。2000年以后人口变化开始趋于稳定，为了更好的模拟趋势变化，以2000年及以后数据预测。

（二）灰色预测

1. 灰色模型是利用离散随机数经过生成变为随机性被显著削弱而且较有规律的生成数，建立起微分方程形式的模型。

2.模型原理

灰色系统理论认为一切随机量都是在一定范围内、一定时段上变化的灰色量和灰过程，对于灰色量的处理不是寻求它的统计规律和概率分布，而是将杂乱无章的原始数据列，通过一定的方法处理，变成比较有规律的时间序列数据，即以数找数的规律，再建立动态模型。

3.利用matlab进行灰色预测，运行程序如下

4.对运行结果进行汇总

由于残差和级比偏差均小于0.02，可知预测模型优秀

5.利用模型做出2016到2021年蚌埠市人口预测

九.预测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1.采用问卷调查，数据更具有针对性与真实性

2.利用灰色预测模型，较好的模拟出人口变化趋势

3.问卷调查的数量过少，结果可能具有偶然性与主观性

【参考文献】

[1] 张璐. 放开“二胎”政策的利弊比较研究.2014

[2] 翟振武 张现苓 靳永爱 .人口政策变化下基于生育意愿的人口预测研究.人口研究.2014.

[3] 张永波. 基于灰色系统理论的预测模型的研究.2005.

第3篇：二胎政策的原因和影响范文

关键词 单独二胎 就业歧视 性别歧视 综述

近几年，中国出现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汇，“单独二胎”。“单独二胎”指中国自2014年开始实行的一种新的生育政策，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并且只有一个子女的，就允许生第二个孩子。[1]单独二胎政策出台后，已生育女性可能选择再次怀孕，就业中的优势可能受到影响，而未生育女性也有可能在将来选择生育二胎，休两次“产假”，带给企业更大的影响。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很可能会更加偏向于没有“三期”的男性员工，产生对女性职工的就业歧视。

一、就业问题中性别歧视的现象

劳动就业权是劳动权利的核心部分，也是公民实行劳动权利的具体体现，关系到劳动者的生存权。[2]为了保障女性的劳动权利，促进女性平等就业，我国在《宪法》《劳动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法律中明文规定，女性享有同男子平等的就业权利，除国家规定的不适合妇女的工作或者岗位外，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妇女或者提高对妇女的录用标准。但是女性因自身特殊的生理条件以及其肩负的哺育后代的家庭责任，在特定时期内可能会影响其劳动义务的履行。因此，女性在求职过程中往往处于劣势。

黄娟（2006）从职业发展历程方面将就业性别歧视现象分为就业机会中的性别歧视、职业待遇的性别歧视、发展机会的性别歧视三个方面。[3]李晓宁（2008）从工资差距中得到分析结果，她将男性和女性在职业内和职业间的工资差距存在的人力资本差距所不能解释的方面简单归为歧视因素。可以看到在劳动力市场中，女性受到歧视的现象不仅存在与工资给付方面也存在于工作选择方面。有的岗位形象与选择男性劳动者而排斥女性劳动者。[4]在姚先国，谢嗣胜（2006）从职业隔离的角度，分析职业性别歧视现象。作者指出，职业隔离是劳动力市场上的主要方式之一。[5]石莹（2011）将目前我国存在的性别歧视现象归纳了以下几点表现：一是劳动参与率反映出的性别差别。二是大学生在进入劳动力市场时也面临着严重的就业歧视现象。三是高学历的女性同样也面临着就业歧视。四是女性在工作中失业率高于男性而收入低于男性。[4]

张抗私（2009）同样指出女性在就业中受到的歧视表现为：女性就业门槛高于男性，男女收入差距大，男女“玻璃天花板现象明显”，高层次职位中女性处于劣势地位几个方面。作者又通过分析男女人力资本投资的差别以及人力资本投资倾向的研究得出，由于性别歧视因素的存在，导致人力资本投资倾向男性高于女性，而人力资本投资的倾向又会很自然地“激励”性别歧视。[6]卿时松（2011）详细研究了男、女性职位晋升过程中的歧视因素，在研究中控制教育程度、在职培训和技术等级等人力资本变量，以及党员身份虚拟变量这些与职位晋升成正相关的因素后，职位晋升的过去表现以及未来预期仍旧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并且发现职位晋升对女性的能力要求高于对男性的能力要求。得出结论，女性职位晋升不足是由于性别歧视现象的存在导致的。[7]

二、就业问题中性别歧视产生的原因

张抗私（2009）从经济效率原因和非经济效率原因分析两方面解释就业性别歧视的现象。经济效率因素包含比较优势、女性生育及相关成本、补偿性工资差别三个方面。比较优势指男性在市场中的专业化程度往往高于女性。女性生育成本指女性职工在生育期间需要用人单位照常支付工资，承担岗位空缺成本在孕期、哺乳期会使企业的生产效率受到影响。补偿性工资差别指由于女性的生理特征，在工作条件较差的情况下，女性对工资的要求更高。非经济效率因素主要包括文化习俗和对女性的个人偏见、对性别差异的统计性歧视、保护女性权益而实施的制度法规。例如，差别退休年龄政策，由于政策性职业生涯的缩短，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周期较少，以及预期的职位晋升机会和职业发展前景的不乐观，从而降低女性人力资本投资（如教育和在职培训）的激励水平和工作的积极性，这直接影响了女性的职位晋升，从这个角度分析，二胎政策的出台，会给女性就业造成更大的困难，因为企业会因同一个女性劳动者承担两次岗位空缺成本并且会使生产率受到影响。

姚鹤（2010）从宏观角度分析影响就业歧视的因素。经济方面由于理性经济人会利用其资本生产处最大的价值。在从雇主的角度看，雇佣劳动力是对其成本和收益进行比较的结果。雇主希望将雇佣的预期价值最大化，同时也要考虑成本，女性有法定产假、工作年限较短及大龄员工不易管理且临近退休等因素，使得雇佣成本加大而预期价值缩水，这与价值最大化的初衷不符，于是造成对女性、年长者等群体的排斥及对其他群体的优惠。法律方面作者指出我国不乏反就业歧视的法律，但我国目前的申诉和救济机制还不完善。地方政策导向方面作者指出我国存在制度性就业歧视，在制度规定时就将劳动者区分开来，进行排斥和优惠待遇。最后是社会心理方面，作者指出社会心理方面的歧视主要来源于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刻板印象。石莹（2011）将就业性别歧视存在的原因归为传统男本位思想残留和人力资本投资的倾向偏重于男生两个方面。

综合来看，性别影响的就业歧视现象大致有以下几种：进入劳动力市场时的门槛女性高于男性、社会整体劳动参与率女性低于男性、由性别导致的社会职业隔离现象明显、男性女性在工资方面的差距、男女“玻璃天花板现象明显”、女性在工作中失业率高于男性、企业在职业晋升方面对女性的能力要求高于男性、在参与高层次职位的工作时女性处于劣势、歧视现象使得人力资本投资出现性别倾向。就业性别歧视的存在原因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女性的生理特征以及其在家庭生产中的地位决定女性需要承担更多家庭责任。这导致企业在选择劳动者时更倾向于生产率稳定、不易受影响、对工作要求低的男性。第二，女性的社会地位。女性在社会中的定位是需要被保护的群体，所以不论在立法或者政策方面都有对女性的倾斜政策。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对就业的性别歧视产生了影响。由于前两点因素的存在导致女性就业时遭到歧视很可能由于二胎政策的实施而加剧，女性二次分娩以及需要照顾两个孩子无疑会给企业带来一定的生产率降低，对比之下雇佣男性将是更好的选择。第三，申诉和救济机制的不完全。我国的法律不缺乏对弱势群体的保障，但保障下的女性同样难以找到正确的渠道解决问题，所以性别歧视等就业歧视问题在长期内存在。

三、二胎政策的实施对女性就业歧视现象的影响

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就业问题上一直存在着性别劣势。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女性未来结婚、生育需要企业承担其产假所带来的额外成本，但是作为始终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理性的经济人”，考虑到现实中女员工怀孕和生育期间带来的时间和金钱成本，在招聘时往往拒绝录用女员工或者倾向于雇佣已生育的女性。

但是在“单独二胎”实施的同时，我们会发现女性求职的隐形劣势可能会进一步扩大。符合相关生育二胎政策条件的职业女性要休两次产假，用人单位不得不重新考虑录用女性的雇佣成本和工作风险。这意味着该政策无形中又为女性求职增加了一道“隐形门槛”。许多女性已反应在求职中屡屡被问及是否考虑生育二胎的问题，一旦表示有意愿生育二胎就会被企业拒绝录用。“单独二胎”的实行使得曾经在求职中具有相对优势的已婚已育女性不再是企业眼中的“安全对象”也使得原本在就业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其他女性的就业形势更是雪上加霜。在全社会享受生育改革带来的成果时，却让女性群体独自承担这一重任，这无疑是非常不公平的。

在单独二胎政策实施的背景下，会有大量符合晚育条件的女性生育二胎。单独二胎的实施将改善当今我国人口结构不合理的现状，是利国利民之举。女性虽因其特有的生理条件成了该政策的直接承担者，却不应当因生育二胎而影响其劳动权益。缓解“单独二胎”政策对女性劳动权益带来的负面影响，我国需要开拓出一条解决之路。虽不同于我国国情和特殊的生育政策，发达国家应对就业市场的性别歧视的方法亦有一定程度上的借鉴意义。

四、国外反歧视政策对比借鉴

美国是最早制定反就业歧视法的国家之一，在反就业歧视方面有一套比较成熟的法律体系，既有国会制订、修订的宪法和有关专门性法律，也有总统单方面和修订的指示；既有反对所有就业歧视的基本法，也有只针对某种具体歧视的单项法律法规，在反就业歧视的立法方面显得比较成熟。影响较大的是1964年的美国《民权法案》，该法案第7条规定：雇主和工会不能因为种族、肤色、性别、宗教或国籍因素而对雇员进行歧视，禁止就业雇佣中的歧视行为及在就业中提出的各种就业条件的限制。此外，美国还有专门的反就业歧视的执行机构，以促进联邦人事措施的全面公正。

在英国，普通法并不禁止歧视行为，但随着英国加入各种国际组织及国内平权运动的高涨，在20世纪70年代后，英国对于禁止就业性别歧视制定了大量的法律，对于同工同酬、性骚扰、母性保护等进行了详尽和周密的规定。此外，这些法律还规定了直接歧视、间接歧视、骚扰和受害等四种歧视形态，禁止在雇佣关中各个阶段的任何歧视。为了有效地防止就业歧视，英国依据《平等法》成立了人权与平等机会委员会，在应对就业歧视问题扮演了重要角色。

面对女性就业存在的问题，日本政府也制定了三大支柱政策：创造男女能够共同承担工作与家庭育儿责任的社会环境。对于参与支援女性兼顾家庭育儿与工作的企业给予一定程度的政策激励。针对女性孕产哺“三期”中希望继续工作、育儿期后希望再就业以及自主创业等不同时期多样化的就业需求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援。同时在立法方面，1985年就通过《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1999年制定了《男女共同参与计划的社会基本法》。

国外对于就业性别歧视的解决办法集中在不同反歧视法律的制定和执行方面，而我国目前的反歧视法律欠缺的地方在于执行阶段薄弱，导致我国的歧视现象愈演愈烈。而在目前二胎政策的实施背景下，女性劳动力很可能由于生育的原因迎来更严峻的就业形势，与此同时我国对于女性生育二胎的保障还并未有所调整和完善。

（作者单位为北京林业大学）

参考文献

[1] 我国单独二胎人口政策实施的现状、意义与问题[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8-122.

[2] 王泽鉴.人格权的具体化及其保护范围[J].比较法研究，2008（6）.

[3] 李晓宁.职业分割、性别歧视与工资差距[J].财经科学，2008（02）.

[5] 石莹.我国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歧视和户籍歧视[J].东岳论丛，2011（10）.

[4] 姚先国.职业隔离的经济效应对我国城市就业人口职业性别歧视的分析[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02）.

第4篇：二胎政策的原因和影响范文

【关键词】中美轮胎特保案；国际贸易理论；顺差

一、关于中美贸易顺差的文献综述

（1）中美贸易顺差在于贸易结构失衡。国内许多学者认为中美间的巨额顺差原因在于贸易结构的失衡，按照比较优势理论，中国向美国出口具有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从美国进口资本及技术密集型产品。现实中中国对美出口商品结构与理论基本相符，进口商品结构却远非资源及技术密集产品。中国人民大学李亨将H-O理论下的中美贸易模型与现实中的中美贸易进行对比，认为中美贸易顺差的扩大及加剧，主要责任在美方。（2）中美贸易顺差与人民币升值关系。国内学者主要以实证方法证明了，人民币汇率与中美贸易顺差并没有相互影响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驳斥了美国借顺差对中国汇率制度干预的行为，因此人民币升值在短期难以对中美贸易顺差产生调节作用，从长期影响而言，人民币升值的影响作用也不大。

二、中美顺差产生的原因分析

（1）中国出口导向政策。从2000年起，中国开始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顺差国之一，也是美国最大的逆差来源国。2000年～2008年间，中美顺差增长迅速，顺差从297.36亿美元增加到1708.57亿美元，平均年增长速度达118.64%。顺差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也从39.93%上升到51.19%，尽管到2009年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进出口均下降，其顺差额仍然很大。对比出口额与进口额的增长情况，可以明显看出，出口增长迅速且幅度大，进口增长相比之下较为平稳，出口的增长速率远远快于进口的增长。巨额的顺差更多地来源于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增加。这与中国在对外贸易推行的重商主义政策――出口导向政策有很大的关系。（2）美国严格的出口管制导致中美贸易结构的不平衡。近年来中国大力推进鼓励进口高新技术产品的政策，但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口增长不大，其根源在于作为我国第二大技术来源国美国对中国实行的严格出口管制政策。美国对中国在高性能计算机、信息安全系统、大规模集成电路生产设备等方面实行严格出口管制，并扩大了对华出口管制许可证商品的范围，增加了两国企业开展高新技术产品贸易成本。

三、特保案的分析

（1）特保案的理论视角。假设美国对我国进口轮胎实施惩罚性关税不影响我国轮胎在全球自由贸易下的价格。根据国际贸易的相关理论, 美国增加惩罚性关税后我国轮胎在美国的价格将高于自由贸易下的轮胎价格,则对我国轮胎进口需求将大幅减少,大大缩减了从中国轮胎的进口。这项措施使美国轮胎厂商利益增加，美国政府从惩罚性关税中获得的税收收入，但美国消费者的利益却减少了,且生产者与政府获得的利益并不能弥补消费者及社会的整体损失。（2）特保案的利益分析。从中国角度看，美国对中国出口小轿车和轻型卡车轮胎实施的惩罚性关税，对中国轮胎出口的抑制作用将会十分明显。根据商务部的数据显示，美国的惩罚性关税对中国的轮胎出口产业以重创。中国对美国部分汽车和鸡肉实行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对本国经济的发展也并不有利。从美国角度看，特保案缘起在于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的下滑和失业问题的严重，美国借巨额顺差为由，对中国采取贸易限制措施，是为了保护其国际、国内经济的稳定。这种贸易保护政策，对美国经济的恢复是无补于事，甚至可能造成负面影响。据中国海关统计：2008年美国出口到中国的鸡肉占其总出口的20%以上。在汽车产业方面，为使汽车产业竞争力恢复，美国政府对汽车业的补贴十分严重，汽车业成为美国经济复苏的重要推动力。若中国真的对美产的鸡肉和汽车实行反倾销和反补贴，美国经济将受到不小的冲击。

四、特保案的启示

中国的出口导向政策大大促进了中国产品的出口，美国对华严格的贸易限制造成了中美贸易结构的不合理，这两者是中美贸易巨额顺差的重要原因。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下滑致使中美顺差问题更加突出，由此不断引发了中美贸易摩擦。从2009年的中美轮胎特保案中，可以看到两国的贸易战对中美双方甚至是世界经济的发展都是无益，此类贸易纠纷至少在当前是无法避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一直依赖于出口，外贸依存度相当高。全球经济下滑，中国主要的出口国家――美国愈发严格的贸易限制政策，毫无疑问地将影响中国产品的出口。面对此形势，一方面中国政府应该出台相关政策稳定出口，并积极应对不断涌现的国际贸易纠纷；另一方面应逐步改变经济发展模式，扩大内需，使国内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参考文献

第5篇：二胎政策的原因和影响范文

摘要：生儿育女是人类社会得以延续的基本条件之一,传统农村社会存在很严重的养儿防老、重男轻女和多子多福的观念。而随 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农村也逐步走向非农化,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和农民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等因素，广大农民的生育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对此，我们这个团队结合我国的国情，以二胎政策作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之一，以我校所在地的南岸区村民为调查总体展开调查。通过对南岸区部分村民的调查和结果分析，深入反映重庆农村普遍民众对开放二胎政策以减轻养老负担的看法。 关键字：二胎政策 调查 分析

一、现状分析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由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可知，我国现有人口共13.397亿，2010年末全国总人口达13.410亿人。在这样的一个人口基数下，我国的人口老年化也在加剧。据《2011年至2015年老年事业发展纲要》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在10.2%以上，60岁以上的老人超过1.3亿，是世界上老年人最多的国家，占世界老年人口的1/5，占整个亚洲老年人口的1/2。而在2010年年底我国60岁及其以上的人口比重已经达到20.38%。据相关专家推测，在2020年将达到27.53%，2030年更将是37.55%，2040年将为45.00%。所以我国将进入超老年型社会。中国迅速上升的老年人口比例，对比为数不多的人均收入，难免会让我们想到未来养老难的问题。

三十年前，为控制我国过快增长的人口数量，国家开始实行以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为主要内容的计划生育政策。在这一生育政策实施的同时，全国除河南省外，各省、市、自治区均规定了双独夫妇(即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夫妇)可以生育第二胎的相关内容。到了新世纪初，当第一批独生子女逐渐进入婚育年龄后，双独夫妇开始出现，其二胎生育的问题才逐渐显露出来，并且很快成为学术界特别是人口学学者十分关注的重要问题。人口学学者往往是从二胎生育对整个社会的生育率变动所具有的影响的角度来关注和探讨这一问题的。他们所关注的二胎生育问题可以简单表述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我国社会中潜在的、符合计划生育政策条件的二胎生育者(即双独夫妇)的规模会有多大?这些符合计划生育条件的二胎生育者实际上又具有什么样的生育意愿?不难理解，如果这种双独夫妇的规模很大，如果这些双独夫妇普遍都希望生育第二个孩子。那么，他们的生育行为将会对我国目前的生育率水平和人口发展态势带来明显的影响，甚至也

二、农村生育观原因分析

1、计划生育观

今天的农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了，人们有了更多的积蓄来干别的事，但和城市人口相比，农村人口文化素质偏低，思想不够解放，眼界不够开阔以及农村传统思想的病根，在计划生育观上仍存在严重问题。通过调查，接近90%的村民认为农村不该多生，在多数城里人看来，只有一个才不叫多生，但70%的村民认为农村家庭两个孩子最好，尤其是一男一女，她们看来两个并不为多。在对待农村生育与中国人口压力的问题上，35%的村民肯定农村超生会增重国家人口压力，应该严格控制农村计划生育，只有严格符合条件的夫妇才可以生二胎，然而65%的村民给出他们的看法，认为国家人口压力与农村无关，只要人家有能力抚养孩子，可以接受罚款就让生育二胎。

中国人口压力因农村超生而加大。这是最为严重也最为明显的一个问题。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同时也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是国家人口的主要

组成部分，国家的发展关系着农民的衣食住行，农村的落后制约着国家的改革发展与创新。对中国而言，农村是其兴衰的命脉。我国的资源总量并不少，但为何我们只能排在发展中国家的行列?显然是人多!计划生育是针对中国人口压力大而制定的一项国策，我们应该积极响应号召，严格按照要求，有计划的生育。

2、多子多福

对你愿意生二胎这个问题我向所询访的几十个人进行了调查，他们的年龄集中在25-40岁，结果分析，其中，大约78%的人暗示愿意生二胎，20%的人不肯生二胎，另有大约2%的人暗示，一胎都不想生。 该查询拜访预示出了我国农村现阶段主要育龄夫妇的生育观念：大多的夫妇愿意生育二胎，少部分夫妇只愿生育一胎，极少部分夫妇不肯生育。而希望生二胎的大多集中在30-40岁。

这几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育观念的改变等各种原因，我国也有部分大中城市逐步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国家虽然连续举行计划生育政策，但为了缓解国度老龄化趋向，在计划生育政策的节制尺度上有所放宽，部分符合生育第二胎 的夫妇开始考虑是否生育第二胎。而在农村许多生二胎的家庭并不是被允许的。

科学技术的发展、教育的发展，使妇女教育水平提高与生产率上升。这一方面使得生育成本上升;另一方面，农村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可能改变了小孩对于家庭中的消费属性，因为某些地区生育的原因之一是妇女无事可做。生小孩来养就像城里人养狗、猫当作宠物一样。有些人表示，多生个小孩现在家庭就可以多一份换了，以后老年时生活就会多一份保障。一些35岁以上的家庭表示，第一胎在外地读书，一般男人也常年在外打工，妇女在家无聊，生二胎也可以说是为了有一个精神上的寄托。所以有些人宁愿违反政策规定，被罚款也要生二胎。

而对于一些不想生二胎甚至不想生小孩的人来说，原因有三点：1.政策这道红线不敢逾越2、生儿生女都一样。第三点也是大多数家庭不愿多生小孩的主要原因：生小孩成本太高了。生育成本对于农村的生育主体来说是较为实在的东西。人们往往从小孩的经济效益来进行考察，即生育小孩的成本和小孩成长后可能带来的效益的一种比较。而这种比较的结果则是影响农村生育主体生育行为的重要因素。如今社会较高的生育成本毕然使得生育主体少生孩子，也使超生游击队减少。另外西方文化传入中国，西方的生育观念、个人独立的观念在中国农村也悄然兴起。市场经济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人们，对生育问题的看法绝对不同于以

另外教育水平的提高，人们观念也发生了改变。人们认识到了在知识经济时代重点是人的质量而不是数量。不仅要生孩子，更重要的是使子女得以良好教育，使其成才。生育成本越来越高，培养一个孩子，往往要支付各种费用。高额的生育成本使得父母必然放弃数量，转而重视质量，也就倾向于优生优育。

3、重男轻女

中国封建社会中，男主外，女主内。男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关系到个体家庭的经济状况乃至整个家族的兴衰妇。而如今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妇女在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作用也显露出了，于是，随妇女解放运动的开展，男女平等地参与工作、参与竞争。尤其在今天，教育水平提高，妇女知识水平提高，男女地位进一步平等，于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育观中，女儿也是传后人。

所以现在大多数农村人的生育观念大多也变为生儿生女不重要，关键在培养。能让孩子从小受到好的教育，将来有出息，父母晚年才会有依靠。本次调查显示，85%的被访者在生育前是不知道孩子性别的。在现在的农村，重男轻女的思想已大大淡化了，87%的被访者表示自己对孩子的性别不介意，但还有很小一部分人表示会介意，喜欢男孩子;不到一成的被访者表示如果生的是女孩，会有失落，但也不会太介意。(稍有失落感的人群中，男性比例多于女性。)几乎所有的被访者都表示，不会因为生的是女孩就减少对孩子的培养和投入，因为对孩子的期望值是一样的，将来孩子面临就业压力和社会挑战也是一样的。

农村居民对子女性别的偏好趋向平衡，一男一女是多数人理想中的家庭结构，但隐含着对男孩的偏好。诚然，在现代文明社会里，养儿防老的观念是落后的。但是倘若在社会化养老程度低下，养老缺乏保障的情况下，人们不得不靠养儿去防老。而现在国家开始重视农村的养老问题，而且也在逐步地解决农村的养老问题。

育政策的实施之果，更与农村经济发展息息相关，而城市则提供了农村观念变革的现代意识之源和榜样的力量。进入21世纪的今天，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农村的青壮年大批走出家门挣钱，外界的先进文化和超前思想也促成了农村育龄人员生育观的转变。城市的一些思想意识开始通过打工者的渠道，对农村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实行计划生育以来，经过30多年的努力，加之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生育意愿和行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群众的生育意愿与国家现行生育政策之间的差距大为缩小。从这次调查中，我们欣喜地看到，多年来，计划生育国策的实行，新型生育文化建设的推行以及生育文明的倡导，不仅控制了人口数量，也影响了农村居民的生育观和抚育观的进步，这其实也是农村走向现代文明的一大步。观念和文化传统的改变虽然通常比较缓慢，但它一旦形成，也将在很长的时间内发生效力。农村居民生育观正在发生的变化，当然也是社会变化的结果，同时也提醒我们对未来农村人口和生活方式的变化要提前有所准备。

三、调查结果及描述性分析

XX自1997年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以来，老年人口增长快，高龄化、空巢化趋势明显，需要照料的失能、半失能老人比例高。截至2009年底，全省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1317万，占全省人口总数的14.9%，高于全国比例2.9个百分点。预计到2020年，全省老年人口将超过1637万，老年人口比例将达到17.8%。80周岁及以上高龄老人、城乡空巢家庭、农村五保老人、农村留守老人比例加大，他们中的多数人将逐步进入半自理或不能自理状态。

根据《XX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20条规定,有一个子女的夫妻,符合以下10个再生育条件之一,均可申请再生育一个子女.其中,非农业户口的夫妻再生育条件有4个：

一,第一个子女经市或区县(自治县,市)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组织鉴定患有非遗传性疾病,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的;

二,第一个子女患有遗传性疾病,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但经医学干预后,市或区县(自治县,市)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组织鉴定可以生育正常婴儿的;

三,夫妻一方经市或区县(自治县,市)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组织鉴定不能生育,依法收养一个子女后怀孕的;

四, 再婚夫妻,再婚前一方有一个子女或者丧偶再婚前一方依法育有两个子女,另一方无子女的;

农业户口的夫妻在以上4个条件的基础上,再增加了4个条件：

一, 夫妻双方为农村居民,一方为烈士独生子女,二等甲级以上伤残退役军人或因公致残相当于二等甲级以上伤残的;

二,夫妻双方为农村居民,一方两代以上都是独生子女或男到独生女家结婚落户的; 

三,夫妻双方为农村居民,居住在少数民族自治地区,聚居区,一方为少数民族的

四,市人民政府认定的部分山区农村的独生女户,少数民族户或边远高寒大山区的独生子女户;

另有两个条件没有户口限制：

一,双方均为独生子女或少数民族农村居民的;

二,其他特殊情形申请再生育一个子女的,由市人口和计划生育部门认定并报市人民政府备案.

民众对二胎政策的了解程度：

由此可见大多数民众对二胎政策或多或少是有所了解的。城市居民被访者愿意生二胎主要的原因是有利于孩子的身心成长，这是出于中国传统的儿女双全的思想，和自己时间和精力的考虑，其他重要原因还有经济允许、减轻子女生活负担和喜欢孩子等。农村居民被访者中原因较为均衡，相比而言选择养儿防老的更多。根据调查员的得询问和调查，主要原因有：

城市居民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社保、退休金较为齐全，农村居民则不完善，所以他们认为养儿防老较为重要。

另外一个区别在于较少的农村居民被访者会选择经济允许，主要原因：在农村消费支出较少，抚养孩子的代价较小。

由上分析可知二胎政策不宜全面开放，针对经济允许的家庭，可以试行;全面开放后会加重家庭负担，降低国民的素质水平。不符合国家的人才强国战略。所以可以对经济条件允许的家庭或地区试行允许生育第二胎，来缓解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的局面，减轻子女的养老负担。更加完善农村地区的医保、社保等建设，使其养老要得到保证后可试行二胎政策。

综合以上三个方面得出的意见是：

经济允许的家庭和地区试行开放第二胎，完善农村地区的医保、社保建设后可开放二胎政策。

二胎政策是否开放，最终看的是这一政策是否确实有必要性，该政策的实施对我国的人口数量，国民素质，以及经济的发展确实有积极作用。但是作为普通民众，我们的出发点就仅仅局限于自己家庭和者周边环境的考虑。从上图我们也可以看出，男女都约有40%的人觉得国家应该出台的二胎政策来降低或缓解我国男女比例的不平衡。还有25%的男性和29%的女性认为二胎政策的实施可以减轻下一代的养老压力。还有较少比例的人群选择开放二胎政策，因为他们认为人多了就可以增加劳动力，而且每个家庭有了两个孩子才更有利于孩子的成长。总的来说，不管男性还是女性大多都希望自己有两个孩子。

开放二胎所带来的不好影响：当然开放二胎也会产生许多不好的影响，比如说人口压力、经济压力还有家庭负担等，其中经济压力大和家庭负担重是最主要因素。

四、研究对策

二胎政策更应该对哪些家庭开放：

现在我国已经从十一五规划过度到了十二五期间。据全国政协委员、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王玉庆说，目前计生部门正在考虑放开二胎政策，很多专家对此做了研究。放开二胎政策不会导致人口暴涨。他个人赞成逐步放开二胎政策。现在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如果第一个是女孩儿，政策允许生第二胎。这一政策可以在城市逐步放开。因为中国的老龄化问题比较突出，人口红利也到了一定阶段。王玉庆透露，目前计生部门也在考虑此问题，很多专家对此做了不少研究，他个人认为，二胎政策到十二五末期可能会放开。王玉庆认为二胎政策一旦放开不会导致人口暴涨。现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人口出生率都在下降，特别是本地常住人口。因为现在养一个孩子的成本高了许多，且年轻人的观念也在发生变化。这也符合国际规律，生活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不需要政府控制，人口自然会下降。所以开放或者试点开放二胎政策的条件是允许的。因此二胎政策更应该对出生率较低地区的家庭、老龄化程度严重的地区家庭、夫妻中一方或双方是独生子女家庭开放。

就宏观上看，在人口政策三十年这个重要节点上，产生的种种变化，意味着调整人口政策的微妙期已经来临。而具体落实到每个家庭，在这个高消费的时代，人们的家庭收入水平与是否愿意生育二胎成为了又一大问题。的确，养孩子的经济成本不容小觑，这不仅在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表现明显，在很多西方国家也尤为常见，据统计显示，在美国，中等收入家庭抚养一个孩子到18岁成人的费用是291570美元。美国农业部发表年度报告说，它的这一估算考虑了通货膨胀因素，但不包括孩子的出生费用和大学教育费用。那么在中国养一个孩子要多少钱?据媒体报道，从直接经济成本看，0～16岁孩子的抚养总成本将达到25万元左右。如估算到子女上高等院校的家庭支出，则高达48万元。估算30岁前的未婚不在读的子女的总成本达到49万元。孩子们花了多少钱?这是一笔苦中有甜的糊涂账专家勉为其难推算大致费用。由此可见，人们的家庭收入状况，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他们对是否开放二胎政策的看法，以及他们自己生二胎意愿，甚至是否有能力养一个孩子。当然不同层次收入的家庭，对是否开放二胎政策有不同的看法。

第6篇：二胎政策的原因和影响范文

关键词 生育政策 性别选择性生育 出生性别比 偏高

文章编号 1008-5807（2011）03-071-02

20世纪60～70年代我国出生性别比一直保持在106～107的正常范围内，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的出生性别比开始呈现出不断升高的趋势。据三次人口普查及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1982年为107.63，1990年则升高到111.27，2000年达到119.92，而2005年则上升为120.49。我国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但是出生性别比却一直处于失衡状态。性别比偏高给个人、家庭、社会都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这些负面影响的长期存在将会严重危害我国社会的稳定及未来的发展，因此找出导致性别比偏高的原因，对于有效的抑制其偏高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目前学术界的研究结果来看，导致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因素是十分复杂的，它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多数研究者认为我国独有的计划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失衡之间有个千丝万缕的联系，只是关联程度有所不同。可以说，计划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失衡产生影响，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但这一影响作用是如何发生的呢？本文将从社会政策视角出发，理清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偏高之间的关系，以期找出解决出生性别比偏高的有效途径。我国的生育政策有其丰富的内容，本文中仅就其生育数量控制政策进行讨论。

一、 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影响作用分析

导致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因素十分复杂，但几乎所有学者一致认为，其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人为的进行性别选择。那么，人为的进行性别选择与生育政策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呢？本文认为生育政策对人为进行性别选择是产生影响的，作为人为性别选择的后果即出生性别比偏高与生育政策自然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生育政策推行的地区差异性客观上强化了男孩偏好的观念

出于对人民群众实际利益的考虑，我国在不同地区实行有差别的生育政策，即“一孩”政策、“一孩半”政策 、“二孩”政策。在这三种政策中，“一孩半”政策除了包含对生育数量的限定外，还涉及到性别的限定，即生育第二胎是有条件的，是基于第一胎的性别的，只有第一胎是女儿的才可以生育二胎，这本身就是一种性别短视。“一孩半”政策施行的初衷是好的，但是它本身所带有的性别短视却在一定程度上暗含了女儿和儿子是不等价的。这些都使这一政策遭到了误读，使它不自觉的纵容、甚至激化了男孩偏好，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人们有意识的进行性别选择，从而激化了出生性别比的失衡。

（二）生育间隔的规定客观上为人为性别选择提供了条件

生育政策对于生育间隔有明确的规定，虽然目前许多省份已经取消了这一规定，但是仍有很多省份在执行。这一政策即是在生育二孩时必须与第一胎至少间隔四年，它在制定之初是从保护妇女婴儿健康以及提高人口质量的角度出发的，但是却客观上为有意识的性别选择提供了条件。蔡菲在海南的调研中发现，选择性别的引产行为多发生在政策允许的较高胎次和不够生育间隔的计划外怀孕中，并且在这些不符合生育政策规定而进行引产的妇女中，不够生育间隔的妇女所占的比例相当大，引产女胎所占比例在 80 %以上。有相当一部分人利用生育间隔，在生育第一个女孩后在不满生育间隔的时间里提前怀孕，通过胎儿性别鉴定，如果是女胎就称没有达到生育间隔规定属于意外怀孕，主动进行引产手术，如果是男胎，就会违反生育政策规定想方设法将孩子生下来。可以说，生育间隔的规定给人为性别选择生育行为提供了可行性的有利条件，这对出生性别比的失衡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是生育政策在政策规定上不自觉的产生的对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影响，并非是该政策实行的初衷，因此，许多省份都进行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修改，逐渐的取消了这一规定。

（三）生育政策切断了人们通过生育数量自然进行性别选择的途径

勿庸讳言，我国较低的生育率水平是通过执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达到的，并非是因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自然发生的。在我国目前的生产力水平以及社会保障水平下，在农村儿子不仅意味着一个劳动力，他还被寄予了更多的期望。不仅承担着赡养老人的义务，还保证了家族香火的延续，这种传统的生育文化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并且一直深深的影响着人们的生育行为，造成了对儿子的偏好，也说明了人们为什么对性别诉求如此突出的原因。那么，这些与生育政策又是怎样发生联系的呢？生育政策在其中又是如何产生影响的呢？在生育数量控制政策执行以前，家庭生育行为是不受数量的限制的，在这种情况下，按照自然规律家庭通过多生是可以满足其性别需要的，这个家庭会不断地生育直到生出儿子为止。但是有了生育政策对家庭生育数量的限制后，通过多生来满足其性别需要的途径便被切断了。当一个家庭只能生育一个孩子或者生育一个女孩后只剩下一次生育机会时，对性别的诉求就会变得格外强烈。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便会千方百计的进行非法的性别鉴定，如果是女胎便终止妊娠。

二、 解决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的途径探讨

从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影响作用不能否认，但是它并不是造成性别比偏高的根本性因素，造成性别比偏高的根本性因素是传统的重男轻女思想、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以及两性社会经济地位不平等，这些都导致了人们对男孩的偏好。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性别比偏高问题首先必须弱化并最终消除人们的男孩偏好，转变人们重男轻女的思想观念。从这一点来说，必须大力发展经济、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积极倡导两性平等，从根本上实现男女平等，消除人们的男孩偏好。

男孩偏好只是一种思想，如果不付诸于生育行为，其本身并不能直接导致性别比的偏高，它必须有一定的技术条件支撑才能够实现。我国的男孩偏好一直存在，但20世纪80年代前我国的性别比一直处于正常状态，其原因就在于使选择性生育变为现实的技术的不可获得性，性别鉴定技术在没有引入前，人们虽然存在性别偏好，但仍无法选择生育的性别。20世纪80年代后，胎儿性别鉴定技术和人工流产技术得到不断发展，使得选择性生育变为现实，男孩偏好便付诸于生育行为。因此，严厉打击“两非”是有效解决性别比偏高问题的另一途径。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打击“两非”的行动虽然短期内对控制性别比失衡有显著作用，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与消除人们的男性偏好结合起来，才能有效地解决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

注释：

P“一孩半”政策是指头胎生女儿的家庭在间隔几年后可以生育第二胎。

参考文献：

[1]杨菊华．“一孩半”生育政策的社会性别与社会政策视角分析.妇女研究论丛，2009,(3).

[2]杨菊华．胎次――激化双重效应:中国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关系的理论构建与实证研究.人口与发展，2009，(4).

[3]蔡菲．选择性别引产是导致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主要原因.人口研究，2009，(3).

[4]杨成钢．从行为机制看性别比问题与生育政策的关系.人口研究，2009，(3).

[5]杨菊华．生育政策的地区差异与儿童性别比关系研究.人口研究，2006，(3).

第7篇：二胎政策的原因和影响范文

然而，总和生育率远低于人口代际更替水平，生育意愿持续低迷，劳动力绝对数量首次下降，老龄人口上升的速度快过预期，进而造成实际赡养负担加重，近百万失独家庭从精神慰藉到养老支持将陷入困境。透过种种矛盾可以看到，生育政策调整是触及利益较少、受益者众多、改革红利最大的改革领域之一。因此，本届政府任内，应当对未来的中国人口政策作出决断。

——编者

“计生内部谁也不想合并，但大家心里都知道，这是大势所趋。”2月底，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一名官员对《财经》记者说。

此时正值中共十八届二中全会召开，此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新一轮“大部制”改革方案。若方案在正在召开的全国“两会”上讨论通过，国家人口计生委将可能整体并入卫生部。这意味着，组建32年之后，人口计生委作为一个独立部门将不复存在。

具体而言，国家人口计生委将与卫生部整体融合，其原有人员和职能将被拆分，在新的“卫生和人口计划生育部”之下，设立单独司局行使人口控制职能。而国家人口计生委原有的生殖健康、生育服务等职能，与卫生部里职能相近的司局合并。

公众最为关心的是，计生机构的调整，是否意味着中国的人口政策转向？据《财经》记者了解，十以来，新一任领导集体尚未正式讨论生育政策调整的议题。此次机构改革与计生政策调整之间，并没有直接联系。不过，机构调整仍给予民众“生育松绑”的想象空间。最主要的反对意见亦由此而生——专门机构都不存在了，计划生育如何继续实施？

实际上，中国未来的生育政策调整，已非国家人口计生委等部门层面所能左右。调不调，怎么调，何时调，皆需中央高层拍板。但一个普遍的共识是，本届政府任内须对未来的人口政策作出决断。

就下一步调整而言，此前有关分省、分步骤放开“单独二胎”（夫妻双方一方为独生子女，可以生育第二胎）方案测算最为详细、进展最成熟，在体制内认同者最多，亦符合中国类似政策“循序渐进”的惯例。因此，未来政策调整，很可能延续这一思路。

计生委下一步

早在十年前，有关计生委机构改革的呼声就已出现。曾有的讨论包括，计生与社会保障、卫生、发改委等部门合并，但均未进入实操阶段。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创立于1981年3月6日，由五届全国人大第十七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决定设立，其作为国务院常设机构，负责全国计生工作。2003年3月，在国务院行政机构改革中，这一机构更名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此后，其再无大变动。

近年来，随着中国各项生育指标全面下降，人口控制压力减轻，一度沉寂的改革讨论重新升温。基于人口形势变化，各界皆认为改革契机已然来临。据《财经》记者了解，两年前，国家人口计生委内部即有十之后“大部制”改革“要动计生”的说法。

接近国家人口计生委的知情人士分析，此次“计生”与“卫生”合并方案被通过的可能性很大。主要原因在于，随着人口压力减轻，城市居民生育意愿大幅降低，在省、地市一级，人口计生部门的人口控制功能已日渐萎缩，而其负责的生殖健康、节育等职能，与医疗卫生机构存在颇多重合，且受困于人员、技术等条件，难以与卫生系统抗衡。比如，人口计生系统在城镇设有计生服务中心或计生服务站，但由于人们往往更倾向于前往条件更完善的医疗卫生机构，享受更好的生殖健康服务，计生服务机构的地位已显边缘化。从这一角度而言，两方合并，符合“大部制”改革精简机构、解决职能重叠的方向。

目前，人口计生委系统的机构设置直达县一级，即使在乡镇一级，也一般设有计生办和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二者通常是同一机构的“两块牌子”。

在河南省郑州市中牟县刘集镇，镇计划生育服务中心（计生办）共三层楼，第一层和第三层是提供生殖健康、生育服务的诊室，第二层为行政人员办公室。该机构共人员25人，只个别有公务员或事业编制，其他聘用人员支出需自筹。

3月4日，《财经》记者走访该中心时看到，诊室空无一人，玻璃门上了锁。二层办公室也房门紧闭，不见人员出入。

据刘集镇计生办副主任张艳军介绍，计生服务中心属于生育服务的孕前检查、发放叶酸等项目，与镇卫生院的功能重叠，村民更倾向于去专业水平相对较高的卫生院。

基层计生机构最重要的人口控制功能也已转化为社会抚养费征收。在刘集镇，村民反映的情况是，社会抚养费征收已经和计划生育脱钩，成为非第一胎新生儿上户口的一项行政性收费，“还可以讨价还价”。

除去基层计生机构的职能萎缩，就技术层面而言，计生委合并难度也不大。目前，国家人口计生委机关拥有行政编制143个，加上下属事业单位，共约千人左右。相较于体量庞大的卫生部，人口计生委是国务院部委中较小的机构，各级计生服务中心也可与同级的卫生机构合并。

在国家人口计生委内部人士看来，整体融合是相对理想的方案，若是在卫生部下设独立司局，人口计生委实际上被降格。整体打散并入，并将新部委更名为“卫生和人口计划生育部”，则显示计划生育仍被置于重要地位。

但是，挑战依然存在。一直以来，卫生部以医疗专业人士为主，行政管理职能并不突出，而计生系统干部更多承担的是行政管理职能，新部门如何磨合，计生管理职能是否会弱化，令人口计生委内部有所顾虑。

松绑后人口会反弹吗

机构调整固然引人关注，但未来中国的人口政策走向，更是公众关心的焦点。

前述国家人口计生委官员认为，城市的人口矛盾确已减轻，但在广大农村，生育控制压力依然较大。目前统计显示农村生育率不高，部分原因在于一套强大的农村计生队伍仍在发挥作用。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人口计生系统人员近40万人，在较大的乡，专职工作人员多达十余人，多由副乡长主抓计生，实行超生一票否决制。在村级组织，计生责任由村干部承担，具体工作则由志愿者开展，对超生者实施“盯防”。

就在今年2月22日，湖南省湘阴县还发出通报，12名村支部书记因为计生工作不力，受到撤职处分。国家人口计生委内部亦有人担心，机构调整之后，基层计生职能弱化，不利于农村的人口控制。“政策一调，农村人口肯定要反弹，计生系统弱化了，生育还能不能控制住？”

据《财经》记者了解，在本轮机构调整的讨论中，主要反对意见来自人口大省的主政者。他们担忧，机构调整后，计生功能受到削弱，人口形势一旦反弹，将给本省资源环境带来压力，并摊薄人均GDP指标。此外，一些当年的计生政策设计者，也强烈反对。

由于人的生育行为和生育意愿之间存在差额，人类群体行为亦受“羊群效应”、公共服务等因素影响，放松生育政策之后，究竟会造成多大反弹，尚无法精确测算。

中央高层内部对农村人口反弹也有担忧。2011年4月，在“六普”数据公布之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时任国家人口计生委发展规划信息司司长于学军就人口形势给中央政治局讲课，对于生育政策调整之后的农村人口反弹的问题，有领导专门发问，但二位人口学家的解答未能说服当时的领导。

国际上一般认为，总和生育率达2.1可保持人口代际更替。在此之上，人口逐渐增加，其下则减少，被称为低生育率。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公布之后，总和生育率之低超出主流人口学界预期。翟振武依据每年新生儿约1600万人推算出，总和生育率为1.6。联合国人口司编制的《世界人口展望（2010）》认为，中国总和生育率在2005年－2009年间是1.64，预计2010年－2014年为1.56。

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人口中心研究员蔡泳、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丰等学者测算，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还不到1.5，已进入超低水平。

近年来，国家人口计生委一直将中国的生育率口径保持在1.8左右，并称有必要长期保持低生育水平。但其内部，对真实生育率能否达到1.8也存在不同意见。

但是，无论哪组数据都说明，中国的低生育时代已经来临。

曾参与国家人口计生委生育政策调整方案制定的学者称，国际经验和历史证明，人口一旦进入低生育时代，就很难大幅反弹。

从“六普”结果看，中国人口结构中，10岁以下少儿组降幅很快，人口受教育程度大幅提高，城镇化进程加速、流动人口大幅增加，性别选择依然严重，这些因素都会导致生育意愿下降，且和生育政策之间没有直接联系。

“近十年来，中国人的生育选择越来越少受到生育政策影响，越来越多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影响。”也就是说，即使生育政策调整，对人的终生生育选择也影响有限。上述学者测算，按照分步骤放开“单独二胎”的方案，长期来看，生育率将从1.6回升到1.7－1.8左右，依然符合“长期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政策预期。

对于城市生育政策调整后，是否会引发农村人口反弹直至“失控”的担忧，大部分人口学家认为，事实上，在中国农村，“二胎”已普遍存在，即使政策调整，主要的人口增量会出现在城市，并且只是将过去不合法的“二胎”合法化，不会造成新的“人炸”。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郑真真曾长期跟踪农村生育意愿。自2007年开始，她在江苏农村进行的跟踪调研显示，在2万余名妇女的样本中，18岁－43岁育龄妇女总体生育意愿都不高，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65个，平均希望生育子女数为1.42个。

2010年，郑真真在进行回访时发现，2007年明确表示自己“肯定会再要一个孩子”的妇女（符合二胎生育政策），只有44％生了二胎。而在2007年明确表示自己“不打算要”的妇女中，仅有2％生了二胎。郑真真表示，这说明农村的生育意愿也在下降，而且，人的真实生育行为往往低于生育意愿，放开生育政策，对农村生育的激励非常有限，“农村居民的生育行为也是理性的，受到经济、教育等条件限制”。

“从2000年到现在，第一波生育率下降是城市人口，第二波生育率下降是流动人口，现在农村本地非流动人口生育率也下降了。这是大趋势。”郑真真说。

“认为农村人口的生育行为仍处于无序状态，这是一种传统思维定势。”前述人口计生委官员称。

旧方案新方案

据《财经》记者了解，生育政策的调整目前尚未列入日程，但未来几年，生育政策调整最大的可能，还是沿袭过去分省、分步骤放开的“单独二胎”方案。

上一轮“单独二胎”方案自2007年酝酿，于2009年正式提上日程。2010年初，全国人口计生工作会议上提出，“十二五”期间，“稳妥开展实行‘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家庭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政策试点工作”。

当时，曾有多版“二胎”方案进入讨论，有按女方年龄分步放开；有按省份逐步放开；还有如北京大学教授曾毅提出的“二胎晚育软着陆”方案，即在适当晚育间隔前提下，不分地域、不分城乡，也不论夫妻双方是否为独生子女，均允许生育第二个孩子。

最终，按省份逐步放开的“单独二胎”方案入选，此方案被认为更好地体现了“平稳、逐步、有序、可控”原则。目前，中国内地各省皆已实施“双独二胎”政策——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家庭，可生育二胎。前述知情人士表示：“先‘双独’、再‘单独’，最终过渡到全面放开二胎，比较容易被接受。”此外，弥补独生子女家庭为生育政策业已做出的牺牲，亦是个中考虑。

“单独二胎”实施方案，最早设计了“三步走”策略：2011年，浙江等五省份首批试点；其后，开放北京、上海、天津等六个左右的省份；其他省份则为第三批。最终在“十二五”期内，实现全国全部放开“单独二胎”政策（详见《财经》杂志2010年第7期“独生子女政策谋变”）。

2010年11月初，方案经微调后，由国家人口计生委提交至国务院。当时，包括国务院“六普”领导小组成员、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朱之鑫在内的数位官员，均预计“六普”主要数据出炉之际，即为政策调整一锤定音之时。

但在中央高层中，政策调整未取得共识，方案被“无时间表”地搁置。知情人士表示，当时决策层对整体人口形势走向仍未有定论，对待人口老龄化也态度不一。一些意见认为，老龄化固然是大趋势，但生育政策的变化对未来老龄化程度有多大的影响，尚不能准确评估。

同时，历来的政府决策主要解决本届任期内的问题，人口问题的负面作用将在未来逐渐显现，老龄化高峰也出现在十多年后。对政府而言，调整生育政策并非最紧迫的问题，“解决民生和经济等方面的问题更为优先”。此外，部分人口大省也对计生政策调整态度保守。

一位不愿具名的国家人口计生委官员透露，生育政策调整重启之后最可能采用的方案，是新成立的“卫生和人口计划生育部”出台政策调整意见，经国务院批准后，转发各省自愿分步实施“单独二胎”。由于主要的人口反弹顾虑在农村，政策调整将主要针对人口压力较小的地区，而北京、上海这种特大城市，由于其人口资源压力大，当地政府对人口态度谨慎，很可能在最后放开的省市之列。

在一些更积极的人口学者看来，时至今日，“单独二胎”方案已过于保守，难以解决中国的少子化、老龄化问题。

2012年10月26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题为《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的报告，亦认为近期生育政策的调整方案应该是在全国分步实施放开“二胎”。报告建议，第一步，在城市地区和严格执行“一孩”政策的农村地区即刻放开“二胎”；第二步，2015年，在实行“一孩半”政策的地区放开“二胎”，最终实现全国全面放开“二胎”的目标。

郑真真等学者也认为，2004年时，调整生育政策还可以考虑“单独二胎”等渐进方案，现在九年过去，人口形势已发生变化，“单独二胎”政策内覆盖的人群很窄，调整影响变小，应当采取更宽松的调整方案——全国直接放开“二胎”，容易操作且公平。

前述参与国家人口计生委调整方案起草的学者表示，中国的第四次生育高峰即将结束：上世纪80年代后期出生的人口普遍进入育龄，每年新出生人口在1500万－1600万人左右，待这一高峰结束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出生人口进入育龄，每年新出生人口数量将下降到1000多万，比现在少400万－500万人。此间全面放开“二胎”，才有可能对冲生育水平快速下降的曲线，使人口变化波动趋于平缓，“现在是比较好的时机。”

时机不可贻误

相反，若政策调整一再拖延，带来的影响可能是长远且不可逆转的。

2013年初，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表示，2012年，中国15岁－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9.37亿人，比上年减少345万人，占总人口比重的69.2％，比上年末下降0.6个百分点。这是劳动年龄人口在相当长时期里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劳动年龄人口从相对比重下降到绝对数量下降，势必会造成劳动力结构性短缺问题的加剧。在人力资本质量相同的情况下，社会人力资本存量将会降低，劳动生产率也将相对降低，并通过影响社会消费和社会投资而严重影响总体经济发展。

劳动年龄人口，乃至少儿组人口数量下降，与计生政策实施息息相关。根据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的研究，如果保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未来20年中国人口增长速度将继续减缓直至零增长。与之相对应，0岁－14岁少儿人口比例将从2010年的16.6％持续下降到2050年的11％左右；15岁－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将从2010年的74.53％持续下降到2050年的60％左右，这将导致人力资本后续供给乏力，劳动力来源受到严重制约。

一方面是劳动力绝对数量的下降，另一方面，老龄化进一步加剧。“六普”数据显示，老龄人口上升的速度快过预期。两种变化叠加，造成实际赡养负担加重。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杨燕绥认为，按照新数据，到2038年，统计赡养率很可能修正为1比2.6或者2.5，那么，对应的实际赡养率可能修正为1比0.8甚至0.7。中国进入老龄化高峰期的时间也会提前到2035年，甚至更早。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志刚做过测算，假设生育率下降对老龄化的影响是4％，死亡率下降的影响只有0.5％，“相差8倍之多，几乎没有可比性。所以，计生政策导致的生育率下滑，对老龄化影响巨大”。

第8篇：二胎政策的原因和影响范文

关键词：二胎政策;独生子女;人格培养

1.从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到单独二胎政策启动

1962～1969年。限制生育政策提出，并在部分市、县试行。1962年12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批示。

1970～1980年。计划生育政策逐步形成并全面推行。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要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基本只准生一个孩子。1982年把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

1984年后。计划生育政策调整并稳定下来。之后，我国开始实施双独政策，即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且只有一个子女的可以申请生二胎。

2013年，国家宣布启动单独二胎政策，即夫妻双方有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可以申请生二胎。

2.问题出现：二胎政策引发家庭矛盾

某晚报记者接到家住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的林女士打来的电话，称12岁的女儿因不满他们夫妇的“二胎”计划离家出走了。林女士夫妇找了一整夜，终于在外婆家找到了孩子，可孩子却怎么也不愿跟他们回家。孩子在留言条上这样写道：“爸爸妈妈，我走了，我再也不回来了。你们不是天天都在准备生弟弟吗，我实在是受不了了！弟弟都还没出生，你们就兴奋成那样……”

随着国家“单独二胎”政策的放开，让一些家庭有了生“二胎”的打算，可是大孩子是否希望有一个弟弟妹妹呢，这一点应引起家长的关注，当孩子对父母再生一个弟弟或妹妹有抵触情绪时，这不免再度引起我们对于独生子女教育问题的重新思考。

3.独生子女教育中出现的问题

3.1独生子女普遍独立生活能力差

现在的孩子许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大多都不会做。比如说洗衣、洗袜子之类的小事，大部分都是父母代劳，这使得孩子养成懒惰、自私的性格。

3.2家长不能把孩子摆在恰当的位置上

当代中国独特的家庭模式，使得独生子女处于独一无二的关键地位，独生子女作为父母的掌上明珠，孩子成为家庭中的“支配者 ”，极易形成以孩子为中心，什么事情都依顺孩子，甚至孩子提出无理要求，也采取迁就纵容的态度。当这些被娇宠的独生子女步入学校、走入社会时，他们依然没有改变这种唯我独尊的心态，以致在处理问题、应对人际关系时表现出感情冷漠、自私自利的心态 。

3.3家庭教育内容不全面，往往忽视了孩子健康人格的培养

由于家长的教育过分倾斜于孩子的智力开发、应试技能的培养上，忽视了孩子健康人格的培养，不少独生子女心理承受能力差、心理脆弱。面对问题采取极端的应对方式，例如本文之前提到的离家出走、调皮捣蛋。

4.从二胎政策看独生子女的教育

小孩子作为一个幼体来到这个世界是非常缺乏安全感的，他的安全感主要来自他的母亲，并在随后扩展到他的父亲。在成长过程中，由父母和环境影响，这种安全感的范围逐渐扩展到这个世界。最终使他成为一个能够独立自主生活，积极面对世界的人。如这个过程没能顺利进行，安全感的扩展被打断，心理能量没能得到很好的发泄。成年后的他就无法正常面对世界，或者变的封闭、自卑，或者变得多疑、自私，或者富有攻击性、对他人富有敌意。这些都是他们的内心对这个“不安全的世界”的回应，是自我保护的本能。他们会觉得即将或可能出现的弟妹是一个会抢走自己爸妈的人。

面对二胎政策以及生二胎的打算时，如何更好的教育孩子？某专家指出：现在，城里有弟弟妹妹的家庭极少，父母应让孩子多接触一些小朋友，让他们积累和别的小朋友玩耍时的经验，这会影响孩子对有一个弟弟或妹妹的反应和态度：积极愉快的则希望自己有一个弟弟妹妹，否则，就抵触。

当孩子出现抵触情绪时。首先，家长不宜过分担心和害怕，而要去接纳孩子的消极抵触情绪，要知道这是孩子的正常反应;其次，要让孩子理解弟妹的出现会给他们带来什么。要告诉孩子，父母再生一个孩子的原因。要让孩子明白：即使有了弟弟妹妹，父母对他的爱不会减少。一旦弟妹出生后，父母关注的重心会转移，但此时，父母更应关注大孩子的反应和感受，防止孩子做出过激行为。大人们要用宽容的心去原谅孩子的狭隘。

独生子女对于弟妹的接受态度是从小培养起来的。因此，无论父母是否有生二胎的打算，都应该从小就培养小孩的兄弟姐妹的亲情观念，让其从心理上就不排斥弟妹的到来，而是期盼自己有一个至亲的兄弟姐妹，还应该教会孩子分享与关爱。

许多专家认为培养孩子的健康人格是首要任务。人格教育着眼于培养健全人格， 不仅把知识的获得、智力的发展、技能的形成看成是人格培养的组成部分， 而且把受教育者的非智力因素比如情感、道德、意志、动机等都看成是不可或缺的教育内容。人格教育就要注重自主、自尊、言行一致的教育。教育孩子敢于对自己的言行负责，善于不断反省自己， 虚心接受别人的意见和批评，对各种打击和挫折能坦然面对等。从而形成全社会的人格互补优势。塑造完善人格， 家庭、学校教育，社会教化，别人的帮助引导，榜样的示范作用等方面是极其重要。

参考文献：

[1]我国独生子女教育的困惑友对策研究.熊鹰.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6.3

[2]论独生子女的成长教育.谢雪梅.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04.8

[3]独生子女教育问题及对策分析.赵晓会.硕士学位论文

[4]独生子女教育浅议.刘兰.黔西南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6

第9篇：二胎政策的原因和影响范文

“对于这种结果，我们难以接受。”记得这是当时山东玲珑集团总经理助理海外营销部部长王国梅接受YMG记者电话采访时说过的一句话，因为轮胎特保案会直接导致中国10万人口失业，部分产业出现衰退，而中国的轮胎出口也会雪上加霜，这无疑会给中国轮胎企业的发展带来严重隐患。

数据显示：受特保案重创影响，2010年上半年中国对美国轮胎出口下降20.1%。不仅如此，困难接踵而至，2011年原旨在拉动农村消费的汽车下乡政策随之取消，国内轮胎和橡胶工业也将受到一定牵连。在如此不利的背景下，中国轮胎企业能否顺势而为，化危为机？起步中的他们能否借机引发全行业的整体变革？不惧贸易保护“棒喝”的他们又能否在产业升级上开始觉醒？《汽车观察》独家对话世界轮胎20强、全国三大轮胎生产厂家之一的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锋，共同探讨变局后的企业自救。

A=Automotive Observer

W=Wang Feng 王锋

A：特保案后，2010年玲珑轮胎海外市场整体现状是怎样的？

W：出口市场虽然面临越来越多的压力，但海外市场环境要比国内市场环境成熟一些，法律相对完善、经销商相对理性。2010年总体来说，玲珑轮胎的海外市场要比国内市场好做一些。目前，玲珑轮胎海外市场主要呈现三个特点：一是高新技术产品销售比重逐渐加大，以环保轮胎、跑气保用和低滚动阻力轮胎为代表的新产品销量增长30%，利润增加50%；二是新兴市场的崛起，拉丁美洲、非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区销售逐步增长；三是出口品牌系列增多，中高端品牌成主打。

A：能否具体谈一下玲珑轮胎对海外新兴市场的拓展情况？

W：在这方面值得一提的是，埃塞俄比亚政府采购订单是中国轮胎多年来首次击败国际知名品牌，成功竞得埃塞俄比亚等政府采购的最大订单；此外，印度第一大、第二大汽车厂在关税影响价格上调38%的前提下，仍继续采购玲珑轮胎；特别值得欣慰的是，玲珑轮胎在海外市场进行了六次调价，但丝毫没有影响到我们的销售。

A：面对政策多变的2011年，您认为中国轮胎行业将面临哪些不利因素？

W：首先，成本压力巨大，原材料价格暴涨，尤其是天然橡胶已经突破历史最高点38500元/吨，比2010年年初价格翻了两番。其次，人民币升值，美元区和欧元区作为中国轮胎主要的出口集散地，利率变化无形中蒸发了利润。再次，国际贸易限制频繁，外向型经济压力巨大：美国政府在继续实施特保案的同时，又对中国轮胎实行反倾销调查；欧盟也出台了REACH法规和标签法；巴西、阿根廷更是开展了反倾销调查；阿尔及利亚对进入产品要求出具商品质量品质证书；非洲国家严格的装箱检验和东南亚国家的工厂认证都将影响中国轮胎出口市场。同时，国家金融政策收紧，这对企业和经销商都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