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胆外科之父精选(九篇)

第1篇：肝胆外科之父范文

患者和家人被这个意外震惊了。更让一家人无法忍受的是，他们后来发现当年医院在给患者做检查时，两份病理诊断上均写有“未见癌”字样，但医生一直没有将检查报告的意义告知患者及家属。是医生误诊还是隐瞒病情？在与医院协商未果的情况下，2006年9月，患者将医院告上法庭。2008年9月27日，法院终于下达了一审判决……

一向健康的父亲突患“绝症”

张雷1981年6月19日出生在北京市宣武区一个普通家庭。父亲张士义和母亲和俊岚都是工人。1998年，张雷考入首都师范大学信息工程学院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2002年毕业。许多单位看中了他，想要聘他去工作。

2002年7月6日中午，张雷从家里出来，到一家约好了的用人单位洽谈就业事宜。下午2时许，张雷忽然接到母亲打来的电话：“小雷啊，你爸病了，你赶快回来吧！”

张雷满头汗水地回到家，发现父亲面色惨白，正蹲在洗手间里呕吐。母亲和俊岚焦急地告诉张雷：“你爸不知怎么了，这些天一直恶心、呕吐，他怕你跟着上火，不让我告诉你。可你刚走他就发病了，这是怎么了呀？”张雷安慰母亲说：“妈，你别着急，咱这就带着我爸去医院。”说完，母子俩搀扶着张士义匆匆来到北京一家著名医院。

医生初步诊断张士义为脂肪肝、胆囊炎。7月11日，张士义正式办理了住院手续，住进了这家医院肝胆内科。其诊断为：病毒性肝炎急性黄疸型；酒精性肝病。医院开始对张士义进行药物治疗。

7月16日，为进一步确诊，医生给张士义做了超声波检查。结果提示：1、胰头部位实质占位性病变？2、脂肪肝（中度）；3、胆囊炎；4、建议CT明确诊断。第二天，张士义由肝胆内科转到了肝胆外科病房。

7月19日，张雷回学校参加应届毕业生就业推荐会，他的叔叔来医院帮着照顾张士义。下午，肝胆外科一位姓张的主任医师把和俊岚及小叔子叫到医生办公室，神色凝重地对他们说：“根据B超和CT检查及临床诊断，患者得的是胰腺癌、肝癌，已到了晚期，最多也就能活半年左右，你们看看这个吧。”说着，将一张CT报告单递给了和俊岚。

闻听丈夫得的是癌症，和俊岚霎时觉得天旋地转，双腿发软，那纸薄薄的CT报告单在她手里变得重如千斤，滑落在地。张雷的叔叔一面扶住快要瘫倒的嫂子，一面从地上拾起那张CT报告单，见上面写着：胆道低位梗阻――胰头颈癌，侵及十二指肠降部及胰系膜上下腔，肝外胆管及左肝管扩张，肝脏右叶局灶性脂肪浸润，胆囊炎。

情同手足的哥哥果真不幸得了癌症，张雷的叔叔顿时惊呆了。随后，张雷的叔叔给张雷打去电话，声音哽咽着告诉侄子：“小雷，你爸肚子里长个东西……不太好，你快过来吧。”

张雷火速赶到医院，找到张医生询问父亲的病情。当听到医生说父亲只有半年的时光了，张雷禁不住泪流满面，心里暗暗地做出一个悲壮的决定：放弃找工作的机会，守在父亲身边，陪伴父亲度过生命的最后时光。

7月22日，张士义的病情突然加重，腹部疼痛难忍，吃什么吐什么，医院向其家属下达了病危通知书。随后，张医生对和俊岚等家属提出一个建议：由于肿瘤压迫肠管、胆管，致使患者无法进食，需要给张士义做具有临终关怀性质的肠胃吻合术和胆肠吻合术。和俊岚听说手术能减轻丈夫临终前的痛苦，便同意给丈夫做手术。

受尽磨难后却发现“绝症”并不存在

7月29日，张士义被推进手术室，接受肠胃吻合术和胆肠吻合术。

8月14日，张士义终于出院了。出院时，医生除了给张士义开了一大堆治疗恶性肿瘤的药物和其他药物外，还特意叮嘱张士义定期来医院检查。

得知自己得的是癌症，而且活不过半年，张士义内心充满了绝望和恐惧，经常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有时张雷半夜起夜，会发现父亲身陷在黑暗中，一支接一支地吸烟，一声接一声地叹息。张雷的心里便一阵酸楚，索性不再睡觉，轻轻地走过去陪伴父亲。

由于心情焦虑，张士义的脾气也变得愈来愈暴躁，经常对老婆孩子非打即骂。一次，和俊岚做好饭，张士义吃了两口，就说妻子的菜做咸了，上去就打了和俊岚一个嘴巴。和俊岚与他争辩了两句，张士义竟然跑到厨房，把铁锅给砸了。随后，张士义又嚷嚷要吃涮羊肉，张雷急忙跑到市场买来羊肉和调料。可等和俊岚给他做好涮羊肉，他却又闹着要改吃烤鸭了。想到父亲就要和家人诀别了，张雷只得忍住泪再次出门去买烤鸭，满足父亲的要求……

癌症不仅让张士义遭受到了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也让他的家庭陷入困境。张士义本来工资就不高，每月只有1200元。病休一年期间，他每月只能领400多元的基本工资。和俊岚为了照顾丈夫，不得不办理内退，一个月也只有二三百元的工资。后来，张士义的单位为他办了病退，他的工资“涨”到了900元，夫妻俩的收入加一起也只有1000多元。就是这1000多元，既要支付张士义的部分医药费，还要给他买营养品，剩下的才能用于全家人的生活开支。由于营养不良和操劳过度，和俊岚的身体每况愈下，患上了贫血、失眠等症。为了节省每一分钱给父亲治病，张雷甚至取消了早餐，每天早上只喝一杯白水。而且，为专心侍养来日不多的父亲，张雷一直没能再去找工作，耽搁了自己的前程。

而且，张士义的病给家人造成了精神创伤。自从张士义被医生“判处死刑”后，和俊岚、张雷以及张雷的奶奶每天都提心吊胆，生活在惊悸、恐惧当中。想到亲人不知何时就会离他们而去，他们的心就如同被撕裂开来，那种痛无以言表。好在张士义单位的领导和同事以及众多亲属给了他们许多帮助和抚慰，他们才苦苦地支撑下来。

转眼4年过去了。2006年6月28日，张士义患了疝气，在北京友谊医院做了手术。由于术后刀口有些炎症，便于7月6日转到该医院的合作单位北京电力医院治疗。

当天，电力医院的医生在给张士义检查疝气手术刀口时，发现他的腹部还有一条近15公分长的手术疤痕，便不经意地问：“你以前做过什么手术？”陪父亲看病的张雷在一旁替父亲回答：“我爸在2002年被确诊得了胰头癌，晚期，这个刀口就是那时候手术留下的。”

“什么？2002年得的胰腺癌，活到现在？”医生惊诧地望着张士义，半晌才对张雷说：“一会儿你们再做个全面的检查吧。”说完，医生有些不可思议地摇摇头。

医生的态度让张雷感到莫名其妙，于是遵照医嘱带着父亲做了B超、血项等检查。经检查张士义各脏器器官形态结构均正常，肝脏除有轻微脂肪肝外并无其他病症。当张雷和父亲拿着各种检查报告找到医生时，医生的话令父子俩震惊不已：“患者除了有脂肪肝外，根本没有胰腺癌。要是胰腺癌晚期，患者早死了！”看到父子俩面露疑惑，医生语气坚决地说：“胰腺癌是癌中之王啊，根本不可能治愈。得了这个病能活4年是不可能的！”

张士义父子变得茫然了：那家著名医院明明确诊的是胰头颈癌晚期，而且给开了大量的抗癌药，怎么到了这里就说不是癌呢？究竟哪家医院的诊断错误了呢？为了确定病情，张雷又陪着父亲来到北京友谊医院，做了全面检查。结果，友谊医院的诊断和电力医院的诊断基本相同：胰腺未见异常。张士义根本没有患癌症。

自己并没有患癌，是那家医院把自己误诊为胰腺癌晚期，张士义百感交集，蹲在医院走廊的地上，双手抱头，嚎啕痛哭。

讨伐刻意隐瞒真相的无良医院

回到家，张雷把电力医院和友谊医院的诊断交给母亲。和俊岚得知丈夫并没有患癌症，惊愕不已，哭着对儿子说：“我原来以为你爸能活下来，是那家医院救了他，也是咱们母子精心呵护才创造的奇迹，我这心里还蛮有成就感呢。谁知道事情的真相是你爸被医院误诊了，这医院可把咱们一家坑苦了啊！”

然而，那家医院不承认对张士义误诊，也不承认医院有任何过失。医院的态度让张雷不能接受，也让张家人感到心寒。于是，2006年9月13日，张雷作为父亲张士义的人，一纸诉状，将北京那家著名医院告上法庭，要求对方赔付医药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人民币396585•94元。

北京市丰台区法院受理了此案。第一次庭审，被告医院辩称：对张士义的诊断没有失误。张士义来该医院就诊时，所具有的症状、实验室检查以及医学影像学检查均显示其胰腺癌的临床指征，医院据此认定张士义患有胰腺癌并对其进行对症治疗和抗癌治疗，是合理的、稳妥的、审慎的。医院没有对张士义的身体造成任何损害。原被告双方争执不下，法院宣布休庭。

医院不承认误诊，家里又没钱请律师，怎么办？张雷陷入了困境。思来想去，张雷决定寻找医院误诊父亲病情的证据。于是，他从法院拿到了父亲从2002年至2006年在被告医院治疗时的全部病历。

面对厚厚的病历和陌生的专业术语，张雷没有气馁，他将父亲交给母亲照料，自己每天早上从家里出来，揣着两个馒头和一袋咸菜，骑自行车去北京图书大厦查看和父亲病情有关的医学及法律书籍，将相关资料抄到笔记本上。晚上回到家，他又上网浏览、学习医学知识和法律条款。日复一日，天天如此。

两个多月后，张雷对父亲所患疾病的相关知识有了透彻的了解，也把那本厚厚的病历“吃”透了。但他的心里没有丝毫喜悦，因为他发现医院对父亲并非只是误诊那么简单。

张雷在父亲的病历中发现，2002年7月26日，CT报告虽然提示有胰头癌的临床征兆，但在胃镜对十二指肠检查报告中明确写着：十二指肠黏膜组织呈慢性炎，未见癌。而且，当时还有一个医生在医嘱中提出，患者没有明显的黄疸，无既往腹痛，怀疑患的是胰腺炎，而不是胰腺癌。但不知为什么，这个意见没有被主治医生采纳；7月29日，医院在对张士义进行手术后的病理切片报告显示：淋巴结反应性增生呈慢性炎，未见癌。

第2篇：肝胆外科之父范文

胰腺癌手术

我们是来自广西玉林的求医者。我父亲今年72岁，因腹部疼痛去医院检查，被确诊患了胰腺癌。由于我们乡里的医院不具备做胰腺癌手术的条件，而且我父亲的年龄又大，受不了长途颠簸，无法去北京、天津的大医院接受治疗，这可把我们全家急坏了，四处托人打听附近有没有优秀的治疗胰腺癌的医生。后来我的一位战友打听到广州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肝胆医院的王捷院长在治疗胰腺癌方面很有经验，口碑也很好。于是我和父亲立即赶往广州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王院长为我父亲进行了详细的检查之后认为，虽然我父亲的年纪较大，但身体状况良好，且没有发生严重的并发症，可以为他做胰腺癌手术。当我得知这一消息后，马上打电话向家里报喜。王院长见我父亲年龄大，立即帮助我们联系床位，并答应尽快为我父亲安排手术。几天之后，王院长为我父亲做了胰腺癌手术，该手术进行了2个多小时。手术很成功，我父亲脱离了生命危险。王院长真是值得我们尊敬和信服的好医生，我心中的感激之情难以表达。在此，我代表我们全家向王院长表示深深的谢意，很庆幸我父亲能遇上这么一位好医生，这份恩情我们全家会永远记得。最后，祝王捷院长好人一生平安！

广西 玉林 张百涛

王捷医生简介：现任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肝胆医院院长、普外科主任、器官移植中心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医学会门静脉高压症学组委员、中华医学会广东外科学会常委、中华医学会广东器官移植学会委员、中华医学会广州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肝胆外科学组委员。王捷院长于1993年获得中山医科大学普外科博士学位，此后一直任职于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他从事临床、教学及科研工作 2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擅长诊治各种消化道疾病，如肝脏肿瘤、消化道肿瘤（胆道肿瘤、胰腺肿瘤及胃肠肿瘤）、肝硬化门脉高压症、肝胆管结石病、腹主动脉瘤等。王捷院长于2005年成功地完成了广州市首例活体肝移植手术，并多次承担省部级科研项目，分别于1997年、2003年获得广东省科技进步三等奖，于1991年被广东省卫生厅授予广东十大杰出青年医务工作者的光荣称号。

上海傅德良主任擅长

用介入疗法治疗胰腺癌

我是来自浙江台州的求医者。2010年初，身体一向健朗的我突然出现了腰背部疼痛的症状，而且在弯腰时痛感会明显加重。我认为这可能是自己在锻炼时运动量过大造成的，于是我买了一些止痛药进行治疗。可一个星期后，我腰背疼痛的症状不但没有缓解，还出现了消瘦、乏力、多尿等症状。在化验了血糖之后，医生发现我的空腹血糖值为12.6毫摩尔/升，尿糖为2个加号，因此诊断我患有糖尿病。我按照医嘱服用降糖药治疗一个月后，腰背疼痛的症状未见任何缓解，血糖依旧偏高，体重减轻了14公斤。于是我再次去医院就诊。医生根据我的病史和症状，马上让我做B超和CT等检查，检查结果表明我患有晚期胰腺癌，并且医生说我所患的这类胰腺癌并不适合接受手术治疗。经家人多方打听，很多医生都认为，区域性动脉灌注介入疗法是治疗这类胰腺癌的最佳方法。于是，我来到了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找到了该院胰腺外科的傅德良主任。傅主任在为我做了检查后建议我立即住院接受治疗。两个星期后，傅主任为我进行了复查，并认为我的胰腺肿瘤与周围血管之间产生了炎性间隙，可以安全地为我进行区域性动脉灌注介入治疗了。数天后，傅主任为我做了介入治疗手术。手术做得非常成功。现在，我已经出院5个多月了，身体各项指标一切正常。在这里，我除了要感谢医术精湛的傅主任之外，还要提醒那些和我患有同样疾病的病友们，胰腺癌是“癌症之王”，治疗此病一定要趁早。 浙江 台州 程昌民

傅德良医生简介：现任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胰腺外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胰腺病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抗癌协会胰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抗癌协会胰腺癌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傅德良主任1989年毕业于苏州医学院医学系，1994年获得上海医科大学外科博士学位，1999年担任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胰腺癌诊治中心常务副主任，2000年担任该医院外科主任助理，2001年5月赴哈佛大学附属麻省总院胰腺疾病中心进修学习。他十分擅长肝道、消化道肿瘤的DSA介入治疗,尤其在诊治胰腺良恶性肿瘤方面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傅德良主任是中国抗癌协会胰腺癌专业委员会最年轻的委员，他十分关注国际上关于诊治外科肿瘤（主要是胰腺肿瘤）的最新动向，率先在国内进行胰腺癌区域性动脉灌注介入治疗，并取得了良好的临床疗效，大大提高了手术的成功率和患者的生存率。作为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胰腺癌诊治中心的负责人之一，傅德良主任主持并开展了一系列关于胰腺癌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在国内首创“大胰腺癌分阶段治疗”新疗法，经上海市科委鉴定，此疗法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第3篇：肝胆外科之父范文

但我却没能接到父亲的健康遗传，刚到中年，身体便开始发福，且毛病不少，有一次在公司加班，还突然晕倒了。这还不算，前不久公司组织体检，结果显示我的脂肪肝比以前更加严重。医生说，再这么下去，很可能会转化为肝硬化甚至肝癌。说得我心惊胆战的，那天回去时手里拎着大包小包的中药、西药，我成了名副其实的“药罐子”。

不知什么时候，父亲渐渐迷上了健身。我发现父亲健身跟其他老年人不一样，别的老年人健身多是散散步，打打太极，运动量都不大。而父亲却选择了适合年轻人的运动，比如长跑。他还买来了哑铃，说是用来加强力量训练的。大概一个月后，父亲跟我商量，要我和他一起健身，说两个人有伴，还可以相互激励。我不想打击他的积极性，便硬着头皮答应了。

从那以后，我开始和父亲一起健身。每天早上，父亲按时叫我起床，我们先站在窗前深呼吸十多分钟，他说这样能扩大肺活量。然后，我们就到户外长跑。跑步对我来说是一项很吃力的运动，没跑多远就气喘吁吁了。父亲就一个劲儿地给我打气，要我坚持，说跑上一段时间就适应了。

父亲一再叮嘱我，尽量少到外面吃饭，最好把酒戒了。在家里，晚饭是母亲严格按照父亲制定的菜谱烹饪的，都是清一色的绿色食品，营养搭配科学而合理。父亲对我说，有脂肪肝的人应多吃蔬菜和水果，因为它们含维生素和矿物质，能加速肝细胞修复。他还要我别吃动物内脏、蛋黄、鱿鱼等含胆固醇高的食物，平时要多喝水，最好是喝白开水或绿茶。

晚上七点，父亲会准时收看中央台的新闻联播。新闻结束后，他又叫我继续跟他一起健身。我们先做五十个仰卧起坐，然后练哑铃，肱二头肌、肱三头肌、胸肌、腹肌等一路练下来，练得我们汗如雨下，练得赘肉越来越少。

第4篇：肝胆外科之父范文

我这个人内秀不足，外向有余，我何不发挥我的优点和长项呢?自己放得下，才能让别人不牵挂。

放得下，首先要正确对待疾病，愉快接受治疗，不存疑虑，不背包袱，既不谈癌色变，又不掉以轻心，细心观察，密切配合治疗。其二，要随心所欲享受生活，刻意追求精彩。我的做法是起居作息、掌勺洗衣都不依靠他人，亲自动手，领略精彩。第三，积极活动，适当远游。年轻时我在文工团工作，兴趣所在乐此不疲，于是参加了两个文艺团体，唱歌跳舞。闲暇时坚持散步，有机会也参加外出旅游。

如今，癌症已离我远去，74岁的我开开心心地面对新生活。子女家人战友都说：老太气色真好，哪像有过癌症的?实践证明：精神疗法确实有着神奇的作用。

“排石国王”王长根和他的排石王国

华　挺

在浙江杭州美丽的西子湖畔，有一位专治结石病的老人，被称为“排石王国”里的国王，他就是著名结石专科中医医师王长根。王长根曾经是公立医院的医生。1989年，他和妻子从医院辞职出来，经杭州市卫生局批准，开设了“王长根肝胆肾结石专科诊所”。1990年他发明治疗肝胆结石的“金钱胆通”口服液，在2000年获得我国个体执业医师中第一个国药“准”字号药品。他又首创无须开刀就排出结石的“分娩排石法”，排出结石之大之多，为中国之最。35岁的女儿王琼从上海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毕业后，经过几年的实践和深造才回到父亲的身边。她跟随父亲坐诊、抄方，逐渐成为一名颇有声望的年轻中医。

第5篇：肝胆外科之父范文

2013年3月，首部针对公民去世后器官捐献的地方性法规《天津市人体器官捐献条例》正式实施。

一组数据也许能反映出我国器官捐献的窘境。2003年我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数字还是零，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器官捐献率达到每百万人0.03例；而在美国，捐献率是每百万人26.5例；欧盟捐献率是每百万人17.8例；与全球器官捐献率最高的西班牙相比（每百万人35例）相差逾1000倍。

过去只要提到器官捐献，大多数人认为是捐献者个人的奉献行为，国家至今尚未形成一个详细而完善的捐献渠道和管理体系，而《天津市人体器官捐献条例》针对器官捐献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首次作出了规范。

在这部《条例》中规定，器官捐献者的近亲属在病情救治需要接受人体器官移植时，可以优先排序；民政部门免除捐献者基本丧葬费用等一系列措施，保障捐献者权益，扩大捐献者范围。

有人解读，这部《条例》的出台，将使更多人加入到人体器官捐献的工作中来。天津市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1日开始实行《条例》以来，全市16个区县的报名人数已达136人，电话咨询人数更是突破了800人。

也有人持不同观点，认为虽然这部《条例》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但是器官捐献的现状远不是出台一部法规就能解决的。

痛苦的等待

春天初生的哲哲是个漂亮的孩子，大大的眼睛，胖嘟嘟的小脸，谁见了都要夸赞几句，他的出生给父母带来了无限的快乐。但他也是个不幸的孩子。出生后，就被确诊为“先天性胆道闭锁”。还没有体会过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快乐，就面临着生与死的考验。

两个家庭的换肝手术

先天性胆道闭锁虽然听起来陌生，但是对于初生的婴儿来说，却是个凶险的疾病。胆道位于肝脏里面，肝脏产生的胆汁要经过胆道流入肠内，最后排出体外。胆道闭锁后，会造成两个表面结果：一是胆汁排不出去，大便没有胆汁的黄色，就成了白便；另外就是胆汁反流到血里，造成皮肤和眼睛变黄，导致胆汁淤积性肝硬化。

所以，对于哲哲来说，治疗胆道闭锁的最佳方法就是在疏通胆道后进行肝脏移植。

“亲体肝移植是治疗先天性胆道闭锁的最佳方案。但是我们都不能给孩子换。”哲哲的妈妈痛苦地告诉记者，哲哲的血型是O型，而她的血型是B型，父亲是A型，血型不配的肝脏在移植后易产生强烈排斥反应。

当夫妻得知无望为儿子做肝脏移植时，“那一刻，感觉天都塌了。”于是，等待捐肝成了他们的唯一希望。

2012年5月，哲哲和父母来到北京武警总医院，等待合适的肝源，等待的每一天，对这个家庭来说都很漫长，而这一等，就是近5个月。

哲哲妈急了，“再等下去，孩子的生命就有危险了。”为了尽快拯救自己的孩子，她想尽了办法寻找肝源。而无意间加入的一个“胆道闭锁互助QQ群”，让她看到了希望。

在QQ群里，哲哲妈发现一个叫团团的孩子，和自己的孩子情况很像。团团的父母也不能给儿子捐肝。而且更巧的是，团团妈是O型血，可以和哲哲配型，而哲哲妈是B型血，正好和团团配型。于是，相互捐肝救子的计划一拍即合。

婴幼儿活体肝移植，是患儿父母或直系亲属捐出一小部分肝脏给患儿，通常是左肝外侧叶，占整个肝脏的比例大约是15%-20%，肝脏有强大的再生功能，因此手术对捐肝者来说风险很小，对将来的工作生活影响也很小。同时捐出的肝脏，在患儿体内也会随着患儿的生长发育而生长。

2012年9月14日，在武警总医院的手术室里，团团和哲哲的手术成功。

提起孩子以前的经历，团团妈告诉记者，“现在自愿捐献器官的人太少了，有些父母都不愿意给自己的孩子亲体捐献，有些父母甚至自愿放弃了孩子的治疗，这让我很想不通。我想将来我老了去世了，我的器官将全部无偿捐献。”

团团和哲哲是幸运的，他们在没有等到器官的时候，偶然间相互发现了对方。但现实中，这样的案例只是凤毛麟角，可遇而不可求。更多的人因为等不到手术，就这样离开了。

Q群里天天都有离开的“天使”

记者加入了“胆道闭锁互助组”“胆道闭锁儿童肝移植”以及“天使的区域”QQ群，这是专为胆道闭锁患儿的两千多名家长所建立的。

正在治疗胆道闭锁病需要做肝移植手术的孩子在互助群、移植群，他们相互讲述经历、有经验的家长则分享自己的经历提供参考，而正在抢救孩子生命的家长或是已经因为该病离开人世的孩子的家长则在天使群。

记者看到，“天使的区域”QQ群里几乎天天都有得不到肝源，而失去移植机会的天使们离开了，家长们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情景，在极度悲伤下，反而显得很平静，只淡淡地说声“她就像睡着了一般”。

入群后8个月，亮亮的爸妈写下了和其他群成员一样的留言：“我的孩子10天前走了”。

亮亮爸告诉记者，孩子蜡黄的小脸、青紫的身体、大大的肚子、体重不足17斤，每个见过孩子的人，都会忍不住落泪。因为肝脏无法正常工作，10个月大的孩子严重肝腹水。因为他们的血型不符，无法为自己孩子捐肝，没等到供体器官的孩子还是走了。

ICU外，夫妻俩哭了一夜。

而令人揪心的情况，在这里比比皆是。昕昕也是一名需要换肝的孩子，她是O型血，妈妈是B型血，爸爸肝脏受过伤不能捐献。当昕昕妈妈得知自己和丈夫无望为孩子做肝脏移植时，痛哭了一个晚上。而现在他们能做的，也只有等待降临到他们头上的幸运。

亮亮爸抽泣着说，“在这个群里，好多和我一样不幸的家长，大概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孩子能得到肝源生存下来。在这个群里，也许我们的经历和安慰能给彼此信心和鼓励吧，除了等待，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不到百分之一的希望

这些也许只是器官捐献极度短缺的一个缩影。

卫生部统计，目前我国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每年大概有150万人，可其中只有约1万人能够得到供体器官进行手术，几率不到1%。其余超过99%的患者都要在无望的等待中死亡。我国的器官需求与供给的比例是150：1；而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的全球平均数是20或30：1；美国是5：1；英国只有3：1。

数据虽然冰冷，但是却让看到它的人们肝肠寸断，因为它直接联系着的是一个个痛苦等待的生命。

“器官捐献者虽然去世了，但其捐献的器官仍然存活，不但救治了移植受者的生命，也延续了捐献者的生命，器官捐献实现了受者和捐献者生命的延续，是人间的大爱。”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郑树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这样表示。

虽是人间的大爱，可是愿意奉献这种大爱的人却少之又少。

2010年3月，卫生部与中国红十字会在全国十余个省市启动了为期一年的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尝试，呼吁依靠公民自愿捐献的器官来支持器官移植手术，旨在探索我国人体器官捐献体系，缓解器官源稀缺。那一年，在十个试点城市中，南京至今无一例自愿捐献者，杭州则刚刚实现了零的突破，河南成功捐献器官者有4人。最新统计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实现器官捐献683例，捐献大器官1869个。

器官移植技术不是问题

器官移植是将某个健康的器官通过手术或其他方法放置到一个患有严重疾病、危在旦夕的病人身体里，让这个器官继续发挥功能，从而使接受捐赠者获得新生。

“当患者通过检查确定肝脏已经不能满足生理需求时，身体状况会越来越差，因为肝脏的功能太复杂了，人工的方法替代不了，保守只能维持生命，可是时间长了，会出现对其它器官功能的影响，潜在的并发症会越来越多。只有当患者身体没有出现并发症，身体状况最佳的情况下，才考虑做移植，这样的话，意外风险也小得多，术后恢复得也快。” 武警总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陈兴国告诉记者。

记者在采访陈兴国时，见到了前来器官移植科做复查的陈云梯老人。他今年84岁了，是2007年做肝移植手术中年龄最大的患者。手术前的他已经接到了医院的病危通知书，后来移植手术很成功，老人术后恢复很好，至今已有六年，各项指标都很正常。

“我们从2002年4月做第一例手术，到现在已经快11年了，累计做了肝移植手术有1700多例，目前手术技术已经非常成熟。”

陈兴国介绍，临床上与手术有关的并发症越来越少，远期的存活率越来越高。如果出现死亡病例，这往往与病人术前本身的身体情况有关，器官移植后的死亡居第一位的是感染导致的死亡，而不是手术本身导致的死亡。比如重肝的病人，由于长期服用抗生素，加上本身体质也弱，除去病发细菌感染以外，可能会潜在出现真菌病毒特殊的感染。

总医院肝胆胰外科主治医师聂洪峰说，“在肝肾移植方面，我国的手术技术很成熟，与国外相比，2006年肝移植的数量仅次于美国，居于世界第二。可以说，国内的肝移植水平已经接近国外的水平。譬如从多方面的手术技术、术后药物技术、术后并发症的处理以及手术中的死亡率可以降低到1%以下，术前术后的过程死亡率降低到3%以下。不仅是手术技术，术后的排异药现在也很好。”

“器官移植手术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它需要重症监护、麻醉技术，包括超声技术、介入技术这些辅助的技术的综合水平，总体手术的技术水平是很高的。”聂洪峰表示。

虽然器官移植从技术上来讲是相对比较成熟的，但是从道义、伦理的角度看，器官移植，尤其是器官的活体移植，比如患者需要从亲属身上移植一部分肝、肾等，还是有些“说不清的东西”。

如果是一个极其健康的人，捐出一个肾，或是一部分肝脏、肺叶，是没有太大影响的，但是人们往往只关注到了摘取器官对于捐献者身体的伤害，却没有把心灵的极度痛苦考虑在内。有专家曾经在病患中做过一些调查，很多活体器官的捐献者心理都很难承受，在手术之后总是做噩梦，国外甚至有过自杀的案例。

事实上，有些人并不想捐献器官，哪怕是为了他的亲人。这显然是和这个社会的价值观相悖的。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主任翟晓梅曾表示：如果对活体捐献这样一个理想的道德行为过度渲染，容易在不自觉中把这种理想的道德行为变为义务的道德行为，这就迫使社会接受这样一个观念――如果你没有把你的器官捐献出来，那你可能就是不道德的。某种压力就会以微妙的形式发生而影响到捐献的自愿性，这是很危险的。所以，在医学界有一个术语叫做“医学托辞”，当供者不想捐献时，医生可以以医学借口加以拒绝，比如故意宣布捐献者乙肝阳性，或是血型、组织配型不成功等。

150：1

我国的器官需求数量与供给数量的比例

国外捐赠情况

―在器官捐献领域，西班牙是当之无愧的领跑者。西班牙2011年的器官捐献人数达到了1667人，创下历史新高。

根据西班牙器官捐献法的规定，所有公民都被视为器官捐献者，除非公民本人在生前表达了相反的意愿，这种意愿可以通过口头或书面进行表达。理论上讲，如果死者生前通过遗嘱表示愿意进行器官捐献，而家人表示反对的话，家人的决定将被视为无效，医疗机关可直接进行器官捐献手术。当然，在实际操作中，医疗机构一般会与家人进行充分沟通，并最终获得他们的理解。

1989年，西班牙卫生和社会事务部成立了国家器官移植中心（简称ONT），该中心负责统筹全国器官的获取和分配，没有通过ONT的移植都被视为违法行为。此外，政府还专门建立部级的器官移植中心，制定全国范围内的器官捐献制度和审核标准，设立以医院为单位的捐献协调小组，注重持续性专业培训。这一器官捐献体系被称为“西班牙模式”。

――在德国，器官捐赠法规定，所有医疗保险机构每年要定期对投保人进行书面询问 “是否愿意在去世后捐赠器官”。医疗保险机构还将向16岁以上的公民派发有关信息并向他们提供捐献卡。公民是否回答询问依然是自愿的。法规通过后，每家医院还将设立专人负责器官捐赠事宜。

为倡导器官移植，德国把每年6月的第一个周六设为器官捐赠日，在这天，德国器官捐赠基金、联邦卫生宣传教育中心以及许多协会都会利用分发宣传手册、免费咨询等渠道提高居民的捐赠意识。

――在美国，器官捐献不分年龄和种族，任何人都可成为器官捐献者。捐献的除了人体组织外，还包括心脏、肾、肝、肺、胰腺等器官。根据法规，要想成为器官捐献者，首先要告知家人和亲属你的意愿，以免在发生意外丧生后引起家人对器官摘除的不安。第二是要填写器官捐献卡并随身携带。填写内容除了姓名、拟捐献的器官名称外，还得有本人及证明人的签名。

在机动车驾驶执照上，除了姓名、性别、出生日期和住址等信息，还多了“donor”（器官捐赠）这个词。驾照不仅是开车的执照和身份的证明，还是一份捐献器官的同意书。这就意味着，驾驶员一旦在车祸中被确认死亡，如果驾照上有“donor”字样，医疗机构就可以对其施行器官摘除手术。

器官捐献

与遗体捐献四点不同

人们对器官捐献的概念和条件了解得并不清楚，混淆了器官捐献和遗体捐献的概念。遗体捐献和器官捐献主要有四点不同之处。首先用途不同，遗体捐献主要用于医科院校的医学研究，器官捐献是捐献给需要的患者移植使用。其次，二者对时效性要求不同，遗体捐献没有时效性要求，而器官捐献须在供者心脏停跳3-5分钟时摘取器官，从而保证器官维持特定功能。第三，二者对于年龄要求不同，遗体捐献无特别年龄要求，器官捐献时捐献者的年龄最好不超过65岁。最后，对志愿者的身体条件要求不同，遗体捐献只要无恶性传染性疾病即可，器官捐献志愿者不能患有影响器官功能的疾病，如癌症、白血病等疾病的患者都无法捐献器官。

猖獗的活体器官黑市交易

据卫生部统计，我国每年有100万人在进行腹膜透析或者特别血液透析，需要进行肾脏移植；每年有30万终末期肝病病人需要做肝脏移植。由于器官短缺，每年成功移植的不到1万例，大多数的患者在苦苦等待中去世。

尸体器官移植减少至两成

据了解，我国器官移植的供体来源主要有三种：死刑犯捐献、亲属间活体移植以及脑死亡和传统死亡之后的自愿无偿捐献者。但是，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收回了死刑核准权，每年被处死的犯人大大减少的境况，以及捐献者需书面同意等措施的推出，使得尸体器官移植数量减少了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

总医院肝胆胰外科主治医师聂洪峰告诉记者，虽然2007年3月，国务院颁布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规定：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买卖人体器官，还规定不得摘取未满18周岁公民的活体器官用于移植。2009年12月30日，卫生部还下发了《关于规范活体器官移植的若干规定》，严格规范了活体器官“摘取”和“植入”的细节。但是，由于“供”远远少于“求”，也导致了非法器官移植黑市的乘虚而入。

一条龙的黑市服务

在走访医院时，记者在一些医院卫生间墙壁上看到很多器官中介的电话，写着提供各配型的肝源、肾源手机号不胜枚举，拨打电话这些器官交易中介不仅寻找愿意售卖肝、肾等活体器官的人，同时也广而告之甚至承诺包办伪造移植手术所需的全套证明文书，提供一条龙服务。

记者联系了一名远在济南自称可以提供“肝源肾源”的中介，他耐心地告诉记者，“医院的手术移植费用那么高，你们需要东拼西凑才能做移植手术，肝源这么紧张，医生会让你想别的办法或一直等下去。医生的话会让你等到绝望，别着急，我们长年和全国各地医院合作，为患者提供最合适移植时机。而且供体条件优越，绝对能满足你的需要。”

这名中介自称给的价格更是全国最低价，甚至声称可以帮助安排医院。“20万元全包，其中包含了供体器官、体检费用、医生红包、身份证明等相关手续。” 中介自称在国内很多城市的医院都有着相关的移植信息，也承诺在手术前不会收取任何的中介费用。

感觉到记者迟疑，他又介绍道：“如您不想到我们的指定医院接受治疗的话，我们会派专人带着供体第一时间赶到您所指定的医院，而且包办医院里面所需要的任何手续。供体出院后与患者两不负责，这点您完全不用担心。同时，我们还会提供一套完备的亲属证明材料，为您免去后顾之忧。”

通过医院，将“黑市”器官“洗白”

而某些医院也在器官黑市中，充当了重要的一环。2012年，我国公开了迄今最大一宗非法买卖人体器官案件。案件中被倒卖51颗活体肾脏，涉案的金额超过1000万元。

案卷显示，与其他肾源中介组织不同，以郑伟为首的团伙倒卖51颗活体肾脏和8颗死刑犯肾脏，都流向了北京一家有肾脏移植资质的三甲医院。通过与这家医院泌尿科主任合作，他对外宣称是这家医院的工作人员，并以该院的名义聘用医护人员。其提供的肾脏也进入中国器官移植手术的正式记录，而不像他的大多数同行那样只能私自手术。

在这起案件中，组织者、中介、掮客和医护人员，通过医院，将“黑市”器官“洗白”。郑伟向警方供述，以互联网为主要载体，一个全国性的肾源中介网络已经成熟，共享资源，互相配合。医护人员、器官受让人以及供主、黑中介之间形成了一个非常严密的利益共同体。

与此相似的是，2011年，湖南郴州警方破获的一起未成年人卖肾案，发生在一家地方医院内。该医院将泌尿科室承包给了一家来自上海的企业，因卖肾者父母报案而事发。

这起破获的案件，艰难地撕开了一条缝隙，使人们能够窥见一些黑器官的“洗白”的端倪。而更多的内幕，却无从知晓。

记者在一些医院寻访中，普遍被告知，“不回答器官来源的任何问题”。当记者在某医院与移植器官成功的患者聊天时，问及是否知道器官供体情况时，这位患者也只说“这些医院都会告诉我们”，然后便不再触及这个话题。而一名身着医院制服的年轻人，在记者和患者聊天时，也始终站在患者病房外，半掩着身子，似有似无地张望着。

2.5万元卖了大半肝脏

其实，只要在网上输入肾源或者肝源，就能找到很多这样的广告。这些广告大多写着“本人长期与医院合作，高回报收购 A、B、O型肝源、肾源”，“患者也可以和我们联系，我们会在最短的时间内给你找到适合的肝源、肾源”等等。

面对每年150万名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的等待，人体器官供需严重失衡，正是这种供需间巨大的需求缺口的客观现实，导致有人以身试法，催生活体器官买卖的“地下市场”。

相关部门曾查处，河南省鹤壁市淇县民政局对面的一栋居民楼，一套简装的三居室里住了十几人，他们都是年轻的小伙子，最大的不过25岁，他们来这里都有着同样的境遇――家穷、缺钱，他们也有着同样的目的――卖器官赚钱。19岁的杨念被“器官中介”介绍到了这里。在这里，杨念被告知卖肾4.5万元、卖肝4万元。

不久，杨念就等来了买家。北京有一个癌症患者需要换肝。在北京，经过体检配型，杨念符合标准，他最终与“器官中介”谈妥的价钱是3.5万元。经过一系列的手续“操办”。一个多星期后，杨念的肝只剩下40%。

然而，拿钱的过程却远非手术那般顺利。在术后将要出院时，杨念仅仅拿到了2.5万元，其余的1万元从此没了下文。而杨念不知道的是，肝的受者花了15万元。为了讨回自己应得的1万块钱，杨念再次找到黑中介，只是没想到等来的却是他们叫来的二十多人。

杨念最终没有等来那1万块钱，每当他抚着时而隐隐作痛的空荡荡的肝区，杨念也只能吞下自己亲手种的苦果。

而近年来在国内，绑架割肾、自愿卖器官最后却人财两空的事件也层出不穷，有的器官中介甚至自己就是曾经的器官提供者。

商业化只能带来更恶劣的后果

在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主任翟晓梅看来，商业化不仅不能解决器官短缺的问题，还可能带来更恶劣的社会问题。“人体器官是稀有卫生资源，如果可以买卖，一定是昂贵的。这必然扩大社会不公正的鸿沟：有钱人享用器官，贫困者出卖器官，进一步加剧社会不公正。有人认为黑市中介为供需双方搭建了一个平台，但实际上出售器官的人冒着生命危险得到的钱是很少的一部分，中间商从中牟取了暴利。而因为有暴利，为了巨大的利润，会启发人们愚蠢罪恶的念头，导致谋杀。”

“只有建立了相关的机构，让人们知道怎么捐，找谁捐，建设一个宽敞的正规渠道，从这里能得到来源，自然就不会寻找其他渠道。而且也应尽快完善非法买卖器官的相关法律法规。” 武警总医院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医师刘煜认为，我国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在2007年5月才开始实施。该《条例》对于人体器官的买卖行为虽然明确禁止，刑法中却并没有直接针对此一行为的罪名。无法实现对买卖器官犯罪的最有力打击。

而在一些发达国家，人体器官的买卖及其相关的商业化操作都有着相应的罪名和量刑。

器官捐献，

亟待填补的公益空白

从法律制度、捐赠体系、传统伦理上，都使中国器官移植陷入尴尬处境。需要等待的原因都是一个，缺少可移植的人体器官。

从今年2月开始，器官捐献将从之前的19个省份扩展到全国所有省份。据了解，今年1月全国统一的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成立，目前该中心已经正式开展工作。今后医院如果获得了一个器官，就必须通过卫生部器官分配和共享系统进行统一的分配。

“器官捐献从2001年开始，由10个试点城市逐渐推广到16个，到现在19个，今年开始要推广到全国。” 武警总医院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医师刘煜说，这个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主要是领导全国的器官捐献工作，具体有以下六方面：宣传动员、报名登记、捐献见证、人道救助、公平分配、缅怀纪念，目前器官分配遵从区域优先、病情优先、儿童优先的原则。卫生部的器官分配和共享系统是卫生部委托香港玛丽医院本着公平、公开的原则建立的，目前已试用了一段时间，还在逐渐完善中。

“白手起家”的器官捐献工作

“截止到3月25日，我们实现了701例捐献，捐献大器官1919个，报名登记器官捐献志愿者是19323人，报名率是0.01%。”在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位于东城区的办公室里，业务部副部长高新谱对记者说。

如此低的志愿者登记比例并不令人奇怪，事实上，中国直到2010年才把人体器官捐献工作提上议事日程。“虽说国家层面上有机构，但地方上没有机构，就是设一个临时办公室，工作人员还是兼职的，也还没有固定的资金来源，你说工作怎么开展？”高新谱向记者表示，除了机构的问题，相关法律法规也急需完善，比如对《人体器官移植条例》面临修订，另外，捐献管理机构还需要出台政策和文件，对工作流程进一步规范。

高新谱介绍说，中国的器官捐献工作总体上是一种卫生（包括卫生行政部门和医院）、捐献者与红十字会的三方参与的关系，红十字下面成立专门的管理机构，从事服务工作，其业务受卫生行政部门的监督指导。“目前只有天津市出台了地方性的法规，接下来要推动各地申请成立管理机构，并出台地方性的法规，还要对专业化队伍的选拔、考核、资质认定、待遇保障进一步规范，另外还要探索政府拨款、医院投入、第三方捐助的资金来源模式。”高新谱认为这是接下来的几项紧迫工作。

只有20%的潜在捐献者会成为捐献者

采访中，高新谱告诉记者他正在对新系统进行紧张的调研，这个新系统就是面向公众的信息联网系统。捐献工作自2010年开展以来，志愿者的登记完全采用手工填表方式，并没有进入系统，“捐献信息系统6月份就要上线，到时公众可以在线报名登记，登记签名后，如果登记人反悔了，除了主动联系我们，还可以在线进行更新。”

高新谱向记者介绍说，每个人登记后都会有志愿者卡，原则上是户籍管理，但所有数据都会汇总到红十字会，在系统上也可以看到适时的统计数据和报告。除了线上平台，将来还会举办各种大型活动，包括公益广告、电影及LOGO的等，公众可以现场报名登记。

相对于志愿者登记，患者濒临死亡时的捐献，称为潜在捐献者。潜在捐献者被医务人员发现后，会和家属有初步接触，然后通知器官捐献协调员，由协调员解释现行的国家政策和科普知识，让家属了解挽救他人生命的意义。不但最后决定权仍然在家属，只有配偶、父母、子女共同表达意愿才能做捐献，而具体捐献手续要在患者真正死亡之后才能办理。

事实上，潜在捐献者并不会全部变成捐献者，除了家属意见不一，捐献者的病情条件也很关键，癌症患者、传染病患者的器官不能捐献。根据统计，只有20%多的潜在捐献者会成为真正的捐献者。不过，高新谱认为，捐献工作的复杂之处还在于需要很多人的参与，“判断死亡的与器官获取的医生要分开，捐献者家属和红会协调员要参与，协调必须紧密，因为还有时间的限制。”高新谱说。

器官捐献后的分配与共享是另外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已于2011年上线运营，由卫生部负责管理运营，医院具体使用。记者提出查看一下这个系统，高新谱在现场的电脑上打开了该系统并浏览了下界面。对于公众较为关注的器官分配的公正性问题，高新谱介绍说，分配原则2010年就已经由卫生部确定了，除了地域优先、病情优先、年龄优先等大的原则，还有很多细则，“具体的原则，是由一系列医学数据决定的，也参照了国际经验，红十字会只是监督方。”

在捐献者和受捐者之间，采用“双盲原则”，即双方互不知晓信息，这也是国际上被证实的必须坚持的原则。“如果捐献者家属打扰受捐者，受捐者隐私会被侵犯，有些还会提出不合理的经济要求；移植者如果想探究捐献者的家属，家属也是痛苦的事情，毕竟是亲人逝去，未必愿意被打扰。”高新谱表示，如果双方都提出申请，还是会安排见面，此外还有一种形式，就是一定时间内所有的捐献者家属和受捐者在一起共同见面，肯定对方在群体里，但不是一对一的，这样心灵也会有一些慰藉。

科学普及是最大的推动力

除了自身的捐献管理平台、体系的欠缺，整个社会的观念和意识是制约捐献工作开展的重要因素。在高新谱看来，要打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传统观念，必须让大家对器官捐献有科学认识，“这件事并不是损毁自己的身体，而是完整地保留下来，佛教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器官捐献不仅是救一个人的性命，而是挽救很多人的生命。”

此外，中国目前没有对“脑死亡”的立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器官捐献工作。根据国外统计，一个人濒死前最后一段时间花费的医疗费用能占到一生的80%，其中有一部分是脑死亡的，即从生物学上已经死亡，没有任何挽救的机会，但受制于传统观点影响，医生不得不去做抢救措施，浪费了大量医疗资源，也制约了器官捐献。

第6篇：肝胆外科之父范文

【关键词】活体肝移植；受体；并发症；术后护理

文章编号：1004-7484（2013）-01-0351-01

1临床资料

2010——2012我中心实施成人LDLT25例，其中男性21例，女性4例，平均年龄40.6（18-58）岁。原发病情况：6例原发性肝癌，12例乙型慢性重症肝炎，3例暴发性肝功能衰竭，其他有4例。24例为右半肝供肝，1例为左半肝供肝。供体情况：15例母亲，5例父亲，其余5例为自愿捐献者。

2并发症观察和护理

2.1腹腔出血

2.1.1发生在术后早期，肝功能未完全恢复，凝血功能紊乱，加之手术应激和大量激素诱发出血和消化道溃疡[1]，术后易出血。除表现为持续性的引流管每小时》100ml血性液体外，可出现高度腹胀、进行性血压下降、红细胞比容降低，患者出现心率加快、脉搏细速、脸色苍白、尿量减少和口干等症状。本组受体共3例发生术后出血，经剖腹探查止血治疗后于术后痊愈出院。

2.1.2护理①密切监测血流动力学的变化及临床表现，及时处理。②监测引流管颜色、性质、量，保持引流管通畅。③及时复查血常规，监测血红蛋白（Hb）的变化。④床边B超监测移植肝血流及有无胸腹水等。

2.2血管并发症

2.2.1门静脉血栓门静脉血栓（PVT）最常见的原因为术前受体已存在门静脉血栓，术中人工血管和冰冻血管的使用，另外还与受体性别、肝硬化程度等因素有关[2]。临床上可表现为血流动力学不稳定、大量腹水、明显的肝功能异常和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出血，也可无症状。本组发生1例，行剖腹探查静脉支架植入术后存活至今。

2.2.2护理①监测肝功能和凝血功能变化，术后根据凝血功能情况使用速避宁等抗凝药物，维持低凝状态，控制PT20s左右。②密切观察临床表现和引流管情况，定时监测引流液细菌培养，对症处理。③协助病人进行床上肢体活动，预防深静脉血栓形成。④尽量避免输注血浆，红细胞和血小板等血液制品及止血药物如凝血酶原复合物。⑤对使用抗凝和溶栓治疗的患者观察出血情况。

2.3胆道并发症

2.3.1胆道并发症是阻碍肝移植疗效进一步提高的重要因素，发生率10-30%，胆道狭窄和胆漏最为常见，约占70%。胆道并发症几乎都有程度不等的黄疸和发热。①肝断面胆漏，量较少，多能自愈；吻合口漏病情较急，本组发生1例，患者术后第11天进食后恶心，腹部胀痛，腹肌紧张，心率明显加快，体温升高，腹腔引流管引出300ML胆汁样液体，胆红素定量为394umol/L，经禁食、充分引流、护肝和抗炎治疗好转，术后1月痊愈出院。②胆道狭窄：表现为反复发热，黄胆，乏力等症状，胆道造影或MRCP可确诊。本组1例吻合口狭窄的患者经两次内窥镜逆行胰胆管造影下行鼻胆管引流、支架植入术后狭窄解除，胆红素恢复正常范围。

2.3.2护理①观察患者临床表现和腹腔引流管情况。②密切监测肝功能，必要时进一步影像学检查以确诊。

2.4小肝综合征

2.4.1移植肝的有效体积不足可引起术后高胆红素血症、难冶性腹水、凝血功能障碍、胃肠道出血、继发感染、肾功能衰竭等严重并发症，临床上称为小体积肝综合症（SFSS）[3]。当移植肝重量与受体体重比（GRWR）

2.4.2护理①加强对肝功能的监测。②在护理中保持低CVP，以利肾脏灌注和肝静脉回流。严格控制24h的出入量和输液的速度。③观察引流液的量，关注移植肝血流及肝脏的恢复情况。

2.5心律失常心律失常是较常见的并发症，我中心发生率为64%，尤以室早、房早及阵发性窦性心动过速或过缓多见，原因可能与术中大量出血；水、电介质失衡及受体的年龄有关。偶发房早、室早无需特殊处理，若发现室早大于6个/分钟或短阵室速及Ⅲ房室传导阻滞等及时汇报医生并予抗心率失常药。

3总结

综上所述活体肝移植术后早期的并发症来势迅猛，在护理中我们只有做到预见性思维和针对性的护理和观察才能及时发现病情变化，积极和有效地对症处理，提高活体肝移植术后受体的存活率。

参考文献

[1]郑树森，主编.肝脏移植.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1：479-480，596-598.

[2]谈景旺，江艺.肝移植术后血管并发症.国外医学外科学分册，2003（1）：17-20.

[3]梁廷波，梁靓，郑树森.小体积肝移植术后门静脉高压状态的意义及其冶疗.中华医学杂志，2005，85（45）.

第7篇：肝胆外科之父范文

宋宏磊1988年1月生于黑龙江绥化市宝山县联合村，毕业于沈阳化工大学。夏艳双是他的老乡，大他三岁，毕业于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早他一年到山东淄博参加工作。

大学期间，两人鸿雁传情定下终身。夏艳双虽然出生于东北，但她却喜欢山东的生活，提出宋宏磊只有到淄博才可以结婚。宋宏磊是家中独子，为了这份感情，他做通了父母的思想工作，毕业当年就到了淄博。

两人经过4年的努力打拼，按揭贷款买了新房，接着领取了结婚证。双喜临门，两人无比快乐。

很快，夏艳双发现自己怀孕了，宋宏磊兴奋异常。怀孕第40天，夏艳双呕吐得非常厉害，呕吐物中甚至带有明显的血迹。宋宏磊吓坏了，赶紧带着妻子去检查。医生说：“胎儿明显发育不良。你们还年轻，不能要个有病的孩子！”直到引产前，他们坚持了5个月。

第二次怀孕，他们格外小心。夏艳双购买了《做妈妈的1000个准备》，认真研读；宋宏磊则精心照料妻子的生活，还特意买来笑话书念给她听。每次产检，宋宏磊都叮嘱妻子：“不明白的地方，一定多问问。”看着大大咧咧惯了的丈夫变得如此细心，夏艳双慨叹：“看来爱情真能改变一个男人。”

胎儿6个月时，医生指着B超显示的胎儿肝门区，平静地说：“这里有异常。”夏艳双的泪立即涌了出来。两个月后，医生很负责任地告诉他们：“胎儿可能患有胆道闭锁或者胆总管囊肿。但是，生命体征很好。”后一句话，像一根稻草，被双双落水的宋宏磊夫妇拼了死命般地抓住。

整天嬉笑打闹的两个人，成了木偶。直到有一天，夏艳双做了一个梦。梦中，一位慈善的长者告诉她：“孩子安然无恙！”她还听到肚子里传来细微的打嗝声：“快，听，孩子在打嗝呢！”宋宏磊也坚定了这个念头：“一定把孩子生下来。”

2015年5月30日，孩子出生了。他们给女儿取名“安然”，寓意“安然无恙”。安然满月那天，他们拍了孩子的满月照和第一张全家福。亲着女儿白白胖胖的小脸蛋，宋宏磊夫妇醉了。

安然满月后，黄疸却没有退去。经过抽血化验，女儿肝受损，“全部指标显示红色，无一正常”。

宋宏磊立刻想到医生的话――胎儿可能患有胆道闭锁或者胆总管囊肿。夫妻俩带着安然来到北京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医生说：“这是先天性胆道闭锁，发病几率约为万分之一。患病程度严重的，会导致毒素和胆汁无法排出，最终肝脏坏死衰竭，平均生存期只有12个月。”

医生为安然切除了胆道和胆囊，把她的肠子和肝门相连，重新建立胆道。夏艳双心疼得落泪，宋宏磊却抱着女儿笑了。

然而，当年8月，因安然是新生儿，身体承受能力较弱，胆囊切除后引发了细菌感染，先后两次发烧，但经过淄博当地医院急救，都有惊无险。

医生反复叮嘱他们，孩子一旦发烧，一定要往胆管方面考虑，千万不要麻痹大意。这导致宋宏磊和妻子每天都如临大敌。

10月6日清晨，夏艳双从噩梦中醒来。她习惯性地一摸安然的额头――女儿又发烧了。宋宏磊看了看持续升高的温度计，心急如焚。他的腿像灌满了铅，抬不起来；身子却像纸，轻飘飘地倒下去。

这一次，安然直接被送进北京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重症监护室。第二天中午，安然浑身发紫，腹部不断膨胀，呼吸极为困难，医生很快下了病危通知。

白天，宋宏磊和妻子都急得睡不着，往往是本应回去睡觉的还没睡一会儿，又来到了手术室门口。晚上，夫妻俩轮流值班。夏艳双发现，丈夫每次签字，手都会抖得拿不住笔。每次看着丈夫签完，夏艳双都会失声痛哭一次，全身发抖。

宋宏磊的母亲在租来的房间里睡不着，抱着唯一一床被子，颤巍巍地走来。老人心疼地说：“孩子，你们受罪了。”夏艳双尽量打起精神说：“妈，这里就不用您操心了。只要孩子活着，我们就有希望。”

最美“馒头哥”，与死神打场抢夺战

第10天，医院接连下了6张病危通知书。医生对宋宏磊夫妇说：“这次很有可能挺不过去了。你们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理性最终还是占了上风。他们商定：“如果万不得已，就将孩子的器官捐助出去，让安然以另一种形式活在这个世界上。”可医生答复他们，孩子患有严重的败血症，多脏器衰竭，即使眼角膜也不能用。

在近乎绝望的时候，他们依然没有放弃。第13天凌晨，宋宏磊紧缩着身体，站在处于风口的最佳观察位置。凉风吹乱了夏艳双的头发，她的手脚也麻木了，眼睛却紧紧盯着一楼手术室。此后，他们没再收到病危通知书，安然被抢救了过来，她顽强的生命力让医生无比惊讶。这13天，对宋宏磊夫妇而言，就像赤脚行走在分针和秒针的刀盘上。

如今，似乎可以松一口气。事实却并非如此，如果不赶紧做肝脏移植手术，安然恐怕活不过一年。宋宏磊打算卖房，可银行不允许5年内违约。而且卖了房，安然就没有家了。

为了避免复发，他们每天要用一个小时左右，给女儿硬灌八九种药。面对安然撕心裂肺般的挣扎，两人心都碎了。医生说，如果能买到肺炎克雷伯针剂，孩子就有救了。

夏艳双夫妇只好到网上发帖求助，在一个白血病群的帮助下找到了唯一的货源，但对方要求至少购买50支，每支300元。也就是说，他们必须先打款15000元，对方才发货。

宋宏磊决定赌一下，幸运的是，款划过去，针剂翌日果真空运至北京。安然被抢救过来。

由于北京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不做肝脏移植手术，他们把安然转移到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准备配型，做最后一搏。因一岁以下患者可以跨血型配型，父女俩配型成功。让宋宏磊崩溃的是，他竟患有中度脂肪肝，不符合捐肝条件！如果三个月内找不到合适的肝脏，等待安然的只有死亡。

宋宏磊平时不抽烟、不喝酒，但是不爱运动，且能吃能睡，体重达75公斤。大运动量的减重是治疗脂肪肝的最佳选择，为了救女，宋宏磊每天早晚各跑10公里。

没坚持几天，宋宏磊就跑不动了。他问妻子：“你能不能和我一起跑？”安然吃母乳，夏艳双自然跑不了，她对丈夫说：“没办法，坚持吧。我不能心疼你，我们别无选择啊。”看宋宏磊实在太累了，她建议丈夫休息两天再跑。可是，第二天一大早，丈夫又起床了。

夏艳双提了一个建议：“你去找一个跑步才能完成的工作吧，还能赚点钱，多少是一种动力。人家骑车，你就跑！”送什么呢？宋宏磊挨家店铺询问，大家都拒绝了。

走投无路之际，宋宏磊想到自己经常去买馒头的馒头店大爷说过，5公里外还有他的客户。他找到大爷，说了自己的想法，大爷答应了他的请求。

就这样，天津街头出现了一个扛着一袋馒头的年轻人，在大汗淋漓地奔跑。

第7天，宋宏磊跑起步来感觉轻盈多了。饿了，他就喝口水或者啃口饼，继续奔跑。

宋宏磊每天只吃干粮和稍加点盐的水煮白菜，几乎不进油水。夜里，夏艳双经常听到丈夫肚子饿得“咕咕”叫，心疼得掉眼泪。有时，宋宏磊饿醒了，就抱起水桶“咕咚咕咚”喝一通。

宋宏磊说：“我必须得把体重减下来。我们无法左右安然病情的好坏，但我可以尽最大努力。否则，我们只能买肝。”可是，仅肝脏移植的手术费用就需要十六七万元，给安然治病已经花了二十多万元。他们只能向亲戚借钱。前6天，宋宏磊每天借1万元，后来就借不出来了。

事情很快有了转机，宋宏磊跑步送馒头的情景被当地记者拍摄下来，“馒头哥”减肥救女的事情不胫而走。无数网友评价“父爱如山”，纷纷捐款捐物；一家健身馆还免费为他提供拔罐服务，以缓解腿部疲劳；一位邻居大爷给安然送来压岁钱，预祝孩子长命百岁。

幸运接踵而至。2015年11月9日，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公益性的众筹平台――北京天使妈妈慈善基金会。夏艳双把“馒头哥”救女的事情上传后，仅5个小时就筹到最高额度为6万元的善款。同时，华夏基金还为他们提供了5万元捐款。加上借到的6万元，手术费基本凑齐了。

宋宏磊的奔跑有了更大动力。他说：“我要打败中度脂肪肝。安然，等着爸爸的好消息！”

经过50天的努力，宋宏磊从75公斤成功减到59公斤。经过体检，没有明显的脂肪肝了。

你若安好，便是晴天

2016年1月13日8点30分，在拥有亚洲最大规模器官移植中心的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里，宋宏磊和安然的肝脏移植手术即将进行。

这场同“肝”共苦的爱的接力，充满了未知数。无数网友默默祈祷――在安然身上，“馒头哥”夫妇倾注了所有的爱，祝福他们――你若安好，便是晴天。

夏艳双握着丈夫的手，非常担心，她说：“宝爸，希望你加油，手术后赶紧跟我说话。”宋宏磊坦然地点点头。

女儿活着，成了夫妻俩最大的幸福。

把丈夫送进手术室，夏艳双顾不上忧伤，赶紧下楼陪女儿。一个小时后，安然也将被推进手术室。

一听到妈妈说“爸爸”两个字，安然嚎啕大哭。在北京治疗的时候，她还不认识爸爸，现在竟然知道爸爸在手术室里面等着她！夏艳双觉得自己的心被女儿的哭声揪得生疼。

哭着哭着，安然睡熟了。看着女儿俊美的脸庞，那一刻，夏艳双由衷感谢自己的老公，如此努力地救他们的孩子。她默默对女儿说：“安然，你多幸运，你有一个天下最好的爸爸。”

很快，安然也被推进了手术室。她不知道，爸爸今天要为她做一件感天动地的大事――用自己的肝去救女儿的命。夏艳双不敢看女儿，只得转过身抹泪。

医生为这对父女采取完全腹腔镜供体获取方式，进行了肝脏移植。15个小时后，宋宏磊200克的肝被移植到女儿体内，并开始正常工作。经过观察，没有排异现象。

院方还为这对感人至深的夫妻提供了视频对话的机会，术后状态良好的宋宏磊对妻子说：“别着急，我没事。”夏艳双点点头，尽量不让眼泪流下来。她说：“老公，谢谢你努力去救我们的孩子，感谢你为这个家所做的一切，有你这样一个老公，我很幸运。”

当晚11点半，这场父女间的生命接力宣告成功。夏艳双悬着的一颗心终于落了下来。她的耳边，不断回响着丈夫进手术室前说给女儿的话：“这次手术只要你挺过去了，以后都是好好的。你就挺过最后一关，咱永远都不再手术了，绝对不会再让你遭罪了。爸爸陪着你，妈妈也在外面等着你，你放心。”

第二天，宋宏磊转入普通病房，安然留在ICU病房观察。由于术后体内有积液，宋宏磊身上插着引流管，按照医生的建议，他要尽早下床活动。

这天吃完午饭，宋宏磊就让妻子扶着，强迫自己下床练习走路。伤口隐约疼痛，他的腰不得不弯下去，脚步像踩着棉花，每走一步，似乎都要摔跟头。但是，考虑到节后要上班挣钱养家，他还是咬着牙关，继续坚持。10分钟的工夫，宋宏磊的额头就滴下了豆大的汗珠。夏艳双紧紧搀扶着丈夫，亦步亦趋。

一周后，安然状况良好，转入普通病房。宋宏磊的腰也直了，伤口没了痛感。

猴年春节，考虑到医院里还有很多没出院的孩子，夏艳双和公公婆婆多包了一些水饺，煮熟了，让丈夫送到病房里。两位老人包下了一切家务，什么都舍不得让宋宏磊夫妻干，赶着他们出去逛逛。这也是他们到天津看病以来，夫妻俩首次逛街。夏艳双给安然买了件新衣服，也给公婆每人买了双新袜子。宋宏磊感慨地对妻子说：“以前没时间，也没心情看，今天一看，天津这座城市可真漂亮。”

第8篇：肝胆外科之父范文

那是在1978年，毛江森领导的研究组用半年时间深入到浙江杭州、宁波、绍兴一带农村进行流行病调查，发现水乡地区黄胆肝炎发病率极高。有一次，他到西湖区袁浦镇一个自然村调查，看到一家5口全部得了黄胆肝炎躺在床上。调查发现这个自然村有41%的村民患了甲肝，此情此景，使毛江森极为震惊，促使他下决心研究甲肝病毒、研发疫苗。另一个使毛江森震惊的是1988年上海甲肝大流行，32万人集中发病，一时人心惶惶，整个城市处于半瘫痪状态。为了降服甲肝病毒这个恶魔，让人民群众不受其害，毛江森研究组下决心研究甲肝病毒和疫苗。

要进行病毒研究，必须先收集病人的粪便和血清，因为甲肝病毒就藏在病人的大便里。有好长一段时间，毛江森科研组到杭州郊区农民家里和一些医院，去收集肝炎患者的粪便和血清标本。当时没有专用车，收集到的标本在用塑料袋装好后，只能乘公共汽车送回实验室，偶而臭味难免外溢，也会引起乘客不满，不得以而为之，天天如此，干了近三个月，共收集了501份宝贵的样本，供分离病毒和研究组发病机理之用。他们用这些标本用先进的放射免疫和电子显微镜等方法分离出了我国第一株甲肝病毒，稿清楚整个发病和免疫时序。论文在国际著名的杂志发表。

经过几年的奋力研究，毛江森带领科研人员取得了一项又一项研究成果。他们在分离出甲肝病毒（HAV）后，又发现红面猴和恒河猴对甲肝病毒有感染与免疫反应，从而建立动物模型，并证明甲肝有隐性感染。随后，又在研究中发现甲肝病毒在组织培养细胞内有增殖现象，并测定了病毒的基因序列。这些成果为培养甲肝减毒活疫苗毒种(H2减毒株)，研制安全有效的甲肝减毒活疫苗奠定了基础。1991年，毛江森和他的助手们研制成功了世界上唯一的甲肝减毒活疫苗。临床使用表明，这种疫苗安全有效，只需打一针就能产生类似自然感染样的终身免疫效果， 1992年，卫生部批准批量生产甲肝疫苗并在全国推广使用。该成果在1993年荣获国家发明二等奖、卫生部科技进步一等奖、浙江省科技进步一等奖，被收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大科技发明成果选集》，同时获得国家专利局颁发的专利证书。2005年，印度政府批准使用我国研制的甲肝疫苗，近年来，还有近10个国家批准使用该疫苗。甲肝减毒活疫苗的大规模生产和使用，使甲肝的发病率大幅度下降，解除了甲肝病毒对人类生命的威胁，凶狠无比的甲肝病毒终于被降服了。

毛江森研究甲肝病毒和活疫苗前后花了12年时间，其中，在培育毒种、研究工艺的过程中虽然遇到了无数困难，但那个5口之家身受病痛折磨的情景和上海甲肝大流行严重教训，给了他克服困难的巨大勇气和精神动力。古语说“医本仁术”,毛江森以他数十年的从医经历和医学研究实践诠释了这个医学真谛。正如他所言：“我是一个出生于小山村的农家孩子，经历并不平坦，吃了不少苦头。但是，一生都想为百姓减轻一点病痛，并将永志不改。”

毛江森出生在浙江省江山县一个毛姓聚居的小山村，父母务农，幼年时体弱多病，曾多次濒临夭折。得麻疹，一病就是40天。读高小时，他因为体弱，体育不及格，按校规应当留级，好在校长看他学习成绩优秀，准许他继续读书。1951年，他在浙江省立杭州高级中学读书，本想以同等学历报考数理专业，父母亲的一封来信，使他改变了志愿。信中说，“你从小体弱多病，将你带大实属不易，你还是学医吧。”他想到，家人深受病痛之苦，弟弟夭折，姐姐多病，农村的孩子从没有见过穿白大褂的医生，也没有吃过一片西药。农村无医无药，生存很不容易。于是他便报考了国立上海医学院。毛江森在上海医学院读了6年医学，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学医走的是一条奉献之路。上医倡导的公医制精神给了他极深的影响。上医有一批精神高尚、学术一流的名教授、名医生，他们治学的严谨求实、对病人无微不至的关爱，一直激励着他在从医和科研的道路上发扬上医的社会主义公医理念，无私地贡献出自己的心血和精力。

第9篇：肝胆外科之父范文

胆结石癌变率大于1%

如今，国人胆结石的发病率越来越高，这与饮食结构的改变密切相关，主要是生活条件的改善，高饱和脂肪和高胆固醇食品的大量摄入。当然还有居住环境、体重指数、脂肪肝病史、糖尿病史、胆囊疾病家族史、性别等因素也与胆囊结石有关。

研究表明，胆囊癌合并结石的比例在80%～100%，从结石角度上看，胆囊结石的患者中有1.5%～6.3%发生胆囊癌。在国外也类似，临床上每切除100个胆囊，就会发现1例胆囊癌。结石对胆囊黏膜的慢性刺激是重要的致病因素。一般来说，胆囊结石越大发生胆囊癌的几率越高，胆囊结石直径大于3厘米比直径在1厘米以下者，其胆囊癌的危险性增大10.1倍，胆囊结石大于1厘米的患胆囊癌的几率是没有胆囊结石者的29.9倍。

癌变很难早期发现

胆囊癌是一种非常可怕的恶性肿瘤，我认为其恶性程度甚至超过了胰腺癌和肝癌。这类肿瘤的发展进程极快，临床上除了切除胆囊后意外发现胆囊癌，早期很难发现，等到发现，基本就是中晚期。

肝胆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靠近肝门位置的胆囊癌，非常容易侵犯到肝脏和周围的淋巴结，非常容易发生远处转移。这样也就导致中晚期胆囊癌的手术切除率很低。在胆囊癌手术中，也经常出现这一幕：医生打开腹腔一看，肿瘤转移的到处都是，想切除也没办法动刀了。

除了手术以外，化疗、放疗等其他治疗方式对胆囊癌几乎无效。从生存率来讲，中晚期胆囊癌基本没有活过5年的。所以，胆囊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基本一致。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胆囊癌现阶段几乎不能治疗，只能预防为主。那怎么预防呢？我的观点是一旦发现胆囊病变，还是切除胆囊为妙。

胆囊癌虽然可怕，但它的发生还是有迹可循的――主要是胆囊结石、腺瘤息肉。尽管这类良性病变发生癌变的总体几率非常小，但如前文所说，一旦发展成胆囊癌，死亡率极高。

胆结石手术有误区

目前，导致胆结石患者纠结于是否手术的，大体有以下几个误区。

其一，国人的传统观念中，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是不能轻易摘除的。

其二，有传言说胆囊切除之后，容易引发结肠癌。我认为这是毫无依据的，结肠癌的发病原因和胆结石类似，主要也是饮食结构的改变。