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二胎政策的看法精选(九篇)

第1篇：对二胎政策的看法范文

[关键词]计划生育制度；单独二胎；政策；解读

计划生育制度作为我国的基本国策，在党的十二大提出实行以来，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发展历程，逐渐由政策化走向法治化。计划生育制度是根据我国的国情制定颁发的，其目的就是科学有效的控制人口增长，使人口增长与社会发展和经济水平相适应，互相促进，使社会经济朝着和谐、健康、可持续性的方向发展，提高国家整体实力，可以说计划生育制度在我国的发展政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1.计划生育制度的主要内容

1.1生育制度

计划生育制度自颁发至今，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和完善，已经不仅仅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存在，更是宪法中的一项。生育制度是计划生育制度的主要内容之一，在我国颁发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明确规定：鼓励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对于自身条件符合法律规定的，可以依据法律法规生育第二个子女。计划生育制度适用于少数民族。但是对于具体的生育数量的规定，因为各个地方的差异性，根据区域的具体情况由地方性法规对子女生育数量做具体的规定。党的十报告的第七条指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提高出生人口素质，逐步完善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与十七大报告中关于计划生育的政策内容相比，十不再强调生育水平的降低，而是更注重的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完善。

（1）关于农村人口生育的制度。首先，依然执行独生子女的生育政策，但是地域不同，农村人口生育的具体要求也不同。在京、津、沪等省和直辖市的农村依然强调一对夫妻一个子女。其次，在个别区域，如广东、青海、新疆等自治区，虽然也提倡独生子女制度，但是对于有困难的家庭，根据具体情况允许生育第二胎。某些区域如辽、吉、湘、闽等省的农村如果第一胎为女孩，如果条件符合可以按照计划生育第二胎。

（2）关于城市人口的生育制度。城市人口要求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但是各个地区又根据特殊的情况制定了若干条二胎生育的细则和条件，如：夫妻二人都是独生子女、第一胎子女有残疾非正常劳动力等。

（3）关于少数民族的生育制度。对于大多数地区的少数民族来说，允许生育两个子女，个别少数民族地区还允许生育三个或者四个孩子。对于边远农牧区，如，不实行计划生育的政策。

（4）单独二胎政策。党的十八届三种全会的《决定》提出将“单独二胎”政策实行，也就是夫妻有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允许生育第二胎。

1.2计划生育的奖惩制度

在《人口于计划生育法》中明确规定：不符合本法第十八条规定生育子女的公民，应当依法缴纳社会抚养费。国家工作人员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其他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组织给予纪律处分。”国家已经将计划生育的惩罚制度纳入了宪法的条款当中，走法治化的道路。在一些地方的计划生育规章条例中还有补救措施的规定，主要方式为“妊娠终止”。由此可见，为了使计划生育制度有效的实施，采用的惩罚措施主要有社会抚养费的征收、行政或者纪律上的处分以及妊娠终止三种主要措施。

2.“单独二胎”政策的解读

2.1我国人口现状的分析

自计划生育制度实施以来，我国的人口增长速度得到了有效的抑制，在控制人口增长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从我国人口的发展现状来看，在人口结构方面出现了明显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生育率的下降。我国的生育率呈下降趋势，人口增长的速度已经趋于缓慢。第二，人口结构问题突出。劳动年龄的人口数量自2012年以来逐年降低，而且降低趋势日渐明显。从统计数据来看，我国的老年人占有很大的人口比重，参照国际标准来衡量，我国已经像老龄化社会迈进。人口性别比率不平衡，我国的人可性别长期以来呈偏高的状态，男婴和女婴的出生比率不平衡。第三，家庭规模缩小。现有全国独生子女家庭数量不断增加，“四二一”的家庭结构明显，独居老人不断增加。第四，生育观念的转变。随着人们计划生育意识的提高，少生优生的观念不断深入，加之育儿成本的增加和人生观价值观的转变，现今社会很多家庭持低生育的观念。

2.2“单独二胎”政策的解读

党的十《决定》中提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单独二胎”新政策的出台，引起社会多方面的广泛关注。其中争议最大的问题就是“单独二胎”还是“单独两孩”的问题。

对于社会上对“单独二胎”政策的疑问，国家卫计委明确指出：“单独二胎”和“单独两孩”是两种不同的概念，二者不能等同。对于计划生育的新政策严格来讲，成为“单独两孩”更加清晰准确。《决定》中明确提出，计划生育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必须坚持下去，同时将“夫妻双方有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启动实施。也就是说，在满足条件的情况下，一对夫妇最多可生育两个孩子，如果第一胎为双胞胎或者多胞胎，即使是“单独家庭”，也不符合“单独二胎”政策的条件。可以说，计划生育新政策控制的不是生育的胎次，而是孩子的数量。在原有的计划生育制度中也对夫妻第一胎是双胞胎或者多胞胎的有所要求，一直执行着双胞胎不享受独生子女待遇的规则。

3.计划生育制度实行“单独二胎”政策的意义

实施“单独二胎”新政策，对于调整劳动力规模的合理性发展，缓解社会人口老龄化的发展速度，对促进社会和经济的健康、稳定、可持续性发展创造优质的人口环境十分有利。对于家庭来说，新政策对于扩大家庭规模，增强家庭功能，提高家庭风险抵御的能力，从而促进社会家庭的幸福度的提高十分有利。另外，新政出对于人口发展的均衡性有促进作用，促进人口、社会、经济以及环境的协调统一。

参考文献

[1]湛中乐.公民生育权与社会抚养制度研究[M].法律出版社，2011：137-141.

第2篇：对二胎政策的看法范文

关键词：二胎政策；logistic回归；二次曲线模型；人口预测

基金项目：华北理工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对人口出生率的影响研究──以唐山市为例，编号：X2015228。

一、背景

自20世纪80年代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我国人口出生率长期处于低水平状态，自1991年至今基本都低于1.3%。生育率低已经造成我国劳动人口比例下滑、老龄化问题加剧，子女养老负担过重。计划生育的实施虽然控制了我国人口规模，但由此产生的问题不可小视。2013年11月，我国提出“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旨在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减轻子女养老负担，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男女比例失调的现象。然而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效果并不尽如人意。截至2014年12月，全国仅有不足100万对单独夫妇提出再生育申请，与官方预计的每年增加200万人相去甚远。2015年10月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开放二胎，全面二孩政策于201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在整个社会对全面二胎政策的激烈讨论的背景下，本项目聚焦于全面放开二胎后人口结构的预测及对影响生育行为因素的探究。

二、调研方案设计

本次调查采取多阶段抽样方式进行，第一阶段为唐山市六区（路北区、路南区、古冶区、开平区、丰润区、丰南区）已育居民，第二阶段为根据各区的人口分布分别选取若干街道，第三阶段为街道小区的居民。样本量的确定是利用公式为n=Nu？琢/22S2（Nd2+u？琢/22S2），其中总体N为唐山市总人口（数据来源：唐山统计年鉴），d=0.095，？琢=0.05。由抽样调查方法原理和预调查的结果，S2=0.64，确定了样本量应为476，共发放问卷500份，有效收回443份。

三、调查数据分析

1、生育意愿调查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生育一胎的有306人，已生育二胎的有128人，已生育三胎及三胎以上的有9人，现有二胎生育率为30.93%；二胎政策全面开放后，生育一胎的其中计划生育二胎的有135人，没有计划生育二胎的有171人，二胎生育率将达到44.12%。

在计划生育二胎的人中，有18.6%的人表示会在一年内生育二胎，有53.2%的人表示会在2-3年内，有25.9%表示会在4-5年内，有2.3%的人表示会在6年及其以上，也就是说，将近有98%的人会在五年内生育二胎。

2、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

（1）对于问题“决定您不生育二胎的原因”。根据调查数据显示，20.5%的人认为生育二胎会影响妇女的工作和事业，13.2%的人是因为高龄产妇生育二胎危险性太大，41.8%的人是因为家庭负担太重，9.6%的人认为优生优育，10.3%的人是因为头胎孩子不支持，4.2%的人是因为身体不好。

（2）对于问题“决定您生育二胎的原因”。根据调查数据显示，34.9%的人是希望儿女双全，12.3%的人觉得一个孩子有风险，21.5%的人是因为迫于父母长辈的压力之下，15.1%的人是为了减轻孩子将来的养老负担，16.2%的人认为一个孩子不利于其成长。

（3）对于问题“抚养孩子在哪方面压力最大”。根据调查数据显示，有19.3%的人表示是在孩子的日常生活费用上，有46.5%的人表示是在教育费用上，有8.8%的人表示是在医疗费用上，有22.7%的人表示在无人照看孩子问题上，仅有2.7%的人表示抚养孩子没有压力。

（4）为了充分了解在二胎政策全面开放下影响二胎生育意愿的各种因素，本文基于logistic回归，对被调查者的年龄（x1，连续变量）、户口所在地（x2）、头胎子女性别（x3）、及家庭月收入（x4）与他们的二胎生育意愿（y）进行分析。对原始数据进行拟合，共进行了三步。第一步，Nagelkerke R^2为0.374，比较接近于0，说明拟合优度较低，且头胎子女性别的Sig为0.105（大于0.05），不显著，故将其剔除；第二步，Nagelkerke R^2为0.618，且年龄的Sig为0.748，不显著，将其剔除；第三步，Nagelkerke R^2为0.87，较为接近1，说明拟合优度较好，且各变量均通过检验，结果见表1。

户口为农村1与城镇0是否会生育二胎的优势比为3.083，说明农村户口较城市户口而言，二胎生育意愿更强；家庭月收入的优势比为1.138，说明收入越高二胎生育意愿越强。

3、人们对全面开放二胎政策的态度

对于问题“是否支持全面开放二胎政策”，有73.7%的人表示支持，有6.5%的人表示无所谓，仅有9.8%的人表示反对；在对开放性问题“请谈谈你对我国生育政策的看法”中，有6.3%的人认为我国在近几十年的飞速发展中，国民素质有所提升，人们的观念已经发生了质的改变，我国已经不需要约束人们的生育行为，甚至在若干年后，可能要制定鼓励人们生育的政策。

4、人口预测模型的建立

（1）构建二次多项式曲线模型。自上世纪70年代我国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我国人口出生率长期处于低水平状态，由此造成的人口老龄化、低生育率等社会问题亟待解决。2014年，我国各省市陆续开始实施单独二胎政策。由此，我国实行了30多年的计划生育国策迎来了新一轮的改革。并且于2015年10月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决定全面开放二胎。为了避免2014年由于单独二胎政策的实施对调查结果的影响，本文采用了1991―2013年唐山市总人口数据（数据来源：唐山统计年鉴），并假设2014年实施全面开放二胎政策。

根据1991―2013唐山市总人口的趋势特征，构建二次多项式曲线模型，得决定系数r^2的值为0.996，F检验的Sig值为0.000，说明此曲线回归方程拟合优度较好，得到二次曲线方程：y=65.642x2+35667.874x+6610190.858。

（2）二胎政策开放后总人口的预测。问卷显示，在443份问卷中，已生育多胎的有137人，生育一胎的有306人，其中会生育二胎的有135人，98%的人表示在五年内生育二胎，本文在考虑构建模型的合理性以及实际性的前提下，认为第一批次中愿意生育二胎的家庭将会在未来五年内全部生育二胎，2013年唐山市总人口为7474038人，育有一孩的妇女共有815052人，估计全面二胎政策开放后平均每年出生率增加值为：

？琢=■=0.0066

根据二次曲线拟合方程可计算出2014―2034年唐山市的总人口（y14，y15，…，y34）。因为死亡率较为稳定，假设开放二胎政策后2014―2034年每年的死亡率不变，开放二胎政策后的人口增长率为现有人口增长率与出生率增加值的和。因此，二胎政策开放2014―2034年的唐山市总人口为Yij'=Yij'-1（1+Yij/Yj-1+？琢），其中ij∈[14，34]，y13为2013年唐山市总人口。

得开放二胎政策后总人口与未开放二胎政策的总人口比较如图1所示。

由上图可以看出，全面开放二胎政策后，唐山市总人口将会逐渐缓慢增加，没有出现人口激增情况，并于2034年达到9530636人，与未开放二胎政策的数据相比，多了123万人，增加了劳动力，缓解了人口老龄化、性别比例失衡等问题。

四、结论

通过本次调研，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人们普遍支持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实施，且在开放二胎政策下，人们生育意愿低于50%，不会造成人口激增或人口大爆炸，人口呈缓慢增长趋势，且有助于缓解人口老龄化、劳动力短缺、男女比例失衡等问题。

第二，二胎生育意愿与头胎子女性别无关，渴望生育一儿一女，说明人们的观念已发生变化，生男生女都一样的观念已深入人心。城镇户口与农村户口对人们的生育意愿有显著影响，农村户口的二胎生育意愿明显高于城镇户口。

第三，被调查者中家庭收入越高二胎生育意愿率越大，且没有计划生育二胎居民的主要原因是家庭负担太重，无法承担抚育二胎的费用，其中在孩子教育方面上承担的经济压力最大；另一方面，生育二胎的妇女需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照顾孩子，会严重影响到她们的工作和事业。若要切实提高民众的生育意愿并将其转换为生育行为，政府部门应加强对妇女工作上的保障，加大对教育事业的资助。

参考文献

第3篇：对二胎政策的看法范文

恰巧，9月25日是《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发表30周年之日。在这封被视作计划生育政策发端的公开信中，有这样一句话最近被反复提及：到三十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

原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所长、计划生育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之一田雪原，在接受《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30年前中央连开5次会议讨论计划生育政策，最终他们起草了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报告，其中就有上面这句话。他说，制度设计之初，目的便是“控制一代人生育率”。

如今，“一代之约”的时间已到。在计划生育政策主导下的早期出生者，已经到了结婚生子的年龄。同时，中国的人口状况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计划生育政策结下硕果的同时，也酿下了苦果：男女比例失衡、民工荒、人口老龄化，这些前所未有的问题都给计划生育政策带来了新的挑战。

“一独生二胎”的消息来自“内部渠道”

何亚福告诉本刊，“一独生二胎”的消息来自“内部渠道”。对于这一消息，本刊采访的一位官方学者称，对此事‘‘知道一点”，但具体信息不愿更多透露。而国家计生委政策法规处的工作人员则对本刊表示，“不知道他们从哪里得到的消息，我们还没有接到正式通知”。

尽管中央尚未有正式通知，但地方对此事却已多有所闻。

就在9月中旬，浙江省刚刚进行了一次相关调研。据《钱江晚报》报道，杭州市各社区在几天内对全市上千人进行了电话调查。内容便是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夫妻是否愿意生育二胎。而据杭州市江干区计生局工作人员称，调查范围不只是杭州，而是覆盖了浙江省。杭州市计生委发展规划处处长厉敏对媒体称：“这是省里在做的一个调查，是为国家做决策服务的。”这一消息一经发出，便引来人们对二胎政策变化的猜想。旋即，在9月16日上午，浙江省计生委叫停了这次调查。

当本刊记者联系到浙江省计生委办公室主任潘祖光时，他并不避讳：“国家有这个计划，但现在还没有定论，我们也在等。”他直言，这是一个面向全国的计划，而不仅仅是对某些省份。

本刊记者联系何亚福提到的其余4个试点省份计生委时，除了黑龙江省计生委政策法规处副处长蒋艳秋表示对此事尚不知晓外，其余3省的计生委人员都表示听闻了这个消息，但也仅限于“听说”，还没有看到正式文件下发。

从各省计生委的回应可以看出，目前这项政策的总体方向并无太大疑问，只是具体试点方案尚未确定。

9月26日的《南京日报》刊载《老龄化加速，生育率极低，我省“二胎”政策有调整空间》一文，也清晰地传达了这个意思。文中提到江苏省计生委有关人士称，目前国家还没有正式公布试点省份名单，因为一直在不断调整，“就我了解的看，江苏可能不在第一批试点范围内。”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中，江苏省计生委宣教处有关人员也采用了这一说法。

计生部门：人口问题，敏感

在此次采访中，各地计生部门不约而同地流露出十分谨慎的态度。

江苏省计生委宣教处人员向本刊表示，人口政策牵扯到千家万户，社会稳定，太敏感。“敏感”，成为各省计生部门提到最多的―个词。

辽宁省计生委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更直白：“计划生育的事情，稍微有点风吹草动，社会就会有非常大的反响。所以有什么政策，我们只能说是不知道。”

对于地方计生部门来说，除了人口政策本身事关重大，还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中央的态度。尽管按照2002年9月1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放开二胎”的权力已经交给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地方计生部门仍然要看中央行事。

上述辽宁省计生委人士称，“实际上权力并没有下放”，国家有要求，省里得服从国家大局，各省政策都要上报国家计生委。

吉林省计生委政策法规司孙姓处长也对本刊称，各省的人口政策法规必须由国家批准，不批不放。“唯独人口政策，不光是由国家计生委批准，还得国务院批准。”

但由于试点须由地方开始，而在中央给出定论之前，地方又难以放开口风，这使得地方计生部门面对媒体时常“自摆乌龙”。

据《新民晚报》报道，此次“一独生二胎”的电话调查中，在浙江省计生委叫停调查前后，官方的说法发生了明显转变。事前称“调研是为国家决策服务”的杭州市计生委发展规划处处长厉敏在随后媒体的采访中选择封口：“此事由省计生委宣教处统一向媒体信息。”而浙江省另一座城市宁波的海曙区计生局，更直接否认了进行过相关的调查。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北京市。今年1月25日，《新京报》报道北京市人口计生委副主任彭或华透露有望实行“一独生二胎”。但第二天，北京市人口计生委即矢口否认。

目前，各地都处在“十二五”规划制定的冲刺阶段。由于这一规划事关未来五年的长远发展，各个部门面对舆论便愈发谨慎。受访的各省计生部门纷纷表示，“十二五”期间地方的具体计生政策是否会有改变，还要看中央的意思。

本刊记者联系到的几位官方学者，也显示出不同寻常的谨慎，大意多为“只谈学术观点，不谈政策”。一位官方权威人口学者直接表示，关于计划生育的政策，“今年一句话我都不能说，我的名字就不要提了”。

计生政策松绑呼声渐高

相比政策制定部门的低调，最近几年，舆论关于计划生育的讨论可谓空前热烈。

2010年的全国两会上，放开二胎成为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全国政协委员葛均波、张茵都提议放开二胎。张茵建议：国家应逐步放开二胎政策，并且有个3～5年的过渡期，让一部分人先生。然后再完全放开。提案一经披露，便被众多媒体关注，并在网上得到很高的支持度。

学者们为计划生育松绑的呼声在这两年也陡然增高。这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去年年底的两篇文章。

2009年11月26日，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在《经济参考报》发表文章《中国需稳健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稳定未来人口规模》，呼吁“从现在起开始实行第二代人口政策，即‘―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其政策目标是防止人口严重老化和少子化”。

作为国内著名的政府智囊，胡鞍钢曾在2000年称“必须坚持计划生育政策”。而现在，他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到了“需要根据变化了的形势进行适时、灵活、稳健的调整”的时候。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便是田雪原。这

位被称为计划生育政策“副总设计师’的学者在去年12月4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特别提到“夫妇一方为独生子女者，允许生育两个孩子，农村现在可以实施，城镇可从‘十二五’开始实施”，同时他还在文中建议全国不分城乡，夫妇双方均为独生子女者，一律允许生育两个孩子，在有效制止三孩及以上多孩生育条件下，农村可普遍允许生育两个孩子。

在接受本刊采访时，田雪原说，媒体认为他的观点发生了转变，这是“不正确的”。他自称，现在的观点，就是在“坚持初衷”。而他所说的初衷，就是1980年定下的，三十年后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

在田雪原看来，3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达到了当初的目标，少生了4亿人，使得计划生育政策在上一个阶段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如今我国已经步入低生育水平多年，这正如30年前所料，人口政策需要面临新的抉择。这和胡鞍钢的看法颇为相似。

还有些微妙的变化在悄然发生。何亚福对本刊说，2005年之前，他的研究成果不但不能出现在电视报刊上，而且在人民网论坛上发帖都无法通过审核。

而在大约2005、2006年期间，这种情况开始发生改变。从那以后，他的文章不仅能顺利通过审核，有时还会被加精并推荐到首页。而几乎是同期，他的文章开始可以在各个媒体发表，“这放在2005年前是不可能的”。

近两年，他在两会期间还积极参与人民网的E提案活动。他提过十多个提案，其中今年提出的《计划生育转变为自主生育的建议》在十大提案评选中位列第二。何亚福认为，这些转变都可以看做是中央在转变人口政策前所做的必要试探。

全面放开二胎，在短期之内不太可能

如果此次“一独生二胎”的政策最终推行，受覆盖的人群将会非常可观。

辽宁省计生委的工作人员表示，虽然还没有相关数据，但这次应该是很大的一个规模。他说，一独家庭应该还是以城镇为主，而在辽宁全省，城镇人口占到60％，符合条件的家庭“数量肯定不会小”。

而可能被选作试点的省份，都是计生政策效果显著，生育率较低的省份。这些省份本身城市化的水平都比较高，因此都和辽宁一样，影响甚广。

但是有专家认为，这些政策可能惠及的家庭有多少会选择生育二胎，结果尚未可知。　根据近年来的调研结果，随着育儿成本的升高，年轻一代的生育意愿已经大大降低，尤其是在沿海发达城市，而这些城市往往也正是老龄化严重的地区。

“总和生育率”大致代表平均一名妇女所生育的孩子数量，当生育率达到2.0左右时，人口规模可以保持稳定。根据2000年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全国总和生育率只有1.22。2005年的1％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当年总和生育率为1.33。低下的生育率，成为众多学者支持放开二胎的主要依据。

实践也在为放开二胎提供依据。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甘肃省酒泉、山西省翼城、河北省承德、湖北省恩施等地，就一直在试行二胎政策。“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组曾在2005～2006年前往这些地区调研。结果发现总数超过800万人的试点人群在宽松的生育政策下也常年保持人口低增长，总和生育率不到2。而且，在这些地区，一孩的比例不断上升，二孩的比例不断下降。

“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组的主要组织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宝昌早在2004年便已提出“应逐步过渡到每对夫妇生育二个孩子，不会造成人口失控”。

第4篇：对二胎政策的看法范文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mental health problems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become a topic of concern. University level, is their psychological maturity, personality and tend to improve and stability, to determine the future self-development goals and career goals in an important period, and mental health for college students have a critical role in talent.

关键词:二胎化 总和生育率 性别比 老龄化

Keywords: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analysis education strategy

作者简介:宋潇,(1985年――),女,汉族,山东省威海市,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

随着生育政策对我国人口再生产和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越来越突出,对我国生育政策未来选择的探讨也就成了我国人口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一种观点认为应该尽量扩大一孩家庭比例,实施”更加严格的一胎化政策”,另一种观点坚持全面放开二胎,就像上世纪70年代末刚实行计划生育时提出的那样,“一个少了,三个多了,两个正好”。关于人口问题的争论已经白热化。

事实上,任何一项政策的制定都不是盲目的,都有其产生的社会背景与时代意义。“一胎化”的中国独生子女政策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对于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同时也应该看到,“一胎化”的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确实存在其不足之处,它只是一个权宜之计,是一个特定时代的特殊产物。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被更加科学、合理的生育政策取代是历史的必然。因而,我认为,放开二胎政策是最佳选择,但当人口数量控制在恰当的规模后,放开二胎政策,使人口数量围绕人口更替水平波动是合理的,它既可以解决独生子女政策本身的弊端,又可以缓解政策所造成的不良后果。一胎化的独生子女政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弊端:

一、政策性弊端

(一)对政策理念的错误解读:计划生育政策不等于独生子女政策

计划生育是一种随社会现代化发展应运而生的新生活方式。在20世纪中叶与后期,我国为了发展经济、控制人口快速增长,大力推行计划生育,这是符合中国国情需要的。但是,在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推行“一胎化“的独生子女政策是把计划生育政策推向极致的一种做法。[1]计划生育在国际上被视为家庭计划,从中国看可以说是国家计划,但并不是只生一个才是计划生育,计划生育就是推行独生子女政策,将广义的计划生育政策用狭义的独生子女政策代替是一种简单化的错误观点。计划生育政策不是采取一刀切的做法,[2]由于民族、地区、城乡的差异,计划生育存在多元变式。[3]认为放开二胎政策就是计划生育走到头了,取消独生子女政策就是不计划生育的做法是有偏差的。

(二)、对实施效果的偏差评估:总和生育率出现较大幅度反弹

人口统计年鉴的数据表明,与1968年的6.45相比,实施“晚、稀、少“的计划生育政策以来,总和生育率的下降速度非常快,在20世纪80年代初已经接近2.1的替代水平。1980年以后总和生育率受底线影响,下降速度有所放缓。1981年到1983年甚至出现反弹,超过了70年代末期的水平。有学者认为这是过于严格的”一胎化“政策所带来的逆反性生育造成的现象。[4]因此就总和生育率来看,20世纪80年代初,经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控,已经达到比较理想的水平,采取独生子女政策后,总和生育率反而面临反弹的威胁,不利于人口结构健康安全发展。

(三)对具体执行的无效监督:处罚挡不住政策外的“违法生育”

从微观层面上看,独生子女政策是一个不为群众看好的并没有被很好地遵守的社会公共政策,其主要的表现就是实施独生子女政策依赖群众违反政策生育的普遍化,具体体现在群众因违反政策超生与超生后遭受处罚的范围之大、人数之众。一个家庭的生育行为应该是理性的,是进行了慎重的思考后作出的抉择,任何人都不会轻易的地去违现行的各项法规。而“违法生育”正是群众在权衡了成本与收益后作出的“理性”选择,与受到的处罚相比,生育第二个子女所带来的收益远大于处罚付出的成本,这导致群众即使超生遭受处罚也要生育。我国推行计划生育,其出发点是为了控制人口的快速增长,处罚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但如此刚性的政策手段依然挡不住政策外的众多“违法生育”。

二、结果性弊端

(一)出生性别比例失调

从生育意愿的价值体系上看, 中国传统的生育意愿无疑是一种早、多、男生育价值体系。传统上, 早生多生是家庭满足期望的孩子性别结构的唯一自然方法和途径。当个体行动者生育意愿在“ 早” 、“ 多”这两个方面无法再继续体现出来, 唯一可以做得到的是在“ 男” 字上做文章。有研究显示, 如果出生性别比为106的话, 一个家庭要想保证至少有一个男孩, 则需要生育1.82―1.94个孩子。在目前我国人口数量控制仍然严格的前提下, 性别选择成为人们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其行为结果表现为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偏高。[5]因此, 我们可以说, 我国现行生育政策进一步强化了生育个体行动者的性别选择意识, 使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

从历史的角度看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 也可以得到这个结论。1950、1960年代的出生人口性别比, 不仅正常, 而且十分稳定, 它基本上在正常范围内变化。这说明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原本就是正常的, 而不存在生理上的偏高。但自1980年代以来,, 随着以控制出生子女数量为主要内容的生育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后, 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明显升高。1985年以来除个别年份以外, 出生人口性别比都在110以上, 出现了明显偏离正常值的异常升高且逐年上升的趋势。表列出了一年主要年份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数据。从中可以发现, 我国出现人口性别比是在逐年升高的。乔晓春认为, 1980年代以前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正常并不表示中国人没有男孩偏好的倾向, 只是这种倾向在没有人口政策的制约下, 不是通过直接选择性别来实现的, 而是通过多生育来实现的。因此, 它没有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升高。独生子女生育政策实施以后, 多生和早生受到了限制, 就只好在追求出生婴儿性别上想办法, 从而使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

(二)潜在家庭风险增加

有一个事实需要引起更多的关注: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而且越是到家庭生命周期的中后期,其风险越大。[6]随着时间的推移, 越来越多的独生子女家庭开始因生命周期的力量转变为“高风险家庭”。我们已经有了几千万独生子女家庭,其数量和比例在世界上恐怕是惊人的。任何一个社会,都会存在一定比例的独生子女,但倘若独生子女人口和家庭的比例成为主体,其潜在的风险无论如何都是不应该被忽视的。潜在的风险一旦爆发就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带来预想不到的严峻挑战。从现在的眼光看,“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7]不同风险之间构成了无法挣脱的锁链, 就好像生态学的“蝴蝶效应”,其连锁反响是巨大的、不可忽视的。应该承认,风险只是发生问题的概率,本身是可以改变的。但在继续鼓励“只生一个孩子”的导向下,风险的放大却是必然。所以,“独生子女文化”一旦成为社会的主流文化继续风靡新一代人口,“超低生育率”(总和生育率低于1.3, 即育龄妇女平均一生所生育的子女数不超过1.3 个)一旦窒息了人口增长的内在活力,那将是十分危险的事情。过分陶醉于生育率下降所取得的暂时的胜利,少生就是一切、少生等于独生的做法必将使我们付出沉重的代价。

(三)老龄社会危机加剧

长期低生育水平使我国人口年龄结构迅速老化。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恰逢生育高峰出生的这批人规模巨大,而这批人的后代却相对少。因此,当这批人陆续进入老年的时候,中国人口结构即迅速老化。我国老年人口的比重在2000年就达到了国际老龄化标准――― 65岁及以上人口占7% ,2003年已上升至8.5% 。并且,今后十几年,我国老龄化速度还会加快,到2020年,老龄人口可能达到4亿。而且我国老龄人口逐步走向高龄化。到2050年我国的60～69岁、70～79岁和80岁及以上年龄人口数分别将是2000年时的2.7倍、3.7倍和7.9倍,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将近亿人。[8]放开二胎政策,首先可以缓解人口老龄化导致中青年的不堪重负。人口迅速老龄化使我国的养老负担迅速增加,养老负担的增加,必将导致社会总储蓄减少,进而使社会总投资下降,影响经济增长的潜力。严重的问题还在于我们是“ 未富先老”,发达国家一般在人均G D P 5000～10000美元时进入老龄社会,而我国是在不足1000美元的情况下进入老龄社会的,我国社会保障体制很不完善。[9]特别是独生子女的父母进入老年的时候,他们将不可能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依赖于几个孩子提供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而更多地要转向对政府和社会的依赖,这必将对我国尚不完善社会保障体制提出严重的挑战。第二,放开二胎政策可以促进劳动力年龄结构优化,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在人口老龄化进程中,劳动力年龄结构也将逐渐趋于老化。历史发展的经验证明,科学技术的发现发明,主要是由最具活力的年轻人来完成的,而人口老龄化必然会使科学技术的发展缺少活力。同时,老化的劳动力也必然会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

(四)人文关怀道德缺失

在20世纪之前,绝大部分的思想家都推崇人口的增长。在实际上,几乎所有的民族都推崇人口的繁衍。“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多子多福”的概念,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实实在在是严肃道德的问题。原因很简单,在古代社会,人的生存和繁衍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因此,以传统的角度来看,一胎化是不符合伦理道德的一个政策。从人们的自由权的方面,开放二胎是绝对附和伦理道德的行为。因为节制生育是对生育自由权的限制。要控制人口过度增长问题的途径不应该是以限制一个家庭最多能够生多少胎,而是以发展经济的方法来达到,这种方法是比较自然和符合伦理。从家庭伦理的方面来看,开放二胎可以确保家庭的和谐和稳定。因为在一个家庭里面,父母自由拥有子和女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孩子们拥有自己的兄弟姐妹,大家分工合作完成家庭的大小事务,在父母年老之后,孩子们齐齐执行养育父母的责任,是伦理道德所推崇的事情。而且,在养儿防老的心态下,拥有多个孩子比拥有一个孩子还来得更保险。从自然伦理来看,开放二胎甚至多胎是从以前就开始延续的自然定律。繁衍是生物的自然定律,因此,一胎化所引起的节育、避孕和堕胎都是违反自然定律的,是不符合伦理。而在节育、避孕和堕胎的层面来看,是违背宗教的伦理。宗教相信每一个生命都是上天注定而且是神圣的,由社会和人们刻意去控制是违反。

独生子女政策出台的初衷并非是作为一项长期性政策来执行的,其所针对的也仅仅是第三次人口高峰可能带来的人口资源危机。[10]因此独生子女政策部应该等同于长期性的计划生育国策,完全有调整的可能和空间。现行的独生子女政策是计划生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最大阻碍,只有调整生育政策,中国计划生育管理才有可能走上科学发展的道路,才能真正实现以人为本,才能成为和谐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王涤,关于调整中国生育政策需要解决的几个基本问题[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09(5)

[2]郭志刚等,从政策生育率看中国生育政策的多样性[J].人口研究 ,2003年(5)

[3]梁中堂,山西省翼城县“晚婚晚育加间隔”生育政策实施效果的人口学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1997(5)

[4] 汤兆云,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生育政策因素[J].公共管理高层论坛,2009(3)

[5] 乔晓春,性别偏好、性别选择与出生性别比[J].中国人口科学,2004(1)

[6] 顾宝昌、徐毅,中国婴儿出生性别比综论[J].中国人口科学,1994(3)

[7] 穆光宗,我国人口发展战略的反思和抉择[J].社会科学论坛,2008(6)

[8] 穆光宗,和谐社会拒绝风险家庭[J].边缘趣味,2009年(1)

第5篇：对二胎政策的看法范文

[关键词]高校女教师；二胎；影响因素；调查研究

[DOI]10.13939/ki.zgsc.2017.06.220

1 调查背景

2015年10月29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允许普遍二孩政策，全面二孩201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在新的生育政策背景下，真正受到冲击的正是以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出生为主的独生子女这一历史特殊人群。本次研究的核心是二胎背景下的理工科高校女性教师真实境况。通过此问题的调查研究，旨在改善高等教育女性的生存不利环境，丰富妇女发展理论，深化女性主义理论，为当代高校理工科女教师走出发展困境，进一步提升自己提供新的思考。

2 调查研究的设计

2.1 调查对象

本调查主要以松江大学城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教师为调查对象。本次调查总共发放问卷150份，成功回收有效问卷120份，从而得到了不同性别、不同年龄段、不同职称级别人群对于二胎政策的多方数据。

2.2 样本的基本特征

问卷调查中，样本基本特征通过6个问题设立：性别、年龄、职称程度、您本人是否独生子女、您的配偶是否独生子女、婚育状况。此次被访人中，男性为26人，女性为94人，分别占总数的22%和78%。同时，调查对象集中于本校机械学院、汽车学院等工科学院。

从以上基本特征还可以分析出：

（1）30岁到50岁者，总占比86%，而这一人群正是二胎政策会真正影响的主力军，他们的真实意愿对二胎国策的研究有重要意义。

（2）高校教师基本都是高学历，中级和副高级以上职称者占比88%，也是对二胎政策真正回应的主要对象。

（3）本人非独生子女的占比67%，配偶非独生子女占70%。此数据显示，原生家庭中有弟兄姐妹的经历者仍然占大比例。这有可能是二胎政策正向发展的有利因素。

2.3 调查研究方法

本文通过网络、报纸、书籍等渠道收集资料，并对资料进行整理和归纳，引入了“提出问题―设计问卷―数据分析―解决问题”的环节，具体的方法如下所示：

（1）随机口头调查与问卷调查结合法。通过阅读相关政府文件和网站，了解上海市二胎政策的具体规定，为调查问卷的设计和分析提供了理论的基础；同时，通过对问卷进行科学、准确的统计、整理和分析，为本报告提供了第一手的数据资料，为报告的最终结论提供了数据支持。

（2）数量研究法。通过对本次调查的统计分析和数据支撑，分析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教师对二胎政策的了解程度。

（3）对比分析法。在对问卷进行整理后，从年龄、职称级别、性别、现有小孩数等多角度对调查对象的生育意愿进行了对比研究，从而一定程度上预测出二胎政策对高校教师可能产生的影响，为校工会的工作提供了参考。

3 高校教师对“二胎生育意愿”问卷调查

3.1 生育观念

调查人群理想的家庭子女数目，其中只有7%的教师坚定选择只要一个孩子，赞同有两个孩子的人数高达85%。而从自身角度出发，不要二胎的占22%，愿意自己生育二胎的占47%，不一定的占31%。说明出于现实多种原因的考虑，至少15%的教师是放弃理想模式，是迫不得已选择了只要一个孩子。接近一半的教师是选择二胎政策的。

（1）主张生育二胎的原因中，排名依次是一个孩子孤单不利于成长（80%）、危机感（失独危险）20%、其他（10%）、自己未来的保障（7%）、长辈压力（5%）、坚决不要（3%）、头胎男孩想要女孩（3%）。可以分析出，高校教师关注点首先是从头胎孩子的健康成长角度出发，培养更优秀的后代，这也非常符合教师的孩子基本都很优秀的世俗看法，因为父母在教育界，眼界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而出于自身的考虑养育二胎的也有27%，譬如老年的保障和失独的风险。其他出于外界压力的原因也有21%，说明在要二胎的问题上，环境压力有但不居主要原因。

（2）主张不要二胎的原因，排名依次是3岁前无人照顾（60%）；养育孩子很费力（50%）；高龄生育危险（28%）；经济压力（23%）；社会保障体系不全，有后顾之忧（22%）；影响个人工作事业发展（13%）；身体不好，怕孩子不健康（10%）；其他（2%）。调查显示，首先不要二胎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仍然是孩子的抚养和教育，特别是学龄前儿童的成长担忧。其次是高龄生育危险的现实，这个二胎政策的实行对目前高校女教师最大的冲击是年龄问题。众所周知，最佳生育年龄是26岁到30岁。此次调查中，30岁到50岁占了86%，所以，高校女教师对生育二胎都有高龄忧患。不要二胎，心有不甘，恐错失机会。要二胎，也有自己身体的担忧。再次是经济压力以及养老问题，我们素来有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这也是深入人心、潜移默化的观念。最后是高校教师工作事业和孩子健康的影响。

3.2 对家庭的影响

家庭是社会组成中最重要的细胞。二胎政策，最先影响的就是家庭。在调查中，调查对象的25%认为该政策影响大，影响不大或者没影响的占到73%。说明，高校教师相对是个稳定阶层，此项政策对教师家庭发展没有极大影响。在生育二胎对家庭的具体影响上，排名依次是经济状况基本允许（50%）；职业生涯影响（22%）；家庭负担难以承受（15%）；完全能承受（13%）；其他（10%）。从家庭经济看，二胎政策对高校教师的家庭负担上不占主要影响，只有15%难以承受。但排名第二的职业生涯影响显示，该项政策对教个人事业前景的发展上有较重大影响。

3.3 对个体的影响

在直接对个体的影响度上，样本数据中的58%认为对职业发展有影响。这和生育二胎影响因素63%的教师认为来自职场压力不谋而合。同时，针对女教师的影响力中，42%认为会延缓职业发展。由此推断，个体影响中，工作仍然是教师个人最大的保障。换句话说，最大的安全感来自工作。

4 调查建议

在“二胎政策”全面放开的背景下，高校教师对此项国策还是非常地认同。在高校中，二胎政策的执行，在一定时期内，会引起女教师生育的高峰，特别是高龄生育者。所以建议：

一是提供有力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的协调配合。以确保生育期间，法律给予母亲充分的福利保障，减轻职业压力，保证再生育女教师的用工、工资、福利、休假等相应的权利，捍卫职工权益，分担养育子女成本。

二是提供有力的卫生健康支持。充分发挥卫生资源丰富的优势，畅通服务渠道，开展生育评估、生育指导、告知风险、提醒日常注意事项等工作，积极引导高校教师的家庭优生优育。特别是面对高龄生育的教师，更要做好以上工作，减轻女教师的心理负担。

三是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是否愿意养育二胎的教师，很大程度上考虑了第一个孩子的成长感受以及教育资源的运用。所以为了二胎政策的实施，教育部门也要慎重资源合理配置的问题。

四是客观宣传二胎政策的影响，树立正确生育观念。孩子既是个体问题，家庭问题；也是关乎社会，关乎国家未来的大问题。树立正确的生育观念，避免性别歧视问题，降低性别失调比例。

5 结 论

通过此项调查，我们发现本校高校教师对二胎政策有比较全面理性的认识，对国家政策的解读方面也很理性。通过调查，我们也对高校教师在生育意愿、生育观念、生育态度等方面有一定的了解。由于此次随机调查是在上海工程技术大学部分工科院系进行的，大量样本是高校理工科出身的女性教师。因此，该调查结果在同类型高校应有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第6篇：对二胎政策的看法范文

关键词：二胎题材；家庭影响；社会缩影

当代电视剧的趋势随人们的需求和社会热点与时俱进，电视剧《二胎时代》就是响应了国家的政策，描述了社会政策变革对于家庭的影响。因为其是立足于全面二孩的背景，不同于其他家庭生活剧的单纯家庭成员间的纠葛，它的特征是是否生育到要二胎后对于家庭经济的影响，以及二胎后对于不同家庭成员生活的利与弊。从新中国成立时，因多年争战而导致劳动力不足以及国家还处于落后的局势下，相关部门适时提出的“人多力量大”充分适应了国情需求。再到后来的70年代因人口增长过多提出的“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的计划生育，顺应了当时中国人口过多增长而导致的经济和资源不足，这个政策的影响下便有了独生子女这一群体的出现并且多是80后和90后这一人群，电视剧《裸婚时代》《奋斗》等都是描述了长大后的80后不同的生活生活方式，譬如AA制的夫妻生活，裸婚等等都是电视剧所刻画不同人群的生活。二胎为背景的剧情下，映射出了杀踩说牟煌观点，同时不同的家庭和睦程度对一家生育决定的影响，隐藏在剧情娱乐表象下的还有人口的老龄化和对于经济的长远影响。

一、家庭关系影响二胎生育意愿

家庭伦理剧多是叙述婆媳关系，以及丈夫在家庭经济上和婆媳纠纷上的挣扎。在《二胎时代》剧中婆婆多是鼓励生育，而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女性对于生育的看法有所改变，不再是传统封建的生儿育女单一角色的扮演者，现代的女性崛起体现在职场上的新重要角色扮演，两方思想上的冲突可以从家庭关系中有不同的表现。这部剧中女主金灿灿是在重回职场后对二胎的犹豫不决，婆婆的鼓励最终让她决定生二胎，并以此为线索细致写了一个家庭在面对二胎的家庭压力和由此诱导出的家庭矛盾，剧中还讲到两家亲家在产检和买房上纠纷不断。

二胎生育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婆媳之间的不同观念的隔阂，新时代的女性若许久只是待在家中，就会逐渐成为“隐居人士”，生活圈子缩小与脱离社会，在工作方面没有自己的保障，而婆婆则是秉承过去对妇女的观念，认为女性的外出工作并没有生育重要。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丈夫对二胎的影响，前面说到选择生育二胎且陪伴孩子的女性无疑是牺牲了自己的工作，该剧的豆瓣影评“一池萍碎”说过“剧中对贤惠男主角的塑造方面影响着女主选择二胎，对于二胎有时候不光取决于经济、健康、心情、周边环境，还取决于家庭组合以及老公的人品。”婆媳基于不同时代对于女性观念的不同，丈夫与妻子性别间的思想碰撞，都会影响一个家庭的二胎决策。

二、从电视剧家庭经济到GDP

计划生育至今的中国逐渐出现人口老龄化，但养老政策还不健全造成了新的社会和家庭压力，对于独生子女家庭来说就是一个家庭负责两个家庭的养老，在此基础上二孩的加入毫无疑问更是艰难，不管是经济还是是劳动力方面都会增加新的负担，还有前面提到的女性回归家庭更是加重了丈夫的经济压力，并且对于不同地区和不同经济家庭的影响也是不一的。对于农村经济落后的地区来说 二孩的到来无疑是雪上加霜，但其部分思想的封建导致此类家庭多鼓励生育，《二胎时代》剧中的城市家庭所描写的，作为丈夫的人设是从普通职员到了公司高管，但期间其家庭还是会因为孩子的用品购置和买房而导致家庭矛盾，这是剧中体现的小社会缩影家庭经济受二胎的影响。而从宏观上来看的话，我国当今社会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逐步增高，而人口年龄结构跟不上社会劳动力的需求，二胎人口数量的增加从长远来看能够改变人口结构的变化，有效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问题，并且也能缓解劳动力的供给问题，从而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和长远计划。

从房地产方面看待二胎政策，还是围绕剧中的家庭因买房而导致的家庭纠纷，房是一个家庭人员扩展后的必需品，但是房价却总是不能顺应民意，居高不下的房价和越来越多的楼盘现如今自己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原本只在一线城市卖不出房的现象如北京的房价的让多少北漂人做梦都不敢多想，而后逐渐在二三线城市也开始发生此现象，二胎的未来人数增加能有利于楼盘的售出数额增高，逐渐缓解房地产方面带来的经济危机。电视剧中的家庭经济纠纷和买房决策都用影像的传达，来描绘了百姓对二胎政策的接受力和用小缩影的方式来表达了大数据会有相应改变，虽然对有的家庭会造成不小的家庭经济负担，但是从要不断的改变的人口构造来适应的不同的社会发展期才会能有所进步。

电视剧是民众的茶饭后谈资，渗透其中的社会热点与国情国策也会影响民众的现实观点，这就是实时题材电视剧的特殊艺术表现形式。二胎题材电视剧既能达到从中宣传政策又能反应普通家庭的思想变动和对此的选择行动，从小家庭反思社会大家庭多方面的变化和利弊。

参考文献：

[1]德庆贡布.以经济学角度观“二胎政策”[J].智富时代，2016.5.

第7篇：对二胎政策的看法范文

你是否听说过这样的新闻：

某明星为了多生孩子而悄悄移民；

医院附近发现被人丢弃的女婴；

为了多生一个孩子假离婚，结果孩子有了，老公却跑了……

你身边是否有这样的家庭：

为了生儿子背井离乡，结果却生了“五朵金花”；

为了多生一个孩子，想方设法去香港；

为了生一个孙子，婆婆唆使儿子和媳妇离婚……

这些所谓的“超生游击队”为了多生一个孩子，想出的办法可谓五花八门，也引出许多纠结的爱恨情仇。

如今，这样的故事可能要被改写。2011年两会期间，有委员透露，在“十二五”末期，国家有可能放开“生二胎”的政策。这条消息如同一颗重磅炸弹，引爆了人们激烈的讨论。

有人为此欢欣鼓舞，有人却是五味杂陈。如果政策真的放开，你愿意生二胎吗？请听一听大家怎么说。

放开政策，我就不用折腾了

倾诉人/董建丽（女，31岁，公务员） 文/本刊记者 王九

“二胎政策头天放开，我第二天就怀孕。”刚一开始接受采访，董建丽就撂下了“狠话”。

董建丽和老公都是清华大学毕业的，而且都是公务员，工作稳定、福利高，一个女儿已经2岁半。“别人都把我家当幸福模板，但我们却觉得像少了一块的拼图。”董建丽这么形容。

这块缺失的拼图，就是第二个孩子。

“不排除有想生儿子的想法。”董建丽很坦诚，“但我们俩都不算重男轻女，就是想生俩孩子，第一是想儿女双全，二是想让孩子有个伴儿。”

但董建丽和老公都不是独生子女。从去年开始，董建丽的“二胎梦”像吹胀的气球，不停地膨胀。董建丽还记得，两人刚开始琢磨生二胎的时候，就出了个新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教授因为生二胎被开除公职、罚款24万。“我们一直以为罚款也就十几万，24万可不是小数目，虽说咬咬牙也能忍，但开除公职，两人都没工作就麻烦了。”董建丽叹了口气，“再找，绝对找不到现在这么好的工作了，我真舍不得辞职。”

去年8月，董建丽在网上加入了一个“二胎QQ群”，她发现，稍微有点经济实力的，都会找个中介公司去香港生，一趟下来花个十几万；没钱的，想办法躲到农村去生。可这两条路对于董建丽来说还是困难重重。“我们俩都是公务员，不可能请那么长时间的假，如果被发现，工作肯定保不住。”

去年“十一”长假，董建丽回到湖南老家，一心想抱个外孙的妈妈竟和她说：“让你妹妹帮你生一个嘛！”刚开始，董建丽觉得“太荒唐”。可没过多久，她冷静下来后却觉得这是个可行的方法。妹妹高中毕业后没再读书，妹夫是农村户口，两人现在有一个儿子，按政策还能再生一个。“给妹妹10万块钱，再花点钱在老家那边的医院做个人工胚胎移植，把我俩的受精卵移植到妹妹的子宫中……孩子生出来先落个农村户口，我们接过来在北京养，等上幼儿园了，再找个理由办收养。当时我想了这一串，激动得不行了，恨不得马上就实施。”董建丽说。

可没想到，妹妹同意了，老公却不同意。老公说她自私，又想要工作，又想要孩子。“让你妹生，亏你们想得出来，没出卵子还贡献了肚子呢，能没感情吗？以后家里能不乱吗？”

一番话让董建丽逐渐冷静了，但她一直处于消极的情绪里。她说：“无数次想辞职，辞了就去香港生，但一直也没下定决心。”直到今年两会，看到“十二五”期间可能会放开二胎政策，董建丽的心一下跳了出来。“要真能放开政策，我就不折腾了，谁不想工作稳定、家庭幸福？”说起“政策放开”，董建丽激动不已，“我巴不得政策明天就放开，真的，只要我没过40岁，我就自己生。”

专家点评

董女士想生二胎，是出于过分追求完美的心态。

像她这样苛求完美的人，即使生了二胎，也会发现生活中新的缺憾。尽管在别人看来，她的家庭已经是幸福的模板，但她只习惯于盯着自己的短板。其实，与其挖空心思生二胎，不如修正自己内心的极端完美主义情结，肯定和接受现在的工作和生活状态，珍惜眼前的幸福和快乐。说到底，她的困扰并不在于能不能生二胎，而是如何正确地理解幸福。

故事二

多子多福，我要生生生

倾诉人/李程楷（男，31岁，公司职员） 文/本刊记者 王小艾

国家可能放开二胎政策的消息，如一针注入我体内的兴奋剂，让我激动不已！我原本想着，不管政策是否允许，我都起码要生两个孩子，哪怕丢工作、哪怕被罚钱都无所谓。

我们老李家一直人丁兴旺，我大伯有4个儿子，我二伯有两儿两女，我们家有我和妹妹两个孩子。逢年过节，一大家人欢聚一堂，热热闹闹的。谁家遇到点儿事，其他家的人都过来帮忙。生病了会来看望，受别人欺负了会替你找对方算账。尽管有时候也有家庭纠纷，但毕竟是一家人，遇事还是都团结到一块儿。在当地，谁都不敢轻易得罪我们李家，就是因为我们家族兴旺。

我和妹妹虽然小时候也经常打架，但现在感情很好，有什么事兄妹俩都一起想办法。我上次买房时，我妹二话不说赞助了10万块的私房钱。对此，我老婆很感慨。她是生在北京的独生女，从小父母感情不太好，岳父不顾家，心情不好了还会揍她。她一直觉得自己孤零零的，特别想有一个兄弟姐妹，能说说贴心话，相互关心。所以，老婆特别羡慕我有一个妹妹，她也十分赞同以后多生几个孩子。

我俩商量好了，第一个孩子留在北京养，第二个就送回老家让父母养。等政策一放开，就接回来。当然，送回老家的孩子我们也不可能完全不管，可以每隔两月回去看看。老家很多孩子，父母在外打工，都由爷爷奶奶带着，也都过得挺好。

老婆可以不工作，在家专职看孩子，我就努力挣钱养孩子。钱和工作都不是问题，有钱了就过有钱的日子，没钱了就过没钱的日子。再说，让孩子吃好喝好，也花不了多少钱。至于他们以后会长成啥样，我也不担心，儿孙自有儿孙福嘛！

有人说，你生那么多，以后孩子大了，你能买得起房子吗？其实这个我一点儿都不担心，我推测不出10年，中国的房价肯定会大跌。等孩子们大了，房价肯定便宜了。而且到时候，他们兄弟姐妹也能相互帮衬。等我和老婆都离开世界的那一天，看到他们并不孤单，相亲相爱地生活着，我们也可以安心了。

所以，政策不是问题，经济不是问题，无论怎样，我都下定决心要生，多生、再多生！

专家点评

多子未必多福，关键要看孩子的质量，而不是数量。从李先生设计的生养计划中看，他只重视数量，认为人多势众，没人敢欺负，脑子里根本没有法治社会的概念，难怪他觉得违反政策不是问题。还有，把孩子生下后放回农村老家养，让孩子成为留守儿童，忽略孩子的成长质量，孩子很可能成为问题孩子，数量上不孤单，心灵上却孤独。

李先生认为儿孙自有儿孙福，不关心孩子的将来，我却替他担心。按照他的思路养育出来的孩子，会有不少心理问题，这样的人即使生活有保障，也感受不到幸福。

我怕孩子孤单，怕老无所依

倾诉人/林安欣（女，33岁，公司职员） 文/本刊记者 罗丹

前天下班回家，看到8岁的女儿坐在三楼的楼道里，我不解地问：“婷婷，放学了怎么不回家呢？”

“我在等琳琳回来，我要去她们家吃饭。”婷婷的眼睛一直盯着琳琳家的大门。

“妈妈也买了很多菜，为什么不回家吃呢？”我晃了晃手中的食物袋。

“琳琳家有哥哥姐姐，我们家没有。”

不顾婷婷的哭闹，我强拉着她回了家。老公一回来，我就对他说：“婷婷最近总喜欢去琳琳家玩，你说，她是不是太孤单了？有时，婷婷为了让别的小朋友来我们家玩，就会拿出自己所有的玩具，不惜一切满足别人的要求。看着她那委屈、巴结的表情，我真恨不得立刻帮她生个伴儿出来。你说，我们再给她添个小弟弟好不好？”

一听完我说的话，老公沉默了。

我和老公都是独生子女。小时候，我还很得意自己是独生子女，父母宠爱有加，家里好玩好吃的都一个人占着。可随着慢慢长大，我偶尔也会觉得孤单，遇到高考、工作、恋爱这样的人生选择，我总会想，要是有个兄弟姐妹给点意见，哪怕只是聊聊天，也是一种很好的慰藉。

后来，我遇到了老公，然后结婚生子。头几年，我也觉得有婷婷一个孩子就够了。但随着婷婷上小学，看着她一个人打游戏、看电视，一个人玩玩具，我越发觉得女儿孤单。

这时候，我就会有一种强烈的愿望：给婷婷生个弟弟或者妹妹。

“我希望婷婷拥有手足相亲相爱的机会，从孩子到成年，一路相互扶持，有商有量。那样，即使有一天我们年迈逝去，她也能有人相依相伴。”我不止一次对老公这么感慨。

“我不是不喜欢孩子。”同为独生子女的老公也理解我的想法，“但是，再生一个的生活压力实在太大了。”

其实我也明白，老公的压力一直都很大。婆婆中风住院，公公身体不好，家里没有兄弟姐妹，都是我们轮流去医院照顾公婆，再加上巨额的医药费，负担越来越重，很多时候想想就觉得累。

我有时候也会在老公面前畅想两个孩子的好处：“虽然现在压力大些，但以后就会越来越小啊。而且等我们老了，也能有两个孩子给我们养老。”

老公附和着说：“是啊，家里有4个老人要赡养，天天就像一个停不下来的陀螺，一刻都不敢松懈。再说，要是真有两个孩子，家里该多热闹啊！我妈看着也会高兴，说不定，病也跟着好了。”说完，老公就笑了。

生二胎的计划就这样在我们的心中酝酿着……

专家点评

林女士以自己的经历揣测女儿的“孤单”，认为女儿需要一个伴儿。其实，她不了解8岁孩子的心理发展特点，这个时候的孩子需要来自同伴的友谊，并不是要妈妈给她生个弟弟或妹妹做同伴，而是要学会如何找到合适的伙伴，掌握一些同伴交往策略。林女士如果能从这个角度解读女儿的“孤单”，培养女儿社会交往的初步技能，协助女儿择友，才能改变女儿在同伴关系中被动的局面，成为受欢迎的孩子。

另外，独生子女夫妻需要供养4个老人的事实，的确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但是，随着社保体系的不断完善，这种负担主要是一种心理负担。换句话说，当事人的心理压力来自于如何看待这件事。看得开，就没压力；看不开，压力会越来越大。

公公给我频下生“二胎”死命令

倾诉人/窦小豆（女，29岁，公司主管） 文/本刊记者 玄圭

公公也算是见多识广的人。他退休前是船员，人生的30多年都在海上漂泊，因为常年跑日本，到现在还能跟日本人畅快交流。他动不动就跟我们说：“我们真得跟人家日本父母学习，他们教育孩子那叫一个严格和科学！”

公公思想比较传统，经常对我老公和他哥哥说：“你们只管生，生完后我和你妈负责带，钱不用你们出一分。”原本只准备要一个孩子的哥哥和嫂子，头胎生了个女儿，婆婆很欢喜，公公却有些不满，“得再生个儿子！”哥哥嫂子都在广州打工，两人一个月工资加起来不足3000元。嫂子不想生，公公就三天两头打电话催，“长子不生个长孙叫我怎么向老祖宗交代？”嫂子最终屈服。好在老天有眼，他们第二胎生的是儿子。

我女儿出生那天，公公毫不掩饰他的失落：“怎么又是个丫头？得再生一个！”老公当时就表态：一个都养不起，决不再生。再说了，我们又不是独生子女，国家也不允许。可公公表示无所谓，大不了罚钱呗！

女儿一岁后，公公又开始老话重提，“趁我们还带得动孩子，赶快生。”老公还是那句话：“打死也不生了，把闺女培养好就足够了。”其实只要不提生孩子的事，我们对公公很尊敬，他却动不动就催我们生，每次催完后被我们呛，他也不生气，总是说：“你大哥的儿子就比女儿聪明漂亮一百倍，简直人见人爱。”

他口中所说的聪明漂亮的大孙子，3岁了还说不了一句利落话，个头跟我们家两岁闺女差不多，还脏兮兮地到处捡东西吃，谁家小孩都不跟他玩。邻居都跟我说：“你公公天天夸他那孙子，也不觉得害臊！”连我嫂子都有点嫌弃自己儿子，她跟公公吵架时说：“还不是您非要我生儿子。看看这孩子，我都没脸带出去！”这样一个活生生的“反面教材”，更让我对生二胎恐惧万分。

随着侄子上幼儿园，公公逼我们生二胎的力度愈来愈强烈。我们已经千万次地表态：坚决不生。他也万千次地宣告：一定要生！或许因为我们的反抗，他对我们的女儿不冷不热，有好吃的只给孙子。过年给压岁钱，给大孙女和孙子各500元，给我们家闺女竟然是莫名其妙的140元。

我越来越不愿意回公婆家，公公打电话过来，我总是让老公接。我已经对他的“二胎命令”深恶痛绝了，尽管老公和我站在一起，但我不知道面对这样一个死脑筋的公公，我们的婚姻能否走到底。现在听说国家“生二胎”的政策可能要放开，我吓坏了。可千万别放开，否则，我连唯一的挡箭牌都没了！

专家点评

窦女士公公的催生令只是老年人的一种唠叨，并非不可抗拒，不必放在心上，更何况老公始终跟她站在一起。如果窦女士过分升级与公公的冲突，可能导致老公处境尴尬，反而造成夫妻关系紧张。

孩子都是讨债的，再生一个我得破产

倾诉人/吴倩（女，25岁，会计） 文/本刊记者 叶林

我和老公是毕婚族，结婚一年后有了一个女儿。

孩子的出生给两家父母带来了很多快乐，尤其是婆婆，对孙女更是百般宠爱。身边的同事总是用羡慕的口气说：“吴倩，你真有福气，这么年轻就结婚有了孩子，还摊上一个好婆婆。”

可是我心里的苦，谁又知道？

我和老公都是家里的独生子，按照政策现在就可以生二胎，所以政策放不放开跟我们没关系。自从女儿出生后，婆婆就一直给我施加压力，希望我再生一个。她的理由很充分：“老王家两代单传，我可不希望王家的根断在我手里……”

但对于生二胎我是反对的，现在的生活成本越来越高，从孩子出生到上幼儿园再到以后上小学中学大学，生得起养不起！以前都是养儿防老，可我觉得现在的孩子都是来讨债的。

我的工资并不高，家里的收入主要靠老公，除去房子的月供，每个月的家庭节余不到一万块钱。自从孩子出生后，我发现原本充满小资情调的生活消失了，日子开始变得紧巴起来，对自己喜欢的衣服和化妆品，也不敢乱买了。

我算过一笔经济账：女儿上幼儿园，每个月的学费大概在1500元；参加两个兴趣班一年大概要8900元；家里保姆的工资一个月1500元；幼儿园伙食费，每月要200元……平时给孩子买衣服、看病、买玩具等等，这些都要花钱，平均算起来，孩子一个月的花费没有6000块钱打不住。

养育一个孩子已经快让我捉襟见肘了，要是再生一个，我非破产不可！

专家点评

吴倩反对生二胎，是害怕生养成本影响自己的生活，并非真的不想要。按照她的养育标准，那些月收入6000元以下的家庭怎么养育孩子？有些人之所以成为孩奴，是因为过分攀比造成的，过分看重外部环境对孩子成长的影响，而忽略孩子内在心理成长的重要性。吴倩真正需要反思的，是自己的“孩奴”心态，孩子的健康成长跟高标准的养育成本没有直接关系。

生育风险让生“二胎”成为不可能

倾诉人/墨子（女，36岁，记者) 文/本刊记者 张慧娟

虽然儿子已经6岁了，可每次看到别人怀里抱着婴儿时，我心里都会痒痒，那种感觉我也说不清楚。老公总笑称我是“母性泛滥”，有时会趴在我耳边小声说：“要不，咱们再生一个？”

其实，这个问题我早就考虑过，有时候心情高兴的时候，就随口跟他说：“行啊。”我这么说其实是有原因的，我们老家有个邻居，儿子在15岁时突然患上了白血病，出于各种考虑，夫妇俩打算再要一个孩子，可女邻居已经40岁，想再生孩子十分困难。女邻居的故事对我触动很大，我总觉得，现在很多家庭都是一个孩子，万一有点儿什么事，做父母的可怎么办？

所以，生二胎的计划就像一粒种子，在我心里悄悄发了芽。可是，当我距离自己设定的生二胎极限年龄越来越近时，却犹豫了。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我经历了难产，最后只能剖腹产。这段经历每次回忆起来，我都心有余悸，至今仍然怕听到“分娩”这两个字。每每有亲朋好友即将分娩，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有着各种不好的猜测，这种猜测完全不受我大脑意识的控制。

由于头胎是剖腹产，生二胎的时候仍需要剖腹产，我无法想象为了生孩子，自己还要再挨上一刀的感受。我不是那种为了要一个孩子天不怕地不怕的人，我实在是害怕那种疼痛和不堪。而前几天看到的一则新闻更是加剧了我的担心：北京一家妇产医院里，一位高龄产妇在做羊水穿刺时胎儿被扎死了……家人为了讨说法，拿着扩音器在医院的大厅里喊：“还我孩子！”

我已经36岁了，我知道高龄产妇生二胎要承担一定的风险，比如，生育困难、妊娠并发症，甚至胎儿先天性畸形的发生率和围产儿死亡率都会增高……

对于不可预知的生育风险，我感觉无力面对。我不希望让生儿育女这样原本欢喜的事情变得悲凉，我必须要对自己、对将来出生的孩子负责。我很想再要一个孩子，可我实在没有勇气承担“高风险”的未来。

专家点评

独生子女出了意外很可怕，但生养孩子的过程同样有不少意外。无论什么事情，都存在两面性，墨子总是习惯盯着不好的一面，过分关注那些有风险的事情。墨子内心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难产的经历更加重了这种心结。事实上，墨子面对的不是生不生二胎的问题，而是要学会如何应对有风险的生活，如何寻找内心的安全感。要不然，生下二胎，会增加更多的担心，活得更累。

专家的话

生二胎，

需要做哪些心理准备？

1.先从内心接纳第二个孩子，放弃性别期待

有些人生二胎之前，并没有想清楚为什么要生，只是随大溜儿，有儿子的想要女儿，有女儿的想要儿子，从内心不接受下一个同性别的孩子。这种心态不利于第二个孩子的心理成长，他会觉得不被接纳，受到伤害。一旦父母怀着性别期待的想法，就不能公平客观地爱自己的孩子。

如果你还在犹豫是否生二胎，最好先别急着生孩子，想清楚再要。

2.听听第一个孩子的想法

每个孩子都想独占父母对自己的爱，在生二胎之前，需要跟第一个孩子好好沟通，听听他的想法，尤其是担心自己被冷落的孩子。父母要避免被有关第二个孩子的事情过分吸引，要知道，在多子女家庭中，有差别的爱最伤孩子心。

3.反思生养第一个孩子的得失

在生养第一个孩子的过程中，难免有得有失，既然有机会再生养一个孩子，那么，反思以前的经验就非常重要，避免陷入不良循环。同时，也要面对养育两个孩子可能遇到的新问题，比如老大心理不平衡怎么办。

本刊观点

不要给“生二胎”

赋予太多意义

生不生二胎都有很多理由。

想生的：孩子太孤单、养儿防老、婆婆想要孙子、喜欢儿女双全……

第8篇：对二胎政策的看法范文

“别回家好不好？我们再玩一会儿。”糖糖央求着。可弟弟还是被大人带回家了。糖糖呆呆地看着弟弟远去，嘴一瘪，差点哭出来。

这一幕被站在一旁的糖糖父母看在眼底，爸爸李放犹豫地对妻子说：“要不我们给她生个弟弟吧？”

“不可以”

女儿孤单的背影让李放想起了自己的童年。

1977年出生的李放是家中独子。小时候，父母有时有事出门，就把他反锁在屋里。一个人忍受孤独的滋味太煎熬，李放只好拿起父母为他打发时间而准备的肥皂水，搭起小凳，趴在阳台的栏杆上吹泡泡，边吹边等父母回家。有时一吹就是一下午，“人都成了雕像，下来的时候腿都是麻的。”

“我比他幸运。”糖糖的妈妈沈让兰有一个姐姐，“我和姐姐只相差一岁多，从小一起吃一起睡，上下学也是一路，从没被一人关过‘小黑屋’。大了之后，很多事都是我们姐妹互相商量，我的安全感非常充足。”

能有两个孩子，互相陪伴一起成长，是埋在李放夫妇心里的愿望――“如果可以的话。”

可答案一直是“不可以”。

一般情况下，“双独”（夫妻双方皆为独生子女）家庭才能申请生育第二个子女。若违规，首先要付出的是经济上的代价――根据2004年修订的《四川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凡不符合法律和条例规定生育子女的，将计征社会抚养费；属于城镇人口的，一般按上年城镇人口所在市人均可支配收入的6倍至8倍征收。按2013年成都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9968元计算，超生一个孩子将缴纳至少18万元。

沈让兰是成都市的一名公务员。一直以来，公职人员是被计生政策管束最严的一个群体――多生一个孩子，将使自己饭碗不保。“一般来说，就是‘’。”沈让兰说。

“其实，公职人员在生育二胎的条件上，有着很大优势。相对稳定的收入和工作，将给孩子提供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开放这一人群生育二胎，也能实现优生优育的目标。”沈让兰表示，但重重藩篱让他们无法轻易迈出那一步。

已从四川一大型国企退休的王焕萍，见证过很多公职人员关于计生的荒诞故事。“80年代，计生政策抓得非常紧。尤其是公职人员，别说超生，就是第一胎都得排队等指标。一个同事的孩子小名叫‘四娃’，因为他妈妈在没等到指标时就怀上了第一胎，在单位的压力下只好流掉，结果第二胎和第三胎都习惯性流产没保住，到第四胎才千辛万苦地生下了孩子。”

进入新世纪，尽管计生政策日趋人性化，“家庭连坐”、“强制引产”、“牵牛扒房”的新闻越来越少，但政策对于公职人员的强大约束力仍未消失。某部委一位副主任在6年前辞掉了公务员身份，原因就是妻子怀上了第二个孩子。他坦言，他的第一个孩子是女孩儿，但他非常想再要一个男孩儿，在经过B超确认第二胎为男孩儿后，他向单位提出了辞职。如今，他的第二个孩子已经上了幼儿园大班。“我爱人是独生女，如果按照现在的政策，我就不用放弃公职了。”他颇为遗憾地说。

采访中，多名党政机关女员工均表示，自己所在单位这么多年来极少遇到违规怀二胎的事例，即使有个别同事怀上了，也是要么自己流掉，要么主动辞职。

直到去年，政策有了松动迹象。

有了期待

2013年“两会”上，计生政策的调整成为代表委员关注的焦点。

“希望早日放开对公务员群体的二胎政策。现在的独生子女政策在执行时并不公平，农村独生子女比较少，一些私营企业主也管不到，真正被限制住的，就是那些吃‘皇粮’的公职人员，国家可以处罚、开除，就是不让生第二胎，这样不公平。”一位人大代表在建言中说。

这让李放夫妇看到了曙光。此后，关于计生政策调整的预期一直未淡出媒体话题，直到去年底，“单独两孩”的政策终于尘埃落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称：“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李放回忆起刚听到这一消息时的心情：“政策的首班车让我们赶上了！”从那天起，李放夫妇就焦急等待着四川细则的出台。

3月20日，政策终于尘埃落定――四川省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了《四川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正案》，将原第十四条第二项“独生子与独生女结婚的”修改为“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的”，标志着“单独两孩”政策在四川正式实施。

两小孩心里更踏实

本刊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符合“单独”要求的70后夫妇多已35-37岁，家庭已积累起一定财富，年龄也逼近生育年龄高限，“过了这村没这店”，因此生育二胎的积极性最高。除了前文所述为孩子有个伴的考虑，大多数父母还出于对失独风险的担忧。

早有学者总结出独生子女所带来的九大风险：对独生子女本身来说，包括成人风险、成材风险、婚姻风险和养老风险；对独生子女家庭来说，包括儿女养老风险、结构缺损风险；对独生子女社会来说，包括发展风险、国防风险和责任风险。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普遍进入婚育期，城市“421”式极端简单的家庭数量显著增加。这样的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非常弱，并因此导致空巢家庭、失独家庭大量存在。曾有专家推算，1975―2010年出生的2.18亿独生子女中，有超过1000万会在25岁之前死亡。这意味着有2000万名父母，在中老年时期失去唯一的子嗣。而独生子女的死亡，对一个家庭的打击几乎是毁灭性的。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刘爽告诉记者，“单独两孩”实施后，可以在政策上终止“421”的家庭结构，取而代之的是“422”，可明显增加家庭人力资源，提高家庭抗风险和未来照顾老人的能力，有利于家庭的幸福和谐。“有两个小孩，心里更踏实。”这是采访中有生二胎意愿者不约而同提到的。

不过，一些80后单独或双独家庭对政策的放开表现出了审慎的态度。

“现在的孩子都是金饽饽，确实是用‘金子’养起来的。”在成都一家事业单位供职的王裕，和爱人都是80后独生子女，在年初迎来了自己的“马年宝宝”，但他们表示短期内无法承受第二个孩子到来的经济压力，“我们爱孩子，我们也想享受生活。”但他们对二胎政策放开持支持态度，“无论如何，有了这样一个政策，让公职人员在生第二个孩子的问题上有了选择权，不用因此而担心丢了工作。”

已步入中年的70后单独夫妇正成为家庭中坚，显然会抓住政策机会，积极谋划家庭构成和布局。对于80后来说，选择权已握在手上，也许，现在只是时候未到。

对单位影响有多大？

公职人员渴望政策松绑，而另一个问题是，公职人员所在单位对生育二胎是什么态度？一位不愿具名的政府机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不管一胎还是二胎，生育对女性的工作可能会有一定影响，“如今公务员的竞争也比较激烈，一般30多岁是正科的职位，正是争取提副处的时候，如果这时候生孩子，可能会失去一些机会。”

对于市场竞争压力较大的国企来说，可能顾虑更多一些。“企业的日常管理成本会上升，人员工作效能则可能下降。”一位人力资源部门负责人表示，“企业不会拒绝一个有生二胎意愿的合适人才，只是政策出来之后我们要做好预案，有备无患。”

不过，采访中的大多数单位负责人都表示，对于一个单位来说，即使放开二胎，符合要求、选择生育、并且时间“撞车”的女员工的数量其实很有限，对单位的影响并不大，因此对政策持支持态度。

从人口的总体走势来看，对“单独两孩”政策的热捧，会否迎来人口增长高峰？据人口学理论分析，一个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在2.1的水平，才能达到世代更替水平，也就是育龄妇女平均生育2.1个子女才能在其长大后替代父母的数量。但记者从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获悉，目前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仅在1.2左右，远远低于人口世代更替水平。

第9篇：对二胎政策的看法范文

【关键词】 重商主义;中美贸易顺差;轮胎特保案

一、关于中美贸易顺差的研究回顾

(一)中美贸易顺差原因在于贸易结构失衡

国内许多学者认为中美间的巨额顺差原因在于贸易结构的失衡,按照比较优势理论,中国向美国出口具有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向美国进口资本及技术密集型产品。现实中中国对美出口商品结构与理论基本相符,进口商品结构却远非资源及技术密集产品。中国人民大学李亨将H-O理论下的中美贸易模型与现实中的中美贸易进行对比,认为中美贸易顺差的扩大及加剧,主要责任在美方。“根据H-O理论,如果中美贸易结构严格按照比较优势决定,那么两国的进出口将会基本平衡。中美贸易顺差的主要原因在于中美贸易结构的失衡,而造成这种状况的责任主要在于美国”。

(二)中美贸易顺差统计差异

中国的服务行业仍处于幼稚发展阶段,美国服务业已经发展成熟,美国在对中国服务贸易方面获取了巨额的顺差,这些不会在海关统计上显示。中美顺差统计的只是商品贸易部分,如果将服务贸易纳入贸易统计体系,中美贸易收支会发生很大变化。从中美两国统计计价方法差异、香港转口贸易、转口加成利润、美方忽略服务贸易四个方面也可看出两国在统计数据上存在的差异,若剔除上述因素的影响,两国关于贸易顺差的统计差异会大大降低。

(三)中美贸易顺差与人民币升值关系

美国以中国的巨额顺差为由,频频向中国政府施加人民币升值压力,认为人民币升值,人民币的购买力就会提高,会加大对美国产品的进口,减少对美的出口,从而减少中美顺差,缓解美国贸易收支压力。国内学者主要以实证方法证明了,人民币汇率与中美贸易顺差并没有相互影响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驳斥了美国借顺差对中国汇率制度干预的行为。王胜等通过协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检验发现,人民币升值在短期难以对中美贸易顺差产生调节作用,从长期影响而言,人民币升值的影响作用也不大。

(四)重商主义视角下的中美贸易不平衡

以重商主义的视角研究中美贸易不平衡,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是从中国的重商主义贸易政策角度,认为中国的出口战略大大地促进了中国出口,带来了顺差和各类发展问题,如人民币升值压力、外汇缩水、环境资源以及国际贸易纠纷等,这将不利中国发展。第二种是从美国的重商主义政策角度,特别是在“中国”的背景下,对美国新重商主义政策的产生及特点进行分析,认为新重商主义对中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都有十分不利的影响。第三种观点则结合上述两类观点,针对中国的顺差地位以及美方采取的一系列贸易保护政策,对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进行分析,认为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的出口管制,中国虽然保持贸易顺差,却没有获得实际利益。

二、重商主义视角下的中美顺差分析

(一)中国出口导向政策

从2000年起,中国开始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顺差国之一,也是美国最大的逆差来源国。(从下表可以看到)2000～2008年间,中美顺差增长迅速,顺差从297.36亿美元增加到1708.57亿美元,平均年增长速度达118.64%。顺差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也从39.93%上升到51.19%,尽管到2009年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进出口均下降,其顺差额仍然很大。对比出口额与进口额的增长情况,可以明显看出,出口增长迅速且幅度大,进口增长相比之下较为平稳,出口的增长速率远远快于进口的增长。巨额的顺差更多地来源于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增加。这与中国在对外贸易推行的重商主义政策――出口导向政策,不无关系。

中国的出口导向政策主要有:(1)人民币大幅贬值,1994年汇率改革后,人民币兑美元从1:5.7贬值到1:8.7,使中国出口产品的国外价格大大降低;(2)出口补贴政策,对出口企业实行补贴和退税,使出口产品的价格远远低于成本;(3)大力引进外资,通过税收优惠、设立开发区等措施,引进大量外资,外资企业的出口也是巨额顺差的重要因素。据中国海关统计,2005年外资投资企业的出口额达1675.5亿美元;(4)大力发展加工工业,加工贸易已成为中国对外出口的主要方式。据中国海关统计:2007年我国对美以加工贸易出口达1454.1亿美元,占同期对美贸易顺差的77.9%。通过这些政策措施,加上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中国的产品成功进入具有全球最大消费需求的美国市场,并创下巨额顺差。

(二)美国严格的出口管制导致中美贸易结构的不平衡

据中国海关统计,从1996年开始,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商品结构中机械及运输设备所占份额不断上升,在2006年将近50%,原料类、资源等产品虽有上升,仍未超过20%。在进口方面,据中国海关统计:2007年,中美电子信息产品贸易额答504亿美元,其中,中国对美国出口达419亿美元,而从美国进口仅85亿美元。尽管近年来中国大力推进鼓励进口高新技术产品的政策,但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口增长不大,其根源在于作为我国第二大技术来源国的美国对中国实行的严格出口管制政策。

美国对中国在高性能计算机、信息安全系统、大规模集成电路生产设备等方面实行严格出口管制,并扩大了对华出口管制许可证商品的范围,增加了两国企业开展高新技术产品贸易成本。这使得美国向中国出口的技术密集型产品同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数量上无法匹配,这种贸易结构的不合理导致了中美贸易持续的巨额顺差。

(三)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美贸易顺差变化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大幅下滑,进入2009年,国际市场需求严重萎缩,对中国这个国民经济外贸依存度较高的国家来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从上文的表1可见,09年前三季度,全国出口总额15578亿美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0.9%,其中出口8467亿美元,下降21.3%。对美国的贸易情况方面,前三季度中美进出口总额2118.8亿美元,同比下降15.8%,其中对美出口1573.1亿美元,同比下降16.9%。美国经济下滑是中美贸易额下降的重要因素,与美国愈发严格的对华贸易政策不无关系。

三、中美轮胎特保案的启示

(一)轮胎特保案的简述

2009年4月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提出申请,对中国产乘用车轮胎发起特保调查。2009年6月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以中国轮胎扰乱美国市场为由,建议美国在现行进口关税(3.4%～4.0%)的基础上,对中国输美乘用车与轻型卡车轮胎连续三年分别加征55%、45%和35%的从价特别关税。2009年9月19日,美国总统奥巴马批准对从中国进口的所有小轿车和轻型卡车轮胎,实施惩罚性关税,在原有关税基础上,连续三年分别加征35%、30%和25%的附加关税。中国方面,商务部于2009年9月13日做出决定,对美国部分进口汽车和鸡肉产品启动反倾销和反补贴立案审查程序。

(二)特保案的利益分析

从中国角度看,美国对中国出口小轿车和轻型卡车轮胎实施的惩罚性关税,对中国轮胎出口的抑制作用将会十分明显。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的资料显示,受金融危机和轮胎特保案的影响,2009前八个月,黑龙江省对其主要轮胎出口国――美国的轮胎出口量大幅下降。据哈尔滨海关统计,2009年1～8月黑龙江省对美国出口轮胎22.2万条,下降79.7%。前八个月黑龙江省轮胎出口均价趋降,8月份出口均价为24.4美元每条,同比下降10.9%。毫无疑问,美国的惩罚性关税将予中国的轮胎出口产业以重创。中国对美国部分汽车和鸡肉实行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对本国经济的发展不一定是有利的。

从美国角度看,特保案的发起根源在于美国经济的下滑和失业问题的严重,美国借巨额顺差为由,对中国采取贸易限制措施,以期保护其国际、国内经济的稳定。这种贸易保护政策,对美国经济的恢复是无补于事,甚至可能造成负面影响。

(1)从轮胎市场看,中国出口美国的轮胎市场集中在低端的更替轮胎,美国本土轮胎制造商主要瞄准高端品牌轮胎,其低端品牌生产早已挪出本土,即使中国轮胎退出美国市场,也只会导致美国消费者花更高价钱去购买别国的轮胎,美国厂家也不可能重开生产线而增加就业。

(2)惩罚性关税的举措极易引起中国对美的报复性措施,对美国经济也有负面影响。据中国海关统计:2008年美国出口到中国的鸡肉占其总出口的20%以上。在汽车产业方面,为使汽车产业竞争力恢复,美国政府对汽车业的补贴十分严重,汽车业成为美国经济复苏的重要推动力。若中国真的对美产的鸡肉和汽车实行反倾销和反补贴,美国经济将受到不小的冲击。

(三)特保案的启示

中国的出口导向政策大大促进了中国产品的出口,美国对华严格的贸易限制造成了中美贸易结构的不合理,这两者是中美贸易巨额顺差的重要原因。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下滑致使中美顺差问题更加突出,由此不断引发了中美贸易摩擦。从2009年的中美轮胎特保案中,可以看到两国的贸易战对中美双方甚至是世界经济的发展都是无益,此类贸易纠纷至少在当前是无法避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一直依赖于出口,外贸依存度相当高。全球经济下滑,中国主要的出口国家――美国愈发严格的贸易限制政策,毫无疑问地将影响中国产品的出口。面对此形势,一方面中国政府应该出台相关政策稳定出口,并积极应对不断涌现的国际贸易纠纷,另一方面应逐步改变经济发展模式,扩大内需,使国内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参考文献

[1]李亨.对中美贸易顺差的解析――H-O模型及顺差产生的现实原因.时代经贸. 20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